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才回复。

我记得以前读过关于康熙的一些史料，康熙是一个相当好学、对西学很感兴趣的人，很多人称之为学贯中西。可能是受其影响，雍正和乾隆也对西学颇有兴趣。

我的感觉是，贵族阶层的文化兴趣和民间的文化兴趣还是有多层隔阂。比如即使有皇帝下令翻译发行几何学讲义，且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懂高等数学的人（知乎链接），这些文化在民间依然波澜不惊，几何学和数学更没有进入教育体系。

致敬

确实如此。其实学术圈内部的讨论尺度还是有的，而且内部关起门来也可以说不少话，但是中国的事情就是，一旦言论到了“公共舆论领域”或者“教育领域”，就会经历非常严格的意识形态审查。

陈寅恪《寒柳堂集》： 默念平生回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文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竞为我民族遗留之珍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半都要被冠以“腹诽”，“阴阳怪气”的名义加以打压，这就是日单诺夫主义。

罗说了洋洋洒洒一大篇，就是要让历史学家批判和怀疑，可问题是，不是中国历史学家不想批判和怀疑，是谁敢啊！如果批判了不会被封杀，不会被开除，不会被嫖娼，不会去踩缝纫机，人人都会去批判的。

所以罗批判了一半、怀疑和想象了一半，还是不敢批判到底，那你让别人怎么去批判。

原载于微信”一席“（https://mp.weixin.qq.com/s/v_ivRmthkvJ6uygX07UB1g ），题为《你要是相信了，你就变成了它的囚徒、它的俘虏》。文中的加粗为我的选择性加粗。

罗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新。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和前面的老师们比起来没有什么趣味的题目：历史学家的美德。

我们都知道，过去是我们此刻时间之前的一切，过去是一团混沌，没有秩序，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可是我们在这一团混沌当中抽取某些内容，赋予它意义，赋予它秩序，把它讲出来，这个就变成了历史。跟过去比起来，历史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过去中选择原料、组织模型、生产出历史来，是我们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智力活动。而对这个生产过程，对历史的生成、演变、发展和应用进行考察的学科就是历史学。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美德呢？

一般人都会回答说是求真。我们想说求真不是一种美德，求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本质，是一种本性。没有人讲历史的时候会说“我这个历史不是真的”，没有任何人这样讲。不管他讲的是不是真的，他都会说是真的。

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本质必须是真的。讲述真实的过去、忠诚于事实，这是历史唯一的特性。许多被认为是真实的那些历史，现在我们已经逐渐逐渐地不把它算是历史了，而被归入神话、归入伪史、归入编造。

人类历史上各个文化、各个时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要求真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忙着求真，至少他们宣称他们求真。可是他们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制造神话、制造伪史，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制造谎言。有的时候是自觉的，有的时候是不自觉的。所以求真其实应该是历史学的职业本身，这个职业要求求真，所以它不是一种品德。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美德呢？历史学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我们举一个例子。我去年从北京步行走到内蒙古的正蓝旗，也就是从元代的大都走到元代的上都。我在准备行走读材料的时候，读到了元代很多诗都记录上都附近，主要是在今天的内蒙和今天的河北北部有一种常见的鸟，这种鸟叫白翎雀。

我当然很感兴趣，我就想知道在路上能看到多少白翎雀。当然很遗憾，我一个都没有看到，这当然是现在生态变化的一个结果。可是跟这个白翎雀有关的历史，跟我自己的专业有关系的历史问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关于成吉思汗的。成吉思汗的人生当中有一些他一辈子大概都很难说得清楚的灰色故事、黑暗故事，是关于背叛的，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难以交代的事情。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是和他自己的结义哥哥扎木合之间的关系。

他们本来亲如兄弟，但是后来两个人互相背叛，他后来把扎木合杀死了。等到他胜利了之后，他要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要解释是扎木合先背叛他的，他必须这样讲。

所以现在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关于他，也许不是成吉思汗本人，但是是成吉思汗这一方的人所讲的关于扎木合如何先背叛了他的弟弟成吉思汗，那个时候成吉思汗还叫铁木真。

这个故事出现在三种文本里面：汉文、波斯文、蒙古文。这三种历史资料讲同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的源头一定都是蒙古语自己的。但是在元代就形成了三种文本，这三个文本讲的故事不一样。

我们先看第一个文本，就是《二十四史》当中的《元史》所讲的这个故事：

扎木合言于王汗曰：“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鸿雁耳。”

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鸿雁遇寒，则南飞就暖耳。意谓帝心不可保也。

——《元史·太祖本记》

扎木合对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义父王汗说，我对于您来说是个白翎雀。“他人”，说的就是铁木真，不敢说出名字来，说他人是鸿雁。

元代的历史学家马上在后边做出解释，说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白翎雀无论寒暑都住在北方，它是一种留鸟，不是候鸟。鸿雁，就是大雁，它是一种候鸟，天冷了就往南飞，天热了就往北飞。

这个意思是说我对您是忠诚的，任何情况下我和您在一起。有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他会像鸿雁一样来来去去。用汉文写的这个故事很容易理解对吧，我们觉得用鸿雁和白翎雀来做这个比喻很准确。

可是我们再看波斯文的这个材料，波斯文的材料我们用英译本的权威本来翻译成汉语：

……扎木合认出王罕的大旗，飞驰而至，说：“汗啊汗啊！你看到了，我兄弟（走了），如雀儿（sparrow）从夏营地迁到冬营地一般。”

他的意思是：“我的亲人成吉思汗已决定逃走，而我总是说：‘我是你的雀儿’。”

——拉施特《史集》（ Thackston 英译本 ）

它说扎木合跑到王汗那去，跟他说汗呀汗呀，你看到了，我兄弟他走了，他不跟着我们，他就像雀儿一样。这里用的是sparrow，麻雀，说铁木真像雀儿一样，从夏营地迁到冬营地一般，他跑了。

我们再看蒙古文讲的这个故事：

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儿，帖木真是散归的告天雀儿。

——《蒙古秘史》明代总译

《蒙古秘史》明人做的汉文的翻译是这么说的，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儿，这是翻译扎木合的话。铁木真呢，他是散归的告天雀儿。两种雀儿，一种是白翎雀，一种是告天雀。

那么用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来翻译明代的这个翻译，意思是什么呢：

王汗啊王汗，我是与你在一起的白翎雀，我的安答是离你而去的告天雀。他已到乃蛮人那里去了，他是要投降乃蛮才故意落后的吧。

——《蒙古秘史》余大钧译本

是说王汗啊王汗，我是和你在一起的白翎雀，我的安答，我的兄弟，是离您而去的告天雀儿，他已经到乃蛮人那里去了，他是要投降乃蛮才故意落后的吧，所以他在后边迟迟不过来。

这三个文本都说同一件事情，源头也应该是一样的。你看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讲起来的一个故事，但是因为在三个不同的文本里边细节很不一样。

我们当然知道它的总意是想说扎木合先背叛了自己的兄弟，跑到王汗那儿去挑拨离间，想离间王汗与成吉思汗之间这种义父义子的情感。但是这中间为什么故事会讲得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当然已经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事情性质的理解，但是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者，我们就应该去质疑这个问题：到底哪一种有可能是最接近原来的本意的？

经过分析我们当然知道应该是蒙古文的最接近，因为蒙古人对自己身边的那些鸟是最熟悉的。告天雀跟白翎雀的不同是白翎雀的窝是比较稳定的，在一个树丛里面；而告天雀的窝是经常移动的，虽然它也是一种留鸟。

所以作为蒙古人，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并没有讲那个遥远的鸿雁，因为鸿雁跟白翎雀之间不成比例，一个大一个小，他讲的就是身边的两个小鸟。

而汉人在写《元史》的时候，他对这两个鸟不清楚，特别是对告天雀不清楚，所以他就主动把它改成鸿雁，改成鸿雁太容易理解了，所以做了这种改动。

而波斯人在引用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两种鸟对他来说都没有听说过，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只好就说是雀儿雀儿，用了这样一种改称。这样的话这个故事的原型就被打散了，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说史学家在读历史、研究历史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的不同，但是不要忙着说哪一个是对的。如果你说这个是对的，如果你采取这个说法，你得说出个理由来。我们要对它做一个非常细致的分析，看到一个材料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这样形成。

刚才举的是历史上的一个很小的例子，在身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读书当中会有更大的例子。因为历史非常有用，我们随时都在用历史，越是有大的事情的人，越是有更高的目标的人对它的依赖就更大。

生产假的历史、篡改历史、制造一些遗忘、不让你知道这件事情，这样的都是在做历史。这种滥用或者错用历史，就是我们应用历史的基本形态。

比如说我们看到没有朱德的井冈山会师，这是“文革”时期一个小漫画书上的图片，把井冈山会师画成是毛泽东和林彪的会师。

以及我们刚才在片头看到的那个《开国大典》里面，没有刘少奇，没有高岗。不仅没有他们，后来有很多人都从这张图片里面消失。

这个图是记录历史的、是反映历史的，可是我们看到它因为时代的需要、因为当前的需要而不停地要改变过去。

所以我们学历史的都知道，过去当然是确定无疑的，是已经发生的，是唯一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总是因为现在的需要而把过去那个唯一的改成多种历史。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过去的历史就是多种多样的、非常复杂的，它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需要、因为我们未来的需要而不停地改变的。

从古至今已经积累了巨量的历史知识库，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做历史的人、研究历史的人、写历史的人，主要是面对这个巨量的历史知识库重新选择素材、组织史料、阐述意义，这就叫写出新的历史。

通过对已经知道的历史进行考察，我们确认或者否定前人的某些讲述，在新的问题意识之下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历史不是在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有，我们总是从已有的历史当中生产出新的历史来。

当我们面对旧的历史知识的时候，首先需要的就是批判、是怀疑。批判性思维是人类理性的一个基础，我们总是在怀疑过去、批判过去，才能够生产出新的有意义的历史。

所以有的学者说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这样才是历史。对已有论述、对已有的别人讲的历史进行质疑，对它纠正、提升，改变它，甚至是和它抗争。

我们的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在过去的混沌当中重新发现或者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这样才能够形成新的历史，才能讲述出新的历史。

可是更多的情况下，不仅是普通的读者，就是历史学家自己都沉浸在已有的历史论述当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这些人就是历史的囚徒。而囚徒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囚徒不可能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

历史学家要创造新的历史知识，永远都在怀疑现在的东西，和主流抗争，反对主流，质疑主流，质疑现实，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新的知识。我们举一个例子，讲怀疑和批判的重要性，这是我自己研究工作当中的一个例子。

大兴安岭北段有一个著名的山洞，叫嘎仙洞，在今天的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这个地方。一千五百年前，那个时候的历史书里面就已经写到了这个地方。

历史记载说，北魏太武帝的时候，在东北有一个小的国家，这个小国家就派人来报告北魏的皇帝，说在我们国家的西北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山洞，几百年前你们的祖先曾经住过这个山洞，你们是从这儿迁出去的，这个山洞是你们家的。

太武帝听了当然很高兴，就派了两个人，代表北魏官方去这个山洞，在那做了一番祭祀，祭祀完毕还在石洞的墙壁上刻下了一篇祝文，这个就是祭祀的文字。

这篇祝文在《魏书·礼志》里边做了一个详细的记录，说有这么一个事，这个事的确发生了。后面人们也再没有看到过关于这个洞的其他的材料。

可是有些学者始终相信这个事情发生过，所以有的人就一直矢志不移地一再地在那一带寻找，而且不负有心人，真的还找到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个叫米文平的学者带着一些朋友跑到那儿去找到了这个洞。

在他撤出的时候，正好傍晚的太阳光斜射进来照到墙壁上。当然那个墙壁已经覆盖了厚厚的各种各样的沉积物，但是他看到好像有字，就上去把那个石壁弄开，看到了这个祝文。这个祝文的铭文是真的，跟魏书上的记录只差几个字。

这当然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发现，这个发现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鲜卑学就此成立了，这是鲜卑学的一个重大的、划时代的事，怎么吹捧都不为过。

从此对这个发现的解释一般都是说我们现在终于知道鲜卑人的老家在哪里了，原来就在这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他的发祥地，好像他们一群人就在这里生活，从这个洞出去就变成了后来的北魏。

根据这个还模拟出来了一个北魏拓跋鲜卑的迁徙图。我们看这个迁徙是从嘎仙洞迁到了呼伦贝尔，从呼伦贝尔再迁到了今天的河套地区，河套地区包括了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从河套地区最后迁到洛阳。把拓跋鲜卑的历史说成是一个三阶段。

大家都相信这一点，特别是因为现代考古学把它重新发现了，所以就更加相信在一千五百年前太武帝派人去过，以及那个小国家向太武帝的报告都是真实可靠的。

但是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只能够说太武帝的确派人去这个地方做了祭祀，但并不能说明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武帝他们所真心相信的老家。没有任何材料、没有任何逻辑说明这一点，这中间有重大的缺环。

事实上，我们要看这个时代就知道，实际上北魏从来没有统治过这个地区，直到太武帝时期，太武帝把这个地区的一个统治政权北燕打垮了才对这个地区拥有了新的统治权。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国家就要去讨好他，不管是具体情形如何，总之这个国家的人就派人向他做了报告。

这个报告的核心意思是说你们家早就在我们这里，你们对我们具有先天的统治权。这个故事又跟拓跋鲜卑的史诗里面已有的关于迁徙的故事挂上了钩。鲜卑人很有可能是从大兴安岭地区走出来的，或者早期有这样的一些故事，但是一定要跟这个石洞挂上钩，这是非常困难的，是很难理解的。

当然我们不在这里做各种论证，我们从当时的周边环境、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历史上鲜卑和周边其他人群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来分析，他这么做是有必要的，是有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做了这件事情。后来的考古发现只不过论证了当初他的确这么做了，并不因此能够说明这个地方就是鲜卑人的发祥地。

所以从研究上来说，我们永远要处在怀疑状态，不要轻易地相信这个。你要是相信了，你就变成了它的囚徒、它的俘虏。

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在近代中国史学里边最成功的最了不起的例子是《古史辨》。很多朋友都知道《古史辨》，这是由以顾颉刚先生为主的一大批中国学者在20年代到30年代所做的一个伟大的工作。

这些书把中国传统历史进行了反复地清理，把大量不属于历史的那些传说、神话从中国历史里边划出去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我们的历史教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过去可能要从什么伏羲、神农讲起，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实际上是从夏商周讲起，甚至夏都很难讲起来了，夏存不存在到现在还是一个讨论的话题。

