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一定有源头。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关上古时代的中国历史溯源，众说纷纭，并未有一家独大的说法。曾经的几种流行假说有：

1 一源说：华夏起源于黄河流域，始祖为黄帝。

2 二源说：傅斯年主张，夷夏东西二源说。

3 多源说：徐旭东主张三到四个民族互动凝聚成华夏。

除了以上这些本土起源学说之外，还有主张华夏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来说：黄帝本来是一个巴比伦部落酋长，在西方战败后率民众跑到东方来。这后一种说法在当时颇为流行，许多中外一流学者附和。

然而，在考古学的实物证据被引入进关于华夏起源的研究之后，历史学家们逐渐对基于黄帝、神农、尧舜这些传说的假说失去信心，开始以考古发现为出发点，提出新的假说。

20世纪60-70年代流行的是黄河流域中心说，80年代流行的是多源头说。张光直提出多中心互动说，是多源头说的一种。同时，基于各种考古证据的西来说，也偶尔会被学者提出来。注意，上段提到的西来说与这里的西来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以传说和文献研究为基础，后者以考古物质发现为基础。

对华夏溯源研究的反思

溯源研究者进行华夏溯源研究的基本前提有两个，首先，他们认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的身体体质，语言和文化特征。不管他们如何迁徙繁衍，群体的特质稳定，简单来说，汉族永远为汉族。其次，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留下许多考古文物，如人类遗骸或他们制作的工具以及书写的文字，根据这些材料可发现该族群的体质、文化和语言特征，即可追溯该民族的源头。

然而，这些前提值得推敲。首先，从当今世界民族现况来看，共同的体质、语言和文化特征并不是构成一个族群的必要因素，也非充分条件。拿语言来说，很多民族并不只有一种语言，相反，说同一语言的也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因此语言上就无法确定来追溯一个民族的源头。其次，民族溯源的意义也值得推敲。目前华夏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但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也有父母和祖先，假设考古学足够发达，人类的历史还可以再倒推几百万年，甚至推到进化论早期和人类的形成，那追寻民族的起源意义又何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文献和考古文物进行研究，也不能避免我们陷入古人制造的“千古谎言”中。这种古人的谎言非常有欺骗性。比如，春秋时期的吴国，该国王室贵族仰慕汉族文明，在器物上和礼仪上模仿华夏风格。2000多年后，考古证据发现了这些与华夏类似的器物，如果我们就此认定吴国与华夏民族来自同一支祖先，就等于是配合了古人进行了一场“千古造假”，从而使民族溯源发生了歪曲。

不仅研究者会受到古人“谎言”的影响，更会受到自身族群认同的限制而导致偏见。这种偏见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受到人类情感的影响。我们都对自身从哪里来这个哲学命题有天然的好奇，自身的认知难免受到环境的影响。

华夏的边缘与游移

我们定义一个民族，除了从特性上进行定义，还可以从边缘上进行定义。华夏民族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其边缘的变化。比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期，居住在黄土农业边缘地带的人群，他们是华夏民族去其他民族的边缘。到了春秋时期，这些人已经成为了华夏民族的成员，而东南方的吴国，又处在了华夏的边缘。之后，他们也从非华夏变成了华夏。

华夏形成的过程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生态边界的游移。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变得干冷，华北和华西农业边缘的人群开始从农耕变得更加牧业化和武装化。这些变得游牧和武装化的人群与陕、晋、冀一带仍然从事农业发的人群有剧烈的资源竞争。农业人群在这种资源竞争过程中，逐渐自称华夏或诸夏，视这些游牧人群（戎、狄）为异族，从而设立了华夏边界，以维护华夏的共同资源。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牧业化人群，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全面游牧化。

第二，多民族融合。公元前1300年左右，周人崛起于渭水，东进打败商。周人的部落是农业人口和牧业化的戎人的混合。姬姓是周人的核心族群，姜姓是其主要盟友，直到春秋时期，这两大族群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支族仍被称为“戎”，姜姓与戎人的豪族之间累世通婚，以保证周王与周边部落能和平共处。有一个戎人部落首领的儿子“非子”，被周王赐予了“秦”这块土地，并赐了“嬴”这个姓氏。而赢本来是一个东方的古老姓氏，来自戎人的新赢氏就假借了东方赢氏的祖源记忆，以洗刷和遗忘他们戎人出身。从西周到战国期间，大量的边缘地带少数民族通过再造历史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华夏祖先。在春秋时期，仍有部分华夏诸国不愿承认秦人为华夏，但到了战国时期，秦自身对于华夏祖先的宣传，加上他们开始对比他们更西方的人称为“氐羌”，从而划定了新的华夏边界。从战国到汉代，华夏边界又推进到了河湟地区。

第三，传说的制造。春秋时期的吴国，利用了太伯奔吴这样的传说，建立了跟华夏的祖源联系。太伯是姬姓的王子，如果有这样一位祖先，那就可以建立吴国与华夏核心的联系。

第四，战争。周人伐商的过程，就是一个将边疆民族带入华夏范畴的过程。虽然也有边疆部落归顺华夏，但打来打去、争夺资源的事情，不断发生。比如在汉朝，南越一代的少数民族政权就与汉朝政府不断发生摩擦，最后越地被汉朝征服。汉朝政府认为越地崎岖多险阻，越人又强悍，因此将大量越人移民到江淮之间，强制将他们华夏化。

大致在东汉时期，华夏的扩张基本停止，边缘相对固定，因此华夏人群开始称自己为汉人。由于民族历史被不断再造，很多人也对本族历史失忆，经过汉朝400年的经营，过去的少数民族很多都成了“炎黄子孙”，华夏的边缘推至于今天汉族边缘大致重叠的地区。

文：natasha

人群散去，丹妮终于可以瘫在椅子上，抒一口气。肚子此时却咕噜噜响起来。

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夜深人愈静，便利店里没有几个人。是夹肉三明治呢？还是甜面包？还是买包泡面？丹妮认真地想着。

“程丹妮？“ 有人叫她。

丹妮一抬头。一个阴影挡住了头顶的日光灯管，丹妮眯眼仰头，看到一管笔挺的鼻子，小麦色的皮肤，丹凤眼，略有松弛的下颌提醒她，这个人有点年纪了——再有年纪也不过跟自己差不多——丹妮飞快地想着，他是谁————啊，是他？不可能，怎么会！

一秒钟的呆滞过后，丹妮叫出来：“邓辉！”

这人摊摊手，漾出好看的唇形和右侧的酒窝：“我现在住在这个区，今天加班完了，想先买点菜再回去，你呢，不是在X市吗？怎么会突然回来？“说罢，邓辉的目光滑到丹妮身前的吊牌上。

丹妮举起吊牌，又放下，右手在货架上胡乱抓了个面包：“我来这里出差，为了新书出版的事情。好多年没有回来了！街道都变了呢！”

邓辉：“对啊，我听说你现在做了编辑，帮着出版了好几本书，恭喜！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叙叙旧。“

丹妮点点头，道别。

邓辉突然叫住她：“你一会儿有事吗？“听到否定的答案，邓辉问：”要不要去我家吃个便饭？“

丹妮有点惊讶。

邓辉赶紧解释：“我———我爱人也在家，我还有一个女儿，8岁了。我想介绍你们认识。“

丹妮放松下来，虽说有点奇怪，但是，她还是好奇邓辉的生活。于是她点头：“好的。”

邓辉也开心地笑了。丹妮一直很喜欢他脸上那个酒窝。高中的时候，她经常用原子笔的后端去戳那个酒窝。

“我给老婆打个电话，让她知道家里一会儿来客人。”邓辉稍微转了转身去拨打电话。丹妮心里一阵翻江倒海。

高中时候，他们曾经胡乱瞎叫老公老婆的。二十年沧海桑田，再看镜中之人，已换了容颜。

走路10分钟，就到了邓辉的家的小区。

电梯关门前一秒，突然三个壮硕的大妈带着大包小包冲进来，邓辉和丹妮被逼到墙角。两人的手臂隔着秋天的薄衫紧挨着。丹妮闻到一股力士香皂的味道。

高中时候，丹妮跟邓辉同桌，嫌他踢完足球一身臭气，丹妮送给过他一块力士香皂。

“这样我就可以抱你了，对吧？“十七岁的邓辉，高高瘦瘦，坏坏地笑着。

印象里，他抱过她两次。第一次文理分科，他们从同桌变成了不同班。那天他很不开心，俩人骑自行车也从并排变成了一前一后。到了她家门口，他突然抱住她。

我们一起加油，上同一所大学，好不好？他说。

她点头。他瘦削有力的手臂，让她有点透不过气。

第二次，是高考后。她升学，他复读。去南方的前一天，她跑去看他。他喝到有点醉，抱住她，让她等着，明年他一定考上。他的嘴唇摸索过来，含糊，急迫，滚烫。

新学期，新大学，她的圈子变了，而他又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生活。他们开始隔着电话吵架。一次两次，越来越多。

到了第二年，她听说他在补习班里认识了一个姑娘。俩人一起上了本地的大学。

她研究生毕业，听说他结婚了。在岳父的帮助下，他进入了本地的事业单位。

大妈们早就散去，他们姿势未变。电梯到了13层。他先迈出去。

”到了。“他的手臂指门外左手边的公寓，一边掏出钥匙。一个粉红色的塑料心掉出来。

“我女儿给我做的。“邓辉不好意思地解释。

丹妮看着他的眉心。过去风发锐利的少年气已不再。他已经是一个爸爸了啊！

邓辉打开家门，叫了声：“我回来了！今天咱们有客人。”

丹妮提了一口气，捋了捋鬓角，笑着进去。

来源：欧洲中世纪史（第十版）Judith M. Bennett

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是人类史上最庞大的国家之一。它的版图不仅囊括了整个地中海盆地，而且还包括了今天法国、英格兰的一部分地区。在帝国初期的两个世纪，即奥古斯都大帝（约公元前31年即位）至马可·奥勒留大帝（Emperor Marcus Aurelius，约公元180年离位）统治期间，罗马帝国从今天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畔扩张到大西洋海岸，从北非的撒哈拉沙漠，扩张到欧洲中部的多瑙河（Danube）和莱茵河（Rhein）以及英格兰的舍维山（Cheviot Hills）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罗马帝国的统治非常稳固，并不压迫。罗马的统治靠的是军队的强大、城市的合理管理和地方上层人士的忠诚。这些精英人士，无论他们的母语是什么，都用拉丁语作为通行于帝国的语言。这种松散的统治之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番繁杂的景象：各种语言、各个种族和各种宗教都并行不悖。

在帝国的最初时期，基督教只是众多宗教中的一个小家伙。但到了公元4世纪，基督教却获得了皇帝的支持（参看年表1.1）；依靠为数众多的皈依者和皇帝们的强力支持，基督教成为维持帝国统一的新的力量。基督教改变了罗马，罗马也投桃报李。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的传统，经耶稣及其门徒发展之后，又慢慢地吸收了罗马世界的学术与制度传统。

罗马和平时期（公元前31-公元180）

“罗马的皇帝们和平地统治着他们的黎民百姓，但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懂得这一行。有几位庸碌无能，少数几个——委婉地说——更是癫狂无稽。卡尼古拉（Carigula，37—41在位）让他的马在皇家酒席上与达官贵人同饮同食，他甚至计划将它升官至罗马执政官（可惜这项计划因为他被刺杀而未能成功）。另一个暴君尼禄（Nero，54—68在位）的事迹则还是少说为好。幸运的是，早期的几位皇帝却颇具远见卓识，甚至在这几位皇帝中最差者的统治下，帝国政府仍然能够正常运作。罗马帝国有约30—50万人的军队戍守边疆，条条大路将各个省区联结到罗马城；罗马的船队航遍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绝少遭到海盗和敌舰的袭击。帝国境内，罗马风格的城市星罗棋布，市区内教堂、公共建筑、澡堂、学校、剧场、圆形竞技场、拱形凯旋门等一应俱全。这些建筑的遗迹至今仍可见于地中海沿岸及更远的地方——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北非、巴尔干地区、土耳其和地中海东部。这些遗迹向人们昭示了帝国当年的广阔疆域，展示了罗马建筑的独特之美。

“帝国自东向西的跨度约为4800公里，和美国不相上下。根据学术界最准确的估计，帝国的人口大于五千万。大多数人居住在东部省份；早在罗马之前，那里的商业和文明就非常繁荣了。埃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都收归罗马统治；不过希腊却以其独特的宗教、文学、艺术和城邦制，大大影响了罗马的文化，以至于许多罗马人都怀疑到底是谁征服了谁。大多数富有的罗马人都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在辽阔的土地上共同享有希腊—罗马文化。他们居住在伊比利亚（Iberia）和小亚细亚（Asia Minor）及北非地区的城市里，这些地区正是希腊—罗马文化播撒着的地方。而普通人则大多住在农场和小村子里，说着自己古老的语言，遵循着自己的地方传统，膜拜着自己传统的神祇，对罗马只是服从命令和交纳税款而已。

在东面与罗马帝国接壤的是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在公元3世纪，好战的波斯帝国取代了帕提亚帝国的位置，还带来了边境战争。其他地方，能让罗马从地中海盆地开始的扩张被迫停止的只有地理原因：阿拉伯和撒哈拉地区的沙漠、高加索的连绵山区、中欧地区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北的茂密森林、苏格兰的萧索高地以及大西洋。简而言之，罗马的边界就是它的军队能够到达、它的土地拥有者们能够播种并获利的最远的地方。

在“罗马和平”的保护之下，罗马的制度和古典文化传遍帝国的各个角落。在边远地区也逐渐被“罗马化”之后，“罗马”这个词的意义便被拓宽了。在奥古斯都时期，这个词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和它的居民，还包括了大部分的亚平宁半岛。此后，“罗马公民”这个身份就有了更广泛的使用，直到最后，在公元212年，帝国境内的任何自由居民都获得“罗马公民”的身份。那时，有许多罗马皇帝自己都出生于各个外省。比如说，公元2世纪那两位才华出众的皇帝——图拉真（Trajan，98—117在位）和哈德良（Hadrian，117—138在位）——就不是罗马人，而是伊比利亚人。

经济和社会情况

罗马是城市的帝国。罗马城就有约100万居民，另有几十万人居住在亚历山德里亚、安提俄克（Antioch）和后来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些东部的大城市里。但罗马的大多数城市都要小得多，特别是西部的省份。在西部，大部分城市都只有不超过5000的居民，比今日的多数学院要大些，但比多数综合性大学要小些。然而，城市的大小不是关键；再小的城市也在帝国的行政管理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地方小城基本上管理着周围的村庄，因而小城里富有的居民就好像是罗马城的特派员，执行罗马的命令，仿效罗马的传统，当然还要为罗马收税。这就是小城市的精英阶层统治帝国的方式，传播着它的文化，享受着它的收益。这些精英只占到总人口的3％，但控制着帝国三分之一的物资和土地。

城市虽然是财富的聚集地，却不是它的生产地。尽管小规模的城市工业——特别是在东部——比较繁荣，但是就商业和生产而言，城市却没有中心地位。富有的市民们以地租、田地里的农产品和帝国的行政收益过活，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依靠贸易和工业。在罗马城及帝国西部的城市更是这样。这有些像华盛顿特区，其消耗要远远多于其产出。换句话说，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靠的是城市，但它的经济却植根于农村地区。只要麦子能够成熟、牧群不断繁殖、橄榄树上硕果累累，土地拥有者就会更富有，奴隶和佃农就会有更多的食物。这些只是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里发生的事情。随着2世纪末农业经济的衰落，城市也逐渐破败，帝国的行政结构也由此摇摇欲坠。

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农业生产不再以家庭农场为单位，而是以更大的地产为单位来进行。独立的小农数量很少，而且互相之间离得很远，他们在罗马只属于过去，不属于现在。相反，大部分土地都为富有的贵族们拥有，他们把这些土地划分为大块的地产，交给奴隶或半自由的农民来耕种。罗马人不是以种族来定义奴隶的；如果一个人不幸在战斗中被俘，或被遗弃，或被卖给别人以偿还债务，他就有可能沦为奴隶。绝大多数奴隶都从事农业，但也有少数成为仆人或从事别的生产。罗马的法律规定奴隶不能结婚，也不能组成家庭。

随着罗马边界的逐渐稳固，战争俘虏的流动逐渐减少，奴隶也逐渐供不应求。因此，土地拥有者们想出一个办法，把土地租给佃农耕种，他们自己从中提成。这种佃农叫作“赋役农”（Coloni）。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地位慢慢地沦落到介于奴隶和自由民之间，和后来的农奴没有什么区别。在中世纪的欧洲，农奴制是许多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制度，但是奴隶制也一直存在，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才消亡（有的地方，城市奴隶制持续到整个中世纪结束之后）。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在罗马和平时期，奴隶、穷苦的劳动者和赋役农的辛苦劳作维系着帝国的贵族和精英们的闲适生活，甚至可以说，维系着帝国经济的生存。

总的来说，罗马和平时期的基础是小型的行政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基础又是在远处农田里耕种的劳动者。这一时期虽然持续了两个世纪，却是异常不稳定的。实际上，它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平安无事。边疆的野蛮民族（barbarian）持续侵犯帝国的边境。最近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帝国内部的城镇和地产上，也充满着以前的学者们所想像不到的暴力和人身侵害。甚至在帝国的黄金年代，罗马各省区的警力和管理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对大多数人来说，罗马和平时期并不是黄金年代。如果我们戴上19世纪历史学家用过的有色眼镜，也许会觉得基督诞生之后的两个世纪是人性最为无忧无虑的世纪；但是奴隶、赋役农和穷苦人民的艰辛生活则更能让我们看清事实。罗马的文化确实成就非凡，但也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只有帝国的上层人物才能享受到。尽管每个人都从和平时期的稳定局势获益，但大多数人都生活贫困，营养不良。他们的疾苦贯穿了整个罗马和平时期并延续下去；他们遭这份罪并不是因为经济上的灾难，而是因为地产拥有者所享有的特权。一部分人在和平时期家财万贯，更多的人艰辛劳作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这种差别存在于各个家族，也存在于帝国内部。罗马人的家庭里，父亲作为家长，有权力决定新生儿的生死。如果他喜欢他们的长相，就会让他们存活；但要是婴儿身体虚弱或有残障，或者已有足够多的孩子（特别是女孩），父亲就会将其抛弃。幸运的弃儿会被奴隶贩子或者需要孩子的成人收养，其他的就这么死去。长久以来，罗马的贵族妇女被要求呆在家里，先是要服从她们的父亲，再被要求服从她们的丈夫。在帝国统治时期，许多富裕的妇女开始对自己的地产有控制权。她们可以更自由地游历四方，在结婚和离婚的事务上享有高度的独立性。一些上层阶层的妇女甚至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这些变化的影响力却很小。绝大多数罗马妇女地位都很低，受父亲或丈夫的制约；大部分妇女和她们的父亲、丈夫一样，欺压奴隶、赋役农和贫苦的劳动者。普通妇女的劳动对她们的主人或家庭来说都非常珍贵，不应该被限制在家里。

当然，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存在着大量的奴隶；贫穷、营养不良、内部的暴力纷争、对妇女的压迫、弃婴等现象也比比皆是。罗马帝国的文明在这些方面不会比其他文明更糟糕。大城市拥有公共澡堂和其他生活福利（比如罗马城的免费面包），日子要好过得多，甚至普通人过得也不坏。在罗马和平时期，如果你是一位富有的男性成人，对流行病有着自然的免疫力，那你的生活就够幸福的了。不过，要说这是“人类最为欢愉的时期”，那我们只有找上帝帮忙了。

第3-4世纪 （180-395）

无政府状态和帝国的复苏

如果罗马和平时期的富饶还能使一小拨人得到财富，那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对所有人都比较不幸了。公元3世纪，外族一再攻破帝国边境，迫使那里的城市筑起防御高墙；他们还威胁说要把帝国撕得四分五裂。帝国的生存现在不得不更加依靠军事防卫。罗马的军团对此一清二楚，他们频繁地废立新帝。略微夸张地说，一个人第一天可能还是将军，第二天就能成为皇帝，而第三天则已一命呜呼。在灾难深重的235年至285年，大约有20多个人（这得看你怎么数了）当过皇帝。这20多人里，只有一位不是因谋杀、战死或被俘而亡的。军事困境和无政府状态随即导致社会和经济的崩溃。饥荒、疾病和洪水比以前更多见了。生活费用从256年到280年涨了整整10倍，军费暴涨导致苛捐重税。劳动者抛弃了土地，农田废弃，城市破败，人口减小。黄金时代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被一位3世纪的作家称作“铁和锈”的时代。

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的帝制改革多少拯救了帝国的命运。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284—305在位）和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306—337在位）力图求新，将松散的帝国建成由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支持的专制国家。对于他们重新改建的政府，历来都有不少批判。这些批判虽然公正，但是这个政府却成功地使摇摇欲坠的帝国能够继续在西方苟延残喘两个世纪，在东方则多存活1000多年。

第一，军事上的持久抗争终于战胜了蛮族和波斯人的军队，失地被夺回，边界重新确立。第二，他们试图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不过虽然花了同样大的力气，收效却不很明显。他们把工钱和物价都设定了额度，坚持不让人们更换职业，最后将各种职业都划分了等级。第三，他们重新组建了帝国政府，以补偿城市的衰退。这些城市原来都由精英人士热心地管理。现在由帝国加强了行政事务，开始更为专制地治理国家。这种新的独裁最明显地体现为皇帝被赋予神的色彩。戴克里先借用古希腊和波斯的各种宫廷礼仪，用尽当时所知的服饰、化妆品和戏剧化的仪态举止，让自己看起来威仪堂堂。在罗马和平时期，皇帝们尽量和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行政机构和谐地合作，特别是元老院和公民法官；但到了3世纪，皇帝们便被军队给魅惑了。而现在则出现了一种新的皇帝，“所示。这种新的皇帝被赋予至高的形象，他既是君主，又是神，被称为“神和主”（Dominus et Deus）。

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和其他4世纪的罗马皇帝使用华丽庄严的塑像来让罗马民众记住自己的光辉和伟大。这个巨型大理石头像高度超过2.4米，而这只是一具高度超过12米的完整雕像的一部分。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也着手将帝国分裂开来。这个过程对后来的“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分裂，一开始是行政行为。从巴尔干地区向北非划了一道直线，这条线的西边是帝国旧都罗马，以及更农业化、较不富裕、易受侵略的西部；线的东边则是君士坦丁大帝建起的新都君士坦丁堡，以及一个更城市化、更安宁、更富饶的世界。公元395年，这种划分永久成形。此后，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各行其道，虽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过去。”

新的宗教情结

在3世纪的动乱和4世纪的复苏期间，基督教只是众多神秘教派（mystery religions）之一。这些教派之所以被称为“神秘教派”，是因为它们承诺信徒和天神（divine being）最终能够神秘地结合，这样，神秘教派就把个人从罪恶中解放出来，并让人看到永生的希望。神秘教派也是人们除罗马的传统信仰之外的另一个选择；或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提供了另一些可以信仰的东西，因为只有极少的神秘教派要求信徒们放弃别的信仰。罗马传统的宗教供奉的是灶神、家神、部落之神和城市之神。与罗马人早先采用的希腊诸神相似的是，罗马传统的神明保卫的是社会和政治团体的集体利益；而新的神秘教派则旨在解决个人的疾苦、满足个人的愿望。从埃及传来了崇拜生殖女神爱希丝（Isis）的太阳神教；从波斯传来了崇拜米特拉斯神（Mithras）的宗教；从巴勒斯坦则传来了基督教。随着和平时代在2世纪的没落和无政府状态在3世纪无助的横行，一种由公众的神向救世的主、由关注现世到寄望来世的变化渐渐有了强大的动力。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占星学、魔术以及其他能把日常生活和不可抗力联系起来的学问，无论这种不可抗力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这样的想法虽然自古有之，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在民间流行。

古希腊奥林匹亚山上喧闹的诸神——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阿波罗（Apollo）、马尔斯（Mars）、密涅瓦（Minerva）等——并未被人们抛弃，只是随着时间的进程被新的神祇所替代。由于经济不稳定，三四世纪时，城市里的穷人都转信神秘教派，富人们眼见理性宇宙、理想共和国和美好生活离自己渐渐远去、古典人文主义的希望也化成泡影，于是纷纷转投神秘教派。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种缓慢而根本的转变：对现世的兴趣渐渐消失，转而关心来世生活。这种转变也成为帝国晚期和后来文明的发展基础。

罗马贵族在和平时期发展起来的优雅、现世的文化，现在越来越趋向于神秘化、来世化，越来越不可捉摸。这种变化可见于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但是在3世纪的哲学思潮——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ism） 中最为显著。之所以称为“新柏拉图主义”，是因为这种哲学大致是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为蓝本的。新柏拉图主义在3世纪的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的著作中发展得最为完整。普罗提诺宣扬一神论，这个神广大无边，除非通过神秘的体验，否则不为人知也不可接近。它是世间万物、所有精神和肉体的源泉，又被称作“太一”。以它为中心，流溢出所有的存在；这些存在位于不同的阶段。池塘里的涟漪形成同心圆，离中心越远，波纹就越小；同样的，事物离“太一”越远，就越是势弱。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人类正处在一个较弱的阶段，应该通过神秘主义（mysticism）溯回到神的完美状态。和当时的习惯一样，新柏拉图主义者并不要求人们放弃旧有的信仰，他们把异教的诸神当作新柏拉图主义的神在凡间的象征，通过这种方式给罗马的旧教注入新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对朱庇特的崇拜、较近的神秘教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抽象神学理论稳固地混为一体。

作者：程冠培 原文：https://vocus.cc/article/5fad55acfd89780001f1c426

「活著」這件事，本來就可說是「去愛」的同義詞。（〈青春論〉，頁71。）

臺灣認識坂口安吾（Ango SAkaguchi）的人並不算多。坂口安吾是日本無賴派的作家，與同為無賴派的太宰治、織田作之助齊名。這本《墮落論》是坂口安吾的代表作，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針對日本戰後社會寫出的評論集。

《墮落論》是一本很特別的作品集，充滿了種種的「矛盾」在當中，也可以推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坂口安吾的影響——矛盾的衝突思想。到底什麼是矛盾呢？像是在〈文學的故鄉〉一文中，他寫道：

沒有道德本身才是道德。（〈文學的故鄉〉，頁32。）

坂口安吾寫道，日本傳統的文學觀念裡，道德感與遺棄之感，是構成文學的兩大要素，但是人生的道路不可能一直是充滿道德的，如果遇到無法突破的難關時，「沒有道德」就會成為新的道德。「沒有道德」這件事，意味著擺脫掉一種束縛，解除社會對人們的枷鎖。在面對社會的道德標準面前，我們都成為了「他者（Other）」，也就是說「道德」取代了自我的意識，成為了人們思考的唯一標準。因此身而為人，必須找回自我，成為真正的自己。

〈墮落論〉一文中，坂口安吾則寫道：

我仍鍾情偉大的破壞。我雖然很怕炸彈或燒夷彈，內心卻因那狂暴的破壞力湧現強烈亢奮；不僅如此，當下對於人類的眷戀甚至比任何時候都要來得強烈。（〈墮落論〉，頁158。）

在這裡，可以看到陷入矛盾焦慮的狀態：面對戰爭的破壞，人們會產生恐懼不安的心理狀態；但也因為戰爭，才發現存活的重要性。這樣的一種狀態，跟日本的「櫻花美學」可以說是相同的意義，在櫻花凋謝之時，才是綻放華美的剎那。

後來，坂口安吾又在〈續墮落論〉裡，延續的這樣的矛盾心理，寫道： * 我雖然吶喊著「日本，墮落吧」，其中的真正用意卻是完全相反的。因為現今的日本，還有日本式的思維早已嚴重墮落沉淪，我們必須從這種充斥著封建餘毒詭計的「健全的道德」墮落，赤裸裸地踏上真實的大地。我們必須從「健全的道德」墮落，才能回歸成為真正的人類。（〈續墮落論〉，頁178-179。）*

日本的傳統道德觀，成為日本戰後社會的一種自我保護。這個說法如同魯迅說的「阿Q精神」，覺得只要繼續維持現狀，遵守道德，崇尚天皇，日本的社會一樣美好，不是戰敗，而是為了再次強壯。坂口安吾可能就是因為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墮落論》才成為了他追求的烏托邦社會。

如果戰後的日本不再擁有道德，戰後的日本可以在戰爭中看健生存的意義，戰後的日本可以脫離一切思想的枷鎖，那麼「墮落」的日本就成為了理想國，沒有道德的社會才是真正的社會，墮落成為了救贖。

墮落本身是無趣的，同時也僅是一種惡，然而墮落的性格中也存在著莊嚴的部分，那就是人類偉大的真實樣貌——孤獨。（〈續墮落論〉，頁179。）

墮落對於坂口安吾而言，還有另外一個層面：道德是屬於整個社會文化的「主體」，是人們想像出來的一種共同體；如果今天脫離了這種民族意識，那麼人麼將成為孤獨的，與社會的群體將格格不入。而這樣孤獨，是任何人都難以承受，難以說明白的苦痛。於是坂口安吾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看見了「文學」的意義，他寫道：

人是孤獨的，儘管身處於無須顧慮其他任何人的生活中，也絕對不是自由。我認為，文學就是由此誕生。（〈日本文化之我見〉，頁139。）

坂口安吾的文學世界，就是建立在「孤獨」的世界上。他虛構出來的美好日本，也都是屬於孤獨的。坂口安吾看似無賴且墮落，實際上他或許比眾人都活得更扎實，更明白生命的美好，更明白孤獨的苦痛。因此他選擇創作，在文學的世界中找尋自己。這也就是為什麼筆者會說，《墮落論》是一本「矛盾」作品的原因了。

《墮落論》普遍被認為是坂口安吾對於戰後日本社會的政論，其實不然，仔細讀下來，這更是坂口安吾「孤獨」的自我投射，也顯示出了身為作家，如何以他的文學世界看戰後的日本。《墮落論》就是坂口安吾文學世界最好地說明了。

本文閱讀版本：坂口安吾（Ango SAkaguchi）著、鄭曉嵐譯：《墮落論》，臺北：麥田出版，2017年10月。

＊註：胡晴舫撰寫〈墮落是唯一的救贖〉一文作為導讀，筆者發現當中有一個錯誤的地方。胡晴舫寫道

太宰治自嘲「生而為人，我很抱歉」......（〈墮落是唯一的救贖〉，頁15。）

這裡有一個問題是，「生而為人，我很抱歉」一語並非太宰治本人說的，是寺內壽太郎在組詩《遺書》中所寫的，後被太宰治偷用至《二十世紀旗手》當作副標題而已。小小的錯誤，但卻是多數人都誤會的（甚至還很多人以為是《人間失格》裡的句子）。故於此補充說明。

作者：寒暄。 原文：公路商店公众号

上海哪个地方最有艺术气息？

新上海人说是占地9.4平方公里的上海西岸艺术中心，老上海嗤之以鼻，觉得只有开张六七十年的中华艺术宫才能登上大雅之堂。

我的老板说是长乐路上的公路商店酒便利店，同事们纷纷点头。

但全上海最懂艺术的人，其实是刚出狱的社会大哥。他们剃着寸头，满臂纹身，但是张口闭口就是海派玉雕和传统瓷刻。在他们眼里，上海最有艺术氛围的地方绝对是监狱。

社会大哥仔细地盘点起来，想学大丰瓷刻，得去吴家洼监狱，周浦监狱和白茅岭监狱里的剪纸特棒，南汇监狱里一年就能学会绒绣，青浦监狱里的松江顾绣和嘉定竹刻最有名。 上海的监狱推行艺术矫治，不少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上海的监狱里传承有序。

比如，海派玉雕是中国玉雕的四大流派之一，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人专门花几万块钱去上培训班，甚至去工厂给老板白当三年学徒工，才能学到一点海派玉雕的皮毛。

只有真正懂行的人才知道，要学正宗的海派玉雕，得去外青松公路 7405 号的青浦监狱。那里管理严格，技术到家，而且不交学费，食宿全免。

青浦监狱是上海很多玉雕大师的母校。 崇明岛上所有的墙绘和彩绘都是同一家公司承包的，它的老板的一件作品就要卖两万元，而他的技术就是在青浦监狱里学出来的。

青浦玉雕工作室的服刑人员创作的玉雕作品获得上海市玉雕类最高奖项玉龙奖最佳创意奖、银奖、铜奖、优秀奖，共计 11 次。

青浦监狱里有专门的玉雕课堂，是服刑人员接受的多种艺术矫治之一。 每天早上八点，青浦监狱的玉雕车间里就坐满了人，三四十个剃着寸头的服刑人员安静地摆弄着雕刻机，一坐就是八个小时。

在青浦监狱，想学不好玉雕都难。 青浦监狱不仅有上海十几年经验的老师傅手把手教学，连招的狱警都是大学专业学宝石鉴定的人才。

监狱里还有老带新的传统。" 我们工作室有个做玉雕 11 年的服刑人员 , 各方面技能都已经非常资深了 "，一位狱警说。他们都是新入狱的服刑人员的 " 师傅 "。

而且，青浦监狱里都是刑期七年以上的重刑犯。 在人们被短视频搞到电子阳痿的时代，只有蹲在高墙内的服刑人员才能沉下心来在玉上雕龙钻风，认真体悟艺术的真谛。

这里简直是玉雕界的衡水中学。六点准时起床，晚上九点半准时熄灯，没有手机电脑等一切娱乐工具，还要经常参加全监狱的玉雕考试。

就连玉雕老师都对学生很满意，他们虽然文化课不行，但是纪律可真的好啊，" 很安静，上课也很安静 "。

编辑部里正在憋稿子的小贱听到上海监狱的消息，跃跃欲试地想把自己关进墨尔本旧监狱里写稿，那里没有床也没有互联网，优先开放给写作者付费体验。

青浦监狱里的犯人，大部分是是抢劫犯、盗窃犯、诈骗犯，甚至杀人犯。在青浦监狱里边 "深造" 十几年后，他们都变成了文质彬彬的艺术大师。 十几年前，黎某组织闲杂人等聚众斗殴，捅死了人，被判无期徒刑。

在青浦监狱的雕刻机前坐了十年以后，他的玉雕作品获得了上海玉石协会主办的比赛一等奖。

记者采访他时，他自称能背诵一千首唐诗宋词，甚至当场背了《归去来兮辞》，让记者自愧不如。

回归社会的近 300 名学习玉雕的刑释人员中，无一人重新犯罪。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摇身一变，成了正儿八经的玉雕艺术家。 青浦监狱的玉雕，是海派玉雕界尽人皆知的一块招牌。不少工厂会去监狱里抢人，提前和即将出狱的人签劳动合同。

甚至不少玉雕工厂的老板就是从青浦监狱里走出来的。管你什么复旦校友还是交大校友，我们是青浦狱友。

" 他刑释之日，就是他再就业之日 "，一位狱警说。

除了管理严格，就业率出色，在国际化水平这一块，青浦监狱也超过了不少艺术院校。 它是上海唯一关押外籍服刑人员的监狱，六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外籍人士在这里汇聚一堂，而艺术是他们交流的唯一语言。

在监狱里的舞台上，非洲老哥在跳非洲本地的舞蹈，新加坡人唱完英文歌之后又有韩国人走上舞台唱 K-POP。八监区的公共区域里，挂着一幅《万马奔腾》，是泰国人刺的十字绣。

艺术不仅没有国界，甚至也没有围墙和电网。

海派玉雕只是上海监狱传授的几十种艺术之一。从顾绣到竹刻，从合唱到书法，从刺绣到雕刻，上海少管所里教的艺术门类说不定超过不少地方的少年宫。 翻开上海监狱的抖音号，你会怀疑这究竟是个监狱号，还是个艺术号？

上海监狱有一段瓷刻的视频在抖音获得了1800万的点击量和近80万的点赞。看着一群寸头拿小锤子叮叮叮地用针敲击瓷盘，你很难想象这些手之前是拿砍刀的。

纯狱风艺术已经走出了监狱，席卷了整个上海滩。

因抢劫罪和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曹光，在上海的监狱里学了两年顾绣，绣出的作品《竹鸠》被松江文化馆提出以 8 万元的价格收购珍藏。

周浦监狱里，有12名服刑人员历经两个月，耗时1200个小时，用黄小米、白小米、小赤豆、大麦、芝麻等近 50 种五谷杂粮，一共 25 万多颗豆子，创作了彩豆画《清明上河图》。

监狱里但凡有一台小霸王游戏机，这个清明上河图就画不成。

看到上海监狱的艺术水平这么高，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因为它真的发生了——为了学艺，有人翻开了刑法。

2017 年，王某在南翔医院里偷了三部手机，但他没有像别的贼一样躲躲藏藏，反而大大方方地露出了真容，还故意用身份证在浴场登记。

被捕后他交待，自己是个音乐爱好者，提篮桥监狱的新岸合唱团水平很高，能够学到真正的艺术，他想进去学艺。

上海监狱得知此事后回应，提篮桥监狱新岸艺术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我还是要奉劝想去上海监狱学艺术的人冷静下来，不要为了艺术去违法犯罪。

首先，你有上海户口吗？

作者：斯文·贝克特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以棉花工业历史描述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用“战争资本主义”概念颠覆“自由资本主义”的神话。）

500年前，在今天被称作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十几个小村庄里，人们整日劳作，种植玉米、豆子、南瓜和辣椒。在这块北邻圣地亚哥河、南靠巴尔萨斯河的地区，他们捕鱼、采集牡蛎和蛤蜊，收集蜂蜜和蜂蜡。除了这些自给自足的农业活动和手工制作一些小工艺品——他们最有名的创作是饰有几何图案的小彩绘陶制器皿——这些男女还种植一种长着簇茸白色小铃的作物。这种作物不能吃，却是他们种植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称之为ichcatl：棉花。

棉花在玉米田里茁壮成长。每年秋天，村民们在收割完粮食作物后，会从这些齐腰高的金字塔形作物上摘下柔软的棉球，将许多棉铃放在篮子或袋子里，带回用泥土和荆条建造的小屋里。在那里，他们费力地把棉籽用手捋下来，然后把棉花放在棕榈席上拍软，再把纤维拧成几英寸长的几缕棉纱。接着，他们用带式织布机（backstrap loom）织布。这是一种简单的工具，由两根绑着经纱的木棍组成，一根木棍挂在树上，另一根挂在织工身上；织工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把经纱拉直，然后在经纱之间不停地来回编织纬纱，如同永不休止的舞蹈。成品布料牢固而柔韧。他们用靛蓝和胭脂红给布染色，染出各种色调的深蓝和深红色。一些布料他们自己穿，缝成衬衫、裙子和裤子；其他的布料作为贡品的一部分，每年都送到特诺奇提特兰进贡给遥远的阿兹特克统治者。仅1518年，这十二个沿海村庄就向蒙特祖玛二世（Motezuma II）皇帝进贡了800包原棉（每包重115磅）、3200匹染色布料、4800匹大白布料。这些都是技艺精湛的工人耗费了数千小时辛苦劳作的产物。

在此前和此后的几百年里，相似的情景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居住区中一再上演。从古吉拉特到苏拉威西岛，从上沃尔塔的岸边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格兰德河河岸，从努比亚峡谷到尤卡坦平原，三大洲的人们在自己的田地里种植棉花，然后又在不远处的家里制成棉纺织品，祖祖辈辈都如此。棉花这种作物很顽强，只要有合适的自然条件，只需农民稍加侍弄就能茁壮生长。由于它的“形态可塑性”，用植物学家的话说就是，它能够“通过缩短、延长，甚至中断其正常花期，来适应各种生长环境”，棉花能在很多种环境中生长。

种植棉花的许多民族数千年来都没有意识到，在全球其他地区的人们也与他们做着相同的工作。这些人都住在大约从南纬32度至35度到北纬37度之间的地带。这些地区的气候适宜棉花生长。作为一种亚热带植物，棉花要求生长期内温度不能低于10摄氏度，最好经常维持在15.6摄氏度以上。现在我们知道，只有在连续200天没有霜冻，年降雨量在20至25英寸之间并集中在棉花生长期中期的气候条件下，棉花才能生长。这种常见的气候带解释了棉花为什么在多个大陆上都能繁荣成长。在这些地区，种子被放在间隔约三英尺的壕沟里，然后盖上土壤。棉花需要经过160到200天才能成熟。

不论是自己发现的，还是与其他民族交往获知，每一个棉花种植者都发现，从棉铃里拉出的蓬松的白色纤维非常适合制作纱线。这种纱线又能用来织成易于清洗且手感柔软的布料，可以抵御阳光的灼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御寒。早在1000年前，亚洲、非洲和美洲都有的棉花织造业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复杂的贸易网络——大多数是地方性的，也有少数是区域性的——将棉花种植者、纺纱工、织工和消费者联系起来。

我们很难重建织物的历史，因为大多数织物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知道，自从大约十万年前现代智人从非洲稀树草原迁移到气候更冷的地区以来，他们就不得不保护自己免受风霜的侵袭。零星的考古记录表明，人类最初可能使用毛皮和兽皮当衣服穿。有证据表明三万年前，人类已开始用亚麻织布。大约一万两千年前，人们开始定居生活、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时，织物的生产得到了广泛传播。然后，男人和女人开始实验用各类不同的纤维去纺纱和织布，以御寒和防晒。4 世界各地独立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把植物转化为布匹的方法。在欧洲，大约一万两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编织不同的草和亚麻布；大约8000年后，在青铜时代，人们开始从各种动物身上搜集毛料。在中东和北非，公元前7000年时，各社群也已经开始纺织各种动物毛和亚麻。在同一个千年里，中国农民和工匠使用苎麻纤维丝绸制衣。随着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布料便成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在这个亚麻、毛料、苎麻和丝绸构成的世界里，棉花的重要性逐渐增加。据我们目前所知，大约5000年前，在印度次大陆，人们第一次发现可以用棉花纤维纺线。几乎就在同时代，生活在今天秘鲁海岸一带的人们，在完全不知道南亚发展的情况下，也做出了相同的尝试。几千年以后，东非的各个社会中也有了棉花的纺纱和织布技术。在这些地方，棉花迅速成为纺线的主要纤维，对于大部分用途而言，棉花的属性明显优于亚麻、苎麻和其他纤维。在种植棉花的最初几千年里，棉纺织品的生产很少扩大到棉花自然生长地带之外，但所有见过棉花的人一致认同，棉花是上好的布料生产原料：柔软、耐用、轻盈、易于染色且便于清洗。

我们在许多民族的创始神话和神圣文本中，都能发现棉花在人类早期社会的重要作用的证据。在印度教经典中，棉花经常出现在显著位置。印度教徒相信毗湿奴“用阳光为自己编织了一件衣服”。西非各地的人们把他们的纺纱技术归功于一位蜘蛛神阿南西（Ananse）。在北美洲，霍皮人（Hopi）相信一位蜘蛛女神能纺织棉布。纳瓦霍人（Navajo）认为阳光与白昼四子之一的比格奇第（Begochiddy）在造出山川和昆虫之后，创造并种植棉花。根据纳瓦霍人的信仰，“部落里的女婴出生后，应该去找一副蜘蛛网来……然后在女婴的手和胳膊上摩挲。这样，等女孩长大以后织布时，她的手指和胳膊就不会觉得疲倦”。在中国，根据1637年晚明的一段文字记载，衣服（包括棉衣）使人类区别于禽兽，而且在人与人之间，衣着也是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标志。此外，把命运看作编织或纺织而成的概念，在很多不同的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毫不奇怪的是，也包括棉花占据重要地位的那些文化。

现代植物学家不再将棉花当作神灵的馈赠，但同样为之赞叹。生物学家认为棉花在地球上已经生长了一千万到两千万年，在演化过程中产生了四个在基因上不同的棉花品种：中美洲的陆地棉、南美洲的海岛棉、非洲的草棉和亚洲的树棉。相应地，这四类又衍生出成百上千的变种，其中只有少数主导了商业棉花生产。今天，超过90%的世界棉花作物是陆地棉的一个品种，即美国陆地棉。人类的栽培更进一步地改变了植物。一位专家说，我们的祖先大约用了5000年的时间改造了棉花，“棉花原来只是一种杂乱的多年生灌木或矮树，有着坚硬外壳的小小的种子，上面覆盖着粗乱的很难区分开来的茸毛；他们把它改造成了一种紧凑的矮小的一年生植物，种子上长着大量的白色长纤维，很容易开花结果”。棉花种植者小心地进行实验，逐渐地把它培育成可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布料需求的作物。他们改良棉花使其适合某些生态环境，将其移栽到远方，扩展其适应范围，增加其多样性。与自然界其他许多物种一样，人类的培育加速并改造了棉花的生物史——这一能力在19世纪大大加速，对棉花帝国至关重要。

