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对士杰的部分观点，例如“美国政府应该排华这样中国人没法跑路只能造反”之类的说法非常不赞同，我认为其中漏洞很多（这个另辩）；不过我比较好奇的与其说是观点本身，更是士杰为何会有这些观点的原因，例如什么经历，让士杰对于“中国人”“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想法，有如此的判断。还有就是说这些的诱因是什么。我有一个猜测，是不是您认为很多民运人士在北美定居后就“不求上进”，因此您把他们“不求上进”的原因归为定居北美？

2. 我对士杰有认同欣赏的地方，例如其对于党史和民运的了解，其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达成民主宪政，等等；同时我也好奇，为什么士杰这个很认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会对民运有那么深的感情。至少我个人认为，就算中共加速到内陷或者自爆了，海外的反共势力中，法轮功甚至郭文贵都要比民运有前途得多。我并不认为士杰支持民运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3. 我认为士杰自己发帖以及回帖没有问题，但我认为诉诸身份的说话方式非常非常不妥。情绪化和说话语带嘲讽有时难以避免。纯粹打个比方（情景假设），如果我在士杰的帖子下说“你不学无术”，士杰可以删除我的回复（推荐），可以以理服人（服不了我也可以服旁观者），也可以说“你笨到学了也无术”（不推荐），但是说我“五毛”、“网军”或者“赚不到钱找不到对象的单身中年大妈”就不太妥当。觉得某个人笨或者无知是观点问题，拿身份说事就是编造事实了（除非我自己承认了）。

下面关于排华法案：

士杰说“美国政府当然可以禁止大清国民入境美国”，确实，美国政府理论上可以禁止或者允许任何事情，只要符合合法程序，而法律政策在法理上的根本依据是宪法。排华法案最初通过符合合法程序，后来的废除也符合合法程序，而废除的原因就是法案的很多条例被判定违宪。而对宪法的阐释，与民意（包括大众和精英的立场）息息相关。所以，谈论民主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和政府行为，不能离开民意。

士杰说“美国人民连谁能入境美国都不能决定，那美国还是美国人民的美国吗？美国还是民主国家吗？”确实，美国是美国人民的美国；美国政府对华人移民的态度，根本上来讲是美国民意决定的。那“美国人民”是什么态度呢？事实上，美国人对于合法移民主流的态度是接受，并且2001年来有更多的人——无论左右——都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合法移民（见下图，来源），政策争议主要集中在非法移民方面。当然，对于合法移民也可以根据国籍选择性接受，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表示美国民意主流认为应该限制中国的合法移民，所以政策上的排华，除非让大多数美国人真心相信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来偷技术的间谍，否则这个愿望——无论是阿姨还是士杰的愿望——难以达成。

另，如果真的有个“新时代的排华法案”，那恐怕与限制入境关系更大，也就是说不论绿卡国籍了，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直接不发或者少发签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士杰的设计“允许工签、学签、旅游签……到美国看看可以，但是在美国定居不行”符合美国人的思路。美国人对朝鲜、古巴、伊朗之类国家公民的移民限制，都是直接从签证限制起的。

**总而言之，美国是美国人民的美国。无论是士杰还是我，对美国人的代表性都是0。**随便说说是可以，但是就像那句老话：That's just like, your opinion, man.如果要认真立论，需要数据。

至于士杰所说，排华法案有利于中国民运，因为会迫使反共的中国人不得不留在中国造反，就像晚清一样；我想反问几句：

1. 您举了孙文的演讲做例子；但如果晚清时世界各地真的那么排华，把中国人都挤回大清的地盘，孙文少年去哪儿读书？孙文的革命启动资金从哪儿来？孙文逃亡往哪儿去？

2. 您说“只有不能避难的时候，才逼着人去造反”，也就是说迫使反共中国人留在国内有利于民运。然而迫使中国人留在国内的事情，中共也在做。就不说毛时代的闭关锁国了；胡锦涛时代开始收紧了异议人士的出国限制，习近平时代的边控更是变本加厉。请问，这些时间段，民运事业是上升了，还是衰落了？

3. 您说“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对共产党不满的”。您认为这些人如果在国内，就会反共。我不这样认为。您自己也表达过以下意思，即大多数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利己主义者；那么按这种思路，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觉得美国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好，收入比较高。这样趋利避害的利己主义者在国内，会反共，还是会当顺民？

4. 您说“让大量对共产党不满的中国人民定居在中国，等于给共产党身边放了一个超级大的火药桶。”共产党身边本来就有个超级大的火药桶，制造火药桶的就是中共本身。我觉得要把火药桶搞得更猛烈些，排华这种往火药桶里撒盐的举动真是舍近求远得不偿失，还不如玩加速主义有效果。

5. 这不是反问而是几个真诚的问题：您是否认为出生在中国的人，天然对中国的强大和中国人的幸福具有义务？您是否认为为了中国的强大和中国人的幸福，有权利剥夺“一小部分人”的自由？

2021年04月28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原文链接（墙内）：http://sh.xinhuanet.com/2021-04/28/c_139912143.htm

林美芳退出了所有"鸡娃"的群。她的生活有了另一种规律：每天给隔壁房间的儿子发两次提醒吃药的微信，每两周到医院开一次假条；每3天在案板上切分一次药片，放到带隔断的绿色小药盒里，时间久了，药末弥散在缝隙中。上班途上，地铁上穿校服的孩子偶尔会让她想起，自己是一名高三学生家长。

这是她的秘密：两年前儿子被确诊重度抑郁，经历了休学、复学、复学失败，现在持续请假在家。除了母亲和丈夫，她无法向其他人启齿"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

能让她不孤单的是七八个家长微信群，几乎每个群都是满员。和她一样，群友都有被诊断为抑郁症或双向情感障碍症的孩子，从初中生到大学生。孩子们失眠、悲伤、易怒或在手臂上划下一条条伤痕，承受着恶心、手抖、嗜睡、长胖等不同的药物副作用。

医学界尚不能给出青少年抑郁症的明确成因。抑郁症的诊断没有生物学指标，心理测评量表的结果作为参考，医生的"听诊器"是眼睛、耳朵和嘴------依靠经验观察、倾听和交流。

诊室门口的青少年越来越多，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师裴双义5年前注意到这个趋势。去年，他所在的科室门诊诊疗了8000多名学生，住院治疗的有近600名。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学生是四大重点防治群体之一，把抑郁症筛查纳入高中及高校学生的健康体检内容。

抑郁症检出只是第一步，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反复的病情、疾病污名化带来的影响和社会功能恢复的困难，是大部分孩子和家庭要面对的一道道关卡。

1

高二开学第二个月，儿子陈恒告诉林美芳，自己不想去上学了，每天在教室里听不进去，头晕头痛，很难受。他想在家自学，考试的时候再去学校。林美芳没好气，"好不容易考进市重点高中怎么能不去上？我脸都会被你丢光的！"

母子俩达成的"协议"是，在他实在不舒服的时候，林美芳帮他请假，"半天半天地请"。没多久，林美芳被请去学校，她对面坐着4位"特别严格"的老师。她们帮她分析孩子的情况，并重申年级组规定"每个月只能请两天假"，尴尬窘迫的场景至今仍让她难受。她坦言，那时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懂、有点软弱的妈妈。

林美芳观察到儿子陈恒高中入学后，每天6点多出门，公交地铁1小时，赶在7点15分前到校。晚上6点多回到家，一脸疲惫地吃完饭就去睡觉，凌晨两三点爬起来做作业，直到天亮。儿子不满意自己处在中游的成绩，要全力向前赶超。双休日，儿子要求请家教补课，并告诉林美芳"自己不累，不找家教才累"。

"要不要找个心理医生？"她试探性地问儿子。"要的。"陈恒回答。培养孩子她没计较过钱，心理医生上门辅导，900元两个小时，她决定有效的话就持续到高三。

陈恒心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情绪也越来越低。他形容"静坐的时候心跳也会非常快，像刚刚结束长跑，但是不会气喘"，夜里很难入睡又很早醒来，精神非常疲惫，曾经担任校棒球队主力的他对运动也没了兴趣。在医院检查一圈儿，"跟器官器质性的东西都没有关系"。最终，在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陈恒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事实上，心理和情绪上的异常可以牵引出躯体症状，裴双义和同事们在接诊时看到过不少，医学上称之为"躯体化障碍"。来就诊的青少年，有的头痛、背痛，有的频繁腹泻，临上学就失眠、手心冒汗、恶心呕吐......治疗的经历也类似------验血、做核磁，在内科、中医科辗转，有的"在儿科住院，被抽了40多管血"。

孩子们的病历袋里装着多个医院的诊断结果，家庭条件好的几乎跑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医院。病例上大都写着"情绪低落，生活兴趣减退""重度抑郁，伴有自残行为""中度抑郁复发，第二次住院"，等等。

"基本上都是发现了一大段时间，而且学习能力下降得都非常厉害，好多孩子不去上学，已经回到家庭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裴双义说，"在学校里，他们大脑的可接受性已经很低了，基本上是去睡觉或者去发呆。"

2

向外人解释清楚"抑郁症是一种病"，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是父母，也很难与孩子共情。

陈恒向朋友坦承自己的病，对方嘲笑他，他便不再提起，觉得母亲编造"孩子心脏不好"作为自己不上学的借口更合适。他自己起初也不能接受"抑郁症"的诊断，那更像是因为软弱、不坚强生的病，他一度会向"躁狂症"的方向伪装。

在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15层的病房里，住着40多位受心境障碍困扰的青少年，其中近八成是中度或重度抑郁。其中有从省重点高中休学过来的学霸，也有老师家长眼中的"异类"------厌学、吸烟、酗酒、仇亲、沉迷网络、有暴力行为。在医护人员眼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聪明、敏感"。

大多数孩子手臂上留着自我伤害的痕迹，伤痕密集的，像红色的蜘蛛网。裴双义接诊时，都会先检查孩子的手臂，大部分是非自杀性自残。他认为，当孩子已经很难向别人诉说痛苦时，会选择划伤自己，出血的伤口刺激视觉，产生内啡肽缓解自己的焦虑。"搜刀"是护士们的日常工作之一，总有孩子想通过外卖或是快递把刀片运进住院区。

康复中心的病房不是封闭病区，未成年人住院需要家长陪护，孩子们穿着蓝绿色的病号服，手上戴着黑色定位手环。出院时手环才会被护士用工具摘下。有孩子在网上买了吸铁石，破解出打开手环的办法，并且找到医院的监控死角，在家长不注意的时候，翻墙跑了出去。找到他的时候，他闷闷地说，自己只是想回家了。

病房里几乎每天都会有孩子的尖叫，可能只是家长的某句话激怒了他；有追着母亲大打出手的孩子，也有忍不住教训孩子的父亲。需要暂时约束冷静时，身高一米九几的保安会进病房帮忙。

一间病房里，母亲听完儿子怒吼着的"指控"，捂着胸口背靠着墙蹲了下来，掩面哭泣。医生和护士进门调解，儿子冷漠地坐在一旁刷着手机，"没什么感受，她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我是这个家庭的累赘"。

"家长的痛你们是看得见的，但我们的痛你们看不到，也想象不到。你们只看到了那几分钟的家庭关系。"患病3年的李天冉形容，"生病时觉得活着很累，每天最痛苦的事就是醒来。"去年复发时，他站上了19楼的楼顶，给朋友家人打电话告别。

一名被确诊重度抑郁的高一女生在电话里告诉父亲，自己很累，顶不住了。父亲鼓励她，"再坚强一点，勇敢一点，顶一顶就过去了"。电话那头传来女儿的哭声，"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跟你说声再见，我真的不行了。"

抑郁症患者社群"渡过"的咨询师邹峰见过不少不理解、不接受孩子生病的父母。

一次，邹峰被一位"做事情很认真很努力，事业很成功"的父亲逼急了。不管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怎么解释，这位父亲坚持认为，孩子就是不懂事不听话，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碰触自己的底线，抑郁症不过是为逃避学习找的理由，"他根本没病"。

邹峰义愤填膺，忍不住回怼道，"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他不是一个坏种，不是天生懒、不求上进的，他是碰到困难了、痛苦了，才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觉得他天生是一个坏种，那也是遗传了你。"

遇到来咨询的父母，邹峰常说的是，他就是太努力、太懂事才会生病的，孩子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都已经抑郁了，不想活了，在自己伤害自己了。他只是生病了，不是变坏了。"家长一定要理解到这个程度，孩子才会觉得安全。"

3

诊室是厚厚的木头门，李天冉亲身试验过它的抗击打性。那次，处于躁狂状态的他在诊室与母亲争吵起来，他突然站起来，转身挥起拳头重重砸向门。"门纹丝没动，医生见过大场面，只是平静地喝了口苏打水。"李天冉事后回忆。

穿校服的女孩子从坐进诊室时便开始小声哭泣，腿和脚忍不住地抖。"我刚刚还好好的。"她告诉医生，自己一个人时情绪很低，但是哭不出来，最近没有用刀割自己的手腕，"因为没有工具"。

"有没有吃很多饭？做心理治疗怎么样？有没有不好的想法，比如自杀的想法？"医生问。母亲抢答了大部分问题。

裴双义见过一些"不太说实话"的家长，为的是让孩子的病看上去稍微轻一点，能尽快回到学校。"但问题是，你这个病不弄清楚的话，孩子还是会出事情。"裴双义接诊的一个女孩，已经出现"命令性幻听"，爬到二楼要跳下去的时候被同学拦住。

"打假"是他和同事日常的工作之一。面对有所隐瞒的孩子和家属，他们靠经验、提问和观察反复验证。

一位父亲经常开很远的车程带孩子来看病。女孩心疼父亲，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是家里的负担，心里内疚。所以只要父亲陪她来，她就告诉医生，自己挺好的了，心情也很好，不用怎么治疗了。

裴双义看到孩子说话时眼神恍惚，有时候眼圈发红，而且她做心理测评量表时没有说谎。他继续尝试与女孩沟通。

"医生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一点改变都没有，我感觉不到快乐，我还是觉得我是多余的，我是家庭的负担，所以我就真的不想再治了。"女孩告诉他。

几乎每天都有家长和孩子问出同样的问题。"没有一点好转，我想放弃，看不到希望""他吃3个月药了，心理咨询也在做，我们不对的教育方法也改了，他怎么还不好啊！""今年望明年，明年望后年，我都快和孩子一起生病了"......

大部分时间，裴双义和同事们都是在解决家长的问题，"因为家长太焦虑了，他总想让你给他一个肯定的回复，比如什么时候能好，他们想要看到希望。"邹峰见过一些帮孩子治病的家长，最后自己比孩子病得还重。

"没办法不焦虑，她生病就不能上学，不能上学就没有朋友，就更容易生病了，没有文凭将来怎么工作？"一名母亲试过很多"正的""邪的"治疗方案，她向所有亲戚朋友封锁了孩子生病的信息，"救孩子是妈妈的本能"。

4

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寻找病因是父母在孩子被确诊后最着急做的事。

有的母亲反思，自己对儿子的控制欲太强了，指使、监督得太多。孩子告诉她，自己太想自由了，宁可生病也要自由；有的追溯到孩子婴幼儿时期，因为早产，孩子睡了6个月保温箱，从小没有安全感；有的对家庭进行剖析，夫妻俩感情破裂离异，女儿从不与父亲亲近，怕那样做会伤害妈妈，长大后，在交友特别是异性交友方面有很多困难；有的经历过家暴，自己被打，孩子也被打；还有的猜测是儿子换到新的学习环境，一时间接受不了成绩的落差，于是病了。

陈恒一度认为"爱这种东西很虚无"。童年时，他觉得母亲不喜欢自己，一直想摆脱教育孩子的责任。这是他根据自己"观察"得出的结论：比如上小学时，母亲要求他每天下午放学后，必须在学校自习到5点，再自己回家，爷爷奶奶想去接他也被拦下了；有一次他的手工忘记带到学校了，母亲给他送去，但是弄坏了；有一个暑假，他没被接回家，而是被送去了外婆家，"我那时也很难受"。

这些细碎的事，林美芳都忘记了。她记得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告诉她孩子总比别人慢半拍，别的小朋友排好队了，她儿子还在收拾书包，终于收拾好走到队尾，哗啦一声，书包里的东西全掉出来了。她带儿子去私立医院测过智商、情商值，也检查过是否有自闭症。孩子有时不听话，又特别犟，她脾气暴躁，会忍不住打骂孩子。

林美芳知道儿子恨她，在教育孩子上，她走过许多弯路。她想给儿子道歉，但话刚说到"以前妈妈哪里做得不好，你指出来"，儿子便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了，"没有没有。"

"与青春期的孩子沟通本身就不易，特别是家里之前没有这种环境和基础的。"裴双义在诊室见过孩子呵斥母亲，让她"滚出去"；有父亲敲不开孩子的门，担心孩子在房间做傻事，从室外的阳台上爬进了孩子的房间；还有母亲揽下孩子生病的全部责任，一直跟孩子说对不起，你生病是妈妈造成的。复诊时，她很少描述孩子的症状，总在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或者说哪句话又说错了，又引起女儿的反感了，导致她的病复发了。

"我们对于青少年抑郁症，最关注的还是家庭。"裴双义认为，"孩子病了，情绪或者行为出问题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家庭'生病'了。但家庭只是一部分的关系。"

但裴双义和同事们几乎不在孩子面前数落父母的不是，他们觉得那样对父母不公平，也不利于家庭关系的修复和孩子的康复。

他给家长的"通用"指导是，与孩子相处时，一定要从家长说变成孩子说，家长认真听，不要轻易去评判。

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主治医师曹新毅认为，近些年青少年抑郁症与生活环境、科技的进步、孩子的学业压力都有关系。"孩子参加中考，职高与普高录取比例1:1。有多少从农村考出来成为'中产'的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去学技术，将来可能成为一名蓝领这种出路？家长给孩子排满了课外班，孩子连出去跑一跑的时间都没有。"

"太（内）卷了（内卷：多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一名患有躁狂症的初一学生向记者形容他的班级环境。班上的部分学生，已经自学完初三数学。他的强项是哲学，最喜欢黑格尔，常读《近代哲学史》，这是他在班里与众不同的地方。

生病前，他经常进行自我哲学辩论，像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他的打算是，"和他们一起卷，卷赢了再去改变。"然而计划还没开始，他被诊断为躁郁症------生病时，他两天没有睡觉，思路清晰，神采奕奕，但随后进入情绪低落期，没有动力做任何事，包括起床喝水。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4%，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年，约9.4%的12-17岁青少年有一次重度抑郁发作。北京回龙观医院儿童心理科医生刘华清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儿童患抑郁的比例在澳洲为12.1%，瑞典为11.4%。

林伟的儿子生病休学两年，4次被强制送进医院。她直言，在当下，不"鸡娃"很难。在她和孩子姥姥的努力下，儿子20个月能背《唐诗三百首》，3岁时掌握的英语单词比6岁的表哥还多。儿子没读过儿童版书籍，书柜里的书比同龄人高出好几个档次。但现今，儿子又住院了，家里的冰箱、茶几被儿子砸碎了，新装修的地板上留着坑。

和林伟儿子同龄的一名病友回想起童年，印象最深的事是幼儿园放学回家每天都要认识字卡片。每错一个，母亲手里的小竹竿都在他腿上留上一条印。他现在看到"蝴蝶"两个字还会恐惧。

有家长对孩子童年时的经历不以为意，说"实在是给这病找原因"。孩子过于追求完美主义，达不到目标会失落，进入情绪的恶性循环。但在邹峰看来，大多数完美主义是从小培养的。有的家长在孩子两三岁时开始训练，"你不听话不认真，妈妈就不要你了，不喜欢你了"。对于6岁之前的孩子，"妈妈不要我了"意味着"我就要死了"。"所以这些孩子对不完美的恐惧跟对死亡的恐惧是一样的。"

"我儿子得这个病，其实一半的错误在我这里。"林美芳说，"包括我们微信群的家庭，好多都是孩子生病以后，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教育方式全部都改变了。"

最近，一部讲述"家长如何鸡娃"的电视剧正热播。林美芳和群里的妈妈们拒绝看，因为会在剧中"不停、不停地照见曾经的自己"。

5

陈恒也"一直在找直接触发了生病开关的那件事"。

在他看来，没有哪一件具体的或是有指向性的事，"情绪一直积攒，恰好那个时候好多事情一起发生了。"

陈恒曾被送进当地一家戒网瘾学校，理由是他昼夜颠倒地玩游戏，眼神发直，脾气暴躁，打碎过家里的窗户，还殴打了母亲。

林美芳回忆，儿子暴躁打人时，他们想把他送进精神卫生院去住院，但是儿童病房的床位要等。她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在别人的介绍下把儿子送去了网戒所。这家戒网瘾学校登上过当地晚报，聘请了知名的教育专家，一年6万元。学校的几名教官假扮便衣警察，以"打了母亲要带去派出所做笔录"的理由带走了陈恒。

直到"豫章书院"曝光后，陈恒才第一次把在戒网瘾学校的经历自述出来，因为觉得"舆论终于站在了孩子这边"，他可以证明自己是"受害者"了。而之前，他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这段经历，"因为这类学校被视作'少管所'或是青少年进监狱前的最后一站"。

在戒网瘾学校里，他因为没有整理好内务，被体罚几百个深蹲，做到肌肉拉伤，坐都坐不下来。饭菜里有时会吃出虫子，难吃又不够吃，他经常做梦都是在吃零食。3个月后，才允许家长探视，见家长的时候会有教官陪着，他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担心父母不一定会信，如果不信就会被延长毕业时间。但远离父母让他享受到了自由，有时夜里一个人自学数学时，他甚至还会感叹生活美好。

戒网瘾学校只是破坏陈恒与母亲信任的开端，回到家后，他发现父母只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那一年他过得提心吊胆，很怕惹父母不开心，他的成绩也前所未有地好。第二年暑假，陈恒的母亲以他不努力学习为由，在暑假又把他送到网戒所，一直待到开学才回来。

"我觉得可能是曾经受过的伤害太大了，比如说跟父母的关系，跟学校的关系，还有对自我认知，就这样一种迷茫的感觉，然后'腿'就断掉了。"陈恒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把自己的病比喻成"精神骨折"。

林美芳在多年后知道这段经历背后的故事。她手机里收藏儿子在网戒所时的照片，是当年教官发给他的，儿子晒得黑黑的，坐在操场边，咧着嘴笑。

第二次送儿子进去是因为看到前一年"教育"的成效，儿子看起来很阳光，每天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她想让儿子的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下去，不要变。她也承认自己贪便宜的心理，网戒所曾承诺一年内不满意可以免费送来接受教育。

"那次我完全崩溃了，我再不想和我母亲讲话，我和她完全就不是一个频道的人，我和她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在我爷爷死时都没有哭过，在那时候哭了，我真的很伤心，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家，第二次送我进网戒所的伤害延续到今天，这对我是彻彻底底的伤害。"陈恒说。

在北京安定医院网络成瘾门诊，副主任医师盛利霞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表示，就诊的70%-80%被家长认为是手机成瘾的孩子，最后都被诊断是抑郁状态，沉迷手机是孩子缓解抑郁症相关症状的行为表现。

陈恒表示自己不是很喜欢打游戏，"但打游戏能让我跟别人有连接，能跟别人交流"。

两年里，接触了上百个患病的孩子后，邹峰觉得，吸烟、打游戏、文身，某种意义上是孩子缓解焦虑的方式。"家长看到他们的这些行为也焦虑，那么为了消除自己的焦虑，就会粗暴地禁止，但孩子缓解焦虑的方式没了。"

曹新毅观察到，还有一些抑郁的孩子没有来医院，而是被送去了国学书院或者戒除网瘾学校等。"学《三字经》《弟子规》这些很好，但你有病要先治病。"曹新毅说，"抑郁症早发现早干预，预后效果会更好。"

6

病程长了，家长对不同药物针对的症状、使用剂量烂熟于心，他们相信"久病成良医"，试图控制孩子的"用药"。

李天冉在微信群里见过给别人孩子指导用药的家长，也有遇到被家长"断药"的孩子，孩子没有经济来源，只能硬扛着回到了学校。一位有着9年抑郁病史的患者理解着家长对药物的排斥------"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药物的副作用，看不到救孩子的一面。"

一些孩子像药物说明书一样展示着药物副作用，恶心、手抖、嗜睡、记忆力减退。李天冉吃过"直接给自己打趴下"的药，吃了那个药以后，自杀的念头被完全抹掉，他昏睡了两周；好奇药物里的金属味道，他把药含在嘴里，嘴麻到第二天早晨，还有病友直呼"那种药吃下去像吃屎一样恶心"；有的会麻木神经，有点像酒后微醺，还有的让人短时间长胖了几十斤。

家长焦虑的是，药物和心理咨询并没有让孩子立竿见影地好起来，甚至病情时有反复。群里的妈妈们开始读一些心理学、与孩子沟通方面的书，尝试"动物疗法"------照料宠物能够激发他们对于生活中的热情，减少负面情绪。

林美芳建议儿子养一只猫。陈恒欣然接受，猫很粘他，生病时，"喂猫以及起床看看小猫在干嘛"成了他起床的动力。一次和父亲激烈地争吵后，陈恒离家出走。母亲在微信上给他发了一张猫咪的照片，"家里还有小猫等你回家。"

猫成了陈恒回家的理由。"我感觉到小猫是需要我的，也是依赖我的。""父母也是啊。""但是猫不会评判我。"陈恒说。

没有什么"疗法"是万能的。有群友说，给孩子养了一只狗，现在感觉狗也抑郁了。

群里有家长找"大仙"算命，有的求遍了寺庙，有的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站在孩子房门外念经，3个小时，一分钟也不能少，还有的请道士来家里作法。孩子如果排斥这些，家长们大多悄悄进行，"迷信好像是一种必经之路"。

微信群里热闹爱发言的总是那么几个。沉寂下去不外乎几个理由：孩子痊愈了，孩子康复进入瓶颈期，孩子走了。

7

林美芳看到一些"不建议抑郁症孩子复学"的观点会生气，因为"复学几乎是所有妈妈的希望"，但她也知道"那不是唯一衡量康复的标准"。

孩子复学，家长一下成为群里的"明星"，其他家长羡慕嫉妒恨的同时，更多是来"取经"------在哪家医院就诊的？吃了什么药？看的哪位心理咨询师？

休学一年后，陈恒回到了学校。觉得恢复得不错，他悄悄断了药。"我是特别想回学校，因为我想融入社会，想和老师交流，学习让我充实"。

儿子复学后，林美芳几乎每天接到老师的电话，内容大都是孩子在学校里的"异常"表现，比如上课迟到了两分钟、戴着帽子来上学了。老师告诉她自己要对孩子特别关心，"一下课我要去看他在不在教室，没在教室里的话，我就往高处去看，怕他跳楼。"

陈恒认为老师这样做就是在排挤自己。"老师可能觉得我们这类学生最怕的就是他们去给家长告状。"陈恒说，"老师首先是学校的老师，其次才是学生的老师"。

病友群里有不少家长是老师，她们劝林美芳要理解，"万一孩子在学校出现意外，都是要担责任的，学校和老师也有很大的压力。"有群友所在学校一名学生跳楼自杀了，家长来拉横幅，一位教师被开除。

"后来老师要求把病历带来、孩子做过的量表也带过来，学校要看相关的数据和病史"。林美芳翻来覆去一晚上没怎么睡，她改变了主意，这些东西都不带去学校了。她担心儿子的信息泄露。

家长与学校的信任一点点撕裂。"我给老师发了好多语音，我说我孩子没病，他之前是抑郁症。如果你们怕担责任，我可以写免责证明，只要学校给他供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我是真的千谢万谢了。"

几个月后，陈恒的病复发了，他再次退回到家中。但这次没有办理休学，学校默许他长期请假。

林美芳现在也不在意儿子是否能回学校学习，她请了一对一的家教，老师每周上门辅导。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恢复。半个月前，儿子回学校参加模拟考试后，发微信告诉她，自己很难受，心悸得厉害，"学校又勾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忆"，后面跟了一串"恐惧"的表情。家教老师已经站在门口10分钟，他不让老师进门，说取消掉，自己必须先去学校找老师评理。

"我一直跟他说你是最好的、最棒的，妈妈支持你。不要激动，深呼吸放松，你打车去学校给老师说清楚。"后来，儿子被学校的老师送回家，老师一直等到林美芳下班。"一出地铁我就忍不住哭了，我就想我们那么努力帮他康复，你们怎么又给搞坏了啊。"

群里的妈妈们也遇到关于复学的各种问题。林伟的儿子初二生病，持续请假在家，初三一天都没有去，没有出勤记录，中考也没有参加。令她意外的是，学校给儿子发了初中毕业证。儿子情况好转后，想回到学校读初三，但学校都拒绝接收，理由是他没有办理过休学，已经毕业了。林伟去找区教育局，得到同样的回复。

也有妈妈们组团去"考察"了国际学校，她们猜测那里压力小一些，换了环境也许对孩子有利。还有的抱着"坚决不能休学"的想法，"能上半天就半天，学校近的上学时间按小时算也行"。但这大多时候只是"想法"，她们逐渐学会尊重孩子的意愿，觉得"这病就得靠爱慢慢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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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双义见过很多中断学业的孩子，初三和高中学生最多。有的经过药物治疗、心理咨询，加上孩子与家庭关系、周边环境的改变，能够恢复到不错的状态。

"也需要老师和同学给他们一些支持，抑郁症只是心灵的一个感冒，是暂时的情况，会好起来的。"他希望学校能普及相关心理健康知识，消除孩子和家长的病耻感。

4月，裴双义所在的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将对浙江省内1万名学生做心理筛查，这是实现"医教结合"的尝试。住院区有孩子的病情是学校做心理量表筛查时发现的，被心理老师建议来医院检查，"心理老师就是历史老师"。

去医院就诊前，陈恒曾寻求学校心理老师的支持。他有些失望，"老师不太专业，还向我透露了我认识的同学的秘密"。

面对不同的患者，医生给出不同的治疗方案。"处于早期急性期的孩子，需要药物治疗。我们也会介入一些心理治疗的方法。"裴双义说，"父母要陪伴、倾听和支持，不挑衅、不激惹，父母双方的意见要一致，协助孩子就医。"

他建议家长在和孩子沟通时，少评判，别讲大道理，多给孩子表达的机会。另外，允许孩子在家里，适当地表达一些烦躁和愤怒的情绪。

"但是比如说孩子已经建立了情感屏障，拒绝家长靠近了，这个就是要花时间。家长不能说，我都已经改了，你怎么还不好，我都道歉了，你要我怎样？"邹峰反问道，"那不是新的伤害吗？"

"做60分的家长就好了，在养育孩子上，100分等于0分。"邹峰认为，在康复期，家长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陈恒希望那些"健康的人"能理解，和抑郁症患者相处不必小心翼翼。"抑郁症的孩子不是易碎品，把他们当成健康的人交流情商不要太低就行。你和正常人交流，要多站在对方角度思考。"

林美芳记得，一次就诊中，医生问她，孩子有什么优点？她说没有，然后列举出儿子一连串的缺点。医生让她带孩子回家，"好好想想，然后下次带孩子爸爸一起来"。而现今，她觉得儿子浑身都是优点。

她逐渐向儿子靠拢。他喜欢的播客主播，林美芳也喜欢。儿子关紧房门鼓捣公益工作时，她有时会悄悄站在门外，听到孩子的笑声，她高兴，"希望这样的笑声多一点"。（记者 马宇平 ）

（应受访者要求，林美芳、陈恒、李天冉、林伟为化名）

ChinaPower是一个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

这是一篇2018年的旧文，但大多数内容并未过时。本文翻译了原文部分内容，有删节。感兴趣的请阅读原文：How Competitive is China’s Economy on the Global Stage?。

任何经济体的繁荣都有赖于推动生产力的各种因素，衡量这些因素的方法之一是“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缩写WEF）将“竞争力”定义为“决定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一系列机构、政策和其他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口的状况和法律法规的稳健程度。

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竞争力的12支柱

WEF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将竞争力分为12个支柱，从0到100分进行评分。以下是2018年中国、美国、印度、台湾和日本的竞争力比较图，中国总体排名28（美国1，印度58，台湾13，日本5）。最新排名结果（2019年）见这里，中国总体排名维持在28位，

每个花瓣代表竞争力的一个支柱，共12瓣；花瓣越长，得分越高

• 中国全球竞争力最突出的优势或是其经济规模。2018年中国生产了大约21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尽管市场规模并不能完全决定生产力，但对中国商品/服务的需求一直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核心。

• 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一些问题，阻碍其发挥经济潜力。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源于其高储蓄率：中国的总储蓄占GDP的比例为46%，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文莱的57%。与此相比，2017年德国的储蓄占GDP的比例为27.6%；美国的储蓄仅占GDP的18.6%。

• 中国市场上的外国和国内投资、以及大部分的银行业都由中国政府控制，这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利用大量的储蓄资源调整信贷政策，并引导大量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研究和开发领域。

• 然而，中国的高储蓄率也造成了过度借贷和资本效率降低。在2009年至2017年间，中国企业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 ICOR，衡量每个额外的产出需要多少资本投入）增加了两倍；中国企业债务亦迅速积累。此外，2007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的家庭债务翻了近20倍，而名义家庭收入仅增加了3倍[注：同时期名义GDP也增加了3倍]。一些人认为，过度借贷可能造成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风险（如在房地产泡沫破裂时）。

• 资本外逃也是一个问题。2017年，中国颁布了几项遏制资本外逃的措施，包括限制海外提款和外汇购买额度等。虽然这些政策可以减缓资本外逃，但它们也可能打击外国投资，阻碍国内竞争。

中国竞争力的骨干：劳动力

培养庞大、健康的劳动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历史上，中国一直依靠其庞大的人口来推动制造业主导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其领导人能够将大量资源用于提高全国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卫生支出从1995年占GDP的3.51%上升到2017年的6.36%，同期GDP从7350亿美元上升到12.24万亿美元（也即2017年的卫生支出是1995年的30倍）。这些投资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并推动了预期寿命的提高。

然而，不断下降的出生率有可能遏制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预计到2037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增加一倍，达到总人口的20%。为了解决人口问题，中国政府实施了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和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但效果不佳，时机太晚。同时，中国大力投资于机器人技术；习近平呼吁开展“机器人革命”。2017年，中国安装了约13.8万台工业机器人——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一方面，中国扩展基础教育的努力正在得到回报。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小学入学率达到了100%。就劳动力整体技能而言，2018年中国竞争力指数中的教育/技能一项排在了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之下（63位），但超过了墨西哥（86位）和印度（96位）等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仍落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2018年Times全球大学排行的前400所大学中，只有12所位于中国大陆。中国领导人希望为劳动力注入来自海外的人才，采取的政策例如外国专家签证可以加速办理。中国政府还提出可以建立一种特殊的绿卡，吸引具有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尽管如此，中国在与英国（第3名）和美国（第5名）等创新中心相媲美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也是发展的障碍（2018年贫困人口定义为每年生活费低于3000元人民币）。贫困会削弱劳动生产率，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因此，中国政府定下了2020年“消除贫困”的目标。

政府的效率和竞争力

中国政府为政府项目融资的效率较高，这为快速建设硬基础设施铺平了道路。在2017年全球竞争力指数中，中国政府的支出效率排名第19位——高于英国（第27位）和加拿大（第36位）；低于美国（第3位）和德国（第6位）。

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历来是短板。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14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49位，落后于美国（第13位）和德国（第21位）等西方国家，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商品驱动型经济体（第31位）。美国商会全球创新政策中心（US Chamber of Commerce Global Innovation Policy Center, GIPC）发布的2019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显示，在40个“对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的指标中，中国获得了21.24分（总分45分），在接受调查的50个国家中排名第25。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3月的新一轮政府结构调整中，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监管权力和业务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在政府管制方面，中国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程度较低。根据2018年全球竞争力指数，在“政府监管负担”方面，中国排在第18位，超过了日本（32位）和韩国（79位）等发达国家邻国，但落后于美国（第4位）。

评估监管程度的另一种方式是考察创立公司所需的时间。根据2018年的世界银行报告，在中国开办企业的平均时间为8.6天，与2017年的22.9天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而且远远短于全球平均时间（21天）。这一时间与德国相似（8天），但比英国（4.5天）和美国（5.6天）要长。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减少官僚主义的低效率，并获得了成效，但障碍仍然存在——例如与注册和许可有关的程序。

原文标题：How the Party Commands the Gun: The Foreign-Domestic Threat Dilemma in China

作者：Daniel C. Mattingly （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

日期：2021年7月21日

原文链接：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1cdc7e5e4b0d7474642bcb0/t/60f8809a47dddc167f011a3e/1626898586392/Mattingly_PLA_Paper.pdf

摘要

**一党制国家的领导人面临着一个两难权衡：是建立一支主要防范国内威胁的忠诚的军队，还是可以防范外国威胁的有能力的军队。**本文作者通过分析包含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时代1200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和10000多条任命信息的数据，发现：1.与领导人的派系关系是晋升的关键；2.领导人试图在忠诚和能力之间取得平衡；3.当国内威胁严重的时期，文职领导人会提拔大量与自己有派系关系的军官，但以军官能力为代价。

介绍

• 已有的关于专制政权的研究通常强调领导人怎样在防范两类国内威胁——政变和群众动乱——之间进行权衡：领导人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暴力机器，以保护精英们免受群众的威胁，但政变的危险加剧；也可以建立一个弱小的暴力机器，对于群众动乱的抵抗力较差，但降低政变的威胁。

• 这种理论面临如下挑战：首先，即使是强大的军队也可能在群众动乱中叛变；其次，当防军队政变成为专制政权的重点时，会导致战场表现不佳，而外部威胁也是影响政权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强调专制领导人的另一种权衡，即应对国内和国外威胁的权衡。

• 专制政权的领导人面临严重的国内威胁。1945年以来，35%的专制政权因政变垮台，25%的专制政权因群众起义垮台。防止政变或革命需要军队及其高级军官的忠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也需要一支有能力的军队来应对外来威胁，因为战争失败会给政权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使领导人很可能被迫下台。这两个需求可能发生冲突：重能力轻忠诚会使领导人更容易受到国内威胁，如精英政变；重忠诚轻能力会使政权更容易受到外国的攻击。

• 本文作者提出，专制政权领导人会挑选背景不同的军官平衡应对两种威胁的需求：一些是本派系的“自己人”，忠诚但一般能力较差（解放军高级将领中与领导人有派系关系的军官上过大学的可能性比他们的同龄人低40%；然而，他们被提拔为正式将军的可能性比同龄人高出2.5倍以上），用来应对包括精英“叛变”和群众运动的国内威胁；还有一些能力突出，但可能不那么忠诚的军官，来实现国防和海洋扩张的军事野心。这两类军官的比例随着国内威胁的变化而调整。例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2012年的薄熙来事件时期，中共文职领导人在解放军领导层中安排了大量自己人，但对军官的专业教育和能力培训则放缓甚至逆转。

专制政权的生存取决于军队

• **专制政权面临着三个主要威胁：精英叛变、群众动乱、国外威胁。**因此对军队的控制——其是对精英军官的控制——至关重要。

• **专制政权最大的风险来源于军队支持的政变。**在1946年至2010年间，政变导致了35%的专制政权的瓦解和68%的专制领导人的下台。而成功的政变几乎都需要军事支持——1949年以来，约有90%的成功政变是由军方领导或支持的，尤其是高级军官领导或支持的。有意思的是，秘密警察和非军事安全部门很少发动成功的政变。

• 专制政权领导人也面临着来自群众的威胁。二战后的群众起义——无论是和平抗议还是“叛乱”——造成了25%的专制政权的崩溃。暴力叛乱不用说，即使是在和平抗议活动中，专制政权也往往需要军队的支持。较小的抗议活动往往由警察管控，但对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专制政权必须依赖军队的配合，因为通常是军方高级官员有能力施压领导人对和平抗议做出让步。

• 专制政权领导人还面临着对外战争的威胁。外国强迫政权更迭是二战后专制政权非制度性崩溃的第三大原因，但它并不常见（<5%）。然而，一场失败的对外战争会增加政变或群众起义的可能性，间接影响领导人的生存。这种间接威胁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更为显著：由于中共拥有核武器，不太可能受到直接入侵的威胁；但如果在战争中（例如台湾战争）失败，可能会对政权的合法性产生灾难性的国内影响。

理论框架：应对国外-国内威胁的权衡

• **假设1：在所有时期，专制政权领导人都会根据能力和忠诚的特征来提拔军官。**一方面，领导人希望有一支忠诚的军队来应对国内威胁，尤其是有一支忠诚的、不会在政变和群众起义中叛变的高级军官队伍。另一方面，领导人必须平衡军官的忠诚度和能力，即军官需要训练有素、具有军事才能。

• **假设2：在国内威胁增加时，专制政权领导人及其政治对手会努力将自己派系的人塞入军官队伍。**由于国内威胁更为直接，而外国强加的政权变更威胁较为罕见，领导人一般会更关注国内威胁的变化并就此做出军队的人事调整。此外，国内政治不稳定也会诱使政治精英（也是领导人的竞争对手）在军官队伍里安插自己人，以维持对军队的控制力，并保护自己免受对手的潜在报复。

• **假设3：在国内威胁增加时，军官的能力将下降或停滞不前。**忠诚和能力难以兼得，而专制政权领导人会优先考虑忠诚。这里还涉及到军队“专业性”和军官能力的问题。有能力的军队未必有“专业性”；但一般来说，军官参与政治，或者说军队具有“政治性”，会削弱其专业性，降低其能力。

• 这一“权衡理论”得以成立的条件，是领导人权力的相对巩固，以及没有重大的国内武装威胁。如果一个政权并没有垄断暴力，则它更可能提拔有能力的军官来应对国内威胁。

• 在研究官僚机构人事决定的文献中，忠诚与能力的权衡也是重要的主题。在对中国文官系统的研究中，晋升条件可以被视作忠诚和能力的某种组合。有的研究表示中共晋升系统会平衡考虑官员对党的忠诚和能力，特别是在地方政治中；另一些研究则强调官员派系有压倒性作用，特别是在国家一级的政治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忠诚与能力

•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非国家军队。**它在精英权力斗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上台过程中、以及1989年高层的分裂和学生运动中。在中国，权力最大、最重要的政治职位不是党或国家领导人，而是中央军事委员会(CMC)主席，因其具有高级军官的任命权和军队的部署权。邓小平即是一例。

• 在2016年改组前，解放军有七个军区、四个总部、以及四个支部（见下图）。中国各地部队派驻在“军区”中，每个军区包含一些省份；驻扎在军区及其下地区的士兵负责平息当地动乱。解放军的多数单位都有双重领导结构：司令员和副司令员执行军官的传统工作；政委与其平行，主要职责是确保解放军部队对党的忠诚，包括进行政治培训、教育、监督工作。

• 在中国这样的一党制国家，领导人们和下属之间的派系关系显示了政治效忠关系。建立派系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拥有共同工作的经历，也即领导人会在同事中选择具有类似观点和信仰的潜在忠诚者。中国省级的文职领导——共产党书记——也同时担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使得即使是那些没有军事背景的文官也能与在其军区轮值的解放军军官建立关系。例如，胡锦涛在1985年至1992年期间先后担任了贵州和西藏的党委书记，且同时兼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再例如，邓小平宣布戒严的决定很可能是经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四位高级军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杨白冰——同意作出的。这四位上将都与邓小平有职业关系：刘、秦和杨在国共内战期间曾在第二野战军中为邓小平下属，洪在文革后被邓小平平反并重回解放军的领导岗位。

• **在解放军中，军官能力的衡量标志之一是其是否从大学或专业军事院校毕业。另一个衡量标志是战斗经验。**早期的解放军领导人曾在二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期间参战；后来的几代人则有对朝鲜、印度和越南战争的经验，但较为有限；而20世纪90年代后，具有战斗经验的军官人数变得相当少。

研究数据和方法

• 研究者收集了几乎所有达到军区副司令员或副政委级别的军官的资料（共1231名），其中包括每个军官以前在军队、党或国家机构中担任过的职务。资料还包括了军官的出生地、出生年份、民族、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军事院校培训、是否是“太子党”、以及战斗经验。这些数据都来自公开资料，包括官方传记、美国国防部非保密的解放军高级军官名册、媒体报道和百科全书。

• 分析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后毛泽东时代”，即1978年至2019年。

• 军官的忠诚度、能力为预测变量。“忠诚度”的主要衡量标准是军官与国家最高领导人（邓、胡、江、习）之间的派系关系。“派系”的推测基于职业历史。如果一名军官在某军区服役时，该领导人在当地担任解放军第一党支部书记，则此军官被归入该领导人的派系。“能力”的主要衡量标准为：一个军官是否从大学或军事院校毕业；一个军官是否有参战经验。

• 研究者检查了三个结果变量：1.军官是否从副司令员或副政委升职，如转正或成为某部总长；2.军官职位，从0（副职）到3（中央军委委员）；3.军官是否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对于变量3，中共中央委员会是文官和军方分享权力的重要方式；近年来约20%的委员由现任和前任解放军军官组成。

数据分析结果

• **对领导人的忠诚是最重要的——即使在解放军的战略重点是“专业化”和“提高作战能力”时。**与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或习近平）的派系关系是晋升的首要条件。如果军官与最高领导人有职业上的联系——如在同一军区任职，则进入中央委员会或晋升为正职的可能性几乎增加了一倍。

• 派系的作用在不同领导人之间存在差异：与邓、江、习的派系关系都与升迁显著相关，但胡的军队势力较小。

• 晋升的另一个关键是教育背景：接受大学或军校教育的军官晋升中央委员会的概率增加了14%，晋升正职或更高职位的概率增加了12%。不过在任何时期，与最高领导人有派系关系被提拔的军官，与没有关系的同龄人相比，接受过大学水平教育的可能性明显较低。

• **战争经验对晋升的的重要性与派系的重要性相似。**然而由于自1979年中越战争以来，中国没有参加过重大的战争，战争经验的实质重要性逐渐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新任命的副司令员和政委中只有不到5%的人有作战经验。

• 此外，政委晋升的可能性比司令员大；升任副职时越年轻，晋升可能性越大；汉族比少数民族更可能晋升正职或总长。

• 研究者考察了两个“国内威胁加剧”、中共党内精英分裂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87年十三次党代会到1992年第十四次党代会。这个时期包括了胡耀邦离职、1989年学生运动、赵紫阳被清洗、邓小平与其他元老争夺权力、江泽民试图巩固权力这些事件。第二个时期发生在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内，其时中共精英划出了势力范围、江泽民在幕后持续对军政人事施加影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为了争夺权力发动了群众运动并与周永康等巨头结盟。薄熙来最终身败名裂，暴露了政治精英阶层中的分裂；而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习近平清洗了包括薄熙来和周永康等在内的领导人，巩固了权力。

• 如上图所示，灰色阴影部分是四次党代会（十三大，十四大，十七大，十八大）。这些时期，中共或正处于领导层斗争中，或处于巩固权力时期。每个时期，中共中央与领导人有派系关系的将军数量都急剧增加。在十三大和十四大上，许多被提拔的将军都与邓小平有关系，其时邓正在试图削弱包括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内的自由派以及杨尚昆在内的保守派。十七大和十八大上，江泽民派系军官占据了中央；而习近平派系在十八大上开始增加。（有趣的是，有一个理论是领导人会放弃帮助其获胜的盟友；与习近平有直接关系的将军确实在十九大上被排挤出去，此时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此外，十六大前军官的平均教育水平一直在增加，然而这种职业化的趋势在十四大上停滞不前，在十八大上甚至有所下降。

• 与其他党代会时期相比，四次“国内威胁”时期的党代会上，中央委员中军方人士有派系背景的比例更高，而平均教育水平较之前增加缓慢、停滞甚至后退。因此，“威胁时期”领导人对忠诚的强调很可能削弱了军官的能力。

文 | 魏晓涵 李晓芳 徐朝阳

编辑 | 王姗

距离隧道南出口二三十米的地方，车堵住了。吴强的黑色奥迪A8停在了左侧车道，等待着。只要开出这个闸口，右转进入陇海路，行驶不到四公里的距离，他就能顺利到家。

他似乎遇上了一个不适合出门办事的天气，7月20日，窗外天空阴沉，郑州已经连续下了好多天雨，这天格外凶猛。此刻吴强原本应该在郑州东边谈事情，却因为积水太大被劝返。那就回家吧，他想着，和同车的司机和弟弟掉头驶往家的方向。

这辆奥迪A8跟了吴强三年多。他在郑州有一家做工程安装的公司，在郑州市内，或是去周边的平顶山、信阳谈项目，总是靠它载着，像一个忠诚又可靠的伙伴。

小车由北向南，驶入京广北路隧道，那是吴强再熟悉不过的路。

京广路是纵贯这座城市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上面有高架桥，下面是南北双向隧道。其中的京广北路隧道，全长1.8公里，距离郑州火车站西广场只有300米，是很多人通勤、旅行的必经之路。河南周口人江勇来郑州办事，这天下午，他开着黑色哈佛SUV，和吴强一样，也驶入了这条隧道。

郑州市气象服务中心已经发布了四轮红色暴雨预警，但外面铺天盖地的大雨还没影响这个隔绝的地下通道。江勇在路边没有看到任何封路或禁止通行的标志，车辆如常地驶入，但他还是下意识点了一下刹车，担心隧道里万一有积水，会损坏车子。他很爱惜这辆车，买了快5年，已经把它当家庭成员，称呼它"小二"。

此时大概下午三四点，地面潮湿，车辆行驶平稳，吴强和江勇一路向南，分别堵在隧道不同段的出闸处。有人说，前面路段积水较深，车过不去了。

窗外是持续的大雨。江勇给妻子打电话，从妻子口中得知，郑州的这次暴雨有些不同寻常。他扭开车载广播，调到郑州交通广播电台，主持人只是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随后如常播放广告。

车堵了将近一个小时，也没见有人来疏散。雨越下越大，地面的积水顺着陇海路倒流回隧道南出口的方向，迅速积累上升。浑浊的积水逐渐没到车子底盘，水流冲击车辆，带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嘎吱响声。江勇拉着手刹，心里有点害怕，觉得手刹已经有点不管用了，一直用脚踩着刹车。几个有经验的司机开始组织大家在车道上挤一挤，让后面的车辆都往前靠一靠，尽量远离地势低的地方。

距离南出口上坡的几十米处，吴强的小车被雨水冲得被迫调头，他们试图控制车辆，开了没多远，车就熄火了。车里的三个男人慌了，开始轮番给110和119打电话，手机信号微弱，有时是占线，电话始终没有接通。

直到后来脱险，吴强才在新闻中得知，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这座城市，此刻因为暴雨，正在面临众多生死考验。断电、断水，人们被困在地铁上、公司、家，街道交通被阻断。他对这一切毫无准备，生活在郑州这样的水资源并不丰富的中原地区，甚至他买了全险的车，唯独没有买涉水险。

● 7月22日，京广路陇海路交汇处大面积积水仍未退去。

这时是下午5点左右，地面水流开始发出哗哗地，如河流涌过的声音。吴强的南向，江勇已经驶过陇海高架，到了另一段京广北路隧道，他同样被堵住，察觉到不对劲，跟副驾驶上的同伴说，"我下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一下车，水已经没到江勇的膝盖位置。他往隧道出口方向瞟了一眼，"我后面那个车就已经起来了，被（水）漂起来了。"他当即做出决定，让同伴下车，两人弃车逃生。

水流十分急促。江勇说，他大约150斤重，但当时已经被水流冲击得有点站不住了。他和同伴手挽着手，互相搀扶着往道路中间的绿化带转移。

接下来的事情几乎发生在一瞬间。江勇走到绿化带大约花了2、3分钟，车子已经被冲跑了，"我有种冲动想上去把它开出来去救它，但是看看四周还是放弃了。"

耳朵突然捕捉到一个致命的信号------"水流的声音一直就是哗哗哗，然后瞬间没有声音了，很安静，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水满了，赶快撤。"江勇后来回忆只记得自己扯着嗓子喊，"拼命地喊前面的人赶快往上走。很快，大概就是在5分钟之内，隧道就灌满了。"

江勇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隧道，"已经是汪洋一片。"京广北路隧道几个红色大字都被淹了一小半。他看到一位男士，应该是刚从车里逃生，正努力地游着泳往隧道外划。

● 两天后，江勇回到现场找到了他的黑色"小二"。讲述者供图

江勇获救的时候，浑浊的水流正冲击着吴强的小车，水位上涨得很快，车不受控地漂起来了，沿着隧道的方向退回两百多米。隧道里的灯灭了，陷入一片漆黑，隧道外是铺天盖地的暴雨，天地一片迷蒙，浇得人眼前什么都看不清，信号时断时续，向外求助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吴强的记忆里，此时隧道里的水已经涨到了一米六七的高度，封闭的汽车车厢也开始渗水。那一刻，吴强心里冒出一个恐怖的念头------死亡到跟前了。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盘旋的想法是，"我孩子那么小，才六岁，还没上一年级呢，他怎么办呢？"

一定要坚持，车里的三个男人互相鼓励着。只能留一个算一个，他们决定自救。打开了唯一通往外界的天窗，会游泳的弟弟首先爬到车顶，试图先游出去。倒灌的逆流又急又多，拍得人无法前进，他被水堵住了，只能先游到一侧紧紧扒住东边的桥架上的一根电缆线。

吴强原本也准备游出去，但这样五十多岁不会游泳的司机就成为了那个落单的人，他执意要和司机一起，他们一起工作7年了。"你先走"，司机催促他。"你一个人在里面咋弄？我陪你"，吴强不肯，最后两个人一起爬到车顶。

十分钟，倒灌进隧道的水已经迅速涨到了人脖子的高度，前后的面包车和小轿车沉下去了，却始终不见人出来。爬到车顶的吴强，眼前除了两三辆漂在水面上的车，逐渐被水流带着从南往北漂，其他什么都看不见了。司机蹲在车顶，他蹲在引擎盖上，抓住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奥迪A8像一座小小的孤岛，在浑浊的水中，一会儿漂到东边，一会儿漂到西边，摇摇欲坠。

水在上涨，车在渗水下沉，离开车顶就是死路一条。他们只有一个机会------等待车漂到靠近桥架的时候，迅速攀到桥架一侧，沿着爬出去，或者等待救援。

吴强正在迎接最后的决战------抽掉腰间的皮带，准备脱掉累赘的裤子，万一掉到水里，游起来更方便。还没来得及脱裤子，这两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就抓住了珍贵的机会，攀到东侧的桥架，等他们扒稳，脚下的奥迪A8似乎完成了它的使命，载着遗留的项目材料沉入水底。

"已经顾不上（车辆）损失什么的了，当时就想，活着吧。"巨大的消耗让三个人精疲力竭，吴强拿着手机继续报警，弟弟拼命地呼喊"救命"，望上去高架的周边围着一些打雨伞、穿雨衣的陌生人，隔着巨大的雨幕，看不清他们的神情，只有手机对着三个孤零零的身影在拍视频。

● 7月23日凌晨，天桥上的围观者。图/吕萌

报警电话终于通了，吴强描述了一下大致的位置，"赶紧救命，我们有三条人命"，一个对话来回的时间，水压迫到吴强的脖子处，他喘不上气来，等待救援人员明显已经来不及了。虽然距离隧道口只有五米远，他一点体力也没有了，四肢失去知觉，全靠本能扒住桥架。这个当过兵、从江苏来郑州打拼了二十多年的中年人精疲力竭，迎来了一天中最绝望的时刻。

只能指望自己了。弟弟首先顺着上涨的水游到平台上，还呛了几口水，然后伸手拉不会游泳的司机，吴强在下方托着他翻上去，手机不小心掉进了水里；再靠岸上的两个人趴着地面，把吴强硬拉上去。此刻，隧道里已经看不到其他人了，不到三分钟，三个惊魂未定的人眼睁睁看着整个隧道被雨水完全灌满。

事后，据财新报道，负责救援的工作人员介绍，京广北路隧道内积水最深处达13米左右。

"我大概是最后一个逃离的"，吴强看着被吞没的隧道口，有些庆幸捡回一条命。他们被收容在离隧道不远的一栋小楼的五层，那是一个无眠的夜晚，吴强一直坐着发呆。凌晨三点他似乎还听到窗外有人在喊救命，从窗户外看下去，停在马路中间的丰田普拉多，将近两米高的车看不到车顶，只有铲车在雨里忙着找人救人。

那时江勇和同伴在一处几乎没什么积水的酒店里。这是他在高架上走了几个小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当晚，酒店到处是避难的人，房间早满人了，连走廊、楼梯口都是疲倦又惊恐未定的人群。江勇和同伴缩在一楼的楼梯上，将就过了一晚，但一直没合眼，时刻担心着水流又再哗哗地涌上来。

第二天早上，吴强光着脚、披着当雨衣的塑料桌布，蹚水走了三四公里回家，才在备用手机上看到各地的战友们问候的消息，回过神来的吴强觉得有些荒谬，"很丢人，我在郑州这么一个缺水的城市，在大街上差点被淹死，是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城市里的积水逐渐退去，吴强浑身疼，弟弟喝了脏水上吐下泻的，在医院输液，只有司机隔了两天回到隧道查看了一下，隧道里的水大概还有五六米深，救援队在忙碌着，黑色奥迪A8依旧不见踪影。

● 吴强的奥迪车依然不见踪影。讲述者供图

7月22日，随着十多台泵机投入抽水和清淤作业，两天前那个下午逐渐浮出水面，车辆的残骸混着泥堆叠在一起，残留在车里的遗体被发现，周围有车主和家属等待着。江勇找到了"小二"，它头朝下挂在隧道南出口，已经全毁了，到处是泥渍和湿漉漉的水痕。他钻进车里取回了驾驶证等物品，看着"小二"有点伤感，"毕竟车子是男人的第二个家。"

江勇开始忧心接下来的生活。而一位母亲还在寻找着当天骑着电动车，在隧道中失联的两个男孩。市民拥在隧道两边，有路过的人听到了哭声。

● 漂浮在积水上的童鞋。图/吕萌

Disclaimer：我是博弈论民科，以下纯属娱乐脑洞。

经典的囚徒困境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沒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有罪。于是警方将两人分别囚禁，并向每个人单独提出如下选择：

• 若两人中其中一个人认罪并检举对方的罪证（“背叛”），而另一个人拒不认罪，则认罪者将被释放，另一个人则判刑10年。
• 若两人都拒不认罪（“合作”），则两人都获刑1年。
• 若两人都认罪并互相检举，则两人都判刑5年。

用收益矩阵概述如下：

假设甲乙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这个例子中表现为“最短化自身的刑期”，则两人都会如此思考：

• 若对方沉默，我认罪则获刑0年，我沉默则获刑1年；因此，更优选择是认罪。

• 若对方认罪，我认罪则获刑5年，我沉默则获刑10年；因此，更优选择是认罪。

因此，两人都会同时选择认罪（“背叛“），各获刑5年。相比两人都沉默（“合作”）各获刑1年的情况，这显然是一个总体利益更低的选择。

所以对这个博弈论情境，一般的归纳是：个人理性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这种结果，又被称为“囚徒困境”。

博弈隐藏的第三方

对“囚徒博弈”这个经典的情境，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很多（如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行业的“内卷”化等）。

对于这个情境的引申，最常见的就是将一次博弈转为“多次博弈”，也就是一次博弈的行为（是“合作”还是“背叛”）会影响到长期的博弈行为。如果收益矩阵满足一定的条件，博弈双方会跳出“囚徒困境”的陷阱，选择合作。

这里我想到的是另一个引申的方向，也即囚徒博弈是否真是一种“集体”的非理性，或许依赖于我们怎么定义“集体”的范围和收益的参数。

如果将“集体”定义为博弈的所有参与方，那么囚徒博弈中，除了囚徒甲和乙，还有一个被省略的重要第三方，即公（警方）检（检察官）一方。

假设公检方是先手博弈的一方，作为向两个囚徒提出条件的人，能够选择的是各种情况下甲乙的“损失”（假设判刑年限被量化为损失），那么收益矩阵可以转化为：

这其中a1...a4,b1...b3都大于或等于零，也就是说甲乙作为被执法的一方，除非被直接释放，否则必然是净损失；而公检作为执法的一方，除非甲乙都被直接释放，否则必然是净收益（成功抓人和指控=完成业绩）。

此外，b1<b2<b3，也即甲乙中认罪的人越多，证据越多，公检方业绩完成得越漂亮，收益越大。

因此，公检方的优势策略，是设置a1...a4的值，使得甲乙必然选择双双认罪，这样公检方的收益能够最大化，即b3。

而如果要甲乙双双认罪，则需要使得a1>a3，a2>a4。也即甲方无论怎样选择，乙方的优势策略都是认罪（背叛）；反之亦然。

这时候，甲乙双双认罪的整体收益 = b3 - a4x2；以此类推。只要 b3 - a4x2 的值在矩阵的四个格子里是最高的，双双认罪就并非“集体非理性”，而是“集体理性”的选择。或者说，只要甲乙双双认罪给公检方带来的收益b3足够大，双双认罪就是三方构成的“集体”的理性选择。

例1：

不过，如果甲乙双双认罪只能给公检方带来一点微末的好处，那么三方构成的“集体”依然会导向非最优的结果。然而作为先手玩家的公检方，总能使得自己这一方收益最大化。

例2：

感想

1. 很多可以应用“囚徒博弈”的场景，都有隐藏的第三方，其收益在甲乙双方互相背叛时最大化。例如商家的压价竞争，有利于消费者；员工竞相加班，有利于雇主；中国人“内卷”，于是有“低人权优势”。

2. 在第三方与甲乙权力平衡的情况下，没有人有先手优势，如竞争市场中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消费者可以选择定价最便宜的商品，商家也可以选择付钱最多的消费者。这时候市场的平衡状态，往往都是使得“集体”收益最大化的。

3. 在权力不平衡的情况下，第三方具有先手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会设置甲乙双方的收益参数，使得他们的选择必然导向第三方收益最大化；所谓winner制定规则，loser遵守规则是也。但是是否导向“集体”利益最大化，要看第三方收益在整体收益中所占的比例。由于winners往往是少数，所以实际情况往往更接近例2而非例1的情况。

终于把七页的评论和回复看完了…………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想说一些话。 @natasha @陈士杰 @丁丁兄弟

一. 先试着归纳一下辩论双方的观点（如有理解错误请指出）：

1. a. 在广州非法居留的非洲人违反了移民法律，应该通过惩罚手段驱逐出境。b. 中国是种族较单一的非移民国家，移民会造成社会问题，接收移民必须非常严格。c. 中国政府应该专注对本国公民负责，为本国利益考虑，在国际上行事则不违反国际法即可，没有对他国公民的人道主义（或其他）义务。d. 违反了（国际公认的）法律必须惩罚。

2. a. 对非法居留的移民不应该一刀切，而应该将其视作人类个体、以同理心为基础了解其具体情况。b. 制定执行恰当、开放性的移民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c. 中国政府除对本国国民负责外亦对人类负有基本的人道主义责任，在国际上行事应遵守基本道德，例如不用欺诈豪夺等手段操控他国剥削他国国民，以及适当接收人道主义难民。d. 法律不代表对错，违法未必应该惩罚。

二. 我认为，辩论双方的某些分歧难以避免，因为：

1. 对于“应该”做什么理解不同。一方强调法律义务（守序中立），一方强调道德义务（混乱善良）。这是主观判断问题，争论不出对错。

2. 对于移民会造成什么效果，主要论据都来源于某地/某时的特殊经验，对于什么经验真正适用于中国的移民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这点上我认为无论哪方都需要更多的事实和数据支持。

3. 对于政府的责任义务理解不同。（不准确地归纳）一方本地主义，公民权高于人权；一方世界主义，人权高于公民权。这也是民主国家不同党派打破头都没争论出原委的问题，何况一个小论坛。

三. 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有些争论是可以避免的，例如：

1. 指涉人身的争论。

2. 我认为双方都出现了误解对方意思的情况。

3. 某些重要概念在争论中被混淆，例如“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和个人“应该”做什么，是非常不同的两类问题。

四. 我个人的建议（也是对于我自己的提醒，因为我自己有时也会陷入事后想起觉得不值得的争论）：

1. 讨论时无需说服对方。论坛上的讨论也是对旁观者阐述某种观点。记住讨论的初衷，讲明白自己的观点才是“大道”，其他的都是绕远路。

2. 讨论时尽量保持耐心。热烈讨论时难免会被误解，这时会很容易有情绪；但希望尽量不要情绪化发言（例如使用讽刺的口吻，或者对人不对事）。如果情绪上来了，STOP.

