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s a placeholder.

此外，我有几个问题：

1. 学界主流认为“殖民主义”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2. “殖民主义”和“普世价值”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
3. 您说到要找出中共利用反殖民主义话语中“可以忽略掉的部分，打到它的七寸”。“忽略掉的部分”和“七寸”是在哪里呢？
4. 这个案例很有意思：“已经发生了基督徒以阻止儿童献祭为名而攻击印第安部落，造成的儿童死亡远远大于儿童献祭，即附带伤害远远大于罪行。”这完全可以(已经)成为极权社会的维稳话术，即“虽然国内确实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合理的现象，但如果外部势力介入造成战乱，其人权问题远远大于目前的问题，附带伤害远远大于罪行。”这也是维稳者的道德基础。这点您怎么看呢？

作者：nat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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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基雅维利主义”究竟是什么？

• 怎样理解权力：权力的六种来源和三个定律（配图）

原文 注：其下的评论和讨论也颇有价值。

Surge

Preface

这是一篇万字长文。

写作的初衷是有感于中文自由论坛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和讨论比较少，介绍和讨论奥地利学派的就更少了。提到奥地利学派，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的是哈耶克。哈耶克的政治学、社会科学作品被阅读的比较广泛，比如《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的原理》《致命的自负》。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哈耶克的洞见是深邃的，造诣也是非凡的。然而奥地利学派的政治、社会与法律等理论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哈耶克一生没有出版过系统的阐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作品，有关经济学的理论，分散在他的诸多论文和出版物中。从哈耶克入手系统的了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比较困难。

所以借着最近恒大债务危机的热点话题，撰写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我遵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统，结合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和加里森的研究，以面向本科生教科书的方式，科普性的做了介绍。我想，有一定经济学常识或本科时期修过《经济学原理》这门基础课的，读懂本文应该没什么问题。

如果掐掉本文最后一段，放在知乎上发表我想问题不大。墙内中文圈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比如张维迎），其实对中国的经济现状心知肚明。苦于互联网审查与文字狱，有些话他们不大敢实名说出来。所以，我还是想理论结合实际，分析点实事。毕竟要学以致用嘛。

最后希望大家对文章不足之处多批评指正。同时祝贺2047数据完全恢复。

商业周期与经济危机

什么是商业周期？

商业周期，又称景气循环（Business Cycle），是指以GDP/GNP的变动衡量的经济波动情况。商业周期一般包含扩张（Expansion）、繁荣（Peak）、收缩（Contract）和衰退（Trough）四个阶段。一次商业周期的长度至少包含一次繁荣和衰退阶段。商业周期的收缩和衰退阶段，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经济危机（Crisis）。

自从20世纪以来，几次著名的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重创了世界经济。1929的大萧条，1970s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2009的次贷危机都是经济危机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还有局部的危机，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楼市崩溃也属于经济危机的范畴。

不管诱因是什么，以下几个现象几乎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的降临而出现：

• 资产价格（包括股市）的大幅下跌，尤其是大宗资产、房地产行业；
• 通货紧缩（Deflation）或滞胀（Stagflation）；
• 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包括楼市、基础建设烂尾）；
• 钱荒；
• 几乎所有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出错。

最终许多人的资产和积蓄在危机中化为乌有。

商业周期与经济危机的各种经济学理论

什么导致了衰退和经济危机？这个问题被讨论了近二百年。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希望找到导致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从而预测和化解经济危机。但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没有给出答案。经济危机被认为是“随机原因的随机总和”。简而言之，“主流经济学”认为商业周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既无法预测也无法防止。

在此之前，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凯恩斯爵士（John Maynard Keynes）曾给出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原理并开出了药方。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因此经济危机中的一个现象就是“生产过剩”，生产出的商品货物堆积无人购买。解决的方法是人为制造持续的、小规模的”通货膨胀“，刺激总需求的水平，达到总供给（AS）与总需求（AD）平衡。这就是凯恩斯的AD-AS模型，首次出现在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

下图纵轴为价格水平（P），横轴为产出水平（Y）。刺激总需求，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价格水平提高（出现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同时经济增长。

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通货膨胀。但1970年代美国的石油危机中，却出现了一种凯恩斯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称为“滞胀”的经济现象。即价格水平上升的同时产出并没有同步增长。即上图所示的总需求曲线交于总供给曲线的垂直部分，如果/再刺激总需求，结果只是价格水平（P）的增长，人们生活愈加困苦。所以凯恩斯的“总需求不足”的理论失灵了。

凯恩斯之外，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各自的经济学解释。比如基于历史事件的统计而得出的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存货和投资行为理论；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皮特（Joseph Schumpter）提出的创新与破坏理论。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经济危机的部分现象，但对商业周期的整个过程缺乏说服力。在诸多的经济学派中，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是唯一能逻辑自洽的阐述商业周期的全过程，并成功解释现实经济危机现象的经济学理论。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简介

奥地利学派（The Austrian School），又称作奥地利经济学派（下文简称“奥派”），是一个以主观价值等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派。奥派经济学家并不都是奥地利人。之所以称为“奥地利的”，是因为奥派现代意义上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以及奥派的第二代经济学家维塞尔（Friedrich Von Weiser）和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第三代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奥地利人，因此被其他经济学派称之为“奥地利学派”。奥派不仅是经济学派，它也有完整的、前后逻辑自洽的一套涉及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学的综合理论。但这些理论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是经济学理论。

奥派的经济学理论，主要由以下四方面构成：

1. 主观价值论以及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构成的方法论；
2. 以主观价值和边际思想为基础的市场一般理论；
3. 货币、银行以及资本利息构成的商业周期理论；
4. 企业家角色和主观价值论、知识理论和市场秩序理论构成的市场过程论。

奥派的方法论，遵循了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开始，由马里亚纳，里查德·坎迪龙，萨伊，巴斯夏沿袭的传统。只是门格尔在前人基础上，系统的总结了经济学的一般原理。门格尔和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几乎同时独自的发现了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某种意义上，卡尔·门格尔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奥派的经济思想史，奥派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关系等问题，我将另行撰文叙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奥地利学派的货币、资本与利息理论

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与奥派的资本利息与货币理论息息相关。要理解奥派的商业周期过程，首先需要了解奥地利学派有关资本和利息的相关理论。为了方便叙述，我举个例子说明。这个例子将呈现奥派商业周期理论的若干重要概念。

资本与利息：鲁滨逊经济学

故事背景：

鲁滨逊是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他一个人漂流岛荒岛，生活了28年，最终返回文明社会。在鲁滨逊数十年的荒岛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生活，但之后他从食人族手中解救了一个土著人，并给他起名叫“星期五”，收为助手。假设现在鲁滨逊还没有认识“星期五”，独自一人在荒岛上生活。

• 鲁滨逊靠捕鱼为生。
• 鲁滨逊在海岸的浅滩上靠双手捉鱼，一天可以捉5条鱼。
• 鲁滨逊可以用岛上的植物编织鱼网。用渔网在浅水捉鱼，一天可以捉10条鱼，编织鱼网需要1天时间。
• 鲁滨逊可以用岛上的木材做船去离岸较远的地方捕鱼。磨石头和木棍做斧头需要2天时间。砍木头做一艘船需要7天时间。船造成后带上鱼网去鱼多的地方捕鱼，一天可以捉150条鱼。

鲁滨逊漂流记揭示的经济学原理

• 资本：资本是扩大生产的必要条件。如果鲁滨逊想抓更多的鱼，需要资本品——网、船。而资本的积累（制造网、船）需要时间和投入生产要素（劳动、木头、植物）。
• 利息：利息是对时间偏好的一种补偿。人总是希望欲望现在就被满足而不是在一段时间之后。鲁滨逊能忍耐10天做网、船，是因为之后他可以捕捞150条作为回报。如果10天之后他仍然只能每天捕捉到5条鱼，他就不会造网和船。利息就是补偿他等待了10天而多出的50条鱼（150-5x10，不考虑过程中的时间价值）。
• “储蓄-投资”的关系：制造资本品需要耗费相应的时间，而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来捉鱼。因此制造资本品之前他需要储蓄——首先捉几天鱼，保证有足够的食物，不至于在编织鱼网和造船的过程中饿死。
• 更长的生产结构：鲁滨逊要造船，首先要砍木头。砍木头需要先造斧头。因从从鱼-斧头-船，生产过程延长了。延长的生产结构使生产力提高了。

