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举的例子没有可操作性，例如“恶意JS收集用户按键鼠标习惯特征”，且不论鼠标运动是否构成可供识别的特征，请问收集了特征以后和什么对比？更不用说这工程上的困难，我知道有一些无交互验证码可以记录并上传鼠标运动，但是这很占用CPU和网络资源，几乎不可能在所有页面上部署。

再比如“以特定模式发送数据包帮助锁定等”，这要以什么模式发送数据包？如果这模式是用户的身份，那已经知道了用户的身份，何必再去发送一遍？如果这是指差分流量分析，那么您需要证明有技术确实可以从海量互联网噪音里，辨别出这几百个字节的ajax包。

诚然我认为“关闭js减小攻击面”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面向大众的论坛不是小众技术爱好者自娱自乐的乐园，对于那些不懂JS为何物的用户，提供接近主流商业网站的体验是绝对有必要的。

看來你是完全不懂前端。跟開源與否幾乎無關。

樓豬要求的那種極簡交互方式，落實到程序上就只能用html搭建。連css樣式表這種為了排版美觀腳本都沒必要存在。畢竟css也存在安全隱患。

那等於說開發一個靜態多級頁面程序。這玩意談不上跟現有前端整合。完全是開發一個新的靜態前端處理ui邏輯及接收後端數據的用戶交互事件而已。

唯一需要站方提供的僅僅是數據庫的內部關系。也就是後端數據庫的設計邏輯。

完全无关。

全世界这么多人，各种想法都有，那么根本不可能合作了吧？你这种想法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主导行动。中共认为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一盘散沙什么都无法完成，所以要统一思想，由伟大的党领导才能成事。

不要说原因不同无法一起，反贼和党员都能尿到一起。情报买卖，反贼要的是情报，党员要的是钱。只要不是完全冲突，大家都是图方便，没有什么是不能合作的。无非是平等交易，我要什么你开价，你要什么我开价。哪怕即使目的冲突，只要现在双方还有便利，都能混到一起。

反共无法团结，完全是因为中国人不懂得如何合作，都在搞意识形态唯我独尊那套。

因为普京没有认输 当然还是总统 认输了就不好说了

因为每个人反共的原因不一样，有人是为了中国人以后过的自由（民小），有人是觉得中国没有救了，希望中国人死翘翘（阿姨学）。这两种人能尿一块才怪

他是赵紫阳的秘书，赵紫阳垮台了，他也肯定跟着垮台了。

假设1989年鲍积极地向邓小平投靠，在六四后也不可能被重用，顶多是扔到人大政协当虚职。

感覺我們永遠都脫離不了這種循環了....悲哀

最近的话，应该是《诗经》和《楚辞》吧。

不知怎么，就想探索一下汉民族“梦开始的地方”。

比较喜欢的诗是这几行：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我孤零零地站在山顶，云在我脚下流淌。在如夜的昏暗中，伴随着东风神灵降下雨水。）

同样是借自然景物抒写自己的心情，比用自然景物作比起兴的诗经体来说，大概多了那么些许寥旷吧。

主要这些的特点都在于太空泛了，全部不以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去做。全部都在空泛地搞思想改造工作，所以一直在和空气斗智斗勇。就像你现在做的，你没有指定哪个或者哪群反贼，也没有指定哪件事。没有具体的人也没有具体的事，也没有讨论定义和标准。旁人只能够听去附和，要怎么才能帮你解决呢？空泛的事物无法实践也无法评判，但是如果是在一件具体的事上面就有明确的答案。中国这个群体包括反贼和华人被荼毒太深，过于空洞。其实只要认认真真地做好一件事，其他全部的事都能解决了。几乎中国败就败在将所有时间都在搞这种虚空的意识形态上面，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做好一件事。到头来处理问题不是用具体的人去处理，全是用意识形态处理，全部的事都被这个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算账的意识形态做烂。不过大家一起摆烂，也总比某个人去做，背全部的黑锅强吧？谁去做谁就得背黑锅挨喷，都在等待其他人去做。不做不错，做错得被喷死。这种扭曲的形态就是现在的中国，谁都不敢行动，都在等领导，“这责任我可担当不起！”。

我觉得这类人，无论什么，他都能产生优越感，和具体的事件无关。

论理的时候没人同意他的时候，他有傻逼无法理解爷说什么的优越感。别人不理他的时候，他有爷天下无敌的优越感。他不去论理的时候，他有爷不屑于尔等的优越感。拉黑的时候，他有爷为民除害的优越感。被拉黑的时候，他有说不过爷只能使用暴力的无能的优越感。

一个活在自己世界的人永永远远都能拥有优越感。

新华社杭州11月9日电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9日在浙江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深刻阐述了数字化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鲜明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贺信引发热烈反响，与会各界人士表达了强烈共鸣。

深刻洞察网络空间发展大势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对数字化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在开幕式现场聆听了贺信，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逸表示，数字技术在财富创造、效率提升、促进交流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让数字技术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对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深切期许。”盘石集团创始人田宁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带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世界各国都把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我们要主动开拓数字经济发展新局面，激发数字经济新活力。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让浙江桐乡市委书记于会游深有感触：“因水而兴的乌镇，如今乘上了数字技术这艘快船，智能汽车、智能计算、智能传感和工业互联网等产业突飞猛进，实现了‘枕水乌镇’到‘云上乌镇’的转变。数字技术还赋予桐乡智慧便捷的新生活、绿色低碳的新生态、改革创新的新动能和富民增收的新路子，让桐乡走上了数字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之路。”