3. 对话有一个小技巧是先复述自己理解的对方的意思，而非直接反驳。例如：“你的意思是不是，XXXX？如果是这样，我认为，XXXX。”另一个技巧是有情绪时，多说“我”，少说“你”。例如：“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不喜欢这样的辩论形式”，而非“你说得不对”“你在诡辩”。（另，这两个技巧在日常生活的对话中也很有用。）

4. 我认为所谓求同存异，并不是大家要在观点立场上获得共识，而是尊重共同的规则，如对话的礼貌、辩论的规则。以此类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中，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政治利益和偏好，但共识是尊重宪法和立法程序。例如对于非法移民和移民政策的问题，若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民主化，则持有保守主义和开放主义观点的群体，自然可以在规则的框架下达到某种平衡和妥协。

最后，望万勿因言废人。异议者群体本来就不大，相聚不易。键政是灰色的，生活是彩色的，每位网友也是。无论在政治上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we are much more than politics.我认为只要不故意伤害对方，就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妨碍我们真诚相处，即使偶有互相冒犯也能互相谅解。：）

程晓农，男，祖籍江苏南京，生于上海市，美籍华人经济学家、转型问题学者、旅美学者。初入中学便被安排到安徽肥东县上山下乡运动。1975年于安徽省地质局任职。1978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1985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之后，程晓农先后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1989年起他先后到德国经济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曾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

要点

• 接班人困局是所有共产党政权，特别是共产党独裁者的难题。共产党国家专制独裁者死后最高权力的交接，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独裁者往往会遭到昔日下属的批判，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常常会发生改变。

• 苏联模式的接班危机来源于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为领袖的个人独裁服务。极权主义国家主要的控制手段有二：1.秘密警察对全社会的政治监控，谁彻底控制住政治监控网络谁就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在独裁制下整个政治监控机器由领袖掌握，除了其本人即使是党内高干也无人可以幸免。2.宣传机器的洗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领袖鼓吹个人崇拜。这两种控制手段无法平稳转移，因此专制独裁者往往是终身制，但其死亡会造成权力真空：新的接班人不见得能有效指挥监控机器，也很难立刻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死去独裁者的僚属往往还掌握各种各样的权力。这就是共产党国家接班危机的根源。

• 专制独裁者的个人权威，通常很难顺利传递到钦定的接班人身上；接替新死去的专制独裁者的，通常是由高层元老组成的集体领导。新的集体领导里没有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也没有靠个人崇拜制造出来的某个领袖的个人最高威望。因此这个集体领导必须寻求一种与专制独裁者权力合法性不同的新的合法性，最可能的选择就是迎合民意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

• 中共并不存在有人能夺取习近平位子的可能性。中共最高领导人通过直接掌握警卫部门、机要部门和保健部门来控制其他的高层人员，这三个部门是独裁者控制权力的核心组成部分。首先，所有的高层人员的警卫集中由中央警卫局管控，既是保卫人员也是监控人员。其次，掌握了机要部门就掌握了各地和北京的机要通信。最后，保健局负责高层人员的健康和医疗。警卫、机要和保健这三个部门的控制，反映了中共的最高实权掌握在谁手里。在实权巩固的情况下，除非独裁者本人不想干了，否则没有人敢抢班夺权。

• 苏联和中共的领导模式具有“钟摆规律”，即在集体领导和个人独裁之间来回摆动。独裁者死后会进入集体领导，但最后仍然会回到个人独裁。例如，“十年换人”是中共集体领导模式下的规矩，并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政治改革”。但中共目前的领导模式已经摆到了个人独裁模式，所以这条规矩事实上已经作废。集体领导的必然结果是贪腐和大量资金外流，掏空中共的资源，造成统治危机；习近平为了挽救中共的统治必然会转向个人独裁。而一旦进入个人独裁，独裁者也是骑虎难下，从内外环境来看（内部经济危机和反对派，外部中美冷战）都很难主动摆脱。但无论中共采用集体领导模式也好，个人独裁模式也好，都是极权主义统治，而且都是中共自己的“家事”，“外人”无权置喙。

• 中共将在20到30年里陷入一种“溃而不崩”的状态。支持一个社会需要四个支柱：（1）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最重要就是就业；（2）正常的生态系统；（3）维系社会的道德伦理；（4）政府的运作。中国掠夺型的经济模式导致前三个社会支柱都已经溃败，但是第四个还存在，即中共通过政治、经济、组织资源，用政治高压对社会进行强力控制。这就导致了不崩。中共绝不可能主动放弃权力，越是内外交困，它对内的政治高压和经济管控就越大，以尽量延长它的寿命。中共政权的崩溃，只可能在一种危机共振的情况下出现，即同时发生超大规模的社会反抗、高层集团内部的严重矛盾、财政危机，以及外部压力。

另几个我觉得有意思的点：

• 程认为冷战的结局会决定中共的结局。中共和与之相配套的个人独裁会被冷战终结。

• 中共去年秋天为战争动员做了立法准备，把对外开战的理由增加了1条：经济需要。如果中共突然发疯，其战争可能不仅是制造台海冲突，也可能为维持其海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将目标直接瞄准美国。

全文

（注：为阅读顺利，有不影响原意的对口语的改动。）

主持人：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中国经济学家，也是旅美的学者程晓农博士。程老师你好！

程：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刚刚提到中共接班人这个问题，一直都是中国内部——当然不只中国内部啦，我想全世界都很关注。因为中国在整个经济的崛起、军事的崛起之后，对各国来讲大家也不容去轻忽它。每一个接班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常的说法，他也有国际社会的责任。他到底良不良善，大家都会做高度的观察。习近平现在掌握了中国政治军事的所有权力，但刚刚提了他总不会一直都是如此。我们如果细看整个中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最早我们看到毛泽东他这个所奠定的一些制度里面，有人说他就是一直败在他的接班人的问题。他这个过程当中，历经了好多次要怎么去选择，最后选择了华国锋。但后来也知道在整个中共历史上，这产生了许多后续问题。所以中共的接班人一直层出不穷，一直有许多谋略，而且每一个接班人，每一个继任者，或者每一个交接者，看起来都非常的恐惧，都很怕会不会事后被清算。死后被清算就算了，活着就被清算这样的例子也并不是没有。我们请教一下老师，您怎么看呢？

程：接班人困局是所有共产党政权，特别是共产党独裁者的共同的难题。不只毛泽东有这个难题，史达林也有这个难题。在领袖个人独裁这种共产党集权主义国家，接班的过程往往就是多年来高层斗争积怨交火的一个触发点。这也是苏联模式的一个致命伤，或者说致命弱点。

讲到毛泽东，主持人讲得没有错，毛泽东是败在他的接班人手里的。他在死之前曾经反覆考量，怎么样去调整中共未来权力核心的成员。其中有一个方案，毛泽东曾经想让他的老婆江青掌权，让他没有名分的一个小妾——就是张玉凤——来掌管人事，就是中共的组织部长。江青把这个小妾张玉凤，给她一个外号叫做陪睡丫头。但是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这个方案，因为担心他老婆这些人会被军方推翻。所以最后他只好拜托当时具有军队实际控制力的叶剑英，要叶剑英支持站在反对文革的军方高层和文革派势力当中、站在中间的华国锋。毛泽东决定让他接班，希望叶剑英保护他支持他。那么华国锋实际上是毛泽东不得已，鉴于时势而选择的一个接班人，为的是平衡各派的势力，力求让他死后不要大翻盘。结果还真的他死后就是大翻盘了。毛泽东就败在自己选的这个华国锋这个接班人手里头。那么华国锋不久又败在一批中共反对文革的元老手里头。毛泽东死后不到1个月，他身前非常倚重的御林军总管兼中南海大内的总管汪东兴，设法说动了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要发动一场政变，把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一手培养起来文革派——后来叫做四人帮，包括毛的妻子江青、毛最信任的文官张春桥、毛一手提拔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首领王洪文等，把他们秘密拘押了。两年多以后，汪东兴、华国锋又被邓小平、陈云这些中共党内的元老派赶下台了。华国锋保不住最高权力，根本原因在于他掌握不了军权。军权实际上一直在邓小平手里。

再往前追溯。1953年史达林突然病发死亡以后，苏共政治局的多数常委经过一番密谋和讨价还价，决定马上秘密逮捕史达林生前最信任的克格勃头子Beria（贝利亚），而且立即枪决。由此可见，共产党国家专制独裁者死后最高权力的交接，往往是伴随着腥风血雨的。不仅如此，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往往还会遭到昔日下属的批判，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常常会发生改变。比方史达林死后，接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得到了政治局的支持，在苏联展开了对史达林的残暴和个人崇拜的批判。毛泽东死后，邓小平、陈云也同样发动了对毛泽东政策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有的共产党专制独裁者过于自信，总以为自己还有多年的寿命，因此没有在生前培养安排接班人。史达林就是这样的。但是也有独裁者对自己死后出现的接班危机了然于胸。比方列宁在他死前梅毒病发作，生命走到头了。当时他曾经特地交代，将来不能够让史达林一个人专权，要采取高层的制衡措施。毛泽东在生前的最后几年也特别关注，怎么样挑选安排接班人；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死后就要被接班人否定批判。但是列宁和毛泽东都没有如愿。史达林把列宁制衡史达林的人事安排铲除得一干二净。毛泽东是栽在自己指定的接班人手里头，然后又遭到当年下属的批判，然后一生功业一半被否定掉了。

为什么苏联模式会存在这种无可避免的接班危机呢？这是因为苏联模式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为领袖的个人专制服务的，所以领袖独裁往往是这种制度的其中应有之义。极权主义国家有两个主要的控制手段，一个就是秘密警察指挥下对全社会的政治监控，一个是党的宣传机器指挥下的全民洗脑机制。这两个手段都指向领袖的个人独裁。

首先他对全社会的政治监控是自上而下的，即使是身居党内高干的地位也仍然会被随时监控，无论是在史达林时代还是毛泽东时代都是这样。只有最高统治者本人，比如史达林和毛泽东才免受监控。因为整个政治监控机器是由最高统治者个人操纵掌握的，如果他做不到这点就会被他的同事干掉。谁彻底控制住政治监控网络谁就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他为了对全民实现有效的洗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领袖鼓吹个人崇拜，因为一旦民众接受并且习惯了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人们的思维就会自发的靠拢宣传机器的主旋律，人也变得越来越愚笨，那么这时候当局的思想控制就很容易了。所以通过制造个人崇拜的政治宣传运动，掌握政治监控机器的最高统治者本人就受到万民拥戴，成了专制独裁者。由于专制独裁者活着的时候绝不可能放弃对全党全国的政治监控——否则他的下属就有可能有机会推翻他，个人崇拜又不能够从一个活着的专制独裁者身上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除非像北朝鲜那样把个人崇拜转移到儿子身上，所以专制独裁者几乎都是终身制。

但是专制独裁者总是要死亡的。他们的死亡造成了在长期的领袖专制独裁下形成的极权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威的一部分真空。新的接班人虽然可能接过政治监控机器的指挥权，但是不见得能有效指挥过去只听命于前独裁者的监控机器。同时对新上台的接班人来讲，立刻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往往也会面对昔日同僚和退休元老的不满。更危险的是，死去这个独裁者他原来信任那些僚属当中，很多人的手中还掌握各种各样的权力，也掌握着可以让新领袖和政治局新成员感到致命的秘密或者把柄，搞不好高层的政变就会发生。这个就是共产党国家接班危机的根源。

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为例。毛泽东生前，他的大内总管叫汪东兴，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因为替毛泽东寻找安排很多很多的性伴侣，而和毛的妻子江青结下了深怨。毛泽东死后，汪东兴担心江青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对他不利的把柄，剥夺他的权位，所以他就说服华国锋去逮捕江青等人。当时汪东兴讲过一句话，暴露出当时高层潜在的危机——就是毛死后汪东兴说过：谁跟四人帮走我就抓谁。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华国锋虽然是毛指定的接班人，但如果他不同意抓捕江青这些人，汪东兴就可能动用中南海的警卫部队，连华国锋一起抓。华国锋也感受到江青等人想要更多的政治权力，对自己构成一种威胁，所以他同意了汪东兴的密谋。但是当时汪东兴其实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的行动必须得到住在北京西山中央军委战备指挥中心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默许，否则的话就可能发生汪东兴指挥的中南海警卫部队和叶剑英指挥的野战军之间的武装冲突。汪东兴他自己没有办法去问叶剑英，所以他只能靠华国锋去试探叶剑英的企图。与此同时，叶剑英虽然赞同汪东兴、华国锋的密谋，但他也想知道汪东兴、华国锋得手之后，对自己会怎么样，他的地位和权力会不会动摇。华国锋和叶剑英秘密碰头以后，叶剑英确认，抓了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将由华国锋、汪东兴和自己组成，于是他就明确支持了汪东兴和华国锋的密谋。就这样，1976年的10月6号，中共那场高层政变策划完成。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一致同意开展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宣传，来巩固他们的权力地位。但是这场新的造神运动，遭到了陈云、邓小平还有其他党内元老的强烈抵制。最后华国锋虽然是毛泽东安排的代理接班人，又发动了背叛毛泽东意图的政变，迎合了被毛冷落的那些党内元老的政治需要，但还是败在这些党内元老手里头。陈云、邓小平这些党内元老是先打击汪东兴，再批判华国锋，最后迫使汪东兴、华国锋辞职下台。

在这个例子里，我想强调一点是，专制独裁者的个人权威，通常是很难顺利传递到钦定的接班人身上。从专制独裁者的僚属当中脱颖而出的新领袖，往往不能够立刻成为新的专制独裁者；而接替新死去的专制独裁者的，通常是由所谓的高层元老组成的“集体领导”。史达林死后的苏共领导层是这样，毛泽东死后的中共领导层也是这样。这个新的集体领导里头没有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也没有靠个人崇拜制造出来的某个领袖的个人的所谓崇高威望。因此，这个集体领导必须要寻求一种与专制独裁者权力的合法性不同的新的合法性，最可能的选择就是迎合民意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很关心，能不能习近平退下来，然后中共又有新的集体领导，也许政策就会调整，中共就不那么咄咄逼人了。

主持人：是。我想这段历史的回顾，对台湾的民众、年轻的朋友、对于中国历史也不了解的人，应该是非常新鲜。原来有这样的一些脉络。从过往发生的事情，的确可以看得出老师说的，独裁极权的国家必然在接班人传递上有问题,所以中共显然有继任危机啊。当然我们目前都推断2022应该还是习近平，除非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接下来习近平会不会还有更长的梦，继任危机会怎么解决，他到底是会做到老死，还是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其他的因素被斗下台……我们2022年就会稳定地看出他的接班态势。老师你怎么看待呢？

程：我觉得实际上中共现在并不存在有人能夺取习近平位子的可能性。这可能性基本上是可以完全排除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共高层的权力控制制度。如果你不了解这些权力控制制度，凭想像会以为各种可能性都存在；但如果你了解我下面讲的，中共如何控制最高权力这一点，那么大家就会明白（可以排除有人夺权的可能性）。

我以前在节目里谈到过中共最高领导人权力的基础，一个是掌控军队，一个是掌控情治单位。就算这两个单位——军队和情治单位都控制住了，他每天日常的权力控制是怎么做的呢？最高领导人在中共，是通过直接掌握中共中央办公厅下面的三个部门——警卫部门、机要部门和保健部门，来监控其他的高层人员。最高领导人掌握了这三个部门，其他高层人员的个人安全就完全掌握在最高领导人的手心里了。我下面稍微解释一下——可能我今天解释的这些内容台湾的很多观众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中央办公厅有三大部分业务。第一部分是秘书和机要业务，包括秘书局、机要通信局、机要交通局、档案局。这一部分——就是秘书机要业务——人数最多，业务量大，涉及文书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会议组织、来信来访等等事情。第二部分，是负责高层领导人的生活服务，包括保健医疗和家庭的、日常的饮食等等，包括食品的安全等等。第三部分，就是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

这个机要部门，有两个局我提到了，但是可能要稍作解释，因为台湾的观众可能完全不了解它是干什么的。一个是机要交通局。机要交通局是负责传送机要文件的。机要通信局是负责高层的两个电话系统，其中有一个是高层的保密电话系统。因为它都是使用红色外壳的电话，所以被称为是红机电话，主要是装在部长以上的官员的办公室里头，他们家里可能也有。这个红机电话系统——我现在讲的是毛泽东时代以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有单独的一种4位数的电话号码，与外线是不通的。我是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工作过一年，办公室里原来就有红机，旁边还有一本红机电话号码本，可以直接就看到中共所有高层人员的红机号码，包括邓小平家的号码。还有一个电话系统由机要通信局管，到1980年代结束的时候，它还被称作39局，因为当时北京是6位数电话号码，而这个电话号码的前两位数是39。它装在什么地方呢？装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宾馆、还有玉泉山招待所这么几个地方。北京的官场都知道，谁的办公室电话属于39局，他的办公室就在上面这几个地方。39局的电话表面上是属于室内电话，其实是单独归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通信局管控的。什么叫管控？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通信局对所有的红机系统和39局系统的电话都监听。

我举一个例子，1985年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时候，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南楼上班。那时候有一次，家父曾经从上海打一个电话给我，到我办公室的39局电话，问到马来西亚开国际会议的签证要怎么办。名义上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建交的，是可以申请签证，但实际上马来西亚几乎不批准（中国人的签证）。我当时图方便，翻了一下红机的号码本，用红机直接打到外交部值班室，问他们这个情况怎么样。对方的答覆是说，因为中共长期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在马来西亚搞颠覆活动，所以马来西亚基本上不给中国人签证。事后这个电话打完，本来也很平常，但我所在研究室的主任出于好心，特地提醒我，他说你以后不要用红机打电话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有监听。他是因为是同事，所以跟我实话实说，这样我才知道，所谓中共内部的保密电话，其实也是被监听的。

当时中共还有一个保密制度，它规定，凡是机密事项不得用电话传递。接电话的人，要首先问清对方的姓名和所属机关，然后才能回答问题。我因为用的是红机，所以外交部值班室就直接回答了。他觉得用红机打来应该是可靠的。但实际上他当时对我回答的内容，有一点点涉密，就是把中共的底露出来了——就是中共一边和马来西亚建了外交关系，一面在那边支持共产党颠覆马来西亚政府。

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是通过他的亲信（控制高层）。汪东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替毛泽东掌管中央办公厅的三个部门，就是刚才讲的警卫部门、机要部门和保健部门。这三个部门实际上就是中共最高权力控制者——就是最高独裁者——控制权力的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央办公厅的警卫部门，负责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宾馆和玉泉山招待所这几个地方的警备。我在80年代这些地方都去过，所以了解一些情况。特别像人民大会堂，因为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一年，每天早上要从北门进去，一直穿到人民大会堂南门的办公室，下班又要从南到北，再穿过整个人民大会堂，所以我对里面的人和事，是有一些了解的。

刚才讲的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和玉泉山招待所，这几个地方都是高层工作人员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像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那是办公地点。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住在人民大会堂里面。钓鱼台宾馆和玉泉山招待所，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高层工作和居住的地方。警卫局可以通过值班警卫和随车警卫，完全掌控每个高层人员的日常活动。所以中共的高层彼此之间不方便私下见面，我到你家串门那是受监控的。当然也有高层人员住在北京市区的专门住宅里，他的警卫也是中央警卫局派的。这个属于警卫体制的集权控制，就是所有的高层人员的警卫，集中由中央警卫局管控，而警卫是不归他们保卫的首长管控的。所以这些警卫既是保卫人员，也是对高层——比方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副主席——的监控人员。

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上班。我曾经找机会和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的警卫聊过。我问他说，你们现在归中央办公厅管吧。他告诉我，他们归中央军委警卫局管。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邓小平掌握大权以后，大概是在1981年，就把原来属于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机要局和保健局改归中央军委，由他直接掌握。为什么？因为当时胡耀邦是总书记，中央办公厅对总书记负责，但是军队不由胡耀邦控制，军队仍然由邓小平掌控。邓小平把控制其他高层人员的三个局，都放到他自己控制的中央军委名下。胡耀邦是总书记，赵紫阳是总理，李先念是国家主席，这些高层人员的人员个人安全完全是由邓小平掌控的。

为什么邓小平必须直接掌握中央办公厅、警备局、机要局和保健局？警卫局的作用我刚才讲过了，机要局刚才讲了包括机要交通局和机要通信局。机要交通局的作用是传送最高层人员之间的密件公文。我经历过一次这种传送方式。1986年春天我还在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时候，那里的干部是要轮流夜间在值班室值班的，防备半夜送来机要密件。我值班的时候正好遇到过一次，就是中共高层指定的湖南省省长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时候落选了，湖南省省委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请示中央。这是绝密，所以湖南省委不能用保密电话，也不能用电报传递这个绝密消息，所以就用急件派机要交通局的人半夜送到人民大会堂。机要交通局规定，夜晚送的秘密文件必须两人同行，而且不得在非办公区域交接秘密文件，必须进到办公室里头去，所以他必须进人民大会堂。我就正好是那天晚上值班的。我看见他手腕上是用铁链系这个小木盒子，用双锁封死的。他有一把钥匙，我值班手头有另一把钥匙，这样才能打开小木盒，取出那个密件，然后记录存档。邓小平掌握了机要部门，也掌握了各地和北京的机要通信，所以重要的事情瞒不过他。至于邓小平为什么要掌握保健局，是因为保健局负责高层人员的健康和医疗，谁有什么病，谁要吃什么药，邓小平都可以掌握。其他高层人员的日常警卫、互相联系还有健康医疗，都由邓小平控制了。中共的最高权力在谁手里就清楚了。那些一举一动都被监控的高层人员，能不能够另起炉灶，大家也就可想而知。

刚才讲的警卫、机要和保健这三个部门的控制，不仅仅反映出来中共的最高权力在谁手里，也反映出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地位是处于实权还是虚权。如果这三个部门不归中央办公厅管，中央办公厅就是虚权；这三个部门如果回到了中央办公厅，就意味着中央办公厅又变成了实权。邓小平活着的时候，中央办公厅是虚的，没有实权。邓小平死了以后，江泽民以及后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把上述这三个部门又回到了中央办公厅。我上次在节目里提到过，中南海北区的国务院总理没有警卫权和情治单位控制权，原因就在于，中共只允许有一个最高领导人，而这个最高领导人可以决定所有其他中共高层的每个人的安危。

中共的领导模式，不管他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独裁，每换一个最高领导人，都要把前任留下来的警卫局长换掉。当然他要找机会，要找理由。比方习近平上任的时候，当时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长——就是负责保卫习近平以及替习近平控制其他高层领导人的——叫曹清，他还是胡锦涛时代提拔起来的。2006年担任中央警卫局常务副局长，2007年担任局长。习近平想把这个人换掉，但是他一直等到上任两年以后才找到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中央警卫局利用习近平个人的专机，从非洲走私象牙回中国。习近平知道这个事情以后，透消息给纽约时报和BBC，借外媒的嘴曝光这件事情。这样的话，曹清这个原来的中央警卫局长就被清洗掉了，换上了习近平的人。因为专机走私象牙最关键的角色就是随行的警卫局长。象牙是中共使馆的人准备好的，但是专机停机坪上的警卫，只有获得警卫局长的指示，才会允许装了几吨象牙的箱子装到专机里去。所以事情一暴露，曹清就逃不掉了。

所以在这种高层权力控制的制度之下，除非习近平本人不想干了，否则是没有人敢动脑筋去抢班夺权，因为谁要想这么动脑筋，那就是死路一条。

习近平有没有接班人？他会不会选接班人？谁可能熬成习近平的接班人？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关联在一起的。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习近平有没有在栽培自己的接班人？现在看来没有。第二个问题是，习近平会不会选接班人？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我想再单独分析比较好。第三个问题就是，谁可能熬成习近平的接班人？答案的前提是，习近平必须要选接班人。下面的人或许有人会慢慢熬资历，拼命做业绩，希望有机会。但是如果现在习近平不选接班人，下面的人再卖力也没有指望。

主持人：是。听到老师这样介绍，大概可以知道，这真的是非常大的继任危机，搞不好会产生内部很大的风暴。不过大家就很好奇了，到底习近平脑中在想什么？他对于中国的梦，从早期开始他就敲锣打鼓用大内宣大外宣一直在宣扬。他真的是要做到老死那一刻吗？他到底对中国的整个“梦”的这些方向的想像是什么呢？

程：我在以前的节目里介绍过苏联和中共这种领导模式的钟摆规律。就是共产党刚上台的时候是集体领导，很快转变成个人独裁，然后独裁者死后再度进入集体领导，最后仍然会回到个人独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是统治者的个人喜好还是共产党的统治需要？我已经介绍过了，今天就不重复。现在很多人出于各种原因，希望习近平10年满任就下台。这个10年就换人本来是中共集体领导模式定的一个规矩。但是现在中共其实领导模式的钟摆已经摆到了个人独裁模式了，所以这条规矩事实上早就作废，不过很多人没有看出来这一点。

我看到最近法广有报导，澳大利亚的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叫做Richard McGregor。还有美国一个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它的中国项目主任叫做Jude Blanchette，最近有一篇报告。他们认为，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却牺牲了过去40年来最重要的政治改革——他们讲的政治改革指的是定期与和平地移交权力。这样一来，他把中国推向了潜在的不稳定的继任危机，对国际秩序和全球商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不得不说他们两位还真不懂中共政治的规律，他误把10年换人这个中共高层内定的规矩看作是政治改革。这样的看法太肤浅、太牵强附会了。10年就换人和5年重选人是一回事吗？当然不相干了。像台湾是民主选举选出总统，而中共是中共高层内部禅让。禅让的过程是一定会产生继任危机的。胡锦涛要让位的时候，薄熙来被捕，就与高层的权力争夺有关。如果说共产党高层内部商量，换个最高领导人就算是政治改革，那么苏联苏共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政变下台，也算是政治改革了。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两位中国问题专家，实在是没看透中共政治的内在规律，所以会得出一些糊涂的结论。

习近平对外是穷兵黩武，对内政治高压越收越紧，当然有很多人恨他。其中有一类人是中共官场。因为官场上很多人贪污的手脚被捆住了，就算没有被抓，他们转移到国外的钱财现在是摸不到了，因为他连人也不能走，拿到了外国绿卡也不能溜走。所以这些人心里恨习近平，一点都不奇怪。另外是希望中国民主化的人，他们认为习近平政治高压下中国很难发生民主化，再等下去就没机会了，因为年轻一代都变得越来越犬儒主义。习近平会不会主动终止个人独裁？我觉得完全不可能。他继任接任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不仅仅是贪官遍地，而且上万亿美金的外汇被转移到外国藏起来了。多年前中共开人代会有人分析过，说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的中共精英们，相当多的人不是自己有绿卡甚至外国护照，就是子女有，或者是子女定居国外，靠爹妈在国内供款，在海外生活豪奢。所以有人就讽刺说，中共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外国人和外国人家长代表大会。

我曾经观察过中共过去十几年外汇储备的变动情况，发现有一个特点：每次中共高层反腐败的风声一紧，立刻就有大批的资金转移外国。最多的时候，2015年短短几个月里就转走5000亿美金，占了中共当时外汇存底的1/6。所以我曾经把习近平接任的中国——就是集体领导下的中共统治的中国——描绘成一个到处漏水的大木桶，习近平上任以后就拼命地堵漏。他怕什么呢？怕大木桶的水漏光了，中共的经济就会垮掉。掏空中共的资源，是中共集体领导模式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习近平为了挽救中共的统治，必然会转向个人独裁。另一方面，中共的集体领导模式对中共而言也不见得是什么好制度，它会让中共短命。刚才讲的大木桶漏水就是个问题。

所以不能够简单地用政治高压的松紧，来研判中共的集体领导和个人独裁哪个好哪个坏。两个都不好这是很明显的。只要中共在统治，他采用集体领导模式也好，个人独裁模式也好，都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统治。

从共产党的统治历史来看，一旦进入个人独裁的领导模式以后，从内外环境来看，都很难主动摆脱。也就是说，个人独裁的最高领导人，不管他个人是否恋栈权力，都没有办法不掀起政治风浪而平稳地转移独裁者的权力，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从中共的国内环境来讲，通常个人独裁模式都是在某种困难情势下才出现的；个人独裁或许可以拉长共产党政权的寿命，但是它根本没有办法改善他内部的困难。就经济层面分析，我在以前的节目里谈过，中共现在的经济处境不是蒸蒸日上，而是每况愈下。就政治层面分析，习近平的政治高压不单单针对社会大众，也是针对官场的。所以严重的社会不满和官场不满被长期压抑，难以发泄；一旦习近平要退位，这些不满马上会借机爆发。所以谈到中共的继任危机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说，个人独裁的最高领导人将来没有办法顺利转移权力。这是事实，我们上面刚讲过的。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个人独裁的最高领导人死了，然后就会爆发高层的权力斗争。但是也要看到，个人独裁的最高领导人，其实也是坐在老虎背上的，就是说他也下不来，没办法顺利地转移权力。如果他非要禅让，同样会爆发高层的激烈权力斗争，而且独裁领导人制定的政策可能翻盘，引起更大的内部混乱——这个是就中共内部的环境而言。

就中共的外部环境而言的话，中美冷战已经被习近平点燃了。现在军事上的紧张情势时起时伏，但是冷战的基本态势不会自然消解。中美双方会持续地扩军备战，不断会出现新的热点，然后在热点地区展开一番较量，再修整一段新的热点又冒出来。就目前局势来看的话，今年1到4月是中美军事对抗的一个高峰期；现在双方偃旗息鼓，好像是进入一个修正期了，但是有可能它还会出现一个新热点。比方台湾有可能成为一个热点。可以判断的是，南海会是下一个不可避免的热点，双方还会进入高度紧张。所以这种高度紧张的外部环境，使得中共个人独裁的领导模式不可能顺利转换成集体领导模式——也就是钟摆摆到个人独裁以后，它摆不回去了，卡住了。那么最后是什么结局呢？我觉得是冷战的结局决定中共的结局。中共的个人独裁也可能随着冷战终结。冷战终结会终结中共，那样的话中共的个人独裁也就随着中共的终结而自然告终，成为最后的独裁。

对我们在外面的人来讲，某些人可能希望中共不要穷兵黩武，所以讨厌习近平，希望有一个温和一点的最高领导人出来。问题是中共选择集体领导模式也好，采用个人独裁模式也好，都是中共自己的家事。他什么时候会为此征询外面人的意见？所以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话，就是不要把自己不当外人；就是说别人的家务事，外面人是插不上手的，外面人讲话讲多了就显得很矫情了。如果判断习近平不会主动转移权力，那么他老了以后，可能会选择当太上皇，培养一个事事听话的小皇帝。就像乾隆皇帝晚年85岁了，让位给嘉庆皇帝，但大事都还要乾隆皇帝自己来批准一样。这不过是个人独裁的老年版而已。

主持人：是。刚刚听了老师的分析，大概可以把未来中共接班人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也许有一些人会说，中共今年建党100年了，跌跌撞撞、但也都还平顺地过来了。而且你看我们从2003年开始，不到20年的时间，已经大国崛起。你看现在各国跟我们平起平坐，我们从过往要抬头看他们，现在可以跟他平视，甚至可以低头来看他们。大家还是不断敲锣打鼓，认为所有的一切都非常好。当然也有人预期，在二十二大2031左右中国会崩溃论；中共面临老师刚刚所提到的许多结构性的改变，必然会走向这一刻。老师你怎么看待呢？

程：我知道主持人讲的这个。台湾2018年出版了一本书，叫《2031中国崩溃》。作者认为，2031年，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和制度的大崩溃。也就是说，现在距离中国崩溃只剩10年了，进入倒数计时了。作者看法是说，引起崩溃的最大可能是中共内部有人起来挑战第一把手，然后内杠，派系斗争，双方动手，造成中共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我的看法不同。今天节目里我们谈的内容，和《2031中国崩溃》这本书的分析是不一样的。

内子和我2017年10月在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中国溃而不崩》。我们在这本书里的分析和结论，和《2031中国崩溃》这本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我们这本书在台北诚品书店、各县市的门市里面还有纸本库存，如果想找书可以上网查一下，也可以听电子版的。我们认为，中共将在20到30年里头，陷入一种“溃而不崩”的状态。人类社会不是只有两种状态，要么繁荣要么崩溃。大多数的时候，人类社会处在繁荣和崩溃之间，区别是在于说它更接近繁荣，还是更接近崩溃。如果是接近崩溃，那么当下潜伏着什么样的危机，就值得深入分析。预测中国很快要崩溃的人士，多半认为中国现状不是繁荣就是崩溃；偏好中国的人就认为，谁要是指出中国的弊端，就是预言中国崩溃。

我们的分析是这样的。我认为支持一个社会需要四个支柱：第一是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最重要就是就业；第二是正常的生态系统；第三是维系社会的道德伦理；第四是政府的运作。这四个支柱关系了一个国家人民的生存质量，还关系了这个国家承载的文明的程序。由于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一种掠夺型模式，特点是不断掠夺国民的生存资源，透支生态环境，在短期内促成经济发展；结果是通过极不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造成社会成员之间极大的贫富差距。所以现在，刚才讲的这四个社会支柱当中，前三个，就是人民的这个生存基础、生存条件，正常的生态系统和维系社会的道德伦理，现在都已经溃败。说溃而不崩指的是，这四个基础中三个已经溃败，但是还存在一个，就是中共一直在用政治高压维系的对社会的强力控制，导致了不崩。所谓不崩是指，掌握了政治、经济、组织资源的中共政权，不会在10到20年里面崩溃。中共政权的崩溃，只可能在一种危机共振的情况下出现，就是同时发生超大规模的社会反抗，高层集团内部发生严重矛盾，财政危机，再加上外部的压力。我们这本《中国溃而不崩》2017年10月出版以后一年多不久，中共就点燃了中美冷战。这样的话，中共的外部压力就越来越大了，而它的内部压力也和外部压力是直接挂钩的，这样中共就进入一种内外交困的状态。但是中共是绝不可能主动放弃权力的。越是内外交困，它对内的政治高压和经济管控就越大。通过这种政治高压和经济管控，它可以尽量延长它的寿命。

当然，中美冷战的发生表明，中共也可能最终会发疯。那就要看它孤注一掷的后果。我在3月25号这个政经最前线节目里谈到过，中共去年秋天已经为战争动员做了立法准备，把对外开战的理由增加了1条，将经济需要列为实行战争总动员的理由。也就是说中共现在考虑的是，只要它经济发展遇到麻烦，就可能准备发动对外战争。如果它真的发疯，那么它的战争可能不仅仅是制造台海冲突，也可能准备去维持他的海外贸易的各种经济利益需要，主要是和美国有关。所以中共的战争威胁所瞄准的主要是美国。中共如果要找死的话，那是谁也拦不住它的。

主持：是。谢谢程晓农老师今天很清楚地跟我们谈中共接班人困局的一些问题。今天透过我们这几个题目，大概也可以把目前习近平在接班态势中中共的一些走向，有更完整的了解。当然这个要看之后整个中共内部怎么发展。老师也谈到有一些条件。这让我想起最早我们谈到，中国不等于中共，中共不等于中国。也许哪一天他们内部的压力一开始，对外会说习近平不等于中共，中共不等于习近平。会不会（中共）这边有内部矛盾，我想都值得我们来持续关注。

此文兼与 @磨刀石说 先生商榷。

编程随想失踪以来，各种传言纷纷扰扰，从道听途说到言之凿凿，目前至少有了上海出差被抓、北京被抓、突发脑肿瘤在北京去世等几个版本。此外也有人坚信，没有确凿的证据出现之前即应该假设编程随想没有被抓，不用太担忧。

我个人认为，目前编程随想绝对不可能是自己故意隐藏，只可能是出于不可抗力，也即意外事件（生病、事故、死亡、被隔离等）或被抓。证据即是编程随想自己说过的：

我相信，编程随想是个负责任的人（以其十几年如一日的工作为证），因此必然会遵循自己定下的原则。

如果我们做善意假设（即假设每个发言者都出于对编程随想的担忧），不同的猜测，是因为不同的人对于中共政法系统运作形式和中国社会风险的认识/假设有差异。人们在对一个事件的可能性做出推测时，都有一个起点，而这个起点往往会锚定于人们的已有经验。起点很少是完全“中立”的，而是常有自己都难以意识到的偏向。这种偏向犹如我们大脑中的“风向”，人们会给“顺风”的论据更多分量，而本能排斥“逆风”的论据。

回到编程随想的问题上来，leviathan2047（#143793）、消极兄（#143799）和我（#143815）用条件概率讨论过人们对于编程随想的处境判断规则。我认为，做出何种判断本质上取决于每个人猜测的起点，即认为给定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和编程随想的技术水平，被抓/出意外哪个可能性更大。所以，认为中共十分强大、认为意外概率没有那么高、或者耳闻目睹过很多人被抓的人，更可能认猜测编程随想被抓；而认为编程随想技术能力强、认为中共外强中干、认为人生意外频发、或者不认为国内政治形势那么严峻的人，更可能猜测编程随想没事。

如果我们做恶意假设（即假设发言者为五毛、网特、网警、无聊人士等等），那么每一种说法，都能看到其后的恶意：

• 说编程随想被抓的人，是在故意散播恐惧，制造寒蝉效应，甚至是在钓鱼。

• 说编程随想没有被抓的人，是在掩盖危险性，降低关注度，拖延时间，阻碍营救行动，甚至是在钓鱼。

• 说编程随想被抓的人，是在故意造谣，蹭热度，提高自己账号的人气，甚至是在钓鱼。

• 说编程随想没有被抓的人，是在假装理客中，蹭热度，提高自己账号的人气，甚至是在钓鱼。

所有对于用意的猜测，都有一个缺陷：某种恶意会导致某种行为，并不代表这种行为后面即有这种恶意。同理，五毛或无聊人士过去造谣过编程随想被抓，并不代表这次编程随想被抓的说法肯定是造谣。

当然，这次的消息中确实有很多大概率是谣言，而这种判断需要明确的证据。例如，时间上的冲突（这点在“上海被抓”几个版本中已经看到了，“内线”宣称的被抓时间和编程随想最后活动的时间不符（#143402），“家人”的爆料语气和用词十分不自然（#143453），此外“家人”和“内线”宣称的被抓时间并不符合）。再例如，技术上的分析（例如本站几位技术高手对于“GFW通过探测VPN+Tor流量特征从而抓人”的反对（#143477））。

而即使是谣言，背后也有不同的可能动机，例如五毛引导、相关人士蹭热度、相关人士被骗、甚至传话中出现问题。

有句话说“能归结于愚蠢的，不要归于阴谋”，这也是奥卡姆剃刀的原则。从实际角度上来讲，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各种可能性，以及谣言可能造成的后果，但是不应该仓促地对他人的身份动机做出判断。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以下是我个人的建议：

1. 不要指控言论后的身份、动机，这除了制造分歧、猜疑和冲突以外并无效用。本身即认为“编程随想被抓”证据不足的人，希望用同样的严谨和严肃的态度对待他人的言论，尽量不要随便指控他人是五毛。即使是被他人指控抹黑，也不要用同样的手法去对付对方——否则2047可以直接把“品葱”替换成“养鱼钓鱼网站”。

2. 分析消息的信息含量，根据知识和逻辑辨别消息的真伪。我认同本站很多网友的说法，即目前关于编程随想的大多数消息信息含量很低，无法证实证伪，更多是情绪上的作用。如果我们不知道编程随想的名字，在营救、呼吁方面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3. **保持警惕，并对安全问题进行开放、透明的讨论。**异议者的威胁模型中，对手是强大的国家机器。把可能存在的问题捂住并不能解决问题，把人们心中的疑惑捂住也不会解决疑惑（乱抓鬼更不能让我们更安全，只会导致分裂）。编程随想失踪的这段时间，对于其安全策略进行归纳和反思，看其中是否有过时的内容或者漏洞，都很必要。此外，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全，说实话我认为作为中共异议者，如果想追求政治上100%的安全，那还是趁早别翻墙了，毕竟翻墙看个小黄片都可能被喝茶刑拘；还是看新闻联播观察者网自我洗脑去吧。

4. **持续关注，不要忘记。**一旦有有用的消息出现，万一编程随想真的遭遇了不测，我们都可以尽己所能做一些事，无论是联系媒体、呼吁营救、还是传承编程随想未尽的工作。而这些事，即使是匿名网上，也需要合作，而不是分裂；需要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指责。

希望大家都能平安。

背景新闻（关于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建立者）：被电视认罪5年后，他让央视在全球丢执照、被调查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网站：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

中文报告地址：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sites/default/files/wp-rsdl/uploads/2018/06/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pdf

以下摘录序言和摘要。

序言

经过了大约六个月对受害者进行采访、研究其背景、并收集证词后，4月10日，保护卫士发布了《剧本和策划》的英文版。该报告首次将焦点投放到人们是如何在案件进入任何庭审之前，且几乎总是在被正式逮捕之前——其中许多人仍被关押于看守所或RSDL（注：指定住所监视居住）时被强迫上电视认罪的。我们都有看到过这样的认罪，并且还可能是很多个，每个人都知道哪里不对劲，但不一定知道它具体是什么。这些意志最坚强的一批人，怎么会愿意牺牲他们的安全和保障，最终上电视谴责他们自己和他人？

本报告的研究和制作，强迫电视认罪的背后真相很快变得清晰，不仅仅针对受害者本人实施酷刑，还有对其爱人、孩子和伴侣的威胁和迫害。同样，警察为他们写出答案的脚本化本质变得越加明确，以及当媒体合作时，警方如何甚至为在场的记者写下问题。纵观这一切，中国国家媒体在帮助警方摘录认罪供词，同时制作和传播中的合作也变得显而易见。

发布该报告的英文版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一旦外国政府、编辑和记者、普通民众了解了这些电视认罪的本质，在未来他们会立即忽视这些视频，因为它们没有任何价值。许多这些“认罪”实际上是针对外国政府或听众，也意味着暴露它们的真实本质将使政府更不可能强迫人们录制新的视频，从而保护未来可能出现的受害者。该报告的发布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包括纸媒，电视台和电台报道——也导致发布该报告的网站RSDLmonitor.com在中国被封锁。

随着华文社区对该报告所表示出的兴趣，自4月下旬开始，制作本报告中文版的工作开始着手进行，也就是现在你正在阅读的版本。报告的目的始终如一——通过揭露这些强迫电视认罪的真实本质，希望能解除此被政府用作对付维权人士和国家目标人群的武器库工具。我们也希望让那些没有遭受过这种经历的人明白，那些经历过的人是如何被迫录制这些认罪视频的，并帮助人权社区和解因为电视认罪所造成的分歧。

报告摘要

自2013年7月，中国政府对被拘留者实施强迫认罪的行径才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当时第一例高知名度的认罪正在被广播中：梁宏，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中国区的高级负责人，出现在中国国家广播电视CCTV上，为他的贪污行为认罪。此举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中公平审判的权利，也违反了国际上多个人权保护法。从此以后，一个接一个的强迫认罪高调地被播出，包括多个外国国籍持有者，他们的认罪视频都在中国的官方电视台播出，有些案件则由香港的媒体播出。

《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分析了自2013年至2018年间被播出的45例电视认罪，采访了十几位遭到中国警方强迫录制或试图录制电视认罪的人，他们包括认罪受害者、其家属和其律师。这些认罪视频是在被审判之前录制的，而且甚至往往在被正式逮捕之前。该报告将展示中国的电视认罪通常是被迫，甚至通过威胁、酷刑、和制造恐惧气氛所获取的；警察往往支配和操纵供词；以及在个别案件中显示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认罪被用作对国内民众的宣传工具，甚至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在此项研究中的每一位受访者都表示审讯人员曾强迫他们认罪。不过，认罪视频将在电视上播出的事实却遭到了隐瞒。在隐瞒中最糟糕的一个案例是，英国调查员彼得·汉弗莱（Peter Humphery）当时只同意了会见报纸记者，但是接着他就被喂服药物并锁在一个笼子里，等待被录制认罪视频。警方往往通过威胁（针对被拘留者或他们的家人）和身体或精神酷刑，制造出恐惧气氛，以逼迫当事人认罪。在此报告中所分析的曾出现在电视认罪中的37个案例中，其中5位公开地收回了他们的认罪，许多其他人则以匿名方式对《剧本和策划》的研究员表示收回他们的认罪。

受访者描述了警察如何事无巨细的掌控强迫认罪的过程，他们会安排被拘留者的“着装”；写下认罪“脚本”并强迫被拘留者背下来；指导如何“表达”他们的台词——包括在一个案例中，被拘留者被要求流泪哽咽；在对结果不满意时，他们会要求一遍又一遍的重录。一位受访者表示，他花了七个小时录制，就为了几分钟的播出。

警方对导演电视认罪所做的努力也能从此报告研究的45例案例中看出，它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在看守所的设施下进行录制，另一种，则是在年后变得更加普遍，穿着便服在看起来不太有威胁的环境下录制。在这些案例中，对这些认罪视频进行播出的媒体也踊跃地参与了视频的制作，从使用警方提供的提问脚本，隐瞒认罪策划的真相，到通过对警察和评论人员的采访，描绘出嫌疑人有罪的形象，制作出手法老练的新闻播出。而且通常这些被拘留者并未被判有罪。

如果有人对这些认罪是为制造宣传持怀疑态度，他们只需要阅读知名的人权律师王宇为本报告提供的证词，她的证词内容详尽，篇幅颇长。当时她因被捏造的罪名消失了十个月，在四月她刚做完乳腺手术的几周后，王宇被强迫录制一个认罪视频，以此保护她的小儿子。由于在关押中的严酷待遇，她的记忆功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以致她无法记住警方要求她在视频中要说的话。在持续几周每次几小时的多次重录后，他们采取将她要说的内容放在电脑上的办法，用很大的字体，就像提词机一样。但是最终的视频还是不够好，那个认罪视频从没被播出过。接着，王宇一直被关押到八月。

这些认罪的播出时间和内容也表明了它们通常被用作宣传的目的——国内宣传和国外宣传都有。有的认罪播出是与大抓捕的时间吻合，比如2013年的新法律是为了阻止“谣言”在网上传播；2014年夏天的运动则是针对毒品的使用，以及2015年7月发起的，针对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臭名昭著的709大抓捕。其他的认罪则是在遭到来自中国大陆以外针对受害者的拘留进行批评后不久播出。这些认罪视频的措辞为直接的反驳，比如认罪人否认被酷刑或遭到中国当局的绑架。此类认罪通常被用在外籍人士身上。其它宣传的痕迹包括认罪人为中国共产党、包括公安等党机关和他们的行为感到骄傲或为它辩护。还有一类为谴责和归罪那些被关押中或最近被判刑的同事或朋友。许多的这些认罪都发生在人权捍卫者、独立记者、维吾尔族人和那些被视为共产党的敌人或批评者的人身上。

中国的电视认罪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暴力和有辱人格的政治迫害事件。它们被比作斯大林的摆样子公审、中国文革的公开斗争大会，以及几年前才被取缔的做法——将嫌疑人带到公众面前进行羞辱游行。电视认罪这种侵犯权利的行径，在今天，只有像朝鲜和伊朗这样的政权才会执行。他们剥夺了嫌疑人的应有的法律程序；侵犯了公正审判的权利，无罪推定，保持沉默的权利，不得自证的权利和受到保护免受逼供和酷刑的权利。这些都是基本人权，主要是国际习惯法的部分，无论条约批准如何，这些国际习惯法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而在中国，它本身表面上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列明了公平审判的权利、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并纳入了针对酷刑和强迫认罪的法律保护。所有的受访人都表示他们没有给予机会与律师会见商讨他们认罪的事。在这份报告的认罪分析中，有18例为当事人被关押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时发生，RSDL 为一种在多数情况下实际构成强迫失踪的关押行式，嫌疑人在此被隔离关押，且得不到任何程序保障，比如会见律师或检查院监督。

中国对强迫电视认罪的使用值得得到全球迫切的关注。这种做法构成了不仅限于中国境内的侵权行为：受害者中也有外国人；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私营媒体也被增选到录制和广播这些电视认罪的行列；而北京在对它的党媒和官媒进行全球化的积极性推动——包括在那些禁止在国内使用的社交平台上。“讲述中国的故事”意味着这些对人权的侵犯行为最终会装扮成“新闻”的形式，流向世界各国的屏幕上。媒体组织在强迫认罪的剧本和策划过程中与警察合作并播出这些供词，无论他们是中国国家媒体还是私人媒体，都犯有和中国政府这种有欺骗性的，非法的侵犯人权行为一样的罪行。

建议应对措施

中国对电视认罪的持续使用，以及越来越频繁用于对国外批评的回应，比如最近的2018年2月，几家媒体对瑞典公民桂敏海的第三次认罪视频进行广播，包括有最新加入的南华早报，体现了强迫认罪的做法和宣传泛围在扩张中。桂先生最近的这次认罪，是在他有瑞典外交官陪同的情形下被绑架后，随着国际上的谴责声加剧，他被安排在视频中指控瑞典把他当成一颗“棋子”。

中国的电视认罪不仅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也违反了国际普遍接受的人权准则，是中国精心策划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中国的国家广播公司，中央电视台（CCTV）作为电视认罪的主要平台，对此项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Safeguard Defenders（保护卫士）建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立即停止此类电视认罪的使用，并依法为所有在押人员提供中国法律中列明的法律保护，审查现有的法律框架以防止进一步的侵权行为

• 外国政府：应当明确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压：需要更有力的法律保护和执法中的应有程序；必须立即停止传播被拘留者的电视认罪；持续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将产生后果

• 国际媒体：有义务对中国的电视认罪进行有道德和负责任的报道，通过谨慎且增加关键背景的报道，说明这种做法如何违反中国法律和国际的人权保护；威胁和酷刑是如何被惯常的用于胁迫；这些视频也往往由警方安排剧本和策划；而且它们很可能是党的宣传工具。

• 应立即对播出电视认罪的中国媒体采取行动。本报告中确认了中央电视台进行广播过的各频道——CCTV1，CCTV4，CGTN（前CCTV9）以及播出中国电视认罪的主要频道CCTV13。

所建议采取的行动包括：

• 利用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和其他国家的同等法律，强制将中央电视台和其他有责任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 利用现有工具对央视主要执行人员进行制裁（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这将和欧盟在2013年对伊朗媒体进行强迫认罪的转播后采取的行动类似。

• 在没有马格尼茨基法的管辖区引入马格尼茨基式的立法，并利用该立法在中国共产党所有或控制的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中采取进一步行动。

原文链接：https://chinapower.csis.org/diplomatic-visits/

中国主要高层外交人员有四位：

• 习近平

• 李克强

• 杨洁篪（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中国向来是党高于政，所以杨作为党的外交一把手，实际地位高于外交部长王毅。

以下数据皆来自公开出访记录。

习近平的出访国（2013-2020年）

总共98次，共访问69个国家。其中32%访问地为周边国家，40%访问地为亚洲国家。

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最高领导人同期比较，习近平出访的次数较少，但出访的国家数量最多。

李克强的出访国（2014-2020年）

总共55次，共访问45个国家，主要出席多边会议（55次中有50次，占92%；相比之下习为66%），目的地多一带一路国家。

杨洁篪和王毅（2014-2020年）

杨至少有80次出访，共访问44个国家（其中21%为参与多边会议）；王至少有207次出访，共访问113个国家（其中48%为参与多边会议）。不包括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情况。

杨与王的出访主要对习李起到补充作用。例如，从2014年到2020年，习近平只有12%的访问、李克强只有7%的访问是到非洲国家，而杨洁篪和王毅分别有超过26%和23%的访问是在非洲国家。（注：感叹一下DeepL，竟然从拼音姓氏上就推断出了Xi, Li, Yang, Wang的准确翻译。）

我认为先在草稿贴翻译完再一起发会比较reader-friendly，而且还可以覆盖旧内容翻译新内容. @libgen （假装at Ms. DeepL） @爱狗却养猫 nice try.

