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大概创始于1980年代初，标志性的事件是王炳章创建《中国之春》杂志。

早期海外华人社区普遍受到国民党的影响，所以普遍都是反共的。

《中国之春》当时在海外华人社区的影响，比今天中共扶持的亲共媒体和法轮功媒体加起来都大。我见过几位台湾的老立委和老国代，他们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几乎都看过《中国之春》。

民运在1980年代茁壮成长，早期中国公派的留学生，绝大部分都参与过民运活动。民运的支部在西方各大学校遍地都是，和今天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差不多。

民运的最顶峰是在六四事件，当时民运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大城市的活动，能够召集到近万人来参加。海外华人十之八九都支持民运。

民运在1990年代初期依然盛气凌人，学自联、民阵这种新型组织也给民运带来新鲜血液。

1990年、1991年的纪念六四活动，也能找到不少人来参加，非常气派。

民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邓小平保证改革开放要继续维持下去，不会回到毛泽东时代。

1992年邓小平南巡意味着六四屠杀之后的国内肃杀结束了，海外华人回国经商就业的也不少，海外民运参与者也就越来越少，尤其是大陆来的留学生，几乎都刻意迴避民运，为了就是不妨碍未来回国。可以说国内新东方崛起的时候，民运就已经不行。

民运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变质了。由于民运新人越来越少，民运人士很多又没有正规工作，所以就要给自己找钱找出路。通过民运办政治庇护的移民赚钱模式就生成了。甚至出现了民运人士拿李登辉的钱帮台湾政府做特务，这种非常荒唐的事情也发生了。从那以后，民运人士之间见面的时候，首先问“你是谁的人”，也就是拿了谁的钱，替谁办事。有的民运拿国民党的钱，就在海外华人裡面宣讲票投李登辉。也有的民运拿了民进党的钱，就在海外华人圈宣讲票投彭明敏。可谓丑态百出。总之，1990年代中期之后，民运已经没有称霸华人圈的地位。

1990年代末是民运的一个大亮点。当时美国国内在争是否要把贸易和人权脱钩，是否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当时魏京生等少数民运人士反对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但王丹等一大串民运人士支持贸易和人权脱钩，支持让中国人先富裕起来，富裕的中国人干掉共产党。但历史证明，王丹是错的。

在北京申奥成功以及奥运会举办之前，中国人权问题也是一个热点，民运当时曝光度也是挺高的，北京奥运也算是给民运强行续命。

2008年之后，民运就开始快速衰败。虽然在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中国茉莉花革命、2012年陈光诚事件等个别事件上有一些媒体版面，但这种小亮点掩盖不住衰败的大趋势。

民运的失败主要原因是中共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在1990年代以前，海外华人社团都是国民党扶持的，国民党反共，海外华人主流就是反共。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有钱了，中共就开始渗透海外华人，到今天甚至国民党都已经亲共了，海外华人大部分自然也就和民运划清界限了。现在甚至连美国主流社会都意识到中共的威胁，中共都渗透到白宫国会，民运自然也就越来越不行。

至于法轮功，其实法轮功也大不如前了，没有多少新人，大多法轮功还是十几年前来美国的同一批人。不过法轮功转型很成功，文昭这批人的出现，把法轮功从一个宗教团体，转变成了一个反共的精英群体，甚至还打入共和党内部，法轮功这一点上比民运强得多。

这就是泛泛的谈一谈，东扯西扯，写的不连贯各位请见谅。

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①葡萄牙治澳远不如英国治港，葡萄牙时代的澳门是很乱的，英国时代的香港是很好的，所以港人普遍更怀念殖民地时代，但是澳门人不会。

②澳门主要靠观光和赌博，这两个行业都需要内地人。所以澳门人绝对不敢得罪中共，得罪中共就没有内地游客了，没有游客就没有饭吃。

③澳门人口只有六十万，社会社团化。小到一定程度的国家或者地区，不管实行哪种制度都无所谓了。当人口低于百万级别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什么制度，都没什么区别了。即使澳门是帝制，对普通澳门人也没什么影响。

各位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你们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吗？

