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党内资历也不绝对，比如十四大李瑞环排朱镕基前面，十五大朱镕基就排李瑞环前面了。

电影《月光光心慌慌》的英文原名就叫《Halloween》

不是因該先建一個党跟中共競爭民意嗎？至少把海外的華人先團結起來吧？就好比當年的孫文在海外建黨但國內很多人支持他，中共一旦垮臺才能迅速參選，要不然中共就算某種原因垮臺產生各種新黨派依然還是原先中共那些地方大員把持，到時候和俄羅斯一樣，表面民主選舉，最後實質不還是獨裁，所以第一步是先建個党，然後讓它偉大。

大城市里哪有随便敲门要糖果的...

看名字就很吓人 :(

我发觉有糖果被下毒下药担心的似乎不止一人。看这里：Poisoned candy myths。

理论上来说，是可能出现“变态杀人狂向小孩发毒糖”这样的恶性案件的，但是确实是没有出现过（倒是有以此为借口杀人的）。我觉得可以把“万圣节毒糖”视为一个可能性大于零但很小的事件吧，可能概率要小于万圣节去参加很拥挤的聚众活动，遭遇踩踏事件。我觉得小心不是坏事，不过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有风险，这也算是一种风险衡量？如果还是觉得拿陌生人的糖太危险，那么就不参加。如果觉得风险很小活动又好玩，那么就参加。当然也可以参加之后非常小心地检查糖果包装。

未逢宋明时，无辜生红朝；吾才耽古学，汉赋唐人诗。 性好文史籍，理工非所长。格律惊甫白，辞章迈贾枚。

枯木萧索寒鸦离，黄叶零落秋意浓。 予亦皇榜失意客，遭逢悲景误功名。

禁评时代已来临，机器删封未足奇。 全家火葬权限狗，死一户口鹳狸猿。

《月光光心慌慌》才是经典

狗尾续貂一下，还得看文化水平，比如刘邦，虽然大老粗出身，但是那首“大风起兮云飞扬”着实精彩，其文化水平当今看怎么也不低于本科。而且有实力，做一件事情成一件事情，虽然过程曲折艰难。就这样，汉初劝进表也说的简单直白可谓深得识主之妙也。如果再低些……

有关【殖民日常生活】（colonize the everyday），哈贝马斯曾经提过一个概念，“生活世界的殖民”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这个概念的确是在一篇叫“内殖民理论” （the theory of internal colonialiazation）的文章中提到的，但哈贝马斯的“内殖民”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内殖民是不同的。

一般意义上的内殖民指的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将殖民主义用于民族建构，比如重组既存的语言和风俗，进行标准化，强迫不同的民族共享同一共性，消灭文化差异。

而哈贝马斯的内殖民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用法。他把世界分为生活世界 (life-world) 和系统 (system) 这两个二元对立的概念。生活世界是指日常生活领域，其中的科学、艺术、道德等领域越来越专业化，与日常实践中的传统割裂开来，科学、文化和道德以其内在的专业逻辑运作，并试图使日常生活屈从于专业标准（比如设定一个很高的道德标杆），而日常生活又习惯于依赖传统，这两者之间就出现了裂痕。在传统生活形态开始瓦解的时候，政治经济领域的系统律令就长驱直入，闯入日常生活世界，对日常生活进行殖民。

哈贝马斯所指的“生活世界殖民”，不同于欧洲于其他地方之间的殖民，或者殖民者统治被殖民者，而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问题。**资本主义让经济关系变得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国家让日常生活有了官僚体系的理性化（bereaucratic rationalization） 。不管是西方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凡是与资本主义和国家有关的地方，都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

哈贝马斯这个理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反殖民并不需要从第三世界找一套替代性的方案或者进行“去殖民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一种普世价值替代方案），因为资本主义随着全球化已经无孔不入，全世界的生活世界都在资本主义和国家有交互关系的领域中被“理性化”给殖民了。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固化的官僚体系，这种殖民甚至更彻底。生活中的各种制度、规则、监控，都是日常生活殖民的体现。从这个角度，似乎可以理解“占领华尔街运动”，这是一种抗拒生活世界殖民的方式——不是反对某些人或某个阶级，哈贝马斯淡化了阶级——而是抗拒一种体系。而在中国，微信创造了自由沟通的假象，却创造出人们对它的依赖，没有了微信中国人就断绝了外界联系，寸步难行。摄像头、信用分、健康码甚至海外警务站，都是在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对人们的生活进行着殖民。 @拿铁小鹿

谁能保证陌生人不是变态？路边随便捡来的吃的，你敢吃吗？

假设今年美国出了一个变态，在糖果里面下药了，死了两个小孩。我觉得事发后的若干年都不太有人敢过万圣节了吧。

所以我觉得万圣节这个传统可以保留下来简直是奇迹。

假设今年美国出了一个变态，在糖果里面下药了，死了两个小孩。我觉得事发后的若干年都不太有人敢过万圣节了吧。

所以我觉得万圣节这个传统可以保留下来简直是奇迹。

我觉得如果人口几万人的小城市，吃邻居的糖果的确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是在纽约、多伦多这种谁都不认识谁的大城市，吃邻居的糖果的确不一定安全。

假设今年美国出了一个变态，在糖果里面下药了，死了两个小孩。我觉得事发后的若干年都不太有人敢过万圣节了吧。

所以我觉得万圣节这个传统可以保留下来简直是奇迹。

我曾经是留学生，现在已经毕业了。

我只能流汗黄豆

谁能保证陌生人给的糖果没有下药？ 好尬，这是有被害妄想症吗？以前看你的贴就觉得有点偏激，现在算是坐实了，小黑屋可以+1了

我认为 1 要强烈支持女权，女权也是人权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能顶半边天，强烈要求习明泽当选军委副主席，彭丽媛当选人大主席！或者总理！

2 中国梦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必将在习主席的带领下繁荣富强，非习主席不可（从民粹主义舔）

3 新冠动态清零简直是一个奇迹，是世界上唯一做到的在疫情下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简直太伟大了（从后遗症角度出发，舔，保护了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生命权）

4 习主席兢兢业业反腐反贪，打虎英雄，武松也，彻底肃清了党的内部的腐败贪污份子，西方势力的代言人！伟大的让我想流泪（反腐）

5 习主席维护了祖国领土安全，必将统一祖国，名垂千古（统一香港，台湾角度舔）

6 习主席富有伟大的人格魅力，慈祥的习爷爷

7 习主席赶走了修正主义错误路线，提高了中国道德水平（打击资本的力量，维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8 习主席扶贫，使得新农村建立起来，让全国人民脱离贫困，过上了小康的日子，是人民的大救星！！！！！！

万圣节讨要糖果是现代居住环境之前发展起来的传统，其核心其实是对邻里社区的信赖。对于这个传统的质疑，其实反映的是对社区邻里关系的不信赖感。其实同理还可以延伸出：不要跟邻居打招呼，谁知道是对方是不是变态杀人狂。最好大家都低着眼睛走路，谁也不理谁。

对于现代城市公寓住宅造成的邻里疏离，美国60年代就已经有了讨论。以前的房子都是临街的，大家都有一扇窗户面向街道，间接起到了保护邻里安全的作用。此外社区也都有市集，有助于邻里相互认识。这样的环境下，万圣节去邻居家讨要糖果，没有人会觉得不安全。

而二战后集中建立起的欧美公寓住宅，以密集和彼此区隔为特征，也许保护了隐私，但不再重视邻里交流的功能，看似注重个人安全的公寓设计，反而让盗贼有了可趁之机。因为邻里之间产生了距离感，很少再有人注意整个社区的安全。

现在欧美的城市规划都很注重这一点，房子的朝向会兼顾隐私和邻里互动，此外再小的社区也会有shopping centre，除了方便居民之外还有社交功能，增强邻里关系。

士杰兄是留学生，留学生的一个问题是跟当地人交流比较少，没什么社区联系，所以会有这种讨要糖果不安全的想法。还是要多跟邻里互动，接接地气，也许想法也会不一样。

一般不愿意参加万圣节的家庭，门口会灭灯的，表示“我们不参加这活动，小东西们别来烦我”。而参加万圣节的家庭门口会开灯，放各种装饰，有的人还会穿着服装坐在门口发糖，倒是不用担心扰民。

至于糖果里有没有下药……理论上如果有一个变态杀人狂在糖里下毒大规模杀人什么的，确实有这个可能。我建议担心的家长和小朋友们可以确认糖果的包装是否能被拆开做手脚，一般封好口的糖果还是比较安全的。

从坏的方面看，我们是通过电话分手，是的，他连见我的勇气都没有。

有一次我正在你爸爸那里，你突然回家。我只好躲进卧室。那天你受了欺负跟你爸爸哭诉，你在客厅呆了两个小时，你爸爸没有想起来把我介绍给你。

傻姑娘啊。

她坐在咖啡厅靠窗的位置，不时侧头往外张望。

前几日还下了一场雪，然而春天猝不及防地就来了。阳光耀眼得好像能融化所有的云层，路边的花草树木像被口罩和居家禁令憋了许久、刚解禁的人们一样，突然没了那阴沉沉灰蒙蒙的味道，虽然还带着那么点小心翼翼，但都精神抖擞了起来。咖啡厅街对面的一棵樱花树，上次她路过的时候还光秃秃得无所畏惧，现在也绽开了一树粉嫩的花骨朵，彷佛一个顽童，突然变成了一个会对着镜子脸红的少女。

她看着樱花树，一时有些愣神。原来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樱花绽开的样子依然与她十六岁时一样。

她十六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在干什么，想什么？她已经不太记得清了。但她记得学校田径场边上有棵樱花树，每个春天，粉嫩的花瓣飘满了一侧的跑道，悠悠地，幽幽地，像在吟唱“落红不是无情物”，又或者是“良辰美景奈何天”。樱花树下，也是荷尔蒙充盈的青少年男女们相约一起窃窃私语的地方，当老师走近立刻掩耳盗铃地举高课本，假装在互帮互学。

她的中学生涯，黑黑瘦瘦，举止笨拙，半张脸被额发和眼镜覆盖。没有约过谁，也没有被谁约过。

……不对，她几乎就约了一个人。

她今天也约了一个人。

念及此，她打开手机摄像头，像照镜子一样看了看自己。屏幕上的她脸颊有点红，大概是今天的太阳晒的。

“小毛！”有人在叫她。是她学生时期的外号。

她吃了一惊，浑身一颤，条件反射地把手机往身后一藏。嗯，像工作时摸鱼被老板逮了个正着的感觉。

抬起头一看，虽然已经十年不见，但果然是他。

他胖了一圈，不复十六岁时的清瘦，不过并不臃肿。他十六岁时头发半长不短，配上一张带着黑框眼镜的消瘦的脸，好像一个怀才不遇的艺术家；现在依然是相同式样的黑框眼镜，发型倒是整齐而传统，不再离经叛道，不过发际线微微有些后退。他穿着非常休闲，不像他在个人profile页面上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样子——本来也不用正式，他们是老同学，是十几年的朋友。

“李大教授来了！”她戏谑地说。

他一个劲儿摆手：“你还不知道我，混日子而已。躺平了，早就躺平了。还是X大律师厉害，铁肩担正义，妙手著诉章。”

她笑了笑没接茬。中学的时候，开玩笑地互相吹捧曾经是他们喜欢的游戏，有时可以一玩半个小时，使劲地想各种成语典故奇词怪论来形容对方是多么聪明、博学、有魅力，让旁观他们打擂台的同学听得直做恶心状。不过现在她似乎突然失去了对这个游戏的兴致。或许是随着年龄增长，她越来越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想要什么，很多事情因为“没有目的”，于是也显得“没有意义”。或许是这样。

也或许不是。因为她突然发现她不知道自己今天的目的是什么。

他因为她的突然沉默显得有些尴尬，不过马上就笑着转换了话题：“稍等，我去点一杯咖啡。”她也笑着点头，于是气氛又恢复了正常。

她看着他慢慢走到咖啡厅前台，慢慢地看着菜单，似乎问了服务员几个问题，又慢慢地点咖啡。他一直是这样慢慢的温吞性格，从他们认识开始就是。她几乎不记得他为什么事生气或是伤心过。和他相比，她的情绪像水，平稳的时候波澜不惊，激动的时候沸沸盈盈。

过了一会儿，他捧着一碟子点心回来：“咖啡还在做。先吃点小蛋糕吧。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就几种都各买了一个。”

她笑：“谢谢你了。不瞒你说，我最近胖了不少，在节食，也吃不了多少。”

他认真地看了她一会儿，脸上显出疑惑：“看不出来。我觉得你和……以前差不多。我才是真的胖了不少。”

“一点点，不多。你以前太瘦。”她也很认真地看着他说，“心宽体胖，是好事。”

他笑了起来：“是，出来以后确实心宽了不少。哎，当初还是因为你，我才决定一定要出国的。”