奥地利学派的生产过程理论——生产的阶段性

解释商业周期理论之前，首先解释奥派的独特生产过程理论。

门格尔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敏锐的发现了生产的阶段性，即“商品间的因果关系”。消费品是最低等级的商品，因为消费品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生产要素是更高等级的商品，与人的欲望的满足是间接关系。后来的奥派学者将门格尔的“商品之间的关系”理论具体化。奥派学者哈耶克（F.A. Hayek）用三角形图示表示的生产理论，被称为哈耶克三角。

哈耶克三角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如下图所示。

直接满足消费者欲望的商品被称之为低级商品/消费品/消费财货（Consumer Goods），间接生产出消费品的商品称为资本财货（Capital Goods）或高级商品。离最终消费品越远，生产阶段越高级。

以iPhone为例。最终消费者买回家的包装好的手机是消费品。富士康将各部分零件组装为整机的阶段，是一级生产阶段；TSCM用硅、金属元素生产芯片，索尼用玻璃、硅和金属元素生产镜头，制造电路板等各部分手机零件是二级生产阶段；上游供应商冶炼铝，制造玻璃和硅晶圆是第三级生产阶段；矿业企业开采铝矿石、金矿，二氧化硅是第四级生产阶段。

哈耶克三角解释了：

• 高级商品不断转化为低级商品，最终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货币沿着生产过程逆流向上，每一级别的生产要素投入者获得相应的回报。
• 距离消费品越远的生产阶段，其变为最终消费品的时间也就越长。参考鲁滨逊的例子：更高有形生产力的形成需要更多的时间。生产力的提升就是生产结构的延长。
• 每一级生产阶段投入多少要素，取决于两个生产阶段之间的利息差。也就是本生产阶段的企业家会计算下一生产阶段支付的货币折现后的盈亏情况。折现率就是利息率。

奥派经济学第一次完美的将利息扩展为了一个通用的概念——对时间偏好的补偿。不仅适用于借贷市场上，还适用于生产阶段。学过金融学的同学知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常用的一个模型：折现现金流模型（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DCF）。DCF预估投资项目未来预计产生的现金流，通过折现率将现金流折现到现在，与投资成本比较。只有在折现净现金流（折现未来现金流入减去现金流出）为正值，那么企业才会进行这项投资。否则企业会拒绝投资。这里的“折现率”与两个生产阶段的“利息率”是同一个概念，同时也是金融学概念中的企业“资本成本”。

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

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基础，在门格尔时代已经奠定了基础。奥派的资本、利息和货币理论，由门格尔的学生以及女婿，奥匈帝国财政部长庞巴维克完成了理论体系的构建。之后，米塞斯在其著作《人的行动》中，完整的叙述了商业周期的理论和过程。哈耶克用被其他学者称为“哈耶克三角（Hayek Triangle）”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商业周期的流转过程。在“哈耶克三角”的基础上，奥派经济学家罗杰·加里森（Roger Garrison）将生产过程、货币市场的均衡、消费与投资均衡三个系统综合在一张图表中表示。直观的反映了奥派商业周期的理论。

“长久”的增长

下图所示的，在奥派经济学文献中被称为“长久的增长（Secular Growth）”。

左上角图示是”哈耶克三角“，表示生产过程；右上角是消费与投资均衡的图示；右下角是储蓄-投资（借贷市场）均衡。

在长久的增长中，在某一时刻由于技术的进步或资源禀赋出现了外生增加。生产性边界外移，生产结构增加（哈耶克三角底边变长）。这时，因为生产结构的增长，投资的需求增加（D移动到D’）。借贷市场上供大于求。短期内借贷市场的供给（储蓄）不能立刻增加。因此真实的利率会短暂上升（蓝点上升到白点），这时会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上升，相当于增加了借贷市场上的供给（S移动到S’）。利率的上升导致储蓄的增加，因此借贷市场上利率回落到原有的时间偏好水平（白点下降到黑点）。此时消费-投资边界外移，人民的真实财富增加了。

这种增长被奥派视为真实的增长。“长久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用GDP的增加来判断，更重要的是生产结构的延长和资本结构的改变。“长久的增长”是人民财富真实的增加。这一点和主流经济学有所不同。

通货膨胀与商业周期

商业周期始于货币政策的扩张。货币政策的扩张通常会带来通货膨胀（Inflation）。扩张的货币政策常被称为“印钞”。但扩张的货币政策不总是通过增发法币来实现，从信贷市场进入的通货膨胀称为“信用扩张”。

一个令“主流经济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同时犯错——在经济危机中绝大部分企业家因为错误的投资遭受亏损。奥派经济学家敏锐的发现，引起广泛的、几乎涵盖所有行业的投资决策失误，只能是货币市场的问题。

在某一时刻，政府降低了同业隔夜拆借利率/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制造信用扩张。信贷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增加了。如下图所示，货币的供给曲线S(Saving)向右移动到S’(Saving plus credit expansion)。此时自然利率ieq被压低到了i’。

一方面，生产更高等级商品的利润率（利息差）一般很低。通常情况下这些商品不会被生产，随着货币利率的下降，企业家会认为投资生产这些商品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家开始投资这些项目。从而生产结构延长，表现为“哈耶克三角”的底边向着更高级生产阶段延长。

微观金融分析：企业可以用更低的借款利率向银行借钱投资；用更低的票面利息发行债券；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的上涨引起股市的繁荣，企业可用更高的价格发行股票。因此企业的资本成本降低。按企业原来的资本成本，投资某些项目是亏损的，资本成本降低之后，再次进行项目估值，原本无利可图的投资项目产生了利润

另一方面，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让人们错误的认为自己更富有了（手上的钱变多了）。因此会让人们更多的消费，减少储蓄，消费品价格也随之上升。

综上两个方面：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施后，在一段时间之内投资和消费会同时增加，并且原来没有的新产业也会被开发出来，物价和工资都会上升。表面经济进入了“繁荣”阶段。

但是，这种“繁荣”终究是要破灭的。从鲁滨逊的例子我们看到了，投资-储蓄是一体两面的。在货币扩张政策下的投资增加，而储蓄没有同步增加。在信贷市场上，投资需求增加而储蓄在减少，迫使真实的利率上升（微观金融表现为企业的资本成本上升）。从而企业家惊慌的发现，他们所进行的投资项目是无利可图的！重新核算的企业会计账面价值出现了严重亏损。大量的工程被放弃，生产出的商品无人购买（即凯恩斯所认为的消费不足）。这就是经济危机。

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只能再次将货币市场的利率人为的压低，因此必须持续的采用信用扩张的政策。一旦信用扩张政策停止，真实的利率会立刻上升。

那么一直进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就可以让经济危机永不到来吗？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有两点：

1. 因为每一次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资产价格水平的上升（不同资产价格水平的上升幅度是不同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通货膨胀。再一次“放水“所需要的“水”量增大，信用扩张的难度越来越高，操作空间也越来越小。
2. **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是持续的扩张政策的最终结局，也是这场游戏的终极约束。当人们发现法币的购买力以日以小时计算的下滑，人们会疯狂的购买能购买到的一切实物物资。最终人们将抛弃法币，转持有外汇或贵金属。货币市场彻底崩溃，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

所以在现实中，各国政府会给通货膨胀设定红线。一旦某个神秘的通胀指标（比如CPI）接近了这条红线，就赶快给经济“降温”，避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GDP应该越高越好，为什么会害怕经济“过热”呢？）