已知最早纺织棉花的人类群体是生活在印度河谷的农民。1929年，考古学家在今天巴基斯坦的摩亨朱达罗地区发现了棉纺织品的残片。这些残片的形成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250年至前2750年之间。在附近的梅赫尔格尔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前的棉花种子。文献资料进一步指出，在印度次大陆，棉花产业在古代即已存在。创作于公元前1500年到前1200年之间的吠陀经文也提及了棉花纺织。外国旅行者最早关于南亚的报告也提到了棉花，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前484—前425）熟知印度这些优质的棉纺织物。他在公元前445年评论道，在印度次大陆“有一种野生树木，果实里长出一种毛，比羊毛还要美丽，质地更好。当地人的衣服便是由这种毛织成的”。

从最早发现棉花一直到19世纪，几千年来，印度次大陆的人们始终是世界一流的棉纺织品制造者。住在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地区的农民在粮食作物的旁边种上少量棉花。他们纺纱织布，供自己使用，也在当地和本地区的市场销售。直到19世纪，南亚的绝大部分地区消费的纺织品都是自己生产的。他们用手摘取棉花，用一种辊式轧花机去掉棉籽，用弓子（一种木制工具，绑有绳索，用一块木头敲击弓身时弦会震动）去掉泥土和结，用纺纱杆（一种绑着待纺棉花的工具）和一个纺锤把纤维纺成线，然后用挂在树间的织布机把线织成布料。

在那个时代，顶级印度棉布的品质堪称传奇。13世纪，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希罗多德近1700年前的观察又做了一段阐述，他记述道，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出产的棉布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能找到的最精细最美丽的棉纺织品”。600年后，利兹的一家报纸的所有者、棉花专家爱德华·贝恩斯报告道，最好的印度布料“几乎完美得不可思议……一些印度薄纱如此技艺高超以至于使人认为这要么是仙女的杰作，要么是昆虫的作品，但绝不可能出自人类之手”。实际上，它们是“风织之网”（webs of woven winds）。

然而，印度次大陆的织品并非绝无仅有。在欧洲人抵达新世界之前很久，棉花就在美洲繁盛生长，棉纺织品在美洲无处不在。在一条贯穿了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并延伸到南美洲的四千英里长的弧形地带之上，棉花纺织业是最重要的制造业。很有可能，最古老的棉产品制造中心位于今天的秘鲁一带。在那里，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约公元前2400年的棉织渔网以及公元前1600年至前1500年之间的纺织品残片。1532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攻打印加帝国时，他惊叹于自己看到的棉纺织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印加帝国的卡哈马卡城，西班牙征服者发现仓库里装满数量庞大的棉纺织品，“远远优于他们所见过的任何纺织品，无论是精致程度，还是将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的技艺”。

此前十年，在卡哈马卡城以北几千英里之外，当欧洲人深入阿兹特克帝国之时，他们也同样地惊诧于当地精美绝伦的棉纺织品。除了黄金以及其他财宝，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还给查理五世送去了用靛蓝和胭脂虫染色的华丽的棉布。同南美洲一样，中美洲的棉花产业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400年，棉花就广泛地种植在今天的墨西哥中部地区，而且考古发现最早的棉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至前1200年之间。据文献记载，玛雅人使用棉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32年。在今天的韦拉克鲁斯的低地地带，棉花产业可能早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300年之间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棉纺织品从精英阶层普及到普罗大众，棉纺织品的产量增加了，特别是在1350年阿兹特克军事和经济帝国崛起之后。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穿棉纺织品，棉花的加工变得更加重要。纺织和染色的技艺越来越精湛，特别是可以通过不同的衣着看出不同的社会阶层。

16世纪中美洲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后，当地的棉花产业仍在继续。17世纪末，一位西班牙殖民官员堂胡安·德·维拉古提尔·索托－马约尔（Don Juan de Villagutierre So to-Mayor）赞扬前玛雅王国地区的印第安妇女，说她们“精力充沛地纺纱织布，技艺高超，染出完美的色彩”。棉花除用于制衣之外，还能用作宗教祭品、馈赠礼品、交易媒介、悬挂装饰品、包裹木乃伊、盔甲，甚至是医疗用途。据估计，前哥伦布时期的墨西哥每年生产1.16亿磅棉花，这相当于1816年美国的棉花产量。随着特诺奇提特兰的统治者扩大势力范围，他们从棉花种植和织造地区收取贡品与贸易产品。在纳瓦特尔语中，阿兹特克帝国一些特别重要的棉花产地的名字意为“在棉花神庙之上”“在棉河之中”和“在棉山之上”。

在哥伦布到来之前，今天的墨西哥和秘鲁地区是美洲棉花产业的中心，但棉纺织品的生产也扩散到了美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在今天的巴西，人们用从野生植物搜集的棉花纤维制作布料。在今天美国的西南部地区，可能早在公元前300年，美洲原住民就很热衷于种植棉花，特别是纳瓦霍人和霍皮人。关于棉花的知识从中美洲沿着墨西哥海岸向北传播。当西班牙殖民者与格兰德河以北的印第安人接触时，他们就注意到“印第安人纺织棉花”，也注意到他们“穿着坎佩切式（Campeche-type）棉毯，因为他们有大片的棉花地”。对于一些美洲原住民来说，棉花还有重要的宗教用途：霍皮人在祈雨祭祀仪式中以棉花象征云彩，将棉花覆盖在死者的面部，“意在使精神形体轻盈，如同云朵一般”。在加勒比地区，棉花种植也很普遍。实际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认为他到达了印度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加勒比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棉花，**他形容这些岛屿“到处都是棉花“。

棉花的种植和加工在非洲地区也历史悠久。最早种植棉花的可能是位于今天苏丹东部地区的努比亚人。有些人声称，早在公元前5000年，当地就种植棉花来纺纱和织布，但考古学家通过对尼罗河东岸古城麦罗埃的考古发掘证明，棉纺织品仅出现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300年之间。棉花从苏丹向北传播到埃及。虽然棉纺织品在埃及文明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知道早在公元前2600至前2400年之间，棉籽就被用来当作动物饲料，而且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的绘画中也出现过棉花丛。然而，直到公元前395年至前332年之间，埃及才出现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制造业。公元70年，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观察到：“在上埃及地区，阿拉伯半岛附近，出产一种灌木，有人称其为棉花（gossypium）。这种灌木很小，果实像长有胡须的坚果，里面是丝一样的东西，把丝从果实里抽出后能纺织成线。不管就洁白、柔软还是穿着而言，没有哪种已知的织物能超过这种线织成的布料……”公元800年后，棉花及其相关生产活动更是在伊斯兰教的庇护下加速传播。

关于如何种植和加工棉花的知识也传播到了非洲西部。棉花究竟是怎么来的还不清楚，不过有可能是大约在公元元年左右由在各地流动的织工和商人从东非带过去的。在8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棉花产业获得极大发展。伊斯兰教教师教女孩纺纱，教男孩织布，同时还向那些人宣扬一种前所未有的端庄服饰，而当地的气候环境本来并不需要他们穿很多衣服。考古发掘发现了最早可追溯到10世纪的棉布。文献资料和考古挖掘都证明了西非地区在11世纪末已存在棉纺织业，在那时它已经向南传播到了今天的多哥地区。到16世纪初，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记述道，“梅里王国”（kingdome of Melli）的棉花“极为丰富”，“东巴托王国”（kingdome of Tombuto）棉花商人有着惊人的财富；他在这里指的是西非的伟大的马里帝国和廷巴克图帝国。

据我们所知，棉花的驯化、纺纱和织造是在世界这三个区域内独立发展的。17不过，知识从南亚、中美洲和东非沿着现有的贸易和移徙路线迅速传播——例如从中美洲到北部，从东非到西部。棉花产业的传播活动的中心是印度。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技术从印度向西、向东和向南传播，使得亚洲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全球棉花产业的中心，并且又在20世纪后期再次成为中心。印度的地理位置和棉花技术对于棉花在我们的世界上的显赫地位至关重要。两千多年前一群肯定穿着毛皮、羊毛和亚麻衣服的欧洲人，在遇见这些来自神秘“东方”的神奇的新织物时，印象最为深刻。

但是在欧洲人发现棉花之前，棉花正忙着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棉花从印度一路向西传播，经由中亚进入中东，然后进入地中海地区。有证据表明，甚至在公元前，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就已经开始种植棉花了。尼尼微（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发现了大约公元前1100年的棉布。一份公元前7世纪亚述的泥板文书提到了一种长羊毛的树。几百年后，大约公元1世纪，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开始种植棉花。和在非洲一样，伊斯兰教的传播在中东棉花种植、纺纱和织造等技术推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伊斯兰教对谦逊的要求使得棉布成为一种“通常的衣料”。在9至10世纪，伊朗出现了供应城市市场——特别是巴格达的——需求的“棉花潮”。13世纪，从亚美尼亚到波斯，马可·波罗发现棉花棉布无处不在，他的游记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就是亚洲各地棉花的“充裕”。

随着棉花种植向西传播，有关棉花的知识也从印度向东传遍亚洲，特别是传入中国。尽管中国最终会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棉花和棉纺织品生产国之一，而且今天仍然是棉花产业的中心，但棉花并不是中国的本地作物。事实上，汉字中的“棉”一词是从梵语和其他印度语言中借来的。公元前200年左右，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棉花，但在以后的1000年里，棉花并没有传播到最初引进棉花的西南边疆以外的地方。

在元朝（1271—1368）时，棉花在中国农村广为普及。在那些年里，棉花事实上取代了苎麻。苎麻曾和丝绸一样，传统上是中国人制衣的纤维原料。到1433年，中国的臣民可以用棉花抵税，使得政府可以给士兵和官员提供衣物。我们将会看到，棉花作物与赋税之间的关联，是政治当局对棉花产业产生兴趣的诸多例证之一。在开疆辟土的明朝（1368—1644），棉花生产扩散到了中国的新征服的土地上。到明朝末年，估计中国每年生产大约2000万包棉布。劳动力的地理分工已经出现了：北方农民运输原棉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的农民用这些北方运来的以及他们自己种植的原棉生产棉纺织品，其中一些纺织品还会被卖回北方。这类跨区域的贸易非常繁荣，棉布生意甚至达到帝国商业额的四分之一。到17世纪，中国的男女老幼几乎都穿着棉布衣服。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当中国人口在18世纪增加一倍达到4亿人口时，中国的棉花产业也仅次于印度排世界第二。1750年，中国的棉花产量约15亿磅，大致相当于美国内战前10年美国棉花产量的总和。

印度的棉花技术也传播到了东南亚。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棉布成为这些地区仅次于食品的最有价值的制成品。在公元3至5世纪的某个时期，佛教僧侣将棉花带到爪哇。很久之后，1525年至1550年间，棉花种植传播到日本。到17世纪，它已经成了日本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由于小农户种植棉花以获得额外收入去缴税，棉花通常与水稻轮耕。21随着棉花抵达日本，起源于印度的棉花种植已经传到亚洲大部分地区。

在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农民、纺纱工、织工和商人至少5000年的努力下，棉花世界逐渐繁荣起来并不断扩大。尽管这一巨大制造业的中心分布在三大洲，但它们有许多共同点。最重要的是，棉花种植和加工几乎一直保留着小规模的形式，以家庭生产为主。尽管一些种植者把他们的原棉卖到附近或远方的市场去，而且还有许多统治者强迫耕作者将部分作物用于进贡，但是没有任何种植者仅仅依靠种植棉花生活；相反，他们使自己的经济机会多样化，以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在非洲大片地区以及南亚和中美洲部分地区，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家庭种植棉花与其他作物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家庭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种植棉花，在自己和社区对粮食和衣物的需求与统治者对贡品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例如，在韦拉克鲁斯，粮食与棉花套种很常见，可以同时为棉花种植者和纺织者提供生活必需的粮食。在尤卡坦半岛，玛雅农民在种植玉米和大豆的田地里种植棉花。在西非，棉花“和粮食作物套种”，比如在今天的科特迪瓦，棉花与高粱套种，而在今天的多哥地区，棉花与薯类套种。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棉花］在稻垄之间种植”。在中亚棉花种植地区，农民不仅在稻子旁种棉花，还在小麦和粟米旁种植棉花。在朝鲜，农民则是在大豆旁边种植棉花。18世纪以前，没有出现任何显著的棉花单一种植，而当单一种植模式出现时，人们对更多土地和劳动力的渴望也随之而来。

与棉花种植相似，世界各地的棉花生产也始于家庭组织；除少数特例外，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例如，在阿兹特克人控制的地区，所有棉花生产在家庭组织内部进行。在非洲也是如此，“在多数情况下，棉花产品的生产纯粹是家庭产业，每一个社会单位完全自给自足”。我们在印度、中国、东南亚、中亚和奥斯曼帝国等地区有相似的例证。家庭生产可以使一个家庭生产出自己所需的布料，但也能为市场提供棉纺织品。由于大多数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随季节变化很大，而摘下的棉花能储存好几个月，农民可以在农闲时节间歇性地和季节性地集中生产纺织品。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她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家庭里，有空就在家中纺纱和织布。

每个社会都出现了明确的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女性和纺织生产之间存在着特别紧密的联系。事实上，中国有句谚语叫“男耕女织”。除了纳瓦霍人、霍皮人和东南亚的一些民族，世界范围内，女性事实上垄断着纺纱工作。由于纺纱工作可以间歇性地完成，并能同时从事其他活动，例如照看孩子和烹饪，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往往也使得她们主要负责纺纱。女性与棉布生产的关系非常紧密，有些文化中女性的陪葬品就是她们的纺织工具。另一方面，织布工作则没有出现如此明显的性别分工。在印度和非洲东南部，织布主要由男人负责，也有很多文化中由女人从事织布工作，比方在东南亚、中国、非洲北部和西部。然而，即使在女人和男人都织布的社会中，通常他们各自擅长不同的样式，生产不同品质的产品，并使用不同类型的织布机。这种劳动力上的性别分工在工厂制出现时重现，这使得家庭中的性别关系成为工厂生产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前现代的棉花产业根植于家庭组织内部，有着特殊的生存策略，其特点是轧花、纺纱和织造的技术发展缓慢。例如，直到18世纪，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妇女纺一磅的棉纱要一个月时间，织一匹十码长的布料又要一个月时间。时间耗费如此巨大，部分是因为花在纺纱和织布上的劳动属于经济学家所说的“低机会成本”劳动，部分是因为统治者向其臣民征收了最大程度的税收。而且，由于许多家庭生产的纺织品都能自给自足，所以市场的规模有限，再次降低了改进生产技术的积极性。

然而，缓慢的技术发展也与原材料供应的限制有关。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原棉不能有效运输到很远的地区去。人力和役畜有时可以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运输原棉。在阿兹特克帝国，原棉运输到高原地区进行加工，运输距离大约100英里。用水力运输棉花更为高效和普遍。例如，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据观察者称，数以千计的船只沿着长江将棉花运输到江南地区。古吉拉特和印度中部的棉花同样用船沿着恒河和海岸运输到印度南部和孟加拉。尽管如此，直到19世纪，绝大多数原棉的纺织都是在离种植地几英里之内的地方完成。

在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有如此多的人从事棉花种植、纺纱和织布工作，棉花纺织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尽管直到19世纪，自产自用的家庭生产模式一直是棉花产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18世纪80年代的工业革命之前，棉花产业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革。最为重要的是，棉纺织品——部分由于它们是高度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了重要的保值产品和交换媒介。世界各地的统治者以棉布作为征收贡品和实物赋税，而且事实上可以说，棉花在政治经济学诞生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在场。例如，在阿兹特克人中，棉花是最重要的纳贡媒介。在中国，从15世纪初起，每个家庭都要用棉布缴纳部分税款。在整个非洲，布匹用于纳贡也是司空见惯。在中国、整个非洲、东南亚和中美洲，棉布不仅在实际生活中被作为一种纳税方式，也被当作货币来使用。棉布是一种理想的交换媒介，因为不像原棉，它很容易长途运输，不易腐败，并且价值含量高。在前现代世界的几乎所有地方，一匹棉布能买到所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制成品，甚至是庇护。

棉花被用作原始货币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棉纺织品单位重量的价值很高，它们并不都是在紧邻其生产地的地方使用的。实际上，分别出现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棉花中心都发展了越来越复杂的贸易网络，将种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连接起来，甚至有时还跨越大陆。在伊朗，9至10世纪的棉花产业引发了显著的城市化，城市从附近农村吸收原棉，进行纺纱、织造、裁剪，然后卖到远方的市场，特别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市场。在前殖民时期的布基纳法索，一位作者发现：“棉花处在贸易活动的中心位置。”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吉拉特棉布就已经在印度洋周边各地区间贸易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量的棉布被销往东非海岸，并从那里贩运到更远的非洲腹地。在所有的这些交换中，贸易商，特别是那些远离了母国的贸易商，必须得迎合当地的口味，并且提供对当地消费者有价格吸引力的商品。

在中美洲，布料会卖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有时还会卖到邻国去。例如商人们把布料从特奥提兰（在今天的瓦哈卡）贩卖到危地马拉。在今天的美国的西南部，纱线和布料也都是重要的贸易品。考古挖掘发现，在与棉花的种植地相距很远的地方也能找到棉产品。自从13世纪起，中国商人从远至越南、吕宋、爪哇的地方进口纱线和布料以补充国内生产。非洲商人以相似的方式，把棉纺织品贩卖到距离遥远的地区。例如，他们用马里布料交换沙漠地区游牧民的盐。奥斯曼帝国棉纺织品已经到达了遥远的西欧，而在13世纪，日本也已经开始进口棉产品。

印度处在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贸易的中心区域，与罗马帝国、东南亚、中国、阿拉伯世界、北非、东非地区都有贸易往来。印度棉纺织品借助人背和牛运穿梭于南亚地区，它们乘着阿拉伯三角帆船越过重洋，驮载在骆驼背上穿越阿拉伯大沙漠抵达阿勒颇，沿着尼罗河顺流而下来到开罗棉纺织品市场，填满戎克船的底舱来到爪哇。早在公元前6世纪，印度棉纺织品已经卖到了埃及，商人把印度棉纺织品带到红海和波斯湾沿岸的各个港口。希腊商人随后将这些印度纺织品从埃及和波斯贩运到欧洲。最后，罗马商人也参与了进来，使得棉纺织品成为一种令帝国精英垂涎的奢侈品。在整个非洲东部，印度棉纺织品也十分重要。直到19世纪，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印度一直都是主要的棉纺织品供应地，古吉拉特商人和其他商人运输了大批量的布料。1647年，一位奥斯曼官员抱怨道：“有太多的财富用来购买印度商品……世界的财富聚集在印度。”

“印度布料也向东销售到亚洲其他地区。在古代，商人就已经在中国的市场上出售印度棉纺织品。大量印度棉布也运往东南亚地区，供当地上层人士着装使用。据估计，在16世纪初，马六甲每年要从古吉拉特邦、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等地进口满满15艘货船的棉纺织品。印度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1503年左右，意大利商人卢多维可‧德‧瓦特玛（Lodovico de Varthema）对古吉拉特的港口城镇坎贝这样评论道：“这个城市为波斯、鞑靼、土耳其、叙利亚、巴巴利海岸、福地阿拉伯、非洲、埃塞俄比亚、印度以及诸多有人居住的岛屿提供丝绸及棉产品。”梵文中关于棉纺织品的词汇karpasi进入了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马来语、维吾尔语、蒙古语和汉语。甚至某些特定织物的名称变成了全球通用的名称，例如轧光印花布和细白布（jackonet）就是印度语言中一些术语的变体，最后在世界范围内用来形容某种特定的风格。实际上，17世纪初，印度棉纺织品就已经成为了历史学家贝弗利·勒米尔（Beverly Lemire）所说的“第一种全球性消费品”。

随着需求的增加，棉花试探地迈出了走出家庭的第一步。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作坊生产棉花产品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亚洲。印度出现了职业织工，他们专门为远距离贸易供货，给国内外的统治者和富商提供棉布。在达卡，织工在严格监督下为莫卧儿宫廷编织细平布，“被迫为政府工作，报酬却很差，过着几乎是囚禁式的生活”。据报道，早在15世纪，在位于今天的安德拉邦的阿莱姆孔达，已经有了装有一台以上织布机的作坊。与自给自足的织工不同，从事远距离贸易者在地理上相当集中：孟加拉因优质的细平布而闻名，科罗曼德尔海岸以轧光印花布和纯色棉布而著称，而苏拉特则以其结实而廉价的布料著称。尽管织工在印度种姓制度中占据着非常不同的地位，但是在印度次大陆某些地区，他们已经进入社会上层，足够富有，可以跻身当地寺庙的主要捐献者之列。全职棉纺织品制造者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例如，在14世纪的明代中国，“织造局”出产质地更好的纺织品，那里集中地雇用了几千名工匠。在奥斯曼帝国的托卡特城，技艺高超的织工生产出大批量的棉纺织品。巴格达、摩苏尔和巴士拉以及伊斯兰世界其他大城市里，都有大型的棉花作坊。事实上，用于指代优良棉纺织品的muslin来源于 Musil 一词，这是库尔德人对摩苏尔的称呼。在巴马科，今天的马里首都，将近600名织布者从事纺织生产。与此同时，在被称为“西非的曼彻斯特”的卡诺有着庞大的棉花产业，给撒哈拉地区的人们提供布料。16世纪90年代，廷巴克图已有26家棉花生产作坊，每个作坊都有50名或者更多的工人。大阪也有成千上万的工匠织造棉纺织品；到18世纪初，整个地区的作坊雇用了三到四万工人。

“随着作坊越来越普遍，一种新型织工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个专门为市场销售而生产的个体，通常是男性。但是即便作坊在兴起，这种为满足市场进行的生产也通常发生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发生在家庭而不是作坊中。使这些农村市场供应者有别于那些为了生计从事生产的人的是，他们依赖全球商业中一种新兴力量：由商业资本组织起来的外包网络（putting-out networks）。在这些将构成19世纪机械化棉花生产核心的网络中，纺纱工和织工为城市商人制作纱线和布匹，而商人将这些纱线和布匹收走，在远方的市场上贩卖。商人资本家和生产者相互联系的特定方式差别很大。例如，在印度次大陆，虽然农村织工依靠商人为他们提供资本，以购买织布时所用的棉纱和维持生计的食物，但他们大体上自己拥有织布工具，工作时不受监督，而且对产品享有一定的处置权。相比之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农村织工享受的权力相当少。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商人将棉花和纱线预先提供给农民，由农民来纺纱和织布，再把产品卖回给商人，赚取一点利润。他们与印度织工不同，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任何处置权。在中国，商人也对产品拥有很大的生产控制权，“他们购买原棉，在当地市场上将其外包给农妇去纺织，在市镇的作坊里染轧，随后贩卖到全中国”。实际上，商人控制着生产的每一个阶段，预示了他们在19世纪缔造横跨全球的棉花帝国过程中的中心作用。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棉纺织技术也跟着革新。尽管世界各地处理棉花的基本原理非常相似，且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型轧花机、纺纱机、织布机出现之前，生产力也都非常低，但是这一时期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创造发明。例如，在中美洲，一种“特制陶制纱锭”的出现改进了纺纱技术。公元1200年后，中美洲人也使用了特别设计的纺纱钵，提高了纺纱工的生产效率，使他们能满足统治者对贡品的贪婪需求。不过，技术发明的中心是亚洲：去除棉籽的辊式轧花机、清理和理顺轧过的棉的弓、纺车及各种新型织布机，包括垂直型整经机（upright warper），都源自亚洲。11世纪发明的纺车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创新，因为它使农民纺纱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在同一地区，织工还发明了一种新式的脚踏式织布机。虽然它的确切起源还不确定，但它是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750年间传入印度，在公元3世纪时传入中国的，在中国最初用于丝织品的织造。

最大的革新是棉花作物本身的驯化，其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19世纪被奴隶采摘的棉花对两千年前的印度农民来说几乎无法辨认。人工选择使棉花适应了各种非常不同的环境条件，也使其纤维更加适合于编织布料。中国、日本、东南亚、南北美洲、西非和安纳托利亚等地区的农村种植者从毗邻的地区引进棉籽，把棉花加入耕种的作物行列。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这种驯化栽培过程极大地改变了棉花的物理特性，使其长出更长、更白的纤维（后来的棉花专家将纤维的长度称为“staple”），也使棉铃里的棉纤维更饱满，更容易地从荚中脱出。此外，灌溉技术和农艺学的进步使棉花种植扩展到新的地区。通过选种和改进技术，棉花能够种植在非洲、亚洲、美洲更干燥和更寒冷的地区，包括中东非常干燥的地区。例如，在伊朗，早在9世纪，灌溉系统的投资就使得棉花种植得到显著发展。尽管如此，与18至19世纪的变化相比，工业革命前两千年的总体生产力增长很少。在这两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世界棉花产业的扩张主要在于越来越多的人花更多的时间种植、纺织棉花。

这些制造网络将农村的纺纱工、织工与城市的商业资本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亚洲，使得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逐步而显著地增长。但是，它们这么做并没有突破现有的社会结构，也没有改变几个世纪以来的生产组织形式。它们的中心仍然是家庭生产及与其相关的技术。这个前现代世界安全地置于两大壁垒的保护下：第一是制成品市场，尽管也在增长，但与1780年后的世界相比，增长还很缓慢；第二是从远方采购原棉的阻碍极大。需要一股巨大的力量来打破这些古老的束缚和限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且经济上举足轻重的棉花世界里，欧洲没有立锥之地。在棉花种植、生产和消费的网络中，欧洲人一直处在边缘地位。即便在希腊罗马时期，欧洲人开始进口少量的棉布料后，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对全球棉花产业来说依然无足轻重。人们依旧穿着亚麻和羊毛制成的衣物，自青铜时代以来一直如此。正如圣雄甘地所说，当印度给欧洲供应棉花时，欧洲人自己“还沉浸在野蛮、无知和粗野之中。

简单来说，棉花对于欧洲人是一种异国事物。棉花生长在遥远的地方，据说许多欧洲人想象棉花是植物和动物的混合——一种“植物绵羊”。中世纪的欧洲还流传故事说，小绵羊长在树上，夜里弯腰喝水；此外，还有关于绵羊通过低茎长在地上的传说。37

棉花最初传入欧洲，就像在西非一样，是伊斯兰教扩张的结果。到公元950年，伊斯兰城市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巴塞罗那和西西里诸城有了棉纺织业；其中一部分纺织品出口到欧洲其他地区。在12世纪，塞维利亚植物学家阿布·撒迦利亚·伊本·阿瓦姆（Abu Zacaria Ebn el Awam）出版了一部关于农业的专著，详尽叙述了如何种植棉花。伊斯兰文化与棉花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大多数西欧语言中的“棉花”一词都借用了阿拉伯语qutun。法语中为coton，英语则是cotton，西班牙语则是algodón，葡萄牙语则是algodão，荷兰语则是katoen，意大利语则是cotone，这些词都来自阿拉伯语词根。（德语中为Baumwolle，捷克语中为bavlna，意思大略为“树羊毛”，这些是例外，但正如我们所知，例外证明了规则。）公元1000年后的几百年里，伊比利亚的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使这一地区的棉花生产急剧萎缩；但几百年来，在阿拉伯技术和文化的影响下，欧洲大部分地区都熟悉并开始欣赏棉纺织品。

“植物绵羊”，欧洲对棉花作物的想象。

到12世纪，欧洲的一小部分——特别是意大利北部——回归到棉花生产的世界，从此留了下来。由于欧洲气候总体不适宜棉花生长，而十字军把欧洲的势力延伸到阿拉伯世界，由此深入到棉花自然生长带。最初的棉花生产的尝试规模不大，却开始了改变欧洲大陆历史和世界经济走向的一个趋势。

欧洲最早的非伊斯兰的棉花产业中心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在诸如米兰、阿雷佐、博洛尼亚、威尼斯、维罗纳等城市中。棉花产业从12世纪末开始迅猛成长，在这些城市的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以米兰为例，1450年纺织业雇用了整整6000名工人生产粗斜纹布（fustian），这种织物既用棉也用麻。意大利北部人成为欧洲主要的棉花生产者，而且占据这个地位达3个世纪之久。

棉产品制造业之所以在意大利北部繁荣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城市有历史悠久而且依旧繁荣兴盛的羊毛生产史，因此拥有技术高超的工匠和资金充裕的商人，也有从事远距离贸易的专门知识。一旦企业家决定从事棉花生产，他们就能利用这些资源。他们把原棉预付给周围农村的妇女，让她们纺纱，然后与城市里组织成行会的工匠签订合同，让他们织造棉布；接着他们给货物打上自己的标记，使其标准化，并利用其长途贸易网络将商品出口到地中海地区、中东地区、德意志地区、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等海外市场。

其次，意大利北部能容易地获得原棉。实际上，意大利北部棉花产业从一开始就完全依赖安纳托利亚西部和今天叙利亚等地的东地中海地区的棉花。早在11世纪，棉纱和棉布就已经进口到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港口中，使得人们开始了解棉花。原棉进口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开始，有记载最早的这种贸易发生在1125年。

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大宗商品运输更为廉价，威尼斯成为欧洲第一个棉花集散中心，可谓12世纪的利物浦。一些贸易商专门从事棉花贸易，他们从安纳托利亚购买低等级的棉花，又从叙利亚购买优质的棉花。除此之外，热那亚人还从安纳托利亚、西西里和埃及进口棉花。尽管进口量大，但欧洲商人对黎凡特原棉具体种植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从当地商人手中购买棉花，装上货船，跨海航行运输这些棉花。不过，威尼斯有能力参与并最终支配了地中海贸易，这对于意大利北部棉花产业的成功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后来欧洲国家和资本家打入古代棉花产业中心的心脏地区的预兆。

地中海的贸易网络不仅为意大利棉花产业提供了相对方便的原棉来源，还使他们可以接触到“东方”技术。意大利北部的企业主从伊斯兰世界引进了技术，其中一些来自印度或者中国。12世纪见证了“域外技术大批量地融入欧洲纺织业的历史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纺车。在13世纪中期纺车传入欧洲之前，欧洲人像美洲人和非洲人一样用手工纱锭纺纱。在这样的条件下，纺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位熟练的纺纱工每小时大约生产120米的线。以这样的速度，需要11个小时才能完成一件罩衫所需的纱线。纺车大幅度地提高了欧洲纺纱工的产量，生产率提高了三倍。因此，一种新材料棉花的出现，促使人们接受了新的制造技术，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中世纪时期纺车也被称作“棉车”（cotton wheel）。尽管不像纺车那样引起了巨大变化，卧式脚踏织布机也带来了织布技术的提高。卧式脚踏织布机于11世纪首次出现在欧洲，它使织工可以用脚调整梭口（一种分开经线让梭子穿过去的装置），从而可以腾出双手来穿纬线，也就能生产出更高品质的纺织品了。这项技术从印度或中国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欧洲。

意大利北部的棉花产业发展主要取决于它能从伊斯兰世界获得原棉和制造技术。然而这些联系和依赖也正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弱点：纺织业仍然远离原料产地，而且缺乏对棉花种植的控制。意大利北部的棉花产业最终受到了严重打击，既受到伊斯兰棉花产业加强的影响，也受到其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网络边缘化的影响。

甚至在这些重要的网络中断之前，意大利棉花产业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来自阿尔卑斯以北的德意志南部城市中的机敏竞争者的崛起。他们与意大利同行一样，也从黎凡特进口棉花。然而，意大利棉花产业要面对高税负、高工资、有组织的城市织工和行会的限制，而德意志制造商却享受着农村地区更容易驾驭的优势，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到15世纪初，德意志制造商利用这种成本差异，不但占据了许多意大利出口市场，包括欧洲东部和北部、西班牙、波罗的海地区、尼德兰和英格兰，甚至还侵入意大利本土市场。

1367年，这样的一位富有创业精神的制造商来到德意志南部城镇奥格斯堡。起初，这位年轻的织工汉斯·富格（Hans Fugger）尽力地出售他父亲的棉布，过了一段时间，他本人也成为一名织布师傅。在接下来几十年里，他扩大投资，最终在奥格斯堡雇用了一百名织工来为长途贸易供应棉纺织品。当他死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奥格斯堡最富有的五十位市民之一了，而且为中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和银行家族之一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汉斯·富格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在德意志南部快速建立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棉花产业。1363年至1383年间，德意志织工的产品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伦巴底的粗斜纹布在欧洲的地位。富格和像他这样的人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熟练的纺织工人、资本和贸易网络。德意志南部地区不仅拥有悠久的亚麻生产历史，还拥有强大的长途贸易商，这些人有足够的资本为新产业提供资金。而且这些贸易商还能得到廉价劳动力，能够打开欧洲北部市场，并有能力执行保证其产品质量的法规。因此，乌尔姆、奥格斯堡、梅明根和纽伦堡等城市成为主要的粗斜纹布生产中心。最终棉织产业沿多瑙河向东传播，并且向南传播到了瑞士。

对农村劳动力的控制至关重要。例如，在最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乌尔姆，城市自身仅有大约2000人从事棉纺织品生产，而有18,000名工人在农村从事相关工作。事实上，大多数纺织是在农村完成的，而不是在城市；商人给纺纱工和织工提供钱、原料甚至工具——这是另一种类似印度农村那样的外包制网络。这类生产组织方式远比城市生产方式灵活，因为没有行会的约束，而且农村织工仍旧拥有自己的土地，种植自己的粮食。

随着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棉花产业的出现，欧洲的一些区域第一次成为全球棉花经济的一小部分。但在欧洲范围内，棉花产业还不是特别重要。大部分欧洲人仍穿着麻制和毛制衣服，而不是棉制衣服。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欧洲棉花商品销售到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另外，在16世纪早期之后，由于三十年战争破坏了产业发展，以及贸易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欧洲这一依赖威尼斯的产业就衰落了。事实上，16世纪，在新兴的奥斯曼帝国面前，威尼斯就失去了对地中海贸易的控制，奥斯曼帝国鼓励国内工业发展，并限制原棉出口。当16世纪60年代奥斯曼军队巩固其领土控制时，遥远的德意志棉纺织城镇也感受到了其影响。作为一个能控制原棉和棉纺织品流转的强大的国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摧毁了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的棉花产业。对于曾占主导地位的威尼斯人来说，雪上加霜的是，16世纪末，英国商船已经频繁停靠伊兹密尔（奥斯曼帝国的士麦那）等港口了。1589年，苏丹授予英国商人影响深远的贸易特权。

精明的观察家肯定注意到，欧洲第一批棉纺织品生产者，无论意大利北部人还是德意志南部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征服供应他们棉花原材料的人。这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教训。随着16世纪接近尾声，一个全新的棉花产业崛起，其重点将是大西洋，而不是地中海。欧洲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国家权力的介入才能保证在这些新贸易区中获得成功。

作者： ksiem-cheung 原文

龙榆生称她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英敛之讚其“能闢新理想，思破旧锢蔽，欲拯二万万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如今人们却只为她冠上“民国剩女”的名号。倘若对吕碧城的了解再多一点，恐怕要觉得羞愧不已——这位二十岁就筹设“北洋女子公学”，三十五岁开始游历欧美各国，四十馀岁皈依佛门、完成不少佛学著作的神奇女性，又怎可能是被“剩下”的呢？

还在恨嫁？请向无谓的婚姻说不

出生于诗书门第，家庭衣食无忧，前路本应顺遂的吕碧城，命途却有如黛玉般坎坷。十三岁时父亲意外身亡，其遗产遭到族侄们瓜分，母女二人遭到虐待。年纪虽幼，吕碧城却坚持出头保护母亲，四处写信告援，其中包括时任江宁布政使、两江总督的樊增祥，最后方得脱险。而碧城儿时定亲的夫家听闻此事深感不妥，认定她是个麻烦人物，也因此退了亲。

有说退亲一事刺激了吕碧城对封建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反思，这点未有明证。但可以见到的是，日后吕碧城不乏追求者，其中包括袁世凯之子、李鸿章之子，驻日公使胡维德更曾有意迎娶，但都遭到她的婉拒。这或许也反映了她对婚姻看法的改变。

约莫二十三岁时，吕碧城认识了对其人生影响至深的严复。两人亦师亦友，常有书信往来，大抵是“绦纱坐帐谈明理”（黄遵宪）的关係。严复对吕碧城的性情十分讚许，但也暗含了不少担忧：“碧城心高意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极喜学问，尤爱笔墨……身体亦弱，不任用功。吾常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渠意深不谓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终其身之意，其可歎也。”

起初，严复如老父般时时担心碧城嫁不出，一直为她出谋划策；到熟识后，两人才就婚姻展开深谈，书信中记载著吕碧城对时下追捧“自由婚姻”的不满——在她看来，非媒妁之言而成就的婚姻，并不一定是自由婚姻，更多情况下只是“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之苟合，而“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时，即便是后悔也无法责怪父母错命，只由得自己痛苦。

不是恐婚，也不是傲娇，而是将婚姻看得更透彻。学养、认知是如此重要， 吕碧城不嫁之馀亦不断写文、办学，或想让更多人了解——什麽才是真正自由的婚姻。

首创中国女校 为秋瑾捡骨

如今 #metoo运动及讨论在中国也烧得旺盛，追溯到民国时期，吕碧城竟就是“女权运动第一人”。自1903年进入《大公报》担任编辑，碧城就藉助这一阵地，积极地为女权、倡导妇女解放发表大量文章、诗词，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者。次年又得相助，正式创办了“北洋女子公学”，也是中国官立公立中最早的女子学校。

“此人年纪虽小，见解却高，因而受谤不少，现在极有怀谗畏讥之心……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其处世之苦如此。”严复为走在前端的吕碧城人际担忧。儘管在运动中总有非议、争执时，但吕碧城多以真心相待，她与秋瑾间的友谊即是明证。

吕碧城记忆中第一次与秋瑾见面，两人同榻而睡：“主人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朦胧，睹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床头庋小奁敷粉于鼻。”两人从此成为好友，倾聊革命公义之事。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时，就由吕碧城撰写发刊词。而直到1907年，秋瑾在绍兴遇难，中国报馆皆失声、无人胆敢收尸时，唯有吕碧城派人为其捡骨、安葬，甚至不惜与长官袁世凯作对。此种情谊溢于言表。

中年后步入佛门，吕碧城却仍活跃于社运，如大力提倡素食、“护生戒杀”，亦受邀参与国际动物保护会议，对诸此事件丝毫没有倦怠。

写阿尔卑斯山的东亚女诗人

吕碧城不嫁（再次申明，不是“被剩下”），或因在她心中，婚姻理应建立在智性结合，文学素养比财富重要一百倍：“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但年届不惑，鬚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了。”

以文学自娱，并不是说说而已的。吕碧城很得意地自称为“写阿尔卑斯山的第一东亚女诗人”，可见她迫切渴望打开文学上的内心襟抱。比起自锁于闺阁之中，她愿以更高远的景色作为观照，因此从三十五岁游学开始，就在欧美七国四处游历。阿尔卑斯山（时译阿尔伯士山）之行后，她写下数篇诗文，其中包括这首〈破阵乐〉：

浑沌乍启，风雷暗坼，横插天柱。

骇翠排空窥碧海，直与狂澜争怒。

……

一角孤分，花明玉井，冰莲初吐。

延伫。拂藓镌岩，调宫按羽，问华夏，衡今古。

不少诗词中，吕碧城都自比为玉井白莲、仙葩、湘灵、仙胎奇骨等，强调山灵感遇，纯粹而中性地体会大千世界，想望一种非世俗的新造物。

再向内窥看，吕碧城的诗词中还有不少色情经验、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觉察体验。研究者吴盛青写道：“吕碧城先验地假定了爱的普遍性，用之联结不同的文化地点，更多顾及性别的差异而不是文化的不同，女性感同身受的历史，普遍意义上的情色慾望及其幻灭，比文化特色更有优先权。”游历罗马后写下的〈玲珑四犯〉就有较明确的指向：

……

艳尘空指前游地，黯销凝、屧香黏蕊。

大秦西望苍烟远，谁解明珠佩。

重溯故国旧闻，记八骏、曾驰周辔。

惹赋情绵邈，春痕长晕，穆瑶池际。

在文学中，吕碧城的慾望、爱意饱含层次，与世上落魄的婚姻相比，如云泥之别。再看看她最有名的一句诗：“不遇天人不目成”。或许天人，就是文学、游历、性别逾越，是可以无限追求的对象。

作者：廖伟棠。原文

2015年，湖北诗人余秀华突然因为一首大胆火辣的诗《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广为人知。这首诗和她其他的情（爱与慾）诗，与她的先天疾病（脑瘫）形成强烈反差，更加符合了媒体与读者对传奇诗人的期待。

于是余秀华成名、走红至今，围绕她的八卦、风波也不断，直到去年她恋爱，今年她公开被家暴而分手，一切都被大众传媒和社交媒体直播、放大、聚焦。人们对一位诗人的私生活之关注，从没如此直观，这也是景观社会造就的“奇观”——关于她的各种纪录片、短视频，以及余秀华本人和其前男友的抖音直播，加强了其视觉化的刺激。因此诗更被关注，也因此，诗更被偏离。

但我想谈的，是诗在这一切之中的成长、诗在人生中可为与不可为的、诗的力量之有限与无限。

余秀华没有成名之前，我已经是她的读者。2015年她成名之后，我也继续读她，有时为她的诗说几句话，就像为任何一个我欣赏的诗人说话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我著重谈及了诗的形而下功能，这一点对大多数诗人也许是一种伤害，对余秀华却可能是补偿：

“诗歌给予余秀华的帮助，不只是形而上的慰安，也不只是实现心灵的自由，它还真成了改变命运的魔杖。我就形而下地直说吧：如果余秀华能够通过诗歌获得一些版税稿费，甚至一份工作，我会毫不犹豫地继续支持她、传播她的作品，俗世就是这麽俗，这个有才华的、被命运戕害的人应该得到酬劳。”

之后六七年过去，我们都看到余秀华得到了这些形而下的补偿，她的书成了畅销书冠军，她名利双收，她成功离婚，她收穫了爱情。

不知从什麽时候开始，微信上的余秀华就分裂成“恋爱的女人余秀华”和“诗人余秀华”，渐渐后者越来越稀薄，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她的新诗。不过，在她的一篇散文下方，她回应一个问她“有没有可能也能写出生命的丰盛和平凡的喜悦？”的读者时说：“生活又不是为文字服务的。”

这我非常同意，好好生活，好好写作，两者未必相关也不一定相悖。觉得相悖的人，未免被古代的诗人神话蒙蔽了。古人（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好多人以为是说诗人要命运坎坷才能写出好诗，而我的解读是：诗需要穷尽命运的可能性，才能最终成为好诗。这可能性包括戏剧性的波折也当然包括平庸的幸福，或者对两者的超越。

面对余秀华的命运，我们无法奢谈穷而后工。她拥有一个最不可能适合成长为诗人的先天条件：生为残障者，而且是中国农村残障者，而且是女性，而且是被家暴的已婚女性，这任何一点都足以摧毁一个诗人。

然而她硬是超越了这一切极端的障碍，诗，成为她的求生意志最赤裸裸的表现——就凭这股劲，她的诗比大多数诗更紧贴诗的创造者本身，诗人在自己的诗裡与自己的命运如切如磋、血肉相连。

“我只想活著，咬牙切齿，面目狰狞。”这句话如果别人写则是矫情，余秀华写来，让人肃然起敬。

然而当这个咬牙切齿的抗争者终于渐归平凡的幸福的时候，命运又探出了更狰狞的獠牙。今年5月份，余秀华才与男友杨槠策发佈了婚纱照，但两个月后，余秀华在微博自述遭遇家暴——7月6日，她在微博发帖称：

“他对我很好，就是脾气暴躁。在神农架的时候，520那天，一个女人给他发了1314、520、我心裡不舒服，问他怎麽回事，他说我给他扣帽子，就掐我脖子，差点掐死。第二天，很多人去看我，他还是打了我。这一次，他不停说我儿子是傻逼，我骂他女儿，他抽了我上百个耳光。”

任何人看到这段话都能感到疼痛与愤怒，这疼痛与愤怒与诗无关。这甚至不是余秀华和媒体为了方便而使用的词“家暴”，这就是暴力本身，和“家”这个幻象无关。

但是又怎能无关呢？诗和家，都是余秀华不能卸下的，只不过一个是翅膀一个是重负。这上百个耳光，马上让我想起我最喜欢的也是最痛的一首余秀华的诗——《我养的狗，叫小巫》，裡面这样写到她的前夫和家暴：