可是在他们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都相信有伏羲、女娲这些，在中国历史里边都是要讲的内容。是他们做的工作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有怀疑、有批判才能重建中国历史的系统。

很多人都说让材料自己说话，但是史料不会自己说话。史料不是透明的、不是无辜的，史料都是在特定的情形下由特定的作者有特定的目的为特定的读者所写的，所有的材料都是这样。

我们刚才看到的《开国大典》它是有特殊的情况，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特殊情况，你一定要去理解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有批判和怀疑的品德，才能够帮助你质疑过去的各种说法，提出一种抗辩、一种论辩。而只有抗辩和论辩才能够创造出改变的机会，这不仅是在我们的学术里面，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理性思维最宝贵的地方。

历史学家的神圣职责就是揭破各种历史神话，要知道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在揭破神话的同时，囿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限制，又难免自觉不自觉地制作各种新的神话，我们写的历史里边有很多是新的神话。

可以这么讲，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和假的历史，有一些将会被揭穿、被剔除、被取代，有一些会因为史料匮乏、证据单一，没有办法去证伪或者证实，就像刚才嘎仙洞这个问题，我们质疑它，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证伪证实你都做不到。

但是只要你具有了怀疑和批判这种美德，不仅可以勇于揭破那些神话来创造新的历史知识，而且还使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我们可以不相信它，对它保持警惕，不要忙着成为它的俘虏。

我刚才讲的是批判与怀疑，现在我们讲想象力，想象力是我们历史研究的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美德。

历史是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经验，替代性经验就是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如果没有这个想象力，我们是无法理解前人的。

比如说这是秘鲁考古学最近的一个重要进展，他们找到了一个1200年前的贵族墓葬中最重要的贵夫人的头骨。他们用了各种技术、各种办法，把这个头骨复原为旁边的这样一个人的形象。

这当中当然用了很多技术，专家们也认为这些技术是靠得住的。但即使是这样，专家们也一再说这个中间我们还是用了许多想象，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的一个秘鲁印第安人的头发来做她的头发。

所以这个复原当然很重要，如果我们整天看着那个头骨的话这个历史显得没什么意思。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立刻变得亲切起来，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想象力。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里边是两个学者对我们所熟悉的一篇文本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的研究。

《桃花源记》是一个文学作品当然没有问题，也是一个带有哲学寓意的作品，也没有问题。但是对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来说，这个文本可能还具有历史意义。也就是说，陶渊明写这篇东西应该有现实的依据，不然他没法想象出这样一个世外桃源。

很多人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有两个在这个领域里边最重要的学者，他们都分别勇敢地面对了这个话题，一位是我们都熟悉的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是在今天的三门峡南边的山区里边，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函谷关再往西，在洛阳和长安之间的这片山地里面，就是古代的所谓的桃林塞这么一个地方。当然他有很多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那他的这个研究是不是准确呢？因为这是带有很大的想象，没有那么多直接的证据，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把一个重要的话题引入了。他说因为桃花源的一个特点是世外桃源，是现实当中的人进不去的，是可以躲避现实政权的一个地方，所以它是逃难的地方。

从东汉后期到十六国前期，在中国北方偏远的山区，有大量这种因为战乱年代逃难而形成的居民点。他说这一类的东西是《桃花源记》这篇文章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

由于他的这个研究，后来的学者就对这一类话题非常有兴趣。从此以后，研究北方坞壁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领域，过去没有什么人做这个工作，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但是这不等于我们相信他说的那个桃花源在哪里是对的。

另外一位学者是唐长孺先生，他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在过去数十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学者。

他说我读了陈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对他提出质疑。我认为他说桃花源在那个地方不对，桃花源应该在哪呢？就是《桃花源记》所说的这个地方——武陵。

武陵就是今天湖南的常德，今天我们有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常德的桃源县。唐先生说桃花源就应该在这一带。当然并不是说就在今天这个桃源县，而是说在洞庭湖以西这一带的山地里面。

但是不像故事里边所写的是一个从秦朝跑出来躲避秦朝统治的难民区域，而是当地的土著人民。这些人不愿意加入到汉人所统治的社会里面，而向山区逃跑，跑到山里面躲起来。唐先生说是这些人。这些人就是蛮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少数民族。

两个人都有充分的证据，两个人都举了很多的例子，但是两个人都举不出直接的例子来，都是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断层，就是没有证据，所以这部分靠想象。

陈先生的想象时间是1936年，是知道马上就要发生大的战争，虽然不知道哪一天但是知道要发生，也知道中国很可能是打不过的。所以大家是要逃难的，所以要考虑一个逃难的地方，所以就联想到了1500年前人们是怎么做的。

唐先生写这篇文章是1956年。我们知道1956年刚刚完成民族识别，改变了后来中国历史以及未来的历史的民族政策刚刚实施，所以他要考虑少数民族问题。

所以两个人的研究结论决然不同，但是两个人都应用了各自的时代，两个人的研究都充分地发挥了想象力，而且都为未来的学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比如说南方政权到底是怎么对付这些蛮人，这些蛮人如何逃避国家的统治而跑到山区里面去。我们今天看到南方到现在仍然在高山顶上还有大量的瑶寨、羌寨，那都是逃避国家统治留下来的一些残存的印迹。

这里边就需要巨大的想象力。我们不敢说他们的研究是对的，但是我们说他们的研究很伟大，都很棒，都是很美的。

我们知道有一句著名的话，是英国的一部小说上的，但是后来的学者们，特别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特别喜欢这句话：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我把它翻译成往昔乃是异乡。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我们访问过去就好比是访问外国或者是异乡，那儿的人跟我们有点像，也有点不像，观察他们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历史是揭示人性的，但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方式讨论人性，而是通过让我们在想象中经历他人的经历，认识我们共有的人性。这个过程当中想象力至关重要。

批判、怀疑、想象力这些美德，在什么意义上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当面对那么多陈旧的历史论述，那些论述说“只能是这样”“历史从来就是这样”，当面对这些教条式的论断的时候，我们如果具有这些美德，就会知道历史是让我们提出抗辩的，我们根本不相信你们说的这些。

因为历史教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就有多种可能、多种行动、多种方式、多个道路、多种结局，并不是只有一个。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抗辩和异议的工具，而抗辩和异议是改变现实必不可少的一步。你首先要从这里开始。

历史学家为了现实、为了未来才去研究历史，并不是只有一种嗜古的兴趣。为了确保我们走向期待中的未来，历史学家把过去邀请到现实中来，是为了看清楚我们究竟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这样历史学家以回到过去、与过去对话的方式，参与现实，保护我们的未来。

20多年前刚留校在北大历史系教书的时候，我当新生班主任，给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里面也是提了这个问题。我那篇文章主要是讲这个冬天会不会下雪。

历史是有意义的，前年、去年是不是这个时候下了雪？但是不取决于那个东西，有可能去年下了今年不下。那什么有用呢？是我们今年的期望会有意义。我们期不期望它下雪、我们想不想它下雪，这就是我们在参与它。

也就是说历史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是真正影响未来的、决定未来的，是我们的现实、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期待。

所以我说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为此，我们就应该珍视、保护、培育这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谢谢大家。

很有意思的文章。

我好久没上论坛，这里都长草了。有空慢慢回复您。

很有意思的史料。

我好久没有上论坛，这里都长草了。有机会慢慢回复。

里面有欧洲精英的所谓人口清理精简人口的计划，联想到光明会卡牌和共济会阴谋，楼主觉得这是真的，中共国似乎也有此类迹象。

在沉默的疼痛与无声的呐喊中，新的一年来到了。

三年静默，中国对外门户将再次打开。然而，中国摧枯拉朽的疫情却令各国退避三舍。过去三年，让外国人充分领教了中国政府的阴晴不定，上一秒欢迎之至，下一秒就闭关锁国。都2023年了，对外国人而言，中国仍然如百年前一样，是一个神秘陌生的国度。

让传教士们看到东西交往前景的，是康熙皇帝。

清朝初年，耶稣会传教士白晋来到中国。经过南怀仁举荐，白晋进入北京宫廷，为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天文、历法和医学等知识。1693年，白晋奉康熙之命，回法国拜见法国国王，并聘请更多学者。1698年，白晋带领10名数学教授和传教士回到中国。1708年，康熙命他和其他传教士到全国各地进行地理测量，绘制《皇舆全览图》。白晋还奉旨研究易经，写成《易经总旨》一书。1730年白晋在北京去世。

在回国觐见法国国王时，白晋撰写了康熙皇帝的传记，以供路易十四御览。这份传记后来以《中国现任皇帝传》之名出版。

白晋称，这部书“只记载我们亲眼看到并确认无误的事实”。由于白晋长期在康熙身边服务，对他相当熟悉。就算言辞稍有夸大，也不会去事实太远。从这本书中，帮助我们了解在中西交往之初，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位帝王。

白晋写这本书的时候，康熙44岁，已经登基36年。白晋对康熙外表的描绘是：“仪表堂堂，身材匀称，举止不凡。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眼睛比一般中国人略大。鼻子略呈鹰嘴形，鼻尖鼓起。虽然脸上有几颗痘痕，但并不有损他的美好形象。”

白晋对康熙的性格描写是：思想过人，明察秋毫，博闻强记，智力过人。处理事务刚毅果断，有实现宏图大业的坚强意志。康熙所有的爱好均高雅不俗，符合帝王身份。康熙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爱护臣民，倡导品德，以理服人，善于克己，深得上下爱戴。康熙文武双全，精通骑射，喜欢狩猎、捕鱼、赛马、习武、读书以及科学，寻求高尚志趣，厌恶萎靡不振的生活。康熙还努力钻研汉文典籍，所有孔子著作都烂熟于心。康熙还喜欢音乐，并从幼年起就学习过满族和汉族的乐器。

康熙对于西洋知识有巨大的热情，他接受外国的艺术和科学，对引进这些知识不抱有偏见。康熙系统地学习了几何学，并下令把传教士的讲义翻译成汉语（很可能传教士是用满文教学），在全国发行。正因为康熙对于西方科学的兴趣，白晋才得以获得接近康熙的机会。康熙还注重引进西方武器技术。康熙每了解到一种新式大炮，就命令大量仿制并要求军队练习操作。据白晋说，康熙还亲自发明了一种轻便的炮架。

康熙在处理政务的时候，出言谨慎，召见臣下的时候，总是提出问题，认真倾听，很少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迅速发现真相，因此臣子很难隐瞒实情。康熙在做出重大决定前会搜集大量情报，并派人秘密进行调查。他对告御状也极为重视。如有老百姓告御状，康熙会亲自审理。白晋多次看到一些高官由于百姓告御状而被免职严惩。

白晋还提到，康熙的个人生活十分简朴。康熙所穿的袍子是普通皮毛，外衣是粗丝，下雨天经常穿一件羊毛外套，夏天穿亚麻制品，这在普通人家都很常见。康熙在皇城内乘坐轿子，但这个轿子并不高级，做工很粗糙。但康熙在国家基础建设上开销十分慷慨，如治理河道、挖掘运河，修理桥梁等。遇到自然灾害还会面去灾害省份的赋税，开仓赈济灾民。

康熙还擅长处理外交。他即位后，俄罗斯军队经常骚扰北方边境。康熙恩威并施，一方面军事对抗，另一方面善待俄军俘虏，愿意回国的给以资费，愿意投降加入中国军队的赐给房屋和土地。

白晋对康熙的描绘，简直是集天下美德于一身。白晋本人对于康熙也是心悦诚服，并对他的开通包容寄以厚望。白晋对于康熙的描绘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著名学者如莱布尼茨等，都从中了解到了有关中国的情况。以白晋为代表的传教士，是17-18世纪欧洲了解中国的窗口。然而到了18世纪中期，清政府的政策改变，驱逐传教士，仅留下广州一口通商，中外知识交流戛然而止。再次交流的时候，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

中国人有句老话：正邪不两立。那么什么正，什么是邪？

邪，字面意思是旁门左道。在成书于汉代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记》虽托名孔子，但是汉朝儒家学者根据战国流传下来的文章编辑成书）中，就已经认为左道是罪大恶极：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这段话里罗列了四个该杀的罪名，其中左道名列第一项。不过严格说来，这里的左道意思是政治上的权谋，意图欺君。另外三项是分别是奇技淫巧、谶术、占卜等“惑众”之术有关。然而，久而久之，左道的含义里就包含了巫蛊。公元前18年，汉成帝废后许氏的姐姐因对皇帝的新欢使用巫蛊之术而被处死，对她的判词中就提到了“执左道”之罪。

但是，上古人不都是用巫术祭祀祖先吗？什么时候“左道”（即巫术）开始有了不好的含义呢？

在中国古代宗教文化里，善恶的区分一开始并不泾渭分明。上古时期，面对无常莫测的大自然，人类的能力过于渺小，只能将命运托于鬼神之力。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历书里，就列出了各种不同的吉日凶日，各种唯恐触怒鬼神的禁忌，各种鬼神带来的疾病等。中国精神信仰的早期，全部都用来祈福，以及安慰易怒的神鬼，同时在神鬼发作时能够辟邪。尽管孔子认为，心诚则灵；神灵会不会保佑，要看祈祷者是不是攒够了人品。但对老百姓而言，大多数人都是临时抱佛脚，如果拜神需要长期攒人品，那就拜见效快的魔好了。在这个阶段，没有什么谁正谁邪，谁管用就拜谁。

在战国、秦汉和南北朝时期，中国三大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儒、释、道的传入和形成，确立了中国宗教的正统（也有人认为儒家不算宗教，因此我们在下面说制度性宗教的时候，主要是说佛教和道教）。这三/两大宗教由官方（在不同时期）主导，有体系、有经典、有仪式和戒律，还有研修机构与学者，保证其教义不断得到修正和贴近社会。

上面我们说了，上古宗教没有道德维度。而道德感被引入宗教，是制度性宗教的功劳。制度性宗教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关联性宇宙论”，即宇宙是一个充满联系的整体，个人和社会和自然都顺应着宇宙的周期变化而变化，占卜就是将宇宙的运行与人体的强弱和命运的更替连接起来。汉朝提出了“天人感性说”，即人类的行为会激发宇宙的感应，人类的不端行为会招来天谴。因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教传入中国后，karma的概念也与天人感应说产生了互动。因此，善恶开始产生分野，某些神灵居于正统，就成为了善的化身，具有权威力量。他们之外的，就成了“邪”。

