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福利社会、反垄断社会（公用事业不得不垄断，但应该免费），而不是现代版的纳粹（国家垄断，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这个必要之恶就是应该用来反垄断，而不是自己搞垄断。 一旦垄断，就会走向反面。（如果市场上只有垄断企业，那么货币就是粮票） 有两种文明，或文明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集中力量打胜仗，以城墙或凯旋门为标志，另一个是分工协作，以市场或广场为标志（东方也有，如清明上河图）。后者的好处是趋向复杂多样，而不是单调乏味，但必须认真反垄断，包括各种名义下的垄断。 1%未必有阴谋，但达成默契演互斗戏是不难的。洗脑的常常先把自己给洗了。玩火就要准备面对骑虎难下弄假成真。 靠税收改革解决不了贫富差距，包括来自税收的福利，因为垄断、尤其是不受监督的官营垄断，不受供需关系控制，一切税都可以转嫁给消费者。必须认真地反垄断，不能有两家在垄断就不算垄断了，例如可以强行要求麦当劳或肯特基必须包养隔壁的小店或路边摊。鼓励分家，禁止合并。大品牌不得做广告，小的可以免费做。等等等等。实践的胜利检验出的也可以是一团好狗屎运。在上的未必真行，不在上的未必不行。 如今的人类更依赖社会，（更习惯于被推送信息，更容易接受思想或理念被标准化），没有进化，只有退化。（为战争做的准备比战争本身更糟糕）再例如，我从来也没见过有人质疑三体或灭霸的逻辑，似乎流行就证明了其正确。请问：既然能量守恒，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何来消耗？何况生命也是一种能量，不可能无中生有，怎么无限繁殖？就如同宇宙飞船的速度或动能也必然有上限一样（估计就是光速） 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只恨或只怕自己的带头大哥不够流氓？真的有必要如此焦虑吗？ 我们短缺的不是能源，而是关于新能源的新知识新技术。而理念的标准化，文化的单调乏味对于创新是极不利的。 墙内外一样偷偷删留言。（墙外的更诡秘，换个账号才发现被删了） 这个世界，或者说人类，肯定是疯了。这是一种有组织的疯狂，以理念的标准化为根本的武器。（为战争做的准备比战争本身更糟糕）看看最近的新闻，全球自然环境如此恶化，居然还在核电厂附近打个没完没了，国际社会（大国）不忙于调停，而忙于准备彼此间更大的战争（放任甚至怂恿网民间的舆论战）。北极融化成了富翁们再一次发财的机会。各国百姓的注意力不在诸如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上，（官家资本的垄断更恶劣，因为更难监督），似乎持相反立场的网民更可恶可恨（可笑的事，那对面的或许只是droids而已）。(所谓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是相对而言。由于科技的发展，穷的未必感觉自己越穷了，尤其是真正富的1%不在其视野之内，而10%常常误以为自己是1%，也不知道自己相对而言更穷了。即便是知道社会机制有问题，首先想的往往也是有什么空子或门路可钻。适应而不是改变环境，或许真是一种本能。） 这事人人有份。从根本上来说，每一个成年人都疯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源于“自我意识陷阱”。有了个我（或许是第一个被标准化的概念），反而找不到自己了（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或者就是不可知的，而在潜意识里迷失了自己），难免发狂。 甚至于可以说，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个疯子，有了个我反而失去自我（因为看不到摸不着，或者说就是不可知的，而在潜意识里自以为失去了自我），以至于要头外觅头，骑驴找驴，紧张焦虑忙碌，乃至抑郁或疯狂。这要比什么童年阴影或性压抑要根本得多也普遍得多。 烦恼乃至痛苦主要来自（对电视剧剧情的）执着与（对电视机原理的）妄想，而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这本该是常识。但是与其怪自己，人们更愿意归结于“隔壁的部落吃得太多”“他抢了我的（自古以来就有的）地盘”之类的理由。几千年了，没有进步，甚至更疯狂了，或者说更盲目了。为了适应环境，成为各自战争机器上一颗合格的螺丝钉，人们失去了质疑的能力（即便有被反洗成对方阵营的，也总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质疑，人云亦云，或为了反对而反对，是谈不上什么独立思考的。（例如，敌人的敌人怎么就一定是朋友？）） ））

1%未必有阴谋，但达成默契演互斗戏是不难的。洗脑的常常先把自己给洗了。玩火就要准备面对骑虎难下弄假成真。 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福利社会、反垄断社会（公用事业不得不垄断，但应该免费），而不是现代版的纳粹（国家垄断，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这个必要之恶就是应该用来反垄断，而不是自己搞垄断。 一旦垄断，就会走向反面。（如果市场上只有垄断企业，那么货币就是粮票） 有两种文明，或文明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集中力量打胜仗，以城墙或凯旋门为标志，另一个是分工协作，以市场或广场为标志（东方也有，如清明上河图）。后者的好处是趋向复杂多样，而不是单调乏味，但必须认真反垄断，包括各种名义下的垄断。 1%未必有阴谋，但达成默契演互斗戏是不难的。洗脑的常常先把自己给洗了。玩火就要准备面对骑虎难下弄假成真。 靠税收改革解决不了贫富差距，包括来自税收的福利，因为垄断、尤其是不受监督的官营垄断，不受供需关系控制，一切税都可以转嫁给消费者。必须认真地反垄断，不能有两家在垄断就不算垄断了，例如可以强行要求麦当劳或肯特基必须包养隔壁的小店或路边摊。鼓励分家，禁止合并。大品牌不得做广告，小的可以免费做。等等等等。实践的胜利检验出的也可以是一团好狗屎运。在上的未必真行，不在上的未必不行。 如今的人类更依赖社会，（更习惯于被推送信息，更容易接受思想或理念被标准化），没有进化，只有退化。（为战争做的准备比战争本身更糟糕）再例如，我从来也没见过有人质疑三体或灭霸的逻辑，似乎流行就证明了其正确。请问：既然能量守恒，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何来消耗？何况生命也是一种能量，不可能无中生有，怎么无限繁殖？就如同宇宙飞船的速度或动能也必然有上限一样（估计就是光速） 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只恨或只怕自己的带头大哥不够流氓？真的有必要如此焦虑吗？ 我们短缺的不是能源，而是关于新能源的新知识新技术。而理念的标准化，文化的单调乏味对于创新是极不利的。 墙内外一样偷偷删留言。（墙外的更诡秘，换个账号才发现被删了） 这个世界，或者说人类，肯定是疯了。这是一种有组织的疯狂，以理念的标准化为根本的武器。（为战争做的准备比战争本身更糟糕）看看最近的新闻，全球自然环境如此恶化，居然还在核电厂附近打个没完没了，国际社会（大国）不忙于调停，而忙于准备彼此间更大的战争（放任甚至怂恿网民间的舆论战）。北极融化成了富翁们再一次发财的机会。各国百姓的注意力不在诸如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上，（官家资本的垄断更恶劣，因为更难监督），似乎持相反立场的网民更可恶可恨（可笑的事，那对面的或许只是droids而已）。(所谓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是相对而言。由于科技的发展，穷的未必感觉自己越穷了，尤其是真正富的1%不在其视野之内，而10%常常误以为自己是1%，也不知道自己相对而言更穷了。即便是知道社会机制有问题，首先想的往往也是有什么空子或门路可钻。适应而不是改变环境，或许真是一种本能。） 这事人人有份。从根本上来说，每一个成年人都疯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源于“自我意识陷阱”。有了个我（或许是第一个被标准化的概念），反而找不到自己了（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或者就是不可知的，而在潜意识里迷失了自己），难免发狂。 甚至于可以说，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个疯子，有了个我反而失去自我（因为看不到摸不着，或者说就是不可知的，而在潜意识里自以为失去了自我），以至于要头外觅头，骑驴找驴，紧张焦虑忙碌，乃至抑郁或疯狂。这要比什么童年阴影或性压抑要根本得多也普遍得多。 烦恼乃至痛苦主要来自（对电视剧剧情的）执着与（对电视机原理的）妄想，而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这本该是常识。但是与其怪自己，人们更愿意归结于“隔壁的部落吃得太多”“他抢了我的（自古以来就有的）地盘”之类的理由。几千年了，没有进步，甚至更疯狂了，或者说更盲目了。为了适应环境，成为各自战争机器上一颗合格的螺丝钉，人们失去了质疑的能力（即便有被反洗成对方阵营的，也总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质疑，人云亦云，或为了反对而反对，是谈不上什么独立思考的。（例如，敌人的敌人怎么就一定是朋友？）） ））

中共（及其账本）见不得光。为了抗拒不得不公开,由习赌一把，是某种共识。

我一直尝试将概念简化，使其更容易被没有经过系统学习的人理解。

可能文字上面有歧义，“平等”的系统并不是意味着这个系统平等，是这个系统以平等的目的建造。人类制造了这个系统，但是人类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功。当作一个名字看待会比较好。

本来我对左派没有特别的印象，甚至我自以为自己也是左派。直到我被自称左派的追著锤，我才对左派多少有点认识。我认为这已经不是左还是右的问题了，这些自称左派最大的特征是，他什么都不做，只要他什么都不做，那么他永远是对的。这些自称左派最大的特征还有，他只喊其他人做，他只提供口号，具体决策他一样都没有去做。这样的做法使他们成为常胜将军，说啥啥反对，只要永远给予否定，结果好的照单全收，结果不好的全是他人的错，永远批评其他人。再不是就提出天马行空的方案挖个大坑让其他人反对，说著不是我不干，只是你们不让我干。于是其他人又多了一顶帽子，如果没有这些人的阻拦，这些自称左派一定成功。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种派系，这已经近乎一种骗术，一种欺诈。呼喊大家一起做，做得不好是因为其他人都没做好，这套模式熟悉不，上面没有错，全是下面做歪了，再不是就因为有人在造反。还有最后的绝招，方案是好的，只是意外的事谁也说不准。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上下都是这个模式，全是在喊，没有在做。在我接触范围，中国内根本没有左右派，全是这种骗术派，只是骗子和骗子相遇，大家都用这种模式，导致逻辑无法自洽，总会有一场血战。

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满足上面的条件。并且你的话语里面恐怖的的内容太多了。

不能全面客观正确的认识中国和世界，当然也就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正确的方向

我想哪怕即使在世界范围，敢保证能全面客观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的人，是一个都没有，除了习近平。

而一百年前的中国，那些“救亡启蒙”者，也早就践行过整体正确、大部分局部也正确的路线。虽然从后几十年的结果看，中国好像因此出了大问题乃至灾难，尤其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弊病，但不能连孩子带水一块泼出去，更不能忽视其实“救亡启蒙”是取得了很大成功、是对国家和人民及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积极作用的。之所以出现灾难，是一些偶然的（中共控制大陆全域和一党独裁、毛泽东和邓小平个人立场和选择）、外力的（日本侵华、苏联干预、美国勾兑）作用造成，不能因此否定“救亡启蒙”的正面意义。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摒弃“救亡启蒙”而是继承和发扬。

这也能算是偶然吗？中国历史一直重演吃人也是偶然？连外力都怪上头了？即使是历史原因的死局也不可能是偶然因素吧。

我现在假设你说的全部都是正确的，那么你可以告诉我，具体大家应该要做什么？或者谈得更长远一点，失败的责任由谁负责？

我认为没有具体做法和具体责任，无论是救亡启蒙、共产主义还是民主自由都一个样，反正只是个哄人的借口。或者至少拉条底线，究竟什么才算是救亡启蒙，什么不是救亡启蒙？我是真的不懂。我已经多次被反复打成左派和右派，我自己也分不清楚自己在哪边了。

对比大自然优胜劣汰的系统，人类造出了“平等”的系统。

人类何时造出了平等的系统？

一切都是正义的祸

人和动物的构造十分相似，但人和动物有极大的不同。有些表现是人类独有的，正义和分辨善恶是人类独有的行为。人类历史上进行过多次解放运动，寻求平等和自由，而动物并没有出现这样大规模的活动。从来没有见过其他动物为公义活动，动物是自私的，不分善恶。分辨善恶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一切因善恶开始，又因善恶混乱。动物从来都不听信人类口中所说的正义，羊不会听人类口中说，狼一直在迫害你们，我们人类拯救了你。大自然的一切都在竞争，全部的一切都是潜在的敌人。生物的种群不断变化，在竞争中有的种群会灭绝，有的种群会诞生。虽然人歌颂大自然，但是如果这事发生在人类自己身上如何？人类能够忍受人类在竞争中落败灭绝吗？假如地球上某种生物某一天接触超古文明，得到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证明自己的先祖是地球的霸主，要求人类交还领地，这些领地都应该属于恐龙人所有，人类能接受吗？人类的秩序总是对人类有利，各种原因全是为了结果服务，先有结果后有原因。全部都是人类不愿失去现有地位的说辞。

大自然是美丽的，没有正义，只有自私与合作，种群自由分合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所以大自然是这样多姿多彩。但是这和人类的思想不符，人类渴望平等，不希望被淘汰。在大自然里，弱者意味著落败与消失。但是在人类里，弱者口号却喊得最响，甚至组织得更强大，彷佛弱者这名字从一开始就是个谎言。在大自然里，受欺负只能一边去，幸运的能找到伙伴，那么结伴或许能过得好些。在人类里，受欺负的时候，人总能默默地感受到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如是诉说著，“我不应该受到欺负”。总有一天，一定会有我的王子出现，将我拯救，希望公义的到来。白雪公主，灰姑娘都是这样的故事。

于是人类造出了一个与大自然不一样的系统，对比大自然优胜劣汰的系统，人类造出了“平等”的系统。大自然里面落败只能退场，但是人类里面落败，“平等”这个系统会帮助失败者，强行提升到平等的水平。在大自然里，动物每天都要精心准备，防止被吃掉。但是人类有这个“平等”系统，那么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准备，也不可能被吃掉。大自然里的关系必须努力共同构建，但是人类里我就应该拥有好的关系，并不需要努力。只要我是弱者，无论我的嘴脸有多难看，平等系统也会为我服务，排除掉攻击我的人。大自然里只有强者和弱者，但是人类里有强者弱者和平等系统。强者和弱者的关系十分稳定，但是平等系统这个第三者的出现，破坏了原有的关系，弱者开始利用平等系统这个小三企图征服强者。同时人类史上最大的惨剧也出现了，平等系统并不是弱者的唯一特权，强者也开始打平等系统的主意，“一切为了弱者”这项服务诞生了。只要为了弱者，只要高举维护正义的口号，无论任何事都能够为所欲为。至于是否真的是为了弱者似乎并不重要。平等系统完全成为暴君的奴仆，非但没有减少暴力，反而助长暴力。甚至即使是现在，还在进行著。

