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绝大多数王朝的覆灭原因与财政破产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我举几个例子：西汉，唐，两宋，元明清三代。

财政的破产，直接削弱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力。财政虚弱的政权，遇到内乱，外敌，民变等突发事件，基本就完蛋了。

文革后期中国已经有了内乱的苗头。中共党内和民众的不满情绪非常严重。朝鲜金氏王朝有中共国和俄国两个外援给予经济和军事支撑，试想中国民主化后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站在一起，金氏政权还能存续？

中共的现状是一定会倒，只是我们尚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可能1年，也可能3到5年，也可能更久。个人对中共倒台后中国是否能无痛过渡到民主社会持保留态度。还是那句话，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选择。

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其中吸收了基督教异端教派，以Thomas Münzer为代表再浸礼派（Anabaplist）学说。Münzer否认天主教教皇，事实上自封为上帝的代言人，主张对不信的人群采取杀戮行动。

后世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沿袭了“造神”的传统。否定传统宗教的神，将共产党的领袖捧上神坛，成为人间之神。列宁是，斯大林是，毛泽东是，朝鲜金氏祖孙三代是，习近平也是

人间之神当然可以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扛200斤麦子算什么，地球都能举起来。

您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图文并茂。

免费贡献知识与经验更是慷慨之举。能给更多的人读到和受益就更好了。简中自由平台除了twitter和youtube有大量简中读者，我很难想到有其他的媒介渠道可以保存和发表您这类文章。twitter以短文字和短视频为主（虽然Musk收购后购买premium会员可以发表长文字），信息碎片化。YouTubube需要更多时间将文字转化为讲稿，剪辑视频来表现。

墙内中共对于思想和文字的审查和钳制，遇到流量为上的时代，长篇的深刻讨论的文章如何让更多的人读到真是头疼的问题。

因为议会制首相（总理）通常从下院选出，政府从下院产生。如果上院权力大于等于下院，上院被反对党控制容易造成宪政危机。

澳大利亚是少数议会制国家中上议院权力和下议院相仿的国家。1975年澳大利亚曾因为参议院（上院）无法通过众议院（下院）的预算，为了打破僵局，总督解雇了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Whitlam。之后澳大利亚修改了宪法，允许特殊的两院同时解散制度。

现代的实践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通常议会制国家的上院权力要小于下院。

中国股市设立的目的是给国有企业融资用的。主板创业板核准制的存在表明中国股市仍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股票交易机构。股市整体的泡沫依然很严重。股票价格大跌，对上市公司影响顶多是再融资增发股票的估值，股东财富的缩水。不存在上市公司纷纷受不了要求公司合并的问题。

和美国股市不同，股市在中国经济中也不是非常的重要，别看现在股民嚷嚷的厉害。股市的崩溃在中国摧毁的是人们对经济的信心。房地产崩溃捆绑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爆雷，才会真正让习近平“喜闻乐见”。

感谢兄弟科普。

美国历史文件的中译者想用“邦联”和“联邦”表达各成员联系的松散程度。“邦联”较为松散，而“联邦”紧密。

我想了解邦联和联邦的汉语词源，以及邦联在汉语中的语境是否是“松散的联盟”的概念，还是因为有人将美国1787立宪之前的政体翻译为“邦联”，约定俗成的新含义。网上搜了一下没有得到结果。

借宝地说个相关话题，在下认为，美国历史、宪法相关著作和历史文件的中文翻译值得重新商榷。

Federalist翻译为“联邦党人”，在中文里会有歧义，会被认为是某个政党的人士。在下觉得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联邦主义者”更为贴切。

美国立宪之前的体制，Confederation，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中文翻译为邦联。邦联和联邦有什么区别呢？汉语中其实没有区别。这样看来“联盟”更替切。“联盟”和“联邦”组织的紧密程度是不同的。国际联盟，欧洲联盟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组织。“联盟议会”和立宪后的“联邦国会”，就能分的很清楚了。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不能混淆。在下前文所述是为了讨论和交流话题，无意写入中学教科书。

中共利用着中国文化在破坏和否定中国文化，从而展现“共产新文化”的优越性。叙事角度和方式的很能影响读者的判断。

例如“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会给人造成从此儒家成为官方学说的错觉。写在课本里，为了叙述清楚，完全可以表述为“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博士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成为中国主流政治学说之一，直到宋朝之后成为中国官方哲学。”学生不会不理解，也不会出现什么歧义。

再例如“文革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与“文革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艰辛探索，走的弯路”，含义完全不同。

中共在近代史上歪曲事实，古代史避重就轻的方式误导学生。把中国古代社会打造成一个黑暗的旧社会，1949年后的是一个光明新中国的方式，塑造自己“伟光正”形象。

这的确是思维陷阱，一不小心就会跌进去。在中共国接受基础教育的人群，很难意识到。中国的历史学家做历史研究，经常会不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分析，例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封建社会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本质”。民众上街维权运动唱的是“中共国歌”和“国际歌”……形成了思维惯性。

西汉到清末是内儒外法

我一直在说，除杀人专制，中共最大的恶是通过教育、宣传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任何在中共国成长起来的人都难以避免，包括在下。跳脱中共的思维陷阱看待问题，很重要。

中共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一句话：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家就不假思索的接受了，不去深究，认为儒家学说在西汉后就完全成了官方哲学。并用这句话，轻飘飘的全盘否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句话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讲。汉文、景二帝崇尚道家（朴素自由主义）学说，无为而治。汉武帝要开疆拓土，有所作为，因此借用了儒家的学说。秦汉宫廷里，主要的学说每一门设有“博士”。可以等同于现在接受政府科研经费资助的“研究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指撤销宫廷里其他学说官方资助的“博士”，只设置儒学的“博士”，并不是禁绝其他学说。

西汉灭亡后，中国的官方哲学又有变动。魏晋南北尚道、玄，后来释教中国化，释教的某些思想也在融入。

隋、唐在道、儒两家摇摆，隋、唐的科举考试并不是儒学的测试。儒家学说在宋朝后期理学成型之后才真正成为官方哲学。宋之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衰落期，政治经济内向化，负面因素更加突出。

我在另一个回答下的引用

不少人鞭挞的儒家思想，好像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真实的历史，儒家思想直到宋朝后期理学成型之后才真正成为官方哲学，而理学又是儒学的改良了。从汉代直至宋末，中国的政治思想一直在道、儒两家摇摆（后来又融入了释教），类似西方共产主义出现之前在辉格主义和托利主义摆动。（有空我会写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而道家思想即朴素的“自由意志主义“

文化不能等同于秩序。文化是不是一种“自发的秩序”？答案显而易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谁设计的呢？炎黄？周文王周公？孔子？老子？韩申？商鞅？秦始皇？汉武帝？释加牟尼？朱熹？都是也都不是。与他们的行动都相关，但不是他们理性和有意设计的结果。尽管中国文化中有不如人意，与现代文明不兼容的负面因素。现代也会出现一些人一些事件，融入现代自由与民主思想，重新塑造中国文化。

病也许能治，杀死一个人不能再复活了。老生常谈了。所以哈耶克专门探讨了“构建主义的谬误”，“理性的边界”。论证试图否定旧文化，凭空创造新的道德、新的文化、新的秩序的构建主义者永远不会成功。生前最后一本著作，论述了构建主义者的狂妄和愚蠢，终将是“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

在下觉得您还是陷入了中共的叙事模式中，套用中共的思维模式去看待民主社会里宗教信仰。

在下生活中认识一些学练法轮功的朋友，与他们的日常相处中，在下可能比普通人对法轮功学员的日常生活了解的稍微更多一些。

首先，您说的“对信徒精神控制”，压根不存在。法轮功的练习和组织实在是太松散了。美国的练功点，想去就可以去，有人教你，也有书店可以买法轮功的书籍。不想练了，也没有人强迫。来去自由，何来“精神控制”。美国现在新教或天主教的教会，没有一个像法轮功那样松散的。虽然谈不上组织严密吧，但入教会有仪式，要登记，有的要捐款，要参加宗教活动，退出也要申报。

第二，“不给吃药”完全是中共的宣传了。法轮功的“不吃药”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法轮功学员说，不吃药不看病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病，不需要吃药。如果觉得生病了，需要吃药，那还是要上医院。没有“不给吃药”这个规定，一些法轮功学员做了手术，回来继续练功。不给吃药是中共赤裸裸的造谣。

第三，宣传假新闻。法轮功的正式注册组织，是各类“佛学会”和“法轮大法学会”，学会没有政治态度，对媒体也没有所有权。媒体是学员自己的公司，或者说学员自发的，在“法轮功精神”指导下开的媒体公司。在中共国，什么都要政府来管。造谣需要政府来制止谣言，反过来中共政府才是最大的谣言制造者。媒体新闻报道的质量，属于舆论自由的范畴。假新闻、不实报道，会有别的媒体和舆论驳斥，无须一个威权的机构（比如政府）出来禁止。言论自由的国家，会出现很多假新闻和谣言，也会有很多真新闻和针对谣言的fact check。在辩论和互动中，真相会越来越清晰，同时启迪民智。媒体报道是市场行为，报道虚假新闻的媒体会被市场抛弃从而关门。我不赞同任何的媒体管控，判断标准也不是政府能做决定的。政府参与舆论干预必将导致言论自由的消失，干预舆论是专制国家的特征。

