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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一天这个论坛不再建政，好时代就来勒！

本问题是在“南京夏日祭”被取消后反观台湾FF动漫祭而有感而发。

大陆人，可谓是“谈日色变”，什么过激言论和行为都有过。

台湾，我本人感觉，对日态度挺好，对日本文化也很包容，对历史也很谅解。

过去都被日本侵略过，为什么台湾人比大陆人更加包容呢？

补充：为什么韩国和大陆一样激进？

我看你是想被拉格朗日XDD

http://www.news.cn/world/2022-07/27/c_1211670829.htm

中国官媒宣称中国国内外的900多个民间组织联名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得发布“污蔑”中国的新疆报告。

然而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900多个民间组织中超过700个都是新疆当地的各种“民间组织”，去除各种友好协会，外国民间组织只有以下几个：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中国政治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两个涉及中国的研究中心，被拉出来站站台再正常不过了。

法属波利尼西亚太平洋事务理事会，法广（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20728-%E5%8F%82%E5%8A%A0%E5%8C%97%E4%BA%AC%E5%8F%8D%E5%AF%B9%E8%81%94%E5%90%88%E5%9B%BD%E5%8F%91%E8%A1%A8%E6%96%B0%E7%96%86%E6%8A%A5%E5%91%8A%E7%9A%84%E6%B3%95%E5%9B%BD%E9%9D%9E%E6%94%BF%E5%BA%9C%E7%BB%84%E7%BB%87%E8%83%8C%E6%99%AF%E5%BC%95%E5%85%B3%E6%B3%A8）报道这个理事会的创立人和中国各方关系密切，经常参加博鳌论坛等。

巴基斯坦国家媒体服务协会， 巴基斯坦“一带一路”之友论坛，英国社会主义中国之友， 巴基斯坦“全球媒体解决方案”，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冲突解决研究所，瑞士国际人权与社会发展协会，美国丝绸可持续发展中心，巴基斯坦《外交杂志》网站

以上机构在谷歌上能中文搜索出的信息均十分有限，大部分还围绕在联名信这件事上。

只是劝人安于现状，那是一定不能成功的，宣传这个的也应该明白。

所以劝人安于现状不要出来搞事，后面一般会加上“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的补丁：你现在忍一忍，马上就会好起来了；问题都是暂时的，发展会解决这些问题。

并且前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也基本符合好日子在后头的宣传。

但是最近几年，好日子似乎不在后头了，明天不见得会更好了，那么这一套就运转不起来了。

本来就是以好日子在后头的期许来面对现在吃苍蝇的现实，突然发现吃苍蝇其实是人生巅峰，以后连屎都没得吃，那么再来搞什么“二舅”，只能落得现在这样人人喊打的现状。

假设你要加密一串数字（n个，n>4）设这n个数字构成｛an｝的前n项，构造一个代数方程(x-a1)(x-a2)...(x-an)=0，这个方程大概率是并不根式可解的方程，也就实现了数学上无法破解。

大佬们，有没有人玩riseup.net的，求一个邀请码。 本人想用它获取Tor 网桥，（虽然Gmail也可以，但是苦于Gmail绑了我的手机号不安全）。十分感激。可以私信我

@海雨天风 #191456 文革及其前后都是民心聚拢的高峰期。报废？

任何怪物都离不开人间，而人间现在只不过是科技的宿主而已。科技能力决定人类中谁存续。

当外部的平民把中共视为怪物的时候，不正说明中共忽悠得很成功嘛？也说明被忽悠的平民根本不了解中共是谁。

但中共有自己的路要走，完美忽悠住平民，不足以让它行远路。

忽悠你的如果相信了自己用来忽悠你的那些话，那忽悠你的也自身难保了。

@海雨天风 #191456 所以稳定性不能只看基层，毕竟死几千万人政权也不会垮。

也不能只看高层，高层政变只是可能翻车，不是必然翻车。

@革命党 #191423 所以这样的理论无法解释苏联大饥荒和中国大跃进，或者红色高棉。

他们能做的，只能像华国锋一样，硬说林彪四人帮是极右。

@读经济学人自然 #191455 1960年算不算报废呢？1976年呢？但是它就是反弹了，恢复了，枯木逢春又一春……中共这怪物就是厉害

先做到一人一票吧。

现在的问题在于，民众自身也根本没有想像了，以至于实现了正当权益的争取意识的阉割效果。

路径即便没有，调节总是必要的。失去民意反馈机制，对一个系统来说，反而大大降低了弹性，大大增加了僵硬带来的跌倒的可能性。骨骼硬不一定就扛摔，关键是要有弹性，不然，越硬反而可能越脆。

如果民众是统治阶层的两只脚，那么如果脚几乎没有痛感，也就意味着在脚报废前罕有医治的机会。脚报废了还如何走路呢？

其实英国只把（也只能把）少数人送到了卢旺达。。。http://www.sohu.com/a/556741971_121284943

实行难度极大

@natasha #191452 这些是老生常谈了，从90年代以来，中央是鼓励地方自己想办法创造规则捞钱的。

即使在之前，地方政治力量也是中央用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工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不排斥地方势力的存在--但是他们对地方势力的独立自主性是高度警惕的。