本届大会云集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余位代表，通过线下或线上方式，围绕“共建网络世界 共创数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交流思想，碰撞火花。

指明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方向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我们接下来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人才官奚丹说，我们将继续强化责任担当，持续探索更加均衡普惠的数字化，让互联网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更繁荣、更干净、更安全。

“世界互联网大会为推动中国互联网建设和应用，推动全球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促进数字技术助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增进人类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表示，身处后疫情时代，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社会和经济建设，弥合发展鸿沟，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怎样适应这一目标，还需要国际社会作出巨大努力。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对世界各国都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安全，作为一名在网络安全行业深耕20年的创业者，我深感责任之重。”来到乌镇参会的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说，新征程上，我们将承担新的使命，不断深化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筑牢数字安全屏障。

推动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们渴望公平、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和充满活力的网络空间，而共同体理念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非洲互联网之父”尼·奎诺表示，“世界是一个相互吸引的整体，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数字未来，这个共同体将会成为共享世界数字化经验的知识宝库，激励我们迈向网络空间的未来。”

互联互通是网络空间的基本属性，共享共治是互联网发展的共同愿景。

“我们愿同社会各界一道，加快缩小全球数字鸿沟，丰富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信息文明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杰说。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主张，为推进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欧盟数字经济、网络安全专家组委员鲁传颖表示，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应当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谋求共同福祉，应对共同挑战，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新华社记者王思北、徐壮、张璇、王聿昊、周琳)

太史公曰：

1 原文为本转载发布时间点上的百度置顶新闻。

2 更多信息可参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月7日发布的《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

3 “互联互通是网络空间的基本属性，共享共治是互联网发展的共同愿景。”

但愿这句话，5年后不会成为404。

鲍老先生若选择同流合污，最终会走到什么职位？

共产党员里的异类，只有八十年代才出的风骨。

他至少让人看见纳粹的国度里，依然有人心怀真理。

又丑又穷，泪目了

枪口抬高了一寸的下场大家都看到了，以后还是继续作恶吧。

普帝：危

面对品葱精神病院爆发的严重精神病疫情，我们要坚决地对精神病进行清零活动。

什么伤痛文学

（圣经十诫最后一条：不要羡慕邻居的牛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矫正谁？您不要过度行医。

认为习近平被普京在乌克兰打败仗吓倒了，没有打台湾的胆的是正常人

No no no. 这正常人是没有站在习总书记的角度看。恁看普京总统虽然打了败仗但还好端端当他的大总统，所以打输还是总书记，打赢就是名垂青史千古一帝中华民族大救星，习总书记怎么选？一个字：

俺梭哈！

要是普京总统被齐奥塞斯库了，习总书记估计还真得掂量掂量。

正常人的想法肯定是知难而退，对待不正常的人只有一种方法，就是让他放胆去做，然后让他吃亏。

朔尔茨访华：肃杀境况下的和煦阳光

11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籍总理朔尔茨率领庞大的政商代表团赴华访问，并得到中方高规格的欢迎和接待。朔尔茨也成为中共二十大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世界大国和西方国家领导人。

朔尔茨在11个小时的短暂访问期间，与中方就中德经贸问题、中国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国际局势尤其俄乌冲突问题等进行了交流并向外界公开，表达了德国政府及朔尔茨本人对以上问题的立场和意见。

	 
对于朔尔茨的访华，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同的评论，中国两岸三地的群体和个人，更是因不同身份和立场有着迥异的反应。中国大陆官方高度评价了朔尔茨访华，认为这有利于中德、中欧的经贸交流，让双方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而欧盟各国及欧盟中央也对此予以积极评价。
		
但也有激烈批评的声音。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对于中共及中国有敌视心态或起码保持警惕的政治势力，一直致力于欧美与中国“脱钩”，自然反对朔尔茨对华积极接触。另有一些势力不赞同“脱钩”，但认为应高度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尤其香港和新疆的人权议题，反对朔尔茨的“妥协”。
		

而台湾方面、居于海外的大陆和香港政治反对派人士，则普遍激烈批评朔尔茨的访华，认为这是对中共的绥靖，会助长中国大陆“专制极权统治”和侵害人权的行为、导致香港和新疆人权继续恶化、台湾更受大陆霸凌和威胁。他们甚至将朔尔茨访华比作二战前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妥协退让，并对朔尔茨乃至社民党政府大加挞伐。在他们看来，只有完全与中国“脱钩”，切断各种经贸、外交、政治往来，并且全力制裁中国、援助台湾，乃至与日韩印等各国打造反华包围网，才是最佳对华措施。

	 
显然，起码在涉及中国问题的舆论圈子中，反对、讥讽、唱衰朔尔茨访华的声音更加响亮刺耳，而赞誉的声音相对单薄和乏力。这很大程度在于中国大陆在国际舆论与文宣方面的弱势与陈旧，而非事情本身的曲直所决定。
		
首先，无论是出于德国国家利益，还是欧洲、亚太及世界利益，德国都需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及密切往来。当今的世界，是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各国尤其各大经济体是相互依存的。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口第一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是全球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欧美是否应该与中国“脱钩”、是否实行“脱钩”，现实中都不可能真正“脱钩”。
		

《经济学人》曾在特朗普时期“中美贸易战”时刊登了一副漫画，画中中美两国都在向对方喊话，以与对方脱离关系为要挟逼迫对方让步，但双方两条龙一般的身体却越缠越紧。这生动的描绘了中美两国经济社会联系、人员交流的紧密与难以切断。虽然具体说来，一些领域的确有冻结关系、停止交流的情况，但整体上是无法“脱钩”的。而相对中美关系的紧张，相对和缓的中欧、中德关系，就更不可能断绝了。

