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如果辞职，那么该职务的补选经费应该由政客自己出，而不是国库出，全民不应该为政客个人的政治前途多支付税金用于补选。

我举一个例子，张三2018年当选省长（省长任期4年），2020年有总统大选，张三去参选总统并且当选了。

张三当选总统之后，就辞掉省长职务。那么省长的补选经费应该由张三自己支付，而不是国库支付。人民不应该为了政客的私利而多支付税金用于选举。

但张三如果是死在省长任上了，那么省长补选的经费就不用张三家属出了。毕竟死亡不是张三主观可控的。

Greta Thunberg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在评论区相应投票，有三个选项：

A. 总统制，类似美国

B. 半总统制，类似法国

C. 议会制，类似德国

为了结束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治，改变中央集权制，建立法治，保障国民的自由与权利，增进全民福祉，维护各民族各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特制定本宪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华联邦共和国为自由、民主、法治的联邦制共和国。

第二条　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

第三条　具有中华联邦共和国国籍者为中华联邦共和国国民。

第四条　中华联邦共和国由自治邦、自治省、自治市及特别区（以下简称：邦、省、市、区）组成。

第五条　中华联邦共和国各民族有保持与发展其文化、宗教及语言的权利。

第二章　国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第六条　中华联邦共和国国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因性别、出身、语言、民族、宗教、财产、党派、政治见解有所差别。

第七条　国民之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除现行犯之逮捕有法律另定外，任何人非司法或公安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受讯问刑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讯问、刑罚得拒绝并依法追究之。

国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时，其逮捕拘禁机关应将逮捕拘禁原因告知本人及本人指定之亲友。并在法律规定之期限内移送该主管法院处理。本人或他人亦得申请该管法院，于法律规定期限内向拘禁之机关提审，法院对于此项申请，不得拒绝。逮捕拘禁之机关对法院之提审不得拒绝或拖延。

嫌疑犯之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有接受公正之法庭独立公开之审判，并进行辩护的权利。不得施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第八条　国民之住宅不受侵犯，任何人非经法律程序不得强行进入或进行搜查。

第九条　国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法审判。

第十条　国民有居住迁移之自由，自治邦与特别区得依据各邦或各区情况，管理本邦或本区之人出境。

第十一条　国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出版及经营新闻媒体之自由。

第十二条　国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

第十三条　国民有集会、结社、设计、旅游、示威之自由。

第十四条　国民有组织政党，开展政治活动的自由。政党须合法注册，政党的经费来源和财务开支须依法呈报。

第十五条　国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

第十六条　国民有选择职业之权利。

第十七条　国民有组织工会，参加工会及罢工之权利与自由。

第十八条　国民有依法获取资讯之权利。

第十九条　国民有请愿、申诉之权利，有诉讼之权利。

第二十条　国民年满十八岁有选举权，年满二十岁有被选举权。

第二十一条　国民的财产权应予以保障。除非为公共目的，依法定程序，并予以合理之补偿，不得剥夺任何人之财产。财产权之行使应无损于公共利益。

第二十二条　国民有受国民教育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十三条　国民有依法服兵役之义务。

第二十四条　国民有依法纳税之义务。

第二十五条　凡国民之其它权利及自由，不妨碍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保障。

第二十六条　以上各条所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了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第二十七条　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受惩罚外，应依法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国民可就其所受损害向国家请求赔偿。

第三章　联邦结构

第二十八条　中华联邦共和国包括：

内蒙古自治邦、台湾自治邦、西藏自治邦、新疆自治邦、宁夏自治邦、广西自治邦；山西自治省、山东自治省、四川自治省、甘肃自治省、江西自治省、江苏自治省、吉林自治省、安徽自治省、河北自治省、河南自治省、青海自治省、陕西自治省、海南自治省、浙江自治省、湖北自治省、湖南自治省、贵州自治省、云南自治省、黑龙江自治省、福建自治省、广东自治省、辽宁自治省；上海自治市、天津自治市、北京自治市；香港特别区、澳门特别区。

第二十九条　凡联邦宪法未规定由联邦行使之权力，保留各邦、省、市、区和全体国民行使。

第三十条　各邦自行制定宪法。各省、市、区自行制定基本法，邦宪法及省、市、区基本法均不得抵触联邦宪法或侵犯各邦、省、市、区的合法权利。

第三十一条　下列事项由联邦立法并执行之：

（1）外交、宣战和媾和；

（2）国籍；

（3）国防与军事；

（4）联邦财政与税务；

（5）联邦法律及司法制度；

（6）国民院议员选举；

（7）联邦公务员制度；

（8）联邦公安警察制度；

（9）联邦海关与出入境管理；

（10）航天、航空、海运、跨邦、省、市、区之内河航运、国道、国有铁路的管理；

（11）联邦中央银行之设立和全国货币之发行；

（12）邮政、电讯之管理；

（13）度量衡及全国性调查统计之监管；

（14）著作权、专利、商标及其他知识产权之保护；

（15）其它规邦、省、市、区关系之事项；

第三十二条　下列事项由各邦、省、市自行立法并执行：

（1）法律及司法制度；

（2）教育制度；

（3）联邦院议员产生办法；

（4）农、林、牧、渔业、矿业、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之管理；

（5）财政与税赋；

（6）土地制度与自然保护；

（7）劳工、社会福利及社会服务之管理；

（8）医疗卫生、体育、康乐事业之管理；

（9）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之鼓励和保护；

（10）银行及金融管理；

（11）公用事业及合作事业之管理；

（12）慈善及公益事业之管理；

（13）宗教组织及社会团体之注册和活动；

（14）公安警察制度；

（15）公务员制度；

（16）域内地方自治制度；

（17）其他不属于本宪法规定由联邦管辖之事项。

第三十三条　自治邦有权以“中国某自治邦”名义与外国缔结非军事性协定，有权自行决定参加各种国际组织，设立驻外代表机构。

第三十四条　联邦政府可在邦、省、市、区派驻代表和设立机构。

第三十五条　各邦、省、市、区之间不能缔结军事性同盟或协定。

第三十六条　各邦、省、市、区之设置须获联邦院四分之三议员同意通过，各邦、省、市、区之变更，须获得有关邦、省、市、区之立法机关通过，并获得联邦院三分之二议员批准。

第三十七条　香港特别区和澳门特别区在公元2050年之前，有权发行本区货币，签发本区护照，旅行证件及签证，设立终审法院，管理邮政电讯，保护著作权，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并得以中华联邦共和国特别区名义与外国缔结非政治性、非军事性协定，参加非政治性、非军事性国家组织，设置驻外经贸办事机关。

香港特别区和澳门特别区财政独立，免征联邦税。

香港特别区和澳门特别区经联邦国会授权管理民航、海运。

香港特别区和澳门特别区之地位于公元月2050由联邦院依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检讨之。

第三十八条　台湾自治邦有权发行本邦货币，签发本邦护照，旅行证件和签证，设立本邦终审法庭，管理本邦航天、航空、海运、邮政、电讯，保护著作权、专利、商标及知识产权。

台湾自治邦财政独立，免征联邦税。

台湾自治邦有权维持武装部队，并有权拒绝联邦驻军。

第三十九条　西藏自治邦为国家自然保护区，禁止在其域内进行核子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试验及核废料的储存。

西藏自治邦财政独立，免征联邦税。

西藏自治邦有权设立本邦终审法庭。

西藏自治邦之地位，在本宪法实施二十五年之后，由其域内公民以投票公决检讨之，不受本宪法第三十六条之限制。

第四章　国会

第四十条　中华联邦共和国国会为联邦最高立法机关。

中华联邦共和国国会由国民院和联邦院二院组成，共同行使立法权。

第四十一条　国民院议员总数五百零一人，按人口比例分配于各邦、省、市、区，但每邦、省、市、区至少应有一人，国民院议员任期四年，得连任。议员名额分配、选区划分和议员选举办法以法律规定之。

第四十二条　联邦院由代表各、省、市、区的议员组成，自治邦各四人，自治省、市各三人，特别区各两人。产生办法由各邦、省、市、区自行决定之。

联邦院议员任期六年，每隔三年改选二分之一。中华联邦共和国国民年满三十岁始得担任联邦院议员。

第四十条　国民院和联邦院各设议长、副议长，由议员互选产生。

联邦国会每年自行集会两次，第一次会期于每年三月第一个星期一开始；第二次会期于每年九月第一个星期一开始。到会议员过半数即构成议会开会之法定人数。

第四十四条　国民院或联邦院得依总理之要求，须召开临时会。国民院或联邦院各自四分之一以上议员的请求，须召开临时会。

第四十五条　联邦国会议员，除现行犯外，非经本院许可，不得逮捕或拘禁。议员在国会发表的言论及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四十六条　国会两院共同行使下列职权：

（1）宪法第三十一条所列事项之立法权；

（2）审查联邦预算及决算；

（3）批准联邦对外条约，决定宣战、媾和、全国总动员或局部动员；

（4）决定全国或局部戒严；

（5）决定大赦；

（6）依总理请求审查自治邦和特别区对外协定是否违反联邦宪法；

（7）宪法认可的其他权力。

第四十七条　联邦院单独行使下列职权：

（1）依第三十六条批准邦、省、市、区之设置与变更；

（2）批准邦、省、市、区的边界变动；

（3）弹劾联邦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部长及联邦法官；

（4）同意任命总理提名之联邦法官。

第四十八条　联邦预算提交国会审议时国会不得作增加支出之提议。

联邦预算案须先经由国民院通过后提交联邦院审议，如两院在预算案提出后三个月内无法以同一形式通过，须立即回国民院复议，如经国民院半数以上议员支持再次通过后，该项预算案即时通过。

法律案及其他议案均须由两院以同一形式通过，始完成立法程序。有必要时，两院议长均得提议，分别指派代表，组织两院协调委员会，委员会之决议须分别送回各院进行全案表决。

第四十九条　国会议案通过后由总统公布。总统应于收到国会议案十日之内公布。

第五十条　国民院与联邦院之组织以法律规定之。

第五章　总统

第五十一条　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联邦共和国。

中华联邦共和国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或以国会两院议员及各邦、省、市、区行政首长组成之选举人团选举产生）。