B-money

I am fascinated by Tim May's crypto-anarchy. Unlike the communities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word "anarchy", in a crypto-anarchy the government is not temporarily destroyed but permanently forbidden and permanently unnecessary. It's a community where the threat of violence is impotent because violence is impossible, and violence is impossible because its participants cannot be linked to their true names or physical locations.

我对蒂姆·梅（Tim May）的加密无政府主义（crypto-anarchy）很着迷。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社群不同，在加密无政府主义的社群中，政府不是被暂时摧毁，而是被永久禁止且毫无必要。在这样的社群里，暴力威胁将无能为力，因为不可能使用暴力；而不可能使用暴力，是因为社群的参与者与他们的真实姓名或物理位置是脱钩的。

Until now it's not clear, even theoretically, how such a community could operate. A community is defined by the cooperation of its participants, and efficient cooperation requires a medium of exchange (money) and a way to enforce contracts. Traditionally these services have been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or government sponsored institutions and only to legal entities. In this article I describe a protocol by which these services can be provided to and by untraceable entities.

然而直到现在，即使在理论上，也不清楚这样一个社群如何运作。一个社群是由其参与者的合作来定义的，而有效的合作需要一个交换媒介（货币）和一个执行合同的方法。传统上，这些服务是由政府或政府资助的机构提供的，而且只供给法定实体。而在这篇文章中我描述了一个协议，通过此协议这些服务可以由不可追踪的实体互相提供。

I will actually describe two protocols. The first one is impractical, because it makes heavy use of a synchronous and unjammable anonymous broadcast channel. However it will motivate the second, more practical protocol. In both cases I will assume the existence of an untraceable network, where senders and receivers are identified only by digital pseudonyms (i.e. public keys) and every messages is signed by its sender and encrypted to its receiver.

事实上我将描述两个协议。第一个协议不切实际，因为它需要大量使用一个同步且不会堵塞的匿名广播通道。然而，它启发了第二个更实用的协议。在两种情况下，我将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不可追踪的网络：网络中，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身份仅由数字假名（即公钥）识别；每条信息都由发送者签名，加密后发给接收者。

In the first protocol, every participant maintains a (seperate) database of how much money belongs to each pseudonym. These accounts collectively define the ownership of money, and how these accounts are updated is the subject of this protocol.

在第一个协议中，每个参与者都有一个（独立的）数据库，记录每个假名有多少钱。这些账户共同定义了货币的所有权，而本协议就是规定这些账户该如何更新的。

1.The creation of money. Anyone can create money by broadcasting the solution to a previously unsolved computational problem. The only conditions are that it must be easy to determine how much computing effort it took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the solution must otherwise have no value, either practical or intellectual. The number of monetary units created is equal to the cost of the computing effort in terms of a standard basket of commodities. For example if a problem takes 100 hours to solve on the computer that solves it most economically, and it takes 3 standard baskets to purchase 100 hours of computing time on that computer on the open market, then upon the broadcast of the solution to that problem everyone credits the broadcaster's account by 3 units.

1.货币的创造。任何人只要其通过广播提供某个前所未解的计算问题的解，就可以创造货币。唯二的条件是：必须能容易地确定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花多少算力；该问题本身必须没有任何其他价值，无论是实际价值还是智识价值。解题所创造的货币单位数量等于以一篮子标准商品为单位的算力成本。例如，对于一个问题，参与解题的计算机最快需要100小时解开，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该计算机100小时算力需要三篮子标准商品，那么该问题被广播解决后，每个社群成员都会在广播者的账户上记入3个单位的货币。

2.The transfer of money. If Alice (owner of pseudonym K_A) wishes to transfer X units of money to Bob (owner of pseudonym K_B), she broadcasts the message "I give X units of money to K_B" signed by K_A. Upon the broadcast of this message, everyone debits K_A's account by X units and credits K_B's account by X units, unless this would create a negative balance in K_A's account in which case the message is ignored.

2.货币的转移。如果爱丽丝（假名K_A）希望将X个单位的货币转给鲍勃（假名K_B），她将广播消息“我把X单位的货币给K_B”，并以K_A的名义签名。这个消息一经广播，每个人都会从K_A的账户中减少X单位的货币，并在K_B的账户中增加X单位的货币，除非这会让K_A的账户余额为负。如果K_A账户余额不足，这个转账消息会被忽略。

3.The effecting of contracts. A valid contract must include a maximum reparation in case of default for each participant party to it. It should also include a party who will perform arbitration should there be a dispute. All parties to a contract including the arbitrator must broadcast their signatures of it before it becomes effective. Upon the broadcast of the contract and all signatures, every participant debits the account of each party by the amount of his maximum reparation and credits a special account identified by a secure hash of the contract by the sum the maximum reparations. The contract becomes effective if the debits succeed for every party without producing a negative balance, otherwise the contract is ignored and the accounts are rolled back. A sample contract might look like this:

3.合同的生效。一个有效的合同必须规定在违约时合同各方应付的最高赔偿。它还需要规定在出现争议时谁来仲裁。合同各方，包括仲裁员，必须在合同生效前广播他们的签名。在广播了合同和所有签名之后，每个参与者从合同各方账户中扣除其最高赔偿额，并将总数记入一个由合同的安全哈希值标识的特别账户。如果每一方都扣款成功，且账户余额不为负，则合同生效；否则合同无效，账户记录回滚。合同样本看起来可以像这样：

K_A agrees to send K_B the solution to problem P before 0:0:0 1/1/2000. K_B agrees to pay K_A 100 MU (monetary units) before 0:0:0 1/1/2000. K_C agrees to perform arbitration in case of dispute. K_A agrees to pay a maximum of 1000 MU in case of default. K_B agrees to pay a maximum of 200 MU in case of default. K_C agrees to pay a maximum of 500 MU in case of default.

K_A同意在2000年1月1日0点0分0秒之前，向K_B发送问题P的解。K_B同意在2000年1月1日0点0分0秒之前支付K_A 100 MU（货币单位）。K_C同意在出现争议时进行仲裁。K_A同意在违约的情况下支付最多1000MU的赔偿金。K_B同意在违约的情况下支付最多200MU。K_C同意在违约情况下最多支付500MU。

4.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If a contract concludes without dispute, each party broadcasts a signed message "The contract with SHA-1 hash H concludes without reparations." or possibly "The contract with SHA-1 hash H concludes with the following reparations: ..." Upon the broadcast of all signatures, every participant credits the account of each party by the amount of his maximum reparation, removes the contract account, then credits or debits the account of each party according to the reparation schedule if there is one.

4.合同的完成。如果合同顺利完成，没有争议，则合同各方都会广播一个签名信息：“SHA-1哈希值H的合同完成，没有赔偿金。"或者，“SHA-1哈希值H的合同完成，赔偿金如下：……”在所有签名广播后，每个参与者将最大赔偿金额重新计入合同各方账户，然后删除合同账户；如果规定了赔偿金，则按照该计划再对合同各方进行转账。

5.The enforcement of contracts. If the parties to a contract cannot agree on an appropriate conclusion even with the help of the arbitrator, each party broadcasts a suggested reparation/fine schedule and any arguments or evidence in his favor. Each participant makes a determination as to the actual reparations and/or fines, and modifies his accounts accordingly.

5.合同的执行。如果合同各方即使在仲裁员的帮助下也不能顺利完成合同，则每一方都需要广播一个赔偿/罚款提议，并宣布有利于自己的论据或证据。每个参与者将对实际的赔偿/罚款作出决定，并修改相应账户。

In the second protocol, the accounts of who has how much money are kept by a subset of the participants (called servers from now on) instead of everyone. These servers are linked by a Usenet-style broadcast channel.The format of transaction messages broadcasted on this channel remain the same as in the first protocol, but the affected participants of each transaction should verify that the message has been received and successfully processed by a randomly selected subset of the servers.

在第二个协议中，谁拥有多少钱的账户由参与者的一个子集（从现在起称为服务器）而不是每个人保存。这些服务器通过一个Usenet式的广播频道连接起来。在这个频道上广播的交易信息的格式与第一种协议相同，但每笔交易的受影响的参与者应该验证该信息已经被随机选择的服务器子集收到并成功处理。

Since the servers must be trusted to a degree, some mechanism is needed to keep them honest. Each server is required to deposit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in a special account to be used as potential fines or rewards for proof of misconduct. Also, each server must periodically publish and commit to its current money creation and money ownership databases. Each participant should verify that his own account balances are correct and that the sum of the account balances is not greater than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created. This prevents the servers, even in total collusion, from permanently and costlessly expanding the money supply. New servers can also use the published databases to synchronize with existing servers.

由于服务器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被信任，因此需要一些机制来保持他们的诚实。每个服务器被要求在一个特殊的账户中存入一定数量的钱，作为潜在的罚款或对不当行为证明的奖励（注：类似权益证明）。同时，每个服务器必须定期公布并承诺其当前的货币创造和货币所有权数据库。每个参与者都应该核实他自己的账户余额是否正确，并且账户余额的总和不超过创造的资金总额。即使是完全勾结，也可以防止服务器永久地、无成本地扩大货币供应量。新的服务器也可以使用发布的数据库与现有服务器同步。

The protocol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allows untraceable pseudonymous entities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more efficiently, by providing them with a medium of exchange and a method of enforcing contracts. The protocol can probably be made more efficient and secure, but I hope this is a step toward making crypto-anarchy a practical as well as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本文提出的协议允许不可追踪的假名实体更有效地相互合作，为他们提供一种交换媒介和执行合同的方法。该协议可能会变得更加有效和安全，但我希望这是朝着使加密无政府状态成为一种实际以及理论上的可能性迈出的一步。

Appendix A: alternative b-money creation

附录A：创造 b-money的替代性方案

One of the more problematic parts in the b-money protocol is money creation. This part of the protocol requires that all of the account keepers decide and agree on the cost of particular computations. Unfortunately because computing technology tends to advance rapidly and not always publicly, this information may be unavailable, inaccurate, or outdated, all of which would cause serious problems for the protocol.

在 b-money 协议中，比较有问题的部分是货币创造。该协议的这一部分要求所有的账户管理人决定并同意特定计算的成本。不幸的是，由于计算技术往往发展迅速，而且并不总是公开的，这种信息可能是不可用的，不准确的，或过时的，所有这些都会给协议带来严重的问题。

So I propose an alternative money creation subprotocol, in which account keepers (everyone in the first protocol, or the servers in the second protocol) instead decide and agree on the amount of b-money to be created each period, with the cost of creating that money determined by an auction. Each money creation period is divided up into four phases, as follows:

因此，我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货币创造子协议，在这个协议中，账户管理人（第一个协议中的每个人，或第二个协议中的服务器）决定并同意每期创造的 b-money 数量，创造该货币的成本由拍卖决定。每个货币创造期被分为四个阶段，如下所示。

1.Planning. The account keepers compute and negotiate with each other to determine an optimal increase in the money supply for the next period. Whether or not the account keepers can reach a consensus, they each broadcast their money creation quota and any macroeconomic calculations done to support the figures.

1.计划。账户管理人计算并相互协商，以确定下一时期货币供应量的最佳增长。无论账户管理人是否能达成共识，他们都会公布自己的货币创造配额以及为支持这些数字而进行的任何宏观经济计算。公布他们的货币创造配额以及为支持这些数字而进行的任何宏观经济计算。

2.Bidding. Anyone who wants to create b-money broadcasts a bid in the form of <x, y> where x is the amount of b-money he wants to create, and y is an unsolved problem from a predetermined problem class. Each problem in this class should have a nominal cost (in MIPS-years say) which is publicly agreed on.

2.竞标。任何想创造b-money的人都以<x, y>的形式出价，其中x是他想创造的 b-money 的数量，y是预先确定的问题类别中的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这类问题中的每个问题都应该有一个公开商定的名义成本（比如说以MIPS-年为单位）。

3.Computation. After seeing the bids, the ones who placed bids in the bidding phase may now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ir bids and broadcast the solutions.

3.计算。在看到出价后，在竞价阶段出价的人现在可以解决他们竞价中的问题，并广播解决方案。

4.Money creation. Each account keeper accepts the highest bids (among those who actually broadcasted solutions) in terms of nominal cost per unit of b-money created and credits the bidders' accounts accordingly.

4.货币创造。每个账户管理人接受以每单位 b-money 创造的名义成本计算的最高出价（在那些实际广播解决方案的人中），并相应地记入竞标者的账户。

注：这是一篇2016年的旧文。因为看到了关于罗翔律师的帖子，突然想起来这个人物。

夏霖是谁？在被吊销执照之前，夏霖是一位律师，代理过杀死城管李志强的北京小贩崔英杰、刺死官员的女服务员邓玉娇，还有艺术家艾未未、活动家浦志强、郭玉闪、以及因记录2008年川震中导致大量人员死亡的建筑物质量问题而入狱的谭作人。

多年前我曾听人提起过夏霖，那个人对其评价为，律师中的侠士。

2014年夏霖以涉嫌“赌博”和“诈骗”罪被刑拘，因证据不足开庭时间被三次延期，2016年9月22日被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以诈骗罪被重判12年，2017年二审裁決改为10年，刑期至2024年11月7日。

夏霖：“民主法治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theinitium.com - 特約撰稿人 江雪 發自北京Aug 15, 2016

6月17日下午3點半，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第四法庭，一場長達5小時的審判剛剛結束。林茹見到了別離已近600天的丈夫夏霖。

雖說是公開審判，但旁聽席只有6人，林茹因被列為證人，沒能進入法庭旁聽。庭後的5分鐘會面，她事先想著，無論如何都不能哭，「浪費時間」，可見到丈夫的一瞬，她還是哭了。

夏霖也哽咽了。林茹注意到，丈夫身上穿的那件紅白條紋襯衣，還是2014年11月8日，他被警察當著老母親和孩子的面，從家裏帶走時穿的。夏霖告訴她，一直捨不得穿，今天開庭，是同監室的五個人，一早用水杯幫他把衣服熨平的。

見面的時間實在太短，說了幾句話，倒計時的鈴聲就響了。那一瞬，他突然把妻子往懷裏一拉，法警未及制止，他們擁抱了。

此時，法院的門外，飄著小雨。來「圍觀」的人們，撐著傘，不肯散去。當警車從法院駛出，他們一起大聲喊著「夏霖！」人們希望著，這聲音能傳遞給囚車中的那位律師，給他一絲安慰和勇氣。這些人裏，有夏霖的同學、一位專程從山東趕來的律師。還有一位老人，背著一個粉紅色的水壺，已在法院門外站了一天。他是崔英傑的父親。 10年前，夏霖為刺死「城管」人員的小販崔英傑辯護，並最終保住了他的生命。

「我不做政治辯護，將來誰為我做政治辯護？」丁錫奎律師這樣問。

一年半前，夏霖為被捕的郭玉閃擔任辯護律師，郭玉閃是著名民間智庫「傳知行」創始人，不久後，夏霖本人亦被帶走。他的妻子林茹收到的刑事拘留通知書上，稱夏霖涉嫌「賭博」和「詐騙」，被羈押於北京市第三看守所。被帶走後一個月，夏以「涉嫌詐騙罪」被正式拘捕，並轉至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羈押。

「我無罪。」夏霖在最後的法庭陳述中，為自己辯護。

檢方指控夏霖涉案金額達1000餘萬元人民幣，知情人士稱與夏霖和朋友之間的經濟來往有關。他的妻子林茹對媒體表示，夏被捕前並沒有接到任何人和司法機關索取和裁決債務的通知和文件，夏亦曾向她傳話稱如果是向朋友借款，自己絕對有能力償還。

夏霖的兩位代理律師──丁錫奎和王振宇，堅持為他做無罪辯護。丁律師認為，這起以「賭博」立案、最終以詐騙起訴的案件，是一起「為追訴而追訴」的政治案件。 知情者介紹，庭前，有關部門曾向律師施壓，提出三條，不能中途退庭，不能媒體「炒作」，不做政治辯護。最後一條，被一貫低調的丁錫奎律師回絕了。

「我不做政治辯護，將來誰為我做政治辯護？」丁律師這樣問。

「八九」底色：「此生不做鷹犬爪牙」

1992年，22歲的夏霖從西南政法學院（現為西南政法大學）畢業，分配到貴州省遵義市公安局工作。這年7月，夏霖沒有去公安局報到，而是到貴陽投奔哥哥夏洪，備考當年的全國律師資格考試。

「他總覺得，做警察是幹髒活，」夏洪說。夏洪從北京大學的古生物專業畢業，陰差陽錯，卻成了貴州的一名警校老師。夏霖案開庭當天，他作為唯一的家屬代表，旁聽了整個庭審。

夏洪說，夏家祖輩在四川自貢，父親當年大學畢業到貴州支邊，在遵義當了一輩子中學教師。弟弟夏霖，從小喜歡古詩詞，有俠客夢，大約總想著匡扶一些什麼。 「他對朋友兩肋插刀，我並不奇怪」。

1988年，夏霖考入西南政法學院。當年的西南政法，聲望正隆。作為全國五所司法部直屬的法學院之一，西南政法出了賀衞方等眾多中國法學名家。在那裏，夏霖受到良好的法學訓練，包括刑偵專業實踐等。然而，對他影響最大的，卻是1989。

那個夏天，夏霖和他的同學，在重慶歌樂山下，一起宣誓：「此生不做鷹犬爪牙」。

那一年，他剛上大學一年級。他曾多次給朋友們描述當年的經歷，那個黑色的初夏，在他的講述中，卻多了一些浪漫：

5月的某天，他和同學們在重慶市政府門口靜坐，軍警要清場了，他們圍坐成團。燈關了，一片漆黑，又下起小雨。或許是害怕，或許是寒冷，19歲的夏霖開始發抖。這時，一位不認識的師姐，從背後輕輕地擁抱了他。

這温柔的一瞬帶來了光明。就在那一刻，增援的同學趕到了，燈亮了，廣場上一片歡呼，清場中止，他們勝利了！

作為朋友，郭玉閃曾無數次聽夏霖講起這段故事。那一刻於他刻骨銘心，愛與黑暗對峙，最終光明降臨。但這青春的勝利隨即飛逝，如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一樣短暫。槍響了，一起都變了。

那個夏天，夏霖和他的同學，在重慶歌樂山下，一起宣誓：「此生不做鷹犬爪牙」。他曾給朋友、資深調查記者王和岩講述，那一刻，自己撕碎了共青團員證書，「從此，就再也不是黨的人了。」經濟學者温克堅也記得，有一年在西湖邊上尋常聚會，說到「八九」，夏霖突然嗚咽，淚如雨下。

在郭玉閃看來，「八九一代」是夏霖的底色。當年許多人被生活和時代推著向前，但其中有些人，心中始終有一團火。 「夏霖有很多缺點，卻從沒有忘記初心。」

1992年，當年就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的夏霖，到貴州省經濟律師事務所工作，這是當時貴州唯一的官辦律所，辦公室就在省高級人民法院裏頭。他呆了兩年。此時，貴州開始試點私人辦所，他便和所裏的另外3個人一起出來，創辦了貴州輔正律師事務所，這是貴州最早的合夥律師事務所之一。那一年，他24歲。

整個1990年代，經濟發展，律師「吃香」，夏霖的律所不缺業務，商業案件居多，他也逐漸過上了體面的生活。當時的茅台酒廠改制，他是法律顧問，也常有好酒可喝。

1995年，他和林茹結婚。妻子嬌小美麗，是賢淑的客家傳統女子，岳父是貴州省的老公安。 「大男子主義」的夏霖，不幹家務，只賺錢養家。安逸的生活一天天繼續。貴州賭風興盛，「推麻」（註：打麻將）為樂，夏霖也不例外。直到有一天，他從牌桌上下來，突然在電腦看到余世存的一篇文章──《八九一代人是醜陋的》。

「當時就驚出了一身汗，覺得自己太墮落了，」他曾這樣對郭玉閃等朋友說。

這成了他離開貴州的直接誘因。林茹也證實了這一點。2001年，他到了北京，送兒子上了「不用帶紅領巾」的私立學校，自己則去讀北大的民商法研究生班。

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網頁截圖

「資方律師」的選擇：「我要進去了，你也給我好好整！」

「夏霖總是對別人說，他的人生是被我帶偏的，沒想到的是，最終，他因我系獄，」39歲的郭玉閃說。

2015年9月，郭玉閃在被關押將近一年之後，以「非法經營罪」取保候審。在他獲得自由時，他的辯護律師夏霖已被關押10個月。

他們相識在2001年前後的北大。那時，一批公民運動的思想者和行動者，正在初興的互聯網上嶄露頭角。郭玉閃當時在北大讀政治經濟學碩士，在北大BBS論壇「一塌糊塗」上，他是公民生活版的活躍分子，也是青年行動者中的佼佼者。在茅海建的近代史課堂上，他遇到旁聽生夏霖。「我們是臭味相投。」郭玉閃說。

他們都喜歡飲酒、論辯。 2014年，郭玉閃在獄中時曾用詩回憶那段生活：「當年匹馬入京城，年少張狂五嶽輕。朋輩呼求唯快意，風雲嘯聚任豪情......」

2004年之前，郭玉閃常在北大靜園組織草坪沙龍，請一些獨立學者來沙龍與年輕學子分享。校方不能明著驅趕，每次沙龍，便開始澆灌草坪。2004年9月，「一塌糊塗」BBS被關閉，郭玉閃和朋友們在靜園草坪聚會抗議。那個下午，夏霖揣著他的律師證，徘徊在被水浸過的草坪外。參加抗議的每個人，都給夏霖寫下了授權委託書。

2006年，郭玉閃牽線，王振宇律師等人成立了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依託於中華律協憲法與人權委員，主要辦理一些公民法律援助案件。夏霖當了第一任的義派所主任。 「義派」，是從英文「impact」音譯而來。意為「影響」，表明了他們希望通過個案影響制度的理想。

郭玉閃說：「我要進去了，你給我好好整！」夏霖回應：「我要進去了，你也給我好好整！」

在這之前，夏霖曾糾結過，差點回了貴州。郭玉閃記得他們還一起喝了告別酒。但他終於還是回來了。「在貴州，他自稱『資方律師』，吃香喝辣的，最終，他還是徹底告別了那種生活，把自己和公共領域連在了一起，」郭玉閃說。

2007年，郭玉閃成立傳知行研究所，做出租車行業研究、稅務研究，也介入對三聚氰胺毒奶粉所致的「結石寶寶」的救助等。 2012年，他參與解救山東盲人維權者陳光誠，批判的思想與行動不斷走向縱深，最終，牢獄之災迎面而來。

2014年10月，郭玉閃被抓，與十年前北大靜園草坪一樣，夏霖成了辯護律師。

在公民行動的道路上越走越深，他們對彼此的處境，都有心理準備。2014年5月，浦志強被抓之後，郭玉閃回憶，在夏末的夜市上，幾個人一邊討論對策，一邊碰杯。郭玉閃說：「我要進去了，你給我好好整！」夏霖回應：「我要進去了，你也給我好好整！」此時，旁邊的傳知行研究員黃凱平也湊過來，為他們「作證」，三人一起舉杯。

之後不到兩月，在香港「佔中」風暴的席捲中，他們三個，全都「進去」了。

如今，郭玉閃重獲自由，黃凱平也回到了家。而夏霖，在被關押582天之後，迎來審判。

只戰法庭：「政治案件法律化，法律案件技術化」

作為律師的夏霖，對自己的專業技能頗為自負，常以「技術派」自居。2006年他曾代理的崔英傑案，就被認為是「技術派」辯護公共議題的成功個案。

崔英傑，退伍軍人，為養家餬口，在北京擺攤。城管要沒收三輪車，他跪地請求，而不被允許，激憤之下，刺死了城管李志強。之後，北京授予死者李志強「革命烈士」稱號，崔英傑則面臨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危險。

10年過去了，崔英傑的父親還記得初見夏霖的情景，他們全家把夏霖當作了最後的救命稻草。林茹則記得，那年，兒子10歲，看報紙，突然對爸爸說：你去幫幫他們吧。

「我平時又不說過多的話，都是決戰法庭，沒事的。」

「他確實為崔英傑案傾注了心血，」哥哥夏洪說。他到現在還記得弟弟的辯護詞，闡述了城管制度的弊病，向死者家屬道歉，也有對「引車賣漿者」民生疾苦的描述，「感情和理性結合得很好。」郭玉閃則認為，崔英傑案中，夏霖最高明的一點，是在輿論尚未被點燃之前，提前給全國人大寫信，詢問城管是否屬於國家公務員序列，並獲回函，確認了城管不屬於公務序列，這就使崔英傑「妨害公務」的罪名無從被談起。

李瑾記得，當時輿論非常熱烈，法學界還舉辦了針對城管制度的研討會，夏霖思量再三，沒有去參加，是怕惹怒法庭，「盡可能地為崔英傑著想」。

最終，崔英傑被判處死緩，保住了性命，這是一個律師所追求的不錯結局。自此，他也對自己的「技術派」觀點更有信心。 「律師的舞台就在法庭之上，」他帶著專業的驕傲，也曾安慰擔心自己的哥哥：「我平時又不說過多的話，都是決戰法庭，沒事的。」

也是在崔案之後，他受浦志強律師的邀請，加入了華一律師事務所。

夏霖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政治案件法律化，法律案件技術化」。但他的「技術派」處理方式，放在中國的環境裏，用武之地不多，更常常被真正從事政治反對的人批評。

譚作人案就是典型一例。四川地震後因追查倒塌學校細節，被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作家譚作人由華一所辯護。譚作人的夫人王慶華，至今記得那次開庭的細節：

律師要說的話，幾乎全部都被法官打斷，而當女審判長敲響法槌，宣布擇日宣判時，夏霖一下子就跳起來，指著審判長的鼻子，用四川話大罵：你把老子們的證人名單騙起去，就是為了把證人堵在法庭外面，真他媽的太卑鄙了！格老子把西南政法大學的臉丟盡了！四川公安搞出來的爛事，你格老子去頂啥子雷......

那天開完庭，門外有200多人在圍觀，夏霖後來向朋友們回憶，來圍觀的人們在鼓掌， 「我眼淚又快下來了，一扭頭，進了衞生間，」他得意於自己當時「忍住了眼淚」。

不介入政治的「偽裝」不堪一擊

夏霖代理了不少人權案件，卻不希望被貼上「人權律師」的標籤。有記者曾在報導中提及他是人權律師，反被他指責了一頓。他認為：「不貼標籤，才是對自己的保護。」

原立人大學的李英強曾經認為，夏霖當然對體制有很清晰徹底的認識，但他一直在行動中小心翼翼地不撕破臉皮，試圖維持與體制的和平共處。

他反倒樂於被認為自己耽溺於「吃喝玩樂」。「他一直喜歡鬥地主。貴州的風俗便是這樣。他喜歡賭，我知道他的毛病。但真沒想到最終在這個毛病上出事，」哥哥夏洪說。

但不管是「技術化標籤」，還是「偽裝」不介入政治。當時局惡化，夏霖的自我保護，其實也就不堪一擊。

「律師不可能擔當革命者的角色，但可以做一件事，就是用個案推動法治，一個案子再大，我也就是個律師。還是通過案件影響一個個知道案子的人，」 律師王令說。

「多數的此類案件，其實是一個邏輯。例如對郭玉閃，先是尋釁滋事，做不成，就成非法經營，」萬聖書店老闆、與夏霖認識十年的劉蘇里認為，當局對夏霖沒有以政治罪名抓捕，而是以「詐騙」這一罪名來處理，這一開始，就讓同情者心中有了顧忌。

在劉蘇里的印像中，夏霖比較「狡猾」，自己做的事不太說，這也使得外界並不很了解他：「他是個低調、以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發揮一流辯護技術的律師。也因此，他的付出和知名度並不匹配。」

夏霖案偵查階段的代理律師王令則說：「他做的抗爭性案子，也只是一部分。平時做的多的，還是商業案子。他也常說，代理貪官、黑社會的案子，收錢不能手軟。」

當技術派律師遇見「技術化」罪名

2014年11月9日，夏霖被抓，案由是三個月之前的一場賭博。之後，夏霖的罪名被升級為「詐騙」。而檢察院指控提出的幾位債主，都是他有經濟往來的朋友。

最初，郭玉閃也一度被警方列為「受害人」。據郭玉閃介紹，夏霖被抓初期，警方曾再三要求他指控夏霖詐騙，被他拒絕了。 「其他幾位，失去人身自由一段時間，又都是生意人，壓力之下，只好控告他借錢不還，」知情者介紹。

王振宇律師認為，這種國家非要出面去替私人「討要藉款」的行為，正暴露出了夏霖案的「政治特色」。但「詐騙」的聲名，有效影響了輿論對夏霖的關注。

另一個事實是，夏霖長期以「技術派」自居，與其他勇於在公共領域發聲的「死磕派」律師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從2013年以來，中國律師裏開始出現「死磕派」，他們在案件中與官方「死磕」程序，熟練運用互聯網和自媒體，發聲揭露不公，往往讓司法部門被動尷尬。 2013年，貴州「小河案」，以及其後的「北海案」，死磕律師抱團取暖，爭取律師權益，一時風生水起。在律師周澤看來，夏霖一向與「死磕派」團體保持距離，過去也較少參與到死磕律師的維權過程中來。在一些個案中他採取的策略，也得罪了一些律師界的朋友。

「我始終認為，律師是一個很有行動力的職業共同體，只要不是聽命權勢鼓點起舞的敗類，律師間無論辦案方向、理念有怎樣的差異，個人關係上有什麼問題，關鍵時刻，還是應拋開歧見和隔膜，團結起來，」倫理學者肖雪慧說。而一直關注這個案件的作家徐曉，則認為，對律師來說，可以當自己的技術派，但必要時，也一定會去支持死磕派。 「我內心有自己的看法。但面對公共空間，永遠選擇與專制對立的道路。」

律師王令則依然支持夏霖：「法律人本能地反對以行為藝術的方式來表達觀點，法律人的舞台應該在法庭上。你可以質疑，但要就事說事，而不是預設立場。 」

「律師不可能擔當革命者的角色，但可以做一件事，就是用個案推動法治，一個案子再大，我也就是個律師。還是通過案件影響一個個知道案子的人，」 王令說，越是環境惡劣，越要「保重有用之身」。

夏霖的妻子林茹說，丈夫被帶走後，警察找過她兩次。告訴她，「夏霖壞透了」、「我要是你，早就和他離婚了」...「我就問他們。他那麼壞，那你們查到他有別的女人嗎？警察愣了一下。說，還沒查到。」

最近她常常夢見他，「在夢裏，他穿灰衣服，短髮，好像在監獄裏，一個電子屏幕上有他的名字，我總是非常擔心，」她說。丈夫正與這時代最嚴峻的問題迎頭相遇。「我想過，無論是什麼樣的結果，無論外界怎麼看待他，我都會等他回家。」

‏Source theinitium.com

今天在翻清代财政史的一些研究和资料，看到关于晚清财政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事。

• 太平天国前后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清廷中央财政陷入极度困顿；鸦片战争战败后开放通商，海关带来了大量收入，可说给其续了一命。20世纪初至清末，关税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20%~30+%。

• 鸦片战争前清廷财政收入约4000万两；19/20世纪之交，财政收入迅速增长；先是突破一亿两白银；光绪末年超过了两亿白银；直至清亡依然年年上涨，宣统三年（1911）的财政收入近三亿两。

• 晚清最大的财政支出项目是军费，1911年军费开支超过财政收入的1/3，其中大多（至少名义上）是对新军和海军的投入。

• 晚清第二大支出是赔款以及外债；赔款总额约为7亿两，加上借债赔款的利息则超过10亿两。有意思的是乾咸同年间镇压内部颠覆和边境叛乱活动的费用保守估计亦有近10亿两，后来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镇压革命党还借过几千万的外债。

• 清朝末年皇室（内务府）每年预算为一千万两以上。慈禧过六十岁万寿节花费在500万两以上。

• 清前期财政高度中央集权，地方留款不到25%。咸丰年间由于内部颠覆活动过多必须依靠地方军力，中央无奈开始下放财权，太平天国年间地方财权膨胀。光绪时开始中央开始试图回收财权，还把赔款的一大部分摊派给地方，地方则集体哭穷，并且增加了各种苛捐杂税。

还有一段与财政略相关的轶事。

据《洪宪纪事诗三种》所载，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辜鸿铭曾入幕张府。一次正值清帝万寿节，老于宦道的张之洞在湖北筹备庆典时大肆铺张，花费无数，以显隆重。同时，还编有“爱国歌”，宣扬忠君爱国之道，竭力讨好朝廷。对此，辜鸿铭颇不以为然，昌言曰：“既云爱国，也须爱民，应更编爱民歌。”张之洞的心腹，时监两湖书院的梁鼎芬闻后向辜氏调侃道：“阁下曷试为之。”辜鸿铭当即应曰：“已早有腹稿，头四句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辜氏恨国党无疑。

原文链接：http://hx.cnd.org/2021/06/02/【纪念六四】cnd专访：与余茂春教授谈六四与美中/

【受访人简介：余茂春，来自中国重庆，1985年赴美留学，于1994年始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至今，教授东亚和军事史；在川普总统任期内，他担任美国国务院蓬佩奧国务卿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对美国对华政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21年美国政府换届后返校教学，并兼任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以及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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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D：余教授，首先我要感谢你同意在六四32周年纪念日前夕接受CND / 华夏文摘的访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很多人生命中的转折点。

余茂春：对对对。

CND：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我想请你谈一下，六四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使你的人生选择和事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余茂春：六四是历史上的很多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56年匈牙利的自由运动、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它不仅仅是一个大事件本身，而是影响了一代人生活的基本定向和重新定向的里程碑。六四也标志着一代人的重新觉醒。比如说对我个人来讲，天安门示威游行令我们振奋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是具体的什么内容——当然我对那些内容大都是赞同的——最主要的是他们采取的形式。天安门运动的七个星期是中国老百姓自共产党上台以来最自由、最没有恐惧的七个星期。天安门运动的根基就是自由，不管如何短暂，人民基本上没有什么恐惧。广场上的这种脱离恐惧的自我表现，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震撼，因为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活在一个莫名的有形或无形的恐惧中间。你要担心害怕的东西很多——你的护照、签证、你的学校、单位、户口、你的爸爸妈妈、亲戚……你生存中的方方面面，你所做的很多事情都跟共产党随时可以控制你、惩治你的那么一种无形的压力有关系。而天安门运动就摆脱了这一点。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些学生很年轻、很天真，但我觉得这天真里边有一种人的本性的自由的散发。自由不需要太多的复杂性，中国的政治文化把很多天经地义的简单事情复杂化，把人性扭曲得畏畏缩缩，大打折扣。天安门的勇士们展现了人性的真正复归，是对共产党政治人格的勇敢的挑战。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和那些学生基本上是同一代，只大几岁，但是我对这些年轻人非常佩服，他们给了我去追求自由的勇气。所以说，看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七个星期的自由那种残酷而血腥的镇压，我是非常的震怒，而且重新认识到一个做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氧气一样不可缺失，那就是摆脱恐惧的自由。这种短暂而被残酷灭杀的自由对一代人的启示和人生定向的影响，在不少其他共产党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捷克，也都非常的突出。

当时我是在美国，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觉得，在那么自由的环境中还有那么多内心的恐惧是非常不应当和荒唐的。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我摆脱恐惧、自我解放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志。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但我对于天安门的抗议示威者是非常感激的。我觉得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自我解放，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的经历。

CND：是的。

余茂春：只不过是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个人的选择目标不一样而已。我自己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

CND：六四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包括你。我跟你感受特别相同，1989年6月4日那一天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同样的事，所以你说你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但是你现在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就是你作为在美国国务院里面工作过的人，曾经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出谋划策。那你觉得六四对你提出的那些建议有没有什么影响？

余茂春：当然影响非常大。我在担任蓬佩奥国务卿的中国顾问的时候，我跟他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民主自由的现状和前景。我就觉得六四给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最根本的基点。在我进入美国高层的政府圈子里时，大家对中共有一个政策的重新估价，原因之一是由于习近平最近几年把美中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有一部分人，而且是很大一部分人，觉得美中关系最糟糕的时候就是习近平上台后，美国受到了挑战。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说习近平当政不好，那么习近平当政之前中共当政好像还可以。但我觉得这个就违背了六四的真谛。我就提出，美中关系基本点不应该是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时，而应该是1989年。为什么呢？因为1989年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的非常对立的利益冲突。这当然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响在里面，但比较起来，这是最脱离了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场人民运动，而运动的初衷就是老百姓出于一种人性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国家负责的主人翁感，提出一些诉求，要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起来反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的一种最原始、最真诚的表现。这才是美中关系要有长足的、实质性突破的根本问题。刘晓波有一句话很有前沿性，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追求自由，追求未来的最佳体现。而美国对华政策一定要着眼民间，着眼未来。所以我一直在美国政府圈子里边说，美中关系的基点不应该定在习近平上台之时，也不应该定在什么邓小平内斗成功搞改革开放的1978年，而就是应该定在1989年。

198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是各个共产党政权垮台的年份。大家谈论共产党在苏东崩溃的时候，都非常习惯地把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与1989年在东欧发生的共产党垮台分开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1989年是一个世界性的、全球性的反对共产主义及其统治的标志性年代，这个标志性的运动起始于天安门广场。中国学生对东欧的民主运动、最终推翻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的统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我觉得天安门运动不应该仅仅是美中关系的基点，而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基点。所以我跟蓬佩奥国务卿及美国高层的其他重要官员讲，我们要重新定义天安门事件，把它反映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来。这就是为什么蓬佩奥国务卿2019年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三十周年的时候发表了美国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重要的、最全面的、而且最长的一个声明。他提到1989天安门学生运动是一个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运动，所以他向天安门大屠杀中丧失生命的人们致敬；而且他提出来，天安门运动与柏林墙的倒塌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这些都是天安门民主运动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地方, 虽然晚了一点，但毕竟回到了正轨。

CND：所以说，这是六四给你的启示，然后你把它运用到了美中外交政策上去了。

余茂春：我只是尽力而为。开始有人对这说法觉得很吃惊，后来通过我们做工作、做解释，大家就都是一致的了。你看看蓬佩奥国务卿发表的声明，当时美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认同了这个调子。（蓬佩奥国务卿2019年6月4日的声明附在本文之后。）

CND：你说的这个“大家”指的是谁？

余茂春：就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都这样看。比如说，国务院里面有不少就事论事的官僚，不愿意从意识形态方面讨论问题，而八九运动就是一个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非常剧烈的冲突。我是教书出身，我就本能地在国务院给主管中国事务的几十个高级官员办学习班，读马列毛习，读中共文件，读乔治坎南，读美中关系经典著作，讨论很热烈。学习班办了好几期，转变了不少人的看法。所以蓬佩奥国务卿在讲话中多次讲到，美中关系上很多问题的症结实际上就是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美中有许多水火不容的东西。在白宫里边，后来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Robert O'Brien 也说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对美国的挑战有多么严重。这些都始于国务院里面基本的政策转变。这与六四有必然的联系。真正正确的东西稍微一点就形成了共识。

CND：昨天我上Clubhouse听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讲六四讲座，在谈到美中外交政策、中国通等等话题的时候，他多次提到了你，对你是倍加赞赏，说你是与前美国政府中的中国通比如基辛格这样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中国通。你觉得是不是这样？还有，如果是的话，你觉得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余茂春：这个过奖了。（笑）

CND：真的是这样，林教授对你是倍加赞赏，是真的。

余茂春：我对林培瑞先生是更加赞赏（笑）。他代表了美国知识精英的良心。

CND：是。

余茂春：而且坚持不懈。他是说真话的一个鲜明的代表。我觉得像林培瑞先生这样的人是最幸福的，因为他是无所畏惧的、非常自由的人。一个人如果总是生活在畏惧中，怕这怕那，他不是幸福的。所以我非常佩服林培瑞先生。

CND：但是，他自己也提到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听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但没人听他的，可是有人听你的，所以他觉得你的影响力很大。

余茂春：没有，别别，我非常佩服林先生。

CND：哈哈……

余茂春：你刚问到中国通，美国的中国通有两种。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是对中国知道得很多，懂得很少。意思是说，他们对中国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各种数据知道得很多，但真正明白、了解、懂的实际上很少。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是他知道的不多，他懂的也错了。就是这样一大批人在很长时间里主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非常不好的。为什么他们知道的不多呢？因为以前很多在美中关系上起决定性作用的美国高层官员，他所知道的东西大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给他的，他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老百姓。

比如说我看基辛格的东西。基辛格书写中常常笼统地用“中国人”这个词、中国人这样，中国人那样，实际上他眼睛里边的“中国人”就局限在中国高层的官员，总书记呀、什么主席呀，就是这些人。在他的眼里，刘晓波啊、余杰啊、王丹啊、天安门的抗议人士啊、异议人士啊，根本就没包括在他所说的“中国人”里边。大家常说认知，他就有认知局限。“知”呢，就是他的局限；那“认”呢，由于在非常有限的“知”的层面，他的这个“认”也是非常错误的。比如他就觉得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老是摆脱不了几千年历史意识的困扰，所以要搞什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啊，他们对共产党很佩服啊，他就讲这个。这些都是非常落后的、19世纪的传教士的心态。这些人觉得中国人总是沉醉在历史上过去的辉煌之中，他们永远做不了现代化的人。而实际上中国人民自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以来，基本上的追求不是传统的重现和昔日王道霸权的回归，而是德先生、赛先生、个性自由，特别是宪政民主。用传教士的文化偏斜的眼光看中国人，曲解中国现代历史基本主题的美国高知和高官，其实是很不道德的。

这样的人垄断了美国对华政策几十年，一直到川普总统上台之后，我们把它基本上推翻了。我们觉得要把中国人当成一回事，要把中国人和其他所有民族的人等同对待，同样有对现代的、普世的价值观的追求和奋斗，要把镇压、管控这些追求与奋斗的中国人的专制政府作为一个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要像我们当年对待苏联一样也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当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不要把中国人当成软弱、猥琐、永远不能做现代化人的过去的中国人。这些就是我们的重新评估。而且由于这样的原因，在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圈子里边，我们尽量地排除以前对中共有严重认知缺陷的人。所以那些人对我和其它我们一起的人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CND：你原来做了几十年的大学教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加盟国务院呢？你从大学教授身份转换到政治幕僚，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有人爱有人恨吧（笑……）。那你的人生观从八九年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余茂春：做大学教授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让你思考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没有一个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就要交稿的压力，这样就可以写出东西来，在比较轻松的环境里做学术研究和思考。所以我在加入国务院之前已经有一大堆过去写的东西和讲话，他们都看过。当然他们对我的政治诉求啊、看法啊都已经很了解了。川普总统当选之后，他们决定要对美中关系重新评估，像我这样的人就进去了。外面的人不是特别了解这一点，就是在美国政府里边制订中国政策的人很多，内部实际上采取的是一个比较民主的程序，关键就是你的论点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是不是能够让大家信服，不是一言堂的。大家在外面看觉得川普总统很独断，蓬佩奥国务卿很果断，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下属的意见真是听取的。我的意见他们也听取，我的意见有时他们也不同意，大家都是竞争，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最后会定在某一个大家比较认同的点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在大学教学的经验、我的学术性对我很有帮助，因为这会给与我某种深度和权威性。还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那就是我是在美国高层对华政策的圈子里唯一一个在中国长期生活过、能够娴熟地运用中英文、比较了解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而且能够看出共产党的文件字里行间的意思的人，这一点非常有帮助。

CND：对对，这一点特别重要。

余茂春：共产党在外交政策上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迷惑性的东西，就是搞内外有别。它把内和外分得非常清楚，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少有人能够从内外的因素来加以综合评判。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由于我的生活背景，我在里面是如鱼得水，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就能够把天安门的真谛讲得比较连贯一些，而且我也比较能够知道中国老百姓的一些具体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和共产党的想法是怎么的不一样，还有，中共的一些维稳措施的意思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美国政府强调一个重要的理论，要重新认识，一定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这就是内和外。光从“外“来制定对华政策是盲人摸象，不着边际，只有“中国”一个笼统的概念。一定要内外结合来制定政策，这样才能靠谱。

在中国的内部，共产党和人民是对立的。你看，共产党维稳的军队警察呀、维稳措施的巨大开支和血本啊，对老百姓全方位的监控和管制啊、对他们的生活、经济运作的方式，他们怎么过马路、上网讲的每一句话，银行存款有多少，等等，都要管的严严实实的。所以说它对老百姓的恐惧是非常深刻的。另外，在如此深刻的恐惧之外，它也知道老百姓的力量，共产党非常知道群众的力量，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它要骗，它要说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尽管老百姓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韭菜，“人民”这个词却被严重地滥用。它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它用来镇压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叫“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察”，它垄断性的金融机构叫“人民银行”，它宣传共产党的方针、说假话的工具叫“人民日报”……这整个系统都知道人民是多么重要，所以它要给政府贴金。这就是内。它的内和外是不一样的。

它对外面呢，中国与美国打交道、与所有其它国家打交道，它就说是代表了整个中国，代表了中国人民。外国政府稍微对中共镇压自己人民的恶行抗议，就一定会引发中共的陈词滥调，毫不脸红地说这种抗议是伤害了十四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十四亿中国人民如何坚决不答应，云云。 我们现在制订对华政策时把这个事实看得非常清楚。对中共来讲，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我们刚一提出要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的观点时中共就暴跳如雷，觉得这个戳中了它的痛处。这样就更加肯定了我们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分清中共和中国人民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它怕人民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觉得经济发展了它的政权就更加稳固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经济发展了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中共现行体制下它的贫富严重不均。它虽然有一个非常富有的阶层，但这个富有阶层是少数人，绝大部分中国人实际上是很贫困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一个人发一个帖子说我们要“躺平”，就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追随。为什么呢？躺平就是对中国现实中贫富不均还有经济社会高压、高度膨胀的一种无形的反抗。这是很无奈的反抗。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发展之后它的政权并没有稳定。中国目前的贫富不均指数在世界上是位于前列的，有人说是令人发指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人民声音的国家，经济越发展，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就越危险。另外一点呢，经济虽然发展了，即使一些有钱人活得很好，他对这个政权还有更加不满的因素，因为他们的财产权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他富有了之后，买了房子，有了资产，共产党什么时候都可以把它拿回去。在中国，当了亿万富翁的人往往更害怕，怕被抓。所以说中共最怕的就是任何有独立于党的绝对控制的人和事件，对此它都要完全打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政权有危机感，害怕。所以说经济富起来了，政权也不一定就会随之稳定。

除了上面那些因素，美中关系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对美国非常嫉妒、非常仇恨。它仇恨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非常害怕中国人民去认同美国民主自由制度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理念。所以它对美国的制度千方百计地歪曲、攻击，然后它把全国14亿人民都像动物一样在它的防火墙之内关起来，不让他们看到自由多元的信息。这就是中共怕人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实际上就是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美中的交往不是人民与人民的交往，中共非常害怕老百姓去认同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得到的是全世界的认同，是普世价值。这种美国标志性的影响力非常强大。

CND：我们讲到中国人民和中共不一样，可是当你的名字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团队的名单上以后，你被中国的很多人骂成是“卖国贼”，听说家族也把你除名了、学校也把你的名字从高考状元碑上铲除了。这些把你当成“卖国贼”的人不也是“人民”吗？

余茂春：中国的舆论监控是非常彻底的。我能够听到的能够骂我的人都是在中共控制下发出来的，是吧？实际上对我赞扬的人、鼓励我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往往是公开看不到的。所以我不在乎这些东西，而且我对讲这些话的人也感到很同情。因为他们除了讲这些之外没有什么言论的自由。如果某个人认识余茂春、跟我有什么关系，血缘关系或者是同事关系，有的人如果不出来骂骂我的话他好像觉悟不高，没有划清界限，甚至还有危险。所以在政治的高压之下看到这种现象，我并不觉得奇怪。

CND：我再追问一句。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80后小朋友，在中国大陆工作。我问他，如果我跟余茂春聊天，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他没有。他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很多年轻人真诚地爱党爱国，而且这绝不是因为大家迫于淫威不敢说真话，为什么会这样？你是怎么看的？

余茂春：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一种政治高压的情况下，在一种信息完全被控制和摆弄的情况下，大众心理，即所谓的mass psychology，是非常容易蛊惑的。你知道，人性是脆弱的。德国有一个电影叫《浪潮》，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浪潮》就讲，很多年轻的德国人觉得为什么还要对我们这一代德国人讲德国三四十年代的法西斯罪行，我们又没有参与这个，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温这段历史。一个中学老师就跟大家做了个实验，展示要失去理智，重归疯狂是多么容易。结果一个星期之内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新型的法西斯分子。蛊惑是很容易的。中国人其实应该更加感同身受，比如说六七十年代中国搞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当年的红卫兵都是真心诚意的信仰那些说法，他们没有作假。现在的人也给你搞洗脑。如果我天天看中国的报刊宣传机器，在防火墙之内没有其它信息的参照，有参照也无法正确吸收，有80后的这些想法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信息的多元化是对真相、对真理的发掘和认知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你要是到北朝鲜去那就更厉害了。所以说洗脑是专制独裁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我并不是贬低80后同学们的智商。因为生活在专制独裁的信息环境里边的任何一个人都会产生这样的偏差。

CND：对这个问题我再追问一下。我观察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如果你说在中国大陆由于信息封闭所以大家会被洗脑，那为什么在美国华人群体中你也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海外华人对你的评价是相当两极的，你觉得很多人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如果有机会和这些人交流，你最想说什么？

余茂春：这个一点不奇怪，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在美国的移民种族的成分非常复杂。如果对像我这种政治定向的人没有对立的看法，那反而不是美国了。这一点即使在没有移民的美国主体社会中也是如此。关键是这种争议性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是安全和合法的，有争议的人和事不会担心有受到政治迫害的可能。而在中国，不符合中共想法的看法是违法的，是危险的。

这种复杂性实际上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根源。在美国生活，要学会容忍和宽容，就是让其他人去说他自己的话，即所谓的Live and Let Live。 另外，我觉得中共的专制统治还远远没有结束。生活在美国的不少华人和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有各种事业上的、家庭的、经济的甚至心理上的联系，他们害怕美中关系搞得很僵会影响他们的这些联系。但是我们做政策制定的人不能只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要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促使中共走上正轨，以至于即使美中关系冷却，也不至于影响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正常联系。而且美中关系僵持的根源在中共，不在美国。理解美中对抗，一定要跳出狭隘的国界和族裔界限。

天安门事件、八九之后不久，我到波兰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去访问，当时他们刚刚从共产党的奴役里解放出来。我在东欧认识的这批人，他们对中国朋友的敬佩是非常深刻的，而且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经历，理解和憎恶是完全超出民族、超出国界的。所以他们是从做人的最基本的理念上来追求的。

CND：在美国有很多入了美国籍还挥舞着中国国旗到处去为中共说话的人，实际上他们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到底什么。他们跟东欧的这些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余茂春：对。但我不觉得这些人做错了些什么，只要他们不违法就可以。但是你不能要求我也去跟你打中国旗，不能因为你要给中共说好话就认为我要跟你一样。这个是不对的。

CND：你说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就是如果你不同意我说的东西你就是我的敌人。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我是说海外华人。

余茂春：我不能肯定，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当然很多人对美国社会的融入不够彻底，他们觉得在美国华人可以享受福利、享受自由，而对美国导致这种福利和自由的最根本的因素他们基本上没有一种深切的感受。还有一点——我当然不能以偏概全啊——有很多在美国社会生活很多年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我知道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也跟我是在对立面的，这都可以的。美国在政治上是很包容的，我的朋友圈子里就有人跟我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不能说你跟我想的不一样你就认为连我做这样人的资格都没有，这就不对了。所以什么“汉奸”啦、“卖国贼”啦这些都是一些废话，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一个问题，中共的外宣有很大的投资就是在华人社区里面。所以它对华人社区的舆论控制是很厉害的，比如它的一些中文电视、亲共团体，在美国华人社区里都是比较活跃的。在不少华人家庭里，在美国看国内的电视节目就像生活在北京一样。

CND：我接着往下提问吧。六四之后美中关系都有哪些起伏和变化，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余茂春：六四实际上为美中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对中共的本质的一个重新的认识。这是个历史机会。很不幸，这个历史的机会被错过了，错过了几十年——三十年吧。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中国过来的有大陆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中共在对外关系上有迷惑性和蛊惑性，它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表，它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救星，但实际上它是和人民对着干的。六四正好就证明了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是和人民对着干的。所以我们当时有六四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让大家重新认识中共的本质。

CND：对。

余茂春：但是这个重新认识没有实现。原因很复杂，我给你讲讲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垮台。刚才我讲到，那是从天安门引起的。而美国人和世界上很多西方国家都把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看作是最纯正的、真正的共产主义。那么，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之后他们就觉得共产主义就没有了。当时还有一个叫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人，此人以前还在美国国务院做过事，他写过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他就觉得好像是共产主义垮台了，西方从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的普世价值都实现了。所以他把中共根本没有当回事。这样从理念上就错了。因为正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垮掉了，他以为这是历史的辉煌成就，民主自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Historical triumphalism。因为共产主义并没有玩完，中共还存在和壮大着。

第二个呢就是中共变了调子。它知道六四对他们的本质有一个暴露，所以他们就讲，我们只搞经济，我们用经济利益来换取对我们政治制度的认同，所谓的求同存异。这个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西方世界对中共六四镇压的极端愤怒，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错过这个历史的机会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说1992年总统大选的时候，那时大家对天安门的记忆犹新，而且民主党的当选总统比尔·克林顿对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对中共邓小平搞绥靖政策非常不满意。所以他觉得我们一定要对共产党政权认识清楚，要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弄得很坚实，而且把它作为美中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的标志。然后大家都知道，搞贸易，慢慢慢慢地中国的市场对很多美国的公司开放，而美国的公司有很多得到了中国的利益就去游说美国政府。然后克林顿政府居然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把人权和贸易脱钩了，这个机会呢就彻底错过了。结果是什么呢？1989年到2016年，二三十年之间中共的红色基因继续增能，所以到习近平的时候共产主义制度就更加的稳定。所以从八九到现在，中国一个最基本的性质没有改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没有改变。这是第一点。

CND：嗯。

余茂春：第二点呢，正好是由于用经济利益来换取美国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那么中国的经济更加强大，共产党更加强大，而且由于我们对中共的姑息，由于我们错过了这个历史的机会，错过了对华政策的重新评估，经济上强大的中共对美国的体制形成了威胁。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2016年的时候川普总统上台之后重新走到了1989年，对中共本质又达到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在2019年蓬佩奥国务卿上任不久就提出来对天安门六四做一个重新的估价。这就是对中国的人权、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中国老百姓追求自由的认同、还有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根本利益冲突的重新认识。这几个方面就是六四以来美中关系一些起伏变化的最重要的必然结果。

CND：我的一个观察是，在美国的很多六四以后来的政治异见人士和流亡者，他们都支持川普总统再次上台，支持他的政策，是不是就是因为六四的因素在里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余茂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有很多喜欢他的人，也有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但是不喜欢他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他个人的说话的方式啊、他的表达的方式啊、他的不是政客的那种不按常规出牌的做法等等。所以对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很容易产生看法。但是，川普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存在于这些肤浅的印象性的东西里边的，他在理念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非常系统的框架。比如说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一样，我们说新疆对维吾尔族人权的严重侵犯，我们是直来直去的；批评中共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打压，我们也是直来直去的。这样就逐渐实现了在政策理念上根本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认识的很多朋友给我写信的时候说，他们除了觉得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清晰程度增加之外，他们还对清晰的战略的本质、内容也都非常感兴趣。

CND：那么你觉得美中关系的走向怎么样？总要修补美中关系的吧？要修补美中关系，中国最需要做什么？美国最需要做什么？

余茂春：美中关系，就是双边关系，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大家要有坦诚的心态，要主动承认两国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根本不同，不要再说什么双赢、互相尊重这样完全没有意思的话。这对中共没有作用，反而显示中共的虚伪。中共现在的态度是，在国内我可以做一套，我可以把成千上万的人抓起来，我可以用命令来取消中国老百姓巨大的权利，但是我希望你一句话都不要说，我希望你闭嘴，要不然你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些东西是非常愚蠢的。中共传播的这一套很僵化。中共内部很多人对川普的对华政策是恼怒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共的一些战略家都觉得美国人好骗，骗了几十年了。现在人家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很多人觉得恼怒。他不知道为什么，是怎么回事，那么好骗的美国人怎么一下子聪明起来了。岂有此理！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说明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拨乱反正的对华政策，其做法和理念是正确的。

CND：美国继续需要做下去的是什么？

余茂春：美国继续需要做下去的就是应该按照川普和蓬佩奥制订的对华政策，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对民主自由有保护作用的做法。现在看呢，基本上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在美国国内两党之间，虽然在内政理念上、在政策方针上分歧非常巨大，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它非常地团结，那就是对华政策。这方面他们少有的分歧的都不是理念问题而是具体的做法。所以说在大的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比如我们以前对新疆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对香港的政策，还有宗教自由的问题、中国对互联网的严格控制、对知识产权的侵犯的问、保护美国的产业利益的问题，我们以前所做的基本上都是现任的民主党政府现在一直在继续做的。

CND：我下面的一个问题是想请你比较一下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的相似与不同，其实刚才你已经在谈了。那么说，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是相似的，对吧？

余茂春：对，当然是相似的。在政策层面上、在行动方面它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有不一样的地方。现任政府是民主党，前任政府是共和党。共和党对美国基本的立国的理念是非常坚定不移的。他并不认为美国这个国家从根本上来讲有什么问题。民主党稍微不一样，他觉得美国在制度方面有一些问题，他们认为一些个别的社会问题是美国致命伤。于是中共就特别利用这一点，利用美国国内政治上的一些讨论和不同，利用民主党的一些偏向性很强的说辞来完全诋毁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一点它觉得很有效，所以它在中国的统治效果也不错。但是它这个办法其实很愚蠢，因为你不可能在国内施行那么多的惨绝人寰的手段，比如把一百多万维吾尔人抓起来，然后你还攻击美国的种族歧视的问题，这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中共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没有一种自我意识，贼喊捉贼，自己在那放火，然后它还要打电话给消防队来灭火，还在旁边幸灾乐祸，隔岸观火。这种做法早已为众人所知，所以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同样地，一个禁止其人民使用美国社交媒体的政府利用这些被禁止的美国社交媒体来攻击美国已经成了国际笑话，根本没有什么说服力。