第四，法轮功在各国法律的框架下活动。各国有法律，违法行为会有警察、检察官和治安官管理，有民众团体起诉。法无禁止皆可为，那么为什么不能对法轮功宽容呢？

在下不敢赞同您的某些观点。

我承认中国传统文化里存在负面因素，人性的狡猾、嫉妒心理、冷漠、对于权威的盲从等等，一直包含在中国文化里。特别到了明清时代，文化从开放走向内敛，满清维系对中国的统治采取的文化高压政策，负面因素更加突出。但是，这些不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理由，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了满情，病是很重，还有转圜的余地。 文化是一种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超出了人理性所能构建的范围。自发的秩序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哈耶克语）。中国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只能通过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融合和吸收西方文化中好的因素，而不能一蹴而就的全盘否定。 我在上面的回复中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要的是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管好的、坏的统统摧毁，然后再设计出一个“理想”的文化作为替代。结果招来了中共。中共通过历次的政治运动，要全盘毁掉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共产新文化却而代之。现在的结果如何呢？它们想要的新的世界没有建立起来，旧的东西却被破坏的差不多了。所以中共国目前是一种旧的秩序被摧毁，新的秩序建立不起来的混乱状态。那里的社会依靠一些基本的人伦道德勉强的维持，这才是问题的本源。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难道今天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吗？

现代西方的文化形成很复杂，古希腊和罗马只是其中的源流之一。我也承认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时代就已经产生了雏形。但是，西方继古罗马之后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封建领主城邦混战了数个世纪，接着宗教教会权力染指世俗，西方进入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后，西方融合了基督教信仰、人本主义，重拾契约理论，才逐渐进入到了现代的西方文明。之后也诞生过马克思主义这类异端邪说，东欧陷入了半个世纪的恐怖统治。德国是西方文化圈里的重要国家之一，东德在统一社会党（德共）统治期间，告密者盛行，互相戕害，酿成多少人间惨剧。这不能怪上中国文化了吧？或许您会说，盎格鲁-萨克森才是西方文化的正宗，云云。

上面所述，简要的说了一些在下对文化的看法，无意于辩论和改变您的观点，供参考。

不奇怪。历史是一个轮回。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就开始倡导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了，当时的中上层知识分子躁进，结果为中国请来了马克思主义，造成中共的出现。

我常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生病了，医生不去针对这个人的疾病治疗，转而埋怨此人体质太差，建议此人自杀，转世到一个健康的躯体中。

文化是不能被设计的。我在另一篇回答中写到：

特别是Hayek在晚年都在反思西方民主制度的移植为何在亚洲、南美、非洲几乎以失败而告终。Hayek在他的《法律、立法和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第三卷中一语道破：非西方社会从西方国家移植民主制度的前提性问题，即非西方国家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有关支撑这一制度的诸多未形成文字的相映传统和理念。也就是说这些新兴国家只是简单从西方移植了制度，而没有支撑这一制度的理念和文化。Rothbard认为，过早地破坏掉了非洲、南美等地区原有的“自发的秩序”，强行推行西方制度，犯了Hayek指出的“构建主义”和“唯理性主义”的错误。因为那样无异于建筑于沙丘之上。

西方的民主体系，表层是法治社会，中层是资本主义，内核是基督教文明。不管是否承认，倘若基督教文明崩解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必将荡然无存。基督教文明就是西方民主社会的“自发的秩序”的基石。中国文化也有其特色特点，Hayek建议民主化的过程要“认真考虑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根据不同地域与文化的特点采取合适的办法，不能重蹈构建主义的覆辙。

摧毁了中国原有的自发秩序，西方的那套文明一时又建立不了，真空的无秩序状态，便是中共国当下混乱社会的写照。

Saint Stephen

象征殉道的三块石头冠冕，手拿palm branch

他穿的礼服有点像明清官员的补子

一直把你的ID看成“和科盛商会”，现在仔细一看，原来是“盛和会科商”

笑

2023年10月，距离我写这篇文章2年过去了。

恒大暴雷之时，中外投资者对于碧桂园是看好的。认为碧桂园的杠杆没有恒大那么激进，不会像恒大那样陷入financial distress。

两年之后的今天，许家印和次子被采取刑事措施。碧桂园的美元债务交叉违约。境外投资者已经可以起诉碧桂园在离岸设置的实体，申请碧桂园的破产清算。

经济规律谁也绕不过去。正如没有人可以逃脱死亡。

我在文中写到：

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获得财政收入-房地产公司通过宽松的信贷政策借钱拿地建设-民众向银行贷款买房让资产保值增值

据我的途径了解，投资者非常担心中国的房地产的问题引爆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危机。因为地产、银行、地方政府和房主，境外投资者的利益绑架在一起。这颗雷如果炸了，烈度是人类史上从未见过的。因为体量太大了，涉及的利益方太多了。

2008年的次贷危机，可以算1929之后人类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它的范围仅限于数个国际金融机构，Fennie Mae和Freddie Mac两个住房贷款抵押机构和利益关联方。除了替这些金融机构善后，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欧洲的主权机构几乎没有被卷进去。而中共国的这颗核弹一旦爆炸，中共的地方政府连带中央政府，几乎所有商业银行，城建公司和按揭买房的房主，关联离岸投资者没有一个能逃得过去的。

这颗炸弹一旦爆炸，除了内斗政变，习近平突发疾病死亡，或再来一次全球性的烈性传染病等等天灾之外，对于中共政权的动摇可能是最剧烈的一次。

有因必有果，中共政权作为这一场危机的始作俑者，诱因在08年的4万亿就种下了，15年更加速了这一过程。出来混的，终归还是要还的。

既然是覆灭是经济规律注定的，剩下的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想法很美好：国际社会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把中共政权推翻了呢？

现实很骨感：民主国家或多或少在中共国存在经济利益。

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结构是自下而上的。政府没有权力或有限的权力要求企业或个人放弃经济利益配合政府绞杀中共。中共据此挟持了14亿人口的市场和供应链来要挟欧美企业，通过欧美企业来制衡他们的政府。

民主国家的政府虽然已经认识到中共的威胁，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收到了一些效果。在中共没有疯狂到踩踏民主国家的底线，逼欧美企业彻底放弃中国市场之前，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主动去推翻中共政权。

原文标题：动员简史

原作者：老蛮频道

原文链接：https://twitter.com/laomanpindao/status/1658496588048900096

此文非常值得一读。从社会动员能力的角度回顾了德、苏、中、美等国的经济发展简史；梳理了中、美两国两国经济发展的脉络；从数据角度客观又理论性的分析了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走向。是非常值得各位参考与学习的好文。

在此分享以飨各位朋友，也再次对原文作者深厚的历史学、经济学以及数据科学的功底表示倾佩，对他的知识贡献表示感谢。

德国篇

继续深入讨论“社会动员”问题。人类自从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真正的有意识的由政府实施全民总动员，始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在萧条之下，有三个国家建立了各自不同的动员模式：德国、苏联和美国。这里先说德国。在德国，希特勒自1933年初走到权力舞台的中央，开始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这是融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于一体的怪胎，简称纳粹主义。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政府办企业，而凯恩斯主义的特征则是大量发行政府债务，以维持政府的投资能力。希特勒的具体措施包括：1、大量发行国债，并规定所有经济实体都有义务按规定额度购买。2、将大量的破产边缘的小企业收归国有并合并为几个大型国有集团，统一招募工人并按计划生产。3、组建国有军工集团，大量招募工人，产品由国家统一购买。4、建立起系统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失业救济、养老以及成人再教育体系。5、国家投资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大科研活动。这一系列的组合拳需要巨量的财政投入，仅靠发行国债无法维持，德国又没法像纯计划经济的苏联那样强行规定并维持住德国马克的汇率，所以不敢放开了印钱，于是希特勒将国内最富裕的犹太群体列为全国公敌，于1936年发布《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犹太家庭的财产被没收，纳入国库。这种种措施迅速补充了德国人的底层购买力，德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到1939年（也是二战爆发的那一年）失业人数下降到仅30万，这几乎算是零失业率了，已经是完全走出了大萧条的影响。

然而纳粹模式的问题在于不可持续。犹太人群体的财富薅一把也就没有了；德国政府强行捏合起来的几个大型企业也面临效率低下的问题，并不能创造利润；至于军工厂，除了可以偷偷摸摸的卖点军火给内战中的中华民国之外，就指着政府收购了，也创造不出多少利润；更何况还有庞大的福利负担。如此累积起来，德国政府的财政负担极重，在数据上，1938年德国财政收入177亿马克，而财政支出超过300亿马克，几乎相当于收入水平的一倍。这种财政窟窿，已经没法指望再没收犹太人财产来填了，只能依靠发行国债，但是德国人也就是刚刚从惨烈的经济危机里走出来，羊毛也薅不了几天，消化国债的能力也就是一般般。希特勒迫于无奈，在巨大的财政压力面前焦头烂额，于是最终决定发起侵略战争。

在战争初期，德国凭借其纳粹体系，拥有远胜其它欧式民主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关键的战争资源全都由德国政府组织起来的少数大型国有企业掌控；至于青壮国民，也早已被强大的纳粹宣传机器洗脑，政治权力的触角可以轻易延伸到每个最底层的德国平民身上。相比较而言，其它欧式民主国家深受英国式的大宪章影响，在议会内部没有任何政治派系具备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在经济领域也没有足以掌控战争资源的企业，财团这种东西，在欧式民主国家基本上就没有生存空间。不能集中权力和资源，欧洲各民主国家面对德国人的攻势，当然毫无还手之力。

于是德国人打出了震惊世界的闪电战。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基本上维持一周灭一小国的节奏。 这种节奏一直维持到1941年6月，德国攻入苏联。德国杂糅了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纳粹总动员模式，与苏联极其纯粹的社会主义动员模式，轰然对撞。

