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的文章。

我好久没上论坛，这里都长草了。有空慢慢回复您。

很有意思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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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有欧洲精英的所谓人口清理精简人口的计划，联想到光明会卡牌和共济会阴谋，楼主觉得这是真的，中共国似乎也有此类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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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是一种虚构的身份。人们通常会虚构一个更好的自己，并且请求大家一起假装这个更好的自己是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契约，互相假装彼此的虚构身份存在。如果你不戳破我的谎言，我也不会戳破你的谎言。

时间久了，一部分人就会把面子当成真正的自己，面子成为了一种幻想，阻碍了他们认清真正的自己。另一部分人很清楚真正的自己，但是他们害怕别人认清真正的自己，所以把所有资源投入到面子之中，起初很快就收到了回报，但是很快遭遇到瓶颈。资源被面子占用，反而阻碍了他们成长。

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决定真实地活着，只有很少的资源投入到面子之中，或者干脆不要面子，资源都被投入到真实身份上，他们成长得很快。

一少部分人认清了面子的真相，他们决定利用面子系统的漏洞。他们不仅不要脸，而且迫使他人佯装自己的脸是存在的。他们从这种不对等的契约不断地获利，最终形成了更加庞大的虚构——统治集团。

“伤了面子”，虚构的身份被拆穿。

“撕破脸”，相互戳破彼此的虚构身份，尽管他们早已对虚构性心知肚明。

“请给我一个面子”，指以维护身份的虚构性为由，迫使他人做不情愿的事。

“脸皮薄”，对维护虚构的身份很重视。

“脸皮厚”，轻视对虚构的身份的建设。

“不要脸”，一般指从维护虚构身份的状态，到抛弃了虚构身份的状态的转变。虚构身份与真实身份的差距越大，从虚构身份切换到真实身份的打击就越大，这也是为什么爱面子的人只会越来越爱面子，投入越多沉没成本越大。

衷心希望东南亚文化圈有一天能远离面子,拥抱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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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顺

向下分权是治理幅员辽阔之国家的必然选择。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采取向下分权的时候也会面临治理风险，即如果地方政府取得足够的资源和权力，它们可能对最高统治者构成威胁。曹正汉在考察中国古代统治体制演变时，提出郡县制是帝王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制度安排，因为郡县制具有避免让单一地方政府强大到可以挑战帝王权威的作用。本文探讨向下分权对于集权体制政治稳定的影响。分权在为最高统治者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为统治者创造了规避责难的空间。但向下分权在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给统治者造成了多重代理人问题。具体而言，代理人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他们不但会削弱国家能力，还可能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风险。如何约束代理人始终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一、 引言

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最高统治者面临两个重要问题(Svolik，2012)。其一，统治者(如帝王)和被统治者(民众)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可能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为了应对来自被统治者的潜在威胁，统治者须考虑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在现代社会，统治者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向被统治者让度部分权力或者提供具体利益以获取政治认同(Gandhi and Przeworski, 2006:1-26)。当然，统治者不会放弃通过强制手段对被统治者进行控制(Levitsky and Way, 2010)。其二，因为统治者无法独自统治一个国家，他必须和为数有限的同盟者共同治理整个国家。这些同盟者可能是官僚精英(如朝廷重臣)、政党领袖或军事政要。这种共治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在统治精英内部建立稳定的权力共享机制(power sharing)，避免同盟者获得太多权力而挑战最高统治者。执政者的一种选择是通过制度安排解决统治精英内部的权力分配和其他冲突(Levitsky and Way, 2010)。

虽然在不同时代集权体制的统治者面临的制度选择不同，但消除对其政权的威胁始终是他们追求的共同目标。曹正汉在《中国治理体制的形成逻辑：“风险论”与历史证据》一文中考察了最高统治者消除政权威胁的努力对塑造治理体制的深刻影响。曹正汉的研究认为，在古代社会，统治精英内部的权力分享机制形塑了中央和地方关系。最高统治者(如帝王)在和地方统治者分权的过程中面临两类风险：其一，地方统治者一旦拥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便可能威胁到最高统治者；其二，地方统治者若靠一地之力不足以挑战最高统治者，则可能通过地方结盟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

因此，最高统治者在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来自民众和治理集团内部的双重威胁。在分权的制度安排上，最高统治者必须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寻找平衡。曹正汉(2007:1-45)的文章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帝王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来应对上述政治挑战。他提出，郡县制是中国古代帝王为实现有效统治而对下分权的一项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与统治者建立政权时的权力和军事技术等因素息息相关。

郡县制反映了最高统治者消除政权与统治威胁的政治逻辑，也反映了向地方分权的制度合理性。在集权制度下，向众多的地方政府分权可以消减单一地方政府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此外，垄断权力同时也意味着垄断责任，集权体制的统治者通常因为权力集中而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向下分权则可以为统治者创造规避责难的政治空间(Weaver，1986:371-398)。民众“反贪官不反皇帝”既可能是他们的行动策略，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确实认为地方贪官才是问题的源头，而非身在殿堂的皇帝。毕竟，催粮收税这类容易引发官民矛盾的事务虽是中央政策，却须地方去落实。

向地方政府普遍分权虽然消减了地方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却也催生了其他问题。地方政府层级的增加必然导致代理人的增加，如何管理众多的代理人成了另一个问题。国家能力由多重因素决定，而训练有素而又守纪的代理人和财政资源是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Skocpol，1985:3-43)。对代理人约束不力不但削弱了国家能力，还会直接引发社会风险。本文旨在探讨分权体制下，代理人对最高统治者可能造成的各种间接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代理人引发的社会风险、代理人对国家能力的影响以及代理人对政权合法性的损害。但是因为惩罚代理人面临信息收集的困难，同时还须承担可能存在的政治成本(Cai，2014)，代理人治理因此成为一个政治难题。

二、 代理风险和分权安排及其问题

在疆域面积辽阔的威权国家，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和信息技术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直接统治。在古代，中央政府必须依赖地方代理人进行统治与治理；征兵、征税、收集地方信息以及维护地方稳定等事务都须经由地方代理人来完成。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二者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代理人就会利用信息不对称为自己谋利。代理人的这种利己行为通常会牺牲委托人的利益(Moe，1984:739-777)。

委托人可以采用诸多方法避免或限制代理人损害其利益。比如，委托人可以通过制度安排让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尽可能一致。委托人也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减少代理人自主行为的空间，从而减少其实施利己行为的可能性(McCubbins and Weingast, 1987:243-277)。委托人也可以对代理人进行直接的监控(police patrol)或者通过第三方提供信息(fire alarms)监督代理人的行为(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165-179)。委托人还可以通过直接考察代理人的最终表现对其进行监督。“政治锦标赛”所描述的也是这样一种考察方式(周黎安，2007:36-50)。

在集权体制下，中央处理其与地方关系的制度选择受制于中央政府在委托-代理这组关系中所面临的实际困境。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面临以下三种困境：第一，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有可能挑战中央政府；第二，民众挑战地方政府；第三，民众挑战地方和中央政府。第一种情况是因为代理人(地方官员)掌控了足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源，可以直接挑战最高层统治者(如帝王)。这种威胁是任何一个最高统治者都不能忽视的。第二和第三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是中央政策本身损害了民众利益，也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扭曲了中央政策或滥用权力导致了民众对地方和中央政府的不满。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民众感到现有的体制不但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反而让他们的利益受损。因此，他们一旦有机会就可能抛弃现有制度。

在《中国治理体制的形成逻辑：“风险论”与历史证据》一文中，曹正汉探讨了这些威胁对于治理体制形成的影响。他在文章中把第一种风险称为“代理风险”，把后一种风险称为“社会风险”。他指出，除了这两种威胁，最高统治者还面临外部入侵的威胁。这种入侵威胁和治理体制的产生和演变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任何一种体制都有可能面临外部威胁，但是不同的体制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可能存在差异。

曹正汉认为，中国古代的帝王面临的直接威胁通常是前两种而非外部入侵。最高统治者通过三种方式的控制来降低风险。第一种方法是人事控制，主要方法是招募收买同盟者。第二种办法是地域控制。地域控制的首要形式是在全国设置行政区划，建立地方政府，授权地方官管理民众，对民众实现分而治之。中央政府通过控制军事资源和人事大权实现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另外，中央政府还通过控制经济资源使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产生经济上的依赖。地域控制的第二种形式是托管，即让地方政府拥有充分权力实现辖区内自治。

第三种控制方式结合了地域控制和人事控制这两种方法，即既按行政区域设置地方政府，也采用垂直的人事管理系统。中国的郡县制正是这种控制方式的代表性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王朝是郡县制和其他体制的混合。

曹正汉认为一个理想的郡县制是降低各类风险的最优安排。理想的郡县制有几个特征。首先，它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其次，对于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地方政府需要设置“郡”和“县”。县政府负责地方的日常治理和征税等事务，而郡政府负责监督县政府并处理本郡范围内的民众叛乱或社会骚乱事件。再次，郡政府要有足够的力量平息叛乱，但又不能强大到挑战中央政府的地步。中央通过控制郡政府来实现对其他各级政府的监控。

然而，这种理想的或者纯粹的郡县制度因为各种限制在现实中很难完全实现。曹正汉把这些限制因素归为三类：竞争约束、财政约束和军事约束。中央政府在某些地区(如边疆)可能会遇到政治或军事上的竞争对手而难以推行郡县制。中央政府也可能因为财政资源有限而不能在各地设置郡县政府。此外，在冷兵器时代，政府的军事技术未必比民间强大。军事条件的约束让中央政府在设置地方政府的规模上有所顾虑。地方政府太小，不足以维护地方治安平定骚乱；地方政府规模太大则会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因此，中央政府必须作出平衡。

曹正汉通过梳理和考察中国历代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设置形式的变迁，论证了中央政府在上述三种约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策略以降低代理风险和社会风险。这种从控制风险角度理解中国古代地方政府设置的视角，对于理解如今中央政府的行为非常有帮助。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存在的时间长度各异，其中延续数百年的朝代并不罕见。从“风险论”的角度来看，这些存在时间较长的王朝必定对上述三种风险进行了有效控制。

“风险论”的核心逻辑是中央政府为了巩固政权而向地方分权，这种制度安排也反映最高统治者的政治维稳逻辑。历代皇帝的削藩努力便是这一逻辑的体现。“风险论”所体现的维稳逻辑无疑是成立的。但可能是因为篇幅有限，曹正汉在文章中探讨“风险论”的时候没有讨论郡县制对王朝生存时间的影响。当然，王朝的生存时间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代理人风险，社会风险和外部风险。那些郡县制度实行得比较理想的王朝，他们面临的代理人风险和社会风险都会比较小。那么这些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换言之，由于理想的郡县制是有条件的，那么，是不是郡县制达不到理想状态的王朝更可能成为短命王朝？