总统候选人须为中国出生，年满四十岁以上之国民。

总统（选举由国民院议长召集），选举于联邦总统任期届满前六十日或缺位之日起三十日内进行。

（总统候选人由联邦议员五分之一提名，经选举人团投票得过半数支持者当选，若两次投票无人得半数支持，第三次投票获最高者当选。总统当选人须在宣誓就职前退出政党。）

第五十二条　总统每届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一次。

总统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1）签署颁布国会通过之法律；

（2）依国民院之决定，任命总理；

（3）依总理之请，任免副总理、国务委员、部长；

（4）依第五十六条和五十九条之规定，解散国民院；

（5）依国会之决定，签署和废除对外条约；

（6）依国会之决定，对外宣战与媾和；

（7）接受外国使节，依总理之请派遣和召回驻外使节；

（8）依总理之请，授予国家荣典；

（9）依国会之决定，发布大赦令；依总理之请发布特赦令、减刑和复权命令；

（10）依国会之决定或总理之请，发布全国总动员令或局部动员令，宣布戒严和解严。

总统颁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国务院总理之附署。

第五十三条　总统如有违法或失职行为，经两院联席会议三分之一提议，四分之三通过得弹劾之，被弹劾之总统立即免职。

第五十四条　总统缺位时由联邦院议长代行职权，代理时间不得超过两个月，在此期间，由国民院议长主持新总统选举。

第六章　国务院

第五十五条　国务院为联邦最高行政机关。

国务院设总理一人，副总理一人，国务委员若干人，部长若干人，共同组成联邦国务会议。

第五十六条　国务院总理在国务院改选后，或国务院通过对总理不信任案时，或总理因故去职或缺位时，由国民院自行选举，获全体议员过半数支持者当选；如无人获过半数，应就得票最高之两名候选人进行第二次投票，得全体议员过半数支持者当选；如无人获得过半数票，则继续投票选举；如十日内仍无人获选，总统应即解散国民院，重新选举。

第五十七条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部长由总理提请国民院审议通过，并由总统任免之。

第五十八条　国务院总理行下列职权：

（1）主持国务院会议；

（2）依联邦宪法和法律之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3）向国会提出议案；

（4）统帅并指挥联邦军队；

（5）依法任免联邦官员；

（6）依法向联邦院提名联邦法官候选人。

第五十九条　国务院总理依下列规定对国民院负责：

（1）总理定期向国民院提出施政报告，总理和国务会议成员在国民院开会期间，有回答议员质问的义务。

（2）由总理提出之重要法案或预算案，经国民院否决或作出总理无法接受之修改，得经国务会议作修改，再移请国民院复议。如复议时，有全体议员二分之一议员通过维持国民院原案，总理应提出总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国民院；

（3）国民院向国务院总理提出不信任案，须经全体议员四分之一的联署全体议员过半数同意通过。国民院在通过不信任案后应立即依第五十六条之规定，选举新总理。原任总理在新总理选出后，应立即提出总辞。若国民院无法在不信任案通过后十日内选出新总理，总统应立即解散国民院，重新选举。

第六十条　国务院议行使下列职权：

（1）决定向联邦国会提出之法规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总动员案、局面动员案。

（2）决定向联邦国会提出之宣战、媾和、条约；

（3）决定特赦、减刑、复权；

（4）决定涉及跨部委之事项；

（5）决定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及部长提议之事项；

（6）制定第三十一条规定事项之有关政策；

（7）审议其他涉及全国利益的事项。

第六十一条　在联邦国会闭会期间，国家如遇有武装入侵，自然灾害或突然发生重大事故，须急速处理时，由总理发布紧急命令处置，并在发布命令后一个月内提交国会追认，如遇国会否决，该紧急命令即告失效。

第六十二条　国务院之组织以法律规定之。

第七章　司法制度

第六十三条　司法权属于联邦法院和各邦、省、市、区法院。

联邦设置普通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其组织以法律规定之。

第六十四条　联邦法院法官依据本宪法和联邦法律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干涉。

第六十五条　各邦、省、市、区自行立法组织司法机关行使本邦、省、市、区之司法权。

各邦、省、市、区应互相尊重司法管理权。

第六十六条　联邦法院为最高审级。

联邦国民在各邦、省、市、区除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条另有规定外，均有依法提起诉讼之权利，各邦、省、市、区法院不得对非邦、省、市、区居民加以歧视。

第六十七条　联邦最高法院在案件中或依下列适格者之申请，解释联邦宪法，统一解释联邦法律和法令：

（1）联邦院或国民院四分之一议员联署；

（2）联邦总理；

（3）各邦、省、市、区行政首长，最高司法机关；

（4）联邦上诉法院及联邦普通法院。

第六十八条　联邦法院行使下列司法权：

（1）审判联邦国会选举，总统选举和总理选举之诉讼；

（2）审判联邦与邦、省、市、区之间的诉讼；

（3）审判各邦、省、市、区之间的诉讼；

（4）审判涉及联邦法律及国际条约的诉讼；

（5）受理从各邦、省、市、区法院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的案件；

（6）涉及享有外交豁免权人员之案件；

（7）以联邦为当事人之案件；

（8）裁定邦、省、市、区之间涉及司法管辖权之争议；

（9）涉及海上和空中管辖权之案件。

第六十九条　联邦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各邦、省、市、区之司法机关有协助执行之义务。

第七十条　联邦法院法官由联邦总理提名，经联邦院同意后任命。

联邦法院法官终身任职，非依法律不得停职、转职、或免职。其退休年龄以法律规定之。

第七十一条　联邦法院法官任职期间不得担任行政机关之职务或国会议员；不得从事营利事业；不得参与政党活动。

第七十二条　联邦司法机关之经费，由联邦总预算中专项列支。

第七十三条　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律公开进行。判决必须公布。

第七十四条　国民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提起诉讼之权利。民族聚居区的司法文件必须同时使用全国通用和当地通行的文字。

第八章　宪法的实施和修改

第七十五条　本宪法于制宪会议批准之日生效。

宪法条文之修改须经国民院或联邦院三分之一议员提出，经两院各自四分之三议员同意，过半数邦、省、市、区立法机关通过；涉及自治邦和特别区的宪法特定条文之修改，需有关自邦和特别区的立法机关通过。

感谢美国工商业委员会今天颁发我"2015年经济自由奖"。谢谢大家来参加这次会议。

我讲的主题，仍然是贸易和人权。有人会笑起来了：你讲这两个话题都讲十几年了，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我讲错了吗？十几年前，他们说我错了。中国共产党说我错了；美国的大企业们说我错了；所以克林顿总统和国会里的多数议员们也说我错了。他们给了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也就是后来叫做PNTR的东西；并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即WTO。

我来简单回顾一下，看看到底是谁错了。

我说中国共产党不会为此而改善人权状况。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进，反而向着更加集权的方向倒退。中国人都认为是小毛泽东或者叫做习泽东在复辟毛泽东的时代。习泽东是中国网民给习近平起的绰号，并被大家所接受。

我说共产党不会随着经济的进步，而自动渐进到民主制度。十五年过去了，现在仍然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他们管那叫做世界上最民主的；或者叫做真正民主的制度。 习近平正在发起一个由官方强制推动的运动，叫做禁止宣传西方腐朽的价值观。很多告密者因此获得了奖赏。甚至因编造谎言而闹了笑话的，也可以升官发财。

我说中国政府不会遵守贸易规则，而会破坏贸易规则以求对他们单方面有利。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正常法制的社会。十五年过去了，中国政府没有改变它不讲理的性格。不但在国际贸易中不守规矩；在国内也一样不守规矩。最近一些年来，很多外国企业吃尽了苦头后不得不退出中国，就是最好的证明。

现在它不但不遵守国际贸易的规则，而且还要按照中国的方式制定国际贸易的规则，这是我当时就已经说到的。如果中国共产党成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赖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之一，国际贸易规则将不复存在。半个多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局面，将很难维持下去。

我说当年几十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将会迅速扩大。短短的十年，就已经扩大到了三千亿美元。美国的经济因此而不断衰退；中国的经济因此而快速增长。等于美国在向中国共产党输血。美国的很多工人因此而失业，中国的工人也并没有增加多少收入。中国的亿万富翁迅速增加，美国的亿万富翁也在迅速增加。中美两国的贫富差距在同步扩大。

我说中国经济增长之后，不会用来大幅度改善国民的福利；而会大幅度增加军用经费，对周边国家以至于美国本身构成威胁。十五年后的现在，美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军力的超常速度增长，已经引起了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极大不安。连这样明显的事实都看不见的学者，很可能是脑子进水了，或者是有其它的目的。

我说中国人民也不会从PNTR和WTO中得到多少好处，当时遭到了几乎一致的反对，其中包括一些在海外的中国反对派人士。我甚至怀疑，在这一点上我不一定是对的，至少不完全对。看来确实不完全对。除了仅仅比美国少一些的亿万富翁以外，至少有几百万人生活得像发达国家一样富裕；几千万人生活水平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数字差不多等于法国或者德国的总人口，所以给外国旅行者留下了错觉。

但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呢？其中一部分人的账面收入比过去增加了一些，住房和医疗、教育等等福利却没有了。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反而下降了。大多数家庭没钱供孩子上大学，如果遇到大病就只能等死。房价被有官方背景的亿万富翁们炒作到东京、纽约的水平，大多数穷人却只能拥挤在狭小的公寓中。 另一些人甚至账面收入都少于过去，他们甚至全年都吃不到肉食。这就是美国输血而又避谈人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好处。

这种状况如果可能继续下去，能让美国的大企业继续赚钱，也许美国的大企业和它们支持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无所谓，只有美国的中产阶级比较倒霉。遗憾的是，习近平和他的同党们不这么认为；中美两国清醒的学者们不这么认为；中国人民不这么认为。开始是一些穷人不愿意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之后是富人们也知道不能够继续下去了；现在连清醒的共产党人也不得不承认，继续下去就是灾难，就是亡党亡国。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正在快速的下滑，各项指标说明已经进入了经济危机，和美国上个世纪三十代的大危机相似。和美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大国，经济危机不可能不向全球扩散。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向全球扩散。美国的增长速度停止；欧洲的经济明显陷入困境。这都和中国的严重经济衰退，或者说经济危机有关。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全球经济都可能会进入严重的衰退，甚至经济危机。

如何挽救中国的经济呢？第一是开放中国市场，实行真正公平的自由贸易，而不是单方面的自由贸易。第二是尊重人权，大规模增加中国国内消费市场。只有这两项政策同时进行，才可能挽救中国的经济，并且使中美两国人民同时得到好处，使全球经济同时得到好处。

开放中国的市场，达到实际上的公平自由贸易。这不仅仅对美国的出口有利，也对恢复已经被破坏的国际贸易规则有利。现在的国际贸易中，越来越盛行各种非关税壁垒；越来越倾向于以国内法规代替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单向的自由贸易和单向的不公平贸易，是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引起近年来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已经且正在其中扮演着最大的和主要的角色，起着榜样的作用。

开放中国的市场，不仅是世界贸易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经过十五年高速的和畸形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惯性，使得中国经济的总体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低下。产品、技术以至于企业本身需要更新换代，否则很快就会陷入崩溃的地步。从美国大量进口这些服务，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出路。

为了避免中国的地方垄断和行业垄断，必须在国内法上遵循公平贸易的规则，而不能继续过去的那种不公平的规则，否则不可能解决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在中国内部利益集团极其强大的前提下，没有美国的强大压力，任何人也不可能主动走出开放市场的关键一步。假设习近平有这个动机，也必须借助于美国的强大压力，才能够提出开放市场的问题。何况很多中国人还有思维方式上的问题。