“ ……

他喝醉了酒，他说在北京有一个女人

比我好看。没有活路的时候，他们就去跳舞

他喜欢跳舞的女人

喜欢看她们的屁股摇来摇去

……

他揪着我的头髮，把我往牆上磕的时候

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

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爲力

……”（节选）

余秀华的前夫，化身诗中那个男人，把自己的“没有活路”转嫁到女人身上。既转嫁在他用来泄慾的这些性工作者身上，更转嫁到家里那位他不满意的女人身上。这个女人、叙事者，不一定是余秀华，可能是余秀华也可能是余秀华所目睹的许许多多的女性命运的集合体。这首诗的抽离感，提醒著我们这一点。而余秀华通过一个“摇”字暗示出，即使会“摇屁股”的女人也和无助“摇尾巴”的小狗一样，都是弱者。

“当女人说自己不怕疼，任由这个男人家暴的时候，她想成爲一个超然的强者，但事实上并不是。”当年刚读到这首诗的我如此评说，这样说的我还是未能抽离对现实的余秀华们的想像，而现实甚至超出想像。

杨槠策马上发表的辩解声明，与千古家暴者的託辞如出一辙：“打了，没有她说的那麽厉害，打了十几个巴掌，没有掐脖子。”“我打她的时候不是没有分寸，如果失控，她就发不了微博了。”“她用极其粗俗的语言侮辱我人格后，说要去找别人，我这才没忍住，扇巴掌十几下，有重有轻，但还算有分寸。”

杨槠策期待的是一个摇尾巴的小巫，余秀华写的小巫却是一个联通余秀华与她死去多年的外婆的通灵者，见本诗的一头一尾：

“我跛出院子的时候，它跟著

我们走过菜园，走过田埂，向北，去外婆家

我跌倒在田沟裡，它摇著尾巴

我伸手过去，它把我手上的血舔干淨

……

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

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 ”

“巫”这个名字说明了一切，它切合女性身分、也切合诗人在古代更早的职务：通灵者。余秀华选择以谈论一个自身可以代入的通灵者、同时又是弱者的小狗的方式，去谈论一个被家暴的女人，未尝不是寄望外婆的亡灵附身，诉说女人命运，挑战那要她噤声、或者歪曲受害者声音（像杨槠策的狡辩那样）的力量。

这些中国农村社会裡被噤声的女性话语，往往要通过两种极端形式才能去到我们眼前，一是自杀者的遗书、自杀未遂者的陈词；一是被定义为泼妇、疯女人的失控。然后这两者得以依赖田野调查、自媒体报导等发出未必有回声的微响。而余秀华竟然用诗整合了两者表面上矛盾的绝望与放纵，让这些声音得到一个更完美的载体，虽然因为语言的完美会遭遇“诗化现实”的误读。

诗如何在现实与隐喻中取得平衡？就好像小巫舔血的行为，既是一种安慰，也是一个隐喻：诗人舔舐自己的伤口、吞食自己的血，而开启通灵的力量。诗的创造与人的受难，之间的关係可以如此清晰。写《我养的狗，叫小巫》时的余秀华，是痛定思痛的、清醒、自觉的诗人余秀华，这首诗反思了许多，虽然它没有拳打脚踢地反抗，却给反抗者提供了深厚的举证，是近乎沉默的一种霹雳。

专业艺术家会对自己的艺术突破有更高的要求，会在人生的痛苦之上更添一层艺术不满足的痛苦，这痛苦也是必须的，反过来最终也许能引领一个艺术修行者在人的境界上脱胎换骨。我曾如此期许余秀华，现在我依然觉得我可以这样期许她。在一地狗血的“剧情”和旧疤新伤中再度超越而生，不仅仅以一个家暴受害人的身分，同时也毋忘诗人的身分。

关于伤，除了《我养的狗，叫小巫》，我还很被余秀华另一首朴素的诗所触动。这首《下午，摔了一跤》如是说：

“提竹篮过田沟的时候，我摔了下去

一篮草也摔了下去

当然，一把镰刀也摔下去了

鞋子挂在了荆棘上，挂在荆棘上的

还有一条白丝巾

轻便好携带的白丝巾，我总预备著弄伤了手

好包扎

但10年过去，它还那麽白

赠我白丝巾的人不知去了哪裡

我摔在田沟裡的时候想起这些，睁开眼睛

云白得浩浩荡荡

散落一地的草绿得浩浩荡荡”

这首诗写的是成名前的余秀华的日常状态：割草、摔跤、受伤。但从镰刀和荆棘出现，到诗写完，她都没有提到她受的伤如何，不但没有提到伤，也没有提到红色的血，倒是大大地写了丝巾的白、云的白和草的绿，这些平静又浩瀚的颜色早已安慰了她，在她具体地受伤之前。那个摔在田沟裡的残疾女子，像极了醉倒在山野的行脚僧种田山头火，在倒地一刻获得了天地早已准备好的垂顾。

当然，这是余秀华在诗人状态下的豁达，有别于她在其他状态下的张狂、悲情和困厄。诗言说了存在之可能的选择，不代表伤口不存在，不代表“赠我白丝巾的人不知去了哪裡”所造成的伤害不因此更深。

关键是伤害之后，我们选择什麽？那时的余秀华，首先选择的是诗，她如此信任的事物是诗，一如诗中的白丝巾、白云与绿草。诗本身也有求生意志，它在那一刻不只属于渴求安慰的人，它自己生长，挺出一个更广阔的人：可以是诗人本身也可以是读诗的人。

其实在“家暴”事件一个月前，余秀华还在神农架与杨槠策热恋的时候，她就写到了“耳光”——“生活里的苦难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温水一样煮着我这隻越来越老的蛤蟆。别人眼里的风光不过是命运打了我十个耳光后给我的一颗棒棒糖，所以我要把这颗糖仔细地吮吸，而且当着全世界人的面不羞不臊地吮吸……”

然后她写到了“写字”——“晚上，我在露台上写字。已经很久不写了，我是多麽认真地在和他谈情说爱呀，把自己最喜欢的事情都丢了。”

这两个余秀华一直在角力，当然你也可以说她们在跳舞，痛苦的舞。这篇文章叫《我在神农架，也不只是在神农架》，这个题目说明了余秀华的爱情是薛定谔的猫，而文学、诗，是她的多重宇宙。两者将永远纠缠下去。

我翻著余秀华的两本诗集如籤诗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街头演说时遭到枪手从背后开枪袭击，不幸身亡。这一惨剧传到国内，却导致了一个意外的结果：歌手梁静茹于2005年演唱的老歌《可惜不是你》 被全网下架，以免为辱包提供弹药。

仅隔一天，乳透社就推出了改编自《可惜不是你》的辱包单曲《可习不是尼》。不到24小时点击量就突破了33000次。

在Youtube的留言页面上，改编歌词得到了网友们的交口称赞。新歌词的填写者，就是广受好评的《中共独裁黑皮书》的作者，Ambrosia。本站第一时间联系到了Ambrosia，请他谈谈新歌词的创作思路。

（最新的进展，是youtube将该视频标注了“社区认为以下内容不适合部分观众观看或会令部分观众反感”，这一部分Ambrosia在下面也会谈到。）

natasha：Ambrosia，你好，你填写的这首歌词大受好评，请问一下你的填词初衷是什么？

Ambrosia：我看到了乳透社在征集歌词。我当时正好在思考这样一个矛盾的道德问题：为什么安倍死我们哀悼，但是却可惜死的人不是习近平？从道德上来说，我并不希望习近平本人死。但是习近平执行清零政策，害死了很多本可以保全性命的无辜民众，因此他是应该承担责任的。原本我认为这首歌写出来会自我矮化——把支持民主自由的人也变成了“刽子手”，但是想通这一点之后，我很快就发现了**《可惜不是你》可以用道德上完全正当的方式改编成乳包的版本**。

natasha：请问这首词的创作思路是怎样的？

Ambrosia: 我填词的时候参考了原曲的创作结构。原曲的上下两阕是回忆一对有情人的过去和未来，而我这一版的词也大概遵循了这个方向。上阕在安倍遇刺的消息导致的“突然窒息”和微博上幸灾乐祸的鲜明对比中开场，进而引出导致现在中国大陆人民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也就是可惜不是你的“你”，然后迅速地回顾了他的倒行逆施。下阕仿照原曲虚实相映的手法，描写了一段理想中的国家的状态——不再有删帖封号和禁评，而民主自由也不只是别人的风景。高潮部分两度重复“可惜不是你”，批判了习近平妄想称帝、妄图不朽，却胡乱指明方向导致民不聊生的惨痛现实。最终结尾的时候用了有一点喜剧效果但却又是悲剧的“先做核酸再抢救”，把全曲收敛回去。

natasha：对，结尾的那句“先做核酸再抢救”堪称神来之笔。

Ambrosia: 我能理解为什么网友称之为神来之笔，这似乎有一些喜剧效果，但对中国人民而言确是实实在在的悲剧。在封城期间，大量需要抢救的患者被卫生行政部门“无核酸证明不得收治”的命令挡在急诊门外，救死扶伤的医院变成了人间炼狱——这都要拜本曲中“你”所赐。然而，网友不知道的一点是，我在写作之前仍然有其他的担忧——就是这首歌会不会变成纯粹的暴力宣泄。如果你们注意到了的话，乳透社收到的另外一个版本的结尾是这样的：“已经六十九/再活也活不了多久”。我一直以来很恐惧这样的词汇——它会让我们从民主自由的捍卫者变成卑劣的“杀人犯”，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natasha：这首词跟我们常见的“暴力辱包”词不太一样，相对温和一些。

Ambrosia: 这要再讲回到道德的部分。六四事件当事人侯德健曾经发出过一个灵魂拷问：“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谎言去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同样的问题我想需要留给我们自己：我们抨击小粉红没人性，是不是要以牺牲自己的人性为代价？我觉得那是万万不能的。所以你会见到，整首歌词全文没有一处是诅咒他本人。“习近平之死”在整首歌曲里面都代表“共产党之死”和“暴政之死”。我原本写的词是这样的：刽子手是你/送葬了九州/封城断供让民众去跳楼/如果那是你/击穿了胸口/先做核酸再抢救。写完了才想起来最后的尾声不是两次重复而是只有一次，因此把前面一半拿掉了。这里有一点宗教的味道：虽然他害人无数，但我们不能为了灭掉撒旦就自己变成撒旦；哪怕是他中枪了我们也要去抢救他。但是，“先做核酸”是他自己犯下的罪孽，所以被我拿来讽刺他本人——这种强度的挞伐已经足够了，而且从网友反映来看评价不错。

natasha: 有一些评论认为这首歌是“真情实感”，还有人听到下阕“一睁开我双眼我就看得见”觉得泪目。我本人听到“民主自由不是别人风景”那句也很感动。总的说来这首歌听起来让人笑中带泪。这是你预期的结果吗？

Ambrosia: 我填词的时候肯定希望能适当地用一点煽情的手法。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从古体诗到唐宋元的诗词曲，都有自己的审美范式。对于那些在大陆学习过《语文》学科的做题家来说，这些范式他们都背的滚瓜烂熟，做阅读理解很快能得分，但轮到他们去写作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意识。这不是一种偶然，因为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朝独裁统治者都非常害怕人民，防民之口是他们的重要政治任务。因此中国大陆《语文》学科的作文，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洗脑部分——任何能在中共中考高考作文中拿高分的，都很难再去说“人话”了。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早期的反贼作品都流于“短平快”的宣泄，而中共的外宣、网评员就可以一直拿我们的水平来作文章，说我们“只能感动我们自己”。

natasha：你心目中的反贼作品是怎样的？

Ambrosia: 短平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只有短平快”不是一件好事。例如摇滚乐——它的形式吸引了很多Z世代的年轻人，但是如果不去善加利用，内容全都会变成赞扬放纵、酗酒、吸毒，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然而也有许多摇滚乐作家用这种音乐形式去为少数群体发声，去呼唤公众重视社会议题——借用韩愈柳宗元的话，我觉得“文以载道”才是文学的本质。今天的文学形式是多样的，动漫、歌词、游戏剧情都是广义的文学作品，但是文学的分析理论、批判理论却不会因为载体形式上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我希望公众能被“短平快”吸引，去认清中共的暴政、给自己反抗的勇气，但我更希望能有更多反贼作品旨在于帮助观众理解中共压迫人民的范式。我希望观众更能在乳包的过程中丰富自己的知识、健全自己的人格——因为只有这些人性的武器才能对抗暴政。在中共高压政治之下，发泄一下不让自己被逼疯掉肯定是必要的，但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来说，有比发泄更重要的事情。

natasha: 刚刚发现YouTube将这个视频标注为“社区认为以下内容不适合部分观众观看或会令部分观众反感”。这是怎么回事？

Ambrosia: 显然是被人（大概率是中共代理人）投诉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从最初开始我就不认为可以写得出完全不“碰线”的歌词。我的目标只是控制用词的幅度，不碰到文明世界的红线导致视频被删除。一个完全没标签的作品也是表达不出意境的——那又会变成“纯短平快”了。另外Youtube启动的不是内容审查，而是观众年龄的审查。我觉得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上来说，这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毕竟是政治人物被暗杀的事件，是很严肃的社会问题。

natasha: 可我觉得这段视频并没有令人不适到需要加警告的程度啊。

Ambrosia: 毕竟歌词中有“可惜不是你/中枪在背后”这一句。西方世界对儿童的保护是很严格的，哪怕最轻微、最低限度的暴力描写，都会触发对儿童观众的保护机制。

natasha: 那“死了都要爱”不是更限制级？任何歌曲只要刻意往一个方向解读都会中吧？

Ambrosia: Youtube是不会“吃饱了没事干”自己来加警告标签的。共产党最会用民主自由打击民主自由。像乳透社这样的Youtube平台，它的每一个视频，中共都不会放过任何一点投诉的机会。之前乳透社被全面投诉侵犯版权，导致整个帐号都被关闭了，经过了旷日持久的申诉才得到恢复。和暴政对抗是不容易的，他们的资源比我们多得多。然而，这正突显出了民主、自由、法治的好处：如果公义公理站在我们这边，不论他们怎么“闹得欢”，民主机制和法治机制都能保障我们不会被无理地“拉清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共在自己花钱打自己制度的脸，也不失为一种行为艺术（笑）。

natasha: 谢谢Ambrosia接受我们的访问，期待你的下一首歌词，当然更欢迎类似黑皮书的作品。再见！

原曲：可惜不是你 - 梁静茹（2005）

https://youtu.be/k_l7FVsqUyM

填词：Ambrosia、乳透社、墙国蛙蛤蛤

演唱：热心粉丝

歌词全文：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窒息

像不换肩扛麦走了十里

微博上幸灾乐祸没人性

不就是疯狂宇宙的证据

“错误”执行者都在秦城里

权力和水平只能成反比

天行健不强自自强不息

小学博士亲自清零经济

九九六零零七 挡不住你 全球大撒币

以为闹剧再长 就十年任期

宪法曾是昨天 可是昨天 你只是主席

但是到了年底 你要当皇帝

可惜不是你 中枪在背后

宽衣送到纪念堂陪毛某

庆丰帝是你 加速倒着走

颐使气指到最后

那一天我们会团结坚定

不再有删帖封号和禁评

民主自由不是别人风景

因为我相信this is my duty

等待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 讣告那一天

共产独裁暴政 不会是永远

虽然那是明天 可是明天 已不再遥远

一睁开我双眼 我就看得见

可惜不是你 今天仆街头

头上三尺的神明带你走

萨格尔是你 史诗才不朽

防腐只能变腊肉

可惜不是你 倒在马路口

疯狂宇宙让灵魂去遨游

教师爷是你 放下你的手

指明方向都向后

如果那是你 击穿了胸口

先做核酸再抢救

知道姜涛的名字，大概是2年前。当抗争已经出现了颓势，据说姜涛和mirror的出现，如同轻风吹过湖水，让涣散的人心荡起微澜。

也许是受上个世纪港台商业音乐的影响，对年轻香港歌手的印象，总觉得都是空有好皮囊的偶像，唱唱花俏的口水歌，mtv朦朦胧胧缠绵动人，美则美矣，毫无灵魂。所以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听到/看到姜涛的音乐作品。

然而第一眼就被惊艳到。

片子一开头有一大群人在夜晚的炮火声中奔跑。人物的喘息和恐惧眼神，以及遍地废墟，这难道不是香港后抗争时代的隐喻吗？

然而不能说得太明，也无法说得太明，姜涛的隐喻似是而非，恰到好处。

从艺术效果方面，大量使用了戏剧舞台的光影以及现代舞的肢体表现力，大大拉高了mtv的格调，依稀呼应了迈克杰克逊的境界。

声音技巧可以提高，舞台表现可以磨练，但艺术品味这件事，如同老天爷赏饭吃，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一点上，姜涛就是天生巨星。

STEPHEN CASTLE, PETER ROBINS 2022年7月7日

最近进展：据BBC报道，鲍里斯-约翰逊周四辞去保守党党魁一职。唐宁街官员表示，他将于周四晚些时候向全国发表声明。

他的一位前任称他为"抹了油的小猪"：一个可以摆脱任何紧张局面的人。

尽管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英国新冠病毒封锁期间开派对的破坏性丑闻使他遭到罚款以及一份尖刻的官方调查报告，人们本以为他会处于强势地位。

仅仅两年半前，约翰逊带领保守党取得了几十年来最大的选举胜利。直到下一次大选前，只有他自己政党的议员才能迫使他下台，而大选的日期由首相设定，可能最迟到2025年1月。

**新闻简报：**欢迎订阅新闻简报，包括每周四由华文记者荣筱箐撰写的"海外华人札记"专栏，获取全球重大资讯，了解美国华人社区热点话题。

](https://www.nytimes.com/newsletters/chinese-briefing)

6月初，他们拒绝推翻约翰逊，在一次不信任投票中支持了他。然而他的地位开始动摇：周二晚上，两名级别最高的大臣因另一起丑闻辞职，越来越多的同事也纷纷效仿，以至于分析人士宣称他"走到了尽头"。

以下是他走到这一步的过程，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麻烦始于"派对门"，但仍未结束。

自去年年底以来，约翰逊一直在疲于应付一系列关于唐宁街派对的报道，作为英国首相的府邸和办公室，新冠防疫封锁规则对其仍然有效。丑闻被称为"派对门"。

5月，由高级公务员苏-格雷领导的一场久候的内部调查发现，有83人在派对上违反新冠措施，其中一些人酗酒、打架和损坏财产。伦敦警方表示，他们已对违反社交距离的行为处以126项罚款。约翰逊本人仅为一场生日惊喜午餐庆祝收到一单罚款，然而他也多次出席其他派对，这些派对有出席者被罚款。

然而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这个国家曾几乎禁止所有社交接触，此后仍保持着虽然有所减缓、但仍相当严厉的限制，违反规定的指控引发了非同寻常的愤怒。议员们对约翰逊最初否认有不当行为作出回应，然后又对他的道歉作出回应，并提供了一些人的证词，这些人在派对进行的时间里被禁止探访弥留之际的亲属。

保守党议员之间的一系列性行为不端丑闻进一步损害了约翰逊。负责管束党员的保守党党鞭克里斯-平彻尽管被指控行为不当，却仍得到了约翰逊的提拔，本周一些内阁成员在平彻离开后相继辞职。大臣和其他官员替约翰逊否认了他对这些指控知情，但是这个说法很快就被揭穿了。

鲍里斯-约翰逊的批评者已经尝试赶他下台但未能成功。

在英国，要首相下台很难，但绝非不可能。首相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该党可以罢免这位领导人并选择另一位，无需大选即可更换首相。

根据保守党的规定，如果其中15%的议员------目前意味着54名议员------写信正式提出要求，则本党议员可以对约翰逊进行具有约束力的不信任投票。约翰逊的这个关键时刻发生在6月6日，当天晚上进行了投票。

保守党共有359名议员，约翰逊获得了211票支持------略低于60%，以及148票反对。

这个投票结果实际上比看上去的还要弱，因为其中几乎一半议员在政府内任有职务，一般来说有支持约翰逊的义务。然而，这次投票是无记名投票，所以无从知道这些议员是否都投了支持票。

该程序还有一个细节，可能会让约翰逊感到安心。根据目前保守党的规定，他至少在一年内不用再面对又一次的党内不信任投票。但这些规则是由该党的立法者制定的。如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希望他下台，他们只需要改写规则就行了。

但内阁的辞职往往预示着结束的开始。

赢得不信任投票至关重要，但这可能还不够。撒切尔夫人和特雷莎-梅都在击败对其领导权的挑战后，不到一年就下了台，两人获得的优势都比约翰逊更大。

一个关键因素是内阁大臣是否会倒戈。1990年撒切尔夫人下台的催化剂是心怀不满的前盟友杰弗里-豪的辞职，梅则是失去了几位大臣，包括2018年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约翰逊。

周二晚上，约翰逊的两位高级大臣------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和卫生大臣萨吉德-贾维德------在几分钟内相继辞职。

并不是每一次重大辞职都是致命的：1993年，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发表了言辞尖刻的演讲并辞职，随后约翰-梅杰依然担任了将近四年的首相。

但对约翰逊来说，一个不祥的迹象是：即使他迅速采取行动填补苏纳克和贾维德留下的空缺，还有越来越多级别较低的同事追随他们的脚步。

他可能会屈服于来自幕后的压力。

这种幕后压力曾经被称为"穿灰色西装的男人"到访，这个说法可以追溯到所有关键权力掮客都是男性的时代。在那些日子里，保守党党魁由一个被称为"魔法圈"的团体选出，这些大人物也可以撤回自己的支持。党魁有时会被说服，可以按照自己开出的条件离开，而不是被赶下台。

2019年，梅在挺过了领导权投票后辞职，当时她显然已经无望保住自己的地位。2007年，英国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受到类似的压力以及遭遇大臣们的辞职，被赶出了唐宁街。周三，英国新闻媒体报道称，高级大臣迈克尔-戈夫告诉约翰逊，是时候下台了。戈夫也被视为保守党的关键权力掮客。

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继任者。

约翰逊的命运之所以难以预测，原因之一是对于谁将取代他的位置没有达成共识，因此没有形成一个想要密谋除掉他的小集团。

苏纳克曾被视为最有可能的继任者，但他自己如今也已经名誉扫地。他因为和约翰逊参加同一个派对而被罚款，而他那位富有的妻子的税务问题也引来了负面报道。

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仍在担任政府职务，目前在人选之争中领先。政府之外的有力竞争者是前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他在上次保守党领袖竞选中败给了约翰逊。还有其他几个可能的参选者。

他们都需要小心。在过去，有野心的对手会因为被视为不忠诚而受影响（不过约翰逊没有受影响，他和梅做对，但随后接替了她）。

而且，选出继任者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约翰逊真的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务，或者在新一轮的不信任投票中落败，他在唐宁街的任期可能不会马上结束。

他最近的两位前任都辞去了该党领导人的职务，然后继续担任首相，直到该党选出接替者。但约翰逊也可以让位给一个临时人物，比如副相多米尼克-拉布，他在约翰逊2020年因新冠住院时承担了首相的职责。

保守党没有公布党魁选举规则------每一次，选举的细节和时间表都是由决定不信任投票的同一个议员委员会主席宣布的。

不过，英国议会图书馆的一份简报列出了大致的轮廓：保守党议员在内部举行一系列投票，将竞争者的人数减少到两人。（2019年约翰逊获胜时，名单中一开始有10名候选人，一共进行了六次投票。）

在最后两名候选人之间选谁，将由该党全体缴费成员投票决定。据一名保守党官员的演讲，截至去年，保守党成员约有20万人；他们每年支付25英镑（约合200元人民币）的标准会费。

2019年，最后两位候选人约翰逊和亨特有六周的时间来为自己拉票。党员投票结果是在梅辞任党魁46天后宣布的，约翰逊在第二天觐见伊丽莎白女王，被任命为首相。

播客全文：

袁莉：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

一个男人性骚扰女性被拒绝后恼羞成怒，和同伙当街殴打这位女性和同伴。很多女性感同身受，站出来讲述自己被骚扰、被殴打的经历，希望社会能对性别暴力给予更大关注。众多男性则站出来说这是一起治安案件，与性别无关，并指责女权主义者搞性别对立。不少女性为此写文章发帖，解释她们为什么如此恐惧，为什么希望能改变现状。

我来引述一位不方便具名的女权主义者的评论：“为什么一个女性被男性性骚扰并当街殴打……后，很多人对此的第一反应还是和男性对话呢？教育他们理解这件事、告诉他们怎么成为更好的男性、希望他们在下次可以见义勇为…这是一个和女性生存空间密切相关的急迫话题，但我们的精力却要消耗在无穷无尽的公共教育、情感劳动上。”

她说：“这样的讨论 潜台词依然是女性无法脱离男性、自己建设一个我们可以平等生存的系统，我们关于斗争路径的想象已经被现实挤压的特别狭隘了。”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女一男两位女权主义者，来谈一谈女性是否有必要教育男性承认性别不平等，引导他们成为女权主义者，以及在社会运动的窗口几乎被全部关闭的政治大环境下，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女性和每一位男性，都能做些什么。

白鱼是专栏作者，创作歌手，一位住在台北的北京女孩。来福是时评作者。

这期节目的录制时间是6月20日。建议听众结合上一期我们与学者何嫄做的访谈，《中国女性在追求性别平等的道路上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一起来听。

袁莉：白鱼，你能先说一下你的女权意识是怎么树立起来的吗？

白鱼：我是很乖的女孩，就是那种从小符合父母期待的别人家的孩子，然后那种全校第一名，然后所有老师都觉得他会考上名校的那种学生。

所以在我的心里，我对自己的个人，也就是女性身份的塑造也全都是在别人的期待里，我应该当一个特别乖的女孩，我应该上学的时候留短发，因为不应该打扮，然后长大了之后就要留长发，因为有女性气质，然后应该要乖巧，然后要贤惠，然后要体贴，然后要懂得去做一个支持性的角色，然后我一直是这么长大的。

直到到大学我发现，我变成了好像这样的人，可是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我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很温柔的人，然后对我也就是报以正常的状况，反而是我越把异性想得很善良，然后他们其实越会侵犯到我自己个人的发展也好，然后我在意的事情。

然后我当时遇到这个男生，其实就是一个身体的性上面的事情，我当时觉得我应该是要跟男生在一起，然后要结婚，然后要有家庭，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好像可以跟他发生关系了，它其实只是一个……我觉得他比一般的渣男还要更糟的是，他是一个想要收集处女勋章的人，他觉得他能让一个女生把自己的第一次奉献给他是一件很……我不知道……延年益寿的事情吗？

然后这件事我现在可以笑谈，但当时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创伤。我当时真的觉得我整个世界观都崩塌了，然后我觉得而且我会被传统的家庭构造成一个……他们会一直灌输我说女孩子你要是发生性行为就会掉价，所以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强的自我的割裂感，然后我就想说我明明就是为了我的身体，我的爱，我的就是自我去探索，然后却得到的是一个被贬低的，然后被贬值的结果，我就觉得something wrong（什么事情出错了）。（点此看全文）

时间轴：

02:08 白鱼的女权意识是如何树立起来的

08:08 白鱼为什么会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积累愤怒，该如何排解愤怒

12:15 作为一个“女权男”，来福如何看待男性在唐山事件中的不作为

19:24 除了写文章，来福还为女权主义做了什么

27:18 男性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优势

30:00 普通男性怎么看待“女权男”

37:10 白鱼在北京身体力行做女权的经历

43:37 男性能为女权主义做的35件事

47:00 白鱼说如何分辨一个男性是不是真女权主义者

51:07 为什么自由派希望中国人多一些愤怒，但是却认为女权主义者过于愤怒

51:56 极权和父权的关系

54:57 社会运动空间急剧缩小，女权主义者应该如何坚持自己的议程设置

原文：馮睎乾十三維度

比倪匡早一天离开的，是香港著名导演和编剧罗启锐。他和张婉婷合称“雌雄大导”，拍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电影，我自己最喜欢的始终是《秋天的童话》，尤其是主演者周润发、锺楚红和陈百强，三十年前看和三十年后看，一样那麽顺眼和讨人喜爱，确实是活在“童话”中的人。

罗启锐的去世，自然是令人惋惜的。儘管他已年届古稀，但七十岁以上仍继续执导的，大有人在；若罗启锐能活下去，未必不能拍出更多好电影。然而罗导毕竟是幕后人物，有别于妙语连珠，性格鲜明，直接面向读者的作家倪匡，大众（包括我）要说些什麽表示怀念，一时之间也不知从何说起。 但今早一觉醒来，看到陈韵文女士特意传来的罗启锐版《霸王别姬》，觉得此片真是非看不可，也非写不可！我孤陋寡闻，不知道1981年香港电台节目《香港香港》，曾有两集叫《霸王别姬》，由罗启锐导演，李碧华编剧。

演员方面，岳华饰段小楼，余家伦演程蝶衣——据罗启锐说：“原先属意张国荣演虞姬，但其经理人推了。”大概是因为张国荣当时初出茅庐，走偶像路线，不方便演同性恋角色吧。最“惊喜”的选角，是少年程蝶衣由樊少皇演，全无“力王”阳刚味，举手投足，却有小花旦的阴柔美。

李碧华小说《霸王别姬》在1985年初版，其实是根据港台电视剧剧本创作，后来改编为张国荣、张丰毅、巩俐主演，陈凯歌执导的同名电影，1993年上映，蜚声国际。1981年原版《霸王别姬》——陈韵文引述看过的朋友所说，跟陈凯歌版相比，罗启锐版是“珠玉在前”——反而湮没无闻，非常可惜。

电影版因为张国荣的演出，我1993年看的时候是喜欢的，但这麽多年来也没有很大的意欲重看。今早第一次看罗启锐版，初时似乎跟电影版情节差不多，但看到下集最后十五分钟，讲段小楼、程蝶衣在文革饱受折磨，分散东西，然后各自从北方辗转流落香港，那种天旋地转、时代沧桑的情调，跟电影大有不同。

岳华演的“霸王”段小楼，来港后已失去他的舞台，只能充当电车司机，罗启锐的镜头，由文革疯狂的批斗场面，一下子接到港岛的繁华闹市，画面随着电车移动，摄下了八十年代初香港晚上车水马龙的街景，画外音是岳华以国语唸的独白：

“于今十多年，天没有亡我，辗转来到香港，霸王过了乌江渡口。那又怎样呢？大时代只有大时代的命运。末路霸王，还不是面目模糊地生活？”

结局是段、程在香港重逢，俱鬚髮如霜，两个男人在公共澡堂一起浸浴，淡淡的閒话当年。在罗启锐的版本中，程蝶衣没有像陈凯歌版本那样，用段小楼送他的剑来自刎，表达虞姬对霸王矢志不渝的忠贞，反而跟段小楼说，“我倒有个爱人，是在茶叶店里头办公的。”

电视版和电影版的结局如此不同，是因为导演要讲的，根本是两个故事，两套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罗启锐拍的节目叫《香港香港》，虽然全剧大多数讲北方话，背景也在北方，但千里来龙，是为了结穴于香港，罗启锐曾说：

“我在港台拍的最后一个剧集，叫《香港香港》，讲述不同的人来到香港后的遭遇，裡面有一部戏，叫《霸王别姬》。…这是我构思的一个同性爱故事，也是一个大时代小人物的故事，一个关于命运、抉择、与无法抉择的故事，裡面有些情节和画面，譬如男人互相倾慕、男人一起洗澡等，当时算很大胆，香港电视上好像还真的从未出现过。”（注1）

研究香港电影的马来西亚人黄爱玲（不是已故香港影评人黄爱玲）曾撰文比较《霸王别姬》的电视、小说与电影版，有一段关于罗启锐版，说得很好：

“‘香港’是这个故事的叙事主体，强调香港以它独有的历史时空与文化位置，为当时生活在中国动乱时代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和出口，突显其重要的历史容纳性与时代意义。”（注2）

电视版的“虞姬”和“楚霸王”都渡过乌江，没有死去，彻底颠覆了霸王别姬传统故事中的强烈国族意识，拒绝歌颂陈凯歌还原了的母题——“忠贞”。这种颠覆正是“最香港”的地方，而罗启锐和李碧华这齣《霸王别姬》，近乎完美地示范了如何“发扬中华文化”，同时“讲好香港的故事”。

当然，这种“发扬”和“讲好故事”，必然是以言论自由和良好品味为基础的。1981年，香港电台非但可以不避忌同性恋题材，不怕今日大陆人所谓的“三观不正”，还可以拍剧反映文革的疯狂和残酷，今天可以吗？

当年罗启锐拍《霸王别姬》，北方背景的对白用国语，剧情发展到香港，才出现粤语，语言调度，完全切合故事和角色需要，十分专业；但前阵子看那齣以香港为背景的电影《第一炉香》，全片角色一律操普通话（除了让彭于晏勉强讲几句得啖笑的外语），“港味”彻底清零。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哪里想到一齣1981年播出的，关于两位北方同志的电视剧，竟然比2022年上映的“香港背景”电影，更能呈现香港“海纳百川”的精神呢？罗启锐版《霸王别姬》拍得很好，如果你未看过，推荐各位细心观赏，悼念罗导演，也悼念一下那个曾经璀璨的玻璃之城。

附：1981年罗启锐版《霸王别姬》RTHK链结

上集： https://bit.ly/3yn41Vk

下集：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668...

注1： https://bit.ly/3R7ErfP

注2：同上。

崔健2021年最新专辑“飞狗”的最后一首歌《继续》

我初心到底，却怀疑

你清澈见底，却无力

现实站起来，像个海绵体

插在你嘴里，还要你呼吸

枪林弹雨，我裸体

莺歌燕舞，我演戏

阳光晒肉体，躺满了一地

泥土加玉米，铜墙铁壁

权力高悬起，遮风挡雨

栖身的土地，恐惧

我初心到底，没有目的

你清澈见底，无言无语

身体站起来，要脑袋出去

推翻这墙体，呼吸空气

大棒子落下，击打我如雨

你随我站起，身体颤栗

仅仅是站立，在出生的土地

天空压下来，考验我的耐力

你的身体弯曲，为我哭泣

你的心却要我，继续

冷暖哪可休

回头多少个秋

寻遍了却偏失去

未盼却在手

我得到没有

没法解释得失错漏

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

不知哪里追究

一生何求

常判决放弃与拥有

耗尽我这一生

触不到已跑开

一生何求

迷惘里永远看不透

没料到我所失的

竟已是我的所有

冷暖哪可休

回头多少个秋

寻遍了却偏失去

未盼却在手

我得到没有

没法解释得失错漏

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

不知哪里追究

一生何求

常判决放弃与拥有

耗尽我这一生

触不到已跑开

一生何求

迷惘里永远看不透

没料到我所失的

竟已是我的所有

一生何求

曾妥协也试过苦斗

梦内每点缤纷

一消散哪可收

一生何求

谁计较赞美与诅咒

没料到我所失的

竟已是我的所有

一生何求

常判决放弃与拥有

耗尽我这一生

触不到已跑开

一生何求

迷惘里永远看不透

没料到我所失的

竟已是我的所有

我当然迷恋著马赛尔

我曾在他羞赧迷离的眼底

瞥见最好的自己　值得我

以一辈子的努力把这样的自己

这样的眼神追寻回来

他的品味与谈吐

他的细緻与敏感　还有

和整个文明若即若离的神采

让我觉得他的灵魂

似乎有个更高的来历

让我向往更好的世界

向往更好的爱情

但我有一些秘密不能告诉他

怕惊吓到他激怒到他

怕被他看轻而将我整个放弃

那麽多人对我品头论足

我最重视的就是他眼神的一瞬

如果他满意我

我就会更喜爱自己

但是他只愿意看到局部的我

而且预先憎恶他所看不到的

现在与过去之间

何时有了鸿沟？

两边都是不折不扣的我

为了他我做了许多改变

我的改变远离了我

却没能更接近他

我的犹豫让他更不信任我

对我的爱情越来越习于

以负面情绪表现

我越来越恐慌

越来越困惑

过去如影随形

我庇护著过去

过去也庇护著我

我怕放弃过去

也得不到现在

我想我正渐渐失去他

失之交臂的遗憾与悔恨正预先形成

只因为我是被书写者　没法尽全力

去守护渴望的结局

或许我不该老觉得自己

缺乏某种命运去拥有更好的东西

好几次在睡前我再三的告诉自己

只要此刻全心全意投入

其实就是最美好的结局

──节选自罗智成《迷宫书店》

中国的90后、00后以“粉红”著称。他们在经济繁荣年代出生、热爱新四大发明，厌恶任何对中国的批评。他们会翻过防火墙到脸书上出征，抵制NBA、耐克和加拿大鹅。他们喜欢说“厉害了我的国”，叫美国和全世界来抄中国作业。但同时，他们也面临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他们考研、考公，抱怨996，声讨资本家，梦想过上躺平的生活。

今年，奥密克戎爆发后，全国有三四亿人口或多或少体会到了封控的滋味。三四月以来，“润学”在年轻人中突然变得火热起来。五月份，上海一名不愿被强制转运隔离的男子，在警察威胁他不配合会影响三代时回复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最后一代”突然火了起来，被称为“史诗级的对白”。

《不明白播客》邀请到两位年轻人，一位90后，一位00后，请她们来谈一下为什么在考虑“润”，以及为什么“最后一代”这个说法引发了如此强烈的共鸣。

时间轴：

02:27 对“润学”对理解

07:48 “润”出去的办法

12:40 对“润”出去后可能面临困难和挑战的准备

16:47 “润”不出去怎么办

19:24 对“最后一代”视频的反应

22:47: 作为女性，将来是否愿意生孩子

35:07 如何看待“躺平”

40:40 女性是否对“最后一代”这个说法更有共鸣

43:50 日常生活中会自我审查吗

46:19 为什么感觉日常生活中小粉红那么多

52:16 中国变成什么样子，你们才会愿意留下来

文字版全文

嘉宾推荐书籍和电影

星星：

1.《画地为牢》（Prisons We Choose to Live Inside） Doris Lessing 著

2.《犹在镜中》英格玛-伯格曼 电影

3.《斯通纳》（Stoner）John Williams 著

Doris：

1.《梅里雪山》小林尚礼 著

2.《巨浪下的小学》（Ghosts of the Tsunami）Richard Parry 著

官网：bumingbai.net

推特：@bumingbaipod

【香江一代名家倪匡離世】多個消息指著名香港作家倪匡於7月3日下午與世長辭，終年八十七歲。倪匡著作等身，縱橫文壇，與金庸、黃霑和蔡瀾被譽為「香江四大才子」，不少人痛惜失去一代傳奇文人。

倪匡生於一九三五年上海，原名亦明，後改名為聰，其妹是香港作家亦舒。他自一九五七年到香港，曾移居美國三藩市，後回香港定居。倪匡為香港最重要作家之一，早年以筆名「衛斯理」《明報》副刊連載小說，一舉成名，《衛斯理系列》更風靡無數讀者，創造出膾炙人口、前瞻的世界。

他寫作範圍甚廣，除了科幻小說，也涉獵靈異故事、武俠小說，還有電影劇本、散文專欄等，產量驚人，筆名包括衛斯理、沙翁、岳川、魏力、衣其、洪新、危龍，經典作品還有《原振俠系列》、《女黑俠木蘭花系列》等。

倪匡對時局有透徹理解，其政論文章和訪問片段針砭時弊，一針見血。他也是節目主持人，與黃霑和蔡瀾合作於亞洲電視主持深夜清談節目《今夜不設防》，廣邀城中名人暢談各種內容，主持和嘉賓不避諱於鏡頭前煙酒，話題大膽敢言，節目至今依然為人津津樂道。

“何意百炼钢，化作绕指柔”这句诗来自于晋朝刘琨的《重赠卢谌》。这句话是说，经过百炼的钢，竟然变成可以绕指的柔软之物，用来比喻经历失败后变得无能为力。后世常用来比喻使火爆强硬的性情变得柔顺。

那么，什么是百炼钢呢？

百炼钢，顾名思义，就是炼了“百次“的钢啦！锻炼这个词现在多用于比喻意，其实本意来自于钢铁的打造，锻炼即锻造敲打，多次的锻炼可以使得钢铁的组织变得均匀，杂物细化，从而提高钢的性能。

最早的类似“百炼”钢出现在东汉初期。山东苍县曾经出土过一把东汉钢刀，是由接近共析成分的高碳炒钢锻练而成（共析钢是指具有共析成分含0.77%碳的碳素钢）。刀的各部分含碳量均匀，晶粒细小，夹杂物有明显分层现象。刀身上刻有“永初五年（公元112年）五月丙午造卅冻大刀吉羊“字样，说明该刀经过了三十次左右的锻炼而成。

”三十炼“比百炼的次数少一些，但说明当时古人已经掌握了多次锻炼出精钢的技术原理。在《汉金文录》中，已经有比东汉永初年更早的永元十六年（公元102）的三十炼钢刀的记载。

确切的“百炼”钢最早出现在东汉中平（公元184-189年）年间。在日本天理市栎本町东大寺山古墓发现了一把中国东汉中平时期的钢刀，上面的铭文写着“中平X年五月午造作支刀百练清刚”。此外在三国时期曹丕所著的《典论》中有“精而炼之，至于百辟，以为三剑”的说法。“百练”和“百辟”都是百炼的意思；刚，就是钢。同期的陈琳在《武军赋》中明确说出了“百炼精刚”这个说法。可见三国时期，“百炼钢”技术已经很发达了。

至于 “绕指柔”，我个人认为，这个比喻的喻体也离不开钢铁冶炼技术。

在这个帖子的留言中，我有提到上古时期的两种铁：陨铁和人工冶炼铁。这里说一个冷知识：古代文献以及武侠小说中提到的“玄铁”，就是陨铁。陨铁的含镍量较高（6%-8%），具有钢的性能，很适合做高级兵器。比如金庸就写过独孤求败有一把玄铁重剑，后来被杨过得到。

陨铁高质而稀有，等于是吊在古人鼻子前的萝卜，引诱着古人逐步提高冶炼技术。从最早自用自然界的赤铁，到在较低温度下还原铁矿石得到的块炼铁，再到生铁，铁的硬度逐渐提高。然而生铁的问题是硬而脆，因此古代冶炼工匠就面临一个使铸铁柔化的过程。

自战国起，工匠们就一直在进行铸铁柔化的实验制作。古代主要有两种柔化方法：脱碳法和可锻化退火。在河北石家庄郊区出土的战国铁斧，是用脱碳法对铸铁进行加工。该金属部件的外层已经脱碳成钢，内层还是生铁，属于钢铁共存。此外，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铁锸，经过了可锻化热处理，形成了黑心可锻铸铁，质量上与近代黑心可锻铸铁无原则上的差别。

来个小总结，中国古代的冶炼技术相当高，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人工冶炼铁，最早的人工冶炼铁“块炼铁”和生铁差不多同时出现（西周和东周），并在军事、农业以及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而欧洲到了十四世纪才有生铁。因此，对中国古代文明，不可妄自菲薄。

At the midnight on 1st of July 1997, the then colonial Hong Kong was formally transferred from the Britain to Communist China. At the time, we were promised 50 years of autonomy, freedom and peace. Today marks the 25th year since the handover.

Yet, Hong Kong, along with its values, barely live the first 25 years, let alone the remaining.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ized absolute control of Hong Kong, crushing what is left of the diminishing voices for freedom since 2019.

The Chinese title ‘香港明天更好’ translates to ‘Better Tomorrow for Hong Kong’ verbatim, came from a piece of calligraphy with the same name given to Hong Kong by former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in 1997.

Better or worse, is there still a tomorrow for Hong Kong?