家中有重大之变故，近日要立刻回国，故离开大家一段时间。

我几个月之后会回来，不过也许永远不会回来，或者回来之后也甚少发帖了。

谢谢大家

温家宝其实完全可以和吴邦国、贾庆林一样，成为一个完全没有人味的中共官僚。

但温没有这么做，温还会说一些人话，这就说明温心里应该就是这么想的，最起码这个人还没有无底线的坏，属于魔鬼里面最不坏的那一个。

但是点评政治人物，我们要“论事不论心”。温作为内阁总理，他没有为中国民主化做任何积极的事情。温即使无法做大规模的政治改革，至少还可以做一些小事情，比如处置迫害陈光诚的地方官、调查汶川豆腐渣工程、停止软禁刘霞、改善政治犯的牢中待遇、停止对网络的删帖封号、默许政治禁书在市面上流通，等等。但是温最后没有做任何开明的事情，而且连这种小事情都不做。

因此，骂温是影帝也不算冤枉。毕竟温作为名义上的中共四把手，什么事情都没做，光说不练，口惠而实不至，被人骂也是活该。

至于温家贪污，这不奇怪。共产党哪个高官不贪污？正国级干部搞几十亿美金的腐败不是很正常的吗？

和习近平比起来，温还是好得多。温最起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像习近平那样人妖不分。

我有话直说，

我对那种生好几个女儿，就为了生个儿子的家庭，我都觉得恶心

比如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钜

最近是知道一些生了女儿之后又想生二胎的家庭，我都觉得不舒服

台湾是华人世界唯一的民主政体，是亚洲民主自由的灯塔，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多值得中国人参考和醒思的地方。

①台湾这种半总统制是不稳定的制度。半总统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总统和国会不属于同一个政党的时候，就会出大麻烦。

半总统制下的总理的人事权，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总统任命总理，不需要国会同意（比如台湾）；另一种情况是，总统任命总理，需要国会同意（比如法国）。

如果总统任命总理需要国会同意，那么总统只能让一个反对党的人来做自己的总理。当总统和总理不同党的时候，总统和总理之间绝对会内斗内耗，什么政务都推不动了。总统最终如果受不了了，只能解散国会、重新大选。

如果总统任命总理不需要国会同意，那么就会出现今天台湾的这种状况。行政院长（总理）沦为总统在立法委员（国会议员）和民意面前的挡箭牌。总统做错任何事情，都让行政院长来背黑锅，就会导致台湾的行政院长平均任期都不到两年，政策根本无法稳定的延续。台湾是让一个没有拍板权的行政院长，每天面对立法委员的盘问，真的掌握实权的总统却躲在幕后。行政院长有责无权，总统有权无责。整个国家乌烟瘴气。而且如果总统和国会不同党，总统想立的任何法案，立法委员们绝对否决，行政权和立法权就会无休止的碰撞下去，整个国家内斗内耗。中国民主化以后，不要实行半总统制。

议会制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在总统制和半总统制，如果当国会和总统不同党的时候，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总统制还会出现政府停摆）。只有议会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台湾如果实行的是议会制，很多宪政体制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②二轮选举制度非常重要，必须保证当选者拥有过半的多数民意，总统、议员、省长、市长的选举都应该是两轮选举制。这一点应该和法国学习。如果没有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得到过半票数，则第一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可以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较多的候选人则当选为总统。陈水扁2000年在蓝营的连战和宋楚瑜分裂的情况下，以39%的得票率就当选总统了。如果当时台湾是两轮选举制，陈水扁和宋楚瑜就会进入第二轮投票，连战的支持者肯定会转投宋楚瑜，就没有陈水扁总统了。

③国会议员要设立连任次数的限制。避免出现王金平、柯建铭这种三十年的老议员。议会制有一堆连任几十年的老议员，丘吉尔就当了六十五年的下议院议员。可以把国会议员的任期设立成连任不得超过五届，每届任期最长五年，一个议员最多只能做二十五年。

④不要试图做所谓的“全民总统”或者“全民总理”，民选的国家领导人只要讨好自己的选民就可以了。马英九就是为了当全民总统，经常和绿营妥协，最后里外不是人。一个社会，永远会有人毫无理由的反对你，不管你对他们多么好，他们也不会投给你一票。所以不要试图做“大联合政府”之类的所谓的“落实和解”，落实政党政治才是正路，执政的内阁就要用本党同志做部长。

