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管理员，对“2047注册”这个人搞得小号专门来对我攻击，你怎么不删除、屏蔽？要不是这人来捣乱，我肯定好言好语解释

对了你又人身攻击了

看不见知乎帖子里引用的正规文献？维基百科也一样

难道不是你们先人身攻击？如果执法不公平，我退出。当然你也可以可以封我号

本来就你这态度，我可以不回答你的。但是老子仍然高风亮节，回应你一下，还不感恩？

人身攻击好玩吗？我好歹是实名，你是什么东西？哪个阴沟里泛出来的？

曾国藩屠城记载：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413878/answer/3090069995

你受了多少学术训练？写了什么成果？

曾国藩南京屠城、安庆屠城、苏州屠城，看不见？

算了还是贴一些链接：

http://www.xhgmw.com/m/view.php?aid=27374&pageno=3

http://www.muslimwww.com/html/2012/lishi_1114/11491.html

https://books.google.de/books?id=J5ajDwAAQBAJ&pg=PT210&lpg=PT210&dq=%E6%BB%A1%E6%B8%85%E6%8C%91%E5%94%86%E5%9B%9E%E6%B1%89%E7%9F%9B%E7%9B%BE&source=bl&ots=NdWXqRy7HY&sig=ACfU3U0DF7F9qbv7ZowkRLTDyK-2HyakbA&hl=zh-CN&sa=X&ved=2ahUKEwjny4WjhOP_AhWRHuwKHau-BJY4ChDoAXoECAMQAg

你没手吗？不会自己去搜？

肯定要看主流好还是坏，腊肉主流好吗？

呵呵，左宗棠是名人，不需要具体介绍啊

左宗棠不认识吗

关于左宗棠到底是“民族英雄/汉族英雄”、维护国家统一的正面人物，还是压迫回民、镇压回汉起义者和革命党的刽子手的丑恶人物，争议非常大。

事实当然是后者，且非常清晰。左宗棠是满清的走狗，镇压不仅包括回民，还包括汉维苗藏等各族。左宗棠在镇压以汉族为主体、西南各少数民族参与的、以反满为核心诉求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也出了大力，和曾国藩一样是屠夫。

即便只谈回民议题，左宗棠也应该被汉族唾弃。汉族反对压迫和屠杀，也应反对压迫屠杀别人。回汉矛盾本来就是满人故意制造。明代时除对付附元为恶的蒲寿庚家族，回民颇被接纳和优待，回汉基本没有冲突。

到了满清，才因满清政府挑唆发生血仇。满人一边残酷压迫汉人，又怂恿纵容汉人欺凌回民，然后又挑唆回民对抗汉人。于是回汉结仇甚深，才发生了清末回变。

而汉族/中国因维护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虽然有必要反原教旨和极端化，但方式并不是赞扬和复制左宗棠、多隆阿、王震这些前清后清刽子手的血腥镇压、种族屠杀，而是要摆事实、讲道理、通人情、春风化雨，逐渐将极端宗教思想消弭。

明代和民国，就是通过汉族博大文化的融合和汉族的宽容胸怀，避免回汉因信仰不同而互相屠杀。明代一些阿訇都已用儒学讲经，完全可能像唐代儒释道融合一样，实现儒伊融合。海瑞祖先也是回族，但是自己也都汉化儒化。这才是和平文明的方式。民国白崇禧等人自认是信伊斯兰的汉族（而不是非汉族的独立民族回族）。青海甘肃的马家势力，伊斯兰信仰较强，但也颇服膺汉民族主义的民国政府。

而满清和中共的血腥镇压，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和宗教极端化，暴力必然导致暴力，恶性循环。

当然并不是说反伊斯兰极端主义不能使用暴力，而是说主要是讲道理、和风细雨，暴力只是道理的后盾（且不得已时才使用），而非不讲道理、欺压他族的依仗。

另外，对于不是极端的，甚至除了心灵信仰外非常世俗的回民、穆斯林，汉族应该完全尊重其信仰，而不应该以暴力、调笑、侮辱方式来损害其情感和利益。

对于“皇汉”，如何对待回族，又尤其如何评价左宗棠，是反映其究竟是为反抗压迫、弘扬文明，还是成为新的压迫者、崇尚野蛮暴力的“试金石”。

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常识、逻辑缺乏之几例（以刘晓波、蒋方舟、陈光诚、李静睿、荣剑等为例） 1

流氓知识分子孔庆东、罗永浩、肉唐僧（徐志戎）、五岳散人（姚博） 2

关于满族知识分子、中共既得利益者王朔 3

关于押沙龙 4

对若干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评价（出于不得已原因，有删节） 5

对中国“公知”/自由派/反对派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简单归纳和述评 7

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常识、逻辑缺乏之几例（以刘晓波、蒋方舟、陈光诚、李静睿、荣剑等为例）

相对于美国人文和理工知识精英均普遍鄙夷阴谋论、崇尚科学理性的价值选择，中国却有非常多（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知识精英笃信阴谋论及各种谣言和诽谤，起码对这些阴谋论及谣言诽谤半信半疑、没有全部的、彻底的否定。例如2016年至今中国知识界普遍拥戴特朗普及其右翼至极右翼宗教反智保守政权，就是典型的例证。此外，在各种国内外议题中，也时常可以暴露其知识的差劣、科学素养的低下。不仅自然科学知识不足，人文社科知识也极为有限、充满各种谬误。
		
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将极端务实、手段肮脏的里根政权的外交行为称为“理想主义外交”，还称赞类似的小布什政权及其对伊拉克的入侵（萨达姆政权肮脏但尚未达到需推翻的地步，按专制严酷程度沙特显然胜于伊拉克，按屠杀弱势派别民众那叙利亚和苏丹也更糟）。刘晓波生前还赞誉普京政权，将之作为反共的标杆加以赞扬，与如今欧美极右民族宗教保守分子立场不谋而合。刘的其他各种知识错缪和价值观错位可以在其文章及言论中找到许多；
		

“文坛新秀”作家蒋方舟，将大陆与台湾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简称服贸协定）》称为“服装贸易协定”，说明她完全不了解协议的内容和性质。除了这件事，她在各种访谈中的发言也能暴露出其知识的浅陋和思想的浅薄；

著名异见人士、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在抵美不久后就投入基督教保守派怀抱，经常在推特等处转发对奥巴马、拜登及其他民主党人无根据的诽谤言论，以及涉及少数族裔/性少数/政治正确问题的各种谣言。他当年在山东的抗争非常值得称赞，后来与一些美国民主党人的恩怨也可以商榷，但不断转发甚至直接发表大量谣言和阴谋论，还有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侮辱性言论，显然与其作为知名维权者、身心弱势者的身份不相称；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如女作家李静睿）将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比社会民主主义还要左倾）、从未明确反对共产主义、主要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乔治·奥威尔，包装成反共的右翼自由主义者。他/她们无意或有意的利用和篡改奥威尔的本心，达成其意识形态价值和利益目的，令人厌恶；

中国自由派学者荣剑对话美国知华派学者黎安友时，谈到特朗普的褒贬，不顾基本是非而声称“基于美国政党政治，难以（对特朗普）形成客观公正的立场”、“（贬低特朗普经济成就的说法）太党派化了”，还对特朗普执政集团的“狗哨政治”伎俩懵然不知，对其玩弄诈术营造的“政绩”啧啧赞叹。而与他对话的黎安友则价值观正派、识见明晰，两厢对比，荣剑知识不足和价值观错位更明显。作为中美高层学者对话的中方代表，荣剑足以代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相关问题的立场态度……

还有余杰、郭于华、萧瀚、刘军宁、曹长青、何清涟等人，更是不明是非乃至故意颠倒黑白，反智反进步反科学反人权之烈，在部分问题上中共都难以企及。（当然他们也在反专制反极权方面有些贡献，但是根本上只是两丘之貉罢了）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们连“老本行”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都严重匮乏，更难以指望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多少见识。这固然和他们长期生活在缺乏正常科学和通识教育的中国，又经历文革等教育缺失阶段有关，但到了21世纪他们还如此无知、不思进取，令人叹息。

流氓知识分子孔庆东、罗永浩、肉唐僧（徐志戎）、五岳散人（姚博）

孔庆东、罗永浩、肉唐僧、五岳散人这些东北五毛和“公知”，特别喜欢使用肮脏言论侮辱女性和他人女性家眷。他们看起来嚣张，但都欺软怕硬、狡诈阴险，并不率直。

你们看看他们敢不敢同样编排彭丽媛、习明泽？他们前脚说完，国安局马上就能找到他们，然后赏他们一百耳光、撕烂嘴，然后下面零件可能也没了

其实不要说彭丽媛习明泽，就是孔庆东肉唐僧们家附近派出所长妻女，他们都不敢如此口嗨。这些流氓最了解权力的可怕、其他流氓的可怕。所以对待公权力和其他流氓，比一般人更加谄媚。

所以他们也就敢对着一些女知识分子发一些肮脏言论和行为，对更强更流氓的都毕恭毕敬，一句不干净的话都不敢说

还有，他们也是利用了中国这种缺乏法治、对于侮辱诽谤往往不予惩罚的丛林环境。他们这些所作所为，正常国家早拘留百八十遍了，但是在中国警察不会管，或者和稀泥。

还有像这些人的朋友不加V，声称要lj方舟子女儿，放美国直接判刑了。但是她在中国还是逍遥法外，还有白拓宽（白岩松）给他辩护，那几个流氓也打掩护。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污言秽语，还骂的很激烈。但是骂的对象都是非常恶的、品质败坏、作恶多端，而且是无法正规途径解决的。对这些人，只能破口大骂。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正常人，没有深仇大恨的纠纷，我当然不会这样骂。孔庆东这些人骂人侮辱人，大多数都因为一些小事，甚至自己不占理的事，且故意侮辱女性

孔庆东助理刺伤批评孔庆东的新京报编辑，又涉嫌动用黑社会人士威胁曾经的朋友、出版商。虽然孔庆东否认其指使，但起码是纵容和默许的。换成其他教授必受连带，不是开除也会被处分、淡出学界传媒界。但是孔庆东迄今活蹦乱跳。

这当然是因为其有背景和势力。在中国有各种潜规则，同样的事有的人做了就事业完结甚至人生毁灭，有些人做了却可以一推二净、逍遥法外。那些有背景、门路、擅长耍流氓和擦边球的，就能如鱼得水，没权没势老实守规矩的，就被排挤、欺负，没有话语权和丧失利益。

在这篇文章中（《孔庆东：我干的是划破黑暗长空的闪电那样的事儿》），孔庆东公开承认其打人、辱骂他人并以之为荣，对助理伤人也予以辩护。此人各种作风就是黑帮流氓。

其实如果他不这么流氓，仅仅是持毛派观点，倒未尝不可。中国毛派势力很大，他们是需要有一个代表和声音，这样社会才能观察了解沟通。就像美国红脖子、福音派教徒，让他们暴露在大众视野下反而好一些，在私底下各种阴谋、主流社会丧失警惕才更可怕。

孔庆东批判章诒和、说她写《往事并不如烟》是贵族矫情，并没有人给矿工写《往事并不冒烟》。这话貌似有理，然而回避了毛时代国民更加不平等的现实。之所以没人给矿工写《往事》，难道不正是毛泽东把能写人民苦难的都斗残整死、幸存者也噤若寒蝉了吗？经常为包括矿工在内工农发声、冒着地方政府阻挠报道矿难等悲剧的，恰恰是反毛的南方系。

孔庆东的各种言论、毛派分子、五毛小粉红的言论，基本都是这种无视事实、逻辑不自洽、颠倒黑白的。大同小异

孔庆东指责他人“用文革的方式”对付他，且不说并不是事实（又没抓他戴高帽游街、打翻在地），即便真是，那也是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孔庆东使用暴力、威胁、羞辱方式对待他人，其他人这样对他，才恰恰是合理合适的，文明反而不合适。 孔庆东熟读鲁迅，不知《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鲁迅如何主张的吗？

我跟孔庆东等四人并没有私仇（暂时），只是看不惯他们污言秽语、强凶霸道、欺凌弱小。

一些人对他们印象还好，大概是因为价值观和言行方式类似，或者说是他们的粉丝、朋友。这些流氓对朋友的确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对不是朋友的就很恶劣了，甚至二者互为因果。这又是黑帮流氓的一大特征。而且，他们的“仗义”往往是以损害他人利益和情感为代价的。就像几个流氓分享女孩裸照、权贵之间互送奴隶、“哥们”帮“哥们”出头打看不顺眼的人那样，他们互相“仗义”，付出代价的是其他人尤其弱势群体。

很多人认为他们“话糙理不糙”，其实这些人不仅话糙，理也是歪的。至于称赞他们是所谓“真性情”的粉丝，希望他们被人问候父母妻女时候，也可以大度宽容。

关于满族知识分子、中共既得利益者王朔

王朔的这句话（“世上的坏人，都憋着劲教你学好，然后由着他们使坏”），陈述的事实没错，坏人确实是教别人老实、守规矩、付出乃至献身，以便他们更方便的占便宜、作恶、整人害人。但是，这句话导向的价值选择，是要人们也不学好，也去学坏，这样坏人就不能占便宜了。而且这话还隐含着对“好”乃至一切正义本身价值的否定。这就是王朔之流和鲁迅的根本差别，也反映了其与他们口中的坏人只是两丘之貉

王朔还批评汉唐无盛世，再看看他怎么评价满清？他又为什么骂金庸？再看看他民族身份。屁股歪的很呢

这个关于王朔金庸争议的评论集合总结的很不错，王朔就是个文化流氓，和金庸完全无法比。只不过那些年中国知识分子被杀被关被斗，猴子就出来了

https://www.reddit.com/r/kfq/comments/b7853x/%E5%85%B3%E4%BA%8E%E6%9C%94%E7%88%B7%E5%BD%93%E5%B9%B4%E6%89%B9%E9%87%91%E5%BA%B8%E4%B8%80%E7%82%B9%E6%84%9F%E6%85%A8_by_pigpie_on_20140328/?utm_source=share&utm_medium=ios_app&utm_name=iossmf

关于押沙龙

押沙龙批判“政治正确”，觉得各种政治正确太过分了，不应该为了尊重一些群体而扼杀言论自由。然而他被别人骂的时候，还有他孩子被批评，他就疯狂回击，满嘴脏话。

双标的真是……

不过他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其他各种中国知识分子更恶心

刘仲敬虽然心术不正，但是评价国人一些特性是非常准确的，和鲁迅不相伯仲（只不过鲁迅是哀其不幸，刘仲敬是幸灾乐祸）。

押沙龙以及更多国人仇视“白左”和鄙夷“政治正确”，也都是中国人的典型心态。他们在残酷的社会里已经丧失了良知和同情心，甚至达到不能理解善良的程度了

“甚至可以说，他们（文化左派）似乎有一种自戕的冲动。”

如果人家不付出实际代价，那就是虚伪、“圣母婊”；如果付出了，就又阴阳怪气的讽刺，认为是精神病要自我毁灭。作为饱读诗书的押沙龙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不能理解，更不用说其他中国人了。

多么恶心的国人心理

对押沙龙这种人，鲁迅的话非常能反映：“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不懂中国和马来语，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然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他是被生活太过宠溺的孩子。对自己身边的恶非常敏感，但是对自己生活圈子之外的恶缺乏认知。” 人家见过的险恶未必就少，也并不是只关心身边的恶。并不是一个人经历各种险恶之后，就非得变得麻木不仁、丧失良知和温情

恐怖袭击算是大恶吧？但是可以看看西方很多民众是如何对待恐袭的？巴黎暴恐案后，受害者说“你的暴力换不了我的仇恨”；挪威枪击案后，受害者家人反对死刑；美国左派对911也比较低调，也是为了避免穆斯林恐惧症蔓延。

面对这些大恶，人家完全做到了表里如一、逻辑一致

对于反对“政治正确”的，就应该对他的各种缺陷、他家人的各种软肋不断谩骂攻击，反复攻击，直到他明白“政治正确”的重要性（虽然这是气话）

反对“政治正确”的，都欠比他更强的人收拾，尤其有权有势的，侮辱他家人或者其他最亲密者，他又无法反抗。那时候就知道“政治正确”多好了。

押沙龙也就敢骂陈亚亚那样没权没势的女性，换成某些权贵侮辱，他敢公开反驳？即便反驳，敢各种污言秽语？他敢用对陈亚亚和陈岚之类的话问候下第一夫人和长公主？

押沙龙已经好于80%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90%以上的中国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东西

我批判押沙龙这么多，并不是说他多么坏，相反是因为他还值得批判，还有商榷的余地，还讲道理通人情。还有许多恶人、流氓，那就没得必要具体批判了，一堆那啥难道还要挖出来掰掰吗？（后来觉得还是应该掰一掰）

押沙龙在评价肉唐僧和作家陈岚的纠纷中，也是对肉唐僧的辱骂言辞不闻不问，而是攻击陈岚道德和言行如何，并且对陈岚赢得与肉唐僧的“名誉侵权”案表达不满。

而正常社会里，即便一方在具体事情上是错的，但是人身攻击尤其对女性的羞辱，那也是错的。中国知识分子好像都不懂得这个道理，缺乏最起码的素质

肉唐僧押沙龙他们眼里，女性只是工具，是被利用的。揭露被侵害的事情，就是屎尿之类的肮脏。

这种人都不配被metoo批判了，因为脏的已经无法下嘴

押沙龙谈论反性骚扰头头是道，但他一些朋友例如肉唐僧，就是经常污言秽语侮辱女性，也没见他出来反对。最近史航性骚扰事件，同样如此甚至更甚一步的辩护。其实中国很多公知反性骚扰、批判男性油腻什么的，都只不过是嘴上讲讲道理，现实里可并不是矫正朋友的恶行。 当然不仅性骚扰问题，其他例如朋友灰色收入、各种腐败、钻空子，也都是嘴上泛泛的骂相关现象，对朋友行为则是沉默、保密、辩解

对若干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评价（出于不得已原因，有删节）

关于“整体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女性受暴力和精神侵害问题及女权主义争议为例，并首先评论一下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对“整体主义”的麻木乃至反感和否定。有的中国中产阶级地位的女性文艺界自由派活动家，一方面主张女权，日常也非常具有女性主义立场和女性自主意识，批判男性的自大猥琐颇为犀利，还嫁到对岸享受自由民主，但另一方面却反对波伏娃和萨特的整体主义观念，也对其他左翼集体行动主义的女权思想嗤之以鼻，似乎维护女权是个体选择而非社会共同的责任与义务、也不需改变整个社会环境及自身之外他人的处境。这是非常幼稚的，且其反对“整体主义”却支持台湾身份认同和本土独立，也是在逻辑上存在矛盾。而且，其看起来是缺乏阶级意识的、不能与人民大众包括平民女性充分共情的“香槟女权主义者”（当然她关注支持中国大陆人权和女权，仍然值得赞扬）；
		

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女性，出身贫困地区农村，历经家庭宗族、极权体制、男权社会、外国种族歧视和上层对劳工的压迫，受害于右翼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受益于进步主义、工人运动、女权运动，却拥抱安兰德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和坚持保守主义立场，拒绝进步一翼的工团主义和身份政治，反对激进政治运动，对家乡更多苦难的姐妹兄弟没有同情同理、关怀帮助（乃至充满非同情之鄙夷，虽然情有可原，如果不理性思考和纵观全局，的确会痛恨恶劣的生长环境中的人们），父辈们和孩子们的生活与命运也被忽略（虽然同样情有可原，我自己也是无法顾及家人，也对家人一些低下价值观反感，乃至时常激烈冲突），贬抑科学理性（且耽于经验主义）、抵制社会革新，为缺乏恩义品德的人士辩护缓颊，甚至有时支持美国极右倾向的政治人物和保守势力，对践踏人权和罔顾科学的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颇有好感（当然其记录中国历史劫难、代中国政治受难者发声、为中国人权呐喊，还是非常值得赞扬和敬佩的。她书写和转发的许多好文章也让我受益匪浅。不过这批评她看见后，大抵会将我拉黑的）。这更是令人感到悲哀的现象（如果她没经历那么多苦难，所以不认同对抗苦难的价值观，尚可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但经历那些，却还反对进步，就更显知识和逻辑的不合理。而她善良的本性与错缪的价值观，更是形成强烈反差，且我无法完全理解为何有这种反差（但可以部分理解））。（虽然后来通过更多了解，发现我对她的认知有些偏颇，有些先入为主了）

	 
有的女性，为反叛国家的专制压迫、父权的规训束缚，表达对政权和男权社会及具体群体个体的不满，故意和主流舆论宣传相悖、对父权要求叛逆，原谅曾经在自己家乡制造酷虐杀戮的敌国，乃至称赞对方国政民风，甚至对回避历史责任、美化侵略和悼念战犯的敌国领袖遇刺表达同情，并不在乎同为女性的许多前人，从儿童、青年妇女，到中年女性和老人，都被这个敌对民族极残忍和具羞辱性的方式凌虐，且犯罪者及其遗族乃至民族中大多数人迄今皆不悔罪。
		
这样的反叛或许在基于个人主义的感性动机上情有可原，但真的好吗？当然作为个体和追求自由的人，有权这样选择，国家和民族不应该束缚个体，父权力量不应该以保护个体为由限制其思想和行为，不能强求感恩戴德、顾及全局。但作为个体，难道不应该考虑同样性别的受难者（以及对加害者嫉恶如仇），不应该为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辱考虑吗？不应该努力去呼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避免历史悲剧再重演或变相和分散的重演吗？
		
虽然国家、民族、家庭一定程度是枷锁，但同时一定程度也是庇护。没有国家民族的屏障和滋养，个体女性又如何在和平安定中追求女权？如果是在1937年，还能活吗？还有尊严吗？看看中东地带和半岛南部受难民族女权主义将女权与民族解放（伊朗女性挥舞象征波斯民族主义的太阳狮子旗帜追求女权）、国家强盛（韩国妇女民族情绪有时比男性更强烈、更激进的强调韩民族的尊严与利益，也为韩国崛起和参与国际竞争出力甚多）进行结合与统一，以及欧亚大陆西缘对女性权利受害的深彻反思、大洋彼岸女权运动的波澜壮阔，难道不是应感到汗颜吗？（当然她一直为中国人权呼喊，包括救助维权人士、不惜孤身犯险，也值得敬佩）
		

有的女性，（出于一些原因省略）

	 
还有许多支持女权的女性，日常谈论女权头头是道、言论万千、著作甚丰，但在涉及其熟人圈子的女性被圈子里的更有势力男性或女性伤害时，也都放弃原则和是非，而是按照亲疏和利益选边站队，对受害女性、弱势一方恶语相加乃至落井下石，且很多言论显然是男权社会中谴责与孤立受害女性的典型话语。这些情形令人心寒，也反映了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在内的妇女界，对于女权问题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真正的践行（当然，以上这些女性优点都大于缺点，本质上也都是好人、善良之人，所言所行大多数也都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人权与女权。但这些缺点乃至负面的东西，已经表现的较为明显，违背了道理、逻辑，与良知和道义产生冲突，是应该修正更改的）。

有许多女性，虽生长于中国大陆，却因在港台欧美日等地求学、工作、交际，逐渐与大陆疏离。她们忘却或淡化了对中国大陆的认同，也不热切的关心祖国人民的疾苦，而是基于对港台欧美日等地的认同，以及与这些国家地区人士的熟稔关系、利益连接，与这些地方的人在情感和利益上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些地方与中国大陆冲突时，无论是非对错皆倾向于“第二故乡”及那里的人群。即便对中国大陆及中国大陆人民有些关心的，也是非常有限，且在冲突中几乎必然站在现活跃地一方（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已经站在敌人一方，那这种人就连商榷必要都没有了）。她们一方面反对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却时常支持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无论逻辑还是道义上都是谬误。即便中国大陆统治者及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野蛮残忍，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民是受难的弱者、被利用的对象，而非当年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几乎全员直接间接参与作恶的国民。而她们却并不完整了解和仔细思考，以致以貌似正确但并不系统完整的价值观，得出错误的结论、做出悖谬的行为。

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固然是她们个人自由，有的人也有一些合情合理的缘由与不得已的苦衷，但并不代表无可非议。当然我反对各种感恩之说，但作为中华儿女，难道不应该为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在国内外奋力而争吗？即便出于无国界的国际主义精神，难道不也应该关心比港台等地苦难更深重、更急迫需要自由与正义的中国大陆人民吗？这些因为种种幸运而得到自由幸福的人，对同胞的苦难置之不理，甚至以鄙夷乃至敌视的态度和言行对待之，难道不是一种应被谴责的态度和行径吗？即便认为中国男性是压迫者，那么对中国各阶层女性尤其中下阶层女性，有过多少真诚的关怀与实际的帮助呢？（而这些人的成功，其实都某种程度借凭了中国大陆的资源，在与其他国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且往往凭借其阶级、家庭、“贵人”、运气等非个人努力因素取得优胜，甚至恰恰是依赖于其反感的体制、痛恨的潜规则、不齿的特权，才有了今天。虽然大多数人也是体制受害者，但是其实相对大多数中国人，反而是相对受益者，是不自觉的在不公不义中取胜的既得利益者，客观上甚至主观上损害了其他中国人民的利益与机遇，有责任反哺和补偿中国大陆人民，尤其当年与其在相同处境下却未像她们那样成功的其他女性，并促进中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当然她们也仍然为中国的人权与进步做了许多事，要比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男性，都更加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人民有贡献）
		

以上这些只是我认识或略有了解的女性知识分子，但是我想其他我不认识乃至完全没听说过的女性，也好不到哪里甚至更糟，一般而言，不太知名的女性问题应该更多，因为她们更不需要顾忌“政治正确”和言行形象。

	 
我与以上女性皆无仇怨，相反其中一些人还对我有支持帮助。但是为了公共利益、基于是非曲直，我不应避讳其缺点与不足。我不提名字也是出于尊重，而非含沙射影讽刺。她们或许感到冒犯，但是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她们感觉不适，那么因她们立场言行而直接间接受害或起码难以得到支持帮助的更弱势受害者尤其弱势女性，难道没有尊严、不应有话语权和代言人吗？她们的确是相对男性和统治阶层而言的弱者，但是相对于其他女性、低阶层、被伤害和孤立的人士，就又处于相对强者乃至压迫者地位。她们得到一定地位和声誉，本身就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大责任，接受更多非侮辱式的、非诽谤内容的批评。
		
还有，我都是据理批评，没有使用针对女性弱点的方式施加羞辱攻击。仅这一点我已经强于绝大多数男性包括绝大多数自由派人士。而且与我批判其他更强势恶毒的男性的激烈言辞相比，我对这些女性批判已经非常委婉温和，颇有保留。我批判过的中国男性不计其数，仅知识分子就有数百人，自由派圈子起码数十人。难道女性就应免于批判了吗？而且，如果她们遭遇更强势一方尤其男性权势者欺凌伤害剥削，我当然也会站在这些女性一方批判那些男性恶人，且已经这样做过、现在还在做、未来也会继续这样做。另外，我也不是什么有权有势、人脉广泛和手段阴毒的人，这些批评并不会给当事人构成压力和打击，相反是类似于公民对公务员、选民对议员的批评那样，是人民对精英既得利益者的一种建言。
		
最重要的是，即便她们有这些缺点和问题，她们也拥有完全的不受他人侵害尤其男性又尤其有权有钱体格强壮男性欺凌剥削伤害的权利，且无论其自身如何，其他人都应该帮助、支持、保护这些女性，而不应袖手旁观，更不应由于她们这些缺点和理由而冷嘲热讽、羞辱受害者。如果批判这些人，请先批判比她们更强势和有地位的男性。而这些女性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存在问题，并不是否定女权的理由，相反更加证明中国社会需要女权的发展和完善，女性利益也要更积极的伸张，女性及全体国人也应该得到更系统全面的启蒙。我也一直认为，女性整体上的良知和底线，都明显高于男性，中外皆然，且中国相对更明显一些（当然这是整体而言，个体当然因人而异）。

而且明显的，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男性、女性，她们已经是最好的那0.001%的中国人或“前中国人”了（以上涉及群体，不包括缺乏反抗能力、知识、地位的弱势者，很多弱者连表达能力都没有，更不可能发出负面言行，无法计入），但是并不是完美无缺，相反同样需要批判。但即便这样的人都有各种严重问题，可想而知中国整体多么肮脏、国人人心多么败坏。尤其是中国既得利益群体，又多么无耻和令人厌恶。还有，在如今的中国与世界现实状况下，我是可以理解她们的局限与不足，以及对她们有限但可贵的、折中和局部化的努力表示赞赏支持的。但是如果从完全的真理和彻底的正义立场，那她们还是有许多需要被批判的。基于以上的前提，我想我完全有权利对这些女性知识分子进行有节制的批判（我承认我的总体德行、贡献、能力，尤其现实言行对国家民族及他者个体的利弊影响，都远不及这些女性，但是我仍然有权利批判））

对中国“公知”/自由派/反对派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简单归纳和述评

中国的主流“公知”不仅过去和现在难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和代表，未来也很难在中国得势。原因除了不言自明的因素，还因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

很多人只注意到“公知”反体制、骂政府、亲西方，没注意他们具体的价值观是什么。中国主流“公知”是广义的自由主义者（相当一部分是狭义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也同时是保守主义者，主张的是承认现状和既得利益、自由放任（消极自由）、法治宪政与习惯法/判例法、原教旨倾向的市场经济、低税收、小政府、高度强调私有财产保护、地方自治、温和渐进、约定俗成墨守成规、自发秩序、多元宽容尊重差异等等。

如果从意识形态光谱看，他们大多数都是右翼，一部分是中间派或无特定左右立场，只有一小部分是左翼。而且这一小部分左翼，主要是社会自由主义者，而非社会民主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相对于平等更强调自由（虽然相对比右翼更强调平等）。

比“公知”们支持什么更能反映其价值观和立场的，是他们反对什么。他们不仅反对现行体制，还反对或抵触（起码不热衷）社会革新进步、阶级斗争、民族主义、大政府、高福利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平等、国家干预、中央集权、强力管制与广泛社会动员、标准化和人为规范化（如公制而非英制）、逻辑一致性、顶层设计、成文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及相关法治理念等。

他们其中起码很大一部分（至少三分之一）还反对女权、LGBT权利，即便不强烈反对但也不热衷；对劳工、农民、个体户、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权利也很不关心，或者起码没有额外关心，而是认为应该不管起点和条件的差异，“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国民。或者他们只关心如小贩夏俊峰、农村服务员邓玉娇这样的个案个体，但是并不想给这些弱势群体更多系统性的权利和保障，仅仅是允许他们自谋生路、自负盈亏（虽然这也比政府强，政府连他们自谋生路都不允许）。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自称左派且的确有些左派观点的，同样持类似立场，其仅仅在国外议题等各种与自身利益无关问题上左倾，但涉及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议题时，就变成维护自己和亲朋好友既得利益的保守派了，如拥有北京或东北户籍及相关特权、与满清后人有密切关系、在蓟辽东北等地人脉广泛情感深厚的“公知”杜延林、王斌（此人为张艺谋参赞人员）、圣地亚哥商人王玮等人。而如民主人士周舵等人也鄙夷大众民主、反对进步主义，虽然有各种看起来也有道理的理由，但本质是其既得利益阶层的阶级身份决定了其价值观和主张。还有像学者贾葭、媒体人张洁平，价值观似乎也是左倾进步，但是却缺乏对中国大陆受难人民的共情，总是站在港台日欧美等非大陆角度看问题，无视“房间里的大象”般的各种谎言、丑恶、不公（如日本对华罪行、如今日本从官方到民间对战争罪恶的粉饰和对所获利益的继承；香港人相对大陆的优越和系统性歧视）。

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宗教信徒，以基督教保守派为主（而非大多数国家有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那样是倾自由派开明派的），有些知名“公知”甚至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领袖，观点和立场极为保守，保守顽固程度与塔利班“不分伯仲”（甚至在理念层面“更胜一筹”，只不过没能力像塔利班那样付诸实际）。王怡、余杰、冉云飞等人就是典型，人权律师中也有大量类似意识形态者。而“公知”中的穆斯林和藏传佛教信徒，同样很多是保守派（虽然有时表现出进步自由派一面，但仅仅是为了反中共、取悦西方而表演为进步派，或只在部分议题上是进步派，而非整体思想和从头到尾都是进步自由派），而且还有强烈的反“大一统”和分离主义倾向。

另外，与人们一般的印象不同，中国大多数“公知”是反对革命的（所谓“告别革命”。而鼓吹“民主之后杀全家”的是少数极端者，而且大多数是出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愤怒、和一些具体人的恩怨仇恨，而非为了正义的革命、伟大的理想。甚至可以合理推测，这些人一边要杀对头全家，一边同时反对革命），起码反对进步主义性质的革命（反倒支持一些反动的暴力，例如长枪党和佛朗哥政变、皮诺切特政变。上述那些主张“杀全家”者，有些的确出于意识形态，但其实他们是想杀阿连德聂鲁达们，而不是藤森魏地拉之流）。他们中大多数也都对“左”非常厌恶或至少不感冒。

这样的价值观和立场，就让他们注定不能得到大多数国人的支持，起码得不到那种积极的、强烈的、具有行动力的支持。这反而值得庆幸而非悲哀，说明人民还是有朴素的是非观（那些既得利益者和被政权洗脑而反“公知”者除外）。