何况，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的外交当然要以本国利益为优先，兼顾欧洲利益与世界利益，而不可能为了一些相对次要的或他者的关切，而放弃对主要的自身的利益的维护。在俄乌战争打击德国经济和能源供应，国家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德国当然需要首先考虑当前国家的危机，而非其他并不紧急的问题和域外事务。

	 
第二，对于人权问题，无论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还是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接触、对话、合作，都比切断往来、严辞谴责、全面对抗要更利于解决问题，更能够改善人权。
		
关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和人权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欧美发达国家无论出于本国利益，还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责任心，的确有必要积极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及政治运作，促进中国的民主法治、民权进步、民生改善。
		

而具体的促进方式，无论是人权对话，还是将经贸与人权挂钩，以及引导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接受普世价值，都要建立在与中国现政府接触与合作的基础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相对于改开之前的民权民生有颇大改善，科教文卫事业大有进展，就是得益于和世界互相拥抱。“欧风美雨”的思想文化浸染、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外人员交流的频密（尤其大量中国青年学生的留学与归来），都让中国和中国人民受益匪浅。在物质丰富、文教兴盛、国民素质得到提高的基础上，才能萌发更普遍的人权觉醒，以及对民主法治的向往和追求。这样基础上的民主才更稳健、自由才更有序。这也正是以克林顿政府为代表的“拥抱熊猫派”选择对华友好合作的逻辑和根源。

虽然数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颇有波折，民主法治命运多舛，近年来中国政治也出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变化。但即便如此，国际社会与中共领导的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接触合作，无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还是对于世界，都是利远大于弊的。即便近年中国政治方面的一些情形令人担忧，但这恰恰更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欧美发达国家增加对华接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参与，避免中国走向封闭和孤立乃至战争冒险，让中国不至于脱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阳光大道。

而对于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本质上也是如此。简单的封锁制裁，不可能对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有太多实质性影响，以敌对态度批判相关人权问题，也换不来相关地区和人群的人权改善。相反，如果能够通过外交接触，并将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存废缓急与人权问题挂钩，兼用多种手段，起码可以缓解一些人权危机，改善处于不利境地群体和个人的处境，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铺设路径。

以接触、对话、合作等方式解决中国人权问题，不仅是最有利的，也是现实中最可行的。许多鼓吹颠覆中国现政权的，无论是非如何，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行，或代价极大而令各方望而却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承认中共对中国的治权前提下，想方设法抑制中国人权危机的加剧和蔓延，徐图改善，是“最不差的选择”。

第三，关于台海局势和其他国际争端与冲突，以及各种世界性议题，同样需要中国大陆的参与，且需尊重和理解其利益与关切。

俄乌战争中俄方的连续失败，鼓舞了许多台湾人和其他支持自由民主人士的信心，认为可以在台湾海峡击败大陆的军事“入侵”。但他们忽视了俄乌战争已带来巨大伤亡，且迄今未有结束，这已经让乌克兰受到巨大损害，许多军民死亡和伤残，俄罗斯也有许多被迫参战的军人及平民死去。显然，战争并非益事，和平最为可贵。对台海问题而言，还是要避免战争，而非故意火上浇油、制造不必要的冲突。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欧美在已经陷入俄乌战争的情况下，是否还有足够力量支持台湾，显然是未知数。

	 
从法理上讲，台湾并非国际普遍承认的国家，中国大陆及大陆政权当然有权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介入并支持其中一方，并不合适。即便出于“捍卫民主”的价值观，也不应过于侵害主权至上的现代通行国际准则。对于台湾来说，保持和平也十分重要，如果开战即便台湾和美国等支持方胜利，两岸包括台湾方面也会生灵涂炭、经济民生也将受到巨大破坏。这样的悲剧结果，是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免的。朔尔茨的访问和对话，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几年来两岸的紧张局势，让台海继续保持和平。
		

而俄乌战争的久拖不决、对欧洲及世界的伤害，也需要中国有所作为，起码不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行径，以早日实现和平。这也需要与中国对话和合作。本次访问中朔尔茨得到中方反对在俄乌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声明，就是一个重大胜利（虽然象征大于实际）。

而新冠疫情尚未完全结束，气候危机的危害越发明显，全球恐怖主义、贫困、跨国犯罪等问题也都很严重。解决这些问题，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与参与。

基于以上原因，朔尔茨访华及其作为，无论从对德国、欧洲、中国、世界的现实利益，还是中国的人权改善、香港和新疆人权危机的缓解，台海的和平，以及其他需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的解决，都是明显有利的。

最近数年，无论中国大陆还是世界局势，都不能令人乐观。冷战结束后至21世纪初，全球化高歌猛进、世界民主和人权快速进步；中国经济也高速发展、制度改革和公民启蒙有所成就、社会舆论相对宽松。而最近数年，世界保守民粹泛起、孤立主义回潮、各国强人政治和极端主义政策横行；中国的各项改革皆停滞不前、经济乏力、言论收紧，舆论风气恶劣极端，可谓一片肃杀。而最近过激的封城隔离措施，在中国更是造成了许多痛苦和悲剧，中国日趋封闭、国人孤立无援。