CND：你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做过很多事，你觉得最让你自豪的是什么？还有，你有什么遗憾吗？

余茂春：我最为自豪的就是我利用这个职位说服了一大批就事论事的技术官僚，从理念上阐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基本的和具体的原则，大家重新有了认识。还有当然就是我十分荣幸能够有机会认识一个非常有前瞻性、非常勇敢正直而且无私的美国的政治领袖蓬佩奥，能在他的手下做事。蓬佩奥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他用人没有任何有色眼镜。不管你的政治背景，不管你的种族背景，不管你的知识来源在什么地方，只要你能够说的有条理，只要你能够阐明你的立场的正确性，他都可以接受。这不仅是在国务院，在整个美国政府，在白宫也一样。

CND：那你有什么遗憾的吗？

余茂春：遗憾的就是我们2020年的选举没有选上川普（笑）。

CND：哈哈哈……这是唯一的一个遗憾啊？其它的呢？

余茂春：对，就这一个。

CND：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们当年六四以后的做法和想法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和反思？

余茂春：对六四以来产生的想法我从来没有任何改变。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这样，而且我有很多朋友包括以前的一些学生，他们都跟我联络。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不管生活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每一个人的个人经历也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理念都没有变化。这就是自由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一个人获得了自由之后就再也回不到以前受奴役的境况了。

CND：是是。

余茂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国歌，头两句非常重要，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CND：哈哈哈，都起来了。

余茂春：当然那个国歌的背景是拯救国家、拯救民族，但是现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有了一个新的含义，就是要自己解放自己，要争取获得自由的机会。六四最大的真谛就是它让人民看到了自由的希望，而且对很多人来说让他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CND：此时此刻真想和你握握手，因为咱们的想法非常一样，从来没有后悔过。

余茂春：而且没有后悔的必要，也没有后悔的理由。

CND：我觉得你今天把六四的重要性讲得非常清楚。

余茂春：建议你去找蓬佩奥在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的讲话。那个讲话非常系统。美国没有一个国务卿在2019年之前讲过那样的话。

CND：好，我会找那个讲话的中文版附在这篇访谈中。再次感谢你对CND/华夏文摘的支持。谢谢！

（吴放根据2021年5月30日电话访谈录音整理，文稿已经本人审订。）

CND首发于2021年6月3日，转载请注明出处。

华夏文摘第一五七三期(cm06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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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蓬佩奥国务卿在天安门抗议活动30周年纪念日发表声明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19年6月3日

6月4日，我们向止于1989年6月4日的中国人民英勇的抗议运动致敬，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派出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呼吁民主、人权及终止腐败横行的和平的抗议活动。汇集在北京及中国各地其他城市的千百万抗议者为寻求国家的美好前景遭受了巨大痛苦。死难者的人数至今不得而知。我们向仍在为失去亲人而悲痛的家庭深表痛惜，其中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她们甘冒巨大的个人风险，永不停息地追究责任。30年前发生的事件仍在触动我们的良知，以及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良知。

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曾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能够带来一个更开放、更宽容的社会。但这些希望破灭了。中国的一党制不容忍异见，而且在任何符合其利益的时候都会践踏人权。今天，中国公民遭受着新一波侵权行径，特别是在新疆，共产党领导人在那里处心积虑地试图扼杀维吾尔文化并摧毁伊斯兰信仰，包括动用关押超过100万名穆斯林少数群体成员的手段。但即使在共产党建立一个强力监控的国家之时，普通的中国公民仍在继续寻求行使他们的人权、组织独立工会、通过法律体系追求正义，或者只是表达他们的观点，而许多人却因此遭受惩罚、监禁甚至酷刑折磨。

我们向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勇敢地挺身而出争取自身权利的中国人民的英雄们致敬。他们大无畏的榜样一直激励着后代在世界各地发出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从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几个月东欧共产主义的终结开始。

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完整、公开地说明遇难或失踪者的情况，以告慰这一黑暗的历史阶段的众多受害者。这样的步骤能开始显示出共产党尊重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意愿。我们呼吁中国释放所有因争取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被关押的人，停止使用任意羁押手段，并改变将恐怖主义与宗教和政治表达混为一谈的适得其反的政策。中国本国的宪法阐明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历史表明，当政府响应本国公民的要求、尊重法治、维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时，国家就会更加强大。

来源：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网站（北京）

一. 纽科姆悖论（Newcomb's paradox）

这个思想实验在《哲学家们在吵什么？》中提到过（问题19），也称为“纽科姆问题”，因为严格来说不算一个“悖论”。

图片来源

假如有两个箱子：A和B。A箱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到里面有1000元；B箱是关闭且不透明的。

B箱有且只有两种可能：空的，或者有一百万元。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1）只打开B箱；（2）同时打开两个箱子。你可以拿走你打开的箱子里的钱（如果有的话）。

假设有一个超级AI，它可以预测人类的行为，并且根据过去的记录，百发百中。这个超级AI已经对你的行为做出了预判，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反应：

• 如果它认为你只会打开B箱，则会在B箱中放入一百万元。

• 如果它认为你会打开两个箱子，则不会在B箱中放入任何东西。

你的选择是什么？

二. 玛丽的房间

TED做的视频，有中文字幕

图片来源

玛丽是一位出色的神经科学家，但是她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只有黑白两色的房间里，通过黑白显示屏调查世界。

玛丽知道人类已知的所有有关视觉、颜色的所有物理、生物学等知识和信息。例如，她知道不同颜色的波长组合是怎样刺激视网膜，视觉信号是怎样通过中枢神经系统使人辨认出不同颜色的。然而，玛丽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色彩。

有一天玛丽的黑白屏幕出了问题，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苹果。这时候，玛丽能从中学到新的东西吗？

三. 莫利纽兹问题

维基链接

问题：有一个人天生眼盲，但可以透过触觉来分辨物体形状，如她可以摸到球形的感觉、立方体的感觉，等等。假设有一天这个人突然恢复了正常视力，眼前放了一个球体和立方体，她能不能够单纯以视觉来分辨出哪个是球体，哪个是立方体？

根据医学经验（对于先天性白内障的治疗），病人在复明后并不能单纯以视觉分辨不同的形状，必须通过体验和学习才行。但是也有人argue目前的医疗条件无法在手术后100%恢复视觉，因此无法达到思想实验中的条件。

四. 中文房间问题

维基链接。感谢libgen提出。

一个对中文一窍不通，只说英语的人关在一间只有一个开口的封闭房间中。房间里有一本用英文写成的手册，指示该如何处理收到的汉语讯息及如何以汉语相应地回复。房外的人不断向房间内递进用中文写成的问题。房内的人便按照手册的说明，寻找合适的指示，将相应的中文字符组合成对问题的解答，并将答案递出房间。

约翰·希尔勒认为，尽管房里的人可以以假乱真，让房外的人以为他说中文，但事实上他压根儿不懂中文。在上述过程中，房外人的角色相当于程序员，房中人相当于计算机，而手册则相当于计算机程序：每当房外人给出一个输入，房内的人便依照手册给出一个答复（输出）。

那么，房中人究竟能不能理解中文？

最近品葱发生了一场论战，某位葱友“德勋”和知名支黑killreddragon发生口角，最后结果是两人各吃了数日观察，“德勋”观察至5.9，krd观察至5.6。

附上这场论战中我最欣赏的名言（刀子）：

论战内容的缩略版（然而还是很长很烦）

品葱时间4.25，某葱友发了一个帖子《我们在说“反华”的时候，究竟反的是什么？ 》。下面葱友“德勋”进行了评论。

德勋：如果反对某个种族，就是种族主义或者说种族歧视，不文明。然而品葱上有不少种族主义者。

killreddragon：支那不是一个“民族”概念，是“大一统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所以骂支那人不算种族歧视。

德勋：攻击作为国名的“支那”没问题，但攻击一种身份认同（例如“中国人”）是种族歧视。“支那贱畜，穆畜，尼哥（音译Nigger）”都是大陆党文化教育下普遍种族歧视的体现，不是文明世界的水平。说”支那贱畜“的人，本身也是“支那贱畜”。

killreddragon：非大陆党文化教育下的文明世界（如台湾）也有骂支那贱畜的，这属于攻击身份认同，不算种族歧视。你这个支那贱畜！

德勋：文明世界哪个上得了台面的人满嘴“支那贱畜”的？按你的逻辑你才是支那贱畜。

killreddragon：我不认同“大一统中国人”的身份当然不是支那贱畜。你这个为“大一统中国人”辩护的才是支那贱畜！你先进行人身攻击的。支那贱畜！

德勋：“支那贱畜”是种族歧视用语，我不是中国人，但是看不惯种族歧视。你种族歧视，无能狂吠。

killreddragon：支那贱畜！

德勋：如果你一定要说支那贱畜，按你的逻辑证明了你父母和你都是“支那贱畜”！

killreddragon：支那贱畜！你才种族歧视无能狂吠，你才证明了自己是支那贱畜！你攻击我父母，你妈是婊子！

德勋：按你的逻辑你婊子妈妈和你嫖客爸爸和你都是支那贱畜！

killreddragon：支那贱畜！你妈才是婊子！支那贱畜是对于你的贱种国家里数之不尽的贱种的正义怒喝，你这个粉豚一样的支那贱畜！

德勋：按你的逻辑你妈才是婊子！你才是支那贱畜！

killreddragon：你是复读机！你妈才是婊子！你才是支那贱畜！

吹赤萧：德勋，不要理他了，他人身攻击种族歧视还不承认。官方都表示要维护普世价值了，去投诉。

德勋：好，我不理他了。

鹿麻麻的处置

鹿麻麻：你怎么可以骂人呢？你怎么可以故意引诱killreddragon骂人呢？好坏哦！

鹿麻麻：你看你又中了网军的圈套吧！

我：这也算碰瓷？好吧和鹿麻麻和葱粑粑没法讲理。我们怀念ta……

总结

总之，此事起源于killreddragon认为“支那”和“支那贱畜”不是种族歧视，指的是“大一统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不认同这种观点的就是支那贱畜；德勋认为“支那”和“支那贱畜”是种族歧视，攻击身份认同也属于歧视，说“支那贱畜”的人在逻辑上自己也是“支那贱畜”。

两人的观点其实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然而krd一上来就是怼人的语气，之后由于对方的一句“说支那贱畜的人自己也是支那贱畜”而认为对方攻击自己，于是进入直球辱骂模式。德勋也开始对骂（虽然用语相对文明但意图还是对骂）。

鹿儿拉偏架的事情就不提了。Old news.

如果从谁开始谁负责这点来说，整件事责任主要在于krd；但德勋浪费了自己的时间精力参与缠斗，不值得。（Well 我觉得现在自己花时间整理这段吵架内容也挺二的……但这件事实在是恶心到我了，所以发泄一下。）

以葱为鉴，希望大家都能文明讨论。建议：IF表达清楚了自己的观点OR自己开始情绪化，THEN STOP！

Appendix

下面是论战全过程，我认为可以作为“理性辩论”的反面教材。其中我用红色字体标注出的句子是我认为在辩论中非常不妥的。我自己的吐槽标注在蓝字中。

德勋：你可以反某个政权，比如中共政权，也可以反某个主义，比如共产主义。但假如你反的是某个种族，比如汉族或者说中国人，维族人，那就是种族主义或者说种族歧视，是文明社会抛弃的垃圾。然而遗憾的是品葱上的人或者说反贼群体中，有许多都是种族主义者。

killreddragon：支那人根本不存在基于血统的民族，种族歧视个屁。

德勋：你先明确一下支那人的定义再说，太含混了。如果指的是中国人，那就是以国籍算了，那么海外华人算不算支那人？如果指的是汉人，那台湾汉族算不算？支那这个词是China的音译，如果不带歧义的说支那应该等同于中国人，那么拥有中国国籍的维吾尔人，藏人算不算支那人？维吾尔人，藏人就是基于血统的民族，至少现在还是。如果支那不等同于中国，而是指代劣等民族，那就是种族歧视

killreddragon：当然是按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算。台湾和马来当然也是有很多滞台滞马支那人的，比如国民党喽。

德勋：那这种算法就不严谨，比如清朝皇帝后来都以中国人自居，但他们是满洲人，难道他们也是支那人吗？你不能说nigger这个称号是以黑人的身份认同算，总而言之如果支那指的是国名是没问题，指身份认同这个东西就算种族歧视

killreddragon：废话，满清一方面继承明制，另一方面又是秦政的集大成者，当然是支那人。更何况越到后期，他们越以支那人自居。任何一个继承中华天命秩序的大一统王朝，都是支那贱畜。

德勋：所谓“支那贱畜，穆畜，尼哥（音译Nigger）”这些都是受大陆党文化教育的人才会喊出的词语啊……文明世界怎么可能会使用这样种族歧视的语言呢？如果你身在大陆，说这样的词还可以理解，在文明世界说这种词只能说你的思想还没达到文明世界的水平。换句话说，说”支那贱畜“的人，本身也就是“支那贱畜”，因为这种语言只有“支那贱畜”才会使用 这句话被krd理解为“人身攻击”，标志着他情绪失控的开始。

killreddragon：黑人自己都nigger来nigger去的，爱支病这是要把黑人都开除出西方了么？支那人别梦游西方了行不行？ 其实黑人社区使用“nigger”的含义已经变了，并没有侮辱之意，也没有对自我种族的否认之意。是否歧视，要看用词者的主观意图，也要看听到的人是否（大多数）感到被冒犯；所以歧视与语境有关。krd使用“支那”，无论从意图上还是从听者的感观来说，都无疑符合“歧视”的定义。是否是“种族歧视”，取决于对“种族”的理解，其实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德勋：现在除了支那人自己，还有哪个人称呼中国人是支那人的？西方人或者说二代华裔都不会这么说。只有接受共党教育的支那人自己才会互称支那人……

killreddragon：一会儿二代华裔一会儿西方人，支那人真是喜欢代表啊。西方人还没几个吃皮蛋的呢，按你的支豚逻辑，共产党教育了你吃皮蛋，只有接受共产党教育的支那人才会吃皮蛋是不是？？

killreddragon：支那是只有汉字才能代表的词汇，除了同样使用汉字的日本人，其他语言根本没有对应单词。你这支那人确实喜欢偷换概念啊。其实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性词语是有的，例如Ching Chong，Chink等，krd需要加强学习（所以看来krd确实不在英语国家？）。但是歧视性的界定主要还是意图以及对方是否感到了歧视，不歧视的本质是尊重他人。

德勋：吃皮蛋的不单是共产党教育的啊，台湾人也吃皮蛋，新加坡人也吃皮蛋。但是支那人就只有接受共产党教育的人才会使用。日本现在也没人说支那人。这是因为只有共产党教育的人才有普遍的种族歧视，而现在的台湾，日本，新加坡由于教育的原因，已经没有普遍的种族歧视了。

killreddragon：台湾骂支纳贱畜的多了去了，支那人指的是身份认同而不是种族，希望你这支那贱畜别这么热爱满地打滚了。有没有发现，为了规避敏感词，krd使用了“支纳”而非“支那”？:P

德勋：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支那贱畜呢？还是说你是个高贵的文明人？满地打滚的好像是你吧……

killreddragon：得了小贱畜，你还记得你一开始争论的是什么么？？难道不是我给出了明确的支那人定义之后，说支那大一统王朝都是都是支那贱畜，破了你这爱支贱畜的防么？？我说的很清楚了，支那人指身份认同，你这爱支病和我之间谁是支纳贱畜还不明显么？？

德勋：台湾哪个反共人士满嘴支那贱畜的？蔡英文肯定不会这么说，馆长也不会这么说。川普，蓬佩奥，拜登，安倍，这些最有能力打倒共产党的人不会这么说，余茂春也不会这么说。就说海外民间反共最强，给中共造成最大伤害的李洪志团队和郭文贵团队，也没人会说支那贱畜。使用这个词的，不过是些不入流的垃圾罢了……毫无战斗力。这些人以为说两句“支那贱畜”，自己就不是“支那人”了，只能说是认知水平低下的表现。

德勋：你给出了明确的“支那人”定义，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吗？这不算明确的定义，而且我也不是中国人，只是会使用简体汉字而已。使用人身攻击不就是破防吗？因为你没有论据，所以只能使用辱骂的方式来掩饰对于自己无能的愤怒。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使用“支那贱畜”这样词语的人，都无法对中国人，或者中共造成最大伤害。历史上对中国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毛泽东，斯大林，他们不会说支那贱畜。现在最有能力的是拜登，蓬佩奥。民间是法轮功，郭文贵，他们也不会说支那贱畜。说支那贱畜的，只是一群无能者罢了

killreddragon：别人说不说关我什么事呢？？习近平也没像你家的支那战螂一样叫骂，所以你就觉得习近平充满能力了？？你这不入流的支纳贱畜还不是在这里被人破防破得满地打滚，我也没见你嘴里这些所谓的有能力的反共人士跑出来和你这个支纳贱畜一样不让人说啊。不过能把郭骗子都算进造成最大伤害的，真不愧是立马自证自己认知水平低下的支纳贱畜啊。

killreddragon：另外我估计你这支纳贱畜根本没去看过郭骗子的直播叫骂，这可比支纳贱畜远远又过于而无不及了，小贱畜你还得多向他学习学习啊。

killreddragon：谁先用人身攻击的你这支纳贱畜能撒泡尿照照自己么？我说的难道不是任何一个继承中华天命秩序的大一统王朝是支那贱畜？？难道不是你这爱支病贱畜自己先破防开始人身攻击的？？

killreddragon：瞧瞧你这支那贱畜和粉蛆别无二致的贱畜心态，别人攻击下你的国家马上就爱支病上身了。

德勋：攻击国家无所谓，我只是觉得“支那贱畜”这种词语挺不上档次的，有种族歧视的嫌疑，我个人不赞同种族歧视。另外你自己发明的什么“中华天命秩序”是什么东西？简直莫名其妙。不过你爱说就说呗，毕竟个人素质是不能强求的。毕竟你除了无能狂吠并不能说出什么有养分的话。这里开始德勋有点失去冷静了。其实说到这里，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方却不依不饶地攻击辱骂，可以直接投诉不要理对方了。

killreddragon：支那贱畜都表演过破防现场了，这会儿还假惺惺的说什么无所谓是不是晚了点？？我觉得你这支纳贱畜一被攻击国家就爱支病上身开始人身攻击无能狂吠非常符合你支纳贱畜的档次。

德勋：好吧，如果你一定要说支那贱畜的话，那你妈是不是支那贱畜？你爹是不是呢？你家祖祖辈辈都是支那贱畜吧？非支那贱畜的你，怎么对待你全家的支那贱畜呢？你是不是支那贱畜养大的，唯一的语言就是支那贱畜的语言呢？ 继续理对方的结果就是自己也被拽到泥潭里沾上一身泥……我站德勋，但我认为之后的话都是不必要说的。此外，这里逻辑没问题，因为krd的父母大概率是有“大一统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人（krd并没有反驳这一点，而是绕开了自己的父母身份认同的问题），所以按照krd的逻辑，他的父母就是“支那贱畜”。

killreddragon：我也不知道我祖辈里面有没有一被攻击国家就无能狂吠的支纳贱畜，有也不关我屁事。横竖你再怎么转进都是个一被攻击支国就开始无能狂吠人身攻击的支纳贱畜了。

德勋：如果你说是就是的话，那你不就牛逼大发了？我只是说你的逻辑而已。再说我说的不是你祖辈，就是你爹你妈，是不是你所谓的“支那贱畜？”你连你爹你妈是不是支那贱畜都不知道，那你岂不是个弱智？你从小被“支那贱畜”养大，一生生活在“支那”，那你不是支那贱畜是什么？我的国家又不是中国，你攻击不攻击无所谓，我只是看不惯种族歧视而已。这可能跟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不同有关，你接受的是中共教育，所以天然就是种族主义者，而我接受的是跟你不一样的教育，所以看不惯种族歧视。

killreddragon：你这支纳贱畜能撒泡尿照照你的逻辑么？感情不是你这贱畜一被人攻击支那贱畜国就开始无能狂吠人身攻击的？？难道不是你自己在自证你就是个支纳贱畜么？？然而我似乎也并没有一被人攻击国家就无能狂吠的破防父母啊，建议你自己回家找你婊子妈去别这么喜欢意淫别人父母了。我不觉得攻击支那是种族歧视，只有你这支纳贱畜这么觉得。而你口口声声意淫别人是种族歧视，你自己却是个只要别人攻击你的粪坑贱畜国家就会进行自认为是种族歧视行为的支那贱畜，也算是自抽式支那粉蛆贱畜的模板了，倒真是应了那个支那笑话，看不惯种族歧视和黑人对吧。注意，先骂对方母亲为婊子的还是krd。

德勋：你这毫无逻辑的话不正是证明了你就是一个由“支那贱畜”教育出来的支那贱畜么？种族歧视和无能狂吠这两个词不正好是为你设计的？你父母是“支那贱畜”这不是攻击，而是根据你的逻辑推理出来的。你懂什么叫逻辑吗？你父母按照你的标准当然是支那贱畜，这有问题吗？难道你能否认吗？

killreddragon：你这支纳贱畜能不能有点逻辑，你婊子妈的阴道是不是把你脑门夹扁了？？我先骂的是你爱的支那国是支那贱畜，然后你自抽式拿来人身攻击我，由此你自己自证了是一头支纳贱畜，到底关我父母什么事？？

德勋：我什么时候人身攻击你了？我只是说按你的逻辑，你父母都是支那贱畜，有什么问题吗？

德勋：另外你提到阴道，按你的逻辑，你妈的阴道也是支那贱畜的阴道啊……你是不是以为你说别人是支那贱畜，你自己就不是支那贱畜了？

killreddragon：支纳贱畜是不是忘了自己说过啥了？？“所谓“支那贱畜，穆畜，尼哥（音译Nigger）”这些都是受大陆党文化教育的人才会喊出的词语啊……文明世界怎么可能会使用这样种族歧视的语言呢？如果你身在大陆，说这样的词还可以理解，在文明世界说这种词只能说你的思想还没达到文明世界的水平。换句话说，说”支那贱畜“的人，本身也就是“支那贱畜”，因为这种语言只有“支那贱畜”才会使用”我骂你的贱畜国家是支那贱畜，你这被婊子妈夹了脑门的支那贱畜就来骂我，当然，按你这贱畜自己的逻辑，你自己当然是头支那贱畜了。

德勋：我平时并不使用“支那贱畜”这样的词语，之所以对你说，是要告诉你按你的逻辑，你就是你口中的“支那贱畜”，而且你妈和你爹也都是支那贱畜。我基本上都打引号啊，有时候没打是懒得打。从你喜欢用“婊子妈”这样的字眼，是否跟你童年经历有关？你的支那贱畜妈妈是不是长期从事卖淫活动，混合多种支那贱畜的精液才生下了你，导致你喜欢用“婊子妈”这样的词语呢？这就叫做推理，懂了吗？

killreddragon：你这支纳贱畜倒真是得了支那豚最讨论种族歧视和黑人的精髓了，打引号是什么自欺欺人的贱畜玩法？？是你婊子妈和嫖客玩的么？？我攻击国家，你这支纳贱畜就爱支病发作开始攻击人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建议你这贱畜还是去婊子妈子宫壁上多舔点爱支病京液治治脑子吧。

德勋：不是“爱支病”啊，我根本就不爱中国，只是指出你的逻辑错误，而且告诉你种族歧视在国际上行不通而已。我之所以反驳你也不是因为你攻击中国，只是因为你种族歧视。然后按照你逻辑告诉你，你就是你口中的支那贱畜，你的妓女妈妈，无数个嫖客爸爸也都是支那贱畜，从基因学和社会学来说，你也是一个支那贱畜……如果一个支那贱畜骂别人两句“支那贱畜”他就不是支那贱畜了，那也太简单了吧。纳粹不会因为一个犹太人骂其他的犹太人是犹太猪就觉得他跟其他犹太猪不同，而3K党也不会因为某个黑人骂其他黑人是尼哥就觉得他不是。同样的，你也不会因为你骂别人支那贱畜，你自己就不是支那贱畜，因为你长了一张支那贱畜的脸，说着一口支那贱畜的语言，所以你当然就是一个支那贱畜了。

killreddragon：你这支纳贱畜连国家和种族都分不清了？支那人能算一个种族？？你也配讲逻辑？这会儿你这小贱畜又要代表国际了，挺有支那战螂贱畜的风范啊。事实就是我攻击国家，然后你这爱支病贱畜就破防打滚开始攻击人了，你再怎么转进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一个论坛还他妈国际？**感情你以为在国际上你跟你婊子妈学的加引号嫖客话术就有用么？？你婊子妈不就和你人尽可夫的贱畜下贱支那国一样么？往你婊子妈的黑鲍鱼上多喝点京液治治脑吧。粗体字说得好！

德勋：你自己攻击国家就随便，我只是探讨一下支那人这个称呼。而且我也说了，如果支那作为中国的CHINA音译是没没问题的，支那人等于中国人。但你非要加支那贱畜，那就是种族歧视了。如果你说“支那”指的不是国籍，而是身份认同，那你妈和你无数个爸肯定也是支那贱畜啊，这有什么好否定的？可能你支那贱畜的妈妈一直都用的是下面那张B嘴教育你的吧，所以你这个支那贱畜只会满地打滚外加自我种族歧视——起码你歧视的是你妈和你爸。

killreddragon：支那人从来不是一个种族，正如费拉汉人和维族人不是一个种族一样，关乎是否是支那人的只有身份认同，你这支那贱畜别这么爱碰瓷了。且不说歧视支那人在本论坛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支那人本来就是一个低劣的身份。我使用支纳贱畜攻击的也并非是人，而是国家。只有你这种和粉红支豚一样低劣脆弱的爱支病玻璃心会碎了一地开始满地打滚人身攻击。我第一次用支纳贱畜攻击的是你支贱畜粪坑国，第二次是用来回击你。我并不认为所有支那人都是支那贱畜，当然，大部分是。当然你这被你婊子妈夹扁的弱智脑袋大约是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事情的，看来我只能去当你野爹给你婊子妈贡献点京液了。 粗体字说得好！

killreddragon：支那贱畜不过就是对于你的贱种国家里数之不尽的贱种的正义怒喝，像你这样长着一棵粉豚之心的支纳贱畜，想必是只会对于季子越被抓之类的事情拍手称快的。又开始乱揣测别人了很支。

德勋：你再怎么否认，在你逻辑里，你的婊子妈也确实是支那贱畜啊……你也是支那贱畜的阴道里爬出来的支那贱畜。

德勋：你攻不攻击中国，和你婊子妈是不是支那贱畜有什么关系？跟你婊子妈的支那贱畜阴道有什么关系？

killreddragon：你这被人抽肿脸皮只会满地打滚的支纳贱畜看来是只会当复读机了，瞧瞧你这姿势，和粉蛆还是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想必你婊子妈给首长做多了性服务才能生出你这么有党性的支纳贱畜。

德勋：你这个自我意淫的傻屌，无论再怎么回避话题也改变不了你全家都是“支那贱畜”的事实。文明世界对你这样蛆是没有兴趣的，你也终生只能跟你的支那贱畜父母生活在支那。

killreddragon：也就你这种婊子拉出来的支纳贱畜学不会撒泡尿照照自己了，你的婊子妈就和你人尽可夫的贱畜国家一样，瞧你这一被人攻击国家就破防到满地打滚的贱样。当然，像你这样的阳痿太监支纳贱畜，学不会撒泡尿照照自己也是常态了。

吹赤萧：不要理他了，他见个人都会喊“你支”，还自我辩解“你支”不是指个体的人身攻击，就好像在你面前拉泡屎后自我辩解这不是在冒犯你一样不可理喻。我保准他绝不敢在生活中这么做，因为世界不是围着个人转的，其他人没必要遵照个人世界的规则。自己认为说你支不算人身攻击，那别人就不会感到冒犯了。何况“支那贱畜”难道不是针对国家里的人的人身攻击？国家难道不是由人组成的？况且他老是说汉人是费拉汉，摆明就是种族歧视汉族，这不叫种族歧视，还有什么是种族歧视？自己都承认“支那人”的称呼是侮辱了，还要再细分下“支那人”和“支那贱畜”的区别岂不是在搞笑？

吹赤萧：https://www.pincong.rocks/article/30182 官方都表示要维护普世价值了，遇到这样满口脏话的人可以直接去投诉举报，不用怕。官方普世价值的意思是支那不是种族歧视。

吹赤萧：其实他已经主动证明自己算是支那人，你去看看他之前的回复吧：“黑人自己都nigger来nigger去”算是认可了这句“现在除了支那人自己，还有哪个人称呼中国人是支那人的？”的看法。

德勋：是的，跟这种没营养，喜欢种族歧视的人没必要浪费精力

吹赤萧：投诉理由建议改成：习禁1【理性发言规则】声望1以下的新注册用户辱骂，或声望1以上的用户多次辱骂。还有所谓“蝗汉”和“爱支病”之类的称呼都可以算人身攻击。

PhiPapers问卷（The PhilPapers Survey） 是一个叫phipapers的站点对哲学教授/研究生做的问卷调查，研究者为澳大利亚哲学教授 David Chalmers 和他的学生 David Bourget。

调查于2009年底进行，分为两个部分：1.哲学家们在30个重要哲学问题上都相信什么观点？（分析样本为931名哲学教授。）2. 哲学家们认为重要哲学问题上的主流观点是什么？（分析样本为216名哲学教授。）第一部分中，每个人会被要求回答在某个问题上倾向于哪个论点，而在统计时选项被归类为“论点1”“论点2”等，也可以选择**“其他”（我的归纳中将此项省略，比例可以自己计算，但注意有些问题中选择“其他”的比例很高）。第二部分中（即猜测主流观点），回答者会对赞同或反对某个说法的比例进行预测（例如“您认为哲学家中赞同/倾向于赞同上帝存在的比例是多少？”）。

我对于各个哲学论点的理解非常粗浅，如果有错欢迎指出。

第一部分：调查结果数据

1. 是否存在先验知识（A priori knowledge）？ 是 71%，否 18%；预测“是”的比例 54%，预测“否”的比例 33%

2. 抽象对象：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即认为抽象对象实际存在）或唯名论（Nominalism，即认为抽象对象并无实在性）？ 柏拉图主义 39%，唯名论 38%；预测“柏拉图主义” 35%，预测“唯名论” 46%

3. 美学价值：主观还是客观？ 主观 35%，客观 41%；预测“主观” 58%，预测“客观” 27%

4. 分析和综合有明确区分吗？ 是 65%，否27%；预测“是” 43%，预测“否” 42%

5. 认识论：内在主义（Internalism，即为认识提供确证的元素全存在于人的内部）还是外在主义（Externalisim，即为认识提供确证的元素也存在于人的外部）？ 内在主义 26%，外在主义 43%；预测“内在主义” 37%，预测“外在主义” 45%

6. 外部世界：唯心论（Idealism），怀疑论（Skepticism），还是实在论（Non-skeptical realism）？ 观念论 4%，怀疑论 5% 实在论 82%；预测“观念论” 9%，预测“怀疑论” 12%，预测“实在论” 69%。

7. 自由意志：相容论（Compatibilism，即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可以相容）, 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 或无自由意志（No free will）? 相容论 59%，自由意志论 14%，无自由意志 12%；预测“相容论” 51%，预测“自由意志论” 22%，预测“无自由意志” 17%

8. 上帝是否存在：有神论（Theism）还是无神论（Atheism）？ 有神论 15%，无神论 73%；预测“有神论” 21%，预测“无神论” 68%

9. 关于知识：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即知识在特定语境中意义明确），相对主义（Relativism，即不存在真实客观的知识），还是不变主义（Invariantism，即存在不变的知识）？ 语境主义 40%，相对主义 3%，不变主义 31%；预测“语境主义” 33%，预测“相对主义” 14%，预测“不变主义” 37%

10. 关于知识：经验主义（Empiricism，即知识主要从后天感受经验获得）还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即知识主要从先天理性获得）？ 经验主义 35%，理性主义 28%；预测“经验主义” 54%，预测“理性主义” 27%

11. 自然法则：休谟主义（Humean，即自然法则仅是对观察到的现象的描述）还是非休谟主义（Non-Humean，即自然法则的必然性）？休谟主义 25%，非休谟主义 57%；预测“休谟主义” 39%，预测“非休谟主义” 42%

12. 逻辑规则：古典逻辑（Classical logic，见维基）还是非古典逻辑（Non-classical logic，即其他逻辑体系）？ 古典逻辑 52%，非古典逻辑 15%；预测“古典逻辑” 63%，预测“非古典逻辑” 23%

13. 心理内容：内在主义（Internalism，心理表征的内容由个体内在固有的品质决定）还是外在主义（Externalism，心理表征的内容来自外部环境）？ 内在主义 20%，外在主义 51%；预测“内在主义” 32%，预测“外在主义” 54%

14. 元伦理学: 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即存在独立的、客观的道德事实/属性）还是道德反实在论（Moral anti-realism）？ 道德实在论 56%，道德反实在论 28%；预测“道德实在论” 45%，预测“道德反实在论” 40%

15. 元哲学：自然主义（Naturalism，即所有的现象和假设可以用自然的概念解释，或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还是非自然主义（Non-naturalism）？ 自然主义 50%，非自然主义 26%；预测“自然主义” 57%，预测“非自然主义” 28%

16. 心灵哲学：物理论（Physicalism，即“心灵”本质是物理现象）还是非物理论（Non-physicalism）？ 物理论 57%，非物理论 27%；预测“物理论” 64%，预测“非物理论” 24%

17. 道德判断：认知主义（Cognitivism，即认为道德判断有认知方面的意义，可以证实或证伪）还是非认知主义（Non-cognitivism，即认为道德判断没有认知方面的意义，例如仅表达了情绪和私人喜好）？ 认知主义 66%，非认知主义 17%；预测“认知主义” 51%，预测“非认知主义” 34%

18. 道德动机：内在主义（Internalism，即认为道德判断和行为动机之间有关联）还是外在主义（Externalism，即认为道德判断和动机之间未必有关联）？ 内在主义 35%，外在主义 30%；预测“内在主义” 44%，预测“外在主义” 36%

19. 纽科姆悖论（Newcomb's problem）: 选择一个盒子（可能装有一百万美元的盒子） 还是两个盒子（装有一千美元和可能装有一百万美元的盒子）都要？ 一个盒子 21%，两个盒子 31%；预测“一个盒子” 31%，预测“两个盒子” 48%

20. 规范伦理学：道义论（Deontology，即道德判断的依据重在行为的动机是否符合某种规范标准），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即道德判断的依据重在行为产生的后果），还是德性论（Virtue ethics，即道德判断的依据在于是否促进德性）？ 道义论 26%，结果论 24%，德性论 18%；预测“道义论” 30%，预测“结果论” 36%，预测“德性论” 21%

21. 知觉经验：析取论（Disjunctivism，即真实知觉与错觉或幻觉是不同的），感质论（Qualia theory，即每种知觉都对应于对某种性质的感知）， 表象论（Representationalism，即我们知觉的世界非“真实”而是真实世界映照在内部产生的表象），还是感觉数据理论（Sense-datum theory，即我们的知觉经验都是真实世界能够被感知到并进一步处理的属性）？ 析取论 11%，感质论 12%，表象论 32%，感觉数据理论 3%；预测“析取论” 16%，预测“感质论” 21%，预测“表象论” 33%，预测“感觉数据理论” 10%

22. 个人身份认同：生物学观点，心理学观点，还是进阶事实观点（Further-fact view，即认为自我认同超乎生理-心理二元轴）？ 生物学 17%，心理学 34%，进阶事实 12%；预测“生物学” 27%，预测“心理学” 41%，预测“进阶事实” 17%

23. 政治：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政治正义与社群价值有关），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平衡政治架构使得人们有更均等的机会），或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减少政府干涉，仅保护生命/自由/财产权）？ 社群主义 14%，平等主义 35%，自由意志主义 10%；预测“社群主义” 21%，预测“平等主义” 42%，预测“自由意志主义” 19%

24. 专有名词：弗雷格派（Fregean，即名称的意义为表现在与之相关的描述中，所以含义决定指称）还是密尔派（Millian，即名称只是指称而不具有含义）? 弗雷格派 29%，密尔派 35%；预测“弗雷格派” 35%，预测“密尔派” 45%

25. 科学：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即科学可以至少近似地描述真实世界）还是科学反实在论（Scientific anti-realism）？ 科学实在论 75%，科学反实在论 12%；预测“科学实在论” 58%，预测“科学反实在论” 28%

26. 远程传送（将人/物在一个地点原地分解并在另一个地点用新的原子重新合成同样的人/物）：活着还是死去？ 活着 36%，死去 31%；预测“活着” 43%，预测“死去” 36%

27. 时间：A理论（即时间有时态，存在真实的过去、现在、未来）还是B理论（时间无时态，时间的流动是错觉）？ A理论 16%，B理论 26%；预测“A理论” 30%，预测“B理论” 44%

28. 电车难题（铁轨上绑着五个人，开来一辆失控的列车，另一条轨道上绑着一个人，可以选择转轨撞死一人，或什么都不做撞死五人）：转轨还是不转轨？ 转轨 68%，不转轨 8%；预测“转轨” 61%，预测“不转轨” 25%

29. 真理：符应论（Correspondence，即“真理”须与外界事实相符合），紧缩论（Deflationary，即“真理”本身无意义，说“1+1=2为真”相当于说“1+1=2”），还是认识论（Epistemic，即完全从认识论角度来分析“真理”）？ 符应论 51%，紧缩论 25%，认识论 7%；预测“符应论” 41%，预测“紧缩论” 30%，预测“认识论” 16%

30. （哲学）僵尸：无法想象，可以想象但形而上不可能存在，还是形而上可能存在？ 无法想象 16%，形而上不可能 36%，形而上可能 23%；预测“无法想象” 19%，预测“形而上不可能” 35%，预测“形而上可能” 31%

几个总结：

• 哲学家们比较具有共识的议题（某选项选择人数多于50%，且与其他选项相差10%以上）：外部世界真实（82%）；科学实在论（75%）；无神论（73%）；存在先验知识（71%）；电车难题选择转轨（68%）；认知主义道德判断（66%）；分析和综合有明确区分（65%）；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相容（59%）；自然法则必然性（57%）；心灵物理论（57%）；道德实在论（56%）；古典逻辑（52%）；心理外在主义（51%）；符应论真理（51%）。

• 哲学家们争议较大的议题（没有主导选项，前两位选项之间的差距小于20%）：抽象对象实在与否；美学价值主观还是客观；知识是依赖于语境还是不变；知识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道德动机的内在/外在主义；纽科姆悖论的选择；规范伦理学观点；知觉经验理论；个人身份认同的来源；专有名词是否有含义；远程传送是死是活；哲学僵尸。

• 以下问题主导选项为“其他”（即“其他”有最多人选择）：道德动机（35%既非内在主义亦非外在主义）；纽科姆悖论（47%不直接选择开一个或两个箱）；规范伦理学（32%非道义论非后果论非德性论）；知觉经验理论（42%非列出的四种理论之一）；身份认同来源（37%既非生物学又非心理学亦非进阶事实视角）；政治哲学理论（41%既非社群主义又非平等主义亦非自由意志主义）；专有名词（37%既非弗雷格派亦非密尔派）；时间理论（58%既非A理论亦非B理论）

• 人们倾向于低估“其他”的比例。

第二部分：哲学观点的分类

通过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es），研究者将30道题根据观点的关联性分成了7类（括号里的数字为题号，我自己的观点在蓝字里，仅供参考）：

1. 自然主义（Natualism）vs.反自然主义：自由意志相容论决定论vs.自由论（7）、心灵本质物理论vs.非物理论（16），无神论vs.有神论（8），元哲学自然主义vs.非自然主义（15），哲学僵尸不可能vs.可能（30），身份认同生理心理观点vs.进阶事实观点（22） 对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其他领域问题的认同度

2. 客观主义（Objectivism）vs.非客观主义：道德判断认知主义vs.非认知主义（17），道德实在论vs.反实在论（14），美学价值客观vs.主观（3），抽象对象柏拉图主义vs.唯名论（2） 抽象事物（如道德/美学）是客观还是主观

3. 理性主义（Rationalism）vs.经验主义：先验知识是vs.否（1），分析综合有区别vs.无区别（4），知识来源理性主义vs.经验主义（10） 对先验知识的认同度

4. 反实在论（Anti-realism）vs.实在论：真理认识论vs.其他（29），科学反实在论vs.实在论（25），外部世界唯心论或怀疑论vs.实在论（6），自然法则休谟主义vs.非休谟主义（11），专有名词弗雷格派vs.密尔派（24） 人类能否真正认识外部世界

5. 外在主义（Externalism）vs.内在主义：心理内容外在主义vs.内在主义（13），认识论外在主义vs.内在主义（5），知觉经验析取论vs.其他（21），道德动机外在主义vs.内在主义（18）内部/外部因素对人类认知和行为重要性的判断

6. 第六类：远程传送死去vs.活着（26），规范伦理学道义论vs.其他（20），电车难题不转轨vs.转轨（28），时间A理论vs.B理论（27） 赞成伦理道义论者不赞同在电车难题中转轨是正常的（因为违反了不主动杀人的道义），但是为何与远程传送/时间理论有关，未知

7. 第七类：纽科姆悖论两个箱子vs.一个箱子（19），古典逻辑vs.非古典逻辑（12），知识不变vs.其他（10），政治平等主义vs.其他（23） 研究者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题目的回答会有关联，我也摸不着头脑……

第三部分：哲学观点和性别、年龄、地域的关系

以下列出的关联性均大于0.1，即至少轻度关联。

• 性别：女性哲学家相比男性哲学家，有更大比例赞同“真理认识论”（+8%）、“电车难题不转轨”（+8%）、“知识经验主义”（+11%）、“自然法则休谟主义”（+13%）、“外部世界唯心论”（+1%）；男性哲学家较之女性哲学家更大比例赞同“知识不变”（+14%）、“真理符应论”（+14%）、“有先验知识”（+11%）、“科学实在论”（+11%）、“柏拉图主义”（+14%）、“政治自由意志主义”（+6%）、“分析综合有区别”（+13%）、“道德判断认知主义”（+12%）。 男性哲学家较女性哲学家更倾向于理性主义（相对经验主义而言）、实在论、客观主义。这可能与男性/女性哲学家分布的领域和学科背景有关，见注1。

• 年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赞同“自然法则休谟主义”、“心理内容外在主义”、“时间B理论”、“远程传送存活”、“知识不变”。

• 地域：美国哲学家相较其他地区的哲学家，有更大比例赞同“专有名词米尔派”（+11%）、“知觉经验非析取论”（+11%）、“规范伦理学道义论”（+11%）、“哲学僵尸形而上可能存在”（+9%）。英国哲学家有更大比例赞同“知觉经验析取论”（+18%）、“有先验知识”（+17%）、“知识非语境主义”（+12%）、“分析综合有区别”（+14%）、“知识不变”（+11%）、“直觉经验非表象论”（+13%）。欧洲大陆哲学家有更大比例赞同“专有名词弗雷格派”（+25%）。加拿大哲学家有更大比例赞同“自由意志相容论或不存在”（+14%）。大洋洲哲学家有更大比例赞同“时间B理论”（+27%）、“规范伦理学后果论”（+30%）、“规范伦理学非道义论”（+24%）、“直觉经验表象论”（+16%）、“远程传送存活”（+17%）。 大洋洲哲学家，独树一帜！

注1：男性和女性在哲学不同领域的分布

（女性哲学家在样本中约占18%，样本中人数最多的三个领域为形而上学、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

简介

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是由经济学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编制，衡量国家民主程度的指数，可能得分为0-10分，分数越高则民主程度越高。

EIU2020年的报告已经出炉，其中中国得分2.27分，在167个国家/地区中为第151位。作为比较，最高分得主挪威得分9.81分，加拿大得分9.24分，台湾得分8.94分，英国得分8.54分，日本得分8.13分，美国得分7.92分，墨西哥得分6.07分，香港得分5.57分，伊拉克得分3.62分，俄罗斯得分3.31分，（中国在这儿），垫底的朝鲜（中国的优越感来源）得分1.08分。

以下是根据民主指数绘制的地图，越绿越民主，越红越专制（Authoritarian）。

民主指数60题

那么这个民主指数是怎么计算的呢？在此我将根据EIU2019年的报告，进行解析。

首先，EIU选定了五个维度，来衡量民主程度，包括：(1)选举程序与多样性（Electoral process and pluralism）；(2)政府运作（Functioning of government）；(3)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4)政治文化（Democratic political culture）；(5)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

其次，每个维度都有不同的问题来衡量，总共60个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些是专家打分，而在可能的情况下，也会从社会问卷调查中获得的，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方面的问题。

以下是具体的问题（问题和选项有缩略，打星号问题的答案在部分国家来源于问卷调查）。

一. 选举程序与多样性（12个问题）

1. 国家议会和政府元首的选举是否自由？（0分：一党制或者存在严重的选举障碍；0.5分：选举过程有限制；1分：候选党派/人基本无限制）

2. 国家议会和政府元首的选举是否公正？（0分：存在影响结果的严重不规则情况；0.5分：存在不规则情况但对结果影响有限；1分：没有严重的不规则情况）

3. 地方政府选举是否自由且公平？（0分：既不自由也不公平；0.5分：自由但不公平；1：自由且公平）

4. 成年人都有普选权吗？（0分：否；1分：是）

5. 公民能否在不受政府或非政府机构的安全威胁下投票？（0分：否；1分：是）

6. 法律是否规定了广泛平等的竞选机会？（0分：否；0.5分：书面有规定，但实际只有部分人能参加竞选；1分：是）

7. 政党的筹资过程是否透明？（0分：否；0.5分：并不完全透明；1分：是）

8. 选举后，是否存在清晰的、确立的、被广泛接受的宪法制度，保障权力的有序转移？（0分：不满足任何条件或满足一个条件；0.5分：满足两个条件；1分：满足三个条件）

9. 公民是否能够自由建立独立于政府的政党？（0分：否；0.5分：有限制；1分：是）

10. 反对党有现实的执政或参与决策的可能吗？（0分：否；0.5分：主要为两党制；1分：是）

11. 所有公民都可能担任公职吗？（0分：否；0.5分：书面上可以，但实际对某些群体有限制；1分：是）

12. 公民是否能在不受政府干预、监督的情况下组建政治或公民组织？（0分：否；0.5分：书面上可以，实际上有限制和干预；1分：是）

二. 政府运作（14个问题）

1. 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能进行政府决策吗？（0分：否；0.5分：有部分决策权；1分：是）

2. 立法机构是否为最高政治机构，高于其他政府部分？（0分：否；1分：是）

3. 是否存在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机制？（0分：否；0.5分：是，但存在严重问题；1分：是）

4. 政府不受军队或安全部门的不当/过多影响。（0分：否；0.5分：影响较低；1分：是）

5. 外国势力或组织不影响政府的重要功能和政策。（0分：否，如外国驻军或为“保护国”；0.5分：部分；1分：是）

6. 经济集团、宗教团体或其他强大的国内集团是否具有重要的政治权力？（0分：否；0.5分：部分；1分：是）

7. 是否有制度和机构保障在选举季之间政府能够负责？（0分：否；0.5分：是，但存在严重问题；1分：是）

8. 政府的权力是否覆盖全国领土？（0分：否；1分：是）

9. 政府的运作是否公开、透明，且公众有足够的信息获取渠道？（0分：否；0.5分：是，但存在严重问题；1分：是）

10. 腐败有多普遍？（0分：腐败普遍存在；0.5分：腐败是个大问题；1分：腐败不是个大问题）

11. 公务员是否愿意并能够执行政府的政策？（0分：否；0.5分：是，但存在严重问题；1分：是）

12. *公众认为自己拥有对自己生活的自由选择和控制权。（0分：低；0.5分：中等；1分：高）

13. *公众对于政府的信心。（0分：低；0.5分：中等：1分：高）

14. *公众对于政党的信心。（0分：低；0.5分：中等：1分：高）

三. 政治参与（9个问题）

1. 全国选举的投票参与率。（0分：50%以下；0.5分：50%-70%；1分：70%以上）（注：如果投票是强制的，或投票不自由、不公正，得0分）

2. 少数民族、宗教和其他少数群体是否有合理的地方自治权和政治发言权？（0分：否；0.5分：是，但存在严重问题；1分：是）

3. 议会中的女性比例。（0分：少于10%；0.5分：10-20%；1分：多于20%）

4. 政治参与的程度，即民众加入政党或非政府政治性组织的比例。（0分：小于4%；0.5分：4-7%；1分：7%以上）（注：如果加入政党/组织是强制的，得0分）

5. *公民参与政治程度（兴趣）。（0分：低；0.5分：中；1分：高）

6. *民众参与合法游行示威活动的程度（已经参加或准备参加）。（0分：低；0.5分：中；1分：高）

7. 成人识字率。（0分：低于70%；0.5分：70-90%；1分：高于90%）

8. *成年人对政治新闻感兴趣的程度。（0分：低；0.5分：中；1分：高）

9. 政府为促进政治参与做出了切实的努力（如在教育、宣传方面）。（0分：否；0.5分：一些努力；1分：是）（如果政治参与是强制的，得0分）

四. 政治文化（8个问题）

1. 社会是否有足够的共识和凝聚力支撑一个稳定、运转的民主制度？（0分：否；0.5分：是，但是存在严重的风险；1分：是）

2. *是否有大量民众希望有一个能绕过议会和选举的强大领导者？（0分：大量民众；0.5分：部分民众；1分：少量民众）

3. *倾向于军事统治的人口比例。（0分：大量民众；0.5分：部分民众；1分：少量民众）

4. *倾向于专家或技术官僚统治的人口比例。（0分：大量民众；0.5分：部分民众；1分：少量民众）

5. *认为民主国家不能很好地维护公共秩序的人口比例。（0分：大量民众；0.5分：部分民众；1分：少量民众）

6. *认为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比例。（0分：低于60%；0.5分：60-80%；1分：高于80%）

7. *民众对民主的支持程度（即认为民主优于其他制度）。（0分：低；0.5分：中；1分：高）

8. 有政教分离的传统。（0分：否；0.5分：政教合一仍有部分残留；1分：是）

五. 公民自由（17个问题）

1. 是否有自由的电子媒体？（0分：否；0.5分：有多家媒体，但政府媒体的或者一两家私人媒体控制了市场；1分：是）

2. 是否有自由的传统媒体（纸媒）？（0分：否；0.5分：有多家媒体，但政府媒体的或者少量私人媒体控制了市场；1分：是）

3. 是否有言论自由和抗议自由（除了限制暴力）？（0分：否；0.5分：有官方限制，尤其是对持少数观点的群体；1分：是）

4. 媒体报道是否全面？是否有公开、自由、有一定多样性的对于公共问题的讨论？（0分：否；0.5分：书面上有，但观点由于审查/自我审查有同质性；1分：是）

5. 上网是否有政治限制？（0分：是；0.5分：部分限制；1分：否）

6. 公民是否可以自由组建专业组织和工会？（0分：否；0.5分：书面上可以，但实际有限制；1分：是）

7. 公民是否有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机会？（0分：否；0.5分：一些机会；1分：是）

8. 国家是否使用酷刑？（0分：有；1分：没有）

9. 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影响力的程度。（0分：低；0.5分：中；1分：高）

10. 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的程度。（0分：低；0.5分：中；1分：高）

11. 公民在法律框架下被平等对待的程度。（0分：低；0.5分：中；1分：高）

12. 公民是否能保障基本安全？（0分：否；0.5分：犯罪猖獗，危害到很多人的安全；1分：是）

13. 私人财产权得到保护、私人企业不受政府不当影响的程度。（0分：低；0.5分：中；1分：高）

14. 公民享有个人自由（如性别平等、旅行权、选择工作学习的权利）的程度。（0分：低；0.5分：中；1分：高）

15. *认为基本人权得到保障的人口比例。（0分：低；0.5分：中；1分：高）

16. 没有基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的重大歧视。（0分：否；0.5：是，但有显著例外；1：是）

17. 政府以风险或威胁为由限制公民自由的程度。（0分：低；0.5分：中；1分：高）

民主指数的计算

1. 首先分别计算每个维度的得分（0~10）：将每个维度的题目总得分，乘以10，再除以题目数量。例如中国2019年在每个维度原始得分分别为：选举程序与多样性0分，政府运作6分，政治参与2.5分，政治文化2.5分，公民自由2分。所以选举程序最终得分为0/12=0，政府运作=60/14=4.29，政治参与=25/9=2.78，政治文化=25/8=3.13，公民自由=20/17=1.18。此即每个维度的分数。

2. 计算总分（0~10）：将1中算出的每个维度的分数取算数平均值，保留两位小数。例如中国2020年的民主指数得分为：(0+4.29+2.78+3.13+1.18)/5=2.27

3. 根据总分，可以将国家/地区分为四类：“完全民主”（8~10）、“部分民主”（6~7.9）、“混合政权”（4~5.9）和“专制政权”（低于4分）四类。例如中国由于得分为2.27<4，被归类为“专制政权”。

以下是2006年至2020年部分国家/地区民主指数的变化

原文链接

啡卡 2021-03-08

「回顧2020，這一年是不是女權開始覺醒的元年？」今年2月，這是中國大陸社群網站豆瓣上，一個名為「鵝組」的小組裏，一個熱門帖的標題。雖然中國女權主義者存在了遠不止一年，但對「元年」的認領藴含了兩件事：第一，中國女權2020年在網絡上大規模開花；第二，這些覺醒於「後線下運動時代」的新生女權主義者，跟她們的前輩相比，呈現出當代特有的「泛粉紅」化、網絡去中心化的特徵。

2020年的動蕩不安中夾雜著大量火熱的性別事件：杭州來女士案、拉姆案，「N號房」事件，冠姓權之爭，張桂梅校長，再到楊笠「普卻信」等等，囊括了從性別暴力、傳統父權文化、女性就業、女性發聲等諸多性別議題。每一波網上討論都有新一批女性覺醒，加入「拳師」（網絡女權的戲謔自稱）大部隊。 這些新生網絡女權陸續發起以舉報、抵制和以輿論戰為主的數起網絡女權行動，如舉報針對女性的暴力色情作品「JM帝國」的創作者，以及最近的抵制B站戀童和軟色情行動。

而另一方面，她們之所以認為2020是「女權元年」，不僅是因為這一年女權迅速民間化、網絡行動興起，也因為她們很多人實際上缺乏對被噤聲和污名化的前輩女權主義者的認知。提到中國的女權主義歷史，這批新生代基本都指向五四時期和社會主義時期，對新中國後三十年（尤其近十幾年）泛自由派和左翼女權行動者、女權NGO的真實歷史的認知則幾乎完全缺位，偶爾有人翻出來，也會很快被刪帖。

在中國大陸當下的特殊環境裏，這些新生女權主義者很多舉起了「社會主義女權」、「共產主義女權」，甚至粉紅色彩濃重的「中國特色女權主義」旗號，也有一部分新生樸素女權並沒有明確的政治光譜。在這些旗號背後，有的出於真心的信仰，有的出於實用性的策略考慮，既有她們自身的稚嫩與局限，也有環繞八方的困境。

豆瓣鵝組：混雜多元的網絡女權陣地

因為其他平台存在對女權言論的單方面審查（如B站、知乎），這些自發的、新生的民間女權主義者大部分活躍在對女權相對寬鬆的微博和豆瓣上。微博作為開放式的廣場空間，是「女拳」跟「男拳」對線的地方；而豆瓣大多主流小組（類似BBS）對成員實行申請准入制，其封閉性使之成為各類志同道合者聚集的陣地——豆瓣鵝組、小象八卦、自由吃瓜基地、女性玩家聯合會等女性向話題小組，如今就匯聚著各種不同類別的女權主義者。

其中，文首提到的鵝組是豆瓣流量最大、類別最多元的女權陣地。它是位列豆瓣人數第一梯隊的小組，目前有近70萬組員。鵝組最早名叫「八卦來了」（所以又稱「八組」），曾經是主聊娛樂八卦的地方，以女性用戶為主，後來一度湧入不少粉紅和飯圈女孩。如今它搖身一變，成為大陸網絡上最重要的女權基地之一。

由於鵝組相比其他小組更受各方關注，內部聲音也相對複雜，它非常吊詭地在互聯網的信息繭房和極化環境下成為了各陣營的敵對面：在泛自由派看來，鵝組是粉紅基地；在粉紅看來，鵝組是「八千窩」（「八千」是對非粉紅的蔑稱）。他們的判斷雖然各有偏頗，但鵝組的確共存各方勢力，既有因為聲量大而浮在表面的「泛粉紅」女權和半/退圈後的追星女孩轉化而來的、熟知網絡動員的女權，又有一些沉在下面的、知識架構相對成熟的女權主義者和LGBT支持者，以及很多無明顯政治立場的新生女權。

作為娛樂八卦小組，鵝組自然受到娛樂環境變化的影響。限韓令的頒布，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宣傳令大陸整體環境日益政治化。飯圈內部，「國家面前無偶像」這些年逐漸成為共識（不管是表面還是真心），「維護偶像」的私人慾望退後，「維護國族」走上前台。在這個「重新政治化」的過程中，娛樂八卦圈對公共事務的敏感或多或少有所增加。

近一兩年間，在大環境惡化、性別矛盾叢生的火熱催化下，這種敏感在一部分多少跟飯圈有過接觸的追星女孩那裏，迅速地指向了女性權益，「為女權/姐妹而戰」成為她們的新目標。去年227肖戰粉絲假公濟私舉報AO3平台事件，鵝組也是抨擊肖戰粉絲的主要勢力，那次事件之後，把追星放在第一位的飯圈女孩在組內大幅消退，幾近消失。圍繞「女權是否該追男星」的爭執，以及對飯圈非黑即白思維的抨擊，新生女權主義者進一步跟飯圈割裂。最近一年的各種網絡女權行動，都有著比較成熟的互聯網輿論動員技術，或許就是那些曾經接觸過飯圈行動、後來又跟飯圈割席的人帶來的。

上述追星女孩一定程度上跟「泛粉紅」交叉，本文之所以用「泛粉紅」而不是「粉紅」，是因為鵝組很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聲音都被外界理解為「粉紅」，但被忽略的是，她們內部也存在「從國家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光譜。在這個光譜裏，既有更偏向國家主義的硬核粉紅，也有更偏向社會主義、但對國家主義缺乏反思的樸素愛國者。