正常情况下，想要推动正向的变革，变革者应该站在最大多数人的合情合理利益一边、站在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者一边、站在正义一边、站在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边（可简称为“四个站在”，在“四个站在”并非空洞而是有具体内容和指向，本文就已做了相对具体说明）。站对这四个位置，才能获得道义的正当性、现实的合理性、逻辑的自洽性，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积极的回应、热情的参与，最终实现顺势而为的成功。然而大部分“公知”起码站错了“四个站在”中的两个，甚至有些全部站到反面，那能成功才怪。而且如果成功了对中国不是福音而是又一种灾难。

再简化一点，“公知”在阶级和民族这两个涉及人数最多、涉及范围最广、最重要的问题上，违背了大多数中国国民潜在的、正常的情感与诉求，也与当今的历史阶段及现实环境所要求的选择方向相悖。

他们不强调劳动人民的疾苦，不在乎国家民族的尊严，甚至很多“公知”比他们反对的对象还要痛恨阶级反抗，逢“左”必反。在民族问题上甚至很多就是逆向民族主义（一方面反对中国人尤其汉族人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却支持对立面的民族主义，例如这些人对港台的本土主义非常理解同情甚至强烈支持，再看看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安倍晋三之死引发的“公知”集体号丧，以及2016年来对特朗普蓬佩奥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右翼国族/种族/民族主义势力的强烈支持）、心灵卖国贼。

除了这些，中国“公知”还普遍缺乏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常识都严重匮乏，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差（甚至有些人不是差而是完全“失能”，言论几乎没有任何逻辑和依据，充满着矛盾和双重标准，并且对各种阴谋论笃信不疑），不能全面客观正确的认识中国和世界，当然也就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正确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公知”的这种低素养不仅普遍，即便是得到国内外最顶尖荣誉、影响力极大、备受赞誉的那几个“公知”（个位数的那几位，是特指不是泛指。最典型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也不例外甚至还很严重，其各种文章和言论中的事实错误和价值观错位比比皆是。甚至有时让人怀疑他们并不是素养问题，而是智力和精神问题。

中国当代主流“公知”如此的价值观和立场，能成事吗？如果真的得势掌权，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尤其各种弱势群体是好事吗？

那么正确的方向和做法是什么？三百年来法兰西乃至整个欧陆的启蒙先贤、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至今美国倾向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和理性主义立场的知识精英、四十年来韩国从街头到法庭再到政坛奋勇抗争的进步派，以及拉美各国追求正义平等社会的男女老壮，已经缔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进程，为后人铺了走出蒙昧的前路、做了冲破黑暗的示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这些人士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开拓更加伟大前程的先导。

而一百年前的中国，那些“救亡启蒙”先驱，也早就践行过整体正确、大部分局部也正确的路线。虽然从后几十年的结果看，中国好像因此出了大问题乃至灾难，尤其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弊病，但不能连孩子带水一块泼出去，更不能忽视其实“救亡启蒙”是取得了很大成功、是对国家和人民及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积极作用的。之所以出现灾难，是一些偶然的（中共控制大陆全域和一党独裁、毛泽东和邓小平个人立场和选择）、外力的（日本侵华、苏联干预、美国勾兑）作用造成，不能因此否定“救亡启蒙”的正面意义。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摒弃“救亡启蒙”而是继承和发扬，要重新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纛，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基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世俗主义、科学理性的独立民主富强国家。

如今中国的主流“公知”背弃人民大众和国家民族，对中外先贤的先例与遗产嗤之以鼻甚至大加鞭挞，更与时代发展中正确的潮流及世界大势应行的方向相悖，反而去拥抱一些早被先发民主国家乃至一部分后进国家知识分子抛弃的陈谷枇糠。如果不败，义理难容；如果得势，对中国和世界，将是另一种灾殃。

李文亮本来就不是吹哨人，我早就写过：

由伪吹哨人李文亮大受赞誉想到的

首先，我需要讲一个清清楚楚但是几乎被所有人故意或无意忽视的事实，即李文亮并不是所谓“吹哨人”。李文亮在其群组中原发言：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这是李文亮的原话、聊天原图。从手段（在同事群里发）到目的（提醒亲朋好友），都完全不是在“吹哨”，不是在提醒广大民众，怎么都和“吹哨人”挨不着边。

我相信，有许多人并没看到过李文亮发言或者所谓“吹哨”的这段原话；我也相信，有许多人看到过李文亮的这几句发言和聊天原图，但是还是把他说成“吹哨人”。

这就很有意思、很值得讲讲其中反映的一些社会现实、舆论门道了。

那些并没看过李文亮这段原话、这张截图的，且以为李文亮就是类似“登高一呼”“有SARS，大家都注意防范啊，别得病了”这样“吹哨”的人，连续犯了想当然、先入为主、英雄化/神化崇拜对象、人云亦云、囫囵吞枣、移情寄情幻想……的一系列错误。

这些不明真相的也就罢了，但为什么看过这张截图、知道李文亮没有向公众“吹哨”的大批民众，还是把李文亮这样一个在小圈子里悄声提示亲朋好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当成敢言的“吹哨人”呢？这才是值得玩味、探究之处。

对于国人而言，事实真相具体究竟是什么，往往并不重要。中国从中产精英到普罗大众，只是把李文亮想象成一个振臂高呼的“吹哨人”，而不在乎他是不是真的在“吹哨”。他们只需要一个完美化、具象化的偶像，将这个偶像捧上神坛，供他们寄托“说真话”的情感、发泄不能说真话的情绪。

在中共专制高压下，人们不敢言、不敢直言、不敢吐真言，于是大家希望制造一个敢言的形象，以供拉旗、朝圣、祭祀，李文亮就成了大家寄情塑立的对象。这和真实历史上的关羽有很多不堪，但是却被后人制造为义薄云天、完美武圣的形象，成为忠义化身，有些雷同之处。

但说到说真话，从高耀洁到蒋彦永，从刘晓波到许章润，不乏更加敢言者，但人们为何却选择李文亮这样一个顾自己老婆孩子的利己主义者当说真话的偶像呢？

官方的信息封锁、对政治反对人士的舆论抹黑，固然是一方面。但如果以为只是因此，人们才选择李文亮当“说真话代言人，那想的就太简单了。

更根本的原因，是以中产精英为中轴的中国公共舆论参与者，自身普遍就是李文亮这样平日不涉政治、不批判政府、不反对体制，只敢在一些具体议题对亲朋好友说“大家注意点，不要外传”的人。

是的，国人尤其中产精英，普遍与李文亮一样，甚至说心灵相通。他们平日不关心社会公正，只考虑自己炕头老婆漂亮孩子健康。他们希望专制的阴霾不要让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遭灾，至于别人家洪水滔天，底层工人农民苦难，他们不会在乎也从不想在乎。

但是病毒是不分阶级都传染的，政府隐瞒疫情的危害也是不挑白领还是农民工的，于是这些中产精英、理工商医IT男女，就号啕了。李文亮是号啕者之一，其他中产则心有灵犀，连枝同气。

当提醒亲朋好友“大家小心，不要外传”都被训诫，得病死亡的概率几乎同等落在中产和底层等几乎所有国民头上，他们才如丧考妣。丧了考妣，凉了炕头，得病或隔离，工资少了生活麻烦了，病死危险降临了，总之自身的（而非仅仅他们底下工农）利益受损了，愤怒了，对政权不满了。

然后，他们自然就把丧了的不是考妣胜似考妣的李文亮抬了出来，将这个精致利己、日常享受着底层廉价劳动力、体制各种福利的李文亮，塑造成了直言、敢言、愿言的“吹哨人”，哪怕他一声哨子都没吹，吹的动作都没有（甚至在小圈子提醒亲朋好友时还不忘加上“不要外传”这个猥琐动作）、只在后来出名时用身体下面的通道补了一声“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不及真的用嘴（而非下面排泄的东西）大声疾呼、正面批判者亿分之一的抗争力道。

中国中产精英，也就是主要以高知理工社达工业党构成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就出于这么些个动机，利用遥遥领先于大众、脚踏工农的话语权，硬生生又活生生的将拿哨子都不敢、小心翼翼提醒亲友、不顾大众的李文亮，塑造成了伟岸的“吹哨人”。

这些中产精英，社达工业党们，从来是反对革命的，属于“已经阔了要守旧”的，是乐于参与剥削工农享受低人权优势的；他们对于劳工权利、女权、残疾人、LGBT、各种边缘群体，从来是鄙夷的、仇视的、甘做政权帮凶积极参与对这些的压制和污名化的。

这帮衣冠楚楚的腌臜泼才，信奉弱肉强食的理工工业党精英们，注定不会、不敢更绝不愿把真正的革命勇士当成偶像，只会将与他们一路货色的李文亮之流抬上其完全不配的历史神坛。

这样的“吹哨人”，这样的伪吹哨人，老子不敬，老子不跟风，老子不捧场

医疗事故患者维权，发微博讨公道，李文亮们：“患者懂个屁，为了讹钱，医闹”、“你们这点挂号费得到专家看诊，还不知足”、“拉到没监控地方打一顿就不再折腾了（私下说）”

女患者控诉被猥亵性侵，李文亮们：“麻醉药作用，产生幻想”、有妄想症”、“医生眼里你们身体就是一块肉，还是烂了坏了的肉”、“这么丑谁想猥亵你”、“xxxxxx（不好直说，自行想象）”；

工人农民哭诉被压榨、工作条件差、工资不够娶妻生子，李文亮们：“活该，为啥不好好学习，没文化又懒，自己不努力还怨别人”、“都能吃饱饭了还要求那么多，真是不知足”；

政治异见者、维权者被迫害，亲友呼吁关注，李文亮们：“不安分守己，乱说话给国家添乱，就该治治你们”、“摊上这种亲戚，你们真倒霉，以后儿女结婚，千万别嫁给这种不顾家的神经病”；

外国媒体报道中国人权问题，李文亮们：“你们国家歧视黑人/枪击/难民先管管吧，我们的事不用你们操心”；“我们航母下水了，还是以我老家名字命名的，我们国家现在强大了，不受欺负了。你们还想来鸦片战争吗”？

……

被训诫约谈、得了新冠，在床上快死了，李文亮们跟将死的羊那样喘着气接受外媒采访：“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呵呵，大抵如此，大抵

李文亮这一类人平常狗苟蝇营，各种灰色收入应该没少拿，也完全能以各种方式玩弄女性。他们也都普遍鄙夷工农，更反感各种政治抗争者，也拥护中共。然后自己被铁拳了就嚎啕，呵呵。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如果李文亮们做那些龌龊肮脏的事，难道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逞吗？

与李文亮被广泛吹捧的形象恰恰相反，他之所以被捧，正好说明了男性精英利益共同体的强大。

我承认，的确是因为我比较看不惯这种高知理工社达工业党、精致利己自私鸡贼者，以及他其他一些身份，才如此评价的，没错

论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我记得知乎上有一个提问和回答，现在被删了。提问内容大致是：专制政府面对曼德拉这样的民主斗士，难道不会选择在其崭露头角后、进一步成名之前杀掉，以避免其形成号召力、推翻他们的专制统治吗？ 有一个回答很好。他列举了南非反抗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许多英雄人物（具体名字忘了，只记得一个叫佳士提斯），这些人物曾是曼德拉的战友和前辈，知识水平、勇气、形象都比曼德拉好。

这些人在南非反专制反种族隔离抗争中，知名度、影响力、对政权的威胁，都比曼德拉成名之前更大。如果他们活着，显然比曼德拉更可能当上民主高峰期的运动领袖、民主化后的总统。

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在民主运动最艰难的时期、抗争的低潮期，相继都死了。原因就是种族隔离政权发现他们有能力或潜力颠覆其统治，于是将其杀害或囚禁致死（即“罗本岛的囚徒”，曼德拉也在此关押），避免其形成更大的影响、对其统治造成更大的威胁。

这些曾经比曼德拉更有能力和勇气的民主人士，被杀死或者监禁后，曼德拉才从一众相对不知名的民主斗士中崭露头角，逐步成为新的民主领袖，并带领黑人、联合反种族隔离的开明白人，推翻了种族专制政权、实现了民主化。

专制政权显然考虑到了有魅力、影响力、感召力的民主人士对他们的威胁，且果断处决了他们（或变相处决、消除其影响力，如酷刑和终身监禁。如曼德拉第一任妻子温妮就被残忍虐待，留下终生身心创伤）。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者前赴后继，将革命事业进行了下去。

这个回答很好的应答了提问。专制政权是残暴的，对专制政权形成威胁的人，他们在分析风险后认为应该杀掉，当然会痛下杀手（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摧毁其反抗能力）。但是，他们在杀掉那些已崭露头角的潜在威胁者后，新的反抗领袖又在成长，并接替前人的位置、履行烈士未竟的使命。 生命是脆弱的，但是人心是顽强的，不公不义下的抗争是生生不息的。

不仅南非，中国的反满反帝制民主革命，同样如此。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革命党“拿大将当小卒用”，参与者都是不亚于黄兴宋教仁的当世菁英。吴樾和彭家珍的生死如果与汪精卫调转，以其才华、勇气、身份，或许也是国民党的领袖、共产党的魁首，或者其他能在中国有一席之地的新势力的领袖甚至开创者。但是他们都死了。 但他们的死并没有让革命停止，相反激励了后继者、推动了革命进程，也在中华历史上树立了新的丰碑。

不仅国民党，共产党在曾经的革命中，在还有热忱的初心时，不也是如此吗？“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人民对平等与自由的向往、对民主与正义的追求，是不会因为暴力和杀戮而消失的，可能一时沉寂，但地下的潜流会更加汹涌。思想的流传、文字的散布，从广播到耳语，悄然而博大的在知识分子中传递、在人民大众中播种生根，这是任何屠杀和文字狱都不能禁绝的。

中华民族尤其汉族人民，绝不会被“昏迷”与“强暴”征服和麻醉，推翻专制统治、击败列强侵凌，建立独立、平等、自由的共和国，缔造世界民主、进步、和平的大业，一定会实现。

王庆民

2023年1月17日

共和历231年雪月锌日

看到这消息标题，还以为四川大学出来一位反抗强权暴政的勇士，原来是反女权的。欺软怕硬专捡软柿子，包括高校精英也是如此

四川大学男权分子举牌事件说明，即便中国民主了，声量最大、争夺利益最用力、手段更没有底线的，必然是各种强势群体、利益集团，而非需要自由解放的弱势群体。这不就看出来了？看看中国女权人士在大陆抗争会是什么局面？

自由民主，起码在中国，只是让既得利益群体披上了合法维护和拓展特权的皮

过了没几天，又一例。四川大学学生讲台演讲，怒斥成都体育学院学生打人。骂完女权骂体校，中国精英学生的“反抗”对象选择和行为可见一斑。然后还有其他川大人拱火说不反击成体学生是“欺软怕硬”，然而只敢对一个体校学生撒怒、不敢对这几年政权各种倒行逆施反抗，不才是“欺软怕硬”吗？

这样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必然是只向弱者撒气、不敢反抗强权强人。如此下去，且不说难以实现民主化，实现了也仍然是社达丛林

现在的国人追求权利自由，都是“自我以上应该人人平等，自我以下阶级分明”，权利该得的都要，义务能不承担就不承担。很多人不仅如此还更进一步，一边哭喊求助说被强权欺压，一边欺压更弱者毫不手软，甚至还反咬弱者欺负他们。包括各种相对的弱势群体，也都一样。他们在强权面前弱势，对更弱者则是加害的强者

（图发不出来，品葱链接：https://pincong.rocks/article/58986 内容一样，只是图发出来了）

本文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人道中国”共同举办的“未来民主中国宪法设计”二等奖

一、总则与概括：基于充分代表性、公平合理性、运转高效性、决策科学性、长期稳定性这五个原则而设计和运行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8907

二、总统制：过大的总统权力与自由裁量权、助力民粹催化独裁的工具、“胜者全得、败者全输”的不公和激化政治斗争的恶果、高效行政的双刃剑，以美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及拉美诸国为例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8910

三、议会制：多元参与、议行合一、集体决策、效率不足、另类垄断，以英国、印度、日本为例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8913

四、半总统制：权力分立与调和、行政权拆分、政治多元化、有龃龉但更包容、稳定与效率兼顾，以法国为例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8940

五、民主中国议会制度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8943

六、联合院： 区域、民族、少数/弱势/特殊群体的代表机构，体现国家的多元化、政权的包容性，保障弱势者代表性和话语权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8971

七、人民议会：政治中枢、权力重心、民意所在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8974

八、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 民主中国科学理性决策和施政的中流砥柱：必要性和重要性；具体人员组成；专业人士不能脱离现实而要密切联系人民、尊奉科学需同时坚持人权/人性/人道主义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8976

九、军方应在“专家院”及中国政坛有一席之地：由专制到民主的政治过渡和民主中国建设的“定海神针”：必要性（不得已性）、重要性（独特价值）；古今中外军事力量强弱及安内攘外的成败得失、前车之鉴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9016

十、政权组织形式设计原则概括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9019

十一、中央与地方关系：联邦制框架下双轨制（全域联邦制＋汉地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结合、弱省强市县的地方权力结构、全国均等化的管理与服务、进步主义导向的国家政策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9035

十二、中国应实行联邦制框架下的双轨制国家结构：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港澳台实行联邦制，其余地区/汉族聚居区实行单一制；尊重少数民族自决权、保障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汉族“再自决/二阶自决”权及分离地区汉族居民合法权利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9038

十三、未来民主中国汉族聚居区的地方行政制度与中央地方关系： 单一制的结构、户籍制度与各种制度性壁垒的废除、全国均一化和先发拉动后进的政策立场、市-县与乡-村为单位的两层地方自治、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结合与统一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9057

十四、民主中国汉族聚居区的民权民生政策： 国家干预与公民自组织的结合、扶植公民组织和鼓励公民运动；提供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基本生存发展权利保障；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和税收政策，基于贡献和付出分定收入并全民申报，税收应发挥调节分配作用并明晰化可感化；促进社会体制环境公正、实现国民物质所得的均衡、非物质权利与话语权的平等；将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作为国家大计中的重中之重，并将培育公民良好道德品行、公共责任意识与同情心正义感、创新创造能力作为教育重点；以折中渐进原则和涓滴手段促进社会改良和国家变革；对旧政权既得利益者据其过往及现实区分对待，以和缓方式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对政府、警务、教育、医疗等重要领域公共管理服务人员以“高薪养廉/高薪提效”保证基本公共管理服务的高效、公平、优质；借助现代科技与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管理与服务的透明与平等，并实现互联网社会的法治与安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各尽其能与相互配合，“小国寡民”乌托邦的不切实际；民主法治下的中央集权不会导致极权和严重权力寻租，对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体制之害而厌恶大政府与集权立场知识分子观点的不赞同，但保持同情之理解；增加税收和提高社会福利并非极左“大锅饭”和共产主义化下的贫穷低效，而是缓和社会矛盾避免极端势力得势；“平等”与“自由”之辩：平等保障自由而非阻碍自由；“整体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之争：当今世界人与人联系的普遍客观多样、社会公正和保护弱势群体需整体主义理念政策（以女权问题为例）；国家干预与整全社会形态下群己权界的划定与对个人权利自由的保障；从国家大政方针到个人态度，皆需一分为二看待和辩证合同对待影响重大且根深蒂固的保守事物：家庭和宗族（以及对激进左翼反家庭反宗族价值观的反思）、宗教和传统文化（以及对现代价值观和世俗主义存在不完善与脆弱一面的承认与评论）、民族和国家（“天下大同”的应然和“人以群分”的实然；个体独立自由的宝贵与族群身份认同的必要，二者的冲突与互利；重点分析国家中的国家机器、建制体系、官僚主义）；从制度政策到思想心灵，均要兼顾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并以回溯历史变迁和展望未来的角度看待当今世界的发展与不足，认识到历史变迁的阶段性、钟摆性、螺旋上升性，紧迫又从容的促进社会进步，促成革新与保守、经验与理性、自由与秩序的统一；通过设立制度推行政策、价值观塑造引导、文化教育、促进公民自组织等方式，构建友爱和睦的人际人群关系和和谐安定的人文社会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坚持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但又不唯人权、不完全拘泥人道，达成理想与实效的相对一致、保证全局利益和根基稳定，实现人权人道在现实中的最大化和永固性；在把握宏观方向和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对待和处置各种微观问题；将对抗气候危机等极重要事务写入宪法并作为基本国策，在国家施政中优先考量并集中资源完成目标；其他政策措施的概述；汉族聚居区各地离合亦应遵从民意、顺其自然，并舍弃排异之患、强固民族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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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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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平等、平权、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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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整体主义和女权主义：对若干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评价；无组织个体女性难以维权；男性不尊重和压迫女性的结构性原因；家庭暴力问题的复杂性；物质匮乏与环境不安、金字塔型压迫体系对男性女性的伤害；电视剧《底线》若干问题；战争对女性的直接与间接伤害；女性争取权利自由要兼顾他者利益与关切；要分阶段逐步争取女权；发扬女权需改变国民价值观与社会文化；男性支持参与女权的重要性必要性；女性获取权利同时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实现女权需宏观视角与统筹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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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群己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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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分离独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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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民主中国选举制度：基于充分代表性和最大公正性原则的选举方式：联立制投票和分票方式下的混合选举制（比例代表制+小选区制）；1、完全小选区制：代表基础和区域民意、议员与选民联系紧密、充分反映具体民生诉求、严重扭曲全国民意、国会政党组成或过于细碎或两党垄断、不利于支持者在全国分散的政党、易被威权势力利用操纵，以英国、印度、法国、美国、俄罗斯（取其实行小选区制的那部分分析）、马来西亚等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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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完全比例代表制：相对准确代表全国民意、促使选民关心国家宏观政策、利于全国性和强意识形态的中型政党、与具体区域民意有所脱节、低门槛情况下政党过于细碎组阁困难、易令极端主义者跻身国会，但相对而言优略大于劣，以以色列、希腊、西班牙、巴西等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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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混合选举制：并立制，和联立制：兼顾各具体区域和全国整体民意；并立制：放大胜选大党优势，不利于败选的第二大党和各小党，以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日本、匈牙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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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联立制：折中调和、政治多元、两种议席分配有所冲突但负面影响有限、最大限度代表真实民意，以德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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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民主中国“人民议会”选举制度的框架和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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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总统选举制度：直接选举、一轮决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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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司法体制及大法官推选制度：以欧陆法系（民法法系）为基础的理念、法律、制度、运转（以及对英美法系（普通法系）理念与体制运行的评价）；法院、检察机构、警察机构的性质、组成、职责、相互关系；民主中国制宪工作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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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总理及内阁成员产生方式：由“人民议会”选出和受其监督制约、和总统分工且合作但相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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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监察制度及机构设置与人员选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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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考试制度及机构设置与人员选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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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各地方行政、立法（决策）、司法及其他机构及成员的产生方式：比照中央但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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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总统个人、内阁成员、国会议员集体发生意外时的继承顺序和“指定幸存者”身份；国家机构和首都的“备份”安排；国家中枢“备份”的必要性重要性及中外相关惨痛教训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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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参与：从古代至近现代及当今中国外务史概括与经验教训；全面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基于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对待国际事务、兼顾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实现国际正义与促进世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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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政治制度设计综述：基于人民主权、科学理性、扶弱平权、折中调和、小域自治这五个原则和方向设计与运转；政治设计的局限与制度的脆弱、未来实践中基于“共同的底线”做出适当修正（以及极不得已时进行大幅改易）的必要性；当务之急是结束专制、开启民主化，而后民主政治制度才能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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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相对。民国也没屠杀少数民族（除了辛亥革命时报复了一些满人）

是的没错。然后后清、当朝、中共，还是这样，简直一模一样

对了就是这样

有人看了我反满言论后说我是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者，还因此意淫式联想出我支持中共对维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压迫。而我恰恰是反种族主义的，既反对满人对汉人的种族压迫，也反对汉人对其他民族的种族压迫。这些指责我的人还列举中共对维藏回蒙等民族的镇压行动说明中共是大汉族主义者、相关行为是汉族迫害少数民族。

可是至少在“前30年”时期，汉族同样受到残酷压迫，许多汉族省份（如河南、安徽）被饿死杀死人数远远超过少数民族聚集区。而且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恰恰满族没有受到清洗压迫（甚至轻微少量的杀戮都没有（老舍之死显然与其民族属性无关，相反恰恰是其比较明显淡化满族身份、与满族圈子疏离，才被当成一般知识分子整死，像满清皇族反而被保护起来了）。

隔壁内人党事件中蒙古族死伤枕藉的时候，吉林延边朝鲜族地区被大规模破坏（但是没怎么杀人）的时候，不远处的满人却毫发无损）。满族是反右、大饥荒、文革期间受损最小民族（比汉族都小得多），东北是受损最小地区（小于全国几乎所有其他地区）。以上这些信息及各族各区域受难情况对比都可以很容易通过历史常识判断，以及搜索资料查到。

还有，如前所述，维回藏蒙被血腥压迫最惨痛的时期，恰恰是满清掌政时期。无论是清准战争后对蒙古准格尔人的种族灭绝（杀死和间接致死了蒙古最强部落准格尔部落约80%人口），还是镇压新疆穆斯林大小和卓（霍集占）反叛、镇压吴八月等人的苗民起义、镇压杜文秀的云南回族穆斯林起义，以及挑动陕甘回汉互相杀戮及镇压白彦虎、马化龙起义，及这些镇压中伴随的带有种族性质的血腥屠杀，都是满清所为。

而直接指挥、主导这些镇压和屠杀的，是满清皇帝康熙、满族将军费扬古、福全、佟国刚、兆慧、福康安、何琳、多隆阿等人。公开下令灭绝准格尔部的是非常强调满族独尊地位与满汉区隔的乾隆。

即便为数不多是汉人将领指挥的镇压，如左宗棠率军进军新疆造成维汉冲突和冤仇的“湖湘子弟满天山”，真正决策者不也是满清皇室吗？在西藏开始实行高压统治的也是满清，派驻了驻藏大臣实行实地控制，并武力镇压藏人反叛。满人统治的清朝是汉蒙回藏苗等诸其他民族共同的地狱。

相对的，汉人王朝明朝却对边疆异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并不实际控制，只是令其臣属纳贡。只有在遇到入侵时才反击，如对蒙古和女真，并且也没有进行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屠杀。明朝汉人也对西南苗民有征服，但是没有种族屠杀（当然一定有对平民的伤害包括杀人、强奸，但是规模程度都不能和满清相比），反而带来文明教化。而与维藏几乎没有军事冲突。

这并不是说明代就多么伟大文明，但是的确比满清文明太多了。就像美国和苏联都入侵过阿富汗，但是两者做的事性质和程度都大相径庭。后来汉民族主导的、带有强烈汉民族主义色彩的民国也没有刻意迫害少数民族。

如今中共对维回蒙藏的镇压，起源都是满清时期的征服，中共也在编修清史在内各官方史书及编写历史教科书中公开承认清朝对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贡献，对以上提及的包括准格尔屠杀（平定准格尔）、镇压大小和卓（平定回部）都予以正面评价，间接承认民族政策的继承性，并且以此作为中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的法理依据。

加上前面我所叙述的其他方面中共与满清的一致性、继承性，可以说，中共政权就是满清政权的延续、借尸还魂。汉族和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包括种族性质的杀戮导致的数百年恩怨，也是满清时期起源、由满人的征服和挑唆引起的。满清/满族/女真是汉蒙回藏苗等诸民族的共同敌人，不仅过去是，现在那些死不悔改从事政治、思想各种路径复辟满清的满族也还是敌人。

即便不管现在满族人对民族压迫的参与，即便现在的确存在一定的汉人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尤其在新疆），起码是不是需要论清楚历史责任、事情渊源乃至起码的是非对错？始作俑者是谁，是从哪个年代开始的？那些指责我是“大汉族主义者”、认为中共镇压少数民族行为是“大汉族主义”的，应该睁大眼睛仔细看清事实，看看这个账最需要找谁算。

把满族和维回蒙藏苗等民族等同看待和对待，就相当于二战中把美英法这些反法西斯盟军和纳粹德国及日本当成一路人。如果同情维回藏蒙等少数民族，那更应该痛恨满清，痛恨现在各种为满清统治粉饰甚至美化辩护，甚至以满清为荣的满族及亲满汉奸、东北及蓟辽特权汉人。

还有，那些指责我的人说我这样的“大汉族主义者”类似于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完全颠倒了黑白。那些满人和亲满崇清汉奸才类似于美国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显然，满清统治下满人类似于白人的地位，汉人类似于黑人的处境，而不是相反。强调汉民族主义，是为了反抗满族的压迫，就像黑人反对白人压迫一样，怎么可能是相反的关系。

满清时期汉民族虽然是中国的主体，却并不是主导者。至于现在虽然满人已没有清代那样的绝对主导权，但是却和亲满汉奸勾结“各取所需”，并且继续实行类似于满清的暴政、称颂满清的“功绩”，并与满清政权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些我前面都详细论述过了），执政者不是血统上的满族却是精神上的满族。即便是极端的汉民族主义者，也不过是像黑人中的“黑豹党”那样虽然政治不正确甚至破坏稳定和谐，但也情有可原。起码应该在批评他们同时也要批评三K党，就像批判“皇汉”也应该批判“满遗”。

我以上所说这些全都有据可查，而且非常方便容易的就能搜索到相关信息，甚至有些就是将一般知识分子都了解的一般历史常识稍微加以对比思考就可以得出来的结论，不知道那些指责我以及反对汉民族主义、反对反满的人，究竟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

既然无法由汉民族主义主导大一统，只能退而求其次，各地以汉族一部分独立。说不定以后还能并合。如果大家觉得分开好就分。听凭多数民意，也符合现代民主和自决原则。再说世界各国之所以不让中国民主化，包括压制汉民族主义，不就是不放心汉族，怕十几亿人的民族一下子凝聚、崛起、统领世界吗（这一点也是最近越来越明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只不过大家都不公开说出来，但所作所为就是这样）？所以也算一种安全声明

这个我也写过：

https://matters.town/@Wangqingmin/347122-%E5%85%B3%E4%BA%8E%E4%B8%AD%E5%9B%BD%E5%90%84%E5%9C%B0%E5%8C%BA%E7%BB%9F%E4%B8%80%E4%B8%8E%E5%88%86%E7%A6%BB%E9%97%AE%E9%A2%98%E7%9A%84%E5%88%86%E6%9E%90%E5%92%8C%E5%BB%BA%E8%AE%AE-bafyreigwa3bloels4f2ag3kha6rqbafqxnuijbpaswxb3urvgyjyuqfqmu

威斯特伐利亚难道不是利统的吗？承认主权国家现状

舍弃排异之患

说到富察延贺在台湾那个“八旗文化出版社”，虽然它等价于“种姓制度出版社”、“3K党出版社”，严格而言是违反普世文明的。但即便容忍它，那中国其他区域难道不也应该也有海外的独立出版社、发出自身情感、文化、认同、立场的声音吗？

例如江浙应该有“吴越/民国出版社”、陕甘有“秦陇出版社”、河南有“中州出版社”……

当然我知道中国大陆其实是有类似名称或者地域性的出版社的，但是它们根本没有独立性，受中共严格审查，很难出版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内容。即便出一些关于地方文化的书，也都是美食、景点、历史轶事之类不痛不痒的内容。而涉及身份认同塑造、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立场鲜明清晰的，基本是完全没有的。

古代、近代更多是暴力决定胜负，如今则是话语权至上的时代。当然如今世界仍然暴力，但是暴力的立场和导向，也是受话语权影响的。 既然东北/满洲公然在海外发出他们的立场声音，那中原、江浙、陕甘、川渝、两广，难道不也应有自己独特强劲且打动人心的声音吗？ 各地的人们尤其精英，都应为此做打算和行动。文人著书写文、商人捐款捐物、武人以力做盾、交谊者广结四方，都应尽力去预备和相争。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身份认同的建立、利益关系的明晰与捆绑，是在今日新一轮国内国际竞争中取得优位或起码不落下风的关键。而且如果别人有，自己没有，那己方就成了供养肉鸡、待宰羔羊。 既然满遗公然造出八旗文化出版社，那其他地域的人们，即便出于被动反击，也应该筹备自身的舆论系统、积极发声。

否则，以后天下大变，没有身份认同、缺乏凝聚力的族群，就会被认同性和攻击性强劲的力量侮辱、吞噬、奴役，那时再想塑造身份和反抗，就来不及了

香港、台湾、新疆、西藏，之所以形成强劲的反抗中共的力量，身份认同的塑造、共同情感的酝酿、集体行动的一致，是非常关键的。思想的组织，其作用不亚于现实的组织，且和现实的组织是二者缺一不可的。

十多亿在汉地十八省的中国人，是世界的失语者。应该有广泛的人们为其发出独特有力的伟大震撼之声

泰国大选：进步力量与民粹势力携手争得的民主胜利

			

5月14日，泰国举行下议院选举，决出全部500个下议院议席。根据最新结果，代表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中的革新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前进党”获152席，较上届猛增72席；代表他信派系、支持者集中在泰国乡村地带尤其泰北地区的民粹政党“为泰党”获141席；倾向于军方的、带有保王色彩的民粹政党“泰自豪党”获70席；代表保守主义和军方势力的“人民国家力量党”仅获40席，较上届减少76席；另一亲军方政党“统一泰国建国党”获36席；代表市民阶层中偏保守主义的“民主党”获25席。其余席位由若干小党获得。
		
纵观选举结果，本次选举中代表民主进步势力、持中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前进党，成为最大赢家，获得下议院逾30%的席位。而民粹主义的为泰党，虽未能维持第一大党地位，但仅次于前进党的得票，同样显示了他信派系及泰国乡村民粹力量在选举政治中强大的实力。而这两大政党皆有着强烈的民主主义/平民政治、反王权、反军人干政、反威权色彩。两党合共得到下议院近五分之三议席，也能反映民心所向。而代表军方和亲近王室的政党大都表现不佳，也能反映泰国民众普遍对军人掌权和王室干政的反感与抵触。
		