她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刚上高中的时候，她是秘密的“叛逆者”，经常与同学们谈论“反动话题”，还和好友小婧一起出了一本“地下刊物”，刊名《四月樱》，主题是针砭时弊，批判应试教育，还夹杂着几首伤春悲秋的小诗。她是主编也是主笔；小婧作为第一个被她策反的坚定战友，除了写稿，还负责排版设计打印。之后她俩凑了一个月的零用钱，找学校边上的复印店印了50份，趁着没人看见偷偷放在教学楼门口的报刊架上。创刊号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至少她这样认为，因为她不久就听见班级里的同学在讨论这本“地下刊物”是谁干的。她和小婧对视一眼，两人眼里都含着笑，感觉自己是变身前隐于人群的超级英雄。

或许是刊名不吉利，这本刊物的寿命也十分脆弱。第二期的新刊“出版”后，她突然在上化学课时被叫出来，请去校长室谈话。校长室的办公桌上放着两本《四月樱》，校长室里坐着校长、班主任和一个不知是谁的人。她被轮番盘问，也被轮番教育。初冬的傍晚，天已经擦黑。班主任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和你父母打电话说了这件事。我们都是为你好。X中是重点高中，来这里不容易。你年纪还小，应该专心学习，考个好大学，不要偏激，否则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对不起你父母，也对不起你自己。”她没说话，只是把头垂得很低，暗自期盼他们能把这视为屈服的象征早点放过她。她怕自己一张嘴就会哭出来，而她不想在他们面前哭。

她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走出校长办公室的，只听到班主任在后面模模糊糊地说“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她慢慢走向校门，残阳黯淡幽冷，校园凄凉空寂。她终于再也忍不住，憋了一下午的愤怒、委屈、茫然、恐惧，随着泪水像开了闸门一般倾泻而出。她连忙捂着脸，跑到花坛后蹲下闷闷地哭起来。

哭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竟然看见他——她的同班同学、平时总是默不作声埋头看书做题的“学霸”，站在不远的地方，满面忧色地望着她。

两人视线触碰，双方都有些不知所措。最后还是他先说话了：“小婧和我说……你遇到了一些麻烦。她没法留下来等你。她被她家长抓回家了。我和她是邻居，我就是……代她在这里等你。”

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她的眼睛哭得酸痛，头痛得无法思考，胃里翻江倒海，浑身软得像被车碾过，总之像是被施了魔法，叠加了所有的负面状态。她只能默默地看着他，突然发现他的黑框眼镜后面有一双非常温柔安静的眼睛。

“你还好吗？是不是不舒服？”他听上去很担心。好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他慢慢走近，好像是想伸手扶她，但手僵在了半空。“你还好吗？”

“我很好。”她像突然回魂了似的，狠狠地擦掉眼泪；她讨厌自己软弱的样子。“我就是……不想写检查。”

他也在她身边蹲下来：“那就不写。”

“……不能不写。”

他静了一会儿，然后说：“没关系，你希望的话，我来帮你写。你照着抄就好。”

她吃了一惊，转头看着他。他温柔安静的眼睛里满是认真。他一直是个很认真的人。

他脸有点红：“我说真的。你本来就没有做错事，不应该写检查。抄的就不算你写的，就不算你‘认错’……我是说，如果你希望的话。如果你不希望那就算了……”

听着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脸上染上了窘迫，不知为什么，她心情突然好多了，那些负面状态似乎也消失了一大半。她笑了，眼里还含着泪：“好。那就谢谢学霸了。”

那天傍晚，他送她到回家的公交车站。她隔着车窗望着他招手告别。车开远了，她回头看去，他依然站在那里。

这次事件之后，她、他还有小婧成了形影不离的“三人帮”。于是她知道，小婧和他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邻居，正宗的青梅竹马。两人都是高知子女，父母是同事。《四月樱》的封面——一副颇有水墨画风格的樱花图，就是小婧央着他帮忙画的。三人的相处模式很有意思：她和小婧凑在一起就喜欢谈论时事和八卦，他这时总是一言不发，最多在一边点点头或摇摇头；在说到其他话题时，他倒是经常会说几句。

“太可惜，你们不继续出刊物了。”他说。那时她们三人正坐在花坛边上，每人捧着一本厚厚地习题集遮在脸前，好像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港湾，把全世界的窥探和恶意都挡在了外面。

“我可不想再被我爸我妈唠叨了。你可不知道他们说了多少次‘别用鸡蛋碰石头’！我耳朵里的老茧还没退，现在看到鸡蛋还恶心呢。”小婧嬉皮笑脸地说，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在意了。

她拍拍小婧的肩膀。她父母倒是没有多唠叨她。父亲坐在一边抽烟，母亲则是说了几句就潸然泪下：“你搞这种事干什么？好好的掺和政治干什么？你舅舅当年......现在还经常被派出所找，连出国都出不去......妈妈求你了，不要再搞这种事了，好不好？”

“我明白。”他低下头叹息地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创刊号里的诗，太美了，我当时看到就想画出来。”她脸一红，那几首伤春悲秋的诗歌是她写的。他看了她一眼，继续低下头说：“太可惜了，这么美的诗不应该有这个下场……只是一本小刊物而已……我以后一定要出国。”

这三句话跳跃很大，但是他们都听懂了。

小婧想了想，也兴致勃勃地开口：“我以后也打算出国。小毛，你呢？”

她说：“我不想出国。我想留在国内，想当记者，铁肩担道义，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

小婧噗嗤一声笑了：“还是你厉害！”随即她的脸色变得有些严肃：“你还是小心点，当记者真的吃力不讨好。别这么着急决定未来，世界大得很，先多走走看看嘛。”说着又向他努努嘴：“千万别学这位，年纪不大像个小老头，大概之后二十年都计划好了！”

没想到他还真的接口了：“是，我确实计划好了。你们出事那天，我想了很久，我要出国留学，先读本科，再硕博连读，然后找教职，尽早当上教授，就好了。”

她和小婧都有些吃惊地看着他。小婧忍不住问：“为什么？”

他叹了口气说：“终身教职，之后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小婧“啧”了一声，她脸上大概也是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他看了她们一眼，又低头说：“我……不像你们。我胆小。”

十几年后，三十岁的他顺着十六岁时的规划，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走到了他计划的终点。而她放弃了自己十六岁的理想，在国内本科就读了新闻专业之后，出国读了法学院，还留在了国外工作。

“唉，别说了。说起来当初我们三个人，你们都算‘不忘初心’，抛弃理想的竟然只有我。”她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她知道他想起了小婧。当年小婧和他一起出国留学，又去了同一个学校，并且在大学里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那之后她和他的联系也减少了。毕业后不久，双方的家人都认为他们马上会结婚，然而等来的是双方分手的消息。

“你记不记得我以前说，他年纪不大像个小老头，几十年后的事情都计划好了？”小婧后来和她抱怨说，“这不是开玩笑，真是这样！他……他人真的很好，可是和他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连下葬的时候寿衣的颜色式样都能看见！呜呜呜，我知道自己渣，可我真受不了了！”

又过了一年，小婧在极限运动的时候遇到了另一位极限运动爱好者，两人不久在一个海岛上闪婚，再不久真的环游世界去了。她也受邀参加了小婧的“潜水婚礼”。婚礼上他没有出现，只是寄了结婚礼物。

又过了一年，她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恋爱。时间不短，可惜无疾而终，唯一的收获就是在和小婧以及其他女性朋友谈感情问题的时候，因为有过切身经历，她也终于能摆出“想当年老子我”的架势了。

她和他又恢复了联系，不过两人都有默契般的，再没有谈过小婧，也没有谈过三人曾经的经历。

这次不知为什么，两人都打破了这个潜规则。

看着他的默然，她觉得自己失言了。刚想说什么补救，他已经笑着开口了：“不，其实例外的是我。你和她还有理想，我已经没有了——因为已经达成了。”

她苦笑着摇了摇头，不想再辩解理想的问题。毕竟税务律师离社会新闻记者相差的距离实在有点远。年龄对她来说像心智的照相机，让她学会了从第三者的视角观察自己。她担不动道义，也没有权利去担上别人，只能先担上她自己，走一步看一步。

这时，服务员送来了他之前点的咖啡。正如西洋谚语所说"saved by the bell"，两人的谈话却是"saved by the coffee"，借着这个机会一个急转弯，各自说起了居住地的风土人情，说起了工作中不涉及私密的趣闻轶事，还说起了这次他的旅行计划。

“我之前去了S市，之后要去P市开会，中间正好有一天可以来这里。”他兴致勃勃地说，“能有机会能见你一面太高兴了。”

“我倒觉得可惜。本来想请你吃晚饭，明天带你去看这里的风景名胜和美术馆，我觉得你肯定喜欢。谁知道你只在这里待几个小时！”

“唉，我也想多留几天，可惜这次行程是学院之前安排好的。”他苦笑，“看来当了教授也不是终点，还是马不停蹄地不能休息。”

她看着他，他的眼睛还是那么温柔安静。她突然很想问，你愿意安排自己的行程来看我吗？

然而，如果她这样问了，他会不会说：“你一定希望我来的话，我就来吧。”

或者说：“不行，我胆小。”

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她喝了一口咖啡，凉凉的。她转头看着窗外，樱花初绽的样子依然与她十六岁时一样。

明白了，谢谢。查了查瓦哈比主要在沙特。

瓦哈比，撒拉非这些是逊尼派的原教旨主义的一些分支，伊朗当局显然是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种。

求科普。

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非瓦哈比主义。

上纲上线了，只能说trick or treat是陋习。

不过我看拉美人玩的更high，比如墨西哥的The Day of the Dead (Spanish: Día de Muertos or Día de los Muertos).

吃陌生人的糖果不一定安全，谁能保证陌生人给的糖果没有下药？

挨家挨户敲门要糖，这是扰民行为，打扰人民的正常休息。

因此万圣节和中国人放鞭炮、合餐制一样，都是陋习。

哈哈，英雄所见略同。特地强调下不是小号，实在是在墙内养成的习惯，很多人见有人路见不平就会扣帽子，说你们都是小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慌张。真正有自己思考的人也不会随便扣帽子，清者自清嘛，随他们去呗。

因为工作怀孕又强迫堕胎的， 美国有专门的https://www.uscis.gov/humanitarian/victims-of-human-trafficking-and-other-crimes/victims-of-criminal-activity-u-nonimmigrant-status

Victims of Criminal Activity: U Nonimmigrant Status, 足够她在美国居住了。

nani??

那么你如何解释李鹏当总理的时候排在乔石委员长前面，李鹏当委员长的时候也排在朱镕基总理前面？

vv

@natasha 什么时候出书！

什么意思，你是说不支持IPV6的屑VPN吗？

@natasha

不断补充中……（等补完了写个总结）

历史：

• 西方世界的东方印象（一）：丝绸之国和瓷器之国
• 西方世界的东方印象（二）：中国风chinoiserie和日本风Japonisme
• “何意百炼钢，化作绕指柔“，谈谈中国古代的钢铁冶炼技术
• 华夏民族从哪里来？
• 皇汉思想的来历（1）清朝时期
• 皇汉思想的来历（2）严复与“亡国灭种”
• 鸦片在清朝是否曾经允许合法进口？
• 怎么看待鸦片战争？
• 不可知论（agnosticism）、赫胥黎与英语

政治和社会：

• 超市食品充足，春兰楼顶抗疫——上海的“波将金村庄”
• 对最新辱包单曲《可习不是尼》填词作者Ambrosia的专访
• 由奥迪汽车广告抄袭事件想到的
• 打算润的人，你准备好了吗？
• “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够理性，一下子放开选举，会不会选出个小鲜肉当总统？” --论【孔多塞陪审团定理】
• 对部署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士兵背景以及收入的分析

艺术：

• 伦勃朗的拔士巴：色情与欲望，还是屈辱与忏悔？
• 原创、挪用与NFT
• 介绍harcourtromanticist的香港后抗争时代的作品《香港明天更好》

https://2047.one/t/8355 作者：陈士杰

海外民运大概创始于1980年代初，标志性的事件是王炳章创建《中国之春》杂志。

早期海外华人社区普遍受到国民党的影响，所以普遍都是反共的。

《中国之春》当时在海外华人社区的影响，比今天中共扶持的亲共媒体和法轮功媒体加起来都大。我见过几位台湾的老立委和老国代，他们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几乎都看过《中国之春》。

民运在1980年代茁壮成长，早期中国公派的留学生，绝大部分都参与过民运活动。民运的支部在西方各大学校遍地都是，和今天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差不多。

民运的最顶峰是在六四事件，当时民运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大城市的活动，能够召集到近万人来参加。海外华人十之八九都支持民运。

民运在1990年代初期依然盛气凌人，学自联、民阵这种新型组织也给民运带来新鲜血液。

1990年、1991年的纪念六四活动，也能找到不少人来参加，非常气派。

民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邓小平保证改革开放要继续维持下去，不会回到毛泽东时代。

