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面临的现状
事先声明：我这篇文章不旨在于批判任何人——我感谢所有关注中国现状并且为此发声的人。然而，我必须客观地指出，纯粹的“发声”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最近三五年以来，中共的网评员不断在互联网上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干扰和分化我们。他们所用的招数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诉诸人身攻击，这类已经基本无效了；第二类是诉诸传播假信息，这类方法在各位活跃在社交媒体上朋友的不断努力之下，也能迅速得到澄清。然而，第三类是我们目前无法解决的：在涉及专业知识的复杂问题中，以貌似专业的口吻支持中共的既定政策。
这类问题通常具有以下的特征：(1)涉及到高度的专业知识，不为一般人所能轻易认知; (2)涉及到具体政策的执行，会引发难以平衡和判断的多方利益冲突; (3)其决策的优劣不明显不直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零”与“共存”的路线之争。我们所见到的是，网评员和其他一些公众在社交媒体上没日没夜地主张，如果中国实施共存政策，将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老人和儿童的死亡。我们可以使用简单的逻辑去反驳他们（见下文），但是我更希望深入地探讨一下这类问题背后的本质：为什么我们在这类问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我不介意把丑话说在前面：目前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民主人士”，其教育背景大多不忍直视。民主变成民粹并非是偶然，因为简单地用“这不民主”来驳斥一个政策只要几秒钟，而去详细地分析一项社会问题的背景、现实、可行方案及利弊，大多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而且，详细分析一个政策，确非一般民众力所能及。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推动国家的进步，我们需要团结我们所能团结的专业人士，来分享各自的专业见解，从而能够达致对中共现行政策的直接剖析，帮助观众中的一般民众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
我想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专业观点和非专业观点之间的差异。我希望从我的本行法律开始谈起，然后按照我个人感兴趣的程度，选几个中央行政机关部门谈一谈。我希望这些例子能够清楚地说明政策认知的三种境界：应该达到何种效果、现在是怎样、可以做出何种改变或改进。我也希望这些例子能够说明：外行和内行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法律
应该是怎样
我们从民事司法、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三个领域分别论述。民事司法的目标是调整民事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民事司法需要高效和公平——简单来说需要做到有诉必理、公平裁判，以及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快速办结。
刑事司法的终极目标是惩治刑事犯罪，以此给受害者恢复性的补偿安慰，以及吓阻潜在的犯罪者。刑事司法必须做到公平：清白者不能被冤枉，犯罪者不能逃脱惩罚；处罚必须与犯罪的恶劣程度相匹配；不能以恶治恶，例如纵容公务员胡乱抓人、使用酷刑。刑事司法最大的标杆是公平公正。近代司法观点认为，清白者绝对不能受到迫害，因此采取无罪推定和“宁放勿纵”的原则。在这种制度下，警察的办案水平和刑事侦查技术被倒逼着成长，努力朝着“不侵犯人权的情况下破获更多案件”的目标前进。
行政司法在各国间的差异是最大的。在普通法国家，公民普遍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决定提出挑战。如果行政机关错误地作为，就可以申请“调卷令(certiorari)”推翻其决定；如果行政机关非法不作为，就可以申请“强制令(mandamus)”逼迫其作为。在民主制度下，如果行政机关不遵循法院的指示，则其首长大概率会被罢免或者无法连任。这保证了行政机关只能依法作为，并且不能非法不作为。
现状
中共在民事司法上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资源不足或不平衡——具体指的是法官的数目。这是因为中共把司法作为维稳工具之一，并且采取了类似日本的法官培养模式。这导致法官无法从优秀的律师中选拔，而新入职的法官大多没有经验。他们无力产生任何改变，而且会直接受制于已经在法院体制中“混迹已久”的上级。上级法官大多来自政法委的政治任命，与中共的其他公务员部门类似，“忠诚大于能力”和“近亲繁殖”的情况明显，所以导致新入职的法官迅速融入已经僵化的司法体系。
僵化的司法体系是没有效率的——而各种不科学的考核标准如办案速度（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达到民诉法规定的时间限制）或“上诉率”（而不是上诉的胜诉率），会导致法官为了自己的前途而藐视公平正义。例如，在司法资源紧缺的上海，法官会以“案子太多”为由拒绝当事人立案。在“分流制度”实施之后会通过“（半）强制诉前调解”的手段拖延立案。为了防止当事人上诉，法官会不分是非曲直“各打五十大板”，诸如名誉损害或者精神抚慰赔偿等自由裁量下的判决金额等于“(原告认为数额+被告认为数额)/2”的情况屡见不鲜。
行政司法和刑事司法是较为复杂的。一方面，行政机关基于考核要求，一旦当事人提出行政诉讼必然“积极参与调解”，甚至满足当事人的非法要求，造成了事实上的“按闹分配”。另一方面，只要有政治因素在内，行政机关尤其是公安国安机关必定不惜一切代价迫害当事人，包括勾结黑社会非法禁锢当事人，让当事人“闹不起来”，无法主张法律权利。这种情况在刑事诉讼当中屡见不鲜——公检法穿一条裤子导致公安机关寻求批准逮捕的要求大概率被检察院接受，造成不必要的羁押和保释（取保候审）制度的名存实亡。在当事人被羁押的情况下，法院的低效率意味着当事人会长期处于待决状态；公安部主管的看守所（关押未决犯）的条件比司法部主管的监狱（关押已决犯）的条件要差很多，且公安部强力主张“看守所要称为办案阵地”，导致当事人被羁押后要么受苦要么“认罪认罚”，冤狱就此产生。
