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秦晖在清华上课的一段，提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感觉比较有意思：
去YouTube上播放官逼民反在性质上就是冲着朝廷的。尽管官逼民反未见得都是要“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而因此就有人说，如果他们不主张打到首都，就说明他们觉悟不够，就是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落后的。但是我前面已经讲到了，实际上贪官与皇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距离，应该说并不遥远。
一般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贪官是怎么形成的呢？贪官不是土司，不是领主，不是世世代代在这个地方的，贪官不就是皇上派来的吗？我们以前传统的说法，这些人就叫朝廷命官，他们就代表朝廷的。因此反贪官其实就是反朝廷。至于为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呢？其实在多数情况下和所谓的觉悟并没有什么关系，往往是这个民变没有闹大，那么你就没有能力去反皇帝。如果你有能力了，那就“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并不需要什么阶级觉悟。
恰恰相反，在我国历史上的这些社会冲突中，真正有阶级觉悟的，就是明确意识到我是为佃户采取行动的，是针对地主的，那么这样的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佃变了。像（佃变）这样的事件，他通常倒是不反皇帝的。那么他不反皇帝反谁呢？就是反地主。而且像这样的事件中，他们的阶级意识往往非常强 ，我就是代表佃户的，而不是代表什么天下，代表什么万民，不是这样的。因此这种事情应该说，和所谓的阶级觉悟没有多大的关系。
根据他的这段理论，我试着分析一下中国人各种群体性反抗事件的逻辑。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抗议者到政府门口拉横幅，上面除了诉求，往往有“求求国家政府党中央为我们作主”，“习大大你在哪里”之类的话。过去我看到这些话，就经常暗地嘲笑他们还是明君思想。但现在仔细想想，其实他们未必真的就这么想，这样更多只是一种策略。正如秦晖所说的，他们之所以还没反党中央，只不过是因为力量不够，而不是他们就真的以为中央政府就一点责任都没有。
当然，这种围攻当地政府的情况，还是得看当地一把手是不是本地人。中国过去的地方官员，都是当地势力里面通过政治博弈选出来的。这样的官员虽然未必就清正廉洁，但至少对地方有感情，不会太过乱来。到了中共时期，特别是近二十年，主要的地方一把手甚至主要官员都是异地调派过去的，这当然是为了避免地方作乱，但这种情况比过去封建王朝时期严重得多。如果当地一把手是本地人，比如说村干部这种级别，民众会期望上级政府介入处理尚且情有可原。但是到了党中央->省和市这个层级，地方主要干部肯定是异地调派，普通人当然也知道这些官员不是“自己人”。我在上海呆过一段时间，上海本地人告诉我，因为贪污被中央拿下的陈良宇因为多年持续在上海做官，他的民望是最好的（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善类）。而后面的几个市委书记都是中央调派，就被上海人骂得狗血喷头。所以，对当地政府的不满，就往往会进一步往上上升到中央层面。在抗议的时候人们当然也说“我们支持党支持中央”，但这种口头上的支持，其潜台词是“我们支持中央出来负责解决问题”。
我一直关注香港反送中，去年抗议的时候，一开始也没有马上打出“天灭中共”的旗号，相反居然还有不少要求中央政府惩处林郑让她下台的标语。那么我们难道就能说，香港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当然不是，人的观念和立场是会随着对手的应对而变化的。后面中央开始强力打压，国际社会开始关注的时候，香港人立刻就改变了策略，批判一国两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政府。
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国内现在流行一种宣传，即把社会不公等问题都归咎到资本家头上，而毛左和所谓的一些新左派，包括不少大学生和刚工作的人通常都认同这一套。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坐山观虎斗，以一个超脱的姿态去介入处理，而不必担心引火烧身。就像秦晖说的那样，如果阶级意识非常强，变成了职工反对资本家，那么这样的人往往只想着把资本家打倒，而不会去想造成社会不公的本质性问题是什么。然而，一旦这些工人运动开始把矛头转向政府，就像北大马会那样，公开发表《反动势力的耻辱柱和进步青年的里程碑——广东警方对深圳建会工人声援团8.24暴力清场纪要》这样的文章，那么就会马上被政府打成“和境外势力勾结”。到那个时候，无论是高喊“民主自由万岁”，“习大大救救我们”还是“毛主席你在哪里”，其实在中共眼里看起来都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乐观。的确有不少人知道皇帝不好，但没有能力去反。也有不少人还没看破皇帝的本质，但这些人一旦开始反贪官，最终也一定会认识到皇帝才是问题根源的事实。所谓“中国人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但是，打倒了旧的皇帝以后，是换上一个新皇帝还是彻底改变这个制造皇帝的制度，那就很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