这篇文章传达了一些可贵的信号：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中央和地方并不是铁板一块，充斥着各种博弈。地方政府可以利用民众力量表达“民意”，向上请愿。这些民意并不完全是虚假的，在某些问题上地方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有重叠之处。

@奔逸绝尘 #191447 “如果很清楚发出不同声音的后果，那就说明他们了解政治”，正所谓如果一个人从来不辱华，那他就知道所有的辱点，而这本身就是辱华。

@流浪的荒漠孤狼 #191418

谢谢夸奖呀！

@XComhghall #191406

哈哈，半夜看吃的，难为你啦！

@Nemo #191404

感觉Nemo也是一个会做饭的人呢....

@sorrysorrysorry4 #190979 不能脱离实际，简单类比。中国的极权主义就已经决定了：大多数成绩优秀的学生并不关注政治，也很清楚发出不同声音的后果。

字太小。

月桂葉西方料理常用到，花倒是不覺得特別。真是「各花入各眼」XD

好像是人权与民权的问题

首先十分感谢 @庆丰包子香 的“如何看待南京寺庙供奉日本战犯事件”给我带来的灵感。 两者的共同点都是：

1. 评论都一边倒
2. 都是由微博引发，相关微博话题#南京九华山公园供奉日本战犯牌位#（已使用备份）、#夏日祭#（已使用备份）(很有趣的是两者都有“意识形态”相关的标签（南京九华山公园供奉日本战犯牌位）和博文（夏日祭）、有意思的是这个博文作者@朱继东（已使用备份）不仅是经认证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法学博士后（……）”，还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看到书名都想吐🤮🤮🤮🤮🤮）的作者，……🤮🤮🤮🤮🤮🤮……还经常发表关于意识形态的文章，积极亲共分子（太过于亲共的立场正常人（有逻辑的有真正****独立思考能力的）都看不下去。）🤮🤮🤮🤮🤮🤮，文章……我不想说什么。另外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对“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研究抱任何希望，这种连苏联亡国、苏共取缔都要“祭”的研究中心（因其特别推出一部纪录片叫“《居安思危之二 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1-6集）》”的纪录片，看标题觉得是为苏共洗地，为中共独裁做宣传），根本不是研究中心，应该是党国媒体（其实中科院编程随想也揭露过），如此堕落，充分暴露了党国没有下线的下线)
3. 百度目前都没有新华社、环球网的相关文章。
4. 这些事情都有好几年了。

鄙贱认为有几个疑点：
1. 事件为什么这么晚（夏日祭办了好几年了，牌位也放了好几年了）而且凑巧，刚刚好是日本《防卫兵白皮书》增加台海威胁的时候？
1. 这个事情是怎么上热搜的（看了Search results，感觉八成都是打感情牌，某些把理性当成Shit。连个夏日祭地图都能……）？
PS：最近网站“孝爱之家”的祭奠网页中出现侵华日军战犯，已经有中新网报道了。另外该消息最初由@万州发布在微博发表。
安全提醒：尽量不要点开没有使用备份的链接

提到古代，言必称“封建王朝”。把自秦以降的中央集权制，说成是相对分权的“封建制”。通过教科书洗脑小孩，对“封建制”产生恐惧，让分权制度来背中央集权的锅。

引用reddit上面某个用户的话：

左派右派，那是民主制度下才产生的概念。你在中世纪的封建君主制议会里会说某个人是左派右派吗？不会，因为议会里面全是保皇派，皇帝说左那就是左，皇帝说右那就是右。现在的中国也正是如此，每当有人说中共是保守派右派还是实行的右派政策我就感到非常可笑，中共的政策只有两条准则：1，维持自己的统治；2老子喜欢。今天压榨工人有利于中共的统治，所以中共就压榨工人。今天搞搞环保习近平喜欢，所以就搞搞环保。所以你就会看到中共某些政策是跟民主国家左派相同，某些政策又跟民主国家右派类似，究其原因就是中共就是土皇帝，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times #191435 在下觉得问题在于，视频“暗示”了大众应当选择的道路——不过，传统的中国文化的观念其实是，至少在下的观察是，“随遇而安”地接受现实，它可以是消极的——但这支影片恰恰抹杀了这一点，自然引起舆论哗然。

特朗普终于享受了一次《大纪元》版的“法办江泽民”待遇？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罕有地發表措詞嚴厲的報告，敦促港府廢除國安法，並詳列多項政策侵犯人權，港府一如所料作出強硬反駁。此報告有何突破？會否對現況帶來實質影響？德國之聲訪問學者作出分析。 （德国之声中文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相隔九年，再度審議香港人權狀況，並於週三（7月27日）發表報告，明確批評國安法不符《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的權利和自由。委員會敦促港府廢除國安法和煽動罪，避免使用這些法律，並釋放所有因參與2019年示威被濫告的人士。