郡县制度起源很早，后来经过秦汉的发展成为古代王朝的主要制度。郡县制度的发展史说明，这是一种得到古代最高统治者普遍认可的制度安排；或者，最高统治者想象不出比这个制度更合理的治理方式。假设郡县制在发展过程中因其早期模式的成功实践产生路径依赖(Thelen，1999)，导致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有限；假设郡县制在各个历史时期确实未发生明显变化，那么各个王朝就会面临一个相似的问题，即如何管理代理人。郡县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看似简单，其实际运作却可能十分复杂。每个郡都设有守、尉(相当于防区司令)和监(相当于监察专员)；郡下再设县；郡(守)与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各个朝代对地方官管理方式差异是否对王朝的生存时间产生了影响？

尽管这些问题都和郡县制直接相关，但它们对于“风险论”并不构成逻辑上的挑战。“风险论”对于考察当代国家的政体演变很有启发意义；它对于理解最高统治者或者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也有帮助。但任何一种理论所解释的现象范围都是有限的。例如，和中国古代的一些王朝相比，当代不少国家政体存在的时间显得相当短暂。政体演变通常有如下的几条路径(Huntington，1991):上层变革、政权替代(replacement)、政权转变(transplacement)和外部强加。上层变革主要是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分裂，如前苏联。在前苏联这一案例中，“风险论”所提及的三个约束都不足以危及政权的稳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及其与社会力量的结合导致政体演变。

“政权替代”的方式是指统治集团被新的治理集团所取代，如东欧的罗马尼亚。这种取代方式通常伴有流血冲突发生。这种方式和社会风险紧密相连的。“政权转变”的方式是统治集团和社会力量协商一致后进行政体转型，如波兰。这是一种比较和平的过渡方式。最后一种是外部强加导致转型，如二战后的日本以及美国占领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前三种方式里的代理人风险和社会风险很可能是相互交织的。这是因为统治精英内部产生分裂后，部分精英会同社会力量结合，使多种风险对政体同时产生冲击，导致其崩溃。可见，政体的稳定取决于多重因素。

在现代社会，制约郡县制的那三种因素都被弱化。向下分权虽然能解决代理人挑战中央政府的风险，但分权也带来了其他形式的代理人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代理人造成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也会对国家的治理和政治合法性带来不利影响。下文探讨地方分权在现代治理中的合理性以及分权带来的代理人问题。

三、 中国当代的地方分权和治理

在当代中国，向地方分权被视为成就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让地方经济得益的分权使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动力和压力。分权也被视为在矛盾频发的环境下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Cai，2008; 曹正汉, 2010, 2011)。中国的转型同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短时间内同时开展一系列重大改革。城市化、市场化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同时展开的结果就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然而，尽管各种矛盾频发，社会稳定并没有遭到重大挑战。同样重要的是，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依然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Li，2008：209-226; 孟天广，2014：1-10)。

分权制度从两方面促进了社会稳定。首先，民众的诉求基本集中在经济利益或日常生活的权益，并不涉及到有关政治体制根本性安排的政治诉求。集权体制很可能让民众的行为呈趋同化，而这种趋同化对集体行动的动员非常有益(Zhou，1993：54-73)。分权则削弱了这种趋同化的特征。因此，当代中国民众抗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抗议诉求的地方化和抗争行动的孤立化(O’Brien and Li, 2007; Lee，2007; Cai，2010)。并且，民众的抗争对象首先是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

其次，分权可以减少政府在处理抗议事件时面临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于如果政府让步，就可能引发更多的抗议；但是如果政府采取压制手段，则可能损害其合法性。一旦压制无效，还可能激发更激烈或者规模更大的抗议(Goldstone and Tilly, 2001：179-194)。然而，中央政府在应对民众抗争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则因分权而减少(Cai，2008：411-432)，这是因为抗议事件通常由地方政府直接处理，地方政府面临和承担了处理抗议事件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在处理抗议事件时，既要顾及解决抗议者诉求的成本，也要考虑到采取压制手段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的权力意味着后者在处理地方抗议时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它们对民众的让步不是无条件的。这一制度安排遏制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但是地方政府也不能一味依赖压制的手段，因为过度压制会引发上层政府干预。

因此，向地方分权有助于减少中央政府处理底层民众抗议的不确定性。群体性事件多由地方政府首先处理，处理不力的时候，上层政府才会介入。这种分权制度为中央政府处理为数较少的大型抗议赢得空间和时间，争取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这种安排也正是曹正汉(2010)所提出的“分散烧锅炉”治理方式的基础。

此外，向地方分权还可以为最高统治者规避责任创造空间(Cai，2008：411-432)。相比民主制度，威权国家因为权力集中而在规避责任上有难度(Weaver，1986：371-398)。但是通过分权，中央政府就有了更多的责任规避空间；这是因为权力的分享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分担。各种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明显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地方分权后，中央政府和普通民众几乎没有直接接触。而一旦地方政府滥用权力而引发民众不满，中央政府可以有选择地介入，使地方政府承担责任并处罚地方官员。在一个等级制度分明的体制内，即使下级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基于上级政策的规定，他们仍然会因为不受欢迎的政策后果而成为被谴责的对象。因此，分权在一定程度上是上层政府保护自己形象的方法。

四、 分权体制下的代理人风险

尽管分权对中央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政府形象有促进作用，但分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代理人风险问题。曹正汉在文章中指出，代理风险、社会风险和外来风险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三种主要挑战。在当今的社会体制中，信息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有效降低了社会风险。但是，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并没有彻底消除由代理人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社会风险。首先，无法有效约束地方官会直接损害政府形象。其次，代理人滥权和胡作非为有可能直接激发民众对地方政府甚至整个体制的不满，从而导致直接社会风险。再次，中央政府在技术手段有限的情况下为了约束代理人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会对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的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一) 代理人和社会风险

当委托让代理人有政策选择的空间的时候，代理人就可能选择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做法(McCubbin and Weingast, 1987：243-277)。在中国，中央政府很难事先对地方政府的所有作为或政策制定作出面面俱到的规定，这为地方政府的自主行为提供了制度空间。这种空间为地方政府做出符合官员自身或者地方利益的政策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的选择有可能损害民众利益，但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未必上升到对中央政府失去信任。当然，如果地方政府长期制造民怨，民众的不满就可能不再只针对地方政府，同时也会指向中央政府，他们或许责怪中央政府没有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

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或者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大力进行土地开发，暴力征地和强制拆迁现象屡屡发生。在农村，征地导致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冲突频频发生。有关暴力征地的案例有大量的媒体报道。一项有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统计显示，2000年到2014年间，全国发生的6 753件抗议事件中，和土地问题相关的事件占50% (即3 407件)。2可见，农村征地引发的冲突事件相当普遍，有些群体性事件最终导致了流血冲突。这些案件的持续发生一方面说明地方政府对土地开发有很大依赖，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对农民的保护比较薄弱。

1. 感谢陈志柔教授提供的数据(参见书面文稿“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2016)。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在城市地区的暴力拆迁也屡屡发生。居民因为不满拆迁赔偿，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抗争；有的诉诸法律，有的上访，也有的采用暴力对抗，甚至有人采取自焚或者杀害拆迁人员等极端手段。这些抗争直接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因为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也揭示了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不力。

对政府形象冲击最大的是那些引发“道德震撼”的事件。在此类事件中，人们会因为某些人的不幸遭遇而形成使人群情激愤的道德判断。他们会认为民众的不幸是因为商人的贪得无厌或官员的冷漠无情。一旦此类事件发生，那些鼓动集体行动的人会做出带有动员性质的解读，他们会努力明确指责对象，然后全面否定其所作所为，谴责其不良动机，并夸大其能量(Vanderford，1989：166-182)。这类事件因为能引发民众群情激愤而给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2003年在南京发生的拆迁自焚事件和后来媒体报道的发生在北京的业主自焚事件促使中央政府重新调整有关拆迁补偿和程序的规定。

这类事件是由代理人滥权而带来的直接的社会风险。虽然这类事件通常是地方性的，但如果它们屡屡发生，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频繁出现，那么，民众批评的对象就不只限于地方政府，而是整个官员监督体制，甚至是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

(二) 代理人和国家能力

如前所述，训练有素而又有高度规则意识的代理人和财政资源是国家能力的两个核心要素。代理人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治理和政权的稳定。有关国家崩溃的研究发现，“中央对其代理人失去控制可能是预示政权崩溃的最后信号。代理人开始为自己的利益而胡作非为。他们贪赃枉法，带头破坏法制和秩序，警察和军队变成了黑帮和土匪”(Zartman，1995：2)，可见，这些本该维护国家稳定的代理人却成为损害政府执政基础的直接来源。

即使训练有素的代理人也必须在国家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才不会滥用权力。如果监督不力，这些代理人就可能因为私利而削弱国家能力。一个控制力不强的政府有可能导致掠夺性地方政府的出现。当地方政府和官员拥有较大决策权的时候，他们可能制定掠夺性的政策或做出掠夺性的行为。因此，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较弱，腐败就可能在众多地方政府中蔓延(Shleifer and Vishny, 1993：599-617)。

前苏联的崩溃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地方官员。“对苏联的政经体系带来致命打击是国家控制体系的崩溃。原来的控制体系旨在让士兵、警察和官员忠于国家。但当这些国家代理人不再听从上级的命令，国家的崩溃也就指日可待了”。当国家无法有效控制它的代理人的时候，“(代理人)盗走的就不只是国家财富，而是国家的命运”(Solnick，1998：3)。

对古代中国中央政府征税的研究表明，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不力，地方官员的行为不但会损害中央政府政权的合法性，还会削弱国家的汲取能力。中国古代农民税赋沉重的重要原因未必是掠夺型的国家行为，而可能是中央对地方控制权薄弱的后果(Kiser and Tong, 1992)。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一直试图限制地方官员过度征税，但时常效果不彰。统治者对于地方代理人的弱控制导致了三种形式的腐败：第一，地方官员以超过中央政府规定的税率向民众征税；第二，在收取被征收人的贿赂后，允许被征收人少缴税；第三，地方官员贪污国家税收。这种腐败通常通过地方官员合谋的形式进行。因为幅员辽阔，信息流通不畅和交通不发达，中央对地方的监督非常困难。另外，地方官员的派系和网络使得依靠地方官员监督下级官员变得非常困难。

地方官员的掠夺行为使中央政府不敢轻易提高税率，因其担忧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可能引发民众抗议。低税率又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被削弱，致使国家能力整体下降。一项对日本徳川幕府和中国清朝的比较研究(Sng and Moriguchi, 2013)发现，从1650年到1850年，徳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人均税收远远高于中国清朝的人均税收。两相比较，到鸦片战争(1839-1842) 前夕，中国的税收收入只相当于其国家收入的2%，而日本则高达15%。

这一巨大差距的原因是因为两国国土面积不同而导致治理方式不同。疆域的大小直接影响了税收水平。幅员辽阔的国家，权力下放不可避免。但是下放权力必然造成代理人问题。因为中央政府很难有效监控地方官员，给地方官员留下许多搭便车的空间使其可以通过多征税而中饱私囊。“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说体现的正是这种现象。当然，这和地方官员的正式收入低也有关系(瞿同祖，2003)。地方官员的掠夺性行为使得中央政府在选择税收税率的时候有很大的顾忌。因为担心过分征税会激起民怨，中央政府只得采用低税率和小政府的治理方式。但这对国家能力和税收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在日本，由于监督成本小和监督可行性高，中央政府可以实行比较高的税率。总之，统治者对社会风险的担心和监督手段的局限最终共同导致了大国税收的有限。