人类开始反思这个平等系统。明明希望平等却创造更大的不平等，维护正义却产生更多的邪恶。平等系统根本不平等，平等系统更像一只只听从主人的怪物，只要得到命令，无论多么凶暴的事都能做到。必须要对这只怪物进行约束，不能让这只怪物肆意妄为。有声音在呼喊，不如回到生命最开始的形态，回归自然的优胜劣汰如何？动物的生活方式的确是个好主意，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人并得不到满足，又似乎无计可施。又有声音说，那么追加一个条件如何，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所有人一起用动物的方式去构建平等系统如何？这样，平等系统并不会淘汰，同时也能得到制约。于是，全新的方式诞生了，使用过往种群自由分合优胜劣汰的模式去分别构建平等系统，让不同的平等系统互相竞争。如果只是某个人造的平等系统，其他人也不服。如果没有人造，那么这期望也是空的。通过竞争来解决问题，这也是目前世界所采用的模式，多元正义。

我是托派

而上述的五个地区及三个省份之外中国的其他汉族聚居区，则普遍是被忽视、利用、损害、抛弃的对象。

河北省，如前所述，关于它的各种政策和制度，都围绕着为北京服务（有时还包括天津）的原则，是京津的奴仆。它没有享受到邻近首都的任何好处，却受尽了北京的剥削压迫。河北人是最能感受到中国地域不平等和户籍制度之恶的，是制度性地域不公的最大受害者。河北没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燕赵慷慨悲歌”早已被中共残酷的专制磋磨净尽），也缺乏省籍认同和历史自豪感，全省人民都在浑浑噩噩的为北京当“人肉电池”。虽然有许多中央层面的高官出身河北，但是他们几乎从未为家乡带来发展和利益，甚至总是站在中央和北京的利益立场上要求河北牺牲。这更能反映河北籍的上层精英与河北人民大众的割裂乃至对立。同样，那些在衡水中学等高考工厂里“内卷”出来上了名校的“天之骄子”们，也很少会回乡生活，而是千方百计远离河北，不让自己孩子再遭受作为河北人的种种苦难。如果中共政权不倒台、畸形的京津冀地域关系结构不改变，河北就不可能振兴和发展。

河南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从商周至唐宋的一千多年中，一直是中华文明与汉文明的核心和精华地带。但是经过无数战争摧残尤其金国/女真、蒙元的入侵和破坏，曾经的东京梦华和东都繁盛，都化作过眼云烟。明代的河南，已经非常没落和被忽视。明末农民起义和满清入侵，再次重创了河南。这些残酷的战乱与入侵，让中原文明的中心河南，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令人厌弃之地。清末和民国的历史变局中，全国许多省份都有枭雄和旗手，只有河南没有可以保境安民、兴建工商文教的政治强人，自然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地方组织和势力。正是因此，河南在近现代继续被侮辱和践踏，人民成为没有主心骨和凝聚力的孤魂野鬼。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灾民们在蝗虫、日军、国军的夹击下死亡枕藉，就是典型的写照。八年抗战，河南并非主战区，也无发生特别激烈的战役，但死于战争有关的人数却是全国各省最多，也反映了一盘散沙、无人照管的河南人民的悲惨。

而中共建政后，河南仍然是“朝中无人”。在“前三十年”，河南除了“一拖（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和几个依托矿产资源的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是十足的农业省份。但由于集体经济的低效和强制征粮政策，种粮食收粮食的河南人却经常吃不上粮食，除占河南人口很小比例的干部、工人、军人得到定量粮食供应（高级干部还有充足的肉、蛋、奶供应）及衣布配给外，大多数民众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劳之后，换来的是“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回报”。而河南众多的人口和人均稀少的资源，更是加剧了贫穷落后。当时的中国整体非常贫困，河南省则是贫穷中的贫穷。改革开放后，河南经济有了发展，无论本省二三产业，还是赴外打工群体，都创造了可观的财富，民生也得到改善。但由于中央政策仍然不利于河南，如政治地位低于大多数省份，教育上仅给了河南省一个重点院校名额，人均转移支付也低于其他省份，河南省大多数人民仍然在为基本的生存挣扎。

四川省，是中国兼具庞大人口和广阔面积的超级大省，是西南地区的代表。四川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域内土地肥沃风调雨顺，还和周边尤其中原腹地相对分隔，本来应是安逸和与世无争的天府之国。但实际的历史上，许多中原政权和势力都流亡至此，将蜀地作为休养生息后夺取天下的跳板，多少蜀地儿郎成为外来大人物争雄天下的工具而死于疆场。“终黄土”的不止“卧龙跃马”，更有亲眷们“春闺梦里”才能相思相见的百万千万兵丁。但外来势力的不断涌入，也让四川高度汉化、成为汉民族强固的一部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近现代的四川人前赴后继的为国家民族的救亡复兴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民国的四川也有一些能干的地方枭雄，地方自治和经济社会发展也在进行中。

中共建政后，四川丧失了相对的自主，与河南等地一样成了政权的“奶牛”，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为全国最多。改革开放后，其发展程度和瓶颈与河南类似。中央集权下，地方的发展饱受制约，中央不仅不给予四川和河南这两个历史上有过独特辉煌的地区更多自主，还有意避免其形成地方势力和自我壮大，以保证四川和河南被中央牢固的控制于股掌之中。四川虽被中共当做西南的领军省份予以重视，但大多数民众获益有限。各种政策扶植和转移支付，与陕鲁湘三省一样，都被省内权贵和依附者瓜分，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因为四川人口极多、省土广袤，所以人均分得的转移支付相对以上各省更少。还有，与陕西省的资源高度集中于省会西安一样，四川省会成都在全省独大、市民相对富有，而川地其他县市均非常贫穷，发展极不均衡。

从四川省被分出的重庆市，虽然有了直辖市之名，但很大程度上没有直辖市之实。相对于京沪津，重庆受到的政策扶植较少，也没有它们那样的地位和话语权，人民享有的政策红利和社会保障更是远低于前三者。不过，在政治地位和经济规模上，重庆仍然与四川省会成都并驾齐驱，是西南的重镇，在全国也至少是第二梯队的中坚。

安徽省和江西省，自古以来都相对周边贫穷。两地的民风都相对保守野蛮（尤其和邻近的江浙相比），官僚主义和底层暴力都较严重。这很大程度在于其地理环境不佳，以及地理与经济和人文的恶性循环。而多次战乱和民变让这里的环境更加糟糕。中共这个单一制政权，没有努力去促进安徽和江西的发展以弥合区域差距，而是以严酷压迫让两地安于贫穷，为其他地区输送廉价劳动力、农产品和矿产资源。江西省还是中共的革命老区，但中共并不怎么照顾江西，曾经的革命老区仍然高度贫穷。相对于国民政府和土豪劣绅，中共对江西农民的强制征粮征税更加野蛮无忌。这也反映了中共政权对人民的叛卖。相对于中共和中央政府的野蛮无情，倒是地理相近的江浙沪对皖赣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有所促进，两省许多民众也通过在江浙沪务工经商得以温饱乃至发家致富（当然江浙沪也利用和剥削了皖赣的廉价劳动力，也对其人才及其他资源有虹吸并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山西省、湖北省、福建省、海南省，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战略价值，相对独立于周边地区，各自自成一体。中共对这四地的态度都是利用，利用山西的煤炭资源、湖北的地理优势和水文资源、福建的战略位置及与台海的连接、海南的独特地理环境与位置。在利用的同时也有建设，但建设少于索取。

云南省、贵州省、广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但一般也视为汉地），则是被忽视和边缘化的。相对于中共在东北三省的巨大投入，地理位置相对的西南三省正是反面典型。这三省在中央也缺乏话语权，很难影响政权的决策和执行。虽然近年来三省也有很大发展，但自力更生所得远多于中央的赐予。中共的确在这些地区进行了扶贫开发，但人均每月实际得到的资源和补助，恐怕还不如京沪一般公务员下馆子的一顿普通餐费。相对于平民的贫苦，三省各地的本土家族、少数民族精英，则被中共扶植和“统战”，获得了各种制度和政策的红利，协助中共政权维持着西南的宁定。

甘肃和青海两省，虽然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位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交界和混居区、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河流的源头）、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富，得到了中央的一些扶植，又因为人口较少所以人均得到的资源较多，但有限的资源主要被权贵和体制内人士所得，平民大众还是生活在贫穷中，文化教育和社会风貌也长期落后。

总结

总之，在中共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及中央地方关系模式下，整体普遍受益的地区只有北京、天津、上海、东北四地，陕西、山东、湖南虽受偏袒，但只有省内部分区域的部分人受益，其余地区整体上都不同程度的受害。而各地的受益和受害，取决于中央的政策导向及各地的话语权。还有，全国所有地区得到的一定程度的优惠政策和资源配给，其利益的大多数皆是被权贵精英及依附者瓜分，平民则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只不过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细化身份的平民，被侮辱与损害程度有所区别）。

中共有意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全国各地以省级行政单位分割，一切管理与政策皆分省而行。中共也在不同地域和行政区域故意实行差别待遇，以加剧地域冲突对立、避免各地方团结，以巩固专制极权。而户籍制度则是分化各地的最重要手段。中共建政后的许多年，不仅城乡之间的户口迁移非常困难，跨省的户口变动也被政权紧密控制。虽然现在跨省迁移户口的政策有所松动，但户籍制度仍然在阻碍跨地域的人口流动，尤其京沪津三地的户籍很难取得。虽然不迁移户籍也可以去外省旅行和工作，但往往难以享受在地的各种权利和社会保障，也会在办事过程中面临更多麻烦。正常的单一制国家，国民是完全自由流动的，在哪里就是哪里人。而中共中国则一方面通过单一制强化中央集权、号令全国，却又设置了比各联邦制国家还严格许多倍的区域壁垒，并将人民用户口绑在特定的省份乃至具体的市县乡村。中国这种畸形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世间除朝鲜外再无他例。

因此，中共治下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有着极大的弊害。它既剥夺了地方的自主权，又设置了区域壁垒“分而治之”，还在不同区域的发展和竞争中“拉偏架”、制造地域矛盾，抑制可以挑战中央权威的地区发展，并且通过户籍制度迫使国民依附于政权。这对于中国各区域尤其江浙和中原的发展、中国全境的革新进步、中国全体国民的自由与平等，都是极大的损害。

。

中共治下中国各地域的概况

中共治下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与元明清类似，都是以省（或类似规模和性质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一级行政区。虽然中央在一些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上，可以直接管到县级，但大多数事务都是通过省级机构进行管理与处置。而中国的地域及地域差异，也以省为单位划分和比较。不过，在山川地理形势、文化与价值观、历史变迁等因素影响下，往往也会出现一些并不以省级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区域，如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加内蒙东部）、江南地区（一般特指江苏省和浙江省，一般不包括上海、安徽、江西）、岭南/两广地区（广东省和广西省）、西南地区（云贵川，一般不包括西藏）、西北地区（陕甘宁，一般不包括新疆），这些区域也会形成现实的利益共同体，中央也会按照区域来索取和分配利益。

北京

建国至今，首都北京是现行体制和国家结构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和极为丰厚的利益。由于北京是中共中国的首都，是决定全国命运的权力中枢所在，又集中了中共统治集团的各种权贵精英和基本盘，所以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政策倾斜、资源供给、发展优先权。毛时代的北京，既是政治风暴的中心和政治风向标的所在，更是一切大政方针的策源地。而拥有北京户口的市民，则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拥有令全国其他任何地区都艳羡的食品和消费品配给，以及免费和相对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而这些供给，很多都来源于对其他省份的“抽血”，例如前述的在饥荒年代从农业大省强夺粮食供应北京。北京市民不仅在民生上相对优越，也更易参与和渗透国家政治，起码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政策和资源。

而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政治文化地位仍然在全国首屈一指。虽然经济相对南移，但北京仍然通过行政手段从全国各地获取巨量的资源和利益，全国各地仍然被迫任北京予取予求。无论是南方的税收，还是中原的人才，以及周边河北省的所有有价值资源，都被北京大量吸收。居住在北京的各种既得利益者也在不断增多壮大，并以“北京户口”作为身份认同和利益连结的纽带。拥有北京户口的市民，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及各种公共服务方面，拥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和特权。例如北京户籍居民高考得到清华北大等全国性名校录取的比例，平均是其他省份的二十多倍。而北京的医疗资源也是全国最顶尖，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城市医疗资源相合也不及北京。当然，不同身份的北京户籍居民，其福利待遇也千差万别，如高级干部和普通市民的医疗保障就差距极大，但整体上所有北京户籍居民都是国家的特权者。而国家的内政外交军事民事人事等诸多方面，凡是涉及到北京和其他地区利益冲突时，都优先考虑北京及北京户籍居民的利益。

而这一切，都是北京利用政治地位、通过行政强制力获得和维护的，而非北京及北京户籍居民的贡献所应得。相对于西安、洛阳、南京、杭州、开封等位于汉文明精华区的历代都城，北京偏居北方一隅，经济文化本来都不发达，仅仅是依靠重北轻南、带有强烈军国色彩的政权和割据势力强制开发的城市。它缺乏自立式经济造血能力，文化底蕴也不深厚，政治上更是顽固保守。而行政手段虽然让北京发展壮大，但是以供给资源的其他区域的损失为代价的。还有，北京虽然从全国得到了丰厚的资源，以及受到中央政策的优先照顾，但北京户籍居民内部也被分成三六九等甚至更多等，按照或明或暗的等级秩序领取所得，少数权贵得到了最优质和大多数的资源，越往下所得越少。而没有北京户籍的外来“北漂”，则更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人肉电池”（当然他们也能蹭得一些北京相对于其他地域的特权利益，但非常有限）。“北京折叠”不止是科幻小说才有的景象，更是现实北京的文学映射，且现实比科幻小说的描述更复杂更残忍。

另外，北京虽然得到了如此优越的条件，但却并未有效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反，周边地区被北京吸走各种资源，在各领域及政策上也首先要考虑和服从北京利益。河北省是北京虹吸效应的最大受害者，河北管辖的北京市外周边地区被戏称为“环北京贫困带”。与北京相连的另一个直辖市天津，既是北京虹吸的受害者，但同时也在吸取河北的资源。

北京和天津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在文化、思想、教育等非物质领域，也没有给周边乃至中国带来正面的、文明的、进步的影响。

