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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现在的大清零实际上就是拿基层出去卖，个人感觉共产党基层的处境十分凶险，这么多年下来积攒的仇恨和压力已经集中到他们身上了。

这基层单位领导缺乏常识。《明史》记载：

晉恭王棡，太祖第三子也。學文於宋濂，學書於杜環，洪武三年封。十一年就籓太原，中道笞膳夫。帝馳諭曰：「吾帥群英平禍亂，不為姑息。獨膳夫徐興祖，事吾二十三年未嘗折辱。怨不在大，小子識之。」

干什么都别得罪基层服务人员，人家如果存心报复，在饭菜中做点手脚，还不是轻而易举，让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如果有人被拉黑产生优越感，那可能是被什么重要的人拉黑了。拉黑也是联系， 甭管正向还是负向的。就跟粉丝被明星瞪了一眼一样，把你当垃圾，总比当空气有存在感吧。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50058

尽管笔者写文喜欢模仿阿姨，但并不希望失去秩序遍地无差别献忠的大洪水真正来临，毕竟笔者还没有积蓄足够的力量自保......

这样的独狼行动派出现可以说是相当不好的信号，我其实还是不太愿意相信姨学的预言，但任由习近平这样搞下去，因为经济衰退，基层溃烂，以及体制压迫导致的大量“献忠”出现似乎并不是不可能。

尽管这位厨师可能并不懂得如何提纯黄曲霉素高效率低成本的下毒，最终后果也仅仅是倒了泔水让公务员们拉几天肚子食堂整顿装上监控。但他的出现表示，中国底层的怒火确实有可能转向对政府相关人员事实上的报复，无论对这位厨师怎样谴责，这个路径都已经确实的出现了。如果有人或是有某件事导致了底层受害者产生群体性共识——我打不过解放军还收拾不了基层公务员和大白吗？我的人生完蛋了，我一定要报复你们这些为虎作伥的人！

那么大范围，去中心化的乱局很有可能发生，即便强如共产党也不好处理这样的情况，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敌人是谁，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生，关键还全是针对基层人员。而盲目的一刀切很可能激化这种矛盾，多强力的维稳机构也撑不住这种防范所有人的长期消耗。

诚然，这已经是恐怖主义行为了，笔者对于洼地人民的未来表示担忧。我深刻的理解了习主席的行为，他可能确实看到了这样的倾向，只有成功搞好供销社，人民公社，计划经济以及党的全面社会管控才能回避这个结局。不过世界并不是单一变量的，中国周围以及自身的变数太多，笔者深刻的怀疑习可能没有如此宽裕的时间，届时选择发动台海战争赌一把大的可能是唯一选项。

A大说的有道理。

有关为什么“立法者会觉得捍卫人道主义更重要”，可见参考我之前写的拙文 殖民主义（外部殖民和内部殖民），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

士杰兄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会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出发，也许是对欧美国家的基督教背景欠缺认识。捍卫人权在历史上是可以和基督教国家的实际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已经做到了一定程度的理论自洽。

我也觉得陈凯歌是有才华的。可能是拍惯了大制作，不想丢掉资本去拍小制作吧，结果就是处处受阉割。

首先，不甄别外国难民的教育背景直接允许他们入境，本身就侵害本国的劳动力市场。接收难民本身就是侵害本国利益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某些国家要这么做？因为他们的人民（立法者）认为“保护劳动力市场”重要，但“捍卫人道主义和人性尊严”更重要。

但是，是不是存在“接受难民”变成“不可承受之重”的情况？有，比如难民本身是迫害者，或者难民本身有严重的犯罪记录。这种时候就需要用细化的规则将他们排除在外——这就是为什么宪法里说的是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subject to provisions of law)”来申请庇护。

你的问题是：

为什么有一些国家要制定“作茧自缚”的保护外国人的权利的宪法条文？

那是是因为人民（立法者）不认为这是作茧自缚，而认为这是正当的、应该的。能够达到“写进宪法”的高度，说明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说明他们相信下位法能够维护好国家利益和人道主义之间的平衡。

已知你也是一样选1的啊，1是百分之百成立，2不是百分之百成立。

人是什么样，论坛就是什么样。论坛的管理者能做的并不多，发言、阻止发言、改变信息的呈现结构。

论坛是什么样不重要，无论你倾注多少力量，一个圈子生产信息的质量还是最终还是会逐渐变低。所有的知识会逐渐流向更高质量的圈子，最终流向书本，逐渐成长的用户只会追随信息流前进的方向。结果早已注定，重点在于过程，你想培养什么样的人？

嗯，我认为刚好是反转。作者提到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经常中国向华人说这些的时候，都会被以在中国指望人权取笑，取笑他们一边歌颂中共一边批判社会，大概是表达他们养着中共讲价值观十分无知，取笑他们的价值观神奇。另一方面，信息接收正常的人，大部分都认为中共下面是不可能改变社会现状，不会考虑在中共下面讲人权，会认为对中共讲人权同问绑匪为什么要绑架一样好笑。在中共下面装死狗才是懂得生存之道，符合正常人的思维。所以作者翻墙出去被围攻成为笑点的现象十分常见，但是他们信息缺失太多，就会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取笑，认为自己受到攻击。去问华人的话，的确大部分华人在中国都会回答第二种答案，会说第一种答案是错误的，如果将这些答案认为是普世价值输出的答案，就会变成作者这样。双方的表达没有在一条线上产生误会。

陈凯歌还是有才华的

电影和你在一起 (2002) 电影温柔地杀我 Killing Me Softly (2002)

陈凯歌能拍出这两种风格的片子，播出在同一年

也就是说, 你认为作者说的 "中国式价值观" 反而是普世价值, 而作者说的 "普世价值" 其实应该是中国式价值观?