委員會在總結報告中質疑，國安法的條文模糊，缺乏機制讓被告挑戰違反人權的措施，給予行政長官和警方過大權力。而由行政機關指定法官和決定是否以陪審團審訊，以及嚴格的保釋門檻，都明顯削弱司法獨立和公平審訊權利。報告也關注，國安法容許案件移送中國內地審理，但中國並不是公約簽署方，這麼做可能令香港違約。

港府表明即將就基本法23條立法，委員會促請當局屆時要考慮這份報告的建議，並進行公開透明、有意義的公眾諮詢，以符合公約要求。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布爾坎（Christopher Arif Bulkan）在記者會上表示：「我們必須抱持希望，希望他們將履行承諾，解決其中一個關鍵的缺陷（缺乏公眾諮詢）。」

報告也提及，當局把殖民時代的煽動罪視為國安罪行，卻無法清晰指出被起訴公民的犯罪性質和威脅。委員會促請港府立即停止把國安法審訊和調查規則用於煽動案件，並重新檢視待審理的案件，以確保沒人因為行使合法言論自由而被告。

广告 委員會指自2020年頒布港區國安法以來，已有200多人被逮捕，包括12名未成年人士。報告亦關注當局利用新冠疫情條規不合理地限制和平集會權利，並詳列對選舉權受限、警暴、囚權、性小眾歧視等議題的建議。

港府六千字反駁：國安法後港人感高興 香港是《公約》的締約方，並寫入《基本法》訂明回歸後繼續適用於香港。這次是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繼2013後，再度審視香港履行公約的情況，也是國安法實施後首次。7月初，該委員會在日內瓦舉行了為期三天的聽證會。

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已有200多人被逮捕 香港政府在週三晚上發表六千多字的聲明，逐點反駁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報告，指稱委員會「作出毫無根據的批評」，對此感到「非常失望」。聲明指在制定國安法期間，已全面考慮《公約》並在國安法中寫入須保障人權和堅持法治的條文。

「制定香港國安法是為了讓香港居民重新享有於2019年6月至2020年初的黑暴期間不能享有的權利和自由。」當局稱國安法實施後達到預定效果，迅速和有效地恢復穩定和安全，聲明中如此形容：「這是於香港生活的人和於香港經營的商戶的親身經歷，無可爭議。他們對香港繼續作為開放、安全、有活力而友善營商的都會感到釋懷和高興。」

聲明否認人權委員會的憂慮，指國安案處理程序不會損害《公約》中的公平審訊權利，例如行政長官只指派若干名法官至指定名單當中，但具體案件的主審法官仍由司法機構獨立決定。在保釋安排上，聲明批評委員會作出沒有根據的陳述，令人失望。當局強調，國安法並非旨在防範、制止和懲治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的正常交流。

至於人權委員會報告觸及的其他範圍，港府亦一一反駁。例如對於修改選制侵犯選舉權，聲明稱愛國者治港選制「是一個良好的民主制度，亦最適合香港特區」；對於香港警察鎮壓示威時使用過分武力的質疑，當局則反斥委員會「無視暴徒當時使用的極端暴力」。

分析：港府無視報告或違憲制責任 香港政府在簽署《公約》後，分別在1999、2006和2013年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在今年最新一次的審議當中，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律學院亞洲法中心學者黎恩灝有撰寫和提供意見書，他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指出：「這次委員會的總結報告跟以往最大分別是，措詞非常強硬、直接了當，沒有拖泥帶水。」

除了直接要求廢除國安法和煽動罪、修訂《公安條例》《社團條例》等限制集會和結社自由的法例，黎恩灝指這次委員會還史無前例地在香港報告中提及個別人權倡議者——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報告稱關注她作為律師面對的威嚇。黎恩灝說這種點名的做法，通常只出現於對專制國家如俄羅斯的報告之中。

01:34 分钟。 在线报导 | 24.05.2022 「612基金案」提堂：陈日君枢机、何韵诗等均否认控罪 另一個值得留意之處是報告的總結部分，特別強調港府須保證參與聯合國組織和國際人權審議機制的香港人和團體，不會被控告國安法或遭受其他形式迫害。黎恩灝認為：「這是很強烈、很鮮明對港府的警告。」在聽證會舉行期間，港府官方在多次提問下都沒有就此作出明確承諾和澄清。在往年的聽證會，總有許多香港政黨和公民團體以書面或親身赴會提意見；但今年是首次所有香港在地團體都缺席，繼續參與的只剩下海外港人或組織。