疫情早期，全網瀰漫著對國家和政府的批評，組內很久不敢說話的非粉紅有了一絲喘息的機會，大量潛水用戶開始發聲，很多立場鬆弛的粉紅（或者說樸素愛國者）也開始反思。而部分硬核粉紅對此情境感到不滿，感歎鵝組「陰兵過境」，紛紛移向了自由吃瓜基地（俗稱「瓜組」）和鵝們棲息地（俗稱「七組」）等小組，這兩個小組也是如今獨特的「粉紅女權」聚集地。雖然後來隨著海外疫情嚴重，反思國家和政府體制的聲音消退下去，一部分硬核粉紅復歸，但總體而言，鵝組的「泛粉紅」裏還是樸素愛國者聲音偏多。

比如，前不久外賣騎士聯盟盟主被捕一事，鵝組點讚較多的言論大多是支持聯盟的「工會」性質，失望於社會主義國家對工人的態度；另有部分人仍然把矛頭指向資本平台，而不顧實施抓捕的是國家；也有極少數留言完全站在國家的立場上批評騎手聯盟「不合法」，這樣的留言也受到組內非粉紅的批評；還有少部分留言採取了「理客中」態度——「讓子彈再飛一會兒」。有一則留言指出，這是對國家治理技術了解太少，不知「口袋罪」的存在。此貼第二天便消失。

鵝組因為用戶准入困難，其成員短時間內流動性很小，某種聲量在不同時段的大小並不意味著成員的大幅變動。整個2020年，隨著組內關於女權的討論越來越多，也時不時開始出現個別相對成熟的女權主義者做普及功課的帖子，同時也伴隨著一些政治傾向不明顯的新生樸素女權在陸續覺醒。但總體而言，即便組內最不粉紅的言論，也只是對政府在性別問題上的不信任，除此之外不會有太尖鋭的言論；即便有，也會很快消失。

召喚「社會主義女權」

鵝組內部成員複雜多元，卻被外界認為是「粉紅基地」，筆者認為這雖然是互聯網傳播造成的偏頗認知，但也並非無端。

鵝組女權大部分比較樸素，遠未形成成熟的女權理論架構，但仍然能看到很多人出於實用目的而對各種理論進行話術上的片面挪用，尤其是「紅色」話語，比如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雖然上野千鶴子、波伏娃這些世界範圍的女權主義者時常被組員提及，但大部分時候她們的言論僅被用來支撐文化方面的女權主義（比如反厭女）。

這裏需要重點提及的是，她們使用各種理論話語，並不代表她們熟知這些理論背後的整套思想。如今，《毛選》成為組內女權最喜歡的引用，這不僅是一部分人發自內心的認同，同時也是空間狹窄造成的策略性傾斜。

先說不得已傾斜的方面。在前些年政府對線下女權組織以「境外勢力」為名的清掃之後，女權的空間越發狹窄，網絡上的關注也最好在官方允許的話語之下存在。而民間宣傳方面，這兩年中美矛盾激化，以B站和知乎為代表的各大網站，經常把女權運動、LGBTQ平權運動視為美國式政治正確加以諷刺。很多被國內女權行動「傷害」的男性，也試圖借「境外勢力」這一標籤，對女權進行舉報和污名化。

在這樣兩面夾擊的環境下，為了避免被構陷，一些政治傾向不明確、或者強調策略的女權主義者，主動避開跟西方相似的女權話語，打起了社會主義的安全牌。有人呼籲，姐妹同胞不要因為一時不滿就在網絡上對國家發表怨言，這很容易被「男拳」（反女權勢力）抓到把柄進行攻擊；但也有人反對這種說法，認為「境外勢力」同樣也是一種污名化，並提出用男性不愛國的例子（比如「跪族籃孩」和「精日肥宅」）進行「境外勢力」反擊，「用魔法擊敗魔法」，並反復強調馬克思也是境外人士，社會主義也是舶來品，要堅守「社會主義女權」。

女權主義者回應「境外勢力」污名化的常用 meme。網上圖片

在這些高喊「社會主義女權」的聲音裏，不光有被環境夾擊的選擇，也有很多主動意義的選擇。有人使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革命話語，是為了激發女性內部的革命性，《毛選》之所以成為組內最常見的引用，很大程度也是因為其語言有非常強的革命動員性和策略性，但這裏的「革命」對象並不指向難以觸碰的制度層面，而是指向更容易被革命的文化層面——厭女。

制度層面，目前女性面對的最緊迫問題是就業歧視問題，生育率下降、經濟下行，政府重新強調女性在家庭內部的價值，企業、事業單位就業歧視變本加厲，為了重新在公共社會爭取一席之地，社會主義時期「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不僅安全可靠，還順理成章成為女性渴望就業的話語武器。

但顯然，這些對「社會主義女權」話語的召喚，面臨著時代的錯位和跟國家主義的衝突。社會主義時期，女性被鼓勵進行社會生產勞動，有一部分是政府對共產主義性別平等的承諾，但也更是為了國家生產建設添加勞動力，這背後是國家主義的要求。而今天，著重強調女性的家庭價值，同樣也是國家為了應對生育率下滑、勞動力再生產不足的問題，把生育和家庭壓力推到女性身上的簡化方案。

在這裏，即便裹著「社會主義」的潤滑劑，女權主義跟國家主義的衝突卻不易調和。如何應對這個矛盾，「泛粉紅」女權內部並不一致。最極端的粉紅乾脆否定一切網上的女權聲音，說「真女權」就應該在現實生活中努力，進體制內佔據一席之地，為女性權益鋪路，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體制准入本身就存在著性別不平等。

立場較硬的粉紅採取一種精英主義和威權主義的態度，認為現在以鵝組為代表的網絡女權太「烏合之眾」，沒有聚焦地搞「性別對立」，可能是某些人在故意帶節奏、攪渾水，女權應該由更冷靜、更有頭腦的強人來領導，在體制的框架下獲得制度性突破（比如提高女性就業機會、保障底層女性權益）。她們因為對體制非常信任，所以反而是當下最強調制度建設的一群人。

暫且不論這種威權主義是否符合女權主義多元性的內在訴求，重點在於她們何以「代表」作為複合體的女性的整體利益？而國家是否會對她們的各項訴求有所回應？如果國家機器的要求和她們的某些訴求衝突，她們又會傾向哪一邊？是否會在壓力下放棄代表某部分女性利益？而哪部分女性的利益會被放棄？這些都得打上一個問號。

以上兩類硬核粉紅在「瓜組」和「七組」比較常見，在「鵝組」則是不時出現。鵝組更主流的樸素民族主義愛國女權沒有硬核粉紅那麼精英/威權的思維，相對而言，她們更在意複數的民意，在意國家聲稱所代表的人民利益，會不斷強調女性也是國家的主體、人民的主體。

這並不完全是對國家單方面的忠誠，還有很樸素的「國家主人翁」意識。當政府政策對女性不利時，她們也會表達不滿和批評，舉出「男女平等是中國的基本國策」這類官方話語來為女權辯護，上文提到的勞工事件也是類似。但這些批評都只是點到為止，突破非常有限，很快焦點又會轉移到其他事件。

與此同時，一些相對成熟的左翼女權主義（馬克思女權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等）言論也時不時出現，這裏面有多少是本來就比較成熟的前代女權主義者，又有多少是新生代「泛粉紅」在女權覺醒的過程中認真學習思考轉化而來，不得而知。

因制度難碰而只見「性別對立」

硬核粉紅對網絡上其他女權主義者不注意制度建設、焦點模糊的批評自然是倒果為因，但也確有其事。缺乏線下面對面的學習和組織，難以建立起新生樸素女權對社會結構的認知，在線上又面臨炸號、禁言等問題，而體制內路徑也並不寬敞，數量龐大的網絡女權主義者目前只能在去中心化的散沙中，稚嫩地爭取相對容易的文化層面變革：反對厭女文化，反對家暴和性騷擾，促進女性自我意識覺醒。而這，必然會跟性別意識相對落後的男性產生衝突。

比如舉報色情的問題。因為只有處理文化問題比較便捷，所以目前網絡女權大部分行動都是針對兩性內部，比如指認、抨擊性騷擾和「男性說教」（mansplaining），以及抵制、舉報針對女性的暴力色情作品（如「JM帝國」和B站戀童），後者帶來了一個重要兩性爭議——舉報和文化自由問題。

色情製品的自由限度問題本來是女權主義的重要議題之一，西方女權主義者在上世紀晚期曾做過一場大型討論，鑒於目前國內普遍保守的氛圍，以及自由理性討論的缺失，大部分網絡女權站在了反對一切暴力色情的一方，這引發了很多男性的不滿。尤其因為政府閹割文化的權力沒有被限制，所以很多人擔心女權的舉報會導致更大範圍的色情文化消失，於是憤怒便指向了這些「沒事找事」的女權主義者。

同時，舉報還帶來一個更大的次生問題，女權的舉報會引來「男拳」反擊，雙方很容易發生脫韁的舉報大戰——為了舉報成功，兩邊都開始無所不用其極，政治異見、侮辱英烈等是最受國家關注的舉報，於是亂扣帽子和言論審查進一步加重。

除了舉報之外，網絡女權對男性和陳舊性別文化的激進抨擊之下，人們對她們搞「性別對立」的指責甚囂塵上，甚至有豆瓣女性因為在網絡上「打拳」（用比較激烈的語言攻擊男權和部分男性）而接到男性的死亡威脅。即便很多受過教育的男性，也指責網絡女權是「義和拳」（類比「義和團」），只知道打男性，這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女性對網絡輿論空間和爭奪文化話語權（包括發明各種「男性咒罵」以抗衡過去只針對女性的暴力語言）的重視，即便其方式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

2020年12月，中國大陸的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樓裏，有人製作牆繪「一體兩面」，在一堵牆的正反面分別塗上了網絡上辱罵男性和女性的字句。創作者意指這些字句看似對立，實際上在一個整體裏。網上圖片

與此同時，這些女權還受到來自其他方向的攻擊：部分左翼指責她們忽略階級問題，部分自由派指責她們不碰體制問題；還有網上很多粉紅代言人，指責網絡女權「不做實事」，把在現實中做實事、並獲得關注的人稱為「真女權」（比如在貧困地區建立女校的張桂梅），把網絡上發表意見的人稱為只會「嘴炮」的「假女拳」，這構成了對民間自發女權聲音的污名化。

而以上這些脱離具體現實困境、無視房間大象的批判和不解，甚至污名化，更加激化了女性的憤怒，本身就對社會結構缺乏成熟認知、又難以撬動制度天花板的樸素新生女權，進一步把矛頭指向男性群體，而非結構和制度層面。就這樣，男女對立在網絡上愈演愈烈，在互聯網這一放大極端言論的環境下，如反就業歧視、同工同酬等制度性批判和建設的焦點進一步被遮蔽。

去中心網絡的團結難題

不止如此，缺乏結構性認知也導致網絡女權陷入互聯網極化言語的局部戰鬥之中，而忽視了戰略層面可能的盟友。就在前些年，女性跟LGBTQ還是彼此的盟友和支持者，而這一兩年關於代孕合法化的爭執，部分男同的仇女言論被上升到整個群體，「代孕」再加上「同妻」的新仇舊恨下，主流網絡女權與男同決裂。去年，以J.K.羅琳為代表的西方女權主義者對跨性別者的爭議也在大陸發酵，不少網絡女權則因為各種原因走向了排除跨性別的基進女性主義者（TERF）之路。這些跟女性同樣作為父權文化下的弱勢群體，本來可以彼此聯合，但卻在網絡環境的散沙和誤解中彼此分化。

另一方面，網絡女權內部也有各種爭議。如何能在線下空間有限的條件下，讓女權思想通過線上路徑有效下沉、有效傳播，是當下女權面臨的重要爭議和尚未解決的難題。比如一些言辭激烈的女性把那些被家庭壓榨、甚至被家暴卻自我麻痺的女性稱為「婚驢」或「嬌妻」，裏面既有恨鐵不成鋼的意味，也有希望藉此能「罵醒」她們的意願，以及對尖刻言論更易在網上傳播的策略考量。不過，這引發了大量爭議，有人稱這些對女性「惡言相向」的女權為「爹味女權」，但也有部分已婚女性表示，這些刺耳的措辭反而提醒了她們不要被家庭壓榨，要在家庭內部爭取權利。

而這背後，實際卻是很多網絡女權主義者對女性內部階級差異的忽視，以及專業女性救助機構的缺失，比如很多底層女性暫時還不具備女權意識的武裝，沒有意識到家務和生育對女性的壓榨；而任何階層被家暴的女性要走出家庭都非常艱難，這些都需要專業組織的幫助才相對有效，「罵醒」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在沒有面對面的具體語境的互聯網上，很多時候都是無效的，甚至容易引發割裂。

「婚驢」只是女權主義者眾多內部爭議中的其中一件，「温和」還是「激進」的姿態之爭也非常常見。有温和平權派宣稱要跟那些網絡上言辭激烈的「極端女權」割席，強調「平權」而不是「女權」，認為應該以温和的、循循善誘的方式爭取男性支持，而非一味攻擊。而後者認為男性很難跟女性感同身受，用温和的姿態爭取男性理解和支持性價比太低，是一廂情願的妄想，「不『過正』不足以『矯枉』」，真正理解女性的男性應該主動傾聽，而女性沒必要費力「支教」（面向男性耐心解釋女權）。

介於二者中間的大多數，有的不滿一些温和派花大部分時間批評女權，攻擊男權卻力度很小，認為這是女權意識不夠、執著於「姿態優雅」的拉偏架行為，於是諷刺地稱這些人為「平權仙子」和「精神男人」；也有的不滿一些激進派不分青紅皂白攻擊他人，製造分裂，稱她們是「極端女拳」。但越來越多的人同意，女權主義並無真偽之分，正所謂「姐妹爬山，各自努力」。

總之，由於女性內部在經驗和認知上有不小的差異，民間女權主義必然會以形形色色的複數形態呈現出眾聲喧嘩之態，在各種議題上都會持續存在爭議，這跟大部分社會的女權情況相似。雖然大陸網絡女權內部時不時冒出各種「割席」之言，但基本只是去中心網絡裏多樣性的一部分，在有共同敵人時，大部分人還是抱著團結一致的態度，共同把女權議題推上熱搜。

然而，性別議題成為近年來大陸最火熱的社會議題，不光因為性別矛盾激化，也是因為階級、勞工等其他直接涉及經濟命脈的議題被管控得更加嚴格，同時，性別議題也因無法和其他這些更敏感的議題進行聯動，而局限在了兩性關係的內部。

另一邊，「泛粉紅」女權呼籲在體制內的嘗試究竟能走到哪一步，國家有沒有可能讓利、能讓多少？她們最後會把國家放在女性之前還是之後，內部又會不會發生分裂？同時，對左翼理論和話語的使用、召喚與學習，能否無心插柳讓更多人走向成熟左翼女權之路，從體制內開闢出新的空間？這些都暫時無從知曉。

在各種困境和希望交織之下，當下誕生於網絡的新生代女權該如何學習和彌補社會結構認知？有沒有可能聯合更多同盟、而非彼此分化？女權能否有朝一日成為一個跨越所有政治光譜的最大共識、一股龐雜的新生民間政治力量？這些都是未來值得關注的問題。

【新韵七律】春日邻家

邻舍枝垂吐杏芽，明明赫赫起云霞。

溶溶气暖红初绽，翦翦风闲碧早发。

稚子隔篱嬉细犬，青头越户撵肥鸭。

与君遥寄春一瓣，旋作案头满树花。

send the petal to VF, may you enjoy spring

原文链接

归纳如下：

经济学家 Paulina Restrepo-Echavarria （上图右边的女士）谈论了她对婚姻市场“搜索-配对”问题的研究。她认为，人们对婚恋对象最优解的“搜索”还是太少了，这会影响婚姻市场的效率，从而影响收入和税收等问题。

Paulina 说，婚姻市场研究中有两种传统的配偶选择理论：1.基于运气的选择——等着看谁上门，基本满意就请进门不满意就关门，而什么算是“基本满意”取决于潜在对象的优秀程度与继续等待之间风险的权衡；2.信息完全的理性选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最优解”是什么，住在哪里，并且会主动上门寻找。

Paulina的理论则是两者的中间点：每个人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但是不知道她/他在哪里，因此需要主动搜索（例如主动去认识人、上婚恋网站、找人介绍，等等），这就会产生搜索成本；搜索成功则需要双方意向一致。举个例子，小张和小李都在同时主动搜索理想对象，两人遇到，小张发现小李还算符合要求，小李觉得小张也算符合要求，于是两人“配对”，搜索过程结束。

Paulina认为，一个成功的“配对”是一个有效率的配对，也就是对小张来说，小李是ta能找到的、愿意接受自己的人中最符合自己标准的人。现实中的标准有很多，限于模型范围，Paulina 研究的标准主要包括收入、教育水平和年龄。而现实中，人们往往搜索得太少，结果也常常缺乏效率（"We are all doing a very poor job searching for our matches."）。

当问及被家庭安排的婚姻能否应用此搜索-配对模型时，Paulina说，无论择偶方是本人还是家庭，关键是对于信息的了解程度。如果小张的家人像小张本人一样了解ta的偏好，那就和ta本人搜索没有区别；只不过现实中往往不是如此。

Paulina 还谈到搜索成本问题。网上的婚恋交友平台的作用是扩大搜索范围，降低搜索成本，因此更有效率。当然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细分市场，例如match.com主要是找约会对象，chemistry.com是找结婚对象，所以两类平台用的搜索-配对算法也不同：前者更针对于短期关系，后者则更针对于长期关系。

类似的搜索-配对模型，也可适用于其他市场，例如申请大学、求职、器官捐献等。当然，具体的市场会有所不同，例如 Paulina 认为，婚姻市场的搜索是双方同时进行的，而求职市场则有先后顺序（求职者先搜索并投递简历，雇主进行选择）。

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或许要有一些基本共识——或者至少有一个“没法达成共识”的共识。

1. “高质量”的内容/讨论是怎么样的？“低质量”的内容/讨论是怎么样的？是否还有“质量不高不低”的内容/讨论？能否举出具体例子？

2. 2047的“目标用户”究竟是什么群体？是否有可以测量的标准？我对于“2047服务0.1%人口的说法”记忆犹新，这样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

3. 吸引目标用户的因素是什么？赶走目标用户的因素是什么？

不知大家是怎么想的？（可以选择性回答）

以下是我个人的两分钱（two-cents），之后可能会修改。

1. 我认为“高质量”的内容，要有“真善美”要素中至少其一，有多个因素最好。“真”即为有经得起FC的信息量（事实或者数据等），“善”即为促成用户之间和谐关系和建设性氛围，“美”即为在形式或者内容上提供审美的愉悦。“低质量”讨论则相反：没有信息/论据支撑的立场观点或者假消息，发泄性、破坏性或赶客的言论，以及给人带来审美上不适的发言。这里有两个问题：（1）每个人对真实的标准和审美标准不同，甚至对于善意也有不同的理解；（2）一个发言/一名用户可能兼具“高质量”与“低质量”的元素，例如某段话里非常有信息量，但是却有发泄情绪的因素；正如一个聪明人也可能不时地troll一下。

2. 2047的目标用户，我希望是在至少某一方面具有知识、技能，有真诚交流意愿且具备基本交流技巧的人。这里主要体现为：（1）整体来说，应提供高质量内容大于低质量内容（就此我想起 @rebecca 曾经在品葱上的一篇文章：熵减原则）；（2）在出现非原则性的争执和误解时，能够知道什么时候停止，最好能建设性地解决争端。

3. 吸引目标用户的，有她们对内容的感兴趣程度，还有用户之间的人际关系（包括与用户/管理员/站长之间的人际关系）。赶走目标用户的因素也是这两个（内容不感兴趣，对人际关系失望）。我认为在网站发展的早期，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因素相当重要，这是留住“种子用户”的基石。如果网站规模扩大，内容的重要度会日益凸显。

我的技术基础跟冰箱差不多，所以此贴是向其他冰箱同伴们传递基本制冷知识，不涉及任何芯片升级。需要芯片升级的请阅读2047各类技术资源，咨询技术大牛（2047有不少，请大家自行发掘）。此外帖子当中有任何错误或者遗漏，欢迎大家指出。

我看见有的小盆友们还不会匿名传图，或者必须到imgur注册账号才会传图。2047发帖/回复的框下也有一个“传图”按钮，直通最大的传图网站https://imgur.com/upload。虽然imgur是墙外网站且很好用，但它会记录传图人的IP地址，如果注册了账号则暴露的信息更多；imgur还不许用户使用Tor浏览器传图，从而影响了匿名性。假如imgur有匪谍，某天接到任务要查某张图是什么账号/IP上传的，你的信息就暴露了。

因此，在此介绍两个可以在Tor browser里使用的传图网站，来实现完全匿名传图。

一 Telegram内容发布站（网址：https://telegra.ph/）

现在假设我要贴一张小猫的图。

1.如果是自己拍的照片，首先要消除图片的一些自带信息（如拍摄地点、相机/手机参数等）。一种方法是把图片另存为png格式。可以在画图软件打开，然后另存为png图片。以下是windows画图板的例子：

2.存好了图片，打开网址https://telegra.ph/（推荐在Tor browser中打开）。

3.在Your story...左边，有一个相机的图标，点击即可传图。如下：

4.找到小猫图片，上传。传图的速度有限，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一分钟以内）。传完后效果如下：

5.我知道边上有个明晃晃的"PUBLISH"按钮，但请忽略。在图片上点击右键，复制图片地址（Copy Image Location），格式是“https://telegra.ph/file/XXXXXXXXXXXXXXX.png”。

6.将图片地址用以下代码形式贴在2047文字框里，即可发布图片。

![](https://telegra.ph/file/445bf16b900f228c91bfa.png)

7.https://telegra.ph/别的都好，就是传图有大小限制（我记得是5M）。所以如果图片太大，请在传图前将图片压缩。

二 代传图片平台（以https://www.lunapic.com为例）

代传图片平台的原理是，你传图暂存到他们网站，他们帮你上传到imgur或其他图床，然后把地址给你。现在还是以小猫图片为例，该图片的原始网址为https://www.humane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styles/1240x698/public/2018/08/kitten-440379.jpg。我在电脑上也存了此图的副本。

1.复读：如果是自己拍的照片，首先要消除图片的一些自带信息（如拍摄地点、相机/手机参数等）。一种方法是把图片另存为png格式。可以在画图软件打开，然后另存为png图片。

2.存好了图片，打开网址https://www.lunapic.com/editor/（推荐在Tor browser中打开）。可以发现此网站提供两种传图方法：（1）Upload即从电脑上传；（2）Open from URL即直接贴图片网址。

3.从电脑上传的方法就不赘述了，这里讲怎么用图片网址传图。将想贴的图片的原始网址（如https://www.humane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styles/1240x698/public/2018/08/kitten-440379.jpg）黏贴到 Open from URL 的框里，然后点击 Go：

4.可以看到，小猫图片已经暂时上传到了lunapic上。图片的左边是修图工具，图片的下方是上传到各个图床的链接。lunapic 目前支持代传图片到 facebook、imgur、pinterest、twitter、google photos上。

5.以 imgur 为例。点击 imgur。图片代传后 lunapic 会给出 imgur 上的地址，在 Image URL 的框里，格式是“https://i.imgur.com/XXXXXXX.jpg”。复制该地址。

6.将图片地址用以下代码形式贴在2047文字框里，即可发布图片。

![](https://i.imgur.com/l1wCJs4.jpg)

7.注意：https://www.lunapic.com的business model是和信息收集公司合作，记录用户传图的部分信息；还会使用跟踪脚本，来记录用户的浏览偏好等。对于像我这样的技术为冰箱级的用户，在使用此站时，建议新开一个Tor session；拿到imgur的图片链接后，请重启Tor，这样他们想记录也记录不下什么。

结束。本冰箱制冷去了。

祖母去世半年后，我和父亲去老房子整理她的遗物。

祖母生前早就把要紧的物件都整理好、井井有条地安排交代了，所以老房子里留下的，都是些不值钱的杂物。我父亲在那边搬挪大件，我则翻箱倒柜，拾掇一堆老古董。比如不知什么材质的梳子簪子，隐约记得祭祀时用过的香炉，还有带着奇怪香味的瓶瓶罐罐，等等。我还发现，祖母特别喜欢收集那种盖子上画着花纹或是美人的铁盒，一个柜子里垒了一大摞。我想起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照着盒子上的花样画画，看着格外怀念。我问父亲这些东西怎么处理，父亲说，他们兄弟姐妹每个人挑几个，当作纪念，再问问朋友有没有感兴趣的，其他的就扔了。

继续翻箱倒柜，竟然让我翻到了一本相册。相册封面上是一个在一片姹紫嫣红中笑得很温婉的美人。相册并不厚，翻了翻里面竟然只有一张老照片。照片是黑白的，上面是一个侧着脸的年轻女子的半身像，穿着格子旗袍，眉毛画得弯弯的，短发梳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兴式样，眼神妩媚，嘴角微微扬起，但神情似乎有些拘谨，丰盈的胳膊上勒着镯子，一只手攥着手绢托着脸；暗色的背景，似乎是照相馆里常用的老照片底板。

我盯着照片上女子的脸看了半天，然而怎么也看不出祖母的影子。我记得看到过几张祖母早年的照片，那时她已是中年人，身材瘦削，站姿板正，神情刚硬，不苟言笑。在那个波折的年代，祖父经受打击一蹶不振；祖母作为撑起一家生计的女人，大概难免有这种姿态。

再往后翻，还有几张钢笔画。画的有花鸟鱼虫，但大多都是年轻女人的小象，类似速写。纸张已经发黄。

我小心翼翼地将照片从相册塑封里拿出来，发现反面还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她之花，只为卿卿盛放。”却没有落款。

我拿着相册给正在一边打包的父亲看，问这是谁。父亲说：“傻问题。除了你祖母还有谁？”嘴上这样说，他还是饶有兴趣地翻来覆去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这应该是送给你祖父的照片，看，还有情诗呢。这很值得保存。”

我说：“不一定吧。我不记得祖母嘴角有这颗小痣。”

父亲说：“这你就不懂了，肯定是当时时兴这个。女人喜欢在脸上点美人痣。”

我指着照片反面的字说：“祖母的字写得不错，画画也还行，不过诗写得不怎么样。”

父亲说：“当然，你祖母算是大家闺秀，上过女中师范。……这些画不知是谁画的，我猜是你祖父。”

我说：“为什么？”

父亲嗤笑了一声说：“你祖父年轻的时候喜欢附庸风雅，总是写写画画的，其实他没读过几年书。”父亲和祖父向来不对付，祖父生前有段时间两人见到就像乌眼鸡碰面，开始互啄。

我问：“祖母上过师范，祖父没读过几年书，两人怎么就好上了呢？”

父亲说：“你祖父年轻的时候个子高，打扮下也人模狗样的，再加上会画几笔画念几句诗，大概你祖母就吃这套。”他想了想又说：“我以前看到过他画的钢笔画，没见过人物，都是山水花鸟，画得比这个要好点，有小人书的插图水平。你祖母名字里不是有一个‘桐’字吗，所以他就画过好多梧桐树。可惜他早年画的画，文革的时候怕惹麻烦，全部烧了。”

我说：“那也有可能是祖母画的啊？”

父亲想了想说：“有可能。不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祖母画过画。”

看了看四周，好像怕人偷听似的，父亲又神秘兮兮地和我补充说：“我听说当年是你祖母先追求你祖父的。家里开始不同意，他们差点就私奔，最后是在父母跟前跪了很久才成。嘿。”

一边聊老一辈人的八卦，父亲一边试着想把几张钢笔画拿出相册。但纸张都已经发脆，一碰就咯吱咯吱叫，彷佛随时会散架。父亲最后决定还是不尝试了，以免破坏古迹。

父亲讲完古，嘱咐我看完了一定把相册收好，就又转身去和旧家具旧衣服旧被褥搏斗去了。

我又翻看了一会儿相册中的几张画，突然发现其中有一张小象背后隐隐透出字迹，但是看不清晰。我实在好奇，研究了好一会儿，拿工具小心翼翼地将纸张背面从相册页面上拨开，才费力地倒着读了那几个已经褪色的、与照片题词一样娟秀的钢笔字：

“桐 师范一别 时常挂念 此是我痛苦之源泉 亦是我欢愉之源泉”

实在是妙文。不妨一看。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骂人的人。骂人就是有道德观念的意思，因为在骂人的时候，至少在骂人者自己总觉得那人有该骂的地方。何者该骂，何者不该骂，这个抉择的标准，是极道德的。所以根本不骂人，大可不必。骂人是一种发泄感情的方法，尤其是那一种怨怒的感情。想骂人的时候而不骂，时常在身体上弄出毛病，所以想骂人时，骂骂何妨。

但是，骂人是一种高深的学问，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试的。有因为骂人挨嘴巴的，有因为骂人吃官司的，有因为骂人反被人骂的，这都是不会骂人的原故。今以研究所得，公诸同好，或可为骂人时之一助乎？

（一）知己知彼

骂人是和动手打架一样的，你如其敢打人一拳，你先要自己忖度下，你吃得起别人的一拳否。这叫做知己知彼。骂人也是一样。譬如你骂他是“屈死”，你先要反省，自己和“屈死”有无分别。你骂别人荒唐，你自己想想曾否吃喝嫖赌。否则别人回敬你一二句，你就受不了。所以别人有着某种短处，而足下也正有同病，那么你在骂他的时候只得割爱。

（二）无骂不如己者

要骂人须要挑比你大一点的人物，比你漂亮一点的或者比你坏得万倍而比你得势的人物总之，你要骂人，那人无论在好的一方面或坏的一方面都要能胜过你，你才不吃亏的。你骂大人物，就怕他不理你，他一回骂，你就算骂着了。在坏的一方面胜过你的，你骂他就如教训一般，他既便回骂，一般人仍不会理会他的。假如你骂一个无关痛养的人，你越骂他他越得意，时常可以把一个无名小卒骂出名了，你看冤与不冤？

（三）适可而止

骂大人物骂到他回骂的时候，便不可再骂；再骂则一般人对你必无同情，以为你是无理取闹。骂小人物骂到他不能回骂的时候，便不可再骂；再骂下去则一般人对你也必无同情，以为你是欺负弱者。

（四）旁敲侧击

他偷东西，你骂他是贼；他抢东西，你骂他是盗，这是笨伯。骂人必须先明虚实掩映之法，须要烘托旁衬，旁敲侧击，于要紧处只一语便得，所谓杀人于咽喉处著刀。越要骂他你越要原谅他，即便说些恭维话亦不为过，这样的骂法才能显得你所骂的句句是真实确凿，让旁人看起来也可见得你的度量。

（五）态度镇定

骂人最忌浮躁。一语不合，面红筋跳，暴躁如雷，此灌夫骂座，泼妇骂街之术，不足以骂人。善骂者必须态度镇静，行若无事。普通一般骂人，谁的声音高便算谁占理，谁来得势猛便算谁骂赢，惟真善骂人者，乃能避其而击其懈。你等他骂得疲倦的时候，你只消轻轻的回敬他一句，让他再狂吼一阵。在他暴躁不堪的时候，你不妨对他冷笑几声，包管你不费力气，把他气得死去活来，骂得他针针见血。

（六）出言典雅

骂人要骂得微妙含蓄，你骂他一句要使他不甚觉得是骂，等到想过一遍才慢慢觉悟这句话不是好话，让他笑着的面孔由白而红，由红而紫，由紫而灰，这才是骂人的上乘。欲达到此种目的，深刻之用词故不可少，而典雅之言词尤为重要。言词典雅则可使听者不致刺耳。如要骂人骂得典雅，则首先要在骂时万万别提起女人身上的某一部分，万万不要涉及生理学范围。骂人一骂到生理学范围以内，底下再有什么话都不好说了。譬如你骂某甲，千万别提起他的令堂令妹。因为那样一来，便无是非可言，并且你自己也不免有令堂令妹，他若回敬起来，岂非势均力敌，半斤八两？再者骂人的时候，最好不要加人以种种难堪的名词，称呼起来总要客气，即使他是极卑鄙的小人，你也不妨称他先生，越客气，越骂得有力量。骂得时节最好引用他自己的词句，这不但可以使他难堪，还可以减轻他对你骂的力量。俗话少用，因为俗话一览无遗，不若典雅古文曲折含蓄。

（七）以退为进

两人对骂，而自己亦有理屈之处，则处于开骂伊始，特宜注意，最好是毅然将自己理屈之处完全承认下来，即使道歉认错均不妨事。先把自己理屈之处轻轻遮掩过去，然后你再重整旗鼓，著著逼人，方可无后顾之忧。即使自己没有理屈的地方，也绝不可自行夸张，务必要谦逊不遑，把自己的位置降到一个不可再降的位置，然后骂起人来，自有一种公正光明的态度。否则你骂他一两句，他便以你个人的事反唇相讥，一场对骂，会变成两人私下口角，是非曲直，无从判断。所以骂人者自己要低声下气，此所谓以退为进。

（八）预设埋伏

你把这句话骂过去，你便要想想看，他将用什么话骂回来。有眼光的骂人者，便处处留神，或是先将他要骂你的话替他说出来，或是预先安设埋伏，令他骂回来的话失去效力。他骂你的话，你替他说出来，这便等于缴了他的械一般。预设埋伏，便是在要攻击你的地方，你先轻轻的安下话根，然后他骂过来就等于枪弹打在沙包上，不能中伤。

（九）小题大做

如对方有该骂之处，而题目身小，不值一骂，或你所知不多，不足一骂，那时节你便可用小题大做的方法，来扩大题目。先用诚恳而怀疑的态度引申对方的意思，由不紧要之点引到大题目上去，处处用严谨的逻辑逼他说出不逻辑的话来，或是逼他说出合于逻辑但不合乎理的话来，然后你再大举骂他，骂到体无完肤为止，而原来惹动你的小题目，轻轻一提便了。

（十）远交近攻

一个时侯，只能骂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派人。决不宜多树敌。所以骂人的时侯，万勿连累旁人，即时必须牵涉多人，你也要表示好意，否则回骂之声纷至沓来，使你无从应付。

骂人的艺术，一时所能想起来的有上面十条，信手拈来，并无条理。我做此文的用意，是助人骂人。同时也是想把骂人的技术揭破一点，供爱骂人者参考。挨骂的人看看，骂人的心理原来是这样的，也算是揭破一张黑幕给你瞧瞧！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2月15日晚十一点左右，昌平区许志永家中，我正忙于武汉疫情的志愿者工作，朋友发来信息询问志永的情况，称“听说他被抓了”，当时我也有大概8、9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他，内心很是焦虑担忧。2月16日凌晨00：26，我准备上床睡觉，忽然听到门外有粗重的敲门声，同时有男性的声音大喊道：“开门！安全检查！”深夜独自在家的我听到这样的响动很是害怕，急忙拿起手机，手颤抖着给朋友发了条信息“门外有人敲门”，慌张的在门口走来走去，最终还是迟疑着去开了门。

两个穿白色防护服的男性以“疫情期间安全检查”的名义先冲进门，把我推到椅子上要求我坐好，并给我戴上一次性口罩。我正要询问他们的身份，随后进来的一位未穿制服且没有出示身份证件的男性突然从背后给我戴上手铐，说了句：“我们是公安局的”。只见两个先闯进来的脱去身上的防护服，嘟囔了一句“热死我了”。虽然已经连续被国保的车辆跟踪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仍然对于这一次上门始料未及，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房间内已经站了大概10位未穿制服也没有身份证明的男性，我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居家的睡衣，急忙表示需要更换衣服，其中一人跟我说：“稍等一会儿，有位女民警马上就到。”我坐在椅子上又等了5、6分钟，一位拿着执法记录仪的穿着制服的女民警进入屋内，带我进入卧室更换衣服。

换好衣服重新回到客厅的椅子上，进来一位在2019年12月31日被传唤时见过面的海淀国保，向我出示了传唤通知书，同时面无表情地宣读：“李翘楚，现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你进行传唤。”听到这个罪名，我懵了，努力地回想着自己到底哪个行为构成了这个罪行，接下来会面对什么，那种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不断涌上心头。接下来，该位国保带着两位人员在许志永家的两间卧室进行搜查，而我继续被要求戴着手铐背靠着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从客厅拿出手机、U盘、笔记本电脑、书籍等物品装进密封袋中，之后让我在搜查物品清单上签字确认，同时在场的还有奥北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搜查的空挡，刚才宣读传唤通知的国保问道：“还记得我吗？”我说：“记得”，他说：“看来我之前告诫你的话全白说了是吧。”许志永家搜查完毕后，他们说接下来要去位于海淀区天作国际小区的我自己家进行搜查，临走时我问能不能带着养在鱼缸中的小乌龟和小金鱼（那是志永的女儿最钟爱的宠物），那位宣读过传唤通知的国保无奈的笑了一下说：“我们没办法让你带着鱼缸呀。”

大概三十分钟后，车停在我家楼下，我全程一直戴着手铐，路上不敢吭声，心里一直在嘀咕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要这么大的阵仗。大概有4、5位民警在我家进行了搜查，我家里空间不大，他们在书架、柜子、床底下、衣柜里翻找东西，翻出了未使用过的一部手机、扫描仪、录音笔、以及我之前给良心犯寄送明信片用过的公民印章，并让我签了搜查物品清单，其间有天作国际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场。我提出能不能吃一粒止疼药，我有偏头痛的毛病，负责搜查的国保给我倒了杯水。临走时我指了指柜子，问能不能把我抗抑郁症的药物装进随身的包里，还是那位负责搜查的国保，迟疑了一下，之后把柜子里的药物全部装进我随身的包里，对我说：“你放心，如果时间比较长，我们也会负责给你开药。”听到“时间比较长”几个字，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着这可能不是类似上一次的传唤了，我会经历什么，我会失联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未知数。

半小时后，我背拷着坐在一辆蓝色的商务车上，全程手铐勒得我手腕很疼，我尝试调整姿势却越勒越紧。随后，车到了海淀区办案中心。我第一次被传唤时也是关押在这里，24小时释放了，所以，心里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24小时之后我就被放了啊！

之后，经过验血验尿的体检程序后，我被要求戴着手铐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两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便衣人员坐在我对面，年轻那个又高又壮，很凶地瞪着我；年长的那个低着头不看我。

这时，年轻的那个凶巴巴的质问我：“知道为什么传唤你吗？”

我回答：“不知道”。

他用提高嗓音表示更加生气的样子：“你是不是在网上乱发东西了？！还接受了外媒的采访？”

我真的被他的语气吓到了，心跳急剧加速。可是我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什么错啊，于是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一点点，尽量不让声音颤抖，我回答：“我只是如实的把自己的传唤经历发布出来，有媒体关注我，给我打了电话，我也只是回答了自己被传唤的经历，这些也有错吗？”

他不理睬我的反问，继续大声说：“你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听得一头雾水，从戴手铐跨新年回家后，即使是春节期间，都有国保的专门车辆跟踪，他们对我的所有的行踪都一清二楚，为什么还要问我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呢？我所有的行为都等于是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的呀。

见我不说话，另外一位年长一些的语气和蔼地说：“你做的事情肯定会留下痕迹，没有事情我们也不会找你，你也不用着急回答，之后我们有很多时间慢慢聊。”

听到这里，我的心咯噔一下，我可能会被“消失”吧！想起在网上看到的709律师的遭遇，我不禁哆嗦了。审讯好像快结束了，我鼓起勇气问了一句：“许志永现在怎么样？他还好吗？”

和蔼一点的那个人走到我身边拍了下我的肩膀，回答：“我能跟你保证他现在起码是健康的。”

审讯结束后，我被要求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年轻一点的那个显然很不满意我的回答，他在签字时嘟囔着：“我都不想签这个字”。之后，我被送回办案中心临时关押的房间，房间内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冰冷的石板上，一直戴着手铐，恐惧、焦虑、担忧不断袭来，加上房间内实在太冷，实在困极了，就在冰凉的石板凳上躺一下，可是立刻就感到冰凉刺骨。一夜未眠。2月16日一早，给了我一个菜包子，我申请吃抗抑郁的药，看守人员说：“我们也做不了主，你要不是发烧感冒之类的问题，再等等吧。”

在办案中心的时间过得很煎熬，我一方面不断回想着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被安上了“煽动颠覆”的罪名，同时担心着已经跟我失去联系十几个小时的志永：听审讯的意思，他应该是被抓了吧？有没有受到暴力对待呢？疫情期间的防护有没有得到保障呢？另一方面，心里也没有完全放下还在进行中的武汉志愿者工作，方舱的防性别暴力建议写的怎么样了？几个小时前还在沟通的病患家属是不是已经等到了医院的床位……时间就这样在复杂的思绪中度过。

大概16日下午，我被带到办案中心的大厅，门外的车上下来5、6个未穿制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人，拿出一个黑头套罩在我头上，我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吓得我腿都软了、脑中一片空白，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推进了车里。

我全程戴着手铐和黑头套坐在车里，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不知道车行驶了多久，也不知道车被开到哪里。

当黑头套被取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于一间四周都是软墙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在我的周围站着4、5位年轻的穿着制服的女性看守，还有一位较为年长的正对着我，声音严厉的要求我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进行检查，并换上她们事先为我准备好的衣服和拖鞋。之后，我被要求以双手放腿上的固定姿势端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三位看守围站在我身边，戴着对讲机，她们称呼我为“目标”。她们说：“你在这里不许说话、不许乱动。”

我的眼镜被没收了，被规定不许东张西望。不敢转动头、眯缝着眼睛用余光打量着房间，居然看见房间里有一扇巴掌大小的窗户，给了我一点点惊喜，因为我可以知道是白天或是黑夜了。

我不由自主的把头向窗户那边偏了一下，突然传来：“目标！坐好看前方！谁允许你动了？！”吓了我一跳！站在我对面的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面无表情，眼睛紧紧的盯着我。我第一次看到真人也可以像机器人一样！只是当她们把我的细微的动作、表情的变化等等用她们对讲机汇报时，我才感觉她们也是活人。

晚饭后，我还是被要求呆坐着。突然门外有动静，两个人影进来了。我的心不由自主的加速跳动。兩個穿著便裝的男性進入房間，手裡拿著工作證件，我看不清證件上的名字，也沒敢去問。

个子高的说，他们是负责我案件的预审，让我称他“李警官”，还说他是2013年”新公民案”丁家喜的主审。李警官拿出一张纸念着，原来是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我正在想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几个字，他看着我，声音低沉的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高会被判死刑，我们对你将实行死刑犯的管理制度！你想想那些看守都用什么眼光看你？！”

“死刑犯”这个词，吓坏我了。我感觉呼吸困难，脑子一片空白。刚才还在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他们又说了什么，后来听见问我有什么需求。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刻意让自己平静一些，掩饰住在这个四周密闭的小屋子坐着的无助焦虑，我说：“我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一直服药，我要求尽快恢复吃药。还要求通知我父母。”

在笔录上签字时，我看到笔录上的羁押场所叫做“北京市通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待所”。唉，这个四周密闭管理森严的小屋子竟然叫“招待所”。

2月17日晚上，第二次审讯，李警官说：已经书面通知了我的父亲，但对于吃药的事情，由于我之前就诊的协和医院属于发热门诊没办法取得我的病历信息，暂时无法给我吃药。

但我6月19日回到家时才知道，2月16日我失联后，我父亲先后联系了许志永家所在的东小口派出所和我家所在的北下关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都未告知具体情况，我父亲又给市公安局打电话，市公安局接了两次电话后就不再接电话了。大概过了一天，我父亲被毫无法律手续的叫去通州区玉桥派出所，见到了北京市局和通州区的国保，他们起先什么话都没说，直接拿了篇许志永的文章让我父亲阅读，问他有何感想。我父亲很疑惑：你们抓的是我女儿，为什么给我看许志永的文章？难道不是因为女儿写了什么文章被抓的吗？

国保又拿出一张通知书让我父亲签字，签字后就把文书收走了。我父亲在情急之下根本没看清楚自己签的是什么通知书。

后来，我父母被北京市局的孙国保约谈时，才知道我涉嫌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母亲问孙国保：“我女儿到底做了什么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孙国保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回答。我母亲追问：“是不是像我们老师平时批改试卷上的主观题一样，觉得是就是，觉得不是就不是？”孙国保说：“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是依法办案。”这种“依法失踪”真的是人生至大的诡异。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这间小屋子里，我头顶上的白色刺眼的灯，24小时亮着。前一个半月，我上午下午都必须连续4小时的固定姿势坐着，吃饭上厕所时可以趁机动一动，我有时会多次要求喝水以换来变换姿势的机会。一天8小时一动不动的坐着，全身都僵硬了，好像血液都凝固了。

站在我身边的3个女机器人看守，她们看守“死刑犯”的经历，会对她们的人生有巨大益处吗？她们贴身看着我睡觉、洗澡、上厕所的时候，她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后面的两个半月，机器人看守少了一个，我被允许每坐2个小时站起来走动20分钟（在9月9日的国保约谈中，李警官还特意强调：“你站起来活动的机会都是我给你争取来的，你怎么就只说你在里面怎么受苦，我们对你好的部分呢？做人是不是得讲良心？”）。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景示意图 画于2020年9月

由于长时间以同一姿势久坐，我的小腿肌肉开始萎缩，出来后走路都不利索。每天晚上的入睡，正对着头顶明亮的灯光，本来就容易失眠和神经衰弱的我起初根本无法睡觉。我刚用手遮住眼睛，看守就厉声呵斥，有时还会粗暴的把我的胳膊扳下来。我才知道，睡觉也需要固定的姿势，必须仰卧，双手、肩膀、脖子、脸必须露在被子外面，不能有任何遮挡。睡着后的姿势变化，也会被机器人捅醒。

我渐渐知道了在“被监管场所”需要遵守的“规则”：必须服从看守人员的管理；有任何问题，必须举手报告，看守人员通过对讲机向上汇报，得到允许后才可以进行；禁止与看守人员交谈；当有人员进入时，不得随意张望；在室内移动时，必须缓步进行，并与窗户和墙壁保持一定距离；内务设施摆放整齐、上厕所洗澡时也必须由看守人员在旁监管。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就会被看守人员和管教厉声训斥，被威胁剥夺每日本来就少的活动时间。

我被完全剥夺，出现在我面前的任何人，都可以训斥、威胁、教育我，这个管教系统以“国家安全”之名自赋无限权力，最大限度地行驶绝对权力，这是一个剥夺生命力的管教系统，妄图把被监管的人变成“听话的机器”，活着就是为了不断接受审讯。

这个地方在哪里？是用来做什么的？我坐在密闭的房间里全然没有概念，但听觉和记忆力都在那个时间段出奇的好：我每天都能不定时听到飞机起飞降落的轰鸣声，每天晚上耳边也会响起军训拉练喊口号的声音；房间的门在我身后，审讯人员开门走到我对面的椅子处大概有5、6步，我从房门附近的椅子处走到右侧的卫生间大概要8步左右，走到床板处也不超过10步，而床边的窗户我一直无法靠近，窗户也被厚厚的窗帘遮挡，我不止一次的体会着人对于阳光和新鲜空气的渴望。通过对女机器人们2个小时换一次班、机动人员每半个小时进来送一纸杯的水，这些规律的掌握，我学会了如何推算此时的时间，而推算时间只是为了在一整天的固定姿势端坐时鼓励自己再撑多久就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我体会着颇为压抑的步行活动——被女机器人在身后压着我的脚步走路，三个女机器人看守时，我在短暂的活动时间里，两个机器人一前一后把夹在中间，大概隔开10小步的距离，我必须缓慢的小步走路，身后还“贴”着一个机器人，亦步亦趋的跟着，经常会因为跟得太紧踩到我的拖鞋。

我本身患有中度抑郁症和焦虑症，至少在指定监视居住的大概前5天，我的抑郁症服药是被迫中断的，我随之出现心慌、焦虑、失眠、头痛等较为痛苦的身心反应。之后，国保去我之前所就诊的协和医院调取了我的全部看诊记录，由我父母定期去医院开药，我得以继续服用抑郁症药物。每天早上，会有两个穿着白大褂自称为“医生”的人来查房，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我从前一直将“医生”与“白衣天使”划等号，但在“地狱”一样的环境里，真的还有“天使”吗？

他们每日的状况询问都是如此机械和冰冷：

“医生，我一直失眠、心慌、头痛”“那没办法，里面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改变，你如果实在睡不着觉，我们可以给你药”；

“医生，我连续三四天都在便秘”“我们可以给你药，把治疗便秘的药物增加到4粒吧”“可我吃了药肚子就会绞痛，实在太痛苦”“那没办法，要不你就三天使用一次开塞露吧”……

指定监视居住大概两个月的时候，里面的环境让我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在不断加重，审讯人员告诉我，他们专门为我的抑郁症请了“心理医生”为我看诊、重新制定抑郁症药量。某天下午，“心理医生”在另一位“医生”的陪同下进入房间，他要求站在我身边的女机器人暂时离开房间，表示这样做可以为我创造轻松一些的看诊环境。在女机器人离开的1个小时中，“心理医生”询问我的情绪状况、仔细观察房间内的环境设施、了解我之前的看诊经历和得病前的具体经历。长时间机械化的管教系统让我在遇到一些“人性化”时惊喜万分，也愿意与“心理医生”进行交流，甚至错觉般的认为自己正在协和医院的治疗室里。1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心理医生”提议将其中的情绪稳定剂变成每日两次的定量服用，不再像之前急需时才会服用（因为情绪稳定类药物长期服用容易造成记忆力损害和成瘾）。

之后的两个月，除了药物治疗，我学会了用饭后呕吐的方法排泄内心的恐惧与痛苦。每天的早饭和晚饭后，我都会举手申请去厕所呕吐，无助的蹲在马桶旁边，感受着胃里一阵阵翻江倒海，通过这样虐待式的自我折磨释放自己无处发泄的愤怒和压力。同时耳边响起看守人员向对讲机里的人汇报“她把刚吃的药也吐了，再送一次过来”、“叫医生给她吃止吐的药”，几分钟后，“医生”便会大步走进房间给我服用止吐的药物。

我频繁的饭后呕吐很困扰监视居住场所的管教，有次我吐完呆坐在椅子上，管教怒气冲冲的走进房间，训斥道：“是不是我们对你太好了，有时候中午还给你吃水果，还让你有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给你把看守人员减少为2个。结果你是怎么表现的？你不停的给我们找麻烦！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咱们就恢复以前的配置好了，一动不动的坐在椅子上一整天的感觉好吗？3个看守围着你好吗？”我在那一刻脆弱无助极了，竟有些反省自己这种自我折磨的发泄方式是否给其他人带去了麻烦，低着头认错。管教继续道：“如果你觉得在这种地方想寻死，那只能是生不如死。”

我不仅是放弃了对应有权利的诉求，甚至认同他们“将权利作为福利或奖赏施舍给我”的价值体系，我想在这里稍微舒服一些的活下去，就必须配合必须服从。我有时会因为餐食里多了块儿肉、多了些身体活动的时间、多了次洗澡的机会而觉得生理上有所满足，又会惧怕听到管教或审讯人员说“你最近表现不错，没事允许你多活动活动”、“你态度好一些可以给你争取吃肉”、“你配合一些可以给你争取洗澡”……这种扭曲的体系碾压撕裂了我的人生原则、剥夺了我“生而为人”的尊严。

与此同时，头痛、心慌、便秘、胃病、尿路感染等问题相继出现，在身心极度不好时，最多一天会吃“对应症状”的药物达到十几片之多。预审有次开玩笑似地说：“这是你自己有问题要吃药的，不是我们强迫你的啊”。

我在取保之后向海淀区公安局申请了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我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为我看诊、查房、开药的医生资质、隶属单位、用药记录等信息。取保监管的一次约谈中，主审过我的李警官说：“我们本来是有上百种理由不给你吃药的，我们担着这么大的风险给你争取来让你继续治疗抑郁症吃药的权利，结果吃坏了也赖我们，你说你有没有良心？”

我在密闭的房间里不曾得到跟女机器人们说话的机会。有一次下午我端坐在椅子上，身边站着的一位看守人员因为身体不适晕倒在地上，我下意识的想站起来去扶她，嘴里问着“你没事吧？”站在我对面的她的同伴先是向我吼道“目标！谁允许你动了？把嘴闭上坐好！”我解释道：“她晕倒了我想去扶她”“你坐好就行！不要跟我说话！”对面的女机器人训斥完我之后，才将晕在地上的同伴扶到椅子上向对讲机里求助机动人员进来替班。

把人关进封闭的看管森严的房间，连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都不允许有，满是严格的行为约束和无来由的训斥。在如此的环境下，与审讯人员对话和建立关系便成了我唯一可以开口说话、与人交流的机会。就这样，通过“你只可以跟我们说话”、“你可以在提审的时候放松的坐着或站着、活动四肢”、“我们给你带了些小零食”建立着“囚徒”对审讯人员的心理依赖，甚至把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变成恩赐和奖赏，我难以察觉的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我以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在材料中写下“民警对我耐心教导，没有对我酷刑，还给我争取吃药和身体活动的机会，我为曾经在twitter上对他们的出言不逊深感后悔……”的那一天，我在当晚的睡梦中看到了自己“死去”的躯壳。

从2月16日至4月底，除了预审出差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提讯至少2个小时，他们说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是我在网上发布许志永的“煽动性”文章，并拿着后期许志永写的几十篇文章一一打印出来，让我一篇一篇的读，读完后再进行“批判”。那种屈辱的感受一直伴随着我很久，就好像，想咬舌自尽没死成，最后剩了个舌根还要在那里“配合说话”。我被要求对于自己的“罪行”写“悔过书”，他们一再提示我要“掷地有声”，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道：“你要在悔过书里面写一下你对许志永的思想有怎样的反思和批判。你还要认识到，你帮他把文章发布在网上这种行为，给境外势力攻击中国政府递刀子，应该要怎样改正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要跟煽动颠覆的思想和境外势力划清界限？”

“悔过书”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本人的罪行指控？我表示怀疑。但在被要求反复修改“悔过书”的过程中，审讯人员和国保们实现了对一个人肉体到精神意志、从反抗的行为到反抗的意识、从独立思考的能力到独立思考的愿望的彻底控制，让我从自己的头脑中生出服从、配合、低声下气，共同达成对人格的凌辱和践踏。不管是抓我的、审我的、看管我的、还是维稳我的，他们的存在，让我永远都逃不出“被关押着”的受难者标签。“我就是太软弱太退让，我写了悔过书，我活该被羞辱”——我在取保后依然不断自我折磨自我否定；“你不是对你的违法行为认罪悔罪了吗？你不是表示要跟什么思想划清界限吗”——那些曾经限制我自由将我处于隔绝状态的人，在与我谈论“承诺”和“道德”。他们用“悔过书”在一次又一次的约谈中羞辱我，让我即使是在离开监视居住场所，依然感受着羞耻和恐惧。

在提审过程中，他们曾企图说服我去劝许志永认罪，同时问我许志永有没有什么性格弱点，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后，他们自顾自的说：“许志永现在每天都在问美国的疫情怎么样，特别担心他女儿的安危，我们可以给他这个台阶，如果他肯认罪的话，我们可以保他女儿平安。”

在24小时的视频监控和看守人员实时汇报的状态下，我的面部表情都属于国家机器，我不敢笑、不敢皱眉，有些时候突然难过的默默落泪，女机器人面无表情的递过来纸巾，当晚的审讯环节预审一定会对我的哭泣进行“慰问”和分析，我逐渐变得不敢哭。记得有一天，之前审讯过我几次的警官来到房间与我谈话，进门看到我便说：“你怎么一副呆傻的表情？是被关傻了吗？还是本身脑子就不好使？”

作为女性，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上厕所、洗澡，换衣服都要在女机器人和监控镜头前进行。隐私？羞耻感？好像都没有权利在那里谈论了。我不被允许扎头发，想着自己披头散发的凌乱样子觉得很是狼狈，到后期终于申请到了扎头发的一个黑色皮筋。我不被允许穿内衣，在面对男性审讯人员的时候总是下意识的不让衣服紧贴在身上。

主审我的李警官也偶尔会说些带有性别羞辱的话。有次他们要出差几天，来向我告知近期先不进行提审了，李警官半开玩笑的说“一想到连着几天都见不到，还挺舍不得你的”。在谈到我与许志永的关系时，他将我不断贬低和羞辱：“你听过人殉吗？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吗？对于许志永来说，你不过是他的殉葬品”，“你不想等着许志永出来之后一起好好过日子吗？你不想有自己的孩子吗？你看他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你土地肥沃呀”，“你觉得许志永是个硬气的人吗？当然了，他在床上硬不硬我就不知道了”。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当时的表情和反应了，但这些话我却记得异常清晰，他们试图通过性别羞辱让我觉得“我哪里做错了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审讯人员不断向我强化“你已经被外界遗忘”、“除了你父母没有人关心你的处境”的与世隔绝感，我在那段时间里经常会感受到“可能被挖个坑随便埋了都不会有人知道”。某个午后，李警官拿来一封我母亲写的信摊在我面前，我也认出了母亲的字迹，上面写着“你要好好配合民警同志的工作，不论你做了什么，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我的内心像针扎一样的疼，充满了让父母为我担惊受怕的愧疚感，低头不语。李警官说：“你父母现在每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你愿不愿意写封信给他们报个平安？你父母对你的担心也可能是受了什么境外势力的蛊惑，你要在信里提醒他们不要随便跟外界联系。”我的内心极度矛盾：如果我不按照要求写信，我父母会收不到我的消息吧？他们会继续担心我的健康安全为我操劳，那我写封信让他们看到我的笔迹会不会能减轻他们的焦虑？于是我依照要求写了给父母的信“爸爸妈妈，很抱歉让你们为我担心。我在这里一切都好，权利都被保障，没有受到虐待。你们不要跟外界联系，好好地等待我回家。”

我6月份取保回到家之后得知，我父母看到了我亲笔写的信，便对于我在监视居住的情况放了心，也相信了我对他们“不与外界联系”的告诫，在之后拒绝了与想要他们签授权书的律师进行沟通，只与通州和市局的国保保持沟通，对于国保同意他们为我准备衣服和书籍“千恩万谢”。