苏联篇

苏联能够挡住德国军队的攻势，依赖的当然是它足够强大的动员能力，而苏联建立这种动员能力的过程，只要我们每个人对未来的经济走势稍有关心，就有必要了解。

1917年苏联建国，但对于如何发展经济，一开始也是摸不清方向，所谓社会主义这个词，也就是个口号，如何具体实施，根本就没人知道。一直到1928年，苏联经济都还算是原始的农业经济，为了养活规模日益庞大的军队并向外输出革命，苏联政府不停的加征农税，农民生活日益艰难。这种模式如果继续下去，苏联经济根本就坚持不下去。1928年，苏联终于开启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变革，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投资设立国有工业企业，有组织有计划的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产业链。在农业领域则设立集体农社，农民集中劳作，产出的作物除了农民必须的口粮之外全部上缴国家。 苏联在工业领域实行完全国有化的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仅仅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此前还算是个纯农业国的苏联，工业产能就发展成全欧洲第一，基于炼油的石化工业以及基于炼钢的重型装备工作，都已经发展起来，并基本实现了国产化。在数据上，1937年苏联的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10.6%，仅次于美国。超过德国、英国、法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在这种奇迹般的经济总动员背后，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苏联卢布具备强大的购买力。在当时来说，卢布算是唯一一种由国家信用直接担保的货币。苏联政府向欧美国家下的购买生产线的订单，也总是遭遇各国濒临破产的大企业的争抢，根本不考虑收到手的卢布如何兑换的问题。与此同时，苏联的这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动的时间，又恰恰是欧美世界的惨烈的大萧条时期，数以万计的欧美失业的工程师移居苏联，帮助苏联迅速完成了原始技术积累。这两个因素叠加，是苏联在工业领域能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然而与此同时，苏联在农业领域的集体化建设则迎来了惨痛的失败，剩余劳动成果被无偿剥夺的苏联农民火冒三丈，纷纷选择怠工甚至直接破坏生产，于是从1940年代开始，地广人稀的苏联居然三天两头就爆发饥荒，最惨烈的时候竟然饿死了上百万人，最后被迫大规模进口粮食。看起来经济的规律就是：在工业领域，政府可以直接干预到底；然而，在农业领域，政府必须服从人类个体自私与自由的天性，不能肆意干预农民的生产组织活动。1941年6月，德国兵分三路入侵苏联，这意味着杂糅式的纳粹模式，开始与纯粹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直接的对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分析这两种动员模式的优劣了。社会主义模式之下，政府掌握了全部的经济资源，企业都没有利润留存这一说，老百姓从出生到死，教育、工作、居住和医疗等重大开销都由政府负责，也不需要进行储蓄。因此，社会主义模式下的政府可以最大程度的集中全社会的资源来应对危机，而且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而纳粹模式始终都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之上。虽然它融入了社会主义的元素，政府组建起了关键性的国有企业集团，掌控住了国家经济命脉型的核心产业，但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子，日用五金、零售餐饮、居民服务行业等等，依然是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在货币发行方面，希特勒不得不受制于德国传统的金本位制度，以黄金作为货币发行的基本依据，没有黄金又要用钱，就只能抢犹太人的钱，或者发行国债。这种种莫名其妙的制约，让希特勒根本不可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如此两相对比，德国对苏联的败亡，也就是时间问题而已。1941年9月，在德军攻入莫斯科之后，双方就陷入了僵持状态。苏联发布全民总动员令，就此发起了一场全新形态的战争：全民战争。在这种全民战争模式下，苏联没有军与民之分，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德军遭遇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百分百都是敌人；德军身处的每一处土地，无论是旷野还是街巷，都是战场。这种全民战争立刻困住了德军，阻挡住了德军前进的步伐。到1942年1月，在苏联全民参战，全民承受巨大牺牲依然死战不退的情况下，莫斯科会战最终以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

莫斯科会战之后，德国就一步步走向了败亡。当时6600万德国总人口，青壮男丁的数量大致上也就是2000万左右，而它前后总共动员起1200万正式军人（不计三百万左右的在其占领区征募的外籍军人，含伤亡退役军人），这已经是它的极限了，动员率达到60%的恐怖程度了。就算是这样，它的动员能力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强得过实行全民皆兵策略的苏联。苏联当时的总人口1.94亿，算起来青壮男丁大致为6000万左右，苏联在二战时期前后总共动员了超过4000万的正式军人（含伤亡退役军人），动员率甚至达到了67%这样无法想象的程度。人口规模比不上，动员效率也比不上，德国当然是败局已定。此后德国陆续输掉了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大会战，德军训练有素的重型装甲部队被苏联以惨重的代价消耗一空，被迫转入守势。

雪上加霜的是，1944年6月，美国实施诺曼底登陆，正式打进了欧洲，与苏联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共同夹击德国。

美国篇

要说美国的动员能力，实在是远远超越了欧式民主国家。二战前美军总人数只有可怜的30万人，完成本土防御任务都有点勉强，但是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先后动员了1600万人加入军队（含伤亡退役军人）。

当时美国的总人口只有1.3亿，算起来青壮男丁也就是3900万左右，这意味着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动员率都能达到40%。虽然跟苏联与德国这种奇葩没法比，但是跟传统的欧式民主国家比起来，这已经高得吓人了。并且，美国军队大多还是技术兵种，它几乎是从无到有的组建起了规模庞大的海军部队，在其参战前美国海军总人数（含陆战队）仅14万人，到二战结束时增加到370万人；关于战舰数量，这里只举出航母数量就够了，战前美国海军仅有航母8艘，战争结束时增加到惊人的147艘，这还不算几乎是半卖半送给了英国海军的80多艘航母。而它的敌人日本在巅峰时期也就只有25艘航母，德国甚至只有可怜的1艘。

美国政府能够具备如此强大的动员能力，在其背后有着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在美国1783年建国之初，华盛顿总统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吉祥物般的存在，中央政府连直接的收税权都没有，根本就不掌握任何的经济与政治资源，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都保留在各州政府手里。一直到华盛顿总统离职前夕，才算是争取到了极低比例的关税分享权，从各州政府手里整合到了一点点资源。就这样的情况，美国经济遭遇任何风吹草动，那都只能等死。这一切的转机发生在林肯时期，由于1861年南北内战的缘故，美国中央政府借着击败南部闹独立的各州、解放奴隶的威势，趁机获取了个人所得税以及消费税的征收权。自此之后，美国中央政府终于算是掌控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财源。再到1913年，在当时惨烈的银行业危机之下，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方案》，建立了由各大财团实际控制的美联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权，结束了此前美国连中央银行都没有的局面，统一了原本分散于各州的货币发行权。

再在一战期间，美国中央政府终于获得了最关键的企业所得税的收取权，加上此前就已获得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取权，以及在大财团控制下的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权，在议会层面则逐渐实现了各大财团实际控制多数席位的局面，不再是此前一团散沙的状态。美国中央政府自此完成了资源整合，可以迎接紧随而来的大萧条时代以及二战的终极挑战。

1933年初，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面对接近30%的极限失业率的惨烈局面，罗斯福总统果断开启了罗斯福新政，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美国版。罗斯福通过美联储大规模发行国债；政府投资大量的基建活动；向各濒临破产的银行提供财政援助；减税；建立系统的社会福利体系等等。这种种做法当然也是为了向底层输入购买力，美国各大财团在此危难期间也坚定的站在了总统这一边，没有给罗斯福唱反调，到1940年，美国已经慢慢的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失业率下降到了14%。

注意，这个14%的失业率，确实比不上同期德国的零失业率那样震撼人心，毕竟糅合了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纳粹模式，确实比美国这种单纯的凯恩斯主义要有效率得多。不过美国模式的优点在于可持续。由美联储认购美国国债并发行美元，本质上当然就是由其真正的股东，美国各大财团认购美国国债。而美国各大财团与日韩的财团不一样，美式财团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千千万万普通美国人资产的管理人角色，这相当于将美元信用与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的利益实现了深度绑定。在这种模式之下，只要美国人自己不会集体放弃自己，它的货币就能维持足够的信用，它的政府就具备足够强大的动员能力。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众议院以388：1的投票结果，授权罗斯福总统正式参战，发起反击，并同时授权罗斯福总统可以发布总动员令，有权根据需要调配战争资源并征募军队。美国的总统授权动员模式自此成型，罗斯福总统因此动员起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在太平洋和欧洲两线作战，并同时取得了胜利。

1945年4月，在美国与苏联的夹击之下，元首自杀。这是德国的纳粹模式同时挑战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美国的总统动员模式的结果，德国的败亡因此不可逆转。接下来的历史，就是苏联与美国的长期对抗，当然，也就是社会主义模式与总统授权动员模式的对抗。我们当然已经知道，这场号称“冷战”的对抗，以美国的最终胜利而告终。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到了这个时候，美国志得意满，雄视全球独孤求败。在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中国即将带着第四种全新的动员模式，强势崛起。

中国篇一

1949年正式建国后，中国尝试了一段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取消农民的土地产权，并模仿苏联建立农民公社制度。阅读过苏联篇的同学已经知道了，社会主义动员模式仅仅只对工业生产有效，对农业生产无效，甚至还有极大的反效果。这个规律在苏联发生了作用，在中国同样发生了作用。于是1950年代末期，建国刚刚十年，就爆发了三年大饥荒。这其中最核心的原因，当然在于农民整体上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工业发展方面，除了由上海支援中西部的三线建设以及苏联的技术支援带来的一些零星制造业之外，中国的工业产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根本就谈不上实现工业化。1980年中国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从业人数仅7707万，而第一产业（农业）的从业人数高达29122万，工人总数仅仅相当于农民的26.5%。这意味着一直到1980年，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被迫改弦更张，放弃了社会主义动员模式，开始探索和建立全新的动员模式。第四类动员模式，自此一步步的建立起来。