人權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布爾坎在記者會上也承認，報告建議不具約束力，只能透過呼籲表達關注。儘管如此，黎恩灝認為，由於《基本法》明文規定《公約》在港實施，所以倘若港府不遵行人權委員會的建議，除了會受國際社會關注，也可被視為不履行基本法的憲制責任。而人權委員會由法官、律師、人權法專家組成，其意見具國際權威，香港法庭將來審理煽動罪和國安案時，也應考慮報告。他說：「這份報告提供了一個權威性指標，會成為未來聯合國人權審視機制和其他成員國看待香港狀況的重要參考。」https://amp.dw.com/zh/%E8%81%94%E5%90%88%E5%9B%BD%E4%BA%BA%E6%9D%83%E4%BA%8B%E5%8A%A1%E5%A7%94%E5%91%98%E4%BC%9A-%E9%A6%99%E6%B8%AF%E5%BA%94%E5%BA%9F%E9%99%A4%E5%9B%BD%E5%AE%89%E6%B3%95/a-62615975

我看好久才发现是说新中国联邦，这个论坛直接说就好啦！( ^ω^ )

二舅最后不也是进了城？

民進黨有個最大的隊友就是中共，等到習包子到時候在二十大發言再去扯什麼九二共識就是兩岸共謀統一、一國兩制統一中國巴拉巴拉。馬上又能撿到槍了。說不定國民黨真的只能輸到只剩金馬了。

up主作为一个外甥来消费二舅的苦难已经很恶心了，官方来推再结合官员那层出不穷的破事，只会让我觉得官方继续想让底层接受并习惯苦难来满足他们的欲望。

@谦抑 #187859 这些人怎么会抓呢？他们就是另一种五毛，把翻墙的人恶心走，是他们的目的。至于民间真正性欲过强去翻墙放黄色内容的，是绝对会抓的，我晚间新闻报道过。

我感觉南京寺庙这个事件中共很早就想弄了，故意拖到这个时候

你说的都对

这个还不错，比以前的笑话有进步

《二舅》作为一支“鸡汤”影片，在下并没有多少感触——或许是由于在下过去所接触的更多是暴漫的那些毒鸡汤。 坦率地讲，在下并不能理解，为什么对于一篇显然的《鸡汤文》，网路上会有如此热烈的争议和讨论。以在下愚见，本身鸡汤就不应该被当真，何况在这个年头。 《二舅》之奇怪之处，在下看来，是它摹仿着《活着》，但却忘却了《活着》里很重要的一点：叙事的人称。 《二舅》中，始终不过是“我”的YY——或者文雅点讲，“我”的看法。也即，这一切都与二舅这个角色无关。但《活着》不同。记得在序言里，余华就专门提到过他用富贵的视角来写便顺畅多了这件事。何哉？因为他人并不能，实际上也不知道富贵真实的想法。在下觉得，《活着》的魅力就在于此：一个老人的回忆…它本身并不包含多少倾向性。 但鸡汤必然包含着明确的，所谓“励志”的倾向性。这也就是《二舅》引起争议的原因吧…… 鸡汤自然要以个人之“奋斗”为成功之原因，但恐怕现实里，如今，个人之努力以多少用处呢？在下觉得是很渺茫的。 不妨于此插一句题外话，例如房子，在下并不觉得在下能凭借努力买到一套。但是在拆迁政策之下，在下作为一个或许称得上的“城里人”，却可以透过它获得三套房产——这恐怕，才是生活吧。 记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作者认为贫富不均是因为财产本身不均所导致的——劳动的收入差异并不巨大。在中国如今的体制下，这点不是很明显么？ 如果体制不发生改变，那么一切都将是渺茫的。但似乎依旧有人相信，只要奋斗努力，便会有着光明的未来——各位信么？反正在下是难以接受的。 似乎写着写着就偏题了Orz 于杨毛山作。（P.S.还有人记得杨卫泽的吧？）

团体项目拉垮？女排不牛逼？

个人项目弄得好？彭帅的网球水平如何啊？

集权制。再碰到一个低能独裁者，就是这个下场

个人能力和组织能力不是一个概念

组织能力涉及组织结构，组织运行机制，组织文化等等，

漏洞百出的政策是组织的输出，与发布这个政策的个人能力无关，个人只是个喇叭而已

中国体育，个人项目弄得好，团体项目拉跨的原因，底层也是这个

@dellalove #191426 发明要有共同利益基础。

公平来说 你姨有个观点说得对，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是发明出来的，汉族 中华民族是，美利坚民族也是，民族本来就是想象中的共同体。

华盛顿 — 由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出版的英文学术期刊《科学》星期二（7月26日）刊登两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的论文，两篇论文都认为最初发现新冠病毒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就是疫情爆发的原点，而且病毒就是在这里从动物传播到人类身上。

两篇论文发表之际，武汉市江夏区因为发现四例无症状感染者，又下令实施一系列严厉的管控措施，要求将近100万居民足不出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动态清零”。

围绕着病毒的起源究竟是自然生成，然后由动物传播到人类，还是由实验室泄露而导致，不仅是新冠溯源中的一大争论，而且厘清这一事实对避免未来的疫情发生和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刊登的第一篇新冠溯源论文分析了2019年12月，也就是疫情爆发头一个月病例分布的地理特征，结果发现，最初的病例全部密集地围绕在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周边地区。