‘Hong Kong people are to run Hong Kong—that is the promise, and that is the unshakable destiny.’ – Chris Patten,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1997

1997年7月1日午夜，当时的殖民地香港正式从英国移交给共产党中国。当时，我们被承诺50年的自治、自由和和平。今天是回归后的第25年。

然而，香港，连同它的价值观，几乎没有活过头25年，更不用说剩下的了。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中国共产党夺取了香港的绝对控制权，粉碎了自2019年以来日益减少的仅存的自由声音。

中文标题 "香港明天更好 "逐字翻译为 "Better Tomorrow for Hong Kong"，来自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7年送给香港的一幅同名书法作品。

不管是好是坏，香港还有明天吗？

“香港人要管理香港--这就是承诺，这就是不可动摇的命运。”

-- 彭定康，最后一任香港总督，1997年

harcourtromanticist的其他作品：

《缺一不可》

《沉舟》

《呐喊》

《凌迟》

《兄弟爬山》

harcourtromanticist的画风古典细腻，构图均借鉴自历史名画。首图《香港明天更好》借鉴自鲁本斯的《土星食子》。

《凌迟》借鉴了《简格雷的处刑》

《兄弟爬山》借鉴了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

作者：魏倩 原文：三联生活周刊

“荡妇、杀猪盘”

从很多方面看，“原子”都是一个幸福的人。他今年34岁，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工程师，结婚第五年有了孩子。为照顾宝宝，他的父母从老家搬到深圳与他们夫妻同住。周末，他开着车带一家五口去附近的公园玩。不加班的时候，他亲自下厨给全家做饭，最拿手的菜是油焖笋。这几年日子过得平静又安详，唯一的苦恼也许是，父母来后家里房间不够，他每天都得在客厅里打地铺。

不过，到了夜里，在客厅地板上入睡前，“原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从枕边摸出平板电脑，逛论坛看新闻，然后打开豆瓣和小红书，在首页推送的女生照片下依次留言：“荡妇” “杀猪盘”，以及更多侮辱性的句子，然后满意地关机、睡觉。

没人知道“原子”这个持续近三年的睡前习惯，包括他的妻子。2022年4月，当我顺着一条恶毒的留言给他发去私信时，“原子”有点惊讶：“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的目标是寻找网暴者，他们会在各种帖子下留下污言秽语，攻陷陌生人的评论区甚至私人邮箱，他们随意曝光他人的隐私甚至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正义凛然”地质疑他人的道德品质，他们大多时候的武器只是语言，却给人们带来真切的伤害。

想找到他们并不容易。在互联网上，网暴者们声势浩大，几乎在任何一个热门事件或话题下都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但当受害者试图抓住他们与之对质时，他们就立刻缩进“马甲”里，如消失一般。我也遇到了这个麻烦，我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寻找那些恶毒的留言，发出上百条私信，其中94%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原子”是最早回复我的那个，他只是很好奇自己是怎么被找到的。他告诉我，为了避免封禁，他用不同的邮箱和手机注册了五六个账号，“原子”是他最喜欢的ID名——它是物质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再加一个字，就能变成一种威力巨大的杀伤性武器——他专门用这个账号留言，或者说骂人。

在国外，像“原子”这样热衷给陌生人留言“引战”的人被称为“troll”，直译为“巨魔”或“喷子”。有人认为它是“网络霸凌”的近似类型，不过针对的多是陌生人。在网络世界里他们粗暴地破坏一切你珍视的东西，自己却很少感受到愧疚之情。

2014年，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研究者招募了418名美国受访者，通过对他们的调查，发现人群中只有5.6%的人喜欢在互联网上攻击他人。他们还发现，“巨魔”们常常与所谓“黑暗四分体”（the dark tetrad）的人格特征正相关，包括马基雅维利主义（善于操纵他人，情感冷漠）、自恋（自我投入，渴求崇拜）、精神变态（缺乏自责感和同理心）和虐待狂（以他人的痛苦为乐）。

“原子”并不觉得自己属于它们中的任何一类。他出生在一个中部省份的军人家庭，“从小家里管得严，有意识培养我的自主能力”，18岁到外地上大学，父母都没来陪送。2009年，“原子”考上了研究生，当时网络直播刚刚兴起，他无聊时也会和舍友们一起围观“美女主播”，对她们的表现评头论足。

点评而已，谁也不会当真。但偶然一次，他们看到新闻，说这些主播一天可以赚十几万元，有一个深圳本地的女主播通过打赏、集资，诈骗了十几个粉丝上百万元。“原子”觉得不公平，他在平台上搜索那位主播的名字，发现已经被销号，就随便点开搜索栏里跳出的第一个正在唱歌的主播，留了一句“搔首弄姿，呸”，然后退出了直播间。

这次留言行动并没有给“原子”带来明显的“主持公道”的感觉，但似乎让他找到了“存在感”。他更频繁地返回直播间，也更频繁地留言，心情好就夸“美女身材真棒”，心情不好就骂人。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现实压力，但生活发生剧烈转变的时候，恰恰也是他留言最密集的时候。2014年，“原子”去美国参加一个实习项目，有次开车抛锚，他在等公路救援的时候打开手机，连续发了几十条带有攻击性的留言，“发完也还是不爽，甚至想开麦骂她们，觉得她们凭什么还能在那扭来扭去唱唱跳跳”。那次发言让他的账号被封禁了两周。

2018年后，平台管理趋严，“原子”的ID开始被频繁封禁。现实生活中的他，工作、恋爱、结婚、当了爸爸。没时间再守着直播，他就在虎扑、NGA等游戏论坛上给爆照的女性留言发内容不堪的私信、留言，之后又转向小红书、豆瓣等女性用户更多的社交平台。

“你很讨厌她们吗？为什么要骂人？”我想知道“原子”是不是厌女症。 ** “不，她们不会在意的。这些人都是骗子。”他说。但当我问他“这些人”究竟骗了他什么时，他不再回答**。

攻城略地

与“原子”相比，“句号”更愿意表达自我，也是唯一承认自己“有黑暗人格”的受访者。2018年，即将大学毕业的“句号”也开始把直播间当作“释放攻击性”的“公共厕所”。无聊时，他就冲进直播间，打一句“主播你妈死了”，然后马上退出，每天只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让他心情稍微好一些。

那时他还是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的大学生，每天被同学拉着到图书馆上自习，晚上回来和舍友一起打游戏。除了“特别特别颜控”，他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没有什么区别。

毕业后，“句号”在马路上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他上前殷勤搭讪，要来了女生的联系方式，很快追到了对方。但恋爱初期的甜蜜结束后，女友开始向他提出各种现实要求，自己努力了又达不到，在感情里饱受折磨。他分析原因，“‘舔狗’太多，现在的美女都被惯坏了”。因为情绪太受影响，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陪伴和照顾对方”，他考上研究生后又选择了退学。

“男人付出了钱，还没有得到情绪价值，你说这些直播有什么可看的？”他把现实感情生活中的不如意迁移到网络世界里，认为直播间里的女主播们“一边收礼物，一边又不把男性当成服务对象”，尤其是那些“黑着脸”不卖力表演的主播，更是他的主要攻击对象。他相信，自己时不时在直播间发侮辱性的弹幕，可以帮助那些观看直播的“舔狗”醒悟：“我看都是傻×，骂她几句，让他们早点清醒。” ** 除了情感淡漠，“句号”也表现出了其他“黑暗四分体”的特征，比如“喜欢操纵他人”**。在这方面，他有一段很愿意展示的“传奇历史”。

上高三那年，18岁的“句号”喜欢上了健身和看摔跤比赛，经常拖着朋友讨论不同格斗术的优劣。在线上，他进入一个武术交流的百度贴吧，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更多同好。但很快，他发现这个贴吧里戾气很重，经常有同城吧友一言不合就带着钢管线下约架。认为中国传统武术名不副实的“句号”嗅到了时机，决定借势而动，“加速”事态发展。

“句号”解释，所谓“加速”，大概指快速地将某事某物推向极端，追求“不破不立”，比如，“如果想实现《劳动法》，直接呼吁是不靠谱的，不如大肆鼓吹取消休假、‘996’合法，让越来越多人抱怨”。18岁的他在贴吧里发起的“加速行动”，就是不间断地在页面发帖“传统武术好”“传统武术一打十”，引起其他群成员对传统武术的普遍厌恶。支持他观点的帖子越来越多，吧内讨论也越来越极化，线下约架也变得更加频繁。这一切，都被18岁的“句号”形容为“挺好玩”，也让他更加相信“很多事只有‘加速’才有效果”。

2018年，“句号”即将大学毕业，因为早早找到了工作，闲来无事，他又开始频繁出现在电竞贴吧“抗压背锅吧”，每天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刷帖，只为了支持自己喜欢的电竞选手Uzi（简自豪）。这次，他决定发起一项更大的“加速行动”：大规模“黑”Uzi。

以往的成功经验让他认为，要让更多人关注到Uzi，就必须要不停“无脑黑”Uzi本人，当人们意识到“这帮黑子脑子有问题”，就会认同他“Uzi很厉害”的真实观点。他告诉我，这方面的成功案例是李毅。2005年，一群球迷和网友为了嘲讽足球运动员李毅，开始戏称他为“李毅大帝”并对他大规模抹黑。当拥有3200万吧友的“帝吧”成为百度第一大贴吧，凭借各种段子和网络热梗出名后，李毅本人的热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不黑你怎么能红？”这是当年许多“黑子”常挂在嘴边的话。

但在吧友的狂欢之外，李毅本人却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2004年之后，他赛季进球数再也没超过3个，并逐渐远离了国家队。2011年5月，在接受央视《足球之夜》采访时，他说：“这个情况换作任何一个人都是接受不了的，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普通的球员，突然之间遭受万千人的唾骂，这种指责，这种压力，我有时候在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句号”不担心自己喜欢的Uzi也受到这样的伤害吗？他引用了自己最喜欢的《三国演义》答复我：“那不会，做事不是看别人怎么说的，你打（游戏）好了舆论就支持你，打得不好舆论就攻击你。官渡之战时，陈琳把曹操祖宗骂了三代，也改变不了袁绍骄兵自大，送掉胜局。”

贴吧里，他也像小说中的将军一样排兵布阵，攻城略地。他甚至专门建了一个20人左右的小群，安排不同群友每日发帖，小心翼翼地筛选主页上认同他们观点的“黑子”，每天起床写好文案，安排他们发布。一旦发现版面上有支持Uzi的声音，就在群里喊人下场攻击，直到把对方骂到退组。等吧主意识到问题的时候，整个“抗压背锅吧”已经被“屠版”近两个月了。

“贴吧本来就魔怔，贴吧里的群就更魔怔了。互联网上有几个人是有脑子的呢？”回忆过去的“战绩”，“句号”给出总结。“网上都是傻×论”也成了他之后大部分网络行动的基本逻辑和挡箭牌——贴吧里的支持和反对都可以被轻易操控，网友都是“傻×”；骂直播美女，是为了让看直播的“傻×”们清醒；骂B站UP主，也是因为对方拿网友当“傻×”。

不过讽刺的是，那次“加速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操纵吧友攻击Uzi两个多月后，群里一位比“句号”更狂热的粉丝挖出了他的身份并发帖曝光。看到自己所做的事被一件件写成文字，“句号”觉得“很羞耻”：“就好像自己心里最阴暗的部分被别人看见了一样，原来我和他们一样，也是个傻×。”那些曾经被他网暴过的人，反过来网暴他，一切都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换了个对象。大学毕业，无所事事的时光一去不返，“句号”也不敢再出现在贴吧，他卸载了贴吧App，“退网了”。

天降正义

2013年，澳大利亚记者金格·戈尔曼（Ginger Gorman）在受到一次网络攻击后开始调查“网络巨魔究竟是谁”。她在五年时间中与心理学家、网络暴力受害者、执法人员、学者和网暴者本人进行了交谈，完成了一本名叫《寻找巨魔》的作品。在一部分体现“黑暗四分体”人格特征的“巨魔”中，戈尔曼发现了一些共同点：他们大多是11岁到16岁的孩子，过度使用互联网，几乎没有父母的监督。

这也是我在B站的两次网暴事件的留言区中看到的情况。

2020年初，一位抗癌UP主“卡夫卡松饼君”（下称“松饼君”）在B站发布了自己的日常生活Vlog，以热情积极的生活态度赢得了网友的敬意和同情，但由于在一条视频中正面反击留下不友善言论的网友，又在视频中“挂”出对方ID，“松饼君”成了网络暴力的围攻对象。人们在评论中质疑她的病情，有人组建了群组专门制作、散布她的遗照，在微博、知乎和其他平台发布她和家人的手机号、QQ号等信息。

两年后，我向数十位当时参与过网暴“松饼君”的网友发出私信，回应的人只有十分之一。他们中，除了“句号”，剩下两位当时都还是高中生。

17岁的“人狼”在一节晚自习后语音接受了我的采访。在收到我的私信前，他早已经忘了自己曾经写过什么留言。当时他只有15岁，“没什么阅历”，正热衷于在网上与人“对线”（即“一对一互骂”），会因为有人在论坛上发一句“某某服务器在绝对零度下启动”的帖子，就揪住对方的常识错误整页骂过去。和大部分网友不同，他倒不认为“松饼君”的病情有假，只是看不惯对方这种“在网上一呼百应”的派头：“我看你得的不是肺癌，是公主癌”，在视频下的评论里留了这么一句话，然后拉黑了“松饼君”。

如今，“人狼”能回忆起的最大的麻烦也只不过是成绩下滑带来的压力。与成年人相比，他还没有真正面对过社会的考验，因此很难用更丰富的经验来解释他的网络行为，和很多网友一样，他认为自己的做法是一种“天降正义”：“如果有人对其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或者我的评论能帮助别人，就会去留言。”

和他同龄的“夜北千钧”也表达了同样的动机。2020年，他第一次看到在B站UP主“虎子的后半生”的视频。“虎子”是一个患癌四年有余的病人，也想在临终前通过视频记录生活，给自己筹款治病。

“父爱如山，真的挺感动的”，看完视频，“夜北千钧”想到了“同样身患绝症但乐观向上”的歌手姚贝娜，并在页面下“一键三连”，还留下了“加油”的评论。

但“虎子”的“黑料”也很快被爆出。2020年5月，“夜北千钧”在B站首页看到其他UP主对“虎子”的分析，强烈的正义感涌上并占据大脑，容不下任何其他声音。没有再作求证，他认定“虎子”是个“卖惨”的骗子，正在亵渎自己和公众的善意。为了主持正义，“不让更多善良的人像自己一样上当”，他冲向虎子的最新视频，在下方留言质疑，要求“虎子”证明清白。见置顶评论还有粉丝支持“虎子”，又专门去信“一直骂一直骂，骂完直接取关”。

一向热衷留言评论的“句号”也参与了对“虎子”和“松饼君”的攻击：“虎子这样做，客观上就挤占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发声渠道，他把人当白痴耍的时候，就该想过有这么一天。”

尽管“虎子”随后就对粉丝们的质疑给出了解释，还上传了自己的病历，但留言区相信他的人越来越少，揭露视频、二次创作和鬼畜视频已经在整个平台蔓延开来。2020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虎子”对记者说，自己被网暴的半个月是比患癌还痛苦的一段日子，当时他每天都要吃两种药，一种是安眠药，一种是抗焦虑药。

2020年10月，“虎子”在海南去世。同年12月，“松饼君”在美国波士顿去世。

半个月后，一贯自认正义的“句号”第一次承认自己做错了。那天，他例行公事般点开“虎子”的页面，想“看看虎子死了没”，却只看到一个空白页面，愣了一会儿神，又去看“松饼君”的页面，发现她也已经去世了。

就在半年前，他还在“松饼君”的视频下一口气留过几十条言，看起来一直都很健康的她怎么会死呢？“句号”觉得有点不对了。他不得不对自己承认，“松饼君”确实是一个癌症病人，她直播的目的真的是为了分享生活而不是满足虚荣心，她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人生无常，没想到我会是网暴的一员”。

但“虎子”没有收到他同样的歉意。刚在“卡夫卡松饼君”的纪念页面下留言道过歉，“句号”就转头去“虎子”留存的文章和其他视频下继续留言：“死得好，开香槟”——“他确实去世了，但他天天吃火锅、吃海鲜、买宝马都是真的，不能因为他去世了就无条件善良”。

像他一样的人还有很多，“虎子”的主页上，除了“一路走好”的留言外，依然夹杂着“怎么才走？”“恭喜癌症终于战胜了虎子”的发言。

** 当然，除了自诩正义，很多网暴者有时也可能只是出于无聊、取乐和焦虑而发起攻击**。有一位攻击过“松饼君”的受访者告诉我，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正好赶上疫情，考试结束，哪儿都不能去，他特意挑了一个周末上网与人“对线”，专挑争议大的话题，先说两句“确定对方的成分”，然后马上开始一页接一页地质问和引战，直到对方“破防”，拉黑，他则借此获得一丝胜利的快感。

这些网暴者大多是“90后”，甚至“00后”，从小就生活在被手机、电脑包围的环境里，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原住民”。他们能熟练地在网络世界里游走，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个世界塑造、改变。来自美国奥格斯堡大学的研究者认为，网暴也可能是一种“移情缺陷”。人的大脑主要是为面对面的交互而设计的，它还无法完全适应属于互联网的通信方式，在这里，人们习惯用文字、表情符号和图片传递信息——一些习惯于此的年轻受访者在接受采访时也要求用打字完成——但它们无法传递真正的情感，我们无法通过屏幕上的文字真正地感受一个人活生生的存在。

那位喜欢在网上和“女拳”对线的受访者告诉我，他在学校里与女性朋友们相处很和睦，也从来没有与她们讨论过此类话题。而在谈到因网暴而自杀的受害者时，电话那头的受访者大都用不带波动的语气说，那只能怪他们太脆弱，分不清网络和现实。

“人狼”也没有停止对“松饼君”的敌意。2022年，他17岁，不会再因为有人在论坛上发一些违背常识的帖子，而冲去和对方对骂，但面对“像‘松饼君’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的言辞会更加激烈——因为对方的“阶级成分有问题”，在向大众传递“小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

后一句话是“人狼”这两年学到的新词。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后，他自觉看问题透彻了许多，我请他帮忙解释“松饼君”的“阶级原罪”，他说：“她看起来非常善良无害，意志坚定，但她已经完全沉醉于资本主义美学，沦陷到消费主义当中去了，从她身上穿的衣服、她房间里摆着那些昂贵的这种摆件挂饰都可以看出来，她有时候说话的方式也有种‘我是上流阶级’的感觉。资产阶级压榨劳动工人，你知道吧？”

“我上头了”

为找到更多网暴者，我首先联系了一位在2022年初的一次公共事件中遭遇网暴的朋友，他先向我讲述了那“暴风骤雨般”的两天，发现自己遭遇网暴后，他果断关闭了微博私信功能，开始向平台投诉并不停修改ID，处置方式果断迅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心理伤害。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几条转发内容给吓到了，其中一个网友扒出了他很久之前发到网上的一张照片，转发时附了一句“相由心生”。

“人肉搜索”和公开当事人照片，无疑是极为恶劣的网络暴力行为，我向这位“相由心生”发起了采访邀请，等待可能的拒绝和冷漠回应。但当天晚上，他就回复了我的私信：“不好意思……因为是在忙着赶英文论文ddl，还要打比赛，可能不是很有时间……真的很抱歉，祝你顺顺利利！”

我反复对照了几次ID和头像，不敢相信这条礼貌的信息，竟来自曾让我的朋友心惊胆战的网暴者。这些网暴者真的是所谓的反社会人格，或者只存在于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之中吗？

“在适当的情况下，普通人也可以表现得像‘巨魔’一样。”2017年，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曾专门研究。他们分析了2012年CNN网站上的2600万条帖子，它们来自115万名用户。研究者发现，人们当下的情绪和论坛气氛会极大程度地影响他/她留下的评论。也就是说，网暴者并不仅限于反社会的少数群体，负面情绪和看到他人的不友善帖子都会显著增加用户网暴的概率，它们加起来还会使这个概率翻倍。他们还发现，有四分之一被标注为“恶意辱骂”的帖子来自于从未发布过此类内容的用户。也就是说，这些“巨魔”并不都是“全职”的，很多只是偶尔参与其中。

“白蜉蝣”就是其中一位。2021年11月，在回家的地铁上，“白蜉蝣”在微博看到一条感兴趣的热搜：“梦想改造家的最差设计出现了”，随手点开，是一则自媒体长文，里面讲了一个叫《梦想改造家》的电视节目帮一户西北农民建房的经历。据文章描述，这个节目组请来的叫陶磊的建筑设计师，无视业主的设计需求，花了132万元只建了一个四不像的红砖房，被网友评为“史上最差改造”。

“白蜉蝣”今年26岁，一直是《梦想改造家》的忠实观众，小时候，她就喜欢和家人一起看央视的一档装修节目。上大学后，她养成了追综艺的习惯，韩综、日综，情感、求职、家装，都是她喜欢的类型，除了明星综艺，她也喜欢电视真人秀，觉得里面的故事更真实，接地气。

当天到家，她第一时间拿出电脑，找到了热搜里提到的那集，一幕幕看下来，她越来越觉得，是这个叫陶磊的设计师骗了老人的132万元：“看他说话就很傲慢，一直抢话，不认真听杜伯伯的想法。人家跟他说了那么多次，他都不理。老想说服别人，太烦人了。”

打开手机，她先在豆瓣的《梦想改造家》第八季的条目下打一星，留言：史上最差，垃圾设计师，退钱。晚上睡前，她发现自己的这条评论已经有了40多个赞。于是又补充留了一句：陶磊你良心不会痛吗？

第二天上班间隙，“白蜉蝣”又打开豆瓣，发现第二条评论的点赞数达到了她个人互联网史上最高的332个，而且数目还在增长。还有更多和她一样的网友在不停刷评论，评论区的言论越来越极端，“问候全家”等不堪入目的词汇也越来越多。“白蜉蝣”觉得被鼓舞了，“不知道怎么的，一整天都在想这个事儿，就想那个老伯很可怜，被一个北京来的坏人把钱骗走了，不行，我们必须替他争口气”。

午饭后休息时间，“白蜉蝣”回到微博，继续刷“132万红砖房”的话题，这里的讨论比豆瓣上要激烈得多，首页上已经有一位大V扒出了设计师陶磊在北京顺义区的住所，一间明亮温馨的别墅，有人在评论区留言：“这个陶磊太恶心了，给别人设计的房子像个猪圈，自己住这么好的别墅，他怎么不住红砖房啊？！”“白蜉蝣”给所有谴责陶磊的评论点了赞，又打开地图软件搜了一下“北京顺义区”的位置，正准备关机，她又突发奇想，既然已经定位到了北京，不如搜搜陶磊建筑事务所的位置，并在下面留了一条：这就是辣鸡陶磊的事务所吗？

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越过了网暴的一条边界，开始入侵受害者的线下生活了。晚上和男友见面，“白蜉蝣”向他复述了整件事情，包括自己给陶磊的事务所打低分的行动，男友不置可否，回她一句：“我怎么觉得你上头了？”

时隔半年后回想，“白蜉蝣”确实觉得自己有点上头。那些看到负面评论的用户会更倾向于发布“喷子”的言论，恶意的确会传染。“陶磊的微博评论区已经成了公共厕所”，整个11月下旬，“白蜉蝣”每晚打开手机都要进入这个话题场中，依次搜一遍“陶磊”“132万红砖房”的关键词，给和自己想法一样的发言点赞，然后睡觉。早上起来一睁眼，再看看有没有人给豆瓣的评论点赞，白天上班没事做，她还要时刻关心陶磊有没有道歉、节目组说的重新装修是什么时候、那个房子的屋顶到底有没有开裂，如果刷到反对的声音，甚至只是一两句支持陶磊的话，她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击过去，马上开骂。 ** 为什么会对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有如此巨大的敌意**？“白蜉蝣”说不清，20多年的人生里，她从来没有如此热衷与人在网上争吵，上一次留言还是为了《再见爱人》里的男嘉宾是不是“渣男”和网友在豆瓣小组里刷屏讨论，但“没有说过一句脏话”。最终，她给自己找到的解释是“婚前焦虑”，因为这一切“症状”持续到12月初，她在老家办完了婚礼。

在我找到她之前，“白蜉蝣”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陶磊和《梦想改造家》了，她删掉了在地图App上的点评，觉得那段时间的自己“很幼稚”，我和她谈起采访时在红砖房子里看到的一切，她说自己已经一点都不在乎这件事了。但那天聊到最后，她低声向我报了一串地址，那是陶磊的家，她说自己曾经给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打过电话投诉，“我说，我要举报陶磊家的房子违建。电话那边咳嗽了一声，说：‘怎么又来一个？’”

“注意安全”

2020年10月，“夜北千钧”又想起了“虎子”。他点开“虎子”的主页，发现这里已经一片荒芜。“虎子”删掉了2019年以来发布的近两百条视频，主页专栏发布了他的死讯。

“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夜北千钧”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懵了，原来“虎子”的病是真的：“不可置信，我甚至希望他是捞不到钱，删号跑路了。人死如灯灭啊，他儿子年纪比我小很多啊！”那是他15年的人生中教训深刻的一天，他决定不再参与任何热门事件的讨论。在“松饼君”和“虎子”的页面留言区里，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留下上千条“对不起”。

关于网暴者，我们究竟了解多少？金格·戈尔曼在那本《寻找巨魔》中曾写道，“巨魔”并非凭空出现——他们是真实的人，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真实面貌。我想，又或者网暴者并不是一种人，而是一种“状态”，它来自人类自身对关注的渴求、对暴力的热衷和对娱乐的追逐。它可以代表我们内心中黑暗的一面，可以发端于一段蒙昧的时期，也能代表某些无法宣之于口的欲望。 ** 但真正面对一个具体的“我”时，每一个受访者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善意**。比如“原子”开始教我“在网上防止被骚扰”的秘诀，让我认真检查自己的社交平台，催我调整微博设置，删掉所有公开照片，叮嘱我“要注意安全”；“人狼”向我推荐他喜欢的UP主和哲学书《绝对理性批判》；“夜北千钧”和我聊了聊他喜欢的轻小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向我直接展示他们在网暴时打出的那些脏话，就连“句号”在讲到他对女主播说过的话时，也选择了使用谐音代替。

今年年初，“句号”离婚了，他正准备重新考研。躺在单位的宿舍里，他用QQ主动和我谈起了自己的私事。他说自己依然没有想明白和前妻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回忆这几年的往事，总觉得自己细节上总是做得不够好，很累很累了，还是留不住她，“我就是不懂得如何去爱”。

我们应该如何去爱？或许“虎子”的留言区已经给出了第一个步骤：留下一条友善的评论。

原文：馮睎乾十三維度 FB

今日是林郑月娥任特首最后一天，循例也要祝她未来人生继续“精彩”，挑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迎难而上永不言倦，直至长命百岁。昨晚偶然看到她两个英籍儿子的新闻，毫不意外两人都身在西方国家，幼子林约希在法国研究数学，长子林节思则在爱尔兰唸古典文学博士。 记得两人本科跟“林手足”爸爸一样，都是唸数学的。林节思是剑桥大学数学系毕业，老母被委任为特首之初，曾在北京任职小米营运经理，2019年传他辞职，负笈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修读古希腊哲学，之后再无消息。想不到他今天已在攻读博士，还要是跟数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古典学（Classics），令我有点意外。

西方所谓古典学，即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文学。二十世纪之前，这类古典是欧美教育核心，学生自小就得学习，甚至背诵，像从前中国人背四书五经。德国大数学家高斯年少时，数学和古典语文同样出色，曾左思右想，到底该投身鑽研数学好，抑或古典学——幸好他选择数学。不是说古典文学无用，而是以高斯的天资，唸拉丁希腊文的话，当时欧洲不过多了一位精于校订古书的博雅学者而已，成就肯定远不如他研究数学。

然而今天林节思弃数学文，又所为何事呢？在网上看他的研究范围简介，是“荷马诗颂如何融入希腊化时代诗歌（the reception of the Homeric Hymns in Hellenistic poetry）”，他最有兴趣考查的，是荷马诗颂的两大主题，即“溯源学和人神关係（aetiology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ds and humans）”，怎样被希腊化时期诗人化用到诗歌中。

对于不熟悉古典学的人来说，以上简介即使翻译成中文，恐怕也意义不大。我尝试用最简单的方法，解释一下林节思在研究什麽吧。“荷马诗颂”虽有荷马二字，但作者并非古希腊两大史诗的集大成者荷马，而是一群活在公元前七至五世纪的佚名吟游诗人。

古希腊人在吟唱短篇史诗或长篇史诗折子戏前，习惯先讚美一下神明，这就是“讚歌”，它尚有一正式名字，叫“序曲（προοίμιον）”。荷马诗颂，就是包含了三十多首献给神明（如太阳神阿波罗、爱神等）的序曲集，这些序曲长则数百行，短则数行，加起来篇幅不大，且早有英译。

林节思研究的，就是这系列创作于公元前七至五世纪的古希腊诗歌，如何被公元前四至一世纪（所谓希腊化时期）的希腊诗人（如Callimachus、Apollonius of Rhodes、Theocritus等）诠释，并化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这样的研究，打个譬喻，就像考察宋代江西诗派如何受杜甫诗影响一样，可说是书斋学者的离地玩意（但我不认为这一定是没有用或没意义的）。

顺带一提，荷马诗颂也跟古希腊一些节日和秘教仪式有关，林节思感兴趣的所谓溯源学（aetiology），大抵是研究这些仪式怎样由诗颂内容衍生出来，这主题在希腊化时期诗歌中又如何发展变化之类。解释到这里，相信已足够让大家明白林郑的长子在唸什麽吧。

6月20日林郑月娥接受访问时，提到自己“最仰慕的人”就是两个儿子，更大讚他们“有主见、独立，在学术方面各有追求。”撇开老母不谈，看林节思研究的这些纤尘不染的冷门学问，相信他的确有独立思想，不是那种庸庸碌碌争权逐利之徒。林家的男人，跟那个声称爱看习语录的郑月娥，显然是两个世界的人。 然而这几位男儿，品味那麽高雅，学识那麽丰富，思想那麽独立，到底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或妻子呢？林氏兄弟躲在书斋和研究所神游古今之际，可有想过自己生长的城市，正被老母折腾到天翻地覆，而无数像他们年纪的年轻人，正因为林郑的存在，或失学，或坐牢，或流亡呢？

看见林节思，不禁想起同样在剑桥大学毕业的邹幸彤。昨天邹幸彤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再次要求控方披露自己是哪个“外国组识的代理人”，让她能准备辩护，“获得公平审讯和洗脱污名的机会”，但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泉却说，控方没责任披露所有资料，拒绝邹幸彤的申请（注1）。一个人连被控的详情也无权知道，这种社会，就是林郑留给大家的香港。

有这样的老母，造了这麽大的业，而仍然有閒情逸致研究古希腊文和高等数学的，若非刻意逃避现实，就是一样的麻木不仁。近日得悉有朋友将赴都柏林圣三一唸书，我忍不住恭喜他，更不忘叮咛他任重道远：“希望你到时碰上林节思，能够对他老母致以最深切的问候，拜託！”

新闻来源：联合早报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20614-1282810

中国教培巨头新东方转型直播，旗下“东方甄选”直播间近日开启双语带货模式，在带货中教英语，吸引大批粉丝，昨晚在线人数超过10万人，粉丝超363万。直播爆红也拉动新东方股价暴涨，昨天一度涨超100%。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东方甄选直播间于每天早上7点开始直播。主播们用中英双语讲解：“原切牛排怎么说，‘Original cutting’；不喜生食、点餐希望肉质熟一点怎么说？你可以嘱咐一句，‘Medium well”。

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自6月10日开启“双语带货”以来，三天内，“东方甄选”直播间粉丝增加157万，并占据微博热搜榜，销售额增加1777万元（人民币，下同，约366万新元），且在线观看人数最高约达10万人，相比之前的峰值在线千人上涨了超100倍。

直播间的火热带动新东方系公司股价上扬。截至昨晚收盘时，新东方在线港股报8.72港元，涨近40%，总市值87.26亿港元。新东方港股报收14.48港元，涨13.12%，总市值246亿港元。 公开资料显示，新东方在线是新东方旗下专业的在线教育网站。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昨天凌晨向双语带货主播董宇辉发微信表达感谢，董宇辉在回复中说：“一大早收到俞老师的关心，兴奋，感动。昨晚10.8万人在我直播间里，听我讲书，几万册图书迅速售空。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和现在的网络销售员，传递知识，让人喜欢阅读，最终热爱生活，这是我的福气，荣幸，和使命。茫茫人海，原来你也在这里。”

在直播中，俞敏洪也回应了“双语直播”走红一事，称他们是无意中把以往的英语教学和卖东西结合起来，感谢网友的宽容和支持，是新东方老师们非常关键的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有新东方直播间的供货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东方甄选不需要坑位费，也不会索取大量的样品供试吃。“俞老师的团队很克制，一开始寄了几份过去，他们就说够了，只要有几个展示够用就行。”

去年12月8日，新东方在微信平台发文，宣布当晚8点将推出直播带货新平台“东方臻选“。成立之初，东方甄选直播并不引人关注，即使俞敏洪多次亲自带货，直播在线人数长期维持数百人左右。董宇辉曾在视频中称，“很长时间内，直播间只有几个人，都是自己的父母下两单。” 数据显示，最初新东方直播间平均单场直播销售额不足30万。

对于新东方直播间近日的亮眼表现，中信建投分析称，横向对比抖音平台头部主播，东方甄选近两日GMV、观看数量已跻身头部直播间，后续仍需加大粉丝数量留存，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信建投推测，按照目前粉丝增长速度（日增70至80万人），在未来2周东方甄选粉丝数量有望达到千万人。假设按照日均GMV千万元进行估算，东方甄选年GMV将达到37亿元，伴随自营产品比例加大和客单价提升，利润率有望提升至5%。

平安证券研报表示，教育板块近期景气度较高，存在前期跌幅过大、近期有行业纠偏性机会。上周新东方在线涨幅高达70.68%，旗下“东方甄选”直播间迅速破圈，直播数据从早期单日GMV仅几万到近日GMV破百万元，6月10日单日GMV更是突破千万元，负面因素已出清，大学成人业务能够托底，账面可用资金充裕。

中国去年7月出台“双减”政策后，新东方遭遇了巨大危机。俞敏洪当时发文透露，“新东方的市值跌去百分之九十，营业收入减少80%，员工辞退六万人，退学费、员工辞退N+1、教学点退租等现金支出近二百亿。”

俞敏洪上周三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我把直播经济叫做商业的第三次革命。第一次是大卖场，第二次是电商，第三次就是直播带货。自去年政策之后，我对新东方的定义是成为以教育产品为核心的教育公司。产品需要销售渠道，我发现最有效的销售渠道除了找代理，就是直播带货。”

文章来源：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61794310

在中国中部的河南省，一些人一觉醒来后，便发现自己的防疫健康码变成了红色。紧接着，防疫人员上门，要求他们居家隔离。但很多人随后发现，导致他们成为风险人员的可能并不是新冠病毒，而是他们的身份：维权储户。

据中国媒体报道，近期河南有多家村镇银行因遇到资金危机，无法提供取款服务，涉及数百亿银行存款， 一些储户非常焦虑，便希望前往省会郑州维权。

很多储户称，他们的核酸检测为阴性，健康码却被突然赋"红码"（表示风险人员），有媒体解读称，措施似乎是为了防止维权事件发生。

居住在郑州的刘女士（采访者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就遇到了类似情况。她对BBC中文说，她在周一（6月13日）发现自己的"豫康码"突然变红，而她的所有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也从来没有接触过确诊人员。

她表示，防疫人员随后上门，要求她禁足在家，而防疫部门拒绝向她解释"红码"的原因。

百思不得其解的刘女士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抱怨有类似经历的人都是村镇银行的储户，她才想起来自己也曾在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了数万元，而该行也面临着"取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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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卫健委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回应查询时证实， 有银行村镇储户健康码出现"转红"的问题。

"这个情况是有的，目前（人们）只能联系社区提交申请，先做三天两检（三天内两次核酸检测）再转码。"

但在记者提出希望进一步采访，了解为何会出现该情况后，被对方拒绝了。

然而，受该措施影响的人群不止这些银行储户本人。

距郑州200公里之外的驻马店市民王女士（采访者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表示，自己因突如其来的红码被防疫人员拉到酒店强制隔离，而她"连郑州都没去过"。

"我自己不是储户，是我爸爸在村镇银行存了钱，现在取不出来，他前段时间就去了趟郑州了解情况，结果他回来（健康码）就变红了，然后我们都隔空变红码了，"她说道。

"我周末还有面试，现在正因为这种事头大，"她说道。

一篇题为《犯我者虽远必"朱"：多名维权储户被红码》的社交媒体文章讲述了一些储户的类似遭遇。该文章周一（6月13日）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广为流传，引起很多网友对这种做法的愤怒批评。

一些网民指责当局将健康码变成21世纪的"良民证"，还有网友表示，"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才是中国最大的疫情"。

随着舆情发酵，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评论员胡锡进周二（6月14日）发文警告称，各地的健康码应只应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地方政府用于与防疫无关的其他社会治理目标"。

"如果有哪个地方为了其他目的通过调控健康码阻止特定人员流动，这显然违反相关防疫法规，也会损害健康码的威信，损害公众对防疫的支持，"他写道。

中国资深媒体人安替表示，"河南当局已经用核酸码为自己的欠债银行服务了"，而他认为，"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

"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动用主权例外工具，因为'无法无天'，必然被普遍滥用，"他在推特上写道。

今年4月中旬，农业大省河南省和安徽省的多家村镇银行均出现储户无法取款的问题，一些银行毫无预警地关闭了线上取款和转账功能。

官方媒体报道称，这几家出现资金危机的村镇银行的大股东通过"资金掮客"吸收公众存款，涉嫌违法犯罪，正在被调查。中国银保监会称，已责成河南银保监局和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配合地方当局"稳妥处置"。

据彭博社报道，5月下旬，河南郑州有数百名抗议者走上街头，聚集到河南银保监局门外。人们手持"还我积蓄"的标语牌示威，但遭到警察驱散。

据报道，目前这些银行涉及的资金至少有数百亿元人民币。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便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健康码对公民进行定位追踪，并对风险人员进行强制禁足。这在早期取得了许多民众的支持，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担心该措施会导致公民权利受到限制及隐私遭侵犯。

去年10月，中国东北城市黑河为了防疫，将所有当地户籍居民的健康码变更为"黄码"，该措施甚至导致一些在外地工作的黑河人也行动受限，引发批评。

随着新冠大流行进入第三年，有关如何避免抗疫措施被滥用的讨论也不仅限于中国。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新加坡政府即通过"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系统追踪确诊者及密切接触者。但在去年1月，一名新加坡高级官员透露，警方可通过刑事诉讼法取得包括合力追踪数据在内的任何数据，引起新加坡民众哗然，当局随后承认错误。

品葱用户“天空一无所有”6月9日进驻品葱，到6月12日萌生退意，不过3天时间。

这位用户对于人权问题有深入的思考，并且指出了一些反贼们常见的逻辑问题。我认为ta的言论非常有道理，并能给人以启发。

可惜三天，品葱就把人家给怼退了。

品葱留不住的人，2047欢迎之至。

希望“天空一无所有”能看到。也请广大的跨站用户，能够帮忙通个话。

《“中国第一微商品牌”与背后的“宝妈”们》 记者手记

原文：http://www.lifeweek.com.cn/article/165577

记者｜李晓洁

去年12月底和今年4月，张庭、林瑞阳夫妇的公司TST两次引发大面积关注，一次是因为涉嫌传销被立案调查，一次是TST所属的公司——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已被认定为传销。两次热点中，都有不少文章写了TST具体的代理模式、代理制度，也有一些代理受害者站出来，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在这些讲述中，我们隐约发现，TST的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性，且大多都有家庭和孩子，并承担了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她们被统称为“宝妈代理”。身陷TST的代理模式数年，越到后期收益越少，直到最后欠贷款无法支付，才有一部分人意识到这场骗局。

跟编辑讨论后，我们把重点之一放在这群宝妈代理身上，正是想了解，为什么被击中的是这个群体？她们为什么如此投入？她们在生活或职场中有哪些困境？TST满足了她们什么需求？

进入选题后，让我有些错愕的是，TST被认定为传销后，还有相当一部分宝妈代理留在了TST。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平台上，她们依然在每天发布同样的内容，用同样的图片、话术，继续售卖TST的护肤品。我想跟她们聊聊，了解她们坚持的理由。但只要我说了采访二字，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立马警惕，坚决否认TST的传销模式，之后要么拉黑我，要么再也不理会我，似乎连“解释”一下网上传言的动机也没有。有一位代理每天下午在抖音直播，以折扣价出售TST产品，直播间通常只有一二十个人在观看，有人偶尔提问“这不是传销吗？怎么还在卖？”主播从来不回复。

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些已经离开TST的宝妈代理，结果发现她们身上有很强的相似性。首先，她们大多来自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很多都是全职妈妈，或者即使她们有本职工作，也是公司里较为边缘的岗位，常年不升职，生活中心依然围绕着孩子。其次，她们进入TST的原因极其相似——为了孩子的学习和未来，为了老人潜在的医疗成本，最后为了是自己，给自己存一些养老钱。

当然，在众多的微商品牌中，TST的黏性尤其强，吸引到的宝妈格外多，这跟张庭林瑞阳夫妇的明星光环分不开。宝妈们无条件信赖他们，认定跟着明星做生意不会有风险。像粉丝追星一样，一些达到业绩门槛的代理们会带着条形幅去上海找林瑞阳合影，之后把合影作为头像，或社交软件背景图。这样的头像是她们自己吸引下线的重要证明，毕竟用重要人物合影展示实力和信誉，在生意场上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同时，这样的头像显然也是她们自己的勋章，毕竟她们的生活中，原本并没有多少机会展示自我和成功。

宝妈代理们几乎都有相似的“梦想”，所谓梦想，并不是多么宏大的目标。几位宝妈代理告诉我，她们只是想在照顾孩子、工作之余挣点零花钱。想挣钱的理由各种各样，有的宝妈是全职在家，不好意思经常开口问丈夫要钱；有的宝妈家在山区，没有收入，会被家庭成员看不起。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全职妈妈的比例越来越高。但同时，作为全职妈妈，她们既没有从外部社会获得法律上的保障，比如更合理的家务劳动定价，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从家庭内部获得道德上的肯定——中国的很多家庭里，经济贡献仍然是话语权的一部分，而家务、养育孩子这样的贡献则并不会被计算成一个人的经济贡献。

在这种背景下，宝妈们只能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恪尽母职的同时，还要通过社会工作获得经济收入。这是一个天然带着挣扎的群体，现代社会既要求她们相夫教子，又要求她们经济自立。这显然是苛刻到几乎难以完成的要求，也正是在这种艰难境地里，微商看起来提供了一条捷径，但所谓捷径，往往是陷阱的代名词。

相比于传统的传销，TST的陷阱包装得更光鲜，也更隐秘。 这一切当然仰赖同样有家庭和孩子的明星张庭。张庭1998年跟林瑞阳恋爱，经历了漫长的“小三”风波，直到2006年才结婚，婚后以试管婴儿的方式先后生下女儿和儿子。也许正是为了照顾家庭，张庭在婚后接戏数量大大减少。

TST品牌2011年创立，但直到2014年张庭公开代言后，才开始大规模发展。我看了大量张庭这十多年参加的综艺节目，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在2014年以前，她在节目中很少主动谈林瑞阳，被主持人问到恋情时，她说自己不会撒娇，没有结婚计划，更喜欢一个人工作、生活，塑造的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女性形象。

但到了2014年以后，张庭开始经常在不同的综艺节目上透露林瑞阳对她多好，儿女多么爱她，她本人多么不为金钱发愁。她开始频繁提到“女人一定要学会撒娇”之类的观点，并改变自己的穿衣风格，比如经常穿粉色、红色连衣裙，来配合自己的形象转变。 ** 在传统的主妇形象和更前卫的女权标本之外，张庭另辟蹊径，塑造了一个家庭、事业双美满双丰收的幸福女人形象， 这显然更契合宝妈们的需求**。事实上，也确实有一些宝妈因为TST开始寻求改变。

有的宝妈开始重视化妆、打扮，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变美了点，由此获得了更多自信。有的宝妈每个月的确获得了一些收益，虽然这些收益都用来继续囤货了，但金钱的流动本身，有时也能让人满足。还有的宝妈参加了TST的海外邮轮活动，第一次出国，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通过代理TST， 这些宝妈得以从家庭生活中抽身片刻，第一次开始关注自己。

采访过程中，我原本有个疑问，她们为什么这么相信张庭夫妇？明星就不会骗人了吗？随着采访深入，我发现她们并不是不知道明星也会骗人，只是张庭这个样本，太符合她们心中的“梦想”了。在生活中，她们很难找到类似的样本。一个宝妈代理告诉我，她身边没有 “女强人”，她的女性朋友们几乎都在公司做基础的边缘工作，一做就是十几年。与这些女性相反的是，男同事会升职，不升职就跳槽。

事实上，也不止TST一家微商品牌在兜售“事业家庭双美满”的女性形象。不少微商品牌都会找女明星代言，推出一个又一个样本。一个减肥品牌的宝妈代理跟我说，最近四五年做微商代理，要求也在提高，学历、样貌、见识······越高越好。她认识的一位留学回国的女性，成为全职妈妈后，也在做微商代理。

但如果仔细辨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要求背后的基础价值观就是，照顾家庭是女性不言而喻的人生课题。在这个课题之上，如何成为一名十全十美，还能经济独立的女性，则是不少微商品牌提出的新课题。但问题是，绝大多数男性并不会接到同样的人生课题。