  在泰国，一方面是自20世纪中期就已逐步确立的民主政治的日益成熟、城乡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军人频繁干政和王室对政治深度的介入下，专制威权对民主体制的侵蚀、对人民权利的损害。这也引发了泰国人民反抗军人与王权的一系列抗争行动。关于这些，笔者在2020年9月发表于《联合早报》的文章《泰国反军人干政与反王权政治浪潮合流》一文中已做详细分析说明，不再过多重复。
			
今年大选中前进党和为泰党的胜利、亲军人政党的失败，再次表明了多数泰国人民追求民主、反对军人干政的强烈意愿。
		
 在此前的二十多年，对抗王权和军方的主力军，是前总理他信派系的“泰爱泰党”/“人民力量党”/“为泰党”（三个政党为同一党系），其支持者主要是人口众多、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中颇有优势的泰国农民阶层，以及部分城市工人阶级和下层民众。这些可统称为“草根阶层”的泰国民众，因他信家族发放各种社会福利、保障粮食价格、为他们在政坛代言发声，而对其十分感激和信赖，成为他信家族的铁杆支持者。即便他信因军事政变下台、被捕、流亡，他的妹妹英拉及其他家族成员仍获广泛支持。
		 
他信派系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对抗军人干政和抵制王权政治的作用，但其派系的底色是民粹主义，而非成熟可靠的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即是通过对大众许诺各种福利保障（包括各种“空头支票”、“拆东墙补西墙”、“寅吃卯粮”）、鼓动基于特定身份的政治参与、依靠领袖个人魅力实行个人崇拜，乃至使用暴力及其他激进和极端手段，来赢得政治斗争的胜利和推行相关政策。
		
 他信派系的民粹主义属性，一方面的确促成了有力的政治动员，令其在大选中胜利、在政治运动中声浪巨大，另一方面也因其代表的群体较狭隘、执政不成熟不稳定，引起占人口少数但地位较高话语权较强的市民阶层反感，反而给了军方和王室干政借口。而且，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不成熟、非理性、“损他者利己者”的民主形式。他信派系即便击败军方和王室而长期执政，从整体和长远看，对泰国国家发展和国民福祉，也是利弊夹杂，并不让人看好。
		 
而本次大选中夺取最多席位的前进党，则代表着泰国新兴的进步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政治力量的巨大胜利，也标志着泰国民主势力的组成发生巨大变化、泰国政治格局和泰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有益转变。
		
 前进党及其前身“未来前进党”，是脱胎于最近数年泰国首都曼谷市民民主运动及相关组织和人员的新兴政党。在创党时，骨干成员为泰国的知识分子和城市精英。如党的创办人塔纳通即是大企业家，而其合作伙伴皮亚布特则是泰国国立法政大学讲师。今年领导前进党参选的党首披他·林乍伦拉则是政治世家出身，并曾担任Grab等企业高官。而其他前进党重要人物和核心支持者，也大都来自法律、商业、教育、科技、医疗等领域，皆是泰国中上阶层。
		 
相较于支持者多来自草根阶层、以获取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政治活动带有强烈“群众运动”色彩的为泰党，前进党成员及支持者更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及对国家的法治与公民的尊严有更高要求，且更倾向于通过新闻媒体、公民组织、温和社会运动来表达和实现诉求。他们既反对军人专政和王室滥权，也对民粹政治不抱好感。他们更希望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结束军权和王权对民权的侵害，达成稳定与可持续的民主政治，并促进国民平等与社会公正。
		
 曾经，以曼谷中产市民为代表的泰国市民阶层，是相对保守化的、一度站在军人和王室一方、对抗他信代表的农民阶层的。如在2010年泰国他信派系的“反独裁民主联盟（红衫军）”示威中，曼谷市民多支持中间偏右的民主党阿披实政府，并对军方对他信派系的镇压乐见其成。对于当时的国王蒲密蓬及其所代表的王室，他们也是相对崇敬的。
		 

但随着军人当权后泰国民权的萎缩、政府的日益腐败、王室丑闻的频繁曝出，以及世界上政治革新浪潮的影响下，泰国市民阶层的民权意识、对军人和王室的憎恶，都日益增强。他们也意识到，泰国的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其他下层弱势群体，并不是他们的敌人，相反是同受军人与王室压迫、应团结和帮助的对象。

	 
正是这样的转变，让泰国市民阶层包括许多知识分子精英，由保守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更加强调社会公正、国民福利、底层权利与尊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动机下，前进党诞生并迅速壮大。
		
本次大选，前进党不仅在曼谷大获全胜，还在他信的家乡击败为泰党，充分说明了前进党既取得城市中产阶级的鼎力支持，也争得了乡村地带、原本倾向于民粹主义的农民等草根阶层的民心。
		

而大选结果揭晓后，前进党表达了与为泰党合作组建政府的意愿，也反映了前进党愿意与民粹势力合作，以结束军人和王室过度干政，共同推进民主化的务实立场。

	 
 而为泰党本次大选中所获席位虽低于前进党，但仍甩开了其他各党，获得下议院28%席位，在泰国政坛举足轻重。而多年以来，他信派系都在国会选举中斩获甚丰，今次仍然得以延续。这也反映了泰国民粹势力的根深蒂固。虽然民粹主义有种种缺点，但相对于专制政治、军人和王室对民主的破坏，民粹毕竟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哪怕这种民主不成熟不完善），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部分人民的意志。
		 
由于军方在2019年修改了推选总理的规则，总理由上议院的250名全部由军方推选的上议员、下议院500名民选议员，合共750人中的相对多数选出，因此即便前进党和为泰党皆大胜并结盟，也未必能成功推选己方中意的总理人选。前进党和为泰党联盟若想掌控议会、推出总理，还需与倾向于民主势力、较反对军人和王权的其他政党联合。而军方势力和亲王室力量也会对第三方软硬兼施，试图拉拢其站在己方，共同推选军方人士担任总理。泰国总理花落谁家，尚未可知。且即便由前进党和为泰党执政，也面临着再次被军人政变推翻、政党遭强制解散的危险。
		
但无论如何，本次选举中大多数泰国选民支持了自由民主一方，且持社会民主主义的前进党得到最多支持，反映了泰国人民心向民主、寻求变革、倾心进步的强劲民意。即便有选举制度的设计等各种掣肘，也难以阻挡泰国人民前进的步伐。而泰国进步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巨大胜利，也为世界各民主化国家或待民主国家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前例和有益的示范。

第六部分 我⼼中的圣⼥，我的最⼤⼼愿

对于他⼈的爱与尊敬回报以热⾎、温情、发⾃内⼼的爱与尊敬，是我们的基本道德义务，也是我们天性⾼贵和⽂明⾼贵之所在。我们感激给我们带来普世⽂明价值和全球和平互助的⼈类同胞，我们要⾏动性的拥抱我们的⼈类同胞。过去数⼗年来全球⾃由、正义的⼈类同胞为我们个⼈、群体、社会和国家提供了各种难能的帮助，其间所深含的纯正动机和善意，尤其值得我们珍视。我们将以⽂德回报⽂德。

同样的，我们理当⾸先真诚的拥抱我们的中国同胞，任何教条主义、任何阶级⽃争、任何两极撕裂都应当被我们彻底摒弃。任何中国同胞，只要他真诚的皈依⾃由⺠主普世价值，真诚的践⾏⼈⺠主权和天下为公，都可得到我们的肯定和⽀持。我们的⼈⽣价值哲学⾰命内在的需要和欢迎⼀切敢于激情万丈的追求理想⾃我和理想⽂明的⽣命事业家，“万古名”和“万古德”作为正⾯积极的精神欲望，理当在正处于⻓期上升国势的中国社会中那些⼼雄万丈、敢于肩扛宇宙的⾃由主权的个⼈的内⼼点燃。对于⼀代⼈⽽⾔，“⾐⻝⾜⽽知礼节”，经济⾃由的社会将⼤概率的迈向政治⺠主，这是⼈类历史的⾃然趋势。这⼀统计学规律在中国并没有出错，政治⺠主转型在中国来得较晚，反⽽可能来得更成熟、更深刻、更原创。但是，“⼈能弘道，⾮道弘⼈。”⾃然的制度转型趋势，需要由⾃觉的主权性塑造把它化为现实。纵览当今世界，这⼀轮波及全球数⼗个国家、跨度⼆⼗余年的威权专制回潮已越过拐点、跌下⼭峰，步步挪向穷途末路，⻓期沉溺于“绥靖主义”的欧美⺠主先⾏国家业已觉醒了⼀半，未来中国将拥有⼀个对于其制度转型更为正⾯、⽴体、弹性的国际环境。⽽中国内部冉冉上升的国⼒，⼜可为中国的制度转型提供⾜以应对各种⻛险、熨平各种破坏性纷争的深厚资源。最重要的是，创造历史的机会已经出现了，机会会刺激有⼼⼈，机会会⽤“看不⻅的⼿”挑选正⾯迎接中华⺠族千年政治巨变、⽂明巨变的历史原创者，机会属于任何⼀位敢于奉天⾏道、敢于攀登⽣命颠峰的⾏动者，机会不会搞画地为牢、不会搞阶级⽃争，机会会化腐朽为神 奇、化“逆道畸变”为更具冲击⼒的“顺势⽽为”，机会具有像阳光趋动半封闭环境中的植物趋光⽽⽣那样的现实诱导⼒。历史每到各种峻烈深层的⽭盾交汇处往往会发⽣纵深爆炸，“意外的意外”才是转型节点处真实的历史突破轨迹。我们不必预测未来中国制度转型第⼀阶的细节，我们应当明智⽽超越、仁爱⽽悲悯的主要致⼒于打造促成制度转型的内在⽣成动⼒机制，主要致⼒于打造促成根本的世道⼈⼼之变的⼈⽣价值哲学⾰命原点。

我们正进⼀步的逼近⼤历史的爆炸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某种重⼤畸变，也并不意味着⺠主先⾏者不会付出各种重⼤代价，甚⾄惨烈的祸乱。荣幸的毕⽣为理想⽽战、为理想⽽活，⼜何惧为理想⽽死？我知道⾃⼰在做什么，也知道⾃⼰可能会遭遇什么，我的身体和⼼灵已经现实的做好了⼀切准备。返本归原，依天顺道，⽆可⽆不可。

我在⼀⽣中最痛苦、身⼼撕裂的状态下，⽤⽣命之⾎，写下了这篇坦荡陈述我的根本政治主张和深沉的⼈⽣价值哲学⾰命构想的⽂献。果真迈⼊⼈⽣的⼤限，那么，这份⾎写的⽂献即是我留给我的亲⼈、同道、中国同胞和全⼈类同胞的政治遗⾔。亲⼈们，同胞们，我爱你们！我对你们⾄为真挚的爱与尊敬，在我的这份⾎写的⽂献中得到了根本的表达。要奉献就要奉献最精纯、最⾼贵的事物。我业已把我⼼中所认知积蕴的最⾼贵的精神价值和最精纯的⽣命原创奉献给你们，我也恳切的盼望与我共鸣的有⼼⼈能帮助我⼴泛传播这份⾎写的⽂献，使当代⼈和后世⼈读到它，知我本⼼。

临当末了，不断有深沉的悲怆涌⼊我的⼼怀。过去⼆⼗年，在我为争⾃由⽽担当、蒙受⼗⼏年政治冤狱、⽆数次被抓捕被酷刑折磨的炼狱历程中，我的家庭承担了太多太᯿太巨的困厄苦难。我的妻⼦张⻘，为了保护我、营救我，病在异国他乡抚育养⼤⼀双⼉⼥，⼏乎承受了常⼈难以想⻅的各种重压，付出也近乎⽣命可承受极限的拼搏与牺牲，在漫⻓的⼏乎看不到尽头的煎熬中，她的⼼⼒⼏尽被耗⼲耗空。2021年1⽉初，她被发现身患肠癌并作了第⼀次紧急外科⼿术，⽆限内疚和痛苦的我急需赶赴北美尽全⼒对她施以看护救助，却被残⽆⼈道、丧尽天良的特务机器在机场海关拦截，并扣押在⼴州郊区近⼀年，从⽽⼈为的失去了技术上、经济上、精神互动上客观存在的救危救命之机。2022年1⽉10⽇，我的妻⼦在悲惨凄凉中告别⼈世，她实实在在的是为了中国得⾃由⽽献⾄为宝贵的⽣命的烈⼠。得知噩耗，业已经被囚禁在⼴州市第⼆看守所的我痛哭数⼗次，我⼀⽣的眼泪⼏乎已流⼲，但我的⾎还没有流完。

我的妻⼦的悲惨壮烈命运是⼀代⾃由理想者命运的某种缩影。在当今⼈类社会，中国的政治犯⼈数最多，中国的政治犯坐牢最久，中国的政治犯最⽂明最温和，中国的政治犯最坚贞不屈。在这种标志着⼀个国家和⺠族的道德⾼度的悲壮的世界记录中，必定蕴藏着中华⽂明特有的奥秘和真理。⽽其中最⼤的秘密之⼀在于，中国政治犯的妻⼦和家⼈最富尊严⽓节、最具反抗精神、最刚烈的反击强权、最坚韧的⽀撑家庭—⽀援进⾏⻓期铁窗⽃争的丈夫或亲⼈。她们不仅是我们这些为坚守⾃由事业的红线⽽永不屈服的政治犯的精神后盾和家庭⽀柱，⽽且实实在在的构成为⾃由事业⾄为重要的道德⼒量核⼼原点之⼀。

我的妻⼦在我⼼中享有⾄为圣洁的地位：她是少年时代就敢于遨游⻓江的豪迈⼥杰，是⼥权⾃然⽣⻓、男将⼥将并肩⽽⽴的楚⼈的后代。我以我亲身经历、亲眼⽬睹作⻅证——我的妻⼦⼀⽣中从未在任何⼈⾯前弯腰；数⼗年待⼈接物中，她从未有过⼀丝⼀毫的奴颜媚⻣；她的⼀⽣活得好有种⽓、好有傲⻣、好有尊严！她的⼼是深沉的、⾄为坚忍的、⾄为刚烈的⾃由战⼠—⾃由战将的⼼，她从未有过⼀次劝我为⾃保、为家庭⽽妥协屈服苟活的记录，⽽永远是在深沉的肯定激励推动我战⽃到底、坚守到底、反抗到底，任何情势下都不能放弃红线。她是中华⽂明最核⼼最精华最光芒灿烂的⽓节理念的最正宗、最⾼贵、最优秀的传⼈之⼀。“永恒的⼥性，引领⼈类上升。”我的⾸要责任即是⽤⾎写的⽂献来记录、书写我的妻 ⼦的坚贞、刚烈、⾼贵与尊严，愿千秋万代的后⼈永远铭记张⻘这位“⻓江的⼥⼉”的英名，永远不忘发掘她悲惨壮烈的命运中所深藏的⽣命⾄为崇⾼的真理价值、道德价值、美学价值。愿光中之光永不没落！

我的责任还在于让我的妻⼦回到故乡和⺟亲身边。如果我在有⽣之年⽆法完成这⼀⾄情⾄重的使命，我恳望我的亲⼈、同道和同胞能帮助我完成这⼀庄严的⼼愿，让我们夫妻最终团圆，永久合葬在故乡的⼭顶，万古千秋永远相伴，永远相互呵护、相互报答、相互关爱。愿正义必复，愿中华必得⼤⾃由，愿宪政⺠主和⼈道⽂明彻底凝固为全⼈类社会永恒的现实存在。天⽇昭昭！天⽇昭昭！！天⽇昭昭！！！

我给我妻⼦所写的悼词，真实表达了我对我妻⼦的⾄上敬意，同时也实质表达了我对所有像她那样纯真、坚强、刚烈、尊严、崇⽓节的⼥性、妻⼦和⺟亲的深沉敬意。这份⾎泪筑成的悼词即是我的最后陈述：

致我永⽣的妻⼦

你持续⼀年悲惨的呼唤， 早已把我的⼼撕裂。 在你被步步推向万丈悬崖的危境，

我⽆论如何奋⼒，都⽆法 挣脱锁链， ⽆法上前把你救援。

在你⼈⽣的末了， 我不能拥抱你颤栗的肩膀， 不能⽤热泪温暖你 苍⽩冰凉的脸。

最终就这样，我和千万同胞 ⼀道，眼睁睁看着你 ⾮正常地掉进了 万丈深渊！

我的⼼从此坍塌， 陷⼊极度的悲恸、愧疚和罪感。 我的⽣命从此被砍掉了⼀半。

⼥⼈最伟⼤，⼥⼈最苦， ⺟性⾄⾼⽆上。

我亲爱的妻⼦， 为了我和⼉⼥，你熬⼲⼼⾎， 在异国他乡， 经受了⽆数重压苦难。

我却⽆⼒在你⾄危⾄痛的末了， 为你拼命排除险情， ⽆⼒在你千呼万唤的悲惨吁求中， 回报你哪怕⼗天的 最后慰藉！

我亲爱的妻⼦，对于你的深重恩义， 我实在亏⽋太巨， 你的悲惨是我的重罪。

现如今，我的⼼ 完全被⾎泪淹没， 我⽆法拔出，也不必拔出。

我已经永远告别尘世的乐感， 我的命运注定万劫不复。

我亲爱的妻⼦， 你是⻓江的⼥⼉， 即使临当悬崖边缘， 你的眼睛依旧那样 明亮清澈，那⾥⾯有光， 有⽣命真光！

你有常⼈难免的各种缺点， 但你的⼼地⼗分⼲净纯粹， 你的坚强、尊严和⽓节， 令我⼀直⾼度尊敬。

我和你身为患难夫妻， 为了中国得⾃由，承受了 堪⽐战争年代的重重灾祸劫难。

这⼀次你最终掉⼊万丈深渊， 实为⾃由⽽牺牲， 但你的⽣命之光 永远与我同在。

你明亮清澈的眼神每每回想起 都会令我敬仰、热爱、⼼潮激荡， 令我不断在极限苦痛中 抬头望远。

我亲爱的妻⼦， 年年⽉⽉，我都会伏在有形⽆形的哭墙上 为你痛哭。

我期盼着⺟亲回到⺟亲的⼟地， 我期盼着那⼀天， 我们夫妻最终团圆， 在故乡⾼⾼的⼭岗上，我和你 最终合葬在⼀座⼤冢间， 我要永远向你赔罪，亿万斯年，我的灵魂 永远与你的灵魂 ⼀道⻜翔。

我期盼世世代代的⼈类同胞， 永远悲歌你⾼贵的⼈性 和悲惨的命运！

杨茂东（郭⻜雄）

2023年5⽉11⽇

⼤不安催⽣了⼤希望，万古愁蕴藏着万古机。问题在于：⽣命有没有能⼒拥抱⼤希望、内化万古机？有没有能⼒把理性的反转化为现实的⽣命冲动、⽣命⾏动，把追求理想的⽣命、理想的⽂明树⽴为⾃⼰的⼈⽣最⾼⽬的，以此寻求摆脱平凡、超越死亡，⾛上形塑⾼贵神圣的⽣命这⼀伟⼤的激情探险之路？

对于这⼀问题的解答已经超出了知识的范围。⼈类的理性知识本身是不⾜以⽣成⽣命⾏动的内在驱动⼒的，能够如此的乃是⼀种与理性不同的⾼级精神存在：⽣命勇⽓。

孔孟等哲学家为中国⼈提供了⼤⽬的、⼤理想等⽣命导向：普施仁爱、匡扶正义，向着⾼贵君⼦、英雄圣贤等⼈格巅峰步步攀登。但是，他们所突出强调的⾼级精神品质“仁义礼智”，却战略性的移动了“勇”。当他们的思想体系在宋明时代成为统治性的制度理念和主流的⼈⽣价值哲学时，就催⽣出颇为严峻的负⾯⽂化效应。但是，“勇”在⽣命中具有与“仁”同等的᯿要性。勇是⾏动的发动机，勇的本质即是主动推动⽆惧⻛险的⾏动的内在精神⼒量，勇的⾼级状态是⽣命勇⽓、⽣命⼤勇，它不同于蛮勇和“⽆知者⽆畏”，⽽是把担负⼈道⽂明使命、追求⾼贵神圣的⽣命作为⼈⽣的⽬的，并坚决持续、不惧⻛险的推进其实现。这已经潜在的肯定了⾃我拥有奉天⾏道的个⼈主权、拥有配得上享有⾼贵神圣的⽣命的⾃尊⼈格。 所以，⽣命勇⽓实质是在驱动个⼈以⾃⼰的⽣命历程验证这些⼈道真理，在此意义上，⼤勇本身即是⼤⼈的⼀部分。⽽个⼈⼀旦坚定选择了这⼀⼈⽣道路，⼜⻅证着其⽣命宁愿承受追求理想⽣命、理想⽂明的伟⼤冒险⾏动中的种种偶然组合的荒谬，也要超越和压倒死亡的荒谬，这正是⽣命最⼤的智慧所在，在此意义上⼤勇同时⼜是⼤智。

知识与⾏动之间隔着⼀条河。知识者在河这边，⾏动者在河那边，要跨过这条河甚为艰难。勇敢是由知到⾏的转换枢纽。经验告诉我们，智慧者往往费尽⼼⼒也⽆法成为勇敢者，但勇敢者只要在⾏动中开放胸襟、努⼒学习反思总结，就较易获得智慧。⽽且勇敢本身⼤⼤有助于解放智慧，勇敢者独享的⾏动机会会刺激其极限开发潜能，养育出卓越智慧。知与⾏之间的这条河，似乎可以把百分之⼋⼗到九⼗的智慧者阻挡在河这边。⽽对于勇敢者来说，他的选择往往是，⾸先过河再说。

⽣命的本位是⾏动，⾏动的⽣命才是⽣命的重⼼。知是⾏的⼀部分，⽽⾮⾏是知的⼀部分。知只局限于⼤脑内部的因果活动，它是单⼀的、⽚⾯的、黯淡的；⾏是包括⼤脑在内的⽣命整体在地⾯上的因果活动，它是⽴体的、饱满的、⽣⽓勃勃变化万千累进升华的。

为了“我要”的⼈⽣，为了活出⼈味，⾃由、主权的⽣命的第⼀责任就是主动⾏动，就是过河！过河！！“⽣命之树不是知识之树。”

⽬前中国的⾃由⺠主思潮已经基本渡过了早期启蒙阶段，其潜在认同者可能当以亿万计，但是在⾃由思想阵营内部，普遍存在着“不敢过河”、“⽆意担当”、“⽣命激情匮乏”等⼈⽣价值缺陷。由于专业分⼯，专司⽣产和传播理论⽂化的知识阶层历来不以经验⾏动⻅⻓；⽽我们的传统儒学这⼀⾃然勇⽓的有意贬抑，亦颇⽆助于培植我们⺠族精神⽂化传承者普遍的⽣命勇⽓。更深层的原因是，近四百年来野蛮专制⼒量对中华⺠族元⽓的屡次⾎腥屠杀和酷烈打压，尤其是⼆⼗世纪极权主义实施的系统性的⾼压禁锢愚⺠洗脑统治，已经使⼈们普遍产⽣了政治恐惧症，限⼊奴性、堕落、麻⽊、盲从状态难以⾃拨。我们⺠族的灵魂已经⽣病。⽽肩负着治疗⺠族灵魂重责的知识阶层，包括众多的⾃由思想⼈⼠，亦普遍染上⼀定程度 的道德⼈格萎缩症和精神⼒量匮乏症，本身也需要治疗。

正在向我们步步逼进的这场千年政治巨变、⽂明巨变，其主导者、主创者不可能再是传统的精神贵族，⽽只能是⼀代⾃由、主权的公⺠⾃⼰。对他们中的活⼒⼈群来说，数⼗年来不断扩展的经济⾃由养育的个⼈主义⽣活⽅式已经让他们朦朦感受到主⼈意识、主权⼈格的⾼贵，但他们还未能、亦未敢⽤⾃⼰的⽣命来拥抱并内化这⼀⾼贵的精神存在，他们与这⼀⾼贵还隔着⼀层纸。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已经不是单纯的理论启蒙，⽽是普遍焕发为⾃由⽽战的个⼈⽣命勇⽓，通过不断的良⼼起义和精神⼈格爆发来坚决的突破这层 纸。为⾃由⽽战的⽣命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勇⽓，道德勇⽓是⽣命勇⽓中最重要、最⾼贵的部分，是公⺠个⼈⽤于驱动⾃我奋起反抗压迫、捍卫⾃由、⽤⽣命担负⼈道⽂明全局使命的内在精神⼒量。道德勇⽓的实质即是个⼈主权⼈格的精神现实，中国哲学家孟⼦曾经⽤“浩然正⽓”来指称它，我们常说的“⽣命元⽓”实际指的也正是它；⽤⻄⽅⼈⽂主义语⾔来说，它是存在于我们⾁体⽣命内部的宇宙精华，标志着个⼈身上的神性。这⼀代中国公⺠个⼈⽬前最需要的就是解放和养育这⼀代表⼈性⾼度的核⼼精神⼒量，⽽帮助实现这⼀雄伟壮丽⽬标的⼈⽣价值哲学⾰命，遂成为最强的时代呼唤。

这场⼈⽣价值哲学⾰命的核⼼，即是揭示和⾼扬个⼈主权⼈格的⼈道真理性，激励公⺠坚决的运⽤个⼈主权，点燃引爆⾃我强⼤的道德勇⽓，去充分的、极限的发展⼈性中更⾼级更⾼贵的⽣命冲动。⼀切⼈道真理，⾸先是要你⾃⼰站起来，⼈格上站起来就是⾏动。作为⽣命⾏动的第⼀步，公⺠个⼈需要⽤主动、实在的道义⾏动向⾃⼰、向社会证明⾃⼰的道德良⼼，证明⾃⼰已经“过河”，已经尊严的主权的站在⾃⼰的国⼟上。

⾸要的道义⾏动乃是说真话，⾏直道。要在公共空间说真话。说真话是道德良⼼的直接⻅证，说真话具有强⼤的道德感召⼒。要敢于说出真相、说出真理，敢于刺痛专制者的敏感点关节点，刺破其愚⺠洗脑术，帮助更多的⼈觉醒和奋起。要⽤过河卒精神步步扩展“真话空间”，瓦解极权体系为⺠众布下的“迷魂阵”。既使遭遇逆流狂飙，也绝不轻⾔后退。现代公⺠不能仅仅以“不害⼈”为底线，争⾃由的主权者真正的底线应当是帮助先⾏者守住后⽅，绝不传播恐惧。知识者在帮助治疗⺠族灵魂时，⾸先需要努⼒驱除弥漫于⾃身的那种夸⼤危险、放⼤恐惧、把⾃⼰吓得胆⽓越来越⼩、令活⼒⼈群迷茫犹豫的恶⾏。

要敢于在公共空间处处坚持和传扬独⽴思考、怀疑批判精神。公开传扬批判精神即是公共道义⾏动，它标志着更⾼级的⼀种“⽂德”。作为⼀名合格的⾃由主权的公⺠，我们不仅需要“醒过来”，⽽且需要“站起来”；我们不仅需要在⼈格上站起来，⽽且同时需要在思想上站起来。要敢于打破伪善与避嫌⽓场，敢于对⾃由阵营内部⾸⽤批判精神。对任何古代贤哲和今⽇权威，都要敢于⾸先批判、充分批判，⽽后才有所肯定；要敢于揭露任何理论教条主义陷阱和⺠间洗脑者的作妖作怪。对任何⼈包括⾃⼰都实⾏批评—赞扬的恰当平衡，实⾏多元⾔论—多元结构牵制，以抑制或粉碎任何⼈包括⾃⼰⼤脑内的专制专断情节，应当成为⺠间内部基本的公共规则。要敢于促进正⼈、正⽓、正资源的聚集，敢于把⼀贯奉⾏“为了美好⽬的可以不择⼿段”的权谋家予以边缘化，迫使其改变⾃我。要敢于坚守⾃由结盟的红线，绝不接受任何⽴体集权在⺠间社会公然或隐形滋⽣蔓延。

要敢于把⽣命投⼊理想事业，敢于突破任何阻碍，敢于发起⽆穷冲击，敢于把巨伟的宪政⺠主制度和理想的⼤⾃由社会操作成为中华⼤地上永恒的现实。要敢于藉⼤事业、⼤⻛险原创出个⼈⾼贵神圣的⽣命，要敢于⾛向颠峰体验和极限狂欢，要敢于触摸宇宙的边沿。每⼀位⾃由主权的公⺠都是⼀位⽣命事业家。要敢于做⼤历史的主⻆，靠⾃⼰，不要靠英雄；靠⾃治，不要靠代理；靠⾃强，不要靠投机。要像保护⾃⼰的眼珠⼀样精⼼苛护、养育、累积⾃⼰和同伴最为宝贵的内在道德勇⽓。要敢于死守⾃⼰独⼀⽆⼆的个性和公共站位，做政治转型的主权者、接⼒者、造势者、呐喊者、批评者、制衡者、分享者、厚德者。政治转型最终决战于选票，决胜于基层，决定于⼈⼼。当亿万公⺠的个⼈主权和个⼈政治主权⼭峰 般崛起之⽇，即是我们⾃⼰创下的世界历史时刻。要敢于依据⾃⼰的现实处境构形造势，敢于通过系列递进的硬仗苦仗恶仗，征服⼀切艰难险阻，使⾃⼰成为本植本⾏本地的事业家、实⼲家、实⼒派。这个世界永远围绕主权、厚德、原创⽽旋转，每⼀位通过⾃身⽣命⾏动的核⼼细节⻅证⾃⼰的主权、厚德、原创的真⼈，都是真正的宇宙中⼼。每个⼈都在书写他⾃⼰的历史，每个主权的公⺠都需要⽤⾃⼰主权的⾏动，主动的书写⾃⼰的历史和⼤历史。他既然拥有如此⾼贵的⼈格、如此强⼤的精神⼒量，他就配享有光芒灿烂的⽣命。

四、⽣命美学。

⽣命就是⾏动，⾏动的⽣命表现为⼀种⽣⽓勃勃⼤胆奋进的⽣命冲激流。那些构成⽣命冲动的主要因素，如激情、雄⼼、好胜⼼等，并⾮与理性截然对⽴的存在，事实上，在激情四射的⽣命背后，往往蕴藏着理性的深谋远虑。当个⼈向着根本的⼈⽣⽬的发起⽆穷冲击时，他已经把最珍贵的资源投⼊到正确的⼈⽣线路上，这正是⾏动的⽣命的头等智慧。⽽且，他的⽣命⾏动不是空转，⽽是“⽣产性”的：⽣产出各物质技术、精神⽂化产品，⽣产出⾃我卓越⾼贵的⼈性品质，⽣产出个⼈丰富动荡的⼈⽣历程。他不是⽤空 洞的⾃由意志，⽽是⽤主权者的⽣命历险过程及其结果来确证其内在精神⼒量所达到的⾼度，这不能不称为⼀种深邃的经验理性。

追求成功和幸福是⼈类的天性，但成功⾃豪感和幸福愉悦感最⼤的缺陷在于缺乏深刻性和⾼贵性。⽣命希望创造和占有的是更加光芒灿烂的存在。强调过程体验是现代⼈⽣价值哲学的⼀个重要特征，为⼤⽬的⽽⾏动的⽣命事业本身具有内在的⾼难度，挑战⾼难度⼤⽬标的⽣命探险过程充满了动感、变化、偶然性，也因此充满了动感之美、变化之美、偶然性之美。⽣命情感的敏锐性和原创⼒增强了我们对于这些⽣命⾃身的美学价值的体验，⽽体验⽣命的过程美、状态美，实际上即是内在的歌唱⽣命、歌唱存在。歌唱是⼀种⼆线的反思活动，但它可以渗⼊⼀线的⽣产活动，并加强其⽣命质感，⽽且它还可以⽤⾼级美学和⾼级哲学来进⼀步的塑造⽣命。

歌唱⽣命的核⼼是歌唱⽣命在与艰难、⻛险、危难博⽃时折射和爆发出的丰富灿烂的⼈性美、庄严崇⾼的⼈格美。孔明⽤《出师表》歌唱⽣命，⽂天祥⽤《正⽓歌》歌唱⽣命，事实上，他们的歌唱塑造了他们⾃身更⾼级、更⾼贵的⽣命。不⽴⾔何以⽴圣德？不唱出⼼声，谁知道你在追求什么，谁知道你追求的是蛮勇、愚忠还是更贵的精神价值？歌唱⽣命的本质是歌唱⼈类共同⼈性的美丽和⾼贵，是向⼈道真理和永恒存在表达敬意。你的真挚⼼声将敞开并证明你的灵魂，同时它将感染同胞，让其灵魂与你的灵魂⼀道颤栗。歌唱⽣命是传播⼈道⽂明，形塑⼈⼼⻛俗的有利形势，歌唱是具有精神⽂化原创⼒的⾼级⽣命活动，⽣命美学即是歌唱⽣命的庄严灿烂的美学，正因为如此，主权的⽣命需要⽤哲学、诗歌和艺术为⾃⼰歌唱。