我的提讯一直持续到4月底结束，之后审讯人员找来了海淀区的郭警官作为“帮助我回归正常生活”的人员与我沟通变更强制措施之后的生活问题。

5月初突然有一天，预审李警官拿着一些纸质材料进来，带着质问的口气大声问我：“你在2月份之前提前签了律师委托书？”我心里很是疑惑，抬头问道：“我难道没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吗？我记得法律条文上写过我是可以为自己聘请律师的，律师也可以申请会见我。”李警官回答：“你现在这种情况请律师有意义吗？也不可能让你见到”接着，他把纸质材料推到我面前，指着上面的文字说道：“有人以你代理律师的身份在网络上大放厥词，说你被失踪了不知死活，要利用你来攻击中国政府，你现在需要做一次笔录为你自己正名，讲清楚你是不是在与人权律师和境外势力相勾结。本来你这几天就能出去了，你要怪就怪那些在外面给你呼吁的人。我们考虑到你出去之后又让别人利用了，就再保护你一段时间吧。”我心中很是震惊，但也是在关押将近三个月以来，第一次透过这样的方式得知外界有人在关注我、寻找我，我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忘，也有了“活着走出去，让自己有机会说话”的愿望。

在指定监视居住的环境中，我有着让自己好好活下去的方法：我学会了默想曾经看过的电影、诗歌、小说，来填补自己坐在椅子上的大片时光，那些珍贵的记忆，也让我可以将被“洗脑”的内容慢慢过滤出去，保有自己的生命力，不让自己变成他们所“规训”的机器，我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

我支撑在那里的很大动力，也来自于我知道，那段时间是我几个月或者往后几年里，能距离许志永最近的地方。我特别渴望有什么特殊功能或者心灵感应，可以与他“对话”。审讯人员把我们的合照存在计算机里拿给我看，我竭尽全力的想把照片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一遍遍的想我们相处的日常生活，让这些情节也能出现在梦境里……

6月19日上午，当国保向我宣读《取保候审决定书》的时候，我略显麻木的坐在椅子上，并没有可以重获自由的欣喜感。更多的是迷茫，不知道出去之后，只有一个人的这条路，要如何走下去。出来后的第二天便尝试梳理自己在里面的经历，竟对有些痛苦的片段失去了记忆。我们的舆论环境经常强调一个人要好坚强，不畏惧任何磨难，展露自己的软弱是不被鼓励的。更多的关注和宣传给了更宏达壮烈的主题，但心理创伤被很多人忽略或者污名化。

我在刚出来的那些天，惊恐、梦魇、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警觉性高、创伤性闪回、四肢发抖……同时，也把自己活成了“准地下工作者”，与朋友见面时会小声说话，警惕的盯着四周。同时，我的父母担心我的安危到神经过敏的程度，经常“自我审查”，担心我每一次出门，担心我说话太多，担心我身边有“告密者”，甚至担心国保对我印象很坏，我感到，我们整个家庭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

我经常梦到自己写悔过书的情境，内疚感和屈辱感不断折磨着我，我不断的自责：为何恭顺的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乱翻我的东西，给我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呢？为何顺从的要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处呢？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吗？孤立无助、力量和意志均被束缚，这种感受控制着我。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建造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做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怎样才能逃离它呢？

国保们当然知道如何加重我的恐惧感，恐惧感越大，便越能控制我。如果我选择一言不发，他们便把我的恐惧也向更多人传递着。记录下指定监视居住的具体细节和经历，是我对抗恐惧感的方式。义愤填膺很容易被时间消解，但只有事实不会改变，即便所有人都忘记了，它也有着自己的见证者，无论是暗地里的打压威胁，还是公然的颠倒黑白，都不能再隐忍和沉默。

即使说出来的代价是再次失去自由，我也不后悔自己的经历书写，因为我知道，在我鼓起勇气说出真相的那一刻，国保们努力创造的屈辱感、恐惧感便被轻易打破了。如果不能勇敢的讲，那就不能自由的行动。我们应该不回避、不嫌麻烦的讲，还要讲出细节、创伤和软弱，那些避而不谈、隐而不宣的，正是他们害怕我们去做的事情。

相关帖子：【端传媒】女性抗争者李翘楚： “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

https://twitter.com/FreeLiQiaoChu/status/1371323870502739978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human-rights-xu-zhiyong-li-qiaochu-20210315/5815610.html

据维权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消息，知名的中国法律活动人士许志永的女友李翘楚星期一（3月15日）已经被正式批准逮捕。她因为许志永呐喊而在今年2月6日被北京国保约谈后，被山东省临沂市警方带走，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拘押。

维权人士说，现年30岁的李翘楚患有抑郁症，目前被羁押在实为监管医院的临沂市人民医院东区，且不准与律师会面。

“新公民运动”的发起者许志永博士和前人权律师丁家喜因2019年12月26日在福建厦门组织了一场有关建立公民社会和中国的民主转型的讨论，而在2020年2月被逮捕，关押在山东临沂的一个看守所。预计他们很快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审。

许志永因发起“新公民运动”而在2013年被当局逮捕，关押了四年。

去年，在李翘楚公开了许志永撰写的批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处理新冠肺炎疫情不当并要求其辞职的《劝退书》后，她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了四个月。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获得英国约克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学位的李翘楚长期参与、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劳工、包括农民工的问题。她也一直在妇女权益问题上发声，包括近年爆发的反对性虐待和性骚扰的“我也是”MeToo运动。

https://twitter.com/luoshch/status/1369869083496349696

来源（英文，有全文阅读和下载）

原标题 Is Chinese Nationalism Rising? Evidence from Beijing，载于 International Security 期刊第41卷第3期，7~43页。

作者：Alastair Iain Johnston（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

注：以下内容为本人对论文的归纳和摘录，要了解详情建议阅读原文。

摘要

分析家们常声称，20世纪90年代以来“崛起的民族主义”(Rising nationalism)——特别是在中国青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是迫使中国领导层在一系列外交政策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立场的重要推动力量。“崛起的民族主义”也是“自信的中国”叙事中的一个元素，它将中国的“战狼外交”策略泛化为是“中国对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满和挑战”。但这种说法准确吗？对北京居民1998年至2015年的调查数据表明，民众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说法在经验上是不准确的。这一发现意味着，在解释中国的“战狼外交”时，可能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如精英观点、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偏好、国家安全博弈、组织利益等。

研究背景

• 在许多人（包括中国和中国以外的观察家）眼中，以及在中外媒体的话语里，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一直在上升。有些人认为，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了中国领导层日益鹰派的外交政策，包括中国对于国际现行“游戏规则”的挑战。很多美国官员由此还担忧，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时，民族主义情绪会日益高涨，而中国领导层会为了转移矛盾而利用民族主义发动战争。

• 本文中所议“民族主义的上升”，是指普通公民所表达的民族主义的强度。不关注中国领导人是否对民族主义更加敏感，或者是否刻意鼓励民族主义。

• 现存文献中有关“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论述：Vanessa Fong 的人类学研究陈述了青年中对中国现代化事业虔敬亦带有批判性的忠诚；William Callahan解读了中国“屈辱记忆”的历史演进和社会构建；Tang Wenfang 和 Benjamin Darr 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水平；Brian Rathbun 严格区分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Peter Gries 分析了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中国青年所写的信件；James Leibold 分析了部分中国青年中复兴的汉族沙文主义话语；James Reilly 和 Jessica Chen Weiss 研究了民族主义可能会怎样影响外交政策。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对“中国民族主义崛起”这种说法缺乏检验。

• 现存文献中对“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质疑：Zhu Tianbiao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是中国前政府和现政府都追求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变化；Jia Qingguo 认为所谓“失控的民族主义”并不确实，中国外交政策更多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驱动；Yu Zhiyuan 和 Zhao Dingxin 调查采访了1999年北京美国大使馆外示威活动的参与者，发现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并不是年轻人参与示威的主要动机——对于特定事件的愤怒、同龄人的压力、参与政治的兴奋感往往是更重要的原因；Allen Carlson 则直接怀疑了“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观点，认为没有严格的经验性证据；Li Liqing 则通过访谈数据分析发现，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关于国家的意识和忠诚度相当薄弱。

• 过去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研究缺乏系统数据支持，更缺乏长期数据比较。

研究方法

• 研究采取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北京地区研究”的民调数据（Beijing Area Study, BAS），包含了1998-2015年的时间序列，问卷的题目测量了民族主义的不同方面，例如本民族中心主义、仇外心理等。

• 文献中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概念不同：爱国主义指对于所在邦国的热爱、自豪和支持，但不一定指对于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忠诚。民族主义则包含“自我”（本群体）和“他者”（其他群体）的对比，常包括对其他民族、种族和国家的贬低和对现有秩序的支持。在测量“民族主义”时，一般需要包含三个要素：对本国/本民族的自豪感和珍视；对民族国家的盲目支持；以群体内标准评价其他群体。

• 问卷题目举例：1998年以来，BAS用0~100度的“感觉温度计”来衡量被调查者对不同国家（如日本和美国）的友好程度，0代表最极端的冷漠和敌意，100代表最极端的温暖和友好。2000年起，BAS要求受访者将中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放在同一个量表上就某些特征做比较。从2002年起，BAS的问卷中包含了以下问题：(1)即使我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也愿意成为中国公民；(2)总的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3)每个人都应该支持自己的政府，即使它是错误的。

• 2007年之前，BAS采取的抽样方法是随机抽取北京市区有户口的居民；2007年开始，BAS扩大了抽样范围，采用GPS抽样的方法，将农村地区也包含在内。但总体来说，2007年前后样本的特征相似。为了提高可比性，对于2007年后的样本作者只采取了其中具有城市户口的那一部分。

研究结果

“即使我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也愿意成为中国公民”（颜色越深表示越同意）

“总的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颜色越深表示越同意）

“每个人都应该支持自己的政府，即使它是错误的”（颜色越深表示越同意）

• 民族自豪感和对国家的盲目支持：如上图所示，可能是受到2008年奥运会的影响，2009年受访者的国家民族认同度飙升，此后下降到低于2008年之前的水平。2015年，对于“愿意成为中国公民”“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的多数回答不再是“非常同意”，而是“比较同意”。而“即使在错误的情况下也要支持政府”的言论，是获得认同度最低的一项。下图是不同时间点人们对于三个观点“非常同意”的比例的变化，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从2002~2015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没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 中国人与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身份差异：针对“和平”、“谦逊”、“文明”和“真诚”等特性，受访者为中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打分。本国人与他国人平均得分的差异，即是“身份差异得分”（identity difference score）。如下图所示，对身份差异的认知平均值在2009年达到顶峰，之后有所下降。如果看中值的趋势，则几乎没有差别。（译者注：有意思的是，可以发现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身份差异比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身份差异更小，前者为1~2.5，后者为2~3。）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身份差异

中国人与美国人的身份差异

• 极端观点是否变得更加普遍：数据并不支持极端主义观点有线性上升的趋势。如下图所示，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美国人之间存在极端差异的比例在2000年代有所增加，但在2007年后开始趋于平稳。（译者注：对日本人持极端观点的比例比对美国人持极端观点的比例高。）

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存在极端差异的比例

认为中国人与美国人存在极端差异的比例

• 对主要大国的友好和敌意：中国人对日本和美国的友好度从1998年开始下降，到2004年左右似乎触底，之后趋于平缓。（译者注：对于美国的友好度要比对日本的友好度高10至15个点）

对日本友好度的变化趋势

对美国友好度的变化趋势

• 民族主义和年龄：无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中国共产党都明确地试图在中国青年中推广民族主义。因此，中国国内外的分析家经常声称，民族主义的上升主要是一种青年现象，类似“愤青”的崛起。作者比较了经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代（1993年15岁或以下人士，也即出生在1978年以后的人）与老一辈的区别，发现“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一代更不可能强烈认同三个标准的民族主义声明（见下图），认为“自我”（本国）和“他者”（他国）的差异更小，对日本和美国的友好度也更高（见下表）。80后和90后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显著低于老一辈，老一辈更可能持有身份差异的极端观点；90后在“支持政府即使它是错误的”这一点上认同度比80后更低，在对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差别认知上比80后更低。

“即使我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也愿意成为中国公民”（深色代表老一辈，浅色代表年轻一代）

“总的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深色代表老一辈，浅色代表年轻一代）

“每个人都应该支持自己的政府，即使它是错误的”（深色代表老一辈，浅色代表年轻一代）

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美国人的身份差异认知

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对日本、美国的友好度

结论

• 通过分析北京1998-2015年的调查数据，作者发现中国民族主义水平并没有持续上升。事实上，大多数民族主义指标显示，自2009年前后，民族主义水平有所下降。此外，与“年轻人民族主义情绪更高”这种流行观点相反，中国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显著低于老一辈人。

• 因此，民族主义的上升可能并不是制约中国外交政策的变量。

• 首先，过去几年中国在海洋争端中的强硬外交不太可能是由不断上升的民众民族主义所驱动的。更有可能的解释包括：寻找能源、争夺捕鱼权、维护扩展海军的组织利益、领导人偏好、精英偏好、对其他国家海上行动的反应、中美国家安全博弈、以及不断增长的海军军力等。

• 其次，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民众民族主义的上升”不太可能成为中国领导人进行矛盾转移战争的刺激因素。中国的民族主义自2009年左右开始停滞或下降，即使期间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

• 最后，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分析时，必须警惕媒体和学术界的各种流行观点，即使这些观点在数字时代被不断复制和流传。采用数据和科学方法重新审视这些流行观点非常重要。

其他

• 研究使用的样本限于北京市区。北京民众不一定能代表中国其他地区民众的价值观和偏好（译者注：事实上北京属于中国北方的“自由主义飞地”，见这里），参与调查的民众也不一定能代表全部北京民众（收入水平从2010年左右就低于北京人均收入的官方数据，教育水平则显著高于北京平均值）。不过，本文作者比较了2007年（北京）BAS中三个问题的回答和2008年全国调查中类似问题的回答，发现结果相当类似。

• 本文不涉及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和其他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比较。

• 研究时间为1998~2015年。2015年后随着宣传政策的变化，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重新抬头。仅从统计上来讲，“外部敌对势力”一词的使用率在六四事件、镇压法轮功、和2000年代中期新疆西藏暴力事件激增时显著上升，显示了当政权合法性受到重大挑战时，会试图将责任转嫁到（外国）“敌对势力”身上。2011年以来，《人民日报》对“外部势力”一词的使用率没有增加，而《解放军报》对此词的使用率则激增，显示习近平领导下的针对“敌对势力”的斗争似乎更多地限于军方，或者说习更担心军队中的“外部势力”意识形态颠覆。与之相比，习近平政权的主要意识形态信息聚焦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每月使用“外部势力”一词的频率（实线为《人民日报》，虚线为《解放军报》）

《人民日报》每月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词的频率

部分参考文献和注释

• Vanessa Fong, “Filial Nationalism among Chinese Teenagers with Global Identities,”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31, No. 4 (November 2004), pp. 631–648.

• William A. Callahan, “History, Identity, and Security: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Nationalism in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38, No. 2 (2006), pp. 179–208.

• Tang Wenfang and Benjamin Darr,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7 (2012), pp. 811–826.

• Brian C. Rathbun,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s and Themselves: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Shen Mingming, ed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Views of the Other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5), pp. 9–21.

• Peter Hayes Gries, “Tears of Rage: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Belgrade Embassy Bombing,” China Journal, July 2001, pp. 25–43.

• James Leibold, “More Than a Category: Han Supremacism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2010, pp. 539–559.

• See James Reilly, 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Jessica Chen Weiss, 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Hao Yufan and Lin Su, eds., Zhongguo waijiao juece: kaifang yu duoyuande shehui yinsu fenxi [Chinese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making]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7); and Wang Jun “Wangluo minzuzhuyi yu Zhongguo waijiao” [Internet nationalism and China's diplomacy]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1).

• Zhu Tianbiao,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hina Review, Vol. 1, No. 1 (Fall 2001), pp. 1–27.

• Jia Qingguo, “Disrespect and Distrust: The External Origi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2 (February 2005), pp. 11–21.

• Yu Zhiyuan and Zhao Dingxin,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Nature of a Movement: A Study of the 1999 Anti-U.S. Beijing Student Demonstrations,” Social Forces, Vol. 84, No. 3 (March 2006), pp. 1755–1777. Yu and Zhao's analysis also underscores why using the frequency of demonstrations against foreign targets (Japanese or American symbols, property, or both) may not be a valid measure of nationalism across time. The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can vary. Even assuming, however, that a primary motive is nationalism, there is a potential selection problem: peopl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kinds of demonstrations than those with lower levels of nationalism. Counting only the actions of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ignores those who do not participate, possibly because of their lower levels of nationalism. This possibility biases estimates of levels of nationalism upward. In addition, demonstrations are often reactions to some exogenous event. Thus, overall societal levels of nationalism could be constant, or even declining, but the exogenous shock may be sufficient nonetheless to mobilize small numbers of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The frequency of demonstrations may not reflect rising nationalism as much as the changing frequency of exogenous events.

• Yu Zhiyuan and Zhao Dingxin,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Nature of a Movement: A Study of the 1999 Anti-U.S. Beijing Student Demonstrations,” Social Forces, Vol. 84, No. 3 (March 2006), pp. 1755–1777. Yu and Zhao's analysis also underscores why using the frequency of demonstrations against foreign targets (Japanese or American symbols, property, or both) may not be a valid measure of nationalism across time. The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can vary. Even assuming, however, that a primary motive is nationalism, there is a potential selection problem: peopl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kinds of demonstrations than those with lower levels of nationalism. Counting only the actions of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ignores those who do not participate, possibly because of their lower levels of nationalism. This possibility biases estimates of levels of nationalism upward. In addition, demonstrations are often reactions to some exogenous event. Thus, overall societal levels of nationalism could be constant, or even declining, but the exogenous shock may be sufficient nonetheless to mobilize small numbers of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The frequency of demonstrations may not reflect rising nationalism as much as the changing frequency of exogenous events.

• Allen Carlson, “A Flawed Perspective: The Limitations Inherent within the Stud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5, No. 1 (January 2009), p. 25.

• Li, “China's Rising Nationalism and Its Forefront.”

• The BAS is administered by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at Peking University. It began in 1995 and was modeled on the Detroit Area Study. The survey is mainly focused on attitudes toward city and loc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ver the years, however, it has included some questions about nation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consumer confidence, political reform, and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8 I have collaborated with the designers of the BAS in fielding questions about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From 1995 to 2007, the BAS sampled Beijing residents from the main urban districts, using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 procedures. Since 2007 it has used GPS sampling so as to increase the sample size and to include urban and rural registered residents of Beijing and unregistered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larger municipal area. On BAS sampling, see Hao Hongsheng, “The Sampl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the 1995 Beijing Area Study,” Peking University, 1996; and Pierre F. Landry and Shen Mingming, “Reaching Migrants in Survey Research: The Use of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to Reduce Coverage Bias in China,” Political Analysis, Vol. 13, No. 1 (Winter 2005), pp. 1–22. The BAS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are freely available from me for academic research purposes. As far as I am aware, the BAS is the only available time-series survey of ordinary Chinese people's views of a range of foreign policy issues such as military spending, foreign aid, trade preferences, amity, and nationalism. The Japa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Genron NPO, has gathered times-series data on Chinese views of Japan. Although the Genron NPO survey includes detailed and useful questions that address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ese views, the primary attitudinal question concerns favorability—a vague concept that is hard to interpret and that does not measure nationalist sentiments. For the Genron NPO studies, see http://www.genron-npo.net/en/opinion_polls/.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has also asked favorability questions across several years. Its Global Trends and Attitudes survey of Chinese opinion of Japan includes two separate years (2006 and 2016) with questions about stereotypes of the Other (in this case, Japanese people). The stereotype questions, however, do not ask about stereotypes of Self, so it is not possible to generate perceptions of difference and therefore measures of ethnocentrism. See Bruce Stokes, “Hostile Neighbors: China vs. Japan”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016), http://www.pewglobal.org/2016/09/13/hostile-neighbors-china-vs-japan/.

原文链接

作者：Dylan Levi King

原标题：China’s intellectual dark web and its most active fanatic

译者前言：此文写于2019年，是一名美国人写的中国思想界观察文章。文中整理了姨学发展的脉络，及其与西方思潮的可能联系。虽然我个人并不认同其全部观点，认为有些地方失之简单，但其内容颇有趣，值得一读。

“知识分子暗网”(intellectual dark web)这个词由数学家、泰尔资本(Thiel Capital)的经理、专栏作家 Eric Weinstein 在2018年初创造，用来诙谐地表示学术界和媒体中的一个“反动者”组成的网络。这些“反动者”以“言论自由”的旗号拒绝身份政治。这群人包括仇视伊斯兰教的博主、神经科学家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前Breitbart新闻网编辑本·夏皮罗（Ben Shapiro），失败的自由主义喜剧演员戴夫·鲁宾（Dave Rubin），以及荣格主义信徒、“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等人。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巴里·韦斯（Bari Weiss）在2018年5月撰文《知识分子暗网的反动者》（Meet the Renegades of the Intellectual Dark Web），对这个词带来了主流的关注。除了上述名字，她还在文中提到了如 UFC 评论员乔·罗根（Joe Rogan）和娱乐界大佬Kayne的密友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但正如韦斯所暗示，尽管知识暗网的代表人物是“触犯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但在温和的表面下，却潜藏着一些更加刺激的东西：白人至上主义、种族科学、颅相学（注：指声称人的心理与特质能够根据头颅形状确定的假说）、QAnon阴谋论……像男权主义大师 Sargon of Akkad、加拿大阴谋论和种族主义者 Stefan Molyneux、鸽子权益保护者兼新纳粹主义者“黑鸽子”（Black Pigeon Speaks）这样的极端人物，都在知识分子暗网更深的阴影中等待着，等待着将那些起初冲着戴夫·鲁宾或乔丹·彼得森等较为温和的“反动”观点而来的人，纳入囊中。

在中国，这种知识分子暗网已经被网民所接受，同时也有很多本土人物的人气可以与乔丹·彼得森或山姆·哈里斯媲美。就像他们在4chan上的同志一样，中国网民也在寻找更刺激的东西，而这往往会把他们引向一个叫刘仲敬的知识分子。刘在2000年代初就已经在豆瓣和知乎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出名。就像 Sargon of Akkad 和“黑鸽子”一样，刘仲敬为自己的思想披上了一层学术的、科学的面纱，而面纱底下的思想比主流社会的任何思想都要极端。

刘仲敬，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暗网的前辈，也是目前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中坚力量。

作为一篇关于刘仲敬的文章，首先要论证他为什么值得认真对待。如果我的读者听说过他，很可能已经直接把他视为一个反自由主义的怪人；而如果读者对“阿姨”（刘的追随者称之为阿姨）不熟悉，那么解释他的重要性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而要把他的思想以一种可理解的、简明扼要的方式阐述出来，也许更难。

目前，知识分子暗网已经得到了《纽约时报》谄媚的介绍，4chan也因为改变了2016年美国大选的进程而被《华盛顿邮报》撰文宣传——在西方世界，已经有很多例子显示了网络反动者对于现实政治的重要性。但要衡量中国知识分子暗网对中外政治的影响，可能还比较困难。

不过，中国知识分子暗网的“反动者”与西方的同类颇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右狗”对“白左”的斗争，与4chan的/pol/板块、新纳粹反犹主义媒体《风暴日报》The Daily Stormer、或Reddit黑暗角落里的网络斗争很相似：反犹太主义的黑料、对伊斯兰化的恐惧、对自由民主的怀疑……这不是巧合，因为很多“右狗”已经跳过长城，追随西方的法西斯旗帜——即使他们还没能肉翻。

刘仲敬的生平很难考证，他也从未讨论过自己的早年生活。有关刘的生平记录，大多数都从他1974年的出生日期和1996年从华西大学毕业开始，然后快进到他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工作，直到他提前退休。2009年，刘完成了R.A. Boulay所著《飞蛇与龙》一书的翻译。 该书十分严肃地阐释了外星种族Anunnaki是如何造访古代苏美尔文明的。随后，他开始在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师从刘耀春；然后又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撰写《民国纪事本末》，此书201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刘仲敬后来出版的著作，包括大卫·休谟以托利党修正主义视角所著的《英国史》，以及《安·兰德传》，其作品评价不一。他的翻译水平屡屡被批评，最著名的是梅祖蓉为《澎湃新闻》撰写的《谈刘仲敬译大卫·休谟<英国史> ——荒唐错漏何其多》。

除了学术著作和翻译，刘仲敬还在网上分享他的思想，在豆瓣上以《数卷残篇》发布。他很快就因其毒辣的反左派和反进步主义的长文获得了不少追随者，比如这篇从作品中剪辑出来并被多次转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成功地把牛津救济会抹黑为左派阴谋，赞扬了蒂洛·萨拉钦（Thilo Sarrazin）的《德国自废武功》一书（该书讲述了穆斯林移民对德国的危害）；他认为麦卡锡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想法，但却为美国社会的崩溃埋下了种子，因为它把左派都赶进了学术界。

刘仲敬2007年到2014年之间的帖子被收集起来并在网上流传，这是他的追随者对可能面临的审查所作的防范措施。正是在这些帖子中，刘仲敬首次阐述了他更极端的世界观：

如果说有谁在乎（人权）的话，那就是沿海地带和比较上层那些资本家之类的人，包括红色资本家那些人，他们还希望通过跟西方的联系继续发财，所以比较在乎这些。如果是内地那些官员的话，他们宁可把这些万恶的买办分子统统杀掉，然后关起门来，自己搞伊斯兰国，那样要省事多了。外界肯定会骂的，但是谁会愿意到伊斯兰国的核心地区去出钱来统治呢，那肯定是赔钱亏本的事情。

这些帖子很快就被认同其内容的网络社区所吸收。“反动言论”观察家方可成认为，“白左”一词，部分就是从豆瓣的姨粉讨论区“远古邪恶”开始流行的。

刘仲敬还就欧洲难民危机等当代问题发表了看法。他的言论出现在由粉丝运营的微博账号“冬川豆”上。他很早就抓住了中国网络仇视伊斯兰教的浪潮，并一直关注 "伊斯兰教的渗透和征服"（《东亚的三条通道》）。

2014年前后，借着他的学术著作和网络名气，刘仲敬出现在更多的主流媒体上，包括接受《澎湃》吴琼吹捧式的专访，以及受邀为“共识网”投稿（原文注：“共识网”是一个已经失败的尝试，旨在征求各路知识分子的意见，包括亲市场的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新左派思想家和毛派，2016年10月被中共审查机构勒令下线）。在这些主流媒体上，刘仲敬只是暗示了他在网上所宣传的思想。

一个经历过列宁主义的社会是不可能统一的。这就像想把鱼汤变回鱼一样。宪政的条件归根结底是华盛顿的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大地主，大资本家……这就好比马克思在千年帝国之后，在莱茵河上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事实上，要实行宪政，就必须撕开所有维系中国的东西。为了实行宪政，必须彻底驳倒列宁主义……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中国人可能从奴隶制中逃脱，却发现自己在沙漠中流浪。

刘仲敬在给《共识》写文章时暗示的、在豆瓣上的帖子中明确表述的，就是中国即将崩溃，将被几十个小国家所取代；这些小国家将围绕着语言、民族和地理组织起来。

刘仲敬的哲学——姨学——大量借鉴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ald Spengler; 1880-1936)和其他德国内战期间保守派思想家的作品。理解刘仲敬的关键是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斯宾格勒提出了八种“高等文明”，从巴比伦开始，到西欧和美国结束。前面的七个“高等文明”都走向了衰落；斯宾格勒认为，当时饱受战争、流行病和贫困困扰的西方也在走向衰落。

所有的文明都会进入一个阶段，持续几个世纪，这期间人口大量减少，整个文化人的金字塔消失。它从顶峰开始坍塌，首先是世界级城市，然后是省级城市，最后是土地本身。土地上最好的血液不断地涌入城镇，只是为了支撑一段时间。最后，只剩下原始的血液还活着，但却被剥夺了最强大和最有希望的元素。这种残余就是费拉(fellaheen)。

对刘仲敬来说，中国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民族的残余，被费拉所占据——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是فلاحين，与中文的农民或英文的 peasant 很接近，但斯宾格勒用它来指代一个被剥夺了民族命运的堕落阶级。费拉是“史后之人”，被刘仲敬以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为标界区分。

刘仲敬很喜欢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的一句话：“我深信，在周朝之初于中原黄河地区兴起的中国各民族......其内在形式更接近于西方的民族，而不是古典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不管刘仲敬的解读是否正确，他认为这证明了秦国统一战国的征服战争导致了“文化民族”——即斯宾格勒原文所说的Kulturnation——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脱离了文化根源的费拉民族。

对于生活在费拉民族帝国下的人们来说，唯一有希望的未来是一个被他称为“民族发明”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炮制一个地方性的文化（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种子，而文明是从中生长出来的植物）。这个过程涉及到对汉文化的去“支”化和排斥（即脱支，“逃避支那”，借用了日本对中国的贬义词语）。而刘仲敬预言的大洪水使建立新的部落式民族国家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

当然，以上的归纳是极端简化，把刘仲敬集法西斯史学、基督教千禧年主义（译者注：即末世论）、阴谋论和极端反左主义的思想灌木丛修剪成一个整齐的条状。

在反进步主义的“长江杂谈”网上发表过一篇对刘仲敬的批判，名为《刘仲敬：披着国王衣服的无用碎屑》。其中，匿名作者试图这样总结姨学：

刘仲敬认为，中国人从秦政权开始，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费拉的民族。一个费拉帝国只有人口，没有具有民族特征的人。因此，没有汉族，因为所谓的汉族是费拉。费拉不是一个民族身份，所以他们只是在帝国官僚体制下劳动的奴隶。此外，他还支持“中国分为多个民族国家”的观点，所以四川有个巴蜀利亚，湖北有个荆楚利亚，广东有个坎通尼亚……很可笑吧？这是一种你可能在精神病院听到的狂言。

这位匿名作者是诸多认同刘的反进步主义、但又觉得“中国解体论”走得太远的人之一。

但刘仲敬关于去支那化、民族发明和崩溃即将到来的理论，虽然不一定特别新颖，但也有其信徒。继刘仲敬自己发明了巴蜀利亚国之后，他的追随者们也开始发明自己的国家。

Jacob Pius 在推特上的用户名是 @Yuyencian。他最近发布了一张“远东民族独立运动地图”。该地图包括刘仲敬“民族发明”的巴蜀利亚以及其他政体，包括夜郎国、赣尼士兰、吴国、齐州利亚、客家民族，还包括东突厥斯坦和西藏。对于刘仲敬和他的追随者来说，这些以民族和语言为核心组织的国家都是亚洲的独立运动——也即争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独立——的一部分。

地图的划分显然借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边界，而国家名称则是指千年前的地区名称。刘仲敬的巴蜀利亚至少在名称上是试图恢复“巴”和“蜀”，这两个小国都位于现在的四川省，都被秦国征服。幽燕西亚则涵盖了现在河北、北京和天津所在的土地，也是指两个已经消失的辖区，都是九州的一部分。吴国是从“吴国”借来的，其英文名则试图重现该地区语言使用者对吴国第一个字的发音方式。

这些运动很难被认真对待——例如，幽燕西亚的网站描述其国家拥有一种“独特的民族语言”，称为“燕语”（Yenpolish），还有一种民族宗教，罗马天主教。

不过，幽燕西亚独立的领导人 Jacob Pius 对他认为的中国和西方自由主义的未来深信不疑。

刘仲敬在他的推特上赞扬了地区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时也支持更合情理的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运动，如香港和台湾的运动（他成为了蔡英文的粉丝）。基于他对地区历史的理解，他对其他地区（如新疆和西藏）的分离主义运动看法更为复杂：

對新疆而言當然是壹場災難。從歷史上來看，新疆自古以來跟中亞和西亞的關繫比跟東亞的關繫要密切得多。我們從最早的歷史——就是週朝和漢朝看起，當時的種族結構跟現在不同。現在是甘肅省河西走廊的那壹塊，當時主要是伊朗繫的居民在居住，他們的語言、文化和膚色都比較接近於伊朗人，也就是說比較接近於金發碧眼的那種類型。像唐代所謂的昭武九姓，安祿山那種昭武九姓，就是東伊朗繫的代表。他們的昭武城，照主流考古學家的意見，昭武這個地名就出自甘肅，也就是說，甘肅這個地方主要是金發碧眼、像我們現在看到的樓蘭女屍那樣的人種所居住的，他們併不是蒙古人種。

抛开种族理论和似是而非的历史理论，刘仲敬认为，新疆和西藏都是被占领的领土，只有通过军事力量才能继续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他的区域民族主义运动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这两个地区本身对他无关紧要：这些地方应该也将会走自己的路——西藏很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新疆则被打散成各种与中亚和近东大国关系密切的民族飞地。

Jacob Pius 与刘仲敬一样，相信即将到来的崩溃，并反感左翼政治。他通过电子邮件解释说，他认为西方的右翼政治是为了维护一种文明不至于衰落，而“左翼是反宗教的，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主张用暴力推翻旧政权，代之以强大的国家、计划经济和个人自由……比如同性恋。” 跟随刘仲敬的“脱支者”中，有不少人皈依或热衷于基督教。据报道，近年来，刘仲敬继热衷于参加教会活动之后，又皈依了基督教，并可能参与了“呼喊派”，不过他对具体细节一直讳莫如深。Jacob Pius 称自己是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在“民族发明”幽燕西亚之前，Jacob Pius 希望离开中国大陆，移民西方，过上“有规律的信仰生活”，或许还能参与“你可能会称之为右翼的政治运动，比如法国的君主主义”。

对于那些被刘仲敬喂了“红色药丸”的人来说，“脱支”和有时显得开玩笑般的“民族发明”工程都是有希望的。不过有更多的人迷恋刘仲敬的思想，甚至在吃了“黑色药丸”的“姨黑”当中——他们认为，中国文明不会长久，西方文明则会被进步主义政治所毁灭。（作者注：在《黑客帝国》中，吃了“红色药丸”的人看清了现实的真相，而选择“蓝色药丸”的人仍然处于幸福的无知之中。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更极端的“黑色药丸”，是那些想超越红/蓝二元对立的网络发帖人的发明，为那些选择极端虚无主义和绝望的人准备。)

2018年底时，刘仲敬似乎已经迁居美国。现在他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以及流量较小的 Youtube 和 Medium 账号上向数万名粉丝发布他的预测和思考。

如果刘仲敬如传闻移居美国，那是明智之举，至少在法律上是这样：刘仲敬所从事的相当于分裂主义运动。撇开更著名的针对独立运动活动家的强硬打击不谈，一些较小的地区性分裂尝试，在中国都是惨淡收场。例如石金鑫和他的大中华佛国，1983年密谋失败，新“王朝”总理李丕瑞被判处死刑；李成福和他的万顺天国，这一密谋涉及解放军内部的分裂主义者和在北京发动起义的计划。

刘仲敬的一些追随者也已经出国。

李硕，有传言称他在宣布满洲独立后被当局骚扰。他比刘仲敬早几年移民到美国。尽管早前有传言称他在打扫星巴克的卫生间，但他似乎还算适应美国的生活。他的推特称“我创造了#白左”这个词。他的发帖有时赞美赵本山和希特勒，有时则展示他的枪支收藏照片。

对刘仲敬来说，把自己的理想带到西方去，似乎一直是他的终极目标。

他把自己看作是现代的安·兰德，一个在美国受到热烈欢迎的意识形态难民。2014年刘仲敬在接受《澎湃》采访时，他明确地表述了自己与兰德的联系：

她到美国以后，一天到晚鼓吹美国价值观——这样一个从文明边缘跑到中心区域的人，爱西方文明胜过西方人自己，就好像蛮族到罗马一样，他对罗马的伟大要比罗马人有更深刻的认识，于是拼命维护这文明，因为这文明代表了他自己的理想，是他长期渴望而得不到的东西，他绝不容许其它野蛮势力毁掉它们――我很能体会她那种心绪。

刘仲敬在美国的长期前景尚不明朗。北大飞，一个喜欢揭穿假新闻的新左派人士，当被问及刘仲敬是否可能是一个新的安·兰德时，好像听到了一个笑话。他的观点是，像刘仲敬这样的“反动”派，对西方的兴趣不如对国内的事件感兴趣，这与张晨晨写的关于中国社交媒体右翼民粹主义话语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相呼应：即使是看似符合西方右翼民粹主义传统的术语（如“白左”），也更多的是在中国身份上做文章。

刘仲敬尽管上了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但大多还是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这使得他和他的安·兰德式目标有了翻译的障碍。他在推特上的主要活动为转发民族身份活动家的推文（如给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推文，“大蜀民國祝賀滿洲國人民在反恐復國的鬥爭中日益強大⋯⋯”）。

无论刘仲敬在拉拢美国野蛮人方面是否有进展，他的思想和术语在中文互联网上依然存在，而且威力巨大。他大部分时间都能躲开网络审查制度的雷达，他的豆瓣文章合集仍然在平台上流传（如通过“冬川豆”微博账号),知乎留言板和专栏博客上也依然有对于他的哲学的热烈讨论。既然中国的巨魔农场能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发帖，不难想象这位知识分子暗网中的巨魔之王，其术语和言论也能被轻易武器化。

来源：https://mobile.twitter.com/SpeechFreedomCN/status/1369137284679790592

关于“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推特号，请看VOA报道：《记录当代中国文字狱，为“墙国”不再有因言获罪那一天》

最近，该账号的推主险遭钓鱼。

有人冒充自由亚洲电台的某记者联系我说想要采访我，估计是想套取我的联系方式，不知道是官方的人还是网上的社工，但肯定是不怀好意的。由于他的资料过于可疑，我立即联系了他自称的那个记者（图2）核实，对方也说了这不是他。

我没有给他我的联系方式，而是向他索要他的联系方式（想反查一下到底是谁），截止现在接近24小时，他都没有回复。但是在我发推曝光他之后，他立刻就把我屏蔽了，说明他推特还是一直在线的。这一点不知道如何解读，但总之很诡异。我不想曝光他的账号，但可以说他的账号看起来就是典型的水军账号。

评论区的部分内容：

请大家务必注意安全，尤其是肉身在墙内的各位！除非已经完全做好实名出道的准备，否则请千万保护好自己的关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出生年月、所在地、电话号码、常用邮箱、关键履历等），即使是有“权威媒体”的人联系、即使是确定对方身份，也不能随便透露信息（我们也不能肯定VOA RFA就没有飞碟，或者记者的电脑不会被黑）。此外，专业记者有其素养，必须保护受访者，不会逼迫其透露可能威胁其安全的信息。

STAY SAFE. LIVE LONG AND PROSPER.

Just kidding.这是https://thispersondoesnotexist.com/上生成的，基于StyleGAN。

这个网站（https://www.whichfaceisreal.com/），考你能否辨认出哪个是真人，哪个是AI。

知乎上（墙内链接）介绍过分辨真假脸的方法（原文（英文）在此）

• AI照片有时会产生一些闪亮的斑点（这点经实测，出现概率很小）

• AI可能生成混乱或完全不合理的背景（确实如此，最明显的特征）

• AI很难生成逼真的眼镜（实测觉得眼镜还是很逼真的，如下图的AI人脸）

• AI可能出现其他不对称（然而人脸本来就是不对称的）

• AI生成的头发可能不连贯、太直、有条纹（估计理发师看得出来）

• AI生成的牙齿通常很奇怪或不对称，乍一看好像戴了牙套（确实，例子如下）

简单地辨别网上的照片是否为真人的方法：多要几张照片（如果要得到的话），因为目前StyleGAN算法不能生成同一个人的多张头像。

经测试，根据背景大法，可以辨认出https://www.whichfaceisreal.com/上90%的假照片；根据牙齿和头发可以辨别出5%。其他方面，至少我看不出AI照片和真人照片有什么显著不同。

补充一个八卦：法轮功曾经用AI生成人脸，创建了大量社交媒体水军账号，为川普竞选提供舆论支持。2019年封了一大批。

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191223/facebook-ai-generated-profiles/zh-hant/

原文（环球网链接警告）：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254jnalkg2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王强

加速主义，原本是一种激进的政治与社会理论，核心观点是主张通过加速与技术相关的某种社会进程以实现巨大社会变革。这个充满学术气息的理论见解，正在被一批境外反华势力重新包装，他们盗用“加速主义”原初概念，鼓吹**“如果体制问题已无可救药，那么比起反对它或者修补它的漏洞，加速它的进程才是加速其灭亡的选择”**。这些势力还以此为招牌，试图通过线上和线下不同方式的大肆活动，以打击政府公信力为目标，制造社会分裂，加剧社会矛盾，这就为我们揭露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其实，这个所谓的“加速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本质上还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那一套。“在裂缝中培养自由主义的种子”，这是肯尼迪当年对苏联实施的套路，而这恰恰就是今天意识形态领域所谓“加速主义”的理论来源。比如，我们知道社交媒体中的网络审查制度，是各国加强舆论管理的通行做法，但奉行“加速”策略的境外势力会极力通过寻找审核机制运行漏洞，使其产生误判并错误封禁合理言论，导致网民对舆论环境无所适从，制造政治和社会裂隙。再比如，这些“加速”分子还会利用我们难以触及境外社交媒体的现状，散播有关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谣言，试图混淆视听，损害我国际形象，达到孤立、迟滞我发展的目的。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境外反华势力操纵媒体对我国的言论攻击比以往更强烈，意识形态色彩更浓重，他们故意忽略中国对国际疫情防控与治理的贡献，对我进行各种污名化操作，个别西方国家政府官员亲自上阵、炮制话题，公开诋毁中国经济、攻击中国体制；一些有海外背景的微博用户扮演成国内普通民众，在网络中浑水摸鱼、散发真假参半的信息，制造思想领域的混乱；国内一些网络“公知”紧随西方媒体论调，对国内政治体制、救治模式、前线科研人员的药物研发工作进行指责和攻击，甚至利用黑客手段刺探研发疫苗的科学家的隐私、发动人身攻击，在国际社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加速主义”矛头不仅仅针对特定国家，在西方国家内部也已经出现肆虐苗头。一些西方国家的白人极端主义团体认为西方政府和社会已经高度衰落，濒临崩溃，而崩溃的根源则是移民或多元文化，于是他们开始寻求通过针对政党、少数群体和那些被他们视为“白种叛徒”者的暴力行为，来加快当前体制的瓦解。这种针对无辜群体的暴力行径，甚至连西方媒体也看不下去了，为其打上了“白人至上恐怖主义的最激进面孔”标签。很明显，从本质上说，反华势力所谓“加速主义”策略，依然是这副偏激面孔的一个侧面，说到底也是今天国际社会中个别国家奉行“孤立主义”，高唱“优先论调”的思想源头，是“冷战”思维的借尸还魂，不但与开放合作的世界大势格格不入，也与平等共享的互联网精神背道而驰。

境外敌对势力从最初洋洋得意占据舆论制高点，到处指手画脚，转而大搞“加速”小动作，不断撒谎骗人，无非是原来那套利用信息优势，大搞单向信息输出的招法已然失灵，不得不尝试一种间接路线而已。很明显，炮制出这套“加速”玩意儿，只能说明境外敌对势力已经黔驴技穷，他们通过钻互联网技术和管理漏洞，制造社会对立情绪的图谋也注定要失败。当然，如果我们不加重视放任自流，这种下三滥手段同样也会造成政府公信力丧失、主流意识形态遭遇认同危机、公民文化自信力弱化、国家凝聚力下降等问题。因此必须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稳妥应对。

俄罗斯有句谚语“没有缝隙的岩石流不出水”，其实已经非常直白地告诉了我们对于所谓“加速主义”策略的应对之道。任何再具有挑衅性的外部攻击，如果没有内部的吸收、发酵和策应也是很难得逞的。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另一家园。面对“加速主义”和平演变的挑战和影响，必须把加强舆论主阵地建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导权。**必须推进网络治理、网络舆论引导等工作，着力营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和谐网络环境。**必须不断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切实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不断完善网络发展基础要素，消除网络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隐患。除此之外，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创新舆论斗争积极防御理念，前移战略指导重心，不能跟着“加速”节奏被动应对、消极防御。在观念上，把舆论宣传的理念从精英、少数转到大众、多数上，努力把看台变成跑道，把看台上的观众变成自己的运动员和赛车手。适当改进互联网技术管制办法，鼓励那些有思想、有文化、懂外语的年轻人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发声，使他们成为国内和国际舆论战中的生力军。（作者是国防大学研究员王强）

槽点太多，无力吐槽……

原标题：【中国数字时代】天下说法 | 为何刑讯逼供又死灰复燃了

原文链接：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63220.html

作者：吴老丝

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一批冤假错案的平反中，都看到了刑讯逼供的身影，无辜之人违心认罪几乎都是拜刑讯逼供所赐。从“两个证据规定”到新刑事诉讼法，中国逐步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采取强制措施后及时送看守所、同步录音录像、侦查监督等等一系列制度，都为遏制刑讯逼供作出了努力，曾经非常普遍的刑讯逼供在中国刑事诉讼中逐渐减少。

但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滥用，刑讯逼供死灰复燃，甚至绝大多数涉黑恶案件中都出现了刑讯逼供，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却很难启动，启动了也很难排除。我就以近年来在湖南代理的一些重大涉黑案件为例，实证地研究这个问题。以下素材，皆来自真实案例当事人的陈述，也经过交叉验证，相关情况也已经向当地政法部门进行了汇报：

一、湖南湘潭侦办的朱某建涉黑案

2018年5月20日，湘潭市公安局在未出示刑拘手续的情况下，对长沙望城区的房地产商朱某建进行抓捕，并以寻衅滋事罪对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长达五个多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朱某建的辩护律师无法会见。2018年11月15日，湖南省公安厅才以该案涉黑为由，指定湘潭市公安机关管辖。

朱某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到极为严重的刑讯逼供。据朱某建本人陈述，他被关押在鑫洁商务宾馆311房间和8216房间，关押期间，遭受过疲劳审讯、羞辱、打耳光，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罚站、罚跪，“背宝剑”、被办案人员吊起来打，灌盐水、辣椒水，甚至逼迫吃屎……尤其是2018年8月13日至9月9日，朱某建遭受了近一个月的残酷的刑讯逼供。期间虽然没有笔录，但一直都在讯问，并对朱某建有持续的刑讯逼供，在获得其认罪供述后，从9月11日开始做笔录。

朱某建被羁押在湘潭县看守所期间，于2018年11月26日早上8点左右被带离看守所，中午一点左右到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B16监区。根据朱某建本人陈述，2018年12月11日上午，朱某建被带到邵阳女子看守所15监区一个中间没有栏杆的提审室提审，省纪委925专案组的杨某、羊某辉、周某潼和一名姓吴的主任对朱某建进行刑讯逼供。吴主任上来就用皮鞋踹朱某建一脚，口中骂道：“你这个畜生，你不老实搞死你”。杨某、羊某辉、周某潼三人一起上来把朱某建压在地上，用脚踩着朱某建的头。周某潼用手肘打到朱某建的腰上，痛得其一周都不能直着走路。没饭吃，没觉睡。没办法，朱某建就按办案人员的要求，编了行贿330万。过了两天，办案人员说330万少了，受贿人谢某已经全部交代了，有1000多万。朱某建说没有，他们又动手了。手铐铐在手上，周某潼把手铐一提，把朱某建手上的伤提烂了，鲜血直流，然后周某潼就要朱某建蹲在地上三个小时，朱某建蹲了一个小时一身疼就蹲不下去了。为了活命，朱某建就在原来330万的基础上面每次加了10万、20万、30万不等，一起加了220万。之后，每次监察委的调查人员来讯问朱某建，他都是按照这个口供说。

朱某建对所指控的罪名不认罪，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庭前会议和庭审中均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但没有获得检察院和法院的采纳。尽管庭审中控辩争议很大，朱某建最终还是被顶格判25年，二审不开庭维持。该案事实和证据存在重大问题，属于被拔高凑数的涉黑案件，朱某建本人已经委托辩护人提出申诉。

二、株洲公安机关侦办的杨某军等涉黑案

株洲市渌口区法院审理的杨某军涉黑案中，本人代理了被告人伍某的辩护。被告人伍某因涉嫌强迫交易罪，于2019年4月5日被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5月17日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2019年6月13日被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寻衅滋事罪，经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9年7月19日被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在会见过程中了解到，伍某的第一份讯问笔录，是其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打耳光、辱骂和恐吓之后作出，在经过办案人员修改以后，报领导同意，才让她逐字逐句背诵，形成2019年5月31日的讯问笔录。该份笔录名义上是由醴陵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两位讯问人员进行，但株洲市公安局两位讯问人员在场协助。笔录中有“你之前在公安机关交代的情况是否属实”，但此前并无笔录。其中提到的“目的是造声势，给租户造成压力”，“重新签合同多收租金”，“就是为了获利”，“我觉得这是违法的，是不公平的，是一种典型的强迫行为”等内容，均不是伍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符合事实，而是按照办案人员事先要求配合陈述。第二份讯问笔录，是2019年6月14日，由第一次在场的两位株洲市公安局办案人员进行讯问，内容跟前一次完全一样，也是让伍某背笔录。因此，该份笔录文字表述与5月31日笔录的雷同之处高达99.9%，完全是复制粘贴。由于雷同度太高，株洲市公安局这两位办案人员又于2019年7月25日给伍某制作了第三份讯问笔录，经比对，雷同度依然高达约90%。辩护人认为，这属于重复性供述。在庭审过程中，伍某详细叙述了自己遭受刑讯逼供的时间、地点、办案人员、刑讯方法、具体证人等线索，在庭审笔录上有完整记载。

在2020年6月29日下午的法庭调查讯问被告人阶段，面对公诉人的讯问，詹某龙的回答与之前在侦查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有重大差别。詹某龙声称：“在公安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所做的供述基本不属实。”面对公诉人与辩护人的讯问和发问，詹某龙回答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所做的笔录基本不属实，在监视居住期间，我见到他们办案的情况都不正常。”“每天晚上十二点睡觉，白天早上六点起床。提审我的时间基本都在晚上十二点之后。”“当时是公安在做口供的时候，多次提示我，打印了一张十多页纸的笔录，让我天天拿着这个东西背，我没办法。”“笔录上所做的内容基本上不是我真实的陈述。”“侦查人员基本是十二点之后对我进行讯问，一般时间从十二点到第二天早上五点，晚上讯问过程中基本没有给我休息时间。白天基地不准我们休息，睡觉。”“晚上对我进行讯问，签的都是第二天的时间。”“在监视居住的后期讯问的时候他们有录音录像，录音录像中的供述也不是我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开始在刑侦大队对我刑讯逼供了一个下午，在刑侦大队的休息室，一个姓王的王队长，芦淞刑侦大队的陈某副大队长，一个实习生戴眼镜的，对我进行刑讯逼供。”以上陈述，是被告人詹某龙在法庭讯问阶段所作，有庭审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合议庭也已经充分听取。

詹某龙在庭上明确指出，在2019年4月4日-2019年5月9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供述，是在一个公安机关的专门的办案场所，遭受了办案人员的非法拘禁、殴打、刑讯逼供、疲劳审讯，晚上审讯白天不给睡觉，拿着办案人员事先准备好的笔录背诵口供，在指供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其本人也声称其供述基本不是自愿的供述，基本不属实。辩护人注意到詹某龙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的遭遇，其情况与我的委托人伍某如出一辙：都是在公安机关专门的办案地点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都是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背诵事先准备好的笔录；都遭受过侦查人员的殴打，刑讯逼供：都反映有疲劳审讯的情况；都是由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刑侦大队负责侦查讯问，而指定到醴陵市公安局，又由渌口区派出所执行，羁押在专门的办案场所。

该案虽然启动了排非程序，但最终没有排非，合议庭还违法剥夺了同案被告人律师的申请排非权，该案多处程序违法非常明显，但这样的案件还获得了省高院评比的十大优秀涉黑案。

三、株洲醴陵侦办的许某民、吴某明涉黑案

2019年6月3日，吴某明被株洲市监察委员会留置。2019年10月7日，株洲市公安局指定由醴陵市公安局管辖2019年12月2日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醴陵市公安局指定监视居住，2020年6月2日被刑事拘留，2020年7月9日批准逮捕，羁押于茶陵县看守所，2020年10月11日转到株洲市看守所。2020年10月9日移送醴陵市检察院审查起诉，11月24日起诉。在留置和指居期间，有如下非法取证：

吴某明在与律师会见的过程中，叙述遭受刑讯逼供的经过。2019年12月3日吴某明被醴陵市公安局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至2020年6月2日的六个月时间内，吴某明日日夜夜带着手铐，不管吃饭，洗脸，大小便，写材料手都不给解开戒具，包括晚上睡觉，唯独只有上级检查才会解铐，待检查完后继续戴铐。这违背了《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和刑诉法的相关规定。

2020年4月5月期间，在醴陵市防腐教育基地（滴水井）的13号房间，审讯时，公安主审干警张队长（绰号滑哥）、朱某、 高某伟、郑某阳四个人为一组，由于吴某明交代的涉嫌犯罪行为事实情况满足不了专案组指挥部的要求，致使张队长四人挨批评之后，张队用拖鞋抽打吴某明头部、脸部多次，还骂吴某明使他挨领导批评，如不积极配合将会长期打他。然后，张队长安排其同事将吴某明涉及的每件事都按指挥部意见整理讯问材料，之后再打印让吴某明背熟牢记，再集中做讯问笔录。吴某明在提交给检察机关的《控告信》中说，笔录材料的所有行为事实均不是吴某明本人的真实供述，而且还要吴某明按照讯问笔录书写自述材料，逼其签字，按手印。指定监居期间，吴某明能经常听到隔壁审讯室其同案邹某马、蒋某明、贺某宏等人被刑讯逼供，打的哭喊求饶声振响，全室内都能听到。此后，吴某明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继续做了一些认罪供述，这属于重复性供述。

吴某明还告诉辩护律师，监视居住期间有纪监委王委员，公安王某胜支队长，贺大队长多次诱他交待问题，说是根据他和女儿吴某的态度，已经报省纪委批准，吴某能够随时释放，并还让他和吴某互通书信，看视频，诱哄他们交待问题。2020年5月30日左右，市纪委八室副主任曾某特地到13号房间提审吴某明，扬言要他再想好许某民是如何利益输送芦淞区干部，取得环洲城项目的事实行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许某民站着进来，躺着出监狱（意思要判无期）”，还强调讲这是为他好，免得担心许某民今后报复。此外，纪监委和公安等办案单位还诱骗其认罪认罚，承诺其女儿吴某可以回家，儿子吴某玮不追究刑事责任可以回国。2020年9月27日，吴某明发现办案单位给自己列了14个罪，女儿吴某4个罪，儿子吴某玮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才知道上当受骗。吴某明于2020年10月18日起写了一些控告材料和案件情况，想跟检察机关反映，都被专案组干警收缴了。

该案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律师及时提交了排非申请，醴陵市检察院不予处理，径行起诉。直到审判阶段，检察院才寄送不予排非的书面告知。我们不得不在庭前会议中再次提出排非申请。目前该案即将进入一审庭审。

四、长沙公安局侦办的刘某强等涉黑案

2020年5月27日凌晨，长沙市、县两级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名义将刘某强带走，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方式进行羁押。家属委托的律师长期得不到会见。侦查机关对刘某强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刑事强制措施严重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査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刘某强涉嫌的诈骗罪并不是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本身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特殊案件的监视居住，其本人在长沙也有固定住所，不应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即使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不应在羁押场所和专门的办案场所进行。因为刘某强被关押的场所，是长沙市公安局设在维也纳酒店（会展中心店）的一个专门办案点，租了其中的一层，改装成羁押场所，封死门窗，正常旅客无法进入该层。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2020年7月中旬，家属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被监视居住的人被囚在长沙县某宾馆，终日戴黑面罩，不给饭吃，不让睡觉，淋冷水吹冷风，24小时坐老虎凳，屁股已烂了，腰不能直立，遭遇残忍吊打等刑讯逼供，逼迫他们认罪。上述情况，在本辩护人会见过程中得到刘某强本人验证。

2020年11月12日，我作为刘某强的辩护人在维也纳酒店（会展中心店）黄兴派出所会见了尚处于指居期间的刘某强，因有办案人员在场，刘某强只用手势和哑语暗示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自己受不了，做了认罪口供。因2020年11月20日刘某强的耳朵被打穿孔，12月1或2日办案人员带刘某强去长沙市第八医院耳鼻喉科就诊，有挂号，有检查，还取了头晕耳鸣的药，可以去该医院调取相关就诊记录，目前还没有完全痊愈，建议进行体检。

2020年11月27日，刘某强被关押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进行了几次会见，发现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刘某强依然遭到刑讯逼供，地点是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二楼没有物理隔离的房间。刑讯时间是2020年12月9日下午两点左右，应该有监控可查。刑讯的方法除了背铐、殴打，还有用袜子塞嘴，矿泉水淋脖子、淋鞋，参与刑讯的人员叫王某佳。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刘某强被单独隔离关押，无法晒太阳，没有放风，不能看电视、看报、看书，不能上厕所（用矿泉水空瓶接尿），后办案人员采取了密集的提审，几乎每天全天候地提审，律师要会见必须先预约，得到办案人员的允许。

2020年12月15日，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再次会见刘某强，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被关在维也纳酒店会展中心分店七层8738房，三个月没上过床，被长期铐在凳子上，遭受严重的刑讯逼供，疲劳审讯，打耳光，不给吃饭，每天只给一个馒头，不给睡觉，背铐了一个月，还经常被打，用烟头烫，至今脚上还有伤。在指居期间，大部分时间不能洗脸、不能漱口，屎尿拉在裤子里，感觉生不如死。其在讯问座椅上刻下了刑讯逼供等字眼。

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刘某强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继续做了一些认罪供述，这属于重复性供述。这些认罪供述，都是此前刑讯逼供的影响下作的，违背真实性和自愿性，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