稿件完成后，我朋友圈里部分坚定的TST宝妈代理们还在转发相同的文案、推销TST的面膜、胶原蛋白饮品等产品，只不过她们推销的频率似乎变低了，几个代理开始偶尔推销珠宝、保健品。还有一个其他微商品牌的宝妈代理找到我，说自己也被传销模式欺骗，贷款十多万还不上，跟她一样处境的还有一两百位宝妈。她们一边在寻求方式维权，另一边，朋友圈里开始代理新品牌的产品。

《借种与通奸》

台北市国际青年商会会长 苏贞昌律师

《婴儿与母亲》杂志，1978年9月刊。

原文地址：https://www.163.com/dy/article/H8M9MMOV05539XMR.html

文 ｜ 宋石男 2022-05-31

传说但丁有一句名言：地狱最炽热的深处，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仍然保持中立的人。

但丁其实没说过这句话，就像鲁迅也没说过很多署名他的话一样。之所以有这误传，可能因为美国作家丹·布朗在其小说《地狱》中多次引用这句话并冠以但丁之名。而丹·布朗之所以这么干，很可能又是受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影响。肯尼迪在一次演讲中，首次讲了这句话并声称来自但丁。

但丁虽然没有讲过这句话，但他的不朽名著《神曲》确实表达过相近的意思。在《神曲·地狱篇》第三章，但丁描述了一堆呆在地狱边缘受苦的人，他们不值得怜悯，不值得审判，连求死也不得。在但丁看来，这帮人连地狱最炽热的深处都不配呆，可说是鄙夷到极致了。

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罪让但丁如此鄙夷呢？他们都是些没有鲜明立场的阴魂，包括在撒旦叛变时既不加入撒旦也不保卫天堂的天使，换言之，也就是“在发生重大道德危机时，仍然保持中立的人”。

在重大道德危机发生时仍保持中立，实际上就是没有立场。但丁认为，没有立场的人的灵魂从未真正生存过，置身世上无异于行尸走肉，他们既不受上帝青睐，也不为凡人欢迎，甚至地狱都瞧不起他们。这种态度可以上溯到《启示录》：“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连地狱都瞧不上你，连死亡都不会降到你头上，这正是“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对没有立场的阴魂的这种鄙夷，在整部《神曲》中都是罕见的，甚至对一些罪大恶极的阴魂，但丁也不曾用如此重的语气。为何但丁如此痛恨没有立场的人？

但丁本人极看重道德立场，他的一生确实也在不断的善恶争斗、是非判断中渡过。因此，他极度鄙夷在重大道德危机出现时，仍然保持所谓中立从而失去立场的人。

但丁是正确的，而且并不苛刻。在寻常时刻寻常事件中保持中立，无可厚非，但在重大道德危机出现时，仍然保持中立，就不可原谅了。因为当重大道德危机出现时，意味着恶在大规模呈现并且施虐，这时候继续保持所谓中立，无异于站在恶这边。譬如说，当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你保持所谓中立，说纳粹杀人固然不好，可犹太人也有问题，所以你两不相帮，那你实际上就是站在纳粹这边；当斯大林推行集体农庄时，你保持所谓中立，说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尝试，不过弄死那么多人确实不太好，可我也没啥意见，那你实际上就是站在斯大林这边；当波尔布特搞大撤民运动的时候，同样如此。

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在其巨著《伦理学体系》中说，恶也有存在的意义，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它必须遭到反对和克服，否则它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而与恶的斗争，正是善的永恒主题。也就是说，不为恶并不等于善，阻止恶才是善，不阻止恶则是不为善。由此推之，善的反面不只是恶，还有在善恶争斗时保持所谓中立，冷漠到冷酷的中立。

要知道，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一个恨你的人可能还在以另一种方式爱你，一个完全冷漠的人，不可能对你有丝毫爱意。善恶斗争也是如此，一个站在恶这边摇旗呐喊的人，还可能使恶的样貌呈现得更加清晰从而招致更多反对，一个怯懦麻木保持所谓中立的人，某种意义上比为恶摇旗呐喊的人更可鄙，因为他的冷漠可能会传染更多人，使恶逃过被更清晰地呈现、被更激烈地反对的命运，而他也由此成为恶的不自觉却有力的帮凶。

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平权运动流行一句话：如果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大概是说，当权利被持久而大规模地剥夺侵犯时，如果你不去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问题就会延续下去甚至变本加厉，而你本人也就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在是非善恶必须决断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真正中立，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在墙与鸡蛋之间保持中立，就是站在墙那一边。而地狱最炽热的深处，正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仍然保持中立的人。

从今年初1月8日thphd失联至今，已经有5个月了。种种迹象表明，他被捕了。

如同thphd在创建2047的时候所说，将2049发扬光大，让人们记得创办人小二的存在，是2047的使命之一。

2047是thphd的心血。只要管理团队还剩一个人，2047就会运营下去，不管是name还是one，会让互联网一直记住thphd的名字。

下面是品葱用户 feichen113 在“各位对近期的佛山女游客登龙舟被网暴事件有什么看法？”这个帖子下的留言：

我在26岁那年，申请一份心动的工作，被拒绝了，理由是：26岁女性，正处于生育期，公司雇佣我会有很高成本。男性不用考虑生育和带孩子问题，如果我是男性可以考虑我，但是女性不行。（以前我也遇到过大大小小的职场性别歧视，都一笑而过。可那一次，我很喜欢很想要那份工作，我却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性别，公司也不会相信我愿意在几年内不生育的承诺。）

从那天起，我决定丁克。

虽然后来我也找到了其他工作，但是我的心还停留在被拒绝的那一天。我不明白我十年磨一剑的念书，通过高考独木桥是为什么，它甚至不能让我找到当初那份普通但是我喜欢的工作，原因只是我可能组建家庭，而另一个性别的人却完全不需要为此承担职场的歧视和隐形天花板，仿佛他们永远不用花时间养育孩子和照顾家庭，这样的“家务事”只是女性的责任。而我不愿意为了生育，失去人生的可能性，更不愿意为男权社会贡献哪怕一根韭菜。只要放弃在男权社会组建家庭、养育孩子，即使身为女性，人生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自由，前路也宽广不少。

虽然只能代表自己，且我的能量不值一提，但我愿意为降低生育率贡献一己之力。歧视女性的文明，如果不能改变，那由女人来结束一切，也不错，我会笑醒。

总看大家嫌弃织女，但是织女也未必喜欢织男。祝天下的织男织女都能得偿所愿，要么找外族伴侣，要么单身到老，不用两相看厌、互相嫌弃，还能降低文明洼地的生育率，何乐而不为？而没足够的人力资源作新鲜的韭菜维持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共也折腾不起来，而他们又不可能维持基本人权，给民众自由，不可能保护产权、私人财产不被侵犯，那就无法做到创新和产业升级。破旧未必立新，但是旧循环受阻，土地财政和世界初级加工厂都会随着人口的减少而凋零，秦制的政治、经济模式，在工业文明中甚至可能无法再撑下一个几十年，大势已去，离结束还远么？

😂️跑题了，见谅。

大家有什么看法？

此外，希望 feichen113 能来2047坐坐，跟大家聊聊天。

上海宣布6月1日全面有序复工复产复市，多个小区进行庆祝解封活动，针对这种情况，微信视频号“功不唐捐的孤岛”于6月1日发布了一首反庆功的歌，视频以黑色为底，配合着歌声展示歌词，提醒人们不要去“喝庆功的酒”。这首歌立即就遭到审查删除。

发布时间：2022年6月1日

视频来源：功不唐捐的孤岛（微信视频号）

歌词如下：

不要接近门口的狗

不要去喝庆功的酒

在勋章闪烁的今天

不要放下没报的仇

不要轻信他们的嘴

不要忘记流过的泪

在花团锦簇的今天

不要宽恕昨夜的罪

不要以为一切会回来

不要留恋曾经的热爱

在如梦初醒的今天

我们是最后一代

不要为施舍而起舞

不要再把苦难高歌

在黄钟大吕的今天

不要害怕保持沉默

不要洗去嘴角的血

不要治愈镣铐的伤

在皆大欢喜的今天

不要品尝他们给的糖

不要以为一切会回来

不要妄想曾经的热爱

在如梦初醒的今天

我们是最后一代

不要撕掉那一页日记

不要埋葬公开的秘密

在阳光灿烂的今天

不要谅解黑夜的暴戾

不要再说从来如此

不要重新陷入习惯

在风平浪静的今天

不要以为这不是暴风眼

不要以为一切会回来

不要迷信曾经的热爱

在如梦初醒的今天

我们是最后一代

不要以为一切会回来

不要迷信曾经的热爱

在如梦初醒的今天

我们是最后一代

我们是最后一代

我们是最后一代（不好意思）

谢谢！

我平时总忘记喝水——有时候是太懒，椅子上一坐两个小时，一想起还要走10步到厨房去倒水，就想那不如忍一下好了。等去厕所的时候顺路经过厨房再说。殊不知：no input no output——没有投入没有回报，适用于任何情境。不喝水，也尿不出啊！

Water Llama这款app，可以设置喝水定时提醒：每两个小时就提醒你一次。这点其实满重要的。中国人就是需要管的 啊呸，是“有些人就是需要提醒的”。比如我家的洗衣机，洗完衣服的时候，哔哔声不是响一下就好，而是每2分钟一次，持续不断，声音不洪亮，但穿透力极强。把人搞到最后忍无可忍，只好去把衣服拖出来晾。对付懒人，就需要婆妈一点的app。

这款app的界面是一只可爱的羊驼，喝一点水，水就从羊驼的脚底开始网上升，并告诉你已经喝了多少百分比，一直提醒你达到每天正常的2000毫升（或其他你指定的水量）为止。此外，这款app还可以帮人想戒掉咖啡因、戒掉酒精，只要选择对应的模式即可。

这款app内部有付费功能，不过一般人如果只想要提醒喝水功能，免费模式就够用了。那么多花俏功能，就如同电视机遥控器上一百多个按钮，一辈子用不到几次。

今天你喝水了吗？

士绅与皇权

费孝通

“士绅”这个词，指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发挥一定功能的一个阶层。这里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临近公元前3世纪时封建制度解体之后，由中央集权一统天下的帝国时期。士绅阶层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只有通过这一历史，我们才能了解其特征。

本书所讲的士绅阶层有时也被称为“士大夫”。实际上，虽然士绅阶层与士大夫群体紧密相连，但仍应把他们区分开来。出身于士绅家庭，并不能确保此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或官员。在封建时代，情形便不大一样。

封建时代的贵族和平民之间存在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士”和“大夫”虽然处于统治阶级等级体系的最底层，但他们仍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并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但封建制度解体后，政权不再分散，而是集中在最高统治者一人手里。为了实施管理，最高统治者需要辅佐。这种辅佐是由官吏来提供的。因此，这里的官吏不再是统治者的家族成员或亲戚，而是他的雇佣，即仆人或者统治工具。

封建制度解体后发生了另一重要的变化，皇权成为强者、权力追逐者竞相争夺的目标。在封建制度下，政权分配给统治者的亲戚和家属，出生在贵族家庭之外的人是平民，他们永远没有机会登上王位，没有机会触摸君王的神圣用具，甚至连看的机会也没有。平民要想成为皇室的成员就像女人要变成男人一样不大可能。

但是，封建制度解体后，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皇帝。这样，政治权力就成为大家争夺的目标。历史学家司马迁描述过这样一个故事：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时的项羽在观看皇家列队时对他的朋友说：“彼可取而代之。”从那以后，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政治权力在人们的眼里已成为竞相猎取的宝贝，要做大买卖的就干这个。

不幸的是，中国封建制度里解放出来的政权，固然不再专属一姓、万世一系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出一个夺取政权的和平方式。我们一说起夺取政权，就忘不了“揭竿而起”的内战手段。武力争夺的方式下，政权变成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夺宝对象。夺来夺去，以暴易暴，总是极少数人统治着其他的人民，专制的皇权并没有在政权的传承和接替中发生任何性质上的改变。

我们不像英国——杀了一个国王，王权减少了一些，民权抬了一些头；赶走一个国王，王权又减少了一些，民权再抬一些头；最后竟成了个挂名国王，取消了王权——但是，在传统中国只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宝座的却是少数幸运的“流氓”，像下层农民出身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等一派人物就是。在官方修撰的史籍上，固然有着一脉相承的正统；可事实上，大小规模的内战和肆无忌惮的冒险者恐怕是经常的现象，史不绝书，不断挑战着统治者的权威。

以武力争夺政权是危险的事。成固然可以称王，败则只有一死；非但一死，而且还会灭族。当他向当政的皇帝提出挑战时，他就成为寇匪或反贼，军队会冲他而来。况且，通过暴力得来的政权可能也会因暴力而丧失。

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依照传统，皇帝试图把政权让给他认为是更好的统治者的人。但是那些人并不想得到政权，他们宁可远离而不愿肩负责任。我们无从得知这两位皇帝让出政权的诚心有多大，也不清楚在何种程度上，这不过是一种姿态或是复杂的政治阴谋。但是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中，没有一个皇帝主动退位让出皇权；曾经有过让位的例子，但那是出于被迫。常言道：马背上得天下，亦只于马背上失天下。

想当君王实际上是拿生命去冒险。王位继承人肯定要保住其继承权。作为皇帝应该仁慈，他可以赦免其他所有罪行，而唯独不能对谋反篡权罪手软。谋反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事。

任何读过明朝初期历史的人都知道，书中描写的对谋反分子施加的酷刑仿佛是在地狱中发生的一样。我们在城隍庙里所见到的“十八层地狱”的形象，据说是写实的，是明史的标本。酷刑的威胁便是皇帝的保护伞。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在玩耍中大喊了一句：“我是皇帝！”祖母急忙阻止我说：“这是不能说的！”她并不是迷信，也非过于小心，而是意识到信口一句话会带来的实际的危险。至少依照传统来看，皇帝常会把那些据算命先生讲长大会做皇帝的孩子杀死。”

但是，武力的威胁并没有真正有效地保护皇权。正如老子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成为可能时，王权就变得异常诱人。虽然统治者的暴行可以使多数人保持沉默，但压迫永远也不会完全奏效。在予取予夺的专制皇权下，政权可以用来谋取私人的幸福，社会也可以从顺逆的界限上分出敢于冒大不韪的人和不敢冒大不韪的人。那么，有人就会问了，敢与不敢这样的事情是怎样决定的呢？

在专制政权之下，人民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皇帝的话就是法律。皇帝如果想要建造一座宏大的宫殿、巨大的陵墓，或是挖一条大运河，他不会顾及百姓，只是下令让手下人去做。如果他想开疆拓土，就会命令军队去动员，不管人民愿不愿意。赋税和兵役都是百姓难以接受的负担，并且没有任何的补偿。生活在暴虐的专制统治下的人们很容易理解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也”这句话。这种比老虎更可怕的暴政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所以我们说，这政治老虎出了栏，就会吓得人逼上梁山了。

专政统治的威胁对所有手无寸铁的人来讲，其威力都是一样的，但常常也有不同。富人可以用银子来买安全。比如，古代中国的征兵制度中有用银子来代替服兵役的做法。古诗中描写的支离破碎的家庭绝不会是富人家。因此恰恰是出自贫民阶层的人变成了政治上的冒险者。

财富的占有和匮乏是导致沉默和反抗的重要原因。“人怕出名猪怕壮。”当政治猛虎出击的时候，富有者比穷人更难以逃脱灾难，这时候财富变成了负担。富贵人家善于对“老虎”察言观色，而绝望的穷人也许会揭竿而起，或是落草为寇，甚至迟早直接向皇权发起挑战。一个有家室、有财产的人不会轻易这么做，他必须设法摆脱“老虎”的攻击。

不幸的是，正如古人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时出门可不容易，不能跑到华盛顿或巴西，也不可能在任何一个通商口岸寻求国际避难，甚至也没有香港这类地方。在地理空间上是无处可逃的。但也许并不完全如此，毕竟我们知道有些人在早年就逃到了朝鲜或日本。但是，一般人只能在现有的社会体制下寻找自我保护的途径。

不过，这种集权的专制统治有一个弱点，正如我说的那样，掌握政权的皇帝，不能独自管理国家。即使他不愿意让别人分享权力，他仍需要任命官吏做助手和代理，协助其实施统治。这些官吏与皇室没有亲戚关系，如同皇帝的雇佣，他们没有立法权，只有行政管理权。在这种效率低下的制度下，普通百姓才有机会产生私欲。

在秦朝统一国家（公元前221年）以前，确实曾有些人想要建立一个富有效率的行政机构。这是受到了法家学派的思想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讲，这一学派提出的体系是好的。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必须是一个法制的机构，所有人都要受到同样的法律的控制。作为秦国宰相的商鞅试图要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可不幸的是，这一理论有一点小小的疏忽——有一个人没有被纳入法律之内，那就是天子。这留在法律之外的一个人却把法家的整个体系废黜了。

商鞅因此自己把命丢了，尽管在法律之下，他能够对还只是王位继承人的太子加以惩罚，但是太子一当上皇帝就下令将商鞅杀掉，由商鞅自己所建立起来的高效率的体系也使他自己在劫难逃。

如果最高的权威受到了法律的约束，那么行政的权威就能够将这只老虎囚住。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结果，被统治者——包括官吏自己在内——从来就不追求行政上的效率。实际的情况正是与之相对立。一方面是无效率和寄生，另一方面是天高皇帝远以及皇帝的无为政策——这一直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然而这种政府的理想，即是说一位“好皇帝”应当统而不治，这样的皇帝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就官吏而言，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只能是保护他们自己，为他们的亲戚开后门，并且还能够利用他们的位置作为一种挡箭牌来抵御皇帝的变化无常。要保护的不仅是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亲戚以及整个宗族免遭不受限制的君主权力的侵扰，而且这样做所依靠的并非是宪法或者法律的手段，而是依靠个人的影响力——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有产阶级想要消磨掉皇帝加诸他们身上的权力，并以此来避开这只老虎的攻击，并非是靠对皇帝的权威加以挑战，而是靠亲近皇帝、为皇帝服务，从中获得的一种好处便是能够将皇帝各种要求的负担转移给比自己阶层更低者。官僚及其庇护下的亲友集团由此构成了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个不受法律影响的阶层，他们有免役免税的特权。虽然如此，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

逃避自己想要接近的权力之源的支配，需要有高超的技能。官僚的位置并不轻松。正如古语所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还有“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他不能怠工而有损皇帝的利益，否则可能性命不保。当皇帝需要钱或劳力的时候，他必须特别卖力来满足这些需要，即通过把整个的政治负担转嫁到平民身上来完成这项差事。但是，一旦这种负担过重，人民无法承受之时，他们便可能起来造反，到时就是这些官僚们首当其冲地受到攻击，由此而成了国君的替罪羊。官僚们必须有两套面目：对人民严酷而对皇帝顺从。他们必须要知道进退有节，适可而止，以免走了极端而惹恼了皇帝，或者是引起人民的激愤。

中国官僚们的生活曾被描述为是在风云变幻的海上运筹帷幄的艺术。代代相传的经验即为人师。应该注意的是，在汉语中所说的“不要打官腔”，并非与英语字面的意思一样，而实际是在说：“跟我说实话。”

“在平常的日子里，做官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上的好处。在皇帝看来，官员利用自己的职位来致富，不仅意味着腐化皇权所依赖的制度，而且是皇家财富的减缩。因此，除非某位皇帝软弱无能，否则，他是不会容许有这种官员存在的。处在太平盛世的官员不会不合法地从官位上捞到好处，而只会在离任时留下“两袖清风”。

那么，为什么人们还想要做官呢？陶渊明表达了这种感慨：

我为什么要去做官呢？

只为五斗米折腰。

我为什么不归耕田园？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陶渊明是一位典型的出世诗人。尽管他富有才气，也很有风雅，但他还是“折了腰”，身居一个官位，仅仅是为了得到那么一点俸禄。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不是呆在他所喜欢的家里呢？事实恰恰是，如果他真的表现出自己看不上官职，弃官而去，他就可能成为一位“折臂翁”了。这就是说必须在“折腰”和“折臂”之间作出选择。做官的必要性有点像打防疫针。正像打防疫针要冒打了过后有不良反应的风险一样，做官就可能要冒抄家和掉脑袋的危险。但是，一旦打了针后，人就可以有免疫力了。这样的比喻略有点不贴切，因为打了防疫针，只能够使一个人自己得到免疫，而做官所能庇护的是一整群的人。结果有时就出现了一大群人资助一个人去读书，以便使他能够获得个一官半职；一人升官，鸡犬安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和大家庭自然就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供其中一员去上学，一直到他考上了功名，得了一官半职，一族人就有靠山了。若在朝廷里没有靠山，在乡间想保持财产是困难的。顾亭林是明朝的一位官员，当改朝换代成了清朝，他拒绝再任官员，深居简出，闭门读书。但是为了安全和保障，他还是不得不派两名外甥到朝廷里去侍奉他的敌人。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之所以可能做到，是因为中国官员不是与皇帝分享政治权力，是通过淡化和弱化而非支持其权力来服务于君主。外甥做官，保障了舅舅的安全，甚至使舅舅能安心地去下革命的种子。中国传统的官吏并不认真做官，更不想终身做官：打防疫针的人绝不以打针为乐，目的在免疫和免了疫的健康。

中国的官吏在做官时庇护其亲友，做了一阵，他任务完成，就要告老还乡了，即所谓“归去来兮”那一套。退隐山林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时，上边不必再小心伺候随时可以杀他的主子，周围是感激他的亲戚街坊。此时他只需要享受他的社会声望，生活富足，心宽体胖。正如中国人所说的，“衣锦还乡是人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他绝不冒险去觊觎政权，他的孩子都不准玩“做皇帝”的游戏。他更不想改革社会制度，因为这种社会制度对他并没有害处。一旦他脱离开皇权的限制，他就可以享受地主的经济权利。

这种人就是我所谓的“士绅”。士绅可以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属，甚至可以是受过教育的地主。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左右政策的实际的政治权力，可能与政治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可是他们常常有势力，势力就是政治免疫性。统治者越可怕，越像猛虎一样，士绅的保护性的庇护作用就越大。在此情况下，托庇于豪门才有命。

我之前分享了李宇晖讲的有关民主的政治逻辑。但文章太长，大家可能没耐心看完。在这里我把其中有关选举的这一部分单独拿出来，选编了一下，回答下面的问题。

有关于中国能不能实行民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论调，是说中国人被极权统治太久，民智未开，如果一下子搞民主公投，会全国大乱，甚至可能选出个小鲜肉当总统。还有人说，中国共产党那么强势，资源那么多，就算搞选举也是他们最有优势。比如习近平去参选，他一定动用国家机器帮助参选，最后还是他赢。这两种论调不管口吻如何，似乎都是在说，现在中国不适合搞民主和选举。

下面就集中精力来讨论选民的认知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的问题。

先说个很好懂的例子。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看过电视里的放的那些回答问题得大奖的综艺节目。即使你像我一样不爱看电视，大概也看过刻画此类节目的奥斯卡大片《贫民区的百万富翁》。 在这种节目里，上面的选手往往会有一个求助观众的机会，就是实在答不上来了，让现场观众帮着回答，看哪个选项支持者最多。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只要求助观众，得到的答案几乎总是对的！

有个叫 James Surowiecki 的美国记者统计了一下，在《谁想当百万富翁》的节目 里，观众选对的问题高达 9 成以上(比任何一个选手正确率都高)。怎么回事?观众都作弊了吗? 观众没有作弊的动机。难道观众都是博学多才的人?显然不是。事实上，大部分观众比选手的水平要低。那他们是怎么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假设一道题有三个选项，参加投票的有 100 个观众。这些观众水平并不高，只有 10 个人知道正确的答案。你算一算最后投票的结果是什么？不用说，那 10 个牛人会选正确选项， 但是另外 90 个人呢？假设他们完全不懂，一通瞎蒙，那么他们的选票会随机分布在三个选项中， 也就是每个选项大约 30 票左右。这样，加上那 10 个人，正确选项就有了 40 票，而两个错误选项每个只有 30 票！——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简单。掌握信息的人当然会投正确选项；不掌握信息的人则未必会投错误选项，而是会在正确和错误选项中随机分布，最后的结果就是正确选项总比错误选项的支持者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换句话说，大多数人民智未开不要紧，不懂政治不要紧，只要有少数人懂就够了。假设大多人投票是乱投，那么这些乱投的票会随机地平均分布在各个选项上。最后的结果其实少数懂政治的聪明选民所决定的。

当然，要想保证那普通选民的选票能够分布得比较平均，有一个前提，就是投票的人得多。假如只有三五个人投票，很有可能运气不好，不懂的人都投给同一个错误选项。举个例子，你扔骰子的时候，如果你只扔 6 次，没法保障每个面恰好轮到一次。这时候你肯定不会立刻高喊:「这个骰子有诈!」或者「概率算错了!」因为你知道不是骰子的问题，而是你扔得次数太少造成的随机误差。

但是如果你连续扔几万次，会是什么结果？我可以保证，每个面朝上的次数会非常接近。而且你扔的次数越多，百分比就越接近，这就是概率论里面最最基本的一个理论: 大数定理。

同样，把大数定理应用到做集体决定上面，就是所谓的 “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参与投票的人越多（就好像扔骰子的次数越多一样)，随机错误造成的影响就越小，正确选项被选中的概率就越大。只要选民的数量大到一定程度，做出错误选择的可能性就可以小到忽略不计了。

但是，从前面的理论中，你大概不难看出其中有个薄弱环节，即必须满足一个假设，就是普通选民的选票会在所有选项之间随机分布。也就是说，所有的错误都是随机错误，而没有所谓 “系统性” 错误。但是， 如果有外部力量拼命的误导，导致大家都朝一个方向错怎么办?

这个问题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我来说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有误导就有反误导。真正的竞选过程，往往有一个 “评议 (deliberation)” 的阶段。如果一方憋着朝一个方向诱导你，另 一方就会跳出来向另一个方向诱导你。每个候选人都希望自己当选，所以都会开足了马力来诱导你相信他说的话。最后你相信谁？如果你有自己的主见，你当然不会接受任何一方的误导。如果 你没时间研究政策，没有自己的主见，那么你接受哪一方的诱导就会由各种偶然因素组成，最终变成一个扔骰子一样的随机选择。所以，孔多塞陪审团定理的假设仍然成立。

经常会有人说：低素质的选民就知道盲从，让他们投票，肯定被人忽悠。但是你别忘了，想忽悠你的人不止一个，他们之间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就算一个人再容易被忽悠，他还不是得首先决定被谁忽悠？左派右派都在忽悠，自由派保守派都在忽悠，鸽派鹰派都在忽悠，你说，那些 “盲从” 的人选择听谁的？当然只好随机选择一个，从而互相抵消，影响不了最终结果。比如有人担心：如果他们就选长得好看的那个（此处 @陈士杰 ），怎么办？不用担心。这世界上长得好看的人还少么？A 党找了个美女候选人，B 党就不会找么？如果误导人那么容易，每个党都用同样的策略，最终不还是互相抵消?

第二，每个党的忽悠能力不一样怎么办？会不会让误差不随机？我当然不否认：如果几个政党竞选，很可能其中有一个党更有资源，更能控制媒体，更能操纵选举规则、买通选举工作人员。但是你猜这个党会是哪个党？毫无疑问，是之前的执政党。原因很简单啦:人家垄断了使用税收的能力，垄断了雇佣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当然就可以想办法搞鬼。就说普京这伙计吧，看哪个报纸骂他，就可以让税务人员查他们的税，就算查不出来，也可以让他们几个月没法按时出版。有时候逼急了，还可以暗杀一两个记者、反对党成员。反正警察都听他的，出了事也没有人调查。然后他还可以通过 国家电视台年复一年地秀他的硬汉形象。反对党做得到这些么?当然做不到。前面我已经说了， 政府的定义就是垄断了暴力能力的组织。反对党的误导能力怎么可能赶得上执政党?

上面这一段说明了什么？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选举因为选民受误导而影响了结果，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一党长期执政。注意！这是最坏的结果哦！也就是说，即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和没有选举是一样的。那除了最坏的结果，其他的结果不就都比没有选举好么。 那你说有选举好不好呢？

有人问，希特勒在当选总理之前并不是执政党，但他还是通过选举上台了。是否说明孔多塞陪审团定理有错呢?

千万别忘了，总理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只是二把手。希特勒也参加过 1932 年的总统选举，但是输得很惨。魏玛总统选举是两轮制，第一轮先淘汰掉落后的候选人，第二轮排名前三 的再次竞选。第一轮中，希特勒比兴登堡低了 19 个百分点，第二轮低 17 个百分点。这么大比分 的落后，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可是不常见的。即使是议会选举，纳粹党也不过就是搞到了 1/3 的 席位。但是因为其它党谈不拢，没办法组成稳定的多数派，他才得以勉强组阁当了总理。但是注 意，总理的权力是远远小于总统的，而且总统不高兴可以随时解雇他。

当然，兴登堡也未必是什么好货。他不但没有解雇希特勒，反而宣布紧急状态赋予了总理更 多的临时权力。但是别忘了，两个混蛋好过一个混蛋，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之间闹翻是迟早的事 (更何况，很多史料表明兴登堡并不喜欢希特勒那一套，容忍他只是权宜之计)。摊牌的话，总 理要推翻总统未必容易。但是兴登堡的身子骨不争气，总统任期刚开始一年多一点，就病死在任上。这样，缺少了另一个权力核心，希特勒的政变就成了手到擒来：把总统和总理一合并，成了 所谓元首。

所以，你可以说希特勒唬住了很多人，但是他参加的最后几次选举，也都不过得了三成多的选票而已，可见非执政党要忽悠选民真的很难。当然，希特勒政变以后，再忽悠就容易多了，原 因如前面所说，他控制了一切媒体和暴力机器，你不支持他，第二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是这样，希特勒在政变以后也再没有举行过任何多党选举。不管他怎么包装自己，他还是没有和其它候选人一比高下的信心。如果选民真像很多公知说的那么傻，为什么希特勒不继续搞选举了呢?

所以，你要防止希特勒这样的奇葩候选人成气候，恰恰需要的是持续的选举，而不是放弃选举。另外，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例如总统突然死亡时的接班问题、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权限问题，也需要加以考虑。唯独取消选举不是答案，取消了只会让不同政治家的忽悠能力更加不平等。 即使希特勒不上台，也会有斯大林、波尔布特、阿明、艾迪德、巴希尔、阿萨德、萨达姆、XXX， 等等。这个世界什么时候缺过杀人狂？没有选举，他们上台的概率只会更大。

这一节无非是想澄清一个具体的假设，就是孔多塞陪审团定理里面的随机性假设。首先，自由的选举会让盲从的人随机分布，因为每个候选人把他们朝不同方向诱导。所以这些人不会影响 选举结果。其次，就算真有“系统性的错误”，也是执政党的不对称权力造成的，因而不会比没有选举更糟。

选民群体也许没有工夫去了解具体政策的好坏，这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人获取专业知识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家一个老百姓，每天要挣钱养家，谁有时间去研究每个具体的政策应该怎么搞？但是，他们本来也不需要自己操心。选民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判断哪个候选人说的话值得信任， 这就足够了。选民即使不懂自由贸易，不懂市场经济，他们只要经常跟踪竞选，跟踪自己最关心的政策，就已经有足够的信息量选出值得信任的候选人。这就好比你不会给自己理发，不等于你没有能力选合适的理发师。就算你再懂理发，如果你的理发师都是别人给你指定的，你能好看得了么?

《斐姨所思》Podcast节目，本週的【阿姨想知道】单元，邀请到前凤凰卫视驻印度记者、现为区块链金融新创公司XREX执行长办公室资深总监的“印度尤”尤芷薇，和大家聊聊加密货币中的稳定币（stablecoin）到底是什麽？前阵子UST和Luna为什麽会崩盘？以及各国政府又该如何监管加密货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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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印度尤回台后为什麽会投入加密货币产业？

03:51 稳定币（stablecoin）是什麽？

10:29 UST崩盘是庞氏骗局吗？

13:16 加密货币为什麽会出问题？

15:39 建立加密货币的监管机制会有哪些困难？

18:48 监管机制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吗？

21:08 为什麽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加密货币？

22:53 加密货币将成为新的货币战争

24:31 美国的监管机制可以直接拿来用吗？

27:09 发展加密货币科技对台湾有什麽帮助？

29:20 台湾人要如何用加密货币做印度的生意？

播客收听链接：https://www.bumingbai.net/2022/06/ep-002-pei-minxin-text/

裴敏欣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专制政权与威权体制的转型。作为文革后中国最早一批到美国留学的学生，裴敏欣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教授。

裴敏欣教授出版的书籍有：1994年的《从改革到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灭亡》；2006年的《中国被困的转型：专制制度发展的限制》；2016年的《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他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如何用监控来稳固政权的书。 《不明白播客》与裴敏欣教授就中国坚持清零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进行了一场对话。（文字版全文）

时间轴：

01:02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上海封城乱象的看法

04:20 中国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上海封城、坚持清零的时刻

06:04 中共坚持动态清零的政治逻辑

11:10 这次清零运动运用的统治手段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15:38 如何看待“上海新疆化、全国上海化”这一说法

17:24 中国的数字极权会如何影响中国人的生活

22:25 中国能否变成一个大北韩

26:40 上海解封后会否像武汉当初那样，民众开始感恩政府

30:08 裴敏欣曾在2017年说“中国靠经济增长维持政府合法性的路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中国现有体制还有十到十五年的时间，”这一看法现在是否改变

33:40 尼克松访华是否是一个错误，中美关系在习近平任内是否还有有改善的可能

40:58 中国共产党对西方的误解

42:44 普通中国人应该如何在乱世中保持希望

嘉宾推荐：

1. 电影《东方西方》（Est - Ouest），豆瓣链接

2. BBC战争纪录片《战场》（Battlefield）

3. 《奖赏：石油、金钱与权力全球大博弈》（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 Power），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著

官网：bumingbai.net

推特：@bumingbaipod

文字版全文：

袁莉：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袁莉。

裴敏欣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专制政权与威权体制的转型。

裴敏欣是上海人，在1978年考入当时的上海外国语学院。他是文革后最早一批到美国留学的学生，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教授。

裴敏欣教授出版的书籍有：1994年的《从改革到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灭亡》；2006年的《中国被困的转型：专制制度发展的限制》；2016年的《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如何用监控来稳固政权的书我们会在节目页面写出这些书的书名。

敏欣，你好！

裴敏欣：袁莉你好！

袁莉：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一个多月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您母亲的情况怎么样了？

裴敏欣：我心情很难过，因为上海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是一个治理很有方的这么一个城市。如果说上海不能应付这一场危机，那很难想象中国其他地方会对这个危机会怎么样来处理。但上海你现在看来就一个多月来看，那明显就是处理得是十分糟糕。不管是从技术层面也好，从政策层面，然后从具体的操作、办法和得到的效果来看，那可能比以前的武汉更糟糕。因为武汉他情有可原，因为武汉是第一次碰到那种情况，那上海你是有许多经验可循的。

至于我家里情况呢，就是我母亲一个多月前住院了，就是她本来身体就不好，她九十一岁了，但是由于上海要把所谓的定点医院给腾出来，那我母亲她很不巧住的医院被定为是定点医院。，用来就是医疗新冠病人的。所以呢，九十一岁的老人放在救护车上，装到一个很远很远的一个医院去。床位又比较紧张，她本来是两个人的病房，变成了六个人，睡觉、休息都很不好。然后我姐姐又没法去，是我姐夫去照顾，所以照顾得也并不那么好。前几天她去世了。那真是很难过啊。

袁莉：啊。。。

裴敏欣：就是你他们碰到你家里人，在这么一场就是危机里面离开你，而且没有很像样的一个告别，就是个火葬场的车把她给拉回来，再很快地给烧掉，骨灰又没办法拿出来。所以整个就是从我个人心情来讲，是一个很悲伤的感觉。

我就感到应付这场危机当中，中国政府他是不可以做得更合理一点、更人性一点？对于我就这种情况就是本来就是很难想象，就是说像这种悲剧，我会我远隔中国那么一万多公里，还会很亲身的体验到。

袁莉：对啊，我真的…真的…不好意思啊，真的是……很多家庭都经经历了这样子，老年人本来身体就不是太好，然后被各种折腾。

裴敏欣：然后就对我想就是当然我母亲肯定不是一个单例啊，肯定有很多类似这类的人。所以隐形代价是很巨大的，可以说是没法计算的。当然许多人失去自由、他心灵上的创伤，他有许许多多的不愉快，那就是更没法计算的。但是你从就是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说有许多，所次生再难，许多老年人去世，都是这场危机造成的后果。

袁莉：对，就是太多人就是发出这种感慨，说，“哦，这是上海啊？这是2022年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上海，或者这样的中国，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时刻呢？

裴敏欣：绝对相似是没有，但是还是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就是说表面现象不一样，就是说这是一场灾难，这是不可否认的。这场灾难呢，而且是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灾难，因为它是可以避免的，它许多采取的措施，效果是适得其反的，代价又很大。

你看就是经济代价也好，人对健康生命、心理，许许多多，包括政府，它本身也花了很大代价。你想就是一下子，从国外看上海，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窗户，是中国可以拿出来跟西方，说“哎呀，我一点都不比你差。”但是现在就是说，一看你就是…一比就比出来了嘛！

但是你要从历史上说，当然我想起最可比的就是大跃进啊，大跃进更惨啦，大跃进是人为的。而且大跃进就是很明显，包括当初共产党里面的高层干部，像彭德怀、周恩来啊，都认为这是错的，但是没法指错。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应该值得深思的。为什么就是大跃进是五九年到现在63年，怎么同样的政治逻辑还继续在运作？

袁莉：对，您能不能说一下，就是民众怨声载道是吧，然后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济也是一塌糊涂，但是中共为什么必须要坚持动态清零呢，你能否解释一下这背后的这种政治逻辑？

裴敏欣：这里面呢，从两层来讲：一个呢，就是政权跟社会的关系，一个是政权本身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

先从第一层次来讲，就是政权的跟社会的关系。因为现在中国的政权现在跟五九年的时候，尽管说表面上看很不一样，但实际上它本质还没有改变，就是她是一个无限权力的政府、政权，社会对他没有任何制约，它可以说是个无法无天的这么一个政权，所以这个政权要做什么事情呢，唯一能够制约它的就是它政权内部的权力分配。那么以前呢，就是说在毛时代的人，就看五九年的大跃进，当初就是还有一点声音，像彭德怀那种声音会出来会试图让最高决策者改变主意。但是如果最高决策者能够听取不同意见，那么这个政府它还是有一定纠错机制。但是呢，如果最高决策者把这种不同声音看成是对他权威的挑战，那么他会采取硬来，或者变本加厉的一种办法。

其实五九年你去看大跃进的历史，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大概七月份，之后，死的人远远超过庐山会议之前的，那就是一个变本加厉的机制。这就是说现在的政权、中共的最高层，它也是缺乏权力制衡的机制。

再就是中央集权之前，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为什么这三十年前中共相对平稳呢？它当中有一个权力制衡这个机制，就是你不会犯很大很大的错误。当然呢，由于权力制衡，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你办不成。比如八十年代，陈云的反对使许多邓小平的改革步骤不能展开，江跟胡时代中共的权力基本上是共享的，那现在是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很容易犯重复大跃进以前的错误，

袁莉：对，就是觉得没有人能够说出任何话了。

裴敏欣：不敢说啊！人家说共产党的高官笨啊，我说他们一点都不笨，他们聪明得不得了，你看个个都是人精！他们知道啊，他们都看到以前说真话的人是什么下场，跟领导对撞的人是什么下场。

而且呢，这个体制里面的这种机制啊，并不仅仅是在高层，他从上到下的，在省一级、县一级、市一级，甚至到街道社区，它都一样的。

袁莉：它是非常唯上的一个体制。

裴敏欣：唯上，而且我另外一个观察呢，就我就多年的研究，中国政治的这个体制，就是说你如果上面往下要做好事呢，它是层层打折扣，为什么？它涉及利益很大。所以一件好事啊，比如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主意，比如说上面是100的主意，到下面能够实现5%，那就是很好了，但是这个体制有一个很坏地方，你如果要做一件坏事啊，层层给你放大，就是说比如说上面它有这么一个想法，到了下面，只要这个事是对下面当官有利，它宁左勿右，它有一个做坏事放大机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旦最高层他本来的政策是错误的话，那到下面呢是糟糕的不得了。

袁莉：对。您上次好像跟我说了一个孙立平老师提出来过的这个叫“作恶授权”,是吧？是这个意思吗？09:58

裴敏欣：就这个意思，因为每个政治体制它都有一个内在运作逻辑，那么中国我们我们都知道不作为没事，做坏事只要受害者是老百姓，没人管你。但是呢，你一旦违反上面的意志就不一样，因为这个体制他是个很工具化的，是很多功利主义驱动的一个体制，所以他说只要你给我把什么事办成，你别跟我去讨论代价的问题，所以“不惜一切代价”这种语言中国官方是很多的，那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这仔细去想，就是不惜社会承受代价，你看那当官让他承受什么代价？他跟就不干！所以呢，一旦有了这种“作恶授权”的这么一种体制啊，那就是当老百姓很苦的。

袁莉：就比如说计划生育政策，这个维稳的机制，然后到现在的这种清零的政策都是一个逻辑。还有就是这次清零运动运用的统治手段和以往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呢？11:10

裴敏欣：我看就是看了一些国内出来的视频啊，还有听到一些故事，他有几个不同。第一，中国社会现在变得很十分好管。为什么呢？你从建筑设计来讲，就是农村他们没法搞清零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边界、围墙、小区，就是你要农村清零，你不知要调动多少人来，不让人走，但是市区很十分好管，楼下给堵住，用铁丝网，派两三个人就可以把几百个人给关起来。这就是中国现在政府对社会控制有许多便利的地方，第一个是从建筑设计这个角度来讲。

第二就是从技术用手段，什么健康码、让你到哪里都不能动，因为它很简单，只要一个中央控制的务器上做一个什么处理，许多人就都不能动。

另外呢，我看动态清零现在警察很多，就是上海话叫大白，那就说明现在中国的专政机器的确是强大无比，人力资源丰富。

然后我看了许多视频，让我一个不解的就是那些人啊，所有执法的人，上海叫大白啊，他们怎么一点都没人性？就是做了许多事情很明显的，就是不合理的，甚至违法的。但是他们无动于衷，就是说他明明看到就是一些普通的民众，都是有很实际的问题，需要他们解决，他们都很凶，一点都没有情理，所以这些就是……

袁莉：这不是一月份的时候，西安不是最早出现这些事情嘛？我就写了一个“平庸之恶”，就用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这个概念，就说这些人他们觉得他们只是在做自己被命令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们是不管这个命令是不是对的，他们只是要为自己的升职呀这种个人的打算来做事情的。当时这个专栏出来以后，我还被中国的官方媒体批评过。

但是这次呢，因为上海这个疫情的事情，结果就有人把官方骂我的那篇文章找了出来，就说“哎呀，她说的是很对的呀。”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好像不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些人就可以做到根本不管不顾人的死活，不管不顾人的这种最基本的情感，最基本的需求就可以做到这样的。这个确实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理解，但是为什么就是那些人到了位置上就会这么做呢？13:07

裴敏欣：对啊，所以这就是这次危机过了之后，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一开始我们谈的时候，你说这次危机跟历史上有哪些相似之处？当然呢，最相似的就可能是大跃进，因为从认为灾难的角度，那另外一个你从那种人的那种，你讲的平庸之恶也好，文革当中也很像啊，许多那种人的那种无情，那种残酷，都是平民啊，你看文革里面，他做许多的这种坏事。

袁莉：对，红卫兵啊。

裴敏欣：这都是以后我们思考问题，

袁莉：就是就是这个制度到了一定程度，它实际上把人性恶的一面给激发出来了。

裴敏欣：许多坏的地方，你放大了，就是一个坏的制度，就是说使得你啊，第一不能做好事，第二呢做坏事是没有惩罚，所以这就使得“平庸之恶”是一个普遍现象，

袁莉：你知道大白吧，就是现在因为你穿上大白的服装，你好像就有了权力。所以现在我们的朋友都在买这个大白的衣服，说既然穿上就有权力，为什么不呢？就是很滑稽很滑稽。

裴敏欣：对啊，那我就跟你讲，在文革的时候你只要戴红袖章，你就可以到人家家里去抄家，去抢东西，去打人啊，没人管你啊。

袁莉：还有就说有人说这个清零是一场社会控制的试验，您同意这个说法吗？就是现在也有讨论，就是关于“上海新疆化、全国上海化“这个说法，您怎么看这种讨论呢？15:38

裴敏欣：可以讲呢就是中国从九十年代末开始维稳，那么这次其实这是维稳的实战试验，中央政府他可以发一个命令，一下子可以把上海来2500万人，一下子就可以让你两个月不出门，动用了不得了的社会维稳力量。他其实这次用的就是维稳力量嘛，武警啊、居委啊，什么都用上，还有网格化、什么健康码，都用上。甚至包括网络审查，就是有许多人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都给屏蔽了嘛？不管就是新疆化也好，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它一下就可以把2500万的人给关两个月，现现在一个半月了，现在看他还至少有关一两个星期，那是不得了的。

