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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9bebalsph4dz3eleflcmpcwknf7brn
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
（编辑说明：近年来，中国知识界面临新的分化，这已是一个显见的事实。而在如何看待2016年当选的美国川普总统问题上 ，不仅左右派意见相左，即便是自由派内部也是纷争不断。怎样看待这些现象，厘清中国大变动时代的政治与思想光谱，作者在文中进行了一番梳理，特别指出中国自由派在左右划分与政治判断上的一些重要的错位现象。这显然是与中国思想知识界因各种信息、知识涉取上受到的限制有关，或许也与一些体验的单相性或情感投射与偏好等因素有关。总之，这是一个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很好解决的大问题。这种现象显然也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世界范围内我们也可观察到这种现象在不同国度的思想与知识界那里或多或少地都存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知识社会学、认识论现象。就中国来讲，本网站刊登此文，希望能够引发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思考，有助于此方面某些问题的澄清，这当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思想认知上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它也多半会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政治选择）。
中国自由派正在分裂。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这种分裂愈演愈烈。
差不多二十年前，以2003年“非典”期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国内大V们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声名鹊起。那个年代，国内众多自由派圈子各做各事、殊途同归，目标和思路看似是相当一致的：维权人士致力于通过个案消除公权滥用和社会不公，乙肝携带者抱团争取平等待遇，“家庭教会”如野火春风越做越大，“独立候选人”如雨后春笋在各地积极参选……但没过十年，当这些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打压之后，自由派阵营内部开始不断发生分化。短短一二十年，中国自由派已经历多次撕裂。先是改良派与革命派、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道扬镳，主要表现在激进派“打横炮”，指责改良派贩卖“虚假希望”。后来曾发生女权主义者爆料国内公知界的“潜规则”，某些公知则指责女权运动配合政府打压公民社会。最近的动向是自由派当中信奉“保守主义”的人群指责“白左”的“政治正确”，自由派之间的分歧从国内事务转向对国外尤其是美国政治的不同立场。
部分由于国内政治气氛的日渐沉闷，越来越多的国人把关注焦点转向国外，特别是美国，而美国政治的左右极化加剧了国内自由派的分裂。川普当选之后，反川派和“川粉”变得水火不容。部分基督徒和推动宗教自由的人士开始颂扬“福音派的胜利”，保守主义学者则大力推荐《美国秩序的根基》并强调美国立宪的基督教基础。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美国各地抗议风起云涌，其中也发生了一些打砸抢行为，引起了许多华人的反感，本已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迅速情绪升温，Black Lives Matter被贬译为“黑命贵”，支持种族平等的正常言论被斥为“白左”的“政治正确”……
自由力量的分裂当然是极权喜闻乐见的。社会的一盘散沙既是长期极权统治的结果，也是极权得以继续维持的条件。对于当代中国，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开始从极权中走出来不过是最近四十年的事情，而绝大多数时候虽然在接受不同的思想和信息，但是国民们并没有政治实践的机会。没有实践，许多想法不过是耳边风，以为自己知道，其实并没有切身体会。人的思想是在不同立场、观念和利益的碰撞中才逐步扎根的。种族主义者只有在遭到受歧视者回怼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种族观对他人乃至对自己都是有害的；主张政教不分的人只有在自己遭到政权压迫或被压迫者的回击时，才会认识到政教分离才能保证社会和平；只有当“独立候选人”竞选成功并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人民才能看到选举民主和议会政治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只知道嘲笑“橡皮图章”……当人民没有机会自由实践并相互纠偏的时候，许多道理争辩不清，他们会停留于喋喋不休、愈吵愈烈的口水战，无法就某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并形成契约性承诺，共同对抗极权。极权得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打右派，左派鼓掌；打左派，右派欢呼。它打谁都能获得社会支持，自己则得以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而永不倒。