具体的改革方式表现为：首先在农业领域开启了二次土改，以“承包经营权”的方式，变相承认了农民对于土地的产权，以此激发起农民的生产热情。而农民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要缴纳15.5%的农业税（俗称公粮）；如果农民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剩余，也必须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价由国家统一制定，标准制定得很低，农民基本上没有利润可言，以此实现对工业的反哺，也就是俗称的工农业剪刀差。对于这样的代价，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公平，然而当时刚刚获得土地产权的农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迸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表现在数据上，中国的粮食产量，1979年-1981年都维持在3.2亿吨的水平上，1982年中央一号文明确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后，粮食产量开始迅速增长，1985年3.8亿吨，1990年4.5亿吨，达到了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极限产能。

各位，这就是在农业领域实施第四类动员的伟大力量。仅仅依靠满足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梦想，就能够维持农民的生产热情，鼓舞他们在极低的技术条件之下，依靠手背肩扛，除草积肥，以微弱的人力对抗大自然，就能够达成极限的产能。在整个80-90年代的原始积累期，中国在经济上确实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础教育推进到每一个农村并基本扫除了文盲；东部地区基本完成了路网、电网和水网建设，并大致构筑起了机场、码头等立体交通网络；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开始恢复，每年输送出数以百万计的职业人才。而这些成绩，统统建立在农民的极限产能之上，也就是建立在二次土改之上。

然而，在整个1980-1990年代，中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却遭遇了一连串的磨难。1980年代中国虽然在农业领域变相承认了农民对农田的财产权，但是，在城市，在工商业领域，中国坚决不承认市民对生产资料拥有所有权，私有企业也是基本不存在。在当时很有限的开放了外资企业来国内投资建厂，但是也只在沿海的个别城市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小厂，连统计意义都没有。整个国家的工业，算是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也就是依然在实施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

这里我们必须回忆起前面的内容了：德国由希特勒实施的纳粹动员模式，国家兼并私人的小厂组建起大型的国有企业，是建立在当时德国已经非常强大的工业基础之上，这一点中国根本没法参照。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倒确实是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不过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恰好遭遇到了欧美经济危机，苏联因此获得了整个欧美世界濒临破产的大型企业的倾力支持。欧美世界的鼎力支持，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能够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核心原因之一。现在轮到中国开始以计划经济模式开启工业化建设，外部条件首先就跟苏联当时完全不同。并且当时的欧美国家对红色中国也缺乏信任，可口可乐和丰田稍微意思了一下，在中国开了几个小厂，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大规模的技术援助与外商投资根本就不可能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1980-1990年代的所谓工业化建设，也就是大规模的重复建设自己原始落后的生产线。全国2800多个区县，每个县都建一个纺织厂、一个造纸厂、一个电子厂、一个化工厂，是为当时的标准四大建。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结果，就是生产效率低下，企业与企业之间时不时就爆发各种恶性竞争。而为了避免这种恶性竞争，只能是实施严格的价格管制，实施国家统购统销。而为了维持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以及确保统购统销，中央财政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在无奈之下只能是凭空印钱，于是诱发多次恶性通胀，1985年来了一次，88年来了一次，92-95年又来了一次，一次比一次持续的时间长。其中1994年的消费物价涨幅达到24%，乃是改革开放后通胀最狠的一年。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算达不到水深火热的程度，那也是苦不堪言。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计划经济缺乏效率与创新能力的弊病暴露得非常彻底，根本就没有从零开始实现工业化的能力。

中国篇二

一直到2000年，中国都没能完成工业化，依然是纯粹的农业国。体现在数据线上，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就业人口只有1.62亿，占当年度全国7.21亿总就业人口的比值只有22%。而第一产业（农业）的总就业人口依然高达3.60亿，占比高达50%。

就这样的惨淡情况，当然不可能继续在工商业领域维持社会主义动员模式。到1990年代末期，财政上不堪重负的中国政府终于改弦更张，决定在工商业领域也启动第四类动员：将地方上的小型国有企业或直接关停，或卖给私人；允许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开展工商业活动。标志性的事件，是1997年在刑法上取消投机倒把罪，正式允许私人通过低买高卖挣钱。与此同时，地方上的原本需要国家承担生老病死的全面社会福利的国企工人纷纷下岗，以减轻财政负担。在数据上，1997年刚刚启动下岗潮的时候，国有单位总就业人数为10766万，到2002年下岗潮结束的时候下降到7163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2817万下降到1122万。两者合计，下岗工人总数达到5298万的规模。

各位，你们必须意识到，5300万的下岗工人，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非常惊人的数据了。中国政府甩下了这5千多万工人的福利负担，并且不需要再承担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统购统销的财政压力，全身都为之一轻。从此之后，中国政府再也没有背负过类似的福利负担。此后我大中国进一步缩减自身的社会福利负担，具体措施包括：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制度，启动住宅市场化改革；1999年启动教育产业化改革；2004年启动医疗产业化改革。到这个时候，中国式的第四类动员已经完全成型：低福利和严管控之下的财富总动员模式。

这种全新的动员模式与此前的三类动员模式完全不同。无论是德国的纳粹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是美国的总统动员模式，全都要向国民提供系统的社会福利，覆盖养老、教育、居住、医疗等各方面，以此换取民众的参与热情。唯有中国，在不提供任何福利的情况下，唤起了老百姓的财富欲望。 广大的农民群体基本上没有社会福利可言，没什么养老和医疗福利，到临死前一天都需要劳动，并且长期承受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有点剩余产品想卖也受到严格管控，只能卖给国家。而他们换来的只是一个权利边界极其模糊的“承包经营权”，算不算一种租赁权在法律上都有争议。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依然能够含辛茹苦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的辛勤耕作，保持着农业领域的极限产能。中国在1980-2000年瞎折腾了20年，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把社会主义模式走到了绝路，也依然能够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城市里的老百姓也总能有口饭吃，这就是在农业领域实施第四类动员带来的奇迹。

而在工商业领域，除了少数行业外，在2000年之后大都已经放开，允许老百姓开企业挣钱。同时，中国对老百姓的工商业经营活动予以严厉的管制，行政管控触角深入到企业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工商局、劳动局、街道办、环保局、派出所、税务局、城管、妇联、财局、消防局、质监局……数得出名字的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有权光明正大的干预企业经营。然而就算是这样，一穷二白的国人依然爆发了巨大的生产热情。民营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1997年民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只有可怜的750万，此后工商业领域的第四类动员开始，到2005年民企就业人数就达到了3458万，2010年6070万，2017年已经达到了13327万，较当年度国有单位6064万的就业人数高出了一倍有余。

更重要的事情在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向全世界公开宣称中国将会遵守世界贸易规范，由此获得了欧美世界的信任，全球的基础制造业也因此逐渐转移到了中国。这些因素的叠加，中国逐渐发展成世界工厂，在服装鞋袜、基础化工以及日用电器领域，中国的生产能力独霸全球，拥有压倒性的出口能力。2002年到2012年，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经济增速长期维持在两位数以上。也就是这十年，让中国人真正摆脱了此前忍饥挨饿的生活，开始富足起来。总结起来，在实施第四类动员之后，中国政府拥有令全世界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强大的行政管理体系，权力大得没有边际可言；同时它又没有社会福利负担，手头上掌控的庞大的财政资源可以自由支配，大搞基建也可以，给公务人员加工资也可以。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这种低福利+严管控的财富总动员模式，核心在于激发老百姓内心深处的财富欲望。唯有对财富的极度渴望，国人才能长期忍受极低的福利水平以及严苛的行政管控。挣钱多少成为国人衡量人生成败的唯一标准，全社会逐渐形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崇拜氛围。

这种财富总动员模式，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另一方面，它将人性中对财富的渴望放大到了极致，并造成人性的扭曲。这种扭曲的心态，将会在2016年之后，将中国带入真正的债务深渊。而在坠入深渊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将严管控这一面做到极致，将第四类动员，扭曲成了面目全非的模样。

总结篇 中国部分

现在中美对抗已经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主线。无论其它国家如何选择站队，都必须正视两国之间的越来越激烈的对抗。包括今天开始的G7会议，讨论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都是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决定中美两国对抗的最终结果的最关键的因素，当然就是两国动员能力的强弱。

中美对抗一直到现在这一刻，都是一场经济战，两国如何调集财政和金融资源；如何维护各自的货币信用；如何鼓舞各自的民众，推动各自的产业发展并从对方手中抢夺产业资源；如何拓宽自己的商路并限制对方的商路。如此种种，都需要动员，并且是一场广泛与深刻的动员。尤其重要的是，这场对抗发生在全球大萧条即将到来的前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抱有任何侥幸情绪。中美这两个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的经济体，已经因为此前的种种客观原因，比如中国坚决不履行加入世贸的44条承诺中最关键的22条，让美国火冒三丈，而最终走到了对抗的路上。基于此，我们就必须正视现实，客观的分析中美两国的动员能力的强弱。

中国的动员模式，也就是低福利+严管控的财富动员模式，这种模式存在致命的弊端，它必须做出两个保证：第一，保证向老百姓提供致富的渠道；第二，保证老百姓的财富不缩水，资产不贬值。2012年之后制造业不再是挣钱的好路数，怎么办？于是2013年因为银行表外资产失控而导致钱荒，2015年因为国家强行推涨股市而导致股灾。这两件灾难性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必须向老百姓提供致富渠道。这两条路都走不通，怎么办？ 于是2016年，房地产领域的“涨价去库存”政策横空出世，财政、金融、行政三管齐下，以举国之力，强行扭转当时已经下行的房地产市场。老百姓的财富欲望由此剧烈放大，全民贷款炒房。也就是从2016年开始，城镇居民收支结余（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也就是城镇居民为了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支出）的九成以上，都会拿去买房，付首付和按揭款。城镇居民因此逐渐丧失了消费能力，也就是从2017年开始，汽车和手机的销售数据都开始大幅下滑。这场房地产的泡沫盛宴一直维持到2022年，轰然破灭。中国百强房地产商，有40余家债务实质性违约。2023年中国走出三年清零政策，老百姓寄望于还能有一波房价上涨。然而现实非常残酷，4月份的商品房销售规模较3月份直接腰斩。