你就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它有能力能够在两个月内把2500万人都关在家里，叫什么“足不出户”，这是很难难想象的。当然跟新疆还是有许多具体上的差别，因为新疆用的许多技术，它还没用呢。他用了一些类似于新疆的控制办法，但是还是没有把全套用上，他毕竟是对待汉族人啊，它不是对少数民族啊。

袁莉：对对对，那肯定了。新疆人受的苦，我们真的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这次的实验成功，中国建立起一个高效运行的数据极权，中国人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就那样的话，中国和有斯塔西的东德、有克格勃的苏联和有雪亮眼睛群众的毛时代，会有很多的更多的相似之处呢，还是说会怎么样？就是现在现在大家都在想。17:24

裴敏欣：现在就是…因为我最近写书里面就讲，从毛时代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到现在，就是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就是利用技术，很明显跟以前所有的克格勃也好，斯塔西，就是东德的安全部，来比，他们是十八世纪，那中国是二十一世纪。

因为有几个很不同哦，第一呢，就是中国所谓清零中有两点。一个呢，它是的确有群众运动，他动用的人力资源不得了，光靠技术是没用的，最有效的这种监视体制，他一定是很严密的一个组织系统，加上一个高科技，缺一不可。像东德克格勃，他们基本上当初是靠人力，东德当初是1500、1600万人口，它的国家安全部有9万人，就是就是0.8%左右的比例啊，如果中国用这个比例的话，中国今天的安全部要850万人，那你想想，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没有技术，他就是靠人。但是中国从毛泽东是在用的，就是所谓叫“枫桥经验”，就是发展许多群众，群众的“雪亮眼睛”，举报啊，线人啊，中国叫特勤，叫信息员，多得不得了，就是靠这个弥补。因为中国穷啊，所以穷有穷办法。所以呢，中国就是在最近，基本上是这个世纪初开始，中国运用现代的技术的，那么在这之前呢，都是靠群众路线。

那现在有了技术之后呢，就把其他国家，就以前那种专制国家，或者集权国家的秘密警察系统，甩开十万八千里了，真的是可以这么讲。因为他现在不得了的技术啊，特别是最近出来的差不多二十年的，叫天网系统，过去七八年里面又开始建的雪亮工程。他都是用最先进的一个技术来人脸识别啊、云计算、云储存，那叫智能卡口。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才知道什么什么叫“智能卡口”。就是说现在你为什么你有了黄码之后，在这清零当中你可以寸步难行。就很简单，你如果说被警察发现了，他知道你了，他只要把你身份证号码和照片输进他的系统，你到哪里都可以把你给抓住。

还有就网格化，这个网格化差不多是1000人就有一个网格员，专门来管你，他身上带一个手机，当然是政府发的，跟街道的一个系统接在一起，有什么事情他就跟街道讲。所以这一系列，我想中国现在这个系统，肯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就历史上最先进的，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过他。现在就是这这套系统，就是说城市是最发达，但是过去五年内呢，他开始朝乡村延伸了。

袁莉：乡村也很厉害，这次就是农民下地种田是要凭证的，也抓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是说乡村现在管得也很严，只是我们可能都还看不到的。还是就是回到上海还有这种的清理政策来说，几十年来呢，中共和中国民众签订的社会契约是以经济发展获取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只要你能让我过上好日子，或者能让我的孩子过上好日子，老百姓可以容忍中共对个人权利的打压，甚至就是说你可以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都埋头挣钱过日子不说话。但是这次呢，清零运动对经济的打击非常的大，很多普通人就是交不起房贷呀，还有很多的企业都是很困难的，出口、消费全部都受到了影响，这种情况对中共的合法性构成严重威胁吗？还是他已经控制到了极限，其实也无所谓了？21:30

裴敏欣：那肯定有威胁。因为呢，我一直在想，就是中国是否能变成一个大北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北韩他没有什么合法性吧，就是靠暴力，靠残酷靠镇压，在一个14亿人的国家实现北韩这种统治办法，在毛时代是可以试过，因为他穷，当时都封闭，你可以，但是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你如果说失去了一个所谓政绩合法性，完全靠消息封锁、暴力、秘密警察、技术监控，那是否能成功，这是一个还被尝试过的试验啊。我自己想是比较困难都，因为毕竟就是那么大的国家，比较难管。再有就是因为金家是一个家庭，是一种王朝政权，但中国毕竟是个党啊，党里面他还是有一定的制约机制的。

当然这要看了，就是经济跟一个政权合法性这个问题有一个发酵时间，他有一个时间段的，并不是说今年股票跌得一塌糊涂、工作没了，我明天就得上街了，因为他有许多那种机制啊，可以把民间的怨气传到精英当中去。因为最终这种政权都改革，它肯定是精英内部发生分裂了。你要看就是毛泽东后期，明显是统治精英集团内部分裂了，就是陈云、华国锋、邓跟四人帮决裂了，然后呢，华国锋跟邓又决裂了，才会出现改革开放，那么就是民间到精英里面呢，这是一个黑箱了，我我们就不知道。因为一下现在不可能就是政权的精英，他不知道社会上发生的情况，如果说过了一两年，经济很不好，那精英它本身也受影响啊，因为现在的中国的政治精英同时又是经济经精英，他们自己家里的人赚不了钱了，他自己腰包也相对缩水啊，那他自己也感到他会感到这个政策的失败，还是有一段发酵时间。

因为我是经过文革的。我记得就是说在毛泽东死去前三年，那中国是文革十年，经济很糟糕，我觉得就是我父母、哥哥十几年没涨工资啊，就是穷得不得了。那那时候但是到了后几年，感到实在不可忍受，所以会出现1976年“四五”的天安门事件，这并不是仅仅为了纪念周恩来的，是因为怨气积了十年了，他还是有一个发酵过程。

因为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说看所谓社会契约，就是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的一个社会契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我认为还有另外一方面，就在这次上海危机、清零中给暴露出来了。就是说你可以不要有政治权利，中国老百姓把政治权利交出来，但是我要有一定的个人自由，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穿什么衣服啊，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做跟你政治无关的事情，你不要来管我。但这次动态清零，一下就让许多老百姓感到，我那点以前一直是认为是我天生就有的个人自由也没了。因为本来就是说，中国它不是一个民主，他们说政治民主无所谓吧，但是只要我有个人自由就可以了。但这次他明显看到，你如果没有民主，你个人自由也没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障你的个人自由的。所以这一次我想，这个层面恐怕就是对共产党的权威威信的负面冲击是很大的。

袁莉：是，很多年轻人以前从来都不谈政治的年轻人，不谈权利的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这次都觉得哦，怎么我干这个都不可以了？怎么大白就可以来我家里面拿着这个消杀，就把我家的所有的、我的好的名牌衣服全都给我毁掉了，把我的木地板也毁掉了，我的钢琴也毁掉了，我的书也都没了。就是说难道这个要发生到我身上嘛，他们就受不了了。

裴敏欣：对啊，使我想起托洛茨基一句名言，他说，“你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是战争对你感兴趣。”那么这次呢，可以把它就反过来讲，你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政治找上门来了啊！

袁莉：但是这个还是要再说回来。就比如说武汉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去世那天晚上的朋友圈和微薄，当时群情涌动，但是武汉封城过后，大多数民众很快就忘记了那70多天的痛，开始感恩政府，为中国的防疫模式点赞，要欧美来抄作业。那这次上海或者这个封城的城市解放以后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呢？26:40

裴敏欣：这呢要看，就是说武汉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跟西方有一个参照，但现在大环境不一样，如果说上海解封之后，因为中国他在防疫上做了许多现在看来就是错误的事，是比如说疫苗、接种人群，现在因为人家参照啦，人家躺平之后反而效果比你更好，那就说明你政策不对。

所以我想呢，今后呢，有几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就是说假设这次上海他动态清零坚持住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自己是比较怀疑啊，因为这个就是坚持…

袁莉：坚持就是胜利，这几天不停地说。

裴敏欣：就是现在就是的，就是没有到底了，坚持就是胜利，所以如果失败的话，那就没法收拾啊，因为这个没底啊。如果说是成功啊，因为他还有代价，英文有个叫“Pyrrhic 胜利”，就是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种成功，就是因为是你明显看到有许许多多经济上的损失。因为有许多损失，以后不会回来，比如说产业链，它就是搬出去一些，不可能再搬回来，他的后面发酵的时间段会很长。

所以呢，你要问说六个月之后怎么样，一年之后怎么样？所以现在还是比较难说，但毕竟我想人还是有记忆的，因为这是要比武汉啊，后果要严重多了，因为这是上海啊，这不是武汉。人家以前可以说，“哎呀，你武汉不行，还有上海派个市长去做湖北书记吧，就是把武汉疫情得管住。”那你现在上海就出现这么情况，就是我想还有许多故事会出来，因为这次就是就是故事还没有完。

袁莉：就是北京的清零和上海，还有其他很多城市好象又不太一样。他好像更加的小心翼翼，更加地精准。您也有这个感觉吗？29:00

裴敏欣：对，因为呢，第一我想他感到上海这种办法在北京是行不通的，上海那是错的。北京的官员一看上海，你们这样做效果不好，适得其反。再有就是说，毕竟呢就是北京没有到上海这种失控的地步。再有就是如果北京失控，他用上海的一个办法，那肯定会出大乱子，因为北京的人那比上海人政治觉悟更高，更会抗议，他们关系又多。而且北京他是直接涉及到精英住的地方，政界精英在那里啊，你把那么多局级干部，他们小孩，他们家庭，部级干部，三朝元老都给封起来了呢，这肯定怨言自己，所以这个北京的

袁莉：还有就是您2017年接受台湾《报道者》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国靠经济增长，维持政府合法性的路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中国现有体制还有十到十五年的时间。”现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关于这个时间段的这个问题，当时是不是过于乐观的还是现在还是一样的乐观？30:08

裴敏欣：那么现在你又看几件大事啊，这就是讨论中国十到十五年之后，那我2017年说的，还有十年啊，就是说想象中国就是二零三二年，那你就可以想象这几件事情，我们现在都能看到的，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经济增长提供的合法性的效果会越来越弱，就是共产党看是否可以找到其他的合法性的来源，这第一。

第二呢，就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会越来越升级，那么升级有两种，一种就是他到最后是全面经济脱钩、甚至发生军事冲突，那军事冲突呢就很难想象。但是最大对中国冲击还是经济层面，从美国技术啊，资金啊，包括像美国的市场，就是出口，很大的影响。那么你看就是这次俄乌战争，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又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冲击。那么就是说中国跟西方会在今后十年当中出现大规模的脱钩，我我想对共产党来讲，它最大的危机是一个经济导致社会不安定。

那么一旦经济下滑，它的后果是各种你现在想像不到的问题都会出现。我就给你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就是他现在很发达的监视系统，贵得不得了。我看前几天在武汉，他说他天网工程，他一天要两千多个人转，其他事不做就是成天给他在维修摄像机、服务器，你想想那不得了的人呐。

袁莉：这都还得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才能干的事儿。

裴敏欣：受过很好教育的，而且就是这都是地方在开支。所以那么多大白里现在雇得起啊，都给加班费，还有奖金。你如果说经济负增长了，中国毕竟现在中等收入国家，你就是比以前好，但你还不是一个富国啊，更谈不上是强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是重复那一句话，一旦出现七到十年左右的2-3%的经济增长，那是另一个世界。

那么另外一个呢，你要看就是中共，他从邓时代到习时代之前，他内部还是有一个相对可被预见的接班的过程。你如果说现在席习他三任四任也好，他再过十年，80岁的人了！这时候就会很明显地就看到一场接班危机。这个日程表表就放在的那里的，不管他怎么想，他怎么做，这个危机是可以预见到的。

所以呢，你就看到，就是说两场危机正在出现，而且都会在十年之后达到顶峰，或者比现在更更严重，那至少是一场就是中共政权的——我看是文革之后最大的一场考验啊。

袁莉：听得好吓人的。那我我您刚才谈到了中美关系，我就在问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问题，今年是尼克松访华五十周年，华盛顿有些人说当时这个决定是错误的，美国人自己给自己培养的一个对手。您怎么看这个看法，还有一个就是说中美关系在习近平任内有改善的可能吗？33:40

裴敏欣：对，第一个呢，我认为尼克松访华的决定，你必须要从当初历史的角度，从具体历史环境去看，五十年之后，不管中美关系怎么样，当初决定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对美国也有利，对中国也有利。如果只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不利，这不可能发生。所以呢，这次就是说是双方当时领导都认为是正确的。而且应该讲呢，就是对美国来说，到了2012年之前，到了2008或者2010年，就是胡的第二任的时候呢，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正确。

毕竟就是你要看，就是从1972年到2012——2012年之后关系是完全变了——就是四十年当中，双方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益。美国它根本的国家利益，就是说不能有一个很大的战略对手。那么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第一呢，美国许多战略家从来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增长这么快，你去看以前所有的国防部的评论也好，因为中国真正缩小跟美国距离啊，就是进入了世贸组织WTO之后。

因为我可以跟你讲一个简单的数字啊，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到九零年，就1989之后啊，中国的GDP一直是美国的5-6%之间，它不足为奇的。所以当初你想，如果说有一个人说“哎呀，中国再过十五年，他GDP是你的一半”，这很可能被人认为是在吸大麻，比如说是吧？

袁莉：对。

裴敏欣：为什么人家说，“哎呀，中国让美国让中国进WTO？”我说当时美国根本就不把中国当回事情。中国当时的GDP用美元折算只是美国的12-13%，到了2008就40%了，为什么这个会出现，那就是美国它在单极世界的时候，小布什政府放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去打伊拉克了，一下子把美国拖入了泥潭十年，所以这个十年是中国的一个机会窗口。

所以我跟你讲，你如果说是不从历史看的话，你得出这个结论肯定是不准确的，而且就是反过来讲，我一直对写这个文章的一个人叫Mearsheimer，我跟他很熟，我看了他的文章我赶紧给他写个电子邮件啊，我说你别忘了，就小布什政府上来，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并不是反恐啊，是中国啊，谁让他去打伊拉克啊。

袁莉：中国，然后9·11发生了。

裴敏欣：我说我说这个你第二个问题呢，我认为就美国人对习近平已经是定性了，所以我看不出在他任内中美关系有任何本质改变的可能。如果说在他任内，中美之间避免冲突升级到直接军事冲突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了，这并不是说关系改善的问题，而是如何管控冲突的问题。

袁莉： 问那那我再问您一个，这个问题就这么说，就是中美关系恶化，究竟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呢还是美国要打压中国的崛起呢？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 37:20

裴敏欣：都有，当然意识形态，就是说比如试想如果中国不是一个现在的那种一党专制的体制，用一党专制它导致许多问题，外交政策也好。对敌方的威胁判断也好，利益冲突也好，包括经济交往，都会不一样。所以意识形态肯定是一个就是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那么另外也有一个就是地缘政治利益，就是像美国，他认为他是一个全球的领袖，他要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维持全球其他地方的地域的战略平衡。就是说，不管你在亚洲是谁，我总归不会让你在亚洲称霸，因为你在那里称霸对我的利益是不利。这个跟中国在东亚的利益有根本冲突。

因为中国说你那么大老远的到我这里来，耀武扬威地干嘛？管你什么事情？这是我的后院。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根本性的一个（冲突），就是说国际观也好，地缘政治利益也好。只要美国是这么个想法，中国那种想法，其实是零和游戏，所以这是一点。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政策层面，因为你要看就是中国政府的许多作为是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的改变。我举几个例子，你在南海造岛，就是很明显，人家说我以前跟你经济交往，战略交往也好，本来是让你融入我的国际体系，就是你在那里造岛，你很明显要挑战我这个国际体系。这个一带一路也好啊，中国制造2025，就一系列的这种政策，包括中国国内的许多改革的倒退，对人权的镇压也好，美国他在过去，就是差不多是2015年的时候，就在川普上台之前，美国的国内的主流已经认为这个接触政策实际是失败的，那么大部分责任从他们眼光来看呢是中国，而并不是美国，这一点我基本上是同意的。

但是你看就是川普上来之后，一系列的这种做法、一系列打压，他这么做得有点过火，他是否没有中国最后一个机会可以改正？这你都可以以后让历史学家去评论，但是如果说是没有川普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的话，那我想美国转弯也不会这么快啊，

袁莉：哎，听到就觉得没啥希望了。

裴敏欣：很难能有希望，我想就是这个世界变了。再看俄乌战争啊，它是一个加速器，本来就中国跟西方，特别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是成了一个长期对抗的关系，但是双方还没有下更大的决心，没有采取更决的措施，但是这次俄乌冲突之后呢，双方就感到“我们以后啊，就是不可能再回到以前世界。”

袁莉：你看像欧洲，欧洲本来还是，尤其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是三心二意的，是吧？就是这次也是基本站队站过去了。40:58

裴敏欣：对啊，因为我再回过来讲，就是就是中国共产党看了这个西方，他有一个误解，他认为西方就是钱，他根本就不知道西方它有两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价值，钱是在这两个下面，他这是三个里面，经济利益、政治价值跟战略安全，这三角关系。经济利益只是当中一部分，可能1/3还不到，到了关键点上，人家都是以安全放第一位啊。

袁莉，对对。啊，这个不知道，就是他们他们好像总是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是不管吃了多大的亏，或者是出现了多少乱，就跟这个清零政策一样的，就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裴敏欣：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国家跟社会之间的关系，跟政权内部的关系，它是没有一个言论自由，没有政治平等，没有一个基本权利得到保护的体制。我跟国内学者打交道很多，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他不笨啊，他们看的一样东西，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渠道反映情况，党内的那些人，我看外交部的人他们肯定也很懂了，但他们敢说吗？普京对乌克兰战争行动，难道俄罗斯里面没有人看出这是个很愚蠢的、对俄罗斯也是危害很大的这么一个错误行为？

袁莉：嗯，真的就是太像了，这个专制体制归根到底真的是非常的像。不好意思，这一期好像这个是比较地dark, 比较地黑暗。但是确实是因为我们是要讲中国的清零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这个可能很难不觉得是很沮丧的一件事情。

我来为一个这样的问题吧，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中国人能做什么呢？是整天就坐在这儿政治抑郁吗？怎么能够保持一点点亮光呢？我不知道，这当然不是一个对政治学者应该提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您对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思考。42:44

裴敏欣：我想第一件，我想大家应该反思啊，因为这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现在发生了，你总归得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深层原因。然后呢，我还是认为抱怨是有用的。因为现在就是共产党，他不管怎么样的，就是压制也好，它毕竟还没有到北韩地步啊，所以民意还是管用的。所以民意一定要就是让你的朋友、亲戚、家人都感到就是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他们的想法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都一样有同样的想法，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

再有一个就是在反过来讲，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就是平庸的罪恶，就是说我们如何日常生活当中做善人、做好事，这就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今后能够这些小事上能够做好，那我想肯定是一个进步。因为你不能指望你个人去挑战那么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专制机器，它根本就不讲情面。但是你从个人层面来讲，做这些事情我想还是基本上是可行的。

袁莉：对对，我觉得这次上海人实际上做的是挺好的，非常好的，我就会要觉得上海就是有一次小小的文艺复兴，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的帖子，然后做了很多的音乐，做了很多的视频，然后大家就是不停地转发，不管他怎么封，不停地转发，然后不管有没有人看，都也发朋友圈发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实际上这在中国就是已经挺了不起的一种反抗了。

裴敏欣：对，我讲就是说中国的，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49年以后发生了多少悲剧，我们一直忘掉它。当然，中国政府希望我们忘掉它，把这段集体记忆给抹掉。我想今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记住这次上海，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方式也好，文学什么，让这次付出的那么多的代价不要白付了，学费不要白交了。

袁莉：这个结尾更好一些，我更喜欢一些，刚才觉得有点太丧了。那我们邀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呃，或者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您有哪些推荐呢？

裴敏欣：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恐怕许多人都没看过。那是法国拍的，叫《东方西方》很棒，我很感动的，讲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

另外呢我英国他拍的一系列战争的纪录片叫《战场》，YouTube上大家都能看到，特别是二战的一些，我认为他拍得特别好，历史也比较真实。

书呢，就是我不想推荐我的专业的书，但有一本书就是因为现在谈到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尤有一本讲就是能源石油如何改变全球战略格局的,中文叫《石油风云》The Prize。

袁莉：谢谢敏欣。刚才是与政治学者裴敏欣教授的对话，节目中提到的书和文章在本期内容介绍里会有链接。这是不明白博客第二期节目，大家可以在所有播客平台订阅，下期再见，谢谢。

文：李宇晖

在前面一章里，我啰里啰嗦了半天，无非是想告诉你，政府可以干很多好事，也可以干很多坏事。我们没办法生活在一个没有政府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但是我们也许有办法让 政府这个具有暴力能力的庞然大物少干坏事，多干好事。

当然，「好」，「坏」这样的词显然是过于简单化的，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用这样的词。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件对你来说「好」的事，很可能对另一个人是坏事。反之，你不希望发生的事，别人可能迫不及待。一个巨大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很少有一个政策能让所有人都高兴。 比如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对消费者和进出又企业有好处，但是对于在境内生产境内销售的企业就 会造成冲击。比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对同性恋群体是好事，但是对于持传统价值观的人士就可 能是个坏消息。再比如政府发放福利，那么领不到福利的高收入群体就需要付出更多税收。正因 为如此，关于「公平」、「正义」的话题永远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

但是这一章里面，我们暂时别为正义的主观性的问题费太多脑筋。在这一章里，我就带大家去这样一个长方形一样简单的假想世界。它只有两个利益群体：委托人和代理人。至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好的？我们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代理人能够为委托人带来利益的政治制度就是好的制度。等到下一章，我们再来啃委托人内部的利益冲突 这个更艰难的问题。

1. 什么是委托人代理人关系?

先从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起。假如几个人合伙办一个企业，每个人出一笔钱，然后按出钱比例 分成——很简单的一个场景。但是这些人不可能每个人都当 CEO，对吧?那么多 CEO，企业没 办法运转。所以，他们只好雇一个人来干这个活。这个人当然可以是股东之一，也可以是从外面 聘来的职业经理人，但不管是谁，他是为了作为经理人的各种好处(比如工资)来选择这个职业的。那么一开始出钱的这些人就是委托人，而那个拿人钱财，帮人盈利的经理人就是他们的委托人。

不过这种简单化的设定可能会给人一种误解:委托人都是好的，代理人不为委托人服务就 是坏的。其实在现实中，如果一个委托人垄断了一个地方的工作机会，也有可能对代理人(比如 工厂工人)不公平，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会有时候必不可少。但是，这一章里大家暂时不用去考虑 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只讨论一种特殊的代理人，就是掌握很多人命运的被群体委托人 (collective principal) 雇佣的精英代理人。这样的代理人通常相对于委托人来说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你几乎不需要担心他们被不公正对待。他们往往是接受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有充分的工作机会，他们 选择充当某个群体的代理人，无非是因为这个职业比其他的职业报酬更高。从道义上，我们不需 要考虑他们是否工作太辛苦，或者被委托人剥削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有充分的机会选择其他的 工作。所以这一章里面，我们为了让思路清晰，就只操心委托人的利益，不操心代理人的利益。

先回到刚才的合资办企业的例子。很多的股东，雇佣一个经理人来帮他们打理生意是唯一的选择。股东们当然希望经理人和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但是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大家 想一想代理人都会做哪些委托人不喜欢的事?

首先，最常见的当然是做假账，贪污。委托人每天不参与运营，当然没办法知道企业卖了多 少东西，进了多少货。那代理人贪污也就是非常常见的了。有时候委托人会找第三方机构来审计 一下账目，但也不是什么问题都发现得了。更何况雇佣审计机构本身也得花钱。我不相信世界上 有哪个企业可以完全杜绝贪污，因为委托人获取信息的成本实在太高。

第二，紧跟着贪污的当然就是受贿。比如你是个经理人，需要给你的企业采购原材料。甲工 厂的原材料更便宜，但是乙工厂给你个人账上打了几万块钱好处费，你当然很可能会选择乙工厂。 还有一种类似的行为叫关联交易，也就是我这个经理人同时还是另外一个公司的股东，那么我为 了那个公司的利益，就让我管理的企业不停地从另外那个公司买东西。这当然也可以看成是受贿 的一种。怎么避免?办法是有的，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完全杜绝。

第三，经理人还可以偷懒。这个不用说了。除非你在他办公室里安上摄像头，在他电脑里安上监视软件，否则还真是没啥好办法。

第四，经理人还有个毛病，就是在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倾向于过度地冒险。这个需要好好解释一下。假如一个经理人发现公司严重亏损，如果不做什么马上要倒闭了。怎么办呢? 从股东的利益角度看，也许倒闭是最好的选择，总比继续经营欠一屁股债要好。但是经理人不这 么想啊:如果倒闭，我直接失业回家。但是如果我冒险以公司的名义贷款增加投资(比如加杠杆 炒股票期货)，万一赚了呢，我的职位保住了;万一赔了，债务也不是由我来承担，我也不会比 现在宣布倒闭更倒霉。这和贪污受贿是不一样的逻辑。即使一个人完全不贪污不受贿，他拿别人 的钱投资也会比拿自己的钱投资时，更倾向于冒险。(要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你需要一些概率 和预期受益的概念，我在这一章暂时不讨论)。

最后，还有一个吹牛的问题。一个经理人可能会很努力，很自觉，不干上面说的任何一件事，但是他能力有限，再努力也没办法让公司赢利。但是他为了得到这份职位，可能会跟股东夸大自 己的能力，吹牛说自己比其它竞争者都更有才华(我相信世界上每一份求职简历都有吹牛的成 分!)。而且，越是能力差的人往往越急于得到这份工作，这个现象叫「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 也是股东很头疼的问题。

所以，股东(委托人)和经理(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让企业盈利，这样股东可以多分红，经理可以多拿奖金、职业也更稳定。但是他们也有 非常尖锐的利益冲突:经理有贪污、受贿、偷懒、冒险、吹牛的动机，而股东则希望千方百计避 免这些现象。股东如何监督经理人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学中常说的「委托人代理人问题(Principal- agent problem)。因为代理人的种种不当行为而给股东造成的损失，我们把它叫做「代理人损耗 (Agency costs)」 不用说你也可以猜到，一个企业要避免代理人损耗，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就 在于代理人每天接触企业的日常，他们拥有委托人所没有的信息。企业越大越复杂，股东越多， 信息不对称就越严重，经理人要欺骗股东就越容易。那怎么办呢?

不要担心，大部分现代企业还有一道最后的防线，就是股东有随时解聘经理人的权力。我作 为委托人，没办法判断我的代理人有没有贪污受贿，有没有偷懒，但是我可以知道每年有多少分 红进我的又袋。如果这个经理人没有为我获取利润，甚至让我亏损，那我完全可以不管他干了什 么，直接通过股东投票把他解聘。这样，就省去了获取复杂信息的成本，普通的股东也可以得到 最低限度的保障。如果股东太多，不可能随时开会怎么办?没关系，他们可以选择一个代表不同 股东的小群体，也就是所谓董事会，让这个董事会去监督经理人的表现。

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股东失去了解聘经理人的能力，这个企业会变成什么怪物？如果有一个经理人宣布:「从今以后，股东不可以决定我的去留，我将终身统治这个企业。 如果我老了准备退休，我会自己选择一个接班人，你们就不用操心了。这个人可能是我儿子，也可能是我的亲信，反正你们不用管了。」这样做，就等于直接撕毁了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把代理人变成了统治者，你觉得股东会怎么想？可能直接上去把他撕了吧。

但是很不幸，世界上有的「经理人」恰恰是这样的。

下一节讨论政府这种代理人和一般的代理人有什么区别。

2. 政府作为一种特殊的「代理人」

What? 前面你刚说了政府是黑社会，现在怎么又变成代理人了?仔细想一想，这其实也不矛盾。的确，政府在最开始形成时确实是暴力竞争的结果，所以多少有黑社会的成分。但是前面也说了，你要有暴力能力，得先有组织能力。而组织能力从哪来？有的靠宗教，有的靠经济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有的靠道德感召等等。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人类还发明了另一种组织武装力量的方法，也就是依靠某种政治契约。比如美国的国父们，在革命之前跟他们的支持者说好 了，只要你们支持我们上台，我们承诺作你们的代理人，让你们有通过选举罢免我的权力。结果， 就成了近代第一个民主国家。当然，这种承诺并不一定都值钱，也有很多事先承诺了要选举的， 上台以后变卦了。但是，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政府仍然是黑社会，但是这个黑社会是一个全民的代理人，如果大家不满意，可以通过选票换一个黑社会上台。 ** 怎么判断一个群体是不是另一个群体的代理人？很简单，看后者有没有罢免前者的权力**。 就像我前面说的股份公司一样，如果股东没有权力罢免经理人，那就不能叫股东了，只能叫资产 掠夺的受害者。股东成其为股东，有且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能否投票罢免经理人。其他的什 么透明度、什么企业文化、什么经理人精神、什么分红，都是次要因素。再重复一下我前面说的: 因为经理人接触日常的经营，你作为股东不可能了解所有的猫腻，你想知道他受贿没有?那你只 能每天跟着他，自己的日子别过了。所以，真正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标志只有一个，就是前者对后者的人事权，尤其是基于「绩效」的罢免权。如果有人说: “我是为你服务的，是你的仆 人。” 那你首先要问他: “我能罢免你么?”

更何况，政府这种代理人和企业经理人相比，人事权归谁格外重要。企业比政府好办的一大原因在于，它不是黑社会，(通常情况下)没有暴力能力；就算有，也没有「垄断的暴力能力」。 所以呢，股东对经理人不满的话，至少还有一条最后的救济途径，就是去找政府或法院帮忙。政 府有暴力能力，如果它觉得你占理，可以帮你惩罚你的贪污受贿的经理人。但是如果欺负你的是 政府，你去找谁呢?政府的定义，就是暴力能力最强的那个组织，谁能帮你惩罚它?所以，除了 直接掌握政府的人事权(也就是所谓「政治问责」)，人类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

当然，「掌握人事权」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恰恰是因为政府有无与伦比的暴力能力，一般人要掌握它的人事权还真不容易。有一个问题，到今天政治学界都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就算有 了选举，被选下去的政府不肯下台怎么办? 别忘了，人家是暴力机器的掌握者，人家就不管你的选举结果，你能奈何?这种事情在全世界发生的例子太多了。越是年轻的民主国家，越容易出 现这种认赌不服输的无赖政府。缅甸应该算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昂山素季明明赢了 1990年的选 举，但是军方不承认，你怎么办?再比如希特勒。很多人以为他是选举上台，其实不是。选举只 帮希特勒获得了二把手的总理职位，但是一把手突然病逝以后，他直接宣布合并总统和总理，取消选举。你说怎么办?谁有能力赶他走？当然，更多的例子是那种选举还没开始，原先承诺选举 的武装力量忽然变卦了。现实的例子我不举了，但是大家可以看看《饥饿游戏》电影的最后一集， 差点就成悲剧了(我就不剧透了，你看完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尽管如此，也别对政治问责完全失去信心，我再告诉你一些好消息。政治学者们发现了一个 规律：一个国家只要连续保持公平选举 20 年以上，就基本上再没有出现过政变或者输了不肯下台这种狗血剧情。

所以说，选举这个东西只要连续搞上几次，就会起到稳定全社会的预期、也稳定政府内部的预期的作用，再搞政变就变得几乎不可能了。大家都清楚，选上来的那个人肯定支持者最多，管你喜欢不喜欢，反正就是他了。这大概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所有非世袭的政治制度里，有选举的 政府的平均寿命远远长于没有选举的政府。当然，关于政府寿命的问题，和本章的话题有点扯远 了(而且也比较敏感)，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上面这些只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枪的普通民众和有枪的政府之间是完全有可能 建立起像股份公司一样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政府的黑社会性质仍然存在(比如垄断性的税收 能力)，但是它有可能变成一个可问责的黑社会。只要条件允许，民众是有可能用他们的选票来 决定哪个黑帮(政党)以及哪个黑帮老大(总统或总理)，能用更少的税收提供更多的服务。当 然，这个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最初 20 年是比较脆弱的。因为社会预期还没建立起来，哪个特别 有手腕的强人，如果又恰好能找到大量的物质资源(比如伊拉克 IS 的石油)，是完全有可能颠覆 民选政权的。但是只要运气好，挺过了最初的 20 年，选举这种常态就算建立起来了。

更何况，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国际因素需要考虑。早几十年，一个新出现的民主政权几乎完全是自生自灭。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个民选政府刚成立，就会有一帮子国际组织拥进去帮它处理 各种问题，美欧日这些老大哥也会提供大量的物质资助。你如果发动政变，马上就会被制裁。这 时候，要颠覆一个民选政府就比以前更困难了。就拿缅甸来说，当年他们可以不承认选举结果， 这次就说什么也不敢了。就好像你周围的家庭都打孩子，你可能也跟着打。但是周围都变文明了， 见你打孩子就孤立你，你当然也就不好意思了。

当然，美国也不一定一直做好人。比如埃及的军政府在革命以后复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怕选上来一个极端伊斯兰政权，所以没有对新的军政府加以制裁。这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必 要的，因为所有民主化的伊斯兰国家，基本上都有对抗极端主义的自我清洁能力。但这又是个更 大的话题，我们也先打住不说。 总之记住一点就好，政府这头怪兽，并不是不可能驯服的。

写到这里我们倒叙一下过去的事。你可能会问:既然民主选举只要撑上 20 年就可以稳定， 为什么一直到最近几十年搞选举的国家才多起来?你说的这些什么委托人代理人关系，也不难 理解啊，古人为什么不搞?其实，古人并不是没有搞过，但是有很多客观条件限制他们搞不了太 大。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看一下罗伯特.达尔的《论民主》一书的开头部分，他已经说得很明白 了。不过为了省你找原著的时间，我还是大概转述一下。

古人当然也搞民主。早期狩猎社会的时候，每个部落只有很少的人，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的，实际上很难产生所谓的独裁者。当然，拳头硬的那个(比如前面说的猴群里的猴王)还是会 以「拳」谋私。但是你得有个限度，欺压别人太过分了，别人可以联合起来赶你走。其实《猴子 王国》里面的那个猴王，后来还真的被罢免了，因为一只新来的猴子展现出了更高的领导才能。 而且，整个权力更迭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自相残杀，比人类好像还文明一些。关于原始人的证据很 难找了，但是应该跟这些小规模的猴群很接近。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共同体只要足够小，你想神 秘兮兮地高高在上，当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伟大领袖，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即使没有正规的投票 过程，你要保住领袖地位，也得有一定的共识。

那后来民主怎么就衰退了呢?因为人类发明农业、商业、交通工具以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忽然成倍的增长，从以前的几十人几百人，一下子变成几万人几十万人。社会分工、生产效 率增加，都自然地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这时候，一个共同体里最有权力的人，可能一般人一辈子都见不到，他的统治变成了一层套一层的国家机器的间接统治。这个时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之间暴力能力、组织能力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一个拿刀的领袖要统治十个人是很困难的。但是一 万个拿刀的国家机器要统治十万人就容易得多。只要你回顾一下我前面写的关于「协同」的问题， 就应该很容易理解。

大共同体的民主，古人也不是没搞过。最早的应该是古希腊的城邦雅典。但是这个地方的民主跟我们现在观测到的差别太大。比如他们那里的大官不是投票选上来的，是完全靠抽签抽上来的。就好比一个企业的经理不是股东会、董事会投票任命的，而是每个股东抽签抽上来的。你就 是个二愣子，也有机会身居要职。他们也有投票，但不是选领袖，而是投票决定某个具体的政策。 这种所谓的「直接民主」有很大的问题，但话题太大我们先放下不说，反正你只需要知道雅典和 当代的民主国家完全是两个概念。当然，即使这个很幼稚的民主政体，也比没有好。一个二三十 万的城市国家，居然创造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给整个人类奠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你不服行么?

达尔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是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的前身)。罗马的民主比雅典还更像样子， 普通公民不仅可以投票参与立法，还能选举「执政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诺大的罗马共和国，只有一个投票点！你如果没有时间和盘缠赶到首都的公民大会去投票，你就等于放弃了政治权利。罗马可不是城邦，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中间还有个地中海，以当时的交通状况，谁会有 闲心去投票？你可能会说，多设几个投票点不就行了?问题是，你如果弄几百个投票点，怎么汇总投票结果？电子邮件是肯定没有的了。那时候信息传递的速度之慢可以想象，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岔子，作弊就太容易了。此外，当时没有电视、报纸，你怎么让一千公里以外的人了解不同候 选人的区别？选举不是光选举就行了，还得有个「竞选」的过程。没汽车、没电视、没电话，你 说候选人怎么竞选?

现在就不同了。即使是最穷的非洲国家，财政收入要支撑一场像样的选举也不成问题。就算 你没钱，国际组织里有的是愿意为选举捐赠资金、出人出力的。至少一个村子配一台电视，配一 个投票站是不成问题的。印度到前几年还有工作人员骑着大象，到交通不便的地方运送选票的情 况。但是至少纯信息的传播是不成问题的。

也就是说，民主、选举、投票、政治平等这些概念，是很早就有的。但是民主作为一种可操作的政治制度，绝对是近代以后的事。这是因为汇集几百万人的意见，必须要有很高效的信息传输手段——先是候选人、候选政党把他们的主张传给选民，然后选民再把他们的评判结果汇总给一个中央选举机构，这两个过程在今天容易，对于古人实在是 mission impossible。 网上的著名公知们看到上面这些，一定会仰天大笑:「哈哈!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即使是现在，国民素质那么低，投票有什么用?一群蠢货选上来的人能好到哪去?......」其实，蠢的不是选民，而是他们。后面几节我就来给大家讲讲这辈子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理论，它告诉你为什么 不懂政策的选民也能选出相当靠谱的候选人，为什么「素质」再低的选民也不会容忍他们的领袖搞大跃进、大炼钢铁、破四旧等等。这个理论就叫做「孔多塞陪审团定理」。

3. 委托人 （选民）太蠢怎么办?

关于选民和政府之间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也就是人事问责的关系)，很多人并不买帐。 我听到的最常见的批评有两种。第一种是说选民的脑子不好使，不知道什么样的代理人能给自己带来利益，选也是瞎选。第二种是说选民的良心大大地坏，其中的多数人会利用他们的权力来欺 压少数人。只要你经常上网乱看，这两种说法你一定都见过。

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上面这两种说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论点。很多人为了偷懒，把两个观点 合在一起讨论，这样永远说不清楚。前一个观点强调的是选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选民有 没有能力，有没有智力来投票选择代理人的问题。后一个观点强调的是选民和选民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多数派的选民会不会利用他们掌握的代理人来欺负少数派的问题。很多人把这两个问题 揉巴在一起，统称为」国民素质」问题，其实非常误导。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想清楚，千万不要把 两个概念上不一样的东西揉合成一个模糊的大概念。你如果讨论选民蠢或不蠢，就集中讨论蠢不蠢的问题;你如果讨论选民欺负不欺负少数派，就集中讨论欺负不欺负的问题。有时候，这两个 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相反的。比如一个人想欺负另一个人，但是因为太蠢，反而不知道怎么欺负。 所以泛泛把多数人愚蠢和多数人欺负少数人当成一回事，用一套理由来论证或者反驳，那是绝对 不会有结果的，只会把自己脑子搞晕。

所以呢，我会把这两个问题分开讨论，看完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两种担心都是多余的。在这一 章，我们先忽略选民之间没有多数人欺负少数人的问题，而是集中精力来讨论选民傻不傻这个简 单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选民的认知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的问题。

先说个很好懂的例子。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看过电视里的放的那些回答问题得大奖的综艺节目。即使你像我一样不爱看电视，大概也看过刻画此类节目的奥斯卡大片《贫民区的百万富翁》。 在这种节目里，上面的选手往往会有一个求助观众的机会，就是实在答不上来了，让现场观众帮 着回答，看哪个选项支持者最多。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只要求助观众，得到的答案 几乎总是对的!有个叫 James Surowiecki 的美国记者统计了一下，在《谁想当百万富翁》的节目 里，观众选对的问题高达 9 成以上(比任何一个选手正确率都高)。怎么回事?观众都作弊了吗? 观众没有作弊的动机。难道观众都是博学多才的人?显然不是。事实上，大部分观众比选手的水平要低。那他们是怎么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假设一道题有三个比较靠谱的选项，参加投票的有 100 个观众。这些观众水平并不高，只有 10 个人知道正确的答案。你算一算最后投票的结果是什么?不用说，那 10 个牛人会选正确选项， 但是另外 90 个人呢?假设他们完全不懂，一通瞎蒙，那么他们的选票会随机分布在三个选项中， 也就是每个选项大约 30 票左右。这样，加上那 10 个人，正确选项就有了 40 票，而两个错误选 项每个只有 30 票!——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简单。掌握信息的人当然会投正确选项;不掌握信息 的人则未必会投错误选项，而是会在正确和错误选项中随机分布，最后的结果就是正确选项总比 错误选项的支持者稍微多那么一点点。按照前面这个例子，虽然投票人中只有 10%掌握所需的信 息，但结果恰恰就是这 10%的人决定的!实际上，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喜欢对答案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一道题几个人得出的答案一样(哪怕这几个人学习并不好)，也能给他们十足的把握。

当然，要想保证那些不懂的人的选票能够分布得比较平均，有一个前提，就是投票的人得多。假如只有三五个人投票，很有可能运气不好，不懂的人都投给同一个错误选项。举个例子，你扔骰子的时候，6 个面朝上的机率是一样的。现在拿到一个骰子，如果你只扔 6 次，当然没法 保障每个面恰好轮到一次。可能有很多随机因素导致某一面朝上的次数比其它面要多。但是想一 想，如果你连续扔几万次，会是什么结果?我可以保证，每个面朝上的次数会非常接近。而且你 扔的次数越多，百分比就越接近，这就是概率论里面最最基本的一个理论:大数定理。

也就是说，如果你扔骰子的时候发现有的面出现的次数多，你肯定不会立刻高喊:「这个骰子有诈!」或者「概率算错了!」因为你知道概率只是个大概预测，不可能精确。只要你懂得大数 定理，你就知道不是骰子的问题，而是你扔得次数太少造成的随机误差。

同样，把大数定理应用到做集体决定上面，就是所谓的」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参与投票的人越多(就好像扔骰子的次数越多一样)，随机错误造成的影响就越小，正确选项被选中的概率 就越大。只要选民的数量大到一定程度，做出错误选择的可能性就可以小到忽略不计了。

对数学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动忽略下面这个例子，并不会影响你的理解。但是感兴趣的人不妨再强化一下:

假设有三个非常普通的人，面临两个政策选项。每个人做正确决定的概率只有 60%。请你 计算一下这三个普通人投票决定时做出正确决定的概率是多少?

三个人都选对的概率当然是 60%的三次方。其中两个人 A 和 B 选对的概率是 0.60.60.4。 同理 B 和 C、A 和 C 选对的概率也都是这么大。所以正确选项获得 2 或 3 张选票的概率就是这 几种情况的概率加起来，也就是 0.648!怎么样，比一个人要强吧?

然后，如果你排列组合学得足够好，可以尝试变成 5 个人 7 个人，甚至更多。你会发现，加 进来的人越多，做正确决定的概率就越大。

怎么样?是不是很惊讶?原来老祖宗说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居然是真的!

你在现实中还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一大堆人猜一个瓶子里有多少硬币，最后你 会发现虽然大部分人都错得离谱，但是所有人的平均值离真实数字差得并不太远。再比如你上网看电影的时候先看观众评分，虽然你并不信任别人的品味，但是一般情况下你还是会选评分高的 那个。评分高的未必好看，但是评分低的几乎一定难看。

上面说的这些，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孔多塞陪审团定理要想成立，还得满足很多不同的假设，而很多人对这些假设未必赞同。那么下一小节，我就会仔细给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些假设 是成立的。但是光假设成立还不行，我们还得看看这个理论能不能通过实证方法的检验，换句话 说，现实世界中的选举到底能不能让政策变得更有效，政府变得更听话。这些都是我马上要讨论 的问题。

不出所料，上一段发出去以后，马上就有网友不满。他们的大意是:民主的好处并不是做正确决定，而是 XX、XX、和 XX。这个指责其实不太讲理。我说民主有这个好处，并不是说它没有别的好处。就像我说锻炼能让人长寿，并不等于我不承认锻炼有让你好看的作用。你选择哪个理由作为你锻炼身体的动力并不是我需要操心的，我只是帮你把这些理由列出来。

但是，从前面的理论中，你大概不难看出其中有个薄弱环节。要保证投票的时候选正确选项 的人总是略多于选错误选项的人，必须满足一个假设，就是缺乏信息的人的选票会在正确和错误 选项之间随机分布。也就是说，所有的错误都是随机错误，而没有所谓 “系统性” 错误。但是， 如果有外部力量拼命的误导，导致大家都朝一个方向错怎么办?