解决这个难题的最好办法是在威权式微、管制松弛的转型国家允许相对自由的政治实践，让人民慢慢适应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目前本国的政治实践可遇不可求，关注国外政治发展也算退而求其次。虽然对美国政治事件的关注造成自由派分裂，但坏事也可以变好事；提前暴露出国民在拥抱自由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减少内耗，为今后转型机会到来之际少走弯路、少栽跟头做好思想准备。关键在于我们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要在概念不明了、事实没弄清的情况下贸然做出判断，否则水只会越搅越浑。自由派在判断国内问题时，立场大都一致；毕竟生于斯、长于斯，我们是经历了本国历史和现实的“过来人”，对本国问题的实质不会有太大认知偏差。但在判断欧美的人和事，却常常打得不可开交，可见这个问题在国人判断外国政治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
这也正常，因为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或全面阅读的经历，多数人对国外的了解限于网络或微信等途径传到国内的中文介绍，而这些资料及其阅读本身可能带有高度选择性，形成了“定制信息”现象。譬如国内许多自由派是撒切尔和里根经济学的拥趸，但是他们真正知道多少保守主义经济学及其社会后果？恐怕许多人原来就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阅读的都是对保守主义说好话的文章，对批判性的文章则视而不见或简单归为fake news。但同样这个人如果在欧美长年生活过，对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的效果有切身体会，就未必会像他这样认同保守主义。因此，国人对国外政治的立场很多时候是以一厢情愿的想象代替知情判断。
这种情形在国内、国际“左”“右”对接的时候尤其常见，也更为严重。由于中国过去长期奉行极左，反“左”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此“左”非彼“左”，中国的极左和西方的所谓“白左”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左”、“右”本来就是复杂而混乱的标签，弄不好会张冠李戴甚至化友为敌，让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失去一半国际盟友。遗憾的是，国内一些自由派恰恰犯了这个错误，误以为凡是比自己“左”的都是极左，造成反“左”的“扩大化”，并在指责“政治正确”的同时，似乎非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政治不正确”的立场上——反对种族平等、反对“一人一票”、宣传特定宗教的正确伟大……这种倾向当然是危险的——如果为了反“左”而把自己变成极右，那么“自由派”就得打引号了。在造成认知混乱的另一端，有些西方的左派误以为自己和国内的“新左”是一路，不小心也会滑入极左的圈套。
于是，中西之间的“左”、“右”对接变成了一场跨洋误会。这场误会不仅会让我们失去反极权的同盟军，而且已经产生了自由派内部的价值观混乱，甚至可能改变“自由派”本身的底色。如果中国式“自由主义”反对平等、反对“一人一票”、反对政教分离和世俗国家、基于宗教理由至少反对某些自由（如同性婚姻），主张某种特定信仰成为国家正统，那它还剩下什么呢？
一、上下左右——两套坐标的错位
我们知道，左右之分起源1789年法国革命。当时，坐在三级议会右边的是支持旧体制的保皇派，坐在左边的则是雅各宾派等“第三等级”代表。左翼的主要诉求是反对君主制，支持大革命、共和制和世俗化。法国革命的本质是作为社会底层的“第三等级”推翻王权、第一（僧侣）和第二（贵族）等级等特权阶层的左翼政治革命，左翼政治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平等、推翻一切形式的等级压迫。由于左翼目标是反既得利益，往往不可能通过体制内的手段实现，因而在策略上倾向于激进，容易铤而走险、主张暴力革命。右翼则显得相对保守，主张维持现有体制，至多通过渐进改良修补体制的不足。
到19世纪，左翼分化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极端派别。二者的目标其实大同小异，都要求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差别、无国家、无压迫的大同社会，只不过马克思尤其是列宁主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和一切权力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曾是欧洲左翼的主导思想，但是到19世纪后期，德国的伯恩斯坦等社会民主党人告别革命、转向改良，主张通过议会选举政治维护广大工人的权利。同时期的美国则主要受潘恩等平民主义学说影响，出现了工会主义、进步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等不同的左翼派别，认为只要通过财富再分配即可实现社会平等。