小结

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完整的解释了商业周期中出现的现象（见本文开头）。解答了引起商业周期，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所以奥派经济学家认为，避免经济危机的方法是避免开启“繁荣”。

但是现实中很难做到。因为政府本身具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原动力。

政府的通货膨胀原动力

奥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引起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政府。政府具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和压力，寄希望于政府来防止通货膨胀无异与虎谋皮。

为什么政府需要通货膨胀呢？

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职能的扩展，政客的各种承诺，对外战争的需要，政府的支出会越来越大，扩大财政收入则是政府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

无通货膨胀的政府运作

无通货膨胀的政府的财政收入完全依赖于税收。在现代银行体系建立之前，唯扩大财政收入的唯一的办法只能加税。税收的增加是有限的，会让纳税人立刻感觉到痛苦。当纳税人的收入减少（如农业社会遇到天灾，收成锐减），税收仍旧持续增加的时候，往往导致王朝的颠覆或政权的更迭。

这种大多是现代的银行体系出现之前的政府形态，加上当时世界大多数地区使用金属货币，政府没有能力制造全国性的货币扩张。税收无以为继从而导致财政破产，是政权覆灭的原因之一。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等朝代的晚期，皆因财政拮据，最终灭亡。

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和压力

现代银行体系建立之后，特别是中央银行建立之后。将新货币投入流通的发行者通过通货膨胀产生巨大收益。政府和央行几乎是凭空创造货币，因为他们不需要出售财货或服务来开采黄金等贵金属。政府作为债务人的大量借债，也因为通货膨胀被稀释了。

通货膨胀是现代政府除了税收之外的第二个提款机，成为政府除了税收之外更便利与隐蔽的攫取公众财富，扩大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了。 相较于直接税收，通货膨胀更不容易被察觉和感受到痛苦。让现代政府避免重蹈古代政府破产的覆辙。当然通货膨胀也不是绝对无限的，一旦玩过火了，恶性通货膨胀则是灾难性的。因此政府要小心的关注“经济过热”的问题。

政府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原动力，从而开启了“繁荣”，因此商业周期（经济危机）周而复始，不能消除。

附录：中国的房地产与基建行业的回顾与展望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首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代表作Economics中给了经济学如下定义：

Economics: The study of how societies use scarce resources to produce valuable commodities and distribute them among different people.

这个定义代表了当今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按照奥派的学术观点，萨缪尔森的这个定义显然是错误的，起码是不准确的。“主流经济学”将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经济学中。抽离了“人”的因素，机械的去研究根本不存在的物理定律般的经济规律。

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社会是人类的社会，那么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的社会的学问。脱离了“人”的因素的研究毫无意义。主流经济学将“人”的因素从经济学研究中抽离了，是因为主流经济学严重依赖的数学模型无法处理人的因素。为了迎合数学处理的需要，只能将人的因素拿掉了。因此“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与现实社会有很大差距。也因此“主流经济学”对许多现实问题根本无法解释。

奥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将经济学定义为一种告诉我们特定的手段能否达成目的，或如何达目的的一种科学。经济学本身不作价值判断，但经济学指导人们如何去行动，或告诉人们给定的行动能否达成目的。

虽然经济学可以预测行动的结果，但经济学不能回答结果何时来到。米塞斯曾给出这样的精辟总结：

The economist knows that the boom must result in a depression. But he does not and cannot know when the crisis will appear. This depends on the special conditions of each case. Many political events can influence the outcome. There are no rules according to which the duration of the boom or of the following depression can be computed.

（《人的行动》路德维希·米塞斯 Human Action, Ludwig Von Mises）

谈到中国房地产和基建行业，分析历史数据，中国房地产与基建行业的起飞始于2007-2009年，也就是全世界的次贷危机期间。在此之前，中国的房地产平均价格虽有上涨，但总体来说算得上平稳。2008年之后，房地产的平均价格如火箭冲天，一发不可收拾。中国的基建行业也如火如荼，全国开始大量兴建高速铁路。起因就是饱受争议的胡温政府“四万亿”刺激计划。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成功回答了为什么信用扩张之后，首先是资产价格的飙升和基建行业的繁荣，而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却不是特别显著。

“四万亿”计划之后，中共政府一直在制造通货膨胀，以维持经济“繁荣”的局面。从购房者角度看，只要房价的上涨停滞，就意味着亏损。因为购房者需要偿付给银行贷款利息。所以中共必须维持房价的持续上涨，那么就必须持续向信贷市场输入通货膨胀。另外，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共国的土地是国有的，政府向企业、民众出让的只是土地使用权而已。出让土地使用权所获的的土地出让金，已经成为了中共国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了。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获得财政收入-房地产公司通过宽松的信贷政策借钱拿地建设-民众向银行贷款买房让资产保值增值，这三者的利益，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成为了共同体。泡沫越来越大，谁也不敢去捅破，这样一直到拖了现在。

有的学者认为，中共国的经济都是泡沫。这样的说法过于偏激了。中共国的经济的确存在很大的泡沫，尤其在房地产和基建行业，但也有真实增长的成分。正因为泡沫和真实的增长混在一起，外界更不易推测中共国的经济发展趋势与走向。

中共国的真实情况比较复杂。首先，中共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完全自由市场。各地对房地产的交易有不同的限制规则。有的要求持有5年之后才能卖出，有的对二套房有限制政策。这种非完全自由市场干扰了价格信号的传递，延缓了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的过程。其次，因为习俗的不同，中国人的储蓄率一直高于西方国家。按照奥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分析，经济危机的到来是因为真实利率的回升。中国人的高储蓄也一定程度上拖延了这一过程。最后，中共国的地产集团一直是红色权贵的家族产业，白手套。地产基建企业的兴衰还掺杂了中共内政治斗争的因素。所以一直都有学者拿日本、美国的例子比照，预测中国房地产于某某年崩溃，结果没有实现，反倒被人耻笑。

这段时间发生了按收入排名，曾经是中国第一房地产商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事件。被媒体炒作为“爆雷”“黑天鹅”“灰犀牛”，这种形容是不正确的。按照奥派商业周期的理论分析，“恒大事件”必然出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坍塌是注定的。”恒大事件”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奥派商业周期理论说明了，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通货膨胀的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中共政权也意识到了持续放“水”政策不可持续，越来越谨慎的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因而房地产企业的资本成本上升，恒大挺不住了。

摆在中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1. 让恒大破产，让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破灭；
2. 挽救恒大，再度开启扩张性货币政策，再来多少万亿，维持房价高企。

恐怕无论选哪个，中共国的经济甚至中共政权都有覆灭之忧。既然是覆灭是经济规律注定的，剩下的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延伸阅读（供经济专业，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1. 10 Questions to Professor Roger Garrison in London
2. Chapter 9: The Austrian School: Capital-Based Macroeconomics
3. Mathematical Version of Garrison’s Model

以下书目转载自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China_irl/comments/wjs5es/%E8%BD%AC%E8%BD%BD%E7%BB%8F%E5%85%B8%E7%9A%84%E6%94%BF%E6%B2%BB%E5%AD%A6%E5%85%A5%E9%97%A8%E4%B9%A6%E7%B1%8D%E6%8E%A8%E8%8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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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杨继绳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https://2047.one/t/1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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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搞真启蒙的都是骗子

