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欧洲中世纪史（第十版）Judith M. Bennett
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是人类史上最庞大的国家之一。它的版图不仅囊括了整个地中海盆地，而且还包括了今天法国、英格兰的一部分地区。在帝国初期的两个世纪，即奥古斯都大帝（约公元前31年即位）至马可·奥勒留大帝（Emperor Marcus Aurelius，约公元180年离位）统治期间，罗马帝国从今天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畔扩张到大西洋海岸，从北非的撒哈拉沙漠，扩张到欧洲中部的多瑙河（Danube）和莱茵河（Rhein）以及英格兰的舍维山（Cheviot Hills）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罗马帝国的统治非常稳固，并不压迫。罗马的统治靠的是军队的强大、城市的合理管理和地方上层人士的忠诚。这些精英人士，无论他们的母语是什么，都用拉丁语作为通行于帝国的语言。这种松散的统治之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番繁杂的景象：各种语言、各个种族和各种宗教都并行不悖。
在帝国的最初时期，基督教只是众多宗教中的一个小家伙。但到了公元4世纪，基督教却获得了皇帝的支持（参看年表1.1）；依靠为数众多的皈依者和皇帝们的强力支持，基督教成为维持帝国统一的新的力量。基督教改变了罗马，罗马也投桃报李。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的传统，经耶稣及其门徒发展之后，又慢慢地吸收了罗马世界的学术与制度传统。
罗马和平时期（公元前31-公元180）
“罗马的皇帝们和平地统治着他们的黎民百姓，但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懂得这一行。有几位庸碌无能，少数几个——委婉地说——更是癫狂无稽。卡尼古拉（Carigula，37—41在位）让他的马在皇家酒席上与达官贵人同饮同食，他甚至计划将它升官至罗马执政官（可惜这项计划因为他被刺杀而未能成功）。另一个暴君尼禄（Nero，54—68在位）的事迹则还是少说为好。幸运的是，早期的几位皇帝却颇具远见卓识，甚至在这几位皇帝中最差者的统治下，帝国政府仍然能够正常运作。罗马帝国有约30—50万人的军队戍守边疆，条条大路将各个省区联结到罗马城；罗马的船队航遍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绝少遭到海盗和敌舰的袭击。帝国境内，罗马风格的城市星罗棋布，市区内教堂、公共建筑、澡堂、学校、剧场、圆形竞技场、拱形凯旋门等一应俱全。这些建筑的遗迹至今仍可见于地中海沿岸及更远的地方——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北非、巴尔干地区、土耳其和地中海东部。这些遗迹向人们昭示了帝国当年的广阔疆域，展示了罗马建筑的独特之美。
“帝国自东向西的跨度约为4800公里，和美国不相上下。根据学术界最准确的估计，帝国的人口大于五千万。大多数人居住在东部省份；早在罗马之前，那里的商业和文明就非常繁荣了。埃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都收归罗马统治；不过希腊却以其独特的宗教、文学、艺术和城邦制，大大影响了罗马的文化，以至于许多罗马人都怀疑到底是谁征服了谁。大多数富有的罗马人都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在辽阔的土地上共同享有希腊—罗马文化。他们居住在伊比利亚（Iberia）和小亚细亚（Asia Minor）及北非地区的城市里，这些地区正是希腊—罗马文化播撒着的地方。而普通人则大多住在农场和小村子里，说着自己古老的语言，遵循着自己的地方传统，膜拜着自己传统的神祇，对罗马只是服从命令和交纳税款而已。
在东面与罗马帝国接壤的是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在公元3世纪，好战的波斯帝国取代了帕提亚帝国的位置，还带来了边境战争。其他地方，能让罗马从地中海盆地开始的扩张被迫停止的只有地理原因：阿拉伯和撒哈拉地区的沙漠、高加索的连绵山区、中欧地区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北的茂密森林、苏格兰的萧索高地以及大西洋。简而言之，罗马的边界就是它的军队能够到达、它的土地拥有者们能够播种并获利的最远的地方。
