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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特厚:习近平特别受到人民厚爱
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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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原文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10月26日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表示,台湾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民主成功故事,美国鼓励所有联合国成员和美国一起,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及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全球所面临的问题。

声明全文翻译如下:

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

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民主成功故事。它的模式支持透明、尊重人权和法治——这些与联合国的价值观一致。台湾是全球高科技经济的关键,并且是一个旅行、文化和教育的枢纽。我们与很多联合国成员视台湾为一个宝贵伙伴及可信赖的朋友。

在国际社会面临众多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全球议题之际,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协助解决这些问题。这包括生活在台湾的2400万人民。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不是一个政治议题,而是一个务实议题。

过去50年来绝大多数时间里台湾大力参与特定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事实,正是国际社会珍视台湾贡献的明证。然而,近来台湾未被允许对联合国的工作做出贡献。尽管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旅客经过它的机场,台湾在国际民航组织(ICAO)每三年一次的大会中却没有代表。尽管我们可以从台湾对COVID-19大流行病做出的世界级的响应中学到许多,台湾却不在世界卫生大会中。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成员每天都在参与联合国活动,但是,台湾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商务人士、艺术家、教育者、学生、人权倡导者以及其他人士却被阻止进入并参与这些活动,仅仅是因为他们所持的护照。

排除台湾破坏了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能从台湾的贡献中获益良多。我们需要运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贡献来解决我们的共同挑战,因此,我们鼓励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加入我们,支持台湾在所有联合国系统及国际社会的大力和有意义的参与,并符合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导下的“一个中国”政策。”

维族藏族在中国境内都是被共产党养起来的,不光可以骑在汉人头上作威作福,还有共产党发的不少福利和“两少一宽”。

至于维藏两族,我的忠告就是,别蹬鼻子上脸,共产党给了你们那么多福利还要搞事,就别怪汉族在民主化之后翻脸不认人。你们不认同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后,我们必然会清算你们水鼠驱汉、三区革命、314和75等事件里对汉人犯下的种种罪行!

懂得反抗的奴隶是仁人志士,我敬佩。

照命令做事的奴隶是普通人,我同情。

消极怠工,能偷懒就偷懒的奴隶是胆怯的明白人,我也差不多。

对主人待奴隶不公妒火中烧的奴隶,那是当奴隶当上瘾了,我深表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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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汉说了,我们要扯起光复汉文化的大旗,建立汉人国家。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民主的民族国家!汉文化里面有过这种国家的概念吗?没有。西方入侵以前的汉文化里的政治哲学是什么?天子-华夏-万邦来朝的三圈结构,连民族国家都不讲。结论:政治上光复,但是抛弃过去所有的政治哲学。

绿营说了,我们要台湾本位重写历史!我们是谁?我们(主要是)台湾本省人。台湾本省人在台湾的历史上干了啥?侵略台湾,让汉语汉字占领全岛,并食用本土居民。想想国民党再坏也没有食用本省人啊。结论:我们要重写历史,但是历史(除了近50年)没有哪一处对我们的叙事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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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简单概括为“统战”,我觉得说了像没说一样。我讲一下我的理解。

以全国统一的文化考试来分配社会资源,这是千年科举制的延续。这个东西是汉族(当然也包括汉化民族,这里就不赘言了)接受的政治逻辑,不是少数民族自古以来的政治逻辑。

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自古以来建立的不是军政府就是宗教政府,也就是说,大体上按照军功、世袭军功,或者宗教地位,来分配资源。

某些汉人觉得他们加那几分不公平(还不如北京上海户口优势的零头),那比起来,强迫他们接受汉族的政治逻辑才是百倍的不公平。站在人家的角度,凭什么考文化课?应该考单兵作战能力、指挥能力和性能力才对。暂时屈服于你是因为现在打不过你而已。

少数民族接受强加于他们的政治逻辑(科举),中央政府给以补贴(加分),让少数民族里愿意归附的人可以更容易地在制度内获取政治资源,以他们的手,分化和统治他们所属的民族,逐渐消灭他们的反心,这就是高考问题上的“统战”。

相比于北京上海人,中原汉人不需要“高考统战”,是因为:他们完全接受高考的政治逻辑,就算有一天政治实力硬了,也不会掀高考的桌子。少民暂时屈服于你是因为现在打不过你,中原汉人暂时抱怨连天是因为觉得奴隶主太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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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合又是中共完胜,之前香港的结局也是一样,没有什么疑问。

假如这回孟晚舟自己选择留在加拿大,那还有的可洗。但是孟晚舟已经登机回国,毫无疑问中国对美加的人质外交完全达成胜利。

这是我记忆中,近四十年来中共第一次使用人质外交,首次使用即取得“伟大胜利”。一般来讲,这种手段只有朝鲜、塔利班这种已经被封锁的小型流氓政权才敢使用,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中共作为与西方每天上亿贸易额的联合国五常国家,竟能成功使出人质外交,无异于颜射了整个西方世界。

尤其值得注意,这次事件是中美加的三方交易。不是美国出卖盟友,而是美加一起下跪。事件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特鲁多换回人质可以纾解选举压力,而他的政治盟友拜登也乐得成全。在民主政治下,外交本质上由选票决定。西方民众反华意愿不够高,这样的败局似乎是难以避免的。本质上,只有习近平继续加速,切切实实地损害西方各阶层的利益,才有可能破局。

中国经济长期下行,溃而不崩,已是可见将来的定局。地方公务员的奖金都发不出来了,社保还能撑多久?

现在打入自媒体行业宣传“孝道”,你将成为第一批淘金者。虽然之前有很多玩“弟子规”、“感恩教育”的,让小支那猪给猪爹猪妈洗蹄子的,还有台湾输送来的“国学大师”们,但他们毕竟创意低,文笔差,与中特社结合不够,无法吸引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小五毛们非常厌恶中老年人。谁能让小五毛们在孝顺俄国野爹以外孝顺起自己的父母,谁就能成为新时代的戈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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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不避讳了,就是针对陈士杰。陈士杰同学有一种幻觉:什么事情政府都可以管一管。这种思维本质上是反宪政、反法治的。

就说这一条:

外国人在本国享受生存权但没有政治权利,比如无罪推定、辩护权就是生存权,但是选举权、言论自由就是政治权利。

陈士杰给的理由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公开说中国人都是大傻逼,难道他还能在中国继续逗留?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按照这个说法,驻华外国记者能不能批评中国?能不能激烈地批评中国?这套逻辑非常危险。我实在看不出来这和“不要发外媒”“黑中国的外媒全都驱逐出境”有什么区别。胡温时代都没有这样搞,陈士杰同学的民主中国,梦回习朝。

言论自由不是什么“政治权利”。它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比如说有个外国人来中国工作,人家就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结果中国老板钻签证规定和劳动法的空子,毫无底线地剥削人家(别装外宾,中国老板就这逼样,现在不这样是因为共产党的政策),那他能不能骂体制?能不能骂政府?能不能骂劳动法?如果答案都是不能,那你是在搞奴隶制。

陈士杰同学当然可以说,啊我们可以打上补丁,这样这样的言论可以,那样那样的言论可以,骂政府可以,骂政府腐败可以,骂支那人不行,骂伊斯兰教可以,骂汉文化不行,反民主不行,blablabla。那么既然这么麻烦,这么不好管,政府为什么要管?