他们像某些乡下人一样，认为给了别人便宜，就是自己吃了亏。对于还有给了别人便宜且自己也占便宜的好事，他们会很惊奇地笑一笑然后不相信，认为那是好莱坞的故事。只有当别人强迫他吃亏的时候，事后他们才会发现自己也占了便宜。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人是这种心理状态。所以美国只能设法强迫中国接受公平的自由贸易原则；否则就只能给它公平的不自由贸易，双方都不开放市场。

开放中国的市场，就必须保障基本的人权。不保障人权，没有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占中国劳动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就没有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集体谈判的权利，就不可能大规模、大幅度地提高工人的收入。也就不可能明显扩大中国国内的市场，不可能为美国企业提供更多的出口市场。同时也就不可能解决中国经济的困境。

有人以为可以开放中国的市场，而又不保障人权，其中当然也包括美国商人们的人权。但在人权没有保障的前提下，美国的商品、技术、经营和管理能够顺利地在中国落户吗?看看那些像退潮的潮水一样离开中国的企业和商人，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了。这对美国的企业和商人不利；对中国的经济不利；只对中国的垄断企业和官僚资产阶级有利。不保障人权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失去最后挽救自己的机会。中国的经济崩溃了，世界的经济也会进入程度不等的衰退。这对所有人都不利。

所以自由贸易必须是多边的公平贸易，否则会给大家都带来不好的结果。推动人权的保障，是自由贸易的基本条件之一。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是中国人，美国人和所有人都必须关注和为之努力的目标。

最近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记住六四？”三十年过去了。已经是历史了。忘了吧。往前看吧。

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有着许多答案。没有任何一个答案是足够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足。问题还留在半空中，寻求答案。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是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困扰着刘晓波，直到晓波去世；亡灵们也将困扰我们，直到我们也去世。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刺刀上闪烁的篝火，令人难忘；即使没有亲眼看见过的人，也不会忘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那会儿，这个党所有的外衣脱落在地，毫无隐藏。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够让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是一场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镇压；不是一个事故、事件或风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不是如同今天中国的一个孩子所能够想起的，一片空白。不是别的，是一场大屠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正如方励之以他的特有的幽默所说的：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大国侵略他自己。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习近平的微笑是一副面具。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 自己有什么记忆。 在执行凶狠的命令之前，他们在北京的郊区被洗脑，以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们不知道他们头脑中想过什么。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想知道。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丁子霖还活着。她82岁了。她走到哪儿，便衣警察跟到哪儿。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吗？ 不是。为的是国家的安全。没错，一个拥有千亿元GDP和两百万军队的政权，竟然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一个82岁老太太的伤害。怕的不是他的力气，是她脑子里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这是我们值得记住的。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要支持其他的想记住的人。我们单独记得。但也是跟朋友们一道记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记忆对我们自己有好处。是我们自己的利益。 政治提到“利益”总是物质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样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拥有一艘游艇重要得多。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六四是五分之一世界的历史转折点。是一个朝向可怕的方向的转折。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也是把世界带到沟里去的那样一个转折。但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得走着瞧。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只有通过记性，这种事儿才能在脑子里存在。 难道能够想像得出来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 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多么卑污！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抵制独裁的唯一方法，我们还是得记住，还是得抵制。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记忆能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撒谎的方式。自己都不信自己的谎言。 说中国人民早就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每年的六月四日，便衣警察阻止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 为什么？–假如中国老百姓真的做了政府宣扬他们做了的所谓“判断，” 那为什么不让人家进入广场去谴责反革命分子？警察的在场，说明政权不相信自己的谎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政权更迭对中国非常有利。人们害怕“政权更迭”这两个字，因为小布什在伊拉克的灾难性错误。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小布什的错误归咎于文字本身。刘晓波用了这个词。和平实现政权更迭是他的主要目标。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人脑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恢复。哪怕我们下决心从明天开始遗忘，也肯定忘不了。

尊敬的安南秘书长：

值此联合国即将召开千禧年大会之际，我们作为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中失去亲人的死难者家属和致伤致残的幸存者，特表示衷心的祝贺，并祝愿大会在维持人类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及安全方面取得成功。

据悉，此次大会将邀请各国国会议长出席，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

在此，我们提请安南秘书长及各国国会议长和政府首脑注意：李鹏是中国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元凶之一，他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因此，我们认为，此次大会邀请李鹏出席是不适宜的。

众所周知，联合国是为人类免遭战祸与杀戮而成立的；在联合国宪章中，庄严地重申了人类的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为贯彻宪章精神，联合国又分别于1948年和1966年制定并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今天，这些文件所确认的原则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

按上述联合国宪章及有关文件所确认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即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此项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1989年6月大规模屠杀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本国的宪法，违背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应承担的保护人类的国际义务，而且由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一贯侮蔑发展为反人类的野蛮暴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十一年前的那场野蛮杀戮中，当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不仅参与了对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实行血腥镇压的最高层决策，而且是此一决策的直接执行者。

鉴于李鹏在六四大屠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我们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已于1999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追究李鹏刑事责任的控告状。然而，由于中国执政当局一再抗拒世界潮流，顽固地坚持其对六四事件的错误立场，以致本应受到严正法律审判的犯罪嫌疑人李鹏至今仍逍遥法外。这是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绝对不能容忍的。据此我们认为，此次大会不应邀请李鹏出席；如果允许李鹏出席，那将是对联合国宪章及国际人权准则的蓄意嘲弄和亵渎。

根据上面所申述之理由，我们强烈要求联合国大会取消李鹏出席此次大会的资格。同时，我们呼吁各联合国缔约国的议会议长和政府首脑，为维护神圣的联合国宪章，为增进和确保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拒绝邀请李鹏对各自国家的一切正式和非正式访问。

签署者：

丁子霖 张先玲 苏冰娴 李雪文 周淑庄 徐 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袁可志 段宏炳 尹 敏 赵廷杰 钱普泰 吴定富 孙承康 杨世钰 邝涤清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周淑珍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国先 张俊生 袁长禄 王文华 金贞玉 孟金秀 要福荣 孙秀芝 孟淑珍 田淑玲 寇玉生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刘春林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姚瑞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张耀祖 包玉田 轧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林景培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仙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李淑娟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周治刚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康静芬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春（112人）

几乎不可能，建议死心，不要考虑。

亚洲男人在美国婚恋市场是最不受欢迎的群体，在美国也很少有亚男白女的情侣，更不要说楼主这种中国人了。

如果是完全和中国不搭界的美国白人女孩，她能把你当朋友就不错了，谈恋爱几乎不可能，你们没有共同话题。

一般情况下，在跨国婚姻中，都是妻子依从到丈夫的文化中去。

中国男性和白人女性的婚姻中，都是白人妻子说中文，白人妻子融入中国的文化中，而不是中国丈夫融入西方的文化中，蒋经国、施明德、姜文、撒贝宁、刘烨都是这种例子。

然而白人男性和中国女性的婚姻中，都是中国妻子说英文，和白人丈夫一起过西方人的生活。

所以你如果非常想找一个美国白人女朋友，其实可以从在华工作的老外群体或者研究中国的学者群体里面寻找，只有对中国感兴趣的白人才有可能和您这个中国人谈恋爱。

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的前女友就是一个加拿大白人，她虽然只会一些简单的中文，但是她很了解中国，还曾经在南京大学和香港中大做过交换生，所以我和她有话说。但是如果换成一个完全和中国不搭界的白人，我和她没有共同语言，也不可能谈恋爱。但即使她这种和中国有紧密关系的加拿大人，我和她交往还是有障碍，我心里的很多想法她无法理解，同样她的内心我也进不去，总觉得隔着一层，这和语言没关系，就是文化和价值权的区别。我以后应该也不会交往非华人的女生了。

八九十年代的赵少康非常好，六四歌曲《历史的伤口》召集人就是赵少康。

赵少康在1994年参选台北市长前，他曾经表示如果落选市长，就退出政坛。他也信守承诺，落选后也没有再担任任何公职，他比宋楚瑜和谢长廷有信誉多了。

赵少康后来有一些亲共的举动，比如他在凤凰台开过节目，在节目上为了迎合中 共也管“中华民国总统”称之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现在基本上看不到赵少康反共的言论了，甚至有时候还会夸共产党几句。

但是赵少康还是有底线的，他虽然是新党的创党元老，但是他并没有像今天的新党彻底沦为反美反西方、拥护共产党的五毛党。赵少康和黎智英也是好朋友，赵少康还曾经专访过黎智英，可见他还是有底线的。虽然今天的赵少康已经不反共了，但是他也没有反民运。

至于赵少康对民进党的批评，有的批评是对的，有的就是完全无理取闹，比如最近他说“台湾防疫成功是蔡英文运气好”，这完全就是胡扯。

所以赵少康不能算是我们的友军，但是也不像黄智贤那样沦为五毛，所以对于我们而言，赵少康人畜无害。

尹乃菁和赵少康也差不多。他们骨子里面是支持自由民主的，但是为了在中国做生意，所以不会去反共。如果吹捧共产党两句能拿到钱，他们也会干。但是无底线的吹捧中共的事情，他们就做不出来了。

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表现一般，过于表演，给人感觉比较虚荣。但是可以理解，毕竟不能对21岁的大学生有过高的要求。

吾尔开希出逃后住在台湾，一开始吾尔开希是和国民党在一起的，他还曾经要和时任立委谢长廷辩论统独问题，完全是站在国民党这边的。吾尔开希的夫人来自一个偏蓝的富商家庭，当年他在台湾结婚的时候，证婚人是时任阁揆郝柏村。

吾尔开希其实在1990年代想当国民党籍的立委，但是最终没有成功。他和马英九私交不错，传闻马英九当总统之后，曾经想让他当国策顾问，但是怕惹怒胡锦涛，也就作罢了。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吾尔开希在2004年两颗子弹的时候，曾经和连宋一起，在凯达格兰大道上抗议陈水扁，还因此被阮铭、曹长青等亲绿的民运人士批评。

但是后来由于国民党的亲共化，他也变得越来越绿了。2014年，曾经去立法院声援太阳花，后来对马政府也是多有批判。

近些年，吾尔开希也被一个小党提名选过台湾的不分区立委，但是自然也没有当选。目前他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帮着中国人办台湾的政治庇护，很多留在台湾的中国反共人士，都有吾尔开希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的帮助。

中共对他也狠，他的父母无法离开中国，他也不能回中国，所以他已经三十年没有见过父母了。几年前他曾经去中国驻外使馆投案，因为他还算是公安部的通缉犯，当然使馆也没有接受他的投案。

总而言之，吾尔开希是有理想的人，想大干一场，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至今都没有如愿。给我的感觉他是行动派，广场上喊口号是不错的，但是真的做事情不一定有能力。

茅于轼并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他是工程学毕业的，八十年代开始自学经济学的，完全靠自学能成为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可见这个人不简单。

茅于轼成立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是全中国领军的民间智库，也因此多次被中国政府打压。

茅于轼在江朱胡温时期，是国内最敢言的学者之一，多次批判毛左派，被乌有之乡等脑残网站评为“汉奸”。2012年，他还因为撰写《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而被毛左派起诉，这事情不了了之了。

