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译自 https://freakonomics.com/podcast/is-the-u-s-really-less-corrupt-than-china/，访谈日期为2021年11月。此访谈提供了关于“腐败”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此系列的翻译将放在“魔鬼经济学”标签下。
简介
洪源远（Yuen Yuen Ang）是新加坡裔美国人，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她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的镀金时代：经济繁荣与巨大腐败的矛盾》的书。她试图回答关于“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腐败程度很高的经济体，为何能够发展到如此之大、发展得如此之快？**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腐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而中国的腐败是出了名的高，至少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排名是这样的。一些学者认为，腐败对中国构成了生存威胁；习近平主席似乎也这样认为，所以自他2012年上任以来，领导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超过150万名政府官员受到惩处，其中数千人被送进监狱。
洪源远认为，中国今天的腐败问题与美国一个多世纪前的“镀金时代”（1870-1900）很相似。“在资本主义‘腐败’的演变中，有一个模式。腐败并不会随着国家的富裕而完全消失的，相反，它在结构和形式上有所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仍然是一个新来者。”例如，《华尔街时报》不久前报道：“131名联邦法官违反法律，审理他们有经济利益的案件。”《纽约时报》不久前报道：“会计巨头从政府内部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税收规则。”最近的一项学术分析发现，当公司把钱花在游说（lobbying）和影响力政治（political influence）上时，他们得到的回报远远大于把钱花在研究和开发上。
对腐败的定义和分类，“松绑的腐败指数”
1989年，中国的GDP是3470亿美元，而美国的GDP是5.6万亿美元。从那时起，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9%，大约是美国增长率的四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现在达到了近15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近2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腐败在中国是如此深入人心，是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它产生了特有的词汇。例如“裸官”（即在中国国内看起来一无所有的官员，实际上在海外拥有大量的财富），例如“雅贿”（指通过送艺术品古玩等方式进行行贿）。但是，这里有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在一个有如此多腐败的国家，这种增长是如何发生的？
洪源远的答案是，这与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腐败”是什么形式有关。洪源远有自己对于“腐败”的定义和分类。
腐败的常见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而这个定义通常不包括合法的影响力政治（influence politics）。我的定义比这更广泛：只要有足够大的权力能够影响或支配游戏规则，就开始有了腐败的可能性。
我提出了四种类型的腐败，这四种类型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划分。**首先，腐败是否涉及精英。第二，腐败是“盗窃”还是“交换”。**首先，与盗窃有关的腐败，可以分为小偷小摸（petty theft）和重大盗窃（grand theft）。小偷小摸就像敲诈——例如一个警察拦住你，抢走了你的200美元。重大盗窃如贪污——尼日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数十亿美元被从国库吸走。然后，我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交易型腐败：第一种我称为“加速费”（speed money），即为了克服政策限制导致的延误和困扰，而向中低级官员行贿；另一种我称为“准入费”（access money），支付给有权有势的官员，不是为了克服繁文缛节，而是为了在他们那里进行特殊交易。
如果把这些类型的腐败比作药品……小偷小摸和重大盗窃就像有毒的药品，如果你服用这种药物，肯定会损害你的健康……“加速费”就像止痛药，它们通过克服各种政策性的限制规定帮助你缓解头痛，但它们不能帮助你快速增长肌肉，也就是不能帮助你发展你的业务。而“准入费”是资本主义的类固醇，能帮助你快速增长肌肉，帮助你完成超人的壮举，但它们有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只有在经济熔断的情况下才会爆发。
我们实际上可以在今天的中国看到所有这些副作用。它们包括极端的不平等，任人唯亲，还有政策扭曲。例如，在中国，大量资金被投入到高档房地产市场中，而经济适用房却被忽视了。中国的增长模式在2000年代从制造业转向建筑业、债务和房地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资本家贿赂政府官员，以获得便宜的土地、贷款、建筑项目……今天，当我们看到恒大危机时，这一切都很合理。它长期以来一直在酝酿之中。