这就是宪政的逻辑:对于政府来说,法无许可即禁止。除非有必要的事,政府尽量不要介入。

那你说谁来管?当然是全体公民来管。假如到时候民主中国和塔利班打仗了,塔利班说我要统治新疆实行沙里亚法。一位在华俄罗斯人说:新疆还不够,最好加上甘肃和宁夏,沙里亚法好!那如果到时候的中国人不能做到让此人变成过街老鼠,看见高个儿白佬就尿裤子,那是你国人太怂不适合民主。据我所知中国人远没有这么挫,实际上中国人遇到这种情况还是挺勇的。

假如到时候有个韩国人到中国天天支黑,或者有个印度人到中国说你们中国太女权了连公交车上玩奸杀都不敢竟无一个是男儿,这种人还过得挺好,那就说明人家有市场。你把他们驱逐了,除了火上浇油,还有别的意义吗?

那陈士杰同学要说了,你这样搞,黑人在中国横行霸道,全中国变成广州黑人城,国将不国了怎么办?先不说广州黑人和中国人到底哪个更“劣等”一些,我们就说陈士杰总统不喜欢黑人,绝大部分中国人也不喜欢黑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就不给他们发签证不就好咯。直接给国务院发一份文件:今后旅游签证先看存款证明。这样不仅广州黑人来不了,那些白垃圾也来不了,多方便。

这种涉及国家安全,不涉及本国人的行政令,完全可以设定为不需要公布。事实上这种东西就是用来干脏活儿的。比这更脏的活都可以干,比如说福建人比其他省的中国人更难拿到美国旅游签证。你要搞个“反福建移民法案”,等于自动放弃今后所有外交事务的道德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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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文宏九十页论文的开头综述部分大概两三页,讲得是这个已有药物(异烟肼)的已知基本机理和已知理论大框架。这种东西很难写出什么新意。这两三页与他人重复,只能说张文宏对已有理论的见解不够独到,离判定抄袭还差得远。如果以开头综述,特别是涉及已知基本机理和已有理论的部分与人重复来判定整篇论文抄袭,简直荒谬绝伦。事实上学术界从来没有人指责他人”开头综述抄袭“的。

二. 如果说方舟子对论文综述部分的指责是混淆视听,那么方舟子对论文主体部分的指责暴露了他的坏:

对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的查重结果,35%的文字涉嫌剽窃。其综述部分……逐字逐句照抄。实验部分后来写成几篇期刊论文发表,有多位共同作者,实际工作可能是这些共同作者做的。

全篇35%重复,与谁重复?主体部分与自己的”几篇期刊论文“重复。这因为所有博士论文都是这么写的,基本上就是自己工作的合集。在期刊发表数更重要的领域里,这个数字很可能不是35%,而是85%。这些文章”有多位共同作者“是非常正常的。当今实验学科每一篇文章都是多人合作,按照方舟子这个说法,这些学科现在国内外每一篇博士论文都是抄了自己和他人合作的文章,抄袭率高达xx%,很有可能是”这些共同作者做的“,可以全都取消学位。

三. 方舟子后续的狡辩是坏上加坏。比如他竟然说

伯克利计算机系客居教授马毅认为写综述可以全盘照抄,不知他有没有被学术期刊邀请写过综述论文,是不是找一篇综述照抄一遍写上大名就交差了?他可以试试,如果被指控抄袭,就再次嚷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贴大字报”。美国名牌大学的客居教授对论文写作的认识和中国没上过正经大学的网民一样,有意思。

一篇综述论文(全篇以综述为目的),和90页博士论文的头三页综述,能一样?简直当众拉屎不带擦屁股的。

四. 当然我也不是说张文宏就一定是好人。现在墙内台面上的人讲话,一定是有人默许他讲。但是论文抄袭与否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只讲科学,不讲政治。

五. 我以前对方舟子人格判断有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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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号拜登说阿富汗政府军兵强马壮,塔利班绝不可能迅速颠覆阿富汗现政权(来源),然后就变成现在这样了。事态很难看,美国这回丢人丢大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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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民意就深不可测。比如说中国人格外在意教育,比如中国年轻人嫌房价太贵,这都是不用揣测的。

像什么中国人绝大部分反对“台独”,甚至民主政府必须要主张两岸统一不然一定丢掉民心什么的,我觉得如此肯定实在太武断。

第一,绝大部分人不关心这个问题,不像房价或者教育。既然不关心,你不刺激他他就没意见,就像薛定谔的猫,你咋有把握说猫是死是活呢?

第二,现在言论管制得太厉害。十年前在网易上,喊武统台湾的绝对被当成傻逼,而且当时的易友大部分对台湾事实独立的状态非常尊重,对台湾拥有的文明与民主非常钦羡。这帮人现在也没有死,只是很难在墙内说话了。

所以你撑死了也只能说,现在墙内关心国际政治的那一小部分人中能发言的那一部分大部分反对“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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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自称的汉民族主义者没有分清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以他们以汉民族主义之名主张汉帝国主义,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心目中汉人吃的亏,实际上是帝国的主体民族必然付出的代价。

帝国永远是要向边疆输血的。输血的方式因时而异,输血的事实永远不变。

帝国的边疆民族永远是“不知感恩”的。有个别奴才会投靠甚至感恩帝国统治者,但绝对没有一个人会感谢你主体民族。因为他们知道你输来的血既不是主体民族的意愿(而是上层统治者的意愿),也不是出于慈善。帝国的输血心怀叵测,而帝国的索取又没有任何商量可言,人家怎么可能感谢你?

自称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想要帝国的疆域,不想付出帝国的代价。反对这一套思想,首要原因不是它不道德,而是它不可能。在这套思想走上”许诺一切-上台-挣扎直至毁灭“的老路以前,理智的人应该尽力揭穿它。一旦上了这条老路,主体民族要倒大霉。

真正的汉民族主义者,天然地会同情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加泰是西班牙最发达的地区,这几百年来一直在给西班牙人输血,可又没有得到应分的政治权利。真正的汉民族主义者自然会对加泰人感同身受。如果你自称汉民族主义者,却反而对西班牙反加独者感同身受,那你要反省一下,是不是被帝国主义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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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吐槽只讲中国人,不说中国。您要问我啥是中国人,新疆人西藏人彝族人蒙族人blabla算不算,请自行意会。)

在世界范围内,综合排序,中国人的名声基本上就是全世界最臭的。

首当其冲的还不是什么战狼(大部分地球人不关心政治),而是中国游客。中国游客的名声绝对是世界最差,没有之一。中国游客多的地方,当地人都非常厌恶中国人,虽然那些国家有的还挺亲共。他们在网上骂中国人都很在点子上,看得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对中国游客最重要的指责:不讲最基本的规矩和礼仪,自私自利忽视他人,所以经常与人发生矛盾,发生矛盾之后还不会交流只会争吵。整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无解游客。我同不同意?我太tm同意了,国内游客不是出门才这样,在自家景点也这样。可千万别说什么哪国哪国对中国人有偏见,泰国人现在最怕中国游客,泰国人受不了你,那绝对是你的问题。

