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邦国是毛泽东死后唯一连任的人大委员长，由于胡锦涛是弱主，吴邦国是上海帮的，所以他是实权很大的委员长。
人大委员长的实权可大可小，强势的委员站完全可能压制总理甚至牵制总书记。但是由于人大是橡皮图章，所以人大委员长能做实事的空间远不如总理。人大委员长地位很崇高，毕竟宪法是规定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历任委员长除了万里之外，其他的人都是政治局常委。各派都要争人大委员长这个职务，除了总书记、总理，常委里面也就是人大委员长还有点权。由于各派斗争间的妥协和制衡，导致委员长担任者很难连任。（扯远了，谈回吴邦国）
吴邦国是接替的朱镕基当的上海市委书记，我不是上海人，不好说市委书记干的怎么样。不过看网上民调，评价似乎也不高，比陈良宇、朱镕基差多了。后来他补选成为李鹏内阁的副总理，然后在朱镕基内阁继续当副总理，当时温家宝也是朱内阁的副总理，但是排名在吴邦国之后。
温家宝这个总理之位应该也是邓小平定的，只不过是没有像胡锦涛当总书记那样公开的宣誓。但由于吴邦国当副总理的排名在温家宝之前，所以吴邦国是政治局的第二常委，温家宝是第三常委。
吴邦国之前的委员长，在党内都有元老级别的地位，只有吴邦国是普通的技术官僚，他刚当上委员长的时候，德国之声就说“新任委员长不是政治强人”。
吴邦国是保守有于，开创不足的人物，完全没有任何进步的开明思想。吴邦国当委员长之后，做了很多自废武功的事情。比如他把黄菊和他在上海摸索出的由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总方针带到人大的工作中。这就导致人大成为与政府、政协、工青妇组织并列的被协调方，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属性被大打折扣。
吴邦国当委员长之后，他的第一副委员长王兆国就把蔡定剑教授赶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就是因为蔡定剑写过《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系统批判了阻挠推行普选的“公民素质论”，引来王兆国一番教训：“吃体制的饭，不能说反体制的话。”结果硬是敲掉了蔡定剑的副局级金饭碗，而且还不许他回到北大。
随后，吴邦国搞了一系列保守措施。人大的评议制度、个案检查、司法检查、代表走访选民几乎被废弃。人大信访划归政府统一的“大信访”体制。在任上公布的《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里，监督权只给了人大常委会，人大和普通代表并未被授权监督政府。地方民主创新实验全面萎缩和中断，例如“海选”和“民主恳谈”等。所以，面对中国民众呼唤更多民主时，人大不是缺位(例如乌坎事件)，就是充当杀手。例如，在2011年“独立候选人”现象产生后，全国人大法工委首先断定，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在港人争取普选时，人大法工委就到香港宣读反对普选的指示。
当温家宝在谈论“政改不成功，文革悲剧会重演”的进步言论时，吴邦国就开始秀下限似的人大会议上阐述“五不搞”理论。五不搞理论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简直是土掉渣了。
吴邦国是闷声发大财的官僚政客，和温家宝形成鲜明的对比。至少温家宝还把自己伪装成改革派，吴邦国却直接赤裸裸秀下限。杜光还因此写了一本叫《回归民主：和吴邦国委员长商榷十三个大问题》，这本书在香港出版了，当然也成为国内的禁书。
总之，吴邦国是中共体制内出来的、非常典型的官僚，政治上故步自封，没任何远见，只知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然后让自己的家族贪污。这种人才是真正的人民公敌。
推荐一本书，夏明教授写的《Th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