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杰兄对中国国籍的忠诚，令人感动。不过他嘴里的中国国籍，跟他嘴里的民主化一样，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来龙去脉一概不明，这不免让人怀疑他为何对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如此忠诚。

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请问如果你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还如何去推翻它？

抛开这种逻辑谬误，让我们说一下，国家概念应该如何理解。士杰兄的中国，是一种固有的和原生的概念（primordial），即天生的不容置疑的，就跟他的民运一样不容置疑，具有天然合法性。但是很遗憾，这就陷入了本质论(essentialism)。这在政治学里是致命的，因为现代政治就是以建构论 (constructivism)为前提的。

中国不管疆域如何变化，自古以来并无统一的民族想象，这让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让人忠诚的说法显得很牵强。既然没有统一民族去忠诚，那么这个政府有没有值得忠诚的地方呢？不用说了吧。那么对中国国籍忠诚又从何说起？

民主中国，并不是基于民族认同，而是一个基于集体政治认同的国家。这点希望能够先搞清楚。然而，集体政治认同的形成，基本是就是精英为了追求团体利益而主导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这有赖于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合作，前者擅长沟通、谈判、组织、动员和说服，后者擅长理论诠释以及创造共同象征。很遗憾，士杰兄的种种发言都雄辩地证实了上述条件他一概都不具备。不仅是他，几乎所有所谓的民运人士，都不具备，烂成一滩泥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唐，你好：

这些日子辛苦你和蔡伟的家人了。我可以想象你所承担的压力之大，感谢你们的坚持。

蔡伟背负的莫须有罪名，未来的历史会为他洗清。只是他在这段期间身处牢狱，身心上蒙受的打击，才是需要担心的。希望他能够尽快出来，与家人团聚，好好休养。

希望你们都保重，照顾好自己。

Natasha

2021 - 8 - 1

截止目前，香港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已经取得了一金二银，成绩骄人。每当香港健儿获胜，香港市民欢腾鼓舞；当运动员失败或因政治狙击影响到成绩 – 民建联穆家骏炮轰香港羽毛球一哥伍家朗的队服是黑色且无区徽，市民投以安慰并义愤填膺；当爱尔兰与香港混血游泳健将何诗蓓接连取得两枚银牌，爱尔兰总理也祝贺的时候，香港人欣然接纳并与有荣焉。借由此次奥运，香港人的本土精神再次得到增强，而里面透露出的世界主义精神，也很值得玩味。

本土与世界，看似一对矛盾，其实不然。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最初来源于古希腊语κοσμοπολίτης, 由"κόσμος" （宇宙或世界）和πολίτης, （公民或城市），整个词可以理解为“世界的公民”。

纽约大学哲学教授在Samuel Scheffler 对世界主义进行定义的方法是，首先看世界主义反对的什么。世界主义反对这种说法：个人身份和成就取决于他在某个稳定群体内的成员资格。世界主义者认为文化总是在变化之中，一个群体并不总是稳固的：老一代人带着他们的记忆死去而新一代带着新的问题和经验逐渐走向成熟，任何文化群体都在面临外界影响和挑战：战争、疾病和自然灾害，或者新发明的技术和医药，外来思想、语言。文化是不断变化和重构的。世界主义者认为，迎接外来影响和挑战，并不是文化软弱或不健康的标志。 此外，世界主义者还强调文化身份的流动性。人的自我意识的获得，并不是通过沉浸在单一的文化之中，而是利用来自不同文化的材料和信息，通过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来构建新的生活方式，从而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它们的创造也更新了整个人类的文化资源存量，是其他人也可以受益。因为世界主义拥抱广泛的自由主义，因此也形成了与民族主义的对抗。

香港人的本土精神，尽管在近年来达到顶峰，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本地身份认同还没有在居民中形成。从二战后到60年代初，香港可以说是一个开放的难民社会，人们在经济活动、家庭和文化联系方面仍然与大陆人口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法的中国移民仍然基于人道主义理由被接受，但从70年代开始，殖民政府对于移民的政策，导致了本土认同的产生。在1970年代，对移民的限制和控制越来越多；后来在1980年代，政策进一步走向全面的移民控制，这有助于形成一种独特的地方认同感。

地方认同感的形成也可以归功于1966年和1967年的大规模骚乱，以及此后殖民政府在社区建设方面的有意识的努力。这两次骚乱源于某些社会阶层对特定社会和政治事件的不满如贪污腐败，并引起了人们对地方事务的普遍关注。骚乱之后，华人社会精英被吸纳到政府咨询委员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中，使人们觉得自己更像公民而不是被殖民的对象。然而，诸如 “公民权利”和 “法治”等普世价值仍然被英国政府刻意淡化。相反，在暴动之后，政府有意识地将 "法律和秩序 "作为执政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来阐述。总的来说，直到1980年代，香港的人权意识仍然非常薄弱，"以权利为基础 "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尚未形成。不过，在社会动荡之中，争取公民权利的社会运动也频频出现了，并开始与早期殖民地时期的稳定和社会控制的专制话语形成竞争。两种话语之间的斗争导致了英国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的混合性，也导致了香港人混合的价值观。

时间线跳到千禧年前后，2004年至2010年发生的一系列保护香港文化遗产与反对城市发展主义的斗争，并促成了一个新的政治主体的形成：本土主义者。除了形成新的身份和意识形态，这一轮的亲身试验也实现了抗议策略的范式转变。直接行动（占领公共空间、与警察对抗和公民不服从）--与和平、合法和非对抗性的游行相区别--成为香港集体行动的一个突出部分。

1997年的经融危机之后，房地产市场崩溃，政府的经济政策上开始向文化和文化遗产旅游上倾斜，希望把香港打造为世界文化旅游都市。这一政策激发了民间社区对于本地历史的兴趣，集体记忆的概念开始普及。有关文化遗产、空间和记忆的政治催化了人们争取社区自治和民主的观念和运动。从2006年到2007年的反对拆除天星码头的运动，以及2009年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中，人们对于民族志和本土叙述的兴趣，成了抗议活动中的思想动力。

香港人的本土精神，与世界主义精神并不互斥。首先是世界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在英国殖民期间，香港公众就已经开始反对殖民宗主国对于殖民地自由的压制。经历过天安门事件，香港人进一步强化了自由和民主理念。其次，英国一百多年的统治，香港人逐渐接受了西方的语言、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并形成了本地的特色，如外人听起来滑稽的中英夹杂说话方式但是香港人用起来非常自然。在回归之后，对普通话的逐渐普及和对英语教学的减弱也引起了人们的反对，因为英语作为香港世界身份的一部分正在被削弱。2006年在中学教师和校长中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几乎93%的受访者非常同意或同意需要加强全球公民教育。

除了拥抱世界主义，香港人还体现出对国家民族主义的拒绝，而将本土身份至于国家身份之上。200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8%的受访者声称自己 "先是香港人，再是中国人"，其次22%认为自己只是 "香港人"，22% "先是中国人再是香港人"，19% 只是"中国人"。同一调查发现，受访者对共产党的热爱程度在10分制中只得到2.91分。然而，他们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得了6.49分，但对香港的热爱高达7.52分。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李静君教授认为，要理解香港社会，应该从三个维度入手，中国、香港作为全球都市和香港作为本土社会。这种角度也帮助我们我们理解当下的香港精神。即香港精神在与世界的交融中产生和发展，即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

附记：李静君在2020年5月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香港属于世界”。这一说法遭到蓝丝狙击，说她支持港独，应该被大学开除。李静君教授不得已发表声明，表示该说法是一种文化上的“属于”而不是“政治上的”，并且该讨论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的文化分析。李静君与今年七月与理工大学约满离职，返回了一直欢迎她的UCLA。

没法聊天，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感受。没法聊天不是观点不同，我喜欢金庸，你不喜欢，这叫观点不同。观点不同仍然是可以聊的。所谓的没法聊天是另外一种感觉，叫做回答无力。

你看着一个奇葩的观点，不知道从哪里回答起，就好像少林寺的澄观大师看着小太妹阿珂阿琪的乱打乱咬，不知道从何破起，反而把自己看晕过去了。

**是什么导致了没法聊天呢？我觉得主要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双方占有的信息不同，并且大大的不同。甲是读金庸的，乙是读金康的，乙有生以来从来读的都是金康，他家里只有金康，他家附近只买得到金康，他住的镇上的书店里只有金康，他的同学朋友也只知道金康。很自然，他就一直呆在“金康茧房”里了，以为金康是金庸。

**不止如此，可能乙这位老兄还偏偏精力十分旺盛，**热爱文学，自负把金康读了千百遍，**到处发表意见、找人辩论，**探讨武侠话题。**那么乙就成了一个移动的水雷，所到之处无人能敌。**因为别人和他讨论不来。你说的是金庸，他说的是金康。你说金庸刻画人物很不错，他说拉倒吧我觉得很一般，然后摸出金康的书来，不信你看，blablabla。

一般来说，生活中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懂得金庸的。他们是真的懂武侠，了解金庸，可以给你把真相娓娓道来。这种人其实相对是少数的，也是最宝贵的。

第二种，是虽然不懂金庸，但却明白金庸非金康。他们固然搞不大清楚武侠是什么样子，也不关心武侠，但却至少知道一点——金康不是武侠，是假武侠，是冒牌武侠，读了会上当。这种人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是聪明的。

不过还有第三种，就是之前我说的，只晓得金康，却又坚信自己读的就是金庸的。什么都无法动摇他们的信心。看过山的人只了解山，看过水的人只了解水，可是在家里看万花筒的人以为自己了解全世界。这种人你是搞不赢的。无法聊天的感觉就是这些人造成的。

**聊天这种事，总是信息量小的人赢。信息量只要足够的小，就自然成为一种不坏体神功。**就好像《倚天屠龙》里写的那个“金刚伏魔圈”，范围每缩小一尺，抵抗力就强了一分。等缩到不能再缩的时候，就针插不透水泼不进，自说自话天下无敌了。

历史故事里不就这样吗，你说陛下老百姓很饿，晋惠帝说那咋不食肉糜也，谁赢？他赢了，他信息量小，小到了金刚伏魔圈的境界，可以轻松把你打败。一个读金庸的人永远打不过一个读金康的人，一个学唐诗剑法的人永远辩不过一个学躺尸剑法的人，因为他信息量小。你说唐诗很美，他说呸当我不知道呢，“落泥招大姐，马命风小小”，美个屁。

你下定决心，抓住一个读“金康”的，打算要告诉他金庸到底是咋回事，才刚从1924年说到1925年呢，旁边忽然凑过来一个读“金庸新”的，冷笑说：“呵呵，要说好看，还是《大侠风清扬》《九阴九阳》好看，那才是正版金庸……”你就只有一秒真气尽泄，回复无力，说，群是你们的，你们随意。

作者：萧云 （转自 萧云facebook ）

周冠威导演

弁言

早於反送中運動的某夜旺角，筆者赫然見到周冠威也在場拍攝，但他著筆者保密。兩年後真相大白，有一個人看完《時代革命》後嚴肅地站起，回頭望向身後的周冠威：「周導，你十九會被拉。」

只有極少人獲許觀看《時代革命》，除了片中受訪者，還有答應會為周冠威辯護的律師。

因為記錄片由名字到內容都沒諱飾，翔實紀錄反送中運動，所有口號和訴求都可在片中看到，一名受訪者便形容習近平為「皇帝」。

還有兩名受訪者本可優先欣賞卻沒有機會。

戴耀廷坦承若果當年七一他身在立法會，作為「和理非」他或許會阻撓群眾衝擊，但結果令他別有感悟：

「勇武派更愛香港，願意付出更大代價。和理非嘅最高層次就係自我犧牲，我自愧不如。」

而何桂藍則在片中佔更大比重，因為她在 7.1 和 7.21 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她說梁凌杰的死是香港民主運動的第一筆「血債」，此後出現不斷的自殺潮，猶幸自毀的傾向「靠運動嚟治癒」：

「從此民主運動 ground 喺香港依個地方。」

＊ ＊ ＊

一、是香港人促成這部電影

「喺康城。」

筆者探詢《時代革命》在哪裡首映，周冠威回答時語氣難掩企盼，那裡畢竟是電影的聖地。但聽著他侃侃而談，漸漸發現他說的「興奮」無關個人榮辱，「可以將受訪者嘅說話放喺咁得體嘅地方上映，我好滿足。」

影片已抵法國，政權無從阻撓，周導終於鬆了口氣。儘管康城影展早於 7.06 開幕，卻刻意瞞住《時代革命》的首映，直到 7.15 國際媒體才陸續披露，7.16 的首映日才公開海報。據悉康城深明事關重大，影片的上映或牽起莫大風暴。

但周導不會出席影展，因為擔心一去就無法回來，他誓要留在這片土地。

《時代革命》是周冠威第一齣紀錄片。過去他一直拍劇情片，因為《十年》的《自焚者》而暴得大名，也因此片開罪權貴而備嘗冷待。

晚近周導終於憑《幻愛》從谷底翻身（cutt.ly/8mY8Gkz），事業本可望更進一步。但他從不甘於苟合取容，註定要踏上 Robert Frost 的未行之路（The Road Not Taken）。

自反送中運動爆發，周導和不少電影人都想去記錄這個大時代，「好想喺依場運動出一分力，我有嘅係攝影機。」可是他正籌備新戲，也素來是「和理非」，既沒有資金另闢計劃，也沒有經驗跋涉前線。他有點不好意思透露，當警察推跌陳基裘伯伯並在狂射胡椒噴霧，片中發出「嘩」一聲的就是自己。

「好想做又唔敢做。」既有家室之累，又有後顧之憂，當時正在躊躇。

所以最初並非周導促成這部電影，而是天假因緣才有《時代革命》。一名商人看過《十年》的《自焚者》而相當感動，在 2019 年 8 月主動聯絡周導，說很多人不明白香港的遭遇，希望有一齣電影記錄這場運動，認為周導能夠勝任，願意提供資金起步。

「當時我好亢奮，我一直期望出去記錄，終於有人推動我。」不過運動卻超乎想像地持久，資金無以為繼，周導私下眾籌集腋成裘，電影才終於殺青。

由於遲至八月開拍，而且礙於資金有限，很多重大事件和航拍片段都來自一眾電影人與各大媒體，「眾志成城」方有所成。故周導說在海報和結尾都沒強調自己是導演，而是「香港人作品」，「無論依場運動定依套片，都係好多人奉獻而嚟。」

《時代革命》在 2020 年 7 月 1 日，即國安法生效之日殺青。周導一個人出門，拍下紀錄片的尾聲。「依場運動由逃犯條例開始，因國安法而終結，總結到依場運動，係互相呼應嘅悲哀。」

他卻料想不到當日依然有很多人上街，還有很多人沒放棄。

＊ ＊ ＊ 二、不匿名攸關責任

周導解釋片名在國安法推行前早已想好，他有想過更改片名或刪節內容，但念頭只是一閃而過，沒有付諸行動，同事也從未勸過他以自閹換自保，「我好慶幸大家知我份人，冇勸我咁做。」

「我懷住本心呈現依場運動，香港人的確喊過依啲口號。」初期的標誌口號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中期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晚期是「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周導申明要如實交代運動的發展，「我要呈現真相，如果隱瞞係對唔住歷史。」他的堅持呼應了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的自勉：「不求得寵於當時，卻待了解於後世。」

在片末的製作人名單，周冠威是整個團隊唯一公開身份的人，「我掙扎咗好長時間。」開始傳出風聲會推行國安法，他已思慮應否匿名，「條片出到街，又保到自己。」

但匿名要面對兩個難關，一是實務，二是自己。總有人要負責「孭飛」，出面接洽發行，參加影展等等，「始終要一個有身份證嘅人。」就算自己隱身也要有替身代勞，否則實際的運作會困難重重。

「我確實搵到替身，有人肯替我『孭』依套片，俾我可以匿名。」未幾便發生初選大圍捕，替身告訴周導：「我好想繼續睇您嘅電影。。。我願意為您坐監。」

「聽完佢咁講我好驚，我真係好驚。」連累別人坐監比自己坐監更令他害怕，「縱使佢樂意承受，但點解係要佢承擔？我訪問咗咁多人，自己匿埋係不負責任。」

所以更難過的第二關其實是自己。應否具名的壓力令他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在夢裡重遇自己的小學老師，「佢係我人生第一個讚賞我嘅人。」

周導回想從前的自己，小時候他好自卑。平生第一次獲得肯定，就是老師對他說：「周冠威你係一個好有責任感嘅人。」

在夢裡他被無數警察包圍，但和老師、太太和兒女坐在一起，他們閒話家常，非常平靜。說罷周導長長舒一口氣，數十年前老師的期許成就今日的他，「我係一個負責任嘅人。」

「夢醒我覺得好舒服，我唔需要匿名，依套電影係我拍嘅。」

＊ ＊ ＊

三、人事交融締造巧妙平衡

香港民主運動的紀錄片可從兩方面概分為四類。

梁思眾的《傘上：遍地開花》、陳耀成《撐傘》主要為國際觀眾而拍；陳梓桓的《亂世備忘》、林子穎的《地厚天高》、「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理大圍城》則主要為香港人而拍。

從另一角度再作分類，《地厚天高》乃以人物為主軸；《理大圍城》則以事件為主軸。四大取徑互有組合，亦各有得失。

筆者曾向《佔領立法會》暨《理大圍城》的導演請益，他們都思考過此問題。外國觀眾很難理解反送中運動的來龍去脈，但又不想枉費篇幅解釋，而令作品變得淺薄，兩相權衡寧願以香港觀眾為先。

然而周導另有追求，拍攝任何作品都想所有人看得懂，還念及五十年後的香港觀眾，即使後人昧於過去依然能理解運動始末。「我唔理係邊度嘅觀眾，我係畀所有一張白紙嘅觀眾。」

「我希望有大事件嘅敘述，亦有小人物嘅描繪。」為了涵蓋整場運動，又使不同觀眾都能理解和投入，周導遂力求巧妙平衡：既拍事，又拍人。結果人事交融的成品「好 brief」地長達兩個半鐘，居然毫無冷場。

「剪咗好多次。」純熟的剪接讓複雜的人事交錯銜接。由訪問哨兵台、家長車的運作開始，藉此縷述運動的開端，隨後指陳種種警暴，再引介前線抗爭者的故事，而他們又為中大保衛戰、理大圍城戰作鋪墊。周導以人託事，以事寓人，人事交替讓情節層層推進，既讓外國人看得明白，也讓過來人看得入神。

周導很在意前因後果，「搞清楚乜嘢係因，乜嘢係果。」特別是運動為何爆發，為何激化。比如片中有促狹的一幕：一名市民質問防暴警的所作所為，防暴警朝他大聲吆喝：搵律師啦！不料該市民真的打電話找律師，要求身上沒有任何號碼的防暴警交代警察編號。本來態度囂張的防暴警氣焰頓時熄滅，縮往別處，由另一防暴警取代其位置。

還有一名受訪者是救護員，電影拍下他雖身患哮喘，但在催淚煙中不顧自身，除下口罩借給老人。他在 8.31 的太子站外哭訴能否下去施救，終究被警察拒絕而廣為人知。「本來佢只想救人，但經歷咗好多警暴，令佢愈嚟愈猶豫武力係咪可以解決問題。」影片細緻刻劃救護員和同學討論以暴易暴是否正當的思辨。通過受訪者的心境轉變反映大時代，見微知著，可概其餘。