如果说中国游客的名声不是最臭的,那是因为中国留学生的名声更差。不过这个影响力毕竟差得远,我就不多说了,总之你是留学生的话,一定要日三省乎己。

中国人的这些臭名声,当然不如“恐怖分子”这样的名声极端,但是其实更恶劣,因为恐怖分子意味着你暴力、危险,但是中国人这些名声,概括起来就俩字:“低等”。

这就是中国人的名声,这就是现实。

所以请明智的中国人放低姿态,因为现在中国人真没这个资本。不要说歧视他人了,“民族自豪感”都得慎重。

我不是说中国人就要自我厌弃,就不能支持自己人。支持自己人,请像支持国足那样支持。国足世界排名100上下,对外比赛大体上也踢得干净,伤人记录不多,也不像02韩国那样吹黑哨,名声和实力比中国人强多了。

我希望国足好,我更希望中国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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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厦之巅的午餐”,据考证这是洛克菲勒中心工地,1930年代。)

“中国基建”“中国速度”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美国1930年盖帝国大厦,103层,只用了410天。这是91年前。

是因为什么“政府”“精英”“正确的战略”?鬼扯。

是因为这些超负荷工作,毫无安全措施,拿着仅够温饱工资的工人。

如果哪位坐在空调房里摇笔杆子的,说要学习中国,重现美国基建辉煌,那我送他一句话:

Go fuck your own mother, motherf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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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新闻参考

台湾疫情升温,中共统战迫不及待。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支持上海复星代理的德国BioTech“复必泰”疫苗(也就是辉瑞疫苗)提供台湾:“只要没有人为或政治障碍,捐赠基本上不成问题”。

对此,台湾政府表示,从未收到上海复星任何接洽提供疫苗的任何信息,上述说法并不可信。

台湾国民党同时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将疫苗政治化。据台湾媒体《风传媒》报导,台湾国民党籍南投县县长林明溱近日公开表示,南投县愿意自行出资向上海复星购买复必泰疫苗,他并且公开表示,已有人协助他透过“管道”与上海复星有所接触。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亦发文支持国民党地方首长,并呼吁台湾政府“该主动协助、联系,有意愿寻找管道采购国际认证疫苗的县市政府。国民党愿意不计毁誉,积极为人民争取足够且安全、有效的疫苗”。

我将中共疫苗统战的前提和手段总结如下:

前提一:国内韭菜的观点无足轻重。国内想花钱打辉瑞都打不上,国外想给谁给谁。

前提二:西方大财阀要赚中国大市场的钱,所以很快就能与中国达成合作。台湾市场太小,为了舔中,卖不卖两可。

前提三:民主体制下,亲共反对党的存在。

手段一:反应迅速。疫情稍有差池中共马上介入。

手段二:胡说八道。不需要先联系台湾当局,也可以吹“捐赠基本上不成问题”。

手段三:制造争端。想要疫苗?中共发话了,你们的国民党有“管道”与上海复星有所接触,台湾民众还不快快推翻民进党反动当局?

手段四:空气拳,惠而不费。国内都打不上辉瑞呢,能给台湾几支?动动嘴皮子,联系一下国民党,统战已经成功了。

我的观点:

  1. 这一波就是为了让台当局左右不是人的。中共根本没打算给台湾多少疫苗,想给现在也没有。

  2. 民进党采购疫苗不利要背锅,虽然西方大财阀要背更大的锅。

  3. 台湾昨天死亡13人,日本昨天死亡118人。不要人为加剧恐慌,没什么症状的话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墙内链接慎点

本周二5月25日,温哥华卑诗省高等法院内发生一起惨案,一名华人女子持刀冲进一间法庭,当着法官和其他法庭工作人员的面,对另一名准备作证的华人女子连捅数刀。

据称两人为网友关系,是当地华人论坛名人,在论坛里已经互喷超过15年,没想到最终是这样的拮结局。

“到处都是血!就在32号法庭房间!就在警察的警戒线后面,我干了20多年新闻报道,都没见过这种事,”Global News的记者在现场报道是惊恐万状。

据记者称,有消息称,当天上午10点,法庭刚刚开门,准备对两名50多岁的华人女子的诉讼进行审理。结果伤人的华人女子有备而来,包里揣着一把切鱼刀和一把锤子,走入法庭后就直接对另一女子疯狂捅刺。 现场法庭人员赶紧按响警铃,法警随即赶到现场逮捕伤人女子。 根据加拿大媒体去年的报道,这两名华人女子一个叫卢静(Jing Lu),一个叫沈琴琴(Catherine Shen)。两人从2005年移民加拿大至今,一直在温哥华本地的华人论坛上互喷。 在现实中,两人几乎没有任何交集,也并不认识对方,但是在网上却各种辱骂人身攻击对方,使用的词语五花八门不堪入耳,甚至还暴露对方的隐私信息,严重影响到对方的正常生活。

最后,卢静直接对沈琴琴提起诽谤诉讼,试图借助法律的力量战胜后者。 据卢静说,是沈琴琴最早在网上没事找事,贬损自己“是个穷人,穷得买不起房子”,还说她是骗子。 法庭文件显示,在2010年前后,沈琴琴还对卢静的儿子发表各种贬损言论,说他是坏学生,学习不好,永远也别想上好学校。

然而2010年4月,卢静的儿子先后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录取,沈琴琴在听闻此事后,还联系她儿子的高中核实,确定卢静不是吹牛。 而在发现卢静的儿子和卢静的丈夫姓氏不同后,沈琴琴还造谣称卢静是被前夫抛弃云云。

卢静指,沈琴琴曾经跟踪卢静的儿子放学回家;卢静购买了位于高贵林的房产后,曾发帖找租客;沈琴琴派朋友假装租客前去看房,随后在网上公开了卢静家的地址。 在卢静的儿子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沈琴琴还给哈佛大学发邮件,质疑卢静儿子的学位的真实性。直接在邮件里写说:“谁说谎谁就死全家。你们都被骗子耍得团团转。 卢静还说沈琴琴曾把自己服务顾客的照片po上网,造谣自己在餐馆端盘子,搞得她只能卖掉自己的咖啡馆。

但是,沈琴琴也爆料还击,说卢静十几年来一直在撒谎,编排她(沈琴琴)和她儿子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还张贴“大头照”来诋毁他们娘俩儿。 沈琴琴还说卢静2009年10月骂她穿着运动服的德性看着就像“卖公交车票的老阿姨”。

另外,沈琴琴说卢静也骂自己是“流浪狗”,“没教养的女人”,还建议应该把沈琴琴的儿子“剁了”,“浇上油”。 除了认为在她面前的这场诉讼和反诉缺乏“逻辑”之外,法官还表示,这两名女性不能就她们所称的儿子遭受的名誉伤害提起诉讼。

法官表示,许多指控也超出了法院设定的时间范围。

但法官最终得出结论,原告和被告都被诽谤了,卢静被对方称为“骗子、荡妇、泼妇、诈骗犯”,沈琴琴被对方称为“上海出了名的贱女人”。 2020年,法官对两人的案子作出判决,因为沈琴琴在侵犯卢静的隐私上更加恶劣,尤其是已经收到传票后,沈琴琴还在论坛上发表侮辱性言论,因此裁决沈琴琴共计向卢静赔偿9000加元,卢静向沈琴琴赔偿8500加元。

