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請讓我用兩到三分鐘時間，解釋什麼是文本分析（content analysis）。」傳播學者李立峯這句說話，大概最捕捉到他今日在唐英傑案法庭作供的精神。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即將上庭、為唐英傑一方做專家證人的消息，一直備受關注。李立峯過去在香港社會運動、媒體等議題的學術著述廣闊，亦常在主流媒體就時下政治、社會議題發表評論。他是香港電台《五夜講場》「學人串社科」的常任主持之一。
過去三個工作日，當港大政治系教授李詠怡作供時，已經有新傳學院的教師、職員、學生在不同時段前來，希望等候及支持李立峯出庭。
今日（7月13日）下午，控方對李詠怡持續近兩日的盤問終告結束，當李立峯被傳召上法庭，「光復」與「革命」兩個涉案詞語已經被辯論多日，攻防來回，氣氛膠著。控方原本保留挑戰李立峯專家證人資格的權利，今日卻宣布沒有異議。李立峯穿著黑色西裝，走上證人席，放下橘色布袋，手舉聖經宣誓，小小的證人台被三塊透明膠板圍著，狹窄的空間剛剛夠他坐下。
這並非他首次作為專家證人上庭。兩年多前，2018 年 12 月佔中九子案，李立峯曾被法庭接納為專家證人，他的研究報告被接納為呈堂證供，是香港首例。
當年李立峯花了不少時間向時任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解釋問卷調查、李斯特量表等社會科學入門內容，今天，他再次把法庭變為社科課堂，在短短一小時內，焦點小組（focus group）、文本分析量化和質性研究等社會科學術語充斥法庭的討論，李立峯就研究報告的相關概念，一一向三位國安法法官作簡明解釋，並帶出一個關鍵信息：一個詞彙的意思並非只有單一、真實的答案，而是人們在交談時創造出來的；他同時再次確認李詠怡作供時提及的結論：一個有效的口號，是開放的，會讓人們為它帶來不同意思。
李立峯以英文作答，說話語速較快，辯方負責主問的大律師劉偉聰、法官杜麗冰、控方周天行均先後要求他放慢語速，好讓大家能夠做記錄，他嘗試過，不過很快又恢復原狀。他在庭上說笑：「我的學生們也經常這樣批評我。」在他說話期間，記者席的打字聲急急響個不停。
李立峯表示，他與李詠怡合寫的報告，主要回答「光時」口號的意思、以及口號在社會運動中如何被使用的問題。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李詠怡作為政治科學家主力於政治理論，而李立峯作為傳播學學者則主力提供數據分析。
他們的報告，使用的研究方法均屬社科範疇，包括焦點小組訪談（focus group study）、文本分析（content analysis）、調查問卷（survey）、公眾話語分析（public dicourse analysis）等。 在辯方劉偉聰的主問下，李立峯首先解釋他與同事合作做、關於網路論壇「連登」貼文的文本分析。
「如果可以，請讓我用兩到三分鐘時間，解釋什麼是文本分析。」李立峯說。公眾席傳來輕輕的笑聲。這一句說話，成了隨後約一小時社科堂的開始。
他解釋，文本分析通常包含三個基本步驟：材料收集、數據生成、數據分析。 「第一，材料收集，例如如果我需要報紙的材料，就需要去圖書館。現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網絡論壇，有成千上萬的留言，因此，我需要一個懂電腦科學的人，以電腦語言寫成程式，好讓電腦幫你下載所需要的內容。」
解釋得淺白，三個法官紛紛輕輕點起頭來。李立峯接著說，第二部數據生成，就需要為文本做編碼（coding），就像貼上標籤一樣，例如如果文章屬於《星島日報》，就標籤為數字「1」。由於從連登下載的貼文多如星數，因此同樣需要編寫電腦程式，讓電腦自動識別出帶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港獨」或者「香港獨立」，以及「五大訴求」的貼文，將貼文分別以不同數字標籤後，就獲得一個數據庫（data set）。