那些追求伟⼤的⼈道理想的⾏动者是具有雄伟的⽣命勇⽓的⼈，他们往往敢于把⽣命探险⾏动推⾄极限，哪怕因此被撕裂。但即使是被命运⼨⼨撕裂之时，主权的⽣命仍然顽强的坚守着理想和⼈格的红线，庄严⽽悲怆的⾛向⼈⽣的末了。正是在命运压倒性的极限考验下，绝不屈服苟全、绝不放弃⾃豪的主权的⽣命爆发出臻于极限的⼈性尊严和互爱情义——这就是悲剧美，悲剧美拥有最⾼的美学格局，是⼭峰中的⼭峰，是庄严崇⾼的⼈格美的极品。那种为捍卫⾃由、正义⽽英勇献身的⽓节美，⼜是悲剧美中的第⼀峰。“孔⽈成仁孟⽈取义”，对于⽓节美的⾄上推崇和歌唱，是孔孟⼈⽣价值哲学的精华，也是中华⽂明精华的精华。

现在，⼤运将⾄，轮到这⼀代中国⼈中的⾏动者需要为⾃由理想⽽冲击、⽽献身的时刻。我们要坚决的、普遍的激活⽓节美这⼀⽂明的极品、宇宙的精华，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放弃理想和⼈格红线，绝不能让后世以为今天的中国⽆⼈敢于肩扛宇宙、敢于庄严的迎接⼈⽣的末了。

五、价值永恒。

⽣命只有⼀座要征服的⾼峰：价值⾼峰。价值⾼峰的极致是价值永恒。“⽣命，⽣命，永恒的⽣命！”这是最超越、最⾼贵的呐喊与歌唱。不仅⽂明的宗教肯定并助推⽣命“追求永恒”的权利与⾃由，⽂明的⼈⽣价值哲学亦当如是。

与个⼈主权为存在核⼼的⼈⽣价值哲学，是⼀种敢于把被⼈⽣⽬的，⼈⽣价值的追求推⾄极限的理论。它主张，⽣命的理想境界是在⼊世⽣涯中实现精神价值的永恒。我们不能不承认，⽣命中充满了偶然、意外和变数，众多的荒谬、⿊⾊幽默或分裂性扰乱会削弱个⼈扩能扩权、扩展⽣命的努⼒；⽽那些疑似性价值理念，还可能把⾏动者引⼊⼈⽣歧路。但是主权的⽣命拥有着⼤⾃然和⼈类⽂明赋予它的超级的资源和机会，可令其以“绝对的树⼈为主、催⼈⾃主”的⼈道真理驱逐那些贬抑⼈性尊严、否定⼈⽣意义的疑似伪说，以⼤觉醒、⼤奋发⽣产原创⽂明⽂化和⾼贵价值等积极⾏动，来消融荒谬或扰乱，以哲学和艺术养育的⽣命美学，把偶然—变化—危难内化为形塑⽣命的丰富性、深邃性、崇⾼性的结构要素。

荒谬可能⽆法被彻底抑制，但荒谬不可能充当⽣命的第⼀主⻆。必然到来的死亡并没有把个体⽣命的⼀切全部毁灭掉，永恒是⼈的⾁体毁灭后所留下的永远⽆法毁灭的存在，那就是⼈的精神价值。作为社会价值⽣活和价值⽂化的原点，个体⽣命本身即是价值存在。它的价值存在表现为它天然拥有的互爱能⼒、⾃尊⼈格、个⼈主权等“值得爱”，也表现为它在积极主动形塑⽣命的历程中⽣产出的卓越⾼贵的⼈性等“值得爱”。⼀个以理想的⾃我和理想的⽂明为⼈⽣终极⽬的⽽进⾏极限探险并卓有成就的⽣命，不可能不在⼈类精神⽣活中留下永恒的印痕。当他的⾁体毁灭后，不仅仅他在⼈化⾃然中所创下的事业和精神产品、他那富有⽣命美学意义的⽣命探险历程会留下永恒的信息记录；⽽且更᯿要的是，他那追求理想⾃我、理想⽂明的⾼贵⼈格，他对亲⼈、陌⽣⼈、弱者、受难者真实深邃的和实现了的爱的互动等核⼼细节，将作为永恒的“值得爱”，不断在世世代代的⼈类同胞的⼼灵中得到共鸣感应。这些将与⼈类⽂明共存亡的精神价值，即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永恒。前者⼀般称为“万古名”，后者可叫作“万古德”，他们者进⼊了⼈类⽂明永恒的内部时间，都将在世世代代的⼈们的价值⽣活和价值⽂化中“同时性活着”，都将构成为⼈们记忆、情感的基础要素和内部⼼灵对话的主⻆。

哪怕海枯⽯烂，哪怕⼤地塌陷，但⼈类⽂明永在，⼈道真理永在，积限探险者的英名永在，最美的热⾎情谊永在。这就是永恒的⽣命，这就是极限理想的⾃我，这就是⽣命应当攀登的宇宙第⼀峰。

我们每⼀个⾏动者、每⼀个业已觉醒业已站起来的主权的⽣命，都理当感激普世的⾃由⺠主理想和⼈道真理给了我们这⼀代⼈⼀次在迎接千年政治巨变、⽂明巨变中攀登⽣命价值⾼峰的机会。我们要敢于运⽤主权⾃由，敢于点燃⽣命，敢于向着价值⾼峰发起⽆穷冲击，哪怕资源难以⽀撑，哪怕⼀再从陡坡摔倒下来，哪怕被寒流瞬间冻成永恒的雕像。⽆论如何，我们都是在正确的⽅向上实实在在的⾏动着，我们的站位是⼀线站位，我们的⽣命是真⽣命。

⼋、法治下的⼈权实现体制和法治下的积极福利国家体制。⼈权是⼈类个体内在的道德尊严的⻅证，对⼈权的保障和促进是宪政⺠主制度的核⼼⽬标之⼀。在中国这样的⼈权重灾区，把⼈权理想化为不断增强的现实存在，尤其需要采取主动的、系统的、制度化的⾏动。福利国家是现代⻄⽅⺠主国家发明创造的全体国⺠平等分享基础保障和发展机会的⼈道⽂明体制，这⼀体制应当也必定会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国⼈曾经饱受绝对平等主义祸害，对过度福利可能造成的懒惰和依赖性的警觉已成为全⺠共识，所以中国版的福利国家体制必须是在保障基本的⽣命尊严和体⾯的⽣活质量基础上，以有效激励个⼈⾃⼒⾃强为主要导向的积极福利国家体制。

1、未来的宪政⺠主中国，可在各级政府内组建独⽴的⼈权部。⼈权部负责运⽤⾏政资源、⾏政程序和司法诉讼程序，常规性、系统性的依法全⾯维护和促进⼈权。⼈权专员᯿点巡回⼈权问题多发领域、多发单位，如养⽼院、监狱等，动态性处置⼈权冲突，消除侵犯⼈权隐患。

2、以众多管理学院为平台，⼤规模并超前培养⼥性官员、⼥性职业经理⼈阶层，⽴法规定⾏政主官和次官以及公益社团负责⼈中的⼥性占⽐，主动创设各种可让⼥性展示个性、优势、卓越才华的机会，以⼥性领导者和⼥性英才的优良示范激励⼀代⼥性公⺠的主⼈⾃豪感和积极进取精神。

3、对蒙藏回疆等少数⺠族的本科、硕⼠、博⼠教育提前实⾏学费全免，对其⺠族⽂化实⾏众资源加权保护。把对宗教⾃由的⾼度尊重体现在⽴法、司法、社会维权界合⼒⾏动层⾯。以巨ᰁ资源帮助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开明改⾰派成⻓为中国多元并列的⾃由宗教格局中的绝对主流。

4、主动投⼊国有资本，同时⿎励慈善基⾦参与兴办公益性或国⽴的制药企业，把悠关国⺠⽣命安全和寿命的基础药物的⾮⼈道暴利彻底挤破，以市场化⼿段和平账技巧为主，铺之以必要的财政补贴，实现全⺠免费医疗，⼀切以国⺠的平均寿命⼤幅提升和休闲幸福指数强劲递增为阶梯性检验标准。⼆⼗年内全国实现⼤学本科教育全免费。

5、借鉴德国、丹⻨经验，对所有失业者实⾏全免费培训，促成其积极再就业。⽴法对全⾯推进⾏积极养⽣、⾼雅休闲、和合共处的⽣活⽅式的养⽼企业实⾏低税、免税或多种资源扶持，使全社会逐渐形成精神⾼标准、物质⾼标准的养⽼⽂化。

九、法治下的社会多元⾃治。实⾏社会多元⾃治，⾸先有利于培养⺠众普遍的参与激情和参与能⼒。迈向⼤⾃由的宪政⺠主中国，不仅应当致⼒于实现公⺠个⼈⾃主⽣活的⼤⾃由，⽽且应当致⼒于实现公⺠个⼈结盟⽣活的⼤⾃由。在这样的社会中，公⺠个⼈享有⾃由结盟或契约参与各种公共社团的权利，在议会所制定的《社团法》，应当严禁在任何公共社团内建⽴⾼集权架构；那些成员不具有⾃治权和否决权、⼈际间存在精神控制或⼈身依附的⾏为不良社团，应当受到⼈权官员的各种直接间接的督察或施压，直致 其退回到法治下的群体⽣活⽂明红线。

实⾏社会多元⾃治，也⼤有助于增强公共社团的效能与活⼒。当代中国为何出不了科学⼤师？中国⼈为何在诺⻉尔奖获奖⼈数上与东邻⽇本存在着如此悬殊的差距？真实情况要⽐“钱学森之问”所反映的更为恶劣。中国⼈在航天事业之外的⾼科技领域、基础研究领域以及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严重缺乏原创能⼒的状况，已构成巨⼤的⺠族耻辱，这⼀巨耻全拜极权专制体系对于思想⽂化和教育领域的⻓期⽽严酷的禁锢之所赐。未来宪政⺠主中国必须彻底洗刷这⼀巨耻，必须通过思想⽂化上的⼤⾃由这⼀解放中国公⺠个⼈的个性和潜能。在⽴法和⾏政层⾯，实施⼀项中华⺠族个⼈原创⼒养育⼯程、率先推动中⼩学学⽣原创⼒培养和⼤学⾼度⾃治，实系重中之重。⼤学⾼度⾃治的核⼼在于“去⾏政官员化”，以世界⼤学⾃治的楷模美国⼤学为参照系，彻底实⾏教授委员会治校这⼀“内⾏领导”体制。⼗年之内建造⼀百到三百个世界级科学实验室，引⼊数百名诺奖级的世界科学⼤师在中国⼤学授课带徒，⼿把⼿帮助中国学⽣和科技⼯作者进⼊探索宇宙万物奥秘的前沿⼀线，可能是⼀种睿智的操作捷径。

实⾏社会多元⾃治，还需要特别的⽴法规划布局，运⽤⾏政资源并主要引导社会资源，致⼒于培植中华⺠族在哲学、诗歌、艺术、⽂化各领域⾃由⽽沸腾的社团⽣活、学院⽣活，使中国⼈在这些领域实现世界级升级和超前发展，并率先产⽣普遍的综合创新甚⾄原创突破。在这些⼈⽂领域，中华⺠族尤其需要以⾼迈超越的导向弘扬⼈道真理、道德哲学和⼈格美学，熏染养育公⺠普遍的主⼈意识和⾼贵灵魂。我们的⼤⾃由不仅是指个⼈的⾃主⾃由的充分实现，⽽且是指个⼈的⾼贵⾃由的不断升级跃迁。尤其是，我们要⽤前所未有的个⼈⾃主⾃由来助推成就前所未有的个⼈⾼贵⾃由。这⼀切，要⽤过程和结果端⽣成的⾼度⼈道⽂明的社会⻛俗作⻅证，⽤不断呈现的天才原创的精神⽂化产品来说话。

第五部分 我的⼈⽣价值哲学⾰命构想

我们的根本政治主张已经简述如上，我们的理想蓝图和探索创意也已经初步公诸天下。但这些还仅仅属于宏观框架勾列，还有更⾼、更深的⼈化宇宙原点性真理及个体哲学真理在前⾯等待着我们。即使这些制度操作和⼀般⺠间⾃治得以运作，也型塑不了⼀个⽇趋多元扁平的社会的精神⽣活。精神⽣活的卓越品质，只能从精神⽣活的原真⾃然中内在的⽣⻓出来。千年巨变催⽣的新空间、新能量、新的⽣活⽅式、新的极限⽣命探索，呼唤着⼀种新的⼈⽣价值哲学来引领⼈类上升。

哲学在中华⺠族的⽂化传统中享有极品存在的地位。但是，传统的哲学过于简朴，唱⽼调⼦唱不出⽣命的新⾼度。古⽼的共同体哲学过度强调集体和威权，从⽽压抑了个性⽣⻓；⼆⼗世纪的极权主义⽂化⽤⾼压禁锢和愚⺠洗脑造就了普遍盲从被动缺乏主体⾃觉的堕落⼈格。1990年代中后期传⼊中国⼤陆的⾃由主义思想，对于论证市场经济时代新兴的个⼈主义⽣活⽅式的道德合法性贡献颇巨。但是它先天不⾜，它的触⻆仅仅⽌步于“个⼈⾃由优先”学说，⽽未能提出⼀套根本的个⼈主义⼈⽣哲学；⽽且，它还沾染了英国和欧陆⼀战之后的⽂明暮⽓，提倡退守私⼈空间，回避个⼈的⾃由结盟权利和公共社团⽣活；中国⼤陆的⾃由主义倡导者，甚⾄普遍的把⾃由理解为谨守不侵害他⼈的道德和法律规范⽽⽆所作为，⽽⽆视⾃由天然是⼀种⾏动⾃由，“不伤害他⼈”仅仅是⾏动的边线，⾃由的本质在于⾃主⾏动的权利和⾃主⾏动的现实，⾃由的⽬标在于在⾃主⾏动中创造卓越⾼贵的⽣命。

⽣活已经⾛在哲学的前⾯，哲学需要追赶上⽣活，投⼊⽣活，在⽣活的内部集聚能量，实现突破、爆炸，进⽽⽤哲学引领⽣活、型塑⽣活。在千年巨变中充满了⽣机勃勃的上升精神的中华⺠族，不仅需要学习和内化欧美⼆⼗世纪⽼成保守的⾃由主义，⽽且需要学习和内化欧美⼗⼋世纪到⼗九世纪充满理想性和上升性的⾃由主义。不仅如此，作为哲学的⺠族，中华⺠族还有着这样⼀种内在的需求：把全球时代普世的⼈道⽂明、⾃由⺠主主义和个⼈主义价值观综合集成，在这个综合集成存在内部引发化学反应，从⽽创造出⼀种根本的、上升性的、⽣命性的⼈⽣价值哲学。我们需要⼀场⼈⽣价值哲学⾰命，我们也很幸运的拥有启动这样⼀场哲学⾰命的⽴体资源和历史机遇。

这⼀⼈⽣价值哲学⾰命的基本⽬标包括：创⽴⼀种能够原理性证明个⼈的绝对价值存在的哲学，创⽴⼀种内在⾃然⾃觉的助推个⼈扩能扩权、充满激情的进⾏⽣命探险⾏动的原动⼒哲学，创⽴⼀种孜孜所求在⼊世中达到安身⽴命、⾼贵超越的终极存在的哲学，等等。哲学思维的特质在于概念思维，这⼀哲学⾰命的枢纽就在于是否有能⼒推出⾜以在各⼤基本⼈道⽂明要素之间引发化学反应的若⼲新概念。

这些⾜以充任哲学⾰命的枢纽的新概念已经诞⽣，但是需要我们在猜想与反驳、论证与批判中坚决⼤胆的把它们推上它们应当占据的哲学原点、核⼼或巅峰位置，⽽后进⾏哲学的理想推演。

这些概念包括：

⼀、价值存在。

⽣命是价值存在。⾃从⼈类个体由⺟腹中呱呱坠地，⽗⺟看重他，社会看重他，⽂明看重他，所以他天⽣很重要。被爱、被养育、被看᯿，是⼈⽣的第⼀原始事实。对爱我者、养育我者、看重我者作出亲爱回报，则是⼈⽣的第⼀个积极⾏为。因为有回报爱的情感能⼒和现实⾏为，所以他天⽣⾼贵。理性不是个体⽣命天⽣⾼贵的⾸要原因，被爱与回报爱的互动循环⾏为才是，理性、同情⼼、同理⼼仅仅是其中的环节。同情不是⽣命的第⼀原理，也不是社会的第⼀原理，因为他对⼰太⽚⾯，对⼈太虚弱。⾃保亦不是， 当婴⼉对亲他、抱他、逗他的⼈回报以亲密依赖的拥抱与欢笑时，他的头脑⾥哪有什么⾃保的算计！⽣命的第⼀原理、社会的第⼀原理应当是并且⼀定是被爱与亲爱回报的互动循环，是被爱与亲爱的 原始互动，是互爱的能⼒和现实。

⽣命以精神形态存在着，积极情感意识流是⽣命的本体和基质，是⽣命的主体本身。我们的积极情感意识流起初仅仅限于和⽗⺟兄妹、亲朋师友进⾏不同分⼨的爱的互动，是⼈类⽂明通过“价值等级表”这只“看不⻅的⼿”引导我们把⾃⼰“爱周围⼈”和积极情感扩充到对陌⽣⼈的爱、崇⾼的爱、全⼈类的爱。⽂明这只“看不⻅的⼿”不仅诱导我们不断的向⽣命的⾼峰攀登，⽽且同时冷酷的把我们投⼊激烈⽽不可预测的价值竞争。对于我们来说，⽣存竞争已经够冷酷的了，价值竞争却往往更冷酷——假如我们错误的定义了价值，或者愚昧野蛮的反价值、践踏价值，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功利，甚⾄不仅仅是⽣命。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存在物中的精神信息和能量。⽣命价值，简单的说，就是个体⽣命中值得爱的精神存在。做为⼈与⼈之间积极亲密的情感，爱的核⼼是发⾃内⼼的尊敬和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看重。

在⾮洲草原上，有“⺟⿅⾃投鳄⻥之⼝以营救幼⼦”这样令⼈震憾的镜头被拍摄到。即使在原始⼈的蒙昧⽣涯中，也有⺟亲与⼉⼥之间的互相看重和尊敬。这是拥有⾼级情感互动能⼒的⾼等动物⾃然的神性和⾼贵性，⼈性不过是这⼀⾃然的神性和⾼贵性中得到充分发展的那⼀部分。由于有他⼈看重和尊敬，所以诞⽣了个体⽣命的尊严。由于精神主体⾃觉的⾃尊，即个体⽣命⾃身把被尊敬、尤其是⾃身值得被尊敬看得很重要或者最重要，因⽽强烈的捍卫⽣命尊严、追求建⽴更加值得被尊敬的内部精神存在，所以诞⽣了⽣命内在的⾼贵性。尊重⼀切⼈并且⾸先尊重⾃⼰，这是⼈类个体内在的神性。

由于我们具有互爱互敬的⾼级情感能⼒，所以天⽣值得被尊敬、被亲爱。更由于我们做出了有⼒的、持续性的可尊可敬可亲可爱的积极⾏动，所以后天值得被尊敬被亲爱。因此，我们⼈类个体的⽣命是价值存在。这是关于⽣命的第⼀真理。这⼀第⼀真理已经得到了事实证明，⽽不仅仅停留在规则性的“应该”层⾯。⽣命是价值存在——这是⽂明社会的基础性事实，随着⽂明的进化升级，⽣命的价值含⾦量越来越⾼——这是⽂明社会的历史性事实。⾄此，“⼈类个体的⽣命具有绝对的价值”这⼀命题已经得到了原理性证 明，如有异议，请从哲学内部予以逻辑反驳或经验否证。

⼆、个⼈主权。

个⼈的精神⼈格具有绝对的价值，因此⽣命乃是不可替代、不可蔑视的存在。现代欧洲存在主义哲学提出的“存在”概念是颇具新意的，其新意在于强调了存在是⽣命的本位。但是存在主义把“原始选择”树⽴为存在的重⼼和枢纽，则犯下了把动物式存在—⾃由和⼈类的存在—⾃由混为同质事物的根本错误。⾃由选择理论认识到了⼤脑信息控制活动的本质，但没有认识到⼈是社会动物、爱与尊重在⼈类社会⽣活中具有第⼀优先性。选择⾃由只是中世纪意志⾃由的新变种，意志仅仅是⼀种物理—⼼理要素，选择仅仅是物理事实，但⾃由是道德价值。动物式存在是单纯物理存在，但⼈类的存在是价值存在。⽣活在⽂明社会中的⼈类个体⽣命具有主动⾃觉的存在的⾃然趋向，存在就是存在得更丰富、更深刻、更⾼贵。因为⽂明的本质就在于绝对的以⼈为中⼼，绝对的树⼈为主、催⼈⾃主。

个⼈主权是当今世界最具爆炸⼒的哲学概念，它表述强调的乃是⽣命存在的重⼼和枢纽之所在，意即现实社会中的个⼈得以主动⾃觉的存在的根本依据之所在。个⼈主权具有两层含义：个⼈对⾃我的身体、精神和⽣命历程的最⾼权利，个⼈对⾃⼰所在、所参与的社会共同体所共有的最⾼权利。与传统的“⾃主”概念相⽐，个⼈主权概念的⾰命性意义在于，它不仅强调了个⼈对⾃身⽣命的主导掌控的绝对性，⽽且强调了个⼈同时是社会的主⼈、社会的主权者，它的⾃主⾃由是带有社会的权利和资源的，社会必须为它提供⽂明的保障和积极的服务。个⼈对社会的共有主权，是⼀种类似于股份制中原始股东式的精神共有产权，它⻅证了社会中的个⼈在本质上是扁平离散结构中的⼀个独⽴、能动、原点性、创设性的单元，⽽绝⾮所谓有机整体的⽴体结构中的⼀个被动、依赖、被决定、被创设的要素或零部件。洛克和密尔所称的“主权的个⼈”、“个⼈的最⾼权利”，即是个⼈主权概念的原始出处。

个⼈主权彰显了个⼈在现实社会⽣活中的绝对主⻆、绝对主⼈的地位，它是带有实质能ᰁ的，它表明个⼈不是原⼦式的个⼈，⽽是社会能量体的驾驭者，主权者⼀动，⼭呼海啸。⾃⽶兰多拉以来的⼈⽣哲学家都谋求⼤⼒张扬个⼈以其⾃由意志享有宇宙中⼼地位。但如果缺乏道德和法律上的⾃尊主权，如果不携带现实的、社会性的权利和资源，个⼈的“宇宙中⼼地位”就仅仅流于⼀种⾃我夸⼤的主观幻觉。正是个⼈主权，也仅仅只有个⼈主权，才使个⼈的“宇宙中⼼地位”成为现实可能。

过去的观念派哲学往往把“⾃我”理解为具有⾼度主观能动性的“⼤我”。个⼈主权理论则强调，个⼈主权的实质即是道在我身、⽂明在我身。正是⼈道⽂明把每⼀⾃我树⽴为⾄⾼⽆上的存在，为⾃我赋予了超级能量；由于拥有个⼈主权，⾃我乃成为客观现实中超能的“⼤我”。个⼈主权是对“⼤我”最有⼒的⽀撑和张扬，主权的“⼤我”与卑微之我、依附顺从之我、消极认命之我是截然对⽴的。“平凡中有⼀些伸向天空的光柱，证明⼈类有着较⾼的天命。”由于我是社会当仁不让的主⼈，我才有资格、有能⼒、亦有使命以天下为⼰任，把整个宇宙扛在⾃⼰肩上，向着⽂明的⾼峰步步攀登。所谓“⾃由先于本质”的说法乃是⼀种把⾃由与本质⼈为割裂的错误认知，因为个⼈⾃由是个⼈本质的核⼼要素之⼀，当我现实的运⽤我的主权 ⾃由之时，即是我的本质现实的展开之时。在我肩负⼈道⽂明的天命勇敢⽆畏的进⾏艰难的⽣命历险进程中，我创造了我⾃⼰的本质。个⼈主权⽀撑了个⼈精神⼈格的⾃尊性，对于⾃我本身⽽⾔，只有我现实的建成了主⼈意识、现实的展开了基本的主权⾃由⾏动，我才拥有真正的⾃尊。使我顶天⽴地的活在这块⼟地上的，使我激情万丈的投⼊⽣命事业的，使我坚忍不拔、愈挫愈奋迎接各种挑战与危险的，使我在功利或道德层⾯朝着卓越和⾼贵步步上升因⽽充满⾃信、⾃尊和⾃豪感的，正是我的个⼈主权。

三、终极觉醒与道德勇⽓。

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的本质？

本质是“存在的存在”，即个体存在因。它是使⼀个事物的存在得以持续发⽣的内部核⼼机制。⼈类个体⽣命是⾼度复杂的物质能量信息空间结构和时间过程秩序的系统集成，其本质即是使个⼈的⾁体存在、精神存在、价值存在得以持续发⽣的内部核⼼机制。

本质即个体存在因亦即内因，是上古哲学也是所有时代哲学中最美丽、最深邃的概念之⼀。⽣命的本质在个⼈运⽤主权⾃由⽽⾏动之际就已现实的铺开，并层叠累进。⽣命最神奇、最激动⼈⼼之处在于，存在可以主动产⽣存在，⽣命可以⾃觉形塑⽣命，⾃我可以探索⽆穷可能，发动⽆穷的⽣命冲击，原创光芒万千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价值。

个⼈为⾃⼰设定的⼈⽣价值，⼀般被称为⼈⽣⽬的。“⾃由以⽬的照亮存在。”只有价值的太阳才能照亮平凡的⽣命，在使⽣命放射光芒之前，你⼼中得⾸先拥有价值的太阳。

价值的太阳即理想的⾃我、理想的⽂明等⼈类理想，它⾸先存在于⼈类精神世界的上空，要认知它的真理性并把它内化即化归⼰有，个体精神须有摆脱平凡和蒙昧的系列觉醒。

有⼀种觉醒，被称为⼤觉醒或终极觉醒，指的是个⼈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从⽽追求超越死亡的最⾼⽣命意义。作为价值存在，⼈的⽣命天然具有意义，但是死亡的压⼒可以被建设性的⽤以推动个⼈追求终极的意义、极限的理想的存在。死亡的压⼒让⼈处在深刻的内在不安中，敢正视这⼀深刻的内在不安使⼀个⼈从麻⽊、被动中彻底警醒，由⼤梦⾛向⼤觉。死亡的压⼒引爆了⼈⽣全局性的觉醒和奋发，这是⽣命在最⼤的荒谬尽头诞⽣的最⼤的理性。

在⽆限浩瀚的宇宙⾯前，个⼈的确渺⼩，尤如沧海⼀粟；但是⽣活在⼈类⽂明家园，我与⽗⺟师友和⼈类同胞的热⾎互动、我的⾃尊⼈格和个⼈主权等精神价值存在是绝对的——⽤⼈道真理来对冲⾃然的孤独感、虚⽆感，升华出⾃觉的宇宙意识，这是⼈类理性思维中最⼤的反转。

今日，中共中国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名，判处郭飞雄（真名杨茂东，郭飞雄为笔名）有期徒刑八年。

英雄再入狱，痛心疾首。

以下是郭飞雄的法庭陈词：

这是我第三次坐牢。我被指控的罪名，由第⼀次的“⾮法出版”、第⼆次的“聚众扰乱”，终于进展到第三次的“煽动颠覆”。可以预料的是，我也终将会被以“煽动颠覆”⽽判罪。其间的节律进程，如同⽬前正在发⽣的⼤历史⼀样，步步切⼊深层结构的核⼼。

第⼀部分 对我的政治构罪纯属莫须有，违反了公序良俗

⼴州市⼈⺠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我的⾏为触犯了《刑法》第⼀百零五条第⼆款，其所提出的法律性事实依据是：我从2002年以来写下的数⼗篇要求⾃由⺠主的⽂章，我在2020年创建了“世界宪政⺠主论坛⽹站。《起诉书》据此断定我攻击、诋毁中国政治制度，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先，我必须声明的是，从1986年12⽉第⼀次参加学潮直⾄今⽇，我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从来没有改变过：在中国彻底实现真正的⾃由⺠主⼈权法治。这是我的⼀切社会思想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原始的、根本的、终极的⾏为意图。

前两次，我实质是因我的政治活动⽽蒙受政治冤狱；但在这第三次，我却是因我⼆⼗年来的思想学术活动⽽被“算总账”，被以“敌对势⼒”的典型定位⽽被起诉。的确，我所写的⽂章和创建的⽹站的公开发布与传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正如众所周知，我的这些思想学术活动，是在堂堂正正的履⾏我的⾔论⾃由、思想⾃由、学术⾃由等基本的公⺠权利和政治权利；亦正如众所周知、我的这些思想学术活动的客观效果，是正⾯、积极、⼴泛⽽有深度的传播了普世价值理念，对包括⺠间和官⽅在内的⼀切向往真理的中国公⺠进⾏了⼈道⼈权启蒙，对促进⼀代⼈主权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当然不⽆推挽之⼒。

在中国官⺠各界，⼏乎没有异议的是，鉴于我⻓期的⾔论⽴场和客观社会影响，我被公认为中国⼤陆靠近中间地带的温和右派的主要代表⼈物之⼀。数⼗年来，我⼀直谋求启蒙最⼤多数、团结所有国⼈、实现全阶级思想联盟。对抗、颠覆、你倒我兴，从来不是我之所好；多元并⽴、⼤团圆、近乎理想性的“⼈和”，是我⼀⽣的梦想、初⼼和⼼术，当然也是我的这些思想学术活动的法律性主观意图。在我的这些思想学术主张中，和平理性的左翼、真正的社会主义，乃是现代社会多元均衡格局中不可抹杀的⼀员；宪政⺠主政体⾰命的最佳演进路径，是和平⻓出、温和转型，其间任何政治家、政治⼒量和政权，只要真诚的为中华⺠族的根本利益⽽奋⽃，真诚的皈依宪政⺠主理想，都可以或积极参与、或乘势主导、或通过获得选⺠合法授权⽽引领当时的政治转型和政体⾰命建设进程。在我的思想学术蓝图中，现成的制度、政权、政治⼒ᰁ中⼀切合理的存在，理当被纳⼊综合创新的新政治⽂明之中，成为其有效的、实质的组成部分。同我所崇尚的孔⼦、亚⾥斯多德、⿊格尔式的“包容囊括⼀切实在所有原创精华”的雄伟蓝图相⽐，颠覆某政权、推翻某制度的观点主张图谋，格局实在太渺⼩了！⽽我所写的《邓⼩平的复杂性》、《根本的⾃救之路在于政治觉醒》等⽂，采取的是对主要政治⼈物“先批评后劝善”的⽂势布局，这⾸先是出于我深层的 悲天悯⼈情怀，其次也是在运⽤着⼀种中国传统的“⼈皆可以为尧舜”的激励策略：检⽅居然指控我这是在“造谣、诽谤、诋毁”个⼈和制度，这⼀指控显系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视中国数千年⽂化传统的存在，创下了极为丑陋的法律性硬伤。

不过，更深层的剖析，拿我的温和右翼主义思想学术活动⼊顶级⼤罪，也反映出《起诉书》背后的作者已黔驴技穷，即使在四⼗年镇压⾃由思想、⾃由⼒量的中国维稳史上，这亦颇为罕⻅，拒和树敌，畸形怪诞，事出反常，必有妖⼼。

既然判决结果早已预定，我⼜何必在此⼀⼀细数《起诉书》在“罪与⾮罪”划界上的⿊⽩颠倒、指⿅为⻢、莫须有，及其⿊暗愚顽动机的可悲可怜。

在这个洋溢着⾮正义基调、充满着政治迫害的法庭上，我要为我们这⼀代⼈的政治理想和⽣命理想进⾏公开的思想代⾔。法庭就是政治上的宪政⺠主论坛。今天我的使命就是在这个⼀线平台上，讲出我们这⼀代正在崛起的主权的公⺠的⼼声，讲出中国社会的真实和真相，讲出中华⺠族最为急需、最为根本的政治真理和⽣命真理。

勿庸讳⾔，我为⼀代⼈做思想代⾔的真正⽬的，就是为了激励和培植中华⺠族⽤以主导必将到来的政治转型和政治⽂明建设的内在精神⼒量；我亦深知，这⼀思想代⾔事体重⼤，不可流于肤浅的表态、呐喊，⽽应具有⾜够份量的⾔论质量，即具有与中华⽂明博⼤深厚底蕴相称的、与当代中国五代⺠主运动苦难悲壮的奋⽃史相称的真理深度和⽣命深度。哲⼈在锁链中也是⾃由的，这不仅是因为他能够超越外在锁链的束缚，⾃主的运⽤其独⽴思考能⼒；⽽且是因为他能够超越世俗恩怨利害算计等内在锁链，向着⼈道理想和宇宙真理的圣境升华。站在这个最⼀线的讲台上，我要以我亲历的⽣命极限体验和反思，以我历经数⼗年试错打熬的理论思辨格局，讲出我们这⼀代⼈⾃⽴于拥抱和践⾏的理想、真理及其道德⾼度。认我弃我，请予质证！知我罪我，其唯《春秋》！

第⼆部分 我不断绝⻝的深层考量

从2005年到2019年，我先后四次被刑拘、两次被判刑，在这些政治冤狱中，我被监禁的时间共计达11年零123天计，其间，我先后被换过6个看守所，进过三个监狱（如果把这⼀次算在内，到今天开庭，则被5次刑拘、被换过9个看守所、被监禁达12年零279天），遭受过数⼗位警察或维稳官员数百次⽆休⽌的审讯。其间，我进⾏了6次总计达297天的绝⻝⽃争（这⼀次绝⻝是第七次，绝⻝时间独⽴另计，⾄今天已达512天）。我为什么总要进⾏绝⻝，为什么绝⻝的时间越来越⻓？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确有着较为深层的道义性、哲学性但并⾮神秘不可理解的考量。