原文作者：BE4

1. 批判思維訓練。GRE作文argument題庫和提綱, 来源 （核心）
2. 思考社會。逐題論述，會對社會議題有較完整的思考 （核心）
   • 對英語世界，GRE issue作文題庫中的論題
   • 對中國社會，中國政治座標系測試50題
3. 政治学 Andrew Heywood, Politics, 4th Edition（核心）
4. 瞭解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機器 （核心）
   • 《論意識操縱》，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機器
   • 鲍鹏山讲《商君书》，中华权术核心
   • Yuri Bezmenov: Psychological Warfare Subversion & Control of Western Society (Complete)，苏共意识形态战争逻辑
   • Margaret E. Roberts 中共舆论战研究专家 (可选)
5. 中共的體制及官場文化 （核心）
   • 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全文)解構黨政軍國家機器
   • 馮軍旗博士論文「中縣幹部」瞭解地方官場生態政治文化
   • 王怀志 郭政 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 官場秘籍
   • 王绍光：[GPAD 1070/UGEC 1540: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China 中国的政府和政治]，课纲 阅读资料包
   • 王绍光：[GPGC 5001: Institution and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的体制和改革], 大纲 阅读包
   • CIA 《简单战地破坏手册》 如何在敌后消极抵抗 （可选）
   • 简单战地破坏手册备份链接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26184/page-images/26184-images.pdf
6. 台湾研究论文集 （可选）
7. 網絡匿名技術，數字隱私和反操縱。「編程隨想」, PrivacyTools, Prism Break, Tails OS, Whonix。数字反抗者不应信任任何机构，对中共安全部門、美國FBI、Google等都应一视同仁。（核心）

课程名称： 中文自由人的基本素养
课程目标： 训练思维、掌握世界结构、网络反跟踪基础
课程要求： 中文、英文、无阅读障碍、爱自由
学时估计： 完成每大项需1个月 (不轻松)
延伸阅读： 观点， 达摩俱乐部

PS: 告别贴，转自本人github https://github.com/NodeBE4

PPS: 要干货的，先花七个月或者五个月干完本课

Hehehehe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吴国祯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国大历史》、《近代中国的出路》、《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大历史不会萎缩》

王桐龄：《中国史》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此书作者晚年有过深刻的反省）、《观察中国》

《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中华民国史》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汤因比：《历史研究》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前和1500年以后的全球文明》

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道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布洛赫：《封建社会》

福柯：《规训与惩罚》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法国革命的农民问题，1789-1848年》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希尔顿：《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

希尔：《英国革命：1640年》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的历史》

哈兰：《英国宪政史》

卡莱尔：《法国革命史》、《宪章运动》

希罗多德：《历史》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

拉斯维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密尔：《代议制政府》、《论自由》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潘恩：《人权论》

《第三波：二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摩尔：《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

布热津斯基：《大失敗 ：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

福山：《历史的终结》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

萨托利：《民主新论》

洛克：《政府论》

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

柏拉图 《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马基雅弗利：《君主论》

卢梭：《社会契约论》

柏克：《法国革命论》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古德诺：《政治与行政》

拉斯基：《国家的理论与实际》

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民主及其批评者》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

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

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

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

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

德热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韦伯：《经济与社会》

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

马利旦：《人和国家》

霍布斯：《利维坦》

边沁：《政府片论》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

赫尔德：《民主的模式》

沃伦：《民主与信任》

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阿克顿：《自由史论》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

佩迪特：《共和主义》

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亚当·斯密《国富论》

萨缪尔森《经济学》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罗斯托：《富国与穷国》、《经济成长的阶段》

科斯：《企业的性质》

萨克斯：《贫穷的终结》

斯蒂格里茨：《政治与市场: 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梅耶：《法和经济学》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罗伯特等：《经济学的秘密》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百年中国经济史》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罗宾逊夫人：《现代经济学导论》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

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

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

曼昆：《宏观经济学》

张五常：《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 及其方法》（综合法学派）

哈耶克：《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

丹宁：《法律下的自由》、《变化中的法律》、《通向公正之路》、《法律的训诫》、《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的未来》、《最后的篇章》、《法律的界碑》（一个大法官的司法实践之作）

孟德斯鸠：《沦法的精神》（三权分立首次问世）

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

哈特：《法律的概念》（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自然法学派）

德沃金：《法律帝国》、《认真看待权利》、《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自然法学派）

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社会法学派）

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社会法学派）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法理学问题》（经济法学派）

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制度法学派）

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批判法学运动）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刑法学的鼻祖）

戴雪：《英宪精义》（宪法学额鼻祖）

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国际法的鼻祖）

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杰佛逊：《杰佛逊文选》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

牧野英一：《法律上之进化与进步》

梅利曼：《大陆法系》

弗里德曼：《法律制度》

贝靳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

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

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

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

西塞罗：《论法律》

奥古斯汀：《上帝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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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在现当代中国学界，主要强调租佃关系（地主-佃农关系）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古汉语中“封建”主要指“封邦建国”）。虽然存在术语的混用，但这并不重要，真正的问题是，**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关键在哪里？真的在于废除租佃制（所谓“反封建”）吗？**秦晖并不认为如此。例如，他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考察了关中农村，那里地权非常分散、近乎“无地主”，但却具有意识形态所称的“封建社会”一切弊病——所以，租佃关系发达并非传统社会的必要条件。

• 秦晖提出假设：传统社会的本质不在于经济租佃关系，而在于个人受到身份性共同体的束缚，而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从共同体的强制性依附关系中解放个人，使人们能够以自由契约方式发展社会联系。

注：秦所言“身份性共同体”，是指不自由的依附关系，例如农奴制庄园是“身份性共同体”，但自由雇佣制的企业则不是；身份性的部落或村社是，自由迁徙者的社区则不是；能够惩罚异端的教团是，信仰自由的教会则不是；“贼船好上不好下”的会党是，而自由公民的政党则不是。

• 秦提出“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概念。小共同体，例如孔子怀念的“三代”，或西方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常披着“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也即社会遵循伦理原则运行），但那只适用于交往半径较小的社会。在大范围的陌生人社会中，要维持某种不自由的“共同体”存在，更多地需要一种冷酷的、非契约性的制度化约束。

  • 西方传统社会有强大的小共同体。西方人走出其传统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自由契约取代不自由的小共同体的过程，常通过“市民与王权的联盟”首先摆脱小共同体本位，然后由自由契约取代王权，实现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强大的大共同体，即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如果在中国过分强调自由契约与小共同体的对立、过早撕掉“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只会使个体暴露在大共同体的制度化约束之下，并且因为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状态而无法摆脱大共同体的约束。
    
    
    

第一论：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

• 学界很多人关于传统乡村的认识范式为：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 对应马克斯韦伯所谓传统中国的“有限官僚制”。

  • 很多学者强调国家/皇权-宗族/绅权的二元模式，即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制”秩序或国家力量，以皇权为中心，是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以宗族为中心，每个宗族和村落作为天然的"自治体"结为蜂窝状结构。皇权或国家权力在民间是“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绅权”或宗族权力才是有实际影响力的。

  • 以“国家-宗族”二元模式来看中国历史，可能导出两个推论：或强调文化特殊论，以“宗族自治”来排斥“西方”的法治与公民权观念；或强调国家对基层的控制，来论证中央集权是向“现代化”迈进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

• 然而秦晖认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宗族化”并不像学界认为的那么广泛深入；中央集权帝国的基层统治基础并非自治的宗族社会，而是编户齐民组成的“吏民”社会。“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以及“国家-宗族”二元社会理论存在实证问题。

  • 秦研究了东汉末年魏晋时期长沙郡赋税户籍档案（长沙走马楼吴简），发现基层社会呈现出以下特点：(1)当地不存在宗族组织，多姓杂居、散居而非同姓族居；(2)国家权力下乡，并无“乡村自治”，基层机构复杂，多乡吏，进行租税役调的课征、户籍管理和文化管制（如禁止私人办学），科层式对上负责，乡吏如有过失则对官府负责。

  • 尽管魏晋时期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世家大族最盛的时代，但朝廷有能力控制的乡村基层社会依然是一个“编户齐民”的、非宗族化的“吏民”社会。世家大族则是朝廷控制不了、或只能实行间接统治的地方。但与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的说法相反，世家大族的活动其实是“县以上”的高层政治现象，与“县以下”的平民社会几乎无关；国权归大族，宗族不下县，县下唯编户，户失则国危，才是真实的传统。

