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广西发生了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吃人的方式包括将人肉做饭后点心、烧烤人肝、将肉切成片并举办大型聚会、或者将人肉分成几大块给每个人带回家煮等等。
中共中央及中国政府特别调查组成员、公安部干部晏乐斌写道：
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南宁市徐振武的群众来信反映：“‘文革’期间，武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副县长覃炳刚同志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无肉，又被拖出去丢在野外，遇救幸免”。
郑义在《红色纪念碑》一书中，记载了广西文革集体食人的场面：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象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家宋永毅在一份调查研究里面写道：
广西民间学者一个一个县统计，421个人被吃掉。吃人的事情遍布广西27个县，三分之二的县发生吃人的事情。有一个所谓的五类分子，活活被打死了。他有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14岁，那些党员干部、武装民兵说一定要斩草除根，竟然把他的两个儿子不但杀了，还吃了。在浦北县，这个县总共有35个人被杀、被吃，大多数是地富及其子女。有一个叫刘正坚的，全家被杀绝，他的女儿叫刘秀兰，当时只有17岁，被9个武装民兵轮奸19次，然后被剖腹取肝，还割下她的乳房吃掉。这些事情太多太多。
文革期间，中国政府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为10－15万 。屠杀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轧死等等。
-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
- 1968年，一位武宣县中学的地理老师吴淑芳被学生打死，尸体被移至黔江边，学生拿枪强迫另一名老师将吴淑芳的心和肝取出，此后学生将内脏拿回学校，烧烤进食。
- 蒙山县一个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杀其父母，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案卷上凶手们的供词：“我们套上就跑，背后大路上尘土飞扬。……”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砸。
实际上，文革期间广西屠杀的参与者，已经发展出了食人文化，有一套吃人的仪式和等级制度，领导可以先享用内脏，普通人只能吃胳膊腿。根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冯客的研究：
1967年整年以及1968年，在乡村地区有许多帮派，他们不仅仅在肉体上消灭对方，在其中一些小镇里他们还仪式性地吃掉对方。换言之，光消灭阶级敌人是不够的的，你还要吃他的心，所以有一些记载非常详细的仪式性食人事件。
在进食阶级敌人时存在一个等级制度。领导可享用心和肝、混着猪肉吃，而普通村民只能啃食受害者的手臂和大腿。
在大饥荒中偷一袋大米被判刑七年的周石安，刚从劳改营释放回家，就被“群众组织”抓捕。他的弟弟周伟安是造反派之一，已被杀害、切块、分食，头和一条腿放在市场里展示。人们宣称，周石安“是回来报仇的”，于是判处其死刑。“一把五英寸的刀切开他的胸膛。此时他还活着。一名地方领导挖出他的心和肝，其他村民也有样学样，把受害者分食到只剩下骨头。”武宣总共有七十多名受害者被吃下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