类似的问题也曾出现在中国农村，尤其是2004年中央取消农业税之前。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农民税赋负担是影响农村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农民负担激增的最重要原因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压力剧增(Chen，2008：303-343)，当然还有基层政府自身的原因。在某些地区，基层政府擅自加码，使得农民负担加重。有的基层干部搭顺风车多收税建“小金库”(Bernstein and Lu, 2007)。在不少地区，特别是湖南和四川，农民采取对抗的方式拒绝缴税。1990年代在农村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抗议事件基本都和农民负担有关。

此外，地方分权未必总是能帮助上级政府规避责任。以农民负担为例，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民和基层干部常常因为税收发生冲突，基层干部成为农民和中央政府指责的对象。1994年财税改革后，在没有替代性收入的情况下，向农民转移负担成为农村基层政府的选择。尽管中央政府不断警告基层政府不得向农民过度征税，但是从1993年到2004年间，因农民负担而导致的恶性事件却未间断。虽然这些恶性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感觉绝望而自杀，而非在冲突中死亡，但它们对政府形象的冲击很大。

此外，随着信息积累，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许多矛盾的症结并不都是在地方政府，而在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有些政策导致地方政府和基层民众发生利益冲突。此外，上级政府因为分权而获得的规避责任的空间会因为民众和上级政府的直接接触而被压缩。一项对1000多位农民的调查发现，农民上访是造成政府信任流失的直接因素(胡荣，2007：39-55)。农民上访的级别每上升一个层次，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即农民上访过的政府层级越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低。随着上访层次的提高，上访也对高层政府的信任也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到过省级政府和北京上访的人，对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降低。到北京上访次数越多、逗留时间越长、走访部门越多，对中央的信任度也就越低。

上级政府显然不愿意见到政治信任流失，这种压力迫使其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形象，通常的做法是处罚那些引发民众不满的官员。在取消农业税前，上级政府在处理农民负担造成的恶性事件的时候，被追责官员的层级不断提高。尽管这样，此类事件并没有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只有进行政策调整改变下层官员的行为或者削弱他们的某些权力。农民负担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促成中央最终取消农业税的一个重要因素(Cai，2010)。

(三) 代理人行为和政府合法性

政权的合法性是指对统治权威的一种认可(Easton，1979：288)，它也是指在现有条件下民众所做选择的合理性。合法性对维护政权稳定非常重要。“一旦政权有了合法性，它就是行使权力的最有效理由，也是对那些改变体制的企图最有效的反驳”(Mueller，1975：128)。长远来说，政权的合法性有利于消解体制里的冲突和不稳定。合法性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危机产生的时候帮助政府渡过危机。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危机就是指民众有选择替代性政权的机会。一个合法性高的政府渡过危机的机会无疑会高过合法性低的政府。

因为地方官员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他们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但影响他们自身的形象也会影响中央政府的形象，从而影响政府的合法性。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来源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感受和从其他渠道接受到的信息。民众通常对地方政府的认知比较直接，因为他们同地方政府有较多的直接接触机会；相反，他们对上级政府的认知通常比较间接。如前所述，当一些地方政府增加农民负担的时候，农民的自身感受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不满。同样，当拆迁户觉得所得的补偿偏低的时候，也会对地方政府产生不满。当民众的问题在当地无法得到解决的时候，有的人会选择赴省会或北京上访。但如果上级政府仍然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也会对上级政府失去信任(胡荣，2007：39-55)。当然，赴京上访的民众数量毕竟有限，他们对上级政府失去信任的后果不至于产生太大的扩散效应。

另一方面，民众接受到的某些信息也会影响他们对政府合法性的认知。媒体对地方官员行为的报道会影响民众对地方政府的看法。某些官员的个人违法违规行为对政府合法性的冲击可能并不大。这是因为民众会认为这是官员的个人行为。但是如果一项政策或者一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造成坏的影响，民众的归因就不会限于地方政府了。

譬如，腐败问题就引发民众对反腐体制的反思。改革开放后，腐败一直是政府面临的挑战之一。虽然党和政府一直采取各种措施反腐，但问题依然严重。如果相同的问题在很大范围内反复出现，人们就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个别官员的行为，而会从体制上找原因。当然腐败在民主体制下也很普遍，比如，根据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清廉指数，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民主国家的腐败也很严重。但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别国的腐败基本没有感性认知。他们对本国的腐败则会有较直接的认知，也会思考腐败的原因。

2015年的一项调查访问了全国83 305个居民，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清廉度没有差别，不到三成人认为中央比地方清廉，但也有约两成人认为中央没有地方官员清廉(倪星、李珠，2016：4-20)。频繁曝光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腐败现象让民众开始反思反腐机制的不足。某些曝光的腐败案件会让不少民众大失所望，有的人则会因为曝光的案件太多而对此类新闻不再关心。

当然，民众对政府官员的违规违法的反应在给中央政府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有信号启示的作用。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民众对政府官员行为的反应来判断民意。中央政府常用的做法是通过加强规范地方官员的行为来规范地方治理，从而解决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以反腐为例，中央政府意识到民众对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的不满，因而不断加大反腐力度。虽然民众认为腐败依然严重，但他们对新一届政府的反腐措施感到满意。

五、 结语：代理人风险及其控制

没有一种制度是没有代价或者十全十美的；此外，在制度安排上，并非所有统治者都有很大的选择空间(Thelen，1999：369-404)。曹正汉(2011：4-6)的文章指出中国的上下分治的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大国治理过程中的集权和分权难题。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通过郡县制的分权安排降低了代理人风险，这种逻辑也可以解释当今中国的治理体制安排。譬如，同前苏联相比，中国的分权也使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这对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有帮助。但本文认为，尽管分权降低了代理风险，但它也造成了其他代理人问题。首先，代理人的行为可能会直接导致民怨和社会风险。其次，代理人的行为也可能削弱国家能力。再次，代理人的滥权和自利行为通常造成腐败等问题，进而直接损害政权的合法性。这些问题最终都可能削弱国家的治理能力。

中央政府固然了解代理人造成的治理和政治问题及它在监督地方代理人方面依然面临一系列困难。监督代理人的困难在于中央政府如何在政策的确定性和模糊性之间平衡，以及如何在调动地方积极性和处罚地方官员不当行为之间取得平衡。政策的模糊一方面会使地方政府有更多选择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一旦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则又会有追求自己利益的空间。这种选择有可能导致“未预期的(负面)政策结果” (Cortell and Peterson, 2001：768-799)；而地区差异又使得中央政府不能将政策制定得过于具体。这样，如何在政策的具体和模糊之间取得平衡就直接影响到地方代理人的自由度，相反，对地方代理人进行严格制约也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他们的不作为。由此可见，如何在监督和放权之间取得平衡也个难题。

在一个有着多层级政府的政体里，中央政府很难直接监管众多地方官员；而只得采取分权的方式，利用代理人监督下层官员。这种监管模式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代理人共谋(周雪光，2008：1-22)。另外，地方派系网络也可能影响代理监督的效果。包括媒体和民众在内的第三方监督一直是政府制约地方官员的重要手段。这种第三方监督的效果不但取决于第三方提供的信息是否可靠，还取决于政府对第三方信息的态度。如果媒体和民众觉得政府对他们的信息不够重视，也会失去监督的信心和兴趣。

当然，本文探讨的代理人造成的其他问题并没有对曹正汉文章中的分权观点构成逻辑上的挑战。不过，虽然曹文提出的中央政权通过郡县制的分权方式减少来自地方的威胁在大一统的国家无疑是成立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曹文的结论是基于中央和地方分权安排的静态分析。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频繁，而更替的原因多大程度上是郡县制遭到破坏或者运作失灵，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换言之，郡县制运行效果的差异性及其后果尚缺乏系统的比较。此外，有效的郡县制通常是能达到中央政府政策目标的制度安排。但这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未必总能维护中央集权的稳定。郡县制的本意是减少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挑战，但运作有效的郡县制也可以能加速中央政府的垮台。这是因为，如果中央政府因为战争等原因而要汲取资源，就会有掠夺性的倾向。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就会传导至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随之变成掠夺性政府，从而引发社会不满。

此外，曹文在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对国家的治理体制具有显著影响的约束条件主要有三类，即政治约束，财政约束和军事技术约束。但还有一个重要的约束是信息流通的困难。信息流通的约束无疑对古代帝王的制度设计有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郡县制在解决信息约束方面是否比别的制度安排更为合理。在当今社会，民主政体因为允许言论自由而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信息流通的问题。威权时代对信息控制的同时也增加了中央政府获得准确信息的困难。本文探讨的一系列代理人问题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在管理地方政府所面临的信息约束及其后果。因此，即使威权时期克服了政治、财政和军事技术的约束，它仍有可能面临信息约束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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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王小波《黄金时代》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正在河边放牛。下午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我睡去时，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醒来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叶子可能被牛吃了）。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

我醒来时觉得阳光耀眼，天蓝得吓人，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尘土，好像一层爽身粉。我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勃起，都不及那一次雄浑有力，大概是因为在极荒僻的地方，四野无人。

我爬起来看牛，发现它们都卧在远处的河岔里静静地嚼草。那时节万籁无声，田野上刮着白色的风。河岸上有几对寨子里的牛在斗架，斗得眼珠通红，口角流涎。这种牛阴囊紧缩，阳具挺直。我们的牛不干这种事。任凭别人上门挑衅，我们的牛依旧安卧不动。为了防止斗架伤身，影响春耕，我们把它们都阉了。 每次阉牛我都在场。对于一般的公牛，只用刀割去即可。但是对于格外生性者，就须采取锤骟术，也就是割开阴囊，掏出睾九，一木锤砸个稀烂。从此后受术者只知道吃草干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连杀都不用捆。掌锤的队长毫不怀疑这种手术施之于人类也能得到同等的效力，每回他都对我们呐喊：你们这些生牛蛋子，就欠砸上一锤才能老实！按他的逻辑，我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愣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

当然，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我们通常的冰是图上的lh,也就是六边形晶格。

各种冰：

冰的相图非常复杂，但不是啥常见物质，高压下的冰是常见物质吗？碳的相图倒是非常复杂而且常见，这是因为无定形碳的存在。

萘的情况和碘类似，不同于二氧化碳那种快速地升华，萘和碘在常温下蒸气压都小于1atm。至于二氧化碳，零下78度都有1atm的蒸气压，在常温下，干冰没有定义的蒸气压，它是非平衡态，它被常温驱动快速气化。

所以你说的“三相点在一个大气压上面还是下面”是区分碘和二氧化碳两种物质的情况的。二氧化碳就是三相点气压高，所以常压下不存在液体，而碘和萘是常压下存在液体的。常温常压下萘的蒸气压比碘高，但是仍然远小于大气压，所以萘丸放在橱子里会缓慢消失。