茅于轼也因此获得美国右派智库加图研究所，颁发的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他的获奖敢言视频很值得一看：https://youtu.be/5YJqLfRdXOI

习近平上台之后，茅于轼也因为多次批判党中央，因此他的微博被封号，他的天则研究所在去年也被强行关闭。

去年他过90岁大寿的时候，他说人生的最大遗憾，就是中国依然是一个专制社会。

总之，这位老先生很值得尊敬，祝茅老先生健康长寿！

吕秀莲是美丽岛事件被告之一，后来因此入狱服刑，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民主斗士。

出狱之后担任一届立委，由于她不习惯跑选区，所以就没有再选立委。然后桃园县长刘邦有被谋杀，桃园就需要办县长补选，吕秀莲被时任党主席许信良征兆吕秀莲去选桃园县长，然后顺利当选。其实吕秀莲仅担任两年多的县长，虽然在处理垃圾等事务上有一些政绩，但这些政绩不明显。

2000年民进党提名陈水扁选总统之后，陈水扁选了吕秀莲当副总统。陈水扁当年选她，主要有两个原因:①陈水扁是美丽岛辩护律师，他需要找一个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当副手，安抚美丽岛系。②吕秀莲担任过县长，形象也不错，比其他没有担任过县市长的美丽岛被告更有资格。

副总统在《中华民国宪法》上，仅仅是一个备位元首，并没有任何实权和具体任务。美国的副总统还兼任参议院议长，但是台湾的副总统就和中国国家副主席一样，完全是闲差。

吕秀莲在八年副总统任内，不安于本分，不想做摆设。所以她经常乱讲话，甚至有时候还当众和陈水扁唱反调，导致有一段时间陈水扁和吕秀莲在总统府里面都不讲话的。被媒体誉为“深宫怨妇”。

三一九枪击案的时候，吕秀莲一直认为枪手是在射杀她的。并且在过去的十几年，一直在追查枪击案的真相。这一点上，她是很值得敬佩的。

台湾这种半总统制国家，由于有总统也有行政院长，所以这个副总统就显得非常多余。历任副总统在任上都是摆设，李元簇、连战、吕秀莲、萧万长、吴敦义和今天的陈建仁几乎都没有在副总统任上做任何事情。台湾以后如果再修宪，应该废除副总统这个职务。

吕秀莲想在2008年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但是在初选中落败。2018年她也想代表民进党选台北市长，但是在初选中也败给了姚文智（她自称初选不公平），然后一气之下退出民进党。

后来2020年，她想以联署的方式参选总统，但是也没有联署成功，可以说她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

吕秀莲的前半生绝对是人权斗士，值得称赞。她从政之后，担任桃园县长时期是一把手，有一定的政绩，但由于任期太短，也没有培养自己的势力。担任副总统之后，就彻底沦为边缘化了。

其实吕秀莲2000年如果不担任陈水扁的副总统，继续留在桃园当县长，也许还有机会当一届陈水扁的行政院长，她会有自己的势力，今天在政坛上还有一席之地。

近现代历史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人。

第一个人是储安平，他是至今也没有平反的几个右派之一，他在文革时期遭到残酷迫害。1966年8月31日，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9月上旬神秘失踪。周恩来还曾经专门要求公安部成立专案组寻找储安平，结果找了两年，也没有任何线索。按理说，中国当时户籍制度非常严密，储安平一个黑人黑户，躲到外地是很难生存的，所以很大可能性是死亡了。目前也有传闻说储安平出家为僧了。

第二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坦克人了。我们至今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更不可能知道他是否还在世了。

万里是改革派的先锋，属于八十年代的改革派中仅次于赵紫阳的主要人物。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先锋就是万里的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包产到户）。“想吃粮，找紫阳；想吃米，找万里”，这句话足见万里的重要性和改革的远见。

邓小平本来希望十三大万里能接任总理，和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搭班子。但是当时由于陈云的掣肘以及赵紫阳的不支持而导致万里没有接任总理，仅担任人大委员长。

赵紫阳当初之所以反对万里做总理，有一种说法是由于赵万之间有瑜亮情结的缘故。如果当初是万里接任总理而不是李鹏，那么可能八九民运就不会以开枪镇压收场了，今天的中国肯定也就大不相同了。而且由于陈云等人的反对，导致万里也没有入常，仅为政治局委员。

万里在六四时访问加拿大和美国，并且在访问加拿大时表示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行为，万里绝对属于赵紫阳一派的温和派。回国时邓小平不允许万里回北京，而是让万里的专机降落在上海。万里抵达上海后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软禁，并且最终被逼迫的支持李鹏的戒严决定。

万里在六四后的刻意非常的低调，基本上不在出席任何公开的场所。在邓小平死后的中共十五大，赵紫阳希望万里能够在十五大上为六四说几句话，但是万里为了保护自己和家族的权位而拒绝了。在这一点上，万里就不如田纪云。

所以，万里是一个良知尚存，但是勇气不足的人，一个很懂得明哲保身的人。

P.S. 万里的孙女万宝宝我还见过一次，是在几年前的夏天，在上海的一个活动。当时由于是很多人在，只是礼貌性的招呼了一下，没有找到和她交谈的机会。我其实很想问问她，作为万里的孙女，怎么看六四和1980年代的政改。

乔石总体上是一个体制内非常普通的技术官僚，由于没有担任过一把手，所以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经常被人遗忘。

1989年的政治局五位常委，在为如何处理学潮问题表决的时候，赵紫阳和胡启立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李鹏和姚依林主张镇压，乔石很巧妙的选择中立。

其实当时作为政法委书记的乔石，在六四时期对学生也是网开一面的，比如学生冲击新华门的时候，乔石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六四屠杀前夜，最后摊牌的时候，除了赵紫阳反对镇压之外，乔石和胡启立都表示弃权，但胡启立是“弃权，但是保留个人意见”，然而乔石是“弃权，但是服从党的决议”，当然这也只是一些细节的区别。

而且在六四后对于学生领袖的大规模的抓捕中，乔石也没有表现得非常的积极。传闻李鹏还曾经在党内会议中批评乔石对于学生的示威活动实在是表现得太软弱。

乔石在六四的问题上虽然没有和赵紫阳一样表示坚决反对，但至少没有表现得积极镇压，人性尚存。

乔石在1993年到1998年担任五年的人大委员长，当时邓小平是想用乔石来牵制江泽民，如果江泽民不行，就让乔石当总书记。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就曾经和乔石、刘华清等人召开军事会议，商议是否要撤换江泽民，当时身为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吓得都不敢打听。

乔石对江泽民是不屑一顾的态度，乔石确实在法轮功问题上和江泽民的分歧很大，乔石是反对镇压法轮功的。

乔石是很中国人的中国人。邪恶的事情他不做，因为他不想被千夫所指。但是乔石也绝对不会为了追求正义，而丧失眼前的利益。

总之，乔石这种人对人民无害，比江泽民、李鹏之流强多了，一个很中国人的中国人。

P.S. 乔石本姓蒋，所以他当了人大委员长之后，就应该是蒋委员长。

佩洛西早些年是海外民运在美国国会的代言人。

1991年她访问北京的时候，还和其他的几个议员在天安门广场上公开的悼念六四死难者，也因此被共产党驱逐出境。当年克林顿政府主张把贸易和人权脱钩、要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的时候，佩洛西也是反对的，她曾连续10年投票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早期的佩洛西是我们的好朋友，绝对的人权斗士。

佩洛西最后能当上国会龙头，也和海外民运的支持脱不了关系，老魏等一批民运人士也在其中帮她拉票。

佩洛西后来对中共的态度有所缓和。大约十年前她访问了一次中国，中共给她的非常高的礼遇，她当时在中国就不再谈人权了，而是改谈不那么敏感的环保问题，也因此让海外民运对她颇有微词，后来也听说她有亲属在中国做买卖。

虽然现在佩洛西反共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但她依然是民运的好朋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她是其中的一个推荐人，她也飞到挪威参加了刘晓波的颁奖典礼（她当时好像就坐在胡平身边）。最近这些年，如果有一些民运活动邀请她，她也会去捧场。

她在美国政坛是内斗从未输过，美国的王金平，擅长左右逢源的乔事情。她作为老政客，肯定做过比较脏的事情，但是议会不能缺这种调和鼎鼐的人来维持局面。她最高也只能做到议长了，因为美国民众也不信任她这种满脑子算计的政客当总统。

总而言之，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我是很感谢她的。

我其实见过她一次，是在美国国会，参加一个民运活动的时候，她去致辞捧场了

吴邦国是毛泽东死后唯一连任的人大委员长，由于胡锦涛是弱主，吴邦国是上海帮的，所以他是实权很大的委员长。

人大委员长的实权可大可小，强势的委员站完全可能压制总理甚至牵制总书记。但是由于人大是橡皮图章，所以人大委员长能做实事的空间远不如总理。人大委员长地位很崇高，毕竟宪法是规定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历任委员长除了万里之外，其他的人都是政治局常委。各派都要争人大委员长这个职务，除了总书记、总理，常委里面也就是人大委员长还有点权。由于各派斗争间的妥协和制衡，导致委员长担任者很难连任。（扯远了，谈回吴邦国）

吴邦国是接替的朱镕基当的上海市委书记，我不是上海人，不好说市委书记干的怎么样。不过看网上民调，评价似乎也不高，比陈良宇、朱镕基差多了。后来他补选成为李鹏内阁的副总理，然后在朱镕基内阁继续当副总理，当时温家宝也是朱内阁的副总理，但是排名在吴邦国之后。

温家宝这个总理之位应该也是邓小平定的，只不过是没有像胡锦涛当总书记那样公开的宣誓。但由于吴邦国当副总理的排名在温家宝之前，所以吴邦国是政治局的第二常委，温家宝是第三常委。

吴邦国之前的委员长，在党内都有元老级别的地位，只有吴邦国是普通的技术官僚，他刚当上委员长的时候，德国之声就说“新任委员长不是政治强人”。

吴邦国是保守有于，开创不足的人物，完全没有任何进步的开明思想。吴邦国当委员长之后，做了很多自废武功的事情。比如他把黄菊和他在上海摸索出的由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总方针带到人大的工作中。这就导致人大成为与政府、政协、工青妇组织并列的被协调方，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属性被大打折扣。

吴邦国当委员长之后，他的第一副委员长王兆国就把蔡定剑教授赶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就是因为蔡定剑写过《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系统批判了阻挠推行普选的“公民素质论”，引来王兆国一番教训：“吃体制的饭，不能说反体制的话。”结果硬是敲掉了蔡定剑的副局级金饭碗，而且还不许他回到北大。

随后，吴邦国搞了一系列保守措施。人大的评议制度、个案检查、司法检查、代表走访选民几乎被废弃。人大信访划归政府统一的“大信访”体制。在任上公布的《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里，监督权只给了人大常委会，人大和普通代表并未被授权监督政府。地方民主创新实验全面萎缩和中断，例如“海选”和“民主恳谈”等。所以，面对中国民众呼唤更多民主时，人大不是缺位(例如乌坎事件)，就是充当杀手。例如，在2011年“独立候选人”现象产生后，全国人大法工委首先断定，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在港人争取普选时，人大法工委就到香港宣读反对普选的指示。