这事实上就意味着一件事：中国政府从此不再具备财富总动员的能力了，它已经无法履行自己的两个保证了。而吊诡的事情就在于，无论中国政府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在动员模式之外，选择了另外一条截然相反的路：抑制模式。

抑制模式的开端是2016年初，以整顿媒体为标志。2018年3月设立中央网信办，并全面整顿各类信息平台，从此中国国内精彩纷呈的网络世界逐渐沉寂。2020-2022年三年清零，权力大幅下沉到基层组织，社区干部们经过了多轮演练，并最终实现了社区化、模块化的抑制能力。到现在这一刻，只要中国政府愿意，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实现对任意社区的标准化封锁。

各位，社会抑制与社会动员，是截然相反的能力。动员需要鼓动老百姓积极主动的解决问题，克服技术上管理上的种种困难，从而创造财富。而抑制不需要。抑制只需要把老百姓死死的摁住，不出现乱子。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消灭掉。这就足够了。既然已经具备了这种强大的社会抑制能力，那么相关各方有事没事就会刷刷存在感，所以脱口秀这种一看就不安分的演出形式，立刻就撞到了枪口上，这几天笑果文化被整得死去活来。这就是背景。就现在这种强大且精准的社会抑制能力，此前在中国社会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至于欧美世界，对此更是闻所未闻，连想都想象不到。对中国政府来说，反正动员已经彻底无望，那就彻底放弃掉。在接下来的中美对抗之中，中国政府可以依靠的，也就是这一手抑制能力。在抑制之下，中国由此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比如说，中国不可能再实现科技上的任何重大突破，因此无法再对美国的现有科技体系形成任何威胁。并且，在抑制之下，中国现有的产业和资金都会加速外逃，由此让失业情况更加恶化，加快大萧条的到来。

但是至少，中国仅仅依靠这一手抑制能力，就可以在表面上实现稳定，让社会矛盾不至于集中性的大规模爆发。接下来中国一定会进一步钳制言论和肃清网络。小规模的社会冲突此后会此起彼伏，没关系，封杀消息，拖着就是了。只要可以拖，只要中国人民愤怒的力量不超过抑制的力度，一直拖到大萧条在全球爆发，拖到欧美的内部矛盾爆发，说不定就有了反击和绝处逢生的机会。不管中国政府此前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其实认为这是无意中达成的效果），至少到现在这一刻，社会抑制，已经是中国打出来的明牌了。而欧美方面呢？做好准备了吗？注意，欧式的泛民主动员模式，没有任何应对大萧条和战争的动员能力，这是被历史一再证明过的事实。整个欧美世界，如果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愤怒大爆发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美国。

总结篇 美国部分

美国的“总统授权动员模式”，前提在于“授权”，也就是美国两院必须对总统给予动员的授权。上一次的授权，在冷战结束之后已经结束了，此后美国总统的权限越来越小。作为联邦制国家，实际的治理权归属各州，联邦总统如无授权，在国内事务上的权限其实非常小。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也不再需要一名强势总统。从此之后，美国无法推动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高铁这种东西需要全国动员的项目，根本就搞不起来。重启制造业实现“再工业化”这件事，奥巴马就开始喊，特朗普实际推动了一下，但是一直到拜登任上，成效实在有限。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奥巴马上任之前的2008年，美国私人部门的制造业投资4038亿，到2021年也就是6023亿。这种投资增幅勉强也就是个通胀水平，让美国现有的工业水平不至于倒退得太厉害，仅此而已。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08年3月份美国制造业出货量（除军工外）4603亿，到2023年3月，也就是5581亿美元，考虑到通胀的存在，这种生产数据事实上意味着美国再工业化努力的失败。

美国3亿多的人口，也没有少到仅仅依靠金融服务和房地产业就足以让全国人口吃香喝辣的程度。不能实现再工业化，美国的底层人口的收入情况始终都无法改善。奥巴马上任前的2008年，美国家庭年收入5等分的结果，从低到高分别为：1.2万美元，3.0万美元，5.1万美元，8.2万美元和最高档的18.2万美元。十一年之后的2019年，分别为1.5万美元，4.1万美元，6.9万美元，11.1万美元和最高档的25.4万美元。注意，这是家庭年收入。这一数据意味着，第4和第5档的高端家庭收入快速增长，而第1-3档的广泛的底层人群，在这十年里面，在收入方面几乎没有增长性。富者愈富，而高达六成人口的底层人口收入长期没有增长性，并且看不到任何改善希望，这必然会导致社会思潮的动荡。

2020年弗洛伊德案爆发，这就是美国陷入高度撕裂状态的标志。自此之后，撕裂，就成为了美国社会的核心特征。不仅是美国普通民众左右撕裂，美式财团同样也是高度撕裂，支持共和党的工业大财团与支持民主党的华尔街大财团之间剑拔弩张，相互之间恨不得就开打金融战。撕裂成这样的状态，美国国会连国债上限方案都极难谈拢，更不要说授权总统进行总动员了，连门都没有。

事实上，无论美国的左和右，有任何一方能够结束美国的撕裂状态，获得议会的授权，都可以发起有效动员。然而要结束撕裂，就必须切实改变美国的产业结构，缩小贫富差距，给予社会最广泛的底层人群以收入增长的机会，这种事情本身就需要进行深刻的动员，本身就需要授权。这就是一个悖论。特朗普在任上，任何重大措施不可能得到民主党人的支持。同样的，拜登在任上，共和党人也绝不会同意他的任何改革。

撕裂的状态不能弥合，连最基础的动员授权都无法获取，又怎么能够对中国发起主动的经济战？不能主动进攻，难道就指望中国人民的愤怒冲破抑制，引发中国国内的大动荡？美国只能如此被动等待的吗？？

即便对中国那边可以就这么等着，美国又怎么应对扑面而来的大萧条呢？怎么采取灵活机动的金融和财政措施呢？中国人在大萧条中可以被抑制住，美国人可是不会消停的。到时候美国联邦政府连最基础的权力都没有，任何人财物资源都没有，可以怎么应对萧条？

当然了，在美国历史上，每一次遇到真正的危机的时候，总是能够众志成城，两党总是可以放下成见达成共识。希望这一次，美国同样也能做到吧。

补记

中美双方的政府动员能力都在剧烈下降，并因此都出现了无法实现战略目标的情况。

中国政府动员能力的下降，其根源在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动员依赖的就是“财富激励”模式，以经济持续发展之下的富裕生活，作为动员老百姓努力工作并服从命令的诱惑。

在经济下行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难以动员企业扩大投资，所以工业投资增速长年维持负值。也无法说服年轻人恋爱生子，所以人口开始负增长。

更麻烦的是，中国已经无法开征新税种。在财富不可能增长之后，老百姓的怨气本来就无从发泄，还要再从老百姓的饭盆里抢吃的，这压根就是胡来。所以房产税一直喊，一直不敢落地。原因就是动员能力剧烈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选择了另一个方向：既然无法动员，那就增加社会抑制力，同样也能较长时间的维护社会稳定，好过当场崩溃。社会动员与社会抑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动员是激励老百姓积极工作努力搞事情，而抑制则是禁止老百姓搞事情，这也不许那也不许。清零三年，就是社会抑制力的全面壮大期。社会抑制力越强，社会动员能力就越弱，所以中国版的芯片计划和大飞机计划近期陆续都陷入失败。

没有了社会动员能力，依靠社会抑制力治国，中国社会就越来越是一潭死水，如果欧美科技与经济在此期间突飞猛进，那中国必输无疑。

然而欧美在极左的道路上也是越走越远。人工智能的第一准则不是客观公正以数据为先，而是政治正确，凡是违背政治正确的数据都不能提及。极度环保、有色人种保护和各种性倾向保护，我都不知道怎么评价。并且这些玩意统统在政治上具有最高优先级，而促进科技与经济发展，反而被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免疫医学在近三年就是笑话。至于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已经很久都没听说过了。欧美在政治上左成这样，对言论的钳制也不比中国好多少，几个人随便发几封邮件，就可以随意决定封杀谁的社交账号。在这种背景下，欧美的社会内部也是高度撕裂，左右一见面就互喷。这还谈什么发展壮大？还谈什么动员？根本就动员不起来好吧。

世事就是如此。中国这边的抑制程度固然是越来越高，让现在的中国人越来越难以承受。而欧美的社会大分裂，同样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浪潮，绝不是再投两次票就可以解决的小争议。左和右的人数都差不多，哪一方都没有明显优势，这种思想的全民大撕裂，解决起来并不比中国政府执着于社会抑制要容易。

所以，莫名奇妙的，整个世界就形成了僵持局面。大撕裂中的欧美，因为同样缺乏动员能力，居然奈何不了一滩死水的中国。甚至在中国内部，因为强大的社会抑制，表面上看起来比左右两派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的欧美，要安宁和稳定得多，所以现在中国的粉红一派人数也是越来越多，甚至很多欧美华裔也自发成长为粉红。

这么说吧，如果欧美继续这么左下去，那中国凭借社会抑制力，击败欧美的全民大撕裂，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这事在2018年的可能性还是零，现在至少已经不是零了。