1992年邓小平南巡意味着六四屠杀之后的国内肃杀结束了，海外华人回国经商就业的也不少，海外民运参与者也就越来越少，尤其是大陆来的留学生，几乎都刻意迴避民运，为了就是不妨碍未来回国。可以说国内新东方崛起的时候，民运就已经不行。

民运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变质了。由于民运新人越来越少，民运人士很多又没有正规工作，所以就要给自己找钱找出路。通过民运办政治庇护的移民赚钱模式就生成了。甚至出现了民运人士拿李登辉的钱帮台湾政府做特务，这种非常荒唐的事情也发生了。从那以后，民运人士之间见面的时候，首先问“你是谁的人”，也就是拿了谁的钱，替谁办事。有的民运拿国民党的钱，就在海外华人裡面宣讲票投李登辉。也有的民运拿了民进党的钱，就在海外华人圈宣讲票投彭明敏。可谓丑态百出。总之，1990年代中期之后，民运已经没有称霸华人圈的地位。

1990年代末是民运的一个大亮点。当时美国国内在争是否要把贸易和人权脱钩，是否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当时魏京生等少数民运人士反对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但王丹等一大串民运人士支持贸易和人权脱钩，支持让中国人先富裕起来，富裕的中国人干掉共产党。但历史证明，王丹是错的。

在北京申奥成功以及奥运会举办之前，中国人权问题也是一个热点，民运当时曝光度也是挺高的，北京奥运也算是给民运强行续命。

2008年之后，民运就开始快速衰败。虽然在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中国茉莉花革命、2012年陈光诚事件等个别事件上有一些媒体版面，但这种小亮点掩盖不住衰败的大趋势。

民运的失败主要原因是中共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在1990年代以前，海外华人社团都是国民党扶持的，国民党反共，海外华人主流就是反共。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有钱了，中共就开始渗透海外华人，到今天甚至国民党都已经亲共了，海外华人大部分自然也就和民运划清界限了。现在甚至连美国主流社会都意识到中共的威胁，中共都渗透到白宫国会，民运自然也就越来越不行。

至于法轮功，其实法轮功也大不如前了，没有多少新人，大多法轮功还是十几年前来美国的同一批人。不过法轮功转型很成功，文昭这批人的出现，把法轮功从一个宗教团体，转变成了一个反共的精英群体，甚至还打入共和党内部，法轮功这一点上比民运强得多。

这就是泛泛的谈一谈，东扯西扯，写的不连贯各位请见谅。

https://2047.one/t/14415 @NoStepOnSnek

下面的评论也很有意思。

"Human Rights" as Property Rights by Murray N. Rothbard （节选）[1]

某些自由主义者们希望保护像“言论自由”这样的权利的概念，并在此同时拒绝承认私有财产的概念。但是，与此相否的是，所有“权利”的概念只有被当成“私有财产权”时才是有意义的。因为不仅没有任何“人权”不是“私有财产权”，而且当前者不用私有财产权作为标准时，会失去其绝对性和清晰性，变得模糊和脆弱。

首先，从两种意义上来讲“财产权”跟“人权”是相等的： 财产权只能为人所有，所有拥有财产的权利是只是人类拥有的权利； 其次：一个人对他自身的权利，他个人的自由，是他对他自己身体的拥有权，也是一个“人权”。但是对我们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人权”，当不以私有财产权来定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和充满矛盾，使某些自由主义者们得以“公共政策”或“公共服务”为由来削弱那些权利。正如我在另外一个著作中写道［2］：

拿言论自由这样的“人权”来举例来说。言论自由的意思是，所有人可以说任何他想说的话。但是没有被问得问题是：在哪里？在哪里一个人有这样的权利？在一个他未经允许侵入的财产之内他肯定没有这个权利。简单来说，他只有在他自己的财产内，或者在另外一个同意（作为一个礼品或者租用契约）让他使用的人的财产之内，有这个权利。事实上，那么，“言论自由的权利“作为一个单独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对他自己财产的自由支配的权利和与其他所有者做自愿协议的权利。

简单来说，一个人没有“言论自由权”；但是他的确有租借一个大厅并对进入其边界的人们做演讲的权利。他没有“媒体自由权”；但是他的确有写并发表一个传单，并卖给愿意买的人（或送给愿意接受的人）。所以，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我们有的都是私有财产权，包括做自由的契约的权利和做财产转移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构成私有财产权的一部分。除了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固有的私有财产权，这里没有一个另外多出的“言论自由权”，或者媒体自由。

此外，不用私有财产权，而用“言论自由权”来作为分析的基础，会导致困惑和对权利这个概念本身的削弱。对于这一点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霍姆斯大法官所提出的“没有人可以虚假地在一个有很多人的影院里大喊‘着火了’，所以言论自由当然权利不能是绝对的，而且必须被“公共政策”的考虑所虚弱和调整。然而，如果我们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这里没有必要的对权利的绝对性的削弱。

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大喊的人或者是一个顾客或者是剧院的所有者。如果他是剧场的所有者，那么他就是在侵犯他正在安静地欣赏表演的顾客的私有财产权，对此他已经提前收钱。如果他是一个顾客，那么他就是侵犯其他正在欣赏表演的顾客的私有财产权和剧场的所有者的私有财产权，因为他违反了他进入剧场的条件。因为那些条件一定会包括不以打扰表演这种方式来侵犯剧场所有者的私有财产权。在两种情况中，他都可以被起诉为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者。所以，当我们专注于涉及到的私有财产权时，我们会发现霍姆斯大法官的例子并不导致任何对权利的绝对性的削弱的需要。

的确，布莱克大法官，一个很著名的言论自由“绝对者”，在一个对霍姆斯大法官的“在影院里大喊着火”的论点很精准的批评中，说得很明确：他对言论自由的倡导是基于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布莱克这样说：

我昨天跟你去了一个剧院。我想如果你和我当时站起来并在影院里乱撞得话，不管我们说或者没说什么，我们都会被拘捕。没有任何人说宪法给了人们一个权利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去说任何他们想说的事情。买门票并没有买去那里做演讲的权利。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也被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的系统。我们有一个基于私有财产的系统，这意味着一个人没有权利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比方说，我会感到一些不悦如果有人来我的家来告诉我他有一个宪法上的权力来这里因为他想做一个批评最高法院的演讲。我承认人们做批评最高法院的演讲的权利，但是我不想让他在我的家里这样做。

“在剧院里大喊着火”，那真是个精彩的格言。但是你不需要大喊着火才会被逮捕。如果一个人在剧院里制造混乱，他不会是因为他喊了什么而被逮捕，而是因为他的喊叫这个行为本身。他会被赶出剧院，不是因为他所表达的任何观点，而是因为没有人想在那里听他的观点。这就是为何我会回应“不是因为他喊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喊了”

[1]https://mises.org/library/human-rights-property-rights

[2]https://mises.org/library/man-economy-and-state-power-and-market/html/c/434

https://2047.one/t/17462 @deepl

下面的评论亦值得一读。

Punishment and Proportionality

本文节选自《自由的伦理》第13章。

作者：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自然法理论家，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

自由意志主义政治理论中很少有比惩罚理论更令人不满的地方。通常，自由意志主义者满足于主张或发展这样一个公理，即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人身或财产；但对侵犯者可以采取什么制裁措施，几乎没有任何论述。我们提出这样的观点：罪犯失去权利的程度取决于他剥夺另一个人权利的程度，也即“相称性”（proportionality）理论。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阐述这种相称性惩罚理论可能意味着什么。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比例原则是对罪犯的最高惩罚，而不是强制性惩罚。在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中，正如我们所说，争端或诉讼只有两个当事方：受害者（或原告），和被指控的罪犯（或被告）。原告在法庭上对被告提出指控。在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世界里，不会有针对定义不清的“社会”的犯罪，因此也不会由“地区检察官”来决定一项指控，然后对被指控者提出这些指控。相称性规则告诉我们，原告可以从被定罪的施害者那里最多获得多少惩罚；它规定了在惩罚者本人成为侵害者之前可以施加的最大限度的惩罚。

因此，应该很清楚，根据自由意志主义法律，死刑必须严格限制在谋杀罪上。因为只有当一个罪犯首先剥夺了受害者的生命权时，他才会失去生命权。而对于一个泡泡糖被盗的商人来说，处决被定罪的泡泡糖盗贼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他——这个泡泡糖商人——将成为一个杀人犯，他可以被泡泡糖盗贼的继承人或委托人带到法庭上来。

但是，在自由意志主义法律中，不会强迫原告或其继承人执行这一最高刑罚。例如，如果原告或其继承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赞成死刑，他可以自愿免除施害者的部分或全部惩罚。如果他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完全反对惩罚，他可以直接原谅罪犯，这样就可以了。

或者——这在古老的西方法律中有着悠久而光荣的传统——受害者或其继承人可以允许罪犯赎买他的部分或全部惩罚。因此，如果基于相称性，受害人可以将罪犯送入监狱十年，那么如果受害人愿意，罪犯可以向受害人付款以减轻或消除这一刑罚。比例理论只提供了惩罚的上限，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受害者可以合理地施加多少惩罚。

在谋杀案中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受害者的继承人可能在追捕凶手方面不够尽责，或者不适当地倾向于让凶手通过赎买的方式抵消惩罚。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遗嘱解决：人们在遗嘱中说明他们希望对可能的谋杀者施加何种惩罚。信奉严格报应的人和反对一切惩罚的托尔斯泰的人都可以准确地实现他们的愿望。甚至，死者可以于生前在遗嘱中规定，他加入的一家犯罪保险公司将成为对其可能的凶手的起诉人。

那么，如果相称性规定了惩罚的上限，我们如何确定相称性本身？第一点是，惩罚的重点不应是偿还对“社会”的债务，不管那意味着什么，而是偿还对受害者的“债务”。当然，偿还债务的第一步是试图追获损失。这一点在盗窃案中很明显。如果A从B那里偷了15000美元，那么A的第一个，或者说最初的一部分惩罚必须是将这15000美元归还到B的手中（加上相关损失赔偿、司法和警察费用，以及损失的利息）。

假设盗贼已经花掉了这笔钱（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自由意志主义惩罚的第一步是强迫小偷工作，并将随后的收入分配给受害者，直到受害者得到赔偿。那么，理想的情况是将罪犯置于被受害者奴役的状态，罪犯将处于这种合理的奴役状态，直到他赔偿了他所伤害的人的损失。

我们必须注意到，强调追偿损失的惩罚与目前的惩罚截然相反。现在发生的情况是以下的荒唐事：A从B那里偷了15000美元；政府追查、审判并给A定罪，所有这些都需要B付出代价，因为B是这个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众多纳税人之一。然后，政府没有强迫A补偿B，也没有强迫B工作直到还清债务，而是强迫B——也就是受害者——交税来支付罪犯在监狱中度过十年或二十年的费用。这种惩罚的正义究竟在哪里？受害者不仅失去了他的钱，而且还为抓捕、定罪、支持罪犯的监狱生活付出了更多的钱，只为了某种可疑的刺激感；罪犯仍然被奴役，但不是为了补偿受害者这个良好目的。

以赔偿受害者为优先的原则在法律上有很多先例；事实上，这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原则，随着国家对司法机构的扩张和垄断，这项原则也逐渐消失。例如，在中世纪的爱尔兰，国王不是国家元首，而是“犯罪保险人”：如果有人犯罪，首先是国王向受害人支付“保险 金”，然后再迫使罪犯向国王支付赔偿金（向受害人的保险公司赔偿完全来自向受害人赔偿的理念）。

在美国殖民时代，许多地方由于太穷，负担不起监狱这种作用可疑的奢侈品，小偷被法院“租借”给他的受害者，并被迫为受害者工作，直到他的“债务”得到偿还。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监狱会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中消失，但它们无疑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它们的主要目标是迫使罪犯向其受害者提供赔偿。

事实上，在中世纪，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是惩罚的主要概念；只有当国家越来越强大时，政府当局才会越来越多地介入赔偿过程，越来越多地将罪犯的大部分财产没收为己有，而留给不幸的受害者的则越来越少。事实上，随着重点从赔偿受害者（也即罪犯对受害者的补偿）转移到惩罚“反对国家”的所谓罪行，国家施加的惩罚变得越来越严厉。正如二十世纪初的犯罪学家威廉姆-塔拉克（William Tallack）所写的那样：

主要由于封建男爵和中世纪教会势力的暴力贪婪，受害方的权利逐渐受到侵犯，并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权威占有。他们对犯罪者进行双重报复，将其财产收归己有而不是赔偿给受害者，然后用地牢、酷刑、火刑或绞刑惩罚犯罪者。但原始受害者实际上被忽略了。

或者，正如舍费尔教授（Professor Schafer）所总结的那样，“随着国家对惩罚制度的垄断，受害者的权利也慢慢从刑法中分离了出来。”