经过20世纪两次大战之后，苏联、东欧和中国先后建立了马列主义政权，欧美国家则进入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福利国家时代，其基本特征是宪政民主+国家干预+收入再分配。到1970年代，后现代主义又演化出形形色色的左翼派别，其主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一致，都是反对某个意义的等级压迫、实现更广泛的平等：世俗主义反对教会等级的当代残余，女权主义要推翻男权压迫，同性恋挑战传统婚姻法对他们的歧视，动物保护主义要维护动物不受人类虐待的权利，环保主义则强调人类对地球和大自然的共同所有权……当然，这些国家也存在个别反体制左派，譬如英国的托洛茨基派继续宣扬武力夺权，美国的环保恐怖主义用暴力伤害人身或破坏财产来实现环保诉求，但是他们的存在完全被边缘化了。
经过二战之后的意识形态调整，欧美主流左派政治早已完全融入了宪政民主框架。左翼主流彻底放弃了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左右之争还原了法国革命早期议会政治的本来面目，变成在自由言论+选举政治下理性说服多数选民支持各自立场的政策之争。也只有在宪政民主框架下，谈论“左”、“右”才有意义，不同立场才能通过言论自由充分表现自己，并通过选举民主将政治诉求转变为法律政策。左右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不同，但共享一部社会契约并承诺共同遵守政治自然法则，其要素有（1）维护思想、信仰、言论、新闻、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反对基于性别、种族、地域等因素的歧视；（2）对议会和行政首脑实行普遍、平等、自由、秘密的周期性选举；（3）实行司法独立、行政中立，后者包括公务员、警察、军队。左右之争变成求同存异的和平竞争，各自利益、立场、观点不同，却共享社会契约通过宪法所体现的基本权利和制度。
在宪政转型失败的国家，所谓的“左”、“右”则变成有异无同、水火不容，非要通过暴力斗争乃至内战决一雌雄；胜利者不仅树立一党专政和个人崇拜，而且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极权政体。1917年，苏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极权国家。和右翼相比，左派更容易走向极左并堕入极权，而且左翼极权比右翼更为彻底。这是因为极左（至少名义上）追求社会大同，比极右更加乌托邦，尤其是财富均等与“生产资料”国有化，而这样的理想通过和平改良无法实现，只有通过暴力建立高压政权才能强制实施；理想和现实差距越大，极权越彻底。这在我的长文“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而极权一旦建立之后，极权理想很快就不重要，意识形态斗争蜕变为独裁者个人的权力斗争；不论是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是毛泽东的“文革”，都清楚体现了这一特点。虽然极左口号天天喊，但当真的人越来越少。事实上，极权政体为了现实统治需要必须进行有限妥协，官方政策和宣传都得向中间务实立场靠拢；政府不仅整治右派，而且也经常打压仍然保持极左理想的左派。这在“文革”后期乃至中国今天都是常见现象。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纳粹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他们当然通常被归为极右，因为他们的鲜明特征是反共、反犹、反民主，执政期间确实对德国共产党进行了严酷镇压，但纳粹的正式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1919年之前，它就是简单的“德国工人党”；之后加入了“社会主义”成分，主要是为了吸引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成员。虽然纳粹统治期间国有化了某些工业，但是完全不像共产党那样将公有制当作终极目标。因此，纳粹的“社会主义”成分确实不多；事实上，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平等理念。对于纳粹来说，阶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德国人，德意志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值得赞美。希特勒等纳粹领袖本身也明确否认自己是左或右，而是“左右开弓”，同时狠批左翼共产主义和右翼资本主义，而要在二者之间走出个人服从集体、经济服从政治的第三条路。老纳粹是保皇派，被迫逊位的威廉二世一度支持纳粹党；新一代纳粹则更致力于推翻魏玛共和，建立极权政体。