至於第三步，就是分析數據了。說到這裏，法官們聚精會神，不過旁邊的保安阿姨睡意來襲，腦袋搖搖晃晃。
劉偉聰繼續問，有 40 個受訪者的焦點小組訪談（focus group study），是如何做的。李立峯回答：「在我解釋之前，我想稍微說說焦點小組訪談的目的，在社科研究裏它究竟是什麼。」社科堂繼續展開。
李立峯說，在社會科學，有兩種基本的研究方法：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在 2019 年的夏天，當社運爆發，他和同事們覺得應該要做一些研究，一開始他們先做了一些現場調查（on-site survey），使用量化研究的方法，不過，局限在於，數字無法說出意義，關於人們參與運動的想法。
因此，他們開始想做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而焦點小組訪談正是其中常用的方法：將不同的人聚集一齊，訪問，讓他們互相說話。如此，研究者可以從人們的對話當中，得出他們是如何理解事物，比如一個口號，或者一場運動。
李立峯以研究反修例運動為例子，解釋焦點小組訪談的四個步驟，又不時用手勢輔助解釋：
首先確定邀請什麼類型的人做訪談，例如他們要研究，運動支持者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那麼，就邀請支持、參與運動的人。不止如此，訪談的人應該有多樣性，因此會尋找不同性別、年齡、職業的人。
確定之後，就是第二步，用電郵、個人人際網絡等，邀請受訪者，然後分組：一般情況下，會有一般組別，以及同質性高的組別。例如他們這個研究，將受訪者分為 3 個因組別，裏面有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人，以及 4 個同質性高的組別：社工組、教師組、媒體組、年輕人組，後者是為了進一步做更多分析，因為社工、教師、記者等，較可能有各自獨特的參與運動的方式。
第三步，在組內問問題、讓參與受訪的人在各自組別內交談。這會由學者或者研究助理負責領導訪談，訪談的原則、內容，會由李立峯起草，再由研究者們一齊討論修改。至於最後一步，就是把訪談的內容聽寫成逐字稿，作為材料供研究、分析。
在如上堂一般的解釋的過程中，三位法官紛紛發問：
「怎樣將 40 個人分成 7 組？」
「做質性研究也不能完全拋棄數量的問題？否則如何有代表性呈現這麼多人口是如何思考？」
「怎麼確保受訪者講真話？」
問題接踵而來，李立峯一一拆解。
他先解釋，在社科研究確實也有傳統，例如做焦點小組訪談大概 7 個組別就可以，另外，這種訪談方法確實不是要給出數字上的發現，不過不同方法適合不同問題，視乎想要研究的問題是什麼。
進一步，他說之所以在與李詠怡的報告裡，用了一共 5 種研究方法，不只有焦點小組，還有量化研究的數據分析，結合一齊，從不同層面充分回答關於「光時」口號的意義和用法。
法官彭寶琴提出疑問：早前李詠怡教授提過，「有效的口號能讓人們帶入自己的理解」。如果這樣，這豈不是會影響一個只有 40 人的訪談研究的有效性？ 這正好讓李立峯解釋，為何在理解政治口號時，焦點小組訪談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李立峯說，「effective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s to the situation」是有名的社科學者 W Lance Bennett 在 2005 年提出的說法，要證明這個說法成立，用量化研究顯然非常困難：要問多少人？但使用焦點小組訪談，讓人們自己表達出，他們是如何理解那些口號的，你就會真的見到，人們會嘗試去理解那個口號，為口號帶來不同的意義。