但是，赔偿虽然是惩罚的首要考虑因素，却很难作为完整和充分的标准。首先，如果一个人袭击了另一个人，而没有偷窃财产，那么罪犯显然没有办法进行赔偿。在古代的法律形式中，往往有罪犯必须向受害者支付金钱赔偿的表格：攻击需要付这么多钱，致残需要付这么多钱，等等。但这样的表格显然是任意的，与犯罪本身的性质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回到这样的观点，即标准必须是：罪犯所丧失的权利与他所剥夺的权利相同。

但是，我们如何衡量权利的程度多少呢？让我们回到15000美元的盗窃案上。即使在这里，简单地归还15000美元也几乎不足以弥补犯罪（即使我们加上损失费、法律费用、利息等）。首先，仅仅损失被盗的钱财显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起到对未来此类犯罪的威慑作用（尽管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威慑本身是衡量惩罚程度的一个错误标准）。

那么，如果我们说，罪犯失去的权利需要达到他剥夺受害者权利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必须说，罪犯不仅要归还15000美元，而且必须被迫向受害者再支付15000美元，这样他就反过来失去了他从受害者那里夺取的那些权利（价值15000美元的财产）。因此在盗窃案中，我们可以说，罪犯必须支付双倍的盗窃金额：一次是归还被盗金额，另一次是赔偿他剥夺他人的损失。

但我们仍未完成对犯罪所涉及的权利被剥夺程度的阐述。因为A不仅仅是偷了B的15000美元——这15000美元是可以归还的，并且可以施加同等的惩罚——他还让B陷入了恐惧和不确定的状态，这种不确定性与B被剥夺权利的程度相称。但对A的惩罚是事先固定的、确定的，从而使A的处境远远好于他原来的受害者。因此，为了使惩罚与罪行相称，我们还必须增加一倍以上的惩罚，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受害者由此罪行遭遇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性。这种额外的补偿应该是什么，我们不可能确切地说出来，这需要任何合理的惩罚制度——包括适用于自由意志主义社会的制度——尽可能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身体攻击的问题上，使受害者恢复原状不适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再次采用我们的相称惩罚标准；如果A以某种方式殴打了B，那么B就有权以更高程度殴打A（或让他被司法雇员殴打）。

在这里，可以加入允许罪犯赎买惩罚的方式，但只能作为与原告的自愿契约。例如，假设A严重殴打了B；B现在有权对A进行同样或更严重的殴打，或者雇用某人或某个组织为他进行殴打（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中，他们可能是由互相竞争的私人法院雇用的法警）。但是，A也可以试图用钱赎罪，向B付钱让他自愿放弃殴打侵犯者的权利。

因此，受害者有权根据犯罪的程度按比例进行惩罚，但他也可以自由地允许侵犯者赎买惩罚，也可以部分或完全地宽恕侵犯者。惩罚的比例水平规定了受害者的权利，即可允许的惩罚上限；但受害者决定行使多少或是否行使这一权利则取决于他自己。正如阿姆斯特朗教授（Professor Armstrong）所说：

在犯罪的严重程度和惩罚的严重程度之间应该有一个比例。它为惩罚设定了一个上限，提出了应得的东西……正义赋予适当的对象（在我们看来，就是受害者）在某种限度内惩罚罪犯的权利，但人们不一定非要惩罚到正义的限度不可。同样，如果我借给一个人钱，我有权要求他归还，但如果我选择他不用归还，我也没有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情。我不能要求对方归还超过欠款的钱，但我可以自由地少要一点，甚至什么都不要。

或者，正如McCloskey教授所说：“如果在仁慈的驱使下，我们施加的惩罚少于正义的要求，我们的行为也依然公正；但如果超过了应有的惩罚，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公正。”

许多人在面对自由意志主义的法律制度时，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是否会允许有人“自行执法”？会不会允许受害者或受害者的朋友亲自对罪犯施加惩罚伸张正义？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所有惩罚的权利都来自于受害者的自卫权。然而，在自由意志主义的、纯粹的自由市场社会中，受害者通常会发现把任务委托给警察和法院机构更为方便。

例如，假设哈特菲尔德1代谋杀了麦考伊1代。麦考伊2代决定自己寻找并处决哈特菲尔德1代。这很好，只是就像上一节讨论的警察胁迫的情况一样，麦考伊2代可能不得不面对被哈特菲尔德2代在私人法庭上指控为谋杀的前景。关键是，如果法院认定哈特菲尔德1代确实是凶手，那么在我们的设计中，除了公众对执行正义的认可之外，麦考伊2代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对哈特菲尔德1代的原始谋杀进行定罪，或者确实是哈特菲尔德家的其他人或某个陌生人犯下的罪行，那么麦考伊2代就像之前提到的“警察入侵者”的情况一样，不能恳求任何形式的豁免；他会成为一个谋杀犯，可以在愤怒的哈特菲尔德继承人的要求下被法院处决。

因此，正如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中，警察会非常小心地避免侵犯任何嫌疑人的权利——除非他们绝对相信他有罪，并愿意为这一信念拿自己的身体冒险——也很少有人会“自行执法”，除非他们也同样相信对方绝对有罪并愿意为误判付出代价。此外，如果哈特菲尔德1代只是打了麦考伊1代，然后麦考伊杀了他作为回报，这也会让麦考伊作为一个谋杀犯受到惩罚。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将倾向于让法院来执行正义，而法院会根据类似现在适用的证据规则、审判程序等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将被社会接受为诚实的、并且是可以实现的最好结果。

很明显，我们的比例惩罚理论——也即人们可以根据侵犯了他人权利的程度而受到相应惩罚——坦率地说是一种报应惩罚理论，一种 “以牙还牙（或两颗牙）”的理论。“报应理论”在哲学家中的声誉很差，他们通常很快就把这个概念斥为“原始”或“野蛮”的，然后竞相讨论其他两种主要的惩罚理论：威慑和改造。但是，仅仅以“野蛮”来否定一个概念是不够的；毕竟，在这种情况下，“野蛮人”有可能找到了一个比更现代的信条更优越的概念。

H.L.A. Hart教授将我们在这里提倡的“最粗糙的形式”的相称性（“赎罪法则”，lex talionis）描述为：

罪犯做了什么就应该对他做什么的概念。只要对惩罚的思考是原始的——事实上往往是原始的——这种粗糙的想法就会再次出现：杀人者应该被杀，暴力袭击者应该被鞭打。

但“原始”几乎不是一个有效的批评。哈特自己也承认，这种“粗糙”的形式比“比例-再分配理论”（proportionality-retributivist）这一更“精致”的版本带来的困难更少。他唯一有理有据的批评是引用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的一句话：

有许多罪行，如果应用比例惩罚原则，就会带来明显的荒谬和邪恶。盗窃不能以盗窃来惩罚，诽谤不能以诽谤来惩罚，造假不能以造假来惩罚，通奸不能以通奸来惩罚。

但这些批评几乎没有说服力。盗窃和伪造构成了抢劫，当然可以让抢劫者向受害者提供赔偿和相应的损失；在这方面不存在概念上的问题。而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通奸根本就不是一种犯罪，而且，正如下文所示，“诽谤”也不是犯罪。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主要的现代理论，看它们是否像“报应理论”那样提供了一个真正符合我们正义概念的惩罚标准。“威慑”是功利主义提出的原则，是其积极否定正义和自然法原则的一部分，并以严格的实用性取代了这些所谓的形而上学原则。在威慑理论看来，惩罚的实际目标应该是阻止进一步的犯罪，无论是罪犯本人还是社会其他成员。但是，威慑理论会带来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严重不公正的惩罚模式。例如，如果根本没有对犯罪的惩罚，大量的人就会进行小偷小摸，比如从水果摊上偷窃水果。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对谋杀的内在反对远远大于对在商店里小偷小摸的反对，因此犯更严重的罪行的可能性会小得多。因此，如果惩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犯罪，那么防止入店行窃所需的惩罚要远远大于防止谋杀，这种制度违背了大多数人的道德标准。因此，在以威慑为标准的情况下，对于小偷小摸——例如盗窃泡泡糖——必须要有严格的死刑，而谋杀犯可能只需要在监狱里待上几个月。

同样，对威慑原则的一个经典批评是，如果威慑是我们的唯一标准，那么警察或法院公开处决一个他们知道是无辜的、但他们让公众相信是有罪的人，是完全合适的。在知情的情况下处决一个无辜的人——当然，前提是这一情况可以保密——将和处决有罪的人一样，充分发挥威慑作用。然而，这样的政策也当然与几乎所有人的正义标准背道而驰。

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这种惩罚方案是怪诞的，尽管它们满足了威慑标准，这表明人们对比威慑更重要的东西感兴趣。人们会压倒性地提出反对，表示这些为了威慑而决定的惩罚尺度，或可以为威慑杀死无辜之人的结果，颠覆了我们通常的正义观。在这种设计下，惩罚不是“与罪行相称”，而是与罪行的严重程度成反比；对无辜者而不是对罪犯也可以进行惩罚。简而言之，威慑原则意味着严重违反了人们的直觉，即正义意味着对且只对有罪的一方进行某种形式的适当和相称的惩罚。

最新的、据称高度“人道主义”的惩罚标准是“改造”罪犯。这种理论认为，老式的正义观集中于惩罚罪犯，无论是为了报应还是为了阻止未来的犯罪；新的标准则人性化地试图改造罪犯，使其改过自新。但进一步考虑，“人道主义”的改造原则不仅会导致任意的和严重的不公正，它还将决定人的命运的巨大和任意的权力放在了惩罚者的手中。因此，假设史密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而琼斯从一个摊位上偷了一些水果。他们的刑期将不是按照他们的罪行比例来判的，而是不定期的，在他们所谓的成功“改造”之后，监禁就会结束。

但是，这就把决定囚犯命运的权力交给了一个所谓“改造者”的团体。这将意味着，原则不再是法律下的平等——这是正义的基本标准——也即同等的罪行得到同等的惩罚，而是一个人如果很快“改过自新”就可以只去监狱呆几个星期，而另一个人则可以无限期地留在监狱里。因此，在我们的史密斯和琼斯的案例中，假设根据“专家委员会”的意见，大屠杀者史密斯可以迅速改过自新；他在三周后被释放，得到了所谓成功的改造者的赞许。与此同时，偷果子的琼斯仍然不可救药，至少在专家委员会看来他显然没有被改造。根据改造原则的逻辑，他必须无限期地被监禁，也许要一生被监禁，因为虽然他的罪行可以忽略不计，但他始终不受“人道主义”导师的影响。

因此，K.G. Armstrong教授在谈到改造原则时写道。

合乎逻辑的惩罚模式是对每个罪犯进行改造，直到他有足够的改变，让专家认证他已经改过自新。根据这一理论，每一个判决都应该是不确定的——也许要“根据心理学家的意愿来决定”，因为对惩罚范围明确限定的原则已经没有任何依据了。“你偷了一条面包？好吧，我们必须改造你，即使这需要你的余生。”从犯罪的那一刻起，罪犯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这不是我所关心的人道主义。

从未有人像刘易斯（C.S.Lewis）那样，清晰地揭示出惩罚即改造的“人道主义”理论隐藏的暴政和严重的不公正。注意到“改造者”将他们提议的行动称为“治愈”或“治疗”，而不是“惩罚”，刘易斯说：

但是不要让我们被一个名字所欺骗。未经同意被带离我的家和朋友；失去自由；接受现代心理疗法所知道的对我的人格的所有攻击……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除非我被成功“改造”，或者我足够聪明可以欺骗他们我已经被成功改造——谁在乎这是被称为惩罚还是其他？它显然已经包括了惩罚令人恐惧的大部分因素——羞耻、流放、束缚和流失的岁月。这是极大的冤屈，但冤屈是人道主义理论所不齿的概念。

刘易斯继续展示了“人道主义者”可能会对民众实施特别严酷的暴政，因为他们要对民众进行“改造”和“治疗”。

在所有的暴政中，为了受害者的利益而实施的暴政可能是最具有压迫性的暴政。生活在强盗男爵的统治下可能都比生活在无所不能的卫道士的统治下更好。强盗男爵虽然残忍但有时还会打个盹儿，他的贪欲还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得到满足；但那些“为了我们好”而折磨我们的人，会无休止地折磨我们，因为他们这样做是得到了“良心的认可”。他们更有可能上天堂，但同时也更有可能把地球变成地狱。这种善意带来的是难以忍受的侮辱。违背自己的意愿被“治疗”某种我们可能不认为是疾病的状态，就是把我们视为那些尚未达到理智年龄或永远不会达到理智的人——我们被归为婴儿、低能儿和家畜。但是因为罪有应得受到惩罚，无论多么严重，因为我们“应该知道不该这样做”，就是被当作按照上帝形象制造的人那样对待。

