文字共和国

我编辑了文章。

由于推特被马斯克收购，推特掀起了一片难民潮。#Twittermigration 成为了热门关键词。在马斯克宣布收购推特的几天之内，另一个社交媒体长毛象一下子新增了超过10万名新用户。

推特上也有不少中文用户，有人已经萌生去意。那么长毛象的中文圈又如何呢？让我们重温libgen的这篇“长毛象（Mastodon）中文圈小介绍”。

什么是长毛象（Mastodon）？

转自1234.as的介绍

Mastodon，中文称为长毛象，是一套软件系统，通过它可以建立一个类似微博的网站。1234.as 是使用 Mastodon 建立的网站之一，称为 Mastodon 的「一个实例」，类似的实例还有很多。

实例之间用户可以互相发现彼此，并评论、转发、私信，就好像在一个网站一样。

实例之间还可以「复制」、「冗余」信息：假设A站用户小明被B站用户小红关注了，那么A站小明发的嘟文也会保存进B站的数据库，小红看到的小明的嘟文，实际上是来自B站保存的内容。

在两个以上的实例之间这种信息交换与冗余持续发生，成千上万的实例互相组成了 Mastodon Fediverse Network，俗称长毛象宇宙。

鉴于长毛象的开放特性，个人还是推荐注册 https://mastodon.online，之后你可以关注任何兼容 Mastodon 的服务器上的人。如果你要注册以下实例（部分为审核邀请制），请自行遵守它们的服务器规则。

（转）中文长毛象联邦宇宙纪事

https://m.cmx.im（草莓县）

服务器规则

长毛象中文站是一个开放，友好，有爱的社区。长毛象中文站主题为喵，汪，各种动物，社交，科技，编程及生活。发言内容只要没有明显违法内容均不禁止。无论你的兴趣点是什么，我们欢迎友好、热情、乐于分享的朋友。

免翻墙镜像列表：https://unblockcmx.netlify.app/

https://alive.bar （活吧）

服务器规则

你好，欢迎使用 alive.bar 社交媒体实例。 alive.bar 仅仅是一个服务器位于美国的网站，它使用了「长毛象（Mastodon）」服务。

https://o3o.ca

服务器规则

欢迎来到o3o/嘟站！这是一个泛话题社区，无论你的兴趣是什么，你都可以自由地通过发布"嘟嘟"来吐槽一切、摸鱼扯皮。本社区由加拿大O3O.CA运营，我们相信由社会组织运营基本通讯软件和设施是必要的，它们不应被控制在大型企业和政府手中。

https://1234.as

服务器规则

本站服务器设立于海外，面向全球华人服务。本站与「反华势力」或「亲中团体」无任何关联，并不代表或归属于任何组织。建立此站的初衷仅为满足个人爱好和便利，并不涉及任何政治诉求或政治目的。本站将致力于营造「理性客观」的思想氛围，反对极左或极右，倡议用户辩证地看待问题与矛盾，认同接受群体的多样性和事物的多面性。

https://bgme.me （饼站）

服务器规则

以上五个是长毛象中文圈比较热门的实例了，更多长毛象中文实例，注意不要使用在中国大陆ICP备案的实例。如果你有推荐的实例，欢迎评论。

怎么在长毛象找到有趣的人？

1. 逛逛NeoDB，在你喜欢的书或影视下面找同好。
2. 检索特定的实例，如@m.cmx.im。部分实例开放用户名录。
3. 检索特定关键词。

其他和推特类似。

不要说“读书笔记”啦，这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欢迎质疑，共同探讨。

既来之则安之，不如干脆在这里住下吧，然后——

不负你的聪明才智，再写几篇精品，怎么样？

读书笔记：

1.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状态，其源动力是对于精确性的不断追求

2人类计量时空尺度的工具，从有机物变成了无机物，从而拓展了人类可以理解的时空的范围

3 秩序的起源在时间上是机械时钟，在空间上是经纬线

有哪里不对的地方吗（小声）

我又被@了好几次。

如今很多工厂的大型设备由电脑程序操作，街上的红绿灯通过电脑遥控，家用电器也实现了智能化。尽管电脑智能化普及，然而电脑并不能自己做这些事情，而是操控机器来自动化处理。人类社会，仍然处在机器时代。

什么是机器？也许我们可以从机器和工具的对比中了解一些端倪。

机器和工具的发展过程，是人类试图改造环境的过程。在出现工具之前，生物只能通过改变自身来适应环境，比如增生毛发抵抗寒冷，或在冬天冬眠。而有了工具和机器之后，人可以做衣服、盖房子，而不用去改变生理条件。有人说美国科幻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屌丝都是通过身体变异来获得超能力，比如美国队长和蜘蛛侠；而高富帅都是通过外在条件获得超能力，比如钢铁侠和蝙蝠侠。人类，就是生物世界里的高富帅。

而工具和机器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对于使用者的技能的依赖程度。人类很早就用工具，石器时代就有石斧、骨针等工具。人类的工具越来越精细，但工具对手工艺的技术要求仍然很高。钢针的发明并不等于人人都能产出精美的织物，绣工必须有高超的技巧才能绣出龙袍。到了提花机的年代，只要会扔梭子，提花机就可以自己绣出精细复杂的花样。

一般说来，机器强调功能专门化，而工具则强调灵活性。比如一把刀，可以削木头，可以切水果，甚至可以用来拧螺丝。而机器部件已经标准化固定化，无法用来做其他的事。操作机器的工人，其主观能动性也越来越降低，由技术性和创造性的动作（绣工的技巧），变成只要反射性的动作即可（扔梭子）。

机器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就越要求部件的精确，时间控制的准确，同时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也越高。可以说机器文明的核心，就是标准化；而标准化的起源，是秩序。

秩序的对立面是混乱。在长期的战争混乱之后，人们自然会产生对安稳和秩序的渴望。秩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罗马帝国解体，社会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人们在教堂和修道院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尽管外界纷纷扰扰，但修道院的高墙之内是神圣的场所，与世俗生活的飘忽不定反覆无常相比，这里只有铁打的日常，周而复始。

圣本笃（又称圣本尼迪克特，480-547）写下了《圣本笃准则》，确立了修士们的修行规则，强调生活上的秩序化，在时间安排上，每天要在固定时间7次祈祷。在7世纪的时候，教皇萨比尼阿纳斯在训令中要求，修道院和教堂的钟声每24小时要敲7次。当时欧洲有4万个教堂和修道院遵循圣本笃的教规。为了遵守教规，敲钟的时间必须要准确。因此按时提醒敲钟人的仪器就是这种生活下的必需品。

大概在10世纪的时候，出现了水力驱动的水钟。水流虽然川流不息，但动力时大时小，有时还会停止。有的地方用日晷，但日光在冬天和夏天的投影有区别，阴天以及晚上更是用不了。

13世纪，欧洲出现了机械动力钟表，教堂和修道院的钟声比以往更加准时。这些钟声，也让周围村镇城市的居民受益。人们可以利用准时的钟声协调生产生活，从遵守上工时间，按时提供服务，到按时记账和按时分配。于是人类社会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有人甚至认为，圣本笃的信徒及其严格的秩序，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奠基人。

时钟出现以前，人们用自然界和有机体来衡量时间。农民用农业生产的时节来划分时间，牧羊人用母羊生小羊的时间来度量时间。人类对于时间的测量只能是单向的，就像生物体一样经历出生、生长、发育、衰老和死亡。而机械钟的出现，让人类对时间的测量脱离了生物体，成为了孤立和抽象的活动，人们对时间的意识也越来越普遍化了。

由于脱离了有机体的限制，时间的测量可以更加精确。在公元1345年左右，一小时开始被划分成60分钟，一分钟开始被划分成60秒。这种抽象的划分时间的框架，让人们可以更加精确地规划生活和生产。由于脱离了有机体，时间可以进行抽象的度量和计划，于是变成了可以增加和节约的东西。使用省力的工具，可以节约时间；通过协调生产，效率可以提高。计算时间有这么多好处，人们就有了通过观测天体运行来更准确地计算时间的要求。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时间和空间

14世纪的钟表出现了面板和指针，时间的进程转变为空间的运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在这之前，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识是分离的。在中世纪，空间并不具有测量性，只有象征性的价值。在中世纪的绘画中，人物的尺寸悬殊，完全按照重要性来安排：圣徒和天使的尺寸大，而凡人和罪人的尺寸小。中世纪的制图学，陆地、海洋的距离完全都是象征性的。由于时空分离，中世纪的叙事方式是时空错乱的或时空平行的。在宗教题材的图画上，经常能看到一个圣徒形象多次出现，在他积德行善的善举旁边，就是他被抓起来砍头的画面。

到了14世纪，出于测量精确性的需要，诞生了透视学。透视让物体之间的距离都变成了定量的关系。在新的绘画上，人物和物体的大小，不再按照重要性排列，而是按照远近。通过在画面上调整物体的位置，画家创造出了空间。为了表达出合理的空间感，画家必须对某个物体出现的位置有恰当的解释，因此直线匀速运动的概念也被引入。这一理念引入制图学，就出现了经度线和纬度线，地理位置变成了可以测量的抽象概念。

有了精确的地图，人们对于旅行的兴趣就增加了。这种兴趣还产生了其他的关联效果：人们对于道路安全性的要求，希望有更坚固的船只，并且希望有更准确的航海测量工具，如指南针和星盘。从技术角度上，人类具备了大航海的条件。

时间和空间范畴原本是分离的，现在结合在了一起。时间和空间都可以测量，那就说明时空有一个起点，时空也有限度，这就动摇了早先对于永恒的概念。对于无限的东西，人们无法征服，只有崇拜。而对于有限的东西，那就可以征服和利用。机器时代，人们开始制造出了远距离射杀敌人的枪炮，达芬奇设计出了飞行器，韦塔纳设计出了自行车的先驱两轮车。

对于测量的重视和对时空的新态度，影响人们对于永恒的看法，加重了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人们开始抓紧时间，利用时间，开始测量一切，用数字描述一切。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思韦伯所称的“数字浪漫主义 (romanticism of numbers)”--由数字而生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精神文化。

"当全体人民的想象力都转向了磅礴的数字，这种数字的浪漫主义对商人中的诗人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When the imagination of a whole people has once been turned toward purely quantitative bigness … this romanticism of numbers exercises an irresistible appeal to the poets among business men)”

这一切，都起源于人们对于秩序的追求。

这篇文章at过你一次，除此外我没有编辑过这篇文章。@47小管家 不知是不是bug？

如果再出现通知和我说下，我把文中的at编辑掉。

乳包 = 生娃怀孕

三胎 = 多次乳包(“三”有“多次”意)

国家鼓励三胎 = 国家鼓励多次乳包

为什么经常@我？

我至少收到这篇文章的七八个@了。

就像是平安银行打电话骚扰我，而我会告诉打骚扰电话的接线员说我不支持共产党执政一样。挂电话或者标记为垃圾电话不足以惩罚他们，甚至让停止他们继续骚扰我这种委曲求全的目的都达不到。我只能在电话里引入克苏鲁，期待他们被铁拳砸。

我想和自由意志主义者讨论一下。如果我把电话骚扰者绑架一个星期，期间播放骚扰电话录音给他们听。那么把他们放出去后他们势必会报警抓我。我思考到后续引发的不公，决定然后让他们消失。那么这种情况算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吗？楼主的帖文似乎只是针对社会总体而言。但是没有讨论过中国这种司法无能不公的情况下个人行事的准则。

“乳包”里的“乳”是通假字，通“辱”

“乳包”这个词，或许你并不陌生，并且可能每天都在撸起袖子加油实践着。今天啊，我吃饱了没事干，突然起了好奇心，在古汉语中“乳包”是什么意思呢？于是我就去调查了一下，发现了令我十分意外的结果。

“乳”，在先秦竟然是“生育”的意思。并且，只有人和鸟类生育才能叫做“乳”，而哺乳动物生育则只能用另外一个字，“产”。如果想表达普遍的、不限物种的生育，竟然要用文字的“字”字，那时候，“字”还只是生育的意思，而我们现在理解的“字”作为“汉字、文字”的意思，在先秦还用“文”来表达。

乳字，左孚右乚。左边的“孚”字在小篆里的字体就像一幅画。上半部分是鸟的爪子，下半部分是树杈上一个蛋。结合起来，就是鸟的爪子抱住自己蛋的形状。右边的“乚”则是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神鸟，殷商王族自认为的祖先——玄鸟的符号。

《诗经·商颂》中第一首就有提到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玄”指黑中带有一些红色，天派黑红黑红的鸟临凡，生出了商人的祖先，居住在茫茫殷土。不过呢，这个黑红黑红的“玄”鸟，人民群众一般亲切地称呼它为“燕子”。

众所周知，商王是卵生的，所以人的生育，和鸟类一样，应该用“乳”。“乳”字在中国古人的四种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中属于“会意”。左边画成孵蛋的样子，右边用代表燕子的字符，自己看了之后去猜意思吧，看图说话，这就是“会意”。

“包”字又是另一种造字法、也是更原始的造字法——“象形”造出来的。“包”字下面的巳，用小篆书写的时候是完全被“勹”包裹在里面的，画出来就好像一个胎儿没成型的样子，所以“包”字的意思是“怀孕”。

所以，“乳包”连起来念，在古代汉语里的意思是“生娃，怀孕”。你可能觉得荒唐，“乳包”怎么可能是”生娃、怀孕“呢？但这可不是我乱说的。查找一个汉字的最初意义，也就是词源，有一个好地方可以去。那就是能找到的中国最古老的辞典类工具书《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东汉许慎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标注了文字在造字时代的本义和在东汉时的字音。至于造字时的字音是什么样子嘛，emmm……现代有很多种说法，比如王力的二十九部古韵和三十三声母；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甲骨文时代汉语是没有声调的，声调是后来语音变化的产物。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一个字甚至在做名词和做动词的时候都会有不同读音（破读），但写法却相同，所以古代汉语的发音是相当难考证的。“说”字作名词读作shuo作动词读作shui，“骑”字作动词读作qi作名词读作ji，这都是先秦汉语破读的遗存。当然现在，已经被统一规范了。