我也没太看懂这段。。感觉作者可能中间略去了很多推论过程的展示。我认为作者给你的回复也不是很严谨（比如气相也可以过饱和的） 我要是想回答倒数第二段的问题，我会这么写：

不管某物质是出于固体还是液体状态，只要气相里这个物质的蒸气压（可以简单理解为浓度）小于在某条件下气相里浓度上限，那么在这一条件下从固态或液态到气态的转变就可以发生。但是呢，固态除了可以直接变气态，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融化变成液态。

（写到这我突然意识到这些讨论前提是这个物质可以结晶，而不是像玻璃这种无定型的东西，固态和液态根本没有明确界限的玩意。。但这个讨论又复杂了，而且跑题，暂且现就假设只讨论固态是晶体的吧。。。）

那么为啥有的晶体倾向于升温直接变气态，而有的会倾向于升温先变液体呢？对于我们日常生活能观察到的情况来讲，放到相图里讲，就是三相点是在一个大气压上面还是下面。换句话说，就是液体在一个大气压之下能不能稳定存在。

文中举的两个例子，容易升华的碘和二氧化碳，都是极性很小的分子，分子间作用力很弱。常见的比如同样很容易升华的萘，也是这样的。较弱的分子间作用力使得液体只能在比较高的压力下才会稳定，所以常压之下很难观察到甚至不能观察到液体的存在，而固体直接升华变成气态。譬如不是很容易观察到升华现象的冰，即使是在液体状态，分子之前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氢键提供很强的分子间作用力。

当然这只是很粗糙的解释，会有很多反例。比如碳🤣液态碳理论上和水的结构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而水和碳，这两可能是不能更常见一点的物质了，它们的相图到现在也还是有很多争议。。感兴趣可以去搜搜看，你会对现代科学哪怕是最简单最常见的东西无能为力而感到震惊的🤪

您这题干压力也没给，水是否被空气饱和也没给。。所以水的状态没法确定 ...

是同样的机制，只是第一种是热力学平衡状态下的转变，第二种是热力学非平衡状态下的转变。

虽然倒数第二段看不太懂，不过大致了解了液体变成气体有两种不同机制？

小声回答：零度？

现在简单考核一下

水的密度哪个时候更大： A 0摄氏度 B 100摄氏度

欢迎这样的课程！感觉讲得很清楚呢！

即使是小学的自然课，也会讲到固液气三态和相变，最显然的例子是水：冰，液态水，水蒸汽，在一个大气压下，水零度结冰，100度沸腾，这也是摄氏温标（Celsius, or centigrade scale) 的定义。固体到液体是熔化(fusion),液体到气体是气化（vaporization), 这两个用水都能很好演示，那么固体到气体是升华，这个就不好演示了。二氧化碳干冰这玩意容易冻伤人不安全，所以他们就会用碘演示升华。碘又是有颜色的东西，升华出紫气，非常有王八之气。

既然碘是升华，直接固体到气体，那是不是碘在常压下没有液体状态呢？就像二氧化碳那样？

https://haygot.s3.amazonaws.com/questions/2015801_1913491_ans_df4daf9c6e9546e58fe9afa9be54e613.JPG

如图，左为水的相图，在一个大气压下常压加热冰，冰先化水，然后水再煮沸为水蒸汽。

右为二氧化碳的相图，在一个大气压下常压加热干冰，干冰直接变成二氧化碳气体，升华温度为零下78摄氏度。要得到液态二氧化碳，必须加压到5.1个大气压以上，才有液态二氧化碳。因为二氧化碳三相点（固液气三相共存点，triple point）气压大于一个大气压，所以常压下二氧化碳不存在液态。

所以一般人就会误解，觉得碘的相图也是二氧化碳这样的，常压下加热碘，碘就会直接从固体变成气体，不会有液体阶段。

https://uwaterloo.ca/chem13-news-magazine/sites/ca.chem13-news-magazine/files/uploads/images/october-2015-article-3-graph-sublimation_page_04.jpg

但是这才是碘的相图，和水相图类似，三相点都在一个大气压以下，所以加热碘，会进入液态，然后气态。

所以，是大家的记忆错了吗？

实验室现场加热，碘果然先熔化再气化。

那课本上说的”碘升华“错了吗？

没有，如果我们把三种相变叫做熔化，气化，升华，那碘在常压下确实可以不经液态直接变气体；这是因为气化和升华都有两种方式，热力学平衡的，和热力学非平衡的。液体气化的两种方式，我们称为沸腾(boiling)和蒸发（evaporation)，前者如烧开水，后者如涂清凉油到皮肤上蒸发冷却。前者是热力学平衡的，就是把液体加热到沸点，这时候液体变气体，气体变液体没有任何热力学的壁垒，可以任意转化。后者是热力学非平衡的，比如在地面上一摊水，不断有水分子逸出到空气里，随着空气流动被带走，而这些水蒸汽没法在液面上空累积，所以没法阻止水进一步蒸发，最后就是地面上这摊水全干了，而气温离沸点差得远呢。那么对于固体的升华，我们并没有区分碘固体常温下变气体，和二氧化碳在一个大气压下，零下78度变气体这两种情况。前者类似地上的水蒸发，后者对应烧开水烧到100度。所以名词的混用导致了印象的错位。因为升华一词不区分热力学平衡下的固体变气体（干冰），和热力学非平衡下的固体变气体（碘），因此观察到后者的人，误以为实际上的行为类似前者。

冰在常温常压下，蒸气压很低，所以观测不到显著的冰升华现象，而碘则有显著的蒸气压，所以可以观测到碘的升华，而常温下干冰的蒸气压高得一塌糊涂，所以放在室温下干冰迅速升华，留下一大片被冷却的水蒸汽变成的雾。

其实要更好的理解物质的相和相变，要从热力学上来理解。物质形成均匀的一坨，叫做一个相（phase），相变就是物质从一相变成另一相，变化的条件就是“能量”越低越好，这里的能量，是指自由能，即“可以用来做功的能量”，在定体积条件下，是Helmholtz Free Energy, A=U-TS, 在定压强条件下（也是化学中最常用的条件），是Gibbs Free Energy, G=H-TS=A+PV.

一看就知道自由能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个是和温度（基本）无关项，就是内能，内部作用越强，能量就越低（绑得紧），比如固体就最低，气体就最高（接近零）；第二个和温度有关，就是熵，无序程度越高，熵就越高，比如固体熵就低，气体熵就高。那么这两个项相互竞争，就和温度有关，温度越低，熵部分越不重要，所以物质偏向于能量低的状态，比如说固态；而温度越高，熵部分就越重要，所以物质偏向无序度高的状态，也就是气态。不同相的自由能相等，就是两相达到均衡，这时候物质就处于两相共存的状态，比如冰水混合物在0度，水和蒸汽混合物在100度一个大气压。

那为什么液体可以挥发，而固体中像碘一样升华的不多呢？因为对于温度低于沸点的液体，它仍然有机制让液体分子变成气体。固然，在这个状态下，物质更容易处于自由能较低的液态，而不是自由能较高的气态。但是由于组成物质的微观成分（分子）在不停的无规律运动，总有分子逃出液体表面变成气体，也总有气体分子撞击液体表面被液体俘获。这个过程也会达到平衡，比如水在25度的时候，它达到这个平衡时水蒸汽压强是23.8torr（也就是说当环境气压下降到这个压强的时候，25度的水就会沸腾）。因此如果维持水在25度的话，水和蒸汽达成平衡，水不会自发的全部变成气体。但是为什么地上的水会消失呢？因为周围环境是变动的，水蒸汽被交换的气体带走，导致水面上水的蒸气压低于平衡的蒸气压，于是为了平衡，更多的水蒸发为气体，周而复始，直到所有液态水全部蒸发完毕。这个就是化学的Le Chatelier原理，类似于电磁学的楞次定律(Lenz's Law)。都是一个套路，就是系统受到扰动之后，就改变平衡状态试图抵消这种扰动。

固体的蒸气压一般很低，因为固体不像液体一样分子间作用力弱，而液体表面上分子作用力更弱。固体的晶格结构让固体表面的分子仍然受到较强的作用力，因此很难蒸发，但是碘的颜色太鲜明了，即使其常温下蒸气压只有0.20torr, 但是由于鲜艳的紫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升华的碘蒸汽，而常温下碘是固体，因此我们看到了碘的升华。

原始出处：“Tank Encyclopedia”

翻译： @北条沙都子

有一些十分糟糕的点子与主意总是不断地被提出，因为总有人会将其中的致命缺陷当作是“被需要的功能”。无论是防地雷的靴子还是装配了枪支的头盔，这类天马行空的奇思异想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单人坦克”则是其中的一个错误理念。从“坦克”这种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亮相的那一天起，人们就产生了将一位坦克手孤零零地塞进铁皮罐头里的想法。在此类设想中，这位孤独的坦克手通常是躺着的，并且需要独自承担所有的指挥、协调与战斗任务。

虽然我们可以原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某些想法，因为那是新兴事物的早期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一些可怕的想法来了又走，走了又留；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些想法就不能被原谅了。到了1970年的冷战时期，当北约联军正在西欧与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的庞大坦克集群对峙之时，约翰·扬克的疯狂想法以及基于此想法所申请的专利则显得极其荒谬、不切实际且毫无意义。

侠之大者：

关于约翰·扬克的资料十分稀少，但我们可以从一些专利文档中大致了解到这个人。从他1962年至1970年所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可以得知，他住在西德的哈默尔堡行政区，是一个位于巴伐利亚小镇“Sägewerk”的“Johann Jank”公司的经理。“Sägewek”的意思是“锯木厂”，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有6或7项署名“约翰·扬克”的专利都与不同类型的锯子有关。时至今日，木材业仍然是该地区重要的经济产业。

应许之地：

哈默尔堡地区并不仅仅因为木材业而闻名，这里有着一个直到现代时期仍在运作的军队训练营地及演习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此处还建有一座专用于关押敌方军官的战俘营——“Oflag XIII-B”。该营地因乔治·巴顿将军一次失败的战俘营救计划而闻名，那次秘密作战的营救对象包括在北非战场上被德军俘虏并在此关押的巴顿将军的女婿。作为营救作战主力的“鲍姆特遣部队”在这次“哈默尔堡突袭 ”之役中损失了5辆坦克以及32名作战人员，并有大约250人受伤、失踪或被俘。

扬克当时是否住在这个地方，或者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到了1962年，身处此地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这片区域在战争时期留下的名声。或许正是这一点激发了扬克设计“单人坦克”的念头；又或许这纯粹只是他在白纸上呈现出的一个生动却虚妄的迷梦。但不管是什么刺激了他，这个冷战时期提出的灾难性设计无论是放在1970年还是1945年都同样是毫无希望的。