在这样的情况下，朔尔茨的访华为处于困境的中国带来许多希望与温暖。德国作为经济和制造业强国，本次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带来大量订单，对于刺激疫后的中国经济颇有帮助。而其答应向中国外籍人员提供德国研制的BioNTECH疫苗，并准备逐步让中国国民也获取和接种，也有利于中国的防疫和国民健康。对德国而言，向中国出口飞机和疫苗等高附加值产品，也让本国处于困境的经济得到改善。

	 
 而朔尔茨在与习近平、李克强会见中明确提出并强调的人权关切，也不是停留在口头，而是与中德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外交友好有着潜在的挂钩。中方既然收到朔尔茨访华的“大礼”，当然也会在相关问题上有些作为，起码不至于让情况恶化。自1999年起，中德两国就开始进行长期的人权对话，对中国人权的改善起到重大作用。朔尔茨的本次访华，也是人权对话的延续和拓展。
		 

而对于香港、新疆问题，朔尔茨的关切或许难以有立竿见影的成效，但国际社会能够增加一个与中国就这两个地区及民众人权问题的观察、对话、参与路径，显然胜于强硬敌对却无所作为的方式。台湾问题同样如此，火上浇油不如居中调和。假设站在中国大陆之外的立场看，即便对话和调和失败，对各方也并没有损失，也不会让港疆藏问题更加恶化。

	 
而在气候危机越发严重，中国和德国均发生因气候变暖引发的剧烈洪灾和极端高温灾害的情形下，朔尔茨政府更需要与中国合作对抗气候危机，促使作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的中国履行“碳中和”的承诺，保护两国人民生命健康和环境安全。
		
 因此，朔尔茨政府及此前默克尔政府（乃至更早的施罗德政府）对华亲近和合作的政策，虽备受批评，却是最有利于改善中国人权、缓解港疆台问题的。
		 
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大国、“一超多强”格局下的重要一极，也有着悠久而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从古至今都为世界的物质繁荣与精神进步起到巨大促进作用。而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饱经磨难，遭受数次残酷的外敌入侵和内部破坏，不仅让中国人民受创，也是世界的大不幸。因此，中华民族值得尊重，中国人民堪得同情，世界各国都有责任帮助中国的人权改善与民族复兴，中国的继续和平崛起也利于世界文明。
		
德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创伤，无论是被纳粹主导，还是被美苏分割，都受害颇深（当然一定程度也是加害者）。所幸，德国战后的反思也极为深入，德国人民充分领会到了战争、暴力、以邻为壑、践踏人权的恶果，也深刻认识到了和平、合作、发扬人权、尊重多元的可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认知基础上，德国积极与法国和解、创建欧共体，促成欧洲联合；承认纳粹罪恶历史、对犹太人积极赔偿、追责战犯罪犯、订立法律严禁否认历史和美化纳粹、抑制极端民族主义并提倡多元族群与文化；新世纪敞开怀抱接纳数百万难民，将尊重多元和保护人权落实。而两德的分离与统一，也让德国人明白民族情感的血浓于水、同音同文的心灵相通，是不能也不应因制度差异而抹除的。
		

推己及人，德国自然对辉煌伟大又多灾多难的中国颇有同情，对在二战中被纳粹盟国日本蹂躏而有所不安。不像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回避、粉饰、美化的日本，德国对战争罪行的反思与批判是深入骨髓，令大多数德国人都拥有充分同理心的。无论是相对强调传统和守成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还是更重视博爱包容、倾向革新的社会民主党，对华政策虽主要是利益考量，但也都真心关切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他们对创造了辉煌灿烂文明、坚韧顽强生存，却总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有着真诚的敬意与真挚的同情。他们也明白，敌视和制裁中国，只会如凛冽寒风般让中国裹紧闭关锁国的布衾；只有让接触与合作的和煦阳光洒下，让法治与人权涓滴般渗入，中国才会有更多自由民主。

	 
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中，满清政府和中国民众曾残酷杀害约200名西方国家的教士与修女，但西方许多国家在要求严惩主要作恶者和获得赔款同时，在战后又“以德报怨”，利用赔款在中国兴建大学、资助中国青年乃至儿童赴外留学，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愚昧落后的境况，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和政治革命成功。此后的中国虽历经动荡，但也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出力甚多，与美苏英荷等国共抗残暴日军（甚至纳粹德国都曾出于利益和同情援助中国国民政府），中国的抗战成为国际合作反抗霸权入侵和人权侵害的典范。再后来中国与西方因种种不必要的冲突陷入对立，但历史友谊并不磨灭。改革开放后中西方的再次交融，让全球化得以扩展和加速，世界各国都受益匪浅。
		

面对中国大陆的相对封闭和改革停滞，国际社会应该更多同情和改变，而非敌视孤立。如今各国非常关心香港、新疆、台湾问题。新疆的人权状况的确有严重问题，但香港和台湾即便受到大陆一些侵蚀和威胁，其民主法治水平、个人自由度、人权保障程度、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准，仍然远高于中国大陆平均。因此，难道国际社会不是应该更多关注中国大陆/中国本部的人权状况、更加帮助处境更糟的中国大陆人民吗？

至于新疆维族穆斯林的确面临各种压制，但详情及来龙去脉也并不是像西方先入为主的那样简单。新疆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及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社会恐慌，显然是导致“再教育营”政策的直接原因。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的确加大了对新疆尤其维族穆斯林的控制，但并没有实行狭义的种族灭绝。而中共建政七十多年中，对待各少数民族的态度和行为及与对待主体民族汉族相比较，其实是世界各发展中国家中对待少数民族较好的，甚至个别时期存在对汉族的某些“逆向歧视（如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当政期间）”。即便最近多年对部分民族存在歧视和压制，其程度在各发展中国家并不十分突出。