为什么要对现在的中美欧日都使用“社会动员能力”的指标进行观察和评价？因为全球性大萧条已经近在眼前。2018年的时候这场大萧条看起来还只是中国的事，结果此后欧美的极左势力胡搞八搞，搞出不可收拾的通胀潮，美联储资产一年内就从3.8万亿干到8.6万亿，所有物价全面暴涨，同时拜登还打着环保的旗号严厉打压国内的能源开采行业，对通胀而言是雪上加霜，物价之母燃油的价格翻了两三倍。搞出这些不可收拾的事情之后，就是痛苦的加息缩表。美联储的政策箱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丰富的可选政策工具，在历史上人类也根本就没战胜过任何一次已经成型的通胀潮，无非就是疯狂加息，加到大萧条的程度罢了。1980年代美联储加息加到10%以上也没控制住通胀，最后只不过是依靠信息技术革命，消化了疯狂的游资，才解决了问题。 现在日本还算安稳，就现在美欧极左派搞出来的破事，把自己送进根本就不可能解决的通胀深渊，也就逃不过大萧条的命运。在大萧条之下，社会动员能力是整个国家应对危局必须具备的能力，毫无办法，根本逃不过去。

美欧本来不需要经历这场考验，自己作死，把自己送上了考场。那么，现在就看大撕裂之下的美欧，能交出什么样的答卷吧。

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彻底放弃动员能力，专心加强完全相反的社会抑制力。反正斗不过大萧条，那就把国民狠狠的摁住，不让他们动弹搞事情。接下来就等着跟美欧比命长，这就是中国的策略。

而美欧呢？本来连考场都不用上，现在上了考场也觉得自己稳操胜券。好吧，现在还有99.99%胜率吧，总归已经不是百分百。不管你什么级别的BOSS，露出了血条就可以打了。美欧再这么继续左下去的话，胜率继续往下降，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已经在“墙国蛙蛤蛤”的推文中看到了阮晓寰的部分判决书。

向包括阮先生在内的，仍身处中共国内的，为唤醒中国民众，开启民智的所有勇士致敬。要注意安全！

期望社会有能力之人能伸出援手，想办法将阮先生救出中共国的牢狱。

我经常讲，中共不倒，这种坏秩序得不到纠正，中国的商业环境永远不会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障碍，必须下决心改革的部分，恰好是中共自己。中共那些枝枝节节的自我改革，改变不了什么。

在中共国经商，诚实守序经营没用。无论生意大生意小都得有官员作为靠山，否则寸步难行。小商贩要讨好城管，大企业得求助于官员。企业变为替官员敛财的白手套。官商勾结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败坏了商业道德，劣币驱逐良币。

中共国奉行两套规则，表明规则和潜规则。表面规则是摆设，社会的实际运作依靠潜规则。所有人都知道潜规则有用，一旦潜规则被拿到台面上，则会对其口诛笔伐，人人鞭挞。在这种两套规则社会成长的人，阴险、狡诈、说谎、自私、冷漠。当今中国社会的局面，其实人人都有责任。

法币的购买力与货币的结算体系没有必然联系。

美元作为世界结算法币，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各国法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这种盯死黄金的货币体系，限制了美国央行信用扩张的能力。所以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但美元仍是世界货币体系结算的最重要的法币。美元的强势地位和美国的地位有直接关系。

美国如果制造通货膨胀，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不等于美国可以用更“便宜”的美元去换更多的国际商品。货币的结算比率由汇率（Exchange Rate）决定，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或引起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贬值。而影响汇率的因子很多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

而货币作为等价物，是一种特殊商品，不能用普通商品生产成本/销售价格体系简单的分析。央视主持人完全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信口胡诌。替中共宣传与愚民罢了。

清末民初为推翻满清统治，革命党将黄宗羲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再次拿出来刊刻宣扬。将黄宗羲的思想称为反帝制的民主思想，并称黄宗羲为儒家的“异类”。然而黄宗羲是正统的儒士，他的思想也不是离经叛道。东周时期的孟子就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儒学并不简单的是现代人所了解的拥护专制的吃人的学问。

黄宗羲在书中解释了君、臣和民的关系。认为“君”是要大公无私的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所以三代之前君主还是推举禅让制的时候，许多人对这个位子避而不及。后来君主在一家一姓中传递，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不以民为重，反而为了自己攫取私利。所以后世才有那么多人抢夺这个位子。而身为帮助君主治国的“臣”却不能匡扶君主的过失，反而成了君权腐化的推手。黄宗羲是在反思明朝失去天下的原因。

简而言之，儒家更像是一种宗教式的学问。儒学不在意外在制度建设，只关心内在修养。 它强调社会上不同身份的人都要恪守职责：身为君要大公无私；身为臣要尽忠，帮助君主治理好国家；身为父母要慈爱子女；身为子女要孝顺父母等等一套被称为“伦理纲常”。“纲常伦理”是对等的，并且很理想化。如果做不到就要“修身”以达到这些目标。人性是不完善的，是自私的。当人性丑恶的一面占主导地位，儒家这套学说就成了空话，那些”纲常伦理“也成了实现自私自利目的的工具。这个过程也是中国的儒学逐渐僵化和走向没落的过程。儒学的腐坏也导致了中国的政治和上层社会失去活力，逐渐落后于现代潮流。

本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中国的政治病是很重，但也不是无药可救。道家思想可以拾起来，儒学也不是完全和现代民主政治不相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哲学拿到民主政治来，换成选举制度，当议员操劳国事，我看也不差。中国的好的那些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变为中国民主的基石。西方有好的，也可以拿来，像日本一样。后来民国时期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操切的心态，从五四、新文化开始，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蛊惑。一切就不能回头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被中共刺激，扩大，不可收拾。遂造成今天的局面。

@弓凛

在下认为“理客中”的媒体是伪命题。媒体一定会带有主观色彩，多少而已。媒体一定会有是非观，中立不见得就是好的，比如美国无差别枪击案、中国无差别杀幼儿园小学生的案件报道。

所以个人认为：理性分析，尽可能做到事实还原，有正确的是非观就是一个好的媒体（包括自媒体）。

@和科盛商会

油管说书人为法轮功“四亿”站台一点不奇怪，他们本身就是法轮功学员或对法轮功抱有极大好感的人。 “四亿”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理性分析VS非理性分析的问题了，实质是科学理论VS宗教信仰的问题。

在下觉得，科学与宗教信仰根本上是对立的。能相容的部分也仅仅局限在个人道德修养范畴。“四亿”人数已经是法轮功信仰范畴了，所以只要是学员，必然相信并会用证明他的合理性。其他宗教也类似。相信耶稣死后复活？相信摩西手杖分开海水？相信神创论？相信达摩一苇渡江，不吃不喝面壁九年？这些宗教中的言论，其实都无法用科学证明。听起来似乎也很“反智”。相信那就是教徒，不信那就是无神论者。所以把那些追随的宗教人又叫作“信众”。

法轮功还说，认识不到中共的邪恶，不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反对法轮功的人会有生命危险。说“四亿”也是想证明这样的说法。法轮功学员说他们在救度世人。宗教和信仰都有种传播福音，弘扬佛法的理念和习惯。相信那就去声明退党，也许心里会觉得自己有了保险了。如果不信，那也是个人的选择吧。法轮功还说，会有真相大显的那一天，会让所有不信的人相信。如果有幸活到那一天，大家一起见证吧，我也拭目以待。身在民主国家/自由论坛，反正还是尊重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吧。大家都有说的自由，听信的自由，选择的自由。

美国宪法的确没有明文规定众议院议长一定由众议员担任，从众议员中选出议长是美国立宪以来的惯例。 如果真的有非众议员当选议长我想有两种情况：

1. 众议院议长成为一个象征。像参议院议长一样，没有通常投票权而且不能在众议院表决平手的时候投票。众议院议长完全成为一个礼仪象征性职务，仅保留主持会议，备位总统第二顺位继承人。类似参议院，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成为众议院的实际“议长”。
2. 最高法院宣判“宪法隐含众议院议长必须由众议员担任”，那么选举出来由非众议员担任的议长无效。

一个例子：美国参议院议长（President of the Senate）。

议长由美国副总统兼任，非参议员。平时无投票权，只有当参议院表决平手，且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在场主持会议的情况，有决定权。

美国117届国会，民主党（含两个加入民主党团的独立议员）与共和党刚好形成50比50的局势。不少议案是由时任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的贺锦丽（Kamala Harris）的决定票通过的。

美国众议院议长的权力相比议会制国家的下议院议长权力大很多。美国众议院议长既是会议主持人，也是多数党领袖。有很大的权力影响委员会人事安排，议案的进程。众议院议长在院内的权力要高于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感谢补充。在下暂时没有条件测试，如果中国大陆用户不需要代理可以开通就更好了。

版本为iOS16.2，iPadOS16.2以及macOS13.1及以上且Apple ID为美国的苹果设备可以在iCloud设置里打开高级数据保护。高级数据保护将几乎所有存储在iCloud上的数据的加密方式替换为端到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数据加密的私钥只存放在用户本地设备，不再由苹果托管。按照苹果披露的技术细节，除非获得用户的设备，否则无法解密iCloud数据。该举措显著增强了用户数据的安全性，降低iCloud云端被远程审查监控的风险。

目前已知中国大陆的用户除了需要美区的Apple ID作为iCloud账户之外，还需要地址为美国的全局代理即可打开该选项。推荐所有用户，特别是身在中国大陆的用户打开该选项。云上贵州iCloud目前不可以使用该功能，“高级数据保护”的选项为不可用状态，苹果尚未给出开放时间表。

iCloud高级数据保护技术说明文档

我想你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我想你一定看过不少Mises，Rothbard，Hayek的专著。我想你肯定理解Hayek提出的“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概念。我想你也肯定知道对映的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构建主义（Constructivism）的谬误在哪。我想你更明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构建主义的代表之一。

Rothbard和Hayek，特别是Hayek在晚年都在反思西方民主制度的移植为何在亚洲、南美、非洲几乎以失败而告终。Hayek在他的《法律、立法和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第三卷中一语道破：非西方社会从西方国家移植民主制度的前提性问题，即非西方国家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有关支撑这一制度的诸多未形成文字的相映传统和理念。也就是说这些新兴国家只是简单从西方移植了制度，而没有支撑这一制度的理念和文化。Rothbard认为，过早地破坏掉了非洲、南美等地区原有的“自发的秩序”，强行推行西方制度，犯了Hayek指出的“构建主义”和“唯理性主义”的错误。因为那样无异于建筑于沙丘之上。