当温家宝在谈论“政改不成功，文革悲剧会重演”的进步言论时，吴邦国就开始秀下限似的人大会议上阐述“五不搞”理论。五不搞理论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简直是土掉渣了。

吴邦国是闷声发大财的官僚政客，和温家宝形成鲜明的对比。至少温家宝还把自己伪装成改革派，吴邦国却直接赤裸裸秀下限。杜光还因此写了一本叫《回归民主：和吴邦国委员长商榷十三个大问题》，这本书在香港出版了，当然也成为国内的禁书。

总之，吴邦国是中共体制内出来的、非常典型的官僚，政治上故步自封，没任何远见，只知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然后让自己的家族贪污。这种人才是真正的人民公敌。

推荐一本书，夏明教授写的《Th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我想写两本书。

我想等共产党垮台之后，写一本《海外民运史》，从王炳章时代一直讲到共产党垮台前夜。海外民运作为中国民主化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海外民运的故事是不能被遗忘。当然，这也要看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如果共产党在未来三四十年之内垮台，六四那一批海外民运人士还活着，也就轮不到我去写这本书了。但如果共产党是在八九那批人都死了之后才完蛋，可能我这个民运杂务工反而成为最了解海外民运的活人了。

另一本书，就是写一本类似《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书，书名可以叫《中国异议人士访谈录》，采访一些国内的民运人士，比如谭作人。这可能会在我未来回国的时候做。

霍英东就是靠帮共产党起家的。朝鲜战争期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霍英东就给中共提供支援。他收购到武器和药品后，再亲自开船运输到中国，做二道贩子生意发财，所以霍英东算是帮了共产党大忙。

朝鲜战争发财后，他开始在香港搞地产，最后成为香港主要的地产开发商之一，卖楼花这种销售模式就是他发明的。霍英东在50年代后，几乎就是中共在香港的主要代理人，他也是六七暴动的主要煽动者。

他非常热衷体育，所以非常积极的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各种国际体育组织，他可以说是中国的体育外交主要的前锋。

由于他种种的亲共举动，导致港英政府对他处处刁难。不过他在大陆的仕途却一帆风顺，1988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享受部长级待遇。1993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享受副国级待遇，并且任职到死。

八九民运期间，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撰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立刻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撤销李鹏颁布的违宪戒严令，并且征集到57个人大常委的联署支持，这57个常委中就有霍英东。六四屠杀后，他也同其他19名港澳区人大代表一道谴责镇压，悼念死难者。

香港新华社副社长何铭思在六四后退党，霍英东并没有和何铭思切割，反而聘用他当了基金会的顾问。霍英东生前也曾经长期资助程翔，也并没有因为他们让共产党不高兴就和他们切割。

李柱铭说过，霍家虽然是建制派的一部分，但是霍英东从来没有反对过泛民。

霍英东虽然是亲共的，但是他还是比马云这种奸商强多了。

霍英东之所以亲共，应该和一些老一辈的外籍华人科学家一样，亲共是由于民族情结。他们爱的是中国，而不是共产党。霍英东那辈人出生的时候，中国是积贫积弱的。在他们眼里，中共统治下，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增强，所以他们这种人有时候会给中共站台。但是如果碰到六四这种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这种人也不会无底线的迎合中共。

总之，霍英东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爱的是中国这块土地，而不是中共政权。这种人，也可以说是我们间接的朋友。

P.S. 霍启刚（郭晶晶老公）可能是中共培养的未来特首的人选之一，霍启刚现在就是全国政协委员，未来他即使不是特首，至少也是一个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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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思想家李贽曾经写过一副对联：“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这副对联改一下，形容宋楚瑜很合适：“楚瑜一生唯严谨，每逢大事必糊涂”。

毋庸置疑，宋楚瑜的行政能力是很强的，马英九的能力不够给他提鞋的。如果2000年他当选总统，台湾的经济肯定比今天要好得多。但是宋楚瑜有机关算尽的小聪明，没有隐忍的大智慧。

纵观宋楚瑜的政治生涯，他至少犯了五个错误。

①宋楚瑜在2000年不应该脱党参选，而应该留在国民党。因为当时连战已经许诺，如果宋楚瑜帮助他当选，宋楚瑜就是行政院长。宋楚瑜当年如果留在国民党内，到今天总统早就做完了。不过这个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当年宋楚瑜的名望是很高的，如果没有兴票案的诡计，他是不会落选的。

②宋楚瑜在2000年落选后，他不应该成立亲民党，不应该自立门户。因为2000年国民党败选后，李登辉已经被连战和马英九逼宫而不得不辞掉党主席，李登辉已经垮掉了。宋楚瑜应该立刻回到国民党，而不是自理门户成立亲民党。宋楚瑜如果2000年回到国民党，他以高票落选的余威，绝对是国民党内的新共主，连战是压不住他的，不排除2004年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就是他了。

③宋楚瑜在2004年不应该担任连战的副总统候选人。2000年很多投给宋楚瑜的人，很多都是厌烦李登辉的泛蓝。而连战在2000年是李登辉钦点的接班人，所以宋楚瑜在2000年拿到很多反李的泛蓝票。2000年宋楚瑜得票是460万，连战是290万。一个四百万的人去给一个两百万的人做副手，这完全是对那四百万张选票的背叛。如果宋楚瑜2004年不去和连战合作，而是以亲民党的身份参选，我相信泛蓝老百姓会去弃保掉连战的。

④2005年，宋楚瑜在2005年有机会返回国民党，2005年国民党主席换届之际，如果宋楚瑜重返国民党，那么他就是国民党的第一副主席兼秘书长。当年亲民党有三四十席立委，如果宋楚瑜回到国民党，他完全有机会拍死马英九，2008年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依然可以是宋楚瑜。宋楚瑜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搞“扁宋会”，等于彻底把蓝营出卖了。

⑤2007年，宋楚瑜带着亲民党的四十多席立委，回归国民党，把亲民党彻底泡沫化掉。导致今天亲民党沦为一人政党，区域立委一席都没有，不分区立委现在如果不靠着宋楚瑜选总统来带一下，根本过不了5%的门槛。当然亲民党现在这么惨，也和2005年蓝绿两党修宪，立委减半，把小党完全卡死有关。但是这终究是宋楚瑜自己的政治判断有问题，他还是有一个“恋国民党情结”，所以最后搞得自己非常被动，一手好牌打的非常烂。

陈水扁当年曾经想让宋楚瑜去做行政院长，宋楚瑜没答应，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陈水扁是想用宋楚瑜来当擦屁股纸，宋楚瑜不答应也是正常的。

马英九在八八风灾之后，其实有人给马英九建议让宋楚瑜担任行政院长，但是马英九怕宋楚瑜功高盖主，所以没有接受。如果马英九当年让宋楚瑜做行政院长，台湾会比今天好得多。在太阳花学运之后，马英九如果再去找宋楚瑜接任行政院长，宋楚瑜也不会再去做了。

几年前他做蔡英文的APEC代表，不过就是为了博取媒体版面，让大家不要忘了他，感觉也挺悲伤的。

一个当年的少壮派，野心大，不居于人下，但是被掌权者逼走，虽然自立门户，但是冲来撞去，都头来还是一场空，已经沦为过气人物。

总而言之，宋楚瑜是个悲剧的人物，他的失败，有个人的因素，也有台湾这个时代的因素，更有台湾这种非常独特的政治情况所产生的怪相。

2012年、2016年、2020年宋楚瑜参选总统，就是为了亲民党能够在立法院有一席之地。其实他如果就是为了立法院的席次，宋楚瑜完全可以把自己排在亲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里面，宋楚瑜作为主帅在立委名单里，可能会让亲民党的不分区票更多。

陈水扁是一个好市长，就连郁慕明和李敖都夸赞他市长做得好，可见他市长做的确实非常好。

但是陈水扁不应该做总统。2000年当选总统的人应该是宋楚瑜，而不是他。2000年的陈水扁和民进党，还不具备治国的能力。甚至整个台湾社会，都没有做好政党轮替的准备。

陈水扁是侥幸当选总统的，如果宋楚瑜答应做连战的阁揆，总统不可能是阿扁的。

陈水扁八年，立法院都在国民党和亲民党的手里，所以阿扁的很多政务根本推不动。

民进党当时是山头林立，各派系之间势均力敌。所以陈水扁不得不让每个派系的领袖，都担任一次阁揆，来安抚各派系。陈水扁政府是一年多就换一个行政院长，这也就导致行政院的政务根本无法延续，所以陈水扁总统的政绩完全比不上陈水扁市长。

陈水扁八年没有完成台湾的产业转型，没有给台湾的经济杀出一条新路，更多的吃的都是老本。由于陈水扁和马英九任内没有做到，导致台湾今天在国际产业格局中逐渐被边缘化，靠着半导体等部分产业撑着。陈水扁那八年，是中国经济最好的时候。而且共产党面临北京奥运会，也是共产党最能被民主国家掣肘的时候，也是共产党最不得不展现文明的时候。所以如果陈水扁当时可以借着中国经济的起飞，帮助台湾完成产业转型，那么他就是台湾的大英雄了，可惜他为了安抚独派而没有做。

陈水扁也需要面对来自美丽岛时期政治犯们的挑战，虽然陈水扁在戒严时期也坐过牢，但是他受的迫害比施明德等人要小得多。所以很多美丽岛时期坐苦牢的政治犯，对陈水扁这个总统是不服气的。林义雄就多次靠绝食，完全绑架住了阿扁总统；施明德本来和阿扁就有私仇，2006年就直接和蓝营搞红杉军了；许信良在2002年之后，更是直接投奔连宋阵营了；吕秀莲虽然是陈水扁的副总统，但是陈水扁根本管不住她，她也曾经公开的和陈水扁唱反调，被媒体誉为“深宫怨妇”。

所以陈水扁2000年上台，就是一个蹩脚的总统。2004年他因为三一九枪击案而惊险连任，导致蓝营完全不承认他的合法性。陈水扁从原先一个蹩脚的总统，变成了一个坐着轮椅的总统。

又由于他管不住自己的家人，吴淑珍也是贪得无厌的给他惹来一堆弊案，彻底毁掉了他在中间选民心中的形象。这也引来了2006年的百万红杉军，陈水扁这总统算是彻底废了，政令不出总统府，沦为一个总统府的囚犯。

陈水扁由于弊案缠身，不得不向深绿靠拢，所以搞出一堆“入联公投”、“公投制宪”这些完全没有可行性的事情。目的就是为了团结深绿，保住基本盘。陈水扁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为了骗选票而分裂台湾社会，故意挑起族群矛盾。陈水扁曾经公开的说外省老兵是领了钱去死，这在其他国家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根本没有一个总统的格局。