或是因为判决出现“不公平”,导致沈琴琴赔钱多了,结果两人在一年后再次对簿公堂,并最终酿成血案。 本来两人都是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移民加拿大的,结果现在沈琴琴被捕,卢静在医院救治,这恐怕并不是两人移民之初想到的结果吧? 也希望加拿大的华人朋友们,能通过这件事得到教训,以后在网上发言时,不要太过计较网友的言论,更不要和他人骂战,不仅伤了和气,更可能付出血和牢狱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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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骂袁,骂骂袁,骂骂骂袁,我都没意见。

但是通篇用词和语法都是共产中文的大字报,看着真的恶心,不管是什么立场。

共产中文的语法特征是滥用斩钉截铁的判断句和逻辑句却不加论证,用词特征是响亮而浅薄的短语罗列,虚张声势。

我们这些在大陆受教育的人总归会受到共产中文的影响,要禁绝不现实。可是通篇共产中文的玩意儿连着两天往首页灌,过分了。差不多得了。

等那些被转水之后也请把我这个转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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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以色列籍法学教授写的,非常清晰,一点儿不遮掩,英语也简洁。以下原文:

Hamas never needs a special occasion to bombard Israel with rockets. Yet the progressive narrative connects the terrorist group’s current onslaught to eviction proceedings in Israeli courts concerning a few properties in the Jerusalem neighborhood of Sheikh Jarrah. Sens. Bernie Sanders and Elizabeth Warren claim these are stark human-rights violations b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and illegal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Even the State Department expressed “serious concern.”

The truth about Sheikh Jarrah is the opposite. It is an ordinary property dispute between private parties. The Jewish claimants’ ownership of the few plots of land has been confirmed repeatedly in court, following laws that apply equally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Israeli courts have gone out of their way to avoid evicting the Palestinian residents who haven’t paid rent for half a century.

In the case now before Israel’s Supreme Court, the owner is an Israeli corporation with Jewish owners whose chain of title is documented back to an original purchase in 1875. Until 1948, the neighborhood now known as Sheikh Jarrah was home to both Jewish and Arab communities. Jordan invaded Israel in 1948 and occupied half of Jerusalem, expelling every one of its Jewish inhabitants and seizing their property.

When Israel reunited Jerusalem and ended the Jordanian occupation in 1967, it had to decide what to do with these properties. In the many cases in which Jordan had officially transferred the title of Jewish-owned properties to Palestinians, Israel respected the new titles—and still does—even though they are based on forcible takings in a war of aggression followed by ethnic cleansing against Jews. Where title had never been transferred, however, Israel returned properties to their owners. Critics of Israel claim that Arabs can’t recover property under the same law, but the law is entirely neutral—it is simply the case that Jordan took property from Jews, not Palestinians.

Title to the properties in dispute in Sheikh Jarrah was never given by Jordan to Palestinians, so Israeli law respects the unbroken title of the plaintiffs. This cas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ethnicity or religion. The only discrimination in the legal treatment of Sheikh Jarrah property is historic, by Jordan, and against Jews to the benefit of Palestinians.

The plaintiff and its predecessors in title have spent four decades in court seeking to recover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ies. In every case, courts have ruled in favor of the owners. In the latest lawsuits, the courts ruled that four of the eight defendants were squatters with no legal rights in the land, and the remaining four were descendants of tenants who had never paid rent.

Nevertheless, Israeli courts have treated the Palestinian squatters and leaseholders alike as “protected tenants,” and would shield them from eviction indefinitely if they paid rent. They have refused to do so.

The laws involved are the same as any landlord would invoke. There is only one objection in this case: the owners are Jews. Western progressives have elevated the desire of some Arabs not to have Jewish neighbors into a human right and a legal entitlement that even the Jewish state must protect.

The human-rights groups pushing this issue focus on the owners’ Jewishness. A letter from 190 progressive groups mentions the Jewish identity of the plaintiffs eight times, calls them “settlers” seven times—another way of saying they’re Jews living where Jews aren’t allowed—and points out that upholding the plaintiff’s property rights could change Jerusalem’s “demographic character.” J Street, a left-wing Jewish organization, characterizes the lawsuits as an attempt to “Judaize primarily Palestinian neighborhoods,” as if the ethnicity of neighbors is a reason to take away Jews’ property.

Israeli courts adjudicate property disputes in Jerusalem between Arab parties, or by Arabs against Jews, with no protest. The manufactured controversy this time is an attempt to pressure Israel effectively to perpetuate Jordan’s ethnic cleansing—in the name of human rights.

There is much to say about Jewish property rights in the region. The one million Jews who fled pogroms in Egypt, Iraq and elsewhere in the Arab world after 1948 were forced to leave behind billions of dollars of property, for which they have no remedy. Even today, in the areas of the West Bank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Palestinians who sell land to Jews are subject to torture, imprisonment and death.

Israel’s only crime in Sheikh Jarrah is refusing to follow these exampl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respecting property rights. Many critic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rights functionaries, have tried to say this amounts to establishing settlements and violating international law, a reference to the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 But even in the mistaken view that the convention applies here, it prohibits only “the deportation or transfer” of citizens by a government into an occupied territory. It has no bearing on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certainly doesn’t require a government to refuse to enforce them.

The real story behind Sheikh Jarrah is a microcosm of the conflict: Israel is condemned for policies that are entirely unremarkable, whil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s is proclaimed to be a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

Mr. Bell is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Law School. Mr. Kontorovich is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he Middle East and International Law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Both are scholars at the Kohelet Policy Forum in Jerusalem.

https://twitter.com/EmpireFiles/status/1393015740291162120

穆斯林平民的采访大家恐怕都看得够多了,这回来看看以色列平民的采访。兼听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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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杂志发表18位科学家公开信,要求客观公正地调查新冠病毒起源,指出世卫组织报告中,自然溢出和实验室事故两种理论“没有得到均衡的考虑”。科学家呼吁”对自然溢出和实验室溢出的假设都认真对待“。

以下是原文翻译:

2019年12月30日,新发疾病监测项目(the Program for Monitoring Emerging Diseases)向全世界通报了中国武汉发生的不明原因的肺炎。自那时起,科学家们在了解致病因子--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其传播、发病机制以及通过疫苗、治疗剂和非药物干预措施的缓解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仍然需要更多的调查来确定该大流行病的起源。实验室意外泄露(accidental release from a lab)和人畜共通病原溢出(zoonotic spillover)的理论都仍然可行。了解COVID-19是如何出现的,对于告知全球战略以减少未来爆发的风险至关重要。

2020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要求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确定SARS-CoV-2的来源。11月,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的职权范围被公布。研究第一阶段的信息、数据和样本是由研究小组的中方成员收集和总结的;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虽然没有发现明确支持自然溢出或实验室事故的结论,但研究小组评估了人畜共患的中间宿主的溢出是 "可能到非常可能",而实验室事故是 "极其不可能"。此外,这两种理论没有得到均衡的考虑。在报告及其附件的313页中,只有4页涉及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论说,该报告对支持实验室事故的证据考虑不足,并提出提供额外的资源以全面评估这种可能性。

作为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科学家,我们同意世卫组织总干事、美国和其他13个国家以及欧洲联盟的意见:进一步澄清这种大流行病的起源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我们必须对自然溢出和实验室溢出的假设都认真对待,直到我们有足够的数据。一个合理的调查应该是透明的、客观的、以数据为导向的,包括广泛的专业意见,接受独立的监督,并负责任地管理,以尽量减少利益冲突的影响。公共卫生机构和研究实验室都需要向公众开放其记录。调查人员应记录进行分析和得出结论的数据的真实性和出处,以便独立专家可以复现分析结果。

最后,在一些国家出现令人遗憾的反亚裔情绪的此时,我们要指出,在大流行病开始时,是中国的医生、科学家、记者和公民与世界分享了关于病毒传播的关键信息--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我们应以同样的决心,在这个困难而重要的问题上促进客观公正的科学讨论。

(译者: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原文:

On 30 December 2019, the Program for Monitoring Emerging Diseases notified the world about a pneumonia of unknown cause in Wuhan, China (1). Since then, scientists have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understanding the causative agen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its transmission, pathogenesis, and mitigation by vaccines, therapeutics, and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Yet more investigation is still needed to determine the origin of the pandemic. Theories of accidental release from a lab and zoonotic spillover both remain viable. Knowing how COVID-19 emerged is critical for informing global strategies to mitigate the risk of future outbreaks.