绝⻝是世界各国争⾃由运动中常⽤的和平抗争形式，它具有通过个⼈受难担当感动⼈们的天良、向社会各界宣示⾃由⺠主理想的道德崇⾼性、激发⾏动者的道德勇⽓等重要的精神作⽤。我的绝⻝的起始动机即是为了反抗⾮正义的抓捕，向世⼈传扬和⻅证⾃由⺠主理想的纯正纯洁。政治犯绝⻝并⾮不正常的举措，政治犯遭遇横暴险恶的政治迫害却不进⾏绝⻝抗争，反⽽显得有些不正常。后极权维稳体系对我实施⽆休⽌的审讯和折磨，其⽤意在于⽤和平年代的极限压⼒使我的⼼理⽆法承受，从⽽放弃理想、退出⾏动，泯灭我的坚守对于⼀代⾃由理想者的道德感召⼒。我的绝⻝动机重⼼即在于捍卫⽓节、昭示我的坚忍倔强、死扛义烈，并通过东⽅⽂明传统特有的“苦⾏”操练，主动尝试身⼼极限体验，从⽽不断增强内在 的精神⼒量。我从不欣赏中国⽂化丑陋的另⼀⾯：委曲求全，留待来⽇。我要痛痛快快、⾃尊庄严的活在当下。我从来都是站着坐牢的，我也会站着⾛向死亡。中国古⼈的⼤丈夫⽓节、⻄⽅贵族的勇烈精神，是我真⼼仰慕企望的⼈格典范。我的个性特质在于，凡是我真⼼认同、真⼼崇尚的道德价值，我都要⽤⾃⼰的⽣命真实的践⾏之。

⻓期绝⻝的代价的确较为严峻：体重节节下降，内脏多处受损。早期绝⻝超过40天时，⼤脑眩晕加剧，胃部牵连腹部，呕吐不已。后来进⾏101天绝⻝时，我通过加强⽤脑和东⽅式内功调息（也就是有序深呼吸），有效缓解了这⼀重⼤困扰。除了弘扬⾃由理想、昭示⾃⼰永不屈服，我的⻓期绝⻝越来越趋向于⼀种探索身⼼极限体验的哲学操练。柏拉图说，那些真正献身哲学的⼈，实际上是在主动的练习死亡。我是⼀个⼏乎数⼗年不间断的研究哲学，⾏动性的以哲学治⼼养性的哲学⼈，我的绝⻝探索中的确蕴含了把中国孔孟⽼庄、印度佛学和僻⾕实践、古希腊罗⻢柏拉图主义和斯多哥派伦理的精华融合在⼀种全身⼼练习和⽣命性实践⾏动中的哲学意味。通过反抗铁窗禁固的不⾃由来验证⾃我的精神⾃由，通过⾃我向⾃我⻅证⼈格尊严⽓节之美和⾃由⺠主理想的纯正，来感受体验甚⾄创造充盈⼀种超越苦难、超越利欲、超越死亡的圣洁⼼境，实实在在的构成为我在⻓期绝⻝的极限探索中的深层精神流向。第⼀次绝⻝之后，我惊奇的发现：我眼中的墙壁变得更加洁⽩、天空变得更加湛蓝。随着绝⻝⼀次⼜⼀次的进⾏，我发现我的 情感似乎变得越来越真挚热烈、易于被感动，我的⼼常常为⾃由同仁之间的义侠救援、肝胆相照⽽颤栗，我的视野似乎越来越辽阔⾼远，精神越来越倾向于敬仰尊崇“四之内皆兄弟”、“拥抱⼀切⼈类同胞”、“集全球所有⽂明精华于⼀体”等⼈道理想和哲学真理境界，越来越惯于约束规范⾃⼰以⼤爱⼼、⼤公⼼、⼤胸襟包容吸纳不同意⻅，宽容宽恕各种⼈性弱点。我在⻓期绝⻝这⼀全身性哲学操练中深切的感受到灵魂的不断进化、层层升华和超越。我的哲学操练似乎逐渐逼近于某个阶段性考核验收的节点。假如有⼀天，我突然⾯临将要为理想付出⽣命的现实，我会内含对于“站着⽣站着死”的⽓节美、升向天空的圣洁美、与我为⾃由⽽牺牲的妻⼦永久会合的情义感受感应等深邃的精神流，⽽安祥的死去。⽤“中和之美”概念是很难解读这⼀受难美学的真谛的。

第三部分 如何应对千年政治巨变和⽂明⽂化巨变

2019年8⽉出狱后，我看到中国⼤陆政坛格局陡变，累积起重⼤深远变数，亦因此潜含了某些更加有利于政治转型的历史契机。

⺠间维权⼒量在严酷打压下似乎有所沉寂，但其钢筋⻣架实质并未受损，⽽全国性社会⽂化⼼理共识和变⾰意识却在前所未有的孕育之中。通过系统反思过去⼗⼏年⺠主维权运动的经验教训，我深刻的意识到：我们在有效扩展⾃由阵营的声威、营造⺠间⼒量扁平结构、以递进增强的⾏动施压促变等⽅⾯的确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但也犯下了某些重⼤的错误：我们过于偏重法律博弈和维权⾏动，⾼估了“⾏动性启蒙”的思想含⾦量尤其是对我们的主要理想⽬标即宪政⺠主制度的本⼟操作路线、蓝图未能进⾏正⾯系统的理论阐述和多元竞争的模拟设计——这是促成未来中国政治转型时期全⺠共识的形成和公共政治社会的营建的思想基础之⼀。在信息时代，思想是社会公共⽣活的第⼀资源，⽽其间适应现实需要的原创性操作思想，尤为迈向政治转型的中国社会之战略稀缺品。⺠主维权运动不能仅仅局限于“⽣产”⾃由的⾏动、⾃由的⼒量、⾃由的启蒙思想资讯，我们的使命是把多元格局做成、把政治转型做成，把⾃由理想彻底化为中华⼤地的现实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为变⾰的中国社会“⽣产”出千年⼀遇的政治转型必需的政体搭建框架的多元⽅案，它最终在现实操作中如何成型，则由历史合⼒去组合，由主权的⼈⺠去裁决。

不仅如此，千年⼀遇的政治转型还需要更深层、更厚重的新的⽂明⽂化，作为使新的政治制度得以持续⽣存和成⻓的软环境。经历了数⼗年经济⾼速增⻓、凝聚了超级经济能量的中国社会，在其磅礴深厚的经济巨变、信息巨变、⽣活⽅式巨变的⽴体推动下，不仅正孕育着政治巨变，⽽且正孕育着⽂明⽂化巨变。中国⺠主维权运动作为中国社会精神⽂化⽣活的先锋，负有引领这⼀⽂明⽂化巨变的使命。中华⺠族是哲学的⺠族，作为尊奉哲学圣贤、尊重哲学宇宙真理和⼈道价值真理、崇尚⼊世或出世的哲学式⽣活的⺠族，中华⺠族有着⾃⼰独特的⺠族⽂化⼼理和终极价值认同。众所周知，作为以天下为⼰任、知⾏合⼀的⾃由理想者，我们实质上即是中国传统的⼠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延续。我们不仅沉浸在⼀种我们⾃身⽆法摆脱的⺠族⽂化价值理念传统中，⽽且还⾪属于这个传统最本分、最古朴、最坚固顽强的部分——这个传统强调尊道奉道、守道⾏道，⼜强调“⼈能弘道，⾮道弘⼈”，按照这个传统所公认的社会分⼯，⼠阶层望负着弘扬仁爱理想、普及诗书礼乐、帮助养育淳厚⻛俗的⽂明⽂化责任。由此，这个传统实际赋予了⼠阶层“世道⼈⼼的形塑者”这⼀⾼度能动⻆⾊。在当今中国，⼠阶层的对应者即是追求并践⾏普世政治真理的积极公⺠阶层。作为⾏动着的思想者，我们⽆权放弃亿万⺠众基于传统⽂化⼼理和社会分⼯期待我们履⾏的这⼀“世道⼈⼼的形塑者”的⾼度能动⻆⾊。在迈向⾃由⺠主的政治转型进程中，我们必须通过激励公⺠个⼈的道德勇⽓，推动全社会主权的公⺠站起来承担政治和社会的全局性责任。⾯对各种奴性依附的愚⺠洗脑⽂化和畸形适应、拜物颓废的社会⼼理⾛势，我们更负有帮助医治⺠族灵魂、扭转浇薄世⻛的严峻责任。这⼀切，都需要我们更加⽴体的履⾏先锋之责，更加主动积极的迎接⽂明⽂化巨变。⼈⽣价值哲学是⼀切⽂明⽂化的核⼼原点，⼈⽣价值的觉醒是⽂明⽂化之变的第⼀发动机。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政治 转型和⽂明⽂化巨变需要⼀场⼈⽣价值哲学⾰命，来打造新⽂明新⽂化的核⼼原点，来形塑政治转型和⾃由⺠主社会所需的世道⼈⼼。作为中华⽂明的正宗传⼈和普世的⾃由⺠主理想的承载者，我们站在⼀个前所未有的汇通中⻄、集聚全球多元⽂明之⼤成的精神⾼地。基于巨型国家多难累进的⽣命经验，我们有机会实现哲学原创，我们也有能⼒实现哲学原创。我们的⽂明格局需要从搭建宪政⺠主制度框架、浇灌宪政⺠主制度现实开始铺开，但我们的⽂明格局远远超出了政治上的个⼈雄⼼壮志。站在信息、⽣活、政治、思想巨变的交汇点，我们享有在当今中华⼤地再造诸⼦百家时代、再造盛唐⽓象、再造古希腊⽂明，直⾄原创出全新的经典⽂明的千年机遇。能否内化这⼀机遇，当然要看我们是否有能⼒在中华⼤地发起⼀场哲学⾰命。我们是从终极价值和⽂明格局的⾼度来应对迎接中华⺠族的千年巨变的，这正是我们⽣为把全部⽣命奉献给⾃由理想的先⾏者的独特性之所在。

第四部分 我的根本政治主张

众所周知，⽬前国内国际⼤势已经进展到⼀个重⼤的历史节点，值此之际，我们⺠主维权运动需要向亿万同胞、向社会现存或潜在的多元⼒量亮明我们的根本政治主张，藉此展示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未来政治巨变的⽅向。如果其间的确揭示了适应信息时代⼤势和中国本⼟需要的理论真理和操作真理，我想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这些理论真理和操作真理的⼴泛传播，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真理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巨变的深层引导⼒。

那么，中国⺠主维权运动的根本政治主张是什么？即它所⻓期探索弘扬的适应信息时代⼤势和中国本⼟需要的未来中国政治制度是什么？

我们的根本政治主张可系统阐述如下：

⼀、多元均衡的宪政⺠主制度是唯⼀可以实现中国未来数百年数千年甚⾄永恒的⼈⺠当家作主、社会⻓治久安的政治制度，也是⾜以帮助当今中国社会彻底摆脱其积蕴已久的深层危机的唯⼀出路。多元均衡的宪政⺠主是崇⾼的⾃由理想的具体实现，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政治真理。任何⺠族、任何国家，⽆论经历了何种反⺠主、反⾃由的极权专制独裁僭政挠动，其最终⾛向都是真理对谬误的校正，其最终归宿都是政治真理的现实化。任何集团、任何个⼈，都⽆⼒阻挡多元均衡的宪政⺠主这⼀政治真理在中华⼤地上最 终化为永久凝固的政治现实。

多元均衡的宪政⺠主制度，是“法治下的⾃由”、“法治下的⺠主”、“法治下的政治分权制衡”、“法治下的政治集团多元竞争”、“法治下的联邦制”、“法治下的⾼效⾏政管理体制”、“法治下的⼈权实现体制” 和“法治下的经济福利国家体制”、“法治下的社会多元⾃治”等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结构的综合集成。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双执政官选举制、三种⼤会并列扁平结构和⼗⼀次宪制改⾰，古希腊斯巴达城邦 和古罗⻢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古罗⻢帝国的法律⽂明，近现代英国的议会制和司法陪审团制，《法国⼈权宣⾔》及其现实化，德国的⾏政管理理性，北欧国家的福利国家建设，尤其是美国的三权分⽴、联邦制和普遍的社会⾃治等等，都为这⼀多元均衡的宪政⺠主制度贡献了诸多丰富的真理性要素，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明建设因当把他们作为经典的经验个案加以深刻的学习借鉴。

另⼀⽅⾯，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必须从中华⺠族⾃身延续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中充分汲取其千锤百炼的制度精华。中华⺠族是⼈类⼤家庭中最具政治天才的⺠族，她的政治天才具体表现在，她在历史上先后创造出上古⼤河⽂明和部族⾃由、有效统摄数百邦国的⻄周分封制，秦以后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政分权的三省制和⾼度职能分⼯的六部制、专司全局决策的多相制、实施内部化同步批评制衡的⾔官御史制、全国统⼀考试公开选官的科举制等等，这些中国古⼈独创的分权制衡、政治共享、⾏政理性机制中具有永恒⽣命的成分如果被睿智的纳⼊当代宪政⺠主制度框架，很可能会与若⼲来⾃⻄⽅制度⽂明中的真理性要素产⽣化学反应。

未来中国的宪政⺠主制度不可能照搬任何国家的现有制度模式。以超然⾃由和海纳百川胸襟系统集成古今中外政治制度的精华，根据现实需要坚决⼤胆的尝试综合创新或本⼟原创，根据实验结果不断进⾏宪制改进，更符合中华⺠族⾃身的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原则。中华⺠族既然有能⼒在三四⼗年时间内成功的建成世界最⼤的市场经济体和⼀流的现代⼯业体系，亦必定有能⼒在三四⼗年时间内成功的建成世界⼀流的多元均衡的宪政⺠主制度。

⼆、法治下的⾃由。⾃由是⼈的天性，个⼈⾃由是⼈类的天赋权利，个⼈⽣命意义的⽀柱就在于追求个⼈的⾃主⾃由和⾼贵⾃由的最⼤化。⼀切社会共同体仅仅为了保护和促进个⼈⾃由⽽存在。作为⼀种政治制度，⺠主是实现⾃由理想的⼿段，宪政⺠主制度是⼈类历经千百年经验积累⽽综合创造出的旨在保护和促进⼀国全体⺠众的个⼈⾃由的最佳政治安排。

⼀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必须有能⼒现实的⽣产出“⼤⾃由”——即帮助实现全体⺠众个⼈的⾃主⾃由和⾼贵⾃由的最⼤化。在⼈类历史上，⼤⾃由社会曾经现实的、活⽣⽣的存在过。中国古代汉⽂帝的⽆为⽽治、唐太宗贞观之治、唐⽞宗开元之治，古希腊雅典城邦克⾥斯底⾥时代之后的⼆百余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今⼀百五⼗余年的社会，即是全⼈类历史上⼤⾃由社会的经典个案。现有的宪政⺠主制度⽬前多数尚未达到接近于理想的某⼀阶段的⾼度，⽐如站在⼈类⾃由理想探索前沿的美国，其公⺠个⼈的⾃主⾃由的现实化较为充分，但其公⺠个⼈的⾼贵⾃由的实现状况和精神导向尚有很⼤不⾜。但是，多元均衡的宪政⺠主制度内在的具有⾛向理想制度的强劲动⼒和巨⼤潜能。中华⺠族作为哲学⺠族，应当在主动因应千年⼀遇的政治巨变、原创⾃⼰新的经典⽂明之际，为⾃⼰树⽴最⾼的政治理想标杆，并有效激活其强劲动⼒、充分开发其巨⼤潜能。我们要敢于拥抱真理，敢于奉天⾏道，敢于把政治理想化为中华⼤地上的政治现实。⼈应当尊᯿⾃⼰，相信⾃⼰配得上崇⾼的理想、⾼贵的⽣命。中国古代汉唐、古代雅典城邦和近现代美国可以做到的，今天的中国也有能⼒、有资格做到。

⼆千⼆百年前，汉⽂帝奉⾏“任万⺠⾃治，以达成天下⼤治”的政治路线，在那个时代，⺠众享有今⼈亦⽆法想象的巨⼤⾃由，可以⾃由经商，⾃由旅⾏，⾃由讲学，⾃由结社，私⼈可以携带兵器出⻔，有⼗⼆年全⺠不必纳税，甚⾄私⼈享有开矿、铸币的⾃由权利——在今天的⽹络时代，技术条件已允许公⺠个⼈在⾃办的公众平台内创制第⼆货币、⽽与国家法定货币并不冲突，当然对于不同平台之间第⼆货币是否允许直接互换，需要⾼度审慎；未来海洋时代、太空时代，如果⽴法允许，公⺠⾃由前往海底或太空私⼈开矿并加以保护，必定可以有效增强⺟国的经济活⼒和财富总量。近现代欧美法治⽂明通过创制公司法⼤幅削减了个⼈创业或投资失败的赔偿范围（有限责任），通过创制股份募集法律⼤幅增强了个⼈融资能⼒，以从事⼤规模的投资、⽣产或探险活动，通过创制专利法赋予作出某项先进技术发明的个⼈享有相关的独占性收益，从⽽极⼤的激励了全社会普遍的个⼈创新热情——在这样⼀种“能动法律”积极创制制度下，公⺠个⼈在经济领域的起点性⾃由权利、过程性⾃由能⼒、结果性⾃主能量，都得到了“实质⾃由”意义上的⼤扩展。 未来中国要建⽴迈向⼤⾃由社会的宪政⺠主制度，需要充分学习借鉴这样的“积极的法律统治”的经验和智慧。在这样⼀种“积极的法律统治”下，不仅中国公⺠个⼈的⽣命权、⼈身安全和尊严名誉权、财产权、⾏动⾃由权、宗教⾃由权、政治⾃由权可得到独⽴的司法体系的有效保护，⽽且国家和社会的⽴法体系可以通过积极⽴法、⽴积极法、试错累进的⽅式，⼤幅扩充中国公⺠的⾃办媒体权、⾃办公共平台权、⾃办社会团体权、⾃办学校权、⾃办⻛险企业权、⾃办第⼆货币权，以及私⼈前往海底或太空开矿权，同时伴之以严格的法律划界、监管、追惩机制。通过这种法律赋能扩权，个⼈本身成为⼀股势⼒，将普遍的崛起为社会能量体，这就为他们在政治、社会、⽂化领域充分的伸张其主权和权利，充分的发展个性和才能，充分的尝试个⼈探险、科学和艺术原创，进⽽以博⼤深遂的⼈道情义、超越体验、诗书礼乐来不断塑造和升级个⼈的⾼贵灵魂，提供坚实的资源和能⼒基础。中国公⺠在宪政⺠主制度下的⼤⾃由，将由于个⼈拥有前所未有的⾃由权利、⾃由能⼒、⾃主能量，⽽成为现实的可能。

理想的制度可以通过务实的、创制性的法律操作⽽成为⼤地上的现实存在，这是近现代世界“积极的法律统治”⽂明的精髓之⼀。我们还希望看到的是，在敞开胸襟充分学习借鉴⻄⽅法律操作经验和智慧以创建未来中国的⼤⾃由社会的进程中，中华⺠族能够有幸由“哲学⺠族”进⼀步扩展为“积极法治的⺠族”。

三、法治下的⺠主。⺠主的价值理念是指⼀国⺠众拥有本国最⾼政治权⼒，即政治主权。⺠主的现实操作核⼼在于⼀国⺠众通过法治下的普选程序，掌管本国议会中⼈⺠代表或本国最⾼⾏政⾸⻓的⼈事任命权。此外，⼀些现代⺠主国家还往往将某项᯿⼤国务、重⼤法案或宪法修正案付诸全⺠公决，这是⼀种由⼈⺠直接⾏使部分最⾼事务决策权、最⾼⽴法权的⺠主操作形式。

在现代间接⺠主制中，不乏选出的⼈⺠代表或⾏政⾸⻓逐渐与选⺠隔膜脱离的具例，有鉴于此，未来中国的宪政⺠主制度需要通过法治下的政治程序，建⽴起公⺠群体对各级⼈⺠代表和⾏政⾸⻓的⺠主控制。这样的⺠主控制，以及重要的⽴法事务，都可以部分的通过操作较便利、成本较底廉的科学抽样调查或⽹络投票来进⾏。

依据各项基本原则和技术，融合中国传统的政治操作智慧，这⼀代中国⼈可以⼤胆尝试若⼲富有中国⽓象、中国⾼度的新的⺠主操作模式：

1、把科举制要素引⼊总统⼤选和各级⾏政⾸⻓选举。中国作为巨型国家，需要强有⼒的⾏政领导，故以实⾏总统制为宜。可制定选举法，组织ᇿ⽴的选举院监督选举，由宪法法院或选举法院予以司法救济，总统侯选⼈的⼊⻔资格除了需要获得⼗万⼈以上的签名⽀持外，还可以通过政治理念、军事与外交、经济宏观管理、⼈才与管理、传统⽂化复兴、⼈权保护与福利国家、科学技术教育等科⽬的常规考试，来做初级筛选。在⼤选决胜阶段，可举⾏上述科⽬的⾼端笔试与⼝试，由三个不同的专家组独⽴评分，并将答卷与不同评分公诸天下，以供全体选⺠作为投票参考。此⼀公开考试与公开电视辩论可并⾏不悖。

其余省⻓、市⻓、县⻓侯选⼈的公开考试均可仿此，仅科⽬有所增减。

为了平衡总统过度集权的弊端，不排除在未来中国⽴法试验“双总统制”选项。古希腊雅典城邦、斯巴达城邦和罗⻢共和国罗⻢帝国后期都出现过这样的双⾸⻓制，记录甚佳。为审慎⽽计，似可⾸先在某⼀⼤省试点双⾸⻓制，视其成效和全国⺠意、公决票⽐决定其⾛向。

2、在⺠主控制⽅⾯，可⽴法规定总统每三个⽉必须对议会、对全国电视⽹络各公开述职⼀次，接受议员和经由科学抽样调查选出的⺠意代表的公共质询和批评。如果总统的法定⺠意测验⽀持率在就职⼗⼆个⽉后低于百分之⼆⼗五或者某⼀数值，则由议会或⺠意代表予以正式的⾏政警告；如果再过六个⽉降⾄百分之⼆⼗以下，则启动正式的弹劾程序；如果⽀持率连续⼗⼋个⽉介于百分之⼆⼗到百分之⼆⼗五之间，则由议会做出专项⽴法，剥夺总统被公认不擅⻓的那些领域的管理职权，转授予某位总理或副总理代管。

按科学统计学，对某个城市或国家，就某⼀事项抽样调查⼀千⼆百⼈以上，误差就基本上稳定在百分之三以下。据此，对总统的弹劾投票权可授予⼀万⼆千零⼀⼈组成的弹劾委员会，弹劾委员会可由来⾃各省、由科学抽样选取的以下成员组成：平⺠代表四千零⼀⼈，年龄必须在四⼗五到七⼗五岁之间；中学校⻓⼀千⼈；⼤中专校⻓⼀千⼈；省市县正职副职⼀千⼈；省市县议员⼀千⼈；制造业总经理和管理专家两千⼈；各界精英⼆千⼈。后六组成员可⽆特殊年龄限制。若免职票超过百分之六⼗七，则罢免⽴即⽣效；还可同时投票决定是否对总统进⾏渎职罪等刑事调查，若票数超过百分之⼋⼗，则⽴即交付宪法法院审判。

新总统侯选⼈只能在总理、副总理和各部正部⻓中产⽣，竞选时间为⼆⼗天，由按照上述科学抽样的各类⽐例选出的⼀万⼆千零⼀名新成员组成选举团，经过⼀⽇两轮票决选出新总统。

总统⼤选的点票⼯作，由全国⼤中专全体师⽣现场参与主持和监督；所有选举和罢免投票都可免费验票。

全国议员和各省市县⾏政⾸⻓、议员的⺠主选举、⺠主控制，尤其是弹劾罢免程序，都可仿此。

3、在重⼤⽴法事务上，亦可⼴泛运⽤科学抽样调查。公⺠群体履⾏积极创制权⽽提出的法案，只要连续六个⽉两次获得⼀万⼆千零⼀名随机选出的⺠意代表超过百分之五⼗以上的⽀持，就可进⼊议会⽴法程序；⽴法条⽂的修改亦可仿此。但᯿⼤国务与宪法、宪法修正案的全⺠公决，必须由全体选⺠通过地⾯纸质投票决定。

四、法治下的分权制衡。“三权分⽴”⼀般被理解为按照法律过程在⽴法、⾏政、司法三⼤部⻔之间进⾏分权制衡，但在实际运作中，三⼤部⻔担负着超出法律过程的诸多᯿⼤事务。⽐如议会除了以⽴法为主业，还负责代表公众批评监督政府。它所掌管的财政拨款权更主要属于具体⾏政事务，只不过⻄⽅议会传统已把财政过程法律化。此外，参议院掌管的内阁部⻓审批任命权，亦不属于⽴法权的标准定义范畴。

未来中国的宪政⺠主制度设计，必须坚决摈弃理论教条主义，把中⻄⽅已被证明为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分权制衡机制加以恰当组合与配制。在初期，我们可主要借鉴堪称完美政治设计的三权分⽴框架，同时坚决运⽤务实操作，补⻬其实际运⾏中暴露的若⼲重⼤短板：

1、⽬前成熟的三权分⽴国家的两院议员的⽴法内⾏性明显有所⽋缺。未来中国的国会议员每⼈可被配制三名律师、⼆名管理专家、⼀名媒体专家、⼀名速记专家、⼆名选⺠服务专家（议员本⼈可以另外招募⼤批义⼯），其由此可成为拥有超级能⼒、团队合⼒的“⼤议员”。如此⽅可满⾜信息时代⼈⺠代表的⽇常⼯作所需，并及时因应选⺠的指令和需求。

2、参议员中的四分之⼀成员，可由各省参议院从任满的优秀的内阁部⻓中选任，优秀与否以其年评得分和常年⺠意测验排名为准。如此可有效提升参议院在⾏政经验和全局视野⽅⾯的含⾦量。

3、可借鉴中国古代⾔官御史制的内部同步批评监督模式，在中央政府内部组建独⽴的批评部。批评部的第⼀分⽀负责对总统本⼈实施365⽇乘24⼩时全程近距离批评监督，将总统违规与否的每周记录和批评官每双周对总统的战略与管理⾼端批评建议准时对外公开。其余对总理以下、副部⻓以上官员的批评监督，亦依此处置。

4、在众议院、参议院之外，可ᇿ⽴组建协商院。协商院可延续今⽇政协若⼲惯例，其成员从各个⾏业精英多⺠族精英中选任，专就战略纠偏、多⺠族共享、⾏业诉求等核⼼议题提出施政建议，由政府批评部、议会、⺠意测验榜督促其落实。协商院亦可拥有部分法律创制建议权，其建议若在众议院专⻔机构获得半数同意，即可投⼊⽴法。

5、最⾼法院九名⼤法官依据⾃然法裁判重⼤的终审案件，并把其判决理由公诸天下。其超过三分之⼆多数票，就可把对总统政令和两院法案的否决建议提交给经由科学抽样选取的⼀万⼆千零⼀名⺠意代表，由其投票的三分之⼆多数与否做最终裁断。⼤法官⼀般七⼗五岁退休。科学抽样调查⽀持率⼀直超过百分之⼋⼗整，可连任⾄九⼗岁。对于法官队伍的⺠主控制，可由众议院、参议院、协商院、批评部联合推进。

五、法治下的政治集团多元竞争。为了让亿万⺠众尝试充分享有组建政党和社会团体的⾃由权利，对于中国社会⽽⾔，经历⼀个多党制阶段似乎是⼗分必要的。美国的两党制简单明晰，亦已形成党内团结，但政党的庇护也使议会对总统的制衡变得越来越不可操作。⽽⼀旦执政党在议会中沦为少数党，总统的若⼲重要施政议案在议会中就很难获得通过，国务管理由此⼈为的⾛向低效空转。但多党制也有其重⼤弊端，那就是某些政党滥⽤其在亿万表决中“左投则左胜右投则右胜”的砝码地位，以此要挟执政党与其进⾏政治交易，换取若⼲政府要职，总统在任⼈唯贤与促成⾏政效率最⼤化⽅⾯的⾏动⾃由将因此⼤为削弱。未来中国的宪政⺠主制度设计，可对总统的᯿⼤施政议案的议会蕴酿和投票表决⾏动，以及在投票表决的间隔进⾏限时，⽽且可让总统有权在᯿⼤议案被议会三分之⼆多数票否决后，将重⼤议案交付经由科学抽样选取的⼀万⼆千零⼀名⺠意代表投票最终裁断（仍然以超过三分之⼆票数为通过），这样就可强有⼒的限制议会中与天下为公相悖的政党交易对总统施政效率的牵制和破坏。这种由⼀万⼆千零⼀名⺠意代表最终裁断的“统计学⺠主”也就是⼈⺠主权的统计学运作机制，很可能会在未来中国缔造出不同于⼀般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全新政党格局。由此，未来中国的政党有可能逐步⾛向相互竞争的全⺠性思想联盟，⽽⾮政治⼈物的利益联盟，许多政党会因此更加᯿视在其占优势的地区深耕地⽅⾃治，⽽这些正是我们更期待的⽅⾯。

六、法治下的联邦制。联邦制是宪政⺠主版的地⽅⾃治，它在中央和地⽅之间实⾏纵向分权，这种纵向分权更有利于实现⺠众对就近事务的参与管理权，亦更有利于地⽅事务的⾼效治理。

中国⻄周王朝实⾏的分封制极⼤的促进了当时中华⺠族对全国蛮荒之地的⼤开发，并⼀起缔造的邦国⾃主⾃治连同上古部族⾃由⼀道，养育和催化出诸⼦百家巅峰性的⽂明原创；中国秦汉⾄唐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州郡层级则往往有⼀百余或⼆百余⾏政单位并列平铺，这⼀扁平格局有⼒削减了中央集权过于陡峭的势能。在⻄⽅历史上，古希腊各城邦的多元竞争极⼤的促进了⺠众权利的扩展和⽂明的繁盛；现代美国实⾏的联邦制，则以其充分的地⽅⾃治展示的⾼度活⼒、对垂直权⼒的层层截断所形成的层层扁平均衡、联邦与各州政争的司法救济体制的公正简洁等，赢得了举世赞誉。与此形成对⽐的是法国，歌德说，“如果伟⼤的法兰⻄不是只有⼀个中⼼点（巴黎）⽽是有⼗个中⼼点，那她的情形会是怎样呢？”我猜 想，以⾃由的艺术想象⼒超绝于世的伟⼤的法兰⻄，将焕发出三倍于当前的能量和活⼒！当今中国各省已普遍出现省会对边缘地市经济⽂化带动乏⼒、地⽅得不到⾼效和充分⾃治、地区贫富差距悬殊等弊端，联邦制是解决这⼀结构性弊端的制度性、终极性最佳对策。展望未来，中国如欲主动积极的⾛向制造业普遍繁盛、⾛向海洋开发和太空开发时代、⾛向尝试原创全新的经典⽂明，尤其需要焕发地⽅之间多元竞争的活⼒。中国亿万⺠众对于创建⼤⾃由社会、更加实质性参与就近公共事务决策权的主⼈需求，更使联邦制 在中国势在必⾏。

未来中国的宪政⺠主制度设计，可在⽬前三⼗⼀个省、市、⾃治区基础上，进⼀步把全国划分为七⼗六到⼋⼗个⺠主⾃治的省份，深谋远虑的通过资源富集等形式，缔造出七⼗六到⼋⼗个经济中⼼点、⽂明⽂化中⼼点。⺠主不能仅仅满⾜于普选授权，⺠主需要⽣产出“⼤⾃由”社会和“⼤⾃由”⽣活⽅式，同时需要⽣产出更好更⾼的⾏政效率。在联邦制系统规范的⺠主政治框架下，“经济增⻓优先”的政治路线，必须得到⻓期坚持。众议院、参议院、协商院可主持或主导制定⼀套可不断改进的全国经济⻓期规划法案，法案中必须辅之以相应的多种资源配制和专项授权。⾄少必须有三分之⼆省份以常规制造业和信息化制造业为经济基本盘，法案还可超前的运筹以四百到⼋百万⼈⼝为⼀⼩型经济圈，在中国内地打造出⼆⼗个德国模式、⼆⼗个瑞⼠模式、⼆⼗个⽇韩模式。通过⼤技术、⾼技术、᯿型制造业的产业链延伸，绝⼤多数⾼度⾃治的省份可获得⾃⼒⽽强劲的经济财政保障。有此基础，⼗年之内，应⽤技术、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类⼤学或学院的本科专科教育可全免学费，这也是对促进全社会“机会均等”⼗分有效的积极福利。

在⽂明⽂化⽅⾯，七⼗六到⼋⼗个省会可选取现代巴黎维也纳纽约和古雅典城邦中国唐代⻓安城这五⼤世界⽂化之都中的⼀种或数种，作为本省会直接模仿借鉴、综合创新的参考系，再造出⼀个信息时代和太空时代⽴体综合的⽂明⽂化中⼼。每省可通过专项⽴法，以灵活的产权形式创办多个ᇿ⽴的哲学学院、诗歌学院、艺术学院、歌剧话剧院等，积聚在全国或世界范围内流动的⼈⽂、哲学、艺术、⽂化⼀级英才，⽣产丰富的探索创新作品，并普遍增进⺠众的⼈⽂艺术素养。为了提升各省公⺠的⾔论⾃由和思想⾃由的质量、信息量和均衡性，全国议会和各省议会还可专项⽴法，在每⼀省初步培植三到⼋家报业集团、新闻电视⽹，促进其在思想和商业⽅⾯的相互竞争，但不允许任⼀财团跨省兼有报业或电视台，严防其形成寡头垄断，破坏全国思想⾔论信息市场的⼤均衡。联邦制是缔造⼤⾃由社会的必由之路，但⼤⾃由社会必须通过其内部数⼗个格局宏远、英才辈出的⽂明⽂化中⼼的辐射功能，才能熏染成就⼀代公⺠⾼雅⾼贵的精神⽂化品质。