艳世设计：

扬克的目标是打造一款履带式单人战车，该战车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并同时兼顾优秀的机动性。在1970年5月5日提交的专利申请中我们可以看出，扬克的确做了一些相关方面的研究，他在其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此类单人坦克的一个共同缺点是发动机通常都位于操作者的后方，而这无疑会使战车的车身相对较长，因为发动机与俯卧于车内的操作员所占用的长度空间过大。扬克根本没有在此番论述中阐明发动机的类型、尺寸以及有关于传动装置的信息，也许他是准备将最终的决定权留给任何可能愿意为他的“好点子”出价的用户。

扬克在之后的论述中提到了自己的设想——将动力装置放置在车辆的另一侧，与驾驶员并排，从而创造出一种看起来相当 “胖 ”的机器，这台被装甲保护着的机器只会比操作员略微长上一点儿。这样做的好处不仅仅是令车身更短，而且还意味着操作员能够更加容易地通过一对稍微凹入后方装甲的尾部舱门进入和离开战车，这对凹入车尾的舱门可以提供一些额外的装甲保护，使操作员能够尽量避免受到敌方火力的直接攻击。

该战车拥有整体上呈较大弧度的车身，车体离地面非常之近；略微偏离车身正中而居于右位的主炮是其特征之一，该主炮从车内伸出并正对前方。该车的武器系统位于车体的右前方，而发动机则被置于后部，这使得操作员能够充分利用车辆的整个左侧空间。

战车的转向和推进由唯一的操作员全权把控，他需要用脚踩住后侧的踏板，并操纵正前方一对几乎如同是自行车车把一样的手柄来完成转向及开火操作。位于坦克手右侧的一组仪表会显示车辆当前的实时速度以及其他关键信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该车的履带被设计得十分坚实牢靠，两侧履带加起来几乎占到了整台坦克总宽度的三分之一。尽管扬克事实上并未在设计图中明确地标示出哪对（或哪两对）链轮会提供驱动力，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每条履带的两端各由一个较大的主动轮以及一个导向轮来支撑，而四对较小的承重轮则负责将车辆固定在地面上。每一个小承重轮似乎都被置于一个迷你摆臂之上，这表明整台坦克的扭杆可能都被安置在了坦克手的下方，我们甚至可以考虑其是否是采用了躯干弹性悬挂系统。当然，剩下的两个更小的回程托链轮是为了保证履带的稳定运行而存在的。

坦克手的视线很差，因为他必须一直以俯卧的姿势躺倒在狭小的车体内，没有任何坐起身来的余地。因此，他只能通过位于前部装甲的两个小小的观察口来确定前方的状况，而扬克也没有在专利文件中画出或讨论过该车是否装配有潜望镜。我们有理由认为，坦克手的可视范围将被牢牢限制在车体的前方，而设计图里标示出的两个小车头灯虽然能够为孤单的坦克手照亮夜幕笼罩之下的漆黑道路，但却无助于改善该车糟糕的视野条件。在这两个小小的观察口旁还有一个配备了武器瞄准装置的“射击窗口”，而此种设计肯定会使车辆无法在移动中开火，这或许表明扬克认为自己的“杰作”纯粹只是某种低调的伏击武器。

还有一个设计上的小问题也同样令人费解，那就是位于战车顶部的那个小 “疙瘩”。扬克没有在文件中说明这个小疙瘩的具体用途是什么。它太小了，以至于不可能被作为一个舱门使用，而且位置也完全不对，这使得坦克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通过那个地方来离开战车。扬克没有将那个小疙瘩标记为一个值得讨论的特征，所以我们只能先假定它是某种通风口——要么是用于为坦克手供应新鲜的空气，要么是用于排出车内气体。值得一提的是，设计图中其实并没有标示或讨论用于发动机冷却以及空气供应的额外通风口。

扬克就机动性所提出的最后一点是：该战车将具备水陆两栖功能，可以借由螺旋桨在水中行驶。螺旋桨的动力来源估计是发动机的动力输出装置（PTO），然而扬克同样没有在图纸中标示出螺旋桨和PTO。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该战车的稳心高度可能会使其车尾在水中处于低位，这是由于发动机的重量抬升了车头，使得视窗会高于水面，而若是没有其他形式的推动力进行辅助，则该战车将很难在有波纹的水面之上行驶，哪怕只是一点点的程度。更糟糕的是，作为战车唯一出口的后舱门实际上会处于水面以下，而该舱门又必须向后开启。综上所述，这台漏洞百出的战车其实根本无法从开放的水域当中驶出，而操作者即便是使出浑身解数也不可能硬顶着车外的水势强行踢开后门，这会迫使他不得不先让战车成为一个灌满了水的铁皮水族箱，然后再试着打开后舱门弃车而逃。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该车将会作为一个用钢板和螺丝钉打造的专属棺椁出现在湖床之上，而那位不幸的坦克手将会在这个并不算宽敞的临终居所内度过生命中最后的一点时光。

防御障壁：

扬克的专利申请文件中并没有提供关于坦克装甲的细节阐述，但我们可以从车身整体的形状上大致推断出扬克所描绘的是一种在大型铸件中制成的重型结构，该重型结构具备基本的防弹能力并且广泛采用了弧形的车身装甲设计，包括位于侧面及后部履带上方的突出部装甲。

重装武力：

设计图纸显示该坦克拥有两种武器，它们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被描述为 “全自动速射武器”，但没有给出具体的细节。从图中画出的两种武器的明显尺寸差异来看，其中口径较大者可以被视作是一门小型反坦克炮，而位于同轴位置的体积较小者则更像是一挺机枪。

总结寄语：

扬克的设计方案非常糟糕。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形单影只的坦克手要同时管理与其他部队的通信、负责所有武器系统的操纵以及对车辆的完全控制。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已是具有明显缺陷的设计思路，到了1970年则完全无法再为其找到任何开脱的借口，尤其是在他已经对坦克的设计背景有了一些研究的情况下。“扬克单人战车”的操作员无法在车内处于除俯卧位以外的任何位置，这会使他们很容易感到疲劳；如果战车在开阔的水域中发生了机械故障而不得不弃车，那么坦克手将几乎无法从这台能见度极低的铁皮棺材中逃脱。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扬克单人战车”的实际战斗力和战场生存能力都非常之差劲。

车内布局是“扬克方案”的救星，也是这个糟糕透顶方案唯一的可夸口之处。扬克显然对单兵坦克的某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推敲与思考，他的设计是一个合格的设计——将发动机和武器装备偏置于同侧以打造一个更加紧凑的车内空间。然而问题是，这是一个基于有着严重内在缺陷的理念而打造出的合格设计，无论扬克做得多么出色，这辆单人坦克都绝对不可能取代一个多人协调运作的大型战争机器。据了解，没有任何“扬克单人战车”的实例被制造出来，而且扬克在之后也没有再申请更多与军事领域有关联的专利。可以推测，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并坚持做了下去。

我编辑了文章。

由于推特被马斯克收购，推特掀起了一片难民潮。#Twittermigration 成为了热门关键词。在马斯克宣布收购推特的几天之内，另一个社交媒体长毛象一下子新增了超过10万名新用户。

推特上也有不少中文用户，有人已经萌生去意。那么长毛象的中文圈又如何呢？让我们重温libgen的这篇“长毛象（Mastodon）中文圈小介绍”。

什么是长毛象（Mastodon）？

转自1234.as的介绍

Mastodon，中文称为长毛象，是一套软件系统，通过它可以建立一个类似微博的网站。1234.as 是使用 Mastodon 建立的网站之一，称为 Mastodon 的「一个实例」，类似的实例还有很多。

实例之间用户可以互相发现彼此，并评论、转发、私信，就好像在一个网站一样。

实例之间还可以「复制」、「冗余」信息：假设A站用户小明被B站用户小红关注了，那么A站小明发的嘟文也会保存进B站的数据库，小红看到的小明的嘟文，实际上是来自B站保存的内容。

在两个以上的实例之间这种信息交换与冗余持续发生，成千上万的实例互相组成了 Mastodon Fediverse Network，俗称长毛象宇宙。

鉴于长毛象的开放特性，个人还是推荐注册 https://mastodon.online，之后你可以关注任何兼容 Mastodon 的服务器上的人。如果你要注册以下实例（部分为审核邀请制），请自行遵守它们的服务器规则。

（转）中文长毛象联邦宇宙纪事

https://m.cmx.im（草莓县）

服务器规则

长毛象中文站是一个开放，友好，有爱的社区。长毛象中文站主题为喵，汪，各种动物，社交，科技，编程及生活。发言内容只要没有明显违法内容均不禁止。无论你的兴趣点是什么，我们欢迎友好、热情、乐于分享的朋友。

免翻墙镜像列表：https://unblockcmx.netlify.app/

https://alive.bar （活吧）

服务器规则

你好，欢迎使用 alive.bar 社交媒体实例。 alive.bar 仅仅是一个服务器位于美国的网站，它使用了「长毛象（Mastodon）」服务。

https://o3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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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o3o/嘟站！这是一个泛话题社区，无论你的兴趣是什么，你都可以自由地通过发布"嘟嘟"来吐槽一切、摸鱼扯皮。本社区由加拿大O3O.CA运营，我们相信由社会组织运营基本通讯软件和设施是必要的，它们不应被控制在大型企业和政府手中。

https://1234.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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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gme.me （饼站）

服务器规则

以上五个是长毛象中文圈比较热门的实例了，更多长毛象中文实例，注意不要使用在中国大陆ICP备案的实例。如果你有推荐的实例，欢迎评论。

怎么在长毛象找到有趣的人？

1. 逛逛NeoDB，在你喜欢的书或影视下面找同好。
2. 检索特定的实例，如@m.cmx.im。部分实例开放用户名录。
3. 检索特定关键词。

其他和推特类似。

不要说“读书笔记”啦，这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欢迎质疑，共同探讨。

既来之则安之，不如干脆在这里住下吧，然后——

不负你的聪明才智，再写几篇精品，怎么样？

读书笔记：

1.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状态，其源动力是对于精确性的不断追求

2人类计量时空尺度的工具，从有机物变成了无机物，从而拓展了人类可以理解的时空的范围

3 秩序的起源在时间上是机械时钟，在空间上是经纬线

有哪里不对的地方吗（小声）

我又被@了好几次。

如今很多工厂的大型设备由电脑程序操作，街上的红绿灯通过电脑遥控，家用电器也实现了智能化。尽管电脑智能化普及，然而电脑并不能自己做这些事情，而是操控机器来自动化处理。人类社会，仍然处在机器时代。

什么是机器？也许我们可以从机器和工具的对比中了解一些端倪。

机器和工具的发展过程，是人类试图改造环境的过程。在出现工具之前，生物只能通过改变自身来适应环境，比如增生毛发抵抗寒冷，或在冬天冬眠。而有了工具和机器之后，人可以做衣服、盖房子，而不用去改变生理条件。有人说美国科幻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屌丝都是通过身体变异来获得超能力，比如美国队长和蜘蛛侠；而高富帅都是通过外在条件获得超能力，比如钢铁侠和蝙蝠侠。人类，就是生物世界里的高富帅。