⑤不要让公民直选行政首长。韩国瑜在一年之内高票当选，然后又被高票罢免，浪费好几亿新台币做选举和罢免，是在是效率低下，浪费税金。省长应该由省议会选出，市长由市议会选出，县长由县议会选出，公民无权直选行政首长。如果现任市长做的差，市议会就可以罢免现任市长，然后市议会选出新市长，这样就可以避免无意义的选举和罢免。

⑥反对党的第一任总统或者总理一定要照顾好这些民主前辈，为民主牺牲很大的前辈，一定要给人家一个实权官位，不要出现陈水扁和施明德那样，陈水扁害施明德做不上立法院长，施明德就联合蓝营发起红杉军倒扁来报复。如果当时陈水扁让施明德做行政院长，施明德也就会出来倒扁了，陈水扁政府也不至于在2006年以后摇摇欲坠。

⑦要避免“政治世袭化”。太多的政治家族对于民主的发展是不利的。避免政治的世袭化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当官的父母都希望给子女留下政治遗产。在法律上绝对不能明文禁止官二代参选议员的，因为这是反人权的。防止政治世袭化的唯一可行做法，就是在主流政党的党内通过条款，不优先提名官二代的候选人，而且这么做也可以保证政党的年轻化和亲民化，不会出现连胜文这种低能的官二代。

党内的条款可以是：

党内竞选公职的提名选举，如果候选人的父母或者配偶的父母曾经担任其竞逐之公职，或者其竞选之公职层次至上级或者下级的职务，其民调结果直接减除10%。

比如我想要让该党提名我选省议员，但是我的父母或者岳父母曾经担任省议员、市议员或者国会议员，那么我的党内的民调就直接减除10%，多给平民子弟留机会。

今天我女友为了写论文，去查邓小平的资料。结果在英文版《环球时报》七年前对《邓小平时代》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一篇采访中，发现这篇文章非常诡异，摘录几段如下：

下面是英文原文：

GT: China is considered a non-democratic country under one-party rule. However, it has fulfilled many tasks that some democratic countries have been unable to do.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China's strong policy making power, which is reflected in your book. How can such policymaking capacities be implemented in China?

GT: Some believe that it is Deng Xiaoping's pivotal role that directs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1980s and 1990s. However, while China made remarkable economic achievements, the reforms barely touched upon political rights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grew dramatically. Do you think this is tied to strongman politics?

GT: Some raised that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is not mentioned in your book, and some Chinese readers believe that you overly praise autocratic rule. What do you think?

翻译：

《环球时报》：中国被认为是一党执政的非民主国家。然而，它完成了许多一些民主国家无法完成的任务。这可以归功于中国强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这在你的书中有所体现。如何在中国落实这种决策能力？

《环球时报》：有人认为，正是邓小平的关键作用，领导了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然而，虽然中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但改革几乎没有触及政治权利，社会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你认为这与强人政治有关吗？