  • 王朝稳定的时代，“国家”势力更大，非宗族的“吏民”社会特点显著。秦汉至唐宋存世档案有几百个村庄的记录，包括湖南、湖北、四川、中原、河西走廊等。从内地到边疆，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全是非宗族化的乡村（小家庭、多姓杂居，没有一例聚族而居或大姓居优的）。私社也一般是非宗族组织，围绕具体的事务（如佛事、丧葬事务）形成。

  • 春秋以前中国是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以族姓为地名很常见。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非族姓化了。用姓氏命名乡村的现象，隋唐始见其萌，宋代兴起，至明清、尤其是清代才大为流行。

  • 明清亦有地区差异。如民国时东南沿海较为盛行一姓聚居或大姓居优的聚落模式，华北、关中则仍然以多姓杂居、宗族不兴为特色。

• 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限制了国家权力的延伸，但其实，相对能够凭借制度化权力组织调动各种资源的统治机器而言，技术条件对民间远距离交往的限制才真正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是统治权力还有意限制这种“串联”。

总结：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乡村基层被国家权力通过编户齐民/“以吏治民”体系控制，血缘共同体（家族/宗族）无法、也不被允许提供乡村“自治”资源，更谈不上以这些资源抗衡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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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论：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 从先秦直到明清，一直有是否要“抑兼并”（即抑制土地、财产的吞并和集中）的争论。当代一些学者把兼并之争看作是经济思想领域中“国家统制派”（抑兼并）与“自由放任派”（不抑兼并）之争。

• 秦晖认为，汉以后的经济问题上有两种政策传统，一为“道儒”，二为“法儒”。“道儒”源出先秦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主张“不抑兼并”的自然主义；“法儒”源出先秦法家的“有为”信念，主张“抑兼并”的经济统制主义。

  • “抑兼并”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不患寡而患不均”，抑制兼并可以促进平等；二是财政方面的，即国家应该“利出一孔”（即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才能“富国足用”（即增加财政收入）。前一理由源出早期儒家，后一理由源出早期法家，这也是在这一问题上儒法能合流而构成“法儒”的主要原因。总之，法儒一支，法家与儒家都同意抑制兼并以维护宗法共同体，其分歧在于：儒家倾向于以宗法礼义伦理来阻遏兼并，而法家多主张用刑罚和行政手段来打击兼并。正如汉以后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儒表法里”的一样，“抑兼并”通常说的是道义理由，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

  • “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是“官不与民争利”，它与先秦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理论有关。至于“官”是什么，有两种解读：“官”可以指“公家”（朝廷），也可以指权贵。于是，“官”不与“民”争利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国家不与私人争利；二是权贵不与平民争利。“不抑兼并”的实际理由通常是基于第一种解读，也即论者多是等级制拥护者，反对“抑兼并”实际上是害怕权贵被朝廷抑制，而反对“官与民争利”是害怕朝廷和权贵竞争。而“不抑兼并”的结果通常是“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 所以，“法儒”对于兼并的态度是，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抑制民间和权贵的经济力量。所谓“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而“道儒”对于兼并的态度是，放松中央集权控制，增加权贵和地方势力的经济力量。

• 传统中国的主流是一个“大共同体本位”的文明，除了东汉之外，国家对“兼并”一直无所作为的情况很少见。更常见的是：“不抑兼并”导致权贵势力膨胀，威胁中央集权；“抑兼并”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扩张，竭泽而渔，国富民穷；于是朝廷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直至危机日重而终于崩溃。

• 秦晖认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兼并”与其说是富民兼并贫民，不如说是有权者兼并无权者（包括无权的富民）、权贵兼并平民、统治者兼并所有者。因此，梁启超等人在王安石的“抑兼并”政策中看到了“国家自为兼并”（例如利用官办经济、特许商户进行垄断经营），而在司马光的“不抑兼并”中也可以发现针对平民的抑制，例如认为“贵贱天之分”，官员权贵在经济上享有特权。

• 秦晖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育出近代经济，甚至历代王朝之所以未能免于崩溃，并不是由于对“兼并”抑制得不够或者抑制得太过分，或者国家过于“有为”（国家干预）或者“无为”（自由放任）。根本的问题是，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而这是建立近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也是使传统经济、传统国家走出“繁荣-崩溃”往复循环的怪圈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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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论：“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

• **“中国传统究竟是什么”**这一事实判断是近现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主题，也是“应该肯定还是否定传统”这一价值判断的基础。

  • 一种主流（官方）的认识范式是，中国传统社会是基于土地私有制和地主佃农生产关系的“封建社会”，土地兼并—农民战争的叙述模式被用以解释历史上王朝更迭的周期性动乱。对这种“传统社会”的反对导致了旨在消灭“地主阶级”、实施土地国有化的“土地革命”。

  • 另一种主流的认识范式是，中国传统社会是基于宗法伦理、重视家族和谐而反个人主义的“儒家文明”。这一范式在改革开放后复兴，成为排拒“西化”的思想武器。对这种“传统社会”的反对引出了倡导个性解放、自由主义的运动，而对这种“传统社会”的推崇引出了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传统复兴运动。

  • 这两种认识范式都无法解释五四以来具有激进自由主义色彩的“反传统运动”为何会导向比传统社会更反自由的极权社会，并同时迸发了向（法家）传统回归的热情。秦晖认为，传统社会的本质其实是大共同体亢进、小共同体虚弱的“伪个人主义社会”。

• 强调乡村宗族作为小共同体的自治（相对于国家干预）与和谐（相对于个性和内部分化）并将其视为华夏文明特性所在，是主流对中国传统社会认知的共同点。然而从中国历史来看，由汉到清的统治精神（除了魏晋以后一个时期外）仍然是“大共同体本位”的，小共同体并不发达，个人权利更是备受压制。

  • “儒家文明”的认识范式认为，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家族本位、具有价值观共识、实施高度自治的小共同体，国家政权力量只延伸到县一级，本地士绅的权力制衡着皇权（国家权力）的向下延申；儒家学说即反映了乡土社会的特性，以家拟国，实现了礼法一体、君父一体、忠孝一体，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即所谓“中国特色”，与“西方传统”的个人本位文化相对。持此种视角的包括新儒家、后现代主义、乡村建设派、社会学者（例如提出“中国是有限官僚制”的韦伯）等等。

  • 但秦晖认为，认为中国是皇权不下乡、社区自治的小共同体本位社会，并不合理。这种范式无法解释屡屡发生的“农民战争”。历代农民战争极少以反抗租佃土豪为旗号，反而经常出现“不当差，不纳粮”“三年免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类反抗国家权力的口号。俗语历来有“官逼民反”而从无“主逼佃反”之说，类似《水浒》中描写的庄主率领庄客造朝廷的反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真是社区自治，国家权力无法涉及，农民战争为何多是直接反抗国家政权，又怎能突破社区范围而在全国水平上发生？

  • 秦开创了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的法家传统，压制小共同体，提倡个人“私有制”（如父子异财、夫妻异产），看来似乎十分现代化，但这只是“伪现代化”，因为小共同体的解体并非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所致，而是由大共同体的膨胀所致，其间更无公民权利生长的余地。宗族在法家传统下的衰落并没有导向更多的个人权利，反而导向“暴秦苛政”对个人权利的极度压制。汉承秦法。以礼入法（或曰法律儒家化）则发生在曹魏至唐宗族兴起、大一统帝国解体、小共同体（门阀士族宗主）兴盛的背景下。从北魏废宗主督护直到唐宋帝国复兴，中国出现了“儒表法里”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大共同体一元化传统（表面上承认多元权威如皇权、族权、父权，实际独尊皇权；口头伦理中心主义，实际权力中心主义；表面官吏儒化，其实儒学吏化；表面崇尚大家族，实际刻意打压限制；维持小共同体的宗法式法律内容逐渐虚化，维护皇权和一元化大共同体的内容逐渐实化），这一传统延续至明清。科举制即是“儒表法里”的一大制度创新，它与秦的军功爵制度只是所测之能不同，以科举制类比现代文官制度也是一种“伪现代化”。