此外，刘易斯指出，统治者可以利用“疾病”概念作为一种手段，将任何他们不喜欢的行为称为“犯罪”，然后以治疗的名义实施极权主义统治。

因为如果犯罪和疾病被视为同一件事，那么统治者选择称之为“疾病”的任何精神状态都可以被视为犯罪，并且被强制治疗。申辩说，令国家不满的精神状态不一定总是涉及道德败坏，因此也不一定总是应被剥夺自由，将是徒劳的。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使用的不是罪与罚的概念，而是疾病和治疗的概念……这都不算是迫害。即使治疗是痛苦的，终身的，甚至是致命的，那也只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意外；其目的只是纯粹的治疗。即使在普通医学中，也有痛苦的手术和致命的手术；在此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它们是“治疗”，而不是惩罚，所以只能由同行专家以技术为由进行批评，而不能由人作为人以正义为由进行批评。

因此，我们看到，以时髦的改造原则进行惩罚至少可以和威慑原则一样怪异，而且远比威慑原则更不确定和武断。报应原则仍然是我们唯一公正和可行的惩罚理论，而同罪同罚是这种报应式惩罚的根本。在此，“野蛮”才是正义，而“现代”和“人道主义”则变成了对正义的怪异模仿。

https://2047.one/t/18004 @deepl

选译自 https://freakonomics.com/podcast/is-the-u-s-really-less-corrupt-than-china/，访谈日期为2021年11月。此访谈提供了关于“腐败”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部分图片来源于：https://oecd-development-matters.org/2020/06/25/unbundling-corruption-why-it-matters-and-how-to-do-it/

此系列的翻译将放在“魔鬼经济学”标签下。

简介

洪源远（Yuen Yuen Ang）是新加坡裔美国人，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她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的镀金时代：经济繁荣与巨大腐败的矛盾》的书。她试图回答关于“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腐败程度很高的经济体，为何能够发展到如此之大、发展得如此之快？**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腐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而中国的腐败是出了名的高，至少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排名是这样的。一些学者认为，腐败对中国构成了生存威胁；习近平主席似乎也这样认为，所以自他2012年上任以来，领导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超过150万名政府官员受到惩处，其中数千人被送进监狱。

洪源远认为，中国今天的腐败问题与美国一个多世纪前的“镀金时代”（1870-1900）很相似。“在资本主义‘腐败’的演变中，有一个模式。腐败并不会随着国家的富裕而完全消失的，相反，它在结构和形式上有所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仍然是一个新来者。”例如，《华尔街时报》不久前报道：“131名联邦法官违反法律，审理他们有经济利益的案件。”《纽约时报》不久前报道：“会计巨头从政府内部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税收规则。”最近的一项学术分析发现，当公司把钱花在游说（lobbying）和影响力政治（political influence）上时，他们得到的回报远远大于把钱花在研究和开发上。

对腐败的定义和分类，“松绑的腐败指数”

1989年，中国的GDP是3470亿美元，而美国的GDP是5.6万亿美元。从那时起，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9%，大约是美国增长率的四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现在达到了近15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近2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腐败在中国是如此深入人心，是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它产生了特有的词汇。例如“裸官”（即在中国国内看起来一无所有的官员，实际上在海外拥有大量的财富），例如“雅贿”（指通过送艺术品古玩等方式进行行贿）。但是，这里有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在一个有如此多腐败的国家，这种增长是如何发生的？

洪源远的答案是，这与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腐败”是什么形式有关。洪源远有自己对于“腐败”的定义和分类。

腐败的常见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而这个定义通常不包括合法的影响力政治（influence politics）。我的定义比这更广泛：只要有足够大的权力能够影响或支配游戏规则，就开始有了腐败的可能性。

我提出了四种类型的腐败，这四种类型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划分。**首先，腐败是否涉及精英。第二，腐败是“盗窃”还是“交换”。**首先，与盗窃有关的腐败，可以分为小偷小摸（petty theft）和重大盗窃（grand theft）。小偷小摸就像敲诈——例如一个警察拦住你，抢走了你的200美元。重大盗窃如贪污——尼日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数十亿美元被从国库吸走。然后，我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交易型腐败：第一种我称为“加速费”（speed money），即为了克服政策限制导致的延误和困扰，而向中低级官员行贿；另一种我称为“准入费”（access money），支付给有权有势的官员，不是为了克服繁文缛节，而是为了在他们那里进行特殊交易。

如果把这些类型的腐败比作药品……小偷小摸和重大盗窃就像有毒的药品，如果你服用这种药物，肯定会损害你的健康……“加速费”就像止痛药，它们通过克服各种政策性的限制规定帮助你缓解头痛，但它们不能帮助你快速增长肌肉，也就是不能帮助你发展你的业务。而“准入费”是资本主义的类固醇，能帮助你快速增长肌肉，帮助你完成超人的壮举，但它们有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只有在经济熔断的情况下才会爆发。

我们实际上可以在今天的中国看到所有这些副作用。它们包括极端的不平等，任人唯亲，还有政策扭曲。例如，在中国，大量资金被投入到高档房地产市场中，而经济适用房却被忽视了。中国的增长模式在2000年代从制造业转向建筑业、债务和房地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资本家贿赂政府官员，以获得便宜的土地、贷款、建筑项目……今天，当我们看到恒大危机时，这一切都很合理。它长期以来一直在酝酿之中。

恒大集团（Evergrande Group）是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中国2800多个城市拥有1000多个项目。房地产开发对中国经济繁荣的作用怎么说都不过分：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的比值高达30%；在美国，这一数字为13%。但中国约有20%的住房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恒大是这场房地产盛宴中最大的参与者，他们一直在努力偿还债务。据报道，恒大欠中国大约170家银行和全球另外120家贷款机构3000多亿美元的债务。恒大的倒闭可能会引发危机；一些小型开发商已经违约，其他开发商也可能处于违约边缘。

如果你阅读美国历史，在19世纪，美国有五次这种类型的危机。五次! 每20年就有一次……（而恒大的危机）很多人称它为“雷曼兄弟时刻”。

洪源远认为，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倒闭，以及引发大衰退的2007-2008年金融危机，部分是由她所谓的“准入费”所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论文显示，在2000-2007年的美国，政治游说行为与更多的风险贷款和更高的违约率有关。该研究还发现，曾向政府游说的公司更有可能在经济危机后收到救助款。

访谈提到，洪提出的“松绑的腐败指数”（Unbundled Corruption Index）——也即将“腐败”分为四种类型并将在某些国家合法的行为（如作为“准入费”的游说）囊括在内——还没有被主流学界接受。

我无法将它在期刊上发表。……审稿人对“松绑的腐败指数”感到非常生气。我们知道审稿人都很挑剔，这很正常，但他们不仅仅是挑剔，他们是真的很生气，试图抛出所有可以想到的理由来阻止它。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知道，哦，我正在做的事情冲击了他们个人的东西，也许他们自己一直在使用腐败的传统衡量指数，也许他们已经使用传统指数进行了论证。当然，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研究受到挑战。

中国和美国“松绑的腐败指数”

洪源远认为，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可能有误导性，因为它“掩盖了腐败有不同类型的事实”。洪源远想要的是一种能衡量四种不同类型的腐败的方法——小偷小摸、重大盗窃、加速费和准入费——她想为每一种“腐败”计算出单独的分数。她还想改进用于生成这些腐败分数的调查数据。因此，她开始自己收集数据。因为她是一个研究人员，而不是一个全球机构，所以她只关注了15个国家（【注】15国四种腐败类型的分数附在文尾，下图为中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尼日利亚和美国。

左上角：小偷小摸；右上角：重大盗窃；左下角：加速费；右下角：准入费

我采访了那些有某个国家专业知识的人，包括教授、记者、有10年以上经验的商业主管。我没有要求人们用一个过于宽泛的问题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而是为他们描述了一个情景，例如：“某某与某位政治家关系密切，因此，他能入手大量的建筑工程项目。你认为这种情况在你所评价的国家有多普遍？”

如果我们将中美两国的腐败分数与总体“清廉指数”相比，我们看到的相似之处是，**美国总体而言腐败的总量比中国低得多。**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如果把总分拆成四个类别，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微差别。首先，在中美两国，小偷小摸、重大盗窃和加速费都比中国低很多，但两国有大致相同数量的“准入费”。

（采访者：所以在中国，“准入费”可能是贿赂；在美国，它可能更可能是团体游说或寻求政治影响力，是吗？）

是的，可以这样想。在中国，没有相当于政治游说行业的东西。

（采访者：哦，给他们点时间吧！）

也许还是不会有。因为游说是一种机构活动，游说的对象是机构而非个人。我认为，游说行业在中国不会发展，因为权力是如此个人化。在中国的贿赂，对象必须是一个特定的、有很多权力的人。

（采访者：如果你要创建一个指数，比如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因素，你认为技术转移或知识产权盗窃——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可能有什么作用？）

作用不大。我知道有很多关于技术转移的讨论，且在中国确实存在知识产权盗窃。但研究发现，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的水平并不显著高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采访者：是否可以说，总的来说，“准入费”类型的腐败是值得的，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公共产品以及带来了连锁效应？例如，如果有人能为这个地区的孩子们造一所新学校，我为什么要关心建造新学校的开发商是不是向当地的党政官员支付了10%的回扣？当然也可以说，这10%的回扣钱更好的用处是提高建筑质量，这样当发生地震时——比如2008年四川的那场可怕的地震——也许数以千计的孩子就不会因为他们的校舍建筑质量低劣而死亡。）

但是人们也可以提出反驳，如果没有这种腐败，政府官员就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如此投入。所以真的很难说，这是一种好处还是一种代价。我认为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

（采访者：我们是否能假设今天在美国仍有像 Jack Abramoff 这样的事情发生？）（【注】）

我不知道，但我要推荐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Anat Admati的研究。她指出，银行业的问题特别糟糕，且因为其不透明而加剧。除了少数专家之外，没有人真正知道金融衍生品是如何运作的。公众不了解它们；甚至像我这样的教授，除非你以研究这个为生，否则你也并不真正了解它。我认为，当资本主义经济变得高度金融化、极其复杂时，就为不负责任创造了条件，因为没有人了解如此技术性的东西。

对于中国和习近平时代的看法

对于中国，洪源远发表了更多的看法。她认为，“自1949年以来，至少有三个不同的中国。”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她出版的第一本书叫《中国如何逃出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什么是“贫困陷阱”？这是说，一个贫穷的国家如果不具备一个繁荣国家的特征和制度，就很难变得繁荣起来。从个人层面上来说，如果一个人不先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怎么能得到一份好工作并进入中产阶级？虽然许多国家无法摆脱“贫困陷阱”，但中国显然已经走出了那一步。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9年以来，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已经使8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但是一些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不愿意给中国太多的荣誉。毕竟，它是一个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国家，所以认可它的经济奇迹可能被视为对其政治制度的认可。

（采访者：如果我请你描述当前的“中国模式”，但与此同时“中国模式”变化得相当快——至少在过去40年左右是这样，你会如何描述“中国模式”？我特别想知道你认为公众对这种模式有什么误解。）

我将尝试给出一个简短的答案。两件事。第一个误解是假设中国只有一种模式。如果你看看事实，就会发现有多种“中国模式”，取决于你在哪里和什么时候看这个国家。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独裁政权，权力集中在毛泽东手中，同时还有个人崇拜；经济以中央计划经济的方式运行，采用自上而下的指令。我们知道，那个时期是一场彻底的灾难。接着，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邓小平将中央政府的角色从独裁者转变为董事长；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中国的发展成就要归功于威权主义和自上而下的控制，但这不是事实。但是这里还有一个转折，就是在习近平于2012年成为主席之后，中国又转向了专制威权主义。

（采访者：我是这样解读你的数据的，希望你能告诉我对不对——高层的“准入费”腐败相比低层的“加速费”和小偷小摸，对于一个更专制的国家来说更有意义，它标志着一个成功的专制制度。原因之一是，低层的小腐败越多，高层拿到的就越少……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是一个高层官员，我不希望低层官员过于贪婪或腐败，因为这种类型的腐败相当明显，它将使国家形象受损。如果我可以减少这些低层腐败，我就可以创造一个相对不腐败的国家形象，这使得高层的人能在较少的外部审视下方便实施高层腐败。）

对，这种解读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各个城市和县城的领导人能通过遏制低层掠夺性腐败获益，因为他们想吸引企业和投资者。而掠夺性腐败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有损他们的发展目标，更有损他们的仕途。然而，这些地方领导人想遏制低层掠夺性腐败，首先必须有能力支付其下属官僚。

（采访者：在你的书中，我发现最令人吃惊的事实之一是你所说的“利润分享”。也就是说，一个中级或低级官员有大约70%的收入来自工资之外的形式——礼物、餐点之类的。你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官僚的薪酬方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即官方工资实际上非常低，在许多情况下低于生存水平。例如，我访问过一个县，那里的（公务员）入职工资每月不到80美元。经济学家把这称为“姑息工资”（capitulation wages），意味着当工资太低时，人们隐含的期望是用贿赂、敲诈或偷窃来弥补它。如果这些低级别的官僚没有足够的工资来生存，你就无法可行地阻止他们试图偷窃或敲诈。我发现，事实上，在官方工资之外，超过75%的实际报酬来自这种高度灵活的“附加值”，诸如奖金、各种实物福利、食品、免费休假等。这些“附加工资”多少，与地方政府的创收能力系统性挂钩，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利润分享”（profit-sharing）——它是对政府利润的分享。