而中共领导的中国，虽然相对世界尤其西方较为自行其是，但很少参与战争，近三十年更是对外毫无热战（与印军在边境的冷兵器冲突已是最严重的情形了），是世界各大国中除巴西外最为和平的国家，在许多国际争端中颇为克制，并非许多人认为的“战狼”国家。很多时候，中共主导的中国官方宁可牺牲本国国家和国民利益，也坚持对外的和平与妥协，世界各国均不能及。中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国民生活艰难，但中国并未对外扩张而是自强奋斗和自我消化痛苦。中国还强力推行计划生育，为世界人口控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弱化地球生态危机，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如“房间里的大象”般的贡献和隐忍，都被国际社会忽视了。这是不应该的。国际社会应对中国问题有全面客观合理的认知，而不是因为一些偏见就孤立敌视中国，乃至逼迫中国走入战争泥潭。

一个封闭、贫困、与世界脱节的中国，是14亿中国人民的灾难，也会让世界更加危险。只有让中国更加开放、富足、与国际接轨和融合，才能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得到幸福，世界也得以和平安定，并共同应对全球性的危机与挑战。各国各身份各立场的人们，不要被一时的冲突和对立冲昏头脑和蒙蔽视野，要体察中国人民的情感与需求，要从全人类的立场看待对华合作。

无论德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应当将经贸合作与人权相连，在思想文化交流中渗入普世价值，积极关心中国劳工、妇女、LGBT群体、残疾人、农村和边远地区居民的境况，将本国发达成熟的权利保障和公共服务机制引入中国，切切实实的改善中国人权。欧美各国也应该对中国大陆留学生及其他在地中国国民进行一定的公民教育和普世价值宣传，乃至一些更加直接有力的手段，让这些人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并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和民主化的先导。

	 
各国不应总是将少数族裔及港台问题放在优先，中国大陆汉族居民往往同样需要了解、同情、帮助，也只有主体民族汉族广泛的人权觉醒和公民行动，才能有力促进中国民主进程。
		
当然，在对话合作的过程中，也的确有必要对中共政权的邪恶一面有深刻的认知，在敞开怀抱同时保持警惕，尤其对那些表面和善礼貌、遵守规则、对西方友好，但是缺乏人道主义理念与正义精神、对内残暴对外隐忍、内心敌视西方人权和多元主义、时刻积蓄力量试图重走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旧路、极具社会达尔文主义内质的统治阶层及其他群体和个人，要知其心观其行，避免自己变成“东郭先生”，随时准备像《一千零一夜》中善良又智慧的渔夫那样，在受骗后重新将“魔鬼”关进“瓶子”。
		
对于中共，在经贸和人文上要密切交流，尤其人文社科领域上要尽心帮助，促成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在中国的播散。民生科学和环保技术也要倾囊相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健康；但军事科技和具破坏性的技术和手段，当然不能授予，还要对中共的相关技术和手段予以防范和制裁，确保民主世界对专制中国在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但另一方面，各国也要尊重中国增强其军事实力的举措，允许中国在亚太和世界保持与其国力及国际作为相匹配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借此促使中国融入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秩序，最终和平解除西方与中国的壁垒与猜忌，让中国能够维护利益与尊严的同时，实现亚太稳定与世界和平。
		
即便德国及欧盟各国对华接触并不能迅速的有效改变现状，甚至被中共政权和权贵利用，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失败也要锲而不舍，哪怕坚持对话一百年、尝试和平促变一千次，中国终有完全对外开放、清除一切壁垒，走向世界融合的一天。即便将中国设想为如朝鲜般封闭残酷，那世界各国尤其欧美发达国家，也应该永远向中国敞开大门、随时欢迎中国回归世界大家庭。
		

朔尔茨的访华如和煦阳光，使肃杀的中国与世界，有了一些温暖与希望。但愿这阳光能驱散敌意、冷漠、固执、仇恨，让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族群平等享受繁荣与尊严。

什么暴论？过几天世界杯开赛了，到时候要不要看看这些运动员们有多少是生在A国却为B国出战的？

看到这个问题我才想起来我已经很久没认真地看过书了，无论是纸质还是电子版，中文还是英文。

有机会我倒是想读一读蔡澜倪匡等人的随笔

他是那个“把枪口抬高了一寸”的中共党员，可惜他一人的力量无法改变整个赤纳粹

奥运拥有他本来的性质，至于其他人要将奥运看成什么是其他人的自由。

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面。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杀人可以用来保护国家也可以用来侵略屠杀。对于流氓国家，他一定要搞大一统塑造民族主义，有什么是不能塑造民族主义呢？即使全世界都不这样看，他都能够横着说，就硬屈。还有的人，他本身戴着有色眼镜，一个民族主义的疯子看什么都是民族主义。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普遍的代表。

首先奥运自己本身的目的不是塑造民族主义和塑造国民团结。这点你可以直接从奥运方了解。其次现今有哪个国家是用奥运塑造民族主义和塑造国民团结？希望你可以将他们指出来，只要经过证实，这些将会成为奥运禁赛名单，这将会成为你对奥运的贡献。如果你连一个名都说不出来，又或者无法证实，那么你就是诬蔑。首先中国会冲过来追究你的责任。有些事即使心里这样想，也不敢真的说出来。心里打些邪恶的小算盘是自己的事，真的明目张胆的话就是挑战法律了。