In May 2020,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requested th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irector-general work closely with partners to determine the origins of SARS-CoV-2 (2). In November, the Terms of Reference for a China–WHO joint study were released (3). The information, data, and samples for the study's first phase were collected and summarized by the Chinese half of the team; the rest of the team built on this analysis. Although there were no findings in clear support of either a natural spillover or a lab accident, the team assessed a zoonotic spillover from an intermediate host as “likely to very likely,” and a laboratory incident as “extremely unlikely” [(4), p. 9]. Furthermore, the two theories were not given balanced consideration. Only 4 of the 313 pages of the report and its annexes addressed the possibility of a laboratory accident (4). Notably, WHO Director-General Tedros Ghebreyesus commented that the report's consideration of evidence supporting a laboratory accident was insufficient and offered to provide additional resources to fully evaluate the possibility (5).

As scientists with relevant expertise, we agree with the WHO director-general (5), the United States and 13 other countries (6), and the European Union (7) that greater clarity about the origins of this pandemic is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o achieve. We must take hypotheses about both natural and laboratory spillovers seriously until we have sufficient data. A proper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transparent, objective, data-driven, inclusive of broad expertise, subject to independent oversight, and responsibly managed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Public health agencies and research laboratories alike need to open their records to the public. Investigators should document the veracity and provenance of data from which analyses are conducted and conclusions drawn, so that analyses are reproducible by independent experts.

Finally, in this time of unfortunate anti-Asian sentiment in some countries, we note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it was Chinese doctors, scientists, journalists, and citizens who shared with the world cruci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often at great personal cost (8, 9). We should show the same determination in promoting a dispassionate science-based discourse on this difficult but important issue.

  1. “Undiagnosed pneumonia—China (Hubei):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ProMED post (2019); https://promedmail.org/promed-post/?id=6864153.

  2. World Health Assembly Resolution 73.1: COVID-19 response (2020);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3/A73_R1-en.pdf

  3. WHO, “WHO-convened global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SARS-CoV-2” (2020); <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who-convened-global-study-of-the-origins-of-sars-cov-2>

  4. WHO, “WHO-convened global study of origins of SARS-CoV-2: China part” (2021); <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convened-global-study-of-origins-of-sars-cov-2-china-part>.

  5. WHO, “WHO director-general's remarks at the Member State Briefing on th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team studying the origins of SARS-CoV-2” (2021); <www.who.int/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remarks-at-the-member-state-briefing-on-the-report-of-the-international-team-studying-the-origins-of-sars-cov-2>

  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on the WHO-Convened COVID-19 origins study” (2021); <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the-who-convened-covid-19-origins-study/>.

  7.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the U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eneva “EU statement on the WHO-led COVID-19 origins study” (2021); 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un-geneva/95960/eu-statement-who-led-covid-19-origins-study_en.

  8. J. Hollingsworth, Y. Xiong, “The truthtellers: China created a story of the pandemic. These people revealed details Beijing left out,” CNN( 2021)

  9. A. Green, L. Wenliang, Lancet 395, 682 (2020).

5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本台確認,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藏書中,大陸作家余杰的《卑賤的中國人》和《納粹中國》,流亡作家廖亦武的《這個帝國必須分裂》,以及香港大學苑所著的《香港民族論》等多本書籍,已經在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目錄中被「404」。

香港時間周六(8日)凌晨,本台記者進入香港公共圖書館公開網絡,搜尋多本所謂的「禁書」,結果均顯示「沒有符合的檢索結果」,也就是坊間通俗的講法,這些書本被「404」。

香港康文署回覆網媒《立場》時表示,確認已暫停了9本書籍的服務,並指隨著《國安法》立法,圖書館須確保圖書館藏遵守有關法例的規定。

這些被下架的所謂的「禁書」分別包括:中國作家余杰的《卑賤的中國人》和《納粹中國》、大陸流亡作家廖亦武所著的《這個帝國必須分裂》、港大學苑所著的《香港民族論》、香港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的《我向霸權宣戰》、前立法會議員陳淑莊的《陳淑莊敏感地帶》、網媒政論人士林匡正的《香港公民抗爭運動史-挫敗的三十年剖析》、《香港公民抗爭運動史2 中港對決》和《激進:香港進步民主運動史》。

去年7月,港府引用《港區國安法》,已經將黃之鋒、陳淑莊等多本著作下架。

3

恨中国人南美人也就算了,印度人也能恨得起来,就是一群渣滓,别给他们找理由。

移民穷就是低端人口,移民富就是USA的恩情。

人家小生意做得好,一定是因为7年不用交税(美国没这个规定,是住在美国的印度人往印度汇钱7年不用交税),肯定不是因为人家勤俭节约。

我能想象这些人的生活风格:在印度自助和隔壁的传统美餐里面,顿顿都选印度自助。坐俩小时吃到肚子溜圆,然后在yelp上留一个三星差评:“Food not bad, service is horrible cause they can't speak proper English.”

21

自由需要捍卫,捍卫自由需要宽容、勇敢、思辨、坚定等等诸多美德。而不自由不需要捍卫,不需要像塔利班战士或者“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样为反自由而牺牲。不自由只需要习惯就够了。

维持不自由甚至不需要人们变得是非不分。大学控制学生会,中国每一所大学都是如此。除开那些小官迷,中国哪个大学生不对此深恶痛绝?可是早已习惯了,仿佛是夏天的蚊子一般的自然现象,虽然人人厌恶,但是也早已将它当做无可更改的事实。

每当有举报风波,受害方不抗议封杀者,反而去骂举报者,也是一个道理:小孩夏天不关纱窗放进蚊子来,你难道会去怪蚊子吗?