「如果大家剩係見到汽油彈，一定嘩嘩嘩！你要睇到之前香港人點和理非，受過乜嘢遭遇，忍咗幾耐，你先明白點解運動走向勇武，轉變係有過程。」藉由受訪者現身說法，「政府不從民意」、「警權不受制約」乃是因，行動升級才是果。

周冠威對民主運動的歷史判斷，與殷海光不謀而合，後者九死不悔也誓要為五四運動招魂：

「掌握國家或社會機構的得勢少數人（dominant minority）主觀的自是之見太重，『我執』太深，而又過分自私自利，多方設法阻抑新力量之成長；那麼，在這一反激之下，溫和的自由運動，不是失勢，便是激化為激烈的勢力。於是，暴亂發生。。。使天下動亂者，不在自由份子，其責多在反激之的得勢少數人。」

殷海光〈自由人底反省與再建〉（節錄）

＊ ＊ ＊

四、紀錄片不等於新聞報道

認識敘事（Narratives）的人都清楚，一切歷史敘事都隱含政治立場，從而形塑我們的政治歸屬。因此學者 Molly Andrews 點出「國族記憶的計劃受到（政府）嚴密監督。」《時代革命》擺明車馬站在抗爭者一邊，抵抗官方的「黑暴」敘事。

可是香港人習慣了看《鏗鏘集》和《星期 X 檔案》，訪問民主派之餘也要訪問建制派，藉此平衡「觀點與角度」，一些紀錄片都奉為圭臬。儘管《時代革命》涵蓋了抗爭者的不同光譜，但由始至終只訪問抗爭者，必然會惹來質疑，是否「中立持平」和「一面倒」。

周導解釋「documentary 一定會有立場」，不能流於「2019 年香港大事回顧」。《鏗鏘集》和《星期 X 檔案》畢竟是新聞報道，紀錄片雖有不同路向，卻不必囿於「持平」的窠臼。

「去番現實，我地仲需唔需要更多官方論述？」周導指出絕大多數媒體已由政權掌控，官方敘事已佔壟斷地位，那才是真正的「一面倒」。再去「持平」不過變相助惡，「依種平衡係不需要，不道德。」

周導斬釘截鐵：「我好坦白同你講，官方論述係謊言。我唔想講咗 2 + 2 = 4，就夾硬要搵另一人個講 2 + 2 = 5 — 多麼荒謬，我忍受唔到。」

「我寧願將篇幅畀抗爭者，尤其係需要蒙面嘅 Nobody，俾佢地有發聲嘅渠道，歷史需要佢地嘅聲音。」

拍攝《時代革命》最困難之處，就是在這場 Faceless 的運動大部分受訪者都要蒙面。「和理非」的受訪者可主動邀約，但前線受訪者則有賴巧合機緣。得拜託互相信任的前線穿針引線，再認識其他成員，聽他們訴說身世經歷，像試鏡般從中挑選代表，「你去到邊我跟到邊。」

周導披露在理大圍城戰，拍攝團隊共有五支鏡頭，從電影可見跟著抗爭者左衝右突萬分驚險。但更難得的是長期跟訪，記錄劫後餘生的慷慨餘哀。抗爭者不乏自我批判，反思「強迫罷工」不可行之餘，也沉溺於中大的小勝而失去分寸，冒進戀戰，終致坐困理大的悲劇。誠如一名受訪者感慨，理大是無數人揮之不去的「情緒病」。

國安法的打壓令抗爭者失語，「就算蒙住面都要拍到佢地嘅心。」周導刪去《時代革命》的一切記錄前，僅讓受訪者重溫以保他們安全，「仲喺香港嘅都搵哂」，受訪者都接受周導的處理。可惜有兩人失聯，有兩人身不由己，其中一名受訪者就在約定觀看那天被捕。

電影拍下他們的回響，「做咗好多嘢，唔可以同世界講，好辛苦。。。」最後他們多謝導演。一名前線抗爭者更反過來問周導，「導演咁你點呀？」現在輪到周導上前線，記憶之爭的前線。

「我成日諗佢地安危，點知佢地調番轉關懷我。嗰刻我好窩心，我自己都唔知我需要被關懷。」周導漸漸明白自己恐怕比受訪者冒更大風險，《時代革命》在康城上映那天，他的一生就會從此改變（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可是後有追兵，前路無人。

「冇人會同我再合作。」好不容易才靠《幻愛》苦盡甘來，周導獲得投資者青睞。但得悉他拍攝反送中運動，投資者向他鄭重道歉：「對唔住，應承你嘅事我做唔到。」新戲已暫時擱置。

甚至過去合作過的演員和同事都可能受連累。說到別人周導長長嘆一口氣，一時無言以對。「最擔心係依樣，影響到其他人最難過。」不知怎樣安撫他們，可保他們平安。

他有想過自己是否「自私」，「但犯罪嘅唔係我地，責任在政權，唔應該係我。」

「我唔想用依個比喻，但我地唔可以指責個女仔著裙所以俾人強姦。」無獨有偶，電影中一名受訪者便形容香港正受「強姦式統治」，而反抗會受到指責。

去到中大保衛戰，另一受訪女生語帶哭音，嘶聲力竭呼叫：不要再勸人「唔好送頭」，不想年輕人「送頭」就由你盡力獻身。 唯有所有人都盡力，才有另一個可能。

＊ ＊ ＊

五、自我實現的「自焚」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Peter Maass 走訪過巴爾幹火藥庫，見證南斯拉夫內戰。他曾質疑塞爾維亞人為何對同胞的暴行無動於衷，直到他親歷暴行為止。

當 Peter Maass 親眼看著一個塞爾維亞人捉住一個無辜的穆斯林，先毒打一身，再拉開步槍的保險掣，Peter 發現他和同事居然識時務地袖手旁觀。幸好穆斯林的妻子趕到，冒死擋在丈夫前面，最後夫妻都逃過一劫。

但最難受的是 Peter，原來他活在太平盛世的正義感，去到臨難之際會無影無蹤。他終於明白為何大部分人活在亂世會獨善其身，因為他沒有不同。

原來今年一月左右，有人深夜致電周冠威，謂收到風聲《十年》眾導演皆勢遭清算，勸他「as soon as possible」立即走。 也許周冠威會成為《十年》的另一導演歐文傑，但他拒絕。

「我唔走！我走就會輸俾恐懼。」他解釋留下是「追求自由」，因為自由不繫於肉身而在靈魂，「就算離開香港我都會俾恐懼囚禁。」 《十年》的生命力遠勝其他話題作，至今依然被反覆引述，其預言能力令觀眾無不歎服，而《自焚者》更可謂眾片之冠。

周導忍不住苦笑：「當年我都講過《自焚者》係我事業嘅自焚。」不但預視香港，也似乎預視導演的命運。

他有點同意用《自焚者》參照自己人生，因為一個忠誠的創作者是將真心放入作品。「我拍《自焚者》絕對唔係鼓勵大家自焚，而係象徵犧牲。藉電影問自己同觀眾，願意為信念為香港犧牲幾多。」

「2019 年抗爭者已經答咗我。咁我呢？」最後周導的答案是「我願意」，《時代革命》於焉誕生。「我唔知要犧牲到乜嘢程度，但我甘願。」

「所有結果都想像過。」他清楚自己的「下場」很可能像伊朗的異見導演，比如《的士司機》的 Jafar Panahi 或《惡與他們的距離》的 Mohammad Rasoulof，從此成為「地下（電影）工作者」，在監獄進進出出。

他承認思考期間不免會有緊張、掙扎、不安和恐懼。「但我唔想傷春悲秋 — 弊啦我踩到紅線我會坐監 — 恐懼全部係想像出嚟。未嚟就係假嘅，係真嘅話咪去受囉。唔好俾未發生嘅事，想像出嚟嘅恐懼箝制情緒同決定。」

「我唔想冇戲拍，我好鍾意電影。但我追求嘅唔係電影事業，而係電影藝術。藝術需要冒險，需要自由，需要無懼。我可能冇機會再拍電影，但我依然覺得平安，因為我贏咗恐懼，就算監禁都磨滅唔到依份自由。」

網絡時有去留的爭執，也許在別人看來「承擔」只是「一廂情願」或「一種逃避」。周導不欲捲入這些糾紛，不會批評別人選擇，只想交代自己為何留下，並非為搏取光環。

「去到依度我只能夠講信仰。我係好鍾意電影，但去到最後原來更鍾意公義。」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他只會效忠永遠的國度。

＊ ＊ ＊

六、從信仰者見到上帝

為何上帝會居然會對苦難沉默？無神論者常質疑有信仰的人，其實信徒在苦難中都有此疑問。集中營令最虔誠的人都陷於絕望，質問上帝為什麼。

布納（Buna）集中營有數萬猶太人，黨衛軍害怕暴動，會定時定候殺雞儆猴。一日集中營停電，黨衛軍捉住一個荷蘭人，搜出大批武器。荷蘭人被押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同伴與助手則受盡酷刑，但始終沒供出任何人名。

他的助手只有 13 歲。Elie Wiesel 說他長的很可愛，恍如「憂傷天使」的臉孔很討人歡喜。

後來黨衛軍召集所有人到廣場，要當眾處決助手和另外兩人。絞刑在集中營司空見慣，但吊死一個 13 歲小孩還是頭一遭。

兩個大人在臨死前大喊「自由萬歲！」男孩卻不說話，憔悴而平靜。但最可怕的事未完，男孩的身體太輕，無法即死。繩一直搖晃，數萬猶太人被迫望著他吊在半空掙扎半個鐘才斷氣。

Elie Wiesel 聽到周遭同胞在問，究竟上帝在哪裡。他在心底呼喊：上帝就在眼前被吊死。

從此 Elie Wiesel 懷疑上帝，直到蘇軍迫近，黨衛軍迫猶太人倉促遷往另一集中營，過程即所謂「死亡行軍」，黨衛軍擔心蘇軍追上，會立時槍決任何因老弱而墮後的人。

Elie Wiesel 看到一人有意擺脫年邁父親，不想受到拖累。那位老人是備受愛戴的拉比，始終保持信仰，守護族人。其時 Elie Wiesel 的父親還在生，他情不自禁再次呼喚上帝：「萬物之主啊，請賜予我力量。」他不想如此偷生。

葛培理（Billy Graham）曾嘗試回答「上帝的沉默」：“God spoke in creation.” 上帝對人的唯一要求就是信心，除此之外別無所求。

上帝不是靠邏輯來證明，上帝是靠有信仰的人用生命來證明。有信心就有拯救。

周冠威說：「我係一個基督徒，一個追隨基督嘅人。我好少諗其他人，我只會諗耶穌會點做。」

他引用《自焚者》的經典對白：「唔係睇得唔得，而係諗啱唔啱。」惟他補充知易行難，必須用意志撇除雜念，才能單純地用後者思考。意志正來自信仰，「離開香港係追求幸福，但我嘅信仰係追求基督。」

突然他若有所思，「呀我同您講過《自焚者》cut 咗句對白。」

當年《十年》剛上畫，周導披露《自焚者》刪了一句說話：「入教會就係為咗上街！」當時他擔心觀眾覺得太有傳教意味而刪去，惋惜至今，因為信仰真的是他生命的核心，「唔可以剩係講，信仰係要行出嚟。」

周冠威和太太有一子一女。除了一歲女兒，太太和六歲兒子都清楚他的決定。

太太對周導說：「你竭盡所能為使命搏命，我都會搏命支持你到底。」夫婦一直言行身教帶兒子參加「和理非」活動，包括機場的「鄧寇克大撤退」。周導和太太的教育，是不會對孩子有所隱瞞。

周導曾問兒子：「香港政府咁差，好多人離開香港，爸爸都考慮過，你想唔想？」。他答：「爸爸，我地一齊留喺香港，將香港變番做美麗嘅香港。」周導不可思議，「就係我潛意識嘅答案。」

他披露自己和太太都想過當傳教士。現在他回思：「我地想走入受苦嘅人當中。而家香港唔係比其他國家更需要我地咩？」

於是周導再問（挑戰）兒子：「爸爸拍緊套戲，可能會被捉去坐監，好耐見唔到爸爸，應唔應該繼續拍？」他答：「繼續拍啦爸爸，香港政府睇咗爸爸拍嘅戲會變番好政府。」

「嘩～佢地會變番好？多麼荒謬。」但周導一邊說一邊笑，他折服於孩子的理想主義。「冇乜可能，但佢仍然相信希望，仍然相信可能。」信仰便是對後代最好的榜樣。

＊ ＊ ＊

七、電影就是周冠威的遺書

周冠威想起一名記者訪問他後轉交太太的信，「老婆係你 fan 屎。」她在信內說很喜歡《十年》和《幻愛》，還附上書簽，恰巧來自台灣「銅鑼灣書店」，林榮基是片中受訪者之一。

書簽上有五字：「我盡我本份。」

周導沒有一絲僥倖之心，甚至連辯護律師、應否求情等等都已顧及。「我絕對唔會去猜度政權嘅紅線，揣測主子有咩得，有咩唔得係奴隸心態。」他已盡了本份，便交由上天決定命運。他不但會為自己為家人祈禱，還會為作惡者祈禱。

最後筆者冒昧問周導有沒有想好「遺言」：一旦不幸被捕，有什麼話要對香港人說。他說不用，因為《時代革命》就是他的「遺言」，「我想講嘅都通過電影講哂。」

原來團隊的同事曾建議周導仿傚其他紀錄片加入自己旁白。但後來他發覺不需要，因為很多受訪者已盡道他心聲，毋須他再費唇舌，特別是「蛇仔」。

「蛇仔」是理大圍城的留守者之一，「每次剪接重聽佢嘅說話我都會喊。」去到最後救兵不至，「蛇仔」準備捨身突圍。他說已撇下所有身份：「兒子」、「學生」、「男朋友」。。。「冇咗條命都要出去」，只剩下最後一個身份 —「抗爭者」。

於是「蛇仔」的說話便成為《時代革命》海報的標語：「不是時代選中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

周導說當下香港就像另一個被圍困的理大，很多人竭力逃生，但有些抗爭者堅持留到最後，怎麼勸都不肯走，只要還有手足留下，「我想陪住佢，我唔想走。」何況外面還有手足為解圍而奮鬥。他們相信手足，終有一日能夠會合團聚，那怕在十年後百年後。

周冠威自願留在另一個圍城，將記憶的種子交給康城。倘若香港是即將沉沒的鐵達達尼號，赤臘角機場便是船上的甲板，無數人爭先恐後擠上救生艇，但有些人卻矢志留下，設法撫慰大家。

周冠威拿起小提琴，悠揚的音樂響起，正是《更近我主》（Nearer My God To Thee）。海水已近腳邊，但記憶永遠流傳。

周導笑言若自己真的被捕，政權不過變相「宣傳」因禍得福，「只會將香港人嘅故事傳得更遠。」最後他語重心長地說，「依套電影會有自己嘅生命，交畀電影。」

＊ ＊ ＊

八、後記

芷琪又失戀了，而且是今年第四度失戀。她的所謂「失戀」是暗戀每一個靚仔的男生，但咩都唔講，直到男生拖住另一女同學嘅手為止。 她的情緒好低落，Miss Chow 正好是她的洩憤對象。

Miss Chow 是芷琪的班主任，也是中文科老師，新嚟的她一直被同學欺負，但她唔知點解黐咗線，要求三篇範文都要背默：

一）北島〈一切〉

二）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三）何桂藍〈國安法定罪陳辭〉

全班差啲暴動，芷琪用盡全力大叫：「屌～何桂藍篇文成萬字點背呀！」

Miss Chow 一再話（二）、（三）都係選段，但同都學堅決反抗。Miss Chow 滿臉委屈，終於放棄要背默（三），但（二）就要背默全篇。

不過隔日 Miss Chow 就春風滿面，話金鐘的轉型正義博物館有新嘅電影展，她希望星期六同學都陪她一齊去。

大家都喊悶唔想去，由小學到中學年年都去，去嚟做乜。突然 Miss Chow 露出奸笑：肯去嘅話（二）都唔駛背默。

結果全班同學都報名就範。落堂後有同學悄悄告訴芷琪：Miss Chow 的爺爺喺「石壁」坐過好耐監。芷琪唔知「石壁」喺邊，同學話好似喺大嶼山，有好多牛。

星期六一班同學嚟到金鐘，嘻嘻哈哈。但 Miss Chow 突然變得好嚴肅，話只要睇一套片，睇完就可以走。大家本來好開心，但一知道條片長兩個半鐘，又再怨聲載道。

套片由 2019 年 既 6.12 講起，一個受訪者話估唔到當日運動會爆發，「咁早開波？香港人喎？」

另一個受訪者就撞番五年前嘅傘運戰友，而且一見番對方，對方居然立即拎出五年前用過嘅同一對手套。

芷琪早就清楚時序，但好多故事從未聽過。最後理大圍城戰中有個年輕人決志突圍，喺某間辦公室留低遺書，最後佢寫到「整污糟您張檯，我好抱歉。」

最後嘅結果大家都知道，「監獄都係我地整代人。」

但芷琪估唔到影片結尾會奏起耳熟能詳的歌，由細到大她已經聽過首歌千萬次，但睇完電影首歌變得完全唔同，芷琪忍唔住全身顫抖。完場後大家一片靜謐，Miss Chow 早已哭成淚人。

芷琪開始理解 Miss Chow，開始理解過去嘅人。追求自由民主嘅背後不過係愛自己屋企，愛身邊嘅人，冇嘅話就唔會有重逢嗰日。 她諗起已經背緊嘅〈與妻訣別書〉：

「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離開放映室，芷琪參觀影展介紹，有一篇訪問屬於參考資料。霎時間兩個時空重疊，芷琪怔怔細味訪問後記以 Elie Wiesel 的話作結：

「我們必須站邊，中立在幫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鼓勵作惡的人；而非受難的人。」

「證人強迫自己做見證，是為了今天的年輕人，也為了明日即將誕生的孩子，他不想讓自己的過去變成他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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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

殷海光《是什麼，就說什麼：殷海光選集 上冊》

茉莉．安德魯斯《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埃亞勒．普雷斯《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蘿拉．希林布蘭《永不屈服》（Unbroken）

埃利．維瑟爾《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

Elie Wiesel, “Acceptance Speech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Elie Wiesel, “The Perils of Indifference”

＊ ＊ ＊

周冠威已刪去《時代革命》在香港境內的一切資料和記錄。

老柯要去度假，我就邀请他们夫妇俩来我家吃晚饭，省得他们临走前一天晚上还要刷碗。

老柯是个传奇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讲，当年在非洲追过大象，在西伯利亚打过狼，做得一手印尼菜，还爱喝台湾永和豆浆。他的工作？说起来有点像老友记里钱德勒的职业——说不清楚，而且每次说起来都不一样，总之是生物和能源之类。

我问他去哪里度假。

“法国乡下，”他说，“我要尽情享受法国的奶酪和红酒，但要法国人能少见就少见。”