北京是北方保守主义文化的中心和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顽固据点。历史上，凡是定都北京的政权，都相对专制保守，政策残忍冷酷。相对于文明浸淫日久的中原和关中，以及经济发达社会开化的江南，北京的文化、社会风气、人的价值取向，都相对缺乏人道和公正，而有着明显的等级色彩和非人权倾向，且社会潜规则盛行，官本位严重，崇尚权力而蔑视契约，还在现实中表现出种种冷酷与暴力。北京虽同为汉文化的辐射区，当地居民中汉族也占绝大多数，但却有意吸收借用北方游牧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言行方式，以及接纳全国各种少数民族人员和势力，来区隔其他地区尤其中原和江南的文化形态和公民组成。虽然近现代以来尤其改开以后，北京的思想文化及北京人的价值观念相对变得多元，但整体上、与其他区域尤其南方相比，以上这些特征仍然相对突出。而且，北京那些思想开明进步的人，更多是自我享受而非传道受业，也并不是北京文化的主流，并不能给他人他地乃至北京自身带来人文关怀和社会更新，还与中下层北京人及“北漂”颇有隔膜。相反，北京各种保守落后的糟粕，却在中央集权和“首崇北京”的政策下，会通过制度、政策、潜规则及人际往来等各种方式影响全国，包括影响国家的治国理念和大政方针。这对于中国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邻近北京的另一个直辖市天津市，相对没什么需要详细叙述分析的内容。天津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位于渤海湾沿岸、连接东北和华北的水路要塞）及特殊的历史沿革（清末北方军事重镇和租界区、袁世凯等人的苦心经营），以及中共出于发展北方、拱卫北京等经济政治目的，在天津设立了直辖市。天津的地位和获得的利益远远不如北京，但也远超环其周围的河北省，并同样从河北“吸血”。我个人认为，天津并无设置直辖市的必要，未来民主中国也应该废除这一直辖市，将其并入河北（可作为河北省会，也可作为类似于厦门在福建的地位那样的河北城市）。

东北

而中共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下，受益仅次于北京的地区，是东北地区。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共之所以能够击败国民党、夺取政权，很大程度就是依靠在东北对苏军和日军武器的接收，以及对伪满军队的大规模收编、对伪满公务人员的全面留用。中共在内战初期不确定能统一全国，甚至准备以哈尔滨为首都，只控制东北地区。而中共取得国共内战胜利后，因为东北籍党政军人员的突出贡献、东北居民对中共的好感与忠诚，以及东北背靠苏联的地理优势，将东北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在建国最初的十多年，东北以全国八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十分之一的人口，获得了约占全国半数的工业投资和苏联援助。而日据东北时代（即“满洲国”时期），日本也对此地有很多工矿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后来中共统治时期东北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全国各地普遍被贫困和饥荒困扰时，东北居民不仅衣食无忧，还享受着质量不算太高但在当时中国已非常优厚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保障。三年大饥荒期间，东北是京沪之外全国为数极少没有大规模饿死人的区域，这也有赖于种种政策和资源优势。而他们享有的这些资源，除一部分为苏联援助及自有自产外，大多数都是从其他地区调集和征收过来的。在这十多年中，东北得到了完全不成比例的资源供给与政策倾斜。直到1960年代中苏决裂、苏联威胁入侵中国并在边境陈兵百万，中共推动“三线建设”，才将在东北和京津等地的一部分工业和重要机构迁往内地，稍稍平衡了全国各地经济投入和工业生产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但即便如此，东北的工业化、城市化及社会保障程度，仍然远远高于除京沪津之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域。而文革期间，东北受到的冲击也相对最轻，其他地方大批打死人和摧毁文物古迹时，东北各种历史遗迹包括满清宫殿皇陵几乎完好无损或只受到轻微损害。当其他各地前国民党人士纷纷被批斗甚至杀害时，原伪满出身的人士则普遍得到保全（或只被象征性“下放”）。东北显然是“前三十年”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当然，东北也创造了不少财富，如制造了大量工业品、收获了各种农产品，以及提供了各种矿产资源，几十年来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相比而言，其获得还是大于产出，其很多产出也是建立在获得他处支持的基础上。而东北的工业化文化，既颇有可圈可点的值得赞扬之处，也有颇多弊病（下面会谈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优先对外开放和实行非计划经济（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民生也在改善。而东北虽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因计划经济沉疴已久，积重难返，经济开始有所滑落。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和下岗潮，更是沉重打击了东北的经济民生。而对下岗工人安置的不到位及各种贪污腐败，也导致了各种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再后来，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东北经济越发没落。东北曾经的辉煌一去不返（起码暂时如此）。

但即便如此，东北获得的各种中央层面的政策倾斜、转移支付、高考录取比例优势、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社会福利保障，仍然明显高于全国除京沪津外其他任何地区。虽然东北经济乏力，但大多数东北户籍居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都不用发愁（这四方面也是民生的基本内容），这是其他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梦寐以求而难以得到的。尤其在全国各地民众都陷入“内卷化”的恶性竞争时，东北人可以轻松“躺平”。而这些都有赖于中央集权下中央对东北的偏爱与支援。虽然东北户籍居民的各种相对特权不及北京和上海户籍居民，但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加一起只有4000万左右，东北则有1.2亿人。所以从获取优先政策和利益的总量上，东北超越了京沪，成为中共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和中央集权政策倾斜的最大受益者。（即便东北最悲惨的大下岗时期，东北人整体和平均生活水平仍然高于全国大多数地区。下岗者也只是东北人的一部分。而全国其他地方大多数人尤其农民阶层在90年代也只能勉强温饱，教育医疗养老还是负担不起）

例如高考录取比例，北京和上海明显高于东北三省（东三省高考录取比例也远高于青海宁夏西藏等人口稀少省份外所有其他省份），但每年北京和上海参加高考者人数加一起也远低于东三省（例如2022年北京参加高考人数仅5万人，上海也是5万左右，京沪共计10万；而黑龙江有18万、吉林12万、辽宁20万，东三省共计50万）。同样，其他如各种教育、医疗、基建等投入，东三省所获的支持从总量上也超过京沪。因此反而是东三省而非京沪获取了利益总量最大的公共资源供给和政策倾斜。而且，相对于京沪许多“后来者”需要拼命打拼才能得到户籍特权、与其他精英残酷竞争，东三省即便平民也能共享各种政策资源红利，不需要多么激烈的与他人竞争（比如黑龙江鹤岗的重点中学很容易上，在北京想上同样高考成绩的学校却需要拼各种资源和关系，仅购买学区房就需花费数百万元）。

更重要的是，东北的政治地位一直都是极高的。在建国后，东北被称为“共和国长子”，在“前三十年”得到了仅次于北京的地位与话语权。而改革开放至今，虽然东北经济一直不佳，但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仍旧得到了保持。在江浙、中原、岭南等区域被中央予取予夺的情况下，东北却一直可以保障既得利益（起码保障东北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而各种全国性政策，也都优先考虑东北利益和关切。在中国的高度中央集权下，东北某种程度有很大的独立性，不被中央完全驾驭，反而有时可以要挟中央。虽然我对中共内部的政治派系与权力斗争缺乏了解，但我可以肯定，东北地域利益集团及其关联势力，在中共决策层必定有着其他各区域都难以拥有的份量和话语权。

而由于东北相对独立于关内的地理位置、相对特殊的历史变迁，形成了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风气、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在历史上，东北长期是女真/满族、渤海、契丹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汉化程度低，缺乏文明的浸淫，因此很大一部分人崇尚弱肉强食、行为残忍暴虐。而且，相对于匈奴、蒙古、突厥等其他民族在征服战争中虽然残暴但也直爽坦诚的特征，女真等东北民族在侵袭内地和统治中国的过程中，不仅手段残忍，还阴险狡诈、流氓成性、背信弃义。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吸收了汉文化的“术”而缺了汉文明的“德”。而清末民初“闯关东”的大量汉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颇受这类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影响。还有许多在东北的汉人，早年饱受异族屠杀奴役，但被征服和融合后，反而相对汉文化更加认同异族身份和文化，价值观和言行举止皆变得异化。虽然这很大程度也是恶劣的自然和人文生存环境催生，而非种族民族的基因和遗传，但客观上的确成为当地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征。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东北居民都有这些价值观和言行，但整体的社会风气和一部分占人口少数却非常突出的群体所作所为，的确就是如此。

清末至民国汉族人占了东北人口的大多数，但并没有促成东北真正汉化，相反这些汉人某种程度被“满化”了，或者说形成了独特的东北文化。无论汉满蒙回朝各族，都认同相似的逻辑与价值观。而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更强化了类似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认同。日本人虽然利用“满洲国”残酷对待当地民众、血腥镇压反满抗日人士，但血腥残酷程度明显轻于全面入侵中国后对关内各地的所作所为（尤其和华北、江南相比）。而且，日本人在“满洲国”也有许多建设，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文化教育事业也颇有进展。“满洲国”的政治实体虽然在1945年灰飞烟灭，但是它遗留下来了很多东西，如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价值观塑造、国族/地域主义认知与立场，至今都在影响着东北的方方面面。

 而中共建政后，得益于中共的全力支持及苏联援助，再加之日满时期的基础，东北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突飞猛进。东北以短暂的时间取得了文化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社会文明程度起码在表层得到迅速提高。但历史文化的遗留与惯性仍然影响巨大。而东北是高度工业化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东北高度工业化下高度的城市化，让东北各阶层民众都能够有很高的知识储备和素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程度高于其他地区，男女平等程度也较中国其他地区为优，作为平民一部分的产业工人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与福利保障。东北地区是中共建国后中国最像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区。

但计划经济造就的丑恶相对更多。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相对较多人员流动和人身自由，计划经济形成了工业化下的熟人社会，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类似，人与人之间既有脉脉温情也有勾心斗角。一些东北人常为东北去除宗族的影响自豪，认为是进步的表现。但东北工人阶级和干部阶级（两个阶级共同构成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居民社会）人际关系的紧密和复杂程度，不亚于南方的宗族社会。相对于宗族以亲情为依托，东北的人际关系更多基于同事间的利益交换，少了温情多了算计、少了论理多了论力。同样，东北人骄傲于没有受儒家封建糟粕影响，这一定程度是事实，但其没有儒家糟粕同时也少了传统文明的礼仪教化和道德积淀。还有，计划经济的封闭性，也不利于形成自由开放的市民社会，反而导致托关系走后门和各种暗箱操作的盛行。改革开放后，东北国企也进行了改制和重组，但并未真正摆脱计划经济带来的各种人文社会影响。（另外，与北京一样，东北的计划经济、官僚主义、保守文化，也导致其经济活力严重不足，缺乏造血能力，其经济几乎都依靠政策扶植和各种输血，其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不及所得）

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下，如今的东北有着怎样的社会风气，部分东北人有怎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就不言而喻了。而且，部分东北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在全国开枝散叶，并抱团行事，直接影响了全国各地的德行风气与社会民生。我不希望在本文发泄情绪，所以就点到为止。简而言之一句话，东北的地方文化和民风，以及部分东北人的价值观与言行方式，是非常不利于社会进步、文明和谐的，既伤害东北和东北人自身，也有害于整个中国及中国人民。

需要说明的是，我以上所说关于东北及东北人的问题，并不是说所有东北人都如此，为恶的当然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东北人本质还是好的，有一部分东北人更是非常热情善良真诚的。但即便是一小部分，也足以造成很大破坏和影响。还有，无论在现在的专制中国还是未来的民主中国，东北和东北人当然有权得到其应得的尊严、地位、话语权、利益，但不应该超出必要限度、不能以损害其他区域其他地域居民利益方式获益。东北人如果还自认为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的一部分，在享有权利同时也要承担义务、得到尊重同时也应遵守公序良俗。

还有，部分东北人的恶行伤害的最大的还是其他弱势东北人。我虽然痛恨那些作恶的东北人，但也非常同情例如东北下岗工人、因维权被虐待者等弱势者，我认为下岗措施虽必要，但起码应该保障他们下岗后吃饱饭、子女和老人得到合理照顾。对于如建三江、马三家劳教机构恶行中的受害人，我更是非常同情并为其略尽微声声援。部分东北人各种恶行，伤害最大的其实也是其他相对弱势的东北人，因为东北人更多的生活在一起，当然是接触越多者受恶人伤害越大。改变现状，最终也有利于东北的文明进步。就像如果八九民运胜利，中国民主化，虽然大抵仍然要推动国企改制，但90年代下岗潮中的失业工人及家庭就不会那么悲惨，可参考东欧各国（尤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安置和补偿，是非常有利于劳工一方的。即便被国人嘲讽鄙夷的俄罗斯转型，俄罗斯失业工人所得的补偿和保障，也略好于中国下岗工人。而其他方面的人权改善，也是如此。北欧各国的地理位置与东北类似，历史上也曾多次南下劫掠，但20世纪以来逐渐成为发达民主国家，国民素质极高，还包容移民难民，被世界称道，也无必要去追索其历史上的丑恶了。中国东北如果能效仿北欧，那也会成为中国和世界有益的组成部分。

上海

北京、东北之外，上海是另外一个受益者。但上海的受益程度和影响不同。上海早在中共建政前，就是中国乃至东亚的明珠，是与纽约、巴黎、东京相媲美的现代化都市。民国时上海即是与北京平行的特别市，政治经济地位仅次于首都南京和代表北方的北京。而中共建政后，虽将上海划为直辖市并给予特殊地位，但其闭关锁国的政策反而破坏了上海经济的发展、阻碍了上海民生的改善。当然，上海也的确因此得到了各种特权和资源，但远不及北京。改革开放后尤其1992年上海全面开放和浦东新区设立后，上海才回归到正常的开放与发展状态。虽然上海与北京一样仍然拥有各种政策倾斜，上海户籍居民也享有种种特权，但起码一部分是上海及上海人靠区位优势和自身奋斗而非行政手段就可获得的。