大陆五毛声称要对新一代香港青年进行洗脑,好让二十年之后的香港被爱党者占据。其实根本不必这么麻烦,历史也不会这么发展。二十年后的香港青年一定还是一样的不爱共产党,但是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没有独立学生会、没有六四晚会、没有言论自由的香港。他们不会是非不分,但是他们可能已经无法想象,香港人曾经享有的那一点点自由是什么样。

“习以为常,近乎平壤”。习惯了,也就离平壤不远了。希望此时失去自由的人,不要把对自由的记忆和想象也一并丢掉。

10

世卫组织调查报告:武汉肺炎起源于武汉实验室极不可能,是否起源于中国尚无定论。中国外交部:科学的问题交给科学来回答。

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有西方核科学家):福岛废水(其实是过滤后的冷却水)主要放射物质是氚,并不危险,并且其浓度远低于标准值,排入海中是最佳最安全方案。中国外交部:日本政府极不负责任,仇日煽动走起来。

我:中国东南沿岸海水 vs 排水当天福岛沿岸海水 各100毫升,让我选一个喝,我喝福岛海水无犹豫。

9
  1. 汉族可以自由出国。当然前提是你没有反共案底,不过别的民族有反共案底的更没法出国。当然在这项自由上,目前比较安分的民族也与汉族享有同样的自由,但是其他民族的出国自由远低于汉族。

    生活在中共国,最大的自由就是出国的自由。假如作为中国人只能保留一项自由,我选择保留出国的自由。假如这项自由消失了,我愿以所有其他自由来换。

  2. 汉族可以自由发表民族主义言论,而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这项自由。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这是最大的民族特权。这项特权证明现在的中共国不仅是党国,还是汉帝国。

    在今天的中共国,汉民族主义的自由度非常之高。主张文化殖民、文化灭绝的言论不仅肆意传播,而且相当主流,而维族、藏族主张文化权利的言论是可以判死缓的叛国罪行。这和美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美国白人和黑人都可以发表民族主义言论,但是白人的发言边界反而更窄。所以美国不是白人帝国,而中国是汉帝国。汉民族主义者如果以为汉族遭遇了美国白人遭遇的政治正确问题,那是在颠倒黑白。

    最后我的立场:捍卫民族文化好,主张帝国主义坏。

3

最近我新衣大帝喷的有点多,内容输出少了。所以还是要写点东西。今天就借着这个问题扯一扯。

为啥民主世界最近10年一脸衰相?因为真正惠及全社会的增长期已经结束了。近十年来的增长只是富人越富而已。

马克思、美联储和安倍晋三都看出来同一件事:资本主义需要增长才能维持。这不像中国封建王朝,年年海清河晏不饿死人就是盛世。

回顾西方世界过去百余年,每一波增长期都带来生活必需品价格相对于普通人收入的巨幅下降

第二次工业革命大概在一战前结束,这个就不用说了,天翻地覆。

之后是一波”工业化“,把所有能用大工厂生产的东西囊括在大工厂里,这一波大概在五六十年代结束。中间经历了二战,二战爆发不能用”增长停滞“简单解释,但是纳粹上台的主因确实是经济危机。

二战之后开始了一波”自动化“。这一波的效果比前两波还猛。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只要称得上”实用品“的东西(包括汽车,不包括Gucci),原来可能是奢侈品的,现在一概变成西方世界的人民商品了。

80年代开始全球化,大概在21世纪头十年结束。这一波结束之后,在西方世界,所有的日常用品都变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状态。就算是最穷的人,基本的生存需求是绝对可以满足的。

全球化完成之后的近十几年,西方,尤其是美国,纸面上经济仍然在增长,但是增长的背后是新的巨头凭空创造出许多新的需求和新的机会,而不是生活成本相对于收入的降低。这些需求大多没有任何必需性。并且需求和机会极度不平等。需求是创造给绝大多数人的,机会是极少数人的。(相反地,中国的增长给绝大部分人提供了机会,虽然代价也不小。)

你肯定说我在扯淡了。从经济数据上看,不仅宏观数据大体在增长,从购买力数据来看也在增长啊?

答案是,你要看更直接的数据:人均预期寿命

根据VOX这篇引用了CDC数据的稍微有点旧的报道,美国16-18年的人均预期寿命逐年下降,但是富人的预期寿命不断上升。并且不只是穷人预期寿命下降,中产的寿命也下降了。

根据这篇文章,美国普通人寿命下降是近几年才有的事,但是富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寿命约拉越开的趋势是80年代就开始的,已经称得上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但是之前穷人也一直在增长,所以问题被掩盖。

80年代是里根的年代,美国辉煌的年代,也是全球化开始的时代。能不能把锅扣在全球化的脑袋上?恐怕不那么简单,毕竟问题是在全球化萌芽之时就开始的,时间对不上。

总之,问题比看起来的还要深重,所谓党争或者乱象更像是表象而不是原因。悲观的看,如果没有新的根本意义上的技术突破,问题可能永远无法和平解决。

15
  1. 这个口号很好,不需要解释。另一面,反对这个口号是需要一番很复杂的解释的,什么仇恨实际上是因CCP而起啊,亚裔是替中国人受过啊,什么什么的。口号这东西,不需要解释就是好,例如Stop the Steal,需要解释就是不好,例如BLM。假如口号不需要解释,反对这个口号需要解释,那么好上加好。

  2. Asian Hate这玩意儿确实存在,而且非常恶劣。亚裔苦歧视久矣,没机会喊出来。现在有机会喊了还要"反求诸己",不符合美国政治的玩法。

  3. 没有什么机会是完美无缺的,或者100%正义的。对亚裔的暴力犯罪24%来自白人,27%来自黑人。这一波刚巧遇到两个白人,所以美国左派把这波炒起来了。一个月前泰国裔老人被黑人推搡致死的时候,美国右派也尝试炒作来着,想要把问题引到黄黑矛盾上,当时也引起了一些街头抗争,但是没有炒起来。不管谁炒起来的,白对黄和黑对黄的hate确实都存在,以亚裔的政治力量,没有资格对机会挑肥拣瘦。

  4. 当然就是有华人坚称不存在对亚裔的歧视的,随便吧。不过,如果一面认为有歧视,一面说“对亚裔的歧视与川普称呼肺炎Chinese Virus没关系”,一面又说“这一波歧视是因为中国放出病毒”,不觉得有点自相矛盾吗?

  5. 因此我才会说,不要管什么是不是因为Chinese Virus,对于亚裔来说这事真的和左右没关系。不管那个杀人狂是因为什么动机杀人,出了这样的事,假如亚裔连和平游行都拉不起来,甚至还要私下分锅,别人只会更当你怂逼。现在游行拉起来了,我很欣慰。

  6. Markdown把我的12345强行变成12123,很蠢很天真。(管理提醒:帮你改了

29

亚特兰大白人孤狼恐怖分子Robert Long血洗三家亚裔按摩店,杀害六位按摩女(两个华裔四个韩裔)和两个客人。中间两家按摩店距离40分钟车程。美国主流舆论震怒。

结果人在美国的这帮华人“民运”集体失声。一个个的说什么“不是种族仇恨犯罪,不要妄下定论。”不信教的民运就甩锅给基督教,说这个人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因为按摩女诱惑自己所以就把他们都杀了,完全没有种族因素。信教的就说这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耳熟吗这个话),完全是个别犯罪。你在推上搜亚特兰大,没有一个民运声援受害者的。

更可恨的是那些支黑派,反正白大人杀你支那人,都是因为共产党输出中国病毒,要怪就怪共产党。贱不贱呐?