恒大集团（Evergrande Group）是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中国2800多个城市拥有1000多个项目。房地产开发对中国经济繁荣的作用怎么说都不过分：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的比值高达30%；在美国，这一数字为13%。但中国约有20%的住房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恒大是这场房地产盛宴中最大的参与者，他们一直在努力偿还债务。据报道，恒大欠中国大约170家银行和全球另外120家贷款机构3000多亿美元的债务。恒大的倒闭可能会引发危机；一些小型开发商已经违约，其他开发商也可能处于违约边缘。
如果你阅读美国历史，在19世纪，美国有五次这种类型的危机。五次! 每20年就有一次……（而恒大的危机）很多人称它为“雷曼兄弟时刻”。
洪源远认为，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倒闭，以及引发大衰退的2007-2008年金融危机，部分是由她所谓的“准入费”所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论文显示，在2000-2007年的美国，政治游说行为与更多的风险贷款和更高的违约率有关。该研究还发现，曾向政府游说的公司更有可能在经济危机后收到救助款。
访谈提到，洪提出的“松绑的腐败指数”（Unbundled Corruption Index）——也即将“腐败”分为四种类型并将在某些国家合法的行为（如作为“准入费”的游说）囊括在内——还没有被主流学界接受。
我无法将它在期刊上发表。……审稿人对“松绑的腐败指数”感到非常生气。我们知道审稿人都很挑剔，这很正常，但他们不仅仅是挑剔，他们是真的很生气，试图抛出所有可以想到的理由来阻止它。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知道，哦，我正在做的事情冲击了他们个人的东西，也许他们自己一直在使用腐败的传统衡量指数，也许他们已经使用传统指数进行了论证。当然，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研究受到挑战。
中国和美国“松绑的腐败指数”
洪源远认为，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可能有误导性，因为它“掩盖了腐败有不同类型的事实”。洪源远想要的是一种能衡量四种不同类型的腐败的方法——小偷小摸、重大盗窃、加速费和准入费——她想为每一种“腐败”计算出单独的分数。她还想改进用于生成这些腐败分数的调查数据。因此，她开始自己收集数据。因为她是一个研究人员，而不是一个全球机构，所以她只关注了15个国家（【注】15国四种腐败类型的分数附在文尾，下图为中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尼日利亚和美国。
左上角：小偷小摸；右上角：重大盗窃；左下角：加速费；右下角：准入费
我采访了那些有某个国家专业知识的人，包括教授、记者、有10年以上经验的商业主管。我没有要求人们用一个过于宽泛的问题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而是为他们描述了一个情景，例如：“某某与某位政治家关系密切，因此，他能入手大量的建筑工程项目。你认为这种情况在你所评价的国家有多普遍？”
如果我们将中美两国的腐败分数与总体“清廉指数”相比，我们看到的相似之处是，**美国总体而言腐败的总量比中国低得多。**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如果把总分拆成四个类别，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微差别。首先，在中美两国，小偷小摸、重大盗窃和加速费都比中国低很多，但两国有大致相同数量的“准入费”。
（采访者：所以在中国，“准入费”可能是贿赂；在美国，它可能更可能是团体游说或寻求政治影响力，是吗？）
是的，可以这样想。在中国，没有相当于政治游说行业的东西。
（采访者：哦，给他们点时间吧！）
也许还是不会有。因为游说是一种机构活动，游说的对象是机构而非个人。我认为，游说行业在中国不会发展，因为权力是如此个人化。在中国的贿赂，对象必须是一个特定的、有很多权力的人。
（采访者：如果你要创建一个指数，比如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因素，你认为技术转移或知识产权盗窃——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可能有什么作用？）
作用不大。我知道有很多关于技术转移的讨论，且在中国确实存在知识产权盗窃。但研究发现，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的水平并不显著高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采访者：是否可以说，总的来说，“准入费”类型的腐败是值得的，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公共产品以及带来了连锁效应？例如，如果有人能为这个地区的孩子们造一所新学校，我为什么要关心建造新学校的开发商是不是向当地的党政官员支付了10%的回扣？当然也可以说，这10%的回扣钱更好的用处是提高建筑质量，这样当发生地震时——比如2008年四川的那场可怕的地震——也许数以千计的孩子就不会因为他们的校舍建筑质量低劣而死亡。）
但是人们也可以提出反驳，如果没有这种腐败，政府官员就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如此投入。所以真的很难说，这是一种好处还是一种代价。我认为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
（采访者：我们是否能假设今天在美国仍有像 Jack Abramoff 这样的事情发生？）（【注】）
我不知道，但我要推荐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Anat Admati的研究。她指出，银行业的问题特别糟糕，且因为其不透明而加剧。除了少数专家之外，没有人真正知道金融衍生品是如何运作的。公众不了解它们；甚至像我这样的教授，除非你以研究这个为生，否则你也并不真正了解它。我认为，当资本主义经济变得高度金融化、极其复杂时，就为不负责任创造了条件，因为没有人了解如此技术性的东西。