感觉他对于普世价值的理解有很大问题，普世价值的本意是不分阶级，种族，国家的共同价值观。伊斯兰是普世价值，基督教是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曾经的中华文明圈也具备一定的普世价值（至少在亚洲是）。

而他说的这些和任何一种普世价值观念都没什么联系，综合这四条，他的观念其实就是：一切的事情，不管前因后果都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以及不共情他人，和自己无关就漠不关心。总之，发生在我头上是我活该，没落到我头上就和我没关系。

他没有意识到，他希望的东西如果在中国实现会比印度种姓更加阴暗恶心——就算是低种姓好歹还知道要为了被强奸的同胞发声和反抗，他浅薄的想法和共产党完全相反但同样邪恶，共产党剥夺所有人权力无限扩张公权力，他是要毁灭公权力无限扩张个人权力，但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无限扩张的权力绝对无法尽到无限的义务。

这？这哪里算得上普世价值，这东西是一种卑贱狭隘，片面扭曲的自我中心论，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主张无限扩大个体的权力和义务，任何超出自己的权力义务都是错误的。 从他的整体文章来看，他没什么太深刻的理解，他就是觉得中共和中国现在这样不行，然后东拼西凑了一些表面上的观点来论证一下，就和笔者没事模仿刘阿姨骂一骂习近平差不多，情绪很到位，但是逻辑经不起推敲。

不过反过来说，中国本就是情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政治巨婴。思考是不可能思考的，输出情绪反而能最高效率的调动这些乌合之众。该作者如果真的想输出自己的观点他就应该放弃长篇大论，以200字以内的内容去做抖音快手短视频。

其实人们做的判断是：

在已知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的情况下：

1 琳达是一名普通银行出纳

2 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且活跃于女权主义运动

这 “已知” 就是一种梦呓，当众人一起做梦的时候就被抹平了。琳达根本就不是银行出纳的概率是极大的。但众人又说了，琳达是银行出纳 or 商店掌柜和女权运动没关系的嘛！我们在聊的是女权，你懂不懂女权。我们就愿意为了聊女权而编瞎话，你管得着吗？我们想听到什么就听什么，我们想听谁说就听谁说。

第一种思维是中国人在美国的思维。第二种思维是美国人在中国的思维。正常美国人都会知道在中国问责政府是什么下场，也知道中国下的治安，也知道对拐带提出下一个是我的时候真的会成为下一个会被政府拐带走，更知道中国里面没有人权是常态。我自己也是十分赞同第二种模式XD，我认为第二种模式真的非常实在，十分符合中国国情。

要注意, 利用奥运会金牌来进行政治宣传, 前提恰好是必须表面上宣扬 "奥运精神只讲体育, 不讲政治".

如果你立法了, 就是把底下的东西翻出来了, 你表面上大声高呼 "奥运会是政治活动", 反而会使奥运会金牌再也无法拉拢人心, 金牌得主也会失去人们的尊敬.

搞政治, 不能表里如一, 要分清面子与里子. 你喜欢搞政治, 但缺乏政治智慧.

你想想:

A. 这个金牌得主, 他本可以去美国拿高十倍的收入, 但他却自愿为祖国争光, 他不看钱, 他爱国, 这样宣传就很合理, 很有效.

B. 这个金牌得主, 他没得选, 法律规定他只能为代表本国, 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奥运会嘛, 官方已经宣布是政治活动, 金牌得主未必爱这项体育运动, 他只是个政客而已. 这样还怎么搞政治宣传?

因此, 立法是下下策.

香港民族要想真的独立，积极组建境外武装团体备战才是正路，保存实力等到局势有变就有机会。

我赞美他们的行动力和勇气，但是方向不对付出再多也是徒劳。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共产党垮了台，也要有能和港府以及警队联手或对抗的资本，起码要有凝结核。目前那几个跑掉的学生领袖感觉还不到位。

这种行为不难理解吧? 实体书买了不看, 但是爱买, 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每个人总有一些不是100%理智的行为, 总会做一些无意义的事, 你也会, 我也会.

别人为什么拉黑我, 如果他没有说, 我是不知道的.

因此, 也没必要认定对方一定把我看成傻逼.

我认为心态应该放平和, 不卑不亢, 不花时间去揣测.

当然, 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有的人比较敏感, 他需要找到一个让自己释怀的解释, 此时, 要注意的是, 这个解释的正确性并不重要, 他这样想的原因正是因为这样舒服, 我觉得这也很好, 有的事情(比如这种事) 就是没有必要讲是非对错, 没必要讲逻辑.

这个墙内作者被洗脑很成功，遇上什么事都能“怪自己倒霉”来安慰自己。

第一点和第二点本质上是一样的。是纳税人养活着政府，那么政府就得有义务保证纳税人的安全。如果出门下还得想想是否安全，这算哪门子的普世价值观。

第三点也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我就遇到过，电视剧的情节发生在自己身上，才发觉有些事真的不遥远。再者，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卖拐的事，这难道不是政府的失职吗？

第四点也是一样的，基本医疗是每个公民应该有的权力。要住院说明病情相对还是严重的，如果住不了院，说明政府对医疗资源投入不够。这类公共资源投入不够，不骂它骂谁呢

最后我想说，这个墙内作者真是好韭菜。。。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是所有人共同选择的结果》（2022.11.5） 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HGfqyMlRELQJ

其中提到

比如说：
【我出门倒垃圾被一枪打死了】
错误的中国式价值观：问责政府，治安是怎么搞的？
正确的普世价值思维：算我倒霉，不要去危险街区。
比如说：
【半夜吃烧烤被揍了】
错误的中国式价值观：这还了得，天都要塌了！必须要开展全面的社会治理整顿！
正确的普世价值思维：你为什么要晚上八点之后还上街？自己不事先做好功课吗？
比如说：
【遥远的某地出现了一个拐卖事件】
错误的中国式价值观：这还了得，下一个就会是我了！
正确的普世价值思维：我问了下身边的同事朋友，没有一个人被拐卖过啊，那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
【看病没住上院】
错误的中国式价值观：公民还有没有人权了，大家都救救我，我会不会死啊，这事还有没有人管啊？快来人啊！！！
正确的普世价值思维：今天身体很疼，我想我生病了，但这就是生活，希望上帝能让我早点恢复。

我对作者所说的 "正确的普世价值思维" 感觉不太对.

比如, 一般人交税, 其中一个最大的诉求不就是维持治安吗? 收税者拿了钱不办事, 纳税人应该能对其问责吧.

比如生病, 很多国家都有义工/慈善机构之类的, 有困难的人可以去寻求帮助, 中国通过一些民间的方式寻求帮助也是合理的行为吧, 有困难自己解决不了, 不找人类反而找上帝才是正确的思维吗, 很难理解.

大家是否认同作者的说法呢, 欢迎对普世价值思维或对作者原文的内容发表看法.

