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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评论也很有意思。
"Human Rights" as Property Rights by Murray N. Rothbard （节选）[1]
某些自由主义者们希望保护像“言论自由”这样的权利的概念，并在此同时拒绝承认私有财产的概念。但是，与此相否的是，所有“权利”的概念只有被当成“私有财产权”时才是有意义的。因为不仅没有任何“人权”不是“私有财产权”，而且当前者不用私有财产权作为标准时，会失去其绝对性和清晰性，变得模糊和脆弱。
首先，从两种意义上来讲“财产权”跟“人权”是相等的： 财产权只能为人所有，所有拥有财产的权利是只是人类拥有的权利； 其次：一个人对他自身的权利，他个人的自由，是他对他自己身体的拥有权，也是一个“人权”。但是对我们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人权”，当不以私有财产权来定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和充满矛盾，使某些自由主义者们得以“公共政策”或“公共服务”为由来削弱那些权利。正如我在另外一个著作中写道［2］：
拿言论自由这样的“人权”来举例来说。言论自由的意思是，所有人可以说任何他想说的话。但是没有被问得问题是：在哪里？在哪里一个人有这样的权利？在一个他未经允许侵入的财产之内他肯定没有这个权利。简单来说，他只有在他自己的财产内，或者在另外一个同意（作为一个礼品或者租用契约）让他使用的人的财产之内，有这个权利。事实上，那么，“言论自由的权利“作为一个单独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对他自己财产的自由支配的权利和与其他所有者做自愿协议的权利。
简单来说，一个人没有“言论自由权”；但是他的确有租借一个大厅并对进入其边界的人们做演讲的权利。他没有“媒体自由权”；但是他的确有写并发表一个传单，并卖给愿意买的人（或送给愿意接受的人）。所以，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我们有的都是私有财产权，包括做自由的契约的权利和做财产转移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构成私有财产权的一部分。除了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固有的私有财产权，这里没有一个另外多出的“言论自由权”，或者媒体自由。
此外，不用私有财产权，而用“言论自由权”来作为分析的基础，会导致困惑和对权利这个概念本身的削弱。对于这一点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霍姆斯大法官所提出的“没有人可以虚假地在一个有很多人的影院里大喊‘着火了’，所以言论自由当然权利不能是绝对的，而且必须被“公共政策”的考虑所虚弱和调整。然而，如果我们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这里没有必要的对权利的绝对性的削弱。
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大喊的人或者是一个顾客或者是剧院的所有者。如果他是剧场的所有者，那么他就是在侵犯他正在安静地欣赏表演的顾客的私有财产权，对此他已经提前收钱。如果他是一个顾客，那么他就是侵犯其他正在欣赏表演的顾客的私有财产权和剧场的所有者的私有财产权，因为他违反了他进入剧场的条件。因为那些条件一定会包括不以打扰表演这种方式来侵犯剧场所有者的私有财产权。在两种情况中，他都可以被起诉为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者。所以，当我们专注于涉及到的私有财产权时，我们会发现霍姆斯大法官的例子并不导致任何对权利的绝对性的削弱的需要。
的确，布莱克大法官，一个很著名的言论自由“绝对者”，在一个对霍姆斯大法官的“在影院里大喊着火”的论点很精准的批评中，说得很明确：他对言论自由的倡导是基于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布莱克这样说：
我昨天跟你去了一个剧院。我想如果你和我当时站起来并在影院里乱撞得话，不管我们说或者没说什么，我们都会被拘捕。没有任何人说宪法给了人们一个权利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去说任何他们想说的事情。买门票并没有买去那里做演讲的权利。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也被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的系统。我们有一个基于私有财产的系统，这意味着一个人没有权利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比方说，我会感到一些不悦如果有人来我的家来告诉我他有一个宪法上的权力来这里因为他想做一个批评最高法院的演讲。我承认人们做批评最高法院的演讲的权利，但是我不想让他在我的家里这样做。
“在剧院里大喊着火”，那真是个精彩的格言。但是你不需要大喊着火才会被逮捕。如果一个人在剧院里制造混乱，他不会是因为他喊了什么而被逮捕，而是因为他的喊叫这个行为本身。他会被赶出剧院，不是因为他所表达的任何观点，而是因为没有人想在那里听他的观点。这就是为何我会回应“不是因为他喊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喊了”
[1]https://mises.org/library/human-rights-property-rights
[2]https://mises.org/library/man-economy-and-state-power-and-market/html/c/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