七、法治下的⾼效⾏政管理体制。中国汉唐时代活⼒四射，部分原因在于拥有⼀⽀多数选⾃优秀的基层吏员、商⼈和军官因⽽具有较强的实⼲操作能⼒的官吏队伍，州县主官也在事权、财权、⽤⼈权等⽅⾯获得充分授权，故往往有以“吏治”著称者。宋明两代⼏乎完全通过科举考试选官⼊仕，这虽然实现了参政机会的公开公平，但也造成⼊仕之⻔狭隘、⾏政主官的公共管理能⼒普遍偏弱的弊端。⽽且，吏部的⽇益强势也使地⽅主官基本失去“组阁”⽤贤的权⼒，政治家阶层的⽤贤能⼒也由于久⽆⽤贤历练⽽⽇益衰减。当今中国官场正重袭宋明之弊，其结果是中国社会主流的管理精英基本不在体制之内。

宪政⺠主制度下的联邦制，可令⺠选的县⻓、市⻓、省⻓᯿获组阁⽤贤的权⼒和历练，还可集成古今中外丰富的管理和⽤贤智慧，不断加以改进，以⼤幅增强⾏政效率：

1、中央政府可借鉴古代多相制，实⾏三总理制。三总理分别负责⼯业、⺠⽣、外交与科技三板块。⽬前的单⼀总理⽆论如何精明强⼲，都⽆法周全处置辽阔⽽繁᯿的政务，⽽且在多个领域⽇显外⾏隔膜之实。

2、⺠选⾏政⾸⻓在组阁⽤贤时，可⼴泛引⼊优秀企业家和职业经理⼈阶层，后者不仅可以帮助有效提升所在部⻔⾏政管理服务的效能，⽽且还可以把⼯商业和社会⽣活的需求、信息等“活⽔”带⼊素以僵硬著称的⾏政体制内部。

3、实⾏⾏政部⻔的全⾯精密管理化、全部公务员终身接受免费管理培训并教战结合、从⺠意测验结果和内部考评两⼤维度确定公务员奖惩升黜标准，以示信息时代⼤势所趋。众议院、参议院、协商院可主导政府批评部、监察部、⼈事部制定每⼀位公务员岗位的作业⼿册、分⼯协作⼿册、应急⼿册、奖恶升黜⼿册等，通过常规批评监察、巡视、抽样调查等⽅式促其落实，以达成⺠主制度下的良制善政。

以上各项改进，均应以议会⽴法及其不断的累进修正为准。

违规处罚，要看有没有一视同仁，以及适当程度。就我在Reddit就遇到各种小号滋扰，但是后续并未都积极处理，我举报之后大多数都没回应。我也看到其他人滥用小号但是主号也没受罚。 另外，因为小号活跃一两天、发几条帖子，小号永封还可以，大号也永久封禁，这符合比例原则吗？ 另外，具体判别流程非常不透明。维基百科起码还有管理员封禁记录和相关人员署名。Reddit封号我都不知道具体哪个管理员干的、政治倾向如何、立场如何、日常价值观和德行如何。管理员不受监督甚至藏在暗处，这对于被罚者显然是不公平的

因为几个月前我曾经在大号封禁期间，有几天用小号发了几个帖子，现在r/China管理员又找出来并举报到Reddit官方，把我永久封禁。这就是恶意整人。

虽然我当时的确违反规则，但是并非恶意，且不至于永久的全域封禁。不过这应该不是全体r/China管理员的决定，是某些特别看不惯我的人所为。其他的管理员在几个小时之前还在和我探讨板面问题。

最近我发了一些批评特定群体及政治言论，他们应是极反感，所以翻旧账找茬封了

其实，我和r/China管理者和相对中立者的观点反而是接近的，但是有一部分立场差距巨大。我以为可以求同存异，看来仍然不能容忍。

这有点类似于香港泛民和中共的关系。哪怕泛民在不少议题上都和中共名义标榜的东西相近，如爱国、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中共还是容不下泛民。

另外，可能最近我的批判力度比较大、针对性比较强，戳了一些身份群体和中共核心集团软肋，所以r/China宁可容忍一些更激烈但泛泛反共、没有提及一些痛点、关键议题的用户，也不容忍我。所以把几个月前的旧账翻出来，把我举报到官方永封了。

不过在那里发了近一年帖子，收到不少有益回复。虽然现在被强制清空，但是仍然算没有完全白费，还是起了一些有益影响

以下是相关记录，就五张图，言简意赅：

首先被r/China封禁（然而他们说的Ban evasion是几个月前仅一次的行为，小号被封之后我再没用过小号发帖）

然后是Reddit官方通知全域禁制，通知里写的很明显，说的是几个月前的事，也显然是r/China管理员举报到了官方（因为根据Reddit流程，先是sub管理员判断小号，封禁，再转交官方）

我申诉失败

这是我在被封禁之前的几个帖子中，相对最有争议和引起一些势力憎恨、被中共统治核心及亲中共社交平台管理人士不满的：

（图发不上来，帖在另一处，把链接发过来：

[https://matters.town/@Wangqingmin/390981-%E8%A2%ABreddit%E5%B0%81%E7%A6%81%E7%9A%84%E7%9B%B8%E5%85%B3%E8%AE%B0%E5%BD%95-bafybeica7ahfu4w3mi7zgy3qujlmszyp34jwr7isoon6bqwo2vbkixh6ke

致梁国雄先生的一封信

尊敬的梁国雄先生：

我是旅欧作家王庆民。在我中学时期，我就从媒体、报章、互联网等途径听说了您的名字，了解了您的事迹。无论是您为辛苦的劳工和受难的底层争取权利、三十多年来坚持呼吁平反六四和追究北京屠城责任，还是为南京大屠杀等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国人呐喊鸣冤，以及汶川地震时为四川受灾民众募资赈灾，声援中国大陆许多政治犯和抗争者，您的正义感、勇气、行动力，都极为令我佩服。我也一直颇想与您见面，可惜长期都没有机会。

五年前，我因为一些个人事宜及政治诉求去香港，曾经去到社民连想拜访您，但是并没有找到您。几天后我去中联办“踩点”以为抗议活动做准备，正巧见到了您和其他社民连同仁进行抗议活动。只是当时许多记者和警察围绕，您又很快离开了，我也担心影响您的抗议活动和采访，所以也没能与您说话，最后目送您离开。

又过了几日，因在香港四处求助不成、自身又处于绝境，于是我在香港中联办门口割腕，被关到香港东区医院精神科病房。我此前联络的支联会的冯女士探望我时，我请求她把我的信息和诉求转给您，她答应了，并且告诉我您已经收到。不过后来，我出院回到大陆，也没有收到更多回音。

再后来，经历各种事情、辗转多地，我离开中国大陆来到欧洲。我尚未完全安定下来，就听说了香港发生的反修例运动。仅仅一年多时间，香港政治反对力量被一网打尽，公民社会完全被摧毁。而您也入狱了。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事。

这几年无论我自己生活的各种意外和转变，还是耳闻目睹的中国大陆、香港、世界局势的变迁，都让我充分明白了人生和世事的无常。

但在这不断变化的时势中，也更需要真诚的坚守。而您，正是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理想、恪守良知、捍卫正义的典范。我看过您的经历和许多事迹，知道您从港英时期就致力于社会主义运动，爱国爱民，是香港左翼革命的先锋。您参加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同盟”，是那个时代香港为数极少旗帜鲜明反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保守主义的香港政治团体。

在六七起义（六七暴动，其实我们更适合称之为起义。起义虽然是被利用，还伤及一些无辜，但整体上仍是反殖民主义、反腐败、追求正义的革命斗争）遭到镇压后，香港左翼运动曾长期沉寂。而您则不畏港英殖民当局的高压专制及与其勾兑的中共政权，仍然坚守理想，乃至向逆而逆，为劳工、妇女、底层发声与抗争，几乎单枪匹马，硬生生在香港踏出了一条既激进又和平且可持续的“继续革命”的新路。无论是声讨中共独裁，还是抨击香港建制派（尤其自由党和民建联）罔顾生民百姓权益，都有理有据、掷地有声，让他们不得不做一些妥协，放弃部分既得利益以安抚劳工和底层。

正是有您在，香港劳工和底层民众才有了依托与希望，让这个充满野蛮资本主义气息、贫富差距极大的城市，仍从缝隙中散播出社会正义和平等博爱的辉光。

更值得敬佩的是，您并不是那种逆向民族主义者、为左翼革命和国际主义而抛弃国家民族者。相反，您的爱国爱民之热烈真诚，远超绝大多数陆港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无论是保钓活动，还是控诉南京大屠杀惨案、追诉日本战争和强征劳工罪行，及批判美欧列强殖民罪恶，以及港英当局在香港的恶行与对港人的歧视压迫，都激烈而真诚，且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放弃。您的正义感、勇气、民族精神，让我如山间小草仰望东方日出，得到灵魂的教诲和正义的力量。

中英谈判、香港回归，本是民族民主革命又一次阶段性的胜利。可香港所回到的这个祖国，却并不是真正的民族民主国家，相反是专制独裁的、野蛮资本主义的、和各国保守反动势力勾兑的。这不仅邓小平时期如此，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了。无论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会见尼克松、善待皮诺切特等血债累累的拉美右翼军政府人士，中共早就背叛了国家民族、背弃了革命理想。而邓小平时期不仅延续了这些，更是发动六四镇压，摧毁了中华民族百年的民主梦想。

而香港回归后，中共除了假惺惺给六七起义中少数人士颁发了一点奖项安慰，实际上完全倒向了权贵和资本家。中共和港府甚至比港英政府更加亲权亲商，劳工和底层弱势群体生存状况并未有制度性改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乐土和世界各路权贵勾兑肮脏的交易场。当香港劳工和女佣在“劏房”中蜷身时，栗潜心们则在“望北楼”中推杯换盏。而这二者，直线空间距离或许都不超过500米。

在对待日本侵华和西方殖民罪恶时，中共一方面借助这些团结和收买国人之心、对抗西方和普世价值观的渗入，另一方面却通过种种手段压制对日本罪行和列强殖民真正的反思、批判、追责，以虚假民族主义压制真实民族主义，以建构的“中华民族”代替、虚化、稀释真实强力的汉民族的凝聚、团结、情感，以利于其驾驭汉族人民在内全国各族人民。在对外领域，无论对日、对英、对美、对列强，皆明贬低、实讨好，以获取各国欢心、换取列强支持中共统治中国，甘当列强的“守土官长”。而陆港人民尤其大陆人民，遭受中共权贵和外国殖民者直接间接的双重剥削，无论毛时代的“友谊商店”，还是邓时代的“血汗工厂”，都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改变。

2018年深圳佳士工运，是六四之后中国为数极少的大规模集体抗争，也是中国劳工运动的高峰，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勇气和工人学生的团结。但佳士工运最终惨遭中共政权镇压，许多工人和青年学生被捕，线下和网上的传播也被禁制。这又一次暴露了中共政权是权贵资产阶级政权的反动本质。

而华为孟晚舟事件中，中共不惜抓捕外国人为人质、破坏中加/中美关系来换取这位“太子党”，却对赴日抗议靖国神社的香港青年郭绍杰、严敏华被捕不闻不问，又一次以事实证明中共政权是一个只捍卫其特权阶层利益、不顾国家利益和普通国民权利的“内部殖民”政权。（且在孟晚舟事件时，华为在波兰一位高管被捕。华为及中国政府皆迅速与其“割席”，同样反映了中共这种区别对待）

这样的“祖国”，还能爱的起来吗？虽说政权和人民是两回事，但是不得不承认，起码拥有话语权优势的中国既得利益阶层、中国高学历中青年男性，无论是拥护中共的建制派还是反共的反对派，无论名义上是左派还是右派，普遍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逆向民族主义者、谬误民族主义者中的一种甚至兼而是之（包括您曾经声援和帮助过、在中联办前为他们疾呼过的一些人）。他们与中共公开宣扬或暗地鼓励的，并无二致或是其镜像。这样的国家和国民，想“爱”真的不容易。

而香港，这些年也越来越“内地化”，香港建制派与中共权贵阶层高度捆绑，对港人自由的制压与侵蚀，日重一日。相对于港英政府还讲一些现代资本主义的人道（哪怕本质上是比较虚伪的、有局限的、以维护资产阶级和殖民势力统治为目的的），中共则是推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将“爱国主义”作为遮羞布却并无真正爱国心，其虚伪和无耻更甚于港英当局。至于当年承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追求，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

而在这样的国家和城市，如此的意识形态和现实中，您却仍然几十年不变，坚守革命的初心和理想，为社会公义奋斗不止。您在立法会、中联办门前、中环、维园，一次次痛斥那些高高在上的下流者的丑行，酣畅淋漓；为劳工和妇女发声、声援国内政治犯和维权人士，真诚有力；几十年来不停奔波，在各色强权和复杂灰色的利益网络中周旋，为无力发声和反抗者争取话语权和合法收益，脚踏实地。您所言所行及精神品质，想再赞扬已没有词语可以形容，前面的赞扬下已无可复加。

 而2019-2020年反修例运动及镇压发生后，中共政权彻底撕碎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契约，摒弃了“五十年不变”的诺言，并趁机将政治反对势力乃至整个香港公民社会完全摧毁。不仅暴力反抗被镇压，连通过议会和游行等和平方式进行抗争都不被允许了。这可见习氏中共的丧心病狂，也反映了今日香港和全中国黑暗压抑的残酷世相。

不仅中国，整个世界的形势都让人感到不安甚至悲观痛苦。曾经席卷世界的进步浪潮，无论是罗斯福国政、六八运动、康乃馨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波民主化、拉美左翼的崛起、阿拉伯之春……都已过去、远去（虽也略有复返，如巴西卢拉击败博索纳罗），今日的世界则是右翼保守民粹大兴，从美国的特朗普-彭斯-蓬佩奥-德桑蒂斯反动势力，到印度的莫迪、匈牙利的欧尔班、俄罗斯的普京，乃至日本的安倍晋三-岸田文雄，各政权都在破坏世界的和平进步，被压迫的弱势民族和人民更加蒙难。

而在香港，同样出现了强劲的本土民粹势力，裂解了泛民主派，并激化了陆港矛盾、与习氏政权共同打破了中共与香港非建制派的某些默契，并酿成了反修例运动中的一系列暴力冲突。当然，并不应该苛责他们，中共才是最大祸首。不过，香港的本土主义者、勇武派，所作所为虽也可以理解同情，但毕竟是狭隘短视的，既难以促成香港的自由民主，也与普世正义偏离。

更悲哀的是，曾经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新文明的革命先锋力量--劳工阶层，其经过裂变，其中一部分反而成为右翼保守民粹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一方面为自己争取权利福利，另一方面却反对女权、LGBT权利、少数族裔和其他弱势群体权利，乃至反对其他国家劳工获利、劳工间相互竞争和伤害，还听信各种阴谋论和仇恨煽动，变得狭隘、反智、盲从。虽然并非所有劳工都如此，但是起码相当一部分劳工（无论是欧美的还是第三世界的）的确是堕落了。

 其实，劳工阶层一直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一方面，劳工是生产力的核心、生产关系的中坚，是人类工业化、现代化、文明化的主力军。没有劳工，就没有今日繁荣伟大的世界。另一方面，劳工阶层亦有自利性、愚昧性、狭隘性。在中国，中国国企的“工人贵族（工贵）”，在毛时代就已蜕变为剥削阶级、食利者，创造价值远不及所得，还成为阻碍变革的保守顽固势力。而中下层的工人，就其劳动中的付出及贡献值得尊重、同情、帮助，但他们中起码相当一部分，是厌恶女性、仇视弱小（哪怕他们自己也是弱势）、排斥异类、残酷暴戾、反智迷信的。即便这些根本上是统治阶层的压迫、洗脑、引导，但他们自己也要承担部分罪责。

即便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工人阶级就有这些问题，只是相对于封建保守势力和原初的野蛮资产阶级，当时工人的保守与狭隘并不突出，甚至是与女权等进步潮流合流，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作为进步势力一部分，与女权主义者、残疾人、少数族裔等站在一起。但一个世纪过去，随着时代发展和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起码部分劳工反而倒退到类似于纳粹德国和天皇-军部日本的工人的反动程度了。巴西卡车工人抛弃了劳工党，反而狂热支持极右法西斯分子博索纳罗、呼唤军政府回归时，最能体现这种可悲的堕落。

但这些堕落，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各式各样的剥削、压迫、欺骗、暴力，让劳工处在苦痛和迷惘中，也难以得到良好的教育、无力正确认知与判断，很容易被煽动和利用。虽然相较于前两个世纪，劳工物质条件得到巨大改善。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各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国际上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都损害着劳工的尊严与利益。而随着产业转型、人工智能的发展，“锈带州”的遍布，传统产业工人阶层反而比物质匮乏的旧日更加焦灼与失落，自然易被极端思潮吸引。

而政治经济精英、主流知识分子，并未对劳工的处境和苦难充分认识和关心，甚至相较旧日还明显消退。当今的左翼力量尤其精英左翼，也更倾向于女权、性少数、环保等更加“时髦”和“香槟化”的议题。精英阶层的冷落乃至抛弃，加剧了劳工的不满和被斥感，转向保守势力争取现实中的利益、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归属感，也就更可以理解了。

但理解归理解，劳工的民粹化、保守化、狭隘化，无论对劳工自身的长远利益，还是世界的和平进步，都是严重的损害。

总之，如今的世界，逆流汹涌，冲突频仍，各身份群体分化对立。相较于数十年前，世界不是更加大同，而是更为撕裂。“中国模式”极权、俄罗斯扩张主义、印日保守民族民粹主义、美欧右翼霸权主义，都让这世界充斥丑恶，弱者被凌辱鲸吞，人类前程晦暗难明。最近一年完全非正义的俄乌战争，更是让世人看到了鲜血、横尸、家破人亡，文明是多么脆弱。

这样一个既混乱又极端的年代，不仅没有了“全副武装的先知”去扫清邪恶、再造人间，连“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被流放的先知”都是没有的。当年略有影响的彭述之、王凡西皆已故去，至于陈独秀那样品质优秀、才华横溢、民主主义立场的托派，更是无处可求。第四国际除在少数国家还有活跃，整体上已成为行礼如仪的象征性组织，无力也无心推动世界不断革命与更新。

未来香港、中国大陆、全世界，出路在何方？十年前还颇有蓝图与希望，近几年反而变得混沌不清。

但是，希望之光仍然是在的，且正是在您和其他暂时落难的仁人志士身上，在与您志同道合的后辈们身上，在世界各地热爱自由民主、追求公平正义的人民身上。去年底遍布中国各地的“白纸革命”，反映了即便极权高压，仍然有许多人民包括青年工人和学生，勇敢的与强权搏斗，发出新一代的震撼之音。

而根据各种信息，“白纸革命”中的勇士，不少都是直接间接受到从香港产生和播散的自由、民主、正义思想理念影响，促成了他们价值观的更新与现实里的行动。自中共统治中国大陆、进行一系列镇压、屠杀、文字狱以来，大陆人民普遍没有了骨气，脊梁折断、道德沦丧。是香港，准确说是香港各路爱国民主人士，续上了中国人的傲骨、修复了被折断的脊梁、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精神。

而您，则是港人中最硬的那根肋骨，与司徒华、李卓人、何俊仁、古思尧等人，共同撑起了香港宁折不弯的脊梁，将自强勇敢的民族精神传承和光大。当大陆从官方到民间，皆对强者奴颜婢膝、对弱者肆意践踏，满嘴谎言、处处背信，为公沉默、为己叽喳，纷纷沉浸在物欲与私斗中时，是您及其他香港仁人志士一心为公、正直勇敢、言无避忌、为民请命，言大陆人不愿言之声、行大陆人不敢行之事，让多灾多难和长期沉沦的中华民族还在香江一隅保有良知与勇气，让许多受难者实实在在得到了帮助与温暖。

而反修例运动后的镇压和《国安法》，则在试图将港人接续都脊梁也打断，让汉民族最后的坚守之土也被征服。从现实层面看，他们已经得逞了。但是，人不仅有肉体，更有精神和灵魂。对勇士们，即便被囚禁、杀害，壮志是不改的。

虽然这样的话有些自我安慰，但是并不只是自我安慰。汉民族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暴力与黑暗是频繁的，且比光明还要久长。在黑暗时代，人们的确难以战胜野蛮残暴、不择手段的征服者。但是，人们可以以各种方式包括心灵的坚守和思想的抵抗，以积蓄力量和传播文明，以待未来的重光。

您历经多次牢狱之灾，此前每一次都坚韧的渡过，且更加坚毅勇敢。这一次，也不会例外。虽然即便出狱，外部不会有以前的自由了，但生命犹在，万事可能。相对于雅格宾党人殒命断头台、巴黎公社社员倒在公墓、俄国内战和斯大林清洗中托派人士的罹难，如今还是多了更多抗争可能与周旋空间。

抗争与革命难，建设更难。两个多世纪的左翼革命史，虽然创造了诸多辉煌，但是也带来或加剧了各种祸难。从苏维埃俄国的凶残到红色中国的无情，从柏林墙以东史塔西的秘影到三八线以北金家王朝的暴横，“光辉道路”上到处是卑劣的暴行。“共产主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把这样名为共产政权实为“老大哥”独裁的真相揭露的最为清楚明白。“所有动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老大哥”和“拿破仑”这样的枭雄总是能在这种逆淘汰中胜利，宰制亿万臣民；而“戈德斯坦”和“斯诺鲍”，功绩再辉煌，只是为“老大哥”做了嫁衣，为解放和保卫人民而打造的军政体系，反成了戕害人民的机关势力。而如今中共的大数据极权体系，其触角之广分布之密，已远超过了奥威尔的想象。（但奥威尔看到甚至部分亲历这些，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理想，明确说明自己为民主社会主义者，而非一些中国自由派将之扭曲的右翼自由主义者）

如果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穿越至今，看到各红色国家的兴衰与异变、平民和弱势者艰困受辱胜于沙俄和民国，或许会放弃曾经的许多主张，而是更青睐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模式吧？（不过，我们也不能因为曾经的红色祸难，而否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与不断革命的价值。和平与繁华，如果是建立在平民尤其底层的忍辱含垢之上，那不如奋起捐身，将锦绣化为焦土）

未来的世界，应是怎样的呢？从先秦的孔子、墨子，到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东方的“格物致知”到西方的“百科全书”，从马恩列托的激进暴力革命论，到社民党人的《哥达纲领》和1990年代逐渐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新中间路线”……多少人都在思考和总结。而人类历史的跌宕、一个个政权的兴衰更替，都在告诉人们，“同志仍需努力”。前人已做了该做的，后面的路还要后人探索和思考。

您历经几十年风云沉浮、生死抗争，必是比我这个后辈小卒思考更多更深。我也希望您再多思考未来香港和大陆的出路、世界的蓝图。虽然，或许已经来不及了？气候变暖导致的危机，可能让几十年后的香港成为高度不宜居之地，百年后则将被淹没。而中国大陆乃至世界多数地区，也将频繁受害于气候危机带来的高温、洪水、干旱。这将是比政治更加难以逆转和抗衡的挑战。

但或许人们会在气候危机完全无可收拾前，找到解决或缓解方案？不过，也的确不能过于“杞人忧天”，还是要理性沉着，在有限的生命里尽力而为，思考和改变，而非破罐破摔、撒手不管。

习政权这些年的倒行逆施，让中国劳工更加“劳而固穷”，白领“996”、农民工天天淌血与汗，忙碌一生连房贷都难以还完；中国农民仍然贫困、被歧视、遭受各种暴力；中国的中学生从早6点到晚10点，六年如一日的在做只消耗不产出的无用功；中国女性（无论是女孩还是妇女），被欺凌、骚扰、伤害，更是家常便饭，从未有充分的权利与尊严。其他如残疾人、艾滋病和麻风病病患、监狱囚犯等，更是常年生不如死……他们被贫乏、不安、伤害所困，难以清晰的发声和自主的抗争，乃至已经在从国家机器到市井流氓的不断折辱下丧失了基本的尊严和稍作反抗的勇气。

这时，更需要有人代其发言，表达他们的愤懑与诉求，为他们对抗强权、寻找出路、促成变革。“不断革命”不仅包括政治革命，还有经济革命，更有社会革命。中国大陆人民是朝鲜人民之外世界上被束缚与压迫最深重的，也最需要变革与解放。他们被戳了双目、闭了双耳、堵了嘴巴、断了臂膀、截了手脚，世界各地追求公义和平的人们，要替他们看、听、说、做，并为他们助视助听、恢复言语、接上四肢，让他们逐渐重新自立自强。

您和香港诸多志士仁人已为大陆人民发声了数十年，我不胜感激。而现在大陆人民显然还难以自主的抗争，仍然需要你们和你们培养的后辈为国人代言。

我也知道，如今的港人，除了作为中共走狗的建制派，其他更多是本土民粹派，传统泛民式微，而激进左翼更是凤毛麟角。但这片曾经爆发过一系列革命斗争的城市，仍然有不少深沉而有热情的战士。著名演员黄秋生，就对第四国际颇有兴趣，也热衷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史学。他培养了许多后辈，总会有一些愿意继承他的衣钵与思想吧？

我想您也是一样的。虽然如今有反叛精神的港人，大多数是和黄之锋、罗冠聪、游蕙祯、何桂蓝等人的本土自决、香港城邦主义立场观点相似，而对左翼和大中华主义嗤之以鼻。但应该不至于都是如此吧？邹幸彤女士、何洁泓女士，都是进步主义和关心中国大陆人权的新人代表。但是也的确是太少且边缘化了。

我希望您出狱后，能对香港有志于公义的青年人更多教诲，告诉他们中国大陆人民百年来甚至数百年来的苦况、如今的种种境遇和绝望。也希望您告诉他们，香港人的血脉、文化、价值的根在哪里。青年人或许因大陆人的素质低下、价值观扭曲、社会丑恶而厌恶远离，但如今大陆和大陆人的境况，难道不是“大旱望云霓，国难思良将”，更需“国际纵队”的拯救吗？

十四万万生灵，在痛苦、麻木、沉沦。要有当代的普罗米修斯，为他们的心灵带来希望，让白昼却昏黑的祖国宇内澄清。无论香港、台湾，还是世界各国，凡是能够为中国带来民主、进步、正义的人士，有心的国人都感激不尽。

当然，中国大陆自由民主的实现，根本上是需要大陆人民自身的奋起、对香港支援者的配合。前些年陆港民众关系的变迁，给出的的确是令人失望甚至绝望的答案。但是，应不会永久如此。例如许多大陆人在经历三年“清零”政策下封城隔离的各种折磨，对香港的反修例运动由曾经的仇视变为理解尊重甚至支持。而如今一尊不断倒行逆施，民怨沸腾，或许国人会更多的明白港人的价值观、理想、各种勇气与坚持，再次合流、共抗强暴。

如果经历种种折磨的大陆人民，再过若干年仍然不能觉醒，仍旧仇视香港自由民主势力，那这些人既不值得拯救、也拯救不了了。

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您不悔初心，把理想与斗争精神坚持下去、传承给更多人。我就是受到您的感召和激励（当然还有其他榜样，如岳飞、林昭、许志永），一路坚持到了今天。当然，一个小卒的坚持，于大局无补。但若千千万万小卒，万众一心，自由旗必将重树云霄，自由钟亦会再次敲响。没有抗争，哪有改变？济弱扶倾，义无反顾，不仅是社民联的格言，也应是每个中华儿女共同的座右铭。

还有很多话，是写不尽、说不完的。前面所述所感，也颇为零碎。以后或许还有机会再联络。希望您早日出狱，也祝您和您的爱人陈女士平安健康。

王庆民

2023.4.26

共和历231年花月铃兰日

谢谢。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将电子版寄过去了。他们会打印出来。当然我再寄一封也可以。感谢提供信息

节选自我的《正论新疆“再教育营”问题》一文：

一些与本文内容有关的重要疑问

正如文章中所说没有珍视人权、以单方面宽容造成更大祸患那样，还有很多可以思考的。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对于满清统治集团的相对宽大，这种以德报怨是否真的换来了以德报德？

	 
溥仪两次复辟，是不是说明这种宽大其实并不能在利益纷争下得到比以怨报怨更坏的结果？
		
满清统治集团的残余和继承力量（既包括满人，更包括在利益和价值观上认同满清、认同“满蒙价值观”的亲满汉人，如许多蓟辽汉人、东北汉人。甚至说后者才是最重要的），又在日本侵华、中共战胜国民政府过程中，起到了怎样巨大却隐蔽的作用？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这数十年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尤其在“镇反”和“文革”中的立场、境遇、表现）？
		
满清统治集团后人及价值观亲近者们，在当今中国又有多大的作用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领域、中国社会各宏观微观层面，有何种行径和影响？（这一条是重中之重，尤为重要）
		
满清统治中国的各种理念/价值观、制度、文化、治国方式，又对当今中共的统治、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状况，有怎样的影响（或者干脆就是继承者）？多少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因这些影响毁灭或者说横遭践踏？
		
我并不是说这些完全就是满清及其继承力量造成的，但其在其中起到了多大份量的作用？
		

这些被相对而言极大忽略的问题，究竟应不应该忽略？

同理，国共两个政权都对日本宽大，这又反映了他们怎样的价值观、造成了什么后果？对中国国家利益、国民利益、抗战受害者利益，又造成了多大损害？“以德报怨”促成两岸都实现中日关系友好，但又为未来中日关系埋下怎样的祸根？
		
如何才能既不陷入极端的复仇和清算、永远的冤冤相报，又能有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清除前朝统治中那些残虐、不公不义、相对于其他统治者更恶的东西？
		
不快刀斩乱麻，又会贻害多少人、让社会黑暗延续多久？
		

“少”民主的国民政府，输给“无”民主的中共，是不是恰恰是因为国民政府还有一些民主、有反抗的空隙，所以输给了内部高度统一团结没有异议的中共（有点像最近塔利班战胜阿富汗政府，入主喀布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能不能改变？

	 
为了仁义的好名声宽容那些恶人，是实现和解进步还是埋下祸根？
		
但是如果真的干了那种“快刀斩乱麻”并且不惜使用残忍手段复仇与清算，那是否又变成了另一个满清般或者胜于满清的恶佞政权，变成比侵华日军更暴虐的兽军、比占日本人口大多数的日本右翼更加令人痛恶的民族主体，成为更恶的屠龙者？那样还值得支持吗？
		
在道德与实用、短期与长远利益的对比中，究竟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真的二者兼得？如何既能凝视深渊，又不被深渊吞噬？
		
未来有没有可能既一个生命都不直接和间接伤害，然后又能完美解决历史的创痛与遗留，不遗祸后人、不转嫁给弱者和不发声的“老实人”（“弱者”和“老实人”不仅指个体也指群体）？
		
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又应如何在所参与或裹入的重大问题与社会变迁中做出怎样的抉择？

致邹幸彤女士的又一封信

邹幸彤女士好：

我是旅欧作家王庆民。两年前，我曾经给您写过一封相对简短的信，表达了对您的支持。我不知道您是否收到和阅读。或许寄信的人太多、香港监狱又有诸多限制，您未能读到。但也没关系。

又是两年过去了。您被中共和港府控制的司法机关判刑，仍在羁押。而我则也在各种流离、抗争、困惑、思考中。我想，我还是要再给您写一封信，也就是这封信。我也不知道这封信您是否会读到。无论是否读到，我都写一下吧。

您作为支联会的新秀、香港社运的新星，本来将继承司徒华先生的遗志、接替奋斗数十年的李卓人先生的衣钵，成为香港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领袖。您也将在法律领域有巨大建树。

然而，反修例运动后的逆流，打断了香港民主进步的进程，您和李卓人先生、何俊仁先生、梁国雄先生等，都蒙受牢狱之灾。中共如巨人侵略者哥利亚一般，在践踏香港的法治与繁荣，更如利维坦般制压着东方之珠的自由民主。从警政的暴力弹压到《国安法》的颁布，香港公民社会一夕消失，港人噤若寒蝉。

在这样的残酷景布下，您不仅没有屈服、拒绝出卖帮助香港爱国民主运动的各方人士，还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诉说纪念六四的意义、痛斥极权暴政的无耻。这正是民族的脊梁、巾帼的榜样。

如今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境况，明白的告诉我们，可能还有很长的黑暗。您还不得不在监狱煎熬，出狱后也仍然难以离港，还会被打压和灭声。

这样的处境，您很可能是苦痛、郁闷、伤感的。我或许可以感同身受。前些年，我曾经被关在香港东区医院精神科封闭病房，也亲历了失去自由的境况。监牢是难熬的，是日夜希望自由的。

但这些痛苦的体验，耳闻目睹的种种不公与丑恶，客观上会丰富经历者的见识、思想，若能坚韧熬过，后又得到一定的支持保护，那苦难将成为共情的来源、升华的燃料、进取的动力。

无论中国大陆、香港、许多国家地区，人与人、阶层与阶层、群体与群体之间，都有各种有形的隔离与无形的隔膜。精英阶层出身的人，往往是难以和庶民及底层感同身受的。例如香港富豪、前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亲身体验了两天清洁工日常工作和生活，才了解到香港底层多么艰辛。