西方的民主体系，表层是法治社会，中层是资本主义，内核是基督教文明。不管是否承认，倘若基督教文明崩解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必将荡然无存。基督教文明就是西方民主社会的“自发的秩序”的基石。中国文化也有其特色特点，Hayek建议民主化的过程要“认真考虑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根据不同地域与文化的特点采取合适的办法，不能重蹈构建主义的覆辙。

让中国人全盘虔诚信仰基督教，无异于天方夜谭。何况西方人对基督教的信仰都在坍塌之中。中共搞了那么多年的无神论，佛道教的信仰都没有彻底根绝，连中共的党魁都不能避免。江泽民自己都去寺庙，毛泽东也是非常迷信。不少人鞭挞的儒家思想，好像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真实的历史，儒家思想直到宋朝后期理学成型之后才真正成为官方哲学，而理学又是儒学的改良了。从汉代直至宋末，中国的政治思想一直在道、儒两家摇摆（后来又融入了释教），类似西方共产主义出现之前在辉格主义和托利主义摆动。（有空我会写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而道家思想即典型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Rothbard和Hayek在回顾古典自由主义发展的时侯，特意提到了中国的道家学说和司马迁。儒家的学说也不是完全不可取，儒学更像是“保守主义”。儒家学说发展到了后期，负面因素越来越显著，愈加趋向于死板。中国在中共统治后已经经历了一次“构建主义”的洗礼，无数人因此丧命，造成了中国目前处于“自发的秩序”被破坏、新的秩序不能建立的混乱状态，行为败坏，这是严肃的教训。不能为了结束中共的统治，再一次走上当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饮鸩止渴的老路了。

法轮功团体，诞生于中国、发扬于西方。成了第一大反共团体。不管是否被承认，真善忍的确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任何一个反共团体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他们做到了。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我希望能用自由和包容的眼光去看待他，因为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中共才会迫不及待的铲除不同学说和思想。

另外，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宣扬铲除中共需要铲除中国文化甚至中国人这种论调，其实并不新鲜。

一百多年前类似的戏码早已上演过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中共。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认为中国的落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问题，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这种“理想”正好符合当时人的心态。事后看结果怎样？

任何文化都有长处和短处。吸收别的文化中的长处，扬弃短处则是明智之举。共产主义运动是邪恶的，加上利用了中国文化中坏的东西，放大了人性中恶的一面，造成了当今中国的乱局乱象。

现今中国譬如一个患了癌症的病人。作为医生不去想办法针对疾病医治病人，却责怪病人。开出的药方是让病人自杀下辈子投个百病不侵的胎。一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已经铸成大错，难道今天又要重蹈覆辙么？

法轮功与白莲教义和团差不多，都是根植于中国底层社会和民间意识形态的，用支黑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的支

事实可能与题主的认知有些偏差。题主可能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或只是阅读了大纪元新唐人等面向社会的媒体的一些报道，没有进一步的深入了解法轮功学员这一团体。

法轮功学员是现今世界反共最坚定且最有影响力的群体，没有之一。

墙外的法轮功团体的反共做得很深入，从联系政要、举办媒体、开发翻墙软件、线下游行到文艺演出，基本每个方面都有开展。特别是北美这块，据我观察每年5月（法轮功初创日）、7月（中共镇压法轮功悼念日），大批民主共和两党的重量级国会议员和官员纷纷去信。目前海外任何一个民运都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海外民运这么多年还是一盘散沙，互相攻讦，被中共渗透统战，不成气候。这样看法轮功团体不仅不是底层团体，反而人才不少。

墙内的法轮功练习者，“肉身冲塔”。设立地下印刷点，刊行反共刊物，印刷反共标语钱币。挨个劝人“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牢底坐穿不屈服不投降。这种反共的信念和力度，真的找不出第二个了。

至于说法轮功“反江不反共”“反共不反习”。前者显然是胡说八道，后者也是有原因的。镇压法轮功团体，江泽民是罪魁祸首，憎恨虵理所当然:)，人之常情。习近平虽然是中共党魁，没有直接发动镇压迫害，不直接针对他也说得通。说法轮功不反共，那真的是冤枉了，那他们大张旗鼓的三退活动也白干了。

未来中国谁来执政，在下建议应该抛弃中共那种“境外势力”、“敌对势力”，“打江山坐江山”的斗争哲学看问题。首先尊重信仰自由。不管什么宗，什么教，什么功，只要不违反普世价值和法律，那么就有信仰的自由。谁当政，未来中国要有民主的那一天，一切由民众的选票说话。这才是自由与民主的精神所在。

百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替代资本主义”等论断早在经济学的根本原理上被判了死刑。此后，共产党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靠着谎言与暴力维持专制统治从而维护少数“权贵们”的特权和利益。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就不会停止，根本不存在什么自我改革的空间。要清醒地知道，所谓的改革，就是共产党让渡权力，放松专制和消亡的过程，共产党怎么能肯呢？ 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迫不得已的让步而已。目的还是要挽救中共。中共建政70多年，人性未泯的党魁在政治斗争中都被弄下去了（如胡耀邦，赵紫阳），留在台上的都是十恶俱全的家伙。不要再有幻想，只要中共这个体制还存在，没有习近平，还会有王近平，张泽东的人出现。

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异和癌肿。人类的文明要么毁在它手里，要么浴火重生。中共更是这个毒瘤最后的据点。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下定决心抛弃中共，拥抱普世价值；另一条就是随着这个怪物一起灭亡。

iPhone独霸中共国高端手机市场（5000RMB以上）。

北上广深地铁上用iPhone的人还是非常多的。苹果每年发布新机，一线那几个城市地铁上很快就能看到有人在用当年的最新款。二三四线城市用Android机较多。

感谢邀请，已经加入。

据说是硬件锁（认机型固件版本的），和Facetime Audio一样，和Apple ID无关。有网友试验了在中共国外，国行手机用外区的Apple ID依旧被限制。

Airdrop（官方简体中文翻译为“隔空投送”）是苹果设备间的一种传输文件的一个功能。当用户打开允许接受所有人传输模式时，任何人都可以向其发送文件、图片或网页。

最近彭姓勇士在北京四通桥悬挂要求中共放弃COVID19“清零”政策以及习近平下台的横幅，激发了各地的觉醒人士走出来唤醒蒙蔽民众。因为Airdrop私密性和不易追踪性等特性，不少觉醒人士选择Airdrop作为反中共暴政反习宣传的首选途径。在地铁或公共场合向打开Airdrop的苹果设备用户发送揭露中共暴政的宣传品。

中共应该是觉察到了有人利用该功能进行反共宣传，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向苹果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对这项功能进行限制。苹果原本预备在数月后的iOS16.2的版本上再加入限制，而后紧急将限制提前通过iOS16.1.1版本发布。更新iOS16.1.1的国行iPhone用户的允许接受所有人传输模式 的暴露时间被限制在10分钟，超过10分钟自动关闭。10分钟后，陌生人无法再向该设备传输文件。通过Airdrop向陌生人发送反共宣传的方法受到严重阻碍。

封锁互联网，禁止反共反习反暴政的信息宣传，印证了中共的虚弱和色厉内荏。表面上手握200万军队，强大的不可一世，其实非常害怕民众明白真相觉醒从而颠覆它的统治。另一方面，中共绑架了14亿人口的市场，要挟外企配合其监视民众、封锁民众的邪恶政策。以苹果为代表的外国企业，为了商业利益配合中共的行为是它们无法抹去的耻辱和污点。

制度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人。 移植制度很容易，移植文化就很难。支撑社会运行的除了表面的制度，还有制度之下的文化。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南美、非洲、亚洲的移植大多是以失败或遗憾告终。“文化”就是哈耶克所指出的“自发的秩序”，它是由人类活动而产生的，但不是人类有意识的规划和设计的。

中共国社会的乱象，人情的冷漠和自私。表面是中共的独裁制度所致，背后是文化出了问题。中共试图毁掉“旧”文化的一切，人为的创造全“新”的社会。结果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中共国处在一种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的“混乱”状态：靠着残存的一点旧秩序和基本人伦准则勉强支撑社会的运行。哈耶克把这种构建主义的狂妄称之为“致命的自负”（同时这也是哈耶克生前最后出版的一本著作的名称）

血癌的治疗需要健康的造血干细胞，文化的恢复也需要有“正常”的人。君不见西方社会的大学和政商界的人才流动是双向的：政客到大学里当老师，教授去当政客；商界高管出任部长或是到大学里教书。这就是一个正常社会人才培养与流动的良性循环。而中共治下的那个社会，以前是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阶层被摧毁了（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士人阶层），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拥有学历的道德败坏的腐败分子。造血的细胞都是“癌细胞”了，只要文化没有走上轨道，仅仅把那套民主制度，西方的宪法抄一份拿来中国，是不会成功的。

所以我所说的培养“良知的，独立的，才能卓著的社科学者”，不是指狭义上的那些研究学问的人，其实是让有良知、有学识的知识分子阶层从新成为中国的主流中坚。

我是很鼓励这种高质量的政经自媒体多多涌现，对中共国治下的民众会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已经有一定知识存量，有进一步学习意愿和能力的，还是建议去看看一些相关领域专业的论著。

政治学历史学的入门门槛很低，所以谁都能在网上说一嘴。要真正的学懂，是要下很多功夫的。起码堆叠如山的政史名作，看一遍都得花很多时间。要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社会科学，需要融汇贯通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律、哲学等学科，这是极难的。目前大部分学者也只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而已，只能站在本门学科的角度分析。近代社科领域的通才大师，也寥寥无几。如抛弃经济学原理，共产主义运动和左派所宣扬的计划经济，人人平均，结果平等，当然是好事。因为经济学的规律限制，“人间天堂”终究是痴人说梦，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带来人间地狱。