的确 我做梦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投票率那么低。是人们对投票制度不满意吗

即使你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民主系统，你都没办法建立得投票率那么低。

你自己加密了对方没加密，这内容不还是一样被人看了吗？

投票率要分选区看得。

是的，没有任何单一的方式能够应对复杂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感性比理性更重要。理性造就单一性，感性造就多样性，必须同时拥有两者才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分清楚什么时候让谁来出场。

州投票率需要对照选举地图看不是常识吗？

如果你觉得是只有胜选的候选人所获得的选票决定了选举结果，那么说明你对选举一无所知

有些时候，我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牺牲“国家利益”，这种情况怎么考虑？不让出主权就换不来利益，要不要出让主权？认为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恰恰是最大限度的限制了主权。这就是悖论。

因素有很多，但是具体还是看这个国家的打算和路线。对比对象是本国，有这条法律和没有这条法律，究竟哪个状态对本国更有利。这需要大量的数据分析，不单是现今，还需要考虑未来前景。需要多方面去确定才能清楚是否真的不利，也有一些是国际的政治舆论因素导致。政治是不会开善堂的，全部都是利益考量，不会是纯粹的善意。“但是保障外国人的权利有时候和国家利益是矛盾的。这么规定属于作茧自缚，”这种想法实在过于片面，国家利益是十分复杂的，至少国际形势也是重要考虑的点，你这种毫无根据的武断只会使你的视野变得狭隘。

黑山不是欧盟国家，只要黑山加入欧盟，那他就是比日本更好的移民选择。

你的观点与我的并不冲突，任何一种情感都可以作为驱动力，需要避免的是只由一种情感作为驱动力，无论是只由痛苦做驱动，还是只由爱做驱动。

至于所谓的向上生长或者向下生长，我是不太认同用这种说法，但任何方向的转变都有过犹不及和止于至善，这和由什么情感做驱动是无关的。

gulag虽然失败了，但kibbutz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两个维度上否认了共产主义公社制的长期正确性。

但是社会主义呢？“什么是社会主义”就一句话把他们的嘴堵上了。社会主义的概念混乱程度，不亚于资本主义。

我认为您的观点都非常正确，但是您身处另一种语境之下，所以会理解成相反的含义，这也是语言传递信息的局限性之一。

您所述的应有状态处在将要觉醒之前，我不赞成使用痛苦作为驱动力的方式。诚然，痛苦可以使人摆脱静止状态，但是痛苦更有可能驱使人向下生长而不是向上生长，我建议使用爱作为驱动力。

处在幸福之中，却又能保持不竭的前进动力。没有任何幻想地活在现实之中，却又能获得幸福。达到这种状态需要对脑科学和心理学有一定了解，或许您可以在《被讨厌的勇气》中找到答案。

感谢

日本的宪法没有写任何关于外国人的内容，黑山宪法写了关于外国人的内容。但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想去日本工作、生活而不是想去黑山。毕竟一个人去哪个国家工作、生活是多方面考量的因素，宪法上的保障只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已。

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都是为本国争取最大利益。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明确保障外国人，另一个国灵活保障外国人，作为外国人你去哪个？另一方面对人权更多的保障也能获得对应立场的人的支持，是能够增加支持者的。外面能够流入优秀的技术，甚至机密要员，这些都能产生利益。我只列举了一点，还有更多，这些利益完全能够超越你所说的本国利益的损失。这个要与国家的运作模式一起考虑，具体计算十分复杂，最终还是利益问题，只要利益增加就行了，你也无法绝对肯定这条法律综合全部考虑一定会使国内亏损吧？做生意的，这边亏那边赚，这边赚那边亏是常事，总体赚就行啦。国家运营也是一盘大的生意，如果要谈利益，你只执着某一部分没有意义。

（中央社台北14日電）亞洲7人橄欖球賽昨日由南韓對陣香港，當應演奏中國國歌時卻響起與反送中示威活動相關的「願榮光歸香港」歌曲，香港政府表示抗議，主辦單位指是一名初級人員的人為錯誤所致。

綜合港媒報導，昨天在南韓仁川舉行的亞洲7人欖球系列賽賽事中，賽前進行播放中國國歌環節時，現場卻響起與2019年與反送中示威相關的「願榮光歸香港」歌曲。影片中可見隨歌曲演奏，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的紫荊花旗緩緩升起，而香港球員中不少是外籍球員，演奏一開始時有些球員左右張望，不知是否發現國歌出包，但大家臉上沒有透露出特別神情。

對此事件，港府今天凌晨發表聲明，指主辦機構將一首與2019九年「黑暴」浪潮和「港獨」示威有密切關連的歌曲當為中國國歌播放，特區政府表示抗議和強烈不滿。

政府發言人表示：「中國國歌是我們國家的象徵。主辦機構有責任確保我們的國歌得到應有的尊重。我們已於昨晚以書面要求香港欖球總會嚴正處理該事件，展開全面深入調查及提交詳細報告，並向主辦機構亞洲橄欖球總會（Asia Rugby） 表達我們的極度不滿。」

港府指出，根據香港欖球總會向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提供的初步資料，亞洲橄欖球總會已向香港欖球總會致歉。他們確認香港代表隊教練向他們提交的國歌錄音正確無誤，並解釋事件是由當地主辦機構一名初級人員的人為錯誤所致。

另香港7人欖球隊在球場上聽到錯播國歌時，已立即知會主辦機構。主辦機構在賽事完畢後，已立即在場館內公開致歉，並在香港欖球代表隊在贏得今站冠軍後出席的頒獎禮上播放正確的中國國歌。 事發後，大批港人在網路發文，其中不少人叫好，另酸港府連歌名都不敢說出口，又說難道港府認為國安法全球適用嗎？（編輯：唐佩君/周慧盈） 1111114

这个真的牛逼大了，得到国际承认了，香港独立后就应该用这首歌作国歌。

加拿大有这种宪法条文么，你入籍美国就不用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量子计算机距离破解非对称加密还有10年-20年，现在的加密系统完全可以放心用。除非你有什么秘密要保存20年以上，否则不用操心这些有的没的。

我觉得你和娜塔莎都搞错了我的意思。

我从来不反对本国政府给予受到政治迫害的外国人庇护的权利。

但是，这必须是在不损害本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

有时候，保护外国人的人权和本国利益是冲突的，既然是冲突的，那么这时候就没必要保护外国人的人权。

帮助别人的前提是这个帮助行为不会给自己受损，舍己救人的事情没必要做。

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参与：从古代至近现代中国外务史概括与经验教训；全面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基于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对待国际事务、兼顾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实现国际正义与促进世界融合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参与，不仅关系到中国国内政治制度和政策的运转和效果，也影响乃至决定着中国的外部环境、国际秩序的变动与重塑。因此，民主中国的外务，也需要做提前的设计。
		