老柯有种魅力，就是一般人说出来显得蠢的话，他说出来就很有说服力。

老柯的话题到此为止，话说站长最近的新帖（转折就是这么惊悚）脚踏实地，以人为本，拒绝意识形态争论 ，里面充满了站长一贯的自信语气，让人不由地赞同。

虽然站长要说避免意识形态的争论，但是何为意识形态，似乎并未说明。如果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政治的、社会的、知识论的、伦理的、价值的等等，涵盖广泛。如果就政治意识形态而言，共产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本站似乎无人赞同共产主义，何来意识形态争论？加速主义？拜托，那也叫意识形态？

其次，站长说

共产主义本质上是反美的

又说

共产主义本质上是反宗教、反民族的

马克思并未表述过上述主张，如果要把共产主义在各国不同时期的实践做一个总结，也许可以找到类似的实践，但是并不代表是共产主义的本质。

尽管意识形态争论这件事是一笔糊涂账，但是从站长的字里行间，我还是感受到了站长对于武装的强烈爱好。

华人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如此渴望属于自己的、为自己服务的意识形态。

我又不得不佩服站长的自信语气了，虽然听起来这种说法很了不起，但是又不知这是从何谈起。

但是意识形态的争论，最终总是靠武力决胜负的，没有武斗就没有文革，【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本站严禁武斗，因此不鼓励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争论。可以深入讨论，包括搞发明（成果），但不许争论，尤其不准滥用问号和感叹号。

这句话，我的感受也是，听起来句句掷地有声，但是逻辑上完全不知所云。“意识形态的争论”（况且也根本没有意识形态的争论——也许有其他争论，但没有意识形态的争论）为何不能停留在嘴仗？线上的争论如何靠武力分胜负？武斗不用你禁止也不会发生。

总之，站长说话的语气很了不起，充满领袖魅力，尽管我还是不太理解ta说了什么，就已经非常地赞同了。

转自 范琪斐的美國時間

今年[國際報導獎」獎項，頒給網路媒體 Buzzfeed News 的Megha Rajagopalan、Christo Buschek以及 Alison Killing，其中Megha是Buzzfeed News 的調查記者，Christo 是軟體工程師，而Alison 是一位建築師。

Megha Rajagopalan

Alison Killing

Christo Buschek

為什麼普立茲獎會頒發給建築師和軟體工程師呢？三位得主共同完成了一份針對新疆勞動營的報導，運用電腦軟體和衛星影像，首次核實了2017年以後新疆出現了大量疑似拘留所的設施，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倖存者指控的勞動營。 在報導新聞的時候，對記者來說最困難的並不是找到好的故事，而是如何確定故事的真實性。根據駐華外國記者協會 2019年發布的報告書，中國官方限縮外國記者進入新疆自由採訪的權利，合法進入新疆的記者面臨跟蹤、訪問被打斷、照片被刪除等問題，甚至有人被拘留；進入禁區採訪的記者們往往也面臨不續簽證的待遇，無法繼續在中國採訪。如此一來，國際媒體很難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確定新疆有多少勞動營、在營地的人數有多少。

Buzzfeed News 想到了一招，採訪團隊藉由Google衛星影像，標示出上萬個公共設施，之後Alison Killing 這樣具有跨界能力的建築師，就對這些地點一個一個進行特徵辨識。像是一個曾經是學校、養老院的地方，如果圍起了圍牆鐵絲網、新建了看守塔、旁邊還增建了軍營，這個地方就有可能已經被轉換成勞動營。

在Alison Killing找出可疑地點之後，團隊再拿空拍影像與百度地圖、其他公開資料與倖存者的證詞進行比對，成功找出268個可能是勞動營或拘留所的地點。此外採訪團隊也交叉比對衛星影像和倖存者證詞，以3D模型重建勞動營的部分內部結構，進而推算出可能有超過一百萬人先後待過這些勞動營。 這份報導在西方世界引發軒然大波，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對於勞動營議題一概否認到底，人權工作者苦於缺少物證，所有的指控都被中國四兩撥千斤搓掉。但在2020年八月 Buzzfeed News 的報導公開後，中國政府很難再否認勞動營的真實性，也沒辦法再說這些地方只是小規模的「自願再教育」設施，而是更大規模避免極端主義擴散計畫的一部分。

在北京這波白海豚大轉彎之後，西方政府對於新疆的事沒辦法再當作沒看到，2020年下半年逐步祭出一系列的政治和經濟制裁。人權團體也根據這些採訪進行追蹤，發現新疆棉花產業與勞動營關係密切，呼籲國際服裝大廠抵制新疆棉花；多個廠牌宣布拒用新疆棉花之後，衍生出中國愛國人士「反抵制新疆棉花」等一系列外交衝突。

從一篇專題報導開始，Megha Rajagopalan、Christo Buschek 與 Alison Killing 成功核實了一個可怕的故事，並且讓國際社會更加關注新疆人權議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數百萬人，甚至上億人的人生。從這一點來看，普立茲獎把國際報導獎頒給Buzzfeed News 採訪團隊，真是實至名歸！

在政治学上，第三波这个词专门用于指称197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由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阐述了这个概念。

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与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突然转变有关，这为实行全面的国内改革创造了机会和诱因。

依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书中观点，世界上大致历经了三波民主化浪潮：

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年－1926年（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

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年－1962年（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非殖民化后的新民主国家）

第三波民主化：1974年－1992年（始于1974年、1975年葡萄牙、希腊、西班牙的革命，终于东欧剧变）

所谓的“第三波”是相对于发生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有30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以及发生于二战后1943－1962年之间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许多殖民国家脱离英国和法国独立，50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

第三次民主浪潮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4年伊比利半岛的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结束了自萨拉查以来的右翼法西斯独裁军政权，民众带着康乃馨上街，成为1974年4月25日的康乃馨革命，此后葡萄牙放弃殖民地，并逐步实现民主转型。 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一事导致希腊军政府在7月24日垮台。而原先被迫流亡的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顺利回国。同年11月，卡拉利曼斯所属的新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在佛朗哥大元帅离世后，回归君主立宪，卡洛斯一世国王逐渐交出政治实权，成为虚位元首，但保持作为军队最高统帅，国王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杭廷顿将1974年4月25日的葡萄牙革命，1974年7月24日希腊军政府的垮台，连同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军政权的结束，视为第二波与第三波民主化之间的分界点，因为此时欧洲非共产主义国家已全面民主化。

尽管他的书没有讨论苏联帝国的垮台，但许多学者已将第三波纳入了1989年至1991年的民主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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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專家證人對壘，進入了最後一天。過去一星期，控辯雙方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的爭辯，尤如走在平行時空。

雙方對此八字的歷史典故、在近代香港公眾領域中如何冒起，口號因為為甚麼事件而爆紅，到解讀八字含意是否與「分裂國家」有關，開展激烈爭辯。

控方的歷史學者劉智鵬，追溯了中國古籍，並引述2006梁天琦競選活動節錄，並以2019年7.21中聯辦外示威者的「反中國政府」行為，加上警方點算示威錄影片段口號與顛覆行為同時出現作為論據，指「光時」數千年意義不變，必然與把香港從中國國土分裂出來有關。

辯方的兩位李姓社會科學學者，則使用多種社科分析工具，以大數據及訪問等量化及質化研究，說明「光時」意義開放多樣，與「港獨」關係不強。

這天早上，李立峯(Francis)進入最後階段作供。今天法庭內對答互相穿插，你來我往，因為程序原因，辯方補問後，控方又可覆問；三位法官亦有提問，其後，控辯雙方亦可進行一輪補問。舌劍唇槍，火花四濺，對量化研究的統計學方法論，展開最後一輪爭辯。

法律人crossover社科人，法庭內社科論述夾雜法律用語，互相澄清，有時理解，有時誤解，有時水火不容，是一種跨專業跨社群的「傳播過程」。

高佻的Francis，今天穿了筆挺的深灰色西裝外套和同款褲子，藍色袜子，配黑色皮鞋。手長腳長的他，坐在那張調得太低的證人辦公室椅子上，大部份時間雙腳交疊着，解說社科原理時，忍不住左右微微搖晃。

Francis的手部動作很多。虛構的符號，概念，時間線，常在空中出現。「這是point A，這是 point B」，左右手好像各自握着一個小球；「時間過了幾個月」，他的右手掌竪起，在枱面上從左掃向右；「事情慢慢發酵」，他又會凌空做出像搞動手動原筆刨的動作。證人枱，尤如學術講堂。

Francis作供到了第三天，法庭裡的所有人，從庭警到保安，從記者到市民，從法官到律師們，都像接受了社科特訓。今天的對答，涉及更深入地提問，用甚麼樣的嚴謹精神，檢視事物的意思，確立事物的關係，作出任何一個聲稱。 控方曾指出，「光時」口號的出現日期，來自7.21白天，中聯辦外「反中國政府」的示威，故口號含意和「反中國政府」有關。

Francis反駁，電腦分析連登討論區，發現「光時」於網上出現的時間，要比7.21早兩星期。他解釋，2019年7月初，有人舉行「光復屯門公園」活動；7月中，有「光復上水」活動。他留意到網上已出現「光時」口號完整八字或部分。在他看來，社會運動一直發展，社運進程和口號如何出現有動態關係。

「心理學上有Priming (促發效應) 這概念。7月初至中的光復行動，讓『光復』二字開始重新在人們腦海出現，心理上作出了提示，並驅使人們回想起幾年前的社區光復行動，為『光時』口號後來再出現製造充足背景。」

控方亦挑戰，7.21日後，「光時」口號廣泛被傳播，是因為人們對「反中國政府」的意思認同。

Francis用數據反駁。Francis披露，他於2019年11月替進行全港電話民意調查，其中一個問題問受訪市民：「過去幾個月那一件事令你對警方產生負面印象。」Francis指出，大部份回應(逾八成人)均指出「元朗襲擊」有關。此民調是當時由警監會委托Francis團隊進行的。

「這數據顯示，721之後，公眾關注是元朗襲擊，而非中聯辦。對支持反修例運動的人來說，元朗襲擊引起巨大的集體不滿和憤懣。『光時』口號夠抽象，讓人們在示威現場吶喊出來，可以表達他們的情緒、憤怒和怨氣。」Francis補充，口號出現是一個動態過程，不是忽然出現。

另一個討論重點是，唐英傑案發生在2020年7月1日。而Francis的示威現場調查、電話民意調查及焦點小組等，均於2020初完成。法律上，十分強調證據之相關性 (relevance)，如此，好像有段時間的空白。

今早，控方完成盤問後，三位法官先曾退庭25分鐘，卻沒有讓Francis離開。重新開庭後，唯一的男官陳嘉信娓娓道來：「李教授，請給我們一點耐性……」說了一大堆開場白，原來就是問及這個在法官們心中的「空白時段(gap)」。 意思是，Francis如何說服法庭，他對「光時」口號意思乃開放性的看法，在案件事發時及之前　（2020年初至中），並沒有改變？如此這樣，Francis又以理論輔以數據提回答。 首先，Francis以控方專家的說話反問：「我們在2020初，以多方法去找『光時』口號的意義，數據及焦點小組都確認『光時』可以有多種意思，與『港獨』關係不強烈。」 「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認為，『光時』口號千百年不變，那忽然有人告訴我，在我的研究之後6至8個月內，口號的意義有改變，那就請證明給看，相關理論及證據。現在不只是說意義出現了改變，而且是變得極單一，出現了很具體的轉變。作為社會學家，我看不到相關證據。」 Francis提供自己的證據。他從連登不同時段，搜刮了大數據，嘗試彌補這個「關鍵空白」。 Francis詳細解釋研究方法： 在2019年11月到2020年2月，從連登「時事台」看不同口號出現的情況。 團隊發現，「光復香港」與「香港獨立」的統計學上關係疲弱，相關系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只有0.295；「時代革命」和「香港獨立」的相關係數亦只有0.353。而另一個口號「五大訴求」和「香港獨立」的相關係數也差不多，只有0.371。 Francis解釋，「1」是統計學上「完全有關」。「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出現的統計學上關係很強，高達0.99。 而統計學上，「0.3」只能說是弱到中度有關，Francis指出，這是國際學術圈子共同認知的解讀。由於「五大訴求」中的具體訴求內容，與追求港獨沒有關係，也可以說明，「光時」口號和「港獨」沒明顯關係。 Francis指，若「光時」真是於2020年出現意義上的轉變，同一個研究於2020年初至中進行，相關係數會上升。但團隊真是把連登於2020年案發前一段時間的數據再以電腦分析，得出結果是，統計學上，「光時」口號與「港統」關係維持疲弱。

團隊於2020年3月至7月，從連登找一樣的口號。發現「光復香港」與「港獨」的相關係數，維持在0.291， 而「時代革命」和「港獨」字眼的相關係數，亦維持在0.2652。

「若『光時』口號在案發現時間，與『港獨』意思變得更緊密，數字應該上升，但數據維持差不多。這測試說明，沒有證據去說『光時』與『港獨』的意思變得越來越相近。我們知道案發現時間有個隙縫，我們盡力嘗試去以數據回答。」

面對統計學上的關係，法官和控方代表，都作出追問。

這天法官杜麗冰戴了色彩繽紛的膠框眼鏡，她問道，「會不會只是後來少了人談『港獨』，少了人上網討論？」

Francis指出：「相關係數與數量的多少沒關，而是兩個變項(variable)的強弱關係。」

Francis早前提過，意義十分雷同的字眼，人們不會兩個都使用：「好像我說『你很醒目』和『你很聰明』(clever及smart)，人們會只選一個字，否則是太累贅（redundant）。」

彭寶琴法官學以致用，立即追問，如果「光時」和「港獨」意思接近，這個方法怎樣有效？因為說了「光時」等於說了「港獨」，人們不用說兩次同一件事。

Francis的「社科狂熱」又燒起來，指彭官點出了一個重要問題：

「所以研究的設計，非常講究。這裡關鍵是我是以『每一天』為計算單位，而非『每一個帖子』。人們發一個帖，不會重覆使用同義字，但於同一日，總的來說，若當時『港獨』是熱話題，不同的人同日使用『光時』口號會不會多了？」這是設計的精要。

Francis後來再解釋得更具體。

「例如，某一天，含有『香港獨立』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為10%；同一天，含有『光復香港』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亦同為10%。

第二天，含有『香港獨立』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為5%；同一天，含有『光復香港』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亦同為5%。

第三天，含有『香港獨立』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為12%；同一天，含有『光復香港』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亦同為12%。

如此這樣，我們拿200天的數據，看關係是向一起上升還是一起下滑。若兩者趨勢一樣。最後算出來的『相關係數』就會是『1』.」

然而，控方的報告，是由幾位警員，回看百計遊行錄影，然後數算有多少天有人揮舞「光時」旗幟或有喊「光時」口號，而再紀錄這天有沒有人進行「顛覆行為」，例如喊港獨口號、進行破壞或使用暴力等。

早幾天，Francis批評，警察的做法，不能建立「光時」與「港獨」意思相，因為兩者只是同時出現 (co-appearance)。

控方代表周天行檢控專員，還是堅持挑戰Francis，指出Francis沒有把連登裡刪掉了的帖子，計算在內。

Francis回應說：「我們的數據包含2千百萬個帖子或回應，刪掉了一些帖子，不會影響結果。」

周專員追問：「你知道有多少帖子被刪掉了？」

Francis答得巧妙：「我不需要知道。」

周專員再拿出那疊人手從連登萃取下來的帖子影印本，指出個別帖子，叫Francis回應。帖子裡，有個別網民留言，指「光時」意思就是「港獨」。

Francis忍不住回應：「這裡顯示的是，有人把『光時』理解為與『港獨』有關。這和我們的焦點小組發現一樣。的確有人從『光時』看到有『港獨』意義。」早前，Francis在庭上有從其報告讀出有焦點小組參加者，指『光時』有『少少港獨意味』，但同時有其他人看不同港獨意思。

Francis語帶雙關：「但我看的是2千5百萬留言，人們不可以 “cherry pick”(挑選櫻桃，指只選取對自己有利的東西，莫視對自己不利的東西)。」

Francis說到不可以cherry pick時，一頓，望着周專員說：「我不是批評你，而是我們如何防止包括自己別去cherry pick。」

Francis續說：「當然，研究員可以從2千5百萬個留意逐個查看是否與『港獨』有關，但現實上沒可能，所以我們才用這個統計學方法去看關聯。若你提及的這個帖，持續頻密在連登出現，數據上會見到強關係，但這類帖子只是零星出現，沒有成為一個主流。」

辯方代表劉偉聰大狀坐着，聽到這裡，微微一笑。

周專員還是不放棄找Francis研究的漏洞：「你沒有調查過連登以外，例如現實生活上，有人用其他方法喊口號？」

Francis重新讓數據說話：「我們已有2千5百萬個留言，多達20萬用家的意見，結果我們找不到統計學上的強烈關係。你問可不可以再做其他研究？當然可以。」

連登大數據分析，把「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分拆，不是把八個字一次過與「香港獨立」作電腦運算。

Francis解釋他背後想法：「網民留言很短的，只寫『光復香港』或只寫『時代革命』已經代表了整個口號。連劉智鵬教授也說過，整個口號分開來分析也含有分裂國家意思，劉教授也有拆過口號作理解。」

周專員再嘗試進攻：「警察做的示威錄像調查具相關性(relevant)，有助(helpful)我們理解口意義。」

Francis：「我不認為有幫助，我會說不相關(irrelevant).」

周專員瞪大了眼，眼神穿透了長方型金屬眼鏡：「完全不相關(not relevant at all)?」

Francis反駁：「如果你是指警察報告，能支持『光時』意思是『港獨』，那警察報告不成立，清楚不能作出這個總結。我抱歉只能說，我不認為是相關的。(Sorry to say I don’t think it is relevant)。」

周專員質疑，警察報告中，百計示威錄影片段，Francis有沒有看過。

Francis回應：「我信任警察，在點算數目字上沒有問題。（I trust police on how they count them）我沒有理由自己去看一次，為了挑戰警察點算是否準確。」

周專員轉向發問統計學問題，叫Francis拿着控方影印的連登帖子，即場示範運算「相關係數」。

此時，彭寶琴法官插話，指這疊資料未必對法庭有幫助，「除非你對李教授的方法論有質疑」。

周說：「就是要看李教授從連登找到的結果有多可靠。」周繼續要求Francis拿着影印的連登帖子示範做統計運算。

時近中午，彭寶琴終於解說了她整個早上學習到的統計學知識：

「李教授解釋得好詳細了。當一個變項的百分比，與另一個變項的百分比，在一段長時間內，可以檢視兩者是一起上升，還是一起下降，如兩者趨勢一樣，則『相關係數』等於『1』.」說完，彭官望着Francis。

Francis微笑說：「很接近了（Close Enough）。」

此後，周天行專員就說，沒有提問，然後坐下。

兩位社會學家，連續五天在香港法院講解社會科學方法、理論，解釋如何以不同工具怎樣去探視、切割、理解社會運動。本來大家以為只是虛浮懸空又抽象的文字意思，透過社科工具，學者對社會深切的認知熱情，原來可以從人們的腦海中，抽取一些集體認知和意義。

按李立峯所說，他認為這些意思，雖然觸不到，也是可以科學化去檢視和驗証的社會性事實(social facts)。

兩位學者的多項關於反修例運動的研究，早在2019年已經開展，當時沒有國安法，唐英傑亦未成為被告。而再回溯過去幾十年，社科學者一直有研讀社會運動，撰寫學術論文和著書。