在“罗马和平”的保护之下，罗马的制度和古典文化传遍帝国的各个角落。在边远地区也逐渐被“罗马化”之后，“罗马”这个词的意义便被拓宽了。在奥古斯都时期，这个词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和它的居民，还包括了大部分的亚平宁半岛。此后，“罗马公民”这个身份就有了更广泛的使用，直到最后，在公元212年，帝国境内的任何自由居民都获得“罗马公民”的身份。那时，有许多罗马皇帝自己都出生于各个外省。比如说，公元2世纪那两位才华出众的皇帝——图拉真（Trajan，98—117在位）和哈德良（Hadrian，117—138在位）——就不是罗马人，而是伊比利亚人。
经济和社会情况
罗马是城市的帝国。罗马城就有约100万居民，另有几十万人居住在亚历山德里亚、安提俄克（Antioch）和后来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些东部的大城市里。但罗马的大多数城市都要小得多，特别是西部的省份。在西部，大部分城市都只有不超过5000的居民，比今日的多数学院要大些，但比多数综合性大学要小些。然而，城市的大小不是关键；再小的城市也在帝国的行政管理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地方小城基本上管理着周围的村庄，因而小城里富有的居民就好像是罗马城的特派员，执行罗马的命令，仿效罗马的传统，当然还要为罗马收税。这就是小城市的精英阶层统治帝国的方式，传播着它的文化，享受着它的收益。这些精英只占到总人口的3％，但控制着帝国三分之一的物资和土地。
城市虽然是财富的聚集地，却不是它的生产地。尽管小规模的城市工业——特别是在东部——比较繁荣，但是就商业和生产而言，城市却没有中心地位。富有的市民们以地租、田地里的农产品和帝国的行政收益过活，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依靠贸易和工业。在罗马城及帝国西部的城市更是这样。这有些像华盛顿特区，其消耗要远远多于其产出。换句话说，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靠的是城市，但它的经济却植根于农村地区。只要麦子能够成熟、牧群不断繁殖、橄榄树上硕果累累，土地拥有者就会更富有，奴隶和佃农就会有更多的食物。这些只是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里发生的事情。随着2世纪末农业经济的衰落，城市也逐渐破败，帝国的行政结构也由此摇摇欲坠。
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农业生产不再以家庭农场为单位，而是以更大的地产为单位来进行。独立的小农数量很少，而且互相之间离得很远，他们在罗马只属于过去，不属于现在。相反，大部分土地都为富有的贵族们拥有，他们把这些土地划分为大块的地产，交给奴隶或半自由的农民来耕种。罗马人不是以种族来定义奴隶的；如果一个人不幸在战斗中被俘，或被遗弃，或被卖给别人以偿还债务，他就有可能沦为奴隶。绝大多数奴隶都从事农业，但也有少数成为仆人或从事别的生产。罗马的法律规定奴隶不能结婚，也不能组成家庭。
随着罗马边界的逐渐稳固，战争俘虏的流动逐渐减少，奴隶也逐渐供不应求。因此，土地拥有者们想出一个办法，把土地租给佃农耕种，他们自己从中提成。这种佃农叫作“赋役农”（Coloni）。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地位慢慢地沦落到介于奴隶和自由民之间，和后来的农奴没有什么区别。在中世纪的欧洲，农奴制是许多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制度，但是奴隶制也一直存在，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才消亡（有的地方，城市奴隶制持续到整个中世纪结束之后）。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在罗马和平时期，奴隶、穷苦的劳动者和赋役农的辛苦劳作维系着帝国的贵族和精英们的闲适生活，甚至可以说，维系着帝国经济的生存。
总的来说，罗马和平时期的基础是小型的行政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基础又是在远处农田里耕种的劳动者。这一时期虽然持续了两个世纪，却是异常不稳定的。实际上，它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平安无事。边疆的野蛮民族（barbarian）持续侵犯帝国的边境。最近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帝国内部的城镇和地产上，也充满着以前的学者们所想像不到的暴力和人身侵害。甚至在帝国的黄金年代，罗马各省区的警力和管理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对大多数人来说，罗马和平时期并不是黄金年代。如果我们戴上19世纪历史学家用过的有色眼镜，也许会觉得基督诞生之后的两个世纪是人性最为无忧无虑的世纪；但是奴隶、赋役农和穷苦人民的艰辛生活则更能让我们看清事实。罗马的文化确实成就非凡，但也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只有帝国的上层人物才能享受到。