而工具和机器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对于使用者的技能的依赖程度。人类很早就用工具，石器时代就有石斧、骨针等工具。人类的工具越来越精细，但工具对手工艺的技术要求仍然很高。钢针的发明并不等于人人都能产出精美的织物，绣工必须有高超的技巧才能绣出龙袍。到了提花机的年代，只要会扔梭子，提花机就可以自己绣出精细复杂的花样。

一般说来，机器强调功能专门化，而工具则强调灵活性。比如一把刀，可以削木头，可以切水果，甚至可以用来拧螺丝。而机器部件已经标准化固定化，无法用来做其他的事。操作机器的工人，其主观能动性也越来越降低，由技术性和创造性的动作（绣工的技巧），变成只要反射性的动作即可（扔梭子）。

机器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就越要求部件的精确，时间控制的准确，同时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也越高。可以说机器文明的核心，就是标准化；而标准化的起源，是秩序。

秩序的对立面是混乱。在长期的战争混乱之后，人们自然会产生对安稳和秩序的渴望。秩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罗马帝国解体，社会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人们在教堂和修道院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尽管外界纷纷扰扰，但修道院的高墙之内是神圣的场所，与世俗生活的飘忽不定反覆无常相比，这里只有铁打的日常，周而复始。

圣本笃（又称圣本尼迪克特，480-547）写下了《圣本笃准则》，确立了修士们的修行规则，强调生活上的秩序化，在时间安排上，每天要在固定时间7次祈祷。在7世纪的时候，教皇萨比尼阿纳斯在训令中要求，修道院和教堂的钟声每24小时要敲7次。当时欧洲有4万个教堂和修道院遵循圣本笃的教规。为了遵守教规，敲钟的时间必须要准确。因此按时提醒敲钟人的仪器就是这种生活下的必需品。

大概在10世纪的时候，出现了水力驱动的水钟。水流虽然川流不息，但动力时大时小，有时还会停止。有的地方用日晷，但日光在冬天和夏天的投影有区别，阴天以及晚上更是用不了。

13世纪，欧洲出现了机械动力钟表，教堂和修道院的钟声比以往更加准时。这些钟声，也让周围村镇城市的居民受益。人们可以利用准时的钟声协调生产生活，从遵守上工时间，按时提供服务，到按时记账和按时分配。于是人类社会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有人甚至认为，圣本笃的信徒及其严格的秩序，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奠基人。

时钟出现以前，人们用自然界和有机体来衡量时间。农民用农业生产的时节来划分时间，牧羊人用母羊生小羊的时间来度量时间。人类对于时间的测量只能是单向的，就像生物体一样经历出生、生长、发育、衰老和死亡。而机械钟的出现，让人类对时间的测量脱离了生物体，成为了孤立和抽象的活动，人们对时间的意识也越来越普遍化了。

由于脱离了有机体的限制，时间的测量可以更加精确。在公元1345年左右，一小时开始被划分成60分钟，一分钟开始被划分成60秒。这种抽象的划分时间的框架，让人们可以更加精确地规划生活和生产。由于脱离了有机体，时间可以进行抽象的度量和计划，于是变成了可以增加和节约的东西。使用省力的工具，可以节约时间；通过协调生产，效率可以提高。计算时间有这么多好处，人们就有了通过观测天体运行来更准确地计算时间的要求。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时间和空间

14世纪的钟表出现了面板和指针，时间的进程转变为空间的运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在这之前，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识是分离的。在中世纪，空间并不具有测量性，只有象征性的价值。在中世纪的绘画中，人物的尺寸悬殊，完全按照重要性来安排：圣徒和天使的尺寸大，而凡人和罪人的尺寸小。中世纪的制图学，陆地、海洋的距离完全都是象征性的。由于时空分离，中世纪的叙事方式是时空错乱的或时空平行的。在宗教题材的图画上，经常能看到一个圣徒形象多次出现，在他积德行善的善举旁边，就是他被抓起来砍头的画面。

到了14世纪，出于测量精确性的需要，诞生了透视学。透视让物体之间的距离都变成了定量的关系。在新的绘画上，人物和物体的大小，不再按照重要性排列，而是按照远近。通过在画面上调整物体的位置，画家创造出了空间。为了表达出合理的空间感，画家必须对某个物体出现的位置有恰当的解释，因此直线匀速运动的概念也被引入。这一理念引入制图学，就出现了经度线和纬度线，地理位置变成了可以测量的抽象概念。

有了精确的地图，人们对于旅行的兴趣就增加了。这种兴趣还产生了其他的关联效果：人们对于道路安全性的要求，希望有更坚固的船只，并且希望有更准确的航海测量工具，如指南针和星盘。从技术角度上，人类具备了大航海的条件。

时间和空间范畴原本是分离的，现在结合在了一起。时间和空间都可以测量，那就说明时空有一个起点，时空也有限度，这就动摇了早先对于永恒的概念。对于无限的东西，人们无法征服，只有崇拜。而对于有限的东西，那就可以征服和利用。机器时代，人们开始制造出了远距离射杀敌人的枪炮，达芬奇设计出了飞行器，韦塔纳设计出了自行车的先驱两轮车。

对于测量的重视和对时空的新态度，影响人们对于永恒的看法，加重了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人们开始抓紧时间，利用时间，开始测量一切，用数字描述一切。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思韦伯所称的“数字浪漫主义 (romanticism of numbers)”--由数字而生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精神文化。

"当全体人民的想象力都转向了磅礴的数字，这种数字的浪漫主义对商人中的诗人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When the imagination of a whole people has once been turned toward purely quantitative bigness … this romanticism of numbers exercises an irresistible appeal to the poets among business men)”

这一切，都起源于人们对于秩序的追求。

这篇文章at过你一次，除此外我没有编辑过这篇文章。@47小管家 不知是不是bug？

如果再出现通知和我说下，我把文中的at编辑掉。

乳包 = 生娃怀孕

三胎 = 多次乳包(“三”有“多次”意)

国家鼓励三胎 = 国家鼓励多次乳包

为什么经常@我？

我至少收到这篇文章的七八个@了。

就像是平安银行打电话骚扰我，而我会告诉打骚扰电话的接线员说我不支持共产党执政一样。挂电话或者标记为垃圾电话不足以惩罚他们，甚至让停止他们继续骚扰我这种委曲求全的目的都达不到。我只能在电话里引入克苏鲁，期待他们被铁拳砸。

我想和自由意志主义者讨论一下。如果我把电话骚扰者绑架一个星期，期间播放骚扰电话录音给他们听。那么把他们放出去后他们势必会报警抓我。我思考到后续引发的不公，决定然后让他们消失。那么这种情况算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吗？楼主的帖文似乎只是针对社会总体而言。但是没有讨论过中国这种司法无能不公的情况下个人行事的准则。

“乳包”里的“乳”是通假字，通“辱”

“乳包”这个词，或许你并不陌生，并且可能每天都在撸起袖子加油实践着。今天啊，我吃饱了没事干，突然起了好奇心，在古汉语中“乳包”是什么意思呢？于是我就去调查了一下，发现了令我十分意外的结果。

“乳”，在先秦竟然是“生育”的意思。并且，只有人和鸟类生育才能叫做“乳”，而哺乳动物生育则只能用另外一个字，“产”。如果想表达普遍的、不限物种的生育，竟然要用文字的“字”字，那时候，“字”还只是生育的意思，而我们现在理解的“字”作为“汉字、文字”的意思，在先秦还用“文”来表达。

乳字，左孚右乚。左边的“孚”字在小篆里的字体就像一幅画。上半部分是鸟的爪子，下半部分是树杈上一个蛋。结合起来，就是鸟的爪子抱住自己蛋的形状。右边的“乚”则是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神鸟，殷商王族自认为的祖先——玄鸟的符号。

《诗经·商颂》中第一首就有提到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玄”指黑中带有一些红色，天派黑红黑红的鸟临凡，生出了商人的祖先，居住在茫茫殷土。不过呢，这个黑红黑红的“玄”鸟，人民群众一般亲切地称呼它为“燕子”。

众所周知，商王是卵生的，所以人的生育，和鸟类一样，应该用“乳”。“乳”字在中国古人的四种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中属于“会意”。左边画成孵蛋的样子，右边用代表燕子的字符，自己看了之后去猜意思吧，看图说话，这就是“会意”。

“包”字又是另一种造字法、也是更原始的造字法——“象形”造出来的。“包”字下面的巳，用小篆书写的时候是完全被“勹”包裹在里面的，画出来就好像一个胎儿没成型的样子，所以“包”字的意思是“怀孕”。

所以，“乳包”连起来念，在古代汉语里的意思是“生娃，怀孕”。你可能觉得荒唐，“乳包”怎么可能是”生娃、怀孕“呢？但这可不是我乱说的。查找一个汉字的最初意义，也就是词源，有一个好地方可以去。那就是能找到的中国最古老的辞典类工具书《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东汉许慎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标注了文字在造字时代的本义和在东汉时的字音。至于造字时的字音是什么样子嘛，emmm……现代有很多种说法，比如王力的二十九部古韵和三十三声母；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甲骨文时代汉语是没有声调的，声调是后来语音变化的产物。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一个字甚至在做名词和做动词的时候都会有不同读音（破读），但写法却相同，所以古代汉语的发音是相当难考证的。“说”字作名词读作shuo作动词读作shui，“骑”字作动词读作qi作名词读作ji，这都是先秦汉语破读的遗存。当然现在，已经被统一规范了。

顺便提下上古的读音可不是这样，“说”字的两个读音在上古分别是hljot和hljots，可以看到有非常繁复的复辅音（发一下试试，舌头卡住了吗？），并且用加不加-s来表示词义/词性。这个-s，后来就很可能演变成了去声（第四声）。

语音是一直变化的，字典对于语音的规范几乎是对已有变化追认的形式，即“shui服记起来太麻烦了，我不管你们读书人怎么规范，我们老百姓就是爱读shuo服”，所以字典也只好追认“shuo服”。这里也体现了语音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属性。它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老人和年轻人就是该有一定程度的沟通障碍，这种事情就像刮风下雨一样的正常。人类可以像通过人工降雨等方式改变自然降水多少产生一些影响，但终究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完全控制它。语言也是如此。

说得有点远了，回到词义的问题好了。“乳”的词义既然只是“生育”，那么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奶”呢？这就是词义的自然引申。人类的语言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从猴到人需要描述越来越多的复杂现象，甚至是抽象的内容。所以，词义在使用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变化方式更接近于人类大脑自然的联想方式。例如“乳”，本来的意思是生猴子（商朝王室说了，猴子是卵生的），人们从生猴子想到得给这小猴子喂奶，“乳”就有了“奶”的意思。人们将“生育”叫做乳的“本义”，将因为生育引出的一系列联想给这个字带来的词义叫做“引申义”。

之前提到的“字”字，在现代汉语里的含义就是其引申义，而本义的义项已经消失了。“字”字本是个会意字，“子”在“宀”下。刚才说到“孚”字的时候，提过了子字是树杈上一个蛋的形状；“宀”字从甲骨文开始几千年里都曾是一个独立的汉字，指房屋。所以结合起来，看这个字画出来的图，古人就能看图猜测，“字”这是指生育，新生出来的小家伙在房子里。今天“字”这个字的字义（为什么这句话感觉很别扭？），就是从“生育”这个意思派生出来的。