顺便提下上古的读音可不是这样，“说”字的两个读音在上古分别是hljot和hljots，可以看到有非常繁复的复辅音（发一下试试，舌头卡住了吗？），并且用加不加-s来表示词义/词性。这个-s，后来就很可能演变成了去声（第四声）。

语音是一直变化的，字典对于语音的规范几乎是对已有变化追认的形式，即“shui服记起来太麻烦了，我不管你们读书人怎么规范，我们老百姓就是爱读shuo服”，所以字典也只好追认“shuo服”。这里也体现了语音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属性。它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老人和年轻人就是该有一定程度的沟通障碍，这种事情就像刮风下雨一样的正常。人类可以像通过人工降雨等方式改变自然降水多少产生一些影响，但终究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完全控制它。语言也是如此。

说得有点远了，回到词义的问题好了。“乳”的词义既然只是“生育”，那么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奶”呢？这就是词义的自然引申。人类的语言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从猴到人需要描述越来越多的复杂现象，甚至是抽象的内容。所以，词义在使用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变化方式更接近于人类大脑自然的联想方式。例如“乳”，本来的意思是生猴子（商朝王室说了，猴子是卵生的），人们从生猴子想到得给这小猴子喂奶，“乳”就有了“奶”的意思。人们将“生育”叫做乳的“本义”，将因为生育引出的一系列联想给这个字带来的词义叫做“引申义”。

之前提到的“字”字，在现代汉语里的含义就是其引申义，而本义的义项已经消失了。“字”字本是个会意字，“子”在“宀”下。刚才说到“孚”字的时候，提过了子字是树杈上一个蛋的形状；“宀”字从甲骨文开始几千年里都曾是一个独立的汉字，指房屋。所以结合起来，看这个字画出来的图，古人就能看图猜测，“字”这是指生育，新生出来的小家伙在房子里。今天“字”这个字的字义（为什么这句话感觉很别扭？），就是从“生育”这个意思派生出来的。

上古用“文”表达今天”汉字“的意思。追溯到文明的开始，文字主要是以“象形”这种造字法造出来的。例如“行”字，你现在直接画出来一个十字路口，就是它甲骨文的形状。字形变成今天的样子，是四千年演变的结果。

随着文明的发展，象形字却显得不够用了。比如人类开始学会了表达抽象概念了，人们发现抽象概念也没法画成象形啊？再比如，人类终于学会了分辨那么多树的种类，可是全画成象形也分辨不出来啊？这怎么办呢?于是中国先民就试着用“形声”造字法造字，简单地说，就是用半边象形看图，半边用已有的字表示读音的方式造出了更多的字。也就是说，先秦的“字”，是以已有的“文”为基础拼凑出来的，这使人联想到“文”（独体象形文字）生育出了“字”（由多种部件构成的非象形文字），“字”字就有了沿用至现在的“汉字”的意思。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原本“生育”的意思却随着渐渐无人使用而消失。

“长者”这个词也是像这样，在四千年里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而来的。“长”这个字，创造时的本意是“两端的距离大”，后来人有了抽象概念的意识，“长”就开始表示“长度”；因为这个抽象概念又被拿去衡量了时间，所以有了“时间长久”的意思；时间长久了（+1s），可以让人联想到人存活的时间长久，于是“长”又开始形容年纪大；那么，年纪大的人……不就是长者嘛！

哦对，“长”和“者”这两个字本来是相互独立的，”长“作形容词，“者”作为助词接在动词和形容词之后，在语法上起到将其名词化的作用（英语的ing？）。在汉语由以单字词为主到双字词为主的历史进程里，渐渐就固定成了“长者”这个双字词。在先秦，还是单字词占优；但到了汉代，双字词已经全面逆转了。

好嘛，我也不知道我都在说些什么，莫名其妙写到这里了。总之“乳包”和“长者”的古今词义演变，你学废了吗？

嗯......要不要你做一张图试试呢？或是找张已有的具体说明一下也可以。

也不能说“不规范”，只能说经过了几千年的流变，有些字词的本义已经被取代，然后另造了或者另改了一个字，比如“莫”这个字，本意是黄昏，后面逐渐被表达否定的意义取代，然后黄昏这个意思被另造了个“暮”。原本古汉语里“是”这个字有“这”的意思，后面逐渐被指示和表达肯定的意思取代，表达“这”意义被近音字“斯”给取代了，所以“是人”这个用法逐渐被“斯人”取代。大家都觉得“斯人”比“是人”更加读的通，然后都记成“斯人”了

数学三大领域各大子枝做好区分，以时间演变分化各个学科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q-and-a/iranian-feminism-and-all-these-different-kinds-of-veils

By Isaac Chotiner

November 2, 2022

Iranian Feminism and “All These Different Kinds of Veils”

学者 Homa Hoodfar 讨论了当前的抗议活动和头巾背后的复杂政治。

一名示威者在为 Mahsa Amini 的死亡举行的抗议活动中。

过去两个月，在22岁的伊朗库尔德妇女 Mahsa Amini 被拘留和死亡后，抗议活动震动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政权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消除异议，这些异议尤其集中在伊朗妇女被迫戴上头巾的问题上（Amini 被逮捕显然是因为她的头发露得太多了）。 为了讨论抗议运动的现状以及伊朗社会的裂痕，我最近与人类学家 Homa Hoodfar 通了电话，她是蒙特利尔康科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的名誉教授。她的研究范围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和伊朗，特别关注妇女在穆斯林社会中的地位，以及面纱的政治问题。（2016年，出生在伊朗的 Hoodfar 因"涉足女权主义"而被当局逮捕，在监狱里呆了三个多月。）

以下是我们的谈话内容，为保证篇幅和清晰而进行了编辑。我们讨论了伊朗最近的抗议活动的独特之处，她在监狱中的经历让她对伊朗政权有了新的认识，以及神权政府如何在无意中削弱了伊朗人和伊斯兰教之间的联系。

这些抗议活动与伊朗历史上的其他抗议活动有何区别？

在许多方面，包括社会的所有不同部分。伊朗妇女一直是非常政治化的。1905年，她们是宪法革命的一部分。她们是195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然后，她们是1979年革命的一部分，也是2009年大规模抗议活动--绿色运动的一部分。但他们的关注点从未成为抗议活动的中心。这是第一次，抗议活动实际上是围绕着妇女的关切和妇女的问题而展开的，而且男人也站在她们身边。对我来说，这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抗议活动并不是从城市开始的。他们从小城镇开始，并扩散到各地。他们包括所有年龄段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我们的策略是不搞大规模的示威，就像2009年那样，当时有数百万人上街，安全部队很容易就把他们镇压下去。

现在，他们实际上是在不同的空间和街区进行多次、较小的抗议集会。政权和安全部队不得不分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死亡人数比其他起义期间更加有限，但是，当然，有些人估计被捕人数为1.2万人。其中许多人是年轻人，许多是儿童。

你认为为什么这些抗议活动有这些不同的特点，这些东西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2009年，这些要求主要来自中产阶级。而且人们还对这个政权的自我改革抱有希望--它仍然有回旋的余地，可以与公众进行谈判。但在2019年的起义之后，以及当时发生的暴力压迫和杀戮，当这个政权懒得宣布有多少人被杀，有多少人被关进监狱时，伊朗人看不到任何改革这个制度的可能性。目前的抗议不是为了与这个政权进行谈判；抗议者想要一个不同的政权。

我们有经济问题，有高通货膨胀率和巨大的失业率。但政府所关注的是社会的伊斯兰化，妇女，妇女的穿着，以及儿童在学校的表现。这就告诉你政权和公众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他们根本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因此这场运动不是一场改革运动。我认为一场社会革命已经发生。它是否会成为一场政治革命--这还有待观察。但事实是，人们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这个政权。

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不同种族的人--这在伊朗的背景下非常重要--都加入了统一战线，这使它非常不同。这是充满希望和鼓舞人心的，但也非常令人担忧，因为我知道这个政权会使用极端暴力。前政权当然是暴力的，但它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无论是在公众中还是在国外。这个政权已经不再关心形象。

你所说的"前政权"是指革命前的沙阿，还是指1979年后政权的早期化身？

不，我是指沙阿政权。在某些方面，我认为现在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选区。他们知道自己在穷人和工人阶级中拥有固定的选民，但是，自2017年以来，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一层。现在他们唯一的选民是安全部队。你可以在只有安全部队支持你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几年，但我认为该政权要继续希望获得任何形式的稳定是有点不可能的。

你似乎在暗示，妇女有社会需求，她们的愤怒被加剧了，因为政权关注的是社会问题，高于一切。

是的，这正是我的意思。如果，至少，该政权能够提供经济改善，也许社会的某些部分会原谅他们，忍受他们，并希望他们以后会改革。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在过去的六七年里，伊朗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许多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已经沦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只是没有足够的食物，更不用说其他任何形式的生活奢侈。这意味着，人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觉得这个政权在提供服务--他们处理COVID的方式，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处理。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伊斯兰化。

有一个统一战线，不希望有这个政权，宗教人士也有这种情绪。一些宗教人士宁愿有一个世俗政权，因为他们意识到，当你有一个伊斯兰政权时，一部分人就会接管，它就会毁掉我们的宗教。

几年前，当我还能去伊朗时，我正在采访一位商人。我问他是否觉得革命带来了他所期望的东西。他说："在伊朗国王统治下，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有清真寺、上帝和伊斯兰教。在这个政权下，我们仍然什么都没有，但我们也失去了伊斯兰教和上帝。没有人愿意去清真寺。每个人都取笑伊斯兰信仰。这就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这确实解释了我今天在伊朗看到的情绪。许多宗教人士对这个政权利用伊斯兰教为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服务感到失望。

在一篇旧文章中，你写道："通过观察霍梅内伊领导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重新引入的强制性面纱和加拿大穆斯林妇女的自愿面纱，我认为，虽然面纱一直被伊朗国家和男性用来作为调节和控制妇女生活的手段，但妇女也利用同一制度来放松强加给她们的父权制束缚。" 你能谈谈你在那里想要论证什么吗？

人们把面纱看成一块布，但面纱一直是一种政治制度，特别是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从殖民时代开始。我在看加拿大的面纱，我意识到很多妇女戴面纱是因为她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她们不觉得自己可以完全打破家庭关系，也不想这样做。但是家庭在限制她们，因为她们不希望自己的名誉和荣誉受到质疑。他们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强加给这些年轻女性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文化传统。

许多年轻女性想去家乡以外的地方上大学。父母绝对不同意。他们说男孩可以去，但女孩不能去。但是，当女孩们戴上面纱时，很明显，她们在向社会宣布，她们受到伊斯兰教习俗的约束--不存在关于她们不道德或从事非伊斯兰教事物的问题。因此，她们中的许多人戴上了面纱。她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和朋友一起出去，或者去大学学习，或者参加政治讨论。而且，因为他们戴着面纱，家人都为他们感到非常自豪。

有了面纱，他们可以告诉父母："不要把你们的文化强加给我。我是一个加拿大穆斯林，我遵循伊斯兰教的道德规范，但我不必遵循你们的文化习俗。" 这使他们有能力进行反击。

但是，在伊朗，通过强迫妇女戴面纱，穿黑色、棕色或灰色的长袍，他们甚至剥夺了选择你想穿什么颜色的最基本权利，即使你确实想戴面纱。妇女们开始反驳，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她们一直在反抗，首先是穿不同的颜色，然后是不穿带帽的黑色长袍，而是穿manteaus。然后 manteaus 变得更短。再然后 manteaus 变得更亮了。

他们已经削去了试图控制他们的政权，但国家可以告诉你穿什么的原则仍然存在。许多人说，"我们只是希望国家把它的手从我们的身体上拿开。无论我们是否想戴面纱，他们都没有责任和权力来告诉我们"。

在你以前的作品中，你对西方人如何看待穆斯林妇女表示关切。在同一篇文章中的某一点，你写道："一方面，这些大多是人为制造的东方穆斯林妇女形象被用来驯服妇女在西方世界对平等的要求，提醒她们比穆斯林同行好多少。另一方面，这些东方和负面的刻板印象是西方主导文化重新创造和延续关于其优越性和主导地位的信念的机制。西方女权主义者通过购买面纱的种族主义构造，并参与日常的种族主义事件，迫使穆斯林妇女在反对种族主义或反对性别歧视之间做出选择。" 你在那里所做的批判是你在过去几个月西方对伊朗的报道中所看到的吗？

我仍然担心，但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社交媒体带来了重大变化。当我在九十年代做研究时，当我谈到面纱时，许多人想象的是黑纱，在那里你只能看到眼睛，没有其他东西。现在，人们看到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面纱。

看看法国的辩论。人们仍然非常关注妇女遮掩自己的问题，这是父权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告诉人们什么是对他们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而不是提供一个自由选择的环境。面纱已经成为一个不太有力的象征，但我们已经将关于穆斯林社会的殖民假设扩展到所有穆斯林；现在它包括男人、女人、清真寺、移民。我不确定它是否一定更好，但肯定它已经被改变了。

2009年，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CNN播放了所有这些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这些伊朗人都戴着围巾，但这些伊朗人看起来就像其他在街上抗议的年轻妇女。日复一日地展示这些示威活动，使人们变得人性化。之前，伊斯兰共和国及其人民被妖魔化，被视为不理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无法与之交谈的异类。将公众和政权区分开来确实是一种转变。现在，我们又看到这种转变有机地来自妇女。

我想简单地谈谈你的被捕。你能告诉人们你在监狱里待了多长时间，以及这段经历是否改变了你对政权的看法？

2016年，我正要离开伊朗，他们就带着六七个人带着枪和录像机闯进我的住处。我有一些客人，他们都是那种支持政权的人。[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对与谁交谈没有立场。这对我来说真的很奇怪，因为我一直在往返于伊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当然，我始终保持低调。我没有发表很多我的伊朗材料，因为我不想让和我一起工作的朋友陷入危险。