洪源远认为，这种“利益分享”制度是中国能够摆脱贫困陷阱的原因之一。当其他发展中国家努力清除低级腐败（限制增长的毒药类型的腐败，如小偷小摸）时，中国则激励了其他形式的腐败——如“准入费”这样类固醇形式的腐败。

访谈还讲到了习近平的反腐行动。

（采访者：你描述了自2012年起，管理中国的习近平将这个国家重新纳入了专制威权主义轨道。你认为习近平知道你的研究吗？假设他不知道，你认为他对你的分析会有什么看法？）

我想他会同意我所使用的“中国的镀金时代”这个词，因为我认为这正是他面对的情况。

（采访者：有什么证据表明，习近平是真心实意的（打击腐败），而不是主要为了削弱反对派而采取的政治手段？）

有很多人问我，“（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真正的改革吗？还是只是习近平用来铲除敌人的工具？”答案是，它是两者的混合体。习近平对结构性腐败有真正的担忧，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既是拯救党，也是拯救自己。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踩下了油门，所有人突然意识到：“天哪，习近平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人们对此感到震惊。但如果你看看他上任时的标志性政策，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对“社会主义”是认真的。

(习近平将腐败视为结构性问题的一个证据是恒大债务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新法规引发的，该法规规定了一个公司可接受的债务比率。此举被一位专家描述为“政权故意引发的控制下的拆迁”。在洪的腐败四分法中，这属于对“准入费”的打击，也是失控的资本主义让习近平感到不安的一个信号。)

习近平不喜欢经济里有过多的资本主义，他在讲话中多次表达了这一点，所以这不是猜测。但在中国，他可以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这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他直接发号施令。比如说教辅？不好，禁止这个。电子游戏？不好，禁止这个。大型科技公司？太大了，阻止他们。所以我认为，如果习近平成了美国总统，他会看到类似的问题，他可能会对它们感到厌恶。但他很快就会知道的一件事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你不能只是发布命令来解决问题。

（采访者：但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可以使用行政命令。想象下，美国总统可以在短期内做很多事情来削减政治游说的影响。你认为如果习近平是美国总统，政治游说是他可能考虑针对的目标吗？）

他可能会，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知道该怎么做，因为美国的制度与中国的制度非常不同。当拜登总统想通过“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法案时，他必须说服国会中足够多的人通过他的法案来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在中国，习近平不需要这样做。

（采访者：在我们还在讨论基础设施法案的时候，他已经命令建造了100座桥梁。）

对，他只需要说：“你知道吗？有钱人应该捐款。”第二天阿里巴巴和腾讯就会捐出一大笔钱。这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而在美国，你永远不可能这样做。你能想象拜登总统告诉五大公司“现在你们应该捐款”，而它们会捐出他们财富的百分之五吗？

（采访者：对，他甚至不能命令他们交税。我不认为直接要捐款能成功。）

就是这样。我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明显的差异。（如果习近平是美国总统）我认为他会为自己的束手束脚感到非常烦闷。看看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无论一个商人多么富有，他总是政治家的下属。而在美国，这种情况实际上几乎是相反的。可以说，资本家比公职人员拥有更多权力。因此，我认为如果习近平在美国执政，他真的会被这种情况所震惊，并且无法适应。

对于腐败的制约

（采访者：你认为对美国腐败的最大制约是什么，尤其是那些在中国不突出的腐败？）

实际上我们在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就看到了这一点。开放的新闻界、揭露丑闻的记者、独立的检察官。选举肯定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选举改革挑战了政治机器，还有政治活动、劳工运动等等。而这一切都因为民主而成为可能。

（采访者：一方面，“这一切都是因为民主”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进步时代”的某些元素在中国扎根，例如内部检举和机构自我监督。你似乎在说中国也很快会有自己版本的“进步时代”，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会是什么样子？）

我认为，习近平的任务是结束“镀金时代”，把中国带入自己的“进步时代”。而他的方法与美国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喜欢采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和运动。但我认为，命令会适得其反。命令只能解决问题的表象，但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因此，如果他想成功，他必须采取一种更温和的方式。现在他的命令已经动摇了商业信心；他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挑战，即如何在保持繁荣的同时实现公平和正义？

最后，洪源远谈到了她对美国的看法。

我在美国生活得到的一个启示是，即使是在一个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问题也并没有结束。我知道，这对美国人来说，也许显而易见；但对于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启示。因为我们总是被教导说，如果我们也成为了“第一世界国家”，就成功了。你毕业了。你的任务完成了。而生活在这里让我明白，即使有高收入，即使有先进的民主，情况也可能会崩溃。这里有巨大的不平等，两极分化，民粹主义，而我并不是美国的悲观主义者。

尽管我在美国看到了所有的问题，我仍然可以自信地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我拥有在美国所拥有的机会。作为一个在学术上怪异和不合群的人，在大多数地方我很可能无法被人接受。所以我看到两方面：这个国家有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但我仍然对它为人们提供机会的开放性感到极大的信心和希望。

附录：15个国家的“松绑的腐败指数”

左上角：小偷小摸；右上角：重大盗窃；左下角：加速费；右下角：准入费

国家按照腐败总指数从高到低排列：孟加拉，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印度，中国，泰国，南非，巴西，加纳，美国，韩国，台湾，日本，新加坡

这主体思想听着一套一套的，特有道理，我仿佛回到了高中背诵政治课本的时候，有点头晕……我得再看看……

非常感谢解答。

不过Osterhammel对殖民主义的定义，仍然是目前相对受到较多认可的：“殖民主义是指土生土长的（或遭强迫引进的）多数人与从异国入侵的少数人之间的某种支配关系。殖民统治者制定并实施会影响殖民地民众生活的重大决策，以谋求利益，而拍板定案的地点通常是在远方的殖民母国。殖民者深信自己更为优越，注定有统治的权力，拒绝在文化上与殖民地人民妥协。”

我认为这里有几个要素：1.“多数人”群体和“少数人”群体的对立；2.“少数人”来自异国（“远方的殖民母国”）；3.“少数人”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文化传统等置于多数人之上。

由此，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可以探究的方向：1.“多数人”是否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对立说假设的是“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多数人”内部的差异，但“多数人”内部其实也可以具有极大的多样性。2.“少数人”是否必须由“异国”或是“异族”身份进行定义？“少数人”是否可以与“多数人”同一国家、同一种族，但具有不同的“本土文化”呢？这个问题在民族构成复杂的大国尤其重要。

激进启蒙的基本原则是：“民主；种族与性别平等；生活方式上的个人自由；思想、表达与出版的完全自由；消除立法程序与教育活动中的宗教权威；以及教会与政府完全分立……” 而温和启蒙则比较温吞水，主张对教会和君主制予以改造而不是推翻，科学也不必与教会对立二十对其提供补充。可以说，现在大家一般的包含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来自于激进启蒙。……所以，在当代极权国家用从多元文化上寻找借口的时候，首先会指责普世价值与殖民主义的联系，然后从维护文化多样性以及保护“弱势”的本土文化认同的角度，反驳“完全的自由”。

有人认为启蒙运动对于理性和知识的提倡上发展出了两种普世价值，一种是以大众利益为基础以民主和自由为原则的普世价值；另一种则是工具技术理性的普世价值，即理性与实用主义的结合。比如阿多诺说：““不存在把人类从野蛮引向人道主义的‘普遍历史’，只有那个从投石器发展到原子弹的历史”。而后者，不但被西方国家使用，更被中共这种极权政府借用。试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三个代表”，“发展观”，无一不是强调工具理性。

如果说以“激进启蒙”为代表的“普世价值”，宣扬的是民主、平等、个人自由、政教分离；以及另一种“工具理性”的普世价值，宣扬的是科技至上论，那我觉得极权国家反对普世价值的理论似乎有内在矛盾。

例如，在中国这样的带有强烈列宁主义色彩的极权国家，中共再怎么把自己和传统文化捆在一块儿，其意识形态还是重视“平等”和“工具理性”这些“反传统文化”的原则的。如中共一向来喜欢宣称“新社会人人平等”，而从不会说历史上的三六九等是应该继承的文化精华（现实毋论）；还有您提到的中共特别喜欢强调科技的作用（可能和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论有关），建制派中多“工业党”，这也与中国贬低“奇技淫巧”的传统相悖。

既然如此，显然“普世价值”中的一些内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容嘛。如果普世价值 = 殖民主义，那么中共支持平等，支持工具理性，岂不也成了“殖人”了？难道说，中共接受的“普世价值”内容就算“中国特色”，不接受的“普世价值”内容就算“殖民主义残余”？这也太不讲逻辑了。

三个代表和发展观，是中共学习西方普世价值中工具理性的部分；和谐社会是用多元文化和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冲民主自由；如果说前两者还是在蹭西方普世价值的边，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说好中国故事，就是中共开始建立自己的普世价值了。前者是守，后者是攻。

非常有意思的总结。

这些人严重地脱离人民却又殖民了人民的生活。

在伊朗，因为当局试图殖民日常生活

夺回生活是一个强大的概念。

看起来，一个新的"民族(nation)"------一个坚持要夺回生活，要有尊严地生活的民族------已经诞生。

哈哈，因为之前对于“殖民主义”的讨论，我看到这句话感觉特别敏感。@natasha

我对巴亚特并不了解，所以很难说他说的“殖民”原意是指什么。仅从这篇访谈中猜测，“殖民”似乎是指“对生活中文化规范的强制入侵”，表现为用道德警察来强制人们遵循瓦哈比主义生活。因此，此时的“殖民者”是文化规范的上层制定者，“被殖民者”是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拒绝由上至下的文化规范的草根，“新的民族”就是“要夺回生活”的人们。若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对殖民概念的一个很有创意的解读，也即上层小团体文化对草根多样性文化的殖民。

您的问题非常大。如果我亦大而化之的话，对于中共政权（或者任何政权）维持能产生重大威胁的主要有以下因素：

1. 财政危机。财政是维持“国家机器”的机油。如果政府由于某些原因资金链受阻（例如负债水平过高，或者收入骤减），那么就会出现发不出工资、公务员渎职摸鱼、体制内怨声载道的情况。国家机器运转不灵，自然是重大的政权危机。
2. 外部压力。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例如战争）美国及其盟友向中国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甚至直接开战，那么中共统治必然受到重大挑战。与朝鲜不同，中国并没有一个”大哥“能给它输血，它的”外援“也就是俄罗斯以及部分亚非拉的国际盟友——力量有限，诚意也有限。
3. 统治集团内部冲突。中共目前已经走向独裁模式，党内并没有能够挑战习近平的力量；但如果习近平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或者突然死亡，由于中国毕竟（目前）并非帝制，无法按照血缘关系进行较为稳定的权力传承，那么党内的派系斗争必然加剧，也可能产生诸多变数。

希望未来中国出现一个把公平公正，人的自身权力，契约，文明形成一个社会共识公约的社会。

您的愿望非常好。我个人对此并不非常乐观……我倒并不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民主素质”，而是认为，一个社会新稳态的建立，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渐变，这其中各种变数都可能发生。社会达到稳态需要契机，有时甚至需要一些运气。纵观各个国家，从一个威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社会，达到一个相对文明、法治、民主的社会，其实是个概率远不足50%的事件。即使中共统治结束，“未来中国”能否有此契机有此运气呢？

因为本来就该如此，正如李显龙说的，华人要落地生根，而非落叶归根

类似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可以用长毛象（Mastdon）。我个人认为长毛象在技术上有些难以逾越限制，但是不失为一种选择。

在 Twitter 同意 Elon Musk 的收购提议之后，许多对这笔交易持怀疑立场的人涌向了 Mastodon。Mastodon 是去中心化、分布式微博社交网络，采用联邦式架构，特朗普的社交网站 Truth Social 就是基于 Mastodon。现在欧盟 也宣布加入 Mastodon，建立了自己的服务器 EU Voice。虽然这只是一次尝试，但它代表了欧盟对能与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如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展开竞争的私有和开源软件的支持。欧盟还同时在去中心化视频分享平台 PeerTube 建立了一个账号 EU Video。欧盟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提供替代性的社交媒体平台，优先考虑个人及隐私和数据保护的权利。

相关资料：

• 长毛象（Mastodon）中文圈小介绍
• 有值得推荐的 Mastodon 社区吗？

谢谢您的分享，我觉得您说得很真诚。

我不知道您本身在国内是什么阶层。一般有能力去欧美国家的（即使只是旅游），都是在国内境遇较好的；这些人如果润出去只能打黑工，那么确实可能是“阶层下降”了。但是国内的底层其实非常苦，而且人数众多。我以前在农村和工厂做过相关调查，那种“孽呆呆毫无生气，黑在底层被人压榨的气质”的人，我见得很多……而且这些人收入水平低，教育背景差，社会资源少，恰恰是没有什么渠道跑出去的。