事实上，纳粹内部存在左右两个派系。保守派代表戈林敦促希特勒与企业界和好，激进派戈培尔则反对犹太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强调纳粹的无产阶级底色。1929年“大萧条”之后，党内保守派势力大增，希特勒即多次接见工业巨头，要求他们帮国家渡过难关。企业界为了防止社民党或共产党上台，也积极配合纳粹。到1933年上台，纳粹已获得钢铁、煤炭、化工、保险等支柱产业的坚定支持。希特勒要求党卫军暴力清除党内左派势力，但是党卫军领袖罗姆有自己的反资小算盘，结果很快被希特勒清除。希特勒本人曾因为反犹而反对资本主义，但同样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平等，认为不平等和等级制对民族更有利。他数次赞美斯大林，主要也是因为后者清除了托洛茨基等犹太苏共领袖。总的来说，纳粹意识形态的基调是种族主义、英雄崇拜和极权国家，因而属于极右。但是如纳粹领袖公开表示，左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极权国家推行德意志种族至上、民族主义并消灭犹太人。
因此，一旦“左”变成极左或“右”变成极右并成功建立极权，那么原先左右的横向立场分歧即转化为支持和反对极权的纵向制度之争。中国广义上的“右派”或“自由派”有激进、保守之分，但不论什么派别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反对极权国家。实际上，自由派的主流支持民主与平等，为社会大众和弱势群体说话，因而未必都能被归为当代西方意义的“右派”。这是因为西方定义左右的标准和中国不同，和国家无关；竞选投票之后，国家既可以由左派掌权，也可以由右派掌权。民国时期，虽然国民党也实行一党专制，但是因为内忧外患，政治统治的权力集中程度是高度不彻底的，社会仍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因而那个时候的左派是真左，支持共产革命的是极左。等到共产革命成功，极权国家稳固确立，中国的左右则是相对于国家政权而言。1957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来知识分子对政权潮水般的批评，次年统统被打成“右派”，而实际上他们和右派立场未必有什么关系。“右派”的意思是这个政权本来是左的，所以批评政权就成了“右”。当然，政权追求的许多政策本身为左，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反之则自然为右，如包产到户。但在一个左翼极权国家定义左右的根本标准是对待政权的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是毛泽东的既反“右”也反“左”（“左倾机会主义”），还是邓小平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都体现了极权统治无所谓左右。
因此，当代中国的左右就是这么来的：国家先在那里，成了左右的参照系；反对国家极权、要求自由民主的就是“右派”，支持极权国家的就是“左派”。当然，中国的“左派”也是一个复杂的谱系；思维仍然停留于“文革”时代的“毛左”认为偏离毛主义的邓式改革是“极右”复辟，体制内的“左派”则多为经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拥护国家主义和一党专政，服从体制并期望从中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并不认同平均主义或公有制，除非能给个人带来好处，因而显然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左派。我在2012年发表的“中国式自由与民主的提前对决与殊途同归”一文中把中国左派分为六种，其中也有一种类似于西方左派，尝试通过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实现左翼理念，而当局很可能把他们归为“右派”；其余几种则都是极权主义的吹鼓手，在此且不展开。
总之，宪政民主下划分左右的标准是对待平等的态度，极权政体下划分左右的标准则是对待极权的态度。划分标准不同，左右的意义和阵营的性质自然也不一样，中国的左派不等于西方的左派，右派也不等于西方的右派。我一直在提醒注意“此岸”与“彼岸”之分：我们仍然生活在极权阴影下的此岸，他们则生活在宪政民主的彼岸。彼岸有真正的左和右——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左右都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争取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此岸则首先无所谓什么左右，极权就是“正确”的标杆，凡是不正确的都是“错误”；“左派”主流附和极权，“右派”则反其道而行之，而已。国内老一辈学者如郭道晖、谢韬、高放等主张“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属于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左派，但是这里的当局会把他们纳入“右派“阵营。由此也可见，“西左”完全可以和中国的“右派”同属一个阵营，共同反对极权国家。
二、西左是极左吗？