法官陳嘉信又問：你怎樣保障人們會說真話？他同時有點不好意思地補充：「可能我這樣問很外行，這個問題可能好蠢。但例如美國大選，你要訪問人，有些人不好意思說自己其實想投票給誰，我就不點名哪個候選人了。」
李立峯馬上說，「這不是一個蠢問題，相反很值得回答。」他解釋，相比於假設在每個人頭腦當中只有唯一一個真實的意見，社會科學並不如此看待人類的思考。相反，社會科學認為，人們會視乎不同情況，例如面對不同的人、想要表現怎樣的自己，而說出不同的話。
因此，他並不是要獲得一個唯一的所謂「真實的意見（true opinion）」，因為並非只存在一種意見，意見是複雜的。而是要看人在與人相處的情況下，如何談論、理解某個問題，例如「光時」口號，而這正是真正會在公共領域傳播、互動的內容。
當討論進入人是否只有唯一真實的想法這個問題時，法庭到了一個需要不少頭腦思考的地步，三個法官都開始嘗試問出更深的問題，每當他們發問，他們自然地緊閉眼睛、皺起整張臉，是一副奮力思考的表情。
法官彭寶琴質疑道：我實在無法充分理解你的說法。如果焦點小組訪談不是要獲得真實的意見，所謂要獲得他們在有人相處時候所表達的內容，豈不是說明訪談的目的，並非獲得人們真實如何理解口號，而是他們在公共討論中如何表達他們自己？
「我嘗試回答你的問題，」李立峯說，「在人的頭腦中，一件事物並非只意味著一種意思，那就是他真實的意見、想法。所謂意義的生成（produciton of meaning），是一個不斷進行中的過程。就如我們現在在法庭討論，我們就是在嘗試為『焦點小組訪談』創造某種意義。」
「意義是複雜的，那就是為何我們需要讓人們彼此交談、討論，那就是焦點小組訪談的目的和價值所在。」
「當我說焦點小組訪談並非要給出真實意義（true meaning），我說的是，你根本不應該假設一切只有唯一真實的意義。意義是在人們說話時，由人們創造的。」最後一句話，李立峯特意重複了一遍。
法官陳嘉信也緊閉眼睛、皺起臉，用力思考地發問：這不是有危險嗎？人們真實所理解的意思，以及人們表達出來的意思可能有不同⋯⋯
李立峯：這不是危險，而是你要理解，人們對你有不同看法，並據此調整發言，這是一種調整（adjustment），而非說謊。
法官彭寶琴再進一步提問：從報告裡看到受訪者的回答，看起來，似乎你們直接問他們，「光時」口號意思是否香港獨立？
李立峯說，他們並沒有直接問受訪者「光時」是否港獨的意思，受訪者的答案裏關於「港獨」的內容，均是他們自發提及的。
他讀出一名受訪者的回答：
「一開始我覺得我不應該叫那個口號（指光時），因為我覺得它的意思是想要香港獨立。我甚至不會說『雨傘革命』，因為我覺得『革命』的意思是要推翻政權。但反修例運動正在逐漸變化，現在，運動是關於真普選，令香港變成一個和平、民主的地方，我逐漸開始叫『光時』口號，這口號代表團結香港人的一種精神，當我叫喊這個口號，我覺得自己與其他香港連結起來。」
讀畢，他說：「這甚至比研究一個口號意味什麼更為豐富。我們看到人們會隨著時間流動而改變他們對一些字眼的理解。」
法官杜麗冰也給出努力思考的閉眼皺臉樣子，這是她在之前這麼多天都沒出現過的表情。她說，讀了這些答案，接著彭寶琴法官的問題，她同樣覺得是發問者直接問了受訪者「光時」是否港獨的意思。
「很有趣。事實上，我們沒有這樣問。這就是為什麼焦點小組訪談這麼有價值（this is why focus group study is great）。」他稱讚這個研究方法，這令公眾席發出一些笑聲。
「回到那年 9 月，當你問人們這些問題，你甚至不需要直接問，因為那些問題已經在社會裡公開被討論，在那個環境，人們自然而然就開始談論那個問題。」
僅僅一小時，討論已經從基本社科研究方法，進入討論人對某事物的想法、理解是否只有唯一真實的答案。李立峯作供未完，明天待續。
文 | 楊子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