上海拥有直辖市特殊地位和政策倾斜后，改开以来成为长三角乃至东南沿海的革新进步的领军者，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带动和辐射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和江浙皖赣等地实现了合作共赢。而北京、天津、东北，以及北方其他一些被重点扶植的城市，不仅通过行政手段吸收各种资源，还对周边和其他地区有破坏无建设、拉大区域差距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还有，上海户籍居民尤其“老上海人（上海土著居民）”的确比较排外，上海也有倾向于本土主义乃至自治和独立的思潮，但是一种精致利己的、自保型的排外，是希望与外地人互不干扰，而不像北京户籍居民尤其“老北京”那样，一边排外一边肆意从全国各地及“北漂”那里掠夺各种资源。在做人的修养和言行素质上，上海人也好于北京人。北京的排外程度从表面上不如上海强烈，甚至有时对外人还有些开放包容，但那是在没有触及其利益和深度接触的情况下。如果触及北京市民利益或者长住在一起，以及和北京籍公务人员打交道，那各种矛盾冲突都会爆发，外人就能深刻体会到其排外和其他各种丑恶行径。虽然上海的排外也是错误的，其各种所得都有外地及外地人的贡献，但还算情有可原，冷漠但不过于使坏的排外言行也勉强可以忍受。

一种制度有相对受益者，就有相对受害者。而中共中国的单一制和中央集权下，只有北京、上海、天津、东北是明显的受益者，其余地区都不同程度受害。

江浙

在相对程度上，受害最大的是江南地区/江浙地区，尤其江苏省和南京市。历史上，江浙地区长期是南方政权的核心地带，南京则是作为首都次数最多的南方城市。江浙两省相比，江苏有更加深厚的政治和思想底蕴，浙江则是民间社会更为发达和活跃，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南方部分的菁华。

但由于北方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相对强势，南方政权往往不敌北方而屡次受到入侵与压迫，南京更是遭遇多次屠戮与破坏。民国有十余年定都南京，曾让南京及江浙有了很大发展，政治文化地位也空前提高（经济地位长期都是全国最高）。但1937年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以及八年占领中对江浙各地的多次屠杀与长期奴役，让大量民国精英尤其出身江浙的精英遇害，南京及江浙许多城市都遭遇严重破坏，对南京及江浙的地位、声誉、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造成沉重打击。1945年国府还都南京，本来可能重振南京和江浙，但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中共渡江战役的胜利，南京的首都地位再次失去。

中共建政后，南京的地位大大下降，各种资源被夺走、实力和影响力大为削弱。1951年，毛泽东在“镇反运动”中声称，“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南京（镇反）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可以说是中共政权对南京这个城市命运的残酷宣告（且毛泽东是在明知南京曾在十几年前发生惨绝人寰大屠杀的情况下如此发言，可见其心之恶）。而在1950年代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拆分中，包括原中央大学在内的南京诸多高校被拆解、迁移、削弱，极大打击了南京乃至江浙地区的教育、人才培养、思想文化发展。在政治地位上，北京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国都地位，南京则成了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仅仅可以代表江苏省（甚至在江苏省内，南京的首位度也不高（不过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江苏其他城市经济文化实力也很强））。中共还有意扶植缺乏政治野心、没有定都历史、文化底蕴不足的上海，以进一步削弱和制约南京。改革开放以后，南京的经济文化有所恢复，但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其地位和影响力不仅远不及北京和上海，连广州、西安、成都的区域影响力都不及。

而南京所在的整个江浙地区，从建国至今也都是被打压的对象。而建国后江浙的处境，也是江浙地区几千年来相对北方弱势的格局的延续，是中国大陆南北两个板块军事冲突、政治斗争、文化对立的缩影和例证。

早在华夏文明初兴之时，江浙所在地区就是文明发祥地之一，南方河姆渡文化即是与北方半坡文化并列的华夏文明的源头。而从吴越的崛起、夫差勾践的争霸，到秦末项羽刘邦的奋起抗暴、吴楚七国之乱，再到汉末三国孙氏家族数代的文治武功，千年前的江浙曾是尚武之土、兴兵之地。但后来，一方面是经济重心南移下，江浙文教日益兴盛、民生越发富足；另一方面却是相对北方而言武力的衰弱、战略的守势。由于北方异族入侵、战乱频仍、暴政肆虐，原来繁荣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多次成为贫瘠的焦土。而地理环境得天独厚的江浙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苏湖熟、天下足”、“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都在反映着江浙经济的发达与对全国的重要性。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经济开发，以及“衣冠南渡”下北方士人阶层的南下、中原文化在江南的传播和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发展，江南的人文也日益兴盛，并形成了相对独特的、与中原文化等北方文化有明显差异的文明形态与价值观。其文化婉约、含蓄、内敛，思想开明、包容、进取，让汉文明更加丰富与温和。而明代中后期及清前期，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工文明的发展，江浙涌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新儒学”思想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工商皆本”、“经世致用”、“有治法而后又治人”等主张，带有一定的民主和自由主义色彩，其进步性可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这些思想也已经很大程度作用于现实，伸张了许多民权，打击了封建专制，促进了科学发展（如徐光启、宋应星的成就），让明王朝向开明专制乃至更大的革新迈进。如果江浙经济文化社会继续发展，还能推动中华文明的进步转型。

但随着满清的铁蹄入侵和文字狱的铺展，江浙的文明被摧毁、社会的进步被打断。在满清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江浙一直是被打压和吸血的对象。“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仍未让江南屈服。因此从顺治康熙时的“哭庙案”、“庄廷鑨明史案”、“南山集案”，到乾隆时的“叫魂案”，满清政权又对江南士人和民众进行了许多次清洗，“屠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让江南沉寂了百年有余。这期间江南经济仍然非常发达，但大多数收益被满清统治者和北方保守势力掠走，政治和文化上更是极为消沉。江南士人连本地重要官职都不能担任，满洲贵族的臣属乃至家仆成为了这里的主官（如曹雪芹父祖及整个家族），从官场到民间皆是腐烂，从官绅到黔首俱若奴隶。而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江浙地区成为起义军和清军交战的修罗场，再次受到残酷破坏。在这个过程中，江浙人只是被双方利用和屠杀的对象，自身几乎毫无作为。

直到清末民初，随着满清政权的内外交困尤其对外战争中的一系列败绩，江浙才从压抑窒息统治下得到久违的部分自由。随着国门打开，江浙深厚的人文底蕴与西方及日本的现代思想碰撞，擦出了革命的火花，并逐渐燎原。在思想启蒙和革命浪潮中，江浙涌现了秋瑾、章太炎、鲁迅等革命家和思想家，让江浙的才华与勇气在沉沦许久后重新焕发耀眼之光。“拼将十万头颅血，须将乾坤力挽回”，江浙及江浙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洪流中涅槃重生，与两广、四川、湖北等地共同奋战并迎来光复，实现了夏完淳“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的遗愿。而民国定都南京，发展江浙、经营宁沪杭，让江浙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地带。但日寇的入侵再次让多灾多难的江浙蒙难，从社会精英到平民大众都遭遇残酷虐杀。与南京的命运一样，中共对国民政府的取代，也让江浙失去了抗战后再次重生的可能。

击败国民党的中共政权，对江南的态度和作为，除了没有明显的民族压迫（但有“重北轻南”的政治经济歧视），其他方面与满清几乎没有二致。在“前三十年”，中共的闭关锁国和计划经济模式，对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江南显然是噩耗。但由于江南工农业基础的优良（哪怕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破坏），经济仍然优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江苏和浙江饿死的人较少（但生活水平相较民国大幅下降，苏北和浙江山区也有饿死人现象）。而江南地区的相对富庶，也成了中共政权重点掠夺的对象。

而中共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的掠夺，也在于江浙政治权力地位和话语权的失去。由于国民党的核心一大部分都来自于江浙（核心的另一部分来自于两广），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也在江浙，所以作为国民党死敌的中共对江浙严防死守、百般打压。还有，江浙人崇尚自由、反对专制、追求法治透明的社会风气和历史行为，都令高度专制、奉行等级制度和个人独裁、习惯于潜规则和密室政治的中共恐惧。在中共专制极权尤其“镇反”、“反右”、“文革”的摧残下，江浙在清末民初复兴的人文风貌、士人风骨，都毁损殆尽。

在反右与文革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中，大多数都来自于江浙。例如有杂志列举文革中自杀的52位名人（主要是学者型知识分子，还有一些艺术界人士，也是广义的知识分子），一半以上都来自于江浙。其他各处关于文革的资料，也都能反映出中国受迫害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来自江浙的比例几乎超过全国其他所有地区的总和。具体的例子有，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的考古学家陈梦家，从建国后就经常被整，文革中又遭迫害，被吐口水和往头上浇剩饭菜，最终不堪受辱自杀；江苏江阴籍戏剧家上官云珠被迫献身于毛泽东，但文革中也未幸免被批斗，最终自杀身亡；江苏南汇（现上海浦东）籍翻译家傅雷被抄家和侮辱，和妻子双双自杀；浙江义乌籍历史学家吴晗，因发表《海瑞罢官》等作品被批斗和逮捕，最终死于狱中；江苏无锡籍的导弹和航空航天专家、研发“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姚桐斌，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暴打致死；另一位江苏无锡籍钢琴家顾圣婴，被批斗羞辱后开煤气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同样是籍贯为江苏无锡的历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钱海岳，因赞颂郑成功被指鼓吹蒋介石反攻大陆，被红卫兵杀害于明孝陵……连死去的秋瑾、章太炎的墓葬乃至骨殖都被破坏（可悲的是，这些主要都是江浙本地红卫兵所为，他们这时已经被洗脑的完全是非不分、将家乡的英雄当成罪人批判和污名）。

面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淫威，江浙人噤若寒蝉。毛时代中共对江浙的所作所为与满清对江南的屠杀压迫与文字狱何等相似？死于文革的江浙知识分子，与明末殉国的东林党人的悲剧又多么相通？而反右和文革至今江浙的沉默低调，又与满清两江总督治下民众的长久沉寂惊人一致。万马齐喑中，只有苏州籍的林昭奋力呐喊，在那泯灭人性的黑暗时代发出痛斥暴君、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伟大啼鸣。但这无法改变当时的专制暴政，江浙人民也只能战战兢兢、浑浑噩噩的生存与死亡。

改革开放后，江浙的经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相对于珠三角更多依靠对外开放和借助港澳台的资本与平台拉动经济，长三角的江浙更多凭借自身的经济社会底蕴恢复和发展。珠三角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严重、治安混乱、各种非法活动猖獗，充满着暴力与动荡。而长三角这几十年贫富差距相对较小，治安更是在全国相对最为优良，公然的过恶的非法活动也较少。相对于珠三角的野蛮生长、东北经济的相对衰落、内陆其他地区的相对贫困落后，长三角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最稳健、最扎实、最均衡、最惠民、最具可持续性的地区，域内各地差距和城乡差距都小于其他地区，尤其江浙农村富裕程度冠绝全国。江苏和浙江的GDP总量不仅常年位居全国前四，人均GDP更是居各省份（不包括直辖市）前三位。江浙上缴中央财政的总量与比例，也同样位居全国前四。江浙地区无疑是京沪之外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但经济的发达无法改变政治的弱势和文化的不振。改革开放后，中共仍然实行重北轻南的政治方针，鼓励南方发展经济的同时遏制其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增长。虽然中共两任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皆出身于江苏省，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共在地域问题上的原则和政策。北京仍然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引领着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决定着中国的政治特质。中共仍然非常警惕南方出现能够挑战北京权力与地位的地域势力，江浙则是其最为提防和打压的地区。江浙只有在经济上埋头发展和为其他地区“供血”的义务，却没有与付出相匹配的政治权力与话语权利。

而在文化上，历经满清屠杀和文字狱、日寇屠杀和奴役、中共的专制及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江浙的文风、民气屡遭摧残折辱，虽几度复兴，但起码如今已不再有曾经的盛况。现在的江浙虽仍是理工和人文学者最集中的产生地区（可以看当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籍贯，江浙籍的占四分之一，算上受江浙影响的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即华东地区），则占两院院士的一半），但却普遍远离政治或依附强权，不是自私自利耽于享乐，就是成为政权的走狗和喉舌，再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观念和“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公共意识。历史上的物理与心灵摧残和留下的阴影余悸，以及如今仍然专制和压制思想文化自由的环境、在地域博弈中的相对弱势地位，都让江浙人变得非常低调、世俗、保守，纷纷在物质享乐和靡靡之音中沉醉，无力也无心去效法先贤、秉笔直书、经世致用了。夏完淳、秋瑾、林昭，这些人的光芒太耀眼，江浙人更多是恐惧和远离，而非效仿和超越。江苏人面对相较很高生源质量而言很低的高考录取率和残酷的中考“五五分流”，选择唾面自干的忍受（虽然也有零星的反抗行动），也反映了他们已经丧失了抗争的意志，现实中也没有抗争的手段和能力。压抑之下，江浙社会风气也逐渐糜烂，当地的人们也被动或主动的沉沦。

在沉沦中，许多江浙人纷纷变成精致利己之徒，只顾个人私利而没有家国天下精神和公民意识，乃至为私利损人利己、狗苟蝇营。曾经注重清廉和操守的江浙籍官员，现在也普遍参与腐败，虽然执政绩效尚可，但也不再那么秉公无私，不仅贪腐，裙带之风也极为盛行；许多江浙中产在教育资源和中高考录取名额限制下，纷纷想方设法不择手段挤进名校，还排斥外来打工子女与其孩子同校同班；在医疗、养老等方面，江浙人也越来越为私利钻营；而江浙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有话语权的科技医工与人文社科学者，视野狭隘且保守自利，只有知识没有品德，为前途名利巧言撒谎（有些学者甚至在关系到亿万国民生存和人权、国家发展乃至人类命运的一些问题上巧言令色、歪曲事实、误导大众，如在新冠议题上替官方封城隔离政策背书、推荐并不可靠的中医中药治疗新冠的医学界专家钟南山、李兰娟；在气候危机问题上巧言撒谎、误导公众的地理学专家丁仲礼），勇于私斗而怯于公争，歧视弱者而默于强者。他们被丑恶伤害却又参与丑恶，既是历史和时代的受害者，又是相对更弱者的加害者，令人感到可悲可叹。

江浙的沉沦，亦是中共式中央集权的恶果。对南方地域势力的忧虑、对江南自由开放文化的恐惧，都让代表北方顽固势力、崇尚北方保守文化的中共不遗余力的打压江浙，扭曲当地的文化民风，让这块人杰地灵的宝地，变成世俗市侩的戏园。这不仅是对江浙人民尤其知识分子的摧残，也是对汉文明的破坏，并让中国走入和困在丑恶的歧途。