上古用“文”表达今天”汉字“的意思。追溯到文明的开始，文字主要是以“象形”这种造字法造出来的。例如“行”字，你现在直接画出来一个十字路口，就是它甲骨文的形状。字形变成今天的样子，是四千年演变的结果。

随着文明的发展，象形字却显得不够用了。比如人类开始学会了表达抽象概念了，人们发现抽象概念也没法画成象形啊？再比如，人类终于学会了分辨那么多树的种类，可是全画成象形也分辨不出来啊？这怎么办呢?于是中国先民就试着用“形声”造字法造字，简单地说，就是用半边象形看图，半边用已有的字表示读音的方式造出了更多的字。也就是说，先秦的“字”，是以已有的“文”为基础拼凑出来的，这使人联想到“文”（独体象形文字）生育出了“字”（由多种部件构成的非象形文字），“字”字就有了沿用至现在的“汉字”的意思。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原本“生育”的意思却随着渐渐无人使用而消失。

“长者”这个词也是像这样，在四千年里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而来的。“长”这个字，创造时的本意是“两端的距离大”，后来人有了抽象概念的意识，“长”就开始表示“长度”；因为这个抽象概念又被拿去衡量了时间，所以有了“时间长久”的意思；时间长久了（+1s），可以让人联想到人存活的时间长久，于是“长”又开始形容年纪大；那么，年纪大的人……不就是长者嘛！

哦对，“长”和“者”这两个字本来是相互独立的，”长“作形容词，“者”作为助词接在动词和形容词之后，在语法上起到将其名词化的作用（英语的ing？）。在汉语由以单字词为主到双字词为主的历史进程里，渐渐就固定成了“长者”这个双字词。在先秦，还是单字词占优；但到了汉代，双字词已经全面逆转了。

好嘛，我也不知道我都在说些什么，莫名其妙写到这里了。总之“乳包”和“长者”的古今词义演变，你学废了吗？

嗯......要不要你做一张图试试呢？或是找张已有的具体说明一下也可以。

也不能说“不规范”，只能说经过了几千年的流变，有些字词的本义已经被取代，然后另造了或者另改了一个字，比如“莫”这个字，本意是黄昏，后面逐渐被表达否定的意义取代，然后黄昏这个意思被另造了个“暮”。原本古汉语里“是”这个字有“这”的意思，后面逐渐被指示和表达肯定的意思取代，表达“这”意义被近音字“斯”给取代了，所以“是人”这个用法逐渐被“斯人”取代。大家都觉得“斯人”比“是人”更加读的通，然后都记成“斯人”了

数学三大领域各大子枝做好区分，以时间演变分化各个学科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q-and-a/iranian-feminism-and-all-these-different-kinds-of-veils

By Isaac Chotiner

November 2, 2022

Iranian Feminism and “All These Different Kinds of Veils”

学者 Homa Hoodfar 讨论了当前的抗议活动和头巾背后的复杂政治。

一名示威者在为 Mahsa Amini 的死亡举行的抗议活动中。

过去两个月，在22岁的伊朗库尔德妇女 Mahsa Amini 被拘留和死亡后，抗议活动震动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政权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消除异议，这些异议尤其集中在伊朗妇女被迫戴上头巾的问题上（Amini 被逮捕显然是因为她的头发露得太多了）。 为了讨论抗议运动的现状以及伊朗社会的裂痕，我最近与人类学家 Homa Hoodfar 通了电话，她是蒙特利尔康科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的名誉教授。她的研究范围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和伊朗，特别关注妇女在穆斯林社会中的地位，以及面纱的政治问题。（2016年，出生在伊朗的 Hoodfar 因"涉足女权主义"而被当局逮捕，在监狱里呆了三个多月。）

以下是我们的谈话内容，为保证篇幅和清晰而进行了编辑。我们讨论了伊朗最近的抗议活动的独特之处，她在监狱中的经历让她对伊朗政权有了新的认识，以及神权政府如何在无意中削弱了伊朗人和伊斯兰教之间的联系。

这些抗议活动与伊朗历史上的其他抗议活动有何区别？

在许多方面，包括社会的所有不同部分。伊朗妇女一直是非常政治化的。1905年，她们是宪法革命的一部分。她们是195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然后，她们是1979年革命的一部分，也是2009年大规模抗议活动--绿色运动的一部分。但他们的关注点从未成为抗议活动的中心。这是第一次，抗议活动实际上是围绕着妇女的关切和妇女的问题而展开的，而且男人也站在她们身边。对我来说，这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抗议活动并不是从城市开始的。他们从小城镇开始，并扩散到各地。他们包括所有年龄段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我们的策略是不搞大规模的示威，就像2009年那样，当时有数百万人上街，安全部队很容易就把他们镇压下去。

现在，他们实际上是在不同的空间和街区进行多次、较小的抗议集会。政权和安全部队不得不分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死亡人数比其他起义期间更加有限，但是，当然，有些人估计被捕人数为1.2万人。其中许多人是年轻人，许多是儿童。

你认为为什么这些抗议活动有这些不同的特点，这些东西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2009年，这些要求主要来自中产阶级。而且人们还对这个政权的自我改革抱有希望--它仍然有回旋的余地，可以与公众进行谈判。但在2019年的起义之后，以及当时发生的暴力压迫和杀戮，当这个政权懒得宣布有多少人被杀，有多少人被关进监狱时，伊朗人看不到任何改革这个制度的可能性。目前的抗议不是为了与这个政权进行谈判；抗议者想要一个不同的政权。

我们有经济问题，有高通货膨胀率和巨大的失业率。但政府所关注的是社会的伊斯兰化，妇女，妇女的穿着，以及儿童在学校的表现。这就告诉你政权和公众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他们根本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因此这场运动不是一场改革运动。我认为一场社会革命已经发生。它是否会成为一场政治革命--这还有待观察。但事实是，人们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这个政权。

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不同种族的人--这在伊朗的背景下非常重要--都加入了统一战线，这使它非常不同。这是充满希望和鼓舞人心的，但也非常令人担忧，因为我知道这个政权会使用极端暴力。前政权当然是暴力的，但它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无论是在公众中还是在国外。这个政权已经不再关心形象。

你所说的"前政权"是指革命前的沙阿，还是指1979年后政权的早期化身？

不，我是指沙阿政权。在某些方面，我认为现在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选区。他们知道自己在穷人和工人阶级中拥有固定的选民，但是，自2017年以来，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一层。现在他们唯一的选民是安全部队。你可以在只有安全部队支持你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几年，但我认为该政权要继续希望获得任何形式的稳定是有点不可能的。

你似乎在暗示，妇女有社会需求，她们的愤怒被加剧了，因为政权关注的是社会问题，高于一切。

是的，这正是我的意思。如果，至少，该政权能够提供经济改善，也许社会的某些部分会原谅他们，忍受他们，并希望他们以后会改革。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在过去的六七年里，伊朗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许多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已经沦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只是没有足够的食物，更不用说其他任何形式的生活奢侈。这意味着，人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觉得这个政权在提供服务--他们处理COVID的方式，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处理。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伊斯兰化。

有一个统一战线，不希望有这个政权，宗教人士也有这种情绪。一些宗教人士宁愿有一个世俗政权，因为他们意识到，当你有一个伊斯兰政权时，一部分人就会接管，它就会毁掉我们的宗教。

几年前，当我还能去伊朗时，我正在采访一位商人。我问他是否觉得革命带来了他所期望的东西。他说："在伊朗国王统治下，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有清真寺、上帝和伊斯兰教。在这个政权下，我们仍然什么都没有，但我们也失去了伊斯兰教和上帝。没有人愿意去清真寺。每个人都取笑伊斯兰信仰。这就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这确实解释了我今天在伊朗看到的情绪。许多宗教人士对这个政权利用伊斯兰教为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服务感到失望。

在一篇旧文章中，你写道："通过观察霍梅内伊领导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重新引入的强制性面纱和加拿大穆斯林妇女的自愿面纱，我认为，虽然面纱一直被伊朗国家和男性用来作为调节和控制妇女生活的手段，但妇女也利用同一制度来放松强加给她们的父权制束缚。" 你能谈谈你在那里想要论证什么吗？

人们把面纱看成一块布，但面纱一直是一种政治制度，特别是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从殖民时代开始。我在看加拿大的面纱，我意识到很多妇女戴面纱是因为她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她们不觉得自己可以完全打破家庭关系，也不想这样做。但是家庭在限制她们，因为她们不希望自己的名誉和荣誉受到质疑。他们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强加给这些年轻女性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文化传统。

许多年轻女性想去家乡以外的地方上大学。父母绝对不同意。他们说男孩可以去，但女孩不能去。但是，当女孩们戴上面纱时，很明显，她们在向社会宣布，她们受到伊斯兰教习俗的约束--不存在关于她们不道德或从事非伊斯兰教事物的问题。因此，她们中的许多人戴上了面纱。她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和朋友一起出去，或者去大学学习，或者参加政治讨论。而且，因为他们戴着面纱，家人都为他们感到非常自豪。

有了面纱，他们可以告诉父母："不要把你们的文化强加给我。我是一个加拿大穆斯林，我遵循伊斯兰教的道德规范，但我不必遵循你们的文化习俗。" 这使他们有能力进行反击。

但是，在伊朗，通过强迫妇女戴面纱，穿黑色、棕色或灰色的长袍，他们甚至剥夺了选择你想穿什么颜色的最基本权利，即使你确实想戴面纱。妇女们开始反驳，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她们一直在反抗，首先是穿不同的颜色，然后是不穿带帽的黑色长袍，而是穿manteaus。然后 manteaus 变得更短。再然后 manteaus 变得更亮了。

他们已经削去了试图控制他们的政权，但国家可以告诉你穿什么的原则仍然存在。许多人说，"我们只是希望国家把它的手从我们的身体上拿开。无论我们是否想戴面纱，他们都没有责任和权力来告诉我们"。

在你以前的作品中，你对西方人如何看待穆斯林妇女表示关切。在同一篇文章中的某一点，你写道："一方面，这些大多是人为制造的东方穆斯林妇女形象被用来驯服妇女在西方世界对平等的要求，提醒她们比穆斯林同行好多少。另一方面，这些东方和负面的刻板印象是西方主导文化重新创造和延续关于其优越性和主导地位的信念的机制。西方女权主义者通过购买面纱的种族主义构造，并参与日常的种族主义事件，迫使穆斯林妇女在反对种族主义或反对性别歧视之间做出选择。" 你在那里所做的批判是你在过去几个月西方对伊朗的报道中所看到的吗？

我仍然担心，但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社交媒体带来了重大变化。当我在九十年代做研究时，当我谈到面纱时，许多人想象的是黑纱，在那里你只能看到眼睛，没有其他东西。现在，人们看到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面纱。