有男的开始说："你来到这里，你正在破坏我们的国家。如果你不打扰我们--'你们'指的是女权主义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与此同时，他们正在搜查我的衣柜和书架，突然，我想分享这个，因为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在我的书中间，他们拿出一面折好的旗子。我把它放在我的书中间，因为，当我的伙伴和我一起在伊朗时，有人给了他这个。

他们把它拿出来，好像他们找到了绝对的证据，证明我在那里执行中情局的任务。他们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这是一面旗子。" 他们只是嘲笑我，说："什么旗子？" 我告诉他们，"这是一面巴勒斯坦国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所有言论，所有这些人--其中两个是非常高级的人，他们后来继续审问我--没有一个人认出是巴勒斯坦国旗。

他们总是用这种解放的语言来促进自己的利益。我陷入了争论。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知道这些，就像他们知道伊朗国旗一样。从那一刻起，整个审讯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敌对。我在那里被软禁了三个月。然后我上了法庭。我被保释了三个月，然后，最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埃文监狱（Evin Prison）。我在那里呆了112天，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非常小的牢房里，甚至没有毯子。我经历了45次审讯，其中一些审讯持续了8或9个小时。

他们对你的 "涉足女权主义 "提出了这种荒谬的说法，但你认为你所学习、写作或思考的哪方面最让他们反感？

实际上，他们知道的不多。他们逮捕我是因为他们听说我和妇女事务部长有一次会面，他们想利用这一点说我来伊朗是为了影响选举。议会中只有九名妇女，在选举中增加到十七名，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革命。

有趣的是，他们也对我对社会的理解感兴趣。他们会审问我，当我给他们举出不熟悉的例子时，他们会继续讨论，而我则面对墙壁坐着。有时我觉得我在教育他们，或者几乎是在讲课，但他们不会让步，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他们会重复同样的事情：C.I.A.已经把我训练得很好。

另一个让我非常难过的方面是他们一直说他们必须保护革命和政权，而不是保护国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保护这个政权。与国家毫无关系。

政权的反对者们是否将此作为他们宣传的一部分？政府对政权进行防御，但却没有一个更大的伊朗国家的意识？

改革派做了，特别是在1997年至2005年[Mohammad] Khatami总统任期内。有些人可能会继续采取这种做法，但今天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因为很明显，该政权不愿意向其他想法开放，特别是考虑到上次的总统选举。一些人投票是因为他们被告知如果不投票可能会失去工作。在总统[Ebrahim] Raisi之后，第二高的得票人是一张空白票，这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人民仍然尊重并希望拥有自1905年以来一直争取的投票权，但他们并不希望看到这个政权。所以他们实际上投了空白票，而且很多通常会投票的人都懒得去投。

这是个有趣的答案。我是想问一些不同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反问一下，这种认为政权不代表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独立的东西的想法，是否可以用来召集和团结反对派？

是的。所有这些口号，波斯语的口号，实际上表明这个政权没有关注国家。他们谈到了统治和治理之间的区别，而且他们非常清楚，这个政权在统治国家的同时，并没有治理国家。换句话说，它充其量是把人民当作臣民，而不是公民。安全部队在保护政权而不是公众。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你在寻找什么，作为这场起义，或革命，或任何东西的健康的标志？关心伊朗和对伊朗感兴趣的人应该注意些什么？

除了抗议之外，我希望看到制定一个路线图。起义，甚至打倒政权，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路线图，说明如何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国家想要的东西，尽管有所有的分歧--这就是我们在沙阿统治时期犯的错误。我们认为，一旦沙阿走了，我们就会有机会坐下来谈谈。目前，我认为这是一场社会革命。我们当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提出革命要求的阶段，但革命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不成功，就像我们从历史上知道的那样。

经历了1979年发生的事情，以及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我想人们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们必须做好更多准备，而不仅仅是说他们不想要什么。我希望看到起义和抗议活动能阐明他们想要什么。“妇女、生命、自由”的口号是非常进步的，但我们希望看到他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它。

同样重要的是，在伊朗境外有大量的伊朗人在给予支持，这在以前的起义中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在2009年。这一次，它是非常有组织的。最近在柏林有一次示威，有八万到十万人参加。在多伦多和华盛顿也有示威活动。所有这些都表明，伊朗的起义有其全球性的一面。♦

蛮喜欢这类偏向于经济史的东西的。可能是我个人的感觉吧，网络上的历史内容太偏向于英雄史观了，但细微的经济/技术上的事情叠加在一起，或许才是历史走向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吧。

我觉得这只是一种分类方法吧。

如果是你作图的话，会画成什么样子的呢？

数学只能有这么点枝杈真是.... 你不提学科的演化、分化，交叉融合学生物的分类树也就算了，连外国大学的专业分科都不会抄吗，如果某门学科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应该摆地基

对哦，毕竟马克思没有朝鲜特色，不能体现朝鲜人民的主体性。

真要說的話，屬於霍梅尼主義或它的的一種變體吧

嗯，”共产主义“这个用词是越来越少用的，但倒是不会避讳。讲到历史事件的时候，该用还是会用的。

只是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渐渐地被”建设主体强国“的目标所代替了。

”马克思主义“倒是几乎全面被”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替换了。这里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主体思想+金日成金正日同志阐明的革命与建设的理论与方法。虽然主体思想的基底就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但反正都是建设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那么......为什么不把马克思的名字换掉，换成伟大领袖的名字呢？

简单的说，是的。

哈贝马斯的重点在于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全世界都面临系统对资本主义理性化对日常生活的殖民。

是否是说，哈贝马斯所说的“殖民”是“系统”对于“日常生活”的入侵和异化？

共产党自认为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无限夸大自己的钢铁意识。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这与黑格尔（其强烈影响了马克思）的“精神哲学”有关。我认为这一脉哲学为了弥补有神论世界观断裂之后的信仰空洞，将抽象理念、意志、精神提升到了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每个人的自主性，会偏向于每个人各自偏好的领域，如果没有外力，无法集中起来。为了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有“首领“领导人民，将人民的自主性集中起来，向着同一个伟大目标前进。人民群众想要成为历史的主体，需要有党和伟大领袖将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

主体思想强调人民群众——不仅是无产阶级——应该投入思想自主性的斗争，认为一部人类史，就是毛泽东定义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了实现社会政治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史。

哈哈，我都不知道朝鲜依然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一直觉得他们早就放弃这种说法了。

说到“想要实现真正的主体性/自主性就要听首领的命令放弃各自的主体性/自主性”，感觉这基本上就是集体主义的思维，或者说用辩证法论证了**“集体是为了个体的存活，所以个体要为集体牺牲”。**

肉体的生命是有限的，社会政治的生命却是永生的，人应该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惜牺牲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实现永生。而伟大领袖就是这套永生系统的中心，伟大领袖指挥党，党指挥群众，让群众人人都可以拥有自主的社会政治生命，成为革命的主体，拥有永恒的生命。

政教合一了，领袖就是教主。这点我看习近平主席也打算赶上。

摩登时代不是针对官僚体系，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在中国政治学课本里很早就用摩登时代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

哈贝马斯的生活方式殖民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随着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全球化波及的地方，都被卷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固有的官僚体系特性，更容易深陷系统对日常生活的殖民。

传统的反殖民话语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因此往前走一步就是去殖民，在第三世界国家寻找替代品，寻求文化的多样性。并且容易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因为你不能批判一个“无所谓好坏只是不同”的东西。中共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这样嘛。

而哈贝马斯则是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把卷入全球化的地方都算进去，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消解中共的话术。

可不是同时代，《城堡》写于1926年，《摩登时代》已经是1936年了。而且《城堡》涉及的面更广，是整个官僚系统（不仅如此，城堡也可以表示其他象征），《摩登时代》主要还是工厂的流水线吧。

卡夫卡还有一个短篇《海神波塞冬》也很有意思。

波塞冬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伏案计算着。管理所有的海域，使得他的工作十分浩繁。他本来可以随意要到他所需要的助手，而且他的确有大批助手，可是由于他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认真，他总是把所有的账目亲自再查看一遍，所以他的助手们对他很少用处。谈不上他喜欢这项工作，他之所以干它，仅仅因为这是他的一种义务，的确，诚如他所说，他曾多次申请调换一件较为愉快的工作，可是每当人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的时候，他总感到不中他的意，认为还是他目前所担任的职务更适合于他。总之，要为他找一件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人们毕竟不能派他去主管某个特定的海洋。这是因为，那里的计算工作不少，但更为琐碎，除此之外，伟大的波塞冬毕竟始终只能担任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职务。再说，要是给他提供一个与海洋无关的职位，这个想法就会引起他的反感，他神圣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他古铜般的胸膛就会上下起伏。顺便提一下，人们其实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他的抗议。当一个强有力的人感到痛苦的时候，别人必须装出对他让步的样子，尽管在这种事情上双方都毫无希望。从来没有人真正考虑过把波塞冬从他的职位上撤换下来，从太古时起，他就被任命为海洋之神，这是无法更改的，只能是这样。

最使他生气的是——这也是引起他对自己工作不满的主要原因——他听到了人们对他提出的各种意见，例如说他经常手持三叉戟，驾着马车在海潮中遨游。事实并非这样，在这期间，他倒是坐在世界海洋的深处，不停的算账，偶尔旅行到朱匹特那儿，目的仅仅是为了打断单调，而且通常总是怒气冲冲，扫兴而归。就这样，他几乎没有观看海洋，只是在匆匆攀登奥林匹斯山的途中，飞快的瞥上一眼，到那时候，也许会出现一个安静的时刻，就在末日快要来临之前，在检查完最后一笔账目之后，他还来得及做一次快速而短暂的旅行。

哪用得着这种高级玩意，同时代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不就是典型的螺丝钉么

很有启发！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就是对官僚体系理性化的绝佳注解。卡夫卡的梦魇在疫情下的中国却成为了活生生的残酷现实。

有关【殖民日常生活】（colonize the everyday），哈贝马斯曾经提过一个概念，“生活世界的殖民”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这个概念的确是在一篇叫“内殖民理论” （the theory of internal colonialiazation）的文章中提到的，但哈贝马斯的“内殖民”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内殖民是不同的。

一般意义上的内殖民指的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将殖民主义用于民族建构，比如重组既存的语言和风俗，进行标准化，强迫不同的民族共享同一共性，消灭文化差异。

而哈贝马斯的内殖民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用法。他把世界分为生活世界 (life-world) 和系统 (system) 这两个二元对立的概念。生活世界是指日常生活领域，其中的科学、艺术、道德等领域越来越专业化，与日常实践中的传统割裂开来，科学、文化和道德以其内在的专业逻辑运作，并试图使日常生活屈从于专业标准（比如设定一个很高的道德标杆），而日常生活又习惯于依赖传统，这两者之间就出现了裂痕。在传统生活形态开始瓦解的时候，政治经济领域的系统律令就长驱直入，闯入日常生活世界，对日常生活进行殖民。

哈贝马斯所指的“生活世界殖民”，不同于欧洲于其他地方之间的殖民，或者殖民者统治被殖民者，而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问题。**资本主义让经济关系变得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国家让日常生活有了官僚体系的理性化（bereaucratic rationalization） 。不管是西方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凡是与资本主义和国家有关的地方，都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

哈贝马斯这个理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反殖民并不需要从第三世界找一套替代性的方案或者进行“去殖民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一种普世价值替代方案），因为资本主义随着全球化已经无孔不入，全世界的生活世界都在资本主义和国家有交互关系的领域中被“理性化”给殖民了。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固化的官僚体系，这种殖民甚至更彻底。生活中的各种制度、规则、监控，都是日常生活殖民的体现。从这个角度，似乎可以理解“占领华尔街运动”，这是一种抗拒生活世界殖民的方式——不是反对某些人或某个阶级，哈贝马斯淡化了阶级——而是抗拒一种体系。而在中国，微信创造了自由沟通的假象，却创造出人们对它的依赖，没有了微信中国人就断绝了外界联系，寸步难行。摄像头、信用分、健康码甚至海外警务站，都是在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对人们的生活进行着殖民。 @拿铁小鹿

明白了，谢谢。查了查瓦哈比主要在沙特。

瓦哈比，撒拉非这些是逊尼派的原教旨主义的一些分支，伊朗当局显然是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种。

求科普。

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非瓦哈比主义。

nani??