对于中国和习近平时代的看法
对于中国，洪源远发表了更多的看法。她认为，“自1949年以来，至少有三个不同的中国。”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她出版的第一本书叫《中国如何逃出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什么是“贫困陷阱”？这是说，一个贫穷的国家如果不具备一个繁荣国家的特征和制度，就很难变得繁荣起来。从个人层面上来说，如果一个人不先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怎么能得到一份好工作并进入中产阶级？虽然许多国家无法摆脱“贫困陷阱”，但中国显然已经走出了那一步。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9年以来，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已经使8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但是一些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不愿意给中国太多的荣誉。毕竟，它是一个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国家，所以认可它的经济奇迹可能被视为对其政治制度的认可。
（采访者：如果我请你描述当前的“中国模式”，但与此同时“中国模式”变化得相当快——至少在过去40年左右是这样，你会如何描述“中国模式”？我特别想知道你认为公众对这种模式有什么误解。）
我将尝试给出一个简短的答案。两件事。第一个误解是假设中国只有一种模式。如果你看看事实，就会发现有多种“中国模式”，取决于你在哪里和什么时候看这个国家。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独裁政权，权力集中在毛泽东手中，同时还有个人崇拜；经济以中央计划经济的方式运行，采用自上而下的指令。我们知道，那个时期是一场彻底的灾难。接着，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邓小平将中央政府的角色从独裁者转变为董事长；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中国的发展成就要归功于威权主义和自上而下的控制，但这不是事实。但是这里还有一个转折，就是在习近平于2012年成为主席之后，中国又转向了专制威权主义。
（采访者：我是这样解读你的数据的，希望你能告诉我对不对——高层的“准入费”腐败相比低层的“加速费”和小偷小摸，对于一个更专制的国家来说更有意义，它标志着一个成功的专制制度。原因之一是，低层的小腐败越多，高层拿到的就越少……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是一个高层官员，我不希望低层官员过于贪婪或腐败，因为这种类型的腐败相当明显，它将使国家形象受损。如果我可以减少这些低层腐败，我就可以创造一个相对不腐败的国家形象，这使得高层的人能在较少的外部审视下方便实施高层腐败。）
对，这种解读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各个城市和县城的领导人能通过遏制低层掠夺性腐败获益，因为他们想吸引企业和投资者。而掠夺性腐败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有损他们的发展目标，更有损他们的仕途。然而，这些地方领导人想遏制低层掠夺性腐败，首先必须有能力支付其下属官僚。
（采访者：在你的书中，我发现最令人吃惊的事实之一是你所说的“利润分享”。也就是说，一个中级或低级官员有大约70%的收入来自工资之外的形式——礼物、餐点之类的。你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官僚的薪酬方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即官方工资实际上非常低，在许多情况下低于生存水平。例如，我访问过一个县，那里的（公务员）入职工资每月不到80美元。经济学家把这称为“姑息工资”（capitulation wages），意味着当工资太低时，人们隐含的期望是用贿赂、敲诈或偷窃来弥补它。如果这些低级别的官僚没有足够的工资来生存，你就无法可行地阻止他们试图偷窃或敲诈。我发现，事实上，在官方工资之外，超过75%的实际报酬来自这种高度灵活的“附加值”，诸如奖金、各种实物福利、食品、免费休假等。这些“附加工资”多少，与地方政府的创收能力系统性挂钩，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利润分享”（profit-sharing）——它是对政府利润的分享。
洪源远认为，这种“利益分享”制度是中国能够摆脱贫困陷阱的原因之一。当其他发展中国家努力清除低级腐败（限制增长的毒药类型的腐败，如小偷小摸）时，中国则激励了其他形式的腐败——如“准入费”这样类固醇形式的腐败。
访谈还讲到了习近平的反腐行动。
（采访者：你描述了自2012年起，管理中国的习近平将这个国家重新纳入了专制威权主义轨道。你认为习近平知道你的研究吗？假设他不知道，你认为他对你的分析会有什么看法？）
我想他会同意我所使用的“中国的镀金时代”这个词，因为我认为这正是他面对的情况。
（采访者：有什么证据表明，习近平是真心实意的（打击腐败），而不是主要为了削弱反对派而采取的政治手段？）
有很多人问我，“（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真正的改革吗？还是只是习近平用来铲除敌人的工具？”答案是，它是两者的混合体。习近平对结构性腐败有真正的担忧，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既是拯救党，也是拯救自己。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踩下了油门，所有人突然意识到：“天哪，习近平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人们对此感到震惊。但如果你看看他上任时的标志性政策，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对“社会主义”是认真的。