看看法国的辩论。人们仍然非常关注妇女遮掩自己的问题，这是父权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告诉人们什么是对他们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而不是提供一个自由选择的环境。面纱已经成为一个不太有力的象征，但我们已经将关于穆斯林社会的殖民假设扩展到所有穆斯林；现在它包括男人、女人、清真寺、移民。我不确定它是否一定更好，但肯定它已经被改变了。

2009年，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CNN播放了所有这些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这些伊朗人都戴着围巾，但这些伊朗人看起来就像其他在街上抗议的年轻妇女。日复一日地展示这些示威活动，使人们变得人性化。之前，伊斯兰共和国及其人民被妖魔化，被视为不理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无法与之交谈的异类。将公众和政权区分开来确实是一种转变。现在，我们又看到这种转变有机地来自妇女。

我想简单地谈谈你的被捕。你能告诉人们你在监狱里待了多长时间，以及这段经历是否改变了你对政权的看法？

2016年，我正要离开伊朗，他们就带着六七个人带着枪和录像机闯进我的住处。我有一些客人，他们都是那种支持政权的人。[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对与谁交谈没有立场。这对我来说真的很奇怪，因为我一直在往返于伊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当然，我始终保持低调。我没有发表很多我的伊朗材料，因为我不想让和我一起工作的朋友陷入危险。

有男的开始说："你来到这里，你正在破坏我们的国家。如果你不打扰我们--'你们'指的是女权主义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与此同时，他们正在搜查我的衣柜和书架，突然，我想分享这个，因为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在我的书中间，他们拿出一面折好的旗子。我把它放在我的书中间，因为，当我的伙伴和我一起在伊朗时，有人给了他这个。

他们把它拿出来，好像他们找到了绝对的证据，证明我在那里执行中情局的任务。他们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这是一面旗子。" 他们只是嘲笑我，说："什么旗子？" 我告诉他们，"这是一面巴勒斯坦国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所有言论，所有这些人--其中两个是非常高级的人，他们后来继续审问我--没有一个人认出是巴勒斯坦国旗。

他们总是用这种解放的语言来促进自己的利益。我陷入了争论。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知道这些，就像他们知道伊朗国旗一样。从那一刻起，整个审讯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敌对。我在那里被软禁了三个月。然后我上了法庭。我被保释了三个月，然后，最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埃文监狱（Evin Prison）。我在那里呆了112天，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非常小的牢房里，甚至没有毯子。我经历了45次审讯，其中一些审讯持续了8或9个小时。

他们对你的 "涉足女权主义 "提出了这种荒谬的说法，但你认为你所学习、写作或思考的哪方面最让他们反感？

实际上，他们知道的不多。他们逮捕我是因为他们听说我和妇女事务部长有一次会面，他们想利用这一点说我来伊朗是为了影响选举。议会中只有九名妇女，在选举中增加到十七名，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革命。

有趣的是，他们也对我对社会的理解感兴趣。他们会审问我，当我给他们举出不熟悉的例子时，他们会继续讨论，而我则面对墙壁坐着。有时我觉得我在教育他们，或者几乎是在讲课，但他们不会让步，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他们会重复同样的事情：C.I.A.已经把我训练得很好。

另一个让我非常难过的方面是他们一直说他们必须保护革命和政权，而不是保护国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保护这个政权。与国家毫无关系。

政权的反对者们是否将此作为他们宣传的一部分？政府对政权进行防御，但却没有一个更大的伊朗国家的意识？

改革派做了，特别是在1997年至2005年[Mohammad] Khatami总统任期内。有些人可能会继续采取这种做法，但今天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因为很明显，该政权不愿意向其他想法开放，特别是考虑到上次的总统选举。一些人投票是因为他们被告知如果不投票可能会失去工作。在总统[Ebrahim] Raisi之后，第二高的得票人是一张空白票，这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人民仍然尊重并希望拥有自1905年以来一直争取的投票权，但他们并不希望看到这个政权。所以他们实际上投了空白票，而且很多通常会投票的人都懒得去投。

这是个有趣的答案。我是想问一些不同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反问一下，这种认为政权不代表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独立的东西的想法，是否可以用来召集和团结反对派？

是的。所有这些口号，波斯语的口号，实际上表明这个政权没有关注国家。他们谈到了统治和治理之间的区别，而且他们非常清楚，这个政权在统治国家的同时，并没有治理国家。换句话说，它充其量是把人民当作臣民，而不是公民。安全部队在保护政权而不是公众。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你在寻找什么，作为这场起义，或革命，或任何东西的健康的标志？关心伊朗和对伊朗感兴趣的人应该注意些什么？

除了抗议之外，我希望看到制定一个路线图。起义，甚至打倒政权，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路线图，说明如何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国家想要的东西，尽管有所有的分歧--这就是我们在沙阿统治时期犯的错误。我们认为，一旦沙阿走了，我们就会有机会坐下来谈谈。目前，我认为这是一场社会革命。我们当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提出革命要求的阶段，但革命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不成功，就像我们从历史上知道的那样。

经历了1979年发生的事情，以及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我想人们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们必须做好更多准备，而不仅仅是说他们不想要什么。我希望看到起义和抗议活动能阐明他们想要什么。“妇女、生命、自由”的口号是非常进步的，但我们希望看到他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它。

同样重要的是，在伊朗境外有大量的伊朗人在给予支持，这在以前的起义中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在2009年。这一次，它是非常有组织的。最近在柏林有一次示威，有八万到十万人参加。在多伦多和华盛顿也有示威活动。所有这些都表明，伊朗的起义有其全球性的一面。♦

蛮喜欢这类偏向于经济史的东西的。可能是我个人的感觉吧，网络上的历史内容太偏向于英雄史观了，但细微的经济/技术上的事情叠加在一起，或许才是历史走向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吧。

我觉得这只是一种分类方法吧。

如果是你作图的话，会画成什么样子的呢？

数学只能有这么点枝杈真是.... 你不提学科的演化、分化，交叉融合学生物的分类树也就算了，连外国大学的专业分科都不会抄吗，如果某门学科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应该摆地基

对哦，毕竟马克思没有朝鲜特色，不能体现朝鲜人民的主体性。

真要說的話，屬於霍梅尼主義或它的的一種變體吧

嗯，”共产主义“这个用词是越来越少用的，但倒是不会避讳。讲到历史事件的时候，该用还是会用的。

只是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渐渐地被”建设主体强国“的目标所代替了。

”马克思主义“倒是几乎全面被”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替换了。这里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主体思想+金日成金正日同志阐明的革命与建设的理论与方法。虽然主体思想的基底就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但反正都是建设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那么......为什么不把马克思的名字换掉，换成伟大领袖的名字呢？

简单的说，是的。

哈贝马斯的重点在于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全世界都面临系统对资本主义理性化对日常生活的殖民。

是否是说，哈贝马斯所说的“殖民”是“系统”对于“日常生活”的入侵和异化？

共产党自认为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无限夸大自己的钢铁意识。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这与黑格尔（其强烈影响了马克思）的“精神哲学”有关。我认为这一脉哲学为了弥补有神论世界观断裂之后的信仰空洞，将抽象理念、意志、精神提升到了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每个人的自主性，会偏向于每个人各自偏好的领域，如果没有外力，无法集中起来。为了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有“首领“领导人民，将人民的自主性集中起来，向着同一个伟大目标前进。人民群众想要成为历史的主体，需要有党和伟大领袖将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

主体思想强调人民群众——不仅是无产阶级——应该投入思想自主性的斗争，认为一部人类史，就是毛泽东定义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了实现社会政治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史。

哈哈，我都不知道朝鲜依然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一直觉得他们早就放弃这种说法了。

说到“想要实现真正的主体性/自主性就要听首领的命令放弃各自的主体性/自主性”，感觉这基本上就是集体主义的思维，或者说用辩证法论证了**“集体是为了个体的存活，所以个体要为集体牺牲”。**

肉体的生命是有限的，社会政治的生命却是永生的，人应该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惜牺牲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实现永生。而伟大领袖就是这套永生系统的中心，伟大领袖指挥党，党指挥群众，让群众人人都可以拥有自主的社会政治生命，成为革命的主体，拥有永恒的生命。

政教合一了，领袖就是教主。这点我看习近平主席也打算赶上。

摩登时代不是针对官僚体系，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在中国政治学课本里很早就用摩登时代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

哈贝马斯的生活方式殖民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随着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全球化波及的地方，都被卷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固有的官僚体系特性，更容易深陷系统对日常生活的殖民。

传统的反殖民话语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因此往前走一步就是去殖民，在第三世界国家寻找替代品，寻求文化的多样性。并且容易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因为你不能批判一个“无所谓好坏只是不同”的东西。中共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这样嘛。

而哈贝马斯则是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把卷入全球化的地方都算进去，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消解中共的话术。

可不是同时代，《城堡》写于1926年，《摩登时代》已经是1936年了。而且《城堡》涉及的面更广，是整个官僚系统（不仅如此，城堡也可以表示其他象征），《摩登时代》主要还是工厂的流水线吧。

卡夫卡还有一个短篇《海神波塞冬》也很有意思。

波塞冬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伏案计算着。管理所有的海域，使得他的工作十分浩繁。他本来可以随意要到他所需要的助手，而且他的确有大批助手，可是由于他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认真，他总是把所有的账目亲自再查看一遍，所以他的助手们对他很少用处。谈不上他喜欢这项工作，他之所以干它，仅仅因为这是他的一种义务，的确，诚如他所说，他曾多次申请调换一件较为愉快的工作，可是每当人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的时候，他总感到不中他的意，认为还是他目前所担任的职务更适合于他。总之，要为他找一件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人们毕竟不能派他去主管某个特定的海洋。这是因为，那里的计算工作不少，但更为琐碎，除此之外，伟大的波塞冬毕竟始终只能担任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职务。再说，要是给他提供一个与海洋无关的职位，这个想法就会引起他的反感，他神圣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他古铜般的胸膛就会上下起伏。顺便提一下，人们其实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他的抗议。当一个强有力的人感到痛苦的时候，别人必须装出对他让步的样子，尽管在这种事情上双方都毫无希望。从来没有人真正考虑过把波塞冬从他的职位上撤换下来，从太古时起，他就被任命为海洋之神，这是无法更改的，只能是这样。

最使他生气的是——这也是引起他对自己工作不满的主要原因——他听到了人们对他提出的各种意见，例如说他经常手持三叉戟，驾着马车在海潮中遨游。事实并非这样，在这期间，他倒是坐在世界海洋的深处，不停的算账，偶尔旅行到朱匹特那儿，目的仅仅是为了打断单调，而且通常总是怒气冲冲，扫兴而归。就这样，他几乎没有观看海洋，只是在匆匆攀登奥林匹斯山的途中，飞快的瞥上一眼，到那时候，也许会出现一个安静的时刻，就在末日快要来临之前，在检查完最后一笔账目之后，他还来得及做一次快速而短暂的旅行。

哪用得着这种高级玩意，同时代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不就是典型的螺丝钉么

很有启发！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就是对官僚体系理性化的绝佳注解。卡夫卡的梦魇在疫情下的中国却成为了活生生的残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