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杰的问题和食人大佐的同名文章珠玉在前（https://2047.name/t/11438https://2047.name/t/11444），不过我还想再补充一些。
一、中国反专制的人不多，反体制的人很多
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常批判中国人的“好皇帝梦”，如今大家眼界开了，知道“好皇帝梦”全世界人都爱做。如果好皇帝的话处处说到老百姓心坎上，还承诺解决一切问题，你不能奢望一般人有本事忍住这个诱惑。大部分中国人绝不反对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专制，至于什么宪法什么程序正义，根本闻所未闻。其实全世界人都这样，不过客观来说，由于中国从没有过民主自由的教育，这个问题稍微更严重一些。
但是中国反体制（establishment）的人是很多的。饭桌上骂政府的言论，绝大部分是在这个层面上。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国太不平等了，那些establishment过得太爽了。比起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虚无缥缈的专制，比起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无关紧要的政治自由，还是对于现在那些吃香喝辣的人的仇恨，更为强烈百倍。
我个人倒是偏爱苏东剧变模式，虽然缺乏清算，但是至少不至于再出现毛主义。不过如果民主人士想要从外部有所突破，那么“剥夺特权”的口号一定要喊上一万遍。
（当然如果最后搞成了阶级斗争，“打土豪分田地”，那我个人认为还不如不推翻共产党。革命总是有变成暴政的危险，我们不能有意忽视这一点。）
二、福利不能丢：中国人羡慕西方国家是羡慕他们的好生活
“只有民主体制的国家才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经济发达带来生活水平的普遍进步”“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 好了好了，说的都对，但是说这些和“先富带后富”有什么区别？
说起福利，最重要的当然是医疗、教育、住房、失业金，这四项和个人直接相关的。后两项后面讲，先说前两项。虽然共产党治下的医疗与教育资源获取难，分配极其不平等（不仅是平民与权贵不平等，地区之间也不平等），但是毫无疑问远远超过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及格线。
如图，教育支出一项就有三万五千亿，占财政总支出二十三万亿的15%。
想要推翻共产党，宣传上必须强调福利，到时候也至少要做得比共产党好一点，不然民怨一定沸腾。教育这块可以暂时大体维持现状，医疗上除了取消干部特权以外，恐怕必须要加大投入，印度式仿制药可能也得搞起来。财政上一定不会容易。
小政府？新自由主义？我也喜欢，但是个人福利上决不能讲小政府，不然没人跟你走。小政府仅限取消社会主义特色浪费，比如上图中的“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说实话，这能省不少钱呢。
三、机会和恐惧
2018年，纽约时报有一篇讲中国的文章叫机会，民族主义和恐惧，标题起的很好，内容略显老套。NYT的着眼点，在于阶级上升的机会与对国家机器的恐惧。但是更低层面个人生存上的“机会与恐惧”，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
机会：底层人只要拼命工作，就能保证生存；中低层的人只要拼命学习或工作，就有一定可能性向上攀升。
恐惧：底层人如果不能拼命工作，就会陷入赤贫；中低层和中层的人不拼命学习或工作，就会迅速跌落。
拼命就能活，不拼命就是死，这个最简单的“机会-恐惧”，与专制没有直接关系，但它才是统摄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主线。
有拼命的机会，远比没有机会要强，就算那个没有机会的世界可以保证你不拼命也能温饱，因为安贫若素的人总是极少数。20世界前半叶的美国黑人家庭以家教严格著称，现在变成反过来，不是因为基因突变，而是因为那时候的黑人就像现在中国的农村人，有拼命的机会。现在黑人不会饿死了，但是也没有机会了。