底层人如果是润到其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因为那些国家本身收入水平就和中国不相上下，再加上语言障碍、移民身份问题，那么很可能境遇会更差；但如果是润到欧美“一线”国家，只要不变成“奴工”（也就是至少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黑工雇主，最差还可以直接要求被遣返回国），那么即使是偷渡打黑工，大概率生活条件也比国内有所提升。

在国外很多人的痛苦其实来自语言、文化上的“水土不服”，思乡，寂寞，觉得无依无靠无根。但我相信总体来说，人还是会往高处走的。如果第一代移民真的“重新爱国”了，认为回国更好，那么只要他们没有失去人身自由，那么就会选择回国而不会选择黑在国外的。

因此，我觉得与其说“不要润”，不如说“要小心移民中的骗局、陷阱（包括人口奴役和拐卖）”。

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及之后）移民不一样吧。

原文译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网站：我们如何知道中国将何时入侵台湾

作者：John Culver（CIA前东亚政策分析师，已退休）

2022年10月3日

如果北京计划开战，必将有可靠的迹象表明战争即将到来。

过去一年里，中国、台湾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许多分析文章和专家学者都认为，战争可能比人们预想得更快到来。这些猜测多来自美国某高级军官的一条评论，评论称：中国主席习近平已指示解放军准备好于2027年前入侵台湾岛——尽管这一说法并未给出依据。另一份新报告称，美国情报界的一些人士目前的评估是，中国最早会在2024年（可能是台湾2024年1月选举的时候）开战。

如果北京计划开展，必将有可靠的迹象表明战争即将到来。所以，现在该好好考虑中国在重大冲突全面动员前会做什么了。尽管中国上一次发动大规模战争（对越战争）早在1979年，但我们可以依次判定中国政府将如何为入侵做准备，以及我们可能会看到哪些具体的迹象。如此规模的军事冲突将反映中国领导人的四个决策假设。

首先，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都知道，直接入侵台湾将是一项艰巨的战略任务，而且一旦开始就没有退路。这场战争有可能会持续数年甚至十年，而中国将受到美国甚至多边制裁，亦有可能面临美国的全面封锁。中共在中国国内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将从1978年以来盛行的”以经济增长为重点“，转变为”以民族主义为中心“，以实现台湾与中国的“统一”。

第二，自1979年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的政治目标一直保留了在未来某个时点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北京当局也一直在通过促进与台湾的经济一体化来追求这一目标。在新冠疫情之前，海峡两岸有大规模的交流往来，每年有数百万中国游客访问台湾，还有数百万台湾人在中国工作。但2020年以来，中国和台湾的旅行禁令和检疫措施大幅削减了这种往来。此外，2019年中国对香港民主派的镇压，损毁了北京当局推出的通过“一国两制”获得和平统一的模式，使得许多台湾人对北京的动机、意图和目标产生了负面看法。这些事件使得北京当局通过民间接触和经济交流促进海峡统一的希望日趋渺茫。海峡两岸关系的迅速削弱使得和平统一变得困难。

第三，中国追求统一的政治战略除了具有军事成分，也有经济、信息、法律和外交成分。目前美国所作的多数分析，认为中国的选择非和平即战争，而忽略了这些其他成分。同时，华盛顿的许多人认为，如果北京当局诉诸武力，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入侵。这是一种危险的过度简化。中国有许多选择来增加对台湾的压力，包括非直接入侵的军事举措：例如，以小规模战役在中国沿海夺取台湾控制的岛屿，封锁台湾的港口，通过经济隔离来扼杀台湾贸易。这些举措可能无法迫使台湾投降，但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孤立台湾，增加台北政府的压力，促使其进行政治谈判并接受对北京当局有利的条件。

最后，台湾能够维持几十年和平、繁荣和民主，依靠了大量理解共识、军事因素和模糊立场。而这些因素，由于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膨胀，台湾民主制巩固并由支持独立的民进党领导，以及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决意打“台湾牌”，正在逐步被侵蚀。

如果中国真的决定在18至24个月内与台湾——或者根据拜登总统最近的口误，与美国开战，我们怎样能知道呢？首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不会是悄无声息的，至少对美国情报界来说是如此，对台湾和其他西方观察家来说可能也是如此。大国与大国（甚至不一定要是大国）之间的现代战争会消耗大量的弹药库存，尤其是用于高强度海战、空战和两栖作战的精确制导弹药。因此，在开战日至少一年前，中国必然已经开始大量生产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包括用于远程海滩轰炸的防空、空对空和大型火箭。民间分析家已经从商用图像中发现了中国新建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包括似乎是为了扩核建设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如果即将开战，国际政府和非政府观察家都会注意到中国在大量生产关键军火。

中国还将采取明显的措施，保护其经济、军事和关键产业免受干扰和制裁。固然，中国目前采取了旨在实现技术和物质自给自足的产业政策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并且对美国日益增加的出口管制、制裁、以及经济金融压力进行了一些应对，但这些措施作为开战准备还是不够。正如CSIS高级研究员Gerard DiPippo最近指出的，如果冲突临近，我们将看到某些金融指标，如实施更强力的跨境资本控制，冻结中国境内的外国金融资产，以及迅速清算和回收中国的海外资产。其他指标包括紧急储备物资的激增，如药品或关键技术元件；暂停关键物资出口，如关键矿产、精炼石油产品或食品；采取措施减少对关键物资的需求，或采取配给制，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等进口商品；将战略物资优先投入军事生产。此外，中国的精英和关键岗位的工人也将面临国际旅行限制。

可以合理认为，如果美国情报界已经观察到了以上的一些情况，他们现在就会公开发布信息，就像他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四个月前所做的那样。 他们不会仅仅向一家新闻机构透露。

解放军内部的准备工作也会提醒美国情报部门，战争何时即将开始。在入侵前的六至十二个月，中国很可能会在整个军队范围内实施超期服役（也称为“减少损失”，stop loss），停止遣散入伍人员和军官，就像它在2007年台湾大选前为了对台施压所做的那样。（如果中国官员真的计划在2024年就开战，他们现在就应该宣布这些行动了。） 开战前三至六个月前，解放军还将停止大部分常规训练，并开始维护主要军事设备；它将扩大海军和空军的战力，重新武装、补给和修理船只、潜艇和飞机。这些行动将远离美国或台湾可能会轰炸的军事设施，例如台湾海峡附近的海军基地和军用机场。解放军海军还将更换其非核潜艇上的电瓶，并加强装载导弹、鱼雷和弹药的训练。

在直面台湾的东部和南部战区司令部，解放军将采取于单纯的演习中少见的准备措施。例如，登船点和机场附近会建设战地医院。很可能会有公共献血活动。移动指挥所将离开驻扎地，转移到隐蔽地点。负责管理石油、机油和润滑油的单位将与野战车队一起行动，奔赴民用港口，为车队装船启航入侵提供支持。

解放军将把军队——包括那些远离台湾海峡的军队——置于警戒状态。北京当局一直担心作为台海战争的连锁反应，美国会在中国边境发动或鼓动其他战争。因此开战前，全军休假将被取消，服役人员将被召回，并被限定驻扎在各自的驻地或船只上。数以百计的军用飞机和包机将运载关键材料和高级官员往返于东部战区司令部，以检查备战情况。正常的客运和货运航班将被打乱。这种变化即使是业余的航空航班追踪爱好者也会注意到——他们在上个月谣传北京政变时，就曾驳斥过“进出北京航班停飞”这一说法。

中共会在计划作战前至少三四个月下令进行全国总动员——这是自1979年以来从未采取过的公开的步骤。在开战前，已经战争之中，省级军民动员委员会将征用商船、滚装汽车运输船、大型汽车渡轮、飞机、火车、卡车……所有与备战有关的东西。他们会动员大量的人，包括预备役军人，来保护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修复美国轰炸造成的损毁，并防止暴乱和破坏。在中国生产商品的西方公司将经历供应链的中断，因为主要的运输物流商和一些零部件制造商将转而备战。这些都将是公开的行动，并在中国的国家和省级媒体上报道，并迅速被西方政府和民间分析家捕捉。

最近，一份广东省4月进行战争动员演习的录音和文字记录被泄露给了西方消息源。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演习的频率，但它们可能是一年一度的活动，以应对自然灾害和潜在的军事冲突。这份记录提供了大量细节，显示一个省是如何进行大规模军民联合动员工作的：数十万人；近1000艘船只；20个机场；6个船厂和修船厂；以及大量医疗、食品储藏和能源设施。固然，广东是一个富裕、人口众多、工业化程度高的省份，且在台湾冲突中处于战略地位，但其他的每个省也可能采取类似行动，沿海省份尤甚。

如果中国真的决定对台湾发动"选择之战“（war of choice，指并不一定要发动的战争），由于这场战争将规模庞大，它便无法“奇袭”。即使习近平很想速战速决，希望台湾的斗志迅速瓦解，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灾难性入侵是前车之鉴，可能会促使北京当局更加谨慎。如果中国也采取这种“掷骰子”的赌博行为，它会面临比俄罗斯的陆上入侵更大的风险。这不仅是因为解放军必须进行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距离最远的两栖入侵，还因为战争计划者必须假设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会迅速投入战斗力来保卫台湾——这与乌克兰当初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对台湾的任何入侵计划，在北京正式开战前的几个月，就不会是秘密。假设开战，这将是一项全国性的事业，并可能会持续数年。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在當代，壹些鼓吹諸如“努力就會成功”、“不能改變世界，改變自己也能成功”、“沒改變說明妳是假裝努力”的頗具系統性的觀念，在社會中普遍的流行著，這種粗制濫造的哲學觀念，在被以大量的華美辭藻進行文學裝點後，像小廣告壹樣到處橫行於社會當中。

這種東西壹直以來都是各種位高權重者對下層人進行說教的最愛，此物的作者往往將他們的這些創作稱之為“心靈雞湯”，以冠“雞湯”之名，欲體現其作品“勵誌性、滋補性”的“本質屬性”。

這種東西在經過了社會中各種權威而知名的宣傳中介如“人民日報”的認可和促進以後，在社會中瘋狂的普及和傳播著，十分有效的洗滌了壹個又壹個人的心靈。最終使得社會中絕大部分底層人，認為這種東西是自己的“成功道”和“福音書”，並深切的感到這些東西對他們改變自己現有的不利處境和地位，是大有幫助的。

在對此深信不疑之後，他們就像黑鼠疫中的基督教徒壹樣不斷地虐待著自己，來祈求得到上帝的眷顧。而至於這種自虐是否會在實際上真的產生什麼預期性的效果，那並不是他們想用理性去考慮的東西。就好像壹句無神論的諺語所言：“宗教就像藥丸，必須囫圇吞下不能細嚼慢咽”。其實壹旦他們對此進行了某種理性的考察，他們可能也不會再堅持這種粗制濫造的東西了。

這種“心靈雞湯”已經成為我們當代的新型宗教，只不過這個東西的創新性在於，它把超自然的“神力”從某種上帝的身上，轉移到了信徒自己的身上，並把對彼岸的寄托改成了對此岸的寄托，除此以外它和傳統宗教比起來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創新之處，它們精神鴉片的本質，可以說是並沒有什麼差別的。

當代的這種“努力教”和歷史上的各種國教壹樣，都是“高等人”和“低等人”相互合作的產物，確切的說是“高等人”施壓而“低等人”妥協的產物。

客觀的說，對“高等人”而言，這種東西是他們在把其他所有的改善途徑全部堵塞以後，為繼續愚弄“低等人”安分守己所人工制造的幻影，他們通過指出壹條無用的、反科學的路，來使得“低等人”產生某種茍活的信心及滿足感，甚至是產生壹種認為自己的處境能夠得到改善的錯覺，以此來撫慰“低等人”身為人所具有的本性。

介於“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而就有的”[1]，且“高等人”由於某些“良心”的東西至少必須在表面上得以維持，他們實在是不好直說“在我們的統治下，妳們就是死路壹條”，於是這麼壹種帶有“憐憫”和撫慰效能的精神鴉片也就產生了。

“努力教”除了能把“低等人”承受苦難的責任，全都推卸到他們自己的身上以外，不得不說這還體現著“高等人”某種“人道主義”的情懷，這點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們“表揚”和“感恩”的。

對“低等人”而言，信奉這種東西則是壹種自欺欺人的事業，是對無法克服的苦難感到無能為力後，在諸路皆不敢走以後的唯壹的選擇。

我們可以看出，“努力教”這種東西的確被這個時代所需要著，無論是對於誰，這種東西的存在都是有用處的。它通過推卸責任的方式，消滅了“低等人”對客觀社會關系的不滿和仇恨，甚至培養出了壹大批“津津樂道地贊賞美妙的奴隸生活，並對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盡的奴隸”[2]，這壹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關系的和諧、人民“幸福”安寧，等等。