@natasha 什么时候出书！

@natasha

不断补充中……（等补完了写个总结）

历史：

• 西方世界的东方印象（一）：丝绸之国和瓷器之国
• 西方世界的东方印象（二）：中国风chinoiserie和日本风Japonisme
• “何意百炼钢，化作绕指柔“，谈谈中国古代的钢铁冶炼技术
• 华夏民族从哪里来？
• 皇汉思想的来历（1）清朝时期
• 皇汉思想的来历（2）严复与“亡国灭种”
• 鸦片在清朝是否曾经允许合法进口？
• 怎么看待鸦片战争？
• 不可知论（agnosticism）、赫胥黎与英语

政治和社会：

• 超市食品充足，春兰楼顶抗疫——上海的“波将金村庄”
• 对最新辱包单曲《可习不是尼》填词作者Ambrosia的专访
• 由奥迪汽车广告抄袭事件想到的
• 打算润的人，你准备好了吗？
• “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够理性，一下子放开选举，会不会选出个小鲜肉当总统？” --论【孔多塞陪审团定理】
• 对部署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士兵背景以及收入的分析

艺术：

• 伦勃朗的拔士巴：色情与欲望，还是屈辱与忏悔？
• 原创、挪用与NFT
• 介绍harcourtromanticist的香港后抗争时代的作品《香港明天更好》

https://2047.one/t/8355 作者：陈士杰

海外民运大概创始于1980年代初，标志性的事件是王炳章创建《中国之春》杂志。

早期海外华人社区普遍受到国民党的影响，所以普遍都是反共的。

《中国之春》当时在海外华人社区的影响，比今天中共扶持的亲共媒体和法轮功媒体加起来都大。我见过几位台湾的老立委和老国代，他们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几乎都看过《中国之春》。

民运在1980年代茁壮成长，早期中国公派的留学生，绝大部分都参与过民运活动。民运的支部在西方各大学校遍地都是，和今天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差不多。

民运的最顶峰是在六四事件，当时民运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大城市的活动，能够召集到近万人来参加。海外华人十之八九都支持民运。

民运在1990年代初期依然盛气凌人，学自联、民阵这种新型组织也给民运带来新鲜血液。

1990年、1991年的纪念六四活动，也能找到不少人来参加，非常气派。

民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邓小平保证改革开放要继续维持下去，不会回到毛泽东时代。

1992年邓小平南巡意味着六四屠杀之后的国内肃杀结束了，海外华人回国经商就业的也不少，海外民运参与者也就越来越少，尤其是大陆来的留学生，几乎都刻意迴避民运，为了就是不妨碍未来回国。可以说国内新东方崛起的时候，民运就已经不行。

民运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变质了。由于民运新人越来越少，民运人士很多又没有正规工作，所以就要给自己找钱找出路。通过民运办政治庇护的移民赚钱模式就生成了。甚至出现了民运人士拿李登辉的钱帮台湾政府做特务，这种非常荒唐的事情也发生了。从那以后，民运人士之间见面的时候，首先问“你是谁的人”，也就是拿了谁的钱，替谁办事。有的民运拿国民党的钱，就在海外华人裡面宣讲票投李登辉。也有的民运拿了民进党的钱，就在海外华人圈宣讲票投彭明敏。可谓丑态百出。总之，1990年代中期之后，民运已经没有称霸华人圈的地位。

1990年代末是民运的一个大亮点。当时美国国内在争是否要把贸易和人权脱钩，是否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当时魏京生等少数民运人士反对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但王丹等一大串民运人士支持贸易和人权脱钩，支持让中国人先富裕起来，富裕的中国人干掉共产党。但历史证明，王丹是错的。

在北京申奥成功以及奥运会举办之前，中国人权问题也是一个热点，民运当时曝光度也是挺高的，北京奥运也算是给民运强行续命。

2008年之后，民运就开始快速衰败。虽然在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中国茉莉花革命、2012年陈光诚事件等个别事件上有一些媒体版面，但这种小亮点掩盖不住衰败的大趋势。

民运的失败主要原因是中共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在1990年代以前，海外华人社团都是国民党扶持的，国民党反共，海外华人主流就是反共。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有钱了，中共就开始渗透海外华人，到今天甚至国民党都已经亲共了，海外华人大部分自然也就和民运划清界限了。现在甚至连美国主流社会都意识到中共的威胁，中共都渗透到白宫国会，民运自然也就越来越不行。

至于法轮功，其实法轮功也大不如前了，没有多少新人，大多法轮功还是十几年前来美国的同一批人。不过法轮功转型很成功，文昭这批人的出现，把法轮功从一个宗教团体，转变成了一个反共的精英群体，甚至还打入共和党内部，法轮功这一点上比民运强得多。

这就是泛泛的谈一谈，东扯西扯，写的不连贯各位请见谅。

https://2047.one/t/14415 @NoStepOnSnek

下面的评论也很有意思。

"Human Rights" as Property Rights by Murray N. Rothbard （节选）[1]

某些自由主义者们希望保护像“言论自由”这样的权利的概念，并在此同时拒绝承认私有财产的概念。但是，与此相否的是，所有“权利”的概念只有被当成“私有财产权”时才是有意义的。因为不仅没有任何“人权”不是“私有财产权”，而且当前者不用私有财产权作为标准时，会失去其绝对性和清晰性，变得模糊和脆弱。

首先，从两种意义上来讲“财产权”跟“人权”是相等的： 财产权只能为人所有，所有拥有财产的权利是只是人类拥有的权利； 其次：一个人对他自身的权利，他个人的自由，是他对他自己身体的拥有权，也是一个“人权”。但是对我们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人权”，当不以私有财产权来定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和充满矛盾，使某些自由主义者们得以“公共政策”或“公共服务”为由来削弱那些权利。正如我在另外一个著作中写道［2］：

拿言论自由这样的“人权”来举例来说。言论自由的意思是，所有人可以说任何他想说的话。但是没有被问得问题是：在哪里？在哪里一个人有这样的权利？在一个他未经允许侵入的财产之内他肯定没有这个权利。简单来说，他只有在他自己的财产内，或者在另外一个同意（作为一个礼品或者租用契约）让他使用的人的财产之内，有这个权利。事实上，那么，“言论自由的权利“作为一个单独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对他自己财产的自由支配的权利和与其他所有者做自愿协议的权利。

简单来说，一个人没有“言论自由权”；但是他的确有租借一个大厅并对进入其边界的人们做演讲的权利。他没有“媒体自由权”；但是他的确有写并发表一个传单，并卖给愿意买的人（或送给愿意接受的人）。所以，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我们有的都是私有财产权，包括做自由的契约的权利和做财产转移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构成私有财产权的一部分。除了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固有的私有财产权，这里没有一个另外多出的“言论自由权”，或者媒体自由。

此外，不用私有财产权，而用“言论自由权”来作为分析的基础，会导致困惑和对权利这个概念本身的削弱。对于这一点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霍姆斯大法官所提出的“没有人可以虚假地在一个有很多人的影院里大喊‘着火了’，所以言论自由当然权利不能是绝对的，而且必须被“公共政策”的考虑所虚弱和调整。然而，如果我们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这里没有必要的对权利的绝对性的削弱。

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大喊的人或者是一个顾客或者是剧院的所有者。如果他是剧场的所有者，那么他就是在侵犯他正在安静地欣赏表演的顾客的私有财产权，对此他已经提前收钱。如果他是一个顾客，那么他就是侵犯其他正在欣赏表演的顾客的私有财产权和剧场的所有者的私有财产权，因为他违反了他进入剧场的条件。因为那些条件一定会包括不以打扰表演这种方式来侵犯剧场所有者的私有财产权。在两种情况中，他都可以被起诉为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者。所以，当我们专注于涉及到的私有财产权时，我们会发现霍姆斯大法官的例子并不导致任何对权利的绝对性的削弱的需要。

的确，布莱克大法官，一个很著名的言论自由“绝对者”，在一个对霍姆斯大法官的“在影院里大喊着火”的论点很精准的批评中，说得很明确：他对言论自由的倡导是基于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布莱克这样说：

我昨天跟你去了一个剧院。我想如果你和我当时站起来并在影院里乱撞得话，不管我们说或者没说什么，我们都会被拘捕。没有任何人说宪法给了人们一个权利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去说任何他们想说的事情。买门票并没有买去那里做演讲的权利。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也被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的系统。我们有一个基于私有财产的系统，这意味着一个人没有权利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比方说，我会感到一些不悦如果有人来我的家来告诉我他有一个宪法上的权力来这里因为他想做一个批评最高法院的演讲。我承认人们做批评最高法院的演讲的权利，但是我不想让他在我的家里这样做。

“在剧院里大喊着火”，那真是个精彩的格言。但是你不需要大喊着火才会被逮捕。如果一个人在剧院里制造混乱，他不会是因为他喊了什么而被逮捕，而是因为他的喊叫这个行为本身。他会被赶出剧院，不是因为他所表达的任何观点，而是因为没有人想在那里听他的观点。这就是为何我会回应“不是因为他喊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喊了”

[1]https://mises.org/library/human-rights-property-rights

[2]https://mises.org/library/man-economy-and-state-power-and-market/html/c/434

https://2047.one/t/17462 @deepl

下面的评论亦值得一读。

Punishment and Proportionality

本文节选自《自由的伦理》第13章。

作者：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自然法理论家，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

自由意志主义政治理论中很少有比惩罚理论更令人不满的地方。通常，自由意志主义者满足于主张或发展这样一个公理，即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人身或财产；但对侵犯者可以采取什么制裁措施，几乎没有任何论述。我们提出这样的观点：罪犯失去权利的程度取决于他剥夺另一个人权利的程度，也即“相称性”（proportionality）理论。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阐述这种相称性惩罚理论可能意味着什么。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比例原则是对罪犯的最高惩罚，而不是强制性惩罚。在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中，正如我们所说，争端或诉讼只有两个当事方：受害者（或原告），和被指控的罪犯（或被告）。原告在法庭上对被告提出指控。在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世界里，不会有针对定义不清的“社会”的犯罪，因此也不会由“地区检察官”来决定一项指控，然后对被指控者提出这些指控。相称性规则告诉我们，原告可以从被定罪的施害者那里最多获得多少惩罚；它规定了在惩罚者本人成为侵害者之前可以施加的最大限度的惩罚。

因此，应该很清楚，根据自由意志主义法律，死刑必须严格限制在谋杀罪上。因为只有当一个罪犯首先剥夺了受害者的生命权时，他才会失去生命权。而对于一个泡泡糖被盗的商人来说，处决被定罪的泡泡糖盗贼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他——这个泡泡糖商人——将成为一个杀人犯，他可以被泡泡糖盗贼的继承人或委托人带到法庭上来。

但是，在自由意志主义法律中，不会强迫原告或其继承人执行这一最高刑罚。例如，如果原告或其继承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赞成死刑，他可以自愿免除施害者的部分或全部惩罚。如果他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完全反对惩罚，他可以直接原谅罪犯，这样就可以了。

或者——这在古老的西方法律中有着悠久而光荣的传统——受害者或其继承人可以允许罪犯赎买他的部分或全部惩罚。因此，如果基于相称性，受害人可以将罪犯送入监狱十年，那么如果受害人愿意，罪犯可以向受害人付款以减轻或消除这一刑罚。比例理论只提供了惩罚的上限，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受害者可以合理地施加多少惩罚。

在谋杀案中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受害者的继承人可能在追捕凶手方面不够尽责，或者不适当地倾向于让凶手通过赎买的方式抵消惩罚。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遗嘱解决：人们在遗嘱中说明他们希望对可能的谋杀者施加何种惩罚。信奉严格报应的人和反对一切惩罚的托尔斯泰的人都可以准确地实现他们的愿望。甚至，死者可以于生前在遗嘱中规定，他加入的一家犯罪保险公司将成为对其可能的凶手的起诉人。

那么，如果相称性规定了惩罚的上限，我们如何确定相称性本身？第一点是，惩罚的重点不应是偿还对“社会”的债务，不管那意味着什么，而是偿还对受害者的“债务”。当然，偿还债务的第一步是试图追获损失。这一点在盗窃案中很明显。如果A从B那里偷了15000美元，那么A的第一个，或者说最初的一部分惩罚必须是将这15000美元归还到B的手中（加上相关损失赔偿、司法和警察费用，以及损失的利息）。

假设盗贼已经花掉了这笔钱（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自由意志主义惩罚的第一步是强迫小偷工作，并将随后的收入分配给受害者，直到受害者得到赔偿。那么，理想的情况是将罪犯置于被受害者奴役的状态，罪犯将处于这种合理的奴役状态，直到他赔偿了他所伤害的人的损失。

我们必须注意到，强调追偿损失的惩罚与目前的惩罚截然相反。现在发生的情况是以下的荒唐事：A从B那里偷了15000美元；政府追查、审判并给A定罪，所有这些都需要B付出代价，因为B是这个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众多纳税人之一。然后，政府没有强迫A补偿B，也没有强迫B工作直到还清债务，而是强迫B——也就是受害者——交税来支付罪犯在监狱中度过十年或二十年的费用。这种惩罚的正义究竟在哪里？受害者不仅失去了他的钱，而且还为抓捕、定罪、支持罪犯的监狱生活付出了更多的钱，只为了某种可疑的刺激感；罪犯仍然被奴役，但不是为了补偿受害者这个良好目的。

以赔偿受害者为优先的原则在法律上有很多先例；事实上，这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原则，随着国家对司法机构的扩张和垄断，这项原则也逐渐消失。例如，在中世纪的爱尔兰，国王不是国家元首，而是“犯罪保险人”：如果有人犯罪，首先是国王向受害人支付“保险 金”，然后再迫使罪犯向国王支付赔偿金（向受害人的保险公司赔偿完全来自向受害人赔偿的理念）。

在美国殖民时代，许多地方由于太穷，负担不起监狱这种作用可疑的奢侈品，小偷被法院“租借”给他的受害者，并被迫为受害者工作，直到他的“债务”得到偿还。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监狱会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中消失，但它们无疑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它们的主要目标是迫使罪犯向其受害者提供赔偿。

事实上，在中世纪，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是惩罚的主要概念；只有当国家越来越强大时，政府当局才会越来越多地介入赔偿过程，越来越多地将罪犯的大部分财产没收为己有，而留给不幸的受害者的则越来越少。事实上，随着重点从赔偿受害者（也即罪犯对受害者的补偿）转移到惩罚“反对国家”的所谓罪行，国家施加的惩罚变得越来越严厉。正如二十世纪初的犯罪学家威廉姆-塔拉克（William Tallack）所写的那样：

主要由于封建男爵和中世纪教会势力的暴力贪婪，受害方的权利逐渐受到侵犯，并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权威占有。他们对犯罪者进行双重报复，将其财产收归己有而不是赔偿给受害者，然后用地牢、酷刑、火刑或绞刑惩罚犯罪者。但原始受害者实际上被忽略了。

或者，正如舍费尔教授（Professor Schafer）所总结的那样，“随着国家对惩罚制度的垄断，受害者的权利也慢慢从刑法中分离了出来。”

但是，赔偿虽然是惩罚的首要考虑因素，却很难作为完整和充分的标准。首先，如果一个人袭击了另一个人，而没有偷窃财产，那么罪犯显然没有办法进行赔偿。在古代的法律形式中，往往有罪犯必须向受害者支付金钱赔偿的表格：攻击需要付这么多钱，致残需要付这么多钱，等等。但这样的表格显然是任意的，与犯罪本身的性质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回到这样的观点，即标准必须是：罪犯所丧失的权利与他所剥夺的权利相同。