但那种“体验”，也并不能完全感同身受。因为这只是“体验”，而非从出身、正式职业、日常衣食住行，都真实和永久的底层化。而且田北辰没有坚持到底就提前结束体验了。他显然是有主动选择权的。而只有真的在不得已、无力抗拒下沉入底层社会或特殊环境（例如监狱、精神病院、戒毒所），才能充分明白平民、弱势、底层的苦楚艰辛。

就例如我，曾经也有过衣食住行不须发愁的生活阶段。那时的我对社会黑暗面的认知只来源于各种书籍和影视，看世间的贫穷和不公义，只是雾里看花，与底层颇有隔膜。

直到后来，因为家庭变故、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各种侵害，后来维权和流亡，尤其被关进精神病院一段时间，才深深体会到了究竟什么是苦难和绝望。

例如，在陪护父亲时，睡在医院的地板上，因为水泥砖地而硌的难以入眠，来回翻身；在维权奔波中乘坐需要连续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时，一方面困乏至极，另一方面座椅前后太紧，无法躺下，精神几乎崩溃，几次离开座位直接躺在两排座椅中间的行道上，被司机训斥要把我扔下去；在香港精神病院封闭病房，被护士呼来喝去、颐指气使，也只能忍耐服从；刚进去时因为不喜欢甜食不想吃饭，结果一天没吃，饥肠辘辘，又无事可做而焦虑不安，于是第二天就不管什么饭就狼吞虎咽；出院后回大陆，因为家庭冲突无法回家，辗转流离多地，盛夏酷暑大汗淋漓，头昏脑涨，手机丢失。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厄运专找苦命人”，也不是巧合，因为弱小和受伤，又没有支持帮助，那必然是一系列后遗症的降临。

除了亲历，我还听说、目睹、见证了许多底层和边缘者的人和事。例如，在香港，我看到“笼屋”里没有空调、臭气熏天环境下孤苦无依的老人；精神病院里或大喊大叫、或呆滞愚痴，乃至大小便长期失禁的病患；在入境处羁押室隔间看到的疑似大陆偷渡客、性工作者……在大陆的深圳，我看见打工者子女学校里还很天真善良的孩子；同样在深圳，还看到一边吃着清水大米汤一边工作，为生活打拼的移动营业厅营业员；在陕西一个借住的朋友家里，看到生活贫困但仍坚守善良、持家有道、做足了作为丈夫的妻子、儿子的母亲职责，并不求什么回报的中国农村女性……

还有，沦落底层、虎落平阳、受苦受难时，会看到各种丑恶的人的种种丑恶嘴脸、无耻言行，轻蔑、侮辱、冷漠、调戏、虐待……他们也只有对弱者，或在你弱的时候，会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如果你是中上阶层、没有软肋被其拿捏，是看不到更感受不到这些恶、欺凌、伤害的，乃至到处都是温馨和笑脸。如果自己没有沦落底层，即便你旁观了他者被欺凌，也不能真正感受和理解那种痛苦、屈辱、绝望的程度。而在这样的绝境里，也更对雪中送炭的良善之人及其善行更加感动。尤其是那些同样的底层人，以及与你素昧平生无利益瓜葛、并不有求于你、也并不想利用控制你的人的帮助，更是珍贵至极，让落难者温暖，让残酷的世界有虽仅一丝但却贵重于灯塔般的光。

这些人和事，如果长期生活在中上阶层，是看不到或者忽略的；即便看到，也是不易感同身受，只是他者的浅浅同情。只有自己落难，成为他们一部分，同病相怜或者说处在同一位面，各种感受和同理心，才涌入心间。尤其是在失去自由、任人摆布、无力反抗的境地，才能切身体会到底层人的绝望与愤懑，也更能明白边缘者中恶人的不得已、良善者的可贵，以及改变这一切不公不义的必要与急迫。

还有，经历失去自由、贫穷、绝望，会思考到许多在平常根本考虑不到的东西，或有认识但却认知片面、思索不深。例如死亡问题与生命价值问题、自由与秩序的权衡、经验与理性的偏差。想了这些，才能大致明晰人活着应该做什么，如何不浪费有限而宝贵的短暂一生。

当然，这些思考大多数是在重获自由、安宁、相对不那么匮乏的条件后，回想前面那些沉沦与绝望，才思索的系统和健全的。如果只有贫乏与暴力，后面没有挣脱，那一是根本没有心力去仔细思考、只感到痛，二是即便想到也无法表达、行文、传播。

但如果没有那些经历，只有安静祥和，当然是无法体会和思考这一切的。

我说这些，也算一个“前人”的经验吧。邹女士如今陷于囹圄，狱后也将有很长时间难以完全自由。这样的现实暂时难以改变。或许，只能在这苦难中体验和思考，直观感受失去自由、弱势、匮乏者所历所感，在逆境中寻求思想的丰富和心灵的升华。

当然，苦难就是苦难，并不因为可能得到一些特殊体验和思考，就不是苦难了。我也不认为为了得到什么体验和升华，就要去享受苦难，以苦为乐。对邹女士而言，我还是希望您早日出狱，重获自由，并最终完全摆脱各种枷锁和阴霾。

我也深深的希望，邹女士能够坚守理想，不仅为香港，也为中国大陆人民的尊严、权利、福祉，不懈的奋争。

我明白港人的不易、面对中共和港府迫害的苦痛。但其实，中国大陆人民所遭受的，百倍千倍于港人。港人毕竟曾经有过部分自由民主，今日也仍然享受被削弱但仍颇有存留的法治，物质上也远超大陆绝大多数城市和乡村。而中国大陆，自由民主荡然无存，法治则是“你说法律我就觉得好笑”的状态。而在物质上，前总理李克强说过一句话：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

而在贫乏、没有尊严、缺乏安全感的国人中，女性占了一多半，是弱势中的弱势。在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环境、男权主义主导的资源分配和话语体系中，中下阶层尤其底层的女孩和妇女，是最大的受害者。

许多跟您同龄的中国大陆女性，从小就生活在贫穷、重男轻女、暴力的家庭，而学校和社会同样是糟糕和冷酷的。家暴、校园暴力、歧视与欺凌，都普遍的发生着。而性侵害也时有耳闻，且人们更多是鄙夷受害女孩，而非强奸猥亵犯。

有些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就直接辍学了。她们要干农活，或进工厂/作坊，如果有哥哥和弟弟，还要以自己的劳动，供养他们的学业。而到了20岁左右，很多都已嫁人。而新的家庭，大多数只会比娘家更差。服侍丈夫和公婆，占据了大多数时光和精力。对于女权，她们甚至从来都没听说过。当您在英华和剑桥激扬文字时，她们正在田间锄地，在给孩子喂奶，在面对暴戾的丈夫、被迫痛苦的履行作为妻子的一些义务。

有些好一些，读了高中甚至上了大学。可其中大多数女性，毕业之后也只能在有限的工作选择中接受一项，拿些微薄的工资。而她们的婚姻，的确会比那些一开始就辍学和婚嫁的女性强一些，但也好不了太多。在男权社会环境和话语体系主导下，又没有民主法治，歧视、欺凌、性骚扰和侵害，几乎难以避免。

即便是颇有身份地位的女性，也并不能免除受辱的危险。大陆有一位您的同行、女律师孙世华，或许您听说过甚至认识。她就在查访案子时被警察找借口脱光衣服裸体检查（虽然是女警检查），后来虽有报道，但仍然不了了之。而如举报男老师性侵女生的女教师何思云，也被铁路公安以调查其是否吸毒为名，强制验血验尿。而709律师们妻子的遭遇，您应该就更清楚了。

显然，公权力不仅不会成为保护女性的屏障，本身就在侵害女性的尊严与自由。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女性连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障，种种不幸都随时可能发生。即便没有侵害时，被侵害的可能性、加害者普遍不受罚的前例与现实，所造成的不安全感本身就是对女性持久而隐性的伤害。

不仅女性，劳工、农民、老年人、LGBT群体、少年儿童、身心残障者……中国大多数弱势群体都处在与女性类似的贫困、被伤害、不安全、没有尊严的境地。包括女性在内各弱势群体相加，起码占到中国人口的80%。她/他们一直在痛苦中挣扎和忍受。

由于专制的强大和自身的弱小，以及困在贫乏与不安中，以及长期的洗脑教育和信息封锁，中国大陆大多数人都丧失了思考自身苦难根源、发出声音、寻求出路的意识和能力。

就像在流水线上挥汗如雨的打工妹，工地上搬砖提泥的打工仔，在家每天哄着啼哭孩子、照顾丈夫和公婆的主妇，每天都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阅读、游历，更难以完整有力的表达了。

从应然上，她/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是被束缚与欺凌的对象，最需要觉醒和解放。但从实然看，虽然她/他们是最需要觉醒和解放的，但却最缺乏觉醒的条件、最难以挣脱层层枷锁。即便她们发声了，就像被人贩子拐卖、被强奸和囚禁的郜艳敏、马泮艳，如今仍然生活在苦痛中，还长期受到从政府到网上一些恶人的骚扰攻击。更多的不知名的女性维权者，更是反抗后遭遇酷刑，被关在黑监狱和精神病院，她们的发声反抗反而遭到更多迫害。

一代代的、数以亿计的国人，就这样浑浑噩噩的活着与死去。即便偶有反抗者，更加悲惨，在施暴者的的暴力和旁观者的嘲笑中死去。

存在不等于合理，不公不义是需要改变的。尤其中国的妇女及其他各受压迫的群体，都应觉醒和解放。而她们自己在枷锁中难以挣脱，也就更需要他者的力量。

而香港，正是大陆的希望；您在内的许多香港仁人志士，正是大陆人民的希望。你们的学识、视野、责任心、理想，都是大陆人民普遍难以企及的。

虽然今日的香港，也在利维坦威压下，您和许多仁人志士也身陷囹圄。但是，你们拥有的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财富、识见、勇气，仍然是普遍愚昧懦弱大陆人无法比拟的，在未来终能重现光芒，并惠及大陆人民。

退一百万步，即便百年之内中共专制也不能推翻，更久的未来也仍然有希望与无限可能。你们和亲朋好友、同志同仁，可以将星火传给下一代、下下代，无数代。

街头的反抗之声湮灭了，但枕边耳语仍能长久流传；

公开的出版物被禁毁了，但口口相传的转述无法切断；

国殇之柱被移除了，但记忆的证明仍扎根在脑髓心间；

维园不再能举办六四纪念晚会了，但斗室中和山岩上的追悼与连结难以荡绝；

百万人的中环汹涌消退了，千家万户的星星之火不能扑灭……

但是，这些并不是自然会发生的，而是需要人们去做，并在心灵乃至现实中相互呼应，如溪流汇作江海般连接和壮大，成为未来复兴的源泉与基底。

邹女士，您想一想和您同龄的那些中国大陆女性们的生命轨迹。同样的人，因为不同的环境与制度，天差地别。而她们，本也应有自尊、自由、自主，幸福的度过一生。她们无力发声，不能慷慨陈词，乃至对祖国和世界的基本认识都被专制剥夺和扭曲。要有她者为她们代言和奋争。

香港的语言、文化、历史，也与汉文明、大陆的历史变迁，密不可分。从中英战争到辛亥革命，从反日抗暴到陆港重光，从国共内战到文革及延展的六七暴动，从改革开放到香港回归，再到北京奥运、汶川地震、政改与占中，以及大陆一尊倒行逆施和香港反修例运动……无论荣光还是祸乱，陆港皆难以分割。双方民众虽时有龃龉，但多为政权和下流分子的挑唆。港人虽也有极端反陆者，但细思仍是可以理解。

未来的香港和大陆，仍然会密切相连，共为沉浮。曾经的香港，将沉睡和闭锁的大陆唤醒、与世界相连，促成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助力了中国大陆经济腾飞、传播了中华文化和张扬了汉文明。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可以撬动地球”。香港就是中国大陆、汉民族、中华文明复兴的“支点”。过去是，未来也应是、会是、必是。

中国大陆需要民主、人权、女权。曾经的英杰们，孙中山、黄兴、邹容、章太炎、吴樾、彭家珍……生命虽逝，壮志不改。巾帼英豪亦许多，秋瑾、唐群英、郑毓秀、向警予、何香凝、林昭、张志新、高耀洁、郭建梅……你要记住他/她们的名字和事迹，让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妇女解放真正实现。

您在香港的前辈，司徒华、李卓人、何俊仁，梅艳芳、陈方安生、冯爱玲，也都为陆港的民主进步事业奋斗不息。司徒华先生和梅艳芳女士已然故去，但他/她们的精神不灭，为后人做下真诚正直的表率、指引了前行的方向。

您对诸位在港九奋争数十年的男女前辈都很熟悉，应是明白其心志与梦想。他/她们绝不甘心一切戛然而断，必是期待陆港又一次重光。这需要传承与坚守。您已经做了许多，他们应颇为欣慰。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滋扰如荆棘，谤毁如蚊蝇，有时比利维坦的枷锁更为侵蚀心志。但越是如此，更要坚持，不能让恶人得逞。

一个人，孤立的，影响必然有限，未来亦有消逝的一天（当然每个人都会迎来生命终点，早与迟而已）。所以，要续播种，再扩散，又传承。您的身后，也要有新的火炬手。虽然这似乎是很久之后的事，但历史长河之长，让几十年也仅仅是弹指一挥间。何况，各种不确定性也更让人不安。要想火不灭，薪不能尽，一代代都有燃灯者、守夜人。要尽可能多的同仁、挚友，联成无法尽毁的网络。

您的许多在港同龄和后辈，如黄之锋、罗冠聪、何桂蓝，走上了既有相向又有偏差的路。我以前是反感的，如今是理解的。是谁逼的他们选择了本土主义乃至港独？是那些将大陆搞成一片脏污、对香港强取豪夺，以及挑唆陆港矛盾的庙堂禽兽和市井小人。“君无道，民投他国”，“寡助之至，亲戚畔之”，是符合中华文明之道的。

可黄之锋们的理想追求，终归是狭隘的。大陆人民更没有自由民主，也更需要自由与解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一城一隅的恢复，不如一国万里河山的重光。何况，港九新界襟江带湾，其物质繁荣与文明鼎盛皆背靠南岭与西江，乃至更为辽远的江南、中南、中原。“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皆为中州的人文掌故。

600万人的安定幸福，如何比的上14亿人的自由解放？当然，中国大陆的民主法治，也是世界平等博爱大同的另一层基石与阶梯。无论经济全球化、人权普世化的光明繁荣，还是气候变暖和恐怖主义的危机压力，都需要世界的和平、进步、融合、协作、均富、大同。

一些大陆民众，价值观、行为，似乎与中共合体共恶。但除了少数权贵精英，大多数人只是被洗脑和蒙蔽。没有人天生就素质低下、心灵丑恶，而是环境的影响和体制的塑造。国人需要启蒙和改变，港人也应对大陆人多一些沟通谅解。

曾经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有心的大陆人们不会忘记。李卓人等志士冒着生命危险的奔波操劳，明晰历史的人民也感恩于心。我们要让更多人了解这些及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如果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口号不是“反送中”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而是如八九民运那样的“爱国民主运动”、占中那样的“爱与和平”，或许结局会不一样？

但我也明白，经过中共多番荼毒侵害，以及陆港各种矛盾的郁积，压抑很久的港人很难再坚持爱国与和平了。而且即便港人打出爱国民主旗帜，起码在当时也并不能得到大陆普遍的同情和实际支援。前面“占中”非常和平，不也失败了吗？一些“勇武派”所说的“是你们（中共和港府）教会我非暴力没有用”，的确没错。

但越是如此，也越是有沟通、理解、宽容的价值与必要。人心是会变的，大陆人也不是无情草木。我自己对香港及本土主义思潮及参与者的态度，就在几年间有了很大改变。去年底的“白纸革命”，许多曾经厌恶香港示威游行的大陆人，也被迫走上街头。几年疫情封锁与广泛的人权侵害，也让他们真真切切知道了自由与法治的可贵。

而一些港人在香港举出白纸呼应，成为国安法后为数不多大规模且未被禁制的民间集体行动，也证明了陆港人民心灵相连，以及团结互助的价值。“不割席”，不应该只是泛民与本土派之间、和理非与勇武派之间、港人之间，还应该是香港与大陆之间、中国人民之间、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与民主的人之间。

虽然，反修例运动后的镇压和国安法的禁制，让包括您在内的许多仁人志士落狱、被审、受难。我在个人抗争中也颇受苦难。但若追溯历史，回忆曾经的抗争者，我们这些人已幸运、幸福太多。

清末的革命志士史坚如，以香港为基地出没，暗杀清廷权贵。他被捕后，被拔光指甲，各种酷刑不断，最终被处决。同样以香港为基地、在广东起义抗清的林觉民及诸多志士，亦在起义失败后遭酷刑和屠杀。而秋瑾、张志新等所遭遇的，更是不忍言说。相对于这些饱受肉刑、最终殒命的先烈，我们遭受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真正让人忧虑和痛苦的，是如何结束中共专制和如今国人遭受的种种“昏迷与强暴”，让人民得到自由民主？以及，未来具体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现代科技加持的极权，似乎是难以撼动的。而人心的败坏、社会的撕裂，也让人对未来民族命运无法乐观。即便民主化了，也未必好到哪里去，乃至有更加酷烈的动乱。所以，如何让未来的中国既自由民主，又和平有序呢？

这些都需要许多人的思考，作为未来实践的依凭。无论您在监狱，还是出狱之后，或许可以更多思考这些问题。而古今中外的思想宝库，尤其中华文化和历史人文，都是取之不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遗产文库。例如有一位您的同行、知名大律师、前立法会议员，就沉浸于传统书法，托古言志，寄情于诗赋之中。但若更多的“经世致用”，就更好了。

我所说这些，都只是个人建议。您无论如何的生活，都是个人自由。但我还是希望您想一想十多亿国人的心酸境遇，尤其数亿女孩和妇女可以言说与不能言说的伤痛。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革命者的信条，也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原则与愿景，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与核心。我们要为不能发声者发声、为禁言者代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即便我们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国家民族命运的走向，但还是要尽力而为。诸葛武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六出祁山、鞠躬尽瘁，虽然“成败不能逆睹”，也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还在那里”。当然，我们守的并不是封建礼教、君臣纲常之“理”，而是基于良知和真相、以平等与正义为原则的世间公理。

说到这里，我也“不知所言”了。还有很多话，但是也不可能都说完。希望您安好，期待昏暗的长夜过去，陆港重光。

王庆民

2023.4.16

共和历231年芽月秋牡丹日

对的我是

中国公民运动领袖许志永，被重判十四年。另一位人权律师丁家喜被重判十二年。这标志着中共的无耻和疯狂更进一步。但革命不会因为暴行停止，人民必定胜利。

许志永先生是继承国父孙中山遗志的革命者，他的人格伟大、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是当今中国最为伟大的社会活动家、革命者。我们要追随许志永先生的步伐，仍需努力。

我也写了一首诗聊表对许志永先生的敬佩与声援。

2023.4.10

志永赞

------闻许志永被重判十四年有感

沃野千里的黄淮海平原

以国父之志命名的民权县

诞生中原好男儿

许志永

沿黄河母亲的脉搏

从豫州到甘陇

求学中一路热忱与艰辛

法治的魅力在召唤他

家乡的苦难在提醒他

中华的历史在激励他

力陈司法独立的价值

伸张教育平等的权利

竞逐代表人民的选举

他是践行公民社会的先驱

自由、公义、爱

公盟的原则

国人的梦想

他在编织和实践

收容遣送的废除

多少法外监禁戛然而止

三聚氰胺的揭露

无数孩童免于重蹈同龄覆辙

皆有他默默的付出

恶难容善

利维坦枷锁紧

公盟散 许生收

四年囹圄

京畿的囚牢酷胜罗本岛

志永的心坚不亚曼德拉

静思哲理人文

忍观狱中横暴

锤炼与升华

从小囚笼到大监狱

抗争与发声

并不止息

冠病袭来中华再难

不再委婉避忌

文字之锤

勇胜博浪沙一击

天网大数据下

许志永、丁家喜

复入狱再被系

三年延宕

重判下还有十一年要居于铁窗斗室

这是权力凶狠的警告

也是恶鬼穷途的征兆

铁窗里的他可曾知道

亿万国人白纸高举

在现代极权下突围呐喊

他和丁并不孤单

长夜或许还要很久

但曙光亦若隐若现

时穷节更贞

丹青墨愈染

陆沉三百载

亦有光复年

许国之志永不灭

中山遗愿必实现

前虽仆后又继

澄清九州再造华夏

自由花开

那非常感谢。因为这里人少所以我不经常上。我自己试了重新排版，然后就说超出字数了。哪怕我分开多个部分发，也是如此

正论新疆"再教育营"问题（兼论诸多相关问题）

正论新疆"再教育营"问题（兼论诸多相关问题） 1
"再教育营"设立的概况与背景 1
"再教育营"合法合理合情吗？ 2
"再教育营"人道主义灾难还没到极端恶劣的程度 5
反对"再教育营"不代表轻忽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6
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简史" 7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极端主义思潮在新疆的播散和影响 9
民族和地域问题：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优先但非绝对优先 10
回到最现实：新疆"再教育营"问题有没有解？ 16
在万不得已时，新疆维族占多数的区域高度自治乃至独立未尝不可 17
解决新疆问题也应当尊重汉族利益；中国与他国民族政策、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对比 18
结语：正视历史、揭露真相、实现正义，中国与世界才有未来 19
附：正文之外一些相关的话 27
一些与本文内容有关的重要疑问 28

（按：本文初稿发表于2021年。当时我因为价值观和现实原因，没有做到对维吾尔人足够的理解和尊重，言辞颇有不当。我不应该对受难者过于求全责备、对加害者过于宽容。因此将本文又做了修改，增加了对维族人士的同情，删改了一些没有充分尊重维族人士及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内容和措辞。此外也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重点是对满清时期民族政策的批判、对满洲贵族集团和汉族官绅地主阶级杀戮、奸淫、抢掠、奴役维汉回等各族人民暴行的揭露，以及对满清和中共民族政策的相似之处的对比分析。
虽然相对初稿已进行了修改，但或许一些维族人士仍然不能赞同我文中的一些观点，如感到冒犯我仍然愿意道歉。但也请他们能够尊重我的立场和关切）

2017年至今（尤其2019年以来），由于中国政府/中共政权（以下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称呼之）在新疆广泛设立"再教育营"及使用其他大规模拘留手段，关押以维吾尔族穆斯林为主的人群，引发了国际广泛批评和巨大争议。
该问题十分重要且敏感，因此争议极大。我个人以有限知识做些简单分析评论，并尝试提出一些解决"再教育营"争议及相关问题的个人建议，并希冀于或许可以对解决相关问题起到某种作用。
"再教育营"设立的概况与背景
首先，是"再教育营"及类似设施与各种拘押措施（以下以"再教育营等"概括称之）的概况。综合各媒体、研究机构等处信息，"再教育营"等共计关押了数十万至上百万人，以维吾尔族穆斯林为主。而这些"再教育营"处于完全的封闭状态，没有西方媒体可以独立进行采访，也没有其他任何非中国官方许可的人员可以探访。而监狱等其他关押场所也都如此。
而设立"再教育营"及大规模拘押政策的背景，则是新疆在数十年来尤其2008年后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以及可以追溯的更久远到数个世纪以来新疆的维汉回各族冲突、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冲突，还有与之相伴随的"新疆独立运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简称"疆独"）。在较晚近的冲突和暴恐事件中，最突出的是2009年7月5日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据报，该事件造成近200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受害者大多为汉族非穆斯林。2014年发生在昆明的暴恐事件虽造成死亡人数相对较少，但因发生于远离新疆、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内陆而备受关注。在各暴恐事件中，受害者大多均为汉族非穆斯林，以及一些亲政府的维族人士（包括许多维族公务员和警察）。
而这些暴恐事件，也正是成为了设立"再教育营"的导火索和辩护理由。除了暴恐事件本身，还有许多其他相关的理由或者因素。其中最主要两点，就是"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
自17世纪以来，主权国家已成为现代国际系统和国际关系的基本组成要件。主权国家包括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无论哪种国家，都强调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主权和领土是国家的基本要素）。虽然此后也有民族自决原则，但民族自决原则长期以来在现实中是低于既成主权国家维护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的。虽然到了20世纪至今，人权及民族自决权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仍不如主权国家维护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程度优先。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均是如此。因此中国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为由反对"疆独"及相关言行，是有一些国内国际法理依据的。
另一个因素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盛造成的威胁。伊斯兰极端主义与近现代社会相伴相生，一直困扰着世界。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仅停留在思想和口头，还有实际的行动，即所谓"圣战"。"911事件"无疑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造成实际危害的典型案例。同样，无论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坚决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也都有使用暴力手段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但是在具体对待不同程度不同情况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时，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方式，力度和优先性也都不同。但无论如何，以"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为由反对暴力恐怖袭击和相关预备工作，也是有其道理和依据的。
"再教育营"合法合理合情吗？
那么，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设立包括"再教育营"等形式大规模拘押维族穆斯林等群体，就是正确的吗？
事实当然并非这么简单。首先，中国的"再教育营"并非是关押暴恐分子的（那些暴恐分子都在监狱等其他场所或者已经死了），而是关押并未直接参与制造暴恐事件的人。据各方消息，"再教育营"关押的主要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可能有关联的人士。而这种"可能"则是指政府认为其有相关思想和行为迹象的人。而这些"迹象"或者"关联"包括但不限于接触宗教信息（包括阅读《古兰经》）、表现出虔诚的信奉宗教（例如频繁出入宗教场所、不抽烟不喝酒）、与海外亲友有往来、赞赏他国政治、妇女超生、似乎有预备暴恐迹象（如给汽车加过多汽油）以及"两面人（维族穆斯林等体制内人士被认为对体制不忠诚假忠诚）"等。而且并非说这些人一定做过以上的事或者表现，被怀疑有以上行为及表现，同样可能被关进"再教育营"。在这样的政策下，包括维族穆斯林官员、学者、艺术家、白领、工人、农民、学生等诸多职业和特性的人都被关进"再教育营"，且占到新疆维族穆斯林人口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多。
第二，这种拘捕关押并非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而是使用非常手段或者说就是非法手段实现。也就是说，这种拘捕关押往往是在没有充分证据（或者完全没有证据）、被捕者不一定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就进行的。
第三，"再教育营"是对外高度封闭和保密的，除了得到特殊批准可以进行探访、采访外，一切对外保密，外人很难知道里边完整具体真实的情况。而且，西方国家曾提出派官员记者及各种观察员独立探访调查，但是被中国政府拒绝，中国只接受带有附加条件（指定地点指定时间、有中方人员陪同）的探访。
第四，关押多久、何时释放、怎样才够释放条件，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而是非常主观的，受是非本身以外因素影响的。
以上四点，足以说明"再教育营"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显然是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这种大规模和有针对性的、缺乏程序正义的、封闭不透明的、长期的拘押，必然存在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而且这种加害方主动制造的高度不透明下，任何人权侵犯指控都应有一定可信性（虽然未必真的完全可信）。
当然，对此有许多人做辩解，除了矢口否认有以上情形的，还有各种其他辩护方式。典型的，如认为他们是潜在的暴恐分子、如果不拘捕会有更大麻烦，会变成车臣那样，或者西方频繁遭遇恐怖袭击的情况；认为同情他们就是对暴恐受害者的不尊重；认为这种辩护是虚伪自私、自己挨炸就不会这么说了；认为我太天真，不知道种族宗教暴力的残酷性零和性，空谈不切实际的人道人权等。
这些问题我都可以做出回答。
首先，无论如何，对等性原则应该放在首位。所谓"对等"，就是在合情合理、反击性目的前提下，对对方敌对的思想、行为做出适度的、类似的、成比例的反应，不应该过于超出某个符合情理的范围。无论多少维族穆斯林内心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实际行动的只有那占其人口极少数的暴恐分子及其直接协助者。对于直接参与者当然可以有力惩罚，但是不应该大规模波及虽然可能对暴恐分子行为有同情和某种程度掩护，但并未直接参与暴恐行为的人，哪怕他们属于某种类型的敌人。除非，他们以前对我们这样做过（虽然按某种道理也不该这样）。
即便不谈那些和暴恐完全无关的人非常无辜，即便或许被动参与对暴恐分子进行某种掩护的人，也不能超出限度惩罚。不错，在暴恐行动中，维族并没有做到每个人都完全"割席"（虽然其实大多数是"割席"了的，没有多少人真喜欢恐怖主义，也不认为这能带来好东西），也不应该施加过度惩罚、波及太甚。
就像南京大屠杀，的确存在中国军人藏进民宅、被平民掩护的情况。但是，这不能成为日军在南京大规模杀害和强奸平民的理由，也不应该杀害战争中投降的俘虏，起码那种大规模系统性的杀戮和强奸是绝不可接受的（当然这不是说偶然事件就能原谅，但是程度一定有分别）。
当然，新疆"再教育营"的侵害是远不如南京大屠杀的（这一点我后面还会再解释），二者不在同一层级。但是，这种大规模波及和人权侵犯，仍然是罪恶的，需要被谴责的。
事实上，在新疆暴恐事件和维汉冲突中，维族仍然是相对更加受害的一方。不谈连带的各种从歧视到任意拘留乃至杀害的影响，直接暴恐冲突及后续中，维族也相对受害。大家当然看到了"7.5"事件中维族穆斯林暴恐分子的残暴，但是其实忽视了该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强力平息措施，杀死和拘捕了数百至数千（甚至更多）恐怖分子及嫌疑人关联人。除了被军警直接杀死的，其余悉数被关进监狱。有些被判处死刑，有些则是被判处长期监禁。那些未被判死刑的未必比判死的更幸运，因为他们普遍遭遇了残酷虐待。这些人被称为"危安犯"，在监狱中是被最严厉对待的罪犯。据一些出狱的非"危安犯"口述，"危安犯"在里边往往被残酷殴打，打骨折之类很普遍（别打算得到良好治疗或者干脆就不会治）。当然恐怕还有更加没有被注意的残酷虐待，只要把"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虐囚程度乘个十倍百倍就行了（当然这是比喻）。此外，在未发生暴恐事件期间，同样有许多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罪犯和嫌疑人被杀死或者拘押，这样的数字应该是惊人的，遭遇也和那些暴恐后的恐怖分子和嫌疑人差不多。
说白了，对于那些暴恐行为，中国政府、军警已经替以汉族为主的死难者报了仇，而且杀死和弄死弄残的是受害者数量许多倍。所以，从"对等性"上汉族及其他受害者已经"赚了"，所以还有必要再加码报复吗？还要怎么样才够呢？（当然上面这些话是很冷血甚至"反人类"，但是也很符合情理）
当然肯定许多人认为那不够，一个无辜的暴恐受害者死，几千几万恐怖分子或者支持恐怖分子的人命都不够换。这感情当然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想法是不好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已经是最大惩罚（且文明社会已明令禁止）了，再加码就是畜生了。即便加的码没纳粹、日本鬼子那么残虐，而是现在这种程度，也是不可接受的。
我当然知道"对等性"这东西在残酷现实面前的脆弱，但是更要维护，且并非无效（相反很多时候这种"对等性"原则减少了许多杀戮，从古至今都是）。
第二，暴力征服、超过限度的强迫，不会带来真正的臣服，只会增加仇恨和促成反抗者的向心力，还很可能招致极为剧烈的反弹。民族压迫是痛苦的，人权被侵害是痛苦的，民族压迫加上人权侵害那是更加痛苦，是凌迟之痛可相喻的。中华民族、汉族历史上被多次暂时征服，受过从北方到东西两洋的诸多民族的入侵和伤害（虽然每次程度和具体情况不一样，历史阶段也不一样），应该对此感知最为痛彻。
所以，指望永远用暴力压服维族穆斯林？这是否可能呢？这样做的确在中短期内制止了一些恐怖主义，但是不可能永久阻止，相反，这只是为更大灾难制造祸根（虽然现在仍然有可能避免）。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十世可复仇乎？百世可也"并不是只有汉文明才有的骨气。我说这些并不是说鼓励一定要搞仇杀，也不是说未来完全不可避免，只是强调暴力征服从根本上的无效性。
还有，有些人"跪久了站不起来"，习惯了牢笼般的生活，不代表任何人、任何民族都如此。人虽然欺软怕硬，但是也普遍知道是非善恶。的确，你对别人好，别人不一定对你好甚至还恩将仇报；你对别人坏但是你有权有势有各种压倒性优势，可能受害者还会"跪舔"，可其实更多情况下仍然是好换来好，恶换来恶。还有，一时半刻（哪怕放在历史上是十年百年）的得失不代表永久的得失。最重要的，是要明白，暴力征服（不包括自卫反击和有节制的占领与报复）是不对的、不对的。只要维族还有一个人，地球还存在一天，早晚会翻案的（同样的道理，汉族也一样）。
相反，不去暴力征服或者有限度的压制，虽然短期可能免不了恐怖袭击，会有人受害包括死去，但是长远未必是坏事或者起码不比把事做绝要好。维汉本来没有难以化解的血仇，现在倒是加上了一笔可能变成难解之仇的账。
第三，追求绝对的"完美"往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且这代价的承担者往往是更多无辜的弱者受害。极权、强权在某些目标上的高度追求，往往是以牺牲其他利益尤其人权为代价的。从秦始皇修长城的累累白骨，到苏联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惨烈死难，都反映了极权不惜代价达成目的的残酷。而这些毕竟在功过上有争议，然而还有些则明显得不偿失，例如最近新冠期间中国封城和隔离的影响，不说别的经济社会和人权伤害，仅仅导致很多人耽误就医问诊和破产自杀、收入减少各种压力痛苦下寿命缩短，恐怕都是新冠造成类似的死亡者数量的许多倍。
反恐问题也一样。为了让恐怖袭击"清零"，就把一个民族中很大比例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通通关进其实就是集中营的"再教育营"，伤害的人权又比恐袭多了多少倍？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显得多么丑陋？对现在和未来的维汉两族创伤有多大？对世界又会造成怎样的不良示范？预防是必要的，但是为了预防去制造更大灾难，得不偿失（当然"得"和"失"的人未必是同一个、同一群）。很多国人总拿车臣说事，但是强悍残忍如斯大林和普京，也没有把车臣人全关进监狱去（俄罗斯的车臣人一共就几十万人，想通通关起来并不难）。民族之间冲突也是要讲某些规则的，比如"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找个场所打个输赢而不刻意攻击平民、不强奸女人和伤害婴孩等。把其他民族那么多人关在封闭空间，让他们任人摆布处于高度被侵害环境中，以及必然会有的各种残酷迫害包括摧毁人的尊严和独立自由，是比普京通过暴力镇压车臣那种酷烈更酷烈的行为。
还有，恐怖袭击虽然的确可怕，但是如果理性的看，包括新疆在内绝大多数地方的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远低于疾病、事故、意外等其他原因造成的伤亡人数。单单一场普通流感（而非新冠这种重性流行病）就导致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每年冬天数万人死亡。交通事故每年也造成中国数十万人死亡和残疾。美国每年被雷击致死的人数都有至少数十人，超过大多数年份本土被恐怖袭击死亡的人数。即便说每年中国、美国各自发生的其他非恐怖主义性质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刑事案件造成的伤亡，也明显多于两国各自发生的恐怖袭击（即便在恐怖袭击高发期）。当然恐怖袭击也有其无差别、在公共场合实行、手段残忍等特殊性，但我们也要看到其相对于其他造成人死亡或者受伤的因素，所造成的后果其实并没极端可怕和不可接受。我们完全可以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前提下，当成生活中一件可怕但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事，加以防范和对抗即可，而不是非要"清零"。
当然了，如果不"清零"，那就难以像现在这样无一个暴恐袭击受害者，几乎一定会有暴恐，会有人死于暴力。哪一个人死都是他/她整个世界的毁灭，没人愿意死，我即便有牺牲精神，也不会愿意故意去被恐怖分子炸死。但是这就像客观现实中，总有许多人因为故意伤害或者过失伤害直接间接而死一样，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的。不可能因为人存在犯罪可能，就把全人类都关进监狱带上锁链，对于伤害他人可能性多一些的人也一样。男人都可能强奸女人，所以全都化学阉割了吗？我们更多只能化学阉割既遂犯而不可能阉割"潜在的强奸犯"。这听起来很可怕，可是这就是现实。就像知名的残酷的"道轨难题"，放任火车按原路压死四个和改变道闸救四个但压死另一个，包括我在内都不可能直接去选择某项，因为太残酷了。但是事实上人类世界天天都会做出成千上万类似的甚至后果更可怕的抉择，只不过前提条件往往比较模糊。但是我们不可能不做出选择，那样就会有更可怕的后果（而这样选择"作为"本身就意味着各种生死存亡，就是可怕的事）。
第四，不要只愤恨公开暴力、个体恐怖主义行为，而轻忽制度暴力、国家机器式暴力。可以说自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至今的任何时期，由制度和国家机器（或者严格说不是国家机器但类似于国家机器（如地方政权统治机器））造成的伤害，都远多于个体（或者少数反叛群体）制造的暴力。当然，很多时候制度和国家机器暴力有正当性，但是还有很多时候不正当。即便相对正当时往往伤及无辜造成的伤害也大于个体暴力。此外，个体恐怖主义的制造者绝大多数都死了（死于自杀式袭击、被镇压死）或者终身监禁，几乎不会逃脱惩罚。但是制度和国家机器暴力中的施暴者则经常可以逃过惩罚或者减轻惩罚（且这是常态，被清算才是异态）。
我所说这些并不是说要反对制度和国家机器暴力的存在，相反有时候还要加强才更好。但是，不应该因为个体恐怖主义的易曝光性和凸出性，忽视相对隐蔽和习以为常的制度和国家机器暴力，尤其在二者发生冲突且并非善恶相对分明时。当然可能人们也未必在总体上和时时刻刻都轻忽制度和国家机器暴力和只看到个体恐怖主义，甚至有时候是相反的，但是也不能忽视相反的相反。
前面我也已经提到了，在暴恐冲突中，维族恐怖分子虽然杀害了一些汉族为主也包括其他民族的人，但是后来不仅这些人基本都死了，连带的相关者甚至一些无辜者也死了，所以显然是制度和国家机器比个人恐怖主义有更大损伤后果。虽然这并不是说制度和国家暴力不该存在（反而是应该存在的），但是人们在评判及后续应对中应该考虑到这样的对比，不是再让制度和国家暴力不必要的加码。
第五，即便对外国人都不应该这么做，何况对自己同胞。无论未来如何，起码现在维族人还是自己的同胞，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中国政府既然以反分裂和国家统一为名在新疆行事，就更不应该特地选择性去残酷对待维汉两族的其中一方、那么过分的偏袒。维族历史上也没有全面征服过汉族，反倒是汉族在维汉冲突中长期处于优势。而如今汉族仍然有这个优势，可以相对从容的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包括让暴恐分子无一漏网）。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另一个民族中上百万人都关进集中营，于情于理都非常不合，令人痛恨。
"再教育营"人道主义灾难还没到极端恶劣的程度
首先需要说，"再教育营"是罪恶的、不能接受的，需要批判和改变的。但是，一分罪是一分罪，不为罪恶隐瞒一分，也不为罪恶虚构增加一分。
相比纳粹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在华其他系统性暴行、奥斯曼土耳其对亚美尼亚大人的屠杀、苏联大清洗、中国文化大革命、孟加拉大屠杀（1971年孟加拉解放战争之前和期间的屠杀）、红色高棉屠杀、卢旺达大屠杀等巨大罪恶，新疆的"再教育营"及其他侵犯人权状况还是"小的多的"。
虽然有约百万以维吾尔穆斯林为主的人被投入"再教育营"，但是不等于这些人都被杀害或者非常残酷的虐待。根据各种信息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没有刑讯和残酷虐待的关押教育。他们被关押的环境当然是简陋的、类似于监狱但是应该比多数中国监狱要好一点的拘留设施内。他们需要接受洗脑教育、强迫反宗教和做出一些有辱其宗教信仰的活动，被辱骂威胁等。一部分人需要强迫劳动，劳动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微薄。
而有较少的一部分人（可能在1%-10%，也可能更高或更低）尤其涉嫌较重"问题"的、拒绝低头认罪和服从的，受到高烈度暴力殴打、长时间坐"老虎凳"/不许睡觉/饿饭等各种方式的刑讯与虐待，以及带有强烈侮辱性质的伤害（包括性方面如各种形式的侵害），有些人因此致残致疯致死。其中女性会有一定概率被强奸和虐待，也几乎一定有这样的大量个案发生，并积累较多案例。但这些案例仍然"只是"占了所有被关押者中较小一部分。且不是系统性和非常酷虐的强奸。此外，生严重疾病或严重受伤无法得到积极治疗甚至根本不治疗，也是一种残酷的虐待。
或许我低估了、高估了，不过我认为大致应该是这样比例的情况。这除了比起前面那些巨祸"较轻"，也比印尼占领东帝汶时期、印尼"930事件"后排华屠杀、利奥波德二世统治下的比属刚果屠杀、朝鲜持久清洗、"伊斯兰国"所作所为等"为轻"。
当然，我所说这些毫无否认罪恶之意，而是说提醒人们这世上还有更残酷的情形。这种比较是很残忍，但是还是要比较，否则对不起所有受难者。
即便如此，这种关押剥夺自由、制造恐惧和压迫、被迫忍耐服从、造成尊严丧失人格毁损等心理创伤、失去工作和收入、家庭离散（子女失去父母照看，老人没有子女赡养）等，已经是巨大的罪恶，会留下持久的创伤。（核心就是，丧失自由、任人摆布，就让一切恶可能发生）
而对于维吾尔穆斯林群体整体而言，这是一场残酷的挫伤，也会造成人口大幅减少的后果。当然还有很多具体伤害，我会在文中各处提及，而主要就是这两点可以概括。
还有，即便是一个人被强奸也是强奸、一个人被毒打死也是杀人，对受害者而言，她/他自己的痛苦就是这个人的世界的痛苦、这个人世界的毁灭。而这种残忍的暴行，在新疆"再教育营"中一定发生且发生了不少了的。
同样，每个人都有将枪口抬高一寸的选择，每一次对无辜者的相对仁慈，每一次有所克制不超出必要限度的伤害，都是对这个世界爱与和平的贡献，都是灵魂的一次救赎。
需要强调的是，现在和未来，都一定要详细调查整个人道主义灾难，绝对不应该为了所谓和谐或者和解，就回避真相、压制诉说和举证、避重就轻。同样也不应该夸大，而是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
反对"再教育营"不代表轻忽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但是，我说以上的话并不代表同情甚至支持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相反我对宗教极端主义深恶痛绝。
首先，我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宗教信徒。但是，在作为无神论者的我看来，宗教虽然有其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合理因素，也对人类社会乃至世间万物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其唯心性、排他性、保守性的特性决定了其局限性。
而宗教极端主义/（包括原教旨主义和极端化的"异端"），则是宗教中负面因素最多的一个分支。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及其他任何宗教，其中都存在这种极端主义分支。虽然极端主义未必时时刻刻都有特别实在的危害性，但是其危害性显然是巨大的。其鼓吹非正义非自卫暴力、反智主义、完全排他主义，当然会危害人权、人类、地球的生存和文明程度。
只不过，由于宗教在不同区域分布不均，因各种现实状况（包括该宗教自己造成的状况），极端主义的程度、表现形式不同。其中，伊斯兰极端主义之所以相对突出，很大程度在于伊斯兰教分布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与其他宗教分布区域的相应状况有很大差别，如缺乏现代民主和法治、工业化程度低和经济结构存在问题、社会封闭、经济社会不平等程度强等，至于这些与伊斯兰教的因果关系，那是一笔复杂的账不好搞清。但是这些因素让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各宗教极端主义中显得尤为突出。它的突出主要不是思想（看看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又是怎样的思想），而是行为。其非国家形式的极端主义在各宗教极端主义中尤为突出（当然其国家形式的极端主义也是突出的，只是没有非国家形式的极端主义突出）。
而新疆地区的环境并不好，看起来应是滋生极端主义的温床。由于历史上与其他民族宗教的冲突，维吾尔（在19世纪常被翻译为畏兀儿）穆斯林常年生活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而新疆虽然石油资源丰富，但是在现代工业社会前石油并无用武之地，所以其实长期是比较贫瘠的。至于一些"绿洲"，只不过是沙漠与山脉中的点缀，而且深居内陆，所以整体当然是贫瘠的。这就导致其生存状况相对恶劣。
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简史"