  • 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小共同体认同和有实权的自发村社组织，如在北方倡导“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所说：“中国人切己的便是身家，远大的便是天下了。小起来甚小，大起来甚大……西洋人不然。他们小不至身家，大不至天下，得乎其中，有一适当范围，正好培养团体生活”。中国缺少传统欧洲那样的村社、采邑、教区、行会和家族，土地分授、迁徙限制、租庸调都不是村社而是国家行为。正如苏联和中国土改中遇到的不同阻碍力度所示，“私有化”的中国农民反而比有村社传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俄国农民更易于“集体化”。中国农民在历史上面临的更多桎梏在于国家的土地统制，如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等。

• 近古-近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小共同体——主要体现为宗族，既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发达（由于强势国家权力的制约和打压），也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传统”（例如清末立宪派团体与宗族联合推动自治）。

  • 与前近代西方相比，中华传统帝国的统治秩序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而非“宗族主义”特征。传统中国并非一个宗族社会，反而是一个“反宗法的臣民社会”。首先，古代中国实施编户齐民制，具有非常严密的基层控制网络，例如汉代出土资料显示，“一里为户仅数十，设职不下20个”，显示了国家权力对基层控制的强度。其次，基层以上中央集权趋势就更明显，而中央财政汲取能力过度膨胀是很多王朝崩溃的导火索。再次，中国小农对小共同体的隶属其实比很多其他前近代文明要淡薄，对国家的隶属则更可观。宗族礼教的真正意义在于抑制个体权利，而不是想扩张“族权”，更不是支持宗族自治。近古出现的许多宗族甚至是地方官府为了便于行政管理而出面组织的“官办宗族”，乡绅也多是通过科举制依附国家权力的“国家经纪人”。历代统治者儒表法里，而法家传统是极端反宗族的，它强调以专制国家本位消除家族本位，建立不经任何阻隔而直达于每个国民个人的君主极权统治。换句话说，帝国的大共同本位不仅不容个人权利，也容不得小共同体的权利。

  • 然而近代中国的启蒙、现代化思潮中缺乏对于大共同体扼杀个人权利和小共同体权利的反思，反而将批判重点放在“强大的宗族”上。这是因为：(1)现代化思潮在救亡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发生，人们痛感国势孱弱，在强国梦中很难产生对国家主义传统的反思，例如新文化运动也是反“儒”而不反“法”，在对宗法礼教发动激进抨击的同时并未对“儒表法里”的传统作认真的清理，反而在反对宗族主义的旗号下走向了国家主义。(2)西学中存在“问题错位”，西方的近代化启蒙是针对小共同体桎梏的中世纪传统而来，许多学者把欧洲现代化过程称为“从宗族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国家主义反而是西方的近代“进步”思潮；这就导致西学中有种种国家主义思潮，加剧了传统社会批判者只反宗族主义不反国家主义的倾向。

  • 在宋元以后，宗族的兴盛程度出现了与通常的逻辑推论相反的趋势：越是闭塞、不发达的传统地区，宗族越不活跃，越外向、商品关系发达的地区反而多宗族。例如，北方农村多是多姓杂居村落，南方沿海农村多独姓聚居村；关中各县土改前族庙公产大多不到总地产的1%，而珠江三角洲各县常达30%-50%乃至更高，浙江浦江县全县地产1/3为祠庙公产，义乌县有的村庄竟达到80%。此外，明清以来还存在因大共同体本位的动摇与小共同体权利的上升而导致的宗族现象，如清中期后随着官府控制的削弱，广东民间大姓合股进行商业性沙田开发，使珠三角地区宗族势力膨胀，许多县的耕地中族产多已占一半以上，甚至高达80%。乾隆时一度企图强行推行族产私有化，但并无成效。清末立宪派的“家族自治”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人本位的共同体桎梏多种多样。个性发展往往不可能一步到位，而需要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先扩张，对更大的桎梏形成制衡与消解。

  • 例如：欧洲的行会是市场的障碍，但行会与领主的斗争为争取城市自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西方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阻碍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是依附性的采邑、村社、宗族等小共同体，此时公民（市民）可以与王权合作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建立公司、协会、社团、自治社区等契约型的组织，也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也即**“市民与王权的联盟”**。

  • 传统中国“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除了帝国解体的特殊时期（如魏晋时期）外，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领主”之弊，或者说“领主”之弊比起全能国家之弊、官府胥吏腐败专横之弊来是次要的，因而中国历史上屡见农民宁当领主“私属”而逃避为国家“编氓”的现象。因此，基于血缘、地缘的宗族、村社等小共同体组织即便内部结构仍很“传统”，但只要它对大共同体本位体制而言具有自治性，就可能成为推动市场关系与人的个性发展的有利因素。因此，中国从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进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作为中介，也即争取公民个人权利与争取小共同体权利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 例如：(1) 乡镇企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与其说是最能利用市场机制，不如说是最能摆脱行政控制；因此，无论企业产权形式如何，自治性的小共同体往往在组织方面比一盘散沙式的“伪个人主义”更为有效。苏南、内地的很多成功的乡镇企业都在乡土人际纽带深厚、行政权力弱的角落里发展起来；以“能人”为中心、以小共同体为依托的“庄主经济”是乡镇企业的通行模式。(2)“农村基层民主”实践中，社区民主的含义与其说是民选村官，毋宁说主要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使“村官”更多地体现社区立场，在政府权力面前维护村人的权益。民选村官反而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相对贫困地区进展顺利，而在东南诸省的富裕农村，许多地方的村政演变是村企合一、企业“吃掉”村级组织、“村子公司化、支书老板化”，“庄主经济”演变为“庄主政治”。(3) 80年代以来浙江等一些农村地区出现编撰“村志”“村民世系表”现象，农民的小共同体意识明显加强，还会用各种手段对政府的“禁谱令”进行抵制。

• 秦晖认为，现代化和公民社会对传统中国人与传统西方人同具吸引力，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化与公民社会都不是必然的路径。

  • 现代化基于个人本位意识和公民权利观念，现代社会的组织基于自由契约而非强制人身依附关系，在此基础上才有公民社会、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

  • 西方虽然经由“公民与大共同体（王权）的联盟”为中介实现现代化，但公民与王权的联盟可能使王权利用公民战胜领主，而导向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如16世纪的西班牙）。同样，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可能经由“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走向现代化的公民社会，但这个过程中小共同体也可以借由公民战胜王权，导向诸侯领主林立的“乱世”，开始又一轮历史循环。

  • 西方历史上，“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要避免公民被王权所利用，需要先在“传统”王权庇护之下变小共同体本位社会为公民社会，再以公民社会组织为纽带制衡王权，变王朝国家为公民国家。同理，要通过“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实现公民社会，需要先在传统小共同体基础之上变王朝国家为有公民社会组织的公民国家，再制约“庄主”。因此不能简单从西方历史类比，得出“先有（王权庇护下的）自由后有民主”；中国式的王权是无法保护个人自由的。而中国式的小共同体能否有助于“民主”，则有待于实践。

• 秦晖认为，虽然儒家思想本身不是现代化理论，但它对大共同体本位、尤其对于极端的大共同体一元化体制有解构作用，在中国的条件下并非现代化之敌人。

  • 儒家的基本价值体系中缺乏个人本位的公民权利观念，因此儒学不能取代“西学”作为现代化的主要价值资源。

  • 但是儒家价值与大共同体本位体之间的矛盾，从秦汉以来一直存在。儒家倾向于“小共同体多元化”而反对大共同体一元化（“人各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儒家的长幼亲疏贵贱之别与法家大一统下普遍奴隶制的平等（“编户”必须“齐民”，皇权管制下进行平均主义，所谓“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相矛盾。

