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asha #153123 这里我们就要隆重请出芦笛前辈的大作了
重释“民主恩赐”论
引言
“民主恩赐”论,是2000年5、6月间我和某些倒共人士在网上论战,在批
驳方励之教授“民主不能靠恩赐,必须通过斗争去争取”的论调时提出来的。
此论遭到几乎所有网人的驳斥。如此反应早在我意料之中。许多国人的一个通
病,就是酷爱维持自己的大脑的高度封闭性,确保它只让某种教义占领。过去
是共教,现在是倒共教。教门换了,“拒腐蚀,永不沾”那一套自闭症却永远
如故。任何偏离“主旋律”的奇谈怪论在他们那儿只能引起本能的排斥反应,
难听的大实话尤其如此。对一个动不动就轰轰烈烈大砍大杀的悲情民族而言,
没有甚么字眼比“恩赐”更能让他们愤怒了。它的刺激作用,恐怕不亚于西班
牙斗牛眼中那块红布。
...
这并不是说中国就丧失了取得社会进步的可能。只有深陷在“统治者和人
民是对抗性矛盾”的误区中出不来的毛主席的好孩子们才会这么想。其实,统
治阶级和人民之间当然有利害冲突,但两者的利益不但可以有交叉,而且可以
是一致的。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资本家和工人的共生关系来作不准确的类
比。资本家开办企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从工人头上刮剩余价值,但这并不等
于两者的利益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工人起来一味傻斗,把资本家斗垮了,
工厂关了门,资本家固然发不了财,工人却也失了业,最后谁也没有好处。
这个比方当然不准确。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确实反映了统治阶级和人民
的关系。统治者掌权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势欲和财富欲,但
他们也并不是成天只琢磨如何榨取人民的血汗或剥夺人民的自由。要维持统
治,统治者就不能不把很大的精力放到考虑如何建设国家、改善民生的问题上
去。在一般情况下,统治者都知道只有大多数人民满意,统治才能维持下去。
随便翻开《二十四史》,上面都写满了“民为载舟之水”之类的训诫。无论是
晚清皇室,是国府,还是如今的共产党政权,其实都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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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者们可能会说,这些都是统治者在形格势禁之下,为了维护自己的长
远利益,被迫作出的让步,因此还是人民斗争的结果。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来
说,上面举出的这些例子都是统治者被动因应形势,但不幸都和人民斗争没有
多少相干。彼得大帝、日本人和清室的改革都是应对外敌的挑战;国府的和平
土改是总结大陆失败的教训(当然可以强辩为大陆人民的斗争结果,不过“平
均地权”从来是国民党的政治理想,只是此前因战乱从未停止而无法实行而
已);蒋和李的改革最根本的压力来自于台湾在国际上的孤立。后来组成民运
党的反对派当时只是一小撮人,在竭诚拥戴“经国先生”的台湾人民中根本就
没有实质上的影响;苏共和中共的改革都是因为领袖们看到了为极权政体桎梏
的社会毫无生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邓小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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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证,实际上只说明中国的社会进步可以并只能通过统治者的主动或
被动让步来实现,并未证明这种让步可以最终导致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民主必然在中国实现”和“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实现”其实都是先验的武断命
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逐步、有序、受控的社会实验。但根据上文论证,可
以推出如下结论:如果民主制度真能在中国建立,它也只能通过统治者的“恩
赐”。传统的人民斗争不但毫无效果,反而只能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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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障碍来自于我党。在《盲人摸象说民主》中,我给出了在中国实现
民主制度的两个硬件前提。即实现国家一切威权机构和暴力设施的中立化,以
及实行法治。这里最大的难题是获得第一个硬件前提,即请我党从军、政、
警、特中逐步淡出。即使人民学会了英美式的理性斗争,我也看不出他们如何
才能与虎谋皮,蚕食侵蚀党对这些机构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希望便
是未来某位开明领袖看到庞大的党机器对自己的威胁,采取措施使这些杀人利
器和权力杠杆逐渐国家化。如果这种好事不发生,则大家也只好乾瞪眼。因为
冥冥之中并没有甚么“历史潮流”或“客观规律”在那儿保证中国的未来一定
是光明的。
其实,民主并非为今日中国之急需。无论是人民还是所谓知识分子,都没
有多少人知道民主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几个人渴求民主。工农大众中沸腾的是
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不满与怨恨,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堕为自私自利的享乐
主义者,只想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搂钱。因此,目前中国最大的社会
危机,是社会不公,而这里孕育着新一轮毛泽东式的“均贫富”的人民革命。
这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现实危险,它同时威胁着统治者和人民。因此,
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社会改革,是将中国建设为法治国家,实
现起码的社会公正,从根本上杜绝毛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2001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