《科学》刊登的第二篇新冠溯源论文查验、分析了最初病例的基因数据，并以此研究病毒的早期演变。该论文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新冠病毒在2019年11月前不可能在人群中有过广泛的传播。

两篇论文都曾以“预印本”的方式传阅，后来经过并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由享誉国际的《科学》期刊正式刊登。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学者麦克∙沃罗比（Michael Worobey）是这两篇论文的共同作者。他过去曾在一封信函中呼吁科学界对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持开放的态度。

但是沃罗比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最新的研究成果触动了他，“让他也认为病毒除了源自于武汉市场野生动物交易外不大可能以其他方式出现”。

尽管此前的调查也曾聚焦野生动物市场，研究人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确定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是疫情爆发的起点，而不是疫情的扩散之地。这也要求在武汉进行社区一级的研究，以确定病毒“人畜共通”，而且的确由动物传播给人类。

不过论文的另一位共同作者、加州拉荷亚斯克里普斯研究中心免疫学及微生物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on）表示，“我们是否驳倒了实验室泄露论？不，我们没有。我们能够知道吗？没办法。”

作为新冠疫情的发源地，而且也是因为疫情而第一个被封控的城市，武汉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新冠疫情的侵扰。武汉市江夏区政府星期三宣布，由于出现四例无症状感染者，全区将实施为期三天的“临时管控措施”。

管控措施实施后，全区将近100万人口将被要求禁足在家。全区娱乐场所，包括酒吧、电影院和网吧；小型诊所和农贸市场全部关闭。餐厅堂食和大型集会也都暂停。教堂关闭，宗教活动暂停，连补习班和观光景点也停止运营。

为了鼓励民众居家避疫，包括公交车和地铁在内的所有公共交通也都停驶。

当局表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减少人员流动，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动态清零”。 https://www.voachinese.com/a/new-studies-point-to-wuhan-market-as-source-of-covid-19-pandemic-072722/6675930.html

就算有背景，但也要有一定的水平。如何解释政策漏洞百出，贻笑大方？

@rosamorena #191374 笑死我了，现代化之前就没有政治，人就不用吃饭是吧？

任何时候的军事政权，屠杀外族，强调森严阶级制度都是属于右派政权，孔老二和嬴大大当然也是保守右派的代表了。

@钟明 #191416 如果是我大概會把 Inner circle 翻成 「親密的小圈子」。不一定更好。我在中國出生長大，愛用繁體中文因為從小被逼練書法臨帖久了覺得繁體較好看的緣故。竊以為，中共的黨八股、大字報體、文革體、大外宣體乃至換湯不換藥的法輪功體等對繁體簡體中文圈影響極壞，在這種文章中沒有傳統中國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悲天憫人的情懷，一昧打打殺殺視人命如草芥。文字對讀者潛移默化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從小浸泡在簡體中文圈（中國和新加坡）的人更需要脫離舒適圈回歸樸實文雅的中文。

@rosamorena #191375 这位乏走狗也可以把20世纪所有的发明全砸了，回到19世纪的伦敦和曼彻斯特，那里没有共产党，只有7岁开始干活挖煤的童工。但是没有共产党的话，资本家也不会花钱养你这样的走狗，你也只能饿死街头了。

马啸，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地方化博弈除了帮助我们理解高铁的投资建设逻辑之外，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的政策，比如地铁、港口等基础交通设施，大型的工业项目、行政区划变革、经济特区的设置等等。

大家下午好，我叫马啸，是一名政治学者，我的研究关心政治是如何影响经济的。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过去几年我做的关于中国高铁的研究。

2004年初，国务院公布了中长期铁路规划，开启了中国高铁的建设。在之后的十几年内，高铁线路迅速遍及了中国除了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

到去年年底，中国高铁的通车里程已经达到了4万公里，这个数字是除了中国以外，所有国家高铁通车里程之和的两倍。可以说中国高铁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为什么有的地方更早建高铁、有更多高铁站？

但是在中国高铁发展的过程中，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空间差异。

下边这张图是各个省份每百万人拥有的高铁车站数量。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 各省每百万人高铁车站数（数据截止2020年初）这种差异在城市层面更加明显。这张图显示的是不同城市拥有的高铁车站数量，颜色越深代表数量越多。可以看到，并不是人口越多或者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更多的高铁站。

▲ 分城市高铁车站数（数据截止2020年初）在空间之外还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这里我想讲一个盐城的故事。2019年11月5号，盐城市委机关报《盐阜大众报》上刊载了徐淮盐铁路背后的故事。

「无中生有」——盐城高铁故事

2008年时，江苏省政府公布了徐州至淮安的徐淮高铁建设规划，江苏北部的人口和经济重镇盐城被排除在外。

这个消息在盐城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盐城市的主要领导立即行动起来，来到省会南京和首都北京，向有关部门争取将这条高铁延伸至盐城。根据这篇新闻报道，盐城当时用于向上级汇报的材料堆得像小山一样。