  • 在“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条件下，出现现代公民意识与“儒家传统”的联盟并非不可能，但这种“新”儒学必须不是以解构所谓“西学”、而是以解构中国法家传统为己任，否则儒学就无法跳出董仲舒以来“儒表法里”的怪圈。

很让人思考的文章。此文中讲了好几个话题，我想先就“普世价值”这一点加以评论。

如果“普世价值”最初是随着生物性“种族”、文化性“民族”或者宗教性团体之间的冲突发生的（也即一个种族/民族/宗教进行势力范围的扩张以及殖民，另一个种族/民族/宗教努力维护自己原有的地盘），那么我认为，“普世价值”无论其内容如何，在载体上即带有群体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带有“我所在的群体比你所在的群体优越”这种假设。

我认为，无论是目前主流的反殖话语，还是极权国家对于“普世价值”的批判，从立论的逻辑来看，都是以群体主义来对抗群体主义，也即以“多元群体（文化/宗教）”来对抗殖民者的“一元群体”。因此，这些话语都喜欢强调作为某种“群体”的身份认同，并且将“普世价值”所宣称的“人类共性”（例如人应该具有某种权利，或者好的政治应该具有某种标准）贬为某个群体（“西方”）的特殊文化，称其不能代表人类整体。

一方面，他们的批判有一定的道理（而且也说服了很多人），因为族群文化宗教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不同族群文化和宗教之间也存在冲突。人作为群聚动物，会倾向于把自己所在群体的特性认同为自己的特性，并且努力维护这种认同。“族群认同”从部落时代即存在（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了），它满足了人对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需求；而这种需求直到近代现代，就体现为“地方主义”、“民族自豪感”等情绪。

另一方面，对于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的追求，也不能仅用“西方文化”来概括。人类会追求不被奴役、不被欺压，会希望不要生活在被他人控制的恐惧中。这些需求并非特定文化的产物，而是跨越文化的存在。例如，大多数人都趋利避害，在可选择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成为他人的牺牲品或者被他人控制，除非有非常强烈的理由让他不得不这么做。因此，如果“人祭”成为一种制度，无论再怎么用文化特殊性来辩护，定然是违反人性的。

因此，无论是“普世价值”还是“反普世价值”，我认为其根基都在人类的某种需求。而对于“普世价值”的重新解读，我希望或许能跳出以“多元群体”对抗“一元群体”的思维模式，而考虑为何“普世价值”与“反普世价值”的情绪都是人作为个体与群体发生联系时自然的需求，也即既想融入群体，又不想被群体裹挟。

二十大闭幕了，并无新鲜事，不过还是中国梦要接着做，中华民族继续“伟大复兴”，台独必须要“遏制”，战狼外交要坚持。

对中共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中共违背以民主自由为代表的普世价值上。而中共则反驳说，民主自由是欧洲普世价值，是殖民主义的残留，不能强加在中国头上。

我们当然知道中共的狡辩是鬼扯，但什么是普世价值仍然需要厘清。不然，有的小朋友就会中了中共的圈套，跑去支持殖民主义了（已经有不少人这么干了，虽然他们自己都不自知）。

这篇就讲一讲，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

欧美国家的领导人的演讲中，以及主流知识分子和媒体的言论中，每天都充满了对普世价值的呼吁。他们的视野经常投在非欧洲和北美国家的人权现状，贫穷和疾病，他们的口气往往是义正辞严和痛心疾首的，这些关切通常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甚至是真理。

这些言论通常可以归为三个类型：

第一，欧美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干预是为了捍卫人权，促进民主。

第二，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有冲突，但泛欧阵营要坚持自己的文明底线和普世价值（暗示其他文明欠“文明”，无“普世价值”）。

第三，坚持全球都应奉行自由主义经济规律。

人权民主的概念，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就像香港人经常怀念的），以及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为什么重要？我们如何剥离那些偏见的参数，正确地看待他们？

无论布什，克林顿、奥巴马还是川普还是拜登，他们的演讲都在不断地重复上述的主题，有时略有侧重，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主题并不是21世纪的新主题，甚至不是20世纪的发明的。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上，从16世纪起，这些主题就已经构成了为强权背书的基本说辞。而反对这些主题的论述也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有趣的是，这些为强权背书的主题，并不挑主人，也并不是西方世界强权的专属物，我们后面还会谈到，他们如何成为当代极权国家的说辞。现在还是回到普世价值的历史上来。

普世价值的历史，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就是殖民主义。这也是被中共捏造手里反复强调的“事实”。而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充分理解和分析这个事实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反方论述，才能找出中共话语中刻意忽略掉的部分，打到它的七寸。

现在运行的世界体系的构成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殖民扩张后形成的。这种扩张包含了已经被广泛批评的军事征服、经济剥削以及大规模的偏见和不公正。但还有一个常见的事实和论点也很具有说服力：殖民扩张传播了科技和文明，促进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是在当代，痛恨极权国家压迫的人们，往往会强调这一点， 并把这一点当作普世价值的表现之一。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并不想某些人想的那样光鲜亮丽，只有美好的一面。在历史上生活在殖民主义之中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们，最能感受殖民主义的好坏。今天有关殖民主义好坏的辩论，其实在16世纪就发生过，背景是西班牙队拉美地区的殖民。

哥伦布于19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之后，很快西班牙就开始在美洲传播基督教。第一个到达美洲的传教士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他1502年到达美洲，1510年被任命为牧师。他最初赞成和支持西班牙的殖民制度encomienda。在这个制度下，美洲印第安人被迫作为奴隶在西班牙人的管理下劳动，从事农业、牧业和矿业。但是在1514年，他的思想发生转变，放弃了对encomienda制度的支持。他回到了西班牙，开始谴责这一制度的不公，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Las Casas利用自己的教会身份和在上流社会的影响力，参与了多个委员会的工作，并撰写了大量书籍，以影响西班牙征服和教会的政策。一度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听取了他的建议，教皇也颁布圣谕《Sublimis Deus》，宣布不能奴役美洲印第安人，然而，在更大的反对压力之下，政府和教会的对他的支持都暂停了。

1543年，Las Casas接受了危地马拉的恰帕斯的主教职位。作为主教，他严格执行教皇圣谕《Sublimis Deus》，让当地的西班牙人向美洲印第安人忏悔，并将印第安人从encomienda制度中解救出来。1546年，Las Casas放弃了恰帕斯的主教职位，回到了西班牙。

Las Casas最大的反对者是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他在1531年写过一本书，从神学上支持殖民主义，但当时Las Casas的理念正在流行，因此他的书没有得到出版。但在他的坚持下，1550年查理五世召集了一次法庭辩论，让二人就他们的观点公开对决。这一辩论的塔题在今天仍然是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何谓“不文明”，谁有权进行干预以及如何干预“不文明”。

Sepúlveda提出了四个论点为西班牙政府的encomienda政策辩护。

他的第一个论点是，美洲印第安人是野蛮人，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除了机械技能之外，他们完全不能学习任何新的知识。他们充满恶习，生性残忍，必须要由他人来管理。

第二个论点是，印度安人进行偶像崇拜，还有人祭，这违反了神圣法则和自然法，因此必须接受惩罚。

第三点，根据神圣法则和自然法，西班牙有义务阻止印第安人造成巨大灾难对对无辜者的伤害（如人祭）。

第四，西班牙的统治有利于基督教福音传播，防止天主教牧师被印第安人杀害。

这四个论点的基本逻辑是，：我们是文明人，你们是野蛮人，有军事力量的文明人干预野蛮人，维护了普世价值，并使得传播普世价值成为可能。这是从道德层面上解读的理论。但没有写上台面的是，殖民主义的出发点以及目标都是直接的物质利益。因此反驳殖民主义的人必须要面临同时在信仰层面和物质层面进行打击的任务。Las Casas非常清楚这一任务。