广东

广东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沿革和地位，则是中共治下中国的又一种中央与地方关系形态。广东所在的岭南地区，一直都有着相对汉族其他地区强烈很多的独立性与独特性。这既是地理环境造就的，也是广东历代人民主动抗争与坚持的结果。不同于汉族其他地区已大致“同音同文”，广东一直保持着独特的语言--粤语，以及基于独特语言的独特文化。独特的语言，是强化族群认同和凝聚力、拒斥外部同化的重要工具。正是凭借这一点，广东在历朝历代都比中原和江南乃至云贵川地区都有更多自主性。而广东与香港、南洋的特殊关系和连接，也让这里有着对外开放的条件与风气。还有，相对于江浙相对温婉的文化特征，广东的民风粗犷甚至野蛮，既可为公作战前赴后继，也会因私械斗血流成河；既讲求贸易自由社会契约，也五毒皆兴治安混乱。而且，广东只有珠江（西江北江东江合流后那段）沿岸地带较为富有，其他地区贫穷程度不亚于中国中西部（迄今都是如此），这样的相对贫穷和很大的域内贫富差距，也让许多广东人有强烈的名利动机和冒险精神，并为之不惜性命。

正是在这样的特色条件下，广东成为清末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以及民国南北对峙时期南方革命政府的大本营。不过，不同于紧邻北方、与中原文化密切乃至融合、时而有问鼎中原之志的江浙，广东相对更加倾向于割据一方，保卫自身的文化特色与独特利益。而从广东出兵、志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其实是相对例外的。而陈炯明、胡汉民、许崇智在广州的坐镇称雄，更能反映广东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域的特征。

而中共建政后，相对于江浙，广东在中共治下有相对略多一些的自主权（虽然重大和决定性事务仍然要听命于中央）。而叶剑英、陶铸等中共元老的坐镇，一方面保证中共对广东的控制，另一方面也让广东有了更多话语权与自主性。大饥荒期间广东饿死人很少，也和其有一定自主、不用像皖豫川那样被大规模强征粮食有关。在“前三十年”，广东一方面与其他省份一样处于专制和闭关锁国之下，但另一方面却有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对外开放窗口，即“广交会”，以及与香港的特殊关系及联系通道。广交会的前身可追溯到满清乾隆时期的“广州十三行”，二者都是全国闭关锁国下唯一的对外经贸窗口（这又是一处中共与满清相似乃至相同之处）。除了公开的广交会，还有在广东和香港边界私下进行的各种交易。中共政权利用广东与香港、南洋、西方的特殊关系和历史渊源，在闭关锁国时留下缝隙，以为中共特权阶层谋取利益。例如当时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都从广东和香港的联系通道获得各种西方新式产品（例如淋浴设备），包括他们看的西方影片也是这样进口的。正是出于中共特权阶层的私利，中共才给了广东一定的自主权，这实在是一件讽刺的事。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决定在广东和福建等地进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试点，在广东设立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广东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有了更大的自主权。随着经济的腾飞，以及广东与香港联系的日益紧密（尤其香港回归后），广东及整个岭南地区的特色文化也得以恢复和发展，其在舆论上的话语权也明显增强。以《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南方系媒体，成为中国舆论界放言百弊、监督政府、关怀民生的领军者。而广东的公民社会及街头运动也一度有声有色。这与同样人文深厚（乃至更加深厚）却在舆论方面沉闷低调、几乎毫无声色的江浙，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广东在文化和舆论上的相对独立和富于特色。

相对于经济上的相对自主和文化上的相对自由，广东在政治上却仍然高度受制于中央。虽然广东的政治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高于江浙，但这只是比较而言。随着2013年习近平的上台和中国政治的极速收紧，广东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的有限自主自由也很快被剥夺的所剩无几。而2020年中共挫败香港反修例运动和颁布《国安法》，则让作为广东外部依托的香港也日益内地化，广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迅速下降。广东现在变得越来越像江浙，成为供给中共权贵集团和其他财政亏损地域的“肉鸡”。

广东的各领域自主权之所以长期受限乃至最终被剥夺，当然同样是由于中共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和中央集权。在这种体制下，即便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也必然是有限的，更是随时可以剥夺的。对中共中央来说，让广东保有一些自主性，只不过为了发展经济，以维护中共政权的存续和利益。当地方的发展变革威胁到政权安全，那当然就会改弦更张，收回下放的权力。而广东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当然是不需要顾及的。

北京、上海、东北、江浙、广东，是对中共来说最为重要的五个地区。首崇北京、拉拢上海、供养东北、打压江浙、利用广东，就是中共政权对这五个地区的基本政策方针。

其余地区

而其余的地区，中共同样有不同的对待。以上五地之外的汉族聚居区，中共相对看重和扶植的，是陕西省、山东省、湖南省。

陕西省是中原和西部的交界省，一般被划为西北地区（有时也会被视为中部地区的一部分）。而同样属于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体量远小于陕西，新疆则是特殊地区。所以，陕西就成了中共扶植的控制西北的命脉之省，政策上高度倾斜，在此投入的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资源，无论总量还是人均，都远超其周边所有省份（包括人口分别为陕西省两倍以上的河南省和四川省）。此外，陕西管辖的延安是中共革命圣地，同样是陕西一部分的榆林则是能源和工业重镇。这两地的特色和价值也是中共扶植陕西的重要原因。但除西安和榆林外，陕西其他地区包括延安都非常贫穷，地理环境也十分恶劣。所以，中共扶植陕西省的结果，是导致西安一城独大（榆林市只有工矿但不适合生活），经济和科教文卫资源高度集聚于西安一地。虽然这种集中也有一定必然性和价值，但即便西安市民，受惠也分三六九等，贫者极贫，富者愈富。而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恶劣的陕西其他地区，就越发凋敝败落。显然，这样的扶植并不利于陕西整体的民生发展，只是符合中共的统治需要、有利于西安权贵的利益。

山东省则是中共政权崛起地和高层官员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政治经济地位颇高。虽然山东省不是土地革命时代的“革命老区”，但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却成为中共的重要根据地，为中共发展壮大和夺取政权起到重要作用。山东重农的经济特点和保守的文化特色与中共的“农民党”特质合拍，部分山东民众不怕吃苦、坚韧、顺从、蒙昧的特性，也让中共便于对其收买和利用。无论建国之前还是建国后至现在，中共大量军政人员皆出身于山东，山东也是中共军队主要兵源地。

中共政权着力培养山东成为北方经济大省，并试图将之与经济实力强劲的江浙、广东抗衡，以提高北方的经济权重。但正是因为山东省位于北方，官僚主义与保守主义色彩极为浓厚，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成果也难以普惠民众而是被官僚掠走。山东本来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孔孟儒学也颇有可取之处，但中共为巩固统治却故意“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利用传统文化灌输忠君和服从，却故意无视儒学思想中的人道理念与民本思想，从而让山东人文环境更加恶化。

湖南省是毛泽东的家乡，也是中共起家地之一。出于饮水思源等原因，中共对湖南也多有扶植。但与陕西和山东一样，中共的扶植主要是为了巩固统治，其各种建设发展缺乏人道和普惠性。而湖南有“南方的北方”之称，本来风气就相对保守、民众较为愚昧（当然也有许多聪颖刚直之士，但只是湖南人的少数），社会崇尚暴力、官本位思想不亚于山东，精英与平民、城市与乡村（尤其省会长沙与其他市县乡村）有着巨大鸿沟，中共的统治和各种措施更加剧了湖南保守落后、社会不公。

以上三省，中共都对其有大量政策倾斜和各种资源投入。但由于中共政权的性质和特征，其各种政策扶植和资源投入，都无法真正普惠和可持续性的改善民生，也不能促进当地文教的公平有益发展。三省一直都有非常多的贫困人口，很小比例的人集中了大多数财富和资源。而专制下这些省份更不可能发展民权和兴起公民社会了。所以，即便这些得到中共偏爱的省份，在中共治下也是受害多于获利。

中国国家结构/地方行政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沿革与经验教训

历史沿革

中共统治下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模式。这样的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在秦代以前，中原王朝的统治结构较为松散，商代至更早时期甚至没有系统和明确的中央地方关系连接，中原核心政权仅仅靠武力和文化纽带临时性的慑服四方。而周王朝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分封制体系则明确了王室与封国的关系，各封国权力远大于王室，春秋战国时期各封国更是成为实际的独立国家。

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征服岭南后，结束了周王朝的分封制体系，实行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制度，将全国（天下）划分为36个郡，各郡行政、司法、财政、人事等各项事务均由中央决定和管理。而秦朝灭亡后，经历短暂的诸侯割据与楚汉争霸，继承者汉王朝实行“郡国并行制”且名义上延续400年至汉朝灭亡。但经过“翦灭异姓王”和“七国之乱”等中央地方冲突且中央胜出，以及“推恩令”、“附益法”等削弱诸侯国的法令颁布后，汉朝长期实行的是实际上的郡县制（除西汉东汉相交和汉末群雄割据这两个特殊时期）。各诸侯王国的权力并不比郡县大，甚至还有一些额外的约束。此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虽然包括国家结构在内的制度纷繁复杂，但大体上和名义上实行的都是郡县制。

而从唐代开始至宋代，郡县制演化为“道”“路”制，地方的一级行政区区划面积扩大，地方自主权和实力也相对增强。唐朝后期节度使制度的推行和默认，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制度性地方分权割据时期。而结束纷乱的五代时期的宋王朝，则重新建立起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上沿用了唐代的“道”制（改一级行政区为“路”），但实践上更类似于秦汉的郡县制（因为更加中央集权、地方区域划分也更细碎），并通过分拆地方长官的权力于多职（如设立“通判”）、加强文武官员流动性（如“更戍法”）来弱化地方权力和强化中央集权。

而奠定当今中国国家结构和行政区划的制度，是元王朝时建立的行省制。相对于宋朝，元朝疆域辽阔，统辖的各地区之间也有明显的地理分割、文化差异、族群差别。因此，为便于管理，实行了行省制度，将当时元朝疆域内汉族人占多数区域划分为10个行省进行管辖（只有岭北行省非汉族占多数；西藏、中亚等地另有其他形式的区划和制度）。但与此前的郡县制、道路制下的地方政府不同，行省制下各行省机构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而非地方政府机构、行省首长身份是中央官而非地方官，且往往在所辖区域巡查而非固定办公（这也正是行省制“行”之意），主要代表的当然也是中央的利益而非各行省地方的利益。而由于元王朝是蒙古人为统治阶层、并将境内国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权利义务大相径庭阶级的政权，所以，其政权性质和行省制都具有一定的殖民主义色彩，行省制度是蒙古贵族统治、剥削、掠夺汉人在内各民族的制度工具。也正是如此，行省制度比以前任何中央地方关系制度，都更加强调中央的权威而不顾地方利益。

明王朝建立后，逐渐将元王朝的行省制度改为三司/布政使司制度。三司即布政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分别管辖行政区划内的行政/民事、司法/监察、军事事务。相对于行省作为中央派出和巡查机构，三司制度中各地的三司，更接近于郡县制和道路制那样的地方固定行政机构。三司制度下，地方仍然要听令于中央。而且由于三司制度将行政、司法、军事分割并交由不同官员管理，就更能分散地方权力、相对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因此，明朝同样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其集权程度超越了元朝。但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江南等地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地方文化的发展，中央集权有所松动。

而清王朝则在形式上基本继承了明王朝包括地方行政制度在内的许多制度（不过“三司制度”名称上逐渐变为“省制”），这也被称为“清承明制”。但其实，清王朝的制度在本质上与明王朝颇为不同。清王朝其实就是满清王朝，是一个异族的殖民主义政权。它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和各种特权，即其自我美化所称的“首崇满洲”。

 在这样的前提下，清王朝的一切制度包括地方行政制度，都以利于满洲贵族利益为原则。而由于满洲贵族是统治阶层且集中在中央政府，所以其国家结构是比明朝更加中央集权的，且会为中央不惜牺牲各地方的任何利益。清朝的省级首脑被称为“巡抚”，即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巡查者，也表现出类似于元朝行省制的特征。在“巡抚”之上还有管辖一省至多省军政事务的“总督”，让“总督”和“巡抚”相互制衡，以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虽然总督制后来反而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但一开始的确是满清中央为了加强集权、控制地方而设置）。而各州/府、县官员，虽然相对省级官员而言有更多地方官色彩，但仍然是由中央任免并为中央服务的“派出官”而非代表当地民众利益的“保民官”。

以前秦汉的郡县制、唐宋的道路制、明朝的三司制，虽然也中央集权，但都要一定程度顾及地方的利益和诉求，相对按照是非和道理来划分中央地方权力和分配利益。而清王朝的国家结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及实践，都不惜一切维护政权稳定和统治阶层（满洲贵族及汉族官绅阶层）利益，并将政治经济资源高度向首都北京倾斜。它也会打压可能威胁到其统治的地方力量，例如对其曾残酷屠杀、经济基础极佳的江南地区，就百般打压。而对于满人之外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少民反抗，则不惜使用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各种方式进行血腥镇压和清洗（如对准格尔蒙古人和陕甘回民的灭绝式屠杀），以及挑唆乃至故意制造汉族与各地少数民族的矛盾（如在新疆青海等地制造汉、维、藏、回、哈各族的冲突对立），以维护清王朝在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统治。同时，它也会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国内各区域实力和话语权的相对平衡，但并非出于拉近发展差距、促进全国同一性的好意，而是为了分化地方从而保障中央对全国的控制。而且，它不仅不会促进全国的同一性，还会通过扶植各省官绅精英，故意分化各区域、增大各区域的差异与对立。如今中国的地域差异与矛盾，很多即是清王朝时期形成、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故意造成的。

清王朝这样的国家结构模式，的确令其实现了对版图内各区域的长期有效控制。但由于满洲贵族的统治过于不得人心，各地的反抗运动仍然接连不断。而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让闭关锁国的清王朝被迫打开了国门和进行各种改革，造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冲击。这些冲击就包括中国各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变化。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长江以南的统治，还客观上造就了湘淮汉族地主阶级的崛起。西北和西南的回民、苗民、彝人的一系列起义，也打击了清王朝在当地的统治、促成了参与镇压起义的汉族地方势力兴起。这时的清王朝中央集权体系，已经出现巨大裂痕且难以弥合。而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后的“东南互保”，以及俄国与日本对东北和内外蒙地区的渗入，则让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体系大部崩坏，中央朝廷只能在黄淮以北、热河以南还保持高压控制。虽然后来清政府尤其满洲贵族使用许多手段试图重建中央集权，但反而引发了羽翼已丰的各地方汉族军政强人的恐慌和反抗。最终，在反满反帝制的民族主义暨民主主义洪流中，清王朝覆灭，其“清朝特色的中央集权体系”也一度消亡（之所以说“一度消亡”，是因为后面中共又重拾了这一套，后面会详细讲）。