总而言之，陈水扁八年，是一个很动荡的岁月，错过了很多机会，他真的不适合当总统。如果1998年陈水扁连任市长，2000年宋楚瑜当选总统，台湾会比今天好得多。

P.S. 台湾在很多关键时刻都选错人了。1996年当选立法院长应该是施明德而不是刘松藩，1998年当选台北市长的应该是陈水扁而不是马英九，2000年当选总统的应该是宋楚瑜。

现在美国的大法官是参议院过半数同意就能出任

如果改成2/3参议员同意才能出任

就可以避免极左或者极右的大法官了

大法官就是左右派都可以接受的人出任了

雕像是海外民运和西方人权组织做的，放在加拿大大赦国际总部的门口。

地址是312 Laurier Ave. E, Ottawa, ON K1N 6P6

外界一直在传播习仲勋在反对六四镇压的说法，其实是找不出事实根据的民间故事。近些年来一直被一炒再炒，就被炒成了寄希望于习近平反六四的依据。

六四事件镇压决策的许多内幕，邓小平等人至死都未留下文字或者影音记录，但我们外界仅凭已经得以公开的信息加之合乎逻辑的判断，至少应该相信当时的习仲勋根本没有可能参与党内决策层对学潮处理的讨论，无论习仲勋的内心是拥护镇压还是反对镇压。

当年中共决策层出现的关于反对镇压的声音，主要有两股。一股是张爱萍等七位老将军的声音，以“致戒严部队的公开信”形式公之与众；另一股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中以胡绩伟为代表，副委员长中以彭冲和叶飞（叶飞也是反对镇压的七位老将军之一）为代表，一度企图利用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否决李鹏的戒严令，招致的后果是邓小平下令将计划回国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非常会议的万里软禁在上海。日后万里身边人士的回忆材料中已经有所透露，当时的邓小平通过杨尚昆将万里的专机在上海着陆的命令，传达给空军专机师并立刻转达给执行运送万里任务的机组，包括万里本人在内的所有代表团成员都是在回国的专机起飞之后，才被专机组长传达了不飞北京，在上海着陆的“军委命令”。万里事实上是被邓小平和杨尚昆下令用空军专机劫持到上海交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手上的。

至此，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中的民主健康力量，意欲利用法治的力量左右政局的努力宣告失败，而这个努力的过程自始至终都没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的参与。有案可查的到是六四镇压过后，和万里一起用慰问戒严部队的活动，来向邓小平表示屈服的同时，习仲勋也以第一副委员长身份率领其他十几位副委员长在慰问戒严部队的现场高调露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习仲勋当时率领的那十几位参与慰问戒严部队的副委员长中，也包括了在戒严前夜还公开表示支持学生的那几个民主党派的党魁，但在叶飞却没有跟随习仲勋露面。

当然，此时的习仲勋和万里一样，已经完全是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在慰问戒严部队的场合露面，并不代表着他们内心已经支持邓小平的镇压决策。但是在镇压之前，习仲勋在自己有资格能有所作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里面，并没有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包括《李鹏六四日记》披露给外界的相关内容，也证明当时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向中共中央递交，通知万里提前结束访问回国，并且由万里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动议的人不是时任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而是排名在他习仲勋之后的副委员长彭冲。六四镇压之后，彭冲因此而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呈递了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内部宣读过的书面检查。而当时由彭冲主持全国人大党组会议的事实，似乎也能够证明当时的习仲勋确实已经因病不能理政。

至于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外的渠道表达对邓小平镇压决策的不满，对当时的习仲勋来说几乎没有可能。从一九八七年赵紫阳正式当选总书记的十三届一中全会开始，习仲勋先是在党内党外都没有任何职务，直到次年三月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四、五个月时间里，他的全部政务活动就是被邀请列席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在习仲勋网上纪念馆里是有年谱内容可以证明的。而到六四镇压前夜，本来就已经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所作所为愤怒到了极点的邓小平，怎么可能会听取在政治局和书记处内都已经没有位置的，区区一个人大副委员长的意见？当时的宋时轮和张爱萍老将军都是中顾委常委，按照当时的内部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是和党内一线岗位的政治局委员同等待遇的，但即使如此，张爱萍、宋时轮等人也还是苦于其“真正的爱党爱军之情”无法上达，情急之下才采取了公开信的形式表达“人民军队绝不能向人民开枪”的紧急呼吁。

由此可见，习仲勋反对六四镇压找不到任何事实证据。而最早传播这则故事的人士，很可能是在基于对习仲勋早在一九八五年十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趁自己还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内有发言权的时候，鲜明反对过对学潮，并且采取强硬措施的事实基础上主观判断，他在六四镇压的决策过程中肯定会投邓小平的反对票，殊不知1989年习仲勋除了已经没有了就党内决策发表意见的资格和权利而外，自己对前台政治的兴趣也和自己的健康状况一样严重退化了。

（有改动）

作者是高新。高新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目前居住在美国，潜心研究中国政治。

看了这个题目，有的同志可能提出疑问：“你这个提法有根据吗？”回答：有根据，有大量史料为据。这是历史，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请先看胡乔木为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写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

今天是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斐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美国的独立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不但代表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国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国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家的集团相对立，这样，领导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不但完成了民族任务，同时也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任务，而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了，同样，杰斐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最高度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美国的独立不是唾手可得，是在八年的对外战争与更长期的对内斗争中完成的。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斐逊和杰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在他们的斗争中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美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的新时期”，而在实际上，他与马克思所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军官，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这些顽固分子竟然暗杀了他……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摘自《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0—133页）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毛主席8月底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主席提出问题，甘贝尔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主席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四大自由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8页）

以上史料说明：当时身为毛主席政治秘书的胡乔木写的社论完全符合当时毛主席的思想，是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阐发。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多篇文章，赞颂美国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该报发表的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1944年7月4日，该报又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这篇社论的内容与《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完全相同。可见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发的统稿。

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该文赞扬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权利法案》的倡导者，“以对人民的无比的信心与坚决的态度，在这新世界上的新国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社论指出，“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公正势力所侵犯和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可是在今天还有人想用丑恶卑劣的方法来钳制人民的自由，剥夺人民的权利”，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这篇文章不只是从制度方面来论证民主，而且从普世价值观方面来申明“人有天赋的人权”，“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就更加珍贵了。

更值得指出的是：1946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该文大力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援蒋政府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社论强烈要求美国撤走驻华美军。但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篇文章一开头仍然肯定美国的《独立宣言》指出的“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幸福的崇高思想”，肯定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的林肯。社论号召美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发扬《独立宣言》的精神，改变美国现行的政策。并且坚定相信，在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不只是通过《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媒体发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声音，而且亲自出马，多次和美国人赫尔利、谢伟思讨论民主。

1944年夏，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政府希望战后的中国，仍由蒋政府统治，但要他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美国总统派前陆军部长赫尔利少将于9月来华。在重庆时，赫尔利向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表示访问延安的意愿，然后于11月到延安，和毛泽东等多次商谈。赫尔利曾提出一个关于国共合作的草案，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满意，经过反复磋商，由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由赫尔利代表美国总统签字，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签字。该协定有五条，其中第一、二、四、五几条主旨为国共和抗日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组成联合国民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共同努力，以迅速打败日本侵略者。

这五点协定由赫尔利带回重庆后，为蒋政府否决，未能施行，中共曾因此谴责赫尔利不守信义。虽然如此，这个协定的第三条，充分反映出毛主席当时对未来民主的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理念。如下：

“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91页）

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兼任蒋介石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要求华莱士向蒋介石交涉，蒋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委任当时号称“中国通”的美驻华大使馆二秘谢伟思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延安住近三个月，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

在交谈中，毛主席表示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也谈到对美国的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主席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谢伟思说：“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毛主席说：“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谢伟思及时地详尽地把毛主席的这类谈话内容向美国当局报告，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建议美国支援中国抗日的武器，也应公平地分配一部分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由于这些报告和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时，谢伟思受到迫害）。后来有人把谢伟思的报告翻译成中文，其中关于毛主席谈美国民主的部分，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的《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发表。

抗日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历史已成为中外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曾经和谢伟思、鲍大可、奥克森伯格等“中国通”以及史迪威后人有密切交往的金先宏先生写了一本题为《影响白宫对华决策的“中国通”—— 一位前外交官的采访手记》的书，于2003年1月在时事出版社出版。书中有关毛泽东与谢伟思谈话部分，引用了胡乔木写的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社论中的名句：“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作者金先宏先生据此说明：“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美国的期望及对中美合作的憧憬不仅是形势的需要，也是长期的战略思考。”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所发表的赞颂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的大量文章，其实也是对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的宣传和阐发。这种宣传对大后方如昆明、成都、重庆各地的民主运动起过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取得了最高领导的地位，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他大权独揽，发动了多次的政治运动，在经济上违反了他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巨著中反复强调的允许包括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政治上，他违反了当年主张并积极宣传的民主自由的思想，造成千百万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连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都被整死。当年许多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争取民主自由奋力拼搏，但建国后却被残酷迫害，许多人被摧残致死。

有人为毛泽东辩护，说他在抗战时期宣传美国的民主自由，只是为争取美援的一时策略。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是打仗，兵不厌诈，声东击西，设置疑阵，以迷惑敌人，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这是可以的，无可非议的；因此而打了胜仗的部队还应得到表扬。但这只限于战时对付敌人，而不应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上。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1980年6月，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同年8月，邓小平又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来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72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主要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国社会今天仍存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日益严重等重大问题。在抗战期间，毛主席曾大力倡导民主自由，但他在全国执政以后，就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现在我们应该重申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把我国建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民富国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作者为李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现已离休）

如题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美国的民主制度成为很多新兴民主国家效仿的对象。

但实际上，美式民主有很多漏洞，甚至在很多层面上都是大毒草，新兴民主国家如果学习美国，决定学一个死一个。

①联邦制是大毒草

联邦制是很垃圾的政治制度。省和中央的关系不清不楚，真出大事情，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相互推诿。尤其是在美国，美国在很多事情上，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都是不清不楚的。以至于联邦政府需要成立十几个职权时常重叠的执法机构，来弥补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真空。

如果中国是联邦制，北京的会计师不能去和河北工作，上海的律师不能去浙江工作，很多职业一辈子只能被栓死在一个省。

联邦制由于各省法律不同，像中国这种大案要案异地审判也不可能了。如果州长贪污，只能在本州审理。但由于州长在当地关系复杂，完全是地头蛇的存在，审判也不可能公平公正。

而且联邦制根本做不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如果中国是联邦制，汶川地震后，各省根本不会去救，只能让四川人自生自灭。美国这次防疫一塌糊涂，就是联邦制的结果，州和联邦互相推诿，牺牲的就是人民的性命。

要不就是各省独立，要不就是全国统一。这恶心的就是这种联邦制，不伦不类。

②总统制是大毒草。

美国是第一个使用总统制的国家。美国的总统和国会是分开选的，总统不能解散国会。所以当总统和国会不同党的时候，就会出现政府停摆。

由于美国是总统制，而且人民直接选总统看起来很爽。所以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都是学习的美国的总统制。但事实证明，全世界所有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除美国之外，几乎都是无政府或者独裁者。