但是，我们如何衡量权利的程度多少呢？让我们回到15000美元的盗窃案上。即使在这里，简单地归还15000美元也几乎不足以弥补犯罪（即使我们加上损失费、法律费用、利息等）。首先，仅仅损失被盗的钱财显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起到对未来此类犯罪的威慑作用（尽管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威慑本身是衡量惩罚程度的一个错误标准）。

那么，如果我们说，罪犯失去的权利需要达到他剥夺受害者权利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必须说，罪犯不仅要归还15000美元，而且必须被迫向受害者再支付15000美元，这样他就反过来失去了他从受害者那里夺取的那些权利（价值15000美元的财产）。因此在盗窃案中，我们可以说，罪犯必须支付双倍的盗窃金额：一次是归还被盗金额，另一次是赔偿他剥夺他人的损失。

但我们仍未完成对犯罪所涉及的权利被剥夺程度的阐述。因为A不仅仅是偷了B的15000美元——这15000美元是可以归还的，并且可以施加同等的惩罚——他还让B陷入了恐惧和不确定的状态，这种不确定性与B被剥夺权利的程度相称。但对A的惩罚是事先固定的、确定的，从而使A的处境远远好于他原来的受害者。因此，为了使惩罚与罪行相称，我们还必须增加一倍以上的惩罚，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受害者由此罪行遭遇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性。这种额外的补偿应该是什么，我们不可能确切地说出来，这需要任何合理的惩罚制度——包括适用于自由意志主义社会的制度——尽可能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身体攻击的问题上，使受害者恢复原状不适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再次采用我们的相称惩罚标准；如果A以某种方式殴打了B，那么B就有权以更高程度殴打A（或让他被司法雇员殴打）。

在这里，可以加入允许罪犯赎买惩罚的方式，但只能作为与原告的自愿契约。例如，假设A严重殴打了B；B现在有权对A进行同样或更严重的殴打，或者雇用某人或某个组织为他进行殴打（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中，他们可能是由互相竞争的私人法院雇用的法警）。但是，A也可以试图用钱赎罪，向B付钱让他自愿放弃殴打侵犯者的权利。

因此，受害者有权根据犯罪的程度按比例进行惩罚，但他也可以自由地允许侵犯者赎买惩罚，也可以部分或完全地宽恕侵犯者。惩罚的比例水平规定了受害者的权利，即可允许的惩罚上限；但受害者决定行使多少或是否行使这一权利则取决于他自己。正如阿姆斯特朗教授（Professor Armstrong）所说：

在犯罪的严重程度和惩罚的严重程度之间应该有一个比例。它为惩罚设定了一个上限，提出了应得的东西……正义赋予适当的对象（在我们看来，就是受害者）在某种限度内惩罚罪犯的权利，但人们不一定非要惩罚到正义的限度不可。同样，如果我借给一个人钱，我有权要求他归还，但如果我选择他不用归还，我也没有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情。我不能要求对方归还超过欠款的钱，但我可以自由地少要一点，甚至什么都不要。

或者，正如McCloskey教授所说：“如果在仁慈的驱使下，我们施加的惩罚少于正义的要求，我们的行为也依然公正；但如果超过了应有的惩罚，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公正。”

许多人在面对自由意志主义的法律制度时，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是否会允许有人“自行执法”？会不会允许受害者或受害者的朋友亲自对罪犯施加惩罚伸张正义？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所有惩罚的权利都来自于受害者的自卫权。然而，在自由意志主义的、纯粹的自由市场社会中，受害者通常会发现把任务委托给警察和法院机构更为方便。

例如，假设哈特菲尔德1代谋杀了麦考伊1代。麦考伊2代决定自己寻找并处决哈特菲尔德1代。这很好，只是就像上一节讨论的警察胁迫的情况一样，麦考伊2代可能不得不面对被哈特菲尔德2代在私人法庭上指控为谋杀的前景。关键是，如果法院认定哈特菲尔德1代确实是凶手，那么在我们的设计中，除了公众对执行正义的认可之外，麦考伊2代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对哈特菲尔德1代的原始谋杀进行定罪，或者确实是哈特菲尔德家的其他人或某个陌生人犯下的罪行，那么麦考伊2代就像之前提到的“警察入侵者”的情况一样，不能恳求任何形式的豁免；他会成为一个谋杀犯，可以在愤怒的哈特菲尔德继承人的要求下被法院处决。

因此，正如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中，警察会非常小心地避免侵犯任何嫌疑人的权利——除非他们绝对相信他有罪，并愿意为这一信念拿自己的身体冒险——也很少有人会“自行执法”，除非他们也同样相信对方绝对有罪并愿意为误判付出代价。此外，如果哈特菲尔德1代只是打了麦考伊1代，然后麦考伊杀了他作为回报，这也会让麦考伊作为一个谋杀犯受到惩罚。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将倾向于让法院来执行正义，而法院会根据类似现在适用的证据规则、审判程序等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将被社会接受为诚实的、并且是可以实现的最好结果。

很明显，我们的比例惩罚理论——也即人们可以根据侵犯了他人权利的程度而受到相应惩罚——坦率地说是一种报应惩罚理论，一种 “以牙还牙（或两颗牙）”的理论。“报应理论”在哲学家中的声誉很差，他们通常很快就把这个概念斥为“原始”或“野蛮”的，然后竞相讨论其他两种主要的惩罚理论：威慑和改造。但是，仅仅以“野蛮”来否定一个概念是不够的；毕竟，在这种情况下，“野蛮人”有可能找到了一个比更现代的信条更优越的概念。

H.L.A. Hart教授将我们在这里提倡的“最粗糙的形式”的相称性（“赎罪法则”，lex talionis）描述为：

罪犯做了什么就应该对他做什么的概念。只要对惩罚的思考是原始的——事实上往往是原始的——这种粗糙的想法就会再次出现：杀人者应该被杀，暴力袭击者应该被鞭打。

但“原始”几乎不是一个有效的批评。哈特自己也承认，这种“粗糙”的形式比“比例-再分配理论”（proportionality-retributivist）这一更“精致”的版本带来的困难更少。他唯一有理有据的批评是引用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的一句话：

有许多罪行，如果应用比例惩罚原则，就会带来明显的荒谬和邪恶。盗窃不能以盗窃来惩罚，诽谤不能以诽谤来惩罚，造假不能以造假来惩罚，通奸不能以通奸来惩罚。

但这些批评几乎没有说服力。盗窃和伪造构成了抢劫，当然可以让抢劫者向受害者提供赔偿和相应的损失；在这方面不存在概念上的问题。而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通奸根本就不是一种犯罪，而且，正如下文所示，“诽谤”也不是犯罪。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主要的现代理论，看它们是否像“报应理论”那样提供了一个真正符合我们正义概念的惩罚标准。“威慑”是功利主义提出的原则，是其积极否定正义和自然法原则的一部分，并以严格的实用性取代了这些所谓的形而上学原则。在威慑理论看来，惩罚的实际目标应该是阻止进一步的犯罪，无论是罪犯本人还是社会其他成员。但是，威慑理论会带来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严重不公正的惩罚模式。例如，如果根本没有对犯罪的惩罚，大量的人就会进行小偷小摸，比如从水果摊上偷窃水果。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对谋杀的内在反对远远大于对在商店里小偷小摸的反对，因此犯更严重的罪行的可能性会小得多。因此，如果惩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犯罪，那么防止入店行窃所需的惩罚要远远大于防止谋杀，这种制度违背了大多数人的道德标准。因此，在以威慑为标准的情况下，对于小偷小摸——例如盗窃泡泡糖——必须要有严格的死刑，而谋杀犯可能只需要在监狱里待上几个月。

同样，对威慑原则的一个经典批评是，如果威慑是我们的唯一标准，那么警察或法院公开处决一个他们知道是无辜的、但他们让公众相信是有罪的人，是完全合适的。在知情的情况下处决一个无辜的人——当然，前提是这一情况可以保密——将和处决有罪的人一样，充分发挥威慑作用。然而，这样的政策也当然与几乎所有人的正义标准背道而驰。

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这种惩罚方案是怪诞的，尽管它们满足了威慑标准，这表明人们对比威慑更重要的东西感兴趣。人们会压倒性地提出反对，表示这些为了威慑而决定的惩罚尺度，或可以为威慑杀死无辜之人的结果，颠覆了我们通常的正义观。在这种设计下，惩罚不是“与罪行相称”，而是与罪行的严重程度成反比；对无辜者而不是对罪犯也可以进行惩罚。简而言之，威慑原则意味着严重违反了人们的直觉，即正义意味着对且只对有罪的一方进行某种形式的适当和相称的惩罚。

最新的、据称高度“人道主义”的惩罚标准是“改造”罪犯。这种理论认为，老式的正义观集中于惩罚罪犯，无论是为了报应还是为了阻止未来的犯罪；新的标准则人性化地试图改造罪犯，使其改过自新。但进一步考虑，“人道主义”的改造原则不仅会导致任意的和严重的不公正，它还将决定人的命运的巨大和任意的权力放在了惩罚者的手中。因此，假设史密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而琼斯从一个摊位上偷了一些水果。他们的刑期将不是按照他们的罪行比例来判的，而是不定期的，在他们所谓的成功“改造”之后，监禁就会结束。

但是，这就把决定囚犯命运的权力交给了一个所谓“改造者”的团体。这将意味着，原则不再是法律下的平等——这是正义的基本标准——也即同等的罪行得到同等的惩罚，而是一个人如果很快“改过自新”就可以只去监狱呆几个星期，而另一个人则可以无限期地留在监狱里。因此，在我们的史密斯和琼斯的案例中，假设根据“专家委员会”的意见，大屠杀者史密斯可以迅速改过自新；他在三周后被释放，得到了所谓成功的改造者的赞许。与此同时，偷果子的琼斯仍然不可救药，至少在专家委员会看来他显然没有被改造。根据改造原则的逻辑，他必须无限期地被监禁，也许要一生被监禁，因为虽然他的罪行可以忽略不计，但他始终不受“人道主义”导师的影响。

因此，K.G. Armstrong教授在谈到改造原则时写道。

合乎逻辑的惩罚模式是对每个罪犯进行改造，直到他有足够的改变，让专家认证他已经改过自新。根据这一理论，每一个判决都应该是不确定的——也许要“根据心理学家的意愿来决定”，因为对惩罚范围明确限定的原则已经没有任何依据了。“你偷了一条面包？好吧，我们必须改造你，即使这需要你的余生。”从犯罪的那一刻起，罪犯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这不是我所关心的人道主义。

从未有人像刘易斯（C.S.Lewis）那样，清晰地揭示出惩罚即改造的“人道主义”理论隐藏的暴政和严重的不公正。注意到“改造者”将他们提议的行动称为“治愈”或“治疗”，而不是“惩罚”，刘易斯说：

但是不要让我们被一个名字所欺骗。未经同意被带离我的家和朋友；失去自由；接受现代心理疗法所知道的对我的人格的所有攻击……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除非我被成功“改造”，或者我足够聪明可以欺骗他们我已经被成功改造——谁在乎这是被称为惩罚还是其他？它显然已经包括了惩罚令人恐惧的大部分因素——羞耻、流放、束缚和流失的岁月。这是极大的冤屈，但冤屈是人道主义理论所不齿的概念。

刘易斯继续展示了“人道主义者”可能会对民众实施特别严酷的暴政，因为他们要对民众进行“改造”和“治疗”。

在所有的暴政中，为了受害者的利益而实施的暴政可能是最具有压迫性的暴政。生活在强盗男爵的统治下可能都比生活在无所不能的卫道士的统治下更好。强盗男爵虽然残忍但有时还会打个盹儿，他的贪欲还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得到满足；但那些“为了我们好”而折磨我们的人，会无休止地折磨我们，因为他们这样做是得到了“良心的认可”。他们更有可能上天堂，但同时也更有可能把地球变成地狱。这种善意带来的是难以忍受的侮辱。违背自己的意愿被“治疗”某种我们可能不认为是疾病的状态，就是把我们视为那些尚未达到理智年龄或永远不会达到理智的人——我们被归为婴儿、低能儿和家畜。但是因为罪有应得受到惩罚，无论多么严重，因为我们“应该知道不该这样做”，就是被当作按照上帝形象制造的人那样对待。

此外，刘易斯指出，统治者可以利用“疾病”概念作为一种手段，将任何他们不喜欢的行为称为“犯罪”，然后以治疗的名义实施极权主义统治。

因为如果犯罪和疾病被视为同一件事，那么统治者选择称之为“疾病”的任何精神状态都可以被视为犯罪，并且被强制治疗。申辩说，令国家不满的精神状态不一定总是涉及道德败坏，因此也不一定总是应被剥夺自由，将是徒劳的。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使用的不是罪与罚的概念，而是疾病和治疗的概念……这都不算是迫害。即使治疗是痛苦的，终身的，甚至是致命的，那也只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意外；其目的只是纯粹的治疗。即使在普通医学中，也有痛苦的手术和致命的手术；在此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它们是“治疗”，而不是惩罚，所以只能由同行专家以技术为由进行批评，而不能由人作为人以正义为由进行批评。

因此，我们看到，以时髦的改造原则进行惩罚至少可以和威慑原则一样怪异，而且远比威慑原则更不确定和武断。报应原则仍然是我们唯一公正和可行的惩罚理论，而同罪同罚是这种报应式惩罚的根本。在此，“野蛮”才是正义，而“现代”和“人道主义”则变成了对正义的怪异模仿。

https://2047.one/t/18004 @deepl

选译自 https://freakonomics.com/podcast/is-the-u-s-really-less-corrupt-than-china/，访谈日期为2021年11月。此访谈提供了关于“腐败”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部分图片来源于：https://oecd-development-matters.org/2020/06/25/unbundling-corruption-why-it-matters-and-how-to-do-it/