纵观从古到今的中国外务史，中国的对外政策既有开放包容的一面，也有排外自守的另一面。从商周至秦汉，中原文明通过武力扩张和文明浸染“双管齐下”的方式，同化了周边许多部族，将更多地区容纳入汉文化的主导与中原王朝的辖治之下。而对于更外部的区域，有邦交也有征伐。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既对外开放，又形成了“华夷之防”。而隋唐时期，则是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并举，对外政策相对更加自信、开放、包容，“华”“夷”界限不甚分明，唐王朝成为世界的贸易与文化中心之一。而到了宋代，因为武力的孱弱和周边政权的强大，对外政策趋于内敛，由隋唐时期的多元文化并存重新变为单一的汉文化主导。但相对于对北方和西侧的封闭防御，宋代在南方却开辟了更多对外交流路径，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相较唐朝更盛许多。元代的中国则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被动的参与了由暴力铸就的特异的“全球化”。
		
以上这些时期，中国/华夏/汉地的对外态度都是相对开明、进取、包容的。而此后的明代和清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则发生了巨大改变。明代中国是一个比宋代更加内敛的时代，它更重视经营中国内地/本土，而对外部交流相对缺乏兴趣，基本切断了持续千年的中国和西域及更西地方的密切交流（当然交流还有，但是相对汉唐元各朝，已大大减少），对周边则是采取“羁縻”而非直接控制。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更多是政治目的、使用的是政府主导的行政手段，而非自发自由的经济贸易交流。“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的“赔本买卖”，当然不可持续。而倭寇的犯境，让重视北方边防而轻视海防的明王朝开启了“海禁”政策，让国家更趋封闭。不过，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江南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类启蒙思想的兴起，明王朝逐渐放弃了“海禁”政策，重新打开了国门。明朝水师在福建金门料罗湾击败荷兰入侵者（料罗湾海战），就是明朝在海防问题上转守为攻的标志，中央帝国即将重新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心。
		
但满洲人的铁蹄终止了这一切。满清政权摧毁了明王朝及李自成、张献忠等政权后，就着力经营中国大陆，并控制了蒙古、新疆、西藏。它为了政权的稳固，一方面在大陆和边疆部署重兵防备和弹压反抗，另一方面则实行远比明代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禁制外海交通。对满洲贵族而言，拥有上亿人口的中国本土已足够其剥削压榨，而不需要再向海洋扩张。相反，海洋文明开放进取的特性，以及海外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对满清的统治是极大的威胁。满洲贵族集团不仅在物理上与外部隔绝，也严密禁制西方及其他外来思想和技术的传播。“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遭到冷遇，就是“闭关锁国”拒斥西方文明的典型事例。也正是因为满清的“闭关锁国”及对内的“文字狱”与镇压，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欧洲政治革命、工业革命无缘，成为中国长期落后西方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直到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响起，清王朝才不得不打开国门，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和近代国际秩序之中。但由于融入太晚，清王朝不仅不能像汉唐那样成为国际秩序或起码区域秩序的主导者，反而成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主权丧失、国疆沦丧。清王朝在具体的外交举措上也常常进退失据、一片狼藉。如晚清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评价：“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流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奈何。”两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后续的“八国联军侵华”中满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就充分表现了这些特点。
		
更可耻的是，满洲贵族为维护统治，在涉外问题上不断出卖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亿万两白银和税款、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丰富资源、四万万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血汗，成为满洲贵族向列强献媚的贡品。
		

满洲贵族的这些行径，一方面的确令其得到列强支持而“续命”，另一方面却激发了被满清和列强双重殖民剥削的汉族人民的愤怒与反抗。“满朝中，除媚外，别无他长。俺汉人，再靠他，真不得了！好像那，四万万，捆入法塲……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革命家陈天华所书的《猛回头》，就是对列强和满清双重殖民压迫的悲愤控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满清治下的各族人民尤其汉族人民，发起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革命运动。

清王朝虽然也有一些外交成就，如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学习近代外交规则、利用西方技术发起“洋务运动”等，还有如李鸿章、曾纪泽等有才能的外交家的折冲，但只是为朽败的清朝外交做了些裱糊而已。到了清王朝的最后几年，其在一系列外交亏输后终于下定决心改变，传统的“总理衙门”也改成了现代化气息浓厚的“外务部”，还安排大批满洲亲贵和汉族精英留学和出访西方及日俄，包括临终的那拉氏（慈禧太后）都试图出访西方，对西方的学习也由技术增进到制度和文化，外交也由“天朝上国”观和半殖民地立场转向现代民族国家基于“条约体系”的主权外交。但这些改革还来不及取得多少进展，辛亥革命就敲响了清廷的丧钟。

	
而推翻满清的中华民国，则在融入世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取得了虽不完美但仍颇为巨大的成就。相对于满清的闭关锁国和被列强支配，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民国政权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外交支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北洋政府被视为腐败软弱的象征。例如很多人以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其实最终签署的只同意了其中一部分条款）等批判北洋政府，但那只是片面的事实。其实，北洋政府在自身实力许可的范围内，仍然有效维护了中国国家利益。如参与一战、争回山东权益；出兵库伦（乌兰巴托），一度收复外蒙；利用“西原借款”，既未出卖主权还发展了经济（最终连款项都没还）。至于说对列强尤其对日本软弱，并不是完全的事实。即便有所退让，也是不得已为之。
		

而国民政府的外交成就则更多更大。广东国民政府本身就是在争取到苏联的大力支援下成立的。不像一些人士认为的国民政府是“苏联在中国扶植的傀儡”（但是某种程度是苏联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其实苏联的援助并未严重损害民国主权，民国反而非常有效的利用了苏联及苏援实现了民族独立。在苏联的援助下，国民政府对内铲除各路军阀、实现国家名义上的统一和局部的实质统一，并推动三民主义革命；对外遏制了日英法美等列强的进一步殖民。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又改善了与英美的关系，后来又和纳粹德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只有对咄咄逼人的日本采取了对抗（且也是相对有理有节而非倨恭蛮干）。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功争取到了美国、苏联、德国及其他诸多国家的支持，这些外援让弱势的民国坚持抗战成为可能。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还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与美苏英法并列的“五大国”之一，标志着中国在历经“百年国耻”后又成为世界强国。