经过了三年的努力，2011年时江苏省政府原则同意将徐淮铁路延伸至盐城。但盐城人民还没有来得及庆祝就得知，这一段延伸段的设计时速只有160公里/小时，远远低于高铁的运行时速。

▲ 徐淮盐铁路示意图2011年时盐城的领导相比2008年已经换了一批，但这些新领导再次行动起来。2013年，淮安至盐城段铁路的设计时速被提升到了200公里。但是盐城没有放弃，继续争取，到了2015年徐淮盐铁路正式开工建设时，淮安至盐城段的设计时速被提升到250公里/小时。

2019年12月徐淮盐铁路正式建成通车，这时距离这条铁路规划最初提出已经过去了整整11年。而在盐城以南300公里的地方，上海到杭州的沪杭城际高铁，从规划提出到建成通车仅仅用了20个月，我们可以看到存在巨大的时间上的差异。

其实在过去18年中国高铁建设的大潮之中，盐城的故事仅仅是冰山一角，类似的故事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也有所耳闻，中国的媒体还将这种现象称为“高铁争夺战”。

分配稀缺品——政治学的铁路研究

我在研究中尝试去理解，高铁建设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很多观众可能会说，这不应该是工程师研究的问题吗，为什么一个政治学者要去研究高铁？

的确，在高铁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有很多技术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高铁沿线的地质和地形、高铁的转弯半径、铁轨的间距、建成后的预期客流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高铁的运行安全和未来的经济收益，同样也会影响高铁的走向。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在中国高铁是一个由政府投资的公共项目，政治学就是研究那些稀缺的公共资源是如何被分配的。

1930年代知名的政治学者拉斯维尔曾经对什么是政治给出过一个定义，他说政治就是一个什么人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得什么的问题。所以有很多政治学者都在研究公共品，例如道路、电力、水利是如何被分配的。

其实在世界各国，我们都能够看到政治家或者决策者利用政治影响力，扭曲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技术规划的情况。在这里我想举一个日本的例子。

这张图上是日本东北部岩手县的一条铁路，名字叫大船渡线。它经过了两个重要的人口中心，就是用蓝点表示的陆中门崎和千厩。

在1920年代这条铁路规划建设的时候，本来可以从西向东走直线，但是当时岩手县正好有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众议员，他为了在岩手县北面的老家争取更多的选票，通过施加政治影响使这条铁路硬是向北拐了一个弯，形成了这种非常罕见的倒U形走势。

这种情况在日本各地很常见，以至于在日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语叫“我田引铁”，也就是把铁路引到我的票田里来。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从政治家出于获得政治支持的角度解释基础设施分配的逻辑。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背景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区别，那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会遵循着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

中国高铁是如何被分配的？

在过去几年里，通过访谈大量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以及追踪高铁建设的案例，我发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逻辑，我把它称作“地方化博弈”。

地方化博弈指的是地方政府部门为了本地区的利益，利用体制内外的各种渠道向上级争取政策资源的行为。这里用“地方化”作为修饰有两层含义，首先争取的目标是本地区的利益，同时争取的形式也非常多样，各地各显神通，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地方政府为什么要争高铁？

很多观众可能会问，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向上争取政策资源？这里有若干个因素。

首先对于地方政府的领导来说，他们和大家在公司里工作一样，也有KPI考核的压力，一些重要的KPI包括招商引资量、地方的经济增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等。他们在这些考核中表现如何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所以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去获得这些能够提升他的KPI的大项目。

当然并不是所有领导都想晋升，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或其他原因已经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打算了，但即便如此，领导下面的地方部门也会推动着他去争取这些项目。

当一个地方争取到了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获得投资以后，那些与建设有关的部门能够获得更多的预算和编制，能够招更多的人，他们的收入也会有所改善，因此这些部门会非常积极地推动领导去争取项目。地方政府领导的日程永远是他的下属来安排的，他们会替领导写好各种报告，甚至帮他订好去北京的机票。

在体制内的压力之外，还有来自民意的压力。因为高铁是一种非常便捷的出行方式，民众也会期望本地能拥有高铁，他们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渠道表达这种诉求给地方政府形成一种压力。

我在访谈中和地方官员提到这三种因素后，有些官员非常不屑，说这都是你们研究人员想象出来的，觉得我们总是被某些压力推着走。有官员说，我其实就是想为地方做一些事，如果争取到高铁这样一个大项目，会让我很有成就感。我把这称为个人的使命感，这种内在的动力对博弈行为也很重要。

是什么为高铁争夺战创造了可能？

地方化博弈得以产生还有更广阔的宏观制度背景。在中国，一个地方的发展并不是自己说了算，很多时候需要获得中央政府的同意。中央掌握了很多地方发展需要的政策资源，比如像高铁这样一个横跨多个辖区的项目，地方想要建设必须要得到中央的审批。另外一些项目虽然只在一个地方境内，但是因为它的投资额特别巨大，或者影响特别大，同样需要得到中央的批准。还有一些项目，地方甚至还希望得到来自中央的财政补贴。