我的助理会见了同案被告人刘某。据刘某陈述，其在2020年5月28日第一次做笔录时，因自己所述具体事实和内容与笔录记载不符，刘某提出异议，要求更改，遭到拒绝，并遭到殴打和罚跪，且连续多日每日仅让刘某吃半个馒头，晚上不让睡觉，致使142斤的刘某在监视居住期间体重下降到八九十斤。刘某于2020年7月8日做笔录时，公安机关将打印好的笔录拿出让刘某背诵。如果不按照笔录记载背诵，继续挨打。刘某于2020年7月21日在黎托派出所做笔录，公安机关记载的笔录内容和7月8日内容一样，因有录音录像，刘某此次遂提出异议，要求更改，公安机关后将此次笔录作废。回到监视居住地点，刘某再次遭到罚跪，被戴上摩托车头盔，向脸上、身上喷辣椒水，每日只让刘某吃一顿饭，持续至2020年8月7日。刘某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因被殴打、惩罚，腰部疼痛难忍、难以站立，于10月27日于长沙中医院就医拍片，经诊断为腰椎突出，医院开具的诊断、药物均在公安机关处。2020年11月28日移送长沙市看守所羁押后，刘某于2020年12月9日被带至长沙看守所二层无监控房间，罚跪数小时，并被警官踩踏肩膀等。刘某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和看守所羁押期间，公安机关为获取不实笔录，采取打骂、挨饿、恐吓、罚跪、浇辣椒水、淋冷水等多种违法手段，造成刘某身体受损，已构成严重的刑讯逼供。

五、重大案件中刑讯逼供问题的解决建议

我接案的原则是不冤不接，选择案件上特别慎重，特别注重程序和证据。本次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我在各地代理了将近十个涉黑案件，唯有湖南境内的涉黑案件全部发现有刑讯逼供情形，令人震惊。中国法治指数把湖南排在倒数第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湖南政法系统存在的问题。刑讯逼供一直以来都是政法系统教育整顿中的重点，很多地方近乎绝迹。但刑讯逼供在湖南却屡禁不止，死灰复燃。以上重大涉黑案件中刑讯逼供的情况，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虽都有具体线索和证据证实，但检法两家讳疾忌医，要么不予启动排非，要么坚决不予排非，其态度也令人遗憾。

作为研究刑事诉讼法多年的学者，我曾经在《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发表《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刑讯逼供》、在《现代法学》2006年第5期发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为例》等多篇论文，提出过治理刑讯逼供的方法和思路，立法建议也部分被后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所吸收。但我认为，此次湖南涉黑案中暴露出来的刑讯逼供及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警示着《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三十九条、七十四条、七十五条在适用过程中的漏洞。我个人认为，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应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避免利用异地管辖规避及时送看守所的做法，防止经批准才让律师会见的错误做法。刑讯逼供只能在缺乏监督的场合才能发生，不及时送看守所、长时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让律师会见，都是导致侦查中刑讯逼供发生的原因，故刑事诉讼法才规定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涉黑案件既然不属于立法规定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经批准才能会见的案件，就应该尊重立法精神，坚决杜绝通过指定管辖或移送管辖的方式进行规避。

而在湖南的某些案件中，不仅仅是规避刑事诉讼法，而且公然违背刑事诉讼法，比如长沙刘某强案，其在长沙本地有固定住所，罪名最初为诈骗罪，根本不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条件，而长沙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却违法采取了指居措施，将其关押在专门的办案点，且不允许律师会见，这导致了刑讯逼供的发生。对于明显违法的行为，理论上说存在救济途径，检察机关就可以进行侦查监督，但检察机关在批捕时，嫌疑人跟检察官述说了刑讯逼供过程，不但没有在笔录中得到记录，而且被打得更严重了。这说明检察机关监督这条救济途径在实践中出了问题。个人建议，既然刑事诉讼法已经把排非贯彻到刑事诉讼全过程，就应该畅通救济渠道，落实检察机关的监督，比如在提审时应有全程录音录像，律师向检察机关反映刑讯逼供问题必须有调查有回应，若发现违法必有纠违通知书。在审查起诉阶段，若案件存在重大问题和争议，应启动检察官联席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曾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在实践中不能落实，是湖南某些重大刑事案件中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比如，最为重要的第十四条：“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侦查机关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对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当在侦查终结前询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经核查，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第十七条：“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这些规定若能落实并提供救济途径，那湖南某些重大刑事案件的公正状态可以解决，法治也能大大提升。

具体而言，我在侦查期间通过会见了解到刑讯逼供的具体线索，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并将调查结论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如果不调查核实、不告知怎么办？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具体场所、涉及具体办案人员以及具体的刑讯方法，检察机关应去羁押场所现场了解，提取场所监控录像和讯问同步录像，而不是不经调查而直接驳回。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像涉黑案这样的重大案件，检察院必须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进行监督和巡查，及时询问犯罪嫌疑人有无遭受刑讯逼供，并允许律师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会见和查看。一旦移送看守所，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当在侦查终结前询问犯罪嫌疑人，并与其辩护律师沟通，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尽量把非法证据排除在早期阶段。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提供了具体线索要求排非的，必须进行调查核实并书面告知结果，而不是像醴陵市人民检察院一样不调查、不排非、不告知，这不仅是不作为，而且是与刑讯逼供的办案机关同流合污。在庭前会议及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在有具体线索时，必须启动排非程序，且敢于排除非法证据，而不是走个形式。以审判为中心，树立审判权威，必须通过法院的程序性制裁，引导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把非法证据排除走上法治轨道。针对重大案件中存在的刑讯逼供问题，更为具体的建议，我将专门以论文的形式发表。

以上实证研究，并不是以律师名义提出，而是以研究刑事诉讼程序学者的名义提出。遏制程序违法，弘扬法治精神，是我辈孜孜以求的目标。全文没有涉及任何案卷材料，也没有任何歪曲事实或者攻击当下政治制度和法治制度之处，而是实事求是地提出对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一些逆耳忠言。上述材料已经依法提交给湖南省政法部门及领导，希望可以引起重视。真诚地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关于中古汉语的维基：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古汉语

今天的汉语方言中（如闽南语、粤语、吴语、客家话）还有残留的中古汉语发音。写近体诗常用的《平水韵》，就是在中古汉语的基础上编写的（但两者并不相同）。所以有的时候《平水韵》韵部用现代汉语（北方官话）不make sense，但是用方言反而会比较好理解。

@daodangui

1. 每个人的想法和思路都是不一样的，觉得有价值的问题也不一样。您觉得是“常识”的东西，并不能假设别人也这样认为，如果别人不这样认为就是“五毛”或者“智商低”。智商高的人应该懂得这个逻辑：五毛喜欢质疑美国，但并不代表质疑美国的都是五毛。智商高的人也会知道怎样清楚地讲道理，而无需诉诸谩骂。

2. 再次提醒您遵守规则，不要再对其他网友进行人身攻击，否则可能被封号。2047不是情绪发泄的垃圾场。如果您非常反感别人的观点，请自己开贴。如果您觉得这里不值得您花时间认真讨论或者开贴，或者您看到不顺眼的言论就无法控制情绪，我理解，不过请去其他地方寻找同温层，这样大家都舒适。

3. 被删除的发言记录（包括原帖和回复）可以点击“源码”查看。

4. 我个人认为，2047有价值的部分，除了网友的发言，还有资源链接。无论您觉得2047是否适合您，都可以多加探索，或许有您感兴趣的东西。

祝好。

• 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 涉及的三次元细节多有艺术加工。

• 不是宗教学专家，相关知识有错请包涵。

一

我祖父母/外祖父母一辈很有趣。我的祖母从小接受教会学校教育，后来投身革命就再没去过教堂，但对家人始终宣称自己信仰基督教（然而我始终没搞清楚她信的是新教还是天主教——或许也不那么要紧）。教会学校学的洋文她早就忘光了，但是学的圣歌一直记得；即使在思维已经不太清晰的时候，她听到钢琴弹奏的圣歌，还是会很开心地跟着哼唱。我的外祖母则从小跟着母亲拜佛，后来也不去庙宇了，但晚年家里长供着一个观音像。我小时候她曾经和我说，文革的时候她被分配到乡下工作，工作的地点和家里隔着一条大河，每次回家探亲都要搭乘渡船。有一次船行至河中，突然风狂雨骤，电闪雷鸣，小船上下颠簸，艄公都说这次大家只能听天由命了，满船人多有哭天抢地瑟瑟发抖者；我的外祖母说她当时反而不怕了，只是跪在船上，攥紧了随身戴着的一个观音像，一遍遍念她小时候学过的经文。念了几遍，风雨平静下来，等船终于到了对岸，天竟然已经快晴了。

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从来没有向小辈传过教，但她们唱的歌、说的故事一直让我印象深刻。

我父母都不信教，不过他们似乎都相信世界上有鬼。我父亲给我讲过他“小时候亲眼所见”某人被鬼附体的故事；我母亲遇到生活中某些难以解释的现象时，也常常担心是鬼怪作祟。对于宗教，他们更多是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于因果报应之说，他们也有所敬畏。可能是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他们一个对基督教好感更多些，一个对佛教好感更多些，同时对于伊斯兰教都颇有偏见。

我还有一个来自中东地区的女性朋友，自称是信仰伊斯兰教，并会遵守一些传统习俗，如斋月等。但是这位女性朋友绝对不是刻板印象里的穆斯林。她除非回国，否则从来不戴hijab；她抽烟喝酒双性恋；她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其祖国的一些反对派的活动；她全球到处跑，行动力点满。这位聪明而有魅力的女性，刷新了我对“穆斯林”这个词的认知——当然，对某些保守派人士来说，她是算不上真正的“穆斯林”的。

在中国人的社交活动中，我感觉很少有人谈论宗教；事实上，如果一定要讲一些“超自然”的话题，大家对于鬼故事比对于宗教要感兴趣得多。而在国外的社交场合，宗教则是一个大家都比较忌讳的话题，因为太容易导致冲突。当然也有例外，如教会组织的活动中，或者读书会/哲学讨论小组上，大家常常会谈论宗教，其中也不乏批评和质疑，不过只要保持基本礼貌，气氛还是比较融洽的。

我有一种假设，把宗教信仰作为生命中重要追求的人，和把学术理想或是政治理想作为重要追求的人一样，比例都不高。对大多数人来说，看得见摸得着的衣食住行、和家人朋友的关系、以及各种娱乐活动才是最有意思的东西。他们当中不乏信教者，不过宗教对他们来说更多是文化意义，如我的祖母唱的歌曲；信仰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种无助时的指导和安慰，如我的外祖母在暴风雨中攥紧的观音像；有时也有道德意义，如我父母敬畏的鬼神因果之说；有时还是一种自我身份认知，如我的中东朋友。这当然完全没有问题。事实上我认为这种世俗化的宗教观有益于心理健康——当然是从世俗意义上来说。

我也遇到过一些人，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十分执着。这里面的人也千差万别，有些让我觉得像圣人，有些则让我感觉非常复杂。留至第二篇再写。

原文链接：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62680.html

@汪有：

现在过年年轻人不爱搭理亲戚，不是没礼貌，而是现有亲属来访的过程，并没有把孩子当成独立人格的平等的人。

这么说太抽象，我们调转一下场景，假设是孩子同学来家里做客，就用亲戚口气和爸妈说话，一下子就理解了——

“爸，快叫小王啊，这是我同学啊，带着爸爸王叔叔来拜年啦！爸，快说小王好！”

“王叔叔啊！叔叔您不记得我了嘛，当年您还抱过我呐！那时候您可还是个棒小伙子呢！一转眼都这么大啦！”

“我爸这几天都去外面跳广场舞，我看那小舞姿，可带劲儿了！来给我同学跳一个呗！”

“害羞啥，都是自家人，跳一个嘛！”

“你怎么回事儿，上次我去我李姨家，我李姨大大方方的就给唱了段京戏，可给她女儿长脸了！”

“同学你别介意，我爸有点认生，他就那样，别和长辈一般见识。”

“爸你别一天天就在那看你那个电视，家里来且了，你怎么一点做主人的感觉都没有呢？”

“王叔叔现在这是退休啦？退休金多少啦？有没有上万啊！”

“才几千？那不能够！你们事业单位呢，是不是自己藏小金库啦？”

“小王在外面打拼辛辛苦苦给你养老不容易！你多帮衬帮衬他！他也是为了这个家！”

“咱们做子女的图个什么！不就是为了老人安度晚年嘛？”

“王叔叔来了，爸你把你平时攒那些茅台啊、普洱啊都拿出来一起看看啊，长辈要懂得分享啊！”

“小王你爸喜欢这个茅台啊？那快包起来让叔叔带走，你们拿回去慢慢喝啊！”

“爸你瞪眼睛干啥？你咋那么抠呐？送个酒跟抢你东西似的。这酒是你的嘛？不都是我去年给你买的嘛？以后你儿子再给你买不就得了！”

“王叔叔没事儿，喜欢你就拿着！”

“大过年的你别给我扫兴！”

“王叔叔给自己买好保险了嘛？你不买好保险，小辈在外面拼搏怎么放心啊！要我说还得给自己多点保障！别一天天让晚辈担惊受怕的。”

“人到了岁数就得出去多锻炼，憋一天天在家闷着，都闷出病了！”

“我爸就是太孤僻了，人家爸爸都很多叔叔阿姨一起玩，就他天天在家也不出去，愁死我了。”

“爸你咋那么特呢？”

“哎呀小王，来都来了还包啥红包啊！真不用！”

“那这样，我给王叔叔也包一个。大过年的，来都来了，别跟我客气啊！”

“你憋跟我撕巴！这是给老人的！王叔叔你拿着！”

“怎么回事儿呢！这么费劲呐？”

“爸那你收着吧！快说谢谢小王！”

“行那我也不送了，新年快乐啊！”

“爸你也出来送送！憋在那熊个脸！”

当然少不了的一定会有——

“爸，小王这个红包我就先帮您存起来了，等您以后养老，就有钱啦！”

@独人13b 如果您因为被人恶意举报而对自身安全有隐忧，可以采取以下方式：更改所发的所有帖子以及回复的内容（如改成abcde），然后删除，这样点开源码也看不到了。（2047即使将您封号，您发表的内容也是不会自动删除的，所以还是要您自己手动删。）不过如果在这之前已经有人备份，那就没有办法了……

如果您被人人肉，建议将相关涉及的网络账号做好清理和销号工作，删除任何涉及隐私的信息。切切做好身份隔离，墙内墙外不要使用相同/相似的账号。

如果您希望就此问题继续讨论，不介意的话可以在这里进行。

https://www.shahit.biz/cmn/

这个资料库是在2049的旧贴里看到的。网站上有不少资料，包括人物、场所、证词、庭审文件等等。Tor友好（虽然跑得不太顺畅）。大家感兴趣可以浏览。

举几个例子：

• 出境未归人员亲属送培学员

• 受害者资料库数据归纳

• 拘禁场所（包含google地图）

• 个案1：男子因在微信群中教他人做礼拜被判刑2年

• 个案2：健康女子在被收押五天后离奇死亡

来源：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wul0208e-02082021065916.html

多名中国大陆用户2月8日傍晚7点多证实，Clubhouse在大陆寿终正寝。淘宝已没有任何clubhouse 邀请码交易。

美国社群语音软件“精英俱乐部”Clubhouse近日在中国和西方爆红之后，在该软件引起了一股探讨中国问题的热潮。不少中国的网友涌入软件大大小小的聊天室热议敏感的中国政治话题。

在诸多类似话题中，名为“新疆有个集中营”的聊天室引来世界各地网友的关注和参与。包括中国内地、海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网友在聊天室中分享关于新疆所谓再教育营的经历和见闻，还有新疆本地的少数民族人士表达对新疆局势的担忧。与此同时，据本台记者观察，包括本台、美国之音和其他国际媒体的记者也参与其中。

除此之外，墙外网民在Clubhouse 更大陆网民公开讨论多个敏感政治话题，包括六四事件，中、港、台关系等，有不少参与者说，难得有一个平台可以免受五毛滋扰，真实反映民情。

简介

一开始看到这本书是从@libgen 的这个帖子里。作者Robert de Board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以下是自带简介：

蛤蟆先生一向爱笑爱闹，如今却一反常态地郁郁寡欢，他一个人躲在屋里，连起床梳洗的力气都没有。朋友们非常担心他，建议他去做心理咨询。在10次心理咨询中，蛤蟆在咨询师苍鹭的带领下，勇敢地探索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也逐渐找回了信心与希望……

这并不是一本写给孩子看的书，而是一本非常有深度的心理疗愈读物。出版20多年来，已成为英国国民级心理咨询入门书。它基于TA沟通分析心理学的理论，讲述了一个抑郁症病人通过十次心理咨询，终于找回快乐和自信的全过程。在书中，可以看到心理咨询的倾听、共情、沟通技巧，也可以看到一个标准的心理咨询流程的模板。读者犹如亲临现场，体验心理咨询的每一个细节，见证疗愈和改变的发生。

在这本书里，作者借由蛤蟆和心理咨询师苍鹭的互动，探索了蛤蟆自卑、软弱、爱炫耀的个性与抑郁的情绪究竟来源于何处，让读者看到童年经历对人格的深刻影响，以及如何才能在心理上真正长大成人，独立、自信、充满希望地生活。

读了一遍，通俗生动，用故事形式讲述了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一个支派——沟通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学派的理论和疗法。书中也涉及到了很多心理咨询的原则和技巧，非常有意思，因此我想归纳一贴。

故事情节

富二代蛤蟆先生产生了抑郁症状，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于是他在朋友的劝说下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师苍鹭的治疗。具体的咨询过程如下：

• 第一次咨询，谈了心理治疗的几个基本前提：(1) 心理咨询需要自发，也就是说咨询者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治疗，更要有主动的意愿“寻求”治疗；一般来说，只有一个人承认“我有某些问题”，继而决定“我想改变”，心理咨询才可能有效。(2) 心理咨询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在开始之前，需要咨询者与咨询师共同协商一份合同，包括咨询时间、频率、费用。

• 第二次咨询，苍鹭让蛤蟆给自己的“感觉”打分（从1到10，蛤蟆打分在1和2之间），并让他详细讲述自己的感觉。其中苍鹭作为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主要是提问，引导蛤蟆探索自己的经历，寻找感觉的来源。蛤蟆提出，自己在遭遇某些事情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孩子”；其强烈的负面情绪与小时候被父亲责骂时相似。苍鹭就此提出了一个沟通分析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儿童自我状态（Child Ego State）。

• 第三次咨询，苍鹭解释了何为“儿童自我状态”。首先，人刚出生时只具备几种最基本的情感（快乐，愤怒，悲伤，恐惧），如三原色，即为**“自然型儿童”。而不同的成长经历使得这些基本情感演化为微妙和复杂的行为模式，犹如三原色混合后得到不同的色调，此即为“适应型儿童”**。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尤其大——由于孩子高度依赖父母，他们必须适应父母的每一次喜怒无常，并根据父母的反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这是孩子的“生存策略”。而这些儿童时期习得的行为模式是“自我”的重要部分，即使在长大后，还会被某些场景激活。在进入儿童自我状态时，人们的感受和行为都和小时候的自己如出一辙。

• 第四次咨询，蛤蟆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回忆了自己严苛的父亲和惟父亲之命是从的母亲，并且在回忆中重新感受到了经历过的负面情绪。他发现，自己经常缺失了“愤怒”的情绪，而更倾向于“顺从”和“取悦”（表现之一为喜欢炫耀），这是他从小应对严厉挑剔的父母习得的适应性行为，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苍鹭讲了几件事：(1) 人如果要理解自己，就需要理解自己的情绪。(2) 童年体验到的最强烈的情绪，不可避免地变成我们成年后经常有的感受。(3) 对父母的习惯性顺从可能会导致过度的依赖心理，成为成人独立自主的障碍。

• 第五次咨询，蛤蟆感到自己抑郁症状有所缓解（他的感觉在5和6之间）。蛤蟆主动提出，他想进一步分析自己缺少“愤怒”情绪的问题。苍鹭讲到，愤怒的“缺失”其实是儿童应对/释放愤怒的方式之一。在愤怒时，有人会暴力攻击，有人会撒泼，有人会生闷气，等等（见下图）。这些儿童状态的反应都是由童年经历发展出来的防御机制，用来保护我们免于受到真实或者想象出来的伤害。这些反应并没有“对”“错”之分，但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负面后果，例如撒泼会被人嘲笑。

• 第六次咨询，蛤蟆因为在生活中受到了他人的挤兑，一方面愤怒暴躁、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悲惨而毫无价值。苍鹭就此谈到了另一个沟通分析理论中的重要概念：玩游戏（play games）。苍鹭说蛤蟆善于玩一个叫做“我这个小可怜”（Poor little old me, PLOM）的心理游戏，即在受到压力时，偷偷或无意地配合了对方，让自己感到弱小可怜。苍鹭还讲到了除了儿童自我状态之外的第二种状态，“父母自我状态(Parent Ego State)”：当处于这种状态时，我们表现得像自己的父母，包含了我们童年时期从父母那里学到的所有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很多人的父母都是“挑剔型父母”（愤怒、严厉、爱批评），因此处于父母自我状态时对他人也是如此。而在蛤蟆的例子里，他进入挑剔父母状态时，不是在评判别人，而是在过于严厉地评判自己。

• 第七次咨询，蛤蟆表示自己的抑郁症在进一步好转，而苍鹭将此归因为蛤蟆自我洞察力和情商的提升，并且表示此时蛤蟆处于“成人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再被脑子里父母的声音所驱使，也不会被童年的情绪所围困，而能用理性而非情绪化的方式来应对当下的状况。“儿童状态”、“父母状态”都有其价值，但只有在成人状态时，才能学到关于自我的新知识。这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摘录如下：

在儿童状态时，你会体验到童年的感受，好的坏的都有。你会再现过去的情形，再次体验过去的情绪，可你学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当你处在父母状态时，基本上你不是在挑剔就是在教育别人。不管是哪种，你都在用言行重复从父母那里学来的观念和价值观，你会想证明给别人看，让别人接受你的观念和价值观。这种确信无疑的状态，就没法给新知识和新理念留出一席之地。旧的思想主宰着你，这就是为什么单靠争论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只会让人更固执己见。……我们在另外两种状态时，像父母或儿童一样行事，几乎不需要去思考，因为我们知道要做什么、说什么，就好像在演戏一样。

• 第七次咨询中苍鹭提出的另一个理论，是人们“选择”了自己的感受，例如愤怒、悲伤。这种“选择”往往是无意识的，是一种条件反射。正如巴甫洛夫的狗听到铃声响会流口水，我们的经历训练了我们，使我们在相似情境下自动、无法控制地做出情绪反应。蛤蟆提出，这样来说，他不快乐，也是无法控制的，说到底要怪父母、周围的人。苍鹭则说，蛤蟆需要做出选择：是继续责怪（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还是为自己的情绪负责。

• 第八次咨询，蛤蟆向苍鹭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包括经历带来的各种感受。在叙述中，蛤蟆开始意识到，某些人、某些事件，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怎样影响着他。他看到自己倾向于怎样行事，也看到一个事件是怎样引发另一个事件。通过心理咨询，他在回忆时不再谴责自己或他人，而是能够去观察、理解和反思。他不安地想到，自己的人生像一个剧本，也许正是他在无意识中一手策划了各种情境，好让自己的剧本时不时上演，好想有一股未知的力量正将他推向某个特定的结局。

• 第九次咨询，蛤蟆提出，他不喜欢自己的人生剧本；他想知道这剧本是怎么来的，或许就能改写它。苍鹭说，童年（出生到四五岁）的经历会塑造人的情绪和情感世界，并影响整个人生的行为和幸福感。苍鹭进一步提出童年时期形成的人生坐标（也是沟通分析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包括两个问题：我是怎么看自己的——我好吗？我是怎么看别人的——他们好吗？可以分为四种情况（如下图所示）。一旦我们在童年决定了坐标位置，这些态度和观点就成了我们“存在的底层架构”；我们也会在随后的人生里选择不断确认和支持这些信念和预期的行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生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例如，人们可能会通过“玩游戏”——长期重复一种具有隐藏意图、让人产生负面情绪的行为来实现预言，如让人猜自己在想什么来获得优越感、通过成瘾性行为来强化自己的悲惨感等。

• 第十次咨询，主要谈论“玩游戏”、人生坐标和三种状态（儿童、父母、成人）的关系。“我不好/你好”坐标上的人会玩把他们变成受害者的游戏，如前文提到过的“我这个小可怜”，以及“无论我做什么你都会爱我吗”等等；玩这些游戏的人处于悲伤的儿童状态。“我好/你不好”坐标上的人喜欢找理由证明别人一无是处、值得谴责而自己高人一等，所以他们会玩诸如“我抓到你了，你个坏蛋”、“你为什么总让我失望？”这样的游戏；玩这些游戏的人处于挑剔的父母状态。讲到这里的时候，蛤蟆对苍鹭表达了难以抑制的愤怒，认为苍鹭总是提问而不交流的方式本质上像他的父亲，显得高人一等。

• 第十一次咨询，也是最后一次咨询，蛤蟆的抑郁症状已经消失了，他说自己正处于“我好/你也好”的坐标上。苍鹭则说，“我好/你也好”的人生坐标需要靠主动持续的行为和态度持来维护；这个选择也不能给人以庇护，使人就此免于“残暴命运如投石飞箭般的摧残”。蛤蟆和苍鹭接着讨论了他们的关系如何发生了变化；原本蛤蟆感觉两人像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蛤蟆寻求认可、依赖，寻找答案，但苍鹭始终不愿直接给与答案；因此蛤蟆被惹恼了，但从依赖转向对抗恰恰是他成长的转折；当蛤蟆更习惯于“成人状态”时，两人的关系变得轻松了。最后，苍鹭谈到了**“情商”**的概念，部分摘录如下：

“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的情绪真正获得理解，就能有成长的机会。……（情商的）意思是理解你内心的情感世界，并且还能掌控它。……（高情商的人）都有强大的自我意识，了解自己的情感。他们能管理情绪，能从悲伤和不幸中重新振作。但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能控制冲动，也懂得延迟满足，从而避免轻率的决定和不妥的行为。……情商和理解别人有关，一个高情商的人能辨识他人的感受，这种技能称为‘共情’。但也许情感智力中最大的技能是通过理解和回应对方的情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情感智力）将带你从独立的个体走向共生的关系。独立性隐含了做自己的自豪感，还包括独特的才能、与众不同的部分。独立的人时刻守护新发现的自主权，如同一个曾被殖民的国家重获自由一样。这当然没错，但共生性则体现出成熟和自我接纳，还包括求同存异地接纳他人。共生性可以让你在社交和工作上与别人有效联结，协同合作。”

至此，蛤蟆先生的心理治疗之旅结束。

我的一些感想

• 心理咨询有不同的流派。本书介绍的沟通分析疗法属于心理分析学派，流变自佛洛依德，相信“理解你的童年就是理解你自己的关键线索”。此学派曾几乎垄断心理治疗界，不过后来其他学派兴起，如行为疗法、认知疗法、人本主义疗法等（参见https://www.apa.org/topics/therapy/psychotherapy-approaches）。有不同咨询需求的人，可能适合不同的疗法（也有可能都不适合），不过各种方法中有相通之处，例如需要咨询者有改变意愿、咨询师要有专业主义、自我理解非常重要、咨询师主要是引导和聆听等等。

• 沟通分析疗法的关键概念包括：三种自我状态（儿童、父母、成人），四个坐标，“人们玩的各种游戏”。这些理论固然都是简化和假设，不过我自己的感觉，这些理论或许适用于很多经历，至少对我自己本人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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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样本

此次投票结果分析使用了27名2047网友ID的数据，采用标准为回答6题中的至少2题。虽然我无法得知是否有使用小号多次回答的情况，为了方便我将假设每个ID代表一个人。此外，因为样本量有限，题目设计肯定也存在缺陷，结果不一定有归纳性。Just FYI.

一 党派倾向（25人）

2047网友整体略偏红（共和党），这个结果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二 对川普的印象（25人）

2047网友整体对川普印象偏负面（中位数为-1），但也有20%的网友持中立态度，20%持偏正面态度。

2.1 对川普的印象与党派倾向的关系

注：仅包括同时回答了两个问题的23人。表格内数字代表人数和党派倾向内每种态度所占比例。

倾向于民主党和第三党的人总体对川普持偏负面印象；倾向于共和党的人对川普印象的分布较为均匀，负面/中立/正面约各占1/3。

三 对选举舞弊问题的看法（21人）

结论：2047网友约有80%认为根据目前的证据，大选不存在刻意舞弊；20%的网友认为选举中存在刻意舞弊，但是证据不足或被压制。没有人选择“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刻意舞弊”这一选项。

3.1 对舞弊的看法与党派倾向的关系

注：仅包括同时回答了两个问题的19人。表格内数字代表人数和党派倾向内每种态度所占比例。

倾向于民主党的人都认为不存在刻意舞弊；倾向于共和党和第三党的人则约有65%认为不存在刻意舞弊，35%认为舞弊存在但目前证据不足。

3.2 对舞弊的看法与对川普印象的关系

注：仅包括同时回答了两个问题的21人。表格内数字代表人数和对川普特定印象中每种态度所占比例。

对川普持偏正面印象的人都认为存在刻意舞弊；对川普持中立态度的人都认为不存在舞弊；对川普持负面印象的人则大多认为不存在舞弊（87%）。

可见，对于舞弊的认知，与党派倾向及对川普的看法都有很高的相关。尤其是，倾向于民主党者有极高的概率认为没有刻意舞弊，而对川普印象较好者有极高的概率认为存在刻意舞弊。

四 对冲击国会事件的看法（23人）

注：由于原题为多选题，我将诸多选项分为两个部分：(1)对冲击国会的态度-有合理之处，有不合理之处；(2)川普是否应对冲击国会负责-是，否，中立/模糊。

对冲击国会的态度（22人）

1. 认为有合理之处：没有人选择“冲击国会是对于体制性不公的合理抗议手段”；有4人（18%）认为冲击国会可以接受，但ta们全都反对在此过程中使用暴力。

2. 认为有不合理之处：有21人（95%）对“冲击国会”提出批评；包括“对民主制度底线的破坏”（15人，68%），“无用或无谓”（12人，55%），并有10人（45%）认为冲击国会不可接受。

3. 有3人（14%）对于冲击国会持有更为复杂的看法（既认为有合理之处，又认为有不合理之处）。他们都认为和平形式的“冲击国会”可以接受；其中一人认为这一行为对民主制度有所破坏，另两人则认为这是无用/无谓行为。

结论：2047网友绝大多数（95%）对冲击国会行为有所批评，虽然程度不同；此外有14%的网友对此行为持有较复杂的态度；没有人赞成暴力手段冲击国会。

4.1 对冲击国会的看法与党派倾向的关系

注：仅包括同时回答了两个问题的20人。表格内数字代表人数和党派倾向内每种态度所占比例。

无论党派倾向，2047网友大多不认可冲击国会的行为（71%~88%）；总体来说不认可的比例为民主党高于第三党高于共和党，但差距很小。认为和平手段冲击国会可以接受的网友在三个“党派”都有。

4.2 对冲击国会的看法与对川普印象的关系

注：仅包括同时回答了两个问题的21人。表格内数字代表人数和对川普特定印象中每种态度所占比例。

对川普持偏正面印象的人对冲击国会的态度都较为复杂；对川普持中立态度的人则对此较为反对；对川普持负面印象的人绝大多数反对任何形式的冲击国会行为（93%），但也有例外。

4.3 对冲击国会的看法与对选举舞弊看法的关系

注：仅包括同时回答了两个问题的19人。表格内数字代表人数和对舞弊特定看法中每种态度所占比例。

认为选举存在舞弊的人中有50%对冲击国会感觉复杂，50%则持否定态度。认为选举不存在舞弊的人对冲击国会的基本持完全否定态度（94%），但也有例外。

川普是否应该对冲击国会负责（22人）

结论：2047网友约有一半（45%）认为川普应对冲击国会行为负责，另一半（54%）则认为川普不应负责或持中立/模糊（即没有明确表态）立场。

4.4 对川普责任的看法与党派倾向的关系

注：仅包括同时回答了两个问题的21人。表格内数字代表人数和党派倾向内每种态度所占比例。

倾向民主党与倾向共和党的人中，都约有1/3认为川普应该为冲击国会事件负责；而倾向第三党的人中有60%认为其应该负责。

4.5 对川普责任的看法与对川普印象的关系

注：仅包括同时回答了两个问题的22人。表格内数字代表人数和对川普特定印象中每种态度所占比例。

认为川普应该负责的比例，依次是对川普持负面印象者（53%）、对川普印象偏正面者（33%），以及对川普中立/无感者（25%）。

4.6 对川普责任的看法与对选举舞弊看法的关系

注：仅包括同时回答了两个问题的19人。表格内数字代表人数和对舞弊特定看法中每种态度所占比例。

认为选举存在舞弊的人中有2/3认为川普应该对冲击国会事件负责，而在认为不存在舞弊的人中这个比例为约40%。约50%认为不存在舞弊的人对于川普是否应该负责持中立/模糊态度。

（在评论中继续填坑。）

来源：https://www.ukcdp.co.uk/evidence/4people.htm

2000年夏的一个周六上午，8位年轻人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间简陋房间相聚，组成一个讨论中国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研讨小组。他们当中，有的是学生，有的刚毕业，都不过30岁。

他们当时都是朋友，聚到一起是因为一个共同愿望，即让自己的国家更美好。午饭后，由7名男士和一名女士组成的这个小组在校园里散步，沿一条绿色湖畔柳荫下认真讨论著国家的问题。

两天后，其中一名学生在其大学的横格信纸上记录了当天的活动。

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李宇宙（译音）潦草写道：「我参加了一次「新青年学会」会议。」他记录了聚会时间─8月19日上午10时─和与会者姓名。他描述了他们对政治变革的观点，并称有的人主张「暴力手段。」他补充写道，他的朋友们希望小组活动保密。

随后，他将报告交给了国家安全部。

三年半后，研讨小组的4名成员被以颠覆罪判8至10年囚禁。两人获释，但因在警察询问中出卖他人而生活在耻辱之中。李则逃往泰国。 一天下午，他翻看著他过去写的报告，痛苦地解释起他为甚么要当线民和出卖朋友。

天安门广场屠杀近15年和苏联解体13年后的今天，中共在开展世界上规模最大或许也是最成功的权威主义试验。「新青年学会」的遭遇使人对中共为维持其对权力的独揽而采用的手段和身陷其中的人们所面临的困难道义抉择略见一斑。

研讨小组的命运还说明中共在运用其生存的最基本原则之一时绝不手软的程度，即视一切独立组织为潜在威胁并予以粉碎。

「新青年学会」的8成员从未就政治纲领达成共识，也没有任何资金来源。他们从未在其它城市建立分支或发展新成员。他们甚至没再召开过全体出席的会议，总是有人太忙。

然而，他们却引起中国两大安全部门的注意。有关他们活动的报告送达中共最高官员，包括负责国内安全的政治局委员罗干。据见过一份概述高级官员就该案所做指示的内部文件的人士说，连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都视该调查为国家最重要的之一。

领导层如此重视一个平民小组反映出其对权力的惶恐不安。尽管有人认为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自由，但中共还是实现了20年的迅速增长。 但它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紧张和大众不满，并对学生活动格外紧张。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就是学生运动引发的。

因此，中共迅速铲除「新青年学会」。在铲除的过程中，中共迫使8位年轻人思考他们愿为自己的信仰和朋友做出多大的牺牲。

本报导是根据对「新青年学会」研讨小组成功躲避追捕的4名成员、遭监禁人员的亲朋好友和参加过小组会议的人的采访以及该案法庭上出示的文件编写。

一个论坛的诞生

路坤回忆说， 当时她正一边在其单间住房外的走道火炉旁做晚饭，一边在唠叨她丈夫杨子立。她丈夫坐在屋内作为结婚礼物的电脑前起草一份他打算粘贴在网络上的关于民主的文章。

她想起当时她是这样告诫他的：「你没必要这样做。凭你所受教育，你可以有更好的前程。你应该想想你的父母、家庭，还有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连套像样的住房还没有呢!」

但杨对她的抱怨不愿多想。陆说：「他告诉我说，总得有人站出来，为社会进步出力。他决定要站出来。」

她补充说：「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我很担心。」

杨子立身材健硕性格外向，有一副充满年轻人朝气、有棱角的脸庞。他不仅是电脑高手，而且在北大求学期间便形成其政治见解。虽说他是机械硕士，但Vaclav Havel, Friedrich Hayek and Samuel P. Huntington等思想家的著作也没少读并深受激励。他贫穷的农民父母不得不将其其他兄弟交人收养，作为家中长子的他特别关心农村贫困，常到农村调查当地党官滥用职权的现象。

1998年毕业后，杨找到一份编程员的工作，并设立一个颇受欢迎的网址，取名为《羊子的思想家园》；他在该网址上发表谴责中共和主张民主改革的檄文。他写道：「我是自由派人士。我关心的是人权、自由和民主。」

秀发垂肩目光忧郁的路坤是一名杂志编辑，她从不阅读她丈夫的文章和诗篇。她渴望宁静的生活，常敦促丈夫学学自己的同学们，追名逐利，早过小康。杨却不愿苟同。

相反，他找到一伙朋友，同他一样，关心被新兴经济遗弃的人们。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不久，如他一般，从其它省份来京读书，平时愿意谈论如何能改变中国和帮助不幸的人们。

当一些朋友提议建立俱乐部作为讨论场所时，杨毫不犹豫地便加入进来。他们以中国著名的五四运动时期发起的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名称为该俱乐部命名为「新青年学会」。当时就是学生和知识份子热烈讨论1911年最后一代皇帝下台后中国的未来走向。

张燕华（译音）是一位语气温和的研究生，在附近城市天津担任公务员。他专程花两个小时前来北京参加小组讨论会。他回忆说：「我们就是不甘平庸。我们要为社会做点甚么。」 他们在不同的大学校园、宿舍、教室或乾脆在露天举行聚会。他们欢迎朋友、同学们加入进来。有时他们会边喝茶或吃饭边聊，但一般他们都是坐那聊，一聊就是数小时，话题包括政府腐败、下岗工人境遇或农民家庭的税务负担等。

范而军（译音）是一位身材矮小头发粗密的北航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做助教。他说：「我们对我们这代人的冷漠谈论很多。我们感觉，其他年轻人过于追求物质，不考虑该做的事。」

他们时常意见不一，例如，相互辩论著政治变革到底是应该始于党内还是党外，何时采用选举制为适宜等等。但他们都认为，中国人民在痛苦中，中共对言论的限制阻止了人们讨论紧迫问题，民主改革是必要的。

当时28岁的杨是俱乐部中年纪最大的，也是小组中西方自由主义最坚定的主张者。与其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是他的朋友26岁的徐伟。身材较高带有书生气徐是报社记者，同时他也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中共党员。他俩是俱乐部中最成熟、最有修养的成员，徐当选为组长。

另外还有4名成员。

张宏海，27岁，北京广播学院毕业，脸上常带友好的微笑，但却是小组中情绪最易激动的一员，最易提高嗓门或口吐脏话。

靳海科，24岁，范的高中同学，一头浓密的黑发，穿著随便，是最外向的成员。他被指派负责发表成员的文章，因为他可以在其工作的网络公司利用电脑上网。

身材矮小的大四学生黄海霞是小组中唯一的女性。22岁的她也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黄很敏感，时常在恶梦中看到儿童沿街乞讨。

最后是李宇宙。

征招特务

李在国家安全部第一次接触他时是大三学生。一天下午他的呼机叫了起来，屏幕上闪出他不认识的号码。他回话时，对方是个男士，自称是国安部官员，并问李能否到城里一家饭店与其见面。

那是1999年5月。北京各大学正因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北约轰炸而民怨沸腾。许多中国人都不相信是误炸。李也参加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他确信他没做甚么错事，也就同意了与该特工见面。

时年27岁的李，宽肩膀，方脸庞，寸头；他回忆说：「我认为没甚么大不了的。我当时甚么也不怕。我甚至还有些好奇，因为国家安全部如此神秘难测。 」

两名男士在饭店前厅与他见面，并对他前来表示了谢意。他回忆道，两人都很年轻，30来岁，他们解释说在调查一名无业教师，称该教师在大学校园散发措辞严厉的讲稿，既谴责美国，也攻击中共懦弱无能。

李知道他们是在说谁，就帮助了他们，因为他认为那个人可能很危险。

但是特工不断地给他打电话，开始问他有关校园内的情况和学生如何看待各类问题。李还是同意帮助他们。

他说：「当时我想的很简单。我想这是在做好事，因为我在帮助国家。就像他们在搞民调，想要了解校园的政治倾向。」

李说，他每隔2、3周便同他们见一次面。特工会问他学生们如何看台湾2000年总统大选和北京申办2008年夏奥运。他们还会问如果江泽民决定不退学生会做何反应。李后来说，帮助国家安全部的不只他一个，但他从未与其他人见过面。那两名特工告诉他国安部内有一个专责监督大学的司，并称他二人仅负责人民大学。

然而，李似乎成为国安部有关学生活动的最佳消息来源之一。他说，政府开始每月向他支付约值60到75美元的津贴，并要求他呈交书面报告。他说，数月后，国安部向他索要个人简历，决定待他毕业后招其为全职特工。

从许多角度来讲，国安部招募了一名理想的特工。李交友甚广，因为他经营一家网络咖啡厅并协助发起一个学生组织。他本人似乎对干特工也满感兴趣。他在一个贫困的乡村长大，从小梦想当警察，时常听到他父亲在抱怨毛泽东搞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李认为在国家安全部某一份职是纠正此种不公正的机会。

他说，他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变革，他希望从内部推动改革。他说：「在高中时我就知道共产党不好。我知道这是个政治制度问题，这个制度是独裁制。」

当他遇到杨子立和另外几人时，立刻成了朋友。他敬佩他们的理想和决心，几乎每周都与他们见面。他说：「我们就像兄弟一般。我们志同道合。」

但当国安部特工要他提供有关他的新朋友的消息时, 他答应了。他说, 在他为国安部书写的30几份报告中, 有4到5份主要是关于他的朋友和他们一道成立的小组。

李自认为, 小组当中有人在国安内部盯捎更好些。他想, 如果他不干了, 那不仅会毁了自己的前程, 而且将引起他的朋友们被注意。而由他自己来调查他们, 他还可以保护他们。

李说,无论怎样, 他确信他的报告不会带来甚么不好。他说, 杨和其他几位毕竟没有在干坏事。

麻烦开始

「新青年学会」从未实现其创始人的初衷. 他们曾试图使其正规化: 签署誓言,制定决心致力于「探讨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章程, 甚至想启用会费制度. 但一要开会或搞活动, 大家都是功课忙, 工作忙或个人生活忙. 很少能有超过3或4人挤出时间聚一下.

偶尔小组会组织研讨会.在2000年秋的一次活动中, 两位被禁在国家媒体发表文章的自由派学者参加并批评了中共政府, 他们主张民主改革. 李说, 一位遭禁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也出席了.

数周后, 中国的主要警察机构公安部开始骚扰研讨小组成员之一靳海科. 他们多次将其拘押审讯, 询问有关「新青年学会」的情况及其与中国民主党的联系. 他们通知其单位他被调查, 还想说服他监视其朋友.

靳非但没有出卖朋友, 反倒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们. 李对警方在调查该小组感到意外, 但他没有惊慌失措, 把情况透露给他在国家安全部的上司. 其他人更感不安.

来自天津的小组成员张燕华回忆说:靳「告诉我们说, 他向警方交代了我们的姓名. 我们并不生气, 我们知道他是想保护我们. 但我们感到紧张.」

一月靳丢了工作, 显然是因为来自警方的压力. 他的朋友们同意结束新青年研讨小组.

两月后靳去找他高中同学范而军. 范回忆说, 他来时情绪不安, 想要召开小组紧急会议, 因为他认为警方正在准备大搜捕.

范讲, 与靳谈完话后令其不寒而栗. 非但没有去参加会议, 他犹豫了片刻便去找他所在大学他当作导师的一位党官出主意. 当晚, 那人把范叫到其办公室. 国家安全部的三名特工正在那等著他.

范说:「我尽力向他们解释, 但我记不住那么多, 他们也不满意.」凌晨3时, 特工放他回家, 但提醒他说他们还会回来找他.

四天后, 也就是2001年3月13日, 国安部特工拘押了五名研讨小组成员: 靳海科, 杨子立, 徐伟, 张宏海和张燕华. 几名特工还劫持了杨的妻子路坤, 他们将其强行押入一辆小车, 用布袋罩住她的头后把她带到国安部拘押所.

路说，特工连审她三天，逼她说出有关她丈夫及其活动的情况。她讲，当她拒绝向他们透露任何姓名时，特工便笑她。她援引一名特工说：「你今天的麻烦就是你那些朋友惹的。 你的朋友出卖了你。他们甚么都告诉我们了。」

张燕华说，他被连续30天每天10小时提审后获释。他是在他生活工作的天津被拘捕的。 因为特工主要问他该小组有否在该市活动「他好歹回答中没有伤害他的朋友。

黄海霞没有被拘押，但她被大学政工干部叫去见几名国安特工。她被提审三次，每次时间都很长，并且都需在自述记录上签字。她说，特工多次谈到长期入狱的可能性，让她要考虑自己的学业前途。

在她第一份记录中，黄写道，「新青年学会」想要「把中国变为更美好的国家。」但在第二份记录中，她说她后悔「与这帮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在一起」和「使用激烈词语攻击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她感谢国安特工「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经历了长达6小时提问后签字的最后一份记录中，她写道：「「新青年学会」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组织。这是一个非法组织。它企图推翻党的统治和动摇党的领导和威望。」

国安部特工还多次提审范，3月和4月各两次。他说，最后一次是在市拘留所。

他回忆说：「他们向我出示一份我回答的笔录并要我在上面签字。我看到上面我说杨想要将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张宏海赞成革命手段。我确实讲过类似内容，但那都是凭印象讲的，我认为他们不应以此作证据。」

他说，笔录中还有他没有讲过的话，如其中有写：「我们组织的最终目标是推翻中国政府。」

但范说，他很害怕，所以不敢提出异议。他说：「我身在拘留所，周围都是铁丝网和荷枪实弹的狱警。感觉上去他们在威胁我。他们总是说，他们是国家机关，我得与他们合作，否则后果自负。」

所以他在笔录上签了字。

面对后果

李宇宙回忆说，当他听说他的朋友们被捕后难过至极。他逐一给他们打电话，没有一个能打通。次日，他给他在国家安全部的上司挂通了电话。

他的上司证实了被捕消息，并让他暂避几日。

李说：「我想他是要让我知道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尽力安慰我。他说，如果我们不逮捕他们，别人也会逮捕他们。接著，他说，他们将坐15到20年的牢。到他们被放出时，他们不会再认识我了。但这让我更难受。」

李说，他当时头脑混乱的甚么也说不出来。那天晚上，他把一切都告诉了自己的女友，在自己的宿舍内抱头痛哭。一时怒起，他用香烟烧灼自己的臂膀，留下疤痕要自己记住当时的痛苦和愧疚。

李说，几天后，他开始使用笔名替他的朋友们在网络上发表申诉文章。

但他未透露他在朋友被捕中的角色。他也没有断绝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往来。他也许感到愧疚，但还不足以令其加入其狱中朋友的行列。他说，他要找到帮助他们的另一途径。

李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补充说他很害怕那些特工：「我担心我无法毕业。他们可以以任何理由将我逮捕。」

三周后，李在国家安全部的上司请他去吃午餐。席间，李同特工们共进烟酒，对他们拘押他的朋友一事只字不提。饭后，他们要他在一份笔供上签字，作为案审正式提问时他的答覆。

笔供上说：「我认为，「新青年学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和政治组织。首先，它未经登记。其次，它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我认为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以多党制和西方资本主义取而带之。」

李签了字。他说他没有仔细看。

宣布判决

六个月后，当检察官在法院陈述案情时，主要依据黄海霞、范而军和李宇宙的签字笔供。

根据列席一二BGB0005f判的家属记录，四位年轻人为自己做了当庭辩护。身著被捕时穿的衣服─多为绒线上衣，他们逐一站起对著三位法官为自己陈述。

张宏海反问道，研讨小组连设立网址的资金都筹措不起如何推翻中共呢。徐伟指出，研讨小组的成员一半是中共党员。当检察官指控靳海科主张「结束老人政治」时，他反驳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使用过同一说法。

杨子立争辩，检察官指控他们推动的「社会制度自由化」不等于颠覆。他说：「自由化意味著通过改革扩大自由度。例如，过去20年的改革，难道那不是自由化的过程吗？」

李宇宙那时已经毕业。国家安全部在为正式雇用他办手续，并要他开始调查和潜入其他涉嫌异议小组。但他不再有兴趣为他们效力。

而他随后采取的行动显示出他的内心矛盾性。李似乎非常想帮助他的朋友们，但也不愿承担出卖朋友的全部罪责，或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的自由。

首先，李给法官写了一封信，为其四位朋友辩护，同时宣布他签字的笔供作废。但他没有透露他与国安部的关系。他将这一切事先通知了他的上司，称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其在异议群体中的可信度。

后来他又与杨的妻子路坤联系，约她在麦当劳店见面。他给她看了香烟烧灼留下的伤疤，但没有勇气向她承认自己在她丈夫被逮捕中的作用。

他还试著到中国最高法院为杨和其他三人寻求帮助。他同样没有告诉法院官员他与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但国安部很快发现了他在干甚么。他说，他人还在法院，他的上司便拨通了他的手机，要他「马上回来，不然会逮捕你。」

当日稍晚，国安部的一名司长把李带到一家茶馆，客气地警告他不要走的太远。李回忆说：「他讲：「我们知道你因朋友被捕而感到很难受。回家休息一下。」 但他还说我是个成年人，要为自己的所为负责...他说：「别以为离了你我们就找不到间谍了。」」

李拒绝再为国安部干事，而开始以中国人权党的假组织名称在网上发表有关他的四位朋友的文章。2002年5月他的上司来电话问他是否听说过这个组织。李说没有。两天后特工又来电话并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女友的号码，他就是使用这个号码登记上的网。

李回忆说：「他说，如果那些文章是我写的，他就没办法帮我了。我知道，我有麻烦了。」

第二个月，李搞了本护照，并在一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帮助下于7月8日飞往泰国，紧接著在联合国的一个办事处申请了难民身份。

2003年4月20日，也就是杨和另外三人最初被逮捕的两年多之后，法官举行第二次听证，庭审该案件的新证据。检察官首次拿出李宇宙为国家安全部效力时提供的笔供报告。

2003年5月18日四名被告被带进法院聆听判决。他们每人身后站著两名安全官。但法官还没来得及宣布判决书，徐伟便向前冲去后摔倒在地。

现场人证说他大声喊道：「我抗议！北京国家安全局殴打我！我不会承认犯了任何罪！我不会无辜冤枉他人！ 」

他紧紧抱住一个桌腿不放，5、6个安全官一起动手才把他拉开，随后将他抬出去。接著，法官宣布所有四名被告犯有颠覆罪。

徐和靳海科被判10年监禁。杨子立和张宏海被判8年。安全官迅速将三名所剩被告押出宣判庭，不给他们任何抗辩的机会。

充满悔恨

数月后，李宇宙细读了法庭上出示的文件。他身穿胸前印有大象的白色T恤衫，坐在曼谷一家饭店的前厅。看上去，他好几天没有盥洗了。

他抬起头，眉头略皱，表情茫然，终于开口了：「是我写的。我有印象。」

第一份报告最长，主要谈徐伟。报告中说，他在忙于计划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并认为不能排除以暴力作为政治变革的手段。报告还说，他已确信李「完全信得过。」

李说：「我不记得我为甚么要写这些。我当时不知道调查的目的是要逮捕这些人。。。」他深沉的声音低落下去。

第二份报告稍短。它记录了一次有6名「新青年学会」成员参加的会议。报告提供了每人批评中共的言论。

李认为这份报告的内容没甚么。 他说：「任何中国百姓都可以说这些内容。课堂上的老师也说这些内容。」

第三份报告描述了「新青年学会」的第一次会议。篇幅更短，内容不很具体，把与会者分为两类：5人赞成「暴力手段」，2人主张「和平手段」。

李说：「国家安全部对这份报告不太满。他们说，这事不小，我应再写具体点儿。但我偷懒没照办。我总是尽力少写点儿。」

第四份报告是讲发生在李的宿舍内的一次会议。当时靳海科告诉他警方在骚扰他。张宏海也在场。报告说，张主张他们必须扩大他们的组织。

李说：「当时我在为国家安全部工作。我必须写这些东西。」当问他是否在欺骗朋友时，他称他是在工作，但他补充说，国安部滥用了他的报告。「用我的报告分析社会还可以，但不能用来作为给人定罪的证据．．．．．．如果我是编造的怎么办？」

李说，个人野心似乎是国家安全部决定逮捕他的朋友的动机。他的上司们想要破一个大案，好增加经费、获得提升。他们的上司无疑也想得到同样的好处。李说，所以各级官僚都夸大他的朋友们的活动，或许一直到中共最高层都是如此。李说，当竞争机构公安部开始介入时，国安官员决定采取行动，保证自己立功受奖。

但李否认自己汇报朋友和在报告中夸大其辞是个人野心所然。后来在被问及他此时要对朋友们说点儿甚么时，他回答前停顿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说：「我从未想过会伤害他们。我不想推却责任。我的确后悔写了那些报告．．．．．．它们被用作证据，伤害了他们，我很抱歉。」

再次相聚

逮捕后他们从未再见面。但在沉默了数月后的去年10月，逃脱逮捕命运的另三名研讨小组成员鼓起勇气，代表他们的朋友在上诉听证上作证。

张燕华仍住在天津。他说过的话没有被用作给杨等定罪的证词，但事发后他没为他们做甚么。他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每天为他的朋友祈祷，并且当杨的妻子路坤找到他时同意作证。

黄海霞知道自己签字的笔供伤害了她的朋友们，但她在尽力忘掉一切。第一次审判后，她在徐伟女友的要求下给法官认真写了一封信，表示她的回答被国家安全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然后她去了上海。张在那里找到她，并说服她回北京参加听证。

范而军仍在北航教书。连续数月他害怕得连打听他朋友的下落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路坤要见他，他推了，称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但就在上述听证要开始的数周前，杨的律师电话找到他，提醒他签过字的笔供。他对自己所说过的话的严厉程度感到吃惊，一怒之下也同意前往作证。

但法庭拒绝他们入内。三人坐在路边，写了一份声明，为他们的朋友辩护和否认「新青年学会」曾有推翻政府的想法。法院拒绝接受。

后来，陆说，她已经原谅他们三人。她说：「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是在压力下才这样做的。」

但她不会原谅李宇宙。她说，他的行动是自愿的。她说：「他撒谎并出卖朋友，然后又出国，而不是留下来帮助他们。他不应获政治庇护．．．．．．他应该回来，哪怕是要坐牢，因为他就应该坐牢。他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一次李从曼谷打电话给她，要她把法庭文件复印件寄给他，他好尽力帮助她丈夫。她答道：「我恨你。」

2003年11月，法庭驳回四名被告的上诉。

上月，路第一次被允许探视她丈夫，几乎是他被逮捕后整整三年后。她说，他的头被剃光，人消瘦惨白。两人隔玻璃墙对坐，通过对话机交谈，但很难听清对方讲些甚么，因为房间内挤满了其他犯人和探视人员。

路说，她哭了，并告诉她丈夫她终于开始阅读他所写的那些文章了，她现在明白他为甚么要坚持写下去。但主要还是杨在说。他说话速度缓慢，对自己让家庭失望表示难过。他让她去看望他的父母和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照顾好自己。

陆说：「他讲他是冤枉的。他告诉我要有思想准备。他说他不会为获假释而承认自己有罪。」

仅20分钟，电话线便断了。他们的时间已到。

政治现象是复杂的，人的政治观点也是；因此将一个标签（如“白左”、“川粉”）直接贴到他人身上可能会掩盖其复杂性。例如一个支持共和党的人不一定支持川普；一个支持川普的人不一定支持“占领国会”；一个反对川普的人不一定支持社交媒体对其封号；一个支持对川普封号者不一定赞成社交媒体垄断；等等。此外，持有同一观点的人，背后的原因可能也不同。因此建立此投票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批判或者评价任何一方，只是希望了解各位在2020美国大选一系列相关问题上的看法。欢迎投票！

关于党派倾向（旧有投票，如果需要可以更改自己的选择）

对于川普的看法

对于选举是否舞弊的看法

对于部分川普支持者“冲击国会”的看法

对于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对川普封号的看法

对于第二次弹劾川普的看法

另：此楼主要是投票。如果要评论，可以讽刺批评政治人物（如川普/拜登），但如出现对于网友的讽刺或攻击（无论立场）一律控评。谢谢配合！

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112-mainland-youth-in-grassroots-government/invite_token/rziJReCGfg/

端傳媒記者 來福 發自香港January 13, 2021

這是端傳媒2020年終專題的第16篇，歡迎點擊訂閲專題。我們與你一起，關注一個時代的碎裂與另一個時代的新生。

林秀麗的報告被打回來了。

那是2018年，26歲的她進入廣州一個鄉鎮政府工作，常會接到上級要求、請他們提供某一項數據。林秀麗發現，轄區內村幹部給的數據都是隨口估算的，要求他們重新統計、提交真實數據。

在報告上，她誠實地寫道：「組織開展黨員志願服務活動0場，共有0個支部參與，0名黨員參加服務，共服務0名群眾」。結果，領導嫌報告「不好看」，委婉地請她「潤色」。

如何報數據，是體制裏的重要一課。

2020年初疫情爆發，深圳各社區進行封閉式管理。在街道辦事處（簡稱「街道辦」）工作的張念負責招募「青年突擊隊」，到缺人手的小區或商業區出入口負責測量體温。張念在居民群和共青團員的群裏招人，但因為沒有提供防護物資和補貼，幾周後，常來幫忙的十幾個人逐漸不見蹤影，「青年突擊隊」名存實亡。

每週，領導依然要求張念上報人數和完成的工作量。「本週青年突擊隊人數13，補位測温78人次。」連着幾個月，張念都報了一樣的數字，領導則回以「收到」、「辛苦了」，照單全收。「她其實也知道我在虛報數字。」張念說。他今年27歲，在街道辦工作兩年。