三/两大宗教之外，还有弥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即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就是古代宗教的残留，是未被纳入制度性宗教的民间遗珠。它们与官方机构、庙宇或经典关联不大，而是植根于世俗生活之中，对于家庭、宗族、村落以及帮派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影响巨大。这些民间信仰中的神往往不那么道德至上，往往会带有一些“邪气”，比如五通神。中国的民间信仰没有经文，也没有严格统一的仪式，但是民间信仰不断地从制度宗教中借来一些教义，转化成容易理解的文字、符号、神话和表演，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混合体。

关联阅读：民间信仰与五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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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是一种虚构的身份。人们通常会虚构一个更好的自己，并且请求大家一起假装这个更好的自己是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契约，互相假装彼此的虚构身份存在。如果你不戳破我的谎言，我也不会戳破你的谎言。

时间久了，一部分人就会把面子当成真正的自己，面子成为了一种幻想，阻碍了他们认清真正的自己。另一部分人很清楚真正的自己，但是他们害怕别人认清真正的自己，所以把所有资源投入到面子之中，起初很快就收到了回报，但是很快遭遇到瓶颈。资源被面子占用，反而阻碍了他们成长。

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决定真实地活着，只有很少的资源投入到面子之中，或者干脆不要面子，资源都被投入到真实身份上，他们成长得很快。

一少部分人认清了面子的真相，他们决定利用面子系统的漏洞。他们不仅不要脸，而且迫使他人佯装自己的脸是存在的。他们从这种不对等的契约不断地获利，最终形成了更加庞大的虚构——统治集团。

“伤了面子”，虚构的身份被拆穿。

“撕破脸”，相互戳破彼此的虚构身份，尽管他们早已对虚构性心知肚明。

“请给我一个面子”，指以维护身份的虚构性为由，迫使他人做不情愿的事。

“脸皮薄”，对维护虚构的身份很重视。

“脸皮厚”，轻视对虚构的身份的建设。

“不要脸”，一般指从维护虚构身份的状态，到抛弃了虚构身份的状态的转变。虚构身份与真实身份的差距越大，从虚构身份切换到真实身份的打击就越大，这也是为什么爱面子的人只会越来越爱面子，投入越多沉没成本越大。

衷心希望东南亚文化圈有一天能远离面子,拥抱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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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发明，我们从小耳熟能详：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那么，你对欧洲的古腾堡活字印刷术知道多少？就让我们从古腾堡的身世背景开始了解吧！

1420年，美因茨地区，如今的德国境内，一个法律事务公证员在酒足饭饱之后，开始书写有关午餐前接待的一位客人的记录。这位客人来做有关遗产继承的公证。他的长子跟随父亲的名字叫Friele（也就是Friederich的德文变体），次子名叫Johannes。这家人颇有家财，是城中贵族（Patrizier），住在一户大宅院里。这座宅子名叫Gutenberg。

由于人名大量重复，当时的人们就用外号来区分数不清的Johannes和Friele, 这些外号包括他们的职业，出生年月，家庭住址甚至身体特征。于是这家人的二儿子就被人称做了Johannes Gutenberg.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古腾堡。

1420年的继承权文件，是古腾堡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上。他的出生年月不详。这份公证记录上登记着他已经成年，也就是年龄不小于15岁。如果他的父母不是随随便便给他起名叫Johannes, 而是依据严谨的习俗，他应该是在圣约翰日这一天受洗的。也就是6月24日。

在1900年的时候，人们觉得如果让古腾堡出生在1400年，他们就可以大肆庆祝古腾堡诞辰500周年。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并且在次年建成并开放了古腾堡博物馆。

古腾堡大宅位于美因茨市中心某处。从大宅走出去，一边是遍布手工艺人的昆汀巷，这里可以找到铸铁匠、编篮工和制壶匠。另一个方向是亚麻店下巷，那里充斥着亚麻纺织工忙碌的身影，这些工人的勤劳工作，增加了古腾堡家的财富。

1239年，美因茨大主教授予了城中贵族亚麻制品商店经营权，这意味着只有城市贵族可以出售纺织品。

Johannes从小就对城市贵族的生活和传统耳濡目染。身为城市贵族的父亲告诉他城市的运作方式，以及城市贵族的责任、义务和特权。美因茨这座城市最初由大主教管辖。11世纪时，美因茨形成了一个由富裕市民组成的上层社会，他们担任了所有重要的职能，如市长、司库大臣、警长、法官、陪审员等。通过商品销售税、妓女税等各式税收和罚金，城市获得收入。尽管担任公职并没有酬劳，但却可以促进贵族们的生意。

美因茨大主教辖区是德意志最大的教省，而且美因茨大主教还担任帝国掌玺大臣一职，而且也是七大选帝侯之一，在帝国政治上一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帮美因茨大主教处理城市事物的城市贵族们，也相应获得了各种特权，如商店经营权和铸币会成员，并且不用交税。

13世纪初，美因茨诞生了主要由富裕市民和大臣组成的城市自治机构—市议会。成员一共24人。作为各种权益的受益者，这些贵族有终身义务维护这座城市不受侵犯。

当时在整个帝国不管在莱茵河还是多瑙河流域，都出现了类似的城市自治机构。市议会的诞生，帮助大主教管理城市，但实际上也削减了大主教控制城市的实际权力。城市贵族也抓住机会投资商业和地产，以增加自己的财富。

铸币会是美因茨当时最高级的贵族商业社团。按照法律规定，铸币权归大主教所有，铸币会的成员享有采购贵重金属的特权，也只有他们可以进行金银交易。也就是说，贵族们也是城里的银行家。

古腾堡父亲这样的城市贵族，其收入来源由纺织品生意、铸币会的金融活动和年金。年金占了其收入最重要的部分。年金是一种类似于国债的长期基金投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年金制度，而贵族们则是决定年金购买价格和发放制度的人，而购买者也通常是传统世家成员。古腾堡的哥哥就享有年金。他哥哥年纪轻轻就去世之后，这份终身年金由古腾堡继承。不过，年金的数量随着寿命的增长而逐渐减少。

而古腾堡出生的时候，美因茨这座城市和他的家庭，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不合理的年金制度让城市负债累累并引发了动荡，由于母亲不是贵族，古腾堡本人也被本市的贵族核心—铸币会拒绝接纳为成员。好在从小他就接受了良好的贵族教育，懂得拉丁语——这是他后来得以印刷拉丁文圣经的重要前提。

蔡永顺

向下分权是治理幅员辽阔之国家的必然选择。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采取向下分权的时候也会面临治理风险，即如果地方政府取得足够的资源和权力，它们可能对最高统治者构成威胁。曹正汉在考察中国古代统治体制演变时，提出郡县制是帝王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制度安排，因为郡县制具有避免让单一地方政府强大到可以挑战帝王权威的作用。本文探讨向下分权对于集权体制政治稳定的影响。分权在为最高统治者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为统治者创造了规避责难的空间。但向下分权在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给统治者造成了多重代理人问题。具体而言，代理人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他们不但会削弱国家能力，还可能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风险。如何约束代理人始终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一、 引言

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最高统治者面临两个重要问题(Svolik，2012)。其一，统治者(如帝王)和被统治者(民众)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可能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为了应对来自被统治者的潜在威胁，统治者须考虑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在现代社会，统治者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向被统治者让度部分权力或者提供具体利益以获取政治认同(Gandhi and Przeworski, 2006:1-26)。当然，统治者不会放弃通过强制手段对被统治者进行控制(Levitsky and Way, 2010)。其二，因为统治者无法独自统治一个国家，他必须和为数有限的同盟者共同治理整个国家。这些同盟者可能是官僚精英(如朝廷重臣)、政党领袖或军事政要。这种共治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在统治精英内部建立稳定的权力共享机制(power sharing)，避免同盟者获得太多权力而挑战最高统治者。执政者的一种选择是通过制度安排解决统治精英内部的权力分配和其他冲突(Levitsky and Way, 2010)。

虽然在不同时代集权体制的统治者面临的制度选择不同，但消除对其政权的威胁始终是他们追求的共同目标。曹正汉在《中国治理体制的形成逻辑：“风险论”与历史证据》一文中考察了最高统治者消除政权威胁的努力对塑造治理体制的深刻影响。曹正汉的研究认为，在古代社会，统治精英内部的权力分享机制形塑了中央和地方关系。最高统治者(如帝王)在和地方统治者分权的过程中面临两类风险：其一，地方统治者一旦拥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便可能威胁到最高统治者；其二，地方统治者若靠一地之力不足以挑战最高统治者，则可能通过地方结盟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

因此，最高统治者在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来自民众和治理集团内部的双重威胁。在分权的制度安排上，最高统治者必须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寻找平衡。曹正汉(2007:1-45)的文章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帝王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来应对上述政治挑战。他提出，郡县制是中国古代帝王为实现有效统治而对下分权的一项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与统治者建立政权时的权力和军事技术等因素息息相关。

郡县制反映了最高统治者消除政权与统治威胁的政治逻辑，也反映了向地方分权的制度合理性。在集权制度下，向众多的地方政府分权可以消减单一地方政府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此外，垄断权力同时也意味着垄断责任，集权体制的统治者通常因为权力集中而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向下分权则可以为统治者创造规避责难的政治空间(Weaver，1986:371-398)。民众“反贪官不反皇帝”既可能是他们的行动策略，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确实认为地方贪官才是问题的源头，而非身在殿堂的皇帝。毕竟，催粮收税这类容易引发官民矛盾的事务虽是中央政策，却须地方去落实。

向地方政府普遍分权虽然消减了地方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却也催生了其他问题。地方政府层级的增加必然导致代理人的增加，如何管理众多的代理人成了另一个问题。国家能力由多重因素决定，而训练有素而又守纪的代理人和财政资源是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Skocpol，1985:3-43)。对代理人约束不力不但削弱了国家能力，还会直接引发社会风险。本文旨在探讨分权体制下，代理人对最高统治者可能造成的各种间接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代理人引发的社会风险、代理人对国家能力的影响以及代理人对政权合法性的损害。但是因为惩罚代理人面临信息收集的困难，同时还须承担可能存在的政治成本(Cai，2014)，代理人治理因此成为一个政治难题。

二、 代理风险和分权安排及其问题

在疆域面积辽阔的威权国家，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和信息技术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直接统治。在古代，中央政府必须依赖地方代理人进行统治与治理；征兵、征税、收集地方信息以及维护地方稳定等事务都须经由地方代理人来完成。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二者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代理人就会利用信息不对称为自己谋利。代理人的这种利己行为通常会牺牲委托人的利益(Moe，1984:739-777)。

委托人可以采用诸多方法避免或限制代理人损害其利益。比如，委托人可以通过制度安排让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尽可能一致。委托人也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减少代理人自主行为的空间，从而减少其实施利己行为的可能性(McCubbins and Weingast, 1987:243-277)。委托人也可以对代理人进行直接的监控(police patrol)或者通过第三方提供信息(fire alarms)监督代理人的行为(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165-179)。委托人还可以通过直接考察代理人的最终表现对其进行监督。“政治锦标赛”所描述的也是这样一种考察方式(周黎安，2007:36-50)。

在集权体制下，中央处理其与地方关系的制度选择受制于中央政府在委托-代理这组关系中所面临的实际困境。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面临以下三种困境：第一，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有可能挑战中央政府；第二，民众挑战地方政府；第三，民众挑战地方和中央政府。第一种情况是因为代理人(地方官员)掌控了足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源，可以直接挑战最高层统治者(如帝王)。这种威胁是任何一个最高统治者都不能忽视的。第二和第三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是中央政策本身损害了民众利益，也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扭曲了中央政策或滥用权力导致了民众对地方和中央政府的不满。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民众感到现有的体制不但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反而让他们的利益受损。因此，他们一旦有机会就可能抛弃现有制度。

在《中国治理体制的形成逻辑：“风险论”与历史证据》一文中，曹正汉探讨了这些威胁对于治理体制形成的影响。他在文章中把第一种风险称为“代理风险”，把后一种风险称为“社会风险”。他指出，除了这两种威胁，最高统治者还面临外部入侵的威胁。这种入侵威胁和治理体制的产生和演变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任何一种体制都有可能面临外部威胁，但是不同的体制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可能存在差异。

曹正汉认为，中国古代的帝王面临的直接威胁通常是前两种而非外部入侵。最高统治者通过三种方式的控制来降低风险。第一种方法是人事控制，主要方法是招募收买同盟者。第二种办法是地域控制。地域控制的首要形式是在全国设置行政区划，建立地方政府，授权地方官管理民众，对民众实现分而治之。中央政府通过控制军事资源和人事大权实现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另外，中央政府还通过控制经济资源使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产生经济上的依赖。地域控制的第二种形式是托管，即让地方政府拥有充分权力实现辖区内自治。

第三种控制方式结合了地域控制和人事控制这两种方法，即既按行政区域设置地方政府，也采用垂直的人事管理系统。中国的郡县制正是这种控制方式的代表性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王朝是郡县制和其他体制的混合。

曹正汉认为一个理想的郡县制是降低各类风险的最优安排。理想的郡县制有几个特征。首先，它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其次，对于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地方政府需要设置“郡”和“县”。县政府负责地方的日常治理和征税等事务，而郡政府负责监督县政府并处理本郡范围内的民众叛乱或社会骚乱事件。再次，郡政府要有足够的力量平息叛乱，但又不能强大到挑战中央政府的地步。中央通过控制郡政府来实现对其他各级政府的监控。

然而，这种理想的或者纯粹的郡县制度因为各种限制在现实中很难完全实现。曹正汉把这些限制因素归为三类：竞争约束、财政约束和军事约束。中央政府在某些地区(如边疆)可能会遇到政治或军事上的竞争对手而难以推行郡县制。中央政府也可能因为财政资源有限而不能在各地设置郡县政府。此外，在冷兵器时代，政府的军事技术未必比民间强大。军事条件的约束让中央政府在设置地方政府的规模上有所顾虑。地方政府太小，不足以维护地方治安平定骚乱；地方政府规模太大则会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因此，中央政府必须作出平衡。

曹正汉通过梳理和考察中国历代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设置形式的变迁，论证了中央政府在上述三种约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策略以降低代理风险和社会风险。这种从控制风险角度理解中国古代地方政府设置的视角，对于理解如今中央政府的行为非常有帮助。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存在的时间长度各异，其中延续数百年的朝代并不罕见。从“风险论”的角度来看，这些存在时间较长的王朝必定对上述三种风险进行了有效控制。