如下是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各位可以看一看，除美国之外，政局都不稳定：

议会制是选“how”，总统制是选“who”。议会制是选治国理念，总统制是选谁来治国。我们都知道，理念不会变，但人会变得。所以这就是总统制靠不住的原因。

③陪审团制度是大毒草

陪审团制度是违反人性的。人都是自私的，普通人不是雷锋，对别人的案子不管兴趣。

陪审制最大的硬伤，就是认为普通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心，普通人会对别人的案子尽心尽力。

但实际上，绝大部分普通人对别人的案子毫无兴趣。人们之所以当陪审员，都是因为当陪审员是公民义务而不得不去。在谷歌上搜索一下，就能查到无数的帖子询问如何合法的拒绝当陪审员。绝大部分人当陪审员都是糊弄事，都是对付一下就行了。

投票权和当陪审员是不一样的。选举权是权利，选举权不是义务，不去投票也没有惩罚。但是当陪审员是义务，如果拒绝当陪审员会被惩罚的。不关心政治的人可以不去投票，但是不关心案件的人也不得不去当陪审员。选举是处理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假设我是一个美国人，川普还是拜登当总统是影响我的未来的。但是陪审员处理别人的案子，别人的案子是否结果正义与我无关。

陪审团制度更类似于一个法官忽悠12个陪审员，给法官的错误判决找12个人背黑锅。

陪审团给出来的判决，其实也几乎不会超过法官的预期。况且陪审制导致司法效率极其低下，导致一些命案最后不得不控辩交易（Plea bargain）而草草结案，比如几年前的中国留学生章莹颖命案。

苏格拉底就是被投票投死的，所以司法这种东西，就应该让专业的法律人来做，平民尽量不要掺和。

④持枪权是大毒草

很多公知和反贼，都一直在鼓吹，持枪权可以反抗暴政，可以保卫民主。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就是鬼扯淡。

美国的民主和持枪权没有任何关系，全世界有很多民主国家的人民没有持枪权，但是那些国家的民主程度绝对不输给美国。

美国的持枪权只是在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有一个装备精良的民兵队伍对一个自由州很重要。其实宪法修正案的意思是说用民兵队伍来保障州的权利，根本就不是保障民权。

所以枪支反抗暴政是胡说八道。如果枪支就能反抗政府的迫害，那么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的反战学生为什么不拿枪射杀俄亥俄州州长？1930年抚恤金的老兵，为什么不拿枪射杀胡佛总统？

反而美国的持枪权只会导致治安变得更差，枪支都是人民之间互相射，根本起不到维护民主的作用，反而给警察暴力找到了借口。

美国黑人人权的进步，也是靠政治间的博弈谈判出来的，而不是靠黑豹党拿着枪在大街上打砸抢得来的。

美国人之所以需要持枪，是因为美国的警察没有保护平民安全的义务，所以美国人不得不用枪支保卫自己。

很多反贼说：平民的持枪权对政权有威吓作用，这其实是完全荒谬的。如果示威者用枪来打警察或者士兵，统治者正好有理由，动用坦克、战机去镇压，把所有示威者都杀光。

如果八九民运发生在美国，美国总统根本不需要戒严，然后动用军队。直接派几个特务混进游行队伍，然后让那几个特务向国民警卫队和警察放两枪。然后国民警卫队和警察就可以拿着机枪向人群扫射了。未来上法庭之后，完全可以把责任推给基层的士兵，士兵们就可以说“有人向我们开枪，我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所以我们必须开枪自卫”。这种说辞，绝对会被判无罪。

这种事情美国政府干的多了。肯特州立大学屠杀，军队之所以开枪，理由就是听到学生那里有枪声，所以士兵为了自卫开始对学生扫射，最后杀了四个人。事后外界才知道，当时在学生堆中开枪的学生，是FBI的一个特务。

再比如并不出名的奥兰治堡屠杀，当时是美国警察向黑人示威学生扫射。警察的理由也是从学生堆里面听到枪声，最后警察统统无罪，被警察打死的三个黑人也算白死了。

美国现在每年有一千多人被警察打死，但杀人的警察几乎都无罪，警察的理由就是由于人人有枪，所以警察不把人打死，警察下一秒之内就可能被人打死。警察为了自保，所以开枪无罪。这其中，不知道有多少是警察的故意谋杀了。所以在美国，像中国打城管的小贩，估计早就被警察突突了。

当然我可以理解美国为什么有持枪权。因为美国早期西进运动的时候，白人可能会被野兽或者印第安人袭击，当时又没有警察，所以只能靠枪支自卫。

美国枪支暴力的事情无法解决，毕竟3亿支枪在民间，也不可能收回去了。

但中国并没有这种国情，所以中国以后绝对不能开放持枪权。持枪权就是大毒草，就是潘多拉的盒子。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美式民主的失败和短处，即使我们未来中国民主制度最好的借鉴。我们可以从美国那里学到很多很多。

美国总统是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最多当八年。

总统在第一个四年任期内没有太多的时间做事情。第一年要熟悉政务、要对前任的政策进行取捨，第二年还要跑中期选举，最后一年要拼连任，所以总统第一个四年任期也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可以认真处理国政。

如果成功连任，下一个四年还要面临一次中期选举。所以八年总统下来，实际能踏实做的事也只有五年多的时间。然而五年的时间，对于一个有宏大目标的总统是完全不够的。

取消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可能是更好的，连选得连任。议会制的总理就没有连任次数的限制，撒切尔、老特鲁多、默克尔、孟席斯都当了十几年总理。美国的罗斯福也当了十几年总统，当得非常好。

而且美国的总统在第二任，普遍比第一任更混更松懈。因为第一任有连任压力，第二任就没有了。但如果没有连任次数的限制，总统就一直有连任压力，逼迫总统必须一直认真做事。

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没有连任次数的限制，美国有很多当了二三十年的议员。既然议员没有任期限制，总统也没必要必须有任期限制。

即使取消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现任总统如果不是非常出色，也几乎不可能做第三任。小布什即使2008年继续选，还是会输给奥巴马。马英九如果2016年继续选，还是会输给蔡英文。但如果是里根，他在1989年就可以连任当第三届。

但若取消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就一定要让人民有直接罢免总统的权利，防止出现独裁者。

各位朋友怎么看这件事情？

英美都有很多连任数十年的议员，为什么会有选民会几十年都把票投给同一个人？几十年都被一个人代表，不烦吗？

举几个例子：

美国民主党的约翰·丁格尔，担任60年的密西根州的联邦众议员。

美国民主党的罗伯特·伯德，担任58年的西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

美国民主党的丹尼尔·井上，担任53年的夏威夷州联邦参议员。

一个议员当二十年以上就已经很长了，无法想象为什么会有连任五十多年的议员？

尤其是这些议员还是同一个选区的，这个选区的老百姓祖孙三代投给同一个人？

选区的选民是什么心理？

台湾民主化以后，担任二十年以上的立法委员很少很少。

任期超过三十年的立法委员，好像只有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和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

请教一个政治学、哲学问题：

民主的屠杀是正义的吗？

举个例子：

A国和B国有世仇，A国拥有核武。

A国人民用公投的方式，决定给B国投掷一百枚核弹。

然后B国人就被A国的核弹杀光了。

请问A国对B国的群体屠杀，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

很多情况下，总统和副总统的理念是不一样的，总统候选人挑选副总统是为了互补。

最明显的就是肯尼迪，肯尼迪的副总统约翰逊其实和他完全不是一路人。肯尼迪选约翰逊主要是为了安抚民主党内的其他派系。

今天台湾的副总统赖清德也是一个例子。赖清德和蔡英文在民进党总统初选可是竞争对手，完全就是两路人。结果他现在是蔡英文的副总统。如果蔡英文死了，赖清德就要接班。

所以我认为，副总统不应该接任总统。各国都应该废除副总统，如果总统死了，由国会议长或者第一部长代理总统。然后再三个月之内选出新总统，新总统的任期也是四年。

我在很多帖子中阐述过，议会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中国以后要实行议会制。 但中国实行议会制，有一些问题我没有想好要怎么办？

①虚位总统产生方式的问题。

中国由于没有皇帝，不能像日本、英国一样让君主当虚位元首，所以只能选一个无实权的总统。

议会制的虚位总统，有两种产生方式，一种是全民直选总统（比如爱尔兰），另一种是议会选出总统（比如德国）。

总统既然是没有实权的，总统也没必要全民直选了。全民直选橡皮图章式的总统是劳民伤财的事情。而且如果全民直选虚位总统，直选的总统绝对会挑战非直选的总理，这就会伤害到议会制的“实权在内阁”的精髓。捷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捷克是议会制，捷克建国之初的宪法规定总统是议会选出来的。但在2013年，捷克修改宪法，把总统改成公民直选了。2013年之后的捷克总统开始试图挑战总理。总统直选之后，捷克已经被很多学者认为开始向半总统制演变了。所以中国实行议会制，虚位总统必须不能是直选的，而是议会选出来的。

如果是国会选出产生总统，那么总统的任期就必须和国会一致才符合逻辑。但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是有权力解散国会的人。当总统解散国会的时候，就仿佛是在解散自己的合法性，这就很荒谬了。当总统解散国会之后，新的国会选出来之后，那么新民意的国会就要搭配一个旧民意的总统，感觉非常诡异。

德国总统是国会议员和省议员选出来的，但德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制的省议会有很大的自主权，所以由省议会和国会选出总统没有太大的问题。印度也是联邦制的，印度总统也是国会和省议会选出来的。但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如果和德国一样，让省议会和国会在选总统的时候有同样的权重，感觉并不妥当。如果省议会有权力选总统，那么为什么市议会没有选总统的权力？为什么省议会要有和国会一样大的权力？这不太妥当了。

全世界的单一制国家的议会制的虚位总统中，大部分都是人民直选的。虽然也有几个国家的总统是国会选出，正如我上面所写的，总统解散国会感觉在解散自己的合法性，给人感觉怪怪的。总统的任期不会跟着国会走，如果出现新国会和旧总统搭配，这就诡异了。

所以中国如果实行议会制，总统如何选出来是一个我没有想好的问题。

除非改变中国的国体，把中国从单一制改成联邦制，这样的话就可以和德国一样，让国会和省议会选总统。

我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但我也算是一个老网民了，也就泛泛的谈一谈。

论坛管理的模式，要不是民主，要不就是君主。千万不要搞像新品葱的，那种管理权按照声望划分的制度。

君主的意思是，站长来管理，或者站长委托亲信用户来管理。站长作为网站的主人，一人掌权，没有问题。

民主的意思是，用户票选管理员，管理员有民意基础，有民意也就有权力合法性。

千万不搞像新品葱一样，靠不透明的声望积分制度来产生管理员。

新品葱的制度和今天中共的制度一样，既不是君主，也不是民主。不是家天下，也不是民天下，整个就是四不像。

如果站长没有精力进行前台管理，那我建议就票选管理员。

管理员的数量是总用户数除以三十。假设我们一共有300个用户，那么就有10个管理员。

选举管理员也很简单，实行复数选区制，把整个2047看成一个大选区。把管理员候选人的列一个名单，名单中得票数最高的几位当选。假设我们需要选出10位管理员，那么管理员候选人名单中，得票数最高的前10个人当选。