此系列的翻译将放在“魔鬼经济学”标签下。

简介

洪源远（Yuen Yuen Ang）是新加坡裔美国人，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她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的镀金时代：经济繁荣与巨大腐败的矛盾》的书。她试图回答关于“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腐败程度很高的经济体，为何能够发展到如此之大、发展得如此之快？**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腐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而中国的腐败是出了名的高，至少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排名是这样的。一些学者认为，腐败对中国构成了生存威胁；习近平主席似乎也这样认为，所以自他2012年上任以来，领导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超过150万名政府官员受到惩处，其中数千人被送进监狱。

洪源远认为，中国今天的腐败问题与美国一个多世纪前的“镀金时代”（1870-1900）很相似。“在资本主义‘腐败’的演变中，有一个模式。腐败并不会随着国家的富裕而完全消失的，相反，它在结构和形式上有所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仍然是一个新来者。”例如，《华尔街时报》不久前报道：“131名联邦法官违反法律，审理他们有经济利益的案件。”《纽约时报》不久前报道：“会计巨头从政府内部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税收规则。”最近的一项学术分析发现，当公司把钱花在游说（lobbying）和影响力政治（political influence）上时，他们得到的回报远远大于把钱花在研究和开发上。

对腐败的定义和分类，“松绑的腐败指数”

1989年，中国的GDP是3470亿美元，而美国的GDP是5.6万亿美元。从那时起，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9%，大约是美国增长率的四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现在达到了近15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近2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腐败在中国是如此深入人心，是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它产生了特有的词汇。例如“裸官”（即在中国国内看起来一无所有的官员，实际上在海外拥有大量的财富），例如“雅贿”（指通过送艺术品古玩等方式进行行贿）。但是，这里有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在一个有如此多腐败的国家，这种增长是如何发生的？

洪源远的答案是，这与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腐败”是什么形式有关。洪源远有自己对于“腐败”的定义和分类。

腐败的常见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而这个定义通常不包括合法的影响力政治（influence politics）。我的定义比这更广泛：只要有足够大的权力能够影响或支配游戏规则，就开始有了腐败的可能性。

我提出了四种类型的腐败，这四种类型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划分。**首先，腐败是否涉及精英。第二，腐败是“盗窃”还是“交换”。**首先，与盗窃有关的腐败，可以分为小偷小摸（petty theft）和重大盗窃（grand theft）。小偷小摸就像敲诈——例如一个警察拦住你，抢走了你的200美元。重大盗窃如贪污——尼日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数十亿美元被从国库吸走。然后，我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交易型腐败：第一种我称为“加速费”（speed money），即为了克服政策限制导致的延误和困扰，而向中低级官员行贿；另一种我称为“准入费”（access money），支付给有权有势的官员，不是为了克服繁文缛节，而是为了在他们那里进行特殊交易。

如果把这些类型的腐败比作药品……小偷小摸和重大盗窃就像有毒的药品，如果你服用这种药物，肯定会损害你的健康……“加速费”就像止痛药，它们通过克服各种政策性的限制规定帮助你缓解头痛，但它们不能帮助你快速增长肌肉，也就是不能帮助你发展你的业务。而“准入费”是资本主义的类固醇，能帮助你快速增长肌肉，帮助你完成超人的壮举，但它们有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只有在经济熔断的情况下才会爆发。

我们实际上可以在今天的中国看到所有这些副作用。它们包括极端的不平等，任人唯亲，还有政策扭曲。例如，在中国，大量资金被投入到高档房地产市场中，而经济适用房却被忽视了。中国的增长模式在2000年代从制造业转向建筑业、债务和房地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资本家贿赂政府官员，以获得便宜的土地、贷款、建筑项目……今天，当我们看到恒大危机时，这一切都很合理。它长期以来一直在酝酿之中。

恒大集团（Evergrande Group）是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中国2800多个城市拥有1000多个项目。房地产开发对中国经济繁荣的作用怎么说都不过分：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的比值高达30%；在美国，这一数字为13%。但中国约有20%的住房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恒大是这场房地产盛宴中最大的参与者，他们一直在努力偿还债务。据报道，恒大欠中国大约170家银行和全球另外120家贷款机构3000多亿美元的债务。恒大的倒闭可能会引发危机；一些小型开发商已经违约，其他开发商也可能处于违约边缘。

如果你阅读美国历史，在19世纪，美国有五次这种类型的危机。五次! 每20年就有一次……（而恒大的危机）很多人称它为“雷曼兄弟时刻”。

洪源远认为，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倒闭，以及引发大衰退的2007-2008年金融危机，部分是由她所谓的“准入费”所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论文显示，在2000-2007年的美国，政治游说行为与更多的风险贷款和更高的违约率有关。该研究还发现，曾向政府游说的公司更有可能在经济危机后收到救助款。

访谈提到，洪提出的“松绑的腐败指数”（Unbundled Corruption Index）——也即将“腐败”分为四种类型并将在某些国家合法的行为（如作为“准入费”的游说）囊括在内——还没有被主流学界接受。

我无法将它在期刊上发表。……审稿人对“松绑的腐败指数”感到非常生气。我们知道审稿人都很挑剔，这很正常，但他们不仅仅是挑剔，他们是真的很生气，试图抛出所有可以想到的理由来阻止它。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知道，哦，我正在做的事情冲击了他们个人的东西，也许他们自己一直在使用腐败的传统衡量指数，也许他们已经使用传统指数进行了论证。当然，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研究受到挑战。

中国和美国“松绑的腐败指数”

洪源远认为，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可能有误导性，因为它“掩盖了腐败有不同类型的事实”。洪源远想要的是一种能衡量四种不同类型的腐败的方法——小偷小摸、重大盗窃、加速费和准入费——她想为每一种“腐败”计算出单独的分数。她还想改进用于生成这些腐败分数的调查数据。因此，她开始自己收集数据。因为她是一个研究人员，而不是一个全球机构，所以她只关注了15个国家（【注】15国四种腐败类型的分数附在文尾，下图为中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尼日利亚和美国。

左上角：小偷小摸；右上角：重大盗窃；左下角：加速费；右下角：准入费

我采访了那些有某个国家专业知识的人，包括教授、记者、有10年以上经验的商业主管。我没有要求人们用一个过于宽泛的问题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而是为他们描述了一个情景，例如：“某某与某位政治家关系密切，因此，他能入手大量的建筑工程项目。你认为这种情况在你所评价的国家有多普遍？”

如果我们将中美两国的腐败分数与总体“清廉指数”相比，我们看到的相似之处是，**美国总体而言腐败的总量比中国低得多。**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如果把总分拆成四个类别，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微差别。首先，在中美两国，小偷小摸、重大盗窃和加速费都比中国低很多，但两国有大致相同数量的“准入费”。

（采访者：所以在中国，“准入费”可能是贿赂；在美国，它可能更可能是团体游说或寻求政治影响力，是吗？）

是的，可以这样想。在中国，没有相当于政治游说行业的东西。

（采访者：哦，给他们点时间吧！）

也许还是不会有。因为游说是一种机构活动，游说的对象是机构而非个人。我认为，游说行业在中国不会发展，因为权力是如此个人化。在中国的贿赂，对象必须是一个特定的、有很多权力的人。

（采访者：如果你要创建一个指数，比如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因素，你认为技术转移或知识产权盗窃——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可能有什么作用？）

作用不大。我知道有很多关于技术转移的讨论，且在中国确实存在知识产权盗窃。但研究发现，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的水平并不显著高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采访者：是否可以说，总的来说，“准入费”类型的腐败是值得的，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公共产品以及带来了连锁效应？例如，如果有人能为这个地区的孩子们造一所新学校，我为什么要关心建造新学校的开发商是不是向当地的党政官员支付了10%的回扣？当然也可以说，这10%的回扣钱更好的用处是提高建筑质量，这样当发生地震时——比如2008年四川的那场可怕的地震——也许数以千计的孩子就不会因为他们的校舍建筑质量低劣而死亡。）

但是人们也可以提出反驳，如果没有这种腐败，政府官员就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如此投入。所以真的很难说，这是一种好处还是一种代价。我认为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

（采访者：我们是否能假设今天在美国仍有像 Jack Abramoff 这样的事情发生？）（【注】）

我不知道，但我要推荐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Anat Admati的研究。她指出，银行业的问题特别糟糕，且因为其不透明而加剧。除了少数专家之外，没有人真正知道金融衍生品是如何运作的。公众不了解它们；甚至像我这样的教授，除非你以研究这个为生，否则你也并不真正了解它。我认为，当资本主义经济变得高度金融化、极其复杂时，就为不负责任创造了条件，因为没有人了解如此技术性的东西。

对于中国和习近平时代的看法

对于中国，洪源远发表了更多的看法。她认为，“自1949年以来，至少有三个不同的中国。”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她出版的第一本书叫《中国如何逃出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什么是“贫困陷阱”？这是说，一个贫穷的国家如果不具备一个繁荣国家的特征和制度，就很难变得繁荣起来。从个人层面上来说，如果一个人不先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怎么能得到一份好工作并进入中产阶级？虽然许多国家无法摆脱“贫困陷阱”，但中国显然已经走出了那一步。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9年以来，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已经使8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但是一些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不愿意给中国太多的荣誉。毕竟，它是一个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国家，所以认可它的经济奇迹可能被视为对其政治制度的认可。

（采访者：如果我请你描述当前的“中国模式”，但与此同时“中国模式”变化得相当快——至少在过去40年左右是这样，你会如何描述“中国模式”？我特别想知道你认为公众对这种模式有什么误解。）

我将尝试给出一个简短的答案。两件事。第一个误解是假设中国只有一种模式。如果你看看事实，就会发现有多种“中国模式”，取决于你在哪里和什么时候看这个国家。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独裁政权，权力集中在毛泽东手中，同时还有个人崇拜；经济以中央计划经济的方式运行，采用自上而下的指令。我们知道，那个时期是一场彻底的灾难。接着，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邓小平将中央政府的角色从独裁者转变为董事长；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中国的发展成就要归功于威权主义和自上而下的控制，但这不是事实。但是这里还有一个转折，就是在习近平于2012年成为主席之后，中国又转向了专制威权主义。

（采访者：我是这样解读你的数据的，希望你能告诉我对不对——高层的“准入费”腐败相比低层的“加速费”和小偷小摸，对于一个更专制的国家来说更有意义，它标志着一个成功的专制制度。原因之一是，低层的小腐败越多，高层拿到的就越少……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是一个高层官员，我不希望低层官员过于贪婪或腐败，因为这种类型的腐败相当明显，它将使国家形象受损。如果我可以减少这些低层腐败，我就可以创造一个相对不腐败的国家形象，这使得高层的人能在较少的外部审视下方便实施高层腐败。）

对，这种解读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各个城市和县城的领导人能通过遏制低层掠夺性腐败获益，因为他们想吸引企业和投资者。而掠夺性腐败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有损他们的发展目标，更有损他们的仕途。然而，这些地方领导人想遏制低层掠夺性腐败，首先必须有能力支付其下属官僚。

（采访者：在你的书中，我发现最令人吃惊的事实之一是你所说的“利润分享”。也就是说，一个中级或低级官员有大约70%的收入来自工资之外的形式——礼物、餐点之类的。你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官僚的薪酬方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即官方工资实际上非常低，在许多情况下低于生存水平。例如，我访问过一个县，那里的（公务员）入职工资每月不到80美元。经济学家把这称为“姑息工资”（capitulation wages），意味着当工资太低时，人们隐含的期望是用贿赂、敲诈或偷窃来弥补它。如果这些低级别的官僚没有足够的工资来生存，你就无法可行地阻止他们试图偷窃或敲诈。我发现，事实上，在官方工资之外，超过75%的实际报酬来自这种高度灵活的“附加值”，诸如奖金、各种实物福利、食品、免费休假等。这些“附加工资”多少，与地方政府的创收能力系统性挂钩，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利润分享”（profit-sharing）——它是对政府利润的分享。

洪源远认为，这种“利益分享”制度是中国能够摆脱贫困陷阱的原因之一。当其他发展中国家努力清除低级腐败（限制增长的毒药类型的腐败，如小偷小摸）时，中国则激励了其他形式的腐败——如“准入费”这样类固醇形式的腐败。

访谈还讲到了习近平的反腐行动。

（采访者：你描述了自2012年起，管理中国的习近平将这个国家重新纳入了专制威权主义轨道。你认为习近平知道你的研究吗？假设他不知道，你认为他对你的分析会有什么看法？）

我想他会同意我所使用的“中国的镀金时代”这个词，因为我认为这正是他面对的情况。

（采访者：有什么证据表明，习近平是真心实意的（打击腐败），而不是主要为了削弱反对派而采取的政治手段？）

有很多人问我，“（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真正的改革吗？还是只是习近平用来铲除敌人的工具？”答案是，它是两者的混合体。习近平对结构性腐败有真正的担忧，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既是拯救党，也是拯救自己。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踩下了油门，所有人突然意识到：“天哪，习近平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人们对此感到震惊。但如果你看看他上任时的标志性政策，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对“社会主义”是认真的。

(习近平将腐败视为结构性问题的一个证据是恒大债务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新法规引发的，该法规规定了一个公司可接受的债务比率。此举被一位专家描述为“政权故意引发的控制下的拆迁”。在洪的腐败四分法中，这属于对“准入费”的打击，也是失控的资本主义让习近平感到不安的一个信号。)

习近平不喜欢经济里有过多的资本主义，他在讲话中多次表达了这一点，所以这不是猜测。但在中国，他可以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这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他直接发号施令。比如说教辅？不好，禁止这个。电子游戏？不好，禁止这个。大型科技公司？太大了，阻止他们。所以我认为，如果习近平成了美国总统，他会看到类似的问题，他可能会对它们感到厌恶。但他很快就会知道的一件事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你不能只是发布命令来解决问题。