“风险论”的核心逻辑是中央政府为了巩固政权而向地方分权，这种制度安排也反映最高统治者的政治维稳逻辑。历代皇帝的削藩努力便是这一逻辑的体现。“风险论”所体现的维稳逻辑无疑是成立的。但可能是因为篇幅有限，曹正汉在文章中探讨“风险论”的时候没有讨论郡县制对王朝生存时间的影响。当然，王朝的生存时间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代理人风险，社会风险和外部风险。那些郡县制度实行得比较理想的王朝，他们面临的代理人风险和社会风险都会比较小。那么这些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换言之，由于理想的郡县制是有条件的，那么，是不是郡县制达不到理想状态的王朝更可能成为短命王朝？

郡县制度起源很早，后来经过秦汉的发展成为古代王朝的主要制度。郡县制度的发展史说明，这是一种得到古代最高统治者普遍认可的制度安排；或者，最高统治者想象不出比这个制度更合理的治理方式。假设郡县制在发展过程中因其早期模式的成功实践产生路径依赖(Thelen，1999)，导致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有限；假设郡县制在各个历史时期确实未发生明显变化，那么各个王朝就会面临一个相似的问题，即如何管理代理人。郡县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看似简单，其实际运作却可能十分复杂。每个郡都设有守、尉(相当于防区司令)和监(相当于监察专员)；郡下再设县；郡(守)与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各个朝代对地方官管理方式差异是否对王朝的生存时间产生了影响？

尽管这些问题都和郡县制直接相关，但它们对于“风险论”并不构成逻辑上的挑战。“风险论”对于考察当代国家的政体演变很有启发意义；它对于理解最高统治者或者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也有帮助。但任何一种理论所解释的现象范围都是有限的。例如，和中国古代的一些王朝相比，当代不少国家政体存在的时间显得相当短暂。政体演变通常有如下的几条路径(Huntington，1991):上层变革、政权替代(replacement)、政权转变(transplacement)和外部强加。上层变革主要是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分裂，如前苏联。在前苏联这一案例中，“风险论”所提及的三个约束都不足以危及政权的稳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及其与社会力量的结合导致政体演变。

“政权替代”的方式是指统治集团被新的治理集团所取代，如东欧的罗马尼亚。这种取代方式通常伴有流血冲突发生。这种方式和社会风险紧密相连的。“政权转变”的方式是统治集团和社会力量协商一致后进行政体转型，如波兰。这是一种比较和平的过渡方式。最后一种是外部强加导致转型，如二战后的日本以及美国占领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前三种方式里的代理人风险和社会风险很可能是相互交织的。这是因为统治精英内部产生分裂后，部分精英会同社会力量结合，使多种风险对政体同时产生冲击，导致其崩溃。可见，政体的稳定取决于多重因素。

在现代社会，制约郡县制的那三种因素都被弱化。向下分权虽然能解决代理人挑战中央政府的风险，但分权也带来了其他形式的代理人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代理人造成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也会对国家的治理和政治合法性带来不利影响。下文探讨地方分权在现代治理中的合理性以及分权带来的代理人问题。

三、 中国当代的地方分权和治理

在当代中国，向地方分权被视为成就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让地方经济得益的分权使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动力和压力。分权也被视为在矛盾频发的环境下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Cai，2008; 曹正汉, 2010, 2011)。中国的转型同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短时间内同时开展一系列重大改革。城市化、市场化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同时展开的结果就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然而，尽管各种矛盾频发，社会稳定并没有遭到重大挑战。同样重要的是，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依然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Li，2008：209-226; 孟天广，2014：1-10)。

分权制度从两方面促进了社会稳定。首先，民众的诉求基本集中在经济利益或日常生活的权益，并不涉及到有关政治体制根本性安排的政治诉求。集权体制很可能让民众的行为呈趋同化，而这种趋同化对集体行动的动员非常有益(Zhou，1993：54-73)。分权则削弱了这种趋同化的特征。因此，当代中国民众抗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抗议诉求的地方化和抗争行动的孤立化(O’Brien and Li, 2007; Lee，2007; Cai，2010)。并且，民众的抗争对象首先是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

其次，分权可以减少政府在处理抗议事件时面临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于如果政府让步，就可能引发更多的抗议；但是如果政府采取压制手段，则可能损害其合法性。一旦压制无效，还可能激发更激烈或者规模更大的抗议(Goldstone and Tilly, 2001：179-194)。然而，中央政府在应对民众抗争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则因分权而减少(Cai，2008：411-432)，这是因为抗议事件通常由地方政府直接处理，地方政府面临和承担了处理抗议事件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在处理抗议事件时，既要顾及解决抗议者诉求的成本，也要考虑到采取压制手段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的权力意味着后者在处理地方抗议时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它们对民众的让步不是无条件的。这一制度安排遏制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但是地方政府也不能一味依赖压制的手段，因为过度压制会引发上层政府干预。

因此，向地方分权有助于减少中央政府处理底层民众抗议的不确定性。群体性事件多由地方政府首先处理，处理不力的时候，上层政府才会介入。这种分权制度为中央政府处理为数较少的大型抗议赢得空间和时间，争取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这种安排也正是曹正汉(2010)所提出的“分散烧锅炉”治理方式的基础。

此外，向地方分权还可以为最高统治者规避责任创造空间(Cai，2008：411-432)。相比民主制度，威权国家因为权力集中而在规避责任上有难度(Weaver，1986：371-398)。但是通过分权，中央政府就有了更多的责任规避空间；这是因为权力的分享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分担。各种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明显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地方分权后，中央政府和普通民众几乎没有直接接触。而一旦地方政府滥用权力而引发民众不满，中央政府可以有选择地介入，使地方政府承担责任并处罚地方官员。在一个等级制度分明的体制内，即使下级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基于上级政策的规定，他们仍然会因为不受欢迎的政策后果而成为被谴责的对象。因此，分权在一定程度上是上层政府保护自己形象的方法。

四、 分权体制下的代理人风险

尽管分权对中央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政府形象有促进作用，但分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代理人风险问题。曹正汉在文章中指出，代理风险、社会风险和外来风险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三种主要挑战。在当今的社会体制中，信息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有效降低了社会风险。但是，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并没有彻底消除由代理人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社会风险。首先，无法有效约束地方官会直接损害政府形象。其次，代理人滥权和胡作非为有可能直接激发民众对地方政府甚至整个体制的不满，从而导致直接社会风险。再次，中央政府在技术手段有限的情况下为了约束代理人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会对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的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一) 代理人和社会风险

当委托让代理人有政策选择的空间的时候，代理人就可能选择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做法(McCubbin and Weingast, 1987：243-277)。在中国，中央政府很难事先对地方政府的所有作为或政策制定作出面面俱到的规定，这为地方政府的自主行为提供了制度空间。这种空间为地方政府做出符合官员自身或者地方利益的政策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的选择有可能损害民众利益，但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未必上升到对中央政府失去信任。当然，如果地方政府长期制造民怨，民众的不满就可能不再只针对地方政府，同时也会指向中央政府，他们或许责怪中央政府没有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

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或者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大力进行土地开发，暴力征地和强制拆迁现象屡屡发生。在农村，征地导致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冲突频频发生。有关暴力征地的案例有大量的媒体报道。一项有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统计显示，2000年到2014年间，全国发生的6 753件抗议事件中，和土地问题相关的事件占50% (即3 407件)。2可见，农村征地引发的冲突事件相当普遍，有些群体性事件最终导致了流血冲突。这些案件的持续发生一方面说明地方政府对土地开发有很大依赖，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对农民的保护比较薄弱。

1. 感谢陈志柔教授提供的数据(参见书面文稿“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2016)。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在城市地区的暴力拆迁也屡屡发生。居民因为不满拆迁赔偿，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抗争；有的诉诸法律，有的上访，也有的采用暴力对抗，甚至有人采取自焚或者杀害拆迁人员等极端手段。这些抗争直接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因为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也揭示了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不力。

对政府形象冲击最大的是那些引发“道德震撼”的事件。在此类事件中，人们会因为某些人的不幸遭遇而形成使人群情激愤的道德判断。他们会认为民众的不幸是因为商人的贪得无厌或官员的冷漠无情。一旦此类事件发生，那些鼓动集体行动的人会做出带有动员性质的解读，他们会努力明确指责对象，然后全面否定其所作所为，谴责其不良动机，并夸大其能量(Vanderford，1989：166-182)。这类事件因为能引发民众群情激愤而给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2003年在南京发生的拆迁自焚事件和后来媒体报道的发生在北京的业主自焚事件促使中央政府重新调整有关拆迁补偿和程序的规定。

这类事件是由代理人滥权而带来的直接的社会风险。虽然这类事件通常是地方性的，但如果它们屡屡发生，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频繁出现，那么，民众批评的对象就不只限于地方政府，而是整个官员监督体制，甚至是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

(二) 代理人和国家能力

如前所述，训练有素而又有高度规则意识的代理人和财政资源是国家能力的两个核心要素。代理人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治理和政权的稳定。有关国家崩溃的研究发现，“中央对其代理人失去控制可能是预示政权崩溃的最后信号。代理人开始为自己的利益而胡作非为。他们贪赃枉法，带头破坏法制和秩序，警察和军队变成了黑帮和土匪”(Zartman，1995：2)，可见，这些本该维护国家稳定的代理人却成为损害政府执政基础的直接来源。

即使训练有素的代理人也必须在国家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才不会滥用权力。如果监督不力，这些代理人就可能因为私利而削弱国家能力。一个控制力不强的政府有可能导致掠夺性地方政府的出现。当地方政府和官员拥有较大决策权的时候，他们可能制定掠夺性的政策或做出掠夺性的行为。因此，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较弱，腐败就可能在众多地方政府中蔓延(Shleifer and Vishny, 1993：599-617)。

前苏联的崩溃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地方官员。“对苏联的政经体系带来致命打击是国家控制体系的崩溃。原来的控制体系旨在让士兵、警察和官员忠于国家。但当这些国家代理人不再听从上级的命令，国家的崩溃也就指日可待了”。当国家无法有效控制它的代理人的时候，“(代理人)盗走的就不只是国家财富，而是国家的命运”(Solnick，1998：3)。

对古代中国中央政府征税的研究表明，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不力，地方官员的行为不但会损害中央政府政权的合法性，还会削弱国家的汲取能力。中国古代农民税赋沉重的重要原因未必是掠夺型的国家行为，而可能是中央对地方控制权薄弱的后果(Kiser and Tong, 1992)。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一直试图限制地方官员过度征税，但时常效果不彰。统治者对于地方代理人的弱控制导致了三种形式的腐败：第一，地方官员以超过中央政府规定的税率向民众征税；第二，在收取被征收人的贿赂后，允许被征收人少缴税；第三，地方官员贪污国家税收。这种腐败通常通过地方官员合谋的形式进行。因为幅员辽阔，信息流通不畅和交通不发达，中央对地方的监督非常困难。另外，地方官员的派系和网络使得依靠地方官员监督下级官员变得非常困难。

地方官员的掠夺行为使中央政府不敢轻易提高税率，因其担忧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可能引发民众抗议。低税率又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被削弱，致使国家能力整体下降。一项对日本徳川幕府和中国清朝的比较研究(Sng and Moriguchi, 2013)发现，从1650年到1850年，徳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人均税收远远高于中国清朝的人均税收。两相比较，到鸦片战争(1839-1842) 前夕，中国的税收收入只相当于其国家收入的2%，而日本则高达15%。

这一巨大差距的原因是因为两国国土面积不同而导致治理方式不同。疆域的大小直接影响了税收水平。幅员辽阔的国家，权力下放不可避免。但是下放权力必然造成代理人问题。因为中央政府很难有效监控地方官员，给地方官员留下许多搭便车的空间使其可以通过多征税而中饱私囊。“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说体现的正是这种现象。当然，这和地方官员的正式收入低也有关系(瞿同祖，2003)。地方官员的掠夺性行为使得中央政府在选择税收税率的时候有很大的顾忌。因为担心过分征税会激起民怨，中央政府只得采用低税率和小政府的治理方式。但这对国家能力和税收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在日本，由于监督成本小和监督可行性高，中央政府可以实行比较高的税率。总之，统治者对社会风险的担心和监督手段的局限最终共同导致了大国税收的有限。

类似的问题也曾出现在中国农村，尤其是2004年中央取消农业税之前。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农民税赋负担是影响农村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农民负担激增的最重要原因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压力剧增(Chen，2008：303-343)，当然还有基层政府自身的原因。在某些地区，基层政府擅自加码，使得农民负担加重。有的基层干部搭顺风车多收税建“小金库”(Bernstein and Lu, 2007)。在不少地区，特别是湖南和四川，农民采取对抗的方式拒绝缴税。1990年代在农村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抗议事件基本都和农民负担有关。

此外，地方分权未必总是能帮助上级政府规避责任。以农民负担为例，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民和基层干部常常因为税收发生冲突，基层干部成为农民和中央政府指责的对象。1994年财税改革后，在没有替代性收入的情况下，向农民转移负担成为农村基层政府的选择。尽管中央政府不断警告基层政府不得向农民过度征税，但是从1993年到2004年间，因农民负担而导致的恶性事件却未间断。虽然这些恶性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感觉绝望而自杀，而非在冲突中死亡，但它们对政府形象的冲击很大。

此外，随着信息积累，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许多矛盾的症结并不都是在地方政府，而在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有些政策导致地方政府和基层民众发生利益冲突。此外，上级政府因为分权而获得的规避责任的空间会因为民众和上级政府的直接接触而被压缩。一项对1000多位农民的调查发现，农民上访是造成政府信任流失的直接因素(胡荣，2007：39-55)。农民上访的级别每上升一个层次，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即农民上访过的政府层级越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低。随着上访层次的提高，上访也对高层政府的信任也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到过省级政府和北京上访的人，对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降低。到北京上访次数越多、逗留时间越长、走访部门越多，对中央的信任度也就越低。

上级政府显然不愿意见到政治信任流失，这种压力迫使其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形象，通常的做法是处罚那些引发民众不满的官员。在取消农业税前，上级政府在处理农民负担造成的恶性事件的时候，被追责官员的层级不断提高。尽管这样，此类事件并没有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只有进行政策调整改变下层官员的行为或者削弱他们的某些权力。农民负担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促成中央最终取消农业税的一个重要因素(Cai，2010)。

(三) 代理人行为和政府合法性

政权的合法性是指对统治权威的一种认可(Easton，1979：288)，它也是指在现有条件下民众所做选择的合理性。合法性对维护政权稳定非常重要。“一旦政权有了合法性，它就是行使权力的最有效理由，也是对那些改变体制的企图最有效的反驳”(Mueller，1975：128)。长远来说，政权的合法性有利于消解体制里的冲突和不稳定。合法性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危机产生的时候帮助政府渡过危机。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危机就是指民众有选择替代性政权的机会。一个合法性高的政府渡过危机的机会无疑会高过合法性低的政府。