	
诚然，民国时期中国仍然被列强侵凌，尤其被日本侵占大片领土，在外交上也时常被各大国利用。但民国政府在涉外问题上已竭尽全力，国力不济下所做已相对很好，无法苛求完美。还有，民国政府外交中尤为值得称赞的，是其非常善于利用现代国际规则，外交行为有理有节（尤其相比满清和中共在外交上的胡搅蛮缠），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和参与构建相对平等包容的国际新秩序。如果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胜利或国共实现和平，以中国的人口领土资源地位，完全可以以五大国身份跻身列强，20世纪后半叶将是中美欧三方主导的世界。可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胜利，让国府只能偏居台湾岛这一隅，虽仍长期拥有联合国“五常”之一席、以“中国”代表身份保持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但份量早已丧失，中国大陆的代表权完全落入中共手中。
		
而中共建政后，将国民政府的外交全盘推翻，另起炉灶。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断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同时，全面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参与了对抗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朝鲜战争。这种“一边倒”和参战输诚，固然让中共政权得到了苏联的各种物质援助和非物质支持，但也让中共和西方在很长时间内决裂，导致中共政权和中国大陆被孤立，中国大陆民众与西方的联系交流几乎完全被切断。
		
而中苏同盟并未维持太久，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因为中共和苏共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毛泽东个人的好恶与随意性、中国与苏联的国家利益矛盾、极左外交思潮的冲击等，中苏决裂，两国一度兵戎相见，险些酿成大规模战争。而当时中国还与西方对立，又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不和，中苏决裂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而文革初期的极左外交政策和“红卫兵”暴民对外交工作的破坏（所作所为与“义和团”惊人相似，如红卫兵火烧位于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就是当年义和团攻击各国使馆的再现），更是让中国外交雪上加霜，外务工作几乎完全停滞。这时中共的外交举措和后果，与郭嵩焘批判的愚蠢悲哀的清王朝外交有着惊人的雷同。
		
1970年代，面对内外交困的恶劣局势及造成的政权统治危机，毛泽东不得不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转变和妥协。首先，毛泽东选择与意识形态上的敌手美国改善关系，先后邀请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并于1972年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同时，中共也放弃追究侵华责任和战争赔款，换取日本对中共政权的支持，在田中角荣访华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稍早，中国也在美日的默许和欧亚非拉多数国家的支持下重返联合国。1970年代前期，中国密集的与西方各国及亚非拉许多国家建交，包括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智利皮诺切特政权、阿根廷魏地拉政权、巴西军政府政权、希腊军政府政权等一系列右翼独裁政权建交及维持邦交关系。很显然，中共政权和毛泽东本人，为了政权的存续，宁可放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也不在乎意识形态的敌对、无意捍卫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以高度实用主义的态度处理外交事务。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启动了对外开放政策，全面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与外部的经贸、文化、政治、学术交流皆十分活跃，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但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在经济上继续融入世界的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上重新趋向封闭自守。而在外交政策上，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即专心于国内建设与经济发展，在涉外问题上谨慎小心、“绝不当头”。一方面，中共为对抗西方、防止西方的人权和民主思想渗入中国，因此明里暗里鼓吹反美反西方思潮，以“爱国主义”之名行封闭保守之实；另一方面，中共在实际操作上尽可能不得罪美国及西方各国，甚至通过各种妥协退让换取西方对中共政权存续的支持。 这样的政策一直持续到胡温执政时期，直到习近平执政后才有所改变。习近平执政后数年，开始在国际上采取更多攻势，试图扩大中共政权的影响力，鼓动民族情绪，增强其执政合法性。但由于其内政的失策和外部环境的恶化，习时代的中国外交连连受挫，尤其因香港和新疆问题遭到诸多国家制裁，在国际上的声势和影响反不如邓江胡温时期。而近几年一系列“闭关锁国”倾向的政策，如新冠后在对外往来方面的封锁、削弱英语教学和减少使用西方教材、鼓吹传统文化和抵制普世思想，都在阻碍中外交流、破坏对外开放。根据最近的情形，习政权的大抵会放弃主动出击的“战狼外交”，而注重于防御外部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渗透。

		
而且，即便在前几年中共在外交上相对强硬时，也是为了中共政权自身而非国民的利益。例如中美贸易战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就在谈判中强调美国工人、农民的利益诉求，而中共在谈判攻防中却从没有真正考虑过受贸易战影响的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也从未征求国内各行业各领域中普通从业者对中美经贸谈判的意见。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提及的问题，即当互联网兴起、功能拓展、普及，并成为世界一体化的最重要工具后，中共政权建立“防火长城”，将互联网上的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让中国人民生活在由中共控制的“局域网”中。这极大阻碍了中国人民对外部的了解和与世界的沟通，对于思想解放、公民自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中共对此声称是为维护“互联网主权”，实际上当然是为封锁舆论和维护统治。
		
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其所有主要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中共政权的统治、打造利于政权存续的外部环境。它既无视国际正义，也不在乎国家利益，也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除少数时期外），一切外交行为皆高度的实用化，有着极大的灵活性。中共政权虽然涌现过不少杰出的外交家（如周恩来、黄华、乔冠华、钱其琛等），但由于中共政权本身的特性及统治者的立场，这些人只能局限在一定的框架下为中国争取一些权益，且更多是维护了中共的统治和在国际上的面子和生存空间，而非有利于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利益。
		
中共政权的外交活动，几乎从不真正关心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和华人华侨的利益，尤其对平民和弱势的在外国人及华人华侨缺乏支援和保护。虽然中共政权在改革开放后逐渐与海外的华人华侨社团建立了固定联系，也有对本国公民的领事保护机制，但更多只是中共政权“统战”和约束国民的手段，服务效率低下甚至部分外交人员态度恶劣（虽然我个人接触的外交人员还不错），往往见人下菜碟（服务权贵而歧视平民）。中共政权的对外政策也从不将保护在外本国国民及华人华侨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而在任何正常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维护本国国民及有血缘和文化认同的在外侨胞，都是外交行为的重要目的。中共政权对在境外的国人和华人华侨利益的轻忽乃至无视，是非常可耻的。
		

根据以上所述的中国对外关系史，可见中国历朝历代的外交既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也有许多丑恶耻辱的行径。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外交，是值得称赞和效仿的；闭关锁国、蔑视国家和国民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是需要批判和摒弃的。而未来民主中国的外交，将是既普世而又有必要特色的。