然而，在简单化的极权思维长期影响下，中国不少右派却混淆了西左和极左。极权之“极”不仅意味着极端，而且也意味着极简——好像什么事情都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而且无问东西。中国的左就是西方的左，中国的右就是西方的右，所以中国右派理所当然就要和西方右派站在一起，把自己自动归属于美国共和党或英国保守党阵营，好像只有欧美右派是盟友，西方左派则和国内极左一样是自己的对头。近年来，国内右派对“白左”和“政治正确”的口诛笔伐不断升温，不少右派对“白左”的鄙视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对中国极左的鄙视。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是 “学院派”，我认识的欧美人士大都也是学院派，而欧美学院派普遍偏左，因而大都是所谓“白左”，中国问题专家也不例外。过去数十年，孔杰荣、黎安友、林培瑞这些响亮的名字一直和呼吁中国的人权与法治、批判极权体制的文字联系在一起，而他们都是“白左”，一个体现就是他们都对川普的右翼政治十分反感。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人都很好，也都发自内心地喜欢中国，对中国人十分友善。有的可能不太了解中国，有时候犯糊涂，会不会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而觉得中国体制也不错？这样的人其实很少，至少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法律学者中我没有遇到。孔杰荣帮助陈光诚在美国落脚，黎安友编辑出版了《天安门文件》，林培瑞亲自陪同方励之夫妇去美领馆避难……这些人都长年进不了中国，能“左”到哪里去？即便中国研究领域之外的学者对中国事态的性质可能有那么一点误解，那也是很容易向他们解释清楚的。至少，他们所有人都对八九事件立场鲜明，并真诚希望中国走上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岂能和国内的极左等同视之？
至于西方学院派对右翼政治的批评，那是别人国家的事情，我们最好还是抱着中立旁观的姿态为好。我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5年，但从来认为自己是一个外国人。现在已回国20年，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更为生疏，更不敢轻易下判断。我的朋友中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偶尔谈起政治，说实话，我认为两边都有些道理。国内许多自由派把民主党当成共产党，让我很诧异。我们可以看一下，民主党内最左的桑德斯是什么立场。他自称“民主社会主义”，所以被很多人认为要在美国搞中国式“社会主义”。但是他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桑德斯的国内政策主张劳工权利、车间民主、普遍单一医疗保险、大学免费、“绿色新政”——为解决气候变化创造就业机会，对外政策则主张裁军、更多通过外交政治而非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议、国际经济贸易更多考虑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他在一次访谈中解释了自己定义的“社会主义”：
我并不相信政府应该接管街上的超市或拥有生产资料，但我相信为美国制造财富的中产和工作家庭值得拥有体面的生活水平，他们的收入应该上升而非下降。我信任在美国繁荣、投资、增长并创造就业的私有企业，而不信任那些在美国关门大吉而跑到国外通过剥削低薪劳工增加利润的公司。(1)
简言之，桑德斯就是一个“北欧模式”的拥趸，北欧搞的就是他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确实比美国“左”，但显然既不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不是苏联或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据说他的“社会主义”在美国大学生中间有许多粉丝，这真的很可怕吗？这里的关键词不是什么“主义”，而是“国家”、“专政”。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不是社会是否平等或穷人有多少福利，而是国家做什么、怎么做？国家是否尊重言论自由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有没有“真普选”？司法是否独立？……只要不通过国家用“专政”手段强制实行，什么主义都不可怕。
有一次，北大请挪威大学的法学院院长讲座。我对北欧模式很好奇，想问出一个究竟，看看其中到底有什么“秘方”。但问来问去，最后得到的印象仍然是平淡无奇——挪威就是一个类似德国的宪政民主国家，只不过社会福利和富人缴税更高一些，在新闻自由、选举民主和法治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一些，而已。国内许多自由派迷信美国，以为美国什么都是世界最好——它显然不是。你去看一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比较值得信赖的年度调查就知道，美国不仅人均收入并非最高，而且在上述制度指标上也一直落后于欧洲“白左”国家，“北欧模式”则长期高居榜首。当然，你可以质疑高税收、高福利模式是否可持续，甚至是否可能滑向某种“国家社会主义”，但这些都是论证很复杂、答案不确定的问题。你显然不能把“北欧模式”或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划等号，好像哪天桑德斯上台就是美国末日似的。