因为地方官员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他们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但影响他们自身的形象也会影响中央政府的形象，从而影响政府的合法性。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来源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感受和从其他渠道接受到的信息。民众通常对地方政府的认知比较直接，因为他们同地方政府有较多的直接接触机会；相反，他们对上级政府的认知通常比较间接。如前所述，当一些地方政府增加农民负担的时候，农民的自身感受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不满。同样，当拆迁户觉得所得的补偿偏低的时候，也会对地方政府产生不满。当民众的问题在当地无法得到解决的时候，有的人会选择赴省会或北京上访。但如果上级政府仍然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也会对上级政府失去信任(胡荣，2007：39-55)。当然，赴京上访的民众数量毕竟有限，他们对上级政府失去信任的后果不至于产生太大的扩散效应。

另一方面，民众接受到的某些信息也会影响他们对政府合法性的认知。媒体对地方官员行为的报道会影响民众对地方政府的看法。某些官员的个人违法违规行为对政府合法性的冲击可能并不大。这是因为民众会认为这是官员的个人行为。但是如果一项政策或者一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造成坏的影响，民众的归因就不会限于地方政府了。

譬如，腐败问题就引发民众对反腐体制的反思。改革开放后，腐败一直是政府面临的挑战之一。虽然党和政府一直采取各种措施反腐，但问题依然严重。如果相同的问题在很大范围内反复出现，人们就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个别官员的行为，而会从体制上找原因。当然腐败在民主体制下也很普遍，比如，根据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清廉指数，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民主国家的腐败也很严重。但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别国的腐败基本没有感性认知。他们对本国的腐败则会有较直接的认知，也会思考腐败的原因。

2015年的一项调查访问了全国83 305个居民，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清廉度没有差别，不到三成人认为中央比地方清廉，但也有约两成人认为中央没有地方官员清廉(倪星、李珠，2016：4-20)。频繁曝光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腐败现象让民众开始反思反腐机制的不足。某些曝光的腐败案件会让不少民众大失所望，有的人则会因为曝光的案件太多而对此类新闻不再关心。

当然，民众对政府官员的违规违法的反应在给中央政府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有信号启示的作用。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民众对政府官员行为的反应来判断民意。中央政府常用的做法是通过加强规范地方官员的行为来规范地方治理，从而解决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以反腐为例，中央政府意识到民众对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的不满，因而不断加大反腐力度。虽然民众认为腐败依然严重，但他们对新一届政府的反腐措施感到满意。

五、 结语：代理人风险及其控制

没有一种制度是没有代价或者十全十美的；此外，在制度安排上，并非所有统治者都有很大的选择空间(Thelen，1999：369-404)。曹正汉(2011：4-6)的文章指出中国的上下分治的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大国治理过程中的集权和分权难题。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通过郡县制的分权安排降低了代理人风险，这种逻辑也可以解释当今中国的治理体制安排。譬如，同前苏联相比，中国的分权也使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这对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有帮助。但本文认为，尽管分权降低了代理风险，但它也造成了其他代理人问题。首先，代理人的行为可能会直接导致民怨和社会风险。其次，代理人的行为也可能削弱国家能力。再次，代理人的滥权和自利行为通常造成腐败等问题，进而直接损害政权的合法性。这些问题最终都可能削弱国家的治理能力。

中央政府固然了解代理人造成的治理和政治问题及它在监督地方代理人方面依然面临一系列困难。监督代理人的困难在于中央政府如何在政策的确定性和模糊性之间平衡，以及如何在调动地方积极性和处罚地方官员不当行为之间取得平衡。政策的模糊一方面会使地方政府有更多选择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一旦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则又会有追求自己利益的空间。这种选择有可能导致“未预期的(负面)政策结果” (Cortell and Peterson, 2001：768-799)；而地区差异又使得中央政府不能将政策制定得过于具体。这样，如何在政策的具体和模糊之间取得平衡就直接影响到地方代理人的自由度，相反，对地方代理人进行严格制约也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他们的不作为。由此可见，如何在监督和放权之间取得平衡也个难题。

在一个有着多层级政府的政体里，中央政府很难直接监管众多地方官员；而只得采取分权的方式，利用代理人监督下层官员。这种监管模式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代理人共谋(周雪光，2008：1-22)。另外，地方派系网络也可能影响代理监督的效果。包括媒体和民众在内的第三方监督一直是政府制约地方官员的重要手段。这种第三方监督的效果不但取决于第三方提供的信息是否可靠，还取决于政府对第三方信息的态度。如果媒体和民众觉得政府对他们的信息不够重视，也会失去监督的信心和兴趣。

当然，本文探讨的代理人造成的其他问题并没有对曹正汉文章中的分权观点构成逻辑上的挑战。不过，虽然曹文提出的中央政权通过郡县制的分权方式减少来自地方的威胁在大一统的国家无疑是成立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曹文的结论是基于中央和地方分权安排的静态分析。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频繁，而更替的原因多大程度上是郡县制遭到破坏或者运作失灵，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换言之，郡县制运行效果的差异性及其后果尚缺乏系统的比较。此外，有效的郡县制通常是能达到中央政府政策目标的制度安排。但这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未必总能维护中央集权的稳定。郡县制的本意是减少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挑战，但运作有效的郡县制也可以能加速中央政府的垮台。这是因为，如果中央政府因为战争等原因而要汲取资源，就会有掠夺性的倾向。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就会传导至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随之变成掠夺性政府，从而引发社会不满。

此外，曹文在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对国家的治理体制具有显著影响的约束条件主要有三类，即政治约束，财政约束和军事技术约束。但还有一个重要的约束是信息流通的困难。信息流通的约束无疑对古代帝王的制度设计有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郡县制在解决信息约束方面是否比别的制度安排更为合理。在当今社会，民主政体因为允许言论自由而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信息流通的问题。威权时代对信息控制的同时也增加了中央政府获得准确信息的困难。本文探讨的一系列代理人问题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在管理地方政府所面临的信息约束及其后果。因此，即使威权时期克服了政治、财政和军事技术的约束，它仍有可能面临信息约束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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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王小波《黄金时代》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正在河边放牛。下午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我睡去时，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醒来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叶子可能被牛吃了）。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

我醒来时觉得阳光耀眼，天蓝得吓人，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尘土，好像一层爽身粉。我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勃起，都不及那一次雄浑有力，大概是因为在极荒僻的地方，四野无人。

我爬起来看牛，发现它们都卧在远处的河岔里静静地嚼草。那时节万籁无声，田野上刮着白色的风。河岸上有几对寨子里的牛在斗架，斗得眼珠通红，口角流涎。这种牛阴囊紧缩，阳具挺直。我们的牛不干这种事。任凭别人上门挑衅，我们的牛依旧安卧不动。为了防止斗架伤身，影响春耕，我们把它们都阉了。 每次阉牛我都在场。对于一般的公牛，只用刀割去即可。但是对于格外生性者，就须采取锤骟术，也就是割开阴囊，掏出睾九，一木锤砸个稀烂。从此后受术者只知道吃草干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连杀都不用捆。掌锤的队长毫不怀疑这种手术施之于人类也能得到同等的效力，每回他都对我们呐喊：你们这些生牛蛋子，就欠砸上一锤才能老实！按他的逻辑，我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愣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

当然，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我们通常的冰是图上的lh,也就是六边形晶格。

各种冰：

冰的相图非常复杂，但不是啥常见物质，高压下的冰是常见物质吗？碳的相图倒是非常复杂而且常见，这是因为无定形碳的存在。

萘的情况和碘类似，不同于二氧化碳那种快速地升华，萘和碘在常温下蒸气压都小于1atm。至于二氧化碳，零下78度都有1atm的蒸气压，在常温下，干冰没有定义的蒸气压，它是非平衡态，它被常温驱动快速气化。

所以你说的“三相点在一个大气压上面还是下面”是区分碘和二氧化碳两种物质的情况的。二氧化碳就是三相点气压高，所以常压下不存在液体，而碘和萘是常压下存在液体的。常温常压下萘的蒸气压比碘高，但是仍然远小于大气压，所以萘丸放在橱子里会缓慢消失。

我也没太看懂这段。。感觉作者可能中间略去了很多推论过程的展示。我认为作者给你的回复也不是很严谨（比如气相也可以过饱和的） 我要是想回答倒数第二段的问题，我会这么写：

不管某物质是出于固体还是液体状态，只要气相里这个物质的蒸气压（可以简单理解为浓度）小于在某条件下气相里浓度上限，那么在这一条件下从固态或液态到气态的转变就可以发生。但是呢，固态除了可以直接变气态，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融化变成液态。

（写到这我突然意识到这些讨论前提是这个物质可以结晶，而不是像玻璃这种无定型的东西，固态和液态根本没有明确界限的玩意。。但这个讨论又复杂了，而且跑题，暂且现就假设只讨论固态是晶体的吧。。。）

那么为啥有的晶体倾向于升温直接变气态，而有的会倾向于升温先变液体呢？对于我们日常生活能观察到的情况来讲，放到相图里讲，就是三相点是在一个大气压上面还是下面。换句话说，就是液体在一个大气压之下能不能稳定存在。

文中举的两个例子，容易升华的碘和二氧化碳，都是极性很小的分子，分子间作用力很弱。常见的比如同样很容易升华的萘，也是这样的。较弱的分子间作用力使得液体只能在比较高的压力下才会稳定，所以常压之下很难观察到甚至不能观察到液体的存在，而固体直接升华变成气态。譬如不是很容易观察到升华现象的冰，即使是在液体状态，分子之前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氢键提供很强的分子间作用力。

当然这只是很粗糙的解释，会有很多反例。比如碳🤣液态碳理论上和水的结构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而水和碳，这两可能是不能更常见一点的物质了，它们的相图到现在也还是有很多争议。。感兴趣可以去搜搜看，你会对现代科学哪怕是最简单最常见的东西无能为力而感到震惊的🤪

您这题干压力也没给，水是否被空气饱和也没给。。所以水的状态没法确定 ...

是同样的机制，只是第一种是热力学平衡状态下的转变，第二种是热力学非平衡状态下的转变。

虽然倒数第二段看不太懂，不过大致了解了液体变成气体有两种不同机制？

小声回答：零度？

现在简单考核一下

水的密度哪个时候更大： A 0摄氏度 B 100摄氏度

欢迎这样的课程！感觉讲得很清楚呢！

即使是小学的自然课，也会讲到固液气三态和相变，最显然的例子是水：冰，液态水，水蒸汽，在一个大气压下，水零度结冰，100度沸腾，这也是摄氏温标（Celsius, or centigrade scale) 的定义。固体到液体是熔化(fusion),液体到气体是气化（vaporization), 这两个用水都能很好演示，那么固体到气体是升华，这个就不好演示了。二氧化碳干冰这玩意容易冻伤人不安全，所以他们就会用碘演示升华。碘又是有颜色的东西，升华出紫气，非常有王八之气。

既然碘是升华，直接固体到气体，那是不是碘在常压下没有液体状态呢？就像二氧化碳那样？

https://haygot.s3.amazonaws.com/questions/2015801_1913491_ans_df4daf9c6e9546e58fe9afa9be54e613.JPG

如图，左为水的相图，在一个大气压下常压加热冰，冰先化水，然后水再煮沸为水蒸汽。

右为二氧化碳的相图，在一个大气压下常压加热干冰，干冰直接变成二氧化碳气体，升华温度为零下78摄氏度。要得到液态二氧化碳，必须加压到5.1个大气压以上，才有液态二氧化碳。因为二氧化碳三相点（固液气三相共存点，triple point）气压大于一个大气压，所以常压下二氧化碳不存在液态。

所以一般人就会误解，觉得碘的相图也是二氧化碳这样的，常压下加热碘，碘就会直接从固体变成气体，不会有液体阶段。

https://uwaterloo.ca/chem13-news-magazine/sites/ca.chem13-news-magazine/files/uploads/images/october-2015-article-3-graph-sublimation_page_04.jpg

但是这才是碘的相图，和水相图类似，三相点都在一个大气压以下，所以加热碘，会进入液态，然后气态。

所以，是大家的记忆错了吗？

实验室现场加热，碘果然先熔化再气化。

那课本上说的”碘升华“错了吗？

没有，如果我们把三种相变叫做熔化，气化，升华，那碘在常压下确实可以不经液态直接变气体；这是因为气化和升华都有两种方式，热力学平衡的，和热力学非平衡的。液体气化的两种方式，我们称为沸腾(boiling)和蒸发（evaporation)，前者如烧开水，后者如涂清凉油到皮肤上蒸发冷却。前者是热力学平衡的，就是把液体加热到沸点，这时候液体变气体，气体变液体没有任何热力学的壁垒，可以任意转化。后者是热力学非平衡的，比如在地面上一摊水，不断有水分子逸出到空气里，随着空气流动被带走，而这些水蒸汽没法在液面上空累积，所以没法阻止水进一步蒸发，最后就是地面上这摊水全干了，而气温离沸点差得远呢。那么对于固体的升华，我们并没有区分碘固体常温下变气体，和二氧化碳在一个大气压下，零下78度变气体这两种情况。前者类似地上的水蒸发，后者对应烧开水烧到100度。所以名词的混用导致了印象的错位。因为升华一词不区分热力学平衡下的固体变气体（干冰），和热力学非平衡下的固体变气体（碘），因此观察到后者的人，误以为实际上的行为类似前者。

冰在常温常压下，蒸气压很低，所以观测不到显著的冰升华现象，而碘则有显著的蒸气压，所以可以观测到碘的升华，而常温下干冰的蒸气压高得一塌糊涂，所以放在室温下干冰迅速升华，留下一大片被冷却的水蒸汽变成的雾。

其实要更好的理解物质的相和相变，要从热力学上来理解。物质形成均匀的一坨，叫做一个相（phase），相变就是物质从一相变成另一相，变化的条件就是“能量”越低越好，这里的能量，是指自由能，即“可以用来做功的能量”，在定体积条件下，是Helmholtz Free Energy, A=U-TS, 在定压强条件下（也是化学中最常用的条件），是Gibbs Free Energy, G=H-TS=A+PV.

