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一直在传播习仲勋在反对六四镇压的说法，其实是找不出事实根据的民间故事。近些年来一直被一炒再炒，就被炒成了寄希望于习近平反六四的依据。
六四事件镇压决策的许多内幕，邓小平等人至死都未留下文字或者影音记录，但我们外界仅凭已经得以公开的信息加之合乎逻辑的判断，至少应该相信当时的习仲勋根本没有可能参与党内决策层对学潮处理的讨论，无论习仲勋的内心是拥护镇压还是反对镇压。
当年中共决策层出现的关于反对镇压的声音，主要有两股。一股是张爱萍等七位老将军的声音，以“致戒严部队的公开信”形式公之与众；另一股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中以胡绩伟为代表，副委员长中以彭冲和叶飞（叶飞也是反对镇压的七位老将军之一）为代表，一度企图利用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否决李鹏的戒严令，招致的后果是邓小平下令将计划回国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非常会议的万里软禁在上海。日后万里身边人士的回忆材料中已经有所透露，当时的邓小平通过杨尚昆将万里的专机在上海着陆的命令，传达给空军专机师并立刻转达给执行运送万里任务的机组，包括万里本人在内的所有代表团成员都是在回国的专机起飞之后，才被专机组长传达了不飞北京，在上海着陆的“军委命令”。万里事实上是被邓小平和杨尚昆下令用空军专机劫持到上海交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手上的。
至此，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中的民主健康力量，意欲利用法治的力量左右政局的努力宣告失败，而这个努力的过程自始至终都没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的参与。有案可查的到是六四镇压过后，和万里一起用慰问戒严部队的活动，来向邓小平表示屈服的同时，习仲勋也以第一副委员长身份率领其他十几位副委员长在慰问戒严部队的现场高调露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习仲勋当时率领的那十几位参与慰问戒严部队的副委员长中，也包括了在戒严前夜还公开表示支持学生的那几个民主党派的党魁，但在叶飞却没有跟随习仲勋露面。
当然，此时的习仲勋和万里一样，已经完全是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在慰问戒严部队的场合露面，并不代表着他们内心已经支持邓小平的镇压决策。但是在镇压之前，习仲勋在自己有资格能有所作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里面，并没有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包括《李鹏六四日记》披露给外界的相关内容，也证明当时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向中共中央递交，通知万里提前结束访问回国，并且由万里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动议的人不是时任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而是排名在他习仲勋之后的副委员长彭冲。六四镇压之后，彭冲因此而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呈递了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内部宣读过的书面检查。而当时由彭冲主持全国人大党组会议的事实，似乎也能够证明当时的习仲勋确实已经因病不能理政。
至于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外的渠道表达对邓小平镇压决策的不满，对当时的习仲勋来说几乎没有可能。从一九八七年赵紫阳正式当选总书记的十三届一中全会开始，习仲勋先是在党内党外都没有任何职务，直到次年三月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四、五个月时间里，他的全部政务活动就是被邀请列席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在习仲勋网上纪念馆里是有年谱内容可以证明的。而到六四镇压前夜，本来就已经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所作所为愤怒到了极点的邓小平，怎么可能会听取在政治局和书记处内都已经没有位置的，区区一个人大副委员长的意见？当时的宋时轮和张爱萍老将军都是中顾委常委，按照当时的内部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是和党内一线岗位的政治局委员同等待遇的，但即使如此，张爱萍、宋时轮等人也还是苦于其“真正的爱党爱军之情”无法上达，情急之下才采取了公开信的形式表达“人民军队绝不能向人民开枪”的紧急呼吁。
由此可见，习仲勋反对六四镇压找不到任何事实证据。而最早传播这则故事的人士，很可能是在基于对习仲勋早在一九八五年十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趁自己还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内有发言权的时候，鲜明反对过对学潮，并且采取强硬措施的事实基础上主观判断，他在六四镇压的决策过程中肯定会投邓小平的反对票，殊不知1989年习仲勋除了已经没有了就党内决策发表意见的资格和权利而外，自己对前台政治的兴趣也和自己的健康状况一样严重退化了。
（有改动）
作者是高新。高新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目前居住在美国，潜心研究中国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