（采访者：但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可以使用行政命令。想象下，美国总统可以在短期内做很多事情来削减政治游说的影响。你认为如果习近平是美国总统，政治游说是他可能考虑针对的目标吗？）

他可能会，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知道该怎么做，因为美国的制度与中国的制度非常不同。当拜登总统想通过“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法案时，他必须说服国会中足够多的人通过他的法案来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在中国，习近平不需要这样做。

（采访者：在我们还在讨论基础设施法案的时候，他已经命令建造了100座桥梁。）

对，他只需要说：“你知道吗？有钱人应该捐款。”第二天阿里巴巴和腾讯就会捐出一大笔钱。这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而在美国，你永远不可能这样做。你能想象拜登总统告诉五大公司“现在你们应该捐款”，而它们会捐出他们财富的百分之五吗？

（采访者：对，他甚至不能命令他们交税。我不认为直接要捐款能成功。）

就是这样。我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明显的差异。（如果习近平是美国总统）我认为他会为自己的束手束脚感到非常烦闷。看看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无论一个商人多么富有，他总是政治家的下属。而在美国，这种情况实际上几乎是相反的。可以说，资本家比公职人员拥有更多权力。因此，我认为如果习近平在美国执政，他真的会被这种情况所震惊，并且无法适应。

对于腐败的制约

（采访者：你认为对美国腐败的最大制约是什么，尤其是那些在中国不突出的腐败？）

实际上我们在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就看到了这一点。开放的新闻界、揭露丑闻的记者、独立的检察官。选举肯定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选举改革挑战了政治机器，还有政治活动、劳工运动等等。而这一切都因为民主而成为可能。

（采访者：一方面，“这一切都是因为民主”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进步时代”的某些元素在中国扎根，例如内部检举和机构自我监督。你似乎在说中国也很快会有自己版本的“进步时代”，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会是什么样子？）

我认为，习近平的任务是结束“镀金时代”，把中国带入自己的“进步时代”。而他的方法与美国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喜欢采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和运动。但我认为，命令会适得其反。命令只能解决问题的表象，但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因此，如果他想成功，他必须采取一种更温和的方式。现在他的命令已经动摇了商业信心；他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挑战，即如何在保持繁荣的同时实现公平和正义？

最后，洪源远谈到了她对美国的看法。

我在美国生活得到的一个启示是，即使是在一个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问题也并没有结束。我知道，这对美国人来说，也许显而易见；但对于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启示。因为我们总是被教导说，如果我们也成为了“第一世界国家”，就成功了。你毕业了。你的任务完成了。而生活在这里让我明白，即使有高收入，即使有先进的民主，情况也可能会崩溃。这里有巨大的不平等，两极分化，民粹主义，而我并不是美国的悲观主义者。

尽管我在美国看到了所有的问题，我仍然可以自信地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我拥有在美国所拥有的机会。作为一个在学术上怪异和不合群的人，在大多数地方我很可能无法被人接受。所以我看到两方面：这个国家有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但我仍然对它为人们提供机会的开放性感到极大的信心和希望。

附录：15个国家的“松绑的腐败指数”

左上角：小偷小摸；右上角：重大盗窃；左下角：加速费；右下角：准入费

国家按照腐败总指数从高到低排列：孟加拉，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印度，中国，泰国，南非，巴西，加纳，美国，韩国，台湾，日本，新加坡

这主体思想听着一套一套的，特有道理，我仿佛回到了高中背诵政治课本的时候，有点头晕……我得再看看……

非常感谢解答。

不过Osterhammel对殖民主义的定义，仍然是目前相对受到较多认可的：“殖民主义是指土生土长的（或遭强迫引进的）多数人与从异国入侵的少数人之间的某种支配关系。殖民统治者制定并实施会影响殖民地民众生活的重大决策，以谋求利益，而拍板定案的地点通常是在远方的殖民母国。殖民者深信自己更为优越，注定有统治的权力，拒绝在文化上与殖民地人民妥协。”

我认为这里有几个要素：1.“多数人”群体和“少数人”群体的对立；2.“少数人”来自异国（“远方的殖民母国”）；3.“少数人”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文化传统等置于多数人之上。

由此，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可以探究的方向：1.“多数人”是否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对立说假设的是“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多数人”内部的差异，但“多数人”内部其实也可以具有极大的多样性。2.“少数人”是否必须由“异国”或是“异族”身份进行定义？“少数人”是否可以与“多数人”同一国家、同一种族，但具有不同的“本土文化”呢？这个问题在民族构成复杂的大国尤其重要。

激进启蒙的基本原则是：“民主；种族与性别平等；生活方式上的个人自由；思想、表达与出版的完全自由；消除立法程序与教育活动中的宗教权威；以及教会与政府完全分立……” 而温和启蒙则比较温吞水，主张对教会和君主制予以改造而不是推翻，科学也不必与教会对立二十对其提供补充。可以说，现在大家一般的包含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来自于激进启蒙。……所以，在当代极权国家用从多元文化上寻找借口的时候，首先会指责普世价值与殖民主义的联系，然后从维护文化多样性以及保护“弱势”的本土文化认同的角度，反驳“完全的自由”。

有人认为启蒙运动对于理性和知识的提倡上发展出了两种普世价值，一种是以大众利益为基础以民主和自由为原则的普世价值；另一种则是工具技术理性的普世价值，即理性与实用主义的结合。比如阿多诺说：““不存在把人类从野蛮引向人道主义的‘普遍历史’，只有那个从投石器发展到原子弹的历史”。而后者，不但被西方国家使用，更被中共这种极权政府借用。试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三个代表”，“发展观”，无一不是强调工具理性。

如果说以“激进启蒙”为代表的“普世价值”，宣扬的是民主、平等、个人自由、政教分离；以及另一种“工具理性”的普世价值，宣扬的是科技至上论，那我觉得极权国家反对普世价值的理论似乎有内在矛盾。

例如，在中国这样的带有强烈列宁主义色彩的极权国家，中共再怎么把自己和传统文化捆在一块儿，其意识形态还是重视“平等”和“工具理性”这些“反传统文化”的原则的。如中共一向来喜欢宣称“新社会人人平等”，而从不会说历史上的三六九等是应该继承的文化精华（现实毋论）；还有您提到的中共特别喜欢强调科技的作用（可能和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论有关），建制派中多“工业党”，这也与中国贬低“奇技淫巧”的传统相悖。

既然如此，显然“普世价值”中的一些内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容嘛。如果普世价值 = 殖民主义，那么中共支持平等，支持工具理性，岂不也成了“殖人”了？难道说，中共接受的“普世价值”内容就算“中国特色”，不接受的“普世价值”内容就算“殖民主义残余”？这也太不讲逻辑了。

三个代表和发展观，是中共学习西方普世价值中工具理性的部分；和谐社会是用多元文化和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冲民主自由；如果说前两者还是在蹭西方普世价值的边，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说好中国故事，就是中共开始建立自己的普世价值了。前者是守，后者是攻。

非常有意思的总结。

这些人严重地脱离人民却又殖民了人民的生活。

在伊朗，因为当局试图殖民日常生活

夺回生活是一个强大的概念。

看起来，一个新的"民族(nation)"------一个坚持要夺回生活，要有尊严地生活的民族------已经诞生。

哈哈，因为之前对于“殖民主义”的讨论，我看到这句话感觉特别敏感。@natasha

我对巴亚特并不了解，所以很难说他说的“殖民”原意是指什么。仅从这篇访谈中猜测，“殖民”似乎是指“对生活中文化规范的强制入侵”，表现为用道德警察来强制人们遵循瓦哈比主义生活。因此，此时的“殖民者”是文化规范的上层制定者，“被殖民者”是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拒绝由上至下的文化规范的草根，“新的民族”就是“要夺回生活”的人们。若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对殖民概念的一个很有创意的解读，也即上层小团体文化对草根多样性文化的殖民。

https://matters.news/levisliqiuwang/bafyreige3vy3w6wnd7egs2h7vyswfre3xiewddocgxc2wmbm4hrlz5bi2i

阿塞夫·巴亚特/文

王立秋/译

译自Asef Bayat, "A New Iran Has Been Born---A Global Iran", New Lines Magazine, October 26, 2022, https://newlinesmag.com/argument/a-new-iran-has-been-born-a-global-iran/。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阿塞夫·巴亚特，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社会学与中东研究教授。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编者注：下面这篇访谈原以波斯语刊发于伊朗《信报》(اعتماد, Etemaad)10月10日号。发表后不久，伊朗当局就下令《信报》从网站上撤下这篇访谈。当时这篇访谈已经在伊朗国内外传疯了，而其他一些转发渠道也收到了下架命令。我们不知道当局封杀这篇访谈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们还会给出理由的话；也许是因为巴亚特提出的分析。巴亚特是一位受人敬重的，研究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学者，在伊朗知识界和政界颇有影响力。当前伊朗国内多个网站还在继续转发这篇访谈。线上广播《明天》(فردا, Farda)最早报道了这篇访谈被封杀的信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全世界的伊朗人通过数万条社交媒体推文分享了这篇访谈。现将这篇访谈的英译版首发于此。

首先，巴亚特博士，你有关注伊朗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怎么可能不关注呢。有，我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情的进展，身为一个伊朗人，我非常关心这个国家当前的状态，身为一名学者，我一直在研究伊朗和这整个区域的社会政治发展。事实上，在这个关键时刻，数百万伊朗侨民的眼和心都在盯着伊朗。就好像一个"新的伊朗"已经诞生------一个"全球的伊朗"，一个由不同的人组成的集体，他们被地理分隔，但他们的心却在一起，他们的情感、他们关注的问题和他们的梦想是一样的。

在你看来，我们该怎样理解这波抗议呢？我们可以从运动的角度来理解它吗？

因为事情还在展开，还在变化，要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是困难的。但它看起来和我们之前见过的运动大不相同。这是新东西。想想2009年的绿色反抗(green revolt，也被称为绿色革命)------那是一场有力的亲民主运动，它想要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城市现代中产阶级的运动，虽然也有其他一些不满的人支持它。然后，是2017年的起义，在起义中，全国各色社会群体------拿不到工钱的工人、贷方、遭受旱灾的农民和其他群体------同时起来抗议，但每个群体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要求。2019年的起义则更进一步，这一次，不同的抗议群体，尤其是穷人和中产阶级里的穷人，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统一。他们的主要诉求与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相关。抗议者大多来自城市的边缘地区和乡下，他们采取了相当激进的策略。

当前的起义甚至更进一步。它集合了城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里的穷人，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不同族群认同（库尔德人、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和俾路支人）的人，把他们都集合到"女性，生活，自由"这一标语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起义中，女性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些特征使这次起义有别于先前的运动。我感觉，伊朗的主体性发生了一次范式转移；女性及其尊严------这又与更普遍的人的尊严相关------的核心地位就反映了这点。这是史无前例的。就好像人们正在夺回他们被毁的生活、被扼杀的青春、被压抑的快乐和一直被否定的，一种简单的，有尊严的存在。这是一场夺回生活的运动。人们觉得由一群年老的男性宗教人士操控的政权否定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觉得，这些人严重地脱离人民却又殖民了人民的生活。

夺回生活是一个强大的概念。每个阿拉伯革命者都会背的，突尼斯诗人阿卜杜拉-卡西姆-沙比(Abu al-Qasim al-Shabbi)的那首著名的诗反应了这个概念的深度："如果有一天，人民要求生活，那么命运将不得不回应。"在这次起义中，夺回生活变成了一个普遍的要求。我们看到，从人民的主体性的角度来看，一种"集体伤痛"和一个集体要求被创造出来了------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不但感受、分享它，也为它而行动。随着"人民"（一个超级集体，其中，阶级、性别、族群和宗教为更大的"好"而暂时消失了）的出现，起义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革命阶段。

你研究社会运动和起义，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社会运动和起义。你遇到过和伊朗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类似的运动吗？

当前伊朗的起义和阿拉伯之春起义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从引发起义的火花和街头抗议的开端来看。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在突尼斯因为受到欺压而自焚，哈立德·赛义德(Khaled Said)在埃及被警察折磨致死，这两件事情都在其发生的国家引发了广泛的起义。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分别在起义28天、18天后下台。布瓦吉吉和赛义德体现了许多突尼斯人和埃及人感受到的压迫。伊朗抗议者和突尼斯与埃及的抗议者都尊重人的尊严。但也有显著的不同。在伊朗，因为当局试图殖民日常生活，所以，大多数人与宗教政权之间的隔阂与冲突要比在突尼斯和埃及更深刻的多。和突尼斯或埃及不一样，在伊朗，人们（特别是女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是私人生活受到了令人窒息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监控。事实上，唯一可以和伊朗相提并论的监控系统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甚至沙特阿拉伯的专制统治者也已经开始改革控制人民公共生活的瓦哈比系统了。但当前伊朗的起义和阿拉伯国家的那些起义之间主要的不同在于这样的认识，即以女性为为变革的"主体"，以"女性问题"为斗争的战略重点。"女性、生活、自由"的总体呼吁使当前伊朗的抗议运动独一无二。

让许多观察者感到惊奇的是，青少年也走上了街头。以前人们认为，年轻一代是非常不讲政治，他们以自我中心，什么也不在乎，没有理想，不能或者说不愿意采取任何政治行动，只顾着上网和玩网络游戏。对于这代人走上街头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在起义的街头能看到许多年轻人这件事情可能让人惊奇，却也不能说意外。基本上，青年和青年政治是非常易变而多变的。我们可能看到他们惊人的活动主义，然后又在其他时候看到他们的绝望、被动和冷淡态度。但这个行为背后有一个逻辑。总的来说，"青年的可供性(youth affordance)"（也就是说，年轻人的体能、机敏和精力、未来的方向和教育以及他们和成年人与家长不一样"在结构上不需要承担责任"这点）使他们有一种独特的街头政治和激进活动主义倾向。在突尼斯革命中，超过百分之28的年轻人（15-29岁）参加了起义，这是不寻常的；通常，一个国家的人口中只会有百分之1到8的人参加革命。但年轻人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相对较低（处在顶端的往往是老男人）的位置，使他们没法有效地参与决策------理由是：他们缺乏经验、情绪化，应该听从他们的长辈（年轻女性尤其会受到这样的对待）。这种父权态度使年轻人感到绝望、幻灭、憎恨政客和"政治"，于是，他们进入自己的世界，在那里创造自我表达和自我赋权的空间，无论是通过艺术和技术创造、创造未来、打破规范还是犯罪的方式。我在我的新书《革命的生活：阿拉伯之春的日常》(Revolutionary Life: The Everyday of the Arab Spring)中讨论过青年政治、女性政治和穷人政治的模态。