一看就知道自由能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个是和温度（基本）无关项，就是内能，内部作用越强，能量就越低（绑得紧），比如固体就最低，气体就最高（接近零）；第二个和温度有关，就是熵，无序程度越高，熵就越高，比如固体熵就低，气体熵就高。那么这两个项相互竞争，就和温度有关，温度越低，熵部分越不重要，所以物质偏向于能量低的状态，比如说固态；而温度越高，熵部分就越重要，所以物质偏向无序度高的状态，也就是气态。不同相的自由能相等，就是两相达到均衡，这时候物质就处于两相共存的状态，比如冰水混合物在0度，水和蒸汽混合物在100度一个大气压。

那为什么液体可以挥发，而固体中像碘一样升华的不多呢？因为对于温度低于沸点的液体，它仍然有机制让液体分子变成气体。固然，在这个状态下，物质更容易处于自由能较低的液态，而不是自由能较高的气态。但是由于组成物质的微观成分（分子）在不停的无规律运动，总有分子逃出液体表面变成气体，也总有气体分子撞击液体表面被液体俘获。这个过程也会达到平衡，比如水在25度的时候，它达到这个平衡时水蒸汽压强是23.8torr（也就是说当环境气压下降到这个压强的时候，25度的水就会沸腾）。因此如果维持水在25度的话，水和蒸汽达成平衡，水不会自发的全部变成气体。但是为什么地上的水会消失呢？因为周围环境是变动的，水蒸汽被交换的气体带走，导致水面上水的蒸气压低于平衡的蒸气压，于是为了平衡，更多的水蒸发为气体，周而复始，直到所有液态水全部蒸发完毕。这个就是化学的Le Chatelier原理，类似于电磁学的楞次定律(Lenz's Law)。都是一个套路，就是系统受到扰动之后，就改变平衡状态试图抵消这种扰动。

固体的蒸气压一般很低，因为固体不像液体一样分子间作用力弱，而液体表面上分子作用力更弱。固体的晶格结构让固体表面的分子仍然受到较强的作用力，因此很难蒸发，但是碘的颜色太鲜明了，即使其常温下蒸气压只有0.20torr, 但是由于鲜艳的紫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升华的碘蒸汽，而常温下碘是固体，因此我们看到了碘的升华。

原始出处：“Tank Encyclopedia”

翻译： @北条沙都子

有一些十分糟糕的点子与主意总是不断地被提出，因为总有人会将其中的致命缺陷当作是“被需要的功能”。无论是防地雷的靴子还是装配了枪支的头盔，这类天马行空的奇思异想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单人坦克”则是其中的一个错误理念。从“坦克”这种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亮相的那一天起，人们就产生了将一位坦克手孤零零地塞进铁皮罐头里的想法。在此类设想中，这位孤独的坦克手通常是躺着的，并且需要独自承担所有的指挥、协调与战斗任务。

虽然我们可以原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某些想法，因为那是新兴事物的早期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一些可怕的想法来了又走，走了又留；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些想法就不能被原谅了。到了1970年的冷战时期，当北约联军正在西欧与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的庞大坦克集群对峙之时，约翰·扬克的疯狂想法以及基于此想法所申请的专利则显得极其荒谬、不切实际且毫无意义。

侠之大者：

关于约翰·扬克的资料十分稀少，但我们可以从一些专利文档中大致了解到这个人。从他1962年至1970年所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可以得知，他住在西德的哈默尔堡行政区，是一个位于巴伐利亚小镇“Sägewerk”的“Johann Jank”公司的经理。“Sägewek”的意思是“锯木厂”，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有6或7项署名“约翰·扬克”的专利都与不同类型的锯子有关。时至今日，木材业仍然是该地区重要的经济产业。

应许之地：

哈默尔堡地区并不仅仅因为木材业而闻名，这里有着一个直到现代时期仍在运作的军队训练营地及演习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此处还建有一座专用于关押敌方军官的战俘营——“Oflag XIII-B”。该营地因乔治·巴顿将军一次失败的战俘营救计划而闻名，那次秘密作战的营救对象包括在北非战场上被德军俘虏并在此关押的巴顿将军的女婿。作为营救作战主力的“鲍姆特遣部队”在这次“哈默尔堡突袭 ”之役中损失了5辆坦克以及32名作战人员，并有大约250人受伤、失踪或被俘。

扬克当时是否住在这个地方，或者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到了1962年，身处此地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这片区域在战争时期留下的名声。或许正是这一点激发了扬克设计“单人坦克”的念头；又或许这纯粹只是他在白纸上呈现出的一个生动却虚妄的迷梦。但不管是什么刺激了他，这个冷战时期提出的灾难性设计无论是放在1970年还是1945年都同样是毫无希望的。

艳世设计：

扬克的目标是打造一款履带式单人战车，该战车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并同时兼顾优秀的机动性。在1970年5月5日提交的专利申请中我们可以看出，扬克的确做了一些相关方面的研究，他在其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此类单人坦克的一个共同缺点是发动机通常都位于操作者的后方，而这无疑会使战车的车身相对较长，因为发动机与俯卧于车内的操作员所占用的长度空间过大。扬克根本没有在此番论述中阐明发动机的类型、尺寸以及有关于传动装置的信息，也许他是准备将最终的决定权留给任何可能愿意为他的“好点子”出价的用户。

扬克在之后的论述中提到了自己的设想——将动力装置放置在车辆的另一侧，与驾驶员并排，从而创造出一种看起来相当 “胖 ”的机器，这台被装甲保护着的机器只会比操作员略微长上一点儿。这样做的好处不仅仅是令车身更短，而且还意味着操作员能够更加容易地通过一对稍微凹入后方装甲的尾部舱门进入和离开战车，这对凹入车尾的舱门可以提供一些额外的装甲保护，使操作员能够尽量避免受到敌方火力的直接攻击。

该战车拥有整体上呈较大弧度的车身，车体离地面非常之近；略微偏离车身正中而居于右位的主炮是其特征之一，该主炮从车内伸出并正对前方。该车的武器系统位于车体的右前方，而发动机则被置于后部，这使得操作员能够充分利用车辆的整个左侧空间。

战车的转向和推进由唯一的操作员全权把控，他需要用脚踩住后侧的踏板，并操纵正前方一对几乎如同是自行车车把一样的手柄来完成转向及开火操作。位于坦克手右侧的一组仪表会显示车辆当前的实时速度以及其他关键信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该车的履带被设计得十分坚实牢靠，两侧履带加起来几乎占到了整台坦克总宽度的三分之一。尽管扬克事实上并未在设计图中明确地标示出哪对（或哪两对）链轮会提供驱动力，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每条履带的两端各由一个较大的主动轮以及一个导向轮来支撑，而四对较小的承重轮则负责将车辆固定在地面上。每一个小承重轮似乎都被置于一个迷你摆臂之上，这表明整台坦克的扭杆可能都被安置在了坦克手的下方，我们甚至可以考虑其是否是采用了躯干弹性悬挂系统。当然，剩下的两个更小的回程托链轮是为了保证履带的稳定运行而存在的。

坦克手的视线很差，因为他必须一直以俯卧的姿势躺倒在狭小的车体内，没有任何坐起身来的余地。因此，他只能通过位于前部装甲的两个小小的观察口来确定前方的状况，而扬克也没有在专利文件中画出或讨论过该车是否装配有潜望镜。我们有理由认为，坦克手的可视范围将被牢牢限制在车体的前方，而设计图里标示出的两个小车头灯虽然能够为孤单的坦克手照亮夜幕笼罩之下的漆黑道路，但却无助于改善该车糟糕的视野条件。在这两个小小的观察口旁还有一个配备了武器瞄准装置的“射击窗口”，而此种设计肯定会使车辆无法在移动中开火，这或许表明扬克认为自己的“杰作”纯粹只是某种低调的伏击武器。

还有一个设计上的小问题也同样令人费解，那就是位于战车顶部的那个小 “疙瘩”。扬克没有在文件中说明这个小疙瘩的具体用途是什么。它太小了，以至于不可能被作为一个舱门使用，而且位置也完全不对，这使得坦克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通过那个地方来离开战车。扬克没有将那个小疙瘩标记为一个值得讨论的特征，所以我们只能先假定它是某种通风口——要么是用于为坦克手供应新鲜的空气，要么是用于排出车内气体。值得一提的是，设计图中其实并没有标示或讨论用于发动机冷却以及空气供应的额外通风口。

扬克就机动性所提出的最后一点是：该战车将具备水陆两栖功能，可以借由螺旋桨在水中行驶。螺旋桨的动力来源估计是发动机的动力输出装置（PTO），然而扬克同样没有在图纸中标示出螺旋桨和PTO。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该战车的稳心高度可能会使其车尾在水中处于低位，这是由于发动机的重量抬升了车头，使得视窗会高于水面，而若是没有其他形式的推动力进行辅助，则该战车将很难在有波纹的水面之上行驶，哪怕只是一点点的程度。更糟糕的是，作为战车唯一出口的后舱门实际上会处于水面以下，而该舱门又必须向后开启。综上所述，这台漏洞百出的战车其实根本无法从开放的水域当中驶出，而操作者即便是使出浑身解数也不可能硬顶着车外的水势强行踢开后门，这会迫使他不得不先让战车成为一个灌满了水的铁皮水族箱，然后再试着打开后舱门弃车而逃。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该车将会作为一个用钢板和螺丝钉打造的专属棺椁出现在湖床之上，而那位不幸的坦克手将会在这个并不算宽敞的临终居所内度过生命中最后的一点时光。

防御障壁：

扬克的专利申请文件中并没有提供关于坦克装甲的细节阐述，但我们可以从车身整体的形状上大致推断出扬克所描绘的是一种在大型铸件中制成的重型结构，该重型结构具备基本的防弹能力并且广泛采用了弧形的车身装甲设计，包括位于侧面及后部履带上方的突出部装甲。

重装武力：

设计图纸显示该坦克拥有两种武器，它们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被描述为 “全自动速射武器”，但没有给出具体的细节。从图中画出的两种武器的明显尺寸差异来看，其中口径较大者可以被视作是一门小型反坦克炮，而位于同轴位置的体积较小者则更像是一挺机枪。

总结寄语：

扬克的设计方案非常糟糕。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形单影只的坦克手要同时管理与其他部队的通信、负责所有武器系统的操纵以及对车辆的完全控制。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已是具有明显缺陷的设计思路，到了1970年则完全无法再为其找到任何开脱的借口，尤其是在他已经对坦克的设计背景有了一些研究的情况下。“扬克单人战车”的操作员无法在车内处于除俯卧位以外的任何位置，这会使他们很容易感到疲劳；如果战车在开阔的水域中发生了机械故障而不得不弃车，那么坦克手将几乎无法从这台能见度极低的铁皮棺材中逃脱。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扬克单人战车”的实际战斗力和战场生存能力都非常之差劲。

车内布局是“扬克方案”的救星，也是这个糟糕透顶方案唯一的可夸口之处。扬克显然对单兵坦克的某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推敲与思考，他的设计是一个合格的设计——将发动机和武器装备偏置于同侧以打造一个更加紧凑的车内空间。然而问题是，这是一个基于有着严重内在缺陷的理念而打造出的合格设计，无论扬克做得多么出色，这辆单人坦克都绝对不可能取代一个多人协调运作的大型战争机器。据了解，没有任何“扬克单人战车”的实例被制造出来，而且扬克在之后也没有再申请更多与军事领域有关联的专利。可以推测，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并坚持做了下去。

我编辑了文章。

由于推特被马斯克收购，推特掀起了一片难民潮。#Twittermigration 成为了热门关键词。在马斯克宣布收购推特的几天之内，另一个社交媒体长毛象一下子新增了超过10万名新用户。

推特上也有不少中文用户，有人已经萌生去意。那么长毛象的中文圈又如何呢？让我们重温libgen的这篇“长毛象（Mastodon）中文圈小介绍”。

什么是长毛象（Mastodon）？

转自1234.as的介绍

Mastodon，中文称为长毛象，是一套软件系统，通过它可以建立一个类似微博的网站。1234.as 是使用 Mastodon 建立的网站之一，称为 Mastodon 的「一个实例」，类似的实例还有很多。

实例之间用户可以互相发现彼此，并评论、转发、私信，就好像在一个网站一样。

实例之间还可以「复制」、「冗余」信息：假设A站用户小明被B站用户小红关注了，那么A站小明发的嘟文也会保存进B站的数据库，小红看到的小明的嘟文，实际上是来自B站保存的内容。

在两个以上的实例之间这种信息交换与冗余持续发生，成千上万的实例互相组成了 Mastodon Fediverse Network，俗称长毛象宇宙。

鉴于长毛象的开放特性，个人还是推荐注册 https://mastodon.online，之后你可以关注任何兼容 Mastodon 的服务器上的人。如果你要注册以下实例（部分为审核邀请制），请自行遵守它们的服务器规则。

（转）中文长毛象联邦宇宙纪事

https://m.cmx.im（草莓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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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毛象中文站是一个开放，友好，有爱的社区。长毛象中文站主题为喵，汪，各种动物，社交，科技，编程及生活。发言内容只要没有明显违法内容均不禁止。无论你的兴趣点是什么，我们欢迎友好、热情、乐于分享的朋友。

免翻墙镜像列表：https://unblockcmx.netlify.app/

https://alive.bar （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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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欢迎使用 alive.bar 社交媒体实例。 alive.bar 仅仅是一个服务器位于美国的网站，它使用了「长毛象（Mastodon）」服务。

https://o3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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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o3o/嘟站！这是一个泛话题社区，无论你的兴趣是什么，你都可以自由地通过发布"嘟嘟"来吐槽一切、摸鱼扯皮。本社区由加拿大O3O.CA运营，我们相信由社会组织运营基本通讯软件和设施是必要的，它们不应被控制在大型企业和政府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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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gme.me （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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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个是长毛象中文圈比较热门的实例了，更多长毛象中文实例，注意不要使用在中国大陆ICP备案的实例。如果你有推荐的实例，欢迎评论。

怎么在长毛象找到有趣的人？

1. 逛逛NeoDB，在你喜欢的书或影视下面找同好。
2. 检索特定的实例，如@m.cmx.im。部分实例开放用户名录。
3. 检索特定关键词。

其他和推特类似。

不要说“读书笔记”啦，这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欢迎质疑，共同探讨。

既来之则安之，不如干脆在这里住下吧，然后——

不负你的聪明才智，再写几篇精品，怎么样？

读书笔记：

1.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状态，其源动力是对于精确性的不断追求

2人类计量时空尺度的工具，从有机物变成了无机物，从而拓展了人类可以理解的时空的范围

3 秩序的起源在时间上是机械时钟，在空间上是经纬线

有哪里不对的地方吗（小声）

我又被@了好几次。

如今很多工厂的大型设备由电脑程序操作，街上的红绿灯通过电脑遥控，家用电器也实现了智能化。尽管电脑智能化普及，然而电脑并不能自己做这些事情，而是操控机器来自动化处理。人类社会，仍然处在机器时代。