而替代清王朝的中华民国，从1912年成立至1949年迁台，从未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践过一种固定的国家结构/地方行政体制。在民国建国前，对于民国实行何种制度，就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有的认为中国应效法美国实行联邦制，有人主张类似于邦联制的“联省自治”，还有的干脆主张各省独立，将中国分为二十余个国家。大多数设计和建议都倾向于地方的分权自治，只有少数人如孙中山倾向中央集权/更加小范围和分散化的自治（县域自治）。这些争论到了民国建国后也一直没有停止。而在实践上，由于民国多数时期处于诸多政治势力割据的局面，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推行一种覆盖全国的地方行政体制。而在1928-1937年、1945-1949年这两段中国较为统一的时期，民国基本是按照清代的省制来划分行政区域的，但其中央集权程度远不如清王朝及历史上大多数王朝。而到了1949-1950年，随着国民政府战败迁台、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中国大陆全域，民国时期的国家结构及地方制度之争也告一段落。

中共统治集团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设计与实践，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在中共尚未统治大陆全域之前，中共大多数领导人倾向于地方分权和自治，甚至主张中国分裂和地方独立建国。毛泽东本人在青年时期就积极参与“湖南自治”、“湖南独立”运动，并声称希望中国“最好分为二十七国”。而中共在1927年发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暴动后，在南方建立了许多块根据地，并于1931年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定都”江西瑞金。1937年，转移至陕北的中共又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在全国开辟了若干个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都属中共割据政权管辖。1945-1949年，又在东北和华北建立了若干军政自治机构。在这些时期，中共当然渴望国内国际承认其割据政权的合法性，因此非常支持利于地方分权的联邦制、邦联制及其他地方自治形式，乃至鼓吹中国各地分离独立。而由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国民党的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立），中共也一直非常支持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对外蒙古独立运动、新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西藏独立运动，以及非民族性质的台湾独立运动，都表达过明确的支持。中共还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和新疆维族穆斯林的“三区革命”出了大力，蒙古族人乌兰夫（布赫）、维吾尔族人塞福鼎·艾则孜都是中共高层的核心成员和在边疆地区的领袖人物。

但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全境后，就迅速改弦更张。除在少数民族地区暂时实行过一段有一定真实度的自治（如1959年前的西藏就几乎是半独立状态，而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乃至东北，也都有相对于内地更大的自主和虽然稀薄但远高于内地的自由），对全国其他区域全部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结构模式，中共控制的中央政府将处理一切重大事务的权力包揽。不仅涉及全国层面及中央地方共管的领域被中央控制，地方自身的重大事务也都须中央介入和批准。而且，中共治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是一个双轨制乃至多轨制的权力体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党和政府两套班子，名义上平行和各有分工，实际上党大于政且党领导政。不过，无论是各省级行政单位的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还是省长/直辖市长，均为中央派出的官员，而非真正的地方官。这与元清两代省级主官的性质一致，省级主官唯中央马首是瞻，而没有对地方事务的自主权。

 此外，中共还控制着全国各地的军队，“党指挥枪”的同时，地方政府却对军队没有管辖权（相反在改革开放前军方反倒能干预地方政务）。公安、法院、检察院等强力机构同样是首先接受党的领导而非政府领导（更非独立行使权力）。而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本身也是高度集权和非民主的，所以党的高度集权也意味着行政、司法、军事的高度集权。这种集权既体现在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各部门对主管机构的服从，也体现在地方对中央的服从。还有，党纪要求党员不能顾忌自己的地域、民族、性别等出身，要求无条件对党忠诚和服从党纪。现实里党员当然不会大公无私，但也会将党的利益/党利益共同体的利益看的高于自己的地域和民族出身。这当然也会遏制地方主义和强化中央权威。

对于中共统治集团而言，中央集权也是对其最有利的选择。集权不等于专制，分权也不意味着没有了专制，但地方分权的确会挑战中央和其他地方专制者的权威，威胁到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中共之所以能够击败国民党，一定程度就是利用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人心不齐、地方割据势力和军方各派自私自利的弱点。而中共当然不希望再重蹈国民党的覆辙，所以对地方主义和党内军内的山头主义非常警惕和全力打压。

正是在以上原因的影响下，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全域后，放弃了自己在野和割据时期倡导的联邦和分权制，选择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这样的国家结构的确有利于中共对全国的统治及统治的稳定。但这样的集权对许多地区的人民，则是巨大的痛苦甚至灾难。中共制造的各种暴政，如“镇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导致的经济崩溃和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都波及了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区域。面对全国范围内的专制高压和政治清洗，人们既无法反抗，又无处逃离。

中央集权对专制暴政的加持，最典型体现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由于中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违背客观规律和现实情况，采取定高生产和缴纳指标、“外行领导内行”的胡乱指挥、盛行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导致工农业经济全面崩溃，尤其农业生产的恶化。同时，农民还需要缴纳远超正常额度的公粮。这导致了全国许多地区出现大饥荒，以安徽、四川、河南等地最为严重。大饥荒共导致全国约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皖川豫三省即占到其中的1500万人以上。

而之所以这三省出现了如此巨大规模的饥荒和死亡，不仅在于工农业生产的崩溃，更在于强制征粮政策和大量粮食的外运，以及对逃荒民众的围堵和镇压。当激进的农业集体化失败、粮食产量下降后，各农业大省却仍然按照虚报的粮食产量外运粮食。而且，由于全国包括京沪都出现了粮食紧张，所以中央更加要求农业大省将生产的粮食运往京沪津等大城市、东北和河北北部等工业区、山西陕西部分工矿集中区、边疆地带、军队驻地等（也有一些粮食运往省内城市和工业区），以保障这些地区干部、市民、工人、军人的粮食供给。于是，各农业大省对农民“饿口夺食”，动用干部和军警硬生生将粮食从饥饿的老百姓那里抢走，以完成中央下达的征粮任务，以保卫北京粮食安全、支援外省工业生产。而强制征收省内粮食以保障京沪等大城市粮食供给、导致四川数百万人饿死的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还因此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称赞。

而当饥饿的民众试图逃荒到外地谋求生路时，也遭到当地干部和军警的堵截和镇压。在历史上，一地发生饥荒后，饥民难民往往可以前往他乡投亲靠友乃至乞讨要饭，以图活命和在未来回乡。如1942年因战争和蝗灾导致的河南大饥荒，许多河南饥民都逃至隔壁的陕西省谋活路，也确实有很多人因此活了下来。而在1960年前后的饥荒中，安徽、河南、四川、甘肃、江西等饥荒严重省份的各级干部和军警，都在中央指挥下堵截试图逃荒要饭的饥民，许多饥民甚至被军警打死打残，或被关在收容站病饿而死。而在堵截和镇压下无法离乡求生的饥民农民，大批在家乡饿死或自杀。

这一切，不仅在于专制极权和极左盲动，还在于中央对地方利益的完全蔑视、对地方自主权的完全剥夺。如果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各地方自主权和利益诉求有一点尊重，就不会要农业省份连救命存粮都上交以供给他处；如果安徽、河南、四川等省份的官员、干部、军警，哪怕有有限的自主权（而非完全受制和听命于中央），以及顾念本省本地乡亲百姓的基本生命权（而非只谄媚中央领导），都不至于从饥饿的农民那里强制征收几乎所有存粮、连口粮都不留，也不会为全国政权稳定和其他省份政治社会安全而禁止居民逃荒求生。而中共政权之所以能成功“饿口夺食”、阻遏逃荒，以及镇压了各种零星的反抗，也正体现了其集权的强大和恐怖。

而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惨烈灾难未再发生，但专制下的中央集权体制，仍然在损害着中国境内许多区域人民的利益。

一般来说，单一制的国家非常重视国内各区域各群体的平等和同一，全国实行一种制度、一套法律，中央各项政策也会一视同仁的在全国各地施行。当然，单一制国家往往也会对贫困、落后、边缘地区进行一些支持和补助，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国家全域的协同发展。

但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与政治体系，一方面高度的中央集权，中央权力覆盖全国各地各领域，各地方都要服从中央的指令；但另一方面，中国却有着严重的制度性的区域和城乡不平等，人为制造了区域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制度鸿沟，不同地域和身份的国民拥有的权利和享受的公共服务差别巨大。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最为典型。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有类似于户籍制度的身份认证体系。但通过户籍制度将国民划分为许多权利不平等的群体和阶层的国家，现在只有中国大陆和朝鲜。中国户籍制度可追溯到古代的“编户齐民”，是国家控制国民的重要手段，主要用来征调赋税和徭役，以及促成国民对政权的依附与服从，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封建”在此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涵义，下同）。而中共建政之后，就将“编户齐民”改造为户籍制度，并将其对人身的控制与划分人的等级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中国的户籍制度，将人的身份与其个人及家属所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各种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类型及级别高度捆绑。户籍制度对人身份的区分，包括将国民分为干部和群众（群众又被分为工人和农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省级行政单位区分的不同地域居民。在计划经济时代，户籍身份与资源配给高度捆绑，且通过户籍将人固定在其工作生活的地区，不能随意旅行和迁徙。而改革开放后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户籍制度有了较大松动，跨城乡和地域的人口流动管理越来越松，不同户籍身份的国民之间的资源配给也不再那么固定，国民户籍身份的变更也变得相对容易，但户籍带来的人与人的不平等仍然广泛存在。

关于城市/非农业和乡村/农业户口的差异，因与本文关联不大，在此不细述，这些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查询。而不同区域（以省级行政区划为界限）的户籍差异，与中国的地域差异、制度性地域歧视、地域矛盾等密切相关，也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所造成的种种不公不义。所以，在此相对详细的谈一下中国的地域户籍差异及与之相关的地域问题。

简单的说，是的。

哈贝马斯的重点在于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全世界都面临系统对资本主义理性化对日常生活的殖民。

是否是说，哈贝马斯所说的“殖民”是“系统”对于“日常生活”的入侵和异化？

共产党自认为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无限夸大自己的钢铁意识。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这与黑格尔（其强烈影响了马克思）的“精神哲学”有关。我认为这一脉哲学为了弥补有神论世界观断裂之后的信仰空洞，将抽象理念、意志、精神提升到了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每个人的自主性，会偏向于每个人各自偏好的领域，如果没有外力，无法集中起来。为了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有“首领“领导人民，将人民的自主性集中起来，向着同一个伟大目标前进。人民群众想要成为历史的主体，需要有党和伟大领袖将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

主体思想强调人民群众——不仅是无产阶级——应该投入思想自主性的斗争，认为一部人类史，就是毛泽东定义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了实现社会政治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史。

哈哈，我都不知道朝鲜依然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一直觉得他们早就放弃这种说法了。

说到“想要实现真正的主体性/自主性就要听首领的命令放弃各自的主体性/自主性”，感觉这基本上就是集体主义的思维，或者说用辩证法论证了**“集体是为了个体的存活，所以个体要为集体牺牲”。**

肉体的生命是有限的，社会政治的生命却是永生的，人应该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惜牺牲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实现永生。而伟大领袖就是这套永生系统的中心，伟大领袖指挥党，党指挥群众，让群众人人都可以拥有自主的社会政治生命，成为革命的主体，拥有永恒的生命。

政教合一了，领袖就是教主。这点我看习近平主席也打算赶上。

我个人情感上能理解“左翼思想”（这里定义为更支持”平等“的思想），我也相信很多左翼人士宣扬平等是出于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同情。不过我认为如果提倡“阶级斗争”“民族主义”“结果平等”的“左翼”通过暴力革命掌权，几乎必然导向一个独裁政权，并且最终让全社会除了掌权者以外都受损（包括弱势群体）。

他们不仅反对现行体制，还反对或抵触（起码不热衷）社会革新进步、阶级斗争、民族主义、大政府、高福利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平等、国家干预、中央集权、强力管制与广泛社会动员、标准化和人为规范化（如公制而非英制）、逻辑一致性、成文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及相关法治理念等。

首先，其实“左”“右”的分界并没有那么清晰。除了右派偏向自由，左派偏向平等以外，对于具体的政策，有时很难用“左”“右”来预测对方的观点，而是需要知道对方是“哪种左派”，“哪种右派”。例如社会问题，布尔什维克们一般被算作“左派”，但是他们也反对女权、LGBTQ+等进步主义议题；例如经济问题，“右派”也有很多赞成局部干涉以及/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至于您提到的民族主义，“左派”很多人其实赞成“国际主义”而非民族主义。

其次，或许如您也认识到的，由于“结果平等”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所以想要达到必须要人为干涉。越追求结果平等，需要的干涉力度就越大，而干涉主体（一般是政府，也有可能是其他权威）的权力也越大——包括定义“什么是平等”“哪些阶级/群体比哪些阶级/群体更平等”的权力。中央集权、强力管制、社会动员，一旦剥离了对个人自由原则的尊重，其实本质上就是多数人必须听少数人的。这种情况下，“平等”只会沦为少数特权者的话术。而如果对于权威的选择都被剥夺（当现有权威权力过大时，这是完全可能出现的现象），那就是独裁专制的开始了。

再次，支持自由原则并不代表不同情“弱势群体”，也不代表不能在法律原则上支持平等。弱势群体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而是一个个有自己的偏好、需要、追求的个体组成的。对于他们自己想要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在保证基本人权、并没有制度化歧视（指政府的法律政策方面的歧视）的基础上，“自由”能给“弱势群体”的个人提供更多选择的权利；更何况还会有自发的对弱势群体进行扶助的社会团体，也会有特定的弱势群体自发组织起来与强势者进行博弈议价的机会。

李瑞环是全国政协主席。

政协不是国家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没有政协，所以全国政协主席的排名肯定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后面的。

我在帖子里面已经说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的排名是依照资历而定的，但是全国政协主席不是。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但是成年人是可以选择自己的移民目的地的。

因此，在A国出生的人不爱A国，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是超过从外国移民到A国但不爱A国的。

因为前者是完全随机的，后者是个人选择的。

说实话，如果对中国这么有感情，就不应该移民。如果移民加入外国籍了，就要把自己当外国人，把中国当外国。

也许是蜜罐攻击呢？

人人尽说新疆好，游人只合新疆老。

棉田碧连天，核酸听雨眠。

大白人似月，试纸凝霜雪。

未老莫离疆，离疆会感染。

海外其实有各种政党（多是六四一代创建），比如”中国民主党“，”中国社会民主党“，等等。

我的意思是说，对故国的感情，肯定是第一代移民比较深。毕竟从小长大的地方。

这就是”外宾视角“了。

摩登时代不是针对官僚体系，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在中国政治学课本里很早就用摩登时代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