七一遊行，六四晚會，派研究員到現場做問卷調查，打電話到府上問大家的各種想法，在學術圈子不是新鮮事。

只是以往這些艱澀的知識，只會出現在大學班房裡，供學者們互相辯論，或學子們修讀學習。

如今社科學者走進法庭，把他們畢生研究的成果，於審訊中呈上。法官們在審訊中，不時對這批「專家證人」強調：「教授，請問你／妳如何可以協助法庭理解這或這？」「教授，若我有錯請糾正我。」

至於法庭與社科世界的奇異交雜，最終對判決是否有影響，還待揭曉。

不過，Francis已不是第一次以社科學者身份，出現在香港法庭。2017年佔中九子案開審，他是香港近代法庭史上，第一位以「民調學者」身份作供的專家證人。

控辯雙方的律師代表，曾於今次國案法第一審中，就Francis上一次於佔中案作專家證人的結果，各有不同解讀，各自做了自己的Cherry Picking。

控方周天行問：「李教授，上次於佔中案你以『民意調查』專家身份作供，最後法庭判詞下來，是否不給予你的專家報告任何比重？」 Francis答是。

然而辯方劉偉聰大狀亦曾問及：「李教授，雖然佔中案法官沒有對你的供詞給予任何比重，但判詞中卻形容，你在民意調查的作供過程裡『既有誠信亦可靠』。」

Francis亦答是。

是否徒勞？視乎觀點與角度。

立场博客

「如果可以，請讓我用兩到三分鐘時間，解釋什麼是文本分析（content analysis）。」傳播學者李立峯這句說話，大概最捕捉到他今日在唐英傑案法庭作供的精神。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即將上庭、為唐英傑一方做專家證人的消息，一直備受關注。李立峯過去在香港社會運動、媒體等議題的學術著述廣闊，亦常在主流媒體就時下政治、社會議題發表評論。他是香港電台《五夜講場》「學人串社科」的常任主持之一。

過去三個工作日，當港大政治系教授李詠怡作供時，已經有新傳學院的教師、職員、學生在不同時段前來，希望等候及支持李立峯出庭。

今日（7月13日）下午，控方對李詠怡持續近兩日的盤問終告結束，當李立峯被傳召上法庭，「光復」與「革命」兩個涉案詞語已經被辯論多日，攻防來回，氣氛膠著。控方原本保留挑戰李立峯專家證人資格的權利，今日卻宣布沒有異議。李立峯穿著黑色西裝，走上證人席，放下橘色布袋，手舉聖經宣誓，小小的證人台被三塊透明膠板圍著，狹窄的空間剛剛夠他坐下。

這並非他首次作為專家證人上庭。兩年多前，2018 年 12 月佔中九子案，李立峯曾被法庭接納為專家證人，他的研究報告被接納為呈堂證供，是香港首例。

當年李立峯花了不少時間向時任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解釋問卷調查、李斯特量表等社會科學入門內容，今天，他再次把法庭變為社科課堂，在短短一小時內，焦點小組（focus group）、文本分析量化和質性研究等社會科學術語充斥法庭的討論，李立峯就研究報告的相關概念，一一向三位國安法法官作簡明解釋，並帶出一個關鍵信息：一個詞彙的意思並非只有單一、真實的答案，而是人們在交談時創造出來的；他同時再次確認李詠怡作供時提及的結論：一個有效的口號，是開放的，會讓人們為它帶來不同意思。

李立峯以英文作答，說話語速較快，辯方負責主問的大律師劉偉聰、法官杜麗冰、控方周天行均先後要求他放慢語速，好讓大家能夠做記錄，他嘗試過，不過很快又恢復原狀。他在庭上說笑：「我的學生們也經常這樣批評我。」在他說話期間，記者席的打字聲急急響個不停。

李立峯表示，他與李詠怡合寫的報告，主要回答「光時」口號的意思、以及口號在社會運動中如何被使用的問題。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李詠怡作為政治科學家主力於政治理論，而李立峯作為傳播學學者則主力提供數據分析。

他們的報告，使用的研究方法均屬社科範疇，包括焦點小組訪談（focus group study）、文本分析（content analysis）、調查問卷（survey）、公眾話語分析（public dicourse analysis）等。 在辯方劉偉聰的主問下，李立峯首先解釋他與同事合作做、關於網路論壇「連登」貼文的文本分析。

「如果可以，請讓我用兩到三分鐘時間，解釋什麼是文本分析。」李立峯說。公眾席傳來輕輕的笑聲。這一句說話，成了隨後約一小時社科堂的開始。

他解釋，文本分析通常包含三個基本步驟：材料收集、數據生成、數據分析。 「第一，材料收集，例如如果我需要報紙的材料，就需要去圖書館。現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網絡論壇，有成千上萬的留言，因此，我需要一個懂電腦科學的人，以電腦語言寫成程式，好讓電腦幫你下載所需要的內容。」

解釋得淺白，三個法官紛紛輕輕點起頭來。李立峯接著說，第二部數據生成，就需要為文本做編碼（coding），就像貼上標籤一樣，例如如果文章屬於《星島日報》，就標籤為數字「1」。由於從連登下載的貼文多如星數，因此同樣需要編寫電腦程式，讓電腦自動識別出帶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港獨」或者「香港獨立」，以及「五大訴求」的貼文，將貼文分別以不同數字標籤後，就獲得一個數據庫（data set）。

至於第三步，就是分析數據了。說到這裏，法官們聚精會神，不過旁邊的保安阿姨睡意來襲，腦袋搖搖晃晃。

劉偉聰繼續問，有 40 個受訪者的焦點小組訪談（focus group study），是如何做的。李立峯回答：「在我解釋之前，我想稍微說說焦點小組訪談的目的，在社科研究裏它究竟是什麼。」社科堂繼續展開。

李立峯說，在社會科學，有兩種基本的研究方法：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在 2019 年的夏天，當社運爆發，他和同事們覺得應該要做一些研究，一開始他們先做了一些現場調查（on-site survey），使用量化研究的方法，不過，局限在於，數字無法說出意義，關於人們參與運動的想法。

因此，他們開始想做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而焦點小組訪談正是其中常用的方法：將不同的人聚集一齊，訪問，讓他們互相說話。如此，研究者可以從人們的對話當中，得出他們是如何理解事物，比如一個口號，或者一場運動。

李立峯以研究反修例運動為例子，解釋焦點小組訪談的四個步驟，又不時用手勢輔助解釋：

首先確定邀請什麼類型的人做訪談，例如他們要研究，運動支持者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那麼，就邀請支持、參與運動的人。不止如此，訪談的人應該有多樣性，因此會尋找不同性別、年齡、職業的人。

確定之後，就是第二步，用電郵、個人人際網絡等，邀請受訪者，然後分組：一般情況下，會有一般組別，以及同質性高的組別。例如他們這個研究，將受訪者分為 3 個因組別，裏面有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人，以及 4 個同質性高的組別：社工組、教師組、媒體組、年輕人組，後者是為了進一步做更多分析，因為社工、教師、記者等，較可能有各自獨特的參與運動的方式。

第三步，在組內問問題、讓參與受訪的人在各自組別內交談。這會由學者或者研究助理負責領導訪談，訪談的原則、內容，會由李立峯起草，再由研究者們一齊討論修改。至於最後一步，就是把訪談的內容聽寫成逐字稿，作為材料供研究、分析。

在如上堂一般的解釋的過程中，三位法官紛紛發問：

「怎樣將 40 個人分成 7 組？」

「做質性研究也不能完全拋棄數量的問題？否則如何有代表性呈現這麼多人口是如何思考？」

「怎麼確保受訪者講真話？」

問題接踵而來，李立峯一一拆解。

他先解釋，在社科研究確實也有傳統，例如做焦點小組訪談大概 7 個組別就可以，另外，這種訪談方法確實不是要給出數字上的發現，不過不同方法適合不同問題，視乎想要研究的問題是什麼。

進一步，他說之所以在與李詠怡的報告裡，用了一共 5 種研究方法，不只有焦點小組，還有量化研究的數據分析，結合一齊，從不同層面充分回答關於「光時」口號的意義和用法。

法官彭寶琴提出疑問：早前李詠怡教授提過，「有效的口號能讓人們帶入自己的理解」。如果這樣，這豈不是會影響一個只有 40 人的訪談研究的有效性？ 這正好讓李立峯解釋，為何在理解政治口號時，焦點小組訪談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李立峯說，「effective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s to the situation」是有名的社科學者 W Lance Bennett 在 2005 年提出的說法，要證明這個說法成立，用量化研究顯然非常困難：要問多少人？但使用焦點小組訪談，讓人們自己表達出，他們是如何理解那些口號的，你就會真的見到，人們會嘗試去理解那個口號，為口號帶來不同的意義。

法官陳嘉信又問：你怎樣保障人們會說真話？他同時有點不好意思地補充：「可能我這樣問很外行，這個問題可能好蠢。但例如美國大選，你要訪問人，有些人不好意思說自己其實想投票給誰，我就不點名哪個候選人了。」

李立峯馬上說，「這不是一個蠢問題，相反很值得回答。」他解釋，相比於假設在每個人頭腦當中只有唯一一個真實的意見，社會科學並不如此看待人類的思考。相反，社會科學認為，人們會視乎不同情況，例如面對不同的人、想要表現怎樣的自己，而說出不同的話。

因此，他並不是要獲得一個唯一的所謂「真實的意見（true opinion）」，因為並非只存在一種意見，意見是複雜的。而是要看人在與人相處的情況下，如何談論、理解某個問題，例如「光時」口號，而這正是真正會在公共領域傳播、互動的內容。

當討論進入人是否只有唯一真實的想法這個問題時，法庭到了一個需要不少頭腦思考的地步，三個法官都開始嘗試問出更深的問題，每當他們發問，他們自然地緊閉眼睛、皺起整張臉，是一副奮力思考的表情。

法官彭寶琴質疑道：我實在無法充分理解你的說法。如果焦點小組訪談不是要獲得真實的意見，所謂要獲得他們在有人相處時候所表達的內容，豈不是說明訪談的目的，並非獲得人們真實如何理解口號，而是他們在公共討論中如何表達他們自己？

「我嘗試回答你的問題，」李立峯說，「在人的頭腦中，一件事物並非只意味著一種意思，那就是他真實的意見、想法。所謂意義的生成（produciton of meaning），是一個不斷進行中的過程。就如我們現在在法庭討論，我們就是在嘗試為『焦點小組訪談』創造某種意義。」

「意義是複雜的，那就是為何我們需要讓人們彼此交談、討論，那就是焦點小組訪談的目的和價值所在。」

「當我說焦點小組訪談並非要給出真實意義（true meaning），我說的是，你根本不應該假設一切只有唯一真實的意義。意義是在人們說話時，由人們創造的。」最後一句話，李立峯特意重複了一遍。

法官陳嘉信也緊閉眼睛、皺起臉，用力思考地發問：這不是有危險嗎？人們真實所理解的意思，以及人們表達出來的意思可能有不同⋯⋯

李立峯：這不是危險，而是你要理解，人們對你有不同看法，並據此調整發言，這是一種調整（adjustment），而非說謊。

法官彭寶琴再進一步提問：從報告裡看到受訪者的回答，看起來，似乎你們直接問他們，「光時」口號意思是否香港獨立？

李立峯說，他們並沒有直接問受訪者「光時」是否港獨的意思，受訪者的答案裏關於「港獨」的內容，均是他們自發提及的。

他讀出一名受訪者的回答：

「一開始我覺得我不應該叫那個口號（指光時），因為我覺得它的意思是想要香港獨立。我甚至不會說『雨傘革命』，因為我覺得『革命』的意思是要推翻政權。但反修例運動正在逐漸變化，現在，運動是關於真普選，令香港變成一個和平、民主的地方，我逐漸開始叫『光時』口號，這口號代表團結香港人的一種精神，當我叫喊這個口號，我覺得自己與其他香港連結起來。」

讀畢，他說：「這甚至比研究一個口號意味什麼更為豐富。我們看到人們會隨著時間流動而改變他們對一些字眼的理解。」

法官杜麗冰也給出努力思考的閉眼皺臉樣子，這是她在之前這麼多天都沒出現過的表情。她說，讀了這些答案，接著彭寶琴法官的問題，她同樣覺得是發問者直接問了受訪者「光時」是否港獨的意思。

「很有趣。事實上，我們沒有這樣問。這就是為什麼焦點小組訪談這麼有價值（this is why focus group study is great）。」他稱讚這個研究方法，這令公眾席發出一些笑聲。

「回到那年 9 月，當你問人們這些問題，你甚至不需要直接問，因為那些問題已經在社會裡公開被討論，在那個環境，人們自然而然就開始談論那個問題。」

僅僅一小時，討論已經從基本社科研究方法，進入討論人對某事物的想法、理解是否只有唯一真實的答案。李立峯作供未完，明天待續。

文 | 楊子琪

立场新闻

作者：谭蕙芸 香港媒体人 （文章转自谭蕙芸facebook主页）

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案，專家證人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作供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控方專家作供後，辯方盤問自家邀請的學者。今天較後時間，代表律政司的主控官向辯方專家學者提問，雙方攻防火花四起，加上法官們的提問，法庭裡關於歷史、學術、法理辯論，討論層面甚廣。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在早上較後日時間，開始向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提問。周天行戴着金屬框眼鏡，右手長期拿着原子筆，在擱在木架上的滿有螢光筆筆跡的文件上做筆記。每問畢一條問題，就會動手在文件上寫一點東西。

港大教授李詠怡(Eliza)這天穿了灰色線衫露肩上衣，在上面加穿黑色西裝外套，她表情不多，語調大部份時間平穩，但有些時候，還是會表現出驚訝的語氣。

法庭是個講究用字精準的地方，然而當周天行以司法常用英語詞彙向社會科學背景的Eliza發問，雙方已經就問題的用詞爭辯起來。

周：「光時口號，梁天琦是創作者(creator)？」Eliza強調， “creator”只適用於聖經形容創造天地的上帝，但漠視了梁天琦參選之前，『光復」二字已經在社會上有人使用，故她認為應稱梁為 “improviser”(有二次創作的意思，或在前人的根基上再創作的含意)。

周：「Does slogans represent political agenda?」(口號是否代背後有政治議程?) Political Agenda可解作一些潛在政治訴求。

Eliza追問：「甚麼叫represent?」周天行於是提出兩個詞語代替represent. “regarded” “considered”. Eliza有點莫明奇妙，她回應道：「口號是口號，政治議程是政治議程，兩件事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最後不了了之。

在重點主題上，雙方糾纏良久。例如有一段，討論到「主權Regime」這個主題。周天行前請Eliza回答香港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Eliza答是。周專員再追問：「若我問妳，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去光復主權，是否代表必然要推翻政權？(To reclaim the sovereignty from the PRC, does it necessarily means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三位法官之中兩位，陳嘉信和杜麗冰均追問周專員:「那一個政權(Which Regime)？」周專員垂頭找文件約六秒，再說：「香港的政權。」

**Eliza回答道：「這條問題很混淆，香港從來都不是獨立國家，何來主權？又何以光復？**而且Regime在政治學上不只解作政體，也可用在經濟或貿易概念上。你問的『光復香港主權』和『推翻香港政權』是兩回事，我不知道怎樣把兩者放一起。」

周專員用十二秒再找筆記，改為問，即是把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Eliza回答：「『推翻政權』又和『分裂香港出來』是兩回事。香港從來都不是主權國，怎樣去恢復其主權呢？實在有點荒謬（absurd）.」

Eliza說：「我有點被混淆，這裡有不一致之處。『光復』是關於『過去』，想回到一個舊的狀態；而『港獨』是『未來式』，我不知道如何把兩者放在一起。」

周再指，若說話的人從來不接受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呢？Eliza指：「這裡要涉及太多假設，才達致你所說的總結，對我來說 doesn’t make sense。」

過去，將來，今天的審訊，又再把法庭變成時光機，從1360年的元朝，再拉到近代中國史的文革，再提及到香港殖民地時代，再回到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脈絡。

上周五，辯方報告裡提及元順帝因為想花費修建皇宮，被臣子勸阻，稱要「光復祖宗之業」，Eliza指，元順帝說此話時仍在帝位，故認為「光復」不一定涉及推翻政權。

周專員今天追問Eliza，知否元順帝說這話的背景，正是元朝「紅巾軍」把蒙古皇宮燒毁，元順帝覺得失去了「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其中一個首都）感到羞辱，故「光復」是涉及祖宗國土之爭。

Eliza則認為，陳祖仁作為臣子寫此段文字，一直讀下去，並不是談及實質國土的失去，「業、大業、功業，不只是關於國土和政權，而是古時皇帝與皇朝如何看待皇帝正當性，就是作為天道承繼者，那個授權不只是談及土地，而是那個皇帝做了甚麼事跡。」Eliza說，她看了整篇古典，認為很清楚文中不「只是」談國土喪失。

然而，周專員曾經挑戰Eliza對中國歷史的理解。Eliza說，她在中學有讀中史科，但在大學副修世界歷史。周專員堅持要問：「妳有無正統的中國歷史訓練。」

Eliza反駁：「如果你想說，我只有中三程度的中史學識，我不會同意你的說法。作為學者，特別是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我們常要去參考中國歷史，因為香港很多的發展和中史有緊密關連。我懂得看寫中文亦會讀文言文，作為學者我有能力去理解中史。」

周堅持要問：「我問正統的中史訓練。」Eliza如此回應：「如果你硬要這樣問（If that’s how you like to put it.）我沒有教過中國歷史科，我博士研究也不是中國歷史，你可以說我『正規中史訓練是到中三』」。

而作為控方專家的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天打了紫藍色的間條領呔，整天坐在控方律師後，聽到他同意的觀點，有幾次認同地點頭。

劉智鵬曾經在他的報告中提及「革命」可以參考「文化大革命」之使用，是「文革」與「政治層面」有關聯的例證。然而Eliza卻反駁，「文化大革命不涉及政權更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被推翻或被取代。」

專員此時拿出一份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的文件。文件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於1981年公佈，為內地官方對文革定性的文件。

周專員把文件較後幾處，談及文革三個階段節錄，以英語讀出。文件內容節錄為：「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英文革小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林彪反革命集團陰媒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的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

周專員繼續以英語朗讀：「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1976年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革』這場災難。」

「煽動」、「內戰」、「奪取最高權力」、「叛變」、「篡權」等英文翻譯，由周專員讀了出來，在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庭空氣中飄揚。

周專員讀畢，問，這份文件，與如何理解「革命」這詞，有關聯嗎？

Eliza深呼吸了一口氣，慢慢回答：「你知道關於『文革』這課題，曾經有多少人出版了多少本專門的書籍，有多少人研究過？我認為要小心使用這資料。」

周追問下去：「這份資料有相關性嗎？」糾纏一會，Eliza答，「我不會改變我原來的看法（關於文革不是關於政權更替）。周再追問下去：「那妳認為文件那一部份不合乎事實或不準確？」

此時，法官彭寶琴插嘴：「周先生，你要再修正你的問題。」法官杜麗冰接下去：「李教授（即Eliza）沒機會從頭到尾看全份文件，她怎回答你？」彭寶琴再說：「她這方面的意見也不太有相關性。」關於文革的討論，就此打住。