什么失业保障啊，严格执行加班费啊，男女同休产假啊，增加带薪假期啊，这些城市上中产喜欢的福利对于目前中国大部分人来说根本是一纸空文，全都可以暂缓，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另外看看日本韩国就知道，东北亚人确实格外地不讨厌拼命。
总之，没有更好选择的时候，一定不能剥夺中国人拼命的机会。包括基础建设驱动经济什么的，我们都知道不好，但是动手要慎重。
（为什么不用”内卷“这个词？内卷总有一种”拼命+勾心斗角“的意思。这一点中国人倒没什么特别的。那些到了国外以为外国人都”不勾心斗角“的最后都死很惨。）
四、房子和土地财政
终于讲到这个最大最难的问题了。
一方面来讲，大城市里收入不错的年轻人（比如北京上海税后15万那肯定是中高收入了，虽然这在知乎肯定算赤贫）一年的税后收入赶不上一套两居室一年的涨幅，这对经济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危害是肉眼可见的。另一方面讲，其实中国的住房问题并不严重，绝大部分家庭都有自住房。（维基百科给的的90%，央行说城镇自有率96%。我认为按照家庭算，城镇常住家庭90%左右自有率，打工者和农村常住人口在原籍地的家庭几乎100%有房是靠谱的。对照：美国是65%。）
抱怨房子贵，其实是因为区域发展过于不均衡，导致年轻人都往大城市跑。共产党倒台之后它画的”圈圈“都作废，这个问题会逐渐解决。到时候如果大城市的房子还是贵，那也没办法，就像东京那样，供需关系决定的。
问题比较大的是土地财政。这个窟窿太大，短期之内还是要延续下去。尤其是现在不卖地的大城市，到时候要集中卖一些，一方面让房价稍微降一降，一方面也促进经济。如果顺便还能搞点公屋什么的也是个选项，就像新加坡那样。关键是度过转型期的难关，后面日子会变好的。
房价如果下降，城市老一代中产阶级会出来抗议的，就像当年香港一样。对此得软硬兼施，一方面把70年产权废除（本来到时候也收不回来，总不能学共产党搞强拆吧），一方面鼓动年轻一代出来和老一代对着干。
五、制度建设和选票的矛盾
上面说的都是具体的，最后再讲一点务虚的。
从共产党专制转为民主的政府，需要同时面对制度建设和短期选票两大难题。共产党的制度架构没有一处是民主体制可以沿用的。相比而言，韩国、台湾这种已经有议会和宪政表皮的“军政/训政”转“宪政”，显然更为容易。短期选票和制度建设，颇有矛盾之处。所以“民主一定让中国更好”？说实话，我们不可能像当年的韩国人台湾人底气那样足。
大家都知道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规模非常之小（代表总计55人），不过常为人忽略的一点是：费城制宪会议不仅规模小，而且是闭门会议，因为一旦本州公民可以得知本州代表的动向，那么代表将难以做出政治妥协和利益交换。
如果短期选票与制度建设混杂在一起，费城制宪会议是绝不可能办成的。
共产党最大的遗留问题，除了巨大的特权阶级以外，就是它巨额的党产。中共的党产远比苏共的难处理，因为数额更巨大，所有权更繁杂（各种大国企集团，现在更有阿里巴巴这样难以界定的“党产”），行业分布更广。
从苏联的教训看：第一，一定要限制新政府处置党产的权力。随意转卖可以在短期内充实国库，但是恶果会在几年内就显现。第二，尽量不搞休克疗法，尤其涉及大批就业的问题。
第三也是最切题的：最好让老百姓能在短期内尝到一些甜头。分红是一个很好的承诺。已经是国企的企业，迅速私有化不是好选项（这就好比已经拥枪的国家，一股脑儿禁枪不是好选项）。何况所有权不等于管理权，欧洲的国有大企业也可以有合格的管理水准。“大企业病”很多时候是共通的，并无国有私有之分。这个就不细讲了，展开来又是一千字。
中国经营状况最好的党产，大多是被党内小利益集团控制的，有些红二代红三代名义上不属于共产党领导层。这些人是决不能拉拢的，不然中国会变成财阀国家，比专制更难搞。也没什么必要拉拢他们，毕竟他们没有军权，城堡倒了他们一无所有。可以留一两个利用，剩下的清单要拉起来，昭告天下，到时候该杀就杀。要知道昭告天下是最好的监督。现在中国人不知道这些产业，一旦知道了，他们人或许可以跑，产业跑不了。这些产业要是守不住，民主中国一定完蛋。
（图为“大厦之巅的午餐”，据考证这是洛克菲勒中心工地，193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