民主中国在对待涉外事务上，不仅要借鉴中国历史，还要放眼全球形势。

	
一方面，无论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国际社会仍然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政治军事经济单位进行各种竞争与合作，对各国而言都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包括世界经济贸易和信息往来的一体化、普世价值的传播、民主法治与公民社会在全球的兴起与成熟，以及如恐怖主义、流行病、气候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峻，世界各国都需要遵从普世价值并密切合作，基于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行事，实现和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基于以上因素，民主中国应实行独立自主与融入世界相结合的基本外交政策，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国民利益的同时，兼顾世界各国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主持国际正义、推动国际合作，构建繁荣进步团结协作的新的世界形态与国际秩序。

对民主中国而言，人权与民主不仅是内政的核心，也是外务的原则。民主政权的存在，即是为了捍卫人的权利与尊严、保障民主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国家主权不应成为遏制人权的借口，相反应成为捍卫人权的手段。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要把维护中国国民和海外华人华侨的正当利益放在首位，且要一视同仁对待不同身份和阶层的同胞侨胞。民主中国在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及各种官方机构，应该尽责和和蔼的为中国国民、华人华侨、外国公民服务，为在海外的国人及侨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接受同胞侨胞的监督。

	
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民主中国既要考虑到本国国家利益，也要重视其中涉及的人权与道义问题，要站在正义一方，要行有良知的外交。在各种国际博弈与投票站队中，都要充分考虑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及涉及到的人权问题，不能为国家利益乃至执政党派利益而作恶、助恶、放任恶。如果国家利益与人权道义相冲突，要尽可能寻求折中的方案，不能为本国利益而不顾他国人权与正义。
		

在其他国家发生侵犯人权的事件后，民主中国应予以适当关切，并为受侵害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对于受到专制压迫、种族清洗、暴力破坏的国家，中国应支持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适当接纳相关的移民难民。中国也应对其他所有国家真诚的、进步的、清廉的官方与民间机构提供各种支持，建立基于维护普世价值观与追求社会正义的国际大同盟，促进国际性的劳工、女权、LGBT群体、身心残障者等弱势群体的权利运动，推动全球各国的民主、法治、正义、平权事业，共同解决贫困与腐败、跨国犯罪、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气候灾变等全球性问题。除以上问题，中国也应注重更加远景的议题（千年甚至万年计的议题），如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太空探索和星际交通事业，筹备和订立地外太空和星系的规则与契约，为人类拓展更多生存空间和规避一些地球可能遭遇的且难以阻遏的灾难（如气候变暖到地球大部分地区皆无法生存、地球资源完全枯竭，或其他全球性灾难），以保障中华民族和人类的永续生存发展。

民主中国应该在维护主权和利益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诚意和力度融入国际社会，清除一切阻碍对外交流的壁垒，对外全面开放，尤其要向发达国家学习，以及和世界各国一道，建设一个国与国、群体与群体、人与人联系与合作更加紧密的新世界。中国也要在各种价值观、制度、法律、模式上与世界发达进步国家与国际组织看齐接轨，以期尽快改变与世界文明脱节和保守落后的面貌。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欧美发达国家的各种优良的制度、文化、模式、创造，皆要勇于“拿来”和“为我所用”。民主中国也应诚挚欢迎世界各国的仁人志士、热心志愿者、官方与民间组织前来帮助中国或与中国合作，推动经济发展、思想启蒙、体制革新、民权平权等，促使中国的现代化、文明化、国际化。

	
例如，专制中国下，皮尤研究中心这样的世界权威统计机构很难在中国开展工作，导致中国的各种国计民生信息非常不真实或干脆就是空白，成为世界数据与统计方面的黑洞，严重阻碍对中国国情的认知、不利于对各种黑暗与不公正的暴露及相关问题的解决。而民主中国则一定要完全放开国际机构的调查统计，并将中国各种数据的统计理念、口径、方式、结论与国际接轨，让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通过统计数据显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实现对黑暗与不公的揭露、关注、批判、解决。
		
同样，民主中国也要反哺国际社会，派遣人员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思想、技术，以及帮助更加落后国家发展进步。中国也应该推动世界各国的交流与经济文化融合，让各文明各国家优势互补、在普世文明基础上合作共赢。
		
民主中国应积极利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平台，扩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职权和影响，包括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以强化超国家机构的权力，致力于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变成如欧盟那样的超国家联盟，并依托这些机构将世界构建为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共同体。
		

在这样的基础上，民主中国要改变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贫富差距和话语权差距悬殊的状况，联合世界各国应对各种全球性的挑战，推动和平安定、公正透明、均富和谐、普世文明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与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强国，不应霸凌剥削小国弱国，相反应积极主持国际正义，调停国际争端，做负责任的领袖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公正做出表率。

美国2022中期选举每个州的投票率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interactive/2022/voter-turnout-2022-by-state/

大部分州50%以下，也就是实际上25%几的选民决定了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选民出来投票对民主的重要性。

我觉得 @natasha 的回复已经说明问题了。我希望从纯法学角度说两句。

为什么一国宪法要写“外国人有权根据法律申请庇护”？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个庇护权的正当性已经超过他不是本国公民的事实了。

你去看一下美国宪法以“公民”作主语情况，再看看他们左一个214(b)，右一个“口岸属于未入境，当事人不受美国管辖，CBP不受第四修正案约束”，再来一个“关塔那摩不是美国领土所以他们不能申请人身保护令”，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我们所面临的现状

事先声明：我这篇文章不旨在于批判任何人——我感谢所有关注中国现状并且为此发声的人。然而，我必须客观地指出，纯粹的“发声”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最近三五年以来，中共的网评员不断在互联网上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干扰和分化我们。他们所用的招数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诉诸人身攻击，这类已经基本无效了；第二类是诉诸传播假信息，这类方法在各位活跃在社交媒体上朋友的不断努力之下，也能迅速得到澄清。然而，第三类是我们目前无法解决的：在涉及专业知识的复杂问题中，以貌似专业的口吻支持中共的既定政策。