它讓人人都在他們的地位上安分守己，拉車的拉車，坐車的坐車，壹切井井有條，並且，還時刻“激勵”著拉車的人：“每日堅持進行拉車，總有壹天會拉成皇帝”等，可以說這些地方都充分體現了，當代社會對於人文關懷的重視。

但是，我們總是能看到這個世界還有著叛逆的那麼壹面，在這種大流行下，社會中也依然還存在著某些還堅持，或者只是在大腦裏暗中保存著馬克思主義基本世界觀的“頑固”分子們，他們對這種大流行卻毫不買賬，而且這群人都從不同程度上辨識到了這種東西的無用性和謬誤性，隨之將這種東西稱之為“心靈砒霜”，以用於揭示其毒害作用的本質。

實際上，對於壹個受過唯物主義教育的人而言，辨識出所謂的“心靈雞湯”只是利用文學作為載體的主觀唯心主義謬論，這並不是壹件十分困難的事情，通過教育的透鏡，人們當然能夠清楚的看出，這種“傑作”只是在意圖利用大量文學的修飾，來掩蓋其在哲學原理上的謬誤和反動本質。

可以說對於這種“心靈雞湯”的文學修飾手法，人們在沒有識破這種本質之前，那些華美的字眼往往令人感到可愛和溫馨，而在識破了這種本質以後，那種文學裝飾就開始變得不得不令人作嘔了。

作為時代的流行，“努力教”這種觀念在歷史上並不稀罕，這不過是壹種對某些歷史時期的再度重復和加以揉捏的拼湊。“何不食肉糜”的古典皇帝思維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晉時代。

今天“努力教”關於“努力=成功”、“不成功=人在假裝努力”等觀念，這種論調不但繼承了古代皇帝的民族古典辦事態度，也良好繼承了在“浮誇風”時期某些人進行“daoshangfei”的傳統習慣。可以說，我們當代的“努力教”就是這麼壹種兼采了西晉時代和浮誇風時期兩大要理的怪物。

而如果說西晉時代的“何不食肉糜”是基於古代人的愚昧，那麼今天“努力教”對古代皇帝辦事態度的繼承，那只能說是“裝傻充楞”；而如果說浮誇風時期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潮只是在壹段時期內局部產生後又被反思批判的失誤，那今天的“努力教”對它的這種“不忘初心”，早已經上升到了長期性、普及性和確定性的高度。

缺乏客觀條件的情況下，再努力也達不到預期效果

“努力教”壹直以來，都致力於傳播壹種“努力就會成功”的觀念，並不時散播壹種貌似公平的制度設計供社會配合理解。比如，他們喜歡說：“高考是公平的”、“高考不看考生出身是否有錢，而只看人的成績”、“富二代和無產者本在同壹起跑線上”，“成績是由努力決定的，沒考試成績是因為人不思進取”。以下我們以此為例進行分析。

我們現在把這種說法結合社會現實情況來看，我們會發現，富貴的高等人子弟往往都是那種成績較好以至於都留學到外國的“上進人群”，而無產低等人子弟往往都是成績不好，連大專入學率都很低的“不上進人群”。

這種說法有力的為高等人群體掙來了良好的形象，並十分利落的把大多數賤民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責任全賴到了他們自己的頭上。那麼實際上成績真的主要是由什麼“上進”或“努力”所決定的嗎，沒有成績是因為人不思進取嗎？

讓我們打開作為這個國家指導思想之壹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它說：“不考慮客觀實際情況，認為自己的意誌能夠決定壹切，這是壹種根本顛倒了物質和意識關系的唯意誌論”[3]，“壹切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是有條件的，即使是改變條件、創設條件本身也是有條件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運動、發展只有‘有條件’才是無條件的。……任何具體事物無不依賴於壹定的條件。……離開條件，壹切都不能存在，不能及理解。……改造和創設條件的活動不能是任意的，因為這種活動本身就是有條件的，是受條件制約的”[4]。 看來，“努力教”主觀萬歲的說法並不能得到，開口閉口都是“條件”這種客觀外在因素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支持。

我們再回到現實當中進行對比，看看究竟是什麼環節出了問題。我們會發現，似乎無產低等人和富貴的高等人子弟，他們除了在都是胎兒時是平等的以外，他們絕大多數時候都是不可能平等的。

比如：在兩者出生以後，高等人子弟在家庭的勃勃野心的影響下正生成自己的自信心和進取心時，低等人賤民子弟卻只能在他們家庭的窮困和低水平的教育中給自己播下了自卑和墮落的種子；當兩者走入學校時，高等人子弟的金錢和權位的光環必然給其招來學生和教師的羨慕和尊敬，以導致他們對校園生活無比熱愛時，低等人子弟卻只能是因貧等原因而遭到教師和學生的欺淩或侮辱而厭學；當兩者臨近高考之時，高等人子弟正用豐富金錢交換著高端考資，並雇傭的十個博士學位的家教或更好的條件為他服務時，低等人子弟壹部分卻早已經離開了學校，開始不得不打工了，而那部分“繼續努力”的也只能是用最原始、最低劣的教學資源背著英語單詞。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其實高等人和低等人子弟二者間的命運從壹開就根本是壹目了然的，他們在初始資源條件上的把握的不同，壹壹決定著他們在發展中的見顯於意識上的不同，以及見顯於實踐收效上的不同。

這些與當事人“努力”與否根本沒有關系，在缺乏客觀條件支持的情況下，再努力也不可能達到什麼理想的效果。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讓無產階級去跟資產階級競爭學力，這就好比給壹個人發壹根棍子，而給他的對手壹臺坦克，讓他們同去搶壹個山頭壹樣。分到棍子的那個人不論怎麼的努力，他也都絕對不可能達到目的，因為他根本沒有掌握與對方競爭的有效條件；反之，分到坦克的壹方卻是極幸運的，他可以十分輕松的就達到他的目的。

這二者的成敗並非取決於什麼努力或不努力，而僅僅就是取決在“投胎運”上。這種在初始條件上的差異完全不是人自己能夠選擇的，人在出生前不可能自主選擇自己將出生於什麼階級，而至於其所在的階級在社會中處於怎麼樣的地位，則是直接為社會的生產關系所決定的，有什麼樣的生產關系就有什麼樣的分配關系。

社會成員間掌握資源的高低差異，都是壹定社會關系的必然結果。比如說，就像資本積累壹般規律的作用，就將決定無產階級在各方面的境況上必然處於劣勢，如馬克思說：”這壹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壹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5]

除了實踐活動受客觀條件限制的論說外，馬克思還曾說“觀念性的東西，不過是在人類頭腦中變了位，並且變了形的物質性的東西”[6]，“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7]。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更是明確的點出了“個人意識，是個人獨特的社會經歷與社會地位的反映，是個人實踐的產物。……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成分、家庭出身等社會地位對於人們的意識起很大作用”[8]。我們從此還應能看出壹個問題，那就是不光是“考試成績”這種實踐收效需要客觀資源進行保障，就連“努力”的意誌的產生也都需要客觀條件的支持。

世界上本就不存在什麼天然低劣的人，只有無法使人優秀的低劣的天然條件。人的存在和發展，無非只是被他所納入了聯系的壹切條件對之作用的必然結果。人所在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能夠納入到聯系的環境的大致條件和其所能掌握與利用的資源，環境決定了人的意識，資源決定了他在實踐上的收效。

低劣的資源條件的供養下必定造成低劣的人，這是根本就沒有辦法的事情。除非使得客觀條件首先發生改變，否則人主觀上很難產生什麼超越不利境況的積極念頭，而就算因為偶然的原因產生了這樣的念頭，那這種純粹意識上的東西，對人在某種實踐上達到某種預期性結果也絕不可能有任何用處，最終只能歸結為壹種錯覺和誤判。

實際上，每壹個預期性結果的產生都是壹定主觀和客觀資源條件的統壹，其中客觀資源條件是主要方面，而主觀是極次要的。人的認識或實踐都是被各種客觀條件所層層限制和約束著的，而絕非是隨心所欲的，脫離了客觀條件，僅僅空談什麼主觀上的“努力”、“進取心”，那最終都只能淪為自欺欺人的把戲。

“努力教”把這種資源相差如此懸殊的“以卵擊石”式的競賽，說成是“在同壹起跑線上”、“生而平等”、“多從自己身上找問題”，“壹切都是公平的”，純屬無稽之談，是極無恥的。考試成績這個東西極大的依賴於對考資的掌握，而考資是需要用初始資源來進行交換的，人能夠掌握的教考資源越多、越優質，他的成績必然也就越高。

實際上這壹開始就沒有什麼公平，如果壹開始的供人發展的初始資源配置就是兩極分化的，不論“選拔制度”再怎麼嚴格，那也都是建立在不公之上的，因為人本身就是壹定資源供養出來的必然結果，去經歷“選拔制度”也就是去走壹個沒有任何意義的程序而已，可以說這種競賽，是壹種根本早就已經註定了結果的、被窒息了的競賽。

除教育競爭外，其他方面的競爭也都壹樣，對於客觀資源條件的掌握和對客觀環境條件的要求都適用同樣的原理，本文不贅述。“努力教”的存在不但以顛倒黑白的方式為高等人既得利益階級和其主宰的社會關系充當辯護人，對低等賤民群體加以誣賴和攻擊，還給社會提供錯誤的方法故意引人失敗和損失，而且他那種“勵誌”的表象也只不過是壹種假象，其真實的作用就如書中所言，“唯心主義從否定物質的決定性的基本立場出發，在歪曲意識本質的同時，極力誇大意識的作用，宣揚不同形式的意識決定論、精神萬能論。以這種觀點為指導，意識的能動性不僅不能得到正確的發揮，而且只能把人們引向邪路”[9]

“努力教”絲毫不顧“初級階段”理論尊嚴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科學界不停的強調生產力條件對於生產關系的制約性和限制性，並認為“我國是積弱國家，必須經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過程才能實現社會主義”，並把這種說法稱作“徹底的唯物主義”。

從而，絕不可能用某種主觀就讓國家“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甚至稱“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說連跑步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也都根本不可能。這種理論對於“客觀條件制約性”的認識和使用，可以說已經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人們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歷史的，人既不能夠自由的去選擇生產力，也不能夠隨意去改變社會關系”[10]的原理還是客觀存在、有據可依的。

但是，如按照今天由“人民日報”等所載的“努力教”的觀點對此事進行解釋，那事情就要開始發生變質。如此壹來，我們的國家不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不搞公有制，那完全是因為中樞集團“沒有努力”或者是在“假裝很努力”，這樣這種思潮就開始傷及他所保護的對象了。

壹個邏輯正常的中樞集團，絕不能壹邊把民眾在發展上的失敗歸結到“是他們自己不努力”的原因上去，而另壹邊又把自己對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不利後果全賴到“因為客觀條件限制”的理由上。如果國家兼采這兩種說法壹並作為社會的意識形態，壹方面在群眾為主體的關系上誇大“努力”對於結果的作用，大搞主觀唯心主義，另壹方面又在以自己為主體的關系裏采取條件論的觀點，這無疑是自相矛盾的雙重標準。

如果我們要承認條件論，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群眾個人的存在和發展壹時壹刻也離不開各種客觀資源條件的支持，而原有客觀資源配置的問題是有賴於中樞集團的，不是可以為群眾個人所自主選擇的，因此群眾失敗的境況不為他們自己承擔責任，同樣的國家治理集團也可以基此原理不為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利承擔責任；而如果我們要搞努力論，把群眾的失敗賴給他們自己，那麼我們就必須要承認，我們國家不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沒有高福利、投票制不健全等，那壹樣全是因為是中樞集團“根本沒努力”或“假裝很努力”才導致的，如此壹來，中樞集團就應該和社會中人山人海的失敗者們壹樣，應該自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無能承擔不稱職的完全責任。

“努力教”在我國有著十分奇怪的作用和地位，壹方面它從科學的角度上說，它是壹種有著嚴重錯誤的謬論，是帶有著極大精神鴉片性質的毒害性的垃圾，它不但扭曲事實真相使賤民群體蒙受不白之冤，還給人提供錯誤的、反科學的方法供全社會作為行動指南將人們領上邪路，這終究必然使得人們不能達到預期的追求，甚至是付出嚴重的代價；另壹方面，它是為社會主流所認可的，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幸福”安寧等，到是有著壹定的裨益和好處，但是，由於其理論的謬誤性和過度的反動性，它在壹定程度上傷及了“初級階段”理論的合理性。

“努力教”荼毒無產者、毒害下等群眾、藐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等等……，這些我們不可以容忍。這個我們絕不能容忍。那麼，這就要求著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自然而然的，拿起馬克思主義的武器，與這種謬論戰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