举个例子:你跟同学对答案的时候，当然会发现选的人多的选项往往是对的。但是也有例外。老师时不时会给你一道很狡猾的选择题，其中一个选项搞得特别像正确选项，以至于你们班 上大部分学生都选了那个错误选项。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竞选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选民都被 同一个错误选项所误导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我来说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有误导就有反误导。你在学校做选择题的时候，唯一的信息来源是这道题和下面的几个选项，而这些都是老师一个人写的，他要想误导大多数人也许不难。但是想象一下，如果做对的学生和做错的学生分别站到台上去竞选，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你觉得最后是什么后果?真正 的竞选过程，往往有一个 “评议 (deliberation)” 的阶段。如果一方憋着朝一个方向诱导你，另 一方就会跳出来向另一个方向诱导你。每个候选人都希望自己当选，所以都会开足了马力来诱导 你相信他说的话。最后你相信谁?如果你有自己的主见，你当然不会接受任何一方的误导。如果 你没时间研究政策，没有自己的主见，那么你接受哪一方的诱导就会由各种偶然因素组成，最终 变成一个扔骰子一样的随机选择。所以，孔多塞陪审团定理的假设仍然成立。

经常会有人说:低素质的选民就知道盲从，让他们投票，肯定被人忽悠。但是你别忘了，想忽悠你的人不止一个，他们之间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就算一个人再容易被忽悠，他还不是得首 先决定被谁忽悠?左派右派都在忽悠，自由派保守派都在忽悠，鸽派鹰派都在忽悠，你说，那些 “盲从” 的人选择听谁的?当然只好随机选择一个，从而互相抵消，影响不了最终结果。比如有人担心：如果他们就选长得好看的那个，怎么办？不用担心。这世界上长得好看的人还少么？A 党 找了个美女候选人，B 党就不会找么？如果误导人那么容易，每个党都用同样的策略，最终不还是互相抵消?

第二，每个党的忽悠能力不一样怎么办？会不会让误差不随机?我当然不否认：如果几个政党竞选，很可能其中有一个党更有资源，更能控制媒体，更能操纵选举规则、买通选举工作人员。但是你猜这个党会是哪个党？毫无疑问，是之前的执政党。执政党就像那个出题的老师，是 唯一掌握了不平等的误导能力的政党。原因很简单啦:人家垄断了使用税收的能力，垄断了雇佣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当然就可以想办法搞鬼。就说普京这伙计吧，看哪个报纸骂他，就可以让税务人员查他们的税，就算查不出来，也可以让他们几个月没法按时出版。有时候逼急了，还可 以暗杀一两个记者、反对党成员。反正警察都听他的，出了事也没有人调查。然后他还可以通过 国家电视台年复一年地秀他的硬汉形象。反对党做得到这些么?当然做不到。前面我已经说了， 政府的定义就是垄断了暴力能力的组织。反对党的误导能力怎么可能赶得上执政党?

上面这一段说明了什么?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选举因为选民受误导而影响了结果，最 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一党长期执政。注意！这是最坏的结果哦！也就是说，即使最坏的结果，也 不过就是和没有选举是一样的。那最好的结果呢?如果制度 A 的最坏结果，也不过就是和制度 B 的一贯结果一样，那你说哪种制度好呢?

我知道还是会有人提希特勒。希特勒在当选总理之前并不是执政党，是否说明我的理论有错呢?这个问题我在各种微博、专栏，以及这本书的前面章节里已经婆婆妈妈很多次了。但是重要的问题要说很多遍。关于希特勒当选的史实误解实在太普遍，说多少遍都不过分!

千万别忘了，总理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只是二把手。希特勒也参加过 1932 年的总统 选举，但是输得很惨。魏玛总统选举是两轮制，第一轮先淘汰掉落后的候选人，第二轮排名前三 的再次竞选。第一轮中，希特勒比兴登堡低了 19 个百分点，第二轮低 17 个百分点。这么大比分 的落后，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可是不常见的。即使是议会选举，纳粹党也不过就是搞到了 1/3 的 席位。但是因为其它党谈不拢，没办法组成稳定的多数派，他才得以勉强组阁当了总理。但是注 意，总理的权力是远远小于总统的，而且总统不高兴可以随时解雇他。

当然，兴登堡也未必是什么好货。他不但没有解雇希特勒，反而宣布紧急状态赋予了总理更 多的临时权力。但是别忘了，两个混蛋好过一个混蛋，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之间闹翻是迟早的事 (更何况，很多史料表明兴登堡并不喜欢希特勒那一套，容忍他只是权宜之计)。摊牌的话，总 理要推翻总统未必容易。但是兴登堡的身子骨不争气，总统任期刚开始一年多一点，就病死在任上。这样，缺少了另一个权力核心，希特勒的政变就成了手到擒来：把总统和总理一合并，成了 所谓元首。

所以，你可以说希特勒唬住了很多人，但是他参加的最后几次选举，也都不过得了三成多的选票而已，可见非执政党要忽悠选民真的很难。当然，希特勒政变以后，再忽悠就容易多了，原 因如前面所说，他控制了一切媒体和暴力机器，你不支持他，第二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是这样，希特勒在政变以后也再没有举行过任何多党选举。不管他怎么包装自己，他还是没有和其 它候选人一比高下的信心。如果选民真像很多公知说的那么傻，为什么他不接着搞选举呢?

所以，你要防止希特勒这样的奇葩候选人成气候，恰恰需要的是持续的选举，而不是放弃选 举。另外，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例如总统突然死亡时的接班问题、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权限问 题，也需要加以考虑。唯独取消选举不是答案，取消了只会让不同政治家的忽悠能力更加不平等。 即使希特勒不上台，也会有斯大林、波尔布特、阿明、艾迪德、巴希尔、阿萨德、萨达姆、XXX， 等等。这个世界什么时候缺过杀人狂？没有选举，他们上台的概率只会更大。

这一节无非是想澄清一个具体的假设，就是孔多塞陪审团定理里面的随机性假设。首先，自 由的选举会让盲从的人随机分布，因为每个候选人把他们朝不同方向诱导。所以这些人不会影响 选举结果。其次，就算真有」系统性的错误」，也是执政党的不对称权力造成的，因而不会比没 有选举更糟。

如果你经常上微博，对这两点你都会有体会。微博上的异议人士里，你觉得有哪一个有本事 忽悠全国选民？绝对不可能！每一个名人背后，都有 100 个恨他的名人在拆他的台。有些可能平 时一团和气，但要是真竞选个职位，绝不会互相客气。唯一有可能忽悠几百万上千万读者的，必 然是有政府背景，有国家财政支持的超级网络评论员。所以，你担心一个国家的反对派通过忽悠 搞到多数人的选票?那是杞人忧天。所以，以后再有人跟你说「:选举的时候选民被误导怎么办?」 你就反问他:「被误导了，大不了执政党连任呗，难道你还怕执政党连任不成?」

另外还有一种很时髦的反例，我知道的最早提出来的是一位叫 Bryan Caplan 的学者。他通 过一些民调数据发现选民大都比较讨厌自由贸易(大概是担心失业)，并且对其他政策也有偏左 的倾向。他的这个说法在学术界是早已被批驳得很彻底了，但是在国内好像还很流行。很多人觉 得让穷人拿了选票，他们就会反对自由贸易，支持国有化，支持大政府等等。

致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为什么不好，我前面讲外部性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各种经济学的读物上也说得很多，我就没必要重复了。总的来讲，只要买卖的商品不干涉别人利益，政府应 该尽量少管。这个大方向是没错的。但问题是 Caplan 这些人都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民主国家 和非民主国家，到底谁的自由贸易程度高?有很多选民不学经济学，不了解自由贸易的好处，这 是很肯定的，但是也得看跟谁比啊?搞文化产品壁垒、防火墙、外汇管制、金融管制、大量国有 企业垄断的，都是民选政府还是非民选政府?一目了然。

这是很多讨论政治制度的人的通病:你说一种制度好或不好的时候，要看参照系是谁。选民 是有犯傻的时候，但是，难道比独裁者还傻?记住这条，所有价值判断都是相对的!只要有人跟 你说，选民经常犯错误，你就别忘了反问他:「跟谁比?」

也就是说，选民群体也许没有工夫去了解具体政策的好坏，这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人获取专业知识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家一个老百姓，每天要挣钱养家，谁有时间去研究每个具体的政策应该怎么搞？但是，他们本来也不需要自己操心。选民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判断哪个候选人值得信任， 这就足够了。选民即使不懂自由贸易，不懂市场经济，他们只要经常跟踪竞选，跟踪自己最关心的政策，就已经有足够的信息量选出懂这些理论的代理人来替他们考虑问题。这就好比你不会给自己理发，不等于你没有能力选合适的理发师，对吧？相比之下，在没有选举的国家产生的非代 理人政府，则连这些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还在琢磨着怎么跟搞代购的留学生收税呢。就算你再懂理发，如果你的理发师都是别人给你指定的，你能好看得了么?

4. 选举汇集智慧的实证依据

说这个问题之前，得先介绍一个科学方法的问题:什么叫 “实证”？所谓实证，就是你用现实中观测到的数据来检验一个理论对不对。如果有一种理论:药物 A 的分子结构可以让你分泌 某种物质 B，这种物质 B 可以进而帮你清除某种病原体 C。这个理论有用么?如果你光是给出这 么个逻辑推理的过程，那可以说这个理论基本没有用。因为现实中太多中间因素可能让打破这个逻辑线条。比如你体内的其他物质抵消了药物的作用，再比如药物有某个副作用，杀死了你需要 的细胞，病还没好人已经挂了。所以，任何一个学者在提出这样一种理论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人 问他:数据呢?这个学者就必须做大量的临床试验，证明这种药确实起到了他的理论所预期的效 果。

所以记住，你要说服别人 A 导致 B 这样一个论断是正确的，你必须要干两件事。第一，你 得在 A 和 B 之间建立一个逻辑线条，说明为什么 A 会导致 B;第二，你得拿出数据，向对方展 示 A 出现的时候，B 出现的概率会更大。前者叫理论，后者叫实证，二者在说服别人的过程中缺 一不可。

我前面说了半天，为什么全民普选比少数人专断更容易做出正确的人事决定(忘了的朋友 可以参考之前的两次连载)，也列举了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在竞猜节目中观众投票的正确率奇 高等等。但是这些都远远不够，因为你没办法预测这些机理运用到真刀真枪的选举中还能不能管 用。我已经把可能出差错的地方都尽量回应过了，但是我肯定你还是能找到上百条理由来质疑孔 多塞陪审团定理。所以呢?还得找点实证依据。

什么样的数据能用来比较民选政府和非民选政府之间的绩效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 GDP 增速，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增长的速度。但是学者拿这个变量比较以后，没有得出什么结 论，民选政府管理的国家里有增速快的，也有增速慢的，非民选政府也是一样。把所有国家综合 起来比较，你会发现两种方式产生的政府在 GDP 增速没有「显著差异」。所谓显著差异，是一个 统计学概念，就是说两组数据的差别大到了一定程度，从而你可以有信心这种差异不是随机因素造成的。民选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绩效稍稍领先，但是不同政体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每一种 政体内部的差异，所以你没有办法光靠 GDP 增速论证民主的好处。

但是 GDP 这个衡量标准其实很不靠谱。首先，要计算这个数据，你必须依靠很多其他数据， 比如各行业产量的数据，商品价格的数据，等等。而这些数据都是很容易伪造的。如果一种政府比另一种政府更倾向于伪造数据，那你在比较两种政府的数据的时候，就会有「系统性误差」， 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还只是测量问题，比较 GDP 其实还掩盖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所谓」风险」。我举个 例子:假如两个人的平均消费都是一天三顿饭，但是其中一个人每天吃三顿，另一个人有时候吃 五六顿，有时候吃一两顿，有时候一顿都吃不上。你觉得哪个人生活更好呢?当然是前面那个。 人类的天性就是希望消费能力能相对平稳，不要大起大落。

所以一个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人在计算两种金融资产的价值的时候，不仅会比较它们的平均 收益率，还会比较二者的收益率是不是大起大落。平均收益率一样的两种资产，起伏低的那种在 市场上一定是更值钱的。你去看任何一本启蒙的金融学教材，都会讲到这一点。人类为了降低风 险、避免大起大落所愿意付出的金钱数额是非常巨大的(你看保险公司每年赚多少钱就知道了)。 社会制度也是一样，如果两种制度的平均收益率一样，但是其中一种一会疯长一会萎缩，另一种 则不慌不忙慢慢增长，你会选择哪一种?

那么怎么测量一种政治制度的经济风险呢?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变量，就是饥荒。饥荒这个东西，并不是因为粮食少造成的。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产量自古以来就很低，那人又也自然不会太 多，生育率也不可能太高。饥荒的出现，必然是食物和之前相比出现了一个急剧地下跌，也就是 所谓 “经济衰退” 的一个最极端情况。饥荒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简直太常见了，数都数不过来。 但是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饥荒这个东西，在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这样的判断总有争议的空间，你可以争论饥荒的定义、民主的定义，等等，但是 不管使用什么定义，统计规律是很明显的。

民主国家里有穷的没有?当然有。有发展极其缓慢的没有?当然有。但是一个不容争议的 事实就是“不管人家多穷，多停滞，没有出现过饥荒！森教授作为印度人对此体会格外深。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几乎是隔几年一次饥荒。但是有了选票以后，虽然贫穷远没有解决(一直到今天)，但是大片饿死人的历史一去不返。 这里插一个小话题。很多人因为对历史课本上的反殖民教育产生的逆反心理，于是矫枉过正，总觉得当先进国家的殖民地比独立要好。这其实是一种很不切实际的幻想。英国殖民者确实 在很多地区干得不错，但是坏事也没少干。除了印度之外，爱尔兰也是英国统治时期饥荒极其严重的一个国家，从 1845 到 1852 年，爱尔兰损失了将近 1/4 的人又(比中国的大跃进还有过之 而无不及)。这段历史成了爱尔兰人永久的心理阴影，彻底让英国丧失了继续统治的合法性。美、 加、澳这些殖民地确实发展得不错，但是政府对原著民的很多作为也让人不敢恭维(建议看看休. 杰克曼演的大片《澳大利亚》)。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用有无饥荒来衡量一个政府的有效性，民选政府是当之无愧的赢家，既优于本地独裁者，也优于外来殖民者。如果你觉得你所处的政治共同体有任何一点饥荒的风险 (比如土地大面积污染)，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搞一个民选政府出来。

至于为什么民选政府可以避免饥荒发生，你可以找出很多直接的政策因素。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民选政府是你的雇员，虽然你不一定懂政策，但是和其他选民一起(借助孔多塞陪审团定理的帮助)，你们完全有能力选出一个不让自己饿死的政府。有的民主国家未必农业搞得多好， 只不过是更善于获取国际援助而已。但是你能说获取国际援助不是个本事么?有能力拉来援助， 并且有能力把这些援助用在你身上，不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么?不是比某些要靠出去撒币才能保 住面子的政府要强很多么?

前面说的这些只是经济政策的比较，下一次我要再讨论两个对外政策方面的统计规律，先透露一下:

1.民主国家之间几乎从未发生过战争(我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俄罗斯不能算民主国家)

2.民主国家在它们参与的战争中，几乎永远站在胜利的一方。

且听下回分解。

文/六神磊磊

人是很容易产生幻觉的。一个人，最不容易搞清楚的就是 “我是谁”。

古龙的武侠，有一个终极之问，叫：天涯远不远？

他的回答是，不远。人在天涯，天涯又怎么会远。

金庸的小说也有一个终极之问，叫：我是谁？

这是一个更难的问题，金庸也没有答案。

西毒欧阳锋，就是因为想不明白这个问题而发疯了。

2022 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

我觉得就是一个所有人都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年份。

是每个人都把自己打回原形，真正搞清楚 “我是谁” 的一个年份。

在前些年，我觉得社会上是产生了一样副产品的，就是个人的优越感过剩。每个人。

这不是社会的问题，社会是没问题的，是每个人个人的问题，有一样叫 “优越感” 的东西泡沫化了，不妨称之为优越感 M2 膨胀。

钱包里有点钱了，事儿貌似有奔头了，人们就容易太把自己当回事。

“大佬”、投资人、企业高管、互联网从业者、网红、中产阶级、普罗大众…… 都自觉不自觉参与到了这一场优越感 M2 膨胀中。

那种优越，从每个个人的毛孔里溢出。

比如 “大佬”。

在独角兽出来还比较多的时候，那些头头脑脑都被叫做 “大佬”。各个行业都有了 “大佬”。

大佬不满足自己做大佬，还要扎堆；大佬之中还要分大大佬、中大佬、小大佬，论体量大小享受香火。

大佬们当时还爱谈理想，觉得自己能改变时代、改变世界；还爱鼓吹一个新的时代会扑面而来，他们是接生婆。

现在看来，都是优越感过剩。接生婆？只想找孟婆。

又比如投资人。

当时社会上歪点子多，热情多，莽撞人多，找投资人要钱的也多。

投资人都优越得不能好好吃饭了，坐下来必定先褒贬人家项目。

“我认为你这个 steak 不适合互联网化……”

搞得对方只好说对不起先生我是服务员……

还比如网红，写小说的也 “大神” 了，老板们当时有闲钱，追着买 IP。

听说有的老板狂买女频 IP，只是因为年轻时当屌丝时喜欢言情小说。

粉丝们膨胀到纷纷发帖：“呵呵金庸敢来现在一定写不过我们大神”。

带货的也 “大神”，你说五个亿我说十个亿，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

最恶心的就是写公号的。

写东西居然也敢用 “时代浪潮”“未来展望” 这种标题了。

也不想想这些大神有没有上级给的神位、神格。

从取名就看出来多傻叉了，有的人一神二神都不够，还取四神五神。

前些年，优越感膨胀比较严重的还有那些高管、互联网从业者。

五 A 级写字楼里，搓澡要搓四面。

在高增长和低利率的环境下，他们每个人都在高估自己的栋梁程度。

他们用花钱能买到的东西，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却不知道但凡是用钱就能买的敞开供应的东西，都拱卫不了你，都是裘千丈。

“大几千万的房子……”，保安咔咔敬礼，好有安全感，只有我和我的宠物狗能进。

开房只去四季，喝水只喝斐济。一个月，总要吃几次人均两千的 omakase。

在外滩聚餐完，必定等朋友叫完了代驾和网约车，然后云淡风轻地说：

哦那我就先走了，我家近，走两步就到了……

还真心以为自己只要一开心，就能下午去巴黎喂鸽子。后来才知道，呵呵，巴黎？

能去巴比馒头算你本事。

中产阶级那些年也开始渐渐优越膨胀了。

伴随着房产的增值，自我感觉钱包鼓起来了，要体面，拒绝苦日子。

品酒、看展也成生活必须了。

每年的出国旅行也引以为常了。

孩子弹琴至少必须弹柴一钢、拉二钢了，一钢又一钢，绝不能弹《童年的回忆》。

中产们还看了些舶来的律政剧，凡事爱谈规则、谈法律了。

和人有了点冲突，也张口闭口：我请律师把你如何如何……

呵呵，律师，律师在等着去巴比馒头呢。

身处优越感觉 M2 膨胀的浪潮里，普通人也跟着优越。

普通人优越什么呢？很多。

比如普通人并不曾去买什么贵东西，却觉得天下四大部洲、妖魔鬼怪全靠我们买买买。

没有我们买买买，乌鸡国会垮掉；没有我们买买买，狮驼岭会垮掉；没有我们买买买，莲花洞会垮掉。

现在倒是不能去买买买了，这些妖魔鬼怪却居然似乎并没有垮掉。

有句话说得好，不属于你个人的，终究会随你而去。每个人膨胀过头的优越，到头来就会坍缩。被高估的体面，也会回到它的本来面貌。

说什么 the big six？定眼一看，原来就是江南六怪而已！

这一年，就是一个优越感泡沫被戳破的年份。

哪里有什么大佬？哪里有什么高管？哪里有什么 P9P10？

仿佛听见一声苦笑，我就是屁九屁十。

苦笑得好。

你的体面，是假的；你的社会关系，是假的；你所谓享受的资格、受到的尊重，也是假的。

每个人都认清自己，人人都搞清楚自己是谁，都踏踏实实的做老百姓。什么四季，你就是个全季。

踏实好，踏实了才能重新上路，和时代共振，奏响新的乐章。

做个广告吧。此时就想到我自己书上一句话，是说《天龙八部》的：

一切虚荣的脖颈，都被摁下尘埃；所有倔强的头颅，都埋首泥淖。

命运通吃，从没有和棋。尔等凡人，都不可骄傲。

《时代周刊》2022年的年度一百位有影响力的人物评选名单中，有八位华人上榜，其中习近平已经是第12次上榜，另外七位分别是：刘思慕（尚气主演）、杨紫琼、陈巍（滑冰运动员）、林璎（建筑师）、孙春兰、谷爱凌和彭帅。

每个上榜人物都会得到一段题词，本文翻译了对习近平、孙春兰、谷爱凌和彭帅的题词。

习近平

给习近平的题词：

习近平自2012年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上台以来，在国内和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之后，他成为了国家主席，自此形成了自毛泽东以来最大的中国个人崇拜。

描述这种影响的最简单方法是列举他所做的事情：从发起 "一带一路 "倡议--一项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中国影响力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战略，到开始打击腐败，加强对公民社会的打击（其次要目标是消灭政治对手）。他还废除了旨在防止统治者终身制的宪法条款，他试图掩盖一种新病毒的传播造成全球伤害，之后还实施了零感染政策，虽然成功地将疾病的国内传播降到最低，但却将数百万人锁在家中。

然而，为了评估习近平在2022年的特殊影响，值得强调的是他“没有做但可能会做”的四件事：重新考虑被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批评为 "不可持续 "的清零战略；在新疆这个可怕的侵犯人权的地方扭转方向；与好战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保持距离；当然还有，指定一个继任者。

给习近平题词的是Jeffrey Wasserstrom。他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最近的著作是《Vigil: Hong Kong on the Brink》

原文：

Xi Jinping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domestically and globally since ascending to power as Communist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in 2012, soon after which he became President and since has developed the biggest Chinese personality cult since Mao's.

The easiest way to describe this impact used to be by listing things he did, from launch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 massiv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strategy to expand China's influence globally---to starting a crackdown on corruption and ratcheting up one on civil society with the secondary goal of eliminating political rivals. He also did away with a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 aimed at preventing rulers for life and, after a cover-up of a new virus's spread caused global harm, implemented a zero-COVID policy that succeeded in minimizing the disease's domestic spread but has locked millions in their homes.

To assess Xi's particular impact in 2022, however, it's worth highlighting four things he has not done but might have: reconsidered the zero-COVID strategy that has been criticiz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hief as "not sustainable"; reversed course on Xinjiang, the site of horrific human-rights abuses; distanced himself from a warmongering Vladimir Putin; and, of course, named a successor.

*Wasserstrom is the Chancellor's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UC Irvine and author of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孙春兰

给孙春兰的题词：

毛泽东宣布 "妇女能顶半边天"，但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统治的。只有八名妇女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三名是共和国创始人的妻子，包括毛泽东的妻子。

而孙春兰没有这样的精英关系。作为中国当前唯一的女性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她从一个钟表厂的车间里爬上了党的金字塔，领导沿海省份福建和后来的港口城市天津。今天，这位71岁的老人是全国监督COVID-19疫情防控的最高官员，显示出强人习近平主席在关键时刻对她的巨大信任。

2020年2月，当COVID-19首次在武汉爆发时，孙春兰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在受灾的城市工作。自从Omicron变体出现以来，孙春兰一直在维持中国的 "动态清零政策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她的做法就是执行严格的核酸测试和隔离隔离措施。然而这一政策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因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有2600万人口，目前仍然处于严密的封锁之下。但孙春兰坚定地维护着习近平的命令。她可能没有摧毁中国的玻璃天花板，但孙春兰既是改革者的最大希望，也是他们最有力的论据。

题词者坎贝尔是《时代》周刊的记者

原文：

Mao Zedong might have declared that "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 but in truth the People's Republic is ruled by an entrenched patriarchy. Only eight women have risen to China's powerful Politburo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ree of them were wives of founding cadres, including Mao's.

Sun Chunlan had no such elite connections. China's only current female Vice Premier and Politburo member climbed the party ziggurat from working on a watch-­factory floor to lead the freewheeling coastal province of Fujian and later the port city of Tianjin. Today, the 71-year-old is the nation's top official overseeing COVID-19 pandemic control, demonstrating the tremendous faith shown in her by strongman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a critical point, with outbreaks in a number of major cities.

When COVID-19 first exploded in Wuhan in February 2020, Sun spent three months toiling in the stricken city at great personal risk. Since the Omicron variant emerged, Sun has been pivotal to maintaining China's "dynamic zero-COVID policy" through strict testing and isolation protocols. That policy has come under sharp criticism as Shanghai, China's largest city, with 26 million people, remains under harsh lockdown. But Sun is staunchly upholding Xi's diktat. She may not have destroyed China's glass ceiling, but Sun is both reformers' best hope and their strongest argument.

Campbell is a TIME correspondent

谷爱凌

给谷爱凌的题词：

运动员-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员-很难超越他们的运动。谷爱凌是这一规则的一个例外。我不确定我是否见过任何人比她更有纪律、更有动力、更有决心。她的艰苦努力得到了回报。

北京奥运会前的那个夏天，谷爱凌向我寻求建议。她正在努力应对奥运会前的压力，并努力应对她新发现的名声。但最重要的是，她只是试图与那些和她一起长大的女孩保持友谊。人们很容易忘记，尽管她赢得了三枚奥运奖牌，成为无数杂志的封面人物，并为路易威登和蒂芙尼等奢侈品牌的全球宣传活动担任代言人，但她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少年，她喜欢滑雪，对上大学感到兴奋，但不想与她的童年朋友失去联系。这颗心使她如此特别。

在那次谈话后的几个月里，她证明了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自由滑雪运动员之一。她在网上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并激励新一代的女孩--尤其是中国和美国的女孩--冒险进入男性主导的动作运动世界。谷爱凌以她这个年龄段少有的优雅、姿态和体贴完成了这一切。

Kenworthy是一名演员，也是奥运会坡面滑雪银牌得主

更正，5月24日

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错误地描述了谷爱凌在全球活动中代表的品牌。它们是路易威登和蒂芙尼公司，而不是芬迪和古驰

It's hard for athletes---particularly Olympic athletes---to transcend their sport. Eileen Gu is an exception to that rule. I'm not sure I've ever seen anybody more disciplined, driven, or determined than Eileen. And hard work pays off.

The summer before the Beijing Olympics, Eileen reached out to me for advice. She was struggling with the pressure of the buildup to the Games and grappling with her newfound fame. But mostly she was just trying to maintain friendships with the girls she grew up with. It's easy to forget that despite winning three Olympic medals, gracing the covers of countless magazines, and fronting global campaigns for luxury brands like Louis Vuitton and Tiffany & Co, she's still just a normal teenager who loves to ski and is excited for college---but doesn't want to lose touch with her childhood friends. That heart is what makes her so special.

In the months since that conversation, she's proven herself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female freeskiers of all time, amassed an online follower count in the millions, and inspired a new generation of girls---especially Chinese and Chinese American girls---to venture into the male-dominated world of action sports. Eileen has done all of that with grace, poise, and thoughtfulness rarely found in someone her age.

Kenworthy is an actor and an Olympic silver medalist in slopestyle skiing

**Correction, May 24. **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story misstated the brands that Eileen Gu represented in global campaigns. They are *Louis Vuitton and Tiffany & Co., not Fendi and Gucci.

彭帅

给彭帅的题词：

网球明星彭帅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的一篇长文，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深刻地改变了全球体育。在去年11月发表的帖子中，她指控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强迫她发生性关系，并与她保持婚外恋关系。

不久之后，彭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她在舞台上的再次出现，为美国在外交上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会提供了最后的理由，并导致女子网球协会取消了在中国的赛事。她的名字在中国互联网上仍然遭到审查。

彭帅无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发言的内在危险性。在现已删除的帖子中，她将自己的行为描述为飞蛾扑火、以卵击石，以及自我毁灭。她的账户催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捍卫妇女权利、反对专制权力的行动。她后来否认了自己最初的主张，这表明她还没有恢复完全的自主权--事实上她可能正在经历难以言喻的残酷对待。

题词者吕频是一位女权主义活动家和作家

原文：

With one lengthy post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site Weibo, tennis star Peng Shuai set off a chain reaction of events that profoundly changed global sports. In the post, published in November of last year, she accused former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of forcing her to have sex and maintaining an extramarital relationship with her.

Not long after, Peng disappeared from public view. Her re-emergence in staged settings provided the final justification for the U.S. diplomatic boycott of the 2022 Beijing Olympics and led to the 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 canceling its events in China. Her name remains censored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Peng undoubtedly was aware from the start of the dangers inherent in speaking out. In the now deleted post, she described her actions as a moth to a flame, an egg to a stone, and a self-­destruction. Her account has catapulted an unprecedented defense of women's rights against authoritarian power. Her subsequent denial of her original claims suggests that she has not yet regained full autonomy---and may in fact be experiencing unspeakable cruelty.

Lü is a feminist activist and writer

毫无悬念，Zendaya被时代杂志(TIME)评选为2022年百大影响人物之一。

下面是导演（Denis Villeneuve）撰写的题词：

“对我而言，赞达亚（Zendaya）已经有上千岁的年纪了，早在这辈子之前，她就已经活过好几世了。然而，她却也如此地年轻又有活力。基于一些无法解释的悖论，她也给人一种诞生自遥远未来的印象，她是超越时间的永恆存在，她无所不能。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裡，山姆李文森的《首映夜》捕捉到了千黛亚宛如流星般耀眼的光芒。在山姆李文森的现象级作品《高校十八禁》裡，青少女生活面临瓦解的她，展现出了高张力的情绪爆发。她更于《蜘蛛人：无家日》中大放异彩，而这部电影也在她成为终极缪思女神的这一年，称霸了全球票房。

但赞达亚远远不止于此，她自己本身就是一股独立存在的创造力，她是一位正在逐渐成形的文化偶像，一个受纯粹的灵感、同理心、对自己的手艺所抱持的尊重给驱动的创作者，她将‘真诚’当作一种崭新的超能力在施展。她似乎无所畏惧、意志坚定不移，但我也喜欢她仍然会像个纯真的孩子一样尽情灿笑。

赞达亚就是未来，没有什麽比这更令我感到欣慰的了，而现在还只不过是她的序章。”

( Villeneuve 是《沙丘》的导演。)

《TIME》原文：https://reurl.cc/p1aVpa

"To me, Zendaya is a thousand years old. She has already lived many lives before this one. And yet, she is as young as springtime. By some inextricable paradox, she also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having been born sometime far into the future. She is timeless, and she can do it all.

In just the past year or so, Zendaya has radiated like a shooting star captured on celluloid in Sam Levinson’s Malcolm & Marie. She emotionally exploded as her teenage years disintegrated in Levinson’s cultural phenomenon Euphoria. She shone in Spider-Man: No Way Home, a movie that dominated the box office in a year when she became the muse of extremes.

But Zendaya is much more than that. She is an autonomous creative force herself. A cultural icon in the making. A person driven by pure inspiration, empathy, and respect for her craft, who uses authenticity as a new superpower. She seems fearless, her roots run deep, and I love that she still laughs like a kid. Zendaya is the future. And there is nothing more comforting to me.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Villeneuve is a director, most recently of Dune

文：林子人 界面新闻

“在座的各位，会写喷嚏的‘嚏’字的人请举手。”北京大学燕京学院副院长、语言学家David Moser在上海纽约大学日前举办的一场讲座上问了这个问题，现场只有一位刚刚经历过高考的男生举了手。Moser将这种识字但不会写字的现象称为“汉字失写症”（character amnesia），他认为，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对汉字书写日益生疏引起了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担忧，《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等汉语竞技类节目开始流行。

在他看来，这也是国家统一语言的最新尝试之一。全球范围内数以亿计的人正在使用或学习这种叫做“普通话”的标准汉语，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学的中文并不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中国人说的语言”，事实上它可能从未存在过。标准汉语是一种“弗兰肯斯坦式”的混合语言，在其充满妥协的形成过程中混合了种种棘手的语言、历史和政治因素。

在《十亿种声音：中国对共同语言的探寻》（A Billion Voices: China’s Search for a Common Language）一书中，Moser回顾了普通话的百年发展史，讲述了汉语是如何从几百种彼此无法理解的地方方言中一步步发展，于1955年以“普通话”确立为国家标准语言的。在讲座中，他介绍了汉语的这段历史，并指出了21世纪网络时代中汉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统一国音到推广普通话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最后一个帝制王朝覆灭后的政治乱局，还有语言上的混乱。汉字书写的传统，长久以来给人一种中国具有统一语言的幻觉，然而实际上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是截然不同的系统，不同方言之间的差距甚至应该被视作不同语言之间的差距。因此为了创造中华民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统一语言刻不容缓。

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欧洲时与同乡吴敬恒往来，便邀请吴敬恒北上担任制定国音字母的工作。1912年6月26日，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公布“国务院官制”，设教育部。同年12月，教育部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依章程设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担任筹备处主任。

1913年2月15日，由吴敬恒任议长的读音统一会开会，主要目标包括审定了6500多字的“读音”；确立一系列注音符字母来记录汉语的基本发音；录制规范读音；在全国范围内的小学里推广国语。通过投票方式，读音统一会确定了基于北京方言、且融入了部分南方方言特征的“国音”标准，其中一个例子是，“入声”在南方方言中广泛出现，却未被北方方言保存下来，亦被收入“国音”中，成为“国音”的第五声。1918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国音字典》。

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令国语改革进一步复杂化。1917年1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吹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号角。历史学家费正清曾说胡适“回国后到北大，决心把中国文字改成日常说话用的白文。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做了这件事，把拉丁文分开，发展了意大利 文、法文、德文、英文，作为各国的民族语文。这一种‘文化革命’早应该在中国实行，这不仅为了创造一种使普通人能看得懂的语言学，也是为了使中国文字成为现代思想的表达工具”。

文白之争促使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于1919年4月14日成立。胡适等人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提出“编辑国语辞典、编辑国语文法、改编小学课本、编辑国语会话书”四件事。在全国白话文浪潮的推动下，教育部终于在1920年1月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问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胡适的好友、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赵元任于1922年受托录制国语唱片并编写出版国语留声片课本，这套唱片是根据1913年读音统一会通过的“国音”标准录制的。然而因为赵元任是唯一用这种“混搭语音”发音的人，这样的国音无法被推广至全国。这位后来被誉为“汉语言学之父”的语言天才曾不无失落地说，在13年的时间里我是这种个人语言的唯一讲述者，然而这本应成为6亿人的国语。

五四运动将汉语改革面临的另一问题推向前台，即——我们应该如何改革汉字？参与这场论战的学者和激进知识分子包括蔡元培、鲁迅、钱玄同、傅斯年和陈独秀。在不同的时间里，不同的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采用白话、完全废弃汉字，使用语音系统文字、用某种西方语言取代汉字、用世界语（Esperanto）取代中文。

“这些都是由正经的学者提出来的严肃提议，他们真诚地希望找到一种解决方案，用文化破除（cultural eradication）的方式在20世纪振兴中国。”Moser发现，世界语在当时的中国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注意，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化“重新开始”的好机会。在中国有世界语研究会、有世界语出版物，他本人甚至收藏了一本世界语版的《红楼梦》，“那是一个真的曾被认真考虑过的议题”。

毛泽东甚至也曾考虑过汉字拉丁化。在1956年1月20日的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他说：“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

在毛泽东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北京音为标准音，决议用“普通话”来称呼汉语标准语，并给普通话下了定义：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全国性共同语。

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中国大陆地区由此正式进入简体字时代。

技术革命与汉语的未来

普通话推广运动在全国义务教育和方言在公共场合被限制使用的加持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然而中国领导人的语言统一理想和这个国家文化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仍然有超过4亿人无法用普通话有效沟通。

汉语较高的学习难度是横亘在普通话推广前的一个巨大障碍。Moser指出，对于使用字母表的语言来说，读、写、说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构成一种综合技能。然而在汉语中，这个循环被打破了。会话能力难以加强阅读能力，阅读能力难以加强写作能力，这三项能力成为了平行、独立的技能，需要汉语学习者各个击破。

关于字母语言和汉语的学习难易度比较，Moser的一段经历或许颇能说明问题。他曾在北京的一所小学教三年级的学生英语，在问一个学生“钥匙”的英文是什么时，学生很快就回答出来了，但当他问对方是否能把“钥匙”的中文写在黑板上，帮助全班同学复习巩固时，学生犯了难：“老师，我不会写这个词，我们还没学过钥匙怎么写啊。”

在Moser看来，汉语的学习难度在妨碍中国的软实力。“如果想让自己的书获奖、电影有人看，就需要让人能够直接探索。因为汉字（学习难度）的原因，受众的参与程度被大幅降低。”他曾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

Moser认为，数码产品的广泛应用导致的“汉字失写症”就某种程度而言可以说是汉语发展的机会，“我们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里的新技术意味着手写汉字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学习这些汉字、用它们来交流曾经是一个巨大的绊脚石，但如今我们有了智能手机——你可以对着智能手机讲话，用语音输入法，而不需要一一记住三四千个汉字。这是一场巨大的革命”。

“‘查字典’这个词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有了手机和电脑，我只要点一下，这个字的注释就会出来，认识生字不再是一个艰苦的任务，”他说，“然而现有的教育系统仍然抱有20世纪的基于纸质书写的教学心态，强调死记硬背。我其实认为手写汉字已经不再是个必须习得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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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官僚主义，打倒形式主义！”

天津大学学生昨天晚上举行集会，抗议校方僵化的防疫管控措施。不久前在北大和北师大，学生们举行过类似的集会。而天大喊出的“打倒xxx主义”这类口号，显然比抗议疫情措施高了一个层次。

六四快到了，希望带头口喊口号的学生平安。

5月16日，广东韶关发生了一起面包车超载坠河的事故，车上10人全部遇难。遇难者全部都是女性，且大多数年龄在40-50岁左右，他们都在附近农场打零工。打零工就意味着没有劳务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没有病休公休，手停口停。因为年龄较大，农场给他们的工资仅有100元一天。就算一个月一天不休息，也不过3000块而已。如今，3000块她们也拿不到了。她们死在了上工的路上，却得不到任何赔偿。

在城里，IT企业正在纷纷裁员，首当其中的是35岁以上的“高龄”员工。写代码写到35岁，要么升为管理层，要么离开大厂创业。而离开了大厂，就等于破釜沉舟，回不去了。而今已经不是互联网淘金的时代，除了少数实现财富自由的创业幸运儿，大部分人都成了沉底的泥沙。

我有一个40岁出头的亲戚，在二线城市有一份普通的合同工作，前几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退休。相对于朝不保夕的工作，在尚有劳动能力的50岁退休，相当于是拿了一份不用干活的固定工资。然而这几年养老社保基金消耗的差不多了，她能不能如愿按时退休，也成了未知数。

40岁，上有老下有小，正是处处用钱的时候，职场却开始降级，薪水逐步下滑，固定工作变灵活就业；再赶上封城清零，坐吃山空，工作机会却迟迟不来。年轻人还可以自绝后代，单身的还可以选择躺平，拖家带口的中年人总不能掐死已经出生的孩子，已经交了几年的房贷不能不供下去，年迈的父母总不能不照顾。中年人，卷不动，躺不平，被无数的责任裹挟着，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前走，而前路只有越来越黑。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

5月16日下午，广东韶关发生一起超载面包车坠河事件，车上10人全部遇难。遇难者都是在附近农场打零工的人，唯一的男性是司机，剩余9人都是女性。

这些打零工的女人们，有的年过50岁，在大城市里已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也有的正当青壮年，需要留守家中照顾孩子。她们不得不乘坐超载的面包车，在家乡附近，四处寻找价格低廉、劳动繁重、机会稀少的零工机会。

坠河

5月16日下午5点左右，广东省韶关市怀化县周田镇周屋村，年近70岁的村民李树已经做好了晚饭，等他老婆阿珍回家吃饭。阿珍早上6点半就出发，去了35公里外的一家农场打零工。阿珍在这家农场打工已经5天了。因为是体力活，阿珍回家就揉着两条胳膊喊累，说饿得不行，所以李树每天就早点做好饭菜，在家等她。

(这是阿英的家，她的丈夫因从上海回来还在隔离中，三个孩子暂住在亲戚家，家中只剩一位80岁的婆婆)

阿珍通常在六点刚过就到家了，但5月16日这天，傍晚六点半了，阿珍还没回来。李树等得有些烦躁，给她打了个电话，通了，但无人接听。李树心想，她可能已经快到家了，只是舍不得话费所以才没接。但快到七点，阿珍还没回来，李树又打了一个，这次提示是关机。李树心想，可能是手机没电了。

和阿珍一起去做工的，还有她的两个妯娌阿凤和阿玉。因为住得不远，年纪相近，平常都是一起出去干活。晚上七点多，三家人都联系不上，李树才意识到可能出事了，他第一时间往镇上的派出所走，想看看是不是阿珍乘坐的面包车违规，被扣住了。但派出所没有，李树给在深圳的女儿小婷打了一个电话，让她问问。

李树没等到女儿的消息，晚上8点多，有人联系上李树的弟弟，告诉他，阿珍和两个妯娌乘坐的面包车掉到了河里。根据官方通报，就在李树做饭的下午5点20分许，一辆限载7人实载10人的面包车，从韶关市浈江区湾头电站的堤坝上冲进水里。

(监控画面）

浈江区湾头电站距离李树家22公里，修建于2010年，电站的堤坝就是一座桥，成为连通湾头村、张滩村与外界的通道。为了限行，离桥头10米左右，有两个方形水泥墩子，当地经常开车的村民说，两个墩子之间的距离在2.2米左右。电站的监控视频显示，出事当天，阿珍乘坐的面包车先是略显笨拙地开上了桥，然后擦着桥墩，直直朝左，冲破铁丝防护网，坠入浈江，整个过程不到五秒。

面包车上，除了阿珍和两个妯娌，另有六女一男。阿珍的女儿当晚11点赶达湾头电站时，面包车上的人全都已打捞上岸，无一生还。电站的工作人员介绍，面包车坠江处，水深有八九米。

打零工的女人们

除了两个妯娌，整辆车上的人都来自相邻村镇，跟阿珍也都很熟，大家是一起搭档，到一家叫三雄农场的地方打零工的。主要工作是播种、人工授粉、打种子等，100元一天，从早上七点半做到下午五点，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

阿莲也是这个女性零工队中的一员，前三天跟大家一起农场上做工作，后来自家的果园需要打药了才退出。她告诉本刊，村里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外出打工，2005年到2010年，主要是在周边的城镇做建筑工人，男人砌墙造屋，女人做小工。2010年前后，本地建筑市场渐渐饱和，年轻人便去了韶关、广州、东莞、深圳等地谋生路。

(周屋村临近周田镇主街，遇难者中有七人来自此村)

但阿莲和伙伴们年纪都大了，她说 “现在去厂里打工有年龄限制的，有些超过45岁就不要”。与此同时，她身上的负担仍然很重，儿子虽已成年，在广州工作，但“三天两头就嫌工资低要换工作，挣的钱只够他自己花”。两个孙子，一个10岁、一个6岁，都留在了家里由阿莲和老公照顾，“如果我们不出去挣钱，手上就没有钱花。”

阿珍的情况相似，女儿小婷在深圳工作，一个月只有三四千的工资。阿珍原本在深圳帮女儿带孩子，但这两年，小婷先后把儿子和女儿都送回了老家，阿珍也就回到老家带孩子。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在深圳帮忙带小孩时，阿珍也会接手工活，早上四五点起床，夜里熬到十二点，抽空做一做，一个月能挣一千块钱。

回到老家后，阿珍又立刻加入了零工队伍。因为当地经济不发达，当地能找到的零工机会不算多，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比如城镇绿化种植，果园里施肥，采摘水果，医院粪污处理，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拿到130元甚至150元。阿珍力气大，又能吃苦，甚至常常专挑男人干的活，就为了每天多拿三五十元的工资。一年做下来，好的时候可以挣一万块钱左右。