「倒逼你作假，你要麼撒謊，要麼得罪一圈人還幹活幹得累死。」

剛入職時，領導要求張念兩週內把街道轄區內近1000位團員的團費收齊，他煎熬到最後，無計可施，他自己掏了400多元墊上。

注：成為共青團員後，會被編入團支部或一個小組，組織關係即團員對基層團組織的隸屬關係。團員從學校畢業後，組織關係一般會轉接到新的工作單位，如果所在單位沒有團支部，則掛靠在當地街道辦。不過，掛靠在街道辦的共青團員未必會在本地工作，更換住址、電話也無需向街道辦報告，街道辦無法和他們保持緊密聯繫。

「其實沒辦法完成這個任務。」張念說，剛進體制工作的年輕人，最大的心理壓力就來自這類「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聽說過不少新來的同事，掛了電話就開始哭。

張念也逐漸意識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背後，是上級沒有明說的要求------編數據。「倒逼你作假，你要麼撒謊，要麼得罪一圈人還幹活幹得累死。」

體制裏的工作，自有一套運行法則，加入其中的一些年輕人，在經歷了不解、憤怒和試圖改變後，亦漸漸成為了法則的一部分。

2008年8月，北京，一名戴上紅袖章的監督員在街道上巡邏。攝：Guang Niu/Getty Images

3334：1

2011年，在深圳房地產相關行業工作一年的歐陽開始備考公務員，同事們都覺得不可思議。「在外面闖多好，當公務員限制多，工資也不高。」儘管當時歐陽的月薪只有4000元，但她畢業於重點大學、又有一份前景很好的工作，身邊人都覺得，進入政府拿「鐵飯碗」並不是最優選擇，相反，這多少意味着退出競爭、選擇一種更保守的生活。

這樣的想法正在現實層面遭遇更多挑戰。2020年8月，杭州市餘杭區下轄的幾個街道辦兩年前聘用了10名畢業於北大、清華的碩士和博士的消息流出，引起熱議。

在中國行政層級體系中（中央-省-市-縣-鄉），街道和鎮屬於最低一個級別，也就是說，在街道辦和鄉鎮政府做公務員，如果沒有特殊際遇，仕途的頂點大概率不會超過科長一級（注：街道辦和鄉鎮政府的領導職務最高到正科級，廣州、深圳的行政級別是副省級，比其他城市高半級，因此鎮領導可以是正處級）。因此，名校生參加公務員考試，通常會選擇中央、省級等行政級別更高、仕途前景更廣闊的單位；而街道辦崗位對公務員學歷水平要求普遍不高，大專學歷、軍轉幹部（注：重新安置工作的退役軍官）十分常見。

林秀麗畢業於一所二本學校（注：按大學招生時錄取批次劃分，二本即第二批次。整體來說，二本的錄取分數、教育資源次於一本。），是這個鄉鎮政府第一批大學生勞務派遣僱員（注：「勞務派遣」又稱「人力派遣」或「臨時勞動」，是一種臨時工制度）。在此之前，這裏的崗位沒有公開招募，多由本地村民直接任職，學歷普遍是中專。而最近兩年招募的公務員和事業編制辦事員，大部分都是廣東省內的名校畢業生。

名校生進入街道辦，表明體制對年輕人的吸引力進一步擴大了。《南方周末》的一篇報導引述北京大學發布的就業報告稱，選擇就業的2822名畢業生中，超過3/4選擇進入體制，到民企就業的人數僅為2015年的一半。招收北大畢業生最多的20個單位，只有華為、騰訊兩家是民營企業，有8家是省級黨委組織部。

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6年發布的數據，中國共有公務員（擁有國家行政編制）719萬人。此後，官方沒有再更新數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另一組數據顯示，2019年底，「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單位（包括中國共產黨機關、國家機構、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等機構，可看作廣義的政府機關單位）的就業人數達1989.8萬人，其中除了公務員、事業編制人員，還有大量勞務派遣職員。

注：事業單位指由國家行政機關舉辦、公共財政支出提供經費的社會服務組織，如學校、醫院、報社。事業單位編制人員，工資也由財政撥款，但並非公務員。在國家行政機關內，因為編制數量的限制，除了狹義的「公務員」即國家行政編制人員外，還會有事業單位編制人員，以及沒有編制身份的編外人員。

2021年，超過150萬人報名國家公務員考試，競爭最激烈的職位有3334人考同一個崗位。除了一直最受青睞的國家公務員考試，從省級公務員考試到街道辦崗位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

2019年11月，河北石家莊，國考生完成考試後離開試場。攝：VCG via Getty Images

歐陽慶幸自己早做了選擇。那時考街道辦公務員還很容易，一個崗位只有20、30人競爭。到2020年，深圳一個街道辦放出一個科員崗位，有543人同時競爭。

在體制內工作的優渥待遇不言而喻。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中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只有5.3萬元，政府機關單位就業人員則為9.4萬，接近前者的兩倍。

她很少跟體制外的同學談工作上的煩心事，在他們看來，她做的是一份「錢多又不用996」的工作，抱怨顯得矯情。

林秀麗一直強調自己的幸運：「對我們普通大學的畢業生來說，公務員是性價比最高的工作，在民營企業工作很難賺到這麼多錢。要是晚兩年考，（以現在的競爭激烈程度）我很可能就考不上了。」進入鄉鎮政府工作前，她在職業中學做了5年老師，月薪5000元左右，工作強度和壓力卻並不小。如今，她很少跟體制外的同學談工作上的煩心事，在他們看來，她做的是一份「錢多又不用996」的工作，抱怨顯得矯情。

張念是東北人，畢業於北方一所三本大學（第三批錄取的本科，分數線通常較低）對外漢語專業，畢業後在當地做過補習老師，一個月工資只有2000多。後來在一家優衣庫門店做店員，每天工作到晚上10點，月薪大約4000元。如今在深圳街道辦做勞務派遣，每個月工資8000元，對他來說已是收入最高的一份工作。

儘管，勞務派遣的身份，時常令他感到不便。

身份

進入體制，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互相識別「身份」。

一個行政機構可以招多少公務員，是地方機構編制委員會在「三定」方案（定主要職責、內設機構、人員編制）中確定的，難以更改。張念所在的街道辦，行政編制和事業編制加在一起不足100人，按張念的說法，這100人不可能完成基層需要的工作量，所以還招了300多勞務派遣員工。深圳基層行政編制和事業編制的年薪在28萬元以上，大部分勞務派遣的月薪則在4000-8000元之間，後者的人力成本遠遠低於前者。

除了領導，張念和其他同事都在同一間大辦公室工作，表面上看，公務員和勞務派遣之間也沒有明確的上下級關係。但金字塔狀的人事結構，才是街道辦行事規範指引。

「勞務派遣做的是重複性的勞動，整理文件、統計表格。公務員要寫材料，作報告，出外勤去現場解決問題。」張念說，他是三本學校畢業的，而其他同樣是90後的公務員同事，基本都畢業於國內名校。他常常被公務員同事催着幫忙掃描文件、打印材料，大家都默認，有編制的同事可以支使僱傭性質的同事，瑣碎的、輔助性的工作一概交由他們來做。

一些細微的端倪提醒張念，公務員和勞務派遣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邊界。辦公室一個公務員同事休假旅行，在朋友圈發了照片，張念和另一個公務員同事閒聊提起，對方詫異：「你也看得到這條朋友圈？」

2020年10月，北京，一名戴上紅色口罩的男子在街道上走過。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做了一年勞務派遣後，林秀麗考上原單位的事業單位編制職員，儘管不是公務員，但也有編制了。她的年薪從不足7萬漲到25萬元，也覺得自己獲得了更多「尊嚴」。

「我去跟一個有編制的人溝通事情，如果我是編外人員，她不會聽我講話的。但我要是也有編制就不一樣了。」林秀麗說，不需要自我介紹，體制內的人一眼就知道你的身份，「編制本身不多，誰來了立馬就知道了，那是同一個階層。」

林秀麗說，在這個「階層」之中同事關係比較友善，因為大量瑣事都交給「編外人員」去做了------「我每週的本職工作是一份材料，我需要什麼數據他們都得停下手上的工作找給我，但是沒人敢叫我幹活。」

與此相比，之前做勞務派遣的工作她總是很疲憊。單位裏有一個工作10年左右的編外同事，覺得基層工作沒意義，事情完成得很粗糙。她常常嘴快提出工作建議，而這會被同事當成挑釁：「他們輩分觀念很重，覺得我多管閒事，但我們的分工就像流水線上的女工，她做不好就會影響到我。」林秀麗考上編制後，這種敵意突然消失了。「他們會把你當成比他高一級別的人」。

不需要自我介紹，體制內的人一眼就知道你的身份。

鄉鎮政府裏和林秀麗同齡的90後，也幾乎都在準備考試------勞務派遣希望考上編制，事業編制想要考行政編制，名校畢業的公務員則希望在35歲前通過遴選（注：在職公務員不可以報名參加公務員考試，但可以通過參加遴選考試，跨政府層級、跨工作部門，任職其他崗位）去中央或省裏工作。

張念也看到，半隻腳踏進體制門檻的人，都拼命想擠進去。一個同為勞務派遣的同事，本科畢業於名校浙江大學，8000元的薪水對他來說「當然太低」，他做這份工作是為了積累考公務員的基層工作經驗優勢。張念的母親是石油企業工人，一輩子吃「公家飯」，對他進街道辦工作十分欣慰，常常問他，能不能請領導安排一下，「把身份轉成公務員」。

林秀麗依然在參加公務員考試，她希望在35歲（公務員考試的年齡限制是18-35週歲）前從鄉鎮考走，到深圳或上海當公務員，她覺得自己不可能離開體制了，只希望去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做事。但這個願望渺茫：「現在很多新鮮血液湧進體制，很多地方30歲就瞧不上你了，我還是女生。我要是走不了，只能做自己的思想工作了。」

朋友圈

張念一度小心翼翼，工作、生活類朋友圈開放給同事，涉及觀點的朋友圈則對同事不可見。後來大膽了一些，同事可以看見他轉發的各種評論：倡導同性婚姻合法化，談論重慶公交車落水，或批評《民法典》設立離婚冷靜期。不過，同事和領導始終只給工作朋友圈點讚，對私人生活和觀點沒有任何回應。

2019年夏天，香港反修例運動最熾熱之際，深圳的餐廳、商鋪、出租車上隨時可聽到市民在討論此事。張念所在的街道辦和香港只有一水之隔，辦公室裏也有從香港高校畢業的同事，但大家卻彷佛此事沒發生一樣，沒有人提起。

「大家在政治上都很敏感。」張念說。同事一起吃飯，沒有人講自己的私事，只討論段子、明星。有領導一起，話題就變成區長或市長：「之前在哪裏履職，他做工作多努力，要多向他學習，講這種正面的、積極的、表揚的話。」之前一個同事請假結婚，回來給每個人發了喜糖，也只到此為止，沒有進一步的寒暄。

北京，天安門廣場。攝：Feng Li/Getty Images

不過，同樣在深圳一個街道辦工作的歐陽說，自己所在的業務科室同事間關係融洽，會聊私事，也會一起吐槽領導。歐陽形容黨政辦公室為「權力的中心」，每次經過，她都會低着頭匆匆走過。「可能每天繞着領導轉，黨政辦的人會比較謹慎，我們是最邊緣的部門，感受不到什麼官場的氛圍。」

她有時抱怨對體制的不滿，一些人會警惕地質問她：「你發表這種言論你是想幹嘛，注意你的站位！」

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歐陽和同事激烈地討論一河之隔發生的示威，同事重復著主流輿論場的觀點——這是一群受外國勢力鼓動的港獨分子，而她並不這麼認為。

7月，示威運動成為全球的關注焦點，她擔心自己出格的言論惹上麻煩，不再和同事討論此事。「以前我的同事會批判一些，但這兩年他們對黨國的認同更多了，更加親近民族主義了。」有時開會，她會看見同事在刷短視頻，都是「中國的高科技把美國甩開」之類的內容。

歐陽的爺爺在文革期間被打倒，80年代得到平反，後來又得了癌症，去世的時候很不甘心。歐陽從小聽着爺爺的故事長大，跟着父親看香港的電視新聞，在對「國家」概念有批判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她在朋友圈悼念李文亮、批判北京清除「低端人口」、支持女權運動，從未屏蔽同事，也沒有領導為此找她談話。不過，她是街道辦的公務員裏最晚晉升職級的，其他同事3、4年就晉升了，她則是到第5年、街道辦換了「一把手」才得以晉升。

和歐陽一樣，林秀麗跟同在體制內工作的同學交流時，有時會抱怨對體制的不滿。一些人會警惕地質問她：「你發表這種言論你是想幹嘛，注意你的站位！」她說，體制裏的人會天然從政府的角度出發思考問題，這也是公務員考試的答題思路。

林秀麗還遭遇過一次同事的「舉報」。她休假去湖南玩，跟同事透露了自己的行程，恰逢當時北京有新一波疫情，同事就報告給了領導，要求她去做核酸檢測，儘管她去的湖南並沒有疫情。「只要你離開了這個系統，再回到這個系統之中，他就會質疑你。」

「我本來不應該接受你採訪，但我想到自己可能要在這裏工作一輩子，我還是想稍微做自己，我想做個人。」談話中，林秀麗常常在這兩種心態間轉換。她似乎已接受了這套遊戲規則，她的一位剛畢業的同事說：「我覺得我來到體制，我就是一個對創造性沒什麼渴求的人。」林秀麗補充：「它並不需要你有多強的創造力，它只需要你有服從性。」

街道辦的指揮交通志願者。攝：來福/端傳媒

改變

年輕、高學歷的公務員來到基層，的確改變了一些東西。林秀麗舉了幾個例子：重點大學會計專業的同事來了，發現之前的財務審計一塌糊塗；轄區內一家工廠發生泄露，化學專業畢業的研究生同事判斷氣體有毒，要求前去現場的執法人員配上防毒面具；她當過教師，妥善地處理了一起家長上訪事件。

不過，林秀麗說，發揮專業所長並不是他們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就是維持目前的穩定，應對上級的檢查，不出什麼重大紕漏，政策需要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我們並沒有自己的目標。」

張念不這麼想。

他見過同事眼中煥發價值的時刻。疫情爆發初期，他們被通知新年假期取消，回街道辦值班。確診人數迅速增長，幾乎沒有人請假推脱。「平時你覺得這個人挺勢利的，這時又產生了一種很奇怪的氛圍，大家身上都有種英雄主義的感覺。」

這種潛規則，用他的話概括------「明面定下的規則都可以隨便打破」。

他對這份工作的價值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情感。一方面，他發現的確可以幫「老百姓」解決一些問題。有人跟房東起了租房糾紛，去街道辦上訪，真的會有人接待、會幫忙解決問題，跟他過往理解的被消聲的「上訪」很不同。「有群眾困難，沒錢了，到街道辦門口一坐，最後也真的給他想辦法了。」

另一方面，他又覺得任何政策的初衷都在執行過程被扭曲了：「比如說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它有一套說法，這樣做為這個城市好，為市民好。但實際上指導我們做事的不是這些東西，而是哪個級別的領導提了要求，要做到什麼標準，什麼時候應該完成，不完成會怎麼樣。」

全國文明城市

「全國文明城市」是中國城市綜合類評比中級別最高的頭銜，由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命名。「創文」成功是地方行政主官的重要政績，有助於仕途升遷。在廣州、深圳等經濟發達城市，各級政府會購買大量外包服務（如增加環衛清潔工人）來實現「創文」目標。

據張念所知，2020「創文」期間，僅團區委請志願者在馬路上指揮交通就花了100萬元，大街小巷上隨處可見宣傳文明城市的大幅廣告牌。檢查組來臨前，社區的人被動員去一戶一戶敲門，和居民套好「口供」。

上海黨建服務中心外。攝：Artur Widak/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張念執着於做出一些改變。

比如，體制裏所有命令都是「不可商量」地往下推給基層。他向下傳達指令時，會給社區製造一些緩衝空間。「他們定了今天下午下班之前報，其實也就意味着第二天上班之前報也可以。如果週五下班之前報，其實也就是他們想在週一上班就準備好。」張念覺得，任務一層一層往下催，留給社區做事的時間本來就很少，應該儘量幫助他們，而不是互相為難。

林秀麗對這種時間限制的層層下壓也有所感受：「市裏面給一個月，到了區裏面給15天，等區裏面反應過來發通知的時候只給7天，到鎮裏領導只給你3天。 」

張念好幾次提到，這個困境並非不可打破，只要街道辦之間團結起來，向區裏討價還價。他說，自己消極抵抗過，的確迫使上級降低了一些要求，「他們還是需要你來幹活」。

自下而上推動改變，在歐陽看來是不可能的。前年，在一個區對接各街道辦的微信群裏，一位隔壁街道辦快退休的大姐發了一封公開信，呼籲上級領導取消對街道辦業務部門的數量指標考核。歐陽深表贊同，打了一長段話附議。後來，歐陽在大會上被領導批評，告誡她有意見要通過內部渠道表達。

在體制內工作了8年，歐陽承認自己是體制的受益者，有一份安穩的工作和受人尊敬的身份，在深圳這座中國最難落腳的城市買了房子。但她說自己對體制越來越感到悲觀。「我不止一次聽到處級幹部以上的領導在開會的時候說，他的年收入是60萬還是70萬，他講這個是想給大家畫餅，但是下面坐着的勞務派遣同事，一個月就拿幾千塊錢，他是看不見他們的。即便是在基層政府，大家對底層的人也關心得很少。我覺得挺無力的。」

「站着說話不腰疼。」張念對歐陽的態度表達出不屑，「她以一種很悲憫的心態去看待其他人，但是不願意做任何改變。你要真覺得不好，就從這退出。你享受優渥的待遇，還表現一種很憤怒的態度，我就覺得很虛偽。」

張念曾嘗試聯合其他街道辦給上級施壓，但呼籲了幾次，沒有人答應。

他是辦公室裏唯一一個沒有報名公務員考試的勞務派遣。他說工作兩年逐漸摸清了基層體制內工作的潛規則，也越來越失望。這種潛規則，用他的話概括------「明面定下的規則都可以隨便打破」。

打不破的，是枱面下的規則，以及它們留在人身上的痕跡。

2014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一名與會者扣上一個國徽襟章。攝：Stringer/Reuters/達志影像

被改變

張念辦公室新來的公務員，一個跟他年紀相仿的歸國留學生，受科長所託重建街道辦裏的公章使用制度------先由部門領導和分管簽字，後拿到黨政辦蓋章。新制度確立後，一個輩分高、資歷老的公務員同事循舊例拿了一份文件請她蓋章，說之後再補上簽字，被留學生同事嚴辭拒絕了------按程序走。

「把這個大哥給得罪了，他有很多機會為難新來的同事。」張念說，幾個月後，挫敗的新同事也學會了向哪些人要求規則，給哪些人行方便------關係親近的可以違反規則，不親近但得罪不起的，請示自己領導。

儘管張念每天都加班到8、9點，但他覺得只有20%的時間是在做實事，80%的時間都是應對工作中這種人際關係。

有太多類似的東西需要「學」了。談到被打回來的報告，林秀麗說自己後來「學乖了」。「把市裏面的政策一讀，把區裏面要幹的活都捋出來了，我就知道他需要什麼樣的數據了，超過多少的數據可能會是異常，低於多少的數據就會被檢測到，我報個中庸的數永遠沒問題。」她看起來很柔弱，但講話語速很快，連珠炮發式的，「這是浪費我的青春，我不願意幹這種弄虛作假的活。」

後來，每當有報數據的任務下來，她就擺明態度：不要找我，找我我就較真，報真數據，到時你還得改。她拒絕了自己厭惡的任務，自然有別的同事承擔。「這是我的生存之道。」

疫情期間，有一週張念沒報數字，領導打電話過來：小張啊，青年突擊隊這周的數據，你在微信上給我報一下。

「一定要留下記錄，這個數字是由我報給她的，她才可以撇清責任。」張念總結道。

2020年2月，北京，居委會成員在胡同入口控制出入人流，防止新冠病毒在區內傳播。攝：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中國體制裏，這被稱為「痕跡管理」。2013年，習近平在共產黨的紀律會議上用「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民間諺語要求從嚴治理黨和政府內部的不良風氣。在黨政機構內部，這演變為每一件工作都必須留下可供追溯的文字、圖片和檔案紀錄。張念說，他去餐廳貼「光盤行動」的宣傳標語，轄區內幾千個餐廳，每一個都必須拍照做台賬，之後會有一隊人去檢查，檢查的人也需要拍照，做「台賬的台賬」。

「我們在體制裏幹活，不是個人意志的體現，是集體意志的體現。」

共產黨內部對此新興的黨政機關績效考核手段有不少批評聲音。2018年，《湖南日報》一篇評論引用了「一位基層幹部」不堪其擾的抱怨：「過去一年，光領導講話內部通報發了100多期，各類會議紀要發了八九十期，這還不算各種綜合彙報、專題彙報、調研簡報......特別是今年以來，領導開口就要有記錄，開會就要出紀要，調研就要有微信，會議就要有傳達，『凡事留痕』已然成了常態。」

像張念、林秀麗一樣的基層工作人員，一方面受其所累，另一方面也迅速學會了用形式主義來確保自己不必擔責。

「我現在說話都是一個口徑------接哪位領導的話，有這樣的安排。從來不說是我說的，而是領導說的，哪怕裏面有半句是我說的。如果他反饋說做不來，我就說那我幫你彙報一下領導。」剛進政府工作的時候，林秀麗還沒學會這麼說話，因此得罪了不少同事，「他們會覺得這個任務是我派給他們的」。

工作快3年，林秀麗總結道：「我們在體制裏幹活，不是個人意志的體現，是集體意志的體現。」

經過兩年「搏鬥」，張念已習慣了隨時撲面而來的諸如「全區人都在等你一個人」的威脅性話語，也更能化解隨之而來的心理壓力。他可以分辨出哪些是硬性任務，哪些是虛張聲勢，是另一個人急着交差的焦慮------「如果交代得比較籠統，基本屬於嚇唬人；如果他說幾號幾點之前要達到多少，而以前也出現過這種情況，那大概是真的。我也會去打聽一下其他街道的情況」。

不久前，街道辦招了一個新的勞務派遣員小紅接替張念負責的部分工作，交接期間，張念教小紅：「要讓對接工作的人以文字的形式確認自己說過的話。如果他打電話過來溝通而不是發微信，說明有問題，一定要自己整理他說的話，在微信發給他，請他確認，固定證據，以免過後推諉責任。」

幾天後，張念的領導發消息給他，嚴厲訓斥道：「不需要你教給她這些，領導的命令只需要執行！」

應受訪者要求，林秀麗、張念、歐陽、小紅為化名。

从卢昱宇（https://twitter.com/darkmamu6/status/1348768652967911424）的推特上看到：

这是一个基于我们所记录的大约70000起抗争事件的研究，分析了为什么一些抗争相对于另一些抗争更容易被镇压，非常有意思。作者克里斯蒂安·哥贝尔（Christian Göbel）是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系现代中国研究教授。

https://twitter.com/Chri5tianGoebel/status/1348683973640204290

This is the key figure that show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rotest issue, crowd size and the predicted likelihood of repression.（以下是显示群体抗争问题、人群数量和镇压可能性的图表。）

粗略看来，医疗事故、强拆、征地纠纷引起的群体事件镇压可能性更高；参与人数越多镇压可能性越高；农村地区群体事件镇压可能性更高；出现骚乱时镇压可能性更高（不过没有“农村地区”影响大）。

原文链接（有全文）：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670564.2020.1790897

我觉得很有意思。有时间归纳下这篇研究。

注：李英强为立人大学的发起者（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926/cc26liyingqiang/），目前为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长老。立人大学目前已经关闭。李英强于2018年在12.9大抓捕中，因参与教会工作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8个月后终获保释回家（http://cppc1989.blogspot.com/2019/02/cppc00717.html）。

立人大学曾经是2049的友链，其创始人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这两天翻端点星存档旧文翻到这篇，觉得写得很好，故转载于此。

原文链接：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9/01/17/li-ying-qiang.html

发表时间：2019年1月

原文来自「柳建树的私聊」：认识李英强的十二年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希伯来书 13：3）

引子：严肃的话题

我和爱人偶尔会谈起英强。说到最后，总是谈到一个话题："你说，他们会不会被抓？"

我总是缓慢地说道："很有可能。" 同时摆出严肃忧虑的神情。然后，话题在沉默中结束。

其实，我那时倒未曾特别忧虑。一方面觉得，既然他已做好准备，坦然，我们何必徒增忧虑？待事情发生，尽自己本分便是。一方面也是心存侥幸，觉得或许未必便会......

然而，引用某位政治警察的话："共产党不相信意外"。一个多月前（12 月 11 日），靴子落下，英强被抓。罪名：寻衅滋事。同批被抓的还有他所在教会的牧师信徒，超过一百人。截止今天，仍有十五人在关押中。

有一夜，我梦见英强被刑讯，死了。短促恍惚的梦。醒来想想，不太可能。我们是法治国家，刑讯逼供是警察的日常工作，怎么会出差池？但那不祥的感觉，终究留下了影子。这些年过去，我终究也学会 "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了。

如今，英强被带走已满 37 天。逮捕还是释放？没有消息。看来，他一时还难以回家。

1. 初次见面

按年头算，认识英强十二年了。2007 年，我在北京的郊区上大学。偶然的机会，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和他打了个照面。

印象中，他穿褪色的牛仔上衣和灰褐色的西装裤 ------ 体面的乡镇小贩常喜欢穿的那种。后来成为他标志特征的山羊胡，当时已初具规模。这胡子是在向初见面的人宣示：我这个人可比较难搞哟！不过当他呵呵笑起来，胡子便欢快地翘起，使得那笑脸变得和善又滑稽，人们便不禁因为笑他的笑而笑。

或许在短暂的会面中，我们曾这样相对而笑过，所以我记住了他，知道他和妻子新月马上要离开北京，回农村老家去办图书馆。

回到学校后，我便找到图书馆简陋的网站，用 Google Reader 订阅了图书馆的博客。是的，那时 Google 还没有被迫退出中国，维基百科没有被封锁，敏感词也只有屈指可数几个。那时似乎极权的 "总发条已经松了"（引自当时流行的读物，崔卫平老师翻译的《哈维尔文集》）。那时单纯而相信 "进步" 的我，未曾料到他们会 "不忘初心"，"撸 lu 起 qi 袖 xiu 子 zi 加油干"，更不会料到十二年后，我会坐在这里，谈论那个只见过匆匆一面的人。

2. 博客

立人的博客好看。坦率讲，那是我迄今为止读过的最动人的博客。所谓 "动人"（moving），就是指具有一种让人行动起来的力量。读过那么多博客，只有立人的博客让我真的走向行动。因此，说它是最动人的，也并不为过吧？

你想看看吗？抱歉，已经看不到。立人 14 年被封杀，所有网络账号一夜间消失，包括那个博客。文章没有备份。

这让我痛惜。

那些用心血写成的文字，像是温热的动物，曾经乖巧地停在我的掌心。只在瞬息间，它们被吸进无形的黑洞，被撕扯成不具意义的碎片，不可挽回地、彻彻底底地消失在世界上。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可以毫无顾忌地毁灭珍惜之物。

立人被关停，损失很大。唯独这项损失，不只是损失，而是毁灭。场馆可以重建，图书可以重置，人员可以再聚。唯独这些小小的生命碎块，永久湮灭于虚无。

这让我痛恨。

3. 博客找到了！

说到这里，不禁又在网上搜索一番，不料竟然找到了上述博客里的很多文章！原来一位有心的立人同事，做了备份！细细地浏览了一遍，似乎还颇为完整。真是太棒了。一起看些片段。（很多是英强的妻子新月所写。）

阅览室装修中，刮大白的，完了还要刷乳胶漆，淡青色地～

布置一个书房，央小林儿写个毛笔字～

字很丑？无所谓的，自己的就好～贴在衣柜的后面，一个大衣柜，把房间一分，一边卧室一边临时书房～

窗帘的效果。

笔筒，一元

分类图书，准备上架啦～

做了一天的木工，腰酸背痛，杂志架被改了书架～

改头换面的桌子 ------ 贴了木纹纸的！老师们纷纷想效仿；藤编的信筐，如愿以偿 ------ 县城一家花店把人家装东西的买来......

四点半开始吃晚饭，五点四十上课，中途只有四十多分钟有效时间。图书馆阅览室门口排队等坐位的小孩。

开馆第三天，办理借书证 66 个，借走图书 67 本，借什么的都有 ------ 并不只看童话的。收到学生捐书 2 本，义工 1 名......

(图书馆的小读者）

4. 网站

博客之外，我还喜欢看立人的网站（www.xctsg.cn）。网站被封禁了。通过互联网档案室（Internet Archive）可以看到一些遗迹。来看几条记录。

2007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1 日，李英强赴湖北考察第一个试点的基本情况。

这是目前能找到最早的一条动态。我认识英强应是这之后不久。

2007 年 10 月 28 日，传知行研究所李英强、郭玉闪邀请贺卫方等几位师友讨论乡村图书馆计划。期间收到捐款 5000 元。

原来贺老师是最早的支持者之一。

2007 年 11 月 4 日，开始买书。到北大周末书市淘书 9 本，共花去 45 元。

五元一本，良心价格。后来二十多个图书馆、数十万册书，就是从这几本廉价的二手书开始的。

2007 年 12 月 18 日，收到茅于轼先生捐款 2000 元，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夏霖先生捐款 1000 元；浙江台州陶灵敏女士捐款 2000 元。

如今，茅老刚刚过了九十大寿，身体还好。夏霖在监狱中，判刑十年，刑期还剩六年。陶灵敏女士，您还好吗？

截至 2007 年 12 月 22 日，第一分馆已累计办理借书证 136 个。

2008 年 3 月 12 日，第一分馆周末选修课开始启动，首批选修课为两门，其一为《中学经济学》，其二为《电影欣赏》。

图书馆的活动开始多起来。

2008 年 10 月 29 日，第二分馆买白板笔 2 支，6 元；报夹 2 个，10 元；合计支出 16 元。

记录够详细的。

2009 年 4 月 21 日，第三分馆唐仲容图书馆收到澳门濠江中学陈虹女士捐赠图书 31 册。这是我们迄今收到的第一批中国大陆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图书捐赠，特此致谢。

这不会后来也成了 "接受境外势力资助" 的罪证了吧？

5. 改变的可能

立人的博客、网站，我珍惜地一篇篇读下来，边边角角的信息也没落下。看一个图书馆的建立，就像用桑叶养一只蚕，看它一点点胖起来，心中满足。

读着这些琐碎的内容，我对世界的理解逐渐起了变化。我原本以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冷酷的场所，我要么去适应，要么被抛弃。而英强和新月的生活让我看到，虽然这个世界很糟糕，但力量微弱如我们，也能从一条窗帘、一本书开始，改善世界，改善自己的生活。

改变是可能的。仅仅是确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就足以让人振奋。正是看到了这种可能，我很想行动起来。

6. 志愿者

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考研、找工作，都已告一段落，我还不知何去何从。一切和体制相关的事都让我厌恶，而在我们的社会，有什么是和体制无关的呢？我想起了英强。于是，立人网站上多了这样一条消息：

2009 年 4 月 3 日，北京志愿者柳建树到达巴中。

走出长途车站，英强和新月已经在路边等待。其实他们不必来接我的，他们过来要坐很久的车。但他们还是兴冲冲地来了，我想他们大概也是寂寞的。

我们挤在小巴车里，又在山路上颠簸一个小时。沿途有两三起车祸，都是车子冲开护栏，掉进山谷中。

来到他们的宿舍，门口挂着一幅字：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不知是不是上面图片中那副。）我印象深刻。大概从那时起，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细小而决定性的转向。我也像一列小巴，偏离了平坦明确的大路，驶入了未知的山区。

宿舍简陋。大概有四张铁架床，两张放东西，两张睡人。墙上挂着日历，是北京锡安教会制作的。那时英强已经决志信主。我们就坐在铁架床上聊起来。主要是英强在说，我在听。

听英强说话，总是愉快的。他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化，并用口语表达。他善于拆穿人的虚伪，并滑稽地揶揄一番。他还善于让言辞稍微过火，以激起注意，就像把肉串上的肥肉烤焦。他边想边说，每当说出自己意料之外的妙语，不等别人反应，自己就先笑了。说话时，他的胡子从旁辅佐，像是相声里捧哏的角色，在强调、润色、夸大他的观点，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英强的话语真正动人的时刻，出现在谈话的间隙。在这些偶尔出现的间隙，英强会显得朴素、笨拙，像个执拗的孩子。

7. 出走的少年

英强老家在湖北农村。或许是无拘无束的乡村生活让他决绝而执拗。他是个认死理的人。高一时，英强的成绩还不错。突然有一天，他感到生活没有意义。他决定离家出走。

父母来劝，无果。老师来劝，他反问：你幸福吗？老师默然。英强站上讲台，对全班发表演讲。讲罢，慨然而去。

他从湖北黄冈出走，历时一月，打工、流浪，辗转来到长沙。他最终还是返回了学校。但对于一个高一的少年来说，这已是了不起的冒险。

十六岁时做的事，往往成为一生的主题。某种意义上，英强一直在延续十六岁的那次出走，他一直在猛烈地反对庸俗，猛烈地寻求意义。像是骆驼闻到水，鲨鱼闻到血腥，他无法克制上路的冲动。

一开始，他找到的是自由主义。大学时，他有个小圈子，读一些禁书，谈论些时事。毕业后到电信公司工作，他不甘心，混迹在天涯关天茶舍，备考研究生。考上北大后，他结识了颇多泛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编辑《大风》，一本言论尺度很大的民间杂志。杂志封面上印着哈维尔的话："活在真实中"。也是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英强开始了立人图书馆。

不过，自由主义终究无法完整地安顿人生。英强当然要继续上路。他终于走向了上帝。毕竟，只有在宗教里，价值亘古不变，过犯既往不咎，幸福确定不移。

他就这样从世界的中心 ------ 盛产分数的黄冈 ------ 出发，跋涉到世界的尽头、天国的门口。这一次，他没有中途折返。意义一定就在那里吧，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意义的话。

8. 建起一个图书馆

那次去四川，我的工作是帮忙筹备一个全新的图书馆。立人网站写道：

4 月 5 日，（柳建树）和李英强、张新月一起到第四分馆晏阳初图书馆筹备开馆。

我们到达图书馆所在地，和校领导见面，打扫宿舍，赶集采买生活用品，用塑料布隔出厨房，摆设阅览室的桌椅，为图书馆分类、编号、贴胶带、录入电脑，招募志愿者，培训志愿者。忙得不亦乐乎。还记得一些细节。

有一天我看到，英强的裤子 ------ 可能是初次见面时穿的那条 ------ 在屁股的位置破了一个大洞，而且他大概穿着这破洞的裤子好几天了。我们不禁大笑。

新月去赶集，围观江湖郎中做眼睛手术。三五分钟，病人竟然神奇地治愈了。她对此深信不疑，被我们嘲笑。其实我也不懂其中的玄机。

整理图书时，看到很多《财经》杂志，英强随口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杂志。对杂志一无所知的我心想："原来如此。" 谁想到，后来我和这份杂志还会产生一些交集。

因为只有一间宿舍，所以晚上我睡在图书馆的桌子上。我把 MP3 随手放在枕边，起床也没收起。后来发现，东西不见了。恐怕是某个学生看见，拿走了。一开始我有点气恼，不过很快就感到内疚。因为我的粗心，一个学生或许永远不会再来图书馆了。

经过一周的工作，图书馆的网站有了新消息：

2009 年 4 月 13 日，第四分馆晏阳初图书馆开始试运营。首日开放接待阅览读者约 200 人，办理借书证 35 个。

我终于过上了在博客中看到的那种生活。

9. 我在立人的成功

半年后，我回到四川的图书馆。这次我已大学毕业，决定在立人工作一年。网站上写道：

2009 年 11 月 1 日，支付...... 柳建树 400 元......

这是第一个月的生活补贴。

一开始，工作不太顺利。因为私人事务，我分心很多。四川的冬天湿冷刺骨，真不好过。不过英强很宽容，从来没催促、责怪，总是给我更多时间。这让我信任他。

春节后，有新同事加入，工作有了起色。很多学生喜欢来图书馆。很多人、书、事，在这里建立连接。

一年的工作结束时，我兴致高涨。因为远离了长期浸淫的虚伪生活，我重新获得了活力 ------ 那活力是每个生命本自具足的。我感到自己终于 "活在真实中"。

后来，我出国读书，但我对立人还很留恋。2010 年，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那天英强恰好在北京，和朋友庆祝起来。我和英强通邮件，说真遗憾错过欢乐的聚会。英强回信道：

小树，这个转型大时代，你是不会错过的。

中国最近十年，还将出现比这更大的事情，而且会有很多。

我们都不会错过。

在异国他乡，我心潮澎湃。后来，当英强说：我想邀请你回到立人来，"我们一起大干一票。" 我快乐地答应了。

10. 我在立人的失败

如果有机会重新安排我在立人的工作，我会希望：在乡村生活，而不是在北京 ------ 北京让人虚妄；和学生在一起，而不是媒体与 "合作机构"------ 学生让人专注；和同事在一起，而不是孤身一人 ------ 我需要很多鼓励、很多关心、很多帮助。

可惜，那时我贪心、骄傲、孤僻，以致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对立人 ------ 更是对自己 ------ 失去了信心。

那时我和朋友谈起工作，他直截了当地说：我觉得你很需要帮助。奇怪的是，在他说起之前，我自己从未想到这一层。我不习惯求助，以为那是软弱的。我是那么聪明完善，难道还需要别人帮助吗？当然，现在明白，那时我真是傻得冒气。

最终我也没向英强求助。我只是告诉他，我要离开了。他没有劝阻。我感谢他一如既往的尊重，但有时也暗自设想：他当时要是把我臭骂一顿就好了。那样的话，我或许会少做一些傻事。

我和英强从未谈起这些。去年他写了一封关于立人的道歉信（《迟到四年的道歉 ------ 写给 "立人之友" 和曾关心支持立人的朋友们》），有这样一句： "在带领团队的时候，我缺乏对团队每一个成员的真切的关心和爱，缺乏对每一个具体的志愿者和员工的倾听和帮助。"

我想，或许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也想到了我。

其实，英强做得也并非多差，他只是没达到自己的预期。毕竟，我们曾一起描述立人想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而位列第一的是：爱的能力。我们这群自以为义的家伙，善于运用高尚的词语，而真正做起事来，心中的信、望、爱，只有鼻涕球那么可怜的一点儿。这让我愧疚、沮丧，英强想必也一样。英强日益走向基督信仰，或许这种心情也是原因之一。

11. 立人关闭

离开立人后，我做起一份莫名其妙的工作。那是我工作待遇最好的时期，也是人生彻底跌入谷底的时期。

我硬着头皮辞职，努力把人生引入正轨。刚取得了一点成效，我的情感生活又彻底破产。我努力做君子，我努力做绅士，但我内心的爱始终只有一点点。我连自己都不爱，又怎么爱别人？我连亲近的人都不爱，又怎么爱远方的陌生人？那个秋天北京的雾霾很大。我孤身一人住在群租房里，周日早上经常去教堂，坐在后排听着赞美诗，流下泪来。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月，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政治波动，立人被关停，一些人牵连被抓。虽然立人从来都是一群充满缺陷的人在手忙脚乱地维持着的充满缺陷的机构，虽然立人所取得的效果终究只有可怜兮兮的一点，但立人的覆灭终究是可惜的，尤其当我想到那些在阅览室门口排队，等待看书的孩子。

文明像是多米诺骨牌，建立总是那么缓慢，倒掉却迅速无比。"何必这样呢？！" 我想要质问谁，却不知该质问谁。于是这问题在胸中腐烂，缓慢地释出毒素。

天气转冷后，北京的雾霾愈加浓重了。

12. 流浪与款待

我很想离开一阵，索性去成都看看英强。这两年，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教会中。他一家人租住在老旧的公寓楼里，房间布置得整洁，离教会很近。客厅没有电视，摆了很多折叠板凳和圣经，是查经小组要用到的。他的女儿卡尔松 3 岁，圣洁可爱。新月做了简单的饭菜。饭前祷告，英强说：主啊，感谢你把小树带来我们家。那一刻，我切实感觉到自己被款待了。

（新月画的卡尔松。2016 年）

饭后，我们在客厅促膝坐下聊天。想起五年前在四川的宿舍里，我们也是这样坐着。变了的与没变的，让时间感扭曲。

基督教一直是话题之一。我渴望被说服，我渴望相信。如果最重要的真理已经被发现，那生活岂不是一马平川？ 如果救赎与恩典已经有标准流程，那幸福岂不唾手可得？为了接近信仰，我参加了礼拜，去尼哥底母查经班，去川大查经班，还有一日，我和英强一家到浣花溪散步。走到湖边，我们拿出王怡的诗集《大教堂》，轮流朗颂，讨论一番。玩得尽兴。

只是，我终究无法相信。临走，英强送我一本提摩太・凯勒的《诸神的面具》。两周后，我在某趟夜班火车上读这本书，泪流满面。基督教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安慰，但我终究是个思想上的流浪汉，我只想睡在教堂的门口。

那之后，我回北京讨生活，也因为立人，在看守所生活了一个月。英强走上了全职服侍的道路，从神学生，到执事，到长老。立人原本是他的现世牵挂。立人被关，他便如热气球扔掉了最后的压舱物，缓缓向天空升去。

13. 卡尔松

18 年，我又到成都拜访英强一家。他家搬到了另一座老旧的公寓楼，依然整洁，依然离教会很近。

卡尔松 7 岁。饭后，她不声不响地坐到小板凳上，捧起一本书读起来。我和英强照例聊起基督教。但没过多久，我开始和卡尔松玩起来。

她没有什么玩具，只是用大眼睛看着我，给我讲她的生活。她在教会办的小学上二年级。她每天的起床和睡觉时间。她最喜欢的一套书是苏珊・鲍尔的《世界的故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她把她放在床边的窗台上。

许多孩子因耽于逸乐而早早粗鄙起来，而卡尔松有种圣洁感。那是人最好的状态。那是人接近神的样子。和她普普通通的相处，我竟有种感动。从卡尔松身上，我感到了英强一家的生命状态。他们单纯、热烈、美善。

我爱他们一家。

14. 危险

这宁静的家庭之下，横着暴力的深渊。

离开立人后，英强其实更 "激进" 了。在立人，他回避和体制正面冲突，他甚至通过 "北大毕业生返乡参与新农村建设" 的话语，为立人换一点 ------ 现在看来也没什么用处的 ------ 来自体制的认可。现在，这些策略上的机巧都被废弃了。我可以想象英强的轻松。他终于可以更彻底地 "活在真实中"。

英强开始经常说：

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基督徒不坐牢是可耻的。

这句话不是用来苛责别人，而是用来鞭策自己。英强和他的教会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他们在敬拜中直斥当权者的罪恶。他们在春夏之交的纪念日组织 "为国家祷告会"。当他们的教堂被封，他们到公园里、广场上继续聚会。他和他的教会，不妥协。

旁人看来，他们这样做，无异于主动地走向捆绑。在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这一切是多么危险啊！

知道危险为什么还做呢？鸡蛋撞石头的意义何在呢？低调的发展不好吗？这些问题，我没问过英强。等到下次见他，我或许要问一问。或许，我不会问。

15. 预备

决心赴险之后，英强一直在做准备。年初的时候，英强就向朋友请教看守所里的注意事项。几个月前，英强给孩子录了一段视频："我要去一个你们所不知道的、但是是上帝让我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是上帝让我去呢，我就去。...... 爸爸每天都会为你们祷告，这就是爸爸要送给你们的最美好的礼物。" 英强和新月甚至约好，他被捕以后，每天下午五点，一家人同时祷告。

有了这些准备，英强颇为自豪地说：

"我们家早就预备好了...... 我妻子也是一直在做准备，但是她真正做好准备是 6 月 4 号那天。5 号凌晨我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她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首小诗，她说'这一次是真的把你交给主了。'......

我妻子比我还要清楚。前天我跟她讲了我们可能要做最坏的准备，不能有侥幸心理。我还没说完，她就说'最坏的准备无非是你在牢里面被打死，打死了、殉道了也是好得无比的'。所以我们就准备好去坐牢，我跟我妻子也讲清楚，说你要预备我回不来了。预备我回来的话，就得等啊等啊，有一天你就会对上帝很失望，但如果你一开始就预备我回不来那回来了是主的恩典，没回来也是主的恩典。"

看到这段，我又想起那个梦的冰冷触感。

英强啊，或许你已经预备好，或许新月已经预备好，但我们许多朋友还没有啊。请不要抛下我们。请一定不要让自己被打死 ------ 我们都知道，他们能做出什么事。请你一定平安归来。如果他们逼你说假话、起假誓、作假见证，我决不怪罪你的选择 ------ 在那种情况下，还有何选择可言呢？我相信耶稣更不会怪罪你。毕竟，耶稣的宽恕和爱，岂不要比我大得多吗？可惜，我没有上帝可祷告，但我作为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我要祝愿你：平安归来。

16. 被抓以后

英强被抓，新月哭了几次。朋友去看望她，被带走、登记。她出门买菜，也有两人跟踪。如今，跟踪的人不在了，家门口装上了摄像头 ------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嘛。

精神上的困难之外，还有更现实的困难。虽然英强从未和我谈起，虽然他一家人从未显出寒酸，但我知道，英强家在经济上，一直是拮据的。怎么能不拮据呢？立人和教会的工资，让一个人糊口尚且勉强，更别提要养一家人了。但我最近看到英强写的一段话，才知道他家的困难，比我所知的更为沉重。他写道：

"我家里的状况不是太理想，我父亲瘫痪，母亲全时间照顾父亲，我弟弟还不信主，因为贩毒的原因被判刑，还在服刑当中，坐牢。他有个儿子，非婚生的，是我父母在抚养，这些都是我们要承担的，很多年来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基本就是我。我妻子的父母身体都不太好，在农村老家。我们也有两个孩子，生活压力是比较大的。"

英强啊，你倒是轻描淡写。这岂止是 "比较大" 而已？

17. 了不起的卡尔松

卡尔松也惊人地坚强。她主动帮妈妈做事，还和妈妈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些天没有哭吗？因为每次每次当我想哭的时候，我就知道爸爸给我说过的，没有上帝的允许什么都不会发生，既然发生了那就是上帝的意思，那就是上帝把爸爸带去了，我就又笑了。我还有一个秘诀就是，上帝让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我就不哭了。"

（卡尔松和弟弟在看爸爸录的视频）

卡尔松还写了两首诗。

卡尔松！了不起的卡尔松！

我记挂英强，但没什么能做的。唯有把这速朽的文章折成纸船，掷入信息的洪流，寄托一点心愿。

我记挂卡尔松，相信可以为她做点什么。

或许可以送些钱过去？新月说："我很好，亲友们不要担心，经济上目前没有问题，房租已交了半年。请关心其他的教案家庭。" 看来，给钱她怕是不会收的。

看到新月写给英强的信："我挺好的，娃们也不错，只是卡尔松的很多书之前放在学校里没有拿回来，都殉道了，接下来要买一些。" 于是我想，要不，就为卡尔松买些书吧。她爱读书，会很高兴的。就这么定了！

如果你想和我一起，送一些书给卡尔松，请打赏。这篇文章的赏金，会全部给卡尔松 ------ 当然还有她 4 岁的弟弟 ------ 买书。同时，欢迎留言，注明你想送给卡尔松的书，我会尽量考虑你的建议。如果金额较多，也不一定一下子全部买书。总之都交给她就是。谢谢你了！

尾声

如之前所说，认识英强十二年了。这十二年里，他从名校精英，公益新秀，到教会长老，又到阶下囚。这十二年里，我走在英强之后，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历程，只是在信仰的岔道口，我们悄然走上了不同的路。他全心投入信仰。我却还有些不舍。我想继续探索一下，在中国做一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或许结局确如里尔克所说："哪有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但既然还能挺住，就再挺一会儿好了。放弃的话，总是觉得没法对自己交代。

自由主义在中国，从来贫弱，愈发边缘。这十二年里，多少人被禁言，多少人变敏感，多少人被逼迫，多少人被收买，多少人偏安一隅，多少人避走海外，多少人身陷囹圄，没能出来，或者幸运地走出来，却已遭受致命的损害。还有多少人，只是日复一日、悄无声息地，被侮辱、被损害，日渐萎靡下去，像是呼吸着雾霾。

对于这一切，我感到悲哀。我不明白，除了拥抱自由主义，中国还能向何处去呢？难道时至今日，我们还要像野蛮人一样生活吗？难道那么多苦难，我们还要重新经历一遍吗？难道我们所有人就这样，沉默着，算计着，眼看着中国滑向深渊吗？我真的不明白。

接下来的十二年，对我是漫长的，对英强是残酷的，那么对你呢？对十三亿中国人呢？我感到悲观，但也保有一点点期待。

（完）

原文链接：https://www.odaily.com/post/5150879

编者按：本文来自加密艺术（ID：CryptoArts），作者：Mephisto，Odaily星球日报经授权转载。

加密艺术

加密艺术（Crypto Art）是近年来新诞生的艺术领域，它运用区块链技术来服务或创造数字艺术作品。随着加密货币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密艺术的创作形式和创作手法均得到了大幅改进。

区块链与艺术有两个不同的结合方向：第一种是传统艺术品数字化并映射上链，通过区块链技术来解决艺术品版权和溯源的问题，属于行业内部应用。而另一种是基于公链的源生加密艺术，此类作品以数字货币（TOKEN）形态在链上进行首发，并通过公链配套的虚拟空间与交易平台进行策展、发行和拍卖。

发展历史

早期阶段（2013~2017）加密艺术家通过比特币（Bitcoin）的交易脚本（OP-RETURN）进行创作，作品可以永久保留在比特币账本上。受到脚本字节数限制，作品多以ASCII字符画形式存在。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ASCII码画像，2013

2017年，另一条重要公链以太坊（Ethereum）由于ERC20代币标准的广泛采用，代币的ICO投机浪潮带来了大众对区块链的广泛关注。ERC20是一种同质化代币标准，运行机制类似人们日常使用的现金。而在2018年初，另一种代币标准ERC721开始进入社区讨论，也就是非同质化代币（Non-Fungible Token），NFT使得每个TOKEN对应了唯一的物品。非同质化代币开启了区块链艺术的新纪元，使得作品拥有了链上的唯一标识。

最早启发了ERC721标准的项目是Larva Labs推出的CryptopPunks，它通过改造ERC20合约发行TOKEN，生成了10000个完全不同的punk头像，并让用户自行领取的方式完成了初始分发。

Cryptopunks

2018年1月24日，ERC721代币标准得到以太坊社区投票通过。接下来的几天，运用这一标准开发的游戏Cryptokitties（加密猫）在网络上爆火，并堵塞了以太坊网络。加密猫的每个NFT都对应一只猫，并可繁殖多代，截止今日共有数百万个加密猫NFT被发行。

Cryptokitties

由于看到了区块链与艺术品结合的可能性，加密艺术品展商SuperRare和KnownOrigin纷纷在2018年初成立，帮助艺术家进行作品的链上认证和发行。非同质代币交易平台OpenSea以及用于展示NFT作品的虚拟空间Cryptovoxels也同期随之成立。以太坊2017年价格的爆发（年内ETH价格增长140倍）诞生了大批加密货币新贵阶层，购买作品用于满足精神需求以及虚拟地产的室内装饰需求，使得加密艺术圈形成了初期的生产和消费闭环。

区块链艺术的特征

• 作品溯源与确权。每幅加密艺术品拥有独一无二的链上ID，记录了作品发行一刻的时间戳与发行人。发行人的以太坊地址，艺术家可以使用去中心化的ENS（Ethereum Name Service）服务进行辨识，并在长期的作品发行和市场交易中建立信用。遇到两幅相同内容的作品，只需要对比时间戳先后顺序以及发行人地址即可辨别真伪。

• 控制权与编辑权分离。藏家在购买作品后，艺术家将作品NFT转账至藏家的以太坊地址，藏家因掌握该地址私钥从而拥有了控制权。同时，艺术家可以通过修改作品的metadata（元数据）来修改其作品内容。甚至可以出现先开展预售，再进行创作的发行机制。

• 可复制性。对于同一幅作品，艺术家可以创造出多个NFT进行空投式营销或向更多藏家进行副本销售，其后诞生的ERC1155标准可以更好的满足NFT艺术品的复制需求。

• 可编程性。艺术家可以通过定制的智能合约，拥有画作的股份，在未来每次交易或拍卖的溢价中，都可以收到固定比例分成。同时可编程性也是加密艺术品创作时用到的一种手法。

• 公链配套的拍卖平台与虚拟画廊。OpenSea是当前最大的加密收藏品交易平台，而加密艺术品是平台的一个主要交易类型。同时出现了SuperRare与KnownOrigin这样的艺术经纪商，为加密艺术家提供作品发行与推广服务。而虚拟空间Cryptovoxels则为艺术作品提供了在线展示空间，通过一个网页链接即可进入艺术展厅。拥有外框镶边的画作代表了虚拟空间主人拥有该画作，而点击画作则可以跳转至Opensea竞标购买。

CryptoVoxels

OpenSea

加密艺术作品简介

加密艺术中的一类作品是通过智能合约技术创作的源生数字作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AsyncArt推出的「First Supper」。此作品由22个图层渲染而成。每一个图层对应了一个NFT，由不同的藏家控制。图层拥有者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来改变自己图层的样式，每个图层都拥有3种以上可选择的形态。

此作品于2020年2月28日完成拍卖，Master主图层NFT的获胜者以103.4枚ETH（约16万RMB）中标。而各个子图层也以均价12ETH的价格售出。

First Supper - Master Layer

First Supper - 子图层

「SoundMoney」系列作品是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嘉颖（ZR）2020毕业展上推出的系列作品，创作围绕着"加密货币"，"信用创造"，"交易"等主题进行，同时用到了区块链艺术不同的创作手法。

ONE DOLLAR

"既然美元是以黄金作为背书发行的资产，那么以美元作为背书，以TOKEN形式存在的「1美元」NFT价值如何？"

「1美元」采用的是第一种区块链与艺术的结合方式，将内容进行映射上链。由于美元的特殊性，通过美元纸币背书发行「1美元」从而实现了信用创造。同时，这也是USDT等法币背书型稳定币的铸造机制。

1 WEI DOLLAR

在「1 Wei Dollar」中，艺术家并采用了以太币的最小可分割单位10^(-18)，也就是1 Wei 作为面额，并以相同价格美元稳定币标价售出，这是历史上成交金额最趋近于零的艺术作品。此作品主要运用了加密货币可进行极小精度分割的技术特性。

「Red N' Blue」by ZR

艺术家发行了10✖️10共100枚由红到蓝的渐变色块NFT，并进行长达一年的竞拍，藏家可以在OpenSea拍下自己喜欢的色块。艺术家实现并没有告知每个色块的含义，而是选择等待一年后，观察这些色块呈现出的价值分布

以上作品属于借助区块链技术将艺术作品上链进行永久保存，使用的是ERC721标准代币进行发行。此类手法可以将数字媒体进行通证化，不限于静态图片，还可以服务GIF动图和视频影像。我们在OpenSea拍卖平台上可以见到大量gif格式的作品，受到市场欢迎。

另一种创作手法，主要是从区块链技术尤其是智能合约层面进行创作，是加密艺术的源生创作形式。

ONE THOUSAND DOLLARS

2020年3月，特朗普政府采取直升机撒钱这一罕见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严重衰退，「One Thousand Dollars」在这个背景下被创作出来。艺术家通过分析以太坊链上交易数据，筛选出最活跃的1000位加密艺术收藏家，并向这些地址进行作品的批量复制和空投。第二天，这件作品，被藏家挂到1000美元的价格进行出售，并且为艺术家「Sound Money」系列的其他作品带来了关注和竞拍。此作品运用了加密社区建立初期常用的定向空投（Airdrop）手法，结合区块数据挖掘技术，实现精准投放。

「GREED IS GOOD」by ZR

「GREED IS GOOD」（多多益善）这件作品，艺术家修改了加密货币的转账规则，使得转账方每转出一笔金额后自己账户上的余额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相应金额。智能合约改造是加密艺术创作的一个经典手法，是可编程艺术（Programable Art）的一个分支。艺术家通过智能合约为作品设计规则，参展人通过智能合约用户接口（如：代币转账、图层设置、登记领取）与之进行互动，从而实现不同的（甚至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艺术家与作品永久股权

加密艺术品是链上发行的作品，由于拥有可溯源性，那么NFT拍卖平台完全可以支持作品的永久收益分成。具体实现机制是：在同一拍卖平台内，每轮拍卖成交价格超出上轮成交价格的溢价部分，由作者设置分账比例。买家成交后，由平台向艺术家进行支付。

另外，也可以完全不考虑上轮成交价格，仅以当前成交价来收取固定比例艺术家分成，目前OpenSea已经实现了这种机制。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发行艺术家权益代币，将艺术家的分红权进行证券化。

OpenSea设定艺术家永久分成比例

传统艺术如何利用区块链拓展市场

加密艺术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艺术创作手段，同时也是一个新兴的艺术市场。这个市场以加密货币（主要是以太币与加密稳定币）作为基础流通工具，有着与传统艺术市场不同的艺术家、收藏家、策展商和拍卖平台，而以太坊自带的去中心化金融（DeFi）基础设施，可以为NFT艺术品提供抵押借贷等金融衍生品服务。

传统艺术领域有着大量的优质作品，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上链，可以拓展到更多潜在的买家群体。作品同时拥有实体与链上代币两种形态，艺术家对其作品进行信用化：发行的NFT代表了对实体画作的拥有权，购买了作品代币的买家可以向艺术家兑换作品实体，也可以用于二次交易或抵押，消除了作品运输中的损坏风险，实现了作品交易权与拥有权的分离。对技术不熟悉的艺术家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作品的上链认证与代币发行。

总体来说，加密艺术尚处于发展初期，随着区块链技术的迭代，艺术家将拥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同时可拥有画作永久收益权。之于加密货币致力于革新传统金融与货币，形成了一个离岸金融市场。加密艺术同样会将艺术的创作、展出、拍卖、交易、金融等环节在赛博空间内予以创新，借助加密货币自金融的闭环生态，形成一个全新的艺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