另一個有火花的議題，就是關於在光復社區示威中，有示威者拿着殖民時代的港英旗揮舞。Eliza指出，她沒有訪問過拿旗的人，不能知道每個人心裡想甚麼，但以她的閱讀（decoding），揮旗的人對香港2010年初的狀態不太滿意，想把香港恢復到以前的社會秩序。

杜麗冰法官追問：「回到殖民時期統治？」Eliza回應：「或許是那種生活方式。」杜官接着問：「那是一樣的（統治和生活方式），想回到殖民地的生活，和回到英屬殖民地是一樣的。」

Eliza說，她不同意。「我猜測，人們對殖民地時代一些東西懷念，或許是經濟結構，文化符號，我不知道。例如1997年7月日，香港由殖民地變成香港特區，在社會、文化、經濟上，不是突然產生巨變。」

Eliza以社科學者概念再重申：「想回恢英治殖民地，和香港獨立是兩個不能共容的概念。」 陳官追問：「恢復殖民地不是必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嗎？」劉智鵬專家此時在座上點頭。陳官再說，即使他同意Eliza所說，但邏輯上不是不通嗎？

Eliza再表示：「在狹義上及技術上可以說是，但法理上甚麼是分離主義，並不是我的專長範圍。我會問，香港要回到殖民統治，現實上可能性是零，故此我認為，揮旗者是要表達他們對現況的不滿。」

三位法官，此時先後兩次把座椅退後商議。陳官表示他要「收回『同意李教授』言論的說話，而且並這法，亦不代表我們三名法官的看法。」然而不久，三官表示要休庭20分鐘。休庭後，陳官澄清他對Eliza證供的理解，並請她再詳細解釋。

Eliza表示：「這裡涉及三件事。一。殖民地時代的生活方式；二。殖民時代的政體；三。追求港獨。而我認為，二。和三。基本上有矛盾。」意思是，兩個訴求是不能同時並行的。

Eliza亦補充，控方專家劉教授曾指「香港自治運動」是「港獨運動」，她想澄清，「以我所知，香港自治運動是受到曾任嶺大助理教授的陳雲著作《香港城邦論》啟發，陳雲一度為該組織做過advisor，後來離開了，但他們不是追求港獨，而是追求保護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支持『一國兩制』框架和原則，追求高度自治，只是覺得一國兩制實踐起來不及他們期望。」

盤問到了最後，周天行專員花了長時間，追問在光復行動中，一些示威者拿着或喊過的口號，例如「驅逐支那罪犯」「大陸人番大陸」等。周專員指，示威活動中，明顯有「反中共」及「支持港獨」成份，問Eliza是否認同「光復」二字意思，要參考這些「客觀事實」。

Eliza說：「我要強調，這些活動中的確出現了很敵意的行為，對內地遊客和水貨客，而水貨客亦不只有內地人，也有香港人從事水貨活動。示威裡，有語言暴力(verbally abusive)，很強敵意(very hostile)，我認為這些口號很不恰當，富侮辱性，甚至涉及歧視(racist)。」 Eliza指，但示威遊行裡，參加的人多樣。她舉例七一遊行，每年遊行有不同訴求的人在其中，包括性工作者，性小眾，宗教團體，甚至乎外傭，示威者之間的訴求不必然一樣，甚至可以有矛盾。故此，她堅持認為，社區的光復行動，主要訴求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問題。

陳官追問，照片裡有人舉起「恢復英港。建立港人政府」口號，如何解讀？

Eliza答：「字面可解作『恢復英治時代香港』，但我們要問，這句不夠具體，『港人政府』究竟是指，『香港人由香港人去領導』(government led by Hong Kong people)，還是『香港人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HK people）？」

Eliza說：「如此這般，表達意思不明。而很多示威者都有點『詞不達意』(not coherent), 他們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但他們憤懣很大，就弄一點東西出來表達一下。」

周專員沒有放棄去追問，為何光復社區的示威者要舉港英旗幟。他問Eliza：「妳說示威者有不滿，所以去舉旗。但他們為何一定要舉旗，他們可以找渠道去投訴呀，例如向立法會議員申訴。」此時，旁聽席爆出笑聲。

Eliza再解釋：「示威的作用，就是向政府發放訊息，表達民間訴求，他們為何不向立法會議員求助，我不知道。」

經過了2019年和2010年，香港的街道，示威活動幾近絕跡；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議員亦在DQ潮下集體請辭，立法會選舉辦法亦大幅修改，按中央及港府宣傳，這是「完善選舉制度」。明天李詠怡教授會繼續作供。

有人称，2020年是中国女权意识崛起元年。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准确。自1995年第五届世界妇女大会后，中国本土的女权力量便蓬勃生长，期间取得过成绩（如《反家暴法》），也遭受过挫折（如“女权五姐妹”事件）。

但如果说，2020年是“中国粉红女权崛起的元年”，以梁钰为代表的的粉红女权[1]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几乎成为了被体制认可的唯一一种女权力量。

1、女权运动对体制的冲击

2012年自习近平上台后，公民社会遭到了严厉打压。在此情景下，女权议题几乎成为了可以了公开谈论的唯一的议题——尽管仍然面临限制。

女权行动者们通过媒体舆论、线下支援、社群联结等多种方式，来推动性别议题的进步。[2] 在媒体舆论方面，2018年开始的中国metoo运动颇具代表性。2018年初，罗茜茜在微博上发表长文，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导师陈小武曾经对自己的性骚扰。一天之内获得了300万阅读量[3]，拉开了中国metoo运动的帷幕，随后这场运动迅速在中国学术界扩展到公益界[4]、媒体界[5]、宗教界[6]，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7]，和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涉嫌强奸案[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metoo运动只有少数几桩进入了法律诉讼程序，大部分仍集中在线上社交媒体平台，但即便如此，仍然产生了极大影响力。关注这一运动的人们不仅将矛头指向涉嫌施害者，更提出了在高校推动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进行反性骚扰立法等诉求。这些声音尽管并未真的推动体制的转变——在现时的中国社会环境，这一点也更加困难——但的确给体制带来了一定冲击，也为权利的抗争撕开了一条口子。

在线下支援方面，2020年底，弦子诉朱军案在北京开庭，这场不公开审理的庭审，却吸引了上百位弦子的支持者前来支援[9]，人们聚集在法庭外的街道上，手持不同的标语，如“我们一起向历史要答案”，“禁止性骚扰”等，在寒冬的北京一直留守到午夜十二点，弦子从法院出来后才逐渐散去。当局显然没有料到这一案件会引来这么多的关注，对于当局来说，这么多人为了一个目的走上街头的事实就足以让他们警惕。第二天，相关文章、报道就被删除，显然，当局已经感受到了威胁，在竭力控制事件的影响力。

女权主义者的社群也随着女权议题的推进而得到巩固。从推动反家暴立法的老一辈女权主义者，到发起就业性别歧视的行动派女权，再到metoo运动中新兴的女权力量，和由此影响到的追随者（如“弦子的朋友”），大家有着相同的理念，在行动、支援、网络表达中相识，逐渐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女权社群。令当局头痛的是，这个社群往往随着打压而更加稳固。

可以看到，近年来，无论是人们对女权议题的关注程度，还是女权主义者试图从体制内外推动女性权益的做法，或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女权社群，都已经成为争取女性权益和公民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力量，也因此被政权视为是不稳定的因素，对当前的体制产生了一定压力与冲击。笔者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体制开始收编一些女权主义者，造就了“粉红女权”。

2、粉红女权的崛起

2020年出，梁钰在疫情期间关注到女性医护人员卫生用品短缺的情况，由此在微博上发起了“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筹集卫生用品，并因此获得了关注。在这个项目结束后，梁钰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团队“予她同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分别关注到月经贫困、性教育等议题，发起了“月经安心行动”，卫生巾互助盒和女性艺术展览等活动。[10]

2021年3月，梁钰发布微博宣布自己入党的消息（现已转为仅粉丝可见），引发广泛讨论。实际上，梁钰的微博已经多次展现出国家主义的倾向，比如在香港风波之后，梁钰的微博给林郑月娥加上“看见女性劳动者“的标签（现已删除），具有不言自明的立场倾向；再比如转发赞美中美高层对话中态度强硬的女翻译官的微博[11]，看似在赞美女性力量，但背后的政治含义亦非常明显。此外，梁钰的微博中也时常可见”建党100周年“，“‘十四五’规划”、“劳动光荣”等用词[12]，可以说，与中国共产党希望看到的主流叙述完全一致。

梁钰发起的卫生巾互助盒行动，在梁钰之外也有多个高校的学生自发发起，然而，大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来自校方的压力。[13]梁钰的项目非但没有受到这些来自官方的压力，反而获得了央企与国企的捐赠支持[14]，而梁钰团队也积极与高校团委合作，甚至几所学校的项目具体运作交由团委[15]。

和之前的女权行动者与国家力量抗争、对体制保持警惕的态度完全不同，梁钰不仅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体制一员，更对体制抱持信任、顺从的态度，将体制与项目合作视为机会，将体制介入项目视为行动的成功。在中国越来越紧缩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心态自有其道理，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家力量对民间行动的掌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将梁钰完全收编，只允许其在红线范围内声张女性权益，并利用梁钰的形象在关键政治议题上站队、发声，希望借她影响到更新一代关注女性权益的人；而梁钰也十分懂得利用这份来自体制的礼物，在确保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梁钰的项目得到了来自国企央企的支持，而梁钰本人也得到了国际大牌的青睐——对这些品牌来说，获得政府背书的女权主义者自然更加安全，以免未来出现意外，殃及品牌本身。

而梁钰的顺从与体制主动收编的互动，又在不知不觉中壮大了粉红女权的声量，“让那些坚持独立与抗辩的女权者被异议化，被推入政治的不安全地带”。[16]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女权主义者都要“自证清白”。2021年3月女权主义者肖美丽在微博上上传了一段劝阻男子吸引反被泼油的视频，随后被扒出2014年她支持香港的照片，被骂是“港独”，随后被炸号。Metoo运动中的弦子也被指政治立场有问题。肖美丽和弦子不得不站出来澄清自己的政治立场，却并未平息舆论。举报者们继续举报女权账号，一大批女权账号被封禁，多个高校性别小组微信公众号也在近期一夜间被封禁。[17]这场猎巫运动已经表明，声张女性权益必须在爱国的框架下进行。除了粉红女权，国家不会留给任何女权一席之地。

3、“粉红”了，真的还可以“女权”吗？——粉红女权的特点

以梁钰为代表的粉红女权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她们都刚开始关注、参与女权议题，与上一辈女权主义者和青年女权行动派没有太多交集，甚至因为过去的新闻被删禁而不了解那段历史。换句话说，她们还未进入女权行动者的社群网络中，给体制力量填补这一空白留下了可能。也因为她们与之前的女权主义者没有私下的联系，在体制需要的时候，她们可以立刻调转枪口对向“不爱国”的女权主义者。梁钰爆料吕频对性骚扰坐视不理的风波[18]，就是一例。

第二，她们的行动更多是服务类型，而不是权益争取的类型。梁钰发起的行动，无论是抗疫时期的“姐妹安心战疫”还是卫生巾互助盒，都倾向于向女性提供特定帮助、服务，有别于此前的女权行动，要求体制给予、落实女性的合法权益，如教育公平、就业平等、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等。而对政权而言，前者显然比后者温和许多。

第三，粉红女权不吝与体制合作，甚至，将自己的项目交由体制运作。即便粉红女权的行动以服务型为主，但国家仍然希望介入、管控每一个民间活动，不愿留下任何缝隙。所以梁钰的卫生巾互助盒在多个高校由团委接手维持后续运作，而梁钰对此表示欢迎和赞美。对于粉红女权来说，国家是最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力量，也是在这种情绪中，粉红女权张开怀抱等待国家的收编，完全放下了对体制的警惕、批评和监督。

第四，粉红如梁钰，在女权议题被污名化的今天，她也不得不面对一些抹黑和指责，比如她要解释“卫生巾互助盒是获得境外势力资助”的传言[19]。和肖美丽遭受的铺天盖地网络暴力相比，这些声音或许并不算什么。但它们也提醒着粉红女权们要时刻记住有一条政治红线，超过这条红线会有来自体制的严厉惩罚。也就是说，粉红女权获得的政治保障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需要不断证明的。在这一现实情形下，粉红女权一面怀着对国家的信任和骄傲，一面又有跨过红线的恐惧，可以预见，她们的立场会越来越偏向国家主义。

第五，3、4两个特点决定了粉红女权在“粉红”和“女权”遇到冲突时，一定会选择前者而非后者。而这些冲突无法回避，比如国家一直以来对女性生育的强行干预，比如自建国以来政治局常委中清一色的男性，比如体制性的、具有权力关系的性骚扰，笔者不禁想问，选择对这些议题漠视的女权主义者，真的还是女权主义者吗？被国家主义收编的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放下对女权主义真正的坚持，只愿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为女性争取一些“好处”，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却不愿走出国家主义的框架，真正为女性争取真正的“权利”。

粉红女权这一群体的出现，意味着留给非粉红的女权主义的空间越来越小，国家将拥有定义真假女权的权力，从而将体制外的女权声音完全消灭。然而，本文并不想批判梁钰等人，或是将女权的溃败责任推到粉红女权的身上。笔者认为，这是习时代持续打压公民社会，鼓吹、放纵民族主义情绪的必然结果。粉红女权的出现，一方面是国家的主动出击，一边收编新兴力量，一边打击非粉红女权；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的溃不成军，无论粉红与否都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时刻活在被举报的恐惧中，争取权益、冲击体制的行动几乎被封死，温和的行动也要接受体制的检视与介入。

这就是当下中国女权主义的现状，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这不仅是个人品质好坏/投机与否造成的结果，更是掌权者在没有权力制约下，利用国家机器拉拢、打压、恐吓的结果。

[1] 小粉红被视为是一群拥护体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轻人。过去一两年产生的一个有趣现象便是，小粉红和女权主义者身份的融合，这个群体在中文网络世界中被称为“粉红女权”，即同时拥有小粉红和女权主义者两个身份，是一种“国家主义女权”

[2] “中国女权简史：三十年来女权主义者们做了哪些事”，澎湃新闻，2017年2月23日，http://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623923&from=kuaibao

[3] 何桂蓝，“实名举报导师的北航女博士罗茜茜：我必须站出来”，BBC，2018年1月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2539003

[4] “中國公益圈連爆性侵性騷擾，善與惡已經無法清楚區分？”，端传媒，2018年7月24日，https://theinitium.com/roundtable/20180724-roundtable-zh-metoo-in-charitable-organization/

[5] “中国#metoo蔓延 揭权力规则下隐蔽性侵”，BBC，2018年7月2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4982540

[6] “中國#MeToo蔓延至佛界 名寺方丈被指性侵弟子”，BBC，2018年8月3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048734

[7]赫海威，“弦子的“我也是”使命：在审查和诉讼中不断战斗”，纽约时报，2019年1月7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107/china-zhou-xiaoxuan-metoo/

[8] 袁莉，“她指控刘强东强奸，然后成了中国互联网的靶子”，纽约时报，2019年12月13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1213/liu-jingyao-interview-richard-liu/

[9] 時卡戎，阿唐，門悅悅，“法庭外的12小時，弦子訴朱軍案開庭首日”，端传媒，2020年12月3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203-notes-xianzi-zhujun-trial-1st-day/

[10] 程依伦，““姐妹”梁钰：为女性发声，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广州日报，2021年1月7日，https://huacheng.gz-cmc.com/pages/2021/01/07/79e1ab000b1948129eaeb1242b75fedc.html

[11] 梁钰微博，2021年3月20日，https://weibo.com/1306934677/K73IQbR7y?from=page_100505130693467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12] 梁钰微博，2021年5月4日，https://weibo.com/1306934677/KdToMwgtX?from=page_100505130693467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20298535190

[13] “调查 | 卫生巾互助，为什么这么难？”，澎湃，2020年12月26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494789

[14] 梁钰微博，2021年4月 21日，https://weibo.com/1306934677/KbY5lDDUD?from=page_100505130693467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

[15] 予她同行微博，2021年4月16日，https://weibo.com/5627318598/Kb8qi6NRp?type=comment#_rnd1620299032992

[16] 吕频，“经血染红旗？——评梁钰入党事件”，matters，2021年3月15日，https://matters.news/@Nikko/吕频-经血染红旗-评梁钰入党事件-bafyreieyihb5p3wwrzi644vfsmcmxpdtcfhgrwuiv6jxa4xseerbxh3cxe

[17] 来福，“肖美麗事件：「港獨」圍獵與「性別恐怖主義」”，端传媒，2021年4月9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409-mainland-xiaomeili/

[18] 事件原委可见大兔的梳理：“关于“吕频被指包庇性骚扰犯”，我理了一下我看到的信息”，https://matters.news/@solidkillian/关于-吕频被指包庇性骚扰犯-我理了一下我看到的信息-bafyreigrzhy2p6fn5pa4cfiwggqdjzeiqd3kigvwn2yv5zly5a6iplymai

[19] 梁钰微博，2021年4月16日，https://weibo.com/1306934677/Kb4TEFi1p?from=page_100505130693467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20299666794

转载自 “粉红女权”的崛起：国家力量如何收编性别议题

作者：项飙

学术理论、地域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错综复杂。对这些复杂关系的把握，乃是学术发展和突破的前提之一。王铭铭教授(2000)认为中国人类学对海外世界失去兴趣，而越来越注意农村社区，是因为人类学被“国家化”了。因为人类学家希望为自己的独立民族国家建设服务，从而研究的关注点越来越内化。今天我们重新要把自己的思考和视野世界化，则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逆向运动，即“去国家化”。我们的世界已经和过去的世界有本质不同，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其实20世纪的“国家化”本身，是一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世界运动”之一，即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都以建立、建设独立民族国家为己任，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因此，要发展新的人类学，我们必须对影响我们社会进程和日常生活的种种重大历史力量有高度的敏感。而正因为这些历史力量是极其复杂的，学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能被抽象地理解，更不可能用普遍的逻辑图示来勾画。它只能通过具体的学术实践来把握。

回顾我在2000-2005年对印度计算机工人的国际流动的人类学调查，它不仅是学术上的抗议，也是政治上的抗议，我不仅是在知识生产的世界体系里穿行，更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上穿行。但这决不是要否认学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学术活动受权力关系影响，但是显然不是权力关系的被动反映。我们正是要通过对政治经济关系的反思来发展学理，而新的学理的意义也正在于它能够提供观察、批判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本文将以我个人的研究经历为主线，描述我究竟怎么做了这项研究，同时我个人的经历又如何反映了更大的制度性关系。

牛津乌云

我受我在牛津的导师彭轲博士的鼓励，到牛津大学学习，而没有到北美，我对此感到幸运。这并不是因为牛津给了我系统的训练，恰恰相反，幸好牛津几乎不提供任何训练，博士生不上课也不考试，只要求交最后的论文。如果牛津要象北美大学那样要求，我很可能早就精神崩溃。首先是我的语言问题。因为我成天忙着浙江村的课题，无心强化英语。去了一次新东方，感觉是进了气功班或者其他神秘活动的讲演会，落荒而逃。(当时大学生里流行一句话：“不考GRE，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据称语出新东方校长。