所以，奥运在现今世界各国，都不是塑造民族主义，都不是塑造国民团结的东西。能够凝聚国民团结和塑造国民团结是两回事，请不要将附带结果说成行为目的。只要你的依据是假的，那么你在虚假依据上面的推论全部都是错的。你可以将奥运用来塑造成民族主义，但是奥运会饶过你吗？

混肴概念这招的确很能骗中国人，但是在民主法治社会的人，是不会吃这套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我遗漏的？旧的竞争是抢夺他人增强自己，新的竞争是维护他人共同进步。共同进步这才是现在国家的面子，如果还停留在自私自利的旧思想竞争只会被世界淘汰。

近日，马来西亚裔台籍作家张贵兴获得第八届美国纽曼华语⽂学奖。

https://www.ou.edu/cis/research/institute-for-us-china-issues/us-china-cultural-issues/newman-prize-for-chinese-literature

张贵兴的提名人E.K. Tan指出，“张贵兴写作的特殊之处在于融合东西方的文学美学和叙事风格。他对婆罗洲植物园的描绘读起来就像美国小说家福克纳，背景则从美国南部移植到婆罗洲。他意识流式的叙事在人物的心灵和热带雨林地形之间穿梭游移，为华语文学注入了类似马尔克斯魔幻写实的的独特感官体验。在某种意义上，声称张贵兴的写作可以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分支来解读为世界文学，一点也不牵强。"

台湾文学和马华文学不容小觑。

共和党大概率赢得众议院，民主党大概率赢得参议院

为何要进行电疗：很多网友患有认知失调症，不能正确认识到2+2=4，需要2000伏脉冲电击才可以矫正。

野蛮之国（The Savage State）

《野蛮之国》描绘了在暴风雨来临之日的微光中，悬崖对面岸边的山谷。云雾笼罩着遥远的风景，暗示着不确定的未来。一个披着兽皮的猎人匆匆穿过荒野，追赶一只逃跑的鹿；独木舟沿河而上；在远处的岸边，可以看到一片空地，周围有一堆火堆。这幅画描绘了自然界的理想状态。这是一个从未被人类改变过的蛮荒的世界。

田园之国（The Arcadian）

在《田园之国》中，天空已经晴朗，正处于春天或夏天一天的清新早晨。带有巨石的峭壁现在位于画作的左侧，远处可以看到一个分叉的山峰，可以看出视角已经转移到河流下游；大部分荒野已经让位于耕地和农业，可以看到犁过的田地和草坪。各种活动在背景中进行：耕地、造船、放羊、跳舞；在前景中，一位老人用棍子勾勒出可能是几何问题的草图。在河边的断崖上，一座巨石寺庙已经建成，烟雾从中升起。这些意象源自于理想化的、城邦建立前的古希腊。这幅作品展示了人类与大地和平相处。环境已被改变，但并没有导致它或它的居民处于危险之中。然而，正在建造的军舰担忧的母亲看着她的孩子画一个士兵，预示着帝国的野心正在出现。

帝国的完满（The Consummation of Empire）

《帝国的完满》将视角转移到对岸，大概是第一幅画中空地的位置。河谷两侧现在覆盖着柱廊-大理石结构，其台阶向下延伸到水中。巨石神殿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圆顶结构，占据了河岸。河口的两侧矗立灯塔，中间的三角帆船正在驶向远处的大海。欢快的人群聚集在阳台和露台上，身穿猩红色长袍的国王或胜利的将军在凯旋的队伍中跨过连接河流两侧的桥梁。在前景中，一个精心制作的喷泉喷涌而出。这幅画的外观源自古罗马，这个城市景观的每一个细节中描绘的颓废预示着这个强大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

毁灭（Destruction）

毁灭》的视角与第三幅几乎相同，但画家稍微后退了一点，以扩大描绘场景。场景几乎移到了河的中心，在远处看到的暴风雨中，可以看到城市的洗劫和破坏：一支敌军舰队似乎已经推翻了城市的防御，顺流而上，正忙于洗劫城市，杀害城市的居民和强奸妇女。曾经被凯旋的队伍穿过的桥倒塌了，河岸上一座宫殿的上层发生火灾。

在前景中，一座英雄雕像（造型类似于博尔盖塞角斗士）无头伫立，似乎在大步迈向不确定的未来。在傍晚的微光中，死者躺在喷泉和为庆祝现已堕落文明的富裕而建造的纪念碑上。这幅画似乎取材自455年，蛮族洗劫罗马的历史。《帝国的圆满》右下角的一个细节显示，两个孩子，也许是兄弟，正在战斗，一个穿红衣，一个穿绿衣——这是两支敌对势力的旗帜颜色。因此，“毁灭”可能描绘了一场内战。画中红绿旗分别在河的两岸，绿旗在神庙一边，红旗在宫殿，暗示了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仍在进行的战争。

荒凉（Desolation）

第五幅画《荒凉》展示了几十年后的结果。这座城市的遗迹在垂死的苍白光芒中凸显出来。景观回归荒野，看不到人类；但他们建筑的残余物从树木、常春藤和其他杂草丛生的背景中浮现出来。灯塔破碎的桩基在背景中若隐若现。断桥的拱门和神殿的柱子依然清晰可见；前景中隐约可见一根柱子，现在是鸟类的筑巢地。第一幅画的日出在这里映照出月出，一抹苍白的光倒映在破败不堪的河流中，而立柱则反射出最后一缕落日余晖。这张悲观的画面暗示了所有帝国在衰落后的样子。这是一个严酷的可能未来，人类已被自己的手摧毁。