这类问题通常具有以下的特征：(1)涉及到高度的专业知识，不为一般人所能轻易认知; (2)涉及到具体政策的执行，会引发难以平衡和判断的多方利益冲突; (3)其决策的优劣不明显不直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零”与“共存”的路线之争。我们所见到的是，网评员和其他一些公众在社交媒体上没日没夜地主张，如果中国实施共存政策，将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老人和儿童的死亡。我们可以使用简单的逻辑去反驳他们（见下文），但是我更希望深入地探讨一下这类问题背后的本质：为什么我们在这类问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我不介意把丑话说在前面：目前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民主人士”，其教育背景大多不忍直视。民主变成民粹并非是偶然，因为简单地用“这不民主”来驳斥一个政策只要几秒钟，而去详细地分析一项社会问题的背景、现实、可行方案及利弊，大多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而且，详细分析一个政策，确非一般民众力所能及。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推动国家的进步，我们需要团结我们所能团结的专业人士，来分享各自的专业见解，从而能够达致对中共现行政策的直接剖析，帮助观众中的一般民众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

我想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专业观点和非专业观点之间的差异。我希望从我的本行法律开始谈起，然后按照我个人感兴趣的程度，选几个中央行政机关部门谈一谈。我希望这些例子能够清楚地说明政策认知的三种境界：应该达到何种效果、现在是怎样、可以做出何种改变或改进。我也希望这些例子能够说明：外行和内行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法律

应该是怎样

我们从民事司法、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三个领域分别论述。民事司法的目标是调整民事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民事司法需要高效和公平——简单来说需要做到有诉必理、公平裁判，以及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快速办结。

刑事司法的终极目标是惩治刑事犯罪，以此给受害者恢复性的补偿安慰，以及吓阻潜在的犯罪者。刑事司法必须做到公平：清白者不能被冤枉，犯罪者不能逃脱惩罚；处罚必须与犯罪的恶劣程度相匹配；不能以恶治恶，例如纵容公务员胡乱抓人、使用酷刑。刑事司法最大的标杆是公平公正。近代司法观点认为，清白者绝对不能受到迫害，因此采取无罪推定和“宁放勿纵”的原则。在这种制度下，警察的办案水平和刑事侦查技术被倒逼着成长，努力朝着“不侵犯人权的情况下破获更多案件”的目标前进。

行政司法在各国间的差异是最大的。在普通法国家，公民普遍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决定提出挑战。如果行政机关错误地作为，就可以申请“调卷令(certiorari)”推翻其决定；如果行政机关非法不作为，就可以申请“强制令(mandamus)”逼迫其作为。在民主制度下，如果行政机关不遵循法院的指示，则其首长大概率会被罢免或者无法连任。这保证了行政机关只能依法作为，并且不能非法不作为。

现状

中共在民事司法上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资源不足或不平衡——具体指的是法官的数目。这是因为中共把司法作为维稳工具之一，并且采取了类似日本的法官培养模式。这导致法官无法从优秀的律师中选拔，而新入职的法官大多没有经验。他们无力产生任何改变，而且会直接受制于已经在法院体制中“混迹已久”的上级。上级法官大多来自政法委的政治任命，与中共的其他公务员部门类似，“忠诚大于能力”和“近亲繁殖”的情况明显，所以导致新入职的法官迅速融入已经僵化的司法体系。

僵化的司法体系是没有效率的——而各种不科学的考核标准如办案速度（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达到民诉法规定的时间限制）或“上诉率”（而不是上诉的胜诉率），会导致法官为了自己的前途而藐视公平正义。例如，在司法资源紧缺的上海，法官会以“案子太多”为由拒绝当事人立案。在“分流制度”实施之后会通过“（半）强制诉前调解”的手段拖延立案。为了防止当事人上诉，法官会不分是非曲直“各打五十大板”，诸如名誉损害或者精神抚慰赔偿等自由裁量下的判决金额等于“(原告认为数额+被告认为数额)/2”的情况屡见不鲜。

行政司法和刑事司法是较为复杂的。一方面，行政机关基于考核要求，一旦当事人提出行政诉讼必然“积极参与调解”，甚至满足当事人的非法要求，造成了事实上的“按闹分配”。另一方面，只要有政治因素在内，行政机关尤其是公安国安机关必定不惜一切代价迫害当事人，包括勾结黑社会非法禁锢当事人，让当事人“闹不起来”，无法主张法律权利。这种情况在刑事诉讼当中屡见不鲜——公检法穿一条裤子导致公安机关寻求批准逮捕的要求大概率被检察院接受，造成不必要的羁押和保释（取保候审）制度的名存实亡。在当事人被羁押的情况下，法院的低效率意味着当事人会长期处于待决状态；公安部主管的看守所（关押未决犯）的条件比司法部主管的监狱（关押已决犯）的条件要差很多，且公安部强力主张“看守所要称为办案阵地”，导致当事人被羁押后要么受苦要么“认罪认罚”，冤狱就此产生。

改进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要改进中共国的司法，必须从三方面做起。第一是重构法官的选任体系。法官必须从资深的律师中选任，以确保其法律素养。法官必须独立办案，应当撤销“审判委员会”制度，禁止非办案法官，尤其是上级法院的法官或者本法院的领导，对办案法官施加任何影响。重构法官的考评体系，法官不能因为其判案行为受到任何处罚，除非其受贿、徇私枉法，法律观点和判决错误不能被认为是“枉法”。

第二是重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从立法阶段就厘清不必要的模糊；政治问题应当政治解决（比如夫妻财产是不是共债共签的问题，应该民意调查、研判之后立法处理），不应当依靠司法解释，更不能让司法解释“试试看”，发现不对又变来变去。这会直接导致民众对法院系统失去信任。将法院分级分层解决效率问题：不要简单依据行政区划来设立基层法院，而是要根据争议的性质和数额设立不同类型的法院和其他审裁体（例如小额庭），其他审裁体的主官可以由年轻的律师来担任，以此扩大可用裁判人员的数目，又不至于损害司法人员的平均素质。

第三是重构法律执行体系。必须清楚地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分开，行政不能影响司法，司法不能替代行政。要将行政和司法之间的非法相互干预，视为最严重的刑事犯罪和政治违规。行政机关必须按照法律来行政，而法院只负责解释法律、做出判决。

然而，我们能见到的是——共产党把愚民和疲民视为基本国策，把近亲繁殖和官官相护视为维持独裁统治的“法宝”。让中共做出这些改进是不可能的。

我不熟悉的部门

财政

财政不是我的本行，所以我只能谈我认识中的那一小部分。至于超出我认识的，我只能以提问的形式问出来。我认为财政的目标有以下几个：正确的财政政策、正确的货币政策、各部门之间合理的预算分配、审计监督。因此以下问题出现了：