尽管每个人都从和平时期的稳定局势获益，但大多数人都生活贫困，营养不良。他们的疾苦贯穿了整个罗马和平时期并延续下去；他们遭这份罪并不是因为经济上的灾难，而是因为地产拥有者所享有的特权。一部分人在和平时期家财万贯，更多的人艰辛劳作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这种差别存在于各个家族，也存在于帝国内部。罗马人的家庭里，父亲作为家长，有权力决定新生儿的生死。如果他喜欢他们的长相，就会让他们存活；但要是婴儿身体虚弱或有残障，或者已有足够多的孩子（特别是女孩），父亲就会将其抛弃。幸运的弃儿会被奴隶贩子或者需要孩子的成人收养，其他的就这么死去。长久以来，罗马的贵族妇女被要求呆在家里，先是要服从她们的父亲，再被要求服从她们的丈夫。在帝国统治时期，许多富裕的妇女开始对自己的地产有控制权。她们可以更自由地游历四方，在结婚和离婚的事务上享有高度的独立性。一些上层阶层的妇女甚至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这些变化的影响力却很小。绝大多数罗马妇女地位都很低，受父亲或丈夫的制约；大部分妇女和她们的父亲、丈夫一样，欺压奴隶、赋役农和贫苦的劳动者。普通妇女的劳动对她们的主人或家庭来说都非常珍贵，不应该被限制在家里。
当然，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存在着大量的奴隶；贫穷、营养不良、内部的暴力纷争、对妇女的压迫、弃婴等现象也比比皆是。罗马帝国的文明在这些方面不会比其他文明更糟糕。大城市拥有公共澡堂和其他生活福利（比如罗马城的免费面包），日子要好过得多，甚至普通人过得也不坏。在罗马和平时期，如果你是一位富有的男性成人，对流行病有着自然的免疫力，那你的生活就够幸福的了。不过，要说这是“人类最为欢愉的时期”，那我们只有找上帝帮忙了。
第3-4世纪 （180-395）
无政府状态和帝国的复苏
如果罗马和平时期的富饶还能使一小拨人得到财富，那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对所有人都比较不幸了。公元3世纪，外族一再攻破帝国边境，迫使那里的城市筑起防御高墙；他们还威胁说要把帝国撕得四分五裂。帝国的生存现在不得不更加依靠军事防卫。罗马的军团对此一清二楚，他们频繁地废立新帝。略微夸张地说，一个人第一天可能还是将军，第二天就能成为皇帝，而第三天则已一命呜呼。在灾难深重的235年至285年，大约有20多个人（这得看你怎么数了）当过皇帝。这20多人里，只有一位不是因谋杀、战死或被俘而亡的。军事困境和无政府状态随即导致社会和经济的崩溃。饥荒、疾病和洪水比以前更多见了。生活费用从256年到280年涨了整整10倍，军费暴涨导致苛捐重税。劳动者抛弃了土地，农田废弃，城市破败，人口减小。黄金时代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被一位3世纪的作家称作“铁和锈”的时代。
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的帝制改革多少拯救了帝国的命运。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284—305在位）和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306—337在位）力图求新，将松散的帝国建成由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支持的专制国家。对于他们重新改建的政府，历来都有不少批判。这些批判虽然公正，但是这个政府却成功地使摇摇欲坠的帝国能够继续在西方苟延残喘两个世纪，在东方则多存活1000多年。
第一，军事上的持久抗争终于战胜了蛮族和波斯人的军队，失地被夺回，边界重新确立。第二，他们试图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不过虽然花了同样大的力气，收效却不很明显。他们把工钱和物价都设定了额度，坚持不让人们更换职业，最后将各种职业都划分了等级。第三，他们重新组建了帝国政府，以补偿城市的衰退。这些城市原来都由精英人士热心地管理。现在由帝国加强了行政事务，开始更为专制地治理国家。这种新的独裁最明显地体现为皇帝被赋予神的色彩。戴克里先借用古希腊和波斯的各种宫廷礼仪，用尽当时所知的服饰、化妆品和戏剧化的仪态举止，让自己看起来威仪堂堂。在罗马和平时期，皇帝们尽量和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行政机构和谐地合作，特别是元老院和公民法官；但到了3世纪，皇帝们便被军队给魅惑了。而现在则出现了一种新的皇帝，“所示。这种新的皇帝被赋予至高的形象，他既是君主，又是神，被称为“神和主”（Dominus et Deus）。