管理员们组成管理委员会，管理员中得票数第一高的人当委员会主席，站长当永远的名誉主席，站长可以保留一票否决权。

不需要设立法庭了。如果管理员的某次判罚，被处罚者不服气可以向管理员委员会上诉，管理员委员会再集体开会复议一下。

各位觉得我的设计有道理吗？

谢谢

讲述的是李登辉的故事，而且大胆推测2004年三一九枪击案是李登辉谋划的。

台湾是华人世界唯一的民主政体，是亚洲民主自由的灯塔，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多值得中国人参考和醒思的地方。

①台湾这种半总统制是不稳定的制度。半总统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总统和国会不属于同一个政党的时候，就会出大麻烦。

半总统制下的总理的人事权，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总统任命总理，不需要国会同意（比如台湾）；另一种情况是，总统任命总理，需要国会同意（比如法国）。

如果总统任命总理需要国会同意，那么总统只能让一个反对党的人来做自己的总理。当总统和总理不同党的时候，总统和总理之间绝对会内斗内耗，什么政务都推不动了。总统最终如果受不了了，只能解散国会、重新大选。

如果总统任命总理不需要国会同意，那么就会出现今天台湾的这种状况。行政院长（总理）沦为总统在立法委员（国会议员）和民意面前的挡箭牌。总统做错任何事情，都让行政院长来背黑锅，就会导致台湾的行政院长平均任期都不到两年，政策根本无法稳定的延续。台湾是让一个没有拍板权的行政院长，每天面对立法委员的盘问，真的掌握实权的总统却躲在幕后。行政院长有责无权，总统有权无责。整个国家乌烟瘴气。而且如果总统和国会不同党，总统想立的任何法案，立法委员们绝对否决，行政权和立法权就会无休止的碰撞下去，整个国家内斗内耗。中国民主化以后，不要实行半总统制。

议会制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在总统制和半总统制，如果当国会和总统不同党的时候，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总统制还会出现政府停摆）。只有议会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台湾如果实行的是议会制，很多宪政体制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②二轮选举制度非常重要，必须保证当选者拥有过半的多数民意，总统、议员、省长、市长的选举都应该是两轮选举制。这一点应该和法国学习。如果没有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得到过半票数，则第一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可以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较多的候选人则当选为总统。陈水扁2000年在蓝营的连战和宋楚瑜分裂的情况下，以39%的得票率就当选总统了。如果当时台湾是两轮选举制，陈水扁和宋楚瑜就会进入第二轮投票，连战的支持者肯定会转投宋楚瑜，就没有陈水扁总统了。

③国会议员要设立连任次数的限制。避免出现王金平、柯建铭这种三十年的老议员。议会制有一堆连任几十年的老议员，丘吉尔就当了六十五年的下议院议员。可以把国会议员的任期设立成连任不得超过五届，每届任期最长五年，一个议员最多只能做二十五年。

④不要试图做所谓的“全民总统”或者“全民总理”，民选的国家领导人只要讨好自己的选民就可以了。马英九就是为了当全民总统，经常和绿营妥协，最后里外不是人。一个社会，永远会有人毫无理由的反对你，不管你对他们多么好，他们也不会投给你一票。所以不要试图做“大联合政府”之类的所谓的“落实和解”，落实政党政治才是正路，执政的内阁就要用本党同志做部长。

⑤不要让公民直选行政首长。韩国瑜在一年之内高票当选，然后又被高票罢免，浪费好几亿新台币做选举和罢免，是在是效率低下，浪费税金。省长应该由省议会选出，市长由市议会选出，县长由县议会选出，公民无权直选行政首长。如果现任市长做的差，市议会就可以罢免现任市长，然后市议会选出新市长，这样就可以避免无意义的选举和罢免。

⑥反对党的第一任总统或者总理一定要照顾好这些民主前辈，为民主牺牲很大的前辈，一定要给人家一个实权官位，不要出现陈水扁和施明德那样，陈水扁害施明德做不上立法院长，施明德就联合蓝营发起红杉军倒扁来报复。如果当时陈水扁让施明德做行政院长，施明德也就会出来倒扁了，陈水扁政府也不至于在2006年以后摇摇欲坠。

⑦要避免“政治世袭化”。太多的政治家族对于民主的发展是不利的。避免政治的世袭化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当官的父母都希望给子女留下政治遗产。在法律上绝对不能明文禁止官二代参选议员的，因为这是反人权的。防止政治世袭化的唯一可行做法，就是在主流政党的党内通过条款，不优先提名官二代的候选人，而且这么做也可以保证政党的年轻化和亲民化，不会出现连胜文这种低能的官二代。

党内的条款可以是：

党内竞选公职的提名选举，如果候选人的父母或者配偶的父母曾经担任其竞逐之公职，或者其竞选之公职层次至上级或者下级的职务，其民调结果直接减除10%。

比如我想要让该党提名我选省议员，但是我的父母或者岳父母曾经担任省议员、市议员或者国会议员，那么我的党内的民调就直接减除10%，多给平民子弟留机会。

人的三观大概是20岁左右形成的。 习李这代领导人是五零后，五零后二十多岁的时候，正好是文革最狂热的时期。 习李这代人，文革的烙印太深，所以对宪政民主没有期待。

习近平是2012年上台的，两届十年，换届就是2022年。习李是五零后，下一届领导人就是六零后。 六零后三观形成的年代，正好是胡赵执政的八十年代，是中国最开放的事情。六零后的政治局常委们，甚至还有人当年参与过八九民运。 结果习近平2018年修宪后，彻底让打碎了我幻想出来的明君梦。

很多国内的朋友给我说过如下类似的言论：

“民主的选票是人人都有，人人都有等于没有。打个比方，如果就你会飞，别人不会飞，你是超人。但如果人人都会飞，会飞也就是不算超能力了。当每个人都有投票权的时候，其实投票权也完全不重要了。

至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反正十四亿中国人都没有，又不只是你没有。你没有也不吃亏啊。

况且中共的制度和帝制是不一样的，帝制是平民永远不可能当皇帝。但中共的制度下，平民理论上也当国家主席。只不过美国的总统是竞选和权斗上台，中国的主席是完全靠权斗上台。

作为一个普通人，其实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生活没什么本质的差别。反正一个平民中产在民主社会选上议员也是非常难的。

至于民运领袖不过就是想当中国的曼德拉，想推翻共产党之后自己当总统，本质上和刘邦也没什么区别。而且即使民主化成功了，也是那些民运领袖当总统，你一个平民跟他们走最后也分不到好处的。

所以我们不造反，更不会追求民主。”

既然已经反华了，既然已经认为中国永远都是屎坑了。那何必还要关注中国的事情呢？

直接去做一个不说中文、不吃中餐、不和任何中国人打交道的美国人不就好了？

既然已经认定中国永远是屎坑了，何必要时不时的还要闻一闻屎坑（中国）的臭味呢？

各位如何看待这种人，他们是什么心理？

給兩位講兩個值得回味的故事。

愛德加·史諾是美國知名的左派作家，中共還在延安時期，就曾經參訪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美國記者。他寫過一本書叫《紅星照耀中國》，是第一本把中共介紹給西方人的書。斯諾也因此成為中共建政後，在中國是鼎鼎大名的"國際友人"。斯諾在麥卡錫時代還曾經因為和中共勾勾搭搭的關係，而被CIA整治過，他也因此離開了美國。斯諾去世於1972年，由於斯諾和共產黨的親密關係，所以斯諾死後被安葬在中共的“皇陵”——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斯諾去世後，斯諾的遺孀依然經常訪問中國，中共對她也是非常禮遇，鄧小平、趙紫陽等人都曾經接見過她。六四屠殺之後，斯諾遺孀非常震驚，她無法相信自己和先生支持了半輩子的共產黨會屠殺學生。九十年代，她曾經多次寫信給江澤民和朱鎔基，要求他們能夠平反六四，也因此導致江澤民的不滿。2000年，她去中國給丈夫掃墓，但她同時打算和六四難屬丁子霖見面（丁子霖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她的兒子1989年6月3日晚上被軍隊槍殺在木樨地）。中共堅決不同意，並且派出二三十個便衣跟蹤她，想盡一切辦法阻礙斯諾夫人和丁子霖見面。斯諾夫人非常氣憤，她直接給便衣警察說，如果再繼續阻礙她會見丁子霖，她就直接把斯諾的骨灰從中國帶走。後來她們終於在便衣警察的錄音錄像的情況下，以兩個母親的身份，進行了短暫的會面。聽說此事之後，憤怒的江澤民把公安部長、國安部長叫到中南海去痛罵一頓。從此之後，斯諾夫人再也拿不到中國簽證了，中共也再也不提斯諾夫人了。現在斯諾在八寶山的墓地每年由六四難屬代表斯諾夫人來掃墓。

王楠生前是北京地壇二中的學生，1989年6月4日凌晨被軍隊射殺在南池子。王楠的母親叫張先玲，張先玲的妹夫是時任國臺辦主任丁關根。丁關根在王楠剛去世的時候，還流淚表示很傷心，但是他很快和張先玲切割，並且公開的支持六四屠殺，以至於後來兩家人幾乎斷了聯繫。丁關根在六四後官運亨通，後來官至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長。

政治是短暫的，但是人性才是永恆的。有的人选择了利益，也有的人選擇了尊嚴。

如題

小二如果没有出现，就无法证明本论坛是安全的。所以我会暂时退出2049，直到小二出现后再回来。

各省独立建国需要死人的。刘仲敬就曾经说过，完成所谓的诸夏，死三亿人都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为了完成姨粉们的理想世界，需要死三亿中国人，那还是让共产党继续统治中国吧。最起码共产党不会杀掉3亿人。 民主转型是要死人的。但如果需要死上千万人，那还是算了吧。习近平再怎么杀人，也不会杀掉几千万。

中国宪法规定，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人大不仅制定法律，同时也解释法律。

人大根本不能实行多党制。因为如果是多党制，执政党可以仗着人大的多数席位，通过解释法律的方式，直接把反对党打成违宪组织，然后依法取缔反对党。

在民主国家，解释宪法是最高法院的权力，政府、国会和法院之间可以互相制衡。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自洽的体系，人大是寡头，没有机构可以制衡人大。人大是球员＋裁判，是民主国家的国会＋最高法院。

人大制度是不能实行多党制的，没有多党制就是没有民主。

说实话，我一直认为，品葱人现在消耗太多的精力在站务上。

甚至一些高声望用户，在品葱上的大部分精力都是站务扯皮，而不是讨论政治问题。

人们上论坛应该是来讨论问题来的，不是玩站务政治斗争的。

但现在，似乎很多人来品葱，更多的是来这个网络虚拟世界里面搞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