哈贝马斯的生活方式殖民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随着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全球化波及的地方，都被卷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固有的官僚体系特性，更容易深陷系统对日常生活的殖民。

传统的反殖民话语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因此往前走一步就是去殖民，在第三世界国家寻找替代品，寻求文化的多样性。并且容易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因为你不能批判一个“无所谓好坏只是不同”的东西。中共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这样嘛。

而哈贝马斯则是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把卷入全球化的地方都算进去，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消解中共的话术。

这没有什么区别啊。

我没听说过哪个国家的法律规定第一代移民如果触犯叛国罪可以被轻判的。

鬼在西方人眼里远没有在东方人眼里那么狰狞可怖。万圣节前夜大家扮鬼魂要糖，扮成那么夸张的鬼魂模样，这里面其实就有戏谑搞笑鬼魂的成分。虽然进入的是“互吓”模式，但过程是快乐的。真若是被吓了一跳两跳的，也会变成快乐的谈资，第二天对同学绘声绘色一番，长大以后更是会变成美好的记忆。

可不是同时代，《城堡》写于1926年，《摩登时代》已经是1936年了。而且《城堡》涉及的面更广，是整个官僚系统（不仅如此，城堡也可以表示其他象征），《摩登时代》主要还是工厂的流水线吧。

卡夫卡还有一个短篇《海神波塞冬》也很有意思。

波塞冬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伏案计算着。管理所有的海域，使得他的工作十分浩繁。他本来可以随意要到他所需要的助手，而且他的确有大批助手，可是由于他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认真，他总是把所有的账目亲自再查看一遍，所以他的助手们对他很少用处。谈不上他喜欢这项工作，他之所以干它，仅仅因为这是他的一种义务，的确，诚如他所说，他曾多次申请调换一件较为愉快的工作，可是每当人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的时候，他总感到不中他的意，认为还是他目前所担任的职务更适合于他。总之，要为他找一件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人们毕竟不能派他去主管某个特定的海洋。这是因为，那里的计算工作不少，但更为琐碎，除此之外，伟大的波塞冬毕竟始终只能担任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职务。再说，要是给他提供一个与海洋无关的职位，这个想法就会引起他的反感，他神圣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他古铜般的胸膛就会上下起伏。顺便提一下，人们其实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他的抗议。当一个强有力的人感到痛苦的时候，别人必须装出对他让步的样子，尽管在这种事情上双方都毫无希望。从来没有人真正考虑过把波塞冬从他的职位上撤换下来，从太古时起，他就被任命为海洋之神，这是无法更改的，只能是这样。

最使他生气的是——这也是引起他对自己工作不满的主要原因——他听到了人们对他提出的各种意见，例如说他经常手持三叉戟，驾着马车在海潮中遨游。事实并非这样，在这期间，他倒是坐在世界海洋的深处，不停的算账，偶尔旅行到朱匹特那儿，目的仅仅是为了打断单调，而且通常总是怒气冲冲，扫兴而归。就这样，他几乎没有观看海洋，只是在匆匆攀登奥林匹斯山的途中，飞快的瞥上一眼，到那时候，也许会出现一个安静的时刻，就在末日快要来临之前，在检查完最后一笔账目之后，他还来得及做一次快速而短暂的旅行。

蛮不讲理的中国共产党，欺人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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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条沙都子

“操，真他妈好笑！”一阵响亮而又令人不快的喧闹声突然闯入耳畔，把正在望着窗外发呆的老刘吓得差点原地跳了起来。“妈的，又是哪个没礼貌的小年轻在公共场合大喊大叫？”老刘心里暗自咒骂，翻了翻白眼便寻着那声音望去，发现原来是旁边餐桌的一位年轻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只见此人名牌衣裤披满全身，手表、背包，甚至是踩在地上的鞋也都是贵物，而头上戴着的鲜红色耳机则更是引人注目。

好奇心驱使着老刘。虽然他知道无论那小年轻此时此刻在看些什么，都绝不会引起他的半点兴趣，但明知如此的他却依旧不受控地歪着脑袋，用余光瞟向了那躺在对方手里的矩形物，不过在看见屏幕的一瞬间他就又快速地扭过头去。“切，我就知道是这样。”老刘这样想着，脸上也随之浮现出微妙的表情，其中夹杂着不屑、鄙夷与一丝无奈。“现在的年轻人都好像是跟书本绝缘了一样，整天就知道看些低俗趣味的搞笑小视频啥的，肤浅无比！”更多言辞激烈的话语出现在老刘的脑海中，扰得他心神不宁。眼看这咖啡厅因为那小年轻的轻浮举动而被破坏了气氛，老刘没有再犹豫，索性重重地推开椅子，昂首阔步走出了小屋，推门前还不忘再回头白那毛头小鬼一眼。

大街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所有人都好像是身背了什么十万火急的要事一般，迈着大步，向前冲刺。老刘与他们不同，只是跟随着自己的节奏，在那坚硬冰冷的人行道上不紧不慢地踱步，任凭匆匆过路的行人从身旁闪过。他感觉自己就像是那湍急河流间一块小小的石头，微渺却坚定。“现在的人都怎么了……”老刘微微叹了口气，陈年往事渐渐浮上心头……

“哇！刘哥！你家里有那么多书啊！”一个活泼的少年来到了小刘家玩耍，看见书房里那几大柜的藏书，不禁赞叹道。

“哈哈，是啊，这些可都是我的心爱之物。你刘哥我啊，从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起就酷爱读书，哪怕是饿肚子，也要把早餐钱省下来攒够买书钱呢。别的小朋友都用零花钱买玩具和小吃的时候，你刘哥永远没得吃没得玩，只能可怜兮兮地讨好别人，乞求他们能分我点好吃的，或者借我玩具玩几天，因为那些零花钱也被我拿去买书了。”

“喔，刘哥，你真的……”

“要坐车的请走这边！配合我们接受检查后再上车！”又是一阵喧闹声无情地打断了老刘的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无意之间已经走到了车站，准备回家了。看了一眼前方手拿扩音器、肩戴红袖章的检查员，老刘默默地打开皮包，准备接受检查。这些检查员据说是国家指派的，并在各个公共设施及要道的检查站上执行任务，身后还会有配备警棍和盾牌的防暴员随时护卫。而这些被指派的专员所针对的就是那些私藏禁书的“思想不检点者”——这个称呼最开始源于一篇官方报道，并很快成为了全社会针对私藏禁书者所使用的代名词。

“好了，通过吧！”检查员象征性地翻了翻受检者的背包，摆了摆手就让对方通过了。“看来今天的检查员比较好说话呢，也没发现检查站里有黑口袋。”老刘边随着人流往前挪动边这样想着。“黑口袋”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它其实是指在每个检查站都会配备的纯黑色大布袋，这些布袋是专门用来收集禁书的。如果检查员发现了有人携带禁书，就会当场扣留那些书并装进黑口袋里，而防暴员也同时会将那个倒霉蛋押送至检查站内拘留，如果对方反抗的话就动用警棍。而之所以使用黑色布料，是为了避免让外人看见黑口袋里所装禁书的书名。

终于轮到检查老刘了。检查员不耐烦地问了一句：“你的包里有书吗？”

“没有，我可以给你看。”老刘乖乖亮出了敞开着的皮包，包内的各种物品一览无余。别说是书了，连一张纸都没有。

“好了，你走吧。”检查员又摆了摆手。

坐在公交车上，老刘呆呆地望向窗外，又开始思考了。他想起了一位朋友曾经告诉他，那些进了黑口袋的书会被有计划地送进焚书厂里焚烧，不留一丝痕迹；他想到了人们是怎样一步步“适应”检查站的：刚开始大家对这种禁书检查政策非常不满，抱怨着这完全是劳民伤财，自己的时间很紧迫，不想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接下来大家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前卫作家”，指责他们写出的东西“太过头”，搞得国家不得不出此下策。之后，人们为了尽快通过检查，索性出门时就不带书，甚至有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干脆连书都不买了。直到现在，人们又达成了“新共识”，也就是“书不见得是种好东西，容易催生极端的思想，搞得全社会人心惶惶，还要花大力气去审查”，于是对那些仅仅是持有书的人也变得警惕与排斥了……

“唉……”又是一声轻叹，老刘扶着下巴，慢慢合上双眼，继续向着记忆之海的那片终日不见阳光之地深潜。他想到了那位老友，那位曾经与他志趣相投、无话不谈的朋友。那位朋友也是爱书之人，偶然间在书店里与小刘相识。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很快就攀谈了起来，从文学到历史再到天文地理……那时的小刘感到自己无比幸运，能在这由纸浆与油墨构成的广袤大海上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旅伴。

小刘对这位新朋友十分热诚，他顾不得周围人的闲言碎语，迫不及待地把对方带到自己的家中，向她展示自己得意的书藏，却发现对方似乎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般兴奋。虽然她仍然在微笑着听着自己滔滔不绝的讲述，称赞着他对图书与阅读的热爱并鼓励他继续钻研那令人着迷的文学艺术。但是小刘却总是隐隐觉得自己好像让对方落了空，不过对方倒是对此矢口否认，并说自己很享受这次会面，而小刘自己也说不出是哪里出了岔子，也就没太在意这件事。

之后，一切又都如往常一般照旧进行。他们依然会频繁地联系，交流关于书本与文字的种种，享受着两个心灵相通的灵魂相互碰撞的美妙感觉。那位朋友甚至还特意送给了小刘一样名贵的礼物。那是一张用紫檀木框装裱好的宣纸，上有“书香门第”四个大字，据说还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题写的，价值不可估量。小刘将这件礼物视若珍宝，每当有密友上门拜访时，都会自豪地将其展示给他们。

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理所当然的进行下去。但突然有一天，小刘发现自己无论怎样都联系不上那位朋友了。刚开始，他以为对方可能是去旅行了，或者想要离开这喧闹的都市一段时间，毕竟大都会的灯红酒绿与嘈杂的环境并不适合一个想要潜心钻研文字的人。可是他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收到对方传来的任何消息，甚至是一封问候信也没有。这时的他终于感到了一丝忧虑，开始想方设法找寻那位朋友的线索。他到过对方父母的家中，但却被告知他们早已搬离了此处，是被一辆黑色轿车接走的，说是他们的女儿在别处定居了，想把他们也接过去一起居住；他去过警察局询问，警察告诉他，他们找不到有关此人的任何信息与记录，并劝他忘掉这件事，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他甚至想到了拜托私家侦探，但侦探在短暂调查后，就将他支付的钱全数退回，并警告他不要再追查此事，也不要再踏进事务所的大门……

终于，在经过了好几年徒劳无功的寻找后，小刘放弃了。他的直觉告诉他，那位犹如知己般的朋友恐怕再也不会出现在自己面前了，无论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都不会了……小刘能做的只是把那个人的虚影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小小角落里，并企盼她只是离开了这里去往他处，并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

“请需要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下一站是……”公交车上的语音提醒令半梦半醒的老刘睁开了眼，他这才猛然发现自己想得太入神，竟坐过了站。“唉，倒霉，事到如今还去想这些事，害得我坐过头了……”老刘拍拍衣袖，又整理了一下衣领，便起身离开座位，向着车门走去。只是连老刘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此时他脸上的两道浅浅的泪痕正在微微泛光，与车外那凄厉的寒蝉鸣泣之声遥相呼应。

当老刘走到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了。夜晚的街道上阴风阵阵，冻得老刘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他三步并作两步，逃命似地飞奔到家门口，用颤抖的手掏出钥匙打开了自家房门。

“果然家才是最温暖的地方啊……”老刘自言自语地嘟嚷着，想要先去卧室换衣服，再到浴室里舒舒服服地洗个热水澡。但在经过拿上锁的书房时，他不知为何却停下了脚步。这间书房曾经是老刘最常去，也最常打扫整理的地方，这里承载了老刘太多的回忆与人生了，从他还是孩童时就形成的对于书的痴迷与热爱始终伴随着他的人生。然而，在人们对于书的看法逐渐转变后，老刘却因为害怕被周围人指摘并因此给自己惹上麻烦，而将整间书房都锁了起来，还在门上自欺欺人地贴上“储物室”的标签，并渐渐地不再踏入这间屋子了。不过现在的他却突然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推动着他，要他打开那扇上锁已久的门，要他走进去，去拾起那些他曾经自以为已经放弃的东西。

“啪嗒！”门开了，灰尘也随之扑面而来。“哎呀，我差点忘了，这间屋子我都很久没进去过了啊……”老刘苦笑着，打开了已经蒙尘的吊灯，用打量一件件名贵藏品的眼光看着这些他许久未见的“老友”，并从口袋里抽出了随身携带的手帕，轻轻地掸着那挂在正中间，落满了灰尘的《书香门第》。这幅名贵的字曾经是他的骄傲，是他作为一个平凡的爱书之人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宛如一枚闪亮发光的荣誉勋章。直到连“书香门第”这个词本身也变成了讽刺那些游走在“思想不检点”深渊边缘的书呆子时，老刘才无奈地将其雪藏。

“看看这些书，对于任何一个热爱文字的人来说可都是无价之宝。”老刘轻轻抚摸着书柜里的藏书，一种久违的欣慰感萦绕在心。此刻的他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又重新拾起了那个被自己所抛弃的“爱书者”人格……只见他来回在书房里踱步，像是在给谁炫耀一般地指着那一柜柜的藏书，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解释着：“看到最上面一柜的那一排厚重典籍了吗？那是我最喜欢的《领袖之路》全套典藏版，里面详细介绍了我国每一个人民领袖那不平凡的一生，忠实还原了他们从热血青年到伟大舵手的心路历程；还有第三排的那本《人文主义批判》与旁边的《自由主义的毁灭》我也很喜欢，那可是我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所编写的巨作，据说一定要两本一起买才能够读懂其中的精髓；看啊，第四排中间的那本是我国著名旅美作家撰写的《彼岸恸哭声》，作者通过细致入微地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地还原了大洋彼岸人民苦不堪言的生活，并深刻展现了他们向往我国的内心写照。哦，我差点忘了这本《忠诚赞歌》，是的，就是第一排的第四本，这本书的主旨是……”