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和其他4世纪的罗马皇帝使用华丽庄严的塑像来让罗马民众记住自己的光辉和伟大。这个巨型大理石头像高度超过2.4米，而这只是一具高度超过12米的完整雕像的一部分。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也着手将帝国分裂开来。这个过程对后来的“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分裂，一开始是行政行为。从巴尔干地区向北非划了一道直线，这条线的西边是帝国旧都罗马，以及更农业化、较不富裕、易受侵略的西部；线的东边则是君士坦丁大帝建起的新都君士坦丁堡，以及一个更城市化、更安宁、更富饶的世界。公元395年，这种划分永久成形。此后，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各行其道，虽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过去。”
新的宗教情结
在3世纪的动乱和4世纪的复苏期间，基督教只是众多神秘教派（mystery religions）之一。这些教派之所以被称为“神秘教派”，是因为它们承诺信徒和天神（divine being）最终能够神秘地结合，这样，神秘教派就把个人从罪恶中解放出来，并让人看到永生的希望。神秘教派也是人们除罗马的传统信仰之外的另一个选择；或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提供了另一些可以信仰的东西，因为只有极少的神秘教派要求信徒们放弃别的信仰。罗马传统的宗教供奉的是灶神、家神、部落之神和城市之神。与罗马人早先采用的希腊诸神相似的是，罗马传统的神明保卫的是社会和政治团体的集体利益；而新的神秘教派则旨在解决个人的疾苦、满足个人的愿望。从埃及传来了崇拜生殖女神爱希丝（Isis）的太阳神教；从波斯传来了崇拜米特拉斯神（Mithras）的宗教；从巴勒斯坦则传来了基督教。随着和平时代在2世纪的没落和无政府状态在3世纪无助的横行，一种由公众的神向救世的主、由关注现世到寄望来世的变化渐渐有了强大的动力。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占星学、魔术以及其他能把日常生活和不可抗力联系起来的学问，无论这种不可抗力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这样的想法虽然自古有之，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在民间流行。
古希腊奥林匹亚山上喧闹的诸神——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阿波罗（Apollo）、马尔斯（Mars）、密涅瓦（Minerva）等——并未被人们抛弃，只是随着时间的进程被新的神祇所替代。由于经济不稳定，三四世纪时，城市里的穷人都转信神秘教派，富人们眼见理性宇宙、理想共和国和美好生活离自己渐渐远去、古典人文主义的希望也化成泡影，于是纷纷转投神秘教派。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种缓慢而根本的转变：对现世的兴趣渐渐消失，转而关心来世生活。这种转变也成为帝国晚期和后来文明的发展基础。
罗马贵族在和平时期发展起来的优雅、现世的文化，现在越来越趋向于神秘化、来世化，越来越不可捉摸。这种变化可见于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但是在3世纪的哲学思潮——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ism） 中最为显著。之所以称为“新柏拉图主义”，是因为这种哲学大致是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为蓝本的。新柏拉图主义在3世纪的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的著作中发展得最为完整。普罗提诺宣扬一神论，这个神广大无边，除非通过神秘的体验，否则不为人知也不可接近。它是世间万物、所有精神和肉体的源泉，又被称作“太一”。以它为中心，流溢出所有的存在；这些存在位于不同的阶段。池塘里的涟漪形成同心圆，离中心越远，波纹就越小；同样的，事物离“太一”越远，就越是势弱。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人类正处在一个较弱的阶段，应该通过神秘主义（mysticism）溯回到神的完美状态。和当时的习惯一样，新柏拉图主义者并不要求人们放弃旧有的信仰，他们把异教的诸神当作新柏拉图主义的神在凡间的象征，通过这种方式给罗马的旧教注入新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对朱庇特的崇拜、较近的神秘教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抽象神学理论稳固地混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