英国史这个问题，对于英国人自己来说，19世纪、以及19世纪以前，长达数百年的研究已经足够了。可以想象，其他国家没有必要对它们进行补充，你进行的补充达不到别人的科普水平。但是对于东方人来说这种事情有一点比较特殊，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普通读者和历史学家对西欧路径乃至于英美传统的理解有一个背离，不是有一个错误，而是有一系列源于背景理解诱发的错误。源于背景理解诱发的错误和技术性的错误不一样，是不能通过实证研究来纠正的。它会对正确的史料做出错误的解读，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引起涉及整个路径选择的危险后果。所以需要纠正的是这个背景性的问题。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清朝末年，在严复那个时代，大清国的儒生首先开始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也是有保守和革新之分的。在李鸿章时代，严复算是比较革新的人。他在报纸当中出现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讽刺的文章，描绘当时保守的儒生是怎么样说英国人的。他说，这种人一听到别人跟他说民主，就会说，民主有什么好的，民主不过是野蛮部落的简陋之习，他因为没有我们大清这样高度现代化的、高度完备的官僚体制，所以他只能够按照野蛮部落的方式，共同议事，君民也不分，这完全就是一种野蛮的现象，有什么好学的。严复他们很喜欢嘲笑这种人。后来人，当然后来严复这种观点就变成了主流，我们现在如果听到清代或者是其他什么儒生或者是其他什么人说出诸如此类的话，人们肯定就会觉得这是不开化的、愚昧的、需要启蒙的观点。但是实际上，嘲笑归嘲笑，我们还是不得不佩服当时那些保守儒生有良好的历史洞察力和政治洞察力。因为他们的说法实际上是对的。我们现在所谓的民主，确实就是部落简陋之习。你说后来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间写的那样，像中国、土耳其，或者是莫卧儿帝国这样的类似晚期罗马帝国，高度官僚化的文明国家，就没有现代化转型那么顺利了。反而像是日本，这样具有高度封建化、看上去比较原始的国家，转型却比较顺利。他没有具体解释原因，但是原因其实已经摆在眼前了。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日本那种封建制度比起大清这种官僚制度，看上去更原始，更接近于所谓的部落简陋之习，但是他恰好更接近于欧洲路径。因为欧洲产生出来的所谓宪政民主，确实正如那些保守派所说的那样，它就是部落简陋之习的演变。不仅欧洲如此，其实古希腊也是如此。古代多利亚人的入侵和日耳曼人的入侵之前，他们原有的部落组织，实际上已经具备了现代宪法的某些基本条件。

我们可以看塔西佗或者是其他的古罗马作家记载的日耳曼人的状态，他们的基本生活状态是什么呢，部落的首领，也就是武士的领袖，他必须是善战的将领，能够领导部落打仗。部落还有长老，长老一般是特别英勇、声名卓著的武士，然后再下面就是一般的持戈武士。部落的事务是由部落武士大会组成的，部落领袖和酋长、长老的选举，也是由全体部落武士选出来的。所有能够有战斗力的武士，也就是说差不多是绝大部分成年男子，恐怕除了病人和快死的人，基本上人人都是要持戈战斗的。都要带着他们的武器来到会场。在旧领袖死了或者是不能战斗以后选举新领袖、或者是讨论部落的重大事务的时候，讨论方法就是，通过他们的武器说话：如果是赞成就欢呼；如果是反对的话，就敲打他们的戈。这就是非常原始的部落大会，在入侵希腊多年以后也有类似的东西，就是我们后来民主的起源。在日耳曼蛮族征服罗马以后，很自然的，他们原有的部落酋长、部落长老和部落武士，自动的就演化成为封建欧洲的国王、贵族和平民阶级。

这里面我们必须纠正一个误解：现在我们一个习惯性理解，就是说，平民相当于是现在中国的所谓老百姓。不是这个样子的。部落的国王、贵族和武士、平民并不代表是当地的全部人口。这个人口中间，排除了很多不在政治共同体之内的人。当然，包括妇女儿童是不能进入共同体内的。同时还有那些没有战斗力的、通常是被征服者的当地居民。这些当地居民到底占人口的多大比例是不可能有精确的统计的。但是我们可以合理预计，在某些地方，完全排斥在政治共同体外，没有使用武器的能力，因此连平民阶级都算不上的那种人，在某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像勃艮第这些地方，可能是超过人口半数的。在我们要讨论的英格兰王国，这种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的，没有资格算平民的，王国境内的居民，通常在兰开斯特王朝以后的时期，通常占人口的六分之一甚至更多。以前有多少是不可能有精确的统计，但我觉得不会是太少。而按照欧洲、日耳曼一系欧洲人，直到中世纪，对政治共同体的概念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所谓的老百姓，也就是大清朝所谓的顺民，绝大部分都相当于这些完全没有政治权利、排斥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的、什么都不算的人，他们是没有资格算作平民的。你看义和团时期有一份史料，记述当时山东梅花拳教授的状况，其中就有一句口号叫做：学习梅花拳，师傅教训严。第一要做到顺民，按时纳粮完课，诸如此类的话。

顺民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消极被动的主体，他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决策。朝廷要他给什么，他就给什么。照马克思的术语来说，他只有贡赋，而没有税收。贡赋和税收的区别在哪里？税收是各等级，比如说诸如公民大会或者是贤哲会议或者是其它什么乱七八糟的，或者是国会之类的手段，各阶级共同讨论国家开支的分配问题，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大家自愿执行，这才叫做税收。像东方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一种征服者的战争权力，就是说朝廷就是征服者，广大的顺民是被征服者，征服者向被征服者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因为他是胜利者，他要杀你都是可以的。让你活着，只拿你的东西，那是一种战利品，战利品是不受法律限制的，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大家不要说是认为这些，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东方政治制度落后的产物，西方先进，我们将来先进了也是这样的。不是这个样子的。西方也有他的降虏，就是日耳曼人入侵罗马以后，被征服的当地居民，他们就是当地的降虏。日耳曼部落建立的国家，对这些降虏实际上也是为所欲为的。他们也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对他们，也是只有战利品，没有所谓税收。这一点很清楚。