“但在满清政权控制新疆时期，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族群逐渐表现出的极端一面，其实主要并非宗教本身或地理环境因素导致，而是满清政权残酷的殖民主义统治所致。"\

满清政权于乾隆执政时征服并控制了新疆。在征服新疆的过程中，满洲贵族兆惠等将领指挥的满汉蒙等族军队，残酷杀戮回族穆斯林为主的霍集占部，取得了对新疆的控制。回汉等各族人民虽然奋勇反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争篇章（如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即以此为背景，以文学化和武侠化的方式歌颂了回汉儿女英勇反抗满清残酷统治的光辉事迹），但最终在满汉殖民者的血腥屠杀中失败。满清政权在占领新疆后，设立若干军事据点，并屯有大量满洲贵族和汉人兵丁，以镇压汉、回、维各民族的反抗。在统治过程中，满洲贵族将军和家眷巧取豪夺、掠夺妇女、破坏草场田园，无恶不作。据说乾隆本人就强占霍集占之妻，戏称为"糟蹋回妇"，后来还通过御用文人将之改编为"佳话"，无耻至极。满清政权统治新疆与统治内地一样，完全依靠高压和暴力，并有意挑唆满族之外其他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利于其巩固对各民族的殖民统治。（虽然统治者包括满蒙汉各族，但主要统治者、刽子手，都是满人。除兆惠外，还有雅尔哈善、富德、阿里衮、明瑞、长龄、武隆阿等人，皆是满洲贵族，在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中起到主导作用）
这引起了包括维族穆斯林在内各民族各信仰者的愤怒，并于同治年间发起起义。回族、维族、汉族共同组成的起义军，一度杀死大量满洲殖民者和汉族仆从，但因后继乏力被镇压。随着满洲贵族扶植的汉族地主阶级领袖左宗棠进入新疆，击败各路势力并逼退沙俄，重建了清廷对新疆的控制。而在这个过程中，回族穆斯林伤亡极为惨重，而维族穆斯林反而因为未卷入冲突最中心而相对损失较小。但维族也成为满汉统治者掠夺奴役的对象，与其他汉回平民共同生活在满清政权统治下的"各族人民的大监狱"之中。
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维族穆斯林与汉族及回族一道，解除了驻扎新疆的满洲贵族的兵权，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易帜，并加入民国。但当时镇压维回各族人士的满汉统治阶层未有被清算；民国政府及新疆当地政府，也没有就满清时期新疆乃至全国各地的民族压迫与杀戮进行充分揭露和反思，为迄今发生的新疆"再教育营"在内的各种冲突和悲剧埋下了祸根。
民国建立后，一些统治当地的杰出政治人物相对开明的民族政策，让包括维族穆斯林在内的各民族得以和平相处。例如辛亥革命之后，地方强人杨增新在新疆掌权长达17年，期间对汉回维各族相对一视同仁，让新疆各族都过上相对安定富足的生活。他之后的金树仁将新疆搞得一塌糊涂，但时间较短。金树仁之后的盛世才又是一个能干的枭雄，虽然残酷镇压反抗，但也让新疆经济和人文都得到很大发展，各族在相对高压下也基本和睦相处。盛世才统治期间，维吾尔穆斯林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大成就，还逐渐接受了泛突厥主义思想。风头正盛的维吾尔穆斯林当然也不至于走向极端主义，但让维吾尔穆斯林有了更强的民族认同。
相对于汉族人主导的民国，以及同样以汉族人为领袖的盛世才地方政权，维族穆斯林相对更加亲近声称要消除民族差异与隔阂的苏联。而苏联为了扩张势力和牵制民国，以及取悦国内尤其中亚的穆斯林，也乐于支持新疆维族穆斯林势力。发生在1944-1949年的"三区革命"即是维族穆斯林对抗国民政府、谋求独立的政治军事行动，其中还伴随着针对汉族的种族屠杀，显示出此"革命"表面上是"社会主义民族民主革命"，其实却有着强烈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倾向。
如果国共内战是国民党获胜，那么新疆部分地区有可能会被苏联鼓动独立（虽然也不一定）。但是中共意外取得了国共内战的胜利。当时中共和苏共关系亲密，苏联因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决定让维族穆斯林放弃独立或并入苏联，转而半说服半强迫的要求其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由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对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想的压制、消解，维吾尔穆斯林很长时间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与对中共统治的忠诚，以及与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相对和睦。文化大革命虽然严重破坏了维吾尔穆斯林的平静生活，但是当时并未造成其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的强化，反而弱化了二者（因为文革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民族主义和宗教是重点扫荡对象）。
值得说明的是，一些维族学者和外国研究者所说"维族在毛泽东时期被种族屠杀和压迫"并非事实。因为，包括文革时期在内的毛泽东统治期间，虽发生了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杀戮，但是同时当年新疆和内地也有大量汉族被杀害或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而非维族在巨祸中单独受害。如果计算饥荒和贫困导致的死亡，汉族即便在死亡比率上也远高于维族（总数当然更多）。没有哪个压迫民族会比被压迫民族有更高死亡比率。同样，如破坏传统文化和文物古迹，也都并非只针对维藏等民族，汉族受害同样巨大乃至更巨，只有满族及其文化与古迹受到的冲击最小。
但是改革开放后，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包括文革创伤后遗症开始出现，维吾尔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结明显增强。而这时新疆深居内陆相对贫瘠的地理区位劣势开始凸显，民众生活水平相比沿海乃至中部变得相对落后。至于石油资源带来的收益，新疆人受益不均，以建国后赴疆汉族人为主的新疆建设兵团成员获得了大部分石油收益，更早居于新疆的那些汉族和维族收益较少。如果从新疆汉维两个民族整体看，汉族显然从石油收益中获益较多。此外，由于维族多分布于贫瘠的南疆及农村，汉族则较多集中在相对富足的北疆及城镇，所以汉维贫富差距很明显，且改革开放后显然是增大而非缩小了差距。
当然，这种差距与全球殖民主义时代兴盛时，殖民宗主国国民及被殖民地区人民的收入差距相比要小的多（也比其实也是殖民主义的满清统治时期满汉贫富差距小的多），也没有明显的制度性体系性民族压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甚至一度比汉人有一定优越地位，即80年代以"两少一宽"为代表的各种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所以即便有维汉贫富差距和民族隔阂，但当时的新疆显然不是汉人统治维族的殖民地（虽然"新疆建设兵团"有一定殖民色彩）。
虽然有一定的贫富差距，但是1980年代胡耀邦当政期，推行一种几乎是逆向歧视汉族的"开明"民族政策，不顾史实提出所谓"汉族要为少数民族赔罪"的说法（当然这说法毛泽东时期就有，这样的观点严重忽略了两个问题，一，从古至今汉族和少数民族更多是相互杀戮，而非一方单独对另一方的压迫；二，历史上维族、回族被残酷迫害时期，其实是满清及更早的蒙古政权所为，汉族最多是仆从者，主要责任应该由满清而非汉人承担。相反，汉族同样是满清和蒙元统治下的受害者），压制汉民族主义同时却纵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让汉族让渡利益给少数民族。
所以这时的维吾尔族仍然没有极端主义思潮，更没有大规模暴力恐怖主义，相反还颇为拥护胡耀邦统治期的中共政权/中国中央政府。1980年代中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吾尔开希，即是新疆维族穆斯林。他不仅未被歧视反而成为被广泛拥戴的学生领袖，就一定程度说明了当时维族穆斯林的地位。只不过，这时的维吾尔穆斯林并未淡化民族意识，反而强化了民族和宗教认同，且恰恰和胡耀邦这种盲目的、没有一碗水端平、不考虑长远后果的"开明"有密切关系。
这时维吾尔穆斯林的前途还晦暗难明。如果中国走向民主，维吾尔族是以少数民族身份留在民主中国，还是通过各种方式独立出去，无法明确预料。但1989年六四事件让这种不确定性变成另一种不确定性，即维吾尔穆斯林究竟是在专制下（而非民主下）留在中国还是分离出去。
而六四至今整体上看（只是这段时间给出的答案，不代表未来），是和汉族一起痛苦的生活在专制中国，表面上遵守统一和民族团结，实际上却离心离德。典型的表现，就是极端主义在滋长、恐怖主义活动的大量出现。以1990年巴仁乡暴动为起点，维吾尔穆斯林中的极端主义分子开始了长达30多年、且未来也难以看到尽头的恐怖主义活动。
而恐怖主义活动的背后，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其实，新疆包括维吾尔穆斯林在内的各族穆斯林，在很长时间内不比其他地区穆斯林极端。他们多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中的哈乃斐派，这一派别及相关教法相对其他派别为宽松，尤其和同样为逊尼派的瓦哈比派/萨拉菲派相比明显温和。
而六四后的中国新疆穆斯林尤其维吾尔穆斯林，因为政治专制和经济贫困的内因、沙特和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对中国施行宗教渗透的外因，很多转而皈依了极端的瓦哈比派/萨拉菲派。这一派以占其派比例少数、但是极为活跃的"圣战者"而知名于世。而富有的沙特王室也以瓦哈比教义治国，对外国的瓦哈比派势力也有极大资助支持。瓦哈比派别的思想是明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要求成员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并且鼓吹对异教徒发动"圣战"。
同时，泛突厥主义/大突厥主义思潮也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中复兴（"复兴"指相较于盛世才时期的第一次兴起）。建立从土耳其到新疆地区的"大突厥国"的狂想，成为一部分维吾尔穆斯林的梦。为了这个梦，他们不惜诉诸包括无差别恐怖袭击在内的暴力。而国外泛突厥势力的声援和联动，起到了很大的助力。尤其埃尔多安为代表的混合泛突厥主义、伊斯兰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势力在土耳其的崛起与当权，更让包括中国新疆亲土势力在内的各国泛突厥主义者受到鼓舞。
宗教极端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成为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中部分极端人士思想的"双翼"。新疆也变得动荡不安并威胁至内地。恐怖主义是表现，实质则是极端主义与暴力手段的兴盛。当然他们也有对专制体制下缺乏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不满（虽然他们若能独立，未必会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这方面维族与汉族是一样的，也就不必要详细介绍了。
总之，从维吾尔人（几乎都是穆斯林）形成民族认同后，曾经长期有过和汉族和平共处的时期，而不像其他一些民族之间有着长期的压迫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专制主义下缺乏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各种正当和不正当思想和诉求同时被压抑，导致民族和宗教认同中极端主义的泛滥。而汉族同样深受其苦，也无法理直气壮反对如被满人长期压迫（而且这种就不属于冲突，而是一方对另一方长期压迫且极为残酷，其实就是殖民主义）的历史。各族一起在专制主义下的大监狱生活（这点很像满清统治时期，但是也有不同。当时满人居于统治地位残酷压迫汉族，蒙古族也受其压迫但略有特权，汉族维族（及维族前身）都是被压迫者。
现在中国的汉族虽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并不是统治地位，很多汉族受压迫和痛苦程度超过大多数少数民族，且这些痛苦绝望者总数应该比少数民族所有人口加一起还多。更值得一提的是，维族汉族及藏族等，正是因为满清征服压迫才一同进了"大监狱"并且延续到今天的"后清"。"后清"不是玩笑调侃甚至一定程度也不是比喻。不仅民族关系，政治和社会制度、统治模式、价值导向，中共与满清皆高度一致，因篇幅关系不在此展开，另有文章记述。\

待续

台湾一直有地方选举，民众的自由度也明显高于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压榨社畜，但是也没中国这么狠

东亚确实有共同的类似的模式，但是中国的程度性质都和日韩有根本的巨大的差别

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压制包括劳工运动、维权抗争、女权运动在内的各种争取和维护权利的社会运动，禁止罢工、游行、组党结社等政治行为；

		 
依靠军队、警察及黑恶势力，采用武力威吓、限制人身自由（如户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区矫正、其他“强迫失踪”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劳教、收容、“双规”）、监视、恐吓、骚扰、拘禁、殴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维持社会稳定；
		
以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会保障压低劳动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础上逼迫国民参与生产建设、以高效率拼命劳作以维持生计，而将这些工人、农民、普通职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的绝大多数掠走，用以为特权阶层分肥和投入再生产。
		
此外，该模式还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并不惜代价达成关键目标、以纵容腐败和潜规则来激励官商民较高效工作、政府机构/国企/事业单位有严格的科层等级制等特征。

整个模式以“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一切”为两大基本点，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人权、压制相对弱势者对正当权利的追求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
		

维持社会不平等状态、塑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鼓励人们放弃权利维护而转向自我实力提升（且倾向于暗示不择手段），以维护特权阶层利益和刺激国民奋斗积极性；

	 
以损害中下阶层、女性、身心残障者、边缘化人群等相对弱势、异质群体的权利为代价，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和阶层固化加深，“损不足以补有余”赢取既得利益阶层的欢心；
		

放弃意识形态争论或只将意识形态作为“遮羞布”，将追求利益和实力作为第一要务，从国家政策到社会风气乃至个人价值观，皆高度社会达尔文主义化和犬儒化，官员和民众普遍道德沦丧诚信丧失；

有意营造和放任社会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为强化社会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转移国民注意力、刺激劳动积极性，作为“饥饿政治”的一部分；

透支资源、环境、人的身心潜能和忍耐力，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经济的繁荣及一部分人（包括大量尸位素餐甚至从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后以上政策不断循环下去，以维持统治存续和社会运转。

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模式”实现了“标准配置”，即政权采用“形左实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争取政治权利与自由的抗争被极大压缩，“闷声发大财”成为国民主动或被动接受的现实。该模式此后又被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名，逐步稳固和“升级”。
		

它也在吸收、借鉴西方的经济学说和发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推动国企改革和货币改革（伴随着悲惨的下岗潮、物价大涨和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而如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又得到中国既得利益阶层的青睐。而这两套西方经济学说均主张较低的社会福利、忽视劳工保障，倾向于弱肉强食的发展模式。

	 
中共摒弃这两个学派关于政治经济自由的主张，但吸收了其丛林化倾向的、低社会保障的、强调效率无视公平的经济理念。这些西方右翼经济理论在中共暴力机器下，将其野蛮残酷一面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中国模式”中保障经济发展的关键部件。
		

40年来，“中国模式”的确刺激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急速发展并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也同时极大的侵害和压制了人权与自由，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劳工阶层的权利受损至为严重。（而2019-2022年中国在防治新冠疫情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高强度封城与隔离，同样是“中国模式”的延续与极端式体现。只是这次防疫在强化维稳和压制自由同时，并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相反严重损害了经济民生，但本质上仍然是“中国模式”的“低人权”与专制维稳的一种表现）

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对外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中国的商品、文化乃至国家发展模式纷纷“走出去”，有意无意的向他国输出。而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的现代民主制度又存在各种不足且在发展中国家其弊端表现的更为明显，于是“中国模式”逐渐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许多专制、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对抗欧美对其人权不佳的制裁，更对“中国模式”青睐有加。

就我所设计的体制与制度而言，相对于倾向于中央集权、“大政府”、“整体主义”理念下的政策框架。我这样设计的原因和对影响的预计，也都在前面详细说明，且我认为这样是利大于弊的。但许多相对右倾的自由派对这些制度政策担忧和反对，也有些道理。

中国这些年来一些集权和管制性的制度政策，虽然并不是中共恶政的决定性因素，但起码加剧了各种自然和人为悲剧。如最近两年多中国高强度封城隔离政策中，从政府高官到基层社区干部的种种愚昧、野蛮、贪婪、自私行径，的确反映了中国式集权与社会管制的巨大弊害，尤其权力的滥用和对个人自由的剥夺。
虽然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其集权和管制会有根本区别，但由于社会环境尤其基层执行者品行和能力问题，的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中共专制下集权与管制的种种弊害。如果民主后的“大政府”给人民造成的损害仍然是大于益处，那经过政界学界理性研讨、以民调或公投方式获得民众授权后，大幅修改制度和政策，改为“小政府”倾向的体制、实行自由放任倾向的经济社会政策，或起码略微右倾一些，也都未尝不可。
		
而如果中央集权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均衡发展、普惠全国人民的作用，也未像大革命后的法国、1848革命后的欧洲乃至今日的欧盟那样，促进世界文明乃至缔造人类新纪元，反而又像中共中国这样成为加剧地域不平等和助长地域霸权的工具、阻遏先进地区发展的障碍，对世界文明进步、人道科学也无贡献甚至是阻挠者和破坏者，那改成联邦制乃至各地分离独立，也并不是不可接受。
		
革命先驱谭嗣同曾在他的思想集注《仁学》中，对满清政权统治的中国如此评价：“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这位参与戊戌改良变法、但实际却倾心革命并主动赴死的湖湘英杰如此评价满清政权统治的“中国”，认为其强盛反为弊害的犀利言辞，超越了狭隘的领土至上、为强大不择手段的野蛮国家史观，是基于文明进步角度和人道和平立场的醒世箴言。这样的观点过了一个多世纪仍然熠熠生辉，且在当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军国帝国崇拜盛行的今日中国，显得愈加稀有而可贵，值得国人世人用心拜读、理解、实践。
		
国家的统一与强盛，是为了维护民权、促进民生，以及为世界文明进步、全人类的解放与永续发展做出贡献。如果它的强大和缺乏约束，反而让各地区人民如生活于“大监狱”和“集中营”，乃至输出其邪恶模式、对整个人类文明起到的是负面作用（乃至让人类沉沦、世界毁灭），那还不如分离与衰亡。  
		
但是，制度的修改尤其大幅乃至根本的改动，国家各地区的离合，不可意气用事，不能因短期的困境放弃长远的考量，民众不应情绪化的选择国家制度和发展方向。而执政者和社会精英，也不能为摆脱压力和责任，顺从民粹、饮鸩止渴、为短期利益不顾民族兴衰和人民长久的幸福与不幸。
		
何况，新生事物一开始必然不是尽善尽美的，革新进步的制度政策相对陈规旧习的弱小与不足，也会成为旧势力反扑和撕咬的借口。这时既要承认进步性制度政策的不足并适当修正，也要明白革新进步的必要性和对长远的益处，尤其对缺乏话语权和关注度的弱势群体的支持保护作用，不能因为一点风吹草动或“多数暴政”式民粹主张，就对根本理念和方向产生动摇、不加细思的仓促随意改变。
		
因此，若要将已确立的进步主义导向的制度政策进行更改，各方必须从价值取向到现实利益，尤其着眼于整体、立足长远，深彻思考、充分讨论，最终决定修改的方向和具体内容，并以合适的方式，对制度和政策从形式到实践进行改易。
		
总之，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且要符合客观实际，根据实情调整修正，因地制宜、因时而变，而不能为意识形态立场、个人好恶、某些狭隘的目的，而无视现实与民情一意孤行。但同时，又要对理想和正义有强烈坚持，寻求、调整、护卫既符合实际又兼顾理想的制度和政策及其具体运行实践。这才是制度设计的初衷和历史进程的真谛。

我发了上一个关于批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帖子后，有人攻击我是男权主义者、对女性歧视。这完全是谬误，我非常支持女权主义。在此转发金斯伯格大法官的名言，作为我的立场的表示。我对这些观点也非常赞同：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2020年9月18日因癌症去世，终年87岁。她的去世在美国政界和司法界引发震荡，不仅因为大法官补缺提名将影响2个月后的总统选举，甚至有人认为会影响美国国运，还因为她本人在美国法制、民权和女权历史上的地位。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个性鲜明，人生多姿多彩，不时爆出接地气的幽默之语令人莞尔，更留下不少流传广泛的名言。 这位生前有“声名狼藉”的RBG绰号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说过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言警句，下面摘选部分：

关于性别平等和性别歧视：

• 仔细察看便会发现，妇女被置于其上的至尊宝座实际上是个囚笼。

• 我不要求给女性特权。我要求的只是男同胞们把自己的脚从我们脖子上挪开。

• 有时候我被问到什么时候是个够（美国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人数），我会这样回答：“九个就够。”人们会非常吃惊。可是，一直以来就有九个男性大法官，对此从未有人提出任何质疑。

• 所有决策场合都应该有女性在场。不应该把女性的存在当作例外。

• 当男性分担培育下一代的责任时，女性就获得了真正的平等。

• 女性获得权力时，壁垒就会崩塌。当社会目睹女性的能力所及，当女性目睹女性的能力所及，就会有更多女性各尽其能，而我们所有人都将因此受益。

• 我祈愿自己能像（我母亲）能够成为的一切，如果她生活在一个女性可以有追求并能实现理想、女儿和儿子受到同样的珍爱的时代。

关于法律和她的职业：

• 我当律师是出于自私的理由。我觉得自己在律师岗位上可以出类拔萃。

• 仔细思量，几乎一切权力在极致状态下看来都有危险。

• 宪法固然重要，但民众如果不渴求民主和自由，则宪法毫无意义。

• 我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提供了不同的喘息反思的机会，使我有分寸感，而这种分寸感是只受过法律研习教育的同班同学所缺乏的。

• 异议着眼于未来。异议并不是简单地表达这个意思：“我的同事们错了，我会这么做。”最伟大的异议终将成为法庭的意见，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观点将占据主导地位。

关于给人的鼓舞和留给人的记忆：

• 为你在意的事拼搏，但要采取一种能够引领他人与你并肩作战的方式。

• 我只不过是尽自己的能力做好本职工作，真的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在鼓舞别人。我只是尽一己之力而已。

• 阅读为我打开了通往人生中无数美好事物的大门。阅读造就了我的梦想，更多的阅读助我实现自己的梦想。

• （我希望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一个竭尽全部智慧、才能尽职工作的人。还有，为修复她所处的社会的撕裂助力，尽自己的一切所能促成些微的改善。

我在文中及前面的回复一再都说了，我对男性包括男性知识分子也是批判的，而且大量批判、激烈批判。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认为对女性知识分子也应该有批判，她们不能例外。但是，女性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还容易遭受羞辱谩骂，身心受创。所以，对于女性知识分子，我批判会相对克制，并且特意提及避免各种不合适的批判方式和内容。这我完全是好意，你们为什么读出来歧视的意味呢？

我没有指名道姓，是因为考虑当事人名誉，以及其感受。如果指名道姓，那似乎就是在挑衅攻击，作为男性这样评价女性似乎像欺负人。所以我才没提名字。但是不提名字也能看出来是谁，这些人略微熟悉的都会知道。

我的批判看起来是居高临下，但是都是基于事实，基于人权，基于正义，并不是诽谤和侮辱，也不是出于私心。难道我不能代表人民或者起码部分人民这样批判吗？

女朋友就算了，我不是什么有幽默感和魅力的人，自身各种问题麻烦，但是也恰恰如此，也就豁出去了，反正这样，不如把所有人都批判一个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