除了阿莲和阿珍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也有年纪小一些的女人。比如30多岁的阿燕，因为丈夫在外打工，家里两个女儿，一个小儿子，还有95岁的奶奶都需要照顾，阿燕只能留在家里，并为了补贴家用，常常跟着大家一起打零工。阿燕喜欢发抖音，记录了很多打零工的视频：4月10号到12号，给枇杷套袋，太阳很晒，每个人都遮得很严实；5月10号，雨天，大家穿着厚厚的雨衣，手里拿着农具站在路边，配文“再苦再累也要坚持”；5月13号，雨天，大家穿着雨衣、雨靴和斗笠 “打种子”；5月15号，排了前往农场的路上风景，配文依然是“再苦再累也要坚持”。

(阿燕发布的视频截图)

40多岁的阿英，情况跟阿燕类似。阿英的丈夫在上海当厨师，一个月工资六七千。她家也有3个孩子，还有一个年近80岁，腰已经佝偻成九十度的婆婆。在邻居眼中，阿英热情爽快，非常能干，是那种“敢想敢做”的女人，邻居说“她还提过，等把车练熟了，下半年要自己买辆车来开着挣钱”。

最让大家不解的，是29岁的阿萍。她是所有遇难者里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家境最好的一个，在周田镇上有好几套房子，孩子也只有一个，是10岁出头的儿子。也许是因为家境不错，阿萍和丈夫都没有外出谋生。不过即使留在家，阿萍也很勤快，经常跟大家一起外出打零工。

不过今年的零工机会不多，阿莲说，加上这次农场的活儿，她们今年只出门了3次。上次是在一家果园给枇杷套袋，工钱现在还没结，因为老板说，得等卖掉枇杷才有钱。

三雄农场倒是承诺，等到做工结束，就结工资。不过，做工的时候大家并没有约定做多久。

三雄农场的工资是100元一天，其实不高，所以几乎没有男人愿意出工。工资虽低，活却辛苦。在农场做了两天后，阿珍就抱怨过很累，下雨天穿着雨衣很不舒服。后来阿英带头，和农场里的人谈，农场承诺，下雨天可以在室内干活，合作才得以继续。

作为韶关的第一个大型农场，三雄农场原来叫三雄开心农场，建立于2003年，占地800亩，刚建成时，曾以小西瓜、水果玉米、水果青瓜等市面上很少见的水果打开了市场，还以开心农场游乐的模式，吸引了很多韶关市区及周边的家庭过来玩乐，也成为公司团聚、学校出游的去处。

不过，随着周边新建的农场越来越多，三雄农场已经转型，主要生产经营蔬菜、瓜果产品及其新品种的种子。根据农场官网介绍，这里每年除了销售量达150万公斤蔬菜水果，还能生产1万公斤种子。农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他们主要生产西瓜、甜瓜、小番茄、西兰花、鸭儿芹等类型的种子，远销省外甚至国外。阿珍最近在农场里做的就是“打种子”，即把菜苗束成一把，高高举过头顶，大力往铁皮上砸，让种子掉落，顺着铁皮掉到下面的木框里。

农场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本刊，八百亩土地中，只有两百亩土地还在经营，其他的要么荒废，要么转租给了其他人。缩小规模的原因，一是“现在人工太贵了、肥料贵、运输贵，什么都贵了，但是农产品却不涨价”；二是“人工不好找，年轻一点的要两三百一天，我们只能找年龄大一点的”。

不过农场缺人的另一面，确实“年纪大”的人找工作难。三雄农场刚刚建立时，农场附近的湾头村的阿芬在那工作过，她记得当时的工资还不到20元一天。现在农场的工资仍然不高，但她想去也去不了，因为农场不想要60岁以下的老人。出事之后，三雄农场大门紧闭，不允许陌生人进入，透过大门可以看到，里面仍有人在做工。

接送工人的面包车

周田镇镇内有国道106和323线贯穿交汇，来往的各地班车和顺风车很多，面包车并不是当地人外出的主要交通工具。但打零工的人出行地点、时间、距离都不固定，而且常常十来个人一起出行，有时还需要带上工具，只能选择面包车。

(面包车在当地并不常见，多为打零工的人运输所用)

出事面包车的司机周仁也来自周田镇，年轻时和妻子一起在广州的制衣厂上班，后来为了照顾孩子回到家中。回家后，周仁给别人开过车，也做过电商，但都没挣到钱。

2020年，周田镇周边的农场渐渐兴起，在周围打零工的人越来越多，周仁便借钱买了辆面包车，专门用来接送打零工的人。阿莲说，周仁的车辆虽然准载7人，但经常超载，坐十五六个人。对此，经常坐车的阿莲并不觉得害怕，“我们都坐惯了，他开车开得稳。”

除了接送零工，周仁平时也会帮大家联系一些活儿。三雄农场其实离周田镇有35公里，对周田镇的来说，并不算近，甚至称得上“外地人”。不过三雄农场找的就是“外地人”，因为农场附近的村子离韶关市区更近，可以去市内打零工，加上土地出租，村民可以拿到分红，大家并不愿意去农场干活。阿莲记得，她们接到三雄农场的活儿之前，的确另有一拨人也干，因为太辛苦不愿做了，才轮到她们。

这也是周仁作为司机和这支零工队第一次到三雄农场做工。周仁的妻子阿秀告诉本刊，事发前一晚，周仁告诉她，自己与农场签了一年的协议，可以一整年都负责农场临时工的接送，一天220元。此外，他如果也跟大家一起干活，还能拿100元零工工资。阿秀说，“我们俩当时都很开心，因为我这半年没什么事做。他也不稳定，签了一年也就是接下来一年都有钱赚了。”

阿秀如今还在广州的制衣厂上班，她原本是做成衣的，但随着年龄增大、视力下降，现在已被淘汰到流水线上的“包装”环节，就是把一件折好的衣服放进包装袋里。“包装”一件普通衣服5分钱，高档衣服两毛。因为最近工厂不景气，接不到单，今年迄今为止，阿秀只开工了半个多月，挣了不到2000元。

但家里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大女儿去年大学毕业，申请的助学贷款至今还没还完，小儿子正在读中专，也是用钱的时候。采访时，也能看到阿秀家的拮据，村里的房屋一栋连着一栋，大多为三层，高的有六层，唯独阿秀家的还是平房。对自家的情况，阿秀有些激动，“别人住的是什么房子，我们家是什么样，厕所和厨房现在都还漏水。” 她说，她跟周仁原本打算，今年多挣点钱，修一下房子。

(5月22号是遇难者的头七，家属在事发地点附近找了一片空地祭拜)

如今，事故的鉴定、责任和赔偿方案尚未划定。对丈夫的事，阿秀不想多说，只是反复强调，他需要挣钱。作为镇上少有的，由丈夫回家照顾孩子，妻子仍在外打工的家庭里的女主人，阿秀看起来对家中的变故显得有些迷茫不安，大多数时候，她只是沉默地坐着听大哥和小叔讨论，眉头微蹙。她不知道，接下来自己靠微薄的工资，要如何撑起这个家。

最近奥迪汽车的广告《人生小满》被发现是抄袭，而广告公司是打着4A旗号、但实际跟本土混血到混到亲妈都不认识的M&C Saatchi。

广告行业中“外国势力”横行，是中国市场和资本的选择。对广告公司来说，4A是品牌光环，相当于“皇家认证”、“品质保证”。广告公司不管已经多么本土化，总是要对外宣称自己有个洋祖宗，而国内的大品牌客户也往往吃这一套。

中国广告人行不行呢？当然行。即便在4A公司里，基层和中层创作力量90%都是大陆人，只有几个老外和港台东南亚人士当招牌。由于4A的工资相对较高，待遇较好，客户高端，因此也吸引了广告行业的精英人士，留给本土广告公司的大多是二线人才。

然而，现在不管一线还是二线，都开始掉了线。不是说4A以前不抄袭——从外国广告上扒掉层皮改头换面的多的是——但很少抄得这么明目张胆。更拉垮的是，这是一起“连环抄“：就连声称是苦主的”北大满哥“都是抄另一个博主yoli尤琳的。

话说回来，这套文案本身，什么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就算是原创，也不过是鸡汤水平而已，还值得抄袭并且一抄再抄？抄袭丢人，连抄都抄不到好的就更丢人：一群拿着高薪的文案，吃屎还都吃不到热乎的。

广告这个行当，看似高端，实则装逼，一向被文人瞧不起。虽然文人也要卖文，也要润笔，但起码是写自己所想，文以载道；而广告则是要赤裸裸地为资本服务，包装商业品牌，迎合大众口味。这两者的区别可以用Art （艺术）与Kitsch（媚俗）来形容。十三邀里，李诞说自己供职的广告公司老板如何牛逼，主持人许知远一脸嫌弃。罗永浩也戏称文学梦想破灭的年轻人才进广告公司。

话再说回来，即便是这样，也用不着抄袭吧？难道是广告人的创意枯竭了吗？那为什么会枯竭呢？我觉得，是现在的广告人，越来越没见过世面了。

广告的本质是兜售梦想。奥迪这种客户，面对的顾客当然是能消费得起他们的汽车的，起码要是中产。这些人的侧写，一般是有相当的资产或资本，甚至有一定的事业版图，尝过胜利的甜，也吃过人生的苦，人生境界不是刚毕业的小年轻可比。早年在香港，黄沾和林燕妮在写小说写歌词之外，也开广告公司，但并不当作是自己的主业；但他们胜在吃过见过阅历丰富，用自己文学才华的下脚料信手拈来，就能把客户哄的团团转。而现在广告公司的苦逼文案们，有几个有这种境界？

归根到底，还是现在中国的大环境，培养不出几个有独立思想同时还愿意为商业服务的本土创意人了。商业资本被一再打击，员工饭碗不保，处处人心惶惶，哪有心思谈情怀？最会谈情怀卖梦想的马云，昨天还是马爸爸，今天就成了冷血资本家。从小家教好见过世面的年轻人，都在想着润；润不出去的，在挤破头考公务员进入体制。润不出考不上只想混口饭吃的才进入广告公司，水平可想而知。

奥迪广告抄袭案，不过是中国经济环境和人才储备的一个缩影。现状继续下去，抄袭只会更多，更加不堪。不过奥迪也不用为这个着急，更重要的问题在等着你们：将来能买得起你们汽车的中国人也不多了。

阎连科笔下的苦难与权欲

作者：Joieau 原文

如同阎连科的大部分小说，《日光流年》仍是一副横尸纸上，面对苦难无处躲藏的惨境。为什么阎连科会如斯乐此不疲地在一个封闭绝望的土地上，“让无与伦比的沉重去考验人的脊骨，录下那不堪重负的吱呀声乃至折断的脆响”？ 几近麻木于他小说中人物命运支离破碎，无可奈何之时，我想到了“自虐”这个词。追踪《日光流年》，阎连科的这一情结，历历可见。

【壹：在自虐中遗忘恐惧】

《日光流年》第一卷以杜柏领着村人埋葬为修渠而惨死的弟兄，卖淫过度而死的四十等人终，而他们的死，所换来的水，如此这般——“果然地有一股冰凉的臭味扑过来。是一股半盐半涩的黑臭味如夏天各家院落门前酵白的粪池味…黑臭的气味愈发浓烈，粘粘稠稠，把秋天耙耧山脉的清淡都熏得微微黑起来。日光的透亮模糊了，半空的透明被腥烈的黑臭糊涂住，如雾罩在山坡上。”

在这里，阎连科用通感将水的臭味视觉化，这个气味邪恶，让人难耐，甚至是模糊了日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世界末日的情景。

这就是第一卷。这些人面对生的努力，和这过程中拼尽全力的姿态与他们得到的“回报”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反差之间的张力所呈现的悲剧，让我们手足无措，瞠目结舌。

可接下来的阅读，却发现，第一卷中这个轰轰烈烈的悲剧，亦无特别处，不过是他们所“邂逅”的众多悲剧之一而已——活不过四十怎么办？

• 杜桑说：让女人多生孩娃吧。
• 司马笑笑说：种油菜吧。
• 蓝百岁说：翻土吧。

然后，在“杜桑时代”，男女变成了简单的生育工具，男人会觉得做了一件比刨一天地还累的事，而女人，甚至不愿意还有被强行绑起来，刚做完月子或者下身有流不干的毛病，也无法在村长的圣旨下得到幸免，；在司马笑笑时，则是为了油菜而放弃玉蜀黍，使他们不得不在饥荒年代饿死残娃；女人牺牲贞洁，男人为之卖皮的翻土，换回的是几年粮食的歉收和不歉收后，依然故我的死亡。

阎连科很用力地向我们展示了三姓村人如何在悲剧里来来回回，在这个来回里，“命运的赌盘不停地转动”，“农民的身体总是孤注一掷的赌本”。 可是，即便是他们鲜血淋漓，骨肉模糊，也注定只是西西弗似的一次徒劳无功。

这样的一种思维其实已经牢牢地把捉住了他，使其一次又一次地耽溺其中。在比《日光流年》早八年写的《瑶沟人的梦》里，阎连科就用类似的方式捉弄了一次“瑶沟人”。瑶沟人为了连科能当上秘书，队长甘愿为支书的母猪接生；六叔甘愿把自己“不羞于在人前走动”的女儿嫁给一个瘸得厉害的支书的侄子；

用全村人全部的返销粮讨好张书记；到最后连科低三下四地去求同学，他们每一次这样的进取，都颇有成效得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的花火，这样的花火在谜底揭开前的时间里，喜滋滋地摇曳在他们心中，仿佛他们的美梦，顺理成章的会实现。可是，阎连科总能在最后一刻，“用尽心机”地制造一个对他们来说突兀的，意外的，却合情合理的结局。

而在《天宫图》中，路六命也是一次一次在卖红薯，豆芽，种菜中，甚至在为村长“守护”，在劳改所的窑厂劳作中，做着可以还清欠小竹的2000元，可是每一次，阎连科也会借助父丧，母亡，天灾， 人祸， 使他难以遂愿。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阎连科的世界里，苦难本身何以如此膨胀，吞噬了一日三藏的人平淡生活，是否如李丹梦所说的，这是“回溯故土的精神隧道”，“一种写作策略” ？还是在阎连科貌似不仁的背后，有着他内心的无可奈何？

阎连科曾经坦诚地说过：“我是因为害怕死亡，才写了那部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假借着写作，度过人生与社会的一片又一片令人恐惧的墓场。” “我觉得我写小说的的确确不是为了在座的任何一个人，是为了我个人，解决我个人精神上遇到的问题。”

这些自述，让我们看到，在阎连科对笔下的人物如此残忍，反复折磨，几近虐待中，对他自己而言，其实，也同样是一次持久的自虐。他多么渴望通过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以毒攻毒般地摆脱恐惧。在我看来，只有在忘情地投入到这场“自虐”时，他方能以片刻地忘记自己的恐惧。

正如王德威教授在《革命时代的爱与死》中指出的：“在对现实做最赤裸裸的暴露时，作家挑战人间苦难极限，但是否也在挑逗他自己和读者承受/想象苦难的能量？苦难的露骨描写可以凸显天地不仁，也可形成肉身伤痛奇观，以致勾引出受虐欲望？受虐欲者以自我的恐惧、惩罚、剥离、延宕、失去来完成主体建构，在否定情境下演绎欲望的律动。

因此，阎连科一定不会满足于一次苦难的讲述，一次悲剧的展示，“一次”实在太过无力，无法承受阎连科那么多的恐惧，一次又太过短暂，还让他来不及忘记恐惧。所以，只有将这一次不断地，来来回回地复制，阎连科才能在这个由重复而有了时间上的厚度中，去慢慢忘记自己的恐惧。

但是阎连科的残忍却没有止步于此，稍稍留意，就会发现，阎连科会为了使自己能长久地沉浸在对“墓场”的铺陈而赋中对恐惧进行抵抗，往往会让他笔下的人由生而死，由死而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光流年》从司马蓝的死写到了司马蓝的生，而六命，当他在黄泉路上回顾了自己重章复沓的苦难以后，阎连科就是舍不得让他死，“可没想到走完台阶的老人，又下了一级台阶，慢慢把手搁在路六命的肩上，轻声说，你到这边来得早了，还是回那边去，陪着妻小在过日子吧” 这样，有了“生”意，有了人气，他才能继续用死亡，用苦难折磨着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在自虐里忘记（也只是暂时忘记）恐惧。

而一旦他失去这样的兴致时，他笔下的人物就只好用一种轰轰烈烈地方式赴死。比如《年月日》中：那棵玉蜀黍棵的每一根根须，都如藤条一样，丝丝连连，呈出粉红的颜色，全都从蛀洞中长扎在先爷的胸膛上、大腿上、手腕上和肚子上…… 又或者是尤四婆用自己的骨肉治疗自己傻痴的孩子，对他们来说，只有死亡才能成为对苦难或悲剧的终结。

“我觉得我写小说的的确确不是为了在座的任何一个人，是为了我个人，解决我个人精神上遇到的问题。”

的确，就像我们走太久而忘记目标一样，阎连科也在这样的讲述中，暂时忘记自己的恐惧。也像瑶沟人和三姓村人的梦只有醒来之前，才是真实的一样，阎连科“不再恐惧”的梦，也是在他暂停言说前，才是完满的。

【贰：在权欲里丢弃爱情】

在第一卷里，我一直无法忘记司马蓝生命最后一刻美到极致的幻觉：

“他是果真看见了四十，一如往日的穿着，一如往日的步态，在屋门口默默地站了一会，转身朝里间屋里走了。……他看着走进里屋的四十，又大声地说，给我端碗水喝呀，四十。这样说着，四十就从他的视线闪进了界墙的门里。他隐隐听见了四十说了句啥，好象说饭盖在锅里，菜扣在碗里，渴了案板上的盆里有消热的豆汤。……从灶房出来，他又一次看见四十立在门口，唤他到她屋里，似乎还说下半夜了，你该睡了，干了一天活躺在床上睡吧。又仿佛是说在灵隐渠上死死活活半年，未曾踏踏实实睡上一觉，立马水就通了，你还不抓紧进屋睡呀。他真的有些瞌睡，她的话接续上了他缺极的睡眠，使他听见他眼皮下沉的声音比麦场上的葬乐还响。”

他想要的，就是和四十过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的生活，老夫老妻似的。女人对男人的爱全都体现在了对一顿普通饭菜的呵护上，盖在锅里，扣在碗里。而男人，当他大声喊着让你去端碗水给他时，流露地，是他对你纤细含蓄的独特依赖。

当司马蓝这样无限美好地幻想他和四十相濡以沫的日子时，院子外面送葬的唢呐声欢快地响着，也像是为他们这段“惊天动地”爱情，送最后一程。

阎连科的文字，有一种缓和的能量在字里行间增长，包裹着你进入他营造的情绪，这个爱情结局，他讲述地不紧不慢，于是，悲戚感细润无声地，就浸透了你的毛孔。

第一次看到这些时，奋不顾身地为他们感动着，这样的结局凄美得像是一朵奋力从骨缝间开出的花，司马蓝和蓝四十做一对平凡夫妻的愿望，在死前极度悲伤的幻觉里，终于实现了。

可是，当我跟着阎连科的文字，逆着时光看着他们的来路时，才发现，这样惊天动地的爱情，它的内里，既然是不堪审视的。

小说中，多次写了司马蓝要娶蓝四十的承诺。第一次是在日光照耀下的油菜地里，他们玩过家家游戏以后—— 她忽然又回过身子来，望着他叮嘱了一句说： “你可真的要娶我，我脱光衣裳了，你都摸我看我了。” 他泰山压顶般又沉又重地朝她点了头。

虽然这时候的小司马蓝承诺没有兑现，但是，“泰山压顶般又沉又重”让我们看到，他对此有多么地郑重其事。或许，我们可以相信那个时候的司马蓝，也是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当真要做到。于是才会在抉择的时候，有一份深重的责任感，甚至让人能感受到一片赤诚。

只是，世事难料。

在以后的岁月里，司马蓝对蓝四十又有过多次的承诺，但是，我们越来越看不到这“泰山压顶般又沉又重”——

司马蓝已经从那条凳上站起了，他望着村人，望着蓝四十，不缓不急说，四十，你只要让卢主任把人马调过来，把村落的土地翻一遍，让我娘和村人们年底都吃上新土打的粮，不要说你是侍奉卢主任，你侍奉啥儿人我都要娶了你，我要不娶你做我媳妇我天打五雷轰。

“你只要对村人们说，昨夜儿你爹把你叫到了床前，说他说他怕活不了多久啦，他觉得村里新一茬人里就我司马蓝接他的村长合适哩，我娶了你就让你一辈子活过四十岁，还一辈子不干活。”

可是这一次次的承诺都没有实现。而最后一次，当司马蓝借助四十卖淫攒来的医药费治好病时，他的面前，终于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他娶四十了，可是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司马蓝对四十最后一次“合铺”的承诺，一如既往，看起来轰轰烈烈，却像落入水中的石块，还没来得及泛跌宕的漪涟，就早已沉入水底。

从童年，到少年，再到中年，司马蓝对蓝四十的承诺串联起了他们生命的各个阶段，可是，就像他们永远也会不去的童年，司马蓝后来对四十的承诺，在也没有了赤诚，没有了责任甚至是没有了道义。对四十的承诺直接变成了他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说卢主任那一次，他尚是为了全村人的利益，（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卢主任对司马蓝曾经的许诺），那么，他教唆四十假传遗嘱就是切切实实为了自己要当村长的私欲。

她说，司马蓝哥，你真想当村长？他说，我做梦都想，自懂事了都想。她说当村长不也照样活不过四十吗？他说村长是啥？村长是全村人的爷哩，叫谁干啥谁就得去干啥。

这就是司马蓝对村长的定义——村长是全村人的爷哩，叫谁干啥谁就得去干啥。原来，貌似为了全村人的利益劳碌得“股无胈，胫无毛”的村长，只不过是要打着这样的一个幌子，来达到做爷的满足。修渠，不过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对着村人们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舞台，一个使他的权利有落实感，真切感的载体。

于是，才有了他跪求四十为他做人肉生意赚医药费的举动。

“你那么想活着？多活半年一年到底有多好？”

“……要再能多活半年，我就能把灵隐渠修通，把灵隐水引到村里来，让全村人都活过四十、五十、六十、七老八十岁。”

讽刺地是，当司马蓝动完手术回来以后，他没有马上兑现自己的承诺去修渠，而是一次在蓝四十的提醒之下才又想起来的。 我想，他如此强烈地渴望活下去，不是对生的迷恋，而是对权力的迷恋。就像他对母亲的一次表白：司马蓝抬头瞟了一眼村人们，想活着是多实在的一件事，多具体的一件事，迈腿了就能从这儿到那儿，说话了就有声音发出来，饿了能吃饭，种地有粮打，身子破了有疼感，有血流，然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像云彩一样飘失了，再有云彩也不是生前那块了。

我想，对司马蓝说，活着的乐趣就在于他可以当爷吧。而，在他当爷的欲望面前，四十是他随时准备牺牲掉的。他的权利的欲望大大超出了他对四十的感情，甚至，他还为这个他心爱的女子的爹，送去了一根上吊的绳子，他这个明显的暗示性举动直接导致了蓝百岁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把蓝百岁推向了死。当村长的欲望，使他迫切地做着这些事情，而在他这种迫切里，他完全忽略了四十的感受，这样的忽略，就像一把把的沙子，倾倒在他们的爱情里。

可阎连科自己却说：他们的感情既使没有真正的肤肌之亲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真挚的感情, 最后司马蓝楼着蓝四十的尸体一同睡死过去, 就是对他们感情的一种认定和颂扬。

这是我无法苟同的观点。难道牺牲爱人成全自己私欲的感情在阎连科看来是真挚的吗？是值得“认定”甚至“颂扬”的吗？

也许，是阎连科和自己所仰仗的那片土地贴得过于近了， 甚至可以说，他的双脚已经牢牢地嵌在了耙耧山脉，使他在写作的时候，不自觉地受到那片土地的价值观的影响，于是，他也就不能像鲁迅那样，在面对家乡时，拿起手术刀的姿态。褒阎者如孙郁：但我们看《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 作者将知识人的高贵的感受扬弃了。描写者与被描述者是一体的。混沌的精神, 朦胧的梦, 照着可怜的乡间的路。一切外在的乡村记忆的概念在他的世界都被无词的言语代替了。作者面对的, 是一个鲜被叙述的世界, 一个冥冥之中的未易显现的世界。他知道自己也恰恰在这个世界上。

而贬之者如此说道“作家仍然囿于河南的文化思维内，没有挣扎出来，他们对“权力”的热衷，对“关系”的兴奋都显示出他们仍是文化内部的人，仍然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而没有独立清醒的批判意识。”

梁鸿说的没错，就像阎连科自己说的“我以为没有无地域的作家。地域就是作家的世界。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出生地——那一块供他成长的土地，对他的影响非常重要。” 正是如此，阎连科笔下，除了《耙耧山脉》中那个一出场就已经死了的村长以外，他对他笔下的村长的态度总是暧昧不明的。很显然，他对这个在我看来，为了权力都有点不择手段的人，阎连科还是偏爱他的。对于他的种种形迹，阎连科有着一份理所当然的坦然。

这应该就是梁鸿所说的 “当作家深入“地域、村庄”的描述时，根本无法摆脱“村庄”给予他的思维逻辑和情感判断（这是情感性的东西，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们阻碍作家通向“彼岸”世界，而使其始终停留在“此岸”

而，正是因为长久的逗留在“此岸”，才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阎连科——独自在日光下，焦灼，无助，带着无法排遣的抑郁与愤懑。最终将对付这些情绪的出口指向了自己，一次次自戕行动，也在日光的明耀里，满地碎影……

【叁：在故事中理解文体】

阎连科在《日光流年》文体上有诸多突破，比如整部书用了一种逆时而序的方法，在正文之后加注释， 引用《圣经》中的段落。这些机巧显而易见，却不会让人感受到匠气，阎连科功力了得，他确实用《日光流年》昭告了故事与文体达到平衡后的神圣之境。

葛红兵教授曾说：“我在读完了第一卷之后, 就没有接着读第二卷, 而是从最后一卷倒回来读。我的意思是, 总体的结构上的倒叙述并不能提升《日光流年》的形式价值, 有的地方甚至让人感到做作、不成熟。”

我觉得他那样读，显然缺少了很多意味。他只会看到阎连科铺陈的一个又一个轮回，这些轮回彼此无涉，甚至会像读了5个中篇小说，渐渐审美疲劳。可是，如果本本分分地和阎连科面对时间，“溯洄从之”，这一切都变得迷人起来。在第一卷里，我们就知道了这些人物的结局，可接下来，我们却发现，在这个不堪的结局到来之前，这些人有时如何在希望里狂欢着。由司马蓝的生写到司马蓝的死，我们只是被动地被作者的笔牵引着，从一个起点走到终点。而由死写到生时，我们就有了一种先知的眼光，在这些人卖皮，卖淫，为长寿努力地时候，我们心知肚明他们将去往何处。

而且，这样的“溯洄从之”，分明是在找寻，也许就是他自己说的——“我自己一来到这个世上，从未来得及用心去思考这些，就已经被匆匆地裹进了熙攘的人流，慌慌张张地上路了。既然不知道原初人生的目的，也就无所谓人生终极要达到什么目的，浑浑噩噩，贪婪无比，到了想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大几，已经直奔了四十岁的门槛。我想，我必须写这么一本书，必须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些人生的原生 意义……”

找寻，当然就要由此及彼，从当下回到过去。顺流而下显然只是一次经历，而“溯洄从之”中的“道阻且长”，才凸显了意义。

但这样的方式显然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前代沿袭而下的专有名词或是事迹，当它们出现在小说人物的口中时，比如“冤皮生意”，必然会让读者一头雾水，可是，如果在文本中，无论是作者自己进行解释或者让小说人物开口，都会使得整条叙事线索臃肿起来。阎连科在这里，狡黠地注释，是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他说自己更愿意从故事中体会文体，而不愿意从文体中体会故事。 所以，他的这些注释，并不是故作姿态的卖弄，而是对故事的支持。同样，他在第四卷大段引用《圣经》的片段，初看时觉得是做作，现在想来，也不尽然。

三姓村人的行为其实是很盲目的，“种油菜是司马笑笑根据几个长寿老人的经验决定的修灵隐渠是司马蓝看到清冽的灵隐水并听说灵隐那儿有人活过了一百二十岁而决定的换土则是蓝百岁根据经验的想象这样一次次群体寄予强烈希望的惨烈行为, 决定之轻率令人难以相信。” 而在《圣经》中，以色列人的苦难背后，一直有一个耶和华存在着，他们在这个无所不知，不所不能的神的庇佑下，最终达到了奶与蜜之乡，可是，反观三姓村的人，他们的指引者，只是和他们一样的人，没有超自然能力，只有敢于出卖身体资源的勇气，他们只能甘心又或者不甘心地跟着这样的村长，在死胡同里绕来绕去。

也许，是阎连科对现实和生活的恐惧太深了，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上帝可以拯救的无奈，于是，就画地为牢地为三姓村人设置一连串悲剧的轮回，自己亦在这样的轮回中消沉下去，终于在投入这样的消沉中时，暂时的忘记了恐惧。 日光流年 EPUB下载

原文：BBC

新冠疫情反反复复，疫苗大规模接种持续推广，变异毒株不断出现，全球确诊感染病例突破3亿之后继续上升，死亡人数超过500万。

专家、官员和百姓的一个共同问题：疫情何时终了？有先例可循吗？

1918年流感："所有大流行之母"

疫情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而它造成的人员损失超过一战，被称为自黑死病瘟疫以来最致命的大流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数据，1918 - 1920年期间，流感造成全球4千万至5千万人死亡，感染人数超过当时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约 18 亿人）。

不过，传染病专家认为，严格说来那场流感疫情并未真正清零，只不过流感病毒株 H1N1 逐渐隐退到幕后，变成常规的季节性流感延续至今。从那时到现在，每隔一段时间，H1N1 的直系后代会与禽流感或猪流感病毒遭遇、结合，产生强大的新流行毒株，就像 1957 年、1968 年和 2009 年爆发的疫情。

1918年始于西班牙的那场流感疫情之所以后来被称为"所有大流行之母"，原因就在这里 ------ 每次重大流感疫情爆发，总是有1918年病毒的影子。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病毒发病机制和进化科负责人杰弗利-托本伯格（Jeffrey Taubenberger）是最早将1918年流感病毒遗传基因分离并编序的科学家之一。他们1990年代的基因分析表明，"西班牙流感"最初是一种禽流感，1918年前从禽类飞跃到人类身上，成为一种全新的病毒株，实验室小鼠试验显示致死率是现在季节性流感病毒的100倍。

• 历史上几次传染病大流行是怎么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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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流感以一种与此前流行病疫情截然不同的形式袭击了全人类。死亡病例的年龄大多在20至40岁之间。

"1918流感大流行时代"

1918流感疫情有三次浪潮 ------ 1918年春天在北美和欧洲爆发，主要是在一战前线战壕里；同年秋季全球扩散，9 -11月间导致数千万人死亡；1919年冬到1920年春，第三波浪潮席卷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

第三波浪潮过后，流感并未消失。

后来发生的情况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全球疫情扩散期间，人类对这种病毒产生了天然免疫力，而毒株本身则不断变异、进化，出现新毒株，杀伤力较之前的版本更轻微，1919-1920年和1920-1921年流感季节出现的主导毒株比疫情初起时致命性低得多，与季节性流感几乎没有区别。

也就是说，过去百余年中每一次甲型流感大流行，包括禽流感、猪流感等，都能找到1918年流感病毒的直系后裔，而现在每年的季节性流感都有1918年病毒的遗传密码，其中，2009年爆发、全球死亡人数逾30万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致命性最接近1918年的"元祖"，托本伯格说。

他和另外几位同行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提到，今天仍属于"1918流感大流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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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来袭 60年前流感疫情给英国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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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约18亿人）曾感染"西班牙流感"。)

其他几次瘟疫的结局

如果根据病毒遗传基因延续至今而称"1918年流感病毒时代"今天仍未结束，那么传染病大流行疫情的结束如何定义？鼠疫、天花、霍乱、艾滋、萨斯、流感......

历史学家认为大流行通常有两种意义上的结束：医疗意义上，发病率和病亡率大幅下降到一定程度，即是终结；社会意义上的结束，标志是公众对疾病的普遍恐惧消退，安之若素。

鼠疫 —— 至今仍潜伏在我们身边

鼠疫杆菌（学名：Yersinia pestis）在部分鼠群中传播，杀伤力极大，曾经有三次大爆发。史料记载首次爆发是在公元541年，即中世纪黑暗时期，大约60代人之前。在过去二千年里，鼠疫夺走了数亿人的生命。

1346-1353年的黑死病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鼠疫大爆发。

这种传染病由鼠疫病菌导致，病菌通过老鼠身上的虱子传播，人类感染后经由呼吸道产生的飞沫通过空气在人群中传播。鼠疫病菌导致淋巴结肿大（炎性淋巴腺肿）。

这种传染病最后是通过严格隔离、改善卫生条件等各种对策得到了控制。其中关键在于科学家了解了病毒的传播机制。

不过鼠疫至今仍未绝迹，只是病例极少，且可以用抗生素治愈。

天花 ——唯一被科学（疫苗）消灭的流行病

这种病由天花病毒引起，病毒通过带菌者的鼻液、唾液和痘疮中的液体传播，是人类已知最致命的病毒。曾多次严重爆发，史料记载首次大流行是在1520年。 感染了天花病毒的人全身长满痘疮，疫情最严重时每10个患者中有3人死亡，历史上天花夺走了至少3.5亿人的生命。

今天，已经没有天花死亡病例，因为有了天花疫苗。

1796年，英国医学家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研制出了天花疫苗，从此改写历史路径，经过将近两个世纪的努力，天花被彻底消灭。

霍乱 —— 低收入国家的地区性流行病

霍乱通过被病菌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世界卫生组织（WHO）资料显示，历史上发生过7次霍乱大流行，1817年那次大流行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现在每年仍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霍乱。

霍乱弧菌在受污染的食物和水中存活，即使已有霍乱疫苗，也容易治愈，但它从未远离人类。

虽然发达国家卫生条件较好，消除了霍乱流行的威胁，但许多低收入国家霍乱仍较常见，或经常出现地区性流行疫情。

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 1981年至今，仍无药可治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通过体液传播，攻击人类免疫系统，死亡率很高。 WHO数据显示2019年艾滋病死亡人数仍有69万之多。

1981年艾滋病流行大规模爆发，有人称之为大流行，但WHO认为属于"全球性传染病"，迄今为止已经夺走了超过3200万人的生命。

HIV 病毒潜伏期很长，可能感染后很多年才会出现症状。这也是它传播迅速的原因之一 —— 感染者未必知道自己携带病毒。

随着医疗诊断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性行为的改变和吸毒者更容易获得安全注射器，HIV感染病例增长速度得以减缓。

目前艾滋病无药可治，但在医疗条件较好，而且可以得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地方，感染者仍有可能健康生活很长时间；如果生活在一个低收入国家，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和药物，那么死亡的风险也很现实。

萨斯和莫斯（Sars, Mers）—— 最容易制服的冠状病毒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萨斯）和中东呼吸道综合症（Mers，莫斯）病毒登场时，已经是21世纪。 2002-2003年首次萨斯疫情爆发，800人死亡。 2003年7月下旬全球疫情结束。

WHO称萨斯是冠状病毒引起的首例致命流行病。稍后又出现了莫斯（Mers），也是冠状病毒，病死人数912人，绝大部分病例集中在阿拉伯半岛地区。

虽然感染莫斯冠状病毒（又称Mers-CoV）的风险，比如在英国，被认为非常低，但在中东却很高，最常见的是骆驼把病毒传染给人类。

2019年冬季出现的新冠肺炎病毒，是2003年萨斯病毒的变种，又称Sars-Cov-2，独特之处在于感染者从无症状到死亡，无症状传播和潜伏期传播程度高，变异株具有部分免疫逃逸能力等。

目前已有多种疫苗提供有效免疫保护，住院和死亡风险得到控制，但疫情仍在反复，不断出现变异毒株。

历史上几次重大疫情的结束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对疾病传播知识的积累，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宣传和技术进步，疫苗和新疗法的开发。

同时，一些曾经肆虐全球的病原体生生不息，至今仍与人类并存；疫情危机过去了，但病毒、病菌和它们导致的流行病，从未远离人间。

尽管有原书以及2009年的改编电影珠玉在前，这部电视剧重新调整了时间线，去粗取精，让剧情更加合理。男主选的也好。

当你六岁的时候，你遇到一个成年男人。以后十多年里，他不断地闯入你的生活。

他像一个大叔一样，陪你聊天，谈论文学和艺术，分享爱好。

他有时候看起来四十岁，有时候又像是三十岁。“我是个时间旅行者，从未来穿越回来。”他说。

在你十五岁的时候，情窦初开，想要吻他。他拒绝了。

你二十岁的时候，在图书馆遇到了他，他二十八岁。

你终于在正常的时空见到了他，兴奋不已，而他却一无所知。因为此时，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但尚未见过幼时的你。

你开始跟他约会，却发现他私生活很混乱。他的公寓像狗窝，到处藏着女生的内衣和口红。

你摔门出去，在街角遇到了三十六岁的他。你说：“以前你总是不告诉我你的过去，是因为你的过去很一团糟吗？”

他说：“那个男人就是我啊。他很年轻很帅，他的生活将会以你为中心，他会因为你而变好。”说完他就要走。

你说：“你要回去你的时空？去陪你的妻子？”

他说：“那就是未来的你。”

你说：“Bitch! 她能拥有完美的你，而我只能拥有这个乱七八糟的他。“你看着窗外，那个茫然的年轻男人。

这个男人酗酒，滥情，有精神创伤，除了一副好皮囊，什么也没有。而且，他是一个时间旅行者，总是动不动就消失。你被迫陷入无尽的等待之中。

然而你知道，将来他会变得沉稳，睿智，深情。为了等到那个未来的他，你接受了现在的他。

未来的他，也将会感谢那个愿意等他的你。

作者：李银河

最近看到很多姐弟恋的话题刷屏，可以看出大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也有很多朋友留言问我，我关注到大家推荐的电视剧叫做《没有秘密的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姐弟恋话题：女主比男主大六岁。此剧浓墨重彩刻画了一对姐弟恋情。姐弟恋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亲密关系模式和婚姻恋爱模式，我们在现实社会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姐弟恋的例子，比如王菲比谢霆锋大了十一岁，比剧中男主女主的年龄差还大。

我们该怎么看待姐弟恋这种受社会关注的婚恋关系呢？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姐弟恋是违反年龄规范的一种恋情。“违反年龄规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来说，社会学会把同龄人之间的恋情视为婚恋的年龄规范，而女大男小的姐弟恋对此种年龄规范有双重的违反。所谓双重违反，第一重是违反了同龄婚恋的规范，二人不属于同龄人；第二重是违反了男大女小的年龄性别规范，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同龄人，也要男大女小，而不能男小女大。

由于姐弟恋对婚恋的年龄规范是双重的违反，所以会特别引人注目，陷入争议的漩涡。

人们在挑选结婚配偶时，大都会倾向于同龄人，如果爱上了年龄差特别大的人，就违反了择偶的年龄规范，就容易被人歧视。在违反婚恋年龄规范的关系中还有男大女小和男小女大这两种情况。

男大女小的，比如说男的比女的大个十岁、二十岁，大家的宽容度还是比较高的。有一组社会学调查数据表明，在20-25岁的女性中，70%的女性有“大叔控”情结，就是希望在择偶时找比自己年龄大十岁左右的“大叔”。

但如果是女的比男的大个十岁八岁甚至大二十岁，像法国总统马克龙那样的，大家就觉得简直太惊世骇俗了：马克龙比他老婆小了24岁。女大男小的婚姻在违反一般年龄规范（同龄还是跨代）之外，又多了一重违反特殊年龄规范（性别规范）。男大女小，大家还比较能容忍；要是男小女大，大家就会说这男的是不是有病，或者觉得这个男的肯定是吃软饭的。

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歧视。为什么？马克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四十岁就成了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你总不能说他是吃软饭的男人吧？

在《没有秘密的你》这部剧中，女主角林星然被围攻的时候，男主角江夏果断救下她，并且坚定守护在女朋友身边，多次为了保护女朋友而受伤。也可以看出这段姐弟恋中，男生的勇敢担当。

其实，所有的爱情，只要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只要是发生了就是美好的。爱情一旦发生了，它就是正当的，它就是理直气壮的，它就是值得赞美的、值得肯定的。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涉及性别的年龄差歧视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减轻。我看到一组统计数据：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男大女小的婚姻占70%，女大男小的占13%，同岁的是17%；到2010年，即在过了20年之后，男大女小的从70%掉到了43%，女大男小的从13%增长到40%，同岁的仍然是17%。43%比40%，是不是差别已经很小了？

二十年间拉平，已经是非常巨大的变化了。到今天很多女人说“找小鲜肉”，也慢慢不是开玩笑了。像《没有秘密的你》剧中男女主角林星然与江夏的姐弟恋也应当不像过去压力那么大了。

根据一项对95后人群恋爱趋势所做的调查，95后中90%的男生都能够接受姐弟恋，加上小奶狗文化饭圈文化盛行，爱豆年龄越来越小，女生对弟弟型男生逐渐采取并不抵触的态度，可以据此预言：姐弟恋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至于姐弟恋出现的原因，人们已经做了一些研究。研究表明，姐弟恋的出现有多重复杂的成因，例如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婚姻挤压——由于婚龄男女性别比偏高，男性比女性多出几千万人，对男大女小的婚姻年龄习俗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再如，以高房价为代表的经济压力的增大，导致婚龄差有潜在扩大的趋势；还有，随着社会观念的开放和女性地位的提升，也是男小女大的年龄匹配模式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

此外，根据心理学家的说法，姐弟恋中的男性往往有点“恋母情结”，他们希望自己在这段关系中获得被需要感，而女性也愿意照顾这个“孩子”，这也是姐弟恋蔚然成风的一个因素。

那么，姐弟恋的关系能否长久和幸福呢？有研究者在针对80后夫妻双方年龄差进行统计时发现，男性比妻子年龄小三四岁的被访者对伴侣的满意度达到峰值，这就说明，女大男小的关系前景是相当乐观的。

其实我们早就发现我国一些地方有女大男小的婚俗，例如河北农村就有妻子比丈夫要大上几岁的习俗。在此类婚姻中，妻子岁数大，丈夫岁数小，民间还流传着“女大三抱金砖”一类的说法，尽管在择偶心理中女大男小还是比较尴尬的事。

我碰到这样一个案例，有位33岁的男性爱上了一个比他大七岁的女人，因为他的性欲总是指向比他岁数大一点儿的女人。但是父母非得逼着他跟一个年轻的女人结婚。他说我对这个年轻的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他的父母就非常生气，要跟他断绝关系，将来财产也不想给他。

这种年龄歧视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压迫。这个男人跟这个比他大几岁的女人发生了感情，而且他的性欲原本就指向比自己岁数大一点儿的女人，有什么理由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呢？在爱情面前，所有的反对理由全都没有爱情本身来得更重要。

正像《没有秘密的你》的剧情那样，这个男人爱上了大他很多的女性，两人之间发生了爱情，其实是很难得的。父母可能觉得他正当壮年，放弃这个选择，可以快速换一个女人，进入父母认为“正常的”婚姻，其实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法。

从这位男士的角度看，他的思想已经成熟，能够对某人发生爱情也是十分珍贵的，一旦放弃了，他在心态上可能很难重新选择，他可能宁愿长期单身甚至不婚，或者被迫选择了一个年轻女人，进入一个不幸福的婚姻，这种痛苦可能会维持很长时间。

《没有秘密的你》一剧就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经典的亲密关系。如果陷入爱情的伴侣由于屈从于世俗的眼光而放弃他们的爱情，就可能带来非常不幸的结果。当事人双方都不幸，可能还要加上父母。

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从各种各样的歧视心理——歧视这个歧视那个，歧视所有违反习俗的、违反年龄规范的婚姻——中解放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歧视也许明天就会轮到你身上，来压迫你。我们要学习在性爱问题上的平等观念，牢记所有类型的爱情都是平等的，绝不应当把爱分为一等二等、优等劣等、正常反常。

我希望传播这样一种观念，即爱的平等观。对所有的爱都一视同仁，不能认为只有同龄人的恋爱是高等的，只要是违反年龄规范的就是低等的，不应当有这样的歧视。

我们不应当认为只有同龄人的亲密关系才是高级的关系，违反年龄规范的亲密关系就是低级的关系。在性爱上要有这种平等观，平等看待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亲密关系。我想，这正是《没有秘密的你》一剧为我们传达的一个非常健康正面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