《环球时报》：有人提出，你的书中没有提到人权问题，一些中国读者认为你过分赞扬专制统治。您怎么看？

所以《环球时报》是承认共产党是专制统治了？环球时报承认中国人没有政治权利？

《环球时报》记者怎么会问这种问题？胡锡进真是高级黑啊。

原文网址：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759838.shtml

昨天晚上去了一趟downtown吃饭，顺道看了一下卡车司机的游行。

我去的时候大概是晚上八九点钟，他们占领了国会前面的马路，鸣笛表达抗议，并且在路边安营扎寨。

这些司机几乎都有右派的，我看到了加拿大人民党的文宣品。

《一百个人的十年》是冯骥才写的一本关于文革的访谈录。

我本来还在给朋友推荐这本书，结果朋友告诉我，豆瓣上查不到这本书了。

我试了一下，果然词条都被删了。

看来离文革再来一次也不远了。

https://search.douban.com/book/subject_search?search_text=一百个人的十年&cat=1001

豆瓣上有这本书，但是词条都打不开了。

无数人谈论这个问题，我也凑个热闹。

在各国，政府只能有一个，但社交平台能有无数个。

因此政府必须尊重言论自由，因为如果一个政府打压异己，人民不能再成立一个政府的。再组建政府就是造反革命。

推特不是政府，推特没有公权力，所以推特也不需要尊重异己。推特总裁可以根据注册协议删掉任何他讨厌的账号。

但由于推特可以随意在平台上打压异己，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多个平台。

所以，不能要求一个平台海纳百川，但必须要求数个平台百花齐放。

美国的反垄断法要动起来，美国至少要有四五个有实力的微博客的平台。

我很欣赏国内十年前的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网易微博并驾齐驱的年代。

既然已经反华了，既然已经认为中国永远都是屎坑了。那何必还要关注中国的事情呢？

直接去做一个不说中文、不吃中餐、不和任何中国人打交道的美国人不就好了？

既然已经认定中国永远是屎坑了，何必要时不时的还要闻一闻屎坑（中国）的臭味呢？

各位如何看待这种人，他们是什么心理？

今天中国官场最大的新闻就是陈全国下台了，由广东省长马兴瑞接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如果陈全国去当人大副委员长或者政协副主席，那说明习近平还是要脸的，最起码不想和西方世界公开对立。

但如果让陈全国当副总理或者进书记处，那说明习近平简直就是反人类，新疆模式会在全国推广。

我希望不是后者。

不过中共的体制有一个特点，就是干了太脏的活儿的人反而不会被升迁，因为名声太丑，比如1989年六四后北京的干部反而没有被提拔，李锡铭和陈希同都没有当常委，反而是江泽民、李瑞环、朱镕基这些外市的干部当了常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党专制，一党专制和古中国的君主世袭有本质区别。 在唐宋元明清，平民在体制内最高只能当到宰相，想当皇帝的话就只能靠造反。

但中共的制度不是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平民只要情商高，完全有可能当主席、当总理的。中国今天的体制就是古代的科举制，只不过把皇帝（军委主席）也放在科举系统里。

一个寒门出身的中国人靠官场权斗爬到省委书记，并不比一个寒门出生的美国人选上州长的几率更低。

一党专制和宪政民主，唯一的差别就是官员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但由于中国每个官员都是对下不负责，所以其实对平民而言伤害也不明显。毕竟中国人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反正人人都没有选举权，自己也没有也不差。

人人都有的东西，其实就等于没有了。人人都没有的东西，你也没有也不是损失了。在中国，人人都没有选举权的时候，对每个个体而言也不是伤害。举个例子，如果全人类的眼睛都被上帝挖掉，那么盲人就不算残障人士了。别人不会飞，只有你会飞，你就是超人。但如果人人都会飞，飞翔就不是超能力。奥运个人金牌比团体金牌重要得多，也是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曼德拉当年会造反？因为当时黑人在南非白人政府里面不可能当官，黑人没有任何升迁的希望，那么黑人只能造反。

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时只有白人能投票，黑人却不能投票，那么黑人当然要造反。但如果当时全美国人都没有投票权，黑人也不会想到造反的。

当年台湾人之所以造反，是因为本省人在外省蒋家控制的中华民国体制内当不了总统，当五院院长也非常难，外省人掌握官场的绝对优势，本省人就和今天的维族人一样，只能当花瓶，所以本省人当然要造反。台湾民主化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本省人反抗蒋家外省权贵对权力的垄断。

为什么中国的维族和藏族经常造反？因为他们在中共体制内永远不可能当大官。维族人和藏族人在中共体制内最高只能当到有名无实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连故乡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都当不了，所以他们当然要造反。如果中共有一个维族或者藏族的政治局常委，维藏的造反意识也会降下来。

我以张三来举个例子。

张三想当国家最高领导人，那么张三有两条当最高领导人的渠道：

①加入中共，靠权谋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军委主席。

②加入民运的抗争队伍，被关被杀，妻离子散，凶多吉少。能推翻中共的几率非常低，况且即使推翻中共，也不等于就会建立民主制度。退一万步讲，即使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也不等于就会轮到张三当总统。