总之，作为一个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的外国人，你替他们着什么急呢？为什么一定要站在非对即错的立场上，为某一边无条件站台？其实，假如我是在大学教书的美国人，我也大概率地会加入左派阵营。这是因为美国相比欧洲偏右，往往体现为自由过多、平等不足。这次疫情扩大迅猛，甚至今天仍看不到明显的下降趋势，即体现了自由过度导致的问题。许多美国人不愿意放弃一点无足轻重的自由，譬如戴口罩，结果必然要付出极大代价。疫情期间发生的弗洛伊德事件则体现了平等不足，警察中间因为种族主义而过度执法的现象并不鲜见。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追求公平正义、批评公权滥用是一个学者的天职。这和我在中国的角色是完全一致的——批评中国人权和法治倒退、主张思想与言论自由、主张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反对形形色色的歧视、呼吁保障失地农民和被拆迁户的财产权……在美国，这些主张往往会被归为“左”，但是在中国，它们就是典型的“右”。
因此，我们有什么必要以中国的“右”去反西方的“左”呢？不要忘记，我们要反的是本国的极权，而不是美国的左或右。在任何宪政民主国家，左右的主流都是反极权的，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反他们当中的左或右，不但很可能得罪并失去其中一半的反极权力量，甚至有可能把自己反成了极权阵营中的一员——极权的对立面是宪政民主，反对宪政民主中的一翼，无论左右，岂不是很容易走到宪政民主的对立面吗？
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发生的真实危险。弗洛伊德事件发酵出华人圈里相当普遍的种族主义情绪，即说明纳粹式极权主义病毒并没有离我们远去，甚至有的“自由派”也未能幸免。很多华人把此次事件催生的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贬译为“黑命贵”，而他们反对这场运动的理由在宪法甚至逻辑上都是不成立的。很多人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All Lives Matter，而不只是黑人生命重要。这个立场本身没问题，但用它来反对BLM就搞笑了——事实上，它和BLM是同一个立场；之所以有人主张BLM，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黑人生命遭到轻视，所以才强调要尊重黑人生命，而不是反对尊重其他人的生命。一场运动当然要重点突出，没有必要以包罗万象、一贯正确的“宇宙真理”面孔出现。很多人把BLM等同于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但任何游行集会都有可能伴随暴力，过去一年的香港街头抗争也出现过暴力，但显然不能把暴力和游行集会划等号，否则就陷入了两难：不是采取“双重标准”，就是采取极权逻辑，像大陆公安那样70年来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批准任何集会。正确的态度显然是谴责暴力，但是支持和平的言论与集会自由，而不是以种种借口拒绝承认自己不喜欢的观点也有表达自由，否则就成了极权逻辑的拥抱者。
许多华人对这场运动的态度部分源自其种族歧视意识，部分也因为他们对川普政府的无条件认可，而川普本人及其高官对这场运动的许多表态是不合适的。譬如川普本人屡次指责BLM是“叛国行为”(treason)，简直是总统版的“朕即国家”。司法部长巴尔则在Fox电视台节目上称，Antifa藏身和平示威者中间，以第一修正案为护身符，“绑架”运动并策动暴力，却没有展示任何确凿证据证明BLM出现的暴力就是Antifa策动的。(2) 他还说BLM就是民主党的政治阴谋，目的是把川普搞下台。在民主国家，这有什么错吗？哪一次运动不是带着特定的政治目的？至于巴尔说民主党“放弃传统价值”，把政治夺权当作“世俗宗教”、“是对宗教的替代”，则更是离谱。司法部长这样讲只能表明自己不称职，连第一修正案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作为司法部长，他唯一该问的问题是BLM运动本身是否存在暴力？有暴力就抓人，没暴力就容忍，就这么简单，和什么“宗教”、“传统价值、“政治目的”扯不上半点关系。事实上，他根本不应该在Fox这样右翼倾向如此明显的平台上发表言论。也许川普可以，因为他毕竟是政治人，尽管这样做也有失风度；司法部长更应该体现政治中立，不能让政治利益压倒自己的宪法原则，而这恰恰是川普政府最大的问题所在：左右分歧本来很正常，但是左右的共同底线是维护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世俗国家、行政中立等政治自然法则，这一届政府却常常公开不尊重这些原则。
因此，我们一定要抛弃一种观念：“左”就是错，“右”就是对——在中国，这是对的，因为“右”就是反极权；但是在一般意义上，这是不对的。在宪政民主体制，左和右都是正常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无所谓谁“对”谁“错”。只要认同并践行前面提到的社会契约中的政治自然法则，即属于宪政民主体制；反之，则属于威权乃至极权政体。极权国家违背了所有的政治自然法，这是每一个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十分熟悉的现象。我们不能用极权国家的左右去对接宪政民主的左右。宪政民主的本质正是让不同立场和诉求通过言论自由表达出来，通过选举政治占领国家权力舞台。