倒是立场偏粉红和岁静的华人自媒体在这种事情上从不失声,不论是白人杀黄人,还是黑人杀黄人,还是民主党搞AA,还是川普说kung flu,人家都站出来讲话。说实话我是挺赞赏岁静派美华的立场,都是美国人了就正正经经当个美国亚裔,别整天中共不中共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美华来说,美国的事是“齐家治国”,反对中共是“平天下”,有余力平天下当然好,没那个本事的话还是先从前三项做起。

这帮美国民运,完全就是做反共生意的。第一讨好金主(现在得有一半人被法轮功收入麾下了吧),第二讨好听众,和环球时报一个活法。都他妈是美国人了,却连亚裔的利益都保护不了,还指望你们能回去拯救中国人?我可去你妈的。

14

陈士杰的问题和食人大佐的同名文章珠玉在前(https://2047.name/t/11438https://2047.name/t/11444),不过我还想再补充一些。

一、中国反专制的人不多,反体制的人很多

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常批判中国人的“好皇帝梦”,如今大家眼界开了,知道“好皇帝梦”全世界人都爱做。如果好皇帝的话处处说到老百姓心坎上,还承诺解决一切问题,你不能奢望一般人有本事忍住这个诱惑。大部分中国人绝不反对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专制,至于什么宪法什么程序正义,根本闻所未闻。其实全世界人都这样,不过客观来说,由于中国从没有过民主自由的教育,这个问题稍微更严重一些。

但是中国反体制(establishment)的人是很多的。饭桌上骂政府的言论,绝大部分是在这个层面上。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国太不平等了,那些establishment过得太爽了。比起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虚无缥缈的专制,比起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无关紧要的政治自由,还是对于现在那些吃香喝辣的人的仇恨,更为强烈百倍。

我个人倒是偏爱苏东剧变模式,虽然缺乏清算,但是至少不至于再出现毛主义。不过如果民主人士想要从外部有所突破,那么“剥夺特权”的口号一定要喊上一万遍。

(当然如果最后搞成了阶级斗争,“打土豪分田地”,那我个人认为还不如不推翻共产党。革命总是有变成暴政的危险,我们不能有意忽视这一点。)

二、福利不能丢:中国人羡慕西方国家是羡慕他们的好生活

“只有民主体制的国家才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经济发达带来生活水平的普遍进步”“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 好了好了,说的都对,但是说这些和“先富带后富”有什么区别?

说起福利,最重要的当然是医疗、教育、住房、失业金,这四项和个人直接相关的。后两项后面讲,先说前两项。虽然共产党治下的医疗与教育资源获取难,分配极其不平等(不仅是平民与权贵不平等,地区之间也不平等),但是毫无疑问远远超过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及格线。

如图,教育支出一项就有三万五千亿,占财政总支出二十三万亿的15%。

想要推翻共产党,宣传上必须强调福利,到时候也至少要做得比共产党好一点,不然民怨一定沸腾。教育这块可以暂时大体维持现状,医疗上除了取消干部特权以外,恐怕必须要加大投入,印度式仿制药可能也得搞起来。财政上一定不会容易。

小政府?新自由主义?我也喜欢,但是个人福利上决不能讲小政府,不然没人跟你走。小政府仅限取消社会主义特色浪费,比如上图中的“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说实话,这能省不少钱呢。

三、机会和恐惧

2018年,纽约时报有一篇讲中国的文章叫机会,民族主义和恐惧,标题起的很好,内容略显老套。NYT的着眼点,在于阶级上升的机会与对国家机器的恐惧。但是更低层面个人生存上的“机会与恐惧”,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

机会:底层人只要拼命工作,就能保证生存;中低层的人只要拼命学习或工作,就有一定可能性向上攀升。

恐惧:底层人如果不能拼命工作,就会陷入赤贫;中低层和中层的人不拼命学习或工作,就会迅速跌落。

拼命就能活,不拼命就是死,这个最简单的“机会-恐惧”,与专制没有直接关系,但它才是统摄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主线。

有拼命的机会,远比没有机会要强,就算那个没有机会的世界可以保证你不拼命也能温饱,因为安贫若素的人总是极少数。20世界前半叶的美国黑人家庭以家教严格著称,现在变成反过来,不是因为基因突变,而是因为那时候的黑人就像现在中国的农村人,有拼命的机会。现在黑人不会饿死了,但是也没有机会了。

什么失业保障啊,严格执行加班费啊,男女同休产假啊,增加带薪假期啊,这些城市上中产喜欢的福利对于目前中国大部分人来说根本是一纸空文,全都可以暂缓,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另外看看日本韩国就知道,东北亚人确实格外地不讨厌拼命。

总之,没有更好选择的时候,一定不能剥夺中国人拼命的机会。包括基础建设驱动经济什么的,我们都知道不好,但是动手要慎重。

(为什么不用”内卷“这个词?内卷总有一种”拼命+勾心斗角“的意思。这一点中国人倒没什么特别的。那些到了国外以为外国人都”不勾心斗角“的最后都死很惨。)

四、房子和土地财政

终于讲到这个最大最难的问题了。

一方面来讲,大城市里收入不错的年轻人(比如北京上海税后15万那肯定是中高收入了,虽然这在知乎肯定算赤贫)一年的税后收入赶不上一套两居室一年的涨幅,这对经济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危害是肉眼可见的。另一方面讲,其实中国的住房问题并不严重,绝大部分家庭都有自住房。(维基百科给的的90%,央行说城镇自有率96%。我认为按照家庭算,城镇常住家庭90%左右自有率,打工者和农村常住人口在原籍地的家庭几乎100%有房是靠谱的。对照:美国是65%。)

抱怨房子贵,其实是因为区域发展过于不均衡,导致年轻人都往大城市跑。共产党倒台之后它画的”圈圈“都作废,这个问题会逐渐解决。到时候如果大城市的房子还是贵,那也没办法,就像东京那样,供需关系决定的。

问题比较大的是土地财政。这个窟窿太大,短期之内还是要延续下去。尤其是现在不卖地的大城市,到时候要集中卖一些,一方面让房价稍微降一降,一方面也促进经济。如果顺便还能搞点公屋什么的也是个选项,就像新加坡那样。关键是度过转型期的难关,后面日子会变好的。

房价如果下降,城市老一代中产阶级会出来抗议的,就像当年香港一样。对此得软硬兼施,一方面把70年产权废除(本来到时候也收不回来,总不能学共产党搞强拆吧),一方面鼓动年轻一代出来和老一代对着干。

五、制度建设和选票的矛盾

上面说的都是具体的,最后再讲一点务虚的。

从共产党专制转为民主的政府,需要同时面对制度建设和短期选票两大难题。共产党的制度架构没有一处是民主体制可以沿用的。相比而言,韩国、台湾这种已经有议会和宪政表皮的“军政/训政”转“宪政”,显然更为容易。短期选票和制度建设,颇有矛盾之处。所以“民主一定让中国更好”?说实话,我们不可能像当年的韩国人台湾人底气那样足。

大家都知道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规模非常之小(代表总计55人),不过常为人忽略的一点是:费城制宪会议不仅规模小,而且是闭门会议,因为一旦本州公民可以得知本州代表的动向,那么代表将难以做出政治妥协和利益交换。

如果短期选票与制度建设混杂在一起,费城制宪会议是绝不可能办成的。

共产党最大的遗留问题,除了巨大的特权阶级以外,就是它巨额的党产。中共的党产远比苏共的难处理,因为数额更巨大,所有权更繁杂(各种大国企集团,现在更有阿里巴巴这样难以界定的“党产”),行业分布更广。