(习近平将腐败视为结构性问题的一个证据是恒大债务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新法规引发的，该法规规定了一个公司可接受的债务比率。此举被一位专家描述为“政权故意引发的控制下的拆迁”。在洪的腐败四分法中，这属于对“准入费”的打击，也是失控的资本主义让习近平感到不安的一个信号。)
习近平不喜欢经济里有过多的资本主义，他在讲话中多次表达了这一点，所以这不是猜测。但在中国，他可以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这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他直接发号施令。比如说教辅？不好，禁止这个。电子游戏？不好，禁止这个。大型科技公司？太大了，阻止他们。所以我认为，如果习近平成了美国总统，他会看到类似的问题，他可能会对它们感到厌恶。但他很快就会知道的一件事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你不能只是发布命令来解决问题。
（采访者：但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可以使用行政命令。想象下，美国总统可以在短期内做很多事情来削减政治游说的影响。你认为如果习近平是美国总统，政治游说是他可能考虑针对的目标吗？）
他可能会，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知道该怎么做，因为美国的制度与中国的制度非常不同。当拜登总统想通过“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法案时，他必须说服国会中足够多的人通过他的法案来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在中国，习近平不需要这样做。
（采访者：在我们还在讨论基础设施法案的时候，他已经命令建造了100座桥梁。）
对，他只需要说：“你知道吗？有钱人应该捐款。”第二天阿里巴巴和腾讯就会捐出一大笔钱。这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而在美国，你永远不可能这样做。你能想象拜登总统告诉五大公司“现在你们应该捐款”，而它们会捐出他们财富的百分之五吗？
（采访者：对，他甚至不能命令他们交税。我不认为直接要捐款能成功。）
就是这样。我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明显的差异。（如果习近平是美国总统）我认为他会为自己的束手束脚感到非常烦闷。看看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无论一个商人多么富有，他总是政治家的下属。而在美国，这种情况实际上几乎是相反的。可以说，资本家比公职人员拥有更多权力。因此，我认为如果习近平在美国执政，他真的会被这种情况所震惊，并且无法适应。
对于腐败的制约
（采访者：你认为对美国腐败的最大制约是什么，尤其是那些在中国不突出的腐败？）
实际上我们在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就看到了这一点。开放的新闻界、揭露丑闻的记者、独立的检察官。选举肯定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选举改革挑战了政治机器，还有政治活动、劳工运动等等。而这一切都因为民主而成为可能。
（采访者：一方面，“这一切都是因为民主”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进步时代”的某些元素在中国扎根，例如内部检举和机构自我监督。你似乎在说中国也很快会有自己版本的“进步时代”，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会是什么样子？）
我认为，习近平的任务是结束“镀金时代”，把中国带入自己的“进步时代”。而他的方法与美国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喜欢采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和运动。但我认为，命令会适得其反。命令只能解决问题的表象，但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因此，如果他想成功，他必须采取一种更温和的方式。现在他的命令已经动摇了商业信心；他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挑战，即如何在保持繁荣的同时实现公平和正义？
最后，洪源远谈到了她对美国的看法。
我在美国生活得到的一个启示是，即使是在一个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问题也并没有结束。我知道，这对美国人来说，也许显而易见；但对于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启示。因为我们总是被教导说，如果我们也成为了“第一世界国家”，就成功了。你毕业了。你的任务完成了。而生活在这里让我明白，即使有高收入，即使有先进的民主，情况也可能会崩溃。这里有巨大的不平等，两极分化，民粹主义，而我并不是美国的悲观主义者。
尽管我在美国看到了所有的问题，我仍然可以自信地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我拥有在美国所拥有的机会。作为一个在学术上怪异和不合群的人，在大多数地方我很可能无法被人接受。所以我看到两方面：这个国家有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但我仍然对它为人们提供机会的开放性感到极大的信心和希望。
附录：15个国家的“松绑的腐败指数”
左上角：小偷小摸；右上角：重大盗窃；左下角：加速费；右下角：准入费
国家按照腐败总指数从高到低排列：孟加拉，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印度，中国，泰国，南非，巴西，加纳，美国，韩国，台湾，日本，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