这其中有太多太多的变数，有巨大的风险。而且即使当了民选总统，也要被反对党和媒体监督，民选总统也不能像军委主席那样的随便包情妇、随便贪污。民选总统和军委主席比起来，除了国际名声更好（有机会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他的方面都远没有军委主席更舒服。

所以张三只要是智商正常，他都不会选第二条路。谁也不是傻子，谁都知道选哪条路对自己最优，所以当然没人想造反。

很多人说，只有赵家人才能当官，其实我并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世袭化很严重。

目前二十五位政治局委员，只有习近平、刘鹤和张又侠的爸爸是当大官，其他的人都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所以在中国，寒门子弟当然是有机会当国家领导人。

很多赵家二代，也只是去人大政协担任虚职，并没有掌握实权，比如刘源、邓朴方、陈元。这就类似于拜登让肯尼迪之女当驻澳洲大使一样。

中国的政治世袭化并不严重，甚至比很多东亚国家更少。中共中央委员的世袭比例是低于台湾立法委员的，台湾立法院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员可都是官二代。

总而言之，之所以大部分中国人不造反，是因为平民在中共体制下当官的机会和民主中国差不多。民主中国并不能让平民当官的机会增加，所以平民也就对争取民主没有兴趣。中共体制对选举权的剥夺是全民性的，所以对个体而言反而不是伤害。普通人不会感到来自中共的伤害，平民也不会想造反。

当奴隶有机会当奴隶主的时候，奴隶们就会争取让自己当奴隶主，而不是推翻奴隶制。

为什么习近平会伤害中共的江山？

因为中共在江胡时代，十年换一次领导人，平民子弟都有当大官的机会。

但习近平是把集体领导变成个人独裁，他自己想做终身皇帝，这就让平民在未来几十年之内都丧失了当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机会。

而且如果习近平临死前把官位传给女儿，那么这对中共的打击就是致命的。

让平民当官的机会逐渐丧失，没有机会当官的中国平民，会动摇中共的江山。

最近这几个月，我和很多国内曾经的同学和朋友交流过一些对政治的看法，得出如下的结论：

①反感习近平修宪，反对习近平搞个人崇拜，应该实行两届制。

②认同习近平的反腐。

③六四的学生值得同情，镇压学生总不是好事。

④因为美国疫情泛滥再加上川粉冲击国会而对西方民主表示怀疑。

⑤反台独反港独反疆独反藏独，维持国家统一很重要。

⑥香港问题上普遍支持中共，因为黄之锋搞港独。但如果你告诉他黄之锋不搞港独，他们就觉得港人闹一闹也挺好。对西藏问题也是一样。

⑦中国直接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有困难，但应该全面开放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支持香港人普选特首来做民主试验田。

我的同学和朋友里面，粉红几乎没有（所以我不认为年轻人粉红多），关注政治的基本上都是偏自由派的。当然，绝大部分是岁月静好。

朝鲜的最高人民会议和地方各级人民会议都是人民直选的，虽然朝鲜那种假选举大家都知道，但总之是有选举走过场的。

但中国的全国人大可不是人民直选的，全国人大是省人大选举的，省人大是市人大选举的，市人大是县人大选举的，只有县人大是人民直选的。

中国这种间接选举制度完全是垃圾，我们就假设人大是真选举，从县人大互选过筛子过到全国人大，民意也早被三次间接选举消磨殆尽了。

我记得十几年前，胡温时期的两会记者会，有洋记者问温家宝中国是否考虑开放各级人大的公民直选。温家宝当时给的理由是“中国国土面积太大，而且各地区发展差异大”，所以现在实行各级人大直选是有困难的。这完全就是糊弄洋人的回答，印度、巴西、阿根廷的国土面积也非常大，而且各地发展也不均衡，但这些国家办直选办的好着呢。人家都没问题，为什么中国就这么多事？分明就是共产党不想开放嘛。

我主张印中国的珍稀动物和名胜古迹，不要印任何人物的头像。

中国民主化以后，第一位民选总统或者总理的头像是千万不能印的。纸币上印着现任国家领导人的头像，容易出现个人崇拜。

中国近现代史中，没有那种可以让全民信服的政治领袖。

孙中山的争议是很大的，他的很多行为是反民主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对孙中山有很多批评。如果印孙中山的像，我第一个反对。