改进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要改进中共国的司法，必须从三方面做起。第一是重构法官的选任体系。法官必须从资深的律师中选任，以确保其法律素养。法官必须独立办案，应当撤销“审判委员会”制度，禁止非办案法官，尤其是上级法院的法官或者本法院的领导，对办案法官施加任何影响。重构法官的考评体系，法官不能因为其判案行为受到任何处罚，除非其受贿、徇私枉法，法律观点和判决错误不能被认为是“枉法”。
第二是重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从立法阶段就厘清不必要的模糊；政治问题应当政治解决（比如夫妻财产是不是共债共签的问题，应该民意调查、研判之后立法处理），不应当依靠司法解释，更不能让司法解释“试试看”，发现不对又变来变去。这会直接导致民众对法院系统失去信任。将法院分级分层解决效率问题：不要简单依据行政区划来设立基层法院，而是要根据争议的性质和数额设立不同类型的法院和其他审裁体（例如小额庭），其他审裁体的主官可以由年轻的律师来担任，以此扩大可用裁判人员的数目，又不至于损害司法人员的平均素质。
第三是重构法律执行体系。必须清楚地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分开，行政不能影响司法，司法不能替代行政。要将行政和司法之间的非法相互干预，视为最严重的刑事犯罪和政治违规。行政机关必须按照法律来行政，而法院只负责解释法律、做出判决。
然而，我们能见到的是——共产党把愚民和疲民视为基本国策，把近亲繁殖和官官相护视为维持独裁统治的“法宝”。让中共做出这些改进是不可能的。
我不熟悉的部门
财政
财政不是我的本行，所以我只能谈我认识中的那一小部分。至于超出我认识的，我只能以提问的形式问出来。我认为财政的目标有以下几个：正确的财政政策、正确的货币政策、各部门之间合理的预算分配、审计监督。因此以下问题出现了：
- 如何判定财政政策的正确性？国债应该发多少？税率应该怎么定？
- 如何判定货币政策的正确性？利率和准备金率怎么定？外汇管制和自由兑换应该如何决策与平衡（全管制？局部自由兑换？国内离岸一币两亚种？）？
- 如何有效地执行审计监督？
农业
同样地，对于不了解的内容，只能提出问题：
- 中国有多少耕地、林地？我们能生产多少农产品？效率还能提高吗？
- 基于前一问题，我们是粮食进口国还是出口国？我们应该对农产品出口采取还是不采取管制？
- 基于国际政治形势和国家安全考量，我们是不是要大力投资农业来确保自给自足？
- 如果无法做到自给自足，是否需要采取限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来达到资源和人口平衡？
显然，中共是剥削廉价劳动力、换取外汇供高官享受的。他们从来不会为了增加人均资源而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在他们手里是“另一门压榨人民的好生意”。
工业
- 中国工业产业链是否齐全？如果不齐全我们要不要做到齐全？
- 取得尖端科技的瓶颈在哪里？
- 中国工业原料能否自给自足？是否需要出口管制？能否强化资源回收来达到循环？
- 电力和能源的布局应当是怎样的？目前可再生能源有多少，是否需要增加投入，增加投入是否具有实在效益？
防疫：一个小对比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当公众关注足够的时候，学者的观点自然会通过媒体进入大众视野。这种时候自然能够很轻易地做出分析，来反驳“清零”政策。首先，流感存在了很多年，如果流感没有必要清零，那和流感类似的疾病也不需要清零。
- 爆发早期，COVID-19的死亡率约为4%
- 病毒变种导致传染性增强、但致病性减弱
- 接种mRNA疫苗（辉瑞BNT / Modena）加强针后，亚洲诸国的滚动病死率已经降低到0.1%以下，这意味着已经接近流感^1。
- 港大研究表明辉瑞抗体是科兴的近九倍^2
- 新加坡政府宣布科兴要接种三针才能视为已完成基本接种，而辉瑞只需接种两针。随后宣布接种科兴者必须接种辉瑞BNT或Modena才能视为完成加强接种。
- 上海复兴早在2020年3月就获得了辉瑞BNT的疫苗代理权，但是中共卫生部至今还没批准
- 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后，中共同意“批准BioNTech新冠疫苗用于在华居住的外国人”
因此，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之后，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不具有实施共存战略的条件，而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为科兴疫苗护航，强制民众接种，赵家资本入股赚取暴利。中共以各种借口，包括“爱国”和“支持国产”在内，阻挡高保护力的mRNA疫苗进口，导致民众无法接种并产生足以在低重症死亡率下共存的免疫力。
专业人士俱乐部
我们回到本文的主题——我们应当如何认知中共的政策从而发现其问题。光靠民主自由的口号显然是无用的，而一个人的知识总归是有限的。只有在防疫这种公众关心的问题下，诸多学者的声音才能被媒体广泛传播。至于问题回到“中国农业如何发展”和“如何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的问题时，显然我无法得到答案，我也无法通过互联网搜索找到足够的资料。
如果我们能够聚集专业人士，互相探讨自己熟悉的话题供其他人了解，我们就能迅速组出一个“影子内阁”，进而分析中共的各种政策，用三言两语告知人民其中的弊端所在、中共的诡计所在。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会继续在2047撰文，其主题以法律为主，但我也会逐步探讨其他我所熟悉的话题。
然而，我希望邀请各位有识之士来2047撰写各位领域内的专业文章，以加深其他非本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一般公众的认识。这个过程必定很长远，因为2047仍然默默无闻。但是，我希望从我自己开始，改变民主人士“每天喊口号”的恶性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