三、评价左右的坐标系
我们也不能把任何人的立场当作自己的参照系，以为反“左”就是天然正确。我注意到一种认知错觉，姑且称之为矫枉过正或“反作用力”：我们在反对什么的时候，好像在推着它而自己受到反作用力，不知不觉往相反方向滑动，还停不下来，一直滑到和它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我们一开始反极左，譬如平均主义，反着反着，自己不知不觉跑到极右阵营里去了。下面会看到，矫枉过正似乎是各国普遍现象，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在宪政民主国家，仍然会有不少人不满现状。这本来是进步社会特征，先有不满才会有不断的进化和改良。只是在宪政民主国家，不满可以自由表达，再通过选举和立法实现改良。在专制国家，改良之路被堵死，致使激进情绪蔓延。对极左不满延伸为逢左必反，连带宪政国家的正常左派立场也反，而且把他们混同为极左，从而把自己变成极右。反作用力造成的极端判断意味着判断者的定力不够，缺乏自己的独立判断标准。我们不应该以任何人或事作为自己的标准，再去衡量其他人或事，而是要以自己的原则为衡量标准，以此衡量任何人或事。只有以自己的原则为“定点”，这样才能有定力。
我们的“定点”就是宪政民主、社会契约、政治自然法，这是衡量任何其他人和事的标准。我们反对平均主义，但是不能变成反平等、纵容种族歧视；我们支持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不能变成只是某个教派的“自由”，或对特定教派掌握国家政权欣欣然，否则其它宗教就不可能有自由了；我们反对“民粹”，但是不能借此反民主、反普选、反“一人一票”……事实上，所谓“民粹”，就是貌似“民主”而实际上违背某些政治自然法则的口号或做法，譬如越过政党和传统媒体，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和大众选民建立直接联系，这种做法和“元首独裁”何其相似？这也是为什么我假如作为美国人投票的话，很可能不会把票投给川普，因为他从上台伊始就敌视一个新闻自由国家的新闻机构。
国内许多自由派之所以支持川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强硬姿态。我也基本认同这一看法，国际和国内事务应该一分为二。中国自由派很可能会“投票”给他，这是从我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最近的美国态度急趋强硬究竟是川普团队国际战略的真实流露，还是利用疫情之后的美国社会情绪来扭转选情逆势的应急之举，只有等到11月大选之后才能揭晓。但我同意，川普上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不再停留于外交辞令，而是落实到贸易制裁等“实锤”。这显然比各种口惠而实不至的“人权对话”、“法治对话”实在，但是要把川普当作中国自由民主的“救星”，那肯定是期望过高了。中国因为改良无路、革命无门，国内没有任何力量足以抵抗极权，自由派陷入普遍焦灼，存在把美国当“救世主”的心态。
问题在于，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是本国的救世主，除非双方存在直接而稳定的利益对抗。尤其是民主政权肯定会首先关注国内民生，而不是拿着自己老百姓的钱到处“撒币”或充当国际“共运领袖”，因而从来不会把别国的问题作为重点首选。川普的好处是有商人的实在，明确提出“美国优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唯有在利益面前才比较真诚。然而，利益也是随时可变的。中美利益是否存在长期不可调和的冲突，并非先验决定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双方策略互动；如果双方认知的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川普政府的对华策略也会相应变化。更何况如果中美关系长期恶化，那么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将是长期稳定的，没有必要把我们对美国的期望寄托在某一个党派甚至某一个人身上。事实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正在和川普“比狠”，似乎谁对华更“狠”，谁就能赢得更多选票。当然，两个人上台之后实际对华政策如何，都只有上台一段时候之后才能确知。总之，美中关系取决于两国对核心利益的认知，民主共和两党对此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民主党绥靖、共和党强硬只是华人“川粉”的想象，实际情形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对于欧美国内政治，我总的态度是没有必要投入太深。毕竟，那是别人国家的事情；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利益关切，也不够知情，因而没有什么资格评判别人的左右、得失、对错。无论谁在台上，我一般会尊重民主政治的选择结果，除非他的言行明显触犯了“天条”——违背了政治自然法。毕竟，这个人得了那么多选票，尊重选举结果就是尊重多数民意。在一个言论自由、信息相对充分的社会，有什么理由不信任多数人的选择？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下，国人经常只能靠一些花边新闻了解美国政治，难道他们对美国政治的判断比多数美国人更值得信任吗？当然，选民也会犯错，但是必须有明显证据表明他们确实做出了错误选择，而且这种错误是大面积、系统性的，足以使一个错误的人选赢得大选。选举体制本身也会发生扭曲，不一定每次都能保证多数人支持的候选人当选，譬如因为美国的选举院制度的“胜者通吃”，川普在2016年的总体选票就不如希拉里，但是毕竟差得不多。即便某次选举选错了人，也没有必要替人家着急，因为在一个成熟的宪政民主体制下，坏人做坏事并不那么容易。更何况过几年还有再次选择的机会，大不了把他选下台甚至提前弹劾掉。总之，我们要相信宪政民主的选举结果和自我纠错能力，不要轻易在自己知道不多的事情上替他人做判断。