注意，就伊朗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头几年举行的几次总统和议会选举（这几次选举还有一些竞争和变革的希望）中，青年是极其活跃的。但当他们感觉选举被操纵，改革无望的时候，他们就遁入了自己的世界，遁入了朋辈、线上，遁入了他们的"非运动"，到哪里去实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一种能够安然向成年人的未来过度的方式。上网不只是意味着玩游戏。他们在那里与世界接触，学会新的斗争技能和策略，他们学习新的价值和知识，他们学习世界上存在的东西并逐渐理解到自己被剥夺了多少东西。所有这一切让年轻人更加地疏远和脱离生活世界和宗教统治的禁止性的意识形态。如今，这个分裂是如此之深刻，以至于统治者和青年（其中一半是女性）就像是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一样。所以，如今，青少年的非运动融入一场广泛的政治激变（多亏了"青年的可供性"，他们在其中起到了更大的，使运动激进化的作用）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但我必须强调，虽然他们对街头政治的参与和在街头政治中的表现惊人，但只靠这些不同寻常的青年------在这个问题上，对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和阶级来说也一样------本身是没法创造政治突破的。只有来自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包括女人、男人、老人、儿童、祖母、传统的或现代的社会成员）的普通人走上起义的大小街头，突破才会出现。在这里，"街头"变成了社会主流要求政治变革的争论空间。不过，这点是不可否认的：发起抗议的，往往就是这些青年男女。是他们，在沉默和绝望的时代为运动的身体输入新的血液，为运动提供生长和延续所需的能量和新生命。

这些抗议中的另一个关键的点在于，女性的显著在场。我们知道，最初的动机是一名年轻女子在被所谓的道德警察或指导巡逻队(Gasht-e Ershad)逮捕后死亡。女性在起义中所占的突出地位吸引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也使许多人认为这是一场女性主义运动。关于女性在这些抗议中的在场及其扮演的角色，你怎么看？

就像我先前提到的那样，女性作为一个"主体"和"女性问题"作为一个重点的核心地位使这次起义有别于其他起义。虽然父权制依然是许多世俗政府的一个特征，但[伊朗的]宗教统治一直特别地父权和厌女，在意识形态和结构上都如此。所以，不奇怪，从1979年革命后的第一天起，女性就在抵抗和反对了。数十年来，伊朗女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继续她们的抵抗，用她们公共的"在场的艺术"，通过她们的非运动和安静的入侵来与父权和厌女角力。[1] 一找到机会，她们就会试着组织和建立集体运动，但当局甚至不能容忍女性活动人士在自己家中集会。

道德警察和安保部队一直在街上、在国家机构中羞辱、威胁和逮捕数百万女性。根据2006年警方的一份报告，在打击"头巾不整"["bad hijabis"，指女性没有把头巾裹紧]行动的八个月里，他们在街上拦下并正式传唤了一百三十万女性。接下来的一年，在为期三天的整顿中，超过十五万名女性被拘留。这样的攻击使伊朗人想到以色列军队羞辱巴勒斯坦人的画面。但伊朗女性还在继续抵抗和安静的入侵或者说非-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在社会中建立了新的规范，在生活中建立了新的现实，比如说，公开露面和戴头巾是选择而非强迫。如今，这场非-运动，以那些女性中的一员，马赫萨-阿米尼(Mahsa Amini)之死为中介，引发了一场不寻常的，凸显女性及其尊严以及普遍而言的人的尊严的政治起义。

但这场起义不只关乎"女性问题"。这场抗议运动的包容性已经超越了女性。它接纳了其他许多被剥夺、被排斥、被压迫的社会、宗教和族裔群体和阶级。它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女性的解放为所有人，包括男人和被剥夺者的解放开辟了道路。换言之，看起来，如今抗议者共享一种共同的伤痛和一种对更大的"好"的理解，后者把所有抗议者联合到了一起。看起来，"女性、生活、自由"就代表了那个普遍的"好"。

这些天抗议者喊出的最重要的口号是"女性、生活、自由"，它在世界各地回响。有人认为它过于模糊和宽泛，缺乏一个具体的、积极的基调。但又有很多人说它是凸显生命价值的进步口号。对于这个口号，你怎么看？

模糊和宽泛是大多数革命运动的矛盾。因为一方面，模糊和宽泛能保障联合并因此而保障革命运动的力量；这是运动取得胜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在这样宽泛的口号下，诠释和期望的精确、细节和差异消失了，只有在胜利后，这些东西才会出现。在胜利后，意义和期望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对抗会达到顶点。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困境。

比如说，如果要建立民主政治，那么，也许，我们需要通过协商达成一个共识。这是一个泛泛的说法。但在伊朗，我们还不知道这场起义的未来是什么。看起来，当前已经有一些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了，这些讨论可能是有用的，如果它们是善意的话。我认为"女性、生活、自由"这个口号有能力囊括伊朗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被剥夺、排斥和压迫的社会成员渴盼的东西。女性的核心地位也和那句古老的谚语相关："女人不自由，社会就不可能自由"。女性与生活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只要想想这点就够了：是女人带来了生命，也是女人，通过完成今天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工作维持着生活。最后，"夺回（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维度的）生活"的普遍情感是这句口号的核心。当然了，这点是明确的：我们只有通过严肃的结构变革才能"夺回生活"。

伊朗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各种被无视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要求一直在积累，有时，这些要求会合流。这种要求的"多"不会令人担忧吗？它会不会使社会运动偏离它一开始的目标？

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要求和对希望和梦想的表达繁多，标志着社会斗争进入了寻求结构变革的阶段。没有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工人、穷人、中产阶级、女性或青年）能够独立改变持异见的公众与政权之间的力量平衡。真正的政治变革总是通过不同的被剥夺、排斥和压迫的社会群体和阶级的联合实现的。因此，问题不是被无视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要求的积累会不会对斗争进程产生负面影响。问题在于，怎样在一个共同的、全面的、简单的、容易理解的要求的框架内表达这些被无视的要求，使所有那些受苦的社会成员都能认同这个要求，都能用这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需要。

我之前指出的那个总体性的"更大的好"说的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女性、生活、自由"这个口号：使参与起义的各色群体都能与之共鸣并将其内化，同时强调我们需要进行深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才能实现这个集体诉求。

一些分析者担心当前的发展会走向危及国家统一、和平和安定的方向。你觉得会这样吗？

我不太确定这些分析者讲不讲证据，或这样的风险有多严重，但这个问题必须谈。总的来说，一切有权力的运动都有被滥用的危险。全国各地或国外的投机者都会试图利用运动，他们会声称自己是运动的领袖，或表达对隐藏动机的支持。谁会真的相信像美国前总统川普------更不用说沙特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尔曼了------那样的人会想让伊朗变得民主呢？他们本身就对自己国家的民主构成严重威胁。幸运的是，"女性、生活、自由"运动看起来表现出足够的能力和政治意识不去关注这些政治游戏，而是通过依靠人民的力量，继续走自己的路。事实上，近年来，伊朗一直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多群体、族群和社会阶级的联合：这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一个新的"伊朗"已经诞生。当然，还是会有人拿境外势力和阴谋来说事。这样的主张既不新鲜，也不为伊朗所特有。穆巴拉克及其支持者也把埃及的革命运动归咎于境外势力、伊斯兰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阴谋，但现实并非如此。

对于这场运动的未来，你怎么看？你能想到什么样的情景或可能性？

预言这个阶段的未来是很难的，因为未来取决于多种因素。它取决于一些我们没法回答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不知道当局在多大程度上会采取普遍的暴力手段来平息街头的抗议或罢工。如果当局的策略是诉诸纯粹的暴力，那么，随后在普通民众和像安保部队那样的系统的执行者那里会产生多大的道德义愤？传统精英、宗教领袖、阿亚图拉或温和派政客会是什么立场？这些精英和宗教人士会回应良知的召唤吗？我们还不知道改革派阵营及其领袖会走什么样的路。在这点上，许多改革派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既没法改革（因为他们被赶下台了），又不能参与革命（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改良派而非革命者）。这种可悲的麻木和他们理解社会政治变革的概念和策略的方式有关，他们习惯于用教条的、静止的和非历史的目光看问题。就好像改革派就必须当一辈子的改革派，革命者就注定是永远的革命者，而无论生活中、政治中发生什么。事实上，在真实的生活和政治中，易变而复杂的现实要求人们用适当的、非教条的、创造性的方式来搞政治。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在何种程度上、在什么时候，像工人和教师那样的同盟社会群体会展示出与起义的更广泛的团结行动。简言之，要预见未来是很难的。

不过，无论这场起义会遭遇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这场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正在见证伊朗人主体性的一次至关重要的范式转移。在大小城市甚至是农村，在父母和年轻人那里，在各种族群和中下阶级，看起来，一个新的"民族(nation)"------一个坚持要夺回生活，要有尊严地生活的民族------已经诞生。它在起义的街头大声说出了自己的要求。很多事情不太可能回到以前的样子了。也许，道德警察制度已经在事实上完蛋了，哪怕他们还没有正式废除它。公共生活的现实中已经出现了新的规范。也许"戴不戴头巾是个人的选择"就是这些规范之一。

对于这场社会抗议运动，你有什么希望？

我的希望，也许，和数百万伊朗人的希望一样，是能够看到这个国家各个社会群体和阶级被无视的要求在付出最小代价（包括人的生命和人们的物质基础）、不受境外势力干涉的情况下得到满足。实现这个愿望一方面取决于这场运动是否有能力、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统治者的良知和判断。也许，这很天真。也许，这是不可能的。可真相是，就像马克斯-韦伯指出的那样，历史经验表明，我们人类只有不断地思考"不可能"，才能够实现"可能"。

[1] 对像"在场的艺术(the art of presence)"、"非运动(non-movement)"和"安静的入侵(quiet encroachment)"这样的概念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阿塞夫的书《生活作为政治：普通人是怎样改变中东的》(Life as Politics: How Ordinary People Change the Middle East, 2013)。

文中有个短语【殖民日常生活】（colonize the everyday）很有意思，这是不是极权国家内部殖民的一种形式呢？

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奉行这个主义的各种变种的人，实际上都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

“他们自以为是最唯物的，也因此成了最唯心的。”

他们把一切旧有的理论与客观现实的社会现象，看做是资本主义或是封建主义，或是一切非共产主义的架构形成的虚拟呈现，而天真地以他们那简单甚至幼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释世界。

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套完全无法证实的荒谬逻辑，抛开『资本论』里对于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原理那种四则运算式证明手法，其对于具体经济现象的解释也总是玄而又玄，譬如什么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矛盾的结果。

你如何去证明？你无法证明，但也更难证伪，你如何证明一个完全虚构的逻辑关系是错误的？

这种模棱两可的玄虚话术撑起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的间架结构。

真理只有一个。

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那么如何再此基础上会延伸出这么多彼此互相冲突的思想呢？ 更滑稽的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的衣钵传人。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即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科理论，专业笑话。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奉这套理论呢？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上得到解释。 它是一个民科哲学，民科哲学有什么特征？半通不通的理论解释全宇宙。然而这恰恰是这群半吊子文人所需要的。对于一个没什么文化对这个社会没什么深入思考的人，他们对于知识有着天生的渴望，然而这个渴望的背后却隐含着对自己实际知识水平的自卑，因此他们不愿学习，却要装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马克思主义恰好满足了他们的这一需求，学完寥寥几行字就能指点江山，岂不美哉？

“文化水平不高的指点文学叫民科， 文盲指导文学叫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这种模糊理论压根无法解释一些具体实际现象，那怎么办？在这样一个狗屁不通的理论指导下，如何真正的搞好实践呢？ 那就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也就是意识。 共产党自认为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无限夸大自己的钢铁意识。

抛开事实不谈，然后再无限强调自我意识的作用，这就是共产党人能干出所有反常识反理性反人类的事件的根源。共产党人不但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更是疯狂的egomaniac。

爲什麽這麽毒...

人類絕對不應該順從環境。（人類應該順從人類XD）

人，是世界上最有力、最强大的存在。（但是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强大）

每個人的自主性，會偏向於每個人各自偏好的領域，如果沒有外力，無法集中起來。（首領沒有偏好，並且首領不是人，所以首領能夠成爲人的外力，他就是GOD！）

中二少年，病得不輕，“只有我能帶領你們拯救世界，你們爲什麽就是不懂呀！竟然先打倒我，你們究竟有多愚蠢啊！但是我的同志不要慌，你們要繼承我的遺志，未來也要出現我的繼承者。拯救世界任重而道遠，也是不被世人所理解之事。你們要堅定，不要動搖，終有一天真理終將向世人展現，證明我們是正確的。”

個人簡單理解，典型營銷套路。先把人說是自由自主的，然後說人也不是那麽自由自主，需要一個領袖才能自由自主。商品是免費的，但是也不是完全免費，需要購買另一件產品才能免費。不如再來點補充包，還得給這個領袖換個腦子，這個領袖才能成爲真正的領袖。

更好的解释就是“斯人”比“是人”更常用，汉语本来就是从更不规范的古代演变到更规范的现代的。所以古代文章使用汉语不规范，那么这个不规范作为旧式用法会保留在原始典籍当中，但是当现代人使用类似语言的时候，会使用更规范的模式，不管它是如何不符合原典。这就是范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