• 如何判定财政政策的正确性？国债应该发多少？税率应该怎么定？
• 如何判定货币政策的正确性？利率和准备金率怎么定？外汇管制和自由兑换应该如何决策与平衡（全管制？局部自由兑换？国内离岸一币两亚种？）？
• 如何有效地执行审计监督？

农业

同样地，对于不了解的内容，只能提出问题：

• 中国有多少耕地、林地？我们能生产多少农产品？效率还能提高吗？
• 基于前一问题，我们是粮食进口国还是出口国？我们应该对农产品出口采取还是不采取管制？
• 基于国际政治形势和国家安全考量，我们是不是要大力投资农业来确保自给自足？
• 如果无法做到自给自足，是否需要采取限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来达到资源和人口平衡？

显然，中共是剥削廉价劳动力、换取外汇供高官享受的。他们从来不会为了增加人均资源而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在他们手里是“另一门压榨人民的好生意”。

工业

• 中国工业产业链是否齐全？如果不齐全我们要不要做到齐全？
• 取得尖端科技的瓶颈在哪里？
• 中国工业原料能否自给自足？是否需要出口管制？能否强化资源回收来达到循环？
• 电力和能源的布局应当是怎样的？目前可再生能源有多少，是否需要增加投入，增加投入是否具有实在效益？

防疫：一个小对比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当公众关注足够的时候，学者的观点自然会通过媒体进入大众视野。这种时候自然能够很轻易地做出分析，来反驳“清零”政策。首先，流感存在了很多年，如果流感没有必要清零，那和流感类似的疾病也不需要清零。

• 爆发早期，COVID-19的死亡率约为4%
• 病毒变种导致传染性增强、但致病性减弱
• 接种mRNA疫苗（辉瑞BNT / Modena）加强针后，亚洲诸国的滚动病死率已经降低到0.1%以下，这意味着已经接近流感^1。
• 港大研究表明辉瑞抗体是科兴的近九倍^2
• 新加坡政府宣布科兴要接种三针才能视为已完成基本接种，而辉瑞只需接种两针。随后宣布接种科兴者必须接种辉瑞BNT或Modena才能视为完成加强接种。
• 上海复兴早在2020年3月就获得了辉瑞BNT的疫苗代理权，但是中共卫生部至今还没批准
• 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后，中共同意“批准BioNTech新冠疫苗用于在华居住的外国人”

因此，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之后，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不具有实施共存战略的条件，而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为科兴疫苗护航，强制民众接种，赵家资本入股赚取暴利。中共以各种借口，包括“爱国”和“支持国产”在内，阻挡高保护力的mRNA疫苗进口，导致民众无法接种并产生足以在低重症死亡率下共存的免疫力。

专业人士俱乐部

我们回到本文的主题——我们应当如何认知中共的政策从而发现其问题。光靠民主自由的口号显然是无用的，而一个人的知识总归是有限的。只有在防疫这种公众关心的问题下，诸多学者的声音才能被媒体广泛传播。至于问题回到“中国农业如何发展”和“如何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的问题时，显然我无法得到答案，我也无法通过互联网搜索找到足够的资料。

如果我们能够聚集专业人士，互相探讨自己熟悉的话题供其他人了解，我们就能迅速组出一个“影子内阁”，进而分析中共的各种政策，用三言两语告知人民其中的弊端所在、中共的诡计所在。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会继续在2047撰文，其主题以法律为主，但我也会逐步探讨其他我所熟悉的话题。

然而，我希望邀请各位有识之士来2047撰写各位领域内的专业文章，以加深其他非本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一般公众的认识。这个过程必定很长远，因为2047仍然默默无闻。但是，我希望从我自己开始，改变民主人士“每天喊口号”的恶性生态。

The Gulag: A History 作者 Anne Applebaum wik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lag:_A_History

The Gulag: What We Know Now and Why It Matt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7C9hofR6gg

Red Famine: Stalin's War on Ukraine
Heaven On Ea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m
https://www.amazon.com/s?k=Heaven+On+Earth%3A+The+Rise+and+Fall+of+Socialism&i=stripbooks-intl-ship&ref=nb_sb_noss

Heaven on Earth -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HULP8WHgVs

社会主义的基本正统定义就是中国大陆1950年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公有制，计划经济。原本是一群人自愿共产（生产资料） 互相帮助生活的状态被后来的另一群人（自我正确感超强的疯子）理想化偏激化的想要实施在国家层面，想要快/慢速实现必然只有通过共产党独裁一条路，完全偏离了自愿原则，一旦掌握了绝对权利就只有腐化/腐败一条路了。十几个人自愿组成的集体主义是有可能实现/施的，而到了国家层面，集体主义在经济（文化 思想）决定方面自愿是运作不了的。一个国家是可以存在公共的共同利益的，如教育 医疗 国防 基本生活保障等，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政府该做的，而不是独裁专制。

这么改特征太明显, 而且跳数不是这么算的, quantity是链路数量, 是用来增加可靠性(可能是连接目标成功的概率, 也可能是防止断线, 官方文档只说了tunnel quantity没说具体意义)的链路数量而非保证匿名的跳板数量.
我的回答基于以下两个reddit回答:
https://old.reddit.com/r/i2p/comments/tst4o7/whats_inboundoutboundquantity_parameter/
https://old.reddit.com/r/i2p/comments/8rphum/tunnels_backup_tunnels_quantity/

概率问题用概率的方式去解决。假设“她是银行出纳“的概率是0.01（已经很大了，因为不止有100种工作，取1/100=0.01），“活跃于女权主义运动”的概率是0.50（至少0.50，因为前提里提示都是通往这条道路，至多0.99，为什么不是100%，因为未来/未知永远不可能100%确定，确定的就不是可能性了），至此 1 为0.01 2 为0.01x0.50(0.99)<0.01,可能性1 大。

在无法选择时避免仓促选择，选择只选条件给出的可能性，有无关的事务出现时总是暗示坑的存在。

“中共下台” 且“中国民主化”最终是要靠中国人民真实的民意才能决定和推动，掌握绝对权利的人/组织是不会放弃控制欲的，只有当头痛程度大于控制欲带来的快感时才有可能，中国人民需要不停地撞墙（匿名论坛发表关注/切也是），让独裁者/集团人心理亏 焦虑 害怕（虽然他们可以表面无视， 实际上掌握那种权利的人，权力越大自恋程度越高，越多人参与，独裁者/集团越不安）。

偷换概念了。

商家有不欺骗消费者的义务，国家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义务。

但是一个国家没有保护外国人的义务，人没有在外国逗留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