什么是机器？也许我们可以从机器和工具的对比中了解一些端倪。

机器和工具的发展过程，是人类试图改造环境的过程。在出现工具之前，生物只能通过改变自身来适应环境，比如增生毛发抵抗寒冷，或在冬天冬眠。而有了工具和机器之后，人可以做衣服、盖房子，而不用去改变生理条件。有人说美国科幻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屌丝都是通过身体变异来获得超能力，比如美国队长和蜘蛛侠；而高富帅都是通过外在条件获得超能力，比如钢铁侠和蝙蝠侠。人类，就是生物世界里的高富帅。

而工具和机器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对于使用者的技能的依赖程度。人类很早就用工具，石器时代就有石斧、骨针等工具。人类的工具越来越精细，但工具对手工艺的技术要求仍然很高。钢针的发明并不等于人人都能产出精美的织物，绣工必须有高超的技巧才能绣出龙袍。到了提花机的年代，只要会扔梭子，提花机就可以自己绣出精细复杂的花样。

一般说来，机器强调功能专门化，而工具则强调灵活性。比如一把刀，可以削木头，可以切水果，甚至可以用来拧螺丝。而机器部件已经标准化固定化，无法用来做其他的事。操作机器的工人，其主观能动性也越来越降低，由技术性和创造性的动作（绣工的技巧），变成只要反射性的动作即可（扔梭子）。

机器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就越要求部件的精确，时间控制的准确，同时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也越高。可以说机器文明的核心，就是标准化；而标准化的起源，是秩序。

秩序的对立面是混乱。在长期的战争混乱之后，人们自然会产生对安稳和秩序的渴望。秩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罗马帝国解体，社会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人们在教堂和修道院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尽管外界纷纷扰扰，但修道院的高墙之内是神圣的场所，与世俗生活的飘忽不定反覆无常相比，这里只有铁打的日常，周而复始。

圣本笃（又称圣本尼迪克特，480-547）写下了《圣本笃准则》，确立了修士们的修行规则，强调生活上的秩序化，在时间安排上，每天要在固定时间7次祈祷。在7世纪的时候，教皇萨比尼阿纳斯在训令中要求，修道院和教堂的钟声每24小时要敲7次。当时欧洲有4万个教堂和修道院遵循圣本笃的教规。为了遵守教规，敲钟的时间必须要准确。因此按时提醒敲钟人的仪器就是这种生活下的必需品。

大概在10世纪的时候，出现了水力驱动的水钟。水流虽然川流不息，但动力时大时小，有时还会停止。有的地方用日晷，但日光在冬天和夏天的投影有区别，阴天以及晚上更是用不了。

13世纪，欧洲出现了机械动力钟表，教堂和修道院的钟声比以往更加准时。这些钟声，也让周围村镇城市的居民受益。人们可以利用准时的钟声协调生产生活，从遵守上工时间，按时提供服务，到按时记账和按时分配。于是人类社会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有人甚至认为，圣本笃的信徒及其严格的秩序，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奠基人。

时钟出现以前，人们用自然界和有机体来衡量时间。农民用农业生产的时节来划分时间，牧羊人用母羊生小羊的时间来度量时间。人类对于时间的测量只能是单向的，就像生物体一样经历出生、生长、发育、衰老和死亡。而机械钟的出现，让人类对时间的测量脱离了生物体，成为了孤立和抽象的活动，人们对时间的意识也越来越普遍化了。

由于脱离了有机体的限制，时间的测量可以更加精确。在公元1345年左右，一小时开始被划分成60分钟，一分钟开始被划分成60秒。这种抽象的划分时间的框架，让人们可以更加精确地规划生活和生产。由于脱离了有机体，时间可以进行抽象的度量和计划，于是变成了可以增加和节约的东西。使用省力的工具，可以节约时间；通过协调生产，效率可以提高。计算时间有这么多好处，人们就有了通过观测天体运行来更准确地计算时间的要求。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时间和空间

14世纪的钟表出现了面板和指针，时间的进程转变为空间的运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在这之前，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识是分离的。在中世纪，空间并不具有测量性，只有象征性的价值。在中世纪的绘画中，人物的尺寸悬殊，完全按照重要性来安排：圣徒和天使的尺寸大，而凡人和罪人的尺寸小。中世纪的制图学，陆地、海洋的距离完全都是象征性的。由于时空分离，中世纪的叙事方式是时空错乱的或时空平行的。在宗教题材的图画上，经常能看到一个圣徒形象多次出现，在他积德行善的善举旁边，就是他被抓起来砍头的画面。

到了14世纪，出于测量精确性的需要，诞生了透视学。透视让物体之间的距离都变成了定量的关系。在新的绘画上，人物和物体的大小，不再按照重要性排列，而是按照远近。通过在画面上调整物体的位置，画家创造出了空间。为了表达出合理的空间感，画家必须对某个物体出现的位置有恰当的解释，因此直线匀速运动的概念也被引入。这一理念引入制图学，就出现了经度线和纬度线，地理位置变成了可以测量的抽象概念。

有了精确的地图，人们对于旅行的兴趣就增加了。这种兴趣还产生了其他的关联效果：人们对于道路安全性的要求，希望有更坚固的船只，并且希望有更准确的航海测量工具，如指南针和星盘。从技术角度上，人类具备了大航海的条件。

时间和空间范畴原本是分离的，现在结合在了一起。时间和空间都可以测量，那就说明时空有一个起点，时空也有限度，这就动摇了早先对于永恒的概念。对于无限的东西，人们无法征服，只有崇拜。而对于有限的东西，那就可以征服和利用。机器时代，人们开始制造出了远距离射杀敌人的枪炮，达芬奇设计出了飞行器，韦塔纳设计出了自行车的先驱两轮车。

对于测量的重视和对时空的新态度，影响人们对于永恒的看法，加重了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人们开始抓紧时间，利用时间，开始测量一切，用数字描述一切。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思韦伯所称的“数字浪漫主义 (romanticism of numbers)”--由数字而生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精神文化。

"当全体人民的想象力都转向了磅礴的数字，这种数字的浪漫主义对商人中的诗人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When the imagination of a whole people has once been turned toward purely quantitative bigness … this romanticism of numbers exercises an irresistible appeal to the poets among business men)”

这一切，都起源于人们对于秩序的追求。

这篇文章at过你一次，除此外我没有编辑过这篇文章。@47小管家 不知是不是bug？

如果再出现通知和我说下，我把文中的at编辑掉。

乳包 = 生娃怀孕

三胎 = 多次乳包(“三”有“多次”意)

国家鼓励三胎 = 国家鼓励多次乳包

为什么经常@我？

我至少收到这篇文章的七八个@了。

就像是平安银行打电话骚扰我，而我会告诉打骚扰电话的接线员说我不支持共产党执政一样。挂电话或者标记为垃圾电话不足以惩罚他们，甚至让停止他们继续骚扰我这种委曲求全的目的都达不到。我只能在电话里引入克苏鲁，期待他们被铁拳砸。

我想和自由意志主义者讨论一下。如果我把电话骚扰者绑架一个星期，期间播放骚扰电话录音给他们听。那么把他们放出去后他们势必会报警抓我。我思考到后续引发的不公，决定然后让他们消失。那么这种情况算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吗？楼主的帖文似乎只是针对社会总体而言。但是没有讨论过中国这种司法无能不公的情况下个人行事的准则。

“乳包”里的“乳”是通假字，通“辱”

“乳包”这个词，或许你并不陌生，并且可能每天都在撸起袖子加油实践着。今天啊，我吃饱了没事干，突然起了好奇心，在古汉语中“乳包”是什么意思呢？于是我就去调查了一下，发现了令我十分意外的结果。

“乳”，在先秦竟然是“生育”的意思。并且，只有人和鸟类生育才能叫做“乳”，而哺乳动物生育则只能用另外一个字，“产”。如果想表达普遍的、不限物种的生育，竟然要用文字的“字”字，那时候，“字”还只是生育的意思，而我们现在理解的“字”作为“汉字、文字”的意思，在先秦还用“文”来表达。

乳字，左孚右乚。左边的“孚”字在小篆里的字体就像一幅画。上半部分是鸟的爪子，下半部分是树杈上一个蛋。结合起来，就是鸟的爪子抱住自己蛋的形状。右边的“乚”则是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神鸟，殷商王族自认为的祖先——玄鸟的符号。

《诗经·商颂》中第一首就有提到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玄”指黑中带有一些红色，天派黑红黑红的鸟临凡，生出了商人的祖先，居住在茫茫殷土。不过呢，这个黑红黑红的“玄”鸟，人民群众一般亲切地称呼它为“燕子”。

众所周知，商王是卵生的，所以人的生育，和鸟类一样，应该用“乳”。“乳”字在中国古人的四种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中属于“会意”。左边画成孵蛋的样子，右边用代表燕子的字符，自己看了之后去猜意思吧，看图说话，这就是“会意”。

“包”字又是另一种造字法、也是更原始的造字法——“象形”造出来的。“包”字下面的巳，用小篆书写的时候是完全被“勹”包裹在里面的，画出来就好像一个胎儿没成型的样子，所以“包”字的意思是“怀孕”。

所以，“乳包”连起来念，在古代汉语里的意思是“生娃，怀孕”。你可能觉得荒唐，“乳包”怎么可能是”生娃、怀孕“呢？但这可不是我乱说的。查找一个汉字的最初意义，也就是词源，有一个好地方可以去。那就是能找到的中国最古老的辞典类工具书《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东汉许慎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标注了文字在造字时代的本义和在东汉时的字音。至于造字时的字音是什么样子嘛，emmm……现代有很多种说法，比如王力的二十九部古韵和三十三声母；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甲骨文时代汉语是没有声调的，声调是后来语音变化的产物。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一个字甚至在做名词和做动词的时候都会有不同读音（破读），但写法却相同，所以古代汉语的发音是相当难考证的。“说”字作名词读作shuo作动词读作shui，“骑”字作动词读作qi作名词读作ji，这都是先秦汉语破读的遗存。当然现在，已经被统一规范了。

顺便提下上古的读音可不是这样，“说”字的两个读音在上古分别是hljot和hljots，可以看到有非常繁复的复辅音（发一下试试，舌头卡住了吗？），并且用加不加-s来表示词义/词性。这个-s，后来就很可能演变成了去声（第四声）。

语音是一直变化的，字典对于语音的规范几乎是对已有变化追认的形式，即“shui服记起来太麻烦了，我不管你们读书人怎么规范，我们老百姓就是爱读shuo服”，所以字典也只好追认“shuo服”。这里也体现了语音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属性。它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老人和年轻人就是该有一定程度的沟通障碍，这种事情就像刮风下雨一样的正常。人类可以像通过人工降雨等方式改变自然降水多少产生一些影响，但终究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完全控制它。语言也是如此。

说得有点远了，回到词义的问题好了。“乳”的词义既然只是“生育”，那么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奶”呢？这就是词义的自然引申。人类的语言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从猴到人需要描述越来越多的复杂现象，甚至是抽象的内容。所以，词义在使用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变化方式更接近于人类大脑自然的联想方式。例如“乳”，本来的意思是生猴子（商朝王室说了，猴子是卵生的），人们从生猴子想到得给这小猴子喂奶，“乳”就有了“奶”的意思。人们将“生育”叫做乳的“本义”，将因为生育引出的一系列联想给这个字带来的词义叫做“引申义”。

之前提到的“字”字，在现代汉语里的含义就是其引申义，而本义的义项已经消失了。“字”字本是个会意字，“子”在“宀”下。刚才说到“孚”字的时候，提过了子字是树杈上一个蛋的形状；“宀”字从甲骨文开始几千年里都曾是一个独立的汉字，指房屋。所以结合起来，看这个字画出来的图，古人就能看图猜测，“字”这是指生育，新生出来的小家伙在房子里。今天“字”这个字的字义（为什么这句话感觉很别扭？），就是从“生育”这个意思派生出来的。

上古用“文”表达今天”汉字“的意思。追溯到文明的开始，文字主要是以“象形”这种造字法造出来的。例如“行”字，你现在直接画出来一个十字路口，就是它甲骨文的形状。字形变成今天的样子，是四千年演变的结果。

随着文明的发展，象形字却显得不够用了。比如人类开始学会了表达抽象概念了，人们发现抽象概念也没法画成象形啊？再比如，人类终于学会了分辨那么多树的种类，可是全画成象形也分辨不出来啊？这怎么办呢?于是中国先民就试着用“形声”造字法造字，简单地说，就是用半边象形看图，半边用已有的字表示读音的方式造出了更多的字。也就是说，先秦的“字”，是以已有的“文”为基础拼凑出来的，这使人联想到“文”（独体象形文字）生育出了“字”（由多种部件构成的非象形文字），“字”字就有了沿用至现在的“汉字”的意思。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原本“生育”的意思却随着渐渐无人使用而消失。

“长者”这个词也是像这样，在四千年里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而来的。“长”这个字，创造时的本意是“两端的距离大”，后来人有了抽象概念的意识，“长”就开始表示“长度”；因为这个抽象概念又被拿去衡量了时间，所以有了“时间长久”的意思；时间长久了（+1s），可以让人联想到人存活的时间长久，于是“长”又开始形容年纪大；那么，年纪大的人……不就是长者嘛！

哦对，“长”和“者”这两个字本来是相互独立的，”长“作形容词，“者”作为助词接在动词和形容词之后，在语法上起到将其名词化的作用（英语的ing？）。在汉语由以单字词为主到双字词为主的历史进程里，渐渐就固定成了“长者”这个双字词。在先秦，还是单字词占优；但到了汉代，双字词已经全面逆转了。

好嘛，我也不知道我都在说些什么，莫名其妙写到这里了。总之“乳包”和“长者”的古今词义演变，你学废了吗？

嗯......要不要你做一张图试试呢？或是找张已有的具体说明一下也可以。

也不能说“不规范”，只能说经过了几千年的流变，有些字词的本义已经被取代，然后另造了或者另改了一个字，比如“莫”这个字，本意是黄昏，后面逐渐被表达否定的意义取代，然后黄昏这个意思被另造了个“暮”。原本古汉语里“是”这个字有“这”的意思，后面逐渐被指示和表达肯定的意思取代，表达“这”意义被近音字“斯”给取代了，所以“是人”这个用法逐渐被“斯人”取代。大家都觉得“斯人”比“是人”更加读的通，然后都记成“斯人”了