对于宪政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策，也应当采取同样态度。事实上，理性选民选的不是人，而是人所代表的政策；一个理性的“川粉”可以喜欢川普本人，但是之所以喜欢他，主要是因为喜欢他在竞选的时候承诺兑现的政策——如果就是喜欢他这个人，对他代表的政策满不在乎，那就不“理性”了。二战后，美国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社会福利政策，许多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中国自由派对此愤愤然，认为这就是吃“大锅饭”、养懒汉的“社会主义”制度。福利制度固然有它的问题，民主政治也可能会出现系统性偏差，但是国内保守主义对西方政治和经济的认知基本上停留于哈耶克的学说，恐怕远不足以对当代民主社会出现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批判，因为我们的判断无非是出于对计划经济的憎恨，但人家的经济制度显然不是简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换言之，我们知道的这点道理，人家一定也早已知道。他们有那么多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法律学者参与政府决策，也都能自由发表和出版自己的言论，为什么都没有采用哈耶克的建议呢？我们反对极左政策，问题是人家的政策并非极左，而只是有点左，而且这么多年来，经过这么多届不同的政府，他们对左、右的利弊早已有比较精细的权衡。对此只了解一点皮毛的我们为什么对自己的隔空判断那么自信呢？
在自由民主社会，各种利国利民的学说都有机会成为自由表达+选举政治成为国家政策。如果你一直怀才不遇，也可能是社会对你不公，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你的方案本身不靠谱。既然这么多年、这么多国家都没有将哈耶克的学说作为治国之道，我只能说，他已经有过机会，但是很遗憾，他的学说并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人认为是可行的经济政策。至于为什么，你可能需要至少读一个经济学博士才能知道原委。当然，他的学说对于批判和反思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战后主流经济模式仍有价值并值得尊重，就和甚至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价值一样，但他们的拥趸必然只是小众。至于国内为何相当多的自由派将哈耶克学说奉为圭臬，可能是选择性引进和阅读范围有限的缘故。如果是这样，那是危险的。我们的父辈、祖辈曾经只读马克思（绝大多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读了那个“宣言”），所以只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结果众所周知。以今天的物质和信息条件，我们不能这么自我设限。如果你至少从斯密到凯恩斯都通读一遍，最好能听课、做笔记、阅读关于他们的评论文章，最后仍然认为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的学说最有道理，那我认可你的这个判断是负责任的。而要经过这么一圈，我说要读个经济史博士并不夸张。如果没有经过相当广泛的阅读和比较，只是出于某种想象就确信某个学说为“真理”，那么这种“确信”很可能只是对错误的偏执。
总之，我们的坐标系是宪政民主体制，而不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场。我们不能出于某种原因，用宪政民主体制下某些人（譬如总统）的立场为参照系，去衡量这个体制下的其他人及其立场。这种在“参照系错位”之下产生的评价必然是偏颇的，尤其在美国两党政治本身已发生极化的情形下。如果我们以川普的立场为参照系，他又是保守派阵营中的最右翼，那么这么看左派立场必然是极端激进的，甚至和共产极左立场差别不大。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民主党和共产党没有差别，那么我们也会错误地定位自己，就好比我们和极左本来差十万里，和西左本来也就差二十里，但是如果我们用十万里的尺子去量西左，就把我们自己放到十万里之外的极右立场上了——反民主、反平等、支持宗教干预政治。真正的自由派必须回归宪政民主的原点，而在那里，西方的左右离我们都不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