蒋介石就更不够格了，蒋介石其实和毛泽东是一类人，都是想当皇帝的独裁者。说实话，如果毛泽东没有佣兵造反，而是带枪投靠国民党了，那么老毛可能就是蒋总统的行政院长了。

宋教仁我很欣赏，但是他壮志未酬，死的太早，没有做出成绩来。

黄兴、秋瑾、王维林、魏京生、刘晓波等人，成就都不够，都不能让全体国民信服。

中国近现代史没有那种可以和美元上的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比肩的政治领袖。

中国古代的名人，很多人是有资格印在钞票上的，比如孔子、老子、庄子、祖冲之、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但是这些古人都没有正规的照片和画像，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不同画家画出来的像会完全不同，所以他们也不合适。

日元上有夏目漱石和樋口一叶的画像，但是中国近现代的作家，都不是很合适，都没有那种高度。

鲁迅的争议很大，而且鲁迅对中国文化一直都是批判的。中国政府在钞票上印着一个反中国文化的作家的画像，让人感觉很奇怪。

胡适后来去了台湾，并且还担任了中华民国的中研院院长，他的生命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中国大陆，所以中国的货币上印他也不合适。

老舍也没有那种让全民信服的高度，而且老舍在1949年以后写过很多赞美共产党的文章，并且担任了共产党的全国政协委员，然后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整死了，他这种人生经历，印在货币上也是不合适的。

至于沈从文、苏童、陈忠实、王安忆、霍达、路遥、高行健、莫言、贾平凹等人，统统不够格，完全没有印在钞票上的高度。

中国也没有那种可以上钞票的大科学家，华人科学家都没有亚里士多德、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那么厉害的。杨振宁是非常亲共的，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高锟、朱棣文等都不是中国人，屠呦呦也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所以华人科学家也没有好的人选。

民主化以后，钞票上的图案可以是：正面印珍稀动物（熊猫、藏羚羊、丹顶鹤等），背面印名胜古迹（长城、桂林山水、苏州园林等）。

在一些特殊的年份，中央银行可以发行纪念款的货币。 比如六四周年的时候，可以发一款印着王维林、刘晓波、方励之、民主女神、天安门三君子的货币；

辛亥革命周年的时候，可以发行一款印着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人的货币；

抗战周年的时候，也可以发行一款印着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八百壮士等人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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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是合餐制。

合餐制的本质就是把同一桌的每个人的唾液都舔一遍，非常恶心。

我不得不和一群人吃饭的时候，当一道菜上来，我都是赶紧夹两口，之后就不会再夹那道菜了。

如果和朋友们出去吃中餐，我一般都会建议吃火锅或者吃自助。火锅合餐没问题，毕竟滚烫的开水加热中。

各位有什么想法请写出来。

豆瓣现在已关闭《李鹏回忆录》的书评，但今天我发现手机中留有几张书评的截图，故发出来给各位网友分享。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剥夺了四位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席位。在新华社的新闻稿中，全国人大剥夺四位议员资格根据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但是根据基本法和香港版国安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直接干涉香港立法会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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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十九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由立法会主席宣告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一）因严重疾病或其他情况无力履行职务；

（二）未得到立法会主席的同意，连续三个月不出席会议而无合理解释者；

（三）丧失或放弃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四）接受政府的委任而出任公务人员；

（五）破产或经法庭裁定偿还债务而不履行；

（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内或区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处监禁一个月以 上，并经立法会出席会议的议员三分之二通过解除其职务；

（七）行为不检或违反誓言而经立法会出席会议的议员三分之二通过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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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基本法，只有立法会主席可以宣布立法会议员丧失资格，而且只在一些非政治因素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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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三十五条：

任何人经法院判决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即丧失作为候选人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的立法会、区议会选举或者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公职或者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曾经宣誓或者声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议员、政府官员及公务人员、行政会议成员、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区议员，即时丧失该等职务，并丧失参选或者出任上述职务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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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港版国安法，只有被香港法院判处有罪的议员才可以被丧失议员资格。

中共现在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完全不顾，全国人大常委会粗暴的干涉香港立法会，完全是赤裸裸的耍流氓。

习近平的邪恶，永远超出人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