@北条沙都子

“该死的女拳狗！”小李看着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心里愤愤不平，二话不说打开某德性洼地出品的费拉专用社交网站，熟练地敲击着键盘。这是小李平时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每当十指在电脑键盘上翩翩起舞之时，他都会有一种莫名的飘忽感，那种感觉就像是置身于一间即将打烊的小酒馆里……小屋的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酒香，给这不大不小的酒馆里增添了一丝微醺感，颇具情调。而自己仿佛就是吧台旁那弹奏着慵懒蓝调的钢琴师，正在给酒馆常客们献上今晚的最后一曲……

“恶臭蝈蝻！老娘我就算是养10条狗安度此生，也不会让你这恶蝻碰老娘一下！”突然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半梦半醒的小李脸上，他这才发现自己刚刚发送的文字已经在评论区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遭遇战。被辱骂的小李怒火中烧，快速敲击键盘回怼：“女拳狗整日鼓吹女尊男卑，搞得好像女人就多了不起一样。这下好了，了不起的女人们全都赚钱去满足自己黑洞一般的消费欲了，没几个愿意恋爱结婚生子的。这样搞下去还得了？自己去看统计局数据吧！你们的美国爸爸给了你们多少钱啊？这样不知疲倦地想搞坏中国社会的风气。”

敲完回车键的小李感觉心情似乎舒畅了些，看到评论区的战火逐渐蔓延，活生生变成了一场无限制拳击赛，一丝得意的笑容浮现在小李脸上。“这边差不多了，我的兄弟们会替我教训那帮走狗的。”想到这里，小李关闭了网页，返回桌面，操控鼠标双击那熟悉的图标，想要翻越高墙，继续扩大“战果”。

“连接失败，请重试。”一串不和谐的提示出现在屏幕上，而这七言绝句的威力对于小李而言，比“女拳狗”们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可要大得多。他瞬间又焦躁了起来，不断地切换线路，把屏幕上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点了个遍，却依旧逃不过那宛如诅咒般的七字真言：“连接失败，请重试。”

“咚！”小李气得直锤桌子，心里暗自骂道：“他妈的，估计又是那些狗逼恨国党搞出了什么大动静，才害得VPN被封，还连累了老子，让老子没法翻墙出征，操你妈的。”但是小李也知道，心里再怎么咒骂也是无济于事，倒不如先避避风头，转战主场，等过一阵子再出征。

再次打开那条人口统计的新闻，小李却又不开心了。只见评论区里有不少人对这件事感到忧虑，纷纷抱怨生活负担太重，大家都不想要孩子了。甚至还有几个不长眼的异类把这件事归咎于强推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人口结构畸形，试图含沙射影的攻击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看到这些的小李感到身体当中有一股力量涌了出来，那股无形的力量在他全身上下每一根血管中奔涌流淌，不断溢出，直至触达皮肤、渗入骨髓。

“阴阳怪气的恨国党，nmsl！”随着这句分量十足的话语出现在屏幕上，小李感觉自己仿佛就像吃了菠菜罐头的大力水手，充满着自信与力量，好似任何人都不能再撼动他半分。他没有再犹豫，重重地敲下回车键，满心期待地看着自己投下的这枚重磅炸弹能够溅起怎样的水花。可事与愿违，下一秒他就发现自己想要回复的那条别人的留言已经不见了踪影。而且不止如此，所有他看不顺眼的回复也一并消失了，而自己的那条回复也随之成为了向着空气挥出的重拳。“也罢，只要能让那帮害群之马闭嘴就行。”小李这样想着，轻轻叹了口气，默默的打开香烟盒拿出一支烟，若有所思地抽了起来。

网吧外，寒蝉鸣泣之声不绝于耳，听者无不感到丝丝悲切。而网吧里却没有人注意到此刻小李脸上那有些落寞的神情。

第二天清晨，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的小李刚躺在沙发上没多久，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还伴随着一位中年妇女的叫嚷：“开门！街道办的！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小李缓缓地爬起身，拖着沉重的脚步，不情愿地打开门：“怎么了？一大清早的……”

“你就是这里的住户李二狗？”

“是啊，有什么事吗？”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们要统计一下。”

李二狗摸了摸裤兜，把有些泛黄的身份证乖乖交给了对方。戴着红袖章的中年妇女接过身份证，在一台手机大小的设备上扫描了一下，阴沉着脸问道：“你还没结婚啊，有对象了吗？”

李二狗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这街道办平时也不见有什么作为，怎么今天突然对自己的终生大事这么感兴趣了？

“没有，两样都没有。没有结婚，目前也还没找到对象。”李二狗回答得倒是诚实。

只见那女人听完这话，埋头用笔在小本子上抄抄写写，边写边说：“那我就先给你记上了，未婚且没有对象，属于单身男士，等过一阵子开缴单身税的时候记得把钱备上。下午会有税务局的人上门解释，记得到时候要待在家里，不要出门。”说罢便自顾自地关上出租屋大门，扬长而去，只留着还来不及发问的李二狗呆站在原地。

“单身税？”李二狗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李二狗知道，继续胡思乱想下去也是徒劳，于是赶紧打开电脑，在某德性洼地出品的费拉专用搜索引擎上检索相关信息，这才知道这个消息是在昨晚的新闻联播上公布的。自己昨天光顾着打拳和折腾VPN了，根本就没有留意相关信息，再加上所有与这件事有关联的消息和话题都被严格限制及封杀，导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该死的女拳狗！”李二狗看着官方账号权威发布的消息和相关解释，气急败坏。“都是你们这帮西方走狗把洋人的腐朽思想带到了中国，中国的女人们都不愿意好好谨守妇道，相夫教子了。害得我找不到老婆不说，还要多交一份钱！”李二狗越想越急，越想越气，于是二话不说打开某德性洼地出品的费拉专用社交网站，熟练地敲击着键盘……

哪用得着这种高级玩意，同时代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不就是典型的螺丝钉么

很有启发！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就是对官僚体系理性化的绝佳注解。卡夫卡的梦魇在疫情下的中国却成为了活生生的残酷现实。

正常情况下，想要推动正向的变革，变革者应该站在最大多数人的合情合理利益一边、站在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者一边、站在正义一边、站在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边（可简称为“四个站在”）。站对这四个位置，才能获得道义的正当性、现实的合理性、逻辑的自洽性，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积极的回应、热情的参与，最终实现顺势而为的成功。然而大部分“公知”起码站错了“四个站在”中的两个，甚至有些全部站到反面，那能成功才怪。而且如果成功了对中国不是福音而是又一种灾难。

中国主流“公知”是广义的自由主义者（相当一部分是狭义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也同时是保守主义者，主张的是承认现状和既得利益、自由放任（消极自由）、法治宪政与习惯法/判例法、原教旨倾向的市场经济、低税收、小政府、高度强调私有财产保护、地方自治、温和渐进、约定俗成墨守成规、多元宽容尊重差异等等。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如果现在的中国类比成沙俄，那么“公知”们是西化自由派和立宪党人，而您则是布尔什维克，我认为，我会支持沙俄或者立宪党人扑灭布尔什维克的。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photo-booth/irans-new-protest-generation

By Robin Wright

October 26, 2022

Iran’s New Protest Generation

甚至在最近一轮的示威活动之前，伊朗的年轻人就已经开始反对该政权的限制性社会规范。

一个女孩剪掉后挂在墙上的头发。据称，Mahsa Amini 违反了伊朗严格的礼仪规范，在她被拘留和死亡后，年轻女性把剪头发作为反抗的象征。

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在他的教令和布道中，命令妇女将她们的身体和头发藏起来，不让男人和"好色的"青春期男孩看到。1979年，他在与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的激烈交流中说："如果没有这件衣服——伊斯兰服装——妇女就不能以有益和健康的方式工作。”（她立即脱下了她的长袍，称其为中世纪的抹布。）霍梅尼还建议女孩在青春期或月经来潮前结婚。他说："男人的福气之一，是让他的女儿不是在她父亲的家里而是在她丈夫的家里经历她的初潮。他对性和婚姻以及母乳喂养也做出了裁决。在妻子上一次月经后与她发生性关系的男子必须等到她的下一次月经后才能离婚，除非他的妻子不到九岁、怀孕或已绝经。霍梅尼称，任何奶妈都应该是"忠实的什叶派，聪明、谦虚、漂亮"，而不是"丑陋或杂种"。每年7月，伊朗都会正式纪念全国头巾与贞洁日（National Day of Hijab and Chastity）。

一个在里海度假的家庭。在公共海滩，妇女在水中也必须戴头巾。

9月16日爆发的由Z世代的女孩和年轻女性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对神权对其私人和政治生活的侵扰的反抗。正如 Forough Alaei 在她的照片中所捕捉到的，Z世代（Zoomers）比前两代人更勇敢、更有抱负、更务实。她告诉我，1960年代和70年代的年轻人有意识形态上的愿望——要么是伊斯兰的，要么是社会主义的——创造一个石油丰富的乌托邦。他们动员起来支持1979年的革命，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王朝统治。那些在80年代和90年代长大的人被革命后的动乱、国际孤立、粮食配给、经济困难和与伊拉克的八年战争的创伤所塑造。他们专注于恢复物质舒适和和平。许多妇女愿意接受传统价值观作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一群朋友与一只狗玩耍。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干净的，不适合作为宠物饲养的，是否应该被允许进入公共场所，存在着争论。

女孩们离开海滩。

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Z世代的年轻女性没有经历过这种困难。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超过60%的大学人口是女性——但就业率严重不足。他们精通技术，社交活跃，但他们的个人自由受到压制。Alaei 说，与世界其他地方的 Zoomers 一样，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也很多样化。他们会纹身，即使会危及到驾照或政府工作。她们参加摩托车比赛，从事汽车修理工的工作，这些工作在伊斯兰共和国被认为是不适合妇女的职业。她们在公共场合练习跑酷，跳Poi舞，以及Flow art。她们把自己伪装成男人，把自己的乳房放在绷带下，贴上假的面部毛发，偷偷溜进去看足球比赛。

为了观看她的足球俱乐部 Perspolis 队的比赛，Zeinab 不得不将自己的乳房包扎起来，以伪装成一个男人。自1979年革命以来，妇女一直被禁止观看现场足球比赛。

一名化妆师在 Zeinab 的脸上涂上假胡子，以便她能参加在德黑兰阿扎迪体育场举行的国家比赛。Zeinab 于2019年离开伊朗。

Alaei 出生于1989年，接受过律师培训，但在2015年通过自学成为了摄影师，为专注于经济的日报《Donya-e-Eghtesad》拍摄。2018年，她记录了足球比赛中的伪装，自己也伪装起来，拍摄了题为"为自由而哭"系列。2019年，她被逮捕并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卡恰克女子监狱（ Qarchak Prison for Women）(她最终被释放并被宣告无罪）。

两个朋友和跑酷爱好者在德黑兰的一个公园里锻炼。

在德黑兰北部的一个公园里，Saina 和一个朋友在伊朗的第一次 flow-art 比赛中表演。

上个月，伊朗的Z世代被点燃了，22岁的 Mahsa Amini 因"穿着不当"被道德警察带走而死亡。（她在公共场合暴露了太多的头发。）前五周的抗议活动与其他突发的骚乱不同。2009年，数以百万计的成年人因总统选举中的所谓欺诈行为而上街游行。他们被称为绿色运动，聚集在两名落选的候选人周围，挥舞着要求民主的巨大旗帜，戴着头巾，系着腰带，并涂上鲜艳的绿色颜色。2017年，因鸡蛋和家禽的价格而再次爆发抗议，2018年，因天然气价格上涨而爆发抗议。2022年的示威活动更加原始，主要集中在学校和大学校园，或在街头的即兴篝火上，女孩和妇女脱下头巾并焚烧它们。到目前为止，这场运动基本上没有领导人。抗议者只知道他们在反对什么。"独裁者去死"和"毛拉滚蛋"一直是针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流行口号。

但是，抗议者——男孩和男人也加入了——没有纲领或提议的政治选择。"他们正在寻求繁荣和选择的自由，" Alaei 告诉我。"他们不是想要追随某个领导人或某种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的人。"他们的榜样从运动员和音乐家到政治家不等。

Niloofar 和 Kiana 是伊朗第一批专业的女性汽车修理工，她们正在修理一辆汽车的散热器。三年来，她们一起工作，但现在 Niloofar 主要负责德国汽车，而 Kiana 负责日本汽车。

摩托车赛冠军 Maryam 准备骑车。

由于公众对摄像机的恐惧感不断增加，Alaei 拍摄伊朗"Zoomers"的任务变得复杂。伊朗的安全部队使用技术——包括无人机和闭路电视——来识别抗议者。他们追踪社交媒体，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抗议活动的视频被故意模糊的原因。她告诉我，说服人们让 Alaei 进入他们的生活一直很困难。但就像那些非法潜入足球场的妇女一样，许多人已经接受了风险。因此，她说，"在不付出任何社会代价的情况下压迫他们是不容易的"。

女孩在婚宴上的女性专用区跳舞。政府禁止男人和女人一起聚会。

1 习近平有亲儿子，不可能让习明泽接班。没修宪允许纳妾就不错了。

2 习主席不要你口头舔，习主席要让你用行动来舔。要写写你自己打算怎么践行习近平特色什么什么思想。

Make Party Great Again!

没人保证大风歌是刘邦原创...

玩偷换概念很溜啊，把要糖果的附近邻居换成都是陌生人，乡里乡亲的地没事给人下药，是不是在考验警察的智商啊。按你的说法，考虑到有变态的存在，我建议你什么都自己来，这辈子就不要出去吃饭了，有变态下药怎么办？真尼玛笑死我了，按你的逻辑外卖这种东西也是陋习坚决取消，毕竟现实中已经出现往外卖里吐口水啊撒尿这种事了。出门就有被车撞得可能，那就别出门啦，在家当一辈子宅男多好啊是吧

人是一种社会性生物啊，你怕别人上门就代表其他人都是了？按照你的逻辑，这种节日根本没可能发展出来啊。既然翻墙出来了就别拿墙内那套，我认为怎么怎么，别人也是如何如何。你当宅男关门不理就好了，出来攻击扣帽子有意思？？？

最后我想说千万别再回复我了，我觉得恶心

https://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2/06/gfw-i2p.html

“如何翻墙”系列：简单扫盲 I2P 的使用

“党内的规矩”

中共怎么看都是一张披着政党外衣的黑帮组织。只有黑帮组织讲究老大老二老三，第几把交椅，第几把手。

黑帮组织没有现代政府或现代公司的治理架构，经常发生火并。谁的拳头大谁的势力大谁就是老大，老大看中谁谁就是老二老三老四。;)

无妨，朕恩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