虽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地方却很难通过正式的渠道影响中央的具体政策。

中国很多重要的经济社会政策主要是在每周一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制定的，这些会议的参与者是国务院的各个部委，地方政府并不列席。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并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渠道，能够将政策需求传达给政策制定者，所以他们经常需要通过其他手段来向上传递自己的诉求。

另外，在参与制定基础设施政策的中央政府部门内，存在着比较分散的决策权威，这为地方政府的向上博弈提供了可能。这里我想用高铁审批的环节作为例子说明。

当一个地方想建一条高铁线路时，首先需要将这条倡议的铁路纳入到国家的中长期铁路规划中，这需要得到国家发改委 、国铁集团也就是之前的铁道部和交通部的审批同意。

在被纳入到中长期铁路规划之后，地方还需要提交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初步设计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可行性研究报告，需要得到国家发改委、交通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的一致同意，只要有一个部门表达了不同意见，这个项目就很有可能被延迟，甚至胎死腹中。

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条干线铁路京哈高铁，北京至哈尔滨的高铁。北京至沈阳的这一段在规划过程中，因为沿线居民对铁路通车后的噪音污染存有疑虑，生态环境部多次否决了由地方提出的建设规划，导致这一段的建设被延迟了整整5年之久。

还有一个例子是沪杭磁悬浮。2006年国家发改委通过了沪杭磁悬浮的项目建议书，但是不久之后，当时的铁道部放弃了磁悬浮技术，转而采用我们现在使用的轮轨高铁技术，因此沪杭磁悬浮从未被实际建设。但是和沪杭磁悬浮同时获批的上海虹桥站，至今仍然为这一条不存在的铁路预留了线位。

全国各地怎样争夺高铁？

地方化博弈其实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大部分博弈行为都发生在闭门会议中，只有极少数会偶尔见诸媒体，被我们捕捉到蛛丝马迹。

「伸入北京的手」

驻京办居间协调

我在研究中通过和大量官员的访谈发现，各地的驻京办在博弈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大家如果去过北京的话，在地图上可能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大楼，它们都是以各省的名字命名的，比如浙江大厦、内蒙古大厦、辽宁大厦、安徽大厦等等，这些大厦很可能就是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所在地。

驻京办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将地方对不同项目和政策的需求，写成文件材料报送给相关部门，同时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这些报告可不是一般的报告，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条铁路的环境评估报告，仅仅是评估一条铁路的环境影响就写了928页。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铁路只是中国众多社会经济政策中的一项政策，同时中国又有30多个省，330个地级市，2800多个县，每天不同地方围绕不同的需求会向中央报送大量的文件，而部委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都是极其有限的，大部分的材料最后都石沉大海。

当然地方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使自己的诉求得到重视，很多地方领导会亲自来到北京拜会相关的部门。前几年有新闻报道说国家发改委门口的一些餐馆特别火爆，一席难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菜做得有多好吃，而是因为承接了大量的这种会面需求。

在这些会面中，地方会和中央部门进行博弈，除了传达自己的需求之外，可能还会做一些利益交换，比如主动提出承担更多的开支，或者在另外一些与这个部门有关的项目中做出更大的让步。

「一句顶一万句」

发动社会关系

有些地方还会动用社会资源，在中国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就是人际关系。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国家建立了非常完善的中央和地方干部交换任职的制度，很多原先在中央部委工作的干部来到地方，成为了地方领导，这些干部对于地方来说就是争取资源的非常宝贵的财富。

没有这种条件的地方会利用一些社会名人的影响力来帮助地方发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是地方在世的老革命。我在这里想给大家举一个兰州到重庆的兰渝铁路的例子，这条铁路虽然不是高铁，但是背后的逻辑其实是相似的。

1994年时，兰渝铁路沿线的9个地级市 25个县联名向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发改委写了一封信，申请建设一条铁路。但是和大量类似的申请书一样，这封信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1998年，这些地方再次写了一份申请书，不同的是，这份申请书上有当时还在世的出身于沿线各地的105位老红军的签字，其中还有几位是开国将军。这封信被送到了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案头，很快就获得了批示，这条铁路的建设规划也被迅速提上了日程。

兰渝铁路并非孤例，在同一时间建设的京九铁路沿线也存在很多类似的情况，比如河南信阳、江西兴国等等。

从这些案例中得到启发，我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季程远教授一起收集了全国1800多个县的相关数据，进行了一个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如果一个县还有在世的老革命，那这个县相比同一个地级市内和它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县，更有可能获得高铁审批。

当然除了老革命之外，地方还会利用一些其他的社会资源。我读到过报道，湖南的有关部门曾经找到“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利用他的影响力为怀化下属的一个镇争取到了高铁站。