Las Casas对第一点反驳是，何谓野蛮？如果一个人因为做了野蛮的事而被定义为野蛮人，那全世界到处是做野蛮事的人。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语言没有书写系统而被认为野蛮，但他的语言背后的语言逻辑并不比任何一种文字系统逊色。如果说某些极其畸形的行为是野蛮，那么这种畸形的行为在各地都被受到制约，在群体内部就能被管制。说到野蛮，罗马人也曾经把西班牙人的祖先当作野蛮人。因此，所有的社会系统在道德上大致相等，并不存在证明殖民统治合理的自然等级制度。

为此，Las Casas提出了关于管辖权的问题。他指出，在基督教的土地上居住着犹太人和穆斯林，他们需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他们并不因为遵守了自己的宗教戒律就被惩罚。对于居住在基督教土地之外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基督教国家就更管不着了。基督教的管辖权只限于异端，因为异端是违反了对基督教的教义做出过庄严承诺的人，而管不到非基督徒。如果教会对于居住在基督教土地上的非基督徒没有管辖权，那么更无所谓对万里之外从来没听过基督教义的人了。因此，进行偶像崇拜的群体也许会受到上帝的审判，但不受不实施偶像崇拜的群体的管辖。

但是当有无辜者受害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是否可以漠不关心？Sepúlveda的论断是尊重自然法，也就是基督徒有义务去阻止。这是Sepúlveda最强有力的论点。这一点似乎很难驳斥，Las Casas也没有正面硬杠，而是说，首先在解救者的选择上必须要谨慎，如果实在有必要，在有其他解决者更适合的情况下，基督教国家并不天然就拥有解救无辜者的权力。

Las Casas在解救无辜者问题上加上了一个紧箍咒：就是必须要按照最小损害原则：“我们必须要承认教会有防止无辜者死亡的义务，但必须注意适度原则，不要造成其他民族更大的伤害。”他用儿童献祭举例，首先说明这并不是所有印第安部落的习俗。即使有这个习俗的部落，儿童献祭也是非常罕见的。然而，已经发生了基督徒以阻止儿童献祭为名而攻击印第安部落，造成的儿童死亡远远大于儿童献祭，即附带伤害远远大于罪行。Las Casas认为，为了惩罚罪行而造成更多无辜者的伤亡，是有悖于正义的。Las Casas还对Sepúlveda最后一个论点进行了驳斥，即福音传播应建立在对方出于自由意志接受福音的基础上，而不是强迫对方接受。

到了20世纪，我们会发现，欧美殖民者所用的理由，与16世纪Sepúlveda的论点一模一样。1905年印度总督Lord Curzon在演讲中表示：“帝国的目的是为正义而战，憎恨不完美的、不公正的或卑鄙的，..而是记住万能的上帝把你的手放在他最伟大的犁上......你在那几百万人中的留下了正义或幸福或繁荣，一种男子气概或道德尊严…一道智力启蒙的曙光，或一种责任的激荡，而这一切以前并不存在。这就够了。这就是英国人在印度的理由。”

为了正义而战、憎恨不公和卑鄙，传播上帝的福音，为殖民地人民留下正义幸福和繁荣，给他们看什么是男子气概和道德尊严，给他们智力启蒙，如果说跟16世纪的殖民借口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更多了，而根子上的论点一点也没有变。

1945年之后的广泛的殖民地民族运动，把宣称基督教教化的殖民主义彻底抛在脑后。传播上帝福音不能再作为控制他国的理由，一种新的说辞出现了：人权。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把人权当作新的意识形态核心。该宣言几乎得到了联合国所有成员的批准。它并不构成国际法，而是体现了成员国在原则上承诺的一系列理想。

然而，此后不断有构成违反宣言的、广泛的、令人震惊的行为发生。由于大多数政府将其外交政策建立在所谓的国家间关系的现实主义角度上，尽管违反人权宣言的行为经常被援引为一个政府用来谴责另一个政府的宣传，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政府间行动是纯粹基于人权问题的。

由于政府间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几乎不存在，因此出现了许多所谓的非政府组织（NGO）来填补这一空白。承担直接行动负担的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维持人权的NGO主要有两类。一方面，是以大赦国际为代表的那种组织，目标是阻止对个人的非法监禁。它试图直接或通过国际公众舆论的压力，以促使被指控的政府改变政策。另一方面，是无国界医生组织所代表的组织，它试图在政治冲突地区直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跳过了长期以来通过国际红十字会这种类似战略盾牌的中立性措施。为了催促政府间作为，1975年美国、苏联、加拿大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上共聚一堂，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规定所有签署国都必须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但这一协议毫无约束力，一个非政府的西方机构 "赫尔辛基观察 "应运而生，负责向苏联集团的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遵守这些权利。

然而，与此同时，发生在非欧洲国家的一些情况让人重新审视人道干预。比如1975年，一个巴勒斯坦游击队劫持了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机上有许多以色列人，在乌干达政府的同意下，飞机飞往乌干达。劫持者要求释放 "以色列人质"，以换取释放以色列境内的一些巴勒斯坦人。1976年12月14日，以色列突击队飞抵恩德培机场，杀死了一些乌干达卫兵，并救出了以色列人。第二，1978年12月25日，越南军队越过柬埔寨边境，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第三，1978年10月，乌干达的伊德-阿米尔袭击了坦桑尼亚，坦桑尼亚进行了反击，其军队最终到达乌干达首都，推翻了伊德-阿明，并安排了一个新总统。

在这三个案例中，都是人道干预。第一个案例是为了解救无辜者，第二个和第三个案例是为了推翻极权。干预者都认为他们的暴力干预是在自然法的道德上是合理的，并且在舆论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反对极权，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指控对方为极权以及伤害无辜者的时候，信息的真实性。如果不确定对方是否是极权，活极权的程度，以及无辜者受害的程度，就无法应用最小伤害原则，因为没有可靠的最小伤害参照物。比如美国在海湾战争时，用的理由是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为了阻止无辜者受害而进行军事干预，但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并没有找到杀伤性武器。但他们最后帮助消灭了极权政府首脑萨达姆，算是挽回了一点颜面。

人道主义干预理由，也由此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然而违反人道的行为一再发生，如前南斯拉夫地区不断发生的各种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给当地民众带来巨大灾难。在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NGO的长期和强烈的呼吁之下，欧美国家政府进行了人道干预。但有关人道干预的管辖权的拷问仍没有停止，一如16世纪的基督教国家管辖权问题。

谁是野蛮人？是逊尼派穆斯林，还是米洛舍维奇？在干预的问题上，什么时候干预，什么程度上干预，谁可以干预？这些问题长期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答案，因此在一些暴行发生的时候，国际力量的行动显得过于迟缓，比如卢旺达屠杀，科索沃内战。

人道干预，也可以用在对内的殖民上，有关新疆的集中营，中国政府用的借口是恐怖活动泛滥，因此中央政府进行人道干预。而恰恰由于中共可以阻断消息，让是否有种族灭绝的消息无法验证。同时中共再大量放出水军引导风向，让信息验证上更加困难。无法验证真假，国际社会就无法使用人道主义借口。

说了这么多，如果说当下唯一的一个希望所在，就是信息技术的提高。目前为止，人道主义干预，在真正的暴行可以被确认的时候，遇到的阻力最小。所以习近平政权大力发展大数据监控和防火墙，是对极权保护的防患于未然。而获得普利策奖的新疆集中营数字地图，则是对中共防火墙的技术突破。本站前站长thphd有句名言“技术是最高道德”，看似是很nerdy的宣言，但也点出了技术的重要性。然而，更重要的是，技术在谁的手里。

对于人类的知识包含哪些学科和领域，众说纷纭。有人对此画出地图，以标明学科的分类和不同分类之间的联系（例如此处）。以下是学科分类的一个简化版本，原图作者为José Sánchez-Cerezo de la Fuente。

本组主要聚焦于”人类/人类社会“相关学科领域（如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见知识地图左下角），也包括”人类创造物“（如哲学、文化、宗教、艺术等）相关讨论，以及相关的生物界和物理世界的知识（例如人文物理、人类生物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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