从苏联的教训看:第一,一定要限制新政府处置党产的权力。随意转卖可以在短期内充实国库,但是恶果会在几年内就显现。第二,尽量不搞休克疗法,尤其涉及大批就业的问题。

第三也是最切题的:最好让老百姓能在短期内尝到一些甜头。分红是一个很好的承诺。已经是国企的企业,迅速私有化不是好选项(这就好比已经拥枪的国家,一股脑儿禁枪不是好选项)。何况所有权不等于管理权,欧洲的国有大企业也可以有合格的管理水准。“大企业病”很多时候是共通的,并无国有私有之分。这个就不细讲了,展开来又是一千字。

中国经营状况最好的党产,大多是被党内小利益集团控制的,有些红二代红三代名义上不属于共产党领导层。这些人是决不能拉拢的,不然中国会变成财阀国家,比专制更难搞。也没什么必要拉拢他们,毕竟他们没有军权,城堡倒了他们一无所有。可以留一两个利用,剩下的清单要拉起来,昭告天下,到时候该杀就杀。要知道昭告天下是最好的监督。现在中国人不知道这些产业,一旦知道了,他们人或许可以跑,产业跑不了。这些产业要是守不住,民主中国一定完蛋。

3

有一个常听到的支持拥枪权的观点:坏人不论如何都能得到武器。如果好人没有枪,面对携带任何武器(甚至不携带武器)的坏人都难以自卫,但是如果好人有枪,就拥有了自卫的能力,假如坏人还存有理智,拥枪的好人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个论点从理论上讲非常有道理。某种程度上说,除开面对国家机器或者恐怖分子的情况,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你手上有枪,理论上就意味着你和任何人在武力上都是平等的。枪可以抹平体格的差距,这是任何冷兵器或格斗术都达不到的效果。

但是现实真的这么美好吗?以下举几个理由,论证”拥枪权反而加剧了好人和坏人的不平等“:(顺便说一句,普通人是不太可能得到隐藏持枪证的,一般人想配枪就必须置于可见处)

一、社会规范(social norm)让绝大部分市民难以配枪。比如纽约铁路(包括地铁和火车)要求

Firearms or other weapons: No person, except for those licensed to do so and in immediate possession of such license, shall bring into or carry in a terminal, station or train firearms or other weapons.

作为守法好公民,除非你真的有这种神奇的证件(想想就知道难以申请),不然你不能带枪坐地铁。你是坏人就无所谓了,藏在公文包里就好。美国地铁没有安检。

OK,你不在纽约,你开车上班。你们公司或许没有任何关于枪支的规定,但是别着一把手枪走进办公室多半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尤其如果你不是坐办公室的,那你的上司更不会对你那么客气。所以搞了半天,枪只能留在车上。

出席活动、观看演出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这种场合就是:好人不可能配枪,坏人肯定能找到空子。

如果你还对此有疑虑,那请你想一想:除了中国,别的国家不禁刀,那么有很多人随身带刀(就算是瑞士军刀)吗?遇到这种人,一般人会怎么看待他?

二、拔枪很慢的。从看到危险到成功扣动扳机,经过训练的一般人少说也要两秒时间。面对拦路打劫者,有枪可能有用,毕竟打劫的多半不想伤到你,只想要钱。面对想杀你或者想强奸你的人,如果他有枪,你有没有枪都是死;如果他没有枪只有锐器,那你还可以跑。

但是我也能想到一些场合,拥枪权会让好人与坏人更平等:比如说你是一个小店的店主,柜台底下放一把枪,被打劫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再比如说车里放一把枪,在家门口停车的时候就不怕被蹲点的抢劫犯堵下来(当然除非抢劫犯藏得特别好,让你在下车之前都没有意识到)。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很纠结,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1

我无意对陋俗画一个明显的边界,比如说过年给公公婆婆叩头算不算陋俗什么的,我觉得算,但是算不算两可。

此处“陋俗”主要指正常人都认为是陋俗的,比如婚礼上新娘要给夫家所有平辈和长辈的远近亲戚磕头,如此之类的。

2

共五题。除了第三题,其他都是单选。投票就是赏我脸!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仅需考虑政策本身的恰当与否,假设不需要考虑立法问题。

建议先投完票,再参与讨论。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3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4 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5 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6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7 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 8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9 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耶稣明确指出,除非妻子与人淫乱,不然离婚就是犯奸淫。但是新教徒似乎并不在乎离婚的事,美国这边的新教保守派也不在乎离婚的事。

作为新教徒的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如果只反对LGBT,不反对离婚,是不是有故意取舍的嫌疑呢?何况据我所读,耶稣本人似乎并没有反对同性关系的话,圣经中指同性关系不道德的,要么出自旧约,要么出自使徒之口。

新教毕竟是随着自由贸易的发达而兴盛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发财了不能换老婆还怎么活?所以新教徒拾取对自己有利的道德加以强调,对自己不利的就支支吾吾,是否违背耶稣的精神呢?

4

在1933年国会纵火案之后,《授权法》通过之前,假如有谁能阻止希特勒,他们绝不会被认为是英雄,反而更有可能被认为是一群腐败专权的阴险政客。或许这么评价他们倒也没错。

10

美国人数最多的党是哪个党?

你要说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那你可就错大发了。这两个党加起来没有我说的这个党一半人多。

美国最大的党,叫做“我全都要党”。至少有超过一半的选民属于这个“我全都要党”。

比如说,既不想像西欧那样征税,又想要廉价大学;既不想治安乱,又要defund the police;每年州税都不够花,年年从联邦拿钱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states/articles/2020-05-15/some-states-like-new-york-send-billions-more-to-federal-government-than-they-get-back,又声称是州权的捍卫者;既要每年拿农业补贴,又要声称自己反对大政府;既不愿意强制拆分科技公司,又反对平台垄断;既要自由市场经济,又要公司只雇美国人,等等等等。

有人说“小孩才做选择,大人全都要”,还有人说“我全都要党”是中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我只能说,美国没有公投绝对是先贤们的明智决定。

2

最新消息指出,唯一一位中枪身亡(也是唯一一位受到严重伤害)的女性,是因为妄图翻窗闯入国会议员的避难所,并且不听劝阻而被枪击。

这是直接威胁议员生命的恐怖主义行径。其他的抗议者没有这么蠢,只是对建筑物搞搞破坏,所以毫发无伤的回家了。

12

所谓“最高法院不受理”是中文翻译造成的语境误读。最高法院的原始文件在这儿:https://www.supremecourt.gov/orders/courtorders/121120zr_p860.pdf 两位主张受理的法官额外补充说:”I would therefore grant the motion to file the bill of complaint but would not grant other relief“ ”relief“在这里的意思是”司法纠正“(不知道中文法学的官方译法是什么),整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我们(两位法官)认为应当接受本案件,但即使接受也不会支持原告的任何要求”。

其实两位法官这一句话在法律程序上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最高法在表决是否接受本案,你只要说你接受不接受就好了。现在主张接受的人额外说明”would not grant other relief“,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拒绝,也是为了避免川普方借此再做文章。

剩下七位法官主张”依法不受理“是比拒绝更上一层次的拒绝,而不是说”不敢受理,一旦受理必然判川普赢“。

顺便,大纪元把relief翻译成了”救济“。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12/11/n12614330.htm 我看啊,是该好好筛选一下移民了,英文都不会,这不就是川粉最恨的”低素质移民“么?中东难民英文都比这帮练功骗政庇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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