怎样才能赢得高铁博弈？

地方在博弈过程中经常各显神通，运用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尝试影响上级的决策，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获得了成功，而有些地方没有，是什么影响了博弈的结果？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的任务主要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尝试总结出一些简单抽象的规律，我发现那些获得成功的地方往往具有两个特点。

「官大一级压死人」

职级高配城市胜出

第一个特点是它往往在制度内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我们怎么去测量一个地方的话语权呢，我想到了中国政治中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叫作职级高配。

什么是职级高配？就像这张图显示的一样，如果一个地方的领导同时还兼任上一级政府部门的领导，我们就把它称作职级高配。

比如苏州市委书记除了是苏州市的领导之外，同时还兼任了江苏省的省委常委，是江苏省的领导。这种现象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中广泛存在。

为什么职级高配能够为地方向上博弈带来优势呢？首先的一个机制是议程设置优势。我在这里举一个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例子。

杭州湾上面有两座跨海大桥，分别是东边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和西侧的绍嘉跨海大桥。

1990年代，当浙江省讨论哪一座大桥先上马的时候，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宁波和绍兴两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由于宁波市的领导还兼任了浙江省的领导职务，最终浙江省政府在向上提交申请时决定先上马东线项目。

如果地方直接和中央打交道的话，职级高配还能给地方带来一些信息上的优势。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的运转就像是一台非常精密的仪器，两个部门打交道时一般会严格遵循职级对等的原则。

当一个普通地级市的领导来到中央拜访时，中央部门只需要派出一个和他级别相似的厅级干部接待，但是当一个市的领导同时兼任省领导时，中央部门就需要派出一个部级领导来接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后者更容易将自己的诉求转达给那些决策者。

我也对此进行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在全国范围内，假设两个地方的经济、人口、财政收入都一致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地方是职级高配的城市，那这个城市获批更多高铁站的概率也就更高。

「默许的抗争」

借助民众传达诉求

在制度内的话语权之外，另外一类能够有效地为自己争取到政策资源的是那些发挥了制度外影响力的地方。

在向上博弈的过程中，不同的地方都会说本地民众非常需要高铁，但是怎么去证明这一点呢？我发现地方政府会采取一种我所称作“默许的抗争”的策略。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2015年达渝铁路规划的案例。

达渝铁路是连接四川达州和重庆的一条铁路，在这条铁路规划方案公布之前，有两种方案被广泛地争论。一个是蓝色线所显示的西线方案，它会经过渠县和广安市，另外一个是经过大竹和邻水县的红色线方案。

2015年5月，四川省政府公布的规划路线选择了蓝色的西线方案，迅速地在东线的大竹和邻水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应。两地的民众举办了一场“保路运动”，走上街头表达对这一方案的不满。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非常多，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个活动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是经过精心组织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人穿着统一的服装，还制作了横幅，但是当地政府却对此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对中国政治有了解的观众应该知道，这是相当不寻常的事。

甚至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就有人在当地的论坛和贴吧里宣传和组织，但是当地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为什么当地政府会对这些事件给予罕见的容忍呢？我认为，这些活动其实是向上级的政策制定者，释放出了当地需要铁路的非常真实而且昂贵的信号。相比连篇累牍地写报告，这种情绪的展示其实是地方铁路需求的最真实的体现。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四川省政府就宣布会暂缓这条铁路的建设，重新考虑铁路的走向，两地人民的诉求表达看来是获得了一点效果。

在过去的10多年里，类似的群众围绕高铁的诉求表达活动在各地都有发生，比如左边的这张图上是河南新野的类似事件，右边是湖北荆州。

在这些案例之外，我为了证明这种策略的确能够对官员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我利用我工作的单位的一些便利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经常会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来到北京大学，进行短期或者长期的培训，我趁他们培训的时候发放了一些问卷。

在问卷中，我模拟了他们在受到下级要求，希望能够分配到更多资源的情境。我发现当下级的争取同时还伴随着较强的民众呼声的时候，被随机分入这一组的官员会更容易做出让步，给他们这些政策资源。

这就像我在大学里上课，一门课会有两三百名学生，到学期末我最多能记住大概20个同学的名字。他们大概包括两类，一类是课代表或者班委，他们因为职务的关系经常需要和老师交流。

另外一类是那些学习成绩不突出也并没有担任任何特殊职位，但是做出了特别的事或者在课上有一些奇怪发言的学生，他们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起博弈，一起受益

地方化博弈除了帮助我们理解高铁的投资建设逻辑之外，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政策资源的分配，比如地铁、港口等基础交通设施，以及大型的工业项目、行政区划变革、经济特区的设置等等。

在地方化的博弈中，地方政府虽然只是为本地争取利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幅员非常辽阔，各地发展差异非常巨大的国家，中央政府要想制定出合理合适、贴近实际的政策，需要对地方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而收集这些信息并不容易。

地方政府在博弈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向中央输送了很多信息，包括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于不同类型政策的需求以及需求的强度等。我认为，这也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稳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