我在印度村庄里调查看到村墙上著名的印度全国信息技术培训[NIIT]的广告：“如果你不加入NIIT，你的人生将失去了什么”！)初到牛津，基本的会话都无法维持，不敢去听课和各种讨论会。我最近碰见一个当年同届的英国博士生，她告诉我，那一群学生在背后认为我是他们中间最大的谜。

除了语言，同样让我难堪的是我的知识面。很多在其他国家属于中学生水平的常识，比如以色列问题、巴尔干问题、印巴问题等等，我都知之甚少。原来总以为自己缺的是“理论”，而现在意识到，我的基本知识信息的匮乏的问题不比理论薄弱的问题小。这使我深刻体会到专业学术研究和公共信息传播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虽然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国内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导依然极其有限，分析和评论基本不存在。媒体对国内的报导也是日复一日用同样的话语，信息量少，更谈不上分析性或者批判性了。我是到了英国之后，挣扎着看点报纸和电视，才第一次体会到实证信息的力量，体会到，调查、分析、辩论、反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工具，而是民主社会里大众的自然要求。

我反复感慨，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学者们自然要刻苦工作，系统搜集数据，发展严密的逻辑，以和别人的观点竞争，面对公众的拷问、经受历史的检验。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平归根到底要靠社会环境来推进。近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有重要的发展，选题越来越真实，分析越来越深入，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整体思想环境的变化而推动的。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所谓“左-右”的争辩，以及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专业性媒体，给社会科学界带来新的生机。

我语言不行，知识有限，可又偏偏给自己加压，要掌握人类学的理论“真谛”。这个压力直接来源于当时国内社会科学界的理论焦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二，如何重建国民经济和社会规范？对前一个问题的探讨多半集中在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通常是宏大叙事，高度抽象。而后一个问题则要直接干预政策设计，要做方案，出规划，其中最活跃的通常是有理工科背景的学者（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见Greenhalgh 1986；2003）。这两者在实践中完全可以并存而不矛盾，很多活跃在1980年代的知识精英(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称他们为“老精英”，虽然我们也说不出来谁是新精英)，就在二者之间来回穿梭，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居于哲学思辩和政策设计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业社会科学研究处在边缘地位。

到了我进大学的时候(1990年代初)，情况开始有明显变化。一方面，国家在1989年之后加强了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控制，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巨大的风波之后也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争论失去兴趣。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成为技术官僚的道路一度受阻，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工作者视专业化的实证学术研究为其主流活动，专业上的自主性成为主要的追求。当我们要建构自主话语的时候，我们猛然发现可资利用的专业性理论资源相当有限。比如，我们对一个事实现象应该怎样在概念上界定，在方法上从哪里开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积累。于是导致了对西方理论的深切渴望，和对自己不足的莫大焦虑。“海归”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受到学生的额外尊敬。“你用的是谁的理论？”成为了一个甚至在闲谈中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说不出一些大人物的名字就将会是一种尴尬。大量的西方理论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不少的翻译生吞活剥，无法卒读。（比如，我自己发现的一个令人吃惊又叫人捧腹的例子是，哈贝马斯一本书中的“后现代主义”被译成了“邮政现代主义”！）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对理论和貌似理论的说法似懂非懂，反而更觉得神秘莫测，妙不可言。因此，到牛津读博士在当时也不算是件小事，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把它看成是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要去寻求人类学的“真经”。

牛津在表面上满足了我的理论饥渴。当时的西方人类学正流行所谓“流散国外”(diaspora)的说法。“流散国外”宣称要重新思考民族国家、文化、历史、认同等等。它把人类学从1980后期开始的文学化或者文本化趋势推向极端。用相当复杂的语言层层缠绕，无穷辨证。我事后体会到，这些研究经常没有什么关怀或者问题。它们要说的是一种状况，一种情景，和这个情景下的个人的体验。它拒绝清晰的定义，拒绝严密的推理，强调一切真义都蕴藏于文本的叙述之间，要靠读者自己去领悟。我去那些研讨会或讲座，只能听懂中三分之一的句子，但是这并没有使我对这个范式做重新的思考，反而让我变得更为焦虑。

博士生到了牛津之后不久就要决定自己的论文选题。我要作非中国研究的心不死。我当时对印度或者澳大利亚所知甚少，甚至毫无兴趣。我本来想做东南亚，但是担心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受中国影响比较深，而且现在有大量华人在，怕别人说我去外国找中国的影子。我也因此觉得东南亚和我自己的背景差别不够大，不能达到我想象的要直面不同、文化震撼、大彻大悟的效果。同时我也想过非洲。非洲是英国社会人类学、甚至是全世界的社会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基地，产生了一系列基本的人类学理论。非洲对我也很神秘，因此很“正宗”。但是考虑我学英文已经困难到这个地步，再学第三个语言并不现实。最后在综合考虑下选择了印度。对语言的考虑也促使我将“技术移民”确定为目标群体，因为我可以完全用英文采访。而我选择悉尼作为移民城市的案例代表，则是因为我听说那儿的生活费用要低于绝大多数其他印度移民聚居的城市。而且从直觉上判断，我认为研究澳大利亚应该比已经引起广泛兴趣的美国更有趣。

尽管我是基于这些很现实的考虑而选择了这个题目，但是在我申请晋升为博士候选人的时候，我不得不装作自己有着深厚的理论储备。根据牛津的体制，我们第一年的学生叫做“试用研究生”(probationer research students),一般在一年以后要交一篇“厚实论文”(a substantial piece of work)，详细论述自己的研究计划，经过答辩，以晋升为正式博士候选人，在此之后方才可以开始实地调查。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疯狂的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用眼睛来扫描书籍）和抄录短语，在西方后现代人类学的文字轰炸之下作无力挣扎(不是要抵抗，而是要进入而不能)，发挥我所有的想象力编撰了我的“厚实论文”。该报告称，我的研究要描述“流散于国外的空间”(diasporic spaces)，具体针对在悉尼的两个印度移民群体：医师和IT专业人士，比较他们在家庭和在工作场所中体验到的“流散经历和感受”。说要对这个多维度、多层次、分裂而又整合、随时变动而又历史悠久、既是想象的又是实体的空间举行解构又重构……这完全是我似懂非懂照猫画虎。我相信我的长篇报告在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系——的百年历史上留了一笔。在答辩过程中，一位主考官两次忍不住脱口而出outrageous(“怒不可遏”或者“气死人了”)。气过之后，两位主考官还是咬咬牙让我过。主考官们的答辩报告指出，我本来没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的，“……但是经过思考之后，我们认为让这个学生重写他的报告也不会有什么益处。我们因此决定让他先去澳大利亚开始调查试试看。”系办公室看了这个报告不免惊慌，和我联系要谈话，幸亏我当时已经到了澳大利亚。我说幸亏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越谈越糟。如果两位主考官真要我重写“厚实”，我确实可能崩溃。

阴云低垂，这是那一年牛津留给我的所有记忆。在那一年，我申请几项补助金来支持实地调查，全军覆没。我不得不用我牛津的奖学金来支持我在澳大利亚的实地调查。同时学习上世纪的拓殖者，积极开发多种生存策略，以最低资金投入获取最大身体能量。我发现煮玉米是相当不错的食物——便宜、便于携带、真饿了的时候也会觉得滋味不错。澳大利亚的清水玉米，应该记得我探索、寻找新世界的艰难第一步。雪上加霜的是，2000年7月的一个下午，存有我所有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在澳大利亚被偷走。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这个贼还算仁慈，要是他光顾我再晚一点，损失将更大，我恐怕无从回忆、重录访谈的诸多细节。

豁然开朗

在去澳大利亚之前，我借助互联网联系了当地一些印度社团，在2000年1月到达悉尼后，我立即开始了实地调查。在头一年里，我调查的是我自己勾画的那个无形的“流散于国外的空间”，我试图了解印度专业人士是通过什么交流手段和跨国网络来改造、维持这一空间的。我强迫被访者回答：“您感觉自己是印度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或两者都是、抑或其他？”大多数的被访者都非常礼貌，努力想一些说辞来给我一个答案。但是有一天一位在悉尼开IT培训班的印度人，可能实在受不了了，对我说他那天感冒，不能帮忙，问我能不能问些简单一点的问题。我也感到自己的调查既费劲又无趣。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更不知道怎么去找出路。我一度反而认为，当今的民族志就是要非结构、反系统，所以我的迷惑和被调查者的尴尬可能都是常态，要咬牙坚持，就可能取得真经。

在折腾了一年多之后，2001年2月的一个下午，我疲惫至极，到悉尼港湾边散步。我的脑子早已经是浆糊一桶，无力思考如何造词遣句来描述“流散在国外的空间”是如何多面的、多层的、多彩的……我任由被采访者的故事在脑海中回放，放手让感觉带着我走。我忽然在眼前看到了一束光芒。印度专业人士中那些从业IT的职业人士，他们如何通过中介来到澳大利亚，如何找工作，丢了工作之后又怎么办的故事，即所谓的“猎身”过程，突然浮现出来。这个流动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被在印度的劳务公司(“劳力行”)招聘，在名义上和该劳务公司形成雇佣关系，而后该公司通过和在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通常也为印度人所开，也被成为“劳力行”)的合作，把人派到澳大利亚来；来了以后，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与那个印度人形成名义上的雇佣关系，但是把他(她)发包到其他IT公司工作，并从工人的工资里抽头作为利润）真正的IT公司给这个印度人提供工作，但是不形成劳务关系。这样，IT公司可以随时解雇工人，从而使高度灵活和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这些故事有棱有角，相当厚重。我立刻赶回住处将所有的调查笔记重读了一遍。到晚饭时我即做出决定：将我的研究焦点转向IT职业人员的流动，尤其是他们的劳力输出过程。这几乎完全偏离了我原来的题目。我当时猛然决定要这么跳跃基本上是凭直觉。我不知道新的关注点会有什么理论含义，我只是觉得我不能再自欺欺人踌躇于“流散于国外的空间”；劳力输出的过程显得非常丰厚真实，我感觉我能用手指触摸。我无法抗拒。

一旦我把焦点转到“猎身”上面，我和我的被调查者们——现在被明确界定为IT工人——的日子都变得好过多了。对于我的被访者们而言，“猎身”中的种种问题正是年轻的印度IT人关心的问题，我甚至都用不着问，他们自己会跑来跟我讲故事！如何找工作、如何和“劳力行”打交道，正是他们想和我讨论的！我和IT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透明的。我就是一个为了获得学位而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学生。与工人们讨论时，我也如实的表达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并没有扭曲他们的观点和行为，反而非常有效地帮助我更好的理解他们。比如我经常告诉他们，他们的劳力行担保人的一些解释和要求不合乎法律，我也鼓励工人们起诉那些违约的劳力行担保人。我的劝告越直率越积极，工人们的反映也就越诚实越直接。他们会详细和我讨论可行性，或者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觉得行不通。这使我细致地了解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待一个特定的局势、是怎么计算的。这也让我意识到，信息和理性分析根本不是他们做决定的关键基础，重要的是他们所直接身处的那个社会场景。比如，工人与劳力行担保人之间的关系在印度被定义为“朋友”关系，劳力行担保人通常和在悉尼的印度人社团的领袖人物有特殊关系，以及工人之间互相猜忌等等，都影响工人的行为倾向。“猎身”的研究重点把我和我的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和所有的人关系都一样近；相反，所谓拉近、所谓进入(群体)，意味着我看到了其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而只有当我们看清这些复杂关系，根据其内部关系而建立我和他们的联系，把自己化为其既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才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这个群体。

但是“猎身”决不是一个可以彻底放开讨论、完全透明的话题。因为打政策的擦边球是猎身运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具有敏感性。在这点上，我觉得我可能比来自西方国家的学者更容易赢得调查对象的信任。我来自中国，又和任何“西方”国家没有实际关系，我的调查对象信任我不会对他们的行为轻易形成道德判断，而对他们的动机会有更同情的理解。我的印度IT朋友在谈及对未来的憧憬和生活规划时，往往将我与他们划为同一类人，他们经常不由自主地说“咱们印度人和中国人……”我可以毫无顾忌的和五个印度同伴以及无数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主要是在悉尼；在海德拉巴的居住环境则要好得多)；我的印度同伴也毫无顾忌让我这么做。我对他们的许多日常感受——比如在为钱担心的同时又想显示慷慨大方——有很自然的同情理解。如前所述，我选择印度移民作为研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证研究对象与我有足够的差异，以使得我可以符合正统（西方）人类学的要求；然而我却发现，至少对我的实地调查而言，被访者与我之间的共性比我们之间差异性更为重要。显然，我们的共性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我以为对调查对象这一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位置的体察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卸下原来要挤进西方主流文献的思想包袱，把研究主题集中在猎身上，我以前收集过的那些数据也获得了新生。甚至我由于预算限制而来澳大利亚的决定，这时候也变成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在1999年后期和2000年，大量印度IT职业人士被猎身到澳大利亚，以至于当地IT业界把这段时间戏称为“印度之夏”(印度之夏是英语中的一个固定词组，指九月初秋的燥热天气)。但是我发现很多印度IT工人只是将澳大利亚当作是前往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就业的一个跳板。然而，从2001年早期开始的IT经济衰退和不久后的高新经济在股市上的崩盘，迫使很多IT工人从美国移居到澳大利亚，以寻求更加稳定的工作和澳大利亚的永久居住权。这样，无论是就IT工人的移民轨迹来看，还是就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而言，澳大利亚都是“半边缘”的国家；与在世界“中心”（的美国）相比，我在这里能看到更加丰富的流动和社会关系，从而为全球性的观察提供了更好的视角。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我豁然开朗？为什么对“猎身”的关注会有这样的效果？现在回过头来想，这里有两个立场的问题。首先有一个社会立场或者政治立场的问题。我对“散居者空间”感兴趣，完全是因为跟风，跟欧美学院人类学之风，我的调查对象凭什么要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我的苦闷是我的活该。而猎身是一个真实问题。尽管它在学术流行风之外，但是对我的调查对象来说，这个问题需要分析、需要解释、需要应对。其次有一个学术立场的问题。我在国内装模作样学一点人类学，读得懂就读一点，读不懂就放一边，我埋头做浙江村的调查(1992-1998)，心里想的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至少是发展问题。人类学是个帮助我把这些问题想透的调查和分析方法。到了牛津，因为要“取经”，读不懂的也要硬读，这才发现“正统”的人类学原来关心人类的“真实”经验和心态，要达成超越文化的理解。我发现很多来自西方的同学对人类学的兴趣，是由于童年的际遇而对其它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好奇。我觉得我应该要挤进这个正规军。“散居者空间”云云正是针对我对人类学的这一理解而提出要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经验、感觉、想象、认同……但这是一个从本本里抠字眼抠出来的问题。当我把工具当作了供奉的对象，把手段当作目标，把真实的社会问题化解为难以捉摸的“经验”，我原来喜爱的人类学就变成了一个谜团。

我当然不是反对人类学关注日常经验。人类学的基本精神正是要和抽象的概念保持距离，从固定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从研究对象的真实经验出发。但是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去关注、理解“真实经验”。在早期，人类学倾向于把经验等同于整体的生活世界，吃什么穿什么，一天到晚干什么都是传统民族志的重要部分。早期的人类学者这么做，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一些基本情况还不了解，另一方面由于殖民主义学者居高临下、猎奇的眼光，把边缘社会当作一个物种研究。但是在今天，这样的研究取向没有太大价值。它在方法上、在理论创新上、在社会批判上都面临很多问题。全球猎身当然是由一系列的活生生的经验构成的，而且作为一个非正规、随时变动的劳动力管理系统，它必须要通过对日常行为的细致观察才能理解。然而，猎身不是随机的、完全“自然”的经验。它是是应对一系列大的制度背景（诸如劳动力管制、移民控制和全球IT产业的变化等）而出现的；它靠一系列不同的行动者共同行动而维持；其内部充满着不确定和矛盾，行动者必须时刻观察、计算，以做成及时的反应。这样，当我明确了我的基本关怀，明确了制度分析的对象(猎身)，原来分散的、看似无关的现象一下子就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联系又是很真实的(不是诠释意义上)的联系。总之，我之所以在此刻豁然开朗是因为我又回到了现实，抛弃了学科崇拜，重新让真实问题牵着我走。

到2001年6月我离开悉尼时，我搬了3次家、一共和13个印度IT工人合住过。很多泰卢固和泰米尔工人成为了我的好朋友，尤其是乌代(Uday)、阿肖克(Ashok)、拉詹(Rajan)和维努西(Venush)（为了保护所有被采访者的个人隐私，本书中不使用真实姓名）。我一共访谈了124位印度专业人士（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或者单身，或者已婚却独自在悉尼）和25个在澳大利亚的机构（包括公司，专业性组织，大学和政府部门。访谈是开放式的，每次访谈耗时一至两个小时，主要在被访者的住所进行；许多受访者都被采访过不止一次。

在我把研究重点转移到猎身之后，我就注意到来自印度南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泰卢固群体。他们在IT专业人士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根据安得拉邦财政与计划部1999年的资料，在1990年代末，分布在全世界的印度IT职业人士中，有23%来自该邦。但是在猎身的日常业务中，是不是泰卢固人并不显得重要，是不是印度人则变得很重要的。换句话说，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在国度层次上的认同和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网络。我在海德拉巴（安得拉邦的首府）进行实地调查期间，与我同住的IT人里没有一个是泰卢固人，甚至无人来自安得拉邦。由于海德拉巴在全球猎身体系中的地位，海德拉巴现在成为南印度年轻IT人聚集的一个中心。所以，对于这项研究，泰卢固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任何特殊的“文化”特质，而是因为他们构成了反映印度IT人群的、最具代表性的样本。由于这个原因，本书并没有着力划分出泰卢固人与其它印度IT人之间的界限，没有把泰卢固人的文化特殊性当作一个单独题目来考查。我关注的是制度安排，泰卢固社会的种种特殊风俗和观念被看作是呈现制度安排的具体场景。我在书中也解释了为什么特别多的泰卢固人成为IT技术人员，这主要是一系列历史和社会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什么区域文化。我们需要分析的正是，这些偶然性中如何蕴含了制度和结构的作用。

印度海阔天空

我2001年6月我离开悉尼，前往海德拉巴。途中我特意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停留，访谈了在那里的几个泰卢固IT专业人士。既不同于悉尼，也不同于海德拉巴，吉隆坡代表了全球猎身体系中在另一个层次上的节点(见第七章)。因此，逗留的时间虽短，吉隆坡的调查大大丰富了我的民族志。在海德拉巴，我和通过乌代介绍的一群单身IT技术人员住在一起。通过这些朋友的介绍，又根据在网上发现的信息，我在海德拉巴详细访谈了43个IT人士。和在澳大利亚一样，我的访谈对象中男性占大多数。他们有的雄心勃勃要出国发展、有的在当地事业蒸蒸日上、也有的长期失业、专业逛街。我也走访了不少他们所就职的IT咨询公司（劳力行），政府官员和学者。我又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在安得拉邦沿岸的西戈达瓦里（West Godavari）地区的两个镇、三个乡村之间穿梭调查。这一地区是大量的IT专业人士的家乡。我去那里当然不是要找他们——他们很少留在小城镇或者农村——而是要考查这个群体的历史社会背景。