数学三大领域各大子枝做好区分，以时间演变分化各个学科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q-and-a/iranian-feminism-and-all-these-different-kinds-of-veils

By Isaac Chotiner

November 2, 2022

Iranian Feminism and “All These Different Kinds of Veils”

学者 Homa Hoodfar 讨论了当前的抗议活动和头巾背后的复杂政治。

一名示威者在为 Mahsa Amini 的死亡举行的抗议活动中。

过去两个月，在22岁的伊朗库尔德妇女 Mahsa Amini 被拘留和死亡后，抗议活动震动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政权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消除异议，这些异议尤其集中在伊朗妇女被迫戴上头巾的问题上（Amini 被逮捕显然是因为她的头发露得太多了）。 为了讨论抗议运动的现状以及伊朗社会的裂痕，我最近与人类学家 Homa Hoodfar 通了电话，她是蒙特利尔康科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的名誉教授。她的研究范围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和伊朗，特别关注妇女在穆斯林社会中的地位，以及面纱的政治问题。（2016年，出生在伊朗的 Hoodfar 因"涉足女权主义"而被当局逮捕，在监狱里呆了三个多月。）

以下是我们的谈话内容，为保证篇幅和清晰而进行了编辑。我们讨论了伊朗最近的抗议活动的独特之处，她在监狱中的经历让她对伊朗政权有了新的认识，以及神权政府如何在无意中削弱了伊朗人和伊斯兰教之间的联系。

这些抗议活动与伊朗历史上的其他抗议活动有何区别？

在许多方面，包括社会的所有不同部分。伊朗妇女一直是非常政治化的。1905年，她们是宪法革命的一部分。她们是195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然后，她们是1979年革命的一部分，也是2009年大规模抗议活动--绿色运动的一部分。但他们的关注点从未成为抗议活动的中心。这是第一次，抗议活动实际上是围绕着妇女的关切和妇女的问题而展开的，而且男人也站在她们身边。对我来说，这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抗议活动并不是从城市开始的。他们从小城镇开始，并扩散到各地。他们包括所有年龄段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我们的策略是不搞大规模的示威，就像2009年那样，当时有数百万人上街，安全部队很容易就把他们镇压下去。

现在，他们实际上是在不同的空间和街区进行多次、较小的抗议集会。政权和安全部队不得不分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死亡人数比其他起义期间更加有限，但是，当然，有些人估计被捕人数为1.2万人。其中许多人是年轻人，许多是儿童。

你认为为什么这些抗议活动有这些不同的特点，这些东西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2009年，这些要求主要来自中产阶级。而且人们还对这个政权的自我改革抱有希望--它仍然有回旋的余地，可以与公众进行谈判。但在2019年的起义之后，以及当时发生的暴力压迫和杀戮，当这个政权懒得宣布有多少人被杀，有多少人被关进监狱时，伊朗人看不到任何改革这个制度的可能性。目前的抗议不是为了与这个政权进行谈判；抗议者想要一个不同的政权。

我们有经济问题，有高通货膨胀率和巨大的失业率。但政府所关注的是社会的伊斯兰化，妇女，妇女的穿着，以及儿童在学校的表现。这就告诉你政权和公众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他们根本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因此这场运动不是一场改革运动。我认为一场社会革命已经发生。它是否会成为一场政治革命--这还有待观察。但事实是，人们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这个政权。

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不同种族的人--这在伊朗的背景下非常重要--都加入了统一战线，这使它非常不同。这是充满希望和鼓舞人心的，但也非常令人担忧，因为我知道这个政权会使用极端暴力。前政权当然是暴力的，但它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无论是在公众中还是在国外。这个政权已经不再关心形象。

你所说的"前政权"是指革命前的沙阿，还是指1979年后政权的早期化身？

不，我是指沙阿政权。在某些方面，我认为现在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选区。他们知道自己在穷人和工人阶级中拥有固定的选民，但是，自2017年以来，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一层。现在他们唯一的选民是安全部队。你可以在只有安全部队支持你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几年，但我认为该政权要继续希望获得任何形式的稳定是有点不可能的。

你似乎在暗示，妇女有社会需求，她们的愤怒被加剧了，因为政权关注的是社会问题，高于一切。

是的，这正是我的意思。如果，至少，该政权能够提供经济改善，也许社会的某些部分会原谅他们，忍受他们，并希望他们以后会改革。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在过去的六七年里，伊朗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许多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已经沦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只是没有足够的食物，更不用说其他任何形式的生活奢侈。这意味着，人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觉得这个政权在提供服务--他们处理COVID的方式，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处理。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伊斯兰化。

有一个统一战线，不希望有这个政权，宗教人士也有这种情绪。一些宗教人士宁愿有一个世俗政权，因为他们意识到，当你有一个伊斯兰政权时，一部分人就会接管，它就会毁掉我们的宗教。

几年前，当我还能去伊朗时，我正在采访一位商人。我问他是否觉得革命带来了他所期望的东西。他说："在伊朗国王统治下，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有清真寺、上帝和伊斯兰教。在这个政权下，我们仍然什么都没有，但我们也失去了伊斯兰教和上帝。没有人愿意去清真寺。每个人都取笑伊斯兰信仰。这就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这确实解释了我今天在伊朗看到的情绪。许多宗教人士对这个政权利用伊斯兰教为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服务感到失望。

在一篇旧文章中，你写道："通过观察霍梅内伊领导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重新引入的强制性面纱和加拿大穆斯林妇女的自愿面纱，我认为，虽然面纱一直被伊朗国家和男性用来作为调节和控制妇女生活的手段，但妇女也利用同一制度来放松强加给她们的父权制束缚。" 你能谈谈你在那里想要论证什么吗？

人们把面纱看成一块布，但面纱一直是一种政治制度，特别是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从殖民时代开始。我在看加拿大的面纱，我意识到很多妇女戴面纱是因为她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她们不觉得自己可以完全打破家庭关系，也不想这样做。但是家庭在限制她们，因为她们不希望自己的名誉和荣誉受到质疑。他们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强加给这些年轻女性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文化传统。

许多年轻女性想去家乡以外的地方上大学。父母绝对不同意。他们说男孩可以去，但女孩不能去。但是，当女孩们戴上面纱时，很明显，她们在向社会宣布，她们受到伊斯兰教习俗的约束--不存在关于她们不道德或从事非伊斯兰教事物的问题。因此，她们中的许多人戴上了面纱。她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和朋友一起出去，或者去大学学习，或者参加政治讨论。而且，因为他们戴着面纱，家人都为他们感到非常自豪。

有了面纱，他们可以告诉父母："不要把你们的文化强加给我。我是一个加拿大穆斯林，我遵循伊斯兰教的道德规范，但我不必遵循你们的文化习俗。" 这使他们有能力进行反击。

但是，在伊朗，通过强迫妇女戴面纱，穿黑色、棕色或灰色的长袍，他们甚至剥夺了选择你想穿什么颜色的最基本权利，即使你确实想戴面纱。妇女们开始反驳，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她们一直在反抗，首先是穿不同的颜色，然后是不穿带帽的黑色长袍，而是穿manteaus。然后 manteaus 变得更短。再然后 manteaus 变得更亮了。

他们已经削去了试图控制他们的政权，但国家可以告诉你穿什么的原则仍然存在。许多人说，"我们只是希望国家把它的手从我们的身体上拿开。无论我们是否想戴面纱，他们都没有责任和权力来告诉我们"。

在你以前的作品中，你对西方人如何看待穆斯林妇女表示关切。在同一篇文章中的某一点，你写道："一方面，这些大多是人为制造的东方穆斯林妇女形象被用来驯服妇女在西方世界对平等的要求，提醒她们比穆斯林同行好多少。另一方面，这些东方和负面的刻板印象是西方主导文化重新创造和延续关于其优越性和主导地位的信念的机制。西方女权主义者通过购买面纱的种族主义构造，并参与日常的种族主义事件，迫使穆斯林妇女在反对种族主义或反对性别歧视之间做出选择。" 你在那里所做的批判是你在过去几个月西方对伊朗的报道中所看到的吗？

我仍然担心，但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社交媒体带来了重大变化。当我在九十年代做研究时，当我谈到面纱时，许多人想象的是黑纱，在那里你只能看到眼睛，没有其他东西。现在，人们看到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面纱。

看看法国的辩论。人们仍然非常关注妇女遮掩自己的问题，这是父权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告诉人们什么是对他们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而不是提供一个自由选择的环境。面纱已经成为一个不太有力的象征，但我们已经将关于穆斯林社会的殖民假设扩展到所有穆斯林；现在它包括男人、女人、清真寺、移民。我不确定它是否一定更好，但肯定它已经被改变了。

2009年，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CNN播放了所有这些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这些伊朗人都戴着围巾，但这些伊朗人看起来就像其他在街上抗议的年轻妇女。日复一日地展示这些示威活动，使人们变得人性化。之前，伊斯兰共和国及其人民被妖魔化，被视为不理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无法与之交谈的异类。将公众和政权区分开来确实是一种转变。现在，我们又看到这种转变有机地来自妇女。

我想简单地谈谈你的被捕。你能告诉人们你在监狱里待了多长时间，以及这段经历是否改变了你对政权的看法？

2016年，我正要离开伊朗，他们就带着六七个人带着枪和录像机闯进我的住处。我有一些客人，他们都是那种支持政权的人。[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对与谁交谈没有立场。这对我来说真的很奇怪，因为我一直在往返于伊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当然，我始终保持低调。我没有发表很多我的伊朗材料，因为我不想让和我一起工作的朋友陷入危险。

有男的开始说："你来到这里，你正在破坏我们的国家。如果你不打扰我们--'你们'指的是女权主义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与此同时，他们正在搜查我的衣柜和书架，突然，我想分享这个，因为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在我的书中间，他们拿出一面折好的旗子。我把它放在我的书中间，因为，当我的伙伴和我一起在伊朗时，有人给了他这个。

他们把它拿出来，好像他们找到了绝对的证据，证明我在那里执行中情局的任务。他们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这是一面旗子。" 他们只是嘲笑我，说："什么旗子？" 我告诉他们，"这是一面巴勒斯坦国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所有言论，所有这些人--其中两个是非常高级的人，他们后来继续审问我--没有一个人认出是巴勒斯坦国旗。

他们总是用这种解放的语言来促进自己的利益。我陷入了争论。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知道这些，就像他们知道伊朗国旗一样。从那一刻起，整个审讯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敌对。我在那里被软禁了三个月。然后我上了法庭。我被保释了三个月，然后，最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埃文监狱（Evin Prison）。我在那里呆了112天，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非常小的牢房里，甚至没有毯子。我经历了45次审讯，其中一些审讯持续了8或9个小时。

他们对你的 "涉足女权主义 "提出了这种荒谬的说法，但你认为你所学习、写作或思考的哪方面最让他们反感？

实际上，他们知道的不多。他们逮捕我是因为他们听说我和妇女事务部长有一次会面，他们想利用这一点说我来伊朗是为了影响选举。议会中只有九名妇女，在选举中增加到十七名，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革命。

有趣的是，他们也对我对社会的理解感兴趣。他们会审问我，当我给他们举出不熟悉的例子时，他们会继续讨论，而我则面对墙壁坐着。有时我觉得我在教育他们，或者几乎是在讲课，但他们不会让步，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他们会重复同样的事情：C.I.A.已经把我训练得很好。

另一个让我非常难过的方面是他们一直说他们必须保护革命和政权，而不是保护国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保护这个政权。与国家毫无关系。

政权的反对者们是否将此作为他们宣传的一部分？政府对政权进行防御，但却没有一个更大的伊朗国家的意识？

改革派做了，特别是在1997年至2005年[Mohammad] Khatami总统任期内。有些人可能会继续采取这种做法，但今天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因为很明显，该政权不愿意向其他想法开放，特别是考虑到上次的总统选举。一些人投票是因为他们被告知如果不投票可能会失去工作。在总统[Ebrahim] Raisi之后，第二高的得票人是一张空白票，这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人民仍然尊重并希望拥有自1905年以来一直争取的投票权，但他们并不希望看到这个政权。所以他们实际上投了空白票，而且很多通常会投票的人都懒得去投。

这是个有趣的答案。我是想问一些不同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反问一下，这种认为政权不代表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独立的东西的想法，是否可以用来召集和团结反对派？

是的。所有这些口号，波斯语的口号，实际上表明这个政权没有关注国家。他们谈到了统治和治理之间的区别，而且他们非常清楚，这个政权在统治国家的同时，并没有治理国家。换句话说，它充其量是把人民当作臣民，而不是公民。安全部队在保护政权而不是公众。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你在寻找什么，作为这场起义，或革命，或任何东西的健康的标志？关心伊朗和对伊朗感兴趣的人应该注意些什么？

除了抗议之外，我希望看到制定一个路线图。起义，甚至打倒政权，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路线图，说明如何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国家想要的东西，尽管有所有的分歧--这就是我们在沙阿统治时期犯的错误。我们认为，一旦沙阿走了，我们就会有机会坐下来谈谈。目前，我认为这是一场社会革命。我们当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提出革命要求的阶段，但革命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不成功，就像我们从历史上知道的那样。

经历了1979年发生的事情，以及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我想人们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们必须做好更多准备，而不仅仅是说他们不想要什么。我希望看到起义和抗议活动能阐明他们想要什么。“妇女、生命、自由”的口号是非常进步的，但我们希望看到他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它。

同样重要的是，在伊朗境外有大量的伊朗人在给予支持，这在以前的起义中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在2009年。这一次，它是非常有组织的。最近在柏林有一次示威，有八万到十万人参加。在多伦多和华盛顿也有示威活动。所有这些都表明，伊朗的起义有其全球性的一面。♦

蛮喜欢这类偏向于经济史的东西的。可能是我个人的感觉吧，网络上的历史内容太偏向于英雄史观了，但细微的经济/技术上的事情叠加在一起，或许才是历史走向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吧。

我觉得这只是一种分类方法吧。

如果是你作图的话，会画成什么样子的呢？

数学只能有这么点枝杈真是.... 你不提学科的演化、分化，交叉融合学生物的分类树也就算了，连外国大学的专业分科都不会抄吗，如果某门学科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应该摆地基

对哦，毕竟马克思没有朝鲜特色，不能体现朝鲜人民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