路漫漫其修远兮。启蒙是第一步，当今中共治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早已名存实亡。未来的“民主中国”的运行要进入良性循环，培养大量有良知的，独立的，才能卓著的社科学者成为社会中坚，非常重要。

我比较少看这类政论类的节目。不是节目做的不好，而是这类节目就像精加工的快餐食物，偶尔食用尚可，长期食用不利于人培养独立、深刻的思考能力。

对于一个具有信息收集，分析，处理应用能力的人，应该要从更深一层的角度看待社会出现的问题。即从科学原理，从历史去了解社会的运行机制，例如：为什么共产主义从头到尾是骗局，为什么计划经济会导致普遍的贫困和物资缺乏，为什么某些干预市场的政策不能持续等。

话说回来，这类华语政论节目受欢迎，是一个好现象。墙内的一言堂的媒体已经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民众渴望听到不同的声音，听到质疑。不论是对墙内政治环境不满，还是寻找共鸣也好，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中共的Propaganda，中共的统治就在动摇之中。

“党内的规矩”

中共怎么看都是一张披着政党外衣的黑帮组织。只有黑帮组织讲究老大老二老三，第几把交椅，第几把手。

黑帮组织没有现代政府或现代公司的治理架构，经常发生火并。谁的拳头大谁的势力大谁就是老大，老大看中谁谁就是老二老三老四。;)

支持这位觉醒的勇士！虽然中共才是这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反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冒着巨大风险走出了这一步，振聋发聩！

@NoStepOnSnek #194509 外部环境的影响：疫情导致GDP增长率放缓---扩张性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滞胀----旧宏观经济学失灵啦，世界需要新经济学;)

@中南海的学问 #194240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来不是中共的恩赐，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也不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相反中共的存在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改开后中共放松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承认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才让中国人富了起来。中国历朝历代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总是伴随着政府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和经济的干预。比如“与民休息”“无为而治”“三十税一、六十税一”。

还是因为的中共歪曲历史，造假宣传。把中国等同于中共；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功于中共；中国新旧社会论。让中国民众错误的认为是中共让他们富起来的，是中共让“中国”在世界上有了立足之地。以至你一批评中共，他们认为你在批评中国；一批评中共，认为不愿意看到他们致富强大；一批评中共的暴政、谈及信仰自由，就说你反华。

网路上有些分裂中国的言论，虽然我不一定认同他们，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也应该允许他们讲。另一方面中共也有势力渗透，宣扬这些论调，加深中国被蒙蔽民众的反感，分化瓦解反共势力。

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中国人的未来要靠中国人自己选择。中国人能够区分中共和中国，破除中共的谎言与洗脑则是关键。

民族主义？很难定义什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

太远的不说了。

明末清初百年时间内有过激烈的“华夷之辨”。表面是明朝的一群遗老对满清统治的不满，对明朝的追思。实质那些遗老并不反对满清的统治，真正反对的是满清强行推行的一系列“夷荻”的举措，反对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统治。反对清朝剃发、屠杀、思想禁锢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为。

清末民初也有过“民族主义”思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个就是“民族主义”。孙中山说的很清楚，一开始的“民族主义”是排满，推翻满清统治。是清末革命党人号召推翻清政权的舆论宣传。二次革命后，鉴于列强的殖民和对中国领土的觊觎现状，孙中山改变了“民族主义”的内涵。“民族主义”含义变为期望中华民族成为和欧美列强一样的文明的、先进的人类文明。

如果是把现在网上发表激烈的仇视西方国家与普世价值的言论的称为“民族主义”，我觉得还玷污了“民族主义”这个词呢。中共70多年统治把中国人思想行为搞的和垃圾一样，与世界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然后告诉你这世界弱肉强食，挑动对立情绪。目的是转移视线，分散中国人对中共不满的情绪，在国际社会上孤立中国人，中共好肆意摆布控制你。

发在这个论坛，搞错对象了吧。这里的墙内用户需求是安全、匿名。你打的推广贴里面的3个机场/VPN，没有一个符合要求的。给看视频玩游戏的用户推广吧。

主要经营范围在中国大陆，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股票被称作“中概股”。不少知名的中概股被爆出财务造假，比如瑞幸、爱奇艺、跟谁学。中概股企业的IPO和年度财报的审计师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pwc，deloitte，ey，kpmg）的中国和香港成员所担任。美国PCAOB（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希望全面检视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企业的审计底稿。美已立法如果中概股企业不遵守这项规定，将强制从美国股票交易市场退市。已经有不少中概股进入了预摘牌名单。

以上是背景。

8月26日，中共国方面发布消息称中共国证监会、财政部已经与美国PCAOB达成审计合作协议。声称该协议将避免在美上市的中共国企业的退市风险。同一时间，PCAOB也在官方网站发布了消息。有趣的是中共国和PCAOB所宣称的协议内容大相径庭。

中共国方面的表述是这样的（重点摘要）：

合作协议范围包括协助对方开展对相关事务所的检查和调查。其中，中方提供协助的范围也涉及部分为中概股提供审计服务、且审计底稿存放在内地的香港事务所。

双方将提前就检查和调查活动计划进行沟通协调，美方须通过中方监管部门获取审计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

PCAOB为履行审计监管职责，需要与中国监管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实施跨境监管合作。同样，中国监管机构有需要对自身监管范围内的美国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审计监管的，也要通过监管合作机制进行。这是国际惯例，双方都需要这个机制。

对于中美审计监管合作而言，也是如此，无须每年检查全部在美上市公司审计项目。

PCAOB的表述是这样的（重点摘要）：

1. The PCAOB has sole discretion to select the firms, audit engagements and potential violations it inspects and investigates – without consultation with, nor input from, Chinese authorities.
2. Procedures are in place for PCAOB inspectors and investigators to view complete audit work papers with all information included and for the PCAOB to retain information as needed.
3. The PCAOB has direct access to interview and take testimony from all personnel associated with the audits the PCAOB inspects or investigates.

1. PCAOB可以自由选择要检查的公司，无须咨询中共国当局或由中共国相关机构提供。
2. PCAOB可以实地检查所有相关的审计底稿以及相关所有信息，在必要情况下检查人员可以保存这些信息。
3. PCAOB有直接接触、访谈所有被检查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员工的权利。

结果又是一中各表LOL。是美国PCAOB说错了呢，还是中共国为了保住美国上市通道允许了PCAOB的要求呢？按照中共喉舌一贯撒谎的习性，不是丧事喜办，就是啥也没谈成。最后还是中概股该退市的退市，该滚蛋的滚蛋了。

引用来源：

https://pcaobus.org/news-events/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pcaob-signs-agreement-with-chinese-authorities-taking-first-step-toward-complete-access-for-pcaob-to-select-inspect-and-investigate-in-china

https://news.stcn.com/sd/202208/t20220826_4824814.html

@老孔1 #191577 判断一个VPN、机场的安全性，需要实地检查服务器部署和软件配置，因此我无法推荐你哪个是安全的机场。但是通过所有者的立场可以粗略判断这类服务的安全性。有法轮功背景的、知名公开反共团体背景的，大部分是安全的。反之，有自我审计的，屏蔽法轮功、美国之音、FRA等反共团体站点的，大部分是不安全的。 如果你身在墙内，我不推荐没有一定技术基础的人自建。购买VPS，搭建服务器端软件，遇到封锁处理，费时费力。如果实在担心机场的安全性，将机场作为前置代理结合Tor使用，一般就没问题了。

题主提出的是两个问题：1.匿名访问和2.系统安全的问题。

匿名访问网站很简单。首先保证操作系统的干净与安全：不安装任何中共国制造的软件，减少安装不必要的软件。选用可信的前置代理（VPN或者机场）+tor可实现匿名访问。

系统安全。题主想在一个设备内兼顾使用中共国国产的软件。那么搞个虚拟机，windows平台下免费的有VirtualBox和VMware Player。放国产软件的虚拟机联网方式选择桥接（Bridge）。提高虚拟机隔离与宿主机的隔离水平（关掉文件共享，剪贴板共享）。

一般情况做到以上两点就比较安全了。如果题主需要更高级的安全性，可以采用双虚拟机隔离方案。在一个虚拟机A中设置代理，另一个虚拟机B中上网。这样做防止B中某些软件或软件漏洞被利用，绕过代理直接连接从而暴露身份。（2047的前站长thphd好像就是因为没有做好隔离从而暴露了真实身份）。 教程可以参考编程随想的博客。

1. 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第一时间通过透明的方式告知公众已注射国产COVID19疫苗。直到2022年7月底才由卫健委某副主任在新闻发布会提到已接种。此疑点一。
2. 港大、中大医学院等科研小组研究发现三针科兴疫苗不足以产生足够抗体抵抗Omicron变种病毒。【附：港大与中大医学院研究报告原始链接】。研究结果建议香港市民加强针混打复必泰（辉瑞）疫苗。此问题二。
3. 没有无副作用的疫苗。FDA要求辉瑞（Pfizer）披露的疫苗副作用清单有9页长。即使中共的COVID19的疫苗的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按照中国10亿人口注射了疫苗计算，约有10万人因为注射疫苗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中共官方拒不承认疫苗的副作用，并且多地强迫注射疫苗的人员签署免责声明。此问题三。

以上三个疑点和问题联系起来，不得不让人质疑中共疫苗的有效性以及中共强推疫苗政策的正当性。

@ZEROHOUR #190925 中共肯定完蛋，而且它想拖着中国人一起完蛋。如果中国人不能像东欧那些国家的人民一样深刻反思和吸取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那么中国人的希望也很渺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