2001年9月11日，急性肝炎击倒了我。在海德拉巴的公立医院非常拥挤，我根本无法住院；而大多数私人医院是由印度归侨或者由滞留海外的印度侨民投资开办，专门服务于诸如IT专业人士之类的高收入的群体，自称提供国际标准的医疗服务，当然也按国际标准要价，我付不起。看到自己成为这个私有化浪潮中不平等全球化发展格局下的受害者，有病不得治，我不禁泪湿衣裳。我在新德里的朋友塔希尼姆·帕塔普里(Tasnim Partapuri)伸出了援助之手。她的姐姐、姐夫侯赛因夫妇都是医生，在德里著名的圣·史第风森(Sant Stephens)医院工作，她和他们住在医院后院的职工宿舍里，她让我立刻去德里住到他们家，这样我也算是“住院”，可以通过她姐姐、姐夫得到治疗，又不用交住院费。想到在中国人们对有传染病者躲之不及的情形，我真是感动不已。当全世界都在围绕着纽约的轰炸而忙乱时，我以(美元)极低的汇率把身边仅存的美元换成卢比，搭机去往德里。蒙承希尼姆和她一家人的照顾，我的病痛反而变成了一次愉快的休整。在他们家我也终于有闲暇通过印度媒体的报道收集到了相当多的二手信息。

尽管有疾病的困扰，我在印度的这段时间却是整个研究过程中最兴奋、效率最高的部分。我简直觉得有神力相助，我所感兴趣的、关心的事情几乎在海德拉巴等着我去发现。那些全日制等待出国的IT专业人士都非常乐于陪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中国青年在城里逛逛，喝上一杯果汁或可乐（印度的茶和咖啡被认为不够国际化，通常只有我才喝），再带我去走访各个劳力行以打听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劳务市场状况。在悉尼，猎身过程中有很多敏感问题，劳力行的老板和工人们始终压力重重，人们在彼此之间互相提防紧张，我必须小心翼翼地界定自己的位置，以和不同的人合适互动；而海德拉巴则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流动空间，各种希望与失望交替呈现，年轻的IT人视之为正常，彼此开着互相的玩笑、也毫无保留地自嘲。更为重要的是，当我完全浸泡在基层的生活中，我随处遇见原先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又完全合情合理的现象。比如大量失业的IT工人、嫁妆的增涨、农民对子女接受IT教育的成本-收益计算等等，它们无疑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又和我们对全球化的一般想象大相径庭。它们向我展示了真实生活中的矛盾和讽刺，也让我进一步看到全球化并不仅仅是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的联系，更多的是重新安排、甚至是重新强化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关系。我在澳大利亚观察的猎身是我们通常忽略的全球化下的一股暗流，而印度之行则让我看到这股暗流的源头，认我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这暗流会对我们平常所见的显流如此重要。

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

原来以为要到牛津大学取经，最后才发现真和孙猴子一样，是去印度取了真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去印度的路上，通过种种艰难，看到了什么是真经。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自信，回到自我，回到真实问题。在回到自我之后，我也体会到一个在更具体的层面上的人类学研究套路，这个套路要通过民族志对某一普遍社会现象形成新的认识。我称之为“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的基础是民族志，即基于长期实地调查而写成的系统的、细致的描述；但是在同时，它力求分析性、解释性和批判性，所以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进行概念上的抽象。

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涉及到认识论中“具体”和“总体”的紧张关系。我在做浙江村课题的时候，就体会到了这个从实践来的问题。“在对我们自己生活的理解中，我们往往不能把自己的亲眼所见（社会的具体生活）和亲身所感（社会在总体上的面目）结合起来。”我们的思维、判断往往是关于总体的，而行动则必然是具体的。在浙江村这个例子里：

对“浙江村”比较熟悉的居民和官员对此一个通常的评论是：“其实这里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八的人都是正经做生意的，可就是有那么几个在这里捣乱的。”在这里，“百分之九十五比百分之五”是通过人们的具体观察得出结论。上面这位干部又指出，这百分之五所以会存在，并引起焦虑，是因为它和那百分之九十五形成了一个百分之百，是一个整体。这个观点显然已很有社会学的味道。但这又给他带来了新的困惑：从他的具体的认识上看，轰赶不是办法；但从整体的角度看，又好象只能轰赶。……当政府机构对“浙江村”形成正式决策的时候，是把“浙江村”看作一个整体现象的。但是当他们去执行决策的时候，面对的是具体的人人事事。要在具体的人人事事中落实在总体上形成的结论，最后的办法只能是“一刀切”。(项飚2000：13)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体和总体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对总体的想象，至少在空间范围上，空前地扩大了；而我们的直接观察和行动，依然只能是一时一地很具体的。如果我们既要充分关注原生的细节的复杂性，又要形成超越直接经验的认识，我们必须要靠概念化进行想象和选择。在我的研究中，安得拉邦的农村、海德拉巴市、吉隆坡和悉尼之间的联系并不都是可以立即观察到的，而直接观察到的联系都是片断式的：一个在海德拉巴人正在吉隆坡找工作，另一个则因为身在悉尼的亲戚拒绝为他提供移民担保而备受困扰，还一个刚从悉尼回到海德拉巴，要招收去吉隆坡的工人……为了厘清这些流动和联系，一个抽象化的过程十分必要。抽象化将各种联系和流动组织在一个概念体系当中，给那些相互关联的地点赋予结构上的位置和制度上的意义。我关心的不仅是显现的、行动者自己意识到的种种跨国联系，而更重要的是去发掘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毫不相干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出我们以前尚未意识到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是帮助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的有力工具。本书的一个主要特定是将民族志的细节融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中。政治经济学帮助我们从物质生产、消费和分配的关系里看出人和人的关系。它因此为思考提供了极大的延展性。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生产方式来考查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性别关系等等。同时，它不是就社会关系而谈社会关系，这又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比如，考查性别关系和女性角色期望，必须要基于对工作关系、家务劳动分工、收入差别、婚姻制度的考查，而这一切又将和整体的社会生活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我要坚决反对现在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所谓文化分析反映和阐释当事人自己怎么看问题，而政治经济学是由外界强加的，忽略甚至扭曲人们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情况可能正相反。老百姓在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时候，通常是彻底的政治经济学家，倒是外来学者要对社会现象作文化解释。印度的嫁妆制度通常被外人认为是一项典型的“文化”实践，包含着各种特别的文化习俗和人文理解。但是在我的调查中，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无不例外地向我一针见血地指出，金钱和社会地位是他们在考虑嫁妆时的首要因素。印度的中产阶级家庭，特别是那些侨居海外的，永远在宣称家庭至上、对子女和对父母无条件的爱是“印度文化”；那么为什么父母一定要煞费苦心强迫他们的孩子放弃在其他方面的兴趣和天分，而逼着他们去学习IT？更为重要的是，所谓“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等等，不可能是老百姓自己的说法，它们是掌握知识和话语权力者的述说。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是真实日常社会中的逻辑。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即其对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不平等的关怀，促成了它对概念化和抽象能力的追求。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于把现实情况“当然化”从而接受；如果我们不满于现状，我们必然要通过概念化的分析，指出背后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那些平铺的民族志是政治上的妥协。)比如“劳动”的概念、“价值”的概念，都是非常具体的存在，但是具有极高抽象能力和理论化潜力。

但是民族志式的抽象化和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又不一样。政治经济学从一些基本原理或者假设出发，根据逻辑演绎，意欲达成关于普遍“规律”的描述。而民族志式的抽象化是从具体现象出发，通过在具体场景下的不同现象之间的实质性的联系的梳理，呈现某现象的整体形态(configuration)。政治经济学通常追求建立一些必然规律，而民族志式的抽象化则充分重视事物发展的偶然性和历史性。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式的抽象其实和许多人类学的抽象化也不同。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是人类学界影响巨大的抽象化和理论化成果，但是它们更多的是以民族志为材料基础，而作出普遍的、规律式甚至程序化的陈述，而不是民族志式的。其抽象是外在的。比如结构功能主义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不管是饮食男女、宗教仪式、还是政治军事关系，不管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和历史性，统统都可以用结构功能说过去。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功能主义相反，不是从外往内套筐筐，而是要由里而外寻找决定文化现象的“密码”。他们把社会制度和文化现象当作语言对待，因而这也不是民族志式的抽象。我以为经典的民族志式的抽象应该推埃文斯·普里查德的“裂变性结构”和利奇的“钟摆模式”。“差序格局”也是一例。此外，在196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为我们如何具体实施民族志式的抽象化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威利斯(Willis)的文化研究名著《学会劳动》对我影响非常大。书的第一句话就提出他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工人的孩子又自愿地当工人？全书根据细致的、投入式的观察，系统分析了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文化机理。

民族志式的抽象化当然有种种局限。正如最近的一些书评指出，我的书可能过于清晰。我也意识到我可能过于强调我自己的概念逻辑，过于关注清晰，而没有充分地体现生活本身的混乱与无序。我在接受2008年度里兹奖(美国人类学学会最佳城市人类学专著奖)的时候，对此作了说明：

有人告诉我，民族志一定要往复杂里写，是因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复杂的，是充满能动性的。好，假设我是一名“土著”的被调查者。我花了我的时间向你解释种种问题，我想的是知道你怎么想。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你的观察是片面的、不确定的，我知道。我也不觉得你们费尽心思让我的文化“站起来说话”有特别的价值。对我来说，我的能动性就在于：我要反思你所作的观察，我要超越日常话语而形成自己的理论，然后要和你对话！当我注意到你其实在为自己写作，而不是在邀请我的评论，我感到我的主体性被否定了。拜托，请不要担心过于清晰、连贯、甚至民族中心主义。请直截了当告诉我你怎么想，我将告诉你我怎么想。(Xiang Biao 2009:26)

察彼以察己

我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探索最终却促成了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在我的印度朋友面前，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而对于那些我曾经渴望去追随的人类学概念，我却觉得陌生。当我在2001年10月结束我的实地调查，回到牛津时，天空更湛蓝，树木更翠绿。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研究印度，我是否收得出什么独特的见解？完全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我以为我没有什么必然的优势。比如，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固然会思考很多局内人习以为常的现象，但是我很快发现我也会过度敏感，容易对现象作过度解释。很多次，我为一些意外的“发现”而欣喜若狂，但在花了更多的时间观察之后才明白这些现象纯粹是巧合。我不能很快对所研究的社会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费孝通和斯利尼瓦斯(Srinivas)的著作都因其可读性很高而备受推崇，我认为这来自于他们对社会总体趋势的把握，以及对这种把握的自信。这种把握和自信使得他们能够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删繁就简，直中要害。我这本书带给读者更多的是详细的、经验性的材料，这可能会使我的分析更具有实证性，但也缺少深刻的洞察力。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印度学者花了相同的时间和经历，很可能会比我做得好。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关于我自己：这次研究教会我更深刻的反思，以及变得对我自己的社会(中国)更加敏感。就在写本书英文版的同时，我还在为浙江村著作的英文版而忙碌。当我在2004年重读自己在1998年的书稿，我对自己忽略了那么多的不平等现象而感到震惊(沈原教授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我在做浙江村的研究和在写猎身时，我都没有刻意地要和什么理论对话。我对浙江村内部不平等的忽视、和对猎身中不平等的重视，我感觉都是很“自然”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改变了我的看法？我想首先是不同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不同的研究动机。我在浙江村英文版的序言中写道：

研究“浙江村”的时候（1992-1998），精英主义是中国社会里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把西方的自由市场模式视为中国发展的最终答案，而把和西方发达市场看似格格不入的一般人群视为发展的负担。为了对这种意识提出异议，我着力展示在“浙江村”---这样一个由“低素质人口”组成的商业移民群体——其内部强大的发展动力。……换句话说，我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可能使我更关注到浙江村如何在开展商业活动和对抗国家方面的强大动力的成功经验，但是忽略了其成功经验背后的原因：浙江村正是靠数量众多的妇女和工人们在狭小的车间里的辛勤劳动，才能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此不同，在千禧之际，（全球的）主流论调是，知识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劳资关系无关紧要，灵活的、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对生产力的提高必不可少。在这一背景下，我感到有必要去检验这种灵活性的社会代价。因此，我格外关注IT业劳动力本身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劳动者为什么可以如此“灵活”地被雇佣和被解雇，是谁承担了代价、谁又享受了利益。（Xiang Biao 2005，xvi-xvii）

除了研究的历史时段和社会背景不一样，我必须承认，我的身份认同(是中国人而不是印度人)也很可能影响到我的视角。这个身份认同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如果猎身体系是一个中国案例的话，我的研究也许会有所不同——比如，我也许会将焦点更多的集中在劳力行的经营策略上，以及劳力输出在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带来的效益等。我感觉到在中国案例中，我看到更多的是潜在的发展能力，而在印度案例中则更多的看到控制、剥削和不平等。我对于中国的观察更倾向于进行操作层面上的批判，思考事情可以怎样提高改善（因此是“建设性的”）；而关于印度的视角则更多的是规范层面上的批判(指出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甚至是愤世嫉俗的(强调事情不应该或者不可以是什么样的)。我怀疑在某种程度上，我到印度去探索，其实是寻找我在研究中国时所失去的东西。我自觉不自觉用不同的眼光看中国和印度，我并不因此感到骄傲，也并不因此而羞耻，我对自己能够通过这次劳力输出的研究认识到这一点感到欣慰。 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和印度？这不能只靠学者个人的反复自省。关键要塑造新一代的学人，塑造新的学术生产体系。因此，如果我这项研究能够抛砖引玉，以引导人类学方面更多的“南-南对话”，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也邀请我的印度同行们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家们来对中国进行更多的调查，不仅对处于世界主导地位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并对根深蒂固藏在我们心中、而却没有被我们察觉的成见提出疑问。

（本文刊于《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项飚著，王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序二，原标题为《一个陌生者的探险》。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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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兄弟在 /t/12110 中使用了若干“缩写”。简单的如SB还好理解, QNMLGB就让众人懵逼 （并无责怪之意，丁兄请不要介怀）。

为什么SB大家能理解，QNMLGB就理解不了呢？

一战时期的间谍，发送加密情报的时候，利用的解读密码工具通常都是电话薄、圣经这种随处可寻的工具书，以方便接收信息方读取密码。

现在，丁丁兄弟发出了SB这个密码，大家脑海中的密码库里，有SB这个词的解码，于是秒懂；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QNMLGB的解码，于是懵逼。

欧洲15-17世纪的画作中，包含了大量图像式寓言（大部分是宗教性的）。欣赏这些画作，头脑中要有一本对应的解码书。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大家的密码库都是相同的，因此很容易理解画作的意义。而对于当今的观众而言，密码库里的密码已经不同了，因此无法解读画作中的谜团，或产生了歧义。

对于历史叙事而言，几千年前、几百年前的文字、图像、符号、历史事件，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密码。既然大家都是现代人，都是在解读过去，也就不存在谁的密码完全真实。如果某个政权以公权力垄断了密码的解读，把他们编写的密码工具书像电话薄一样发送给普罗大众，那么大众接受到的信号，就自然是曲解的了。

很遗憾，在数字极权时代，由于媒体的垄断从而对人民意志的控制，几乎是无解的。如果谁能有新的破解之法，我愿意洗耳恭听。

作者: 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

内容简介：

1， 挑戰官方的歷史詮釋，第一本從民間視角認識太平天國戰爭的歷史著作

日常中斷，死難兩千萬，熟悉世界毀於一旦，生而為人，如何面對史上最慘烈內戰？

十九世紀中葉，大清帝國歷經長達十五年的太平天國戰爭，超過兩千萬人喪生、更多老百姓流離失所，堪稱世界近代史上最慘烈內戰。

師承最會說故事的漢學家史景遷，本書作者梅爾清大膽跳脫傳統教科書裡的成王敗寇與民族主義，不再將焦點放在洪秀全、曾國藩和帝王將相背後的政軍角力，反而關注那些受到戰爭直接影響、其心聲卻被官方紀念與國家記憶所遺忘之人。

對地方上失去愛人、生計與生命的幾百萬老百姓來說，太平天國戰爭到底意味著什麼？

2， 挖掘被遺忘的聲音，捕捉地方老百姓眼中的動盪時代

「世人做錯什麼，才得遭受天譴？」

當太平軍攻陷南京城，家鄉就在附近的一位慈善家發出了天問。他將眼前的殘酷戰爭，描寫成老天爺勸人為善的象徵。他振筆疾書、積極向鄉民佈道，為了替地方團練籌措經費，也為了導正世間的道德秩序。

除了這位以道德解釋災難的慈善家，本書還記載著一段段備受劫難的人生故事，包括用日記描述戰爭慘況的揚州詩人、被太平軍俘虜與剃頭的讀書人，以及透過書寫喪母之痛，學著與悲傷共處的孝順兒子。藉由從未揭露過的民間視角，讀者得以窺見長期被官方所遺忘或扭曲的故事，認識太平天國戰爭的實際影響。

3， 透過躁動的亡魂，看見太平天國戰爭在人心中的刻痕

戰爭如何中斷日常？人們如何面對失序與動盪？如何處理遍地屍骨與紀念逝去親人？如何重拾內心的確定感，重建被戰爭粉碎的世界？

躁動的亡魂，反映出躁動的人心。太平天國戰爭讓成千上萬人成為亡魂，並在無數生者心中烙下刻痕。

本書透過方志、傳記、詩集、外交文獻與傳教士報告，帶領讀者看見這些刻痕，看見當時人們最切身的經歷：失親之痛、對官府失能的憤怒，以及摻雜腐臭氣息與夢魘畫面的可怖回憶。

作者简介

梅爾清（Tobie Meyer-Fong），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清朝歷史，研究方向包括城市史、文化史、社會史和女性史。曾於2007-2018年擔任《清史問題》（Late Imperial China）期刊主編。曾著有《清初揚州文化》一書。

審訂者簡介

郭劼，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語言文學與文化系副教授。

譯者簡介

蕭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明代史，研究興趣為性別、禮制、醫療與社會文化史。著有《父母等恩：《孝慈錄》與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實踐》、〈評熊秉真，《幼醫與幼蒙：近世中國社會的緜延之道》〉。

蔡松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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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凤凰网读书

文/王安忆

电影《半生缘》里，吴倩莲演的曼桢生病睡在床上，梅艳芳演的姐姐曼璐，进到妹妹房里来看望。看到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的妹妹和朋友的照片，眼光很锐利地说了一句：左边的那人比右边的好，“家底厚”。

(按：这张图片要左右对调一下）

“家底厚”这一句很对，指的不止是有钱，还是有渊源，有根基，是世家。这“家底厚”的人，就是黎明演的世钧。以前不怎么认识黎明，知他是“四大天王”之一，偶尔从电视屏幕上看他唱劲歌，也是张牙舞爪的。而此时，他却真是“家底厚”的样子。

他有些木。为了抢上班车，竟看不见在场的女士，将曼桢挤落了下来，他还会把涮筷子的水当茶喝。小市民出身的叔惠就不会。叔惠是要伶俐得多，这就是小家子的风格，上海话叫“活络”。他交际要比世钧广，人头也熟，世钧客居他家，倒比他还呆得住，很勤快地帮着大人冲开水。

这种“家底厚”的人，往往在外面是随和的，回到自己家里，自然就要上些脾气。可不是，他带叔惠回南京家中，饭桌上同他妈妈说话，微微颦着眉。还有，吃空了碗，等女佣添饭，就露出了尊严。而此时，叔惠则瑟缩起来，他的“活络”在这个森严的大家里，有些施展不开了。

一看，就是，世钧是这家的少爷，而叔惠不是。这样的大家，人事总是有些复杂，就有些烦心。所以，像大家的子弟，多半是会羡慕叔惠这样的小户家庭。人口简单，又没有多少利益，关系也就简单了。规矩不大，少约束，自由，而且人情淳厚。又所以，世钧才和叔惠要好，连过年都不愿回去。再看世钧的“木”，其实是包含了一种大家庭教养的安静的气质，还有一种寂寞的心境。这些，黎明都表现得恰如其分。

越剧《红楼梦》，王文娟扮的林黛玉，也是大家子的闺秀。她虽然多情善感，对宝玉有着私心，性子还有些乖张，但形态上却不失持重。她声调低低的，回眸转身都有些“慢”，这就是有规矩，稳重。

像电视剧《红楼梦》里，那一群小姐，不知为何一律那么“嗲”。说话尖起了嗓子，眼睛活动游转，神情又是那么娇嗔任性。贾母经常夸奖薛宝钗，说她“敦厚”，可见“敦厚”是大家风范里的上品。在此处，倒是应当学习戏曲里的行当，大家闺秀一般是由青衣来扮，青衣的一招一式就比较敦厚，不是像花旦那么敏捷灵活，尖嘴快舌。

看《宇宙锋》，装疯了，她还是不失大方，稳重。疯出来的一点媚，也不带轻薄相。尤其是梅派的！美就美在这里，大青衣的沉着，端庄的媚。要以行当分的话，电视剧《红楼梦》里的那一伙，该归作花旦，一群小丫头。中国戏曲是真正了不得的，它将日常生活的形态总结归纳为类型，一下子就抓住了实质。

现在都喜欢说“文化”，“文化”这概念过于伟大了，其实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点常识。很多情理都是从常识里生出来的，缺乏常识就情理不通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像”。

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巩俐演的小金宝，就“不像”。看起来，导演和演员，对上海舞女这行当，都缺乏一般性的了解。“小金宝”形态显然是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工农化电影里，对“舞女”带有漫画式的描绘中演绎出来的。她不停地扭动腰肢，飞扬眼风，浪声大笑。并且，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电影电视里，凡舞女，妓女，交际花，大都是这一路的作派，比如多年前的电影《日出》，里面的陈白露。

风情可不是这么风情法的。曾经看过“百乐门”大舞厅头牌舞女的照片，你想不到她竟是那么贤良贞静的。脂粉很淡，家常的布旗袍。想想也是，已经到了这份上，就不必浓油重彩，隆重登场。尽可以收敛起来，也是大盗不动干戈。

声色场，尤其是上海的声色场，其实是紧跟社会的习俗和潮流。看史料上写，有一个时期，舞女妓女的流行是女学生的装束，素色衣裙，齐耳短发，甚至还配上一副眼镜。在开放的上海，声色场的风气也能倒过来，影响社会的时尚。可见这一行里，并不是那样娼门气毕露的。

她们这样从异性手里讨碗饭吃的，是要比常人更解风情，可什么是风情呢？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里，列数名妓，形态各异。有一个“汤二官”，特征是“善谐谑”。“钱三官”，姿色一般，“而豪迈有气”。“杨高三”，其描写大有深意，是“无门户习气”，什么意思？就是不像妓女。“梁桂林”，“性和缓”，“喜谈诗，间有佳句”。

张岱的《陶庵梦忆》中，写南京名妓王月生，不苟言笑，“寒淡如孤梅冷，含冰傲霜”，她一出场，只静静立于一隅，便“群婢见之皆气夺”。有一回，被一名公子包了半月，同食同寝，却不说一个字。终有一日，似有开口的意思，众门客奔走相告，“公子力请再三，蹇涩出二字曰：‘家去。’”这是何等不动声色的风情，不着一兵，已人仰马翻。

舞女和妓女，实际上都是自己养活自己的人，风情里都藏着些豪气。因是这样没保障的生计，就特别能领人的真心，又以赤胆相报。苏童的小说《红粉》，那个秋月就写得有点“像”了。但到底是电影厉害，某些情节在小说里说得通，一到电影，具体化了，就又“不像”了。

看小说是不觉得，看电影《红粉》，见那秋月从解放军的地方逃出来，逃到“王志文”家里，竟住了下来。住下来还不说，听“王志文”他妈说闲话，还要上去对嘴，发一通议论。这实在就很无理了，发的是小姐脾气，妓女可不是这样不懂世事的人。像秋月这样老辣的妓女，又是没有归宿的，她被解放军驱离妓院的时候，在紧张的形势下，她也会在身上藏一些钱财，以备不时之需。等她终于逃了出来，她就不用急着去找她的老相好，而是先在某一处租一间小屋落下脚，然后再与相好联络。联络上了，把那相好的男人缠在屋里，三天两头地不回家，他妈这时找来，秋月才可对人家说番大道理，声张做人的志气。俗话说，顺理成章，常识里就是有些理的。

大家庭，或者风尘中的常识到底与一般人隔得比较远，而离得近的，就在身边的百姓生活的常识，那里面的寻常道理，其实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但就是这寻常道理，因和你我他都有关系，却最有触动。

《儿女情长》为什么好看，就是有常识。父亲病了，大哥回来裁决，谁出多少钱，谁出多少钱，没人反对，只是沉默着。各人回到家，夫妻间都有一些口角，怨言，怪大哥派得不公，可还是服从，都按大哥的分配拿出钱来了。《唉哟，妈妈》里面，将那憨乎乎的小姑娘派给家境优越的“肖雄”做女儿，聪明伶俐的则给了清贫的“张闽”，也对了。穷人家的孩子才能长成精豆似的。

《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就有常识。穿一身笔挺的洋装，到厨房水槽上洗碗，一点不脏衣服，利利落落，像一个老板娘，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会劳动。劳动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可现在的演员，大多不会劳动。作家艾明之的小说《火种》，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女主人公殷玉花在烟厂撕烟叶，为表示她老实肯干，两手紧扯，浑身乱颤，看上去是干活最差的一个。

不止是她，大凡勤劳的人们，不知为什么，总是弄得很狼狈，一头一脸的汗和污浊。其实真正善于劳动的人，干活身上是一点不脏的。车间里的老师傅，可以穿着雪白的衬衫、笔直的西装裤上车床。农田里的把式也是，一天的活干下来，身上没有一星土，锄板上也没有土。人不邋遢，活也不邋遢。看把式干活，是很享受的。地里有一个好把式干活，田边过路的人，都会伫步观赏。看他一招一式，又简洁又有效，相当优雅。

又不知道为什么，影视作品里，常常把劳动搞得非常愁苦，非常不得已。再其实，一个健康的劳动者，在劳动时，是很快乐的。电影《骆驼祥子》，祥子刚拉上洋车的时候，在街上跑得多好！年轻，健壮，有的是力气，腿脚轻快极了，又兴兴头头的。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倍赏千惠子多么会劳动！她也向“高仓健”诉苦：累得受不了，真想不干了。可一干上手，她却又是那么喜悦。即便在枯燥的流水线上，劳动者也还是能体会到劳动的乐趣。那些纺织女工，在弄堂里穿行，像燕子一样，看她接头，手指也像燕子。

看过两部描写普通女工的电影电视，一部叫《股疯》，一部叫《走出冬天的女人》，演员潘虹也是缺乏劳动的常识。像里面所要表现的，那类能干聪明的女工，手脚都应十分利索，可女主角做什么都别手别脚，性急慌忙。尤其是有一个镜头，重病的丈夫摔倒了，她去搀扶。真是没见过这样搀人的：先将男人的一只胳膊扛在肩上，再使劲往下压，就好像要利用杠杆的原理。为了节约，给出差的丈夫数草纸，这过分了，也不得法，甚至有些愚蠢。

一个会过日子的勤俭的女人，会有更合理的节约方法。比如买袜子，同款式同颜色的总是买两双，穿破两只以后可以再拼成一双。再比如，买香肥皂，是买大号的，因为用到后来，总是一个肥皂头，大号的使用率就高。她们有许多生活的学问，并不是那么没见识的。还有就是说话。女工中那类嘴利会说的，绝不是那么喋喋不休，出言粗鲁，且言语单调，满口什么“拎不清”“不要太好嗷”一类的流行语。她们说话要风趣得多。有一回，我在妇联信访站旁听采访，一个女工来告她的丈夫。她丈夫无中生有地怀疑儿子不是自己的，那女工很激动地说道：“这孩子真是争气，越来越长得和他像！”

《走出冬天的女人》里，后来女主角与一个京剧的龙套好上了，这也不像。她更可能会喜欢一个勤勉精明的做水产的个体户，她们崇尚生存的技能，而不是像小知识妇女那样，会被些小花头迷住。她们不是那一派情调的。那女主角怀了心事，在沙发上合衣坐了一夜，这可不是劳动的女性排遣心情的方式。有一个纪录片拍摄一个瘫痪丈夫的工人妻子，她说道，她心情烦闷睡不着觉，就从床上起来，把家里的玻璃窗全擦一遍。

所以现在人们都喜欢看纪实性的电视片，其实也就是里面有常识，合情理。我最喜欢的就是《毛毛告状》，当亲子鉴定下来，证明无业的残疾青年赵文龙，就是毛毛的父亲时，赵文龙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散了席的法庭里，那电视剧的编导走过去问他：做爸爸了高兴吧？这句话问得实在好，贴心。官司其实是赵文龙输了，她没有问：服不服？而是问：做爸爸高兴吧？这就是做人的常识，做人常识里的良善。然后赵文龙回答她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没有办法。女编导再问：你有没有觉得对不起她们母女？他说：不知道她们能不能原谅我，停了一会，他又说：可我还是没有办法！他的话似乎都对不上茬，可明明白白，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有哪个编剧能想出这样的好台词？张艺谋拍《一个都不能少》，干脆把台词交给非演员的演员自己去编，也就是要编出些日常生活的常识常理。编导们总是习惯将生活文艺化，结果倒还不如生活的原貌。

又要说到演员潘虹了。《人到中年》里，她有一个经典镜头，就是送孩子看急诊过后，来不及烧午饭，只得啃一只烧饼。她很艰难地啃了一口，随即热泪盈眶。这个镜头很是被专家们称道，可实在觉得文艺腔太重，不像。一个被生活煎熬了多年的人，对这些该是习以为常，早已经具备应付能力了。

在与此电影差不多的年代里，放过一个电视短剧，也是写一个女知识分子的辛苦生活。丈夫去世，独身带一个女儿，上班的学校又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每天很晚才能到家做饭。教育局的一个干部去她家访问，天黑了，还只有小女儿一个人在家。等了许久，忽然，从门外往床上扔进一个包，紧接着，又扔进一件外套，再接着，就听见油锅爆响了，然后，听那女教师朗朗地叫了一声：酱油！小孩子立即应声送上酱油。这一情景就有常识了，它不是像前者那样顾影自怜，而是，真的很艰辛。

好像是，过去的电影比现在的，有常识。记得旧电影《乌鸦和麻雀》，黄宗英演的那个小国民党官员的姨太太，出场时的镜头，是一双纤手，翻着一本连环画。这就合乎她的身份，趣味，生活状态。还有《马路天使》里，周璇演的小红。在卖唱的茶馆里，她独自一人玩着，将一本什么折子从楼梯扶手上滑下去，再追逐下去。在这嘈杂的茶馆里，她玩得这么开心，一点不悲戚，不知自己处境的卑贱和悲惨，她的浑然不觉，格外地叫人痛惜。这也符合她的年龄，身世，和所处的环境。那时候的电影，现在看起来还是好看。

另外，台湾的伦理片，似乎也要比大陆的更具常识。《喜宴》，那台湾的同性恋青年，为了应付父母，和想办绿卡的中国女留学生假结婚，想不到事情弄得尴尬了。父母从台湾赶来参加婚礼，女留学生爱上了他，而在一番假戏真做之下，女孩子真的怀上了他的孩子，他的同性恋伙伴西蒙则大怒。最后的结局非常合乎人情世故，三国四方都作了妥协：女孩子同意将孩子生下来再离婚，西蒙也认可了这个孩子，最微妙的是男孩子的父母，他们装作不了解这一切内幕，承认他们的骗局，好让女孩子给他们生下孙子。

还有，《饮食男女》里，那老厨子后来竟是和女儿的朋友结婚，令人大吃一惊，但再想想也对，其实老早就有迹象了。他每天做了饭菜，送到那年轻女人与前夫生的孩子的学校，把孩子母亲做的饭菜换回来自己吃掉。有一个镜头，后来回想很是温煦：老头用筷子很不解地拨弄一下那女人做的，铁硬的排骨，然后吃了下去。那女人也问过老头，她做的饭是他吃了吧，因为孩子从来不会吃完她的菜。这个细节很好，有一种上岁数的人，对年轻女人的爱。我们的电影电视，就比较缺乏这样的情景，大约是对生活了解得不够。其实，生活是很有意义的。

《戏说》

作者: 王安忆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副标题: 王安忆谈艺术

出版年: 2021-3

编辑 | 芬尼根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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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是慈禧的御前女官德龄本人出镜拍摄。

裕德龄（英文名Elisabeth Antoinette White；1885年6月8日－1944年11月22日），汉军正白旗人，因曾担任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并用英文写作了其在宫廷的经历而闻名。她写的《清宫二年记》，记录了她在慈禧身边的点点滴滴，让人一窥清朝后宫的真实生活。

1885年，德龄出生于武昌，在兄妹五人中排行第三，在荆州、沙市长大。其父裕庚为外交官，母亲路易莎·皮尔森是法国人。1895年，父亲任出使日本特命全权大臣三年，后又任驻法公使三年。德龄随父在日本、法国生活六年，不但会外语，还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精通各国国情，曾是现代舞蹈大师邓肯的弟子。

1902年冬，裕庚任满归国，被赏给太仆寺卿衔，留京养病。17岁的德龄随父回京。此时列强入侵，慈禧太后急欲讨好各国使节和他们的夫人，她从庆亲王奕劻口中得知裕庚的女儿通晓外文及西方礼仪，便下旨召裕庚夫人带同德龄、容龄姊妹入宫觐见，后来德龄与妹妹容龄一起成为紫禁城八女官之一，为慈禧与西方国家使节夫人们交往担任翻译。直到1905年3月因父病才离宫到上海。

曾经有一度她被称为“德龄郡主”（Princess Der Ling)，但这是不确切的，她本人并无皇族血统。她的妹妹容龄曾被慈禧封为“寿山县君”，或可等相当于郡主，但德龄本人并未被封过头衔。这种身份上的模糊混淆，也许有她本人的默许。但无论如何，在本视频中，德龄展现出的优雅风度和流利谈吐，都可让人领略清朝上流社会妇女的教养和见识。

书名：第四级病毒

内容简介：

《第四级病毒》是最前线病毒学家的亲身经历，包括麦科明克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一手策划最先进的“热实验室”，也包括他们在地球上最原始落后的地区追踪病毒的故事。在那些地方，恶劣的气候、贫瘠的土地、动乱的政治和疾病一样致人于死地。

他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的村落，巴西的贫民窟与热带雨林，巴基斯坦的荒漠游牧部落里，以无穷的好奇心、无畏的勇气、侦探的技巧与诚挚的热情追踪危险的毒。麦科明克与费雪贺区不仅是夫妻，更是同事，也是举世闻名的病毒学家，他们在《第四级病毒》中以第一人称口吻，带领读者深入世界不毛之地，让我们见识了赤道非洲的美丽，也带领我们一起摸索电子显微镜下神秘的病毒世界。

当其他的病毒学著作局限在“热实验室”、病猴与枯燥乏味的实验数据，《第四级病毒》却巧妙地将病毒世界的苦难、死亡与存活结合在一起。

本书展现了追逐病毒的传奇之旅，带领你走过致命病毒的世界，揭开了第四级病毒的真相，籍此了解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的传播和防控举措。告诉我们哪些人为了捍卫我们的健康，冒着生命危险追猎病毒。

作者简介：

约瑟夫·麦科明克，全世界最权威的伊波拉病毒，拉萨病毒专家之一，最早到非洲研究爱滋病，以他离出人类史上最古老的爱滋病毒珠闻名，在任职“疾病控制中心”特殊病理部主任期间规划了“实验室”，使科学家得以在安全的环境里，研究或分离致命的第四级病毒。

苏珊·费雪贺区，以退伍军人症、伊波拉势、拉萨热的先驱研究闻名，任职“疾病控制中心”期间，曾赴世界各地调查病毒性出血热，与麦科明克在1992年结婚，目前在巴基斯坦阿格汗医学院任教。

译者简介：

何颖怡，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水晶唱片创意总监三年，著有《风中的芦苇》、《女人在唱歌》。译有《霸王龙的最后一眼》、《女人要带刺》、《安妮强的烈焰青春》、《漫游歌之版图》《天真的人类学家》等书。

原文摘录：

我们到达延比奥镇两天之后，我又来到那所临时医院检查可能染上了埃波拉病毒的患者。在这种场合，我决定不戴防护面具，因为戴着它实在太难受了。

病人是位年纪很大的妇女，是从确认有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地区送来的，她发着高烧，有时狂言讫语。据说，这位老妇人在住人医院前就已发作过一次。埃波拉病毒热患者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在热病的晚期常会发作。虽然我没有查出任何出血的症状，老妇人病得很重则是毫无疑问的。

我跪下来给她抽血，她手脚乱动，翻腾不停。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我都叫人握住病人胳臂。可是这个老妇人年纪太大了，又很虚弱，我想还是我自己来处理吧。我紧紧抓住她的左臂，准备把针头插进她的静脉。针头插进后便开始回抽注射器以保证针头确在静脉中。这时，她突然猛烈翻身，力量大得异常，我根本没有料到一个病弱老太太能有这么大的力气。这一出乎意料的动作，使得针头滑了出来，刺穿了我的手套。接着，我便发现手套上有一滴鲜血，是我的血。 过了一会儿，我记录下针刺情况。我看见我姆指甲根部的皮肤被划破了。 　我悄悄地诅咒了。 我怎么竟会这样大意呢？我已经替三百多位拉沙热（Lassakve)病人抽过血，从来没刺到过自己。

我当时本能地反应：脱下手套，放声大哭。但是，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呢？虽然我用清毒剂清洗了伤口，可我知道伤害已经造成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老妇人的血样取好，继续工作。我不能说我很镇定，但我也不惊慌。我有着一种很晦气的心情。我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在致命的流行疫病中，一旦被可能受过污染的针头刺着——像我早些时候在扎伊尔调查过的那种病毒——能够活下去的希望实在不多。 实际上，我应该说，其死亡率大概是百分之百。

…… 从那以后，我继续仔细观察着那位可怜的老妇人，每天至少到病房看她两次，检查她的脉搏、呼吸和体温等等，抽她的血，看看她身上有没有长出抗体。假如我睡过觉的话，也只是断断续续地时睡时醒。虽然我按常规到处走来走去，但是脑子里总是记挂着她。无论她身上发生什么事，都好像发生在我身上一样。她的命运已经成了我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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