宪法，不是对降虏而言的。降虏只是居民，不是政治共同体的一员。什么叫宪法？就是政治共同体内部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和制衡，各个阶级之间、各个等级之间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如何共同商议共同的事务。通常最主要的政治阶级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国王、贵族和平民。平民，这一点要再强调一下，平民就是拥有武力，能够自卫和参战的普通人，不是中国所谓的老百姓。能够参战这件事情门槛是不低的。在英国早期，在兰开斯特王朝以前的时候，在撒克逊时代，大概的规定是：拥有40或50海德不动产 — — 通常是指土地 — — 的居民，才够资格称得上是封建宪制中间的平民阶级。 40海德或50海德不是一个小数。你如果用中国搞土地改革时期的标准来看，那绝对是超级大户。一般来说南方，像是苏松地区或者说是成都平原这样的地方，有几十亩地，按照土地改革时期的标准，有几十亩地大概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了。但是这个标准到英格兰王国或者是在英格兰王国之前的撒克逊王国的标准来说，你连平民的资格都没有，你只能是降虏和顺民，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40或50海德的土地，你实际上也就在战争中没有办法配备一个普通士兵所必须的给养。

普通士兵需要的给养虽然没有骑士那么多，骑士需要有良马，需要有重甲。各位看司各特的小说《艾凡赫》之类的就看得出，良马和重甲那是非常宝贵的。骑士一旦被打败了，他的良马和重甲被敌人俘虏，想要赎回来，那是一件倾家荡产的事情。通常往往需要向犹太人借高利贷才能够付得起。所以铠甲这种宝贵的战略物资，往往是传家宝，一个城堡只有继承人这种人才能够拿走。一般的普通的平民阶级的人参加战争，是既没有马，也没有重甲的，你只能做一个带着弓箭之类的比较便宜东西的普通士兵。但是当普通士兵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你至少需要带一些行李口粮之类的东西，那样你在路上不会饿死。封建制度是没有军饷这类东西的。带着这些基本的物资，还要至少要有弓箭啊，或者是，就算是没有刀剑，至少得有罗宾汉故事里面的那些木棒之类的东西，随身武器，不能够一点战斗能力都没有。这些东西的成本，都是相当高的。所以你如果按照这一点，把它机械武断套用严复时代大清国朝廷那个时候，就是说，在大清国的统治之下，可能百分之八九十的大清臣民，连做英格兰王国平民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根本就不会有钱负担得起足以保卫自己的武器。按照英格兰王国的标准，大清国只有超级大地主、属于能够自己结寨自卫的那种超级土豪，像刘铭传那一级别的超级大地主，才勉勉强强可以算得上是平民。由一般穷人产生出来的士大夫阶级都根本没有参政议政的资格。绝大部分的东方专制国家的情况都是这个样子的。

从这个社会情况你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不可能有国会。国会是怎么样搞起来的？我们现在来回顾撒克逊人首先征服英格兰人以后的状态。如前所述，罗马留下来的不列颠居民，是比较接近于东方那种，只会纳贡而没有抵抗力的国民。晚期的罗马皇帝变得越来越专制，越来越多的用行政官员来统治国民。把国民变成东方式的、绝对消极的、没有抵抗力的居民，因此他们是没有战斗力的。尽管他们的人口无疑比入侵者要多得多，但是入侵者破关而入的时候，这样的居民像宋朝、明朝，或者晚清的居民一样，除了束手待毙以外，没有任何抵抗的方法。在南方，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地方，可能原住民残余的还比较多。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因为本来就是地广人稀的地方，原住民比较容易逃到，比如说，威尔士深山里去躲藏起来。基本上经过撒克逊入侵和征战扫荡以后，原住民大概是没有剩下多少的。撒克逊王国建立起来跟南方的勃艮第王国和意大利城邦有一个不同，就是，他的人口中间，入侵蛮族大体是过半的，甚至可能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在比较稳定的时代，可能占六分之五左右，按南方原住民残留的人口，是占优势的。在勃艮第，可能原住民留下来的人口，比入侵蛮族还要多。但是撒克逊各王国，大体上比较完整的延续了日耳曼部落的政治组织。德国北部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的。这一系列北欧延续日耳曼传统比较好的地方后来变成宪法的起源，大概不是偶然的，只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往往忽略了其中比较残酷的一面。

这种情况好像就像拉美的情况一样，凡是印第安人残存的比较多的地方，例如像是秘鲁这样的地方，后来政治发展都不太好。没有多少原住民，基本上是荒野的地方，例如美国、智利和阿根廷，白人势力很重的地方，后来宪法制度的发展就比较好，比较接近于欧洲。有很多人拿这一点在19世纪末期得出一个种族主义的结论，后来在20世纪的人为了政治正确起见，尽可能的，任何沾染种族嫌疑的地方都不提，所以把这一点抹掉了。其实这件事情可以有一个非种族主义的解释，就是社会结构的残留问题。如果原有的、属于专制性质国家的那种顺民的社会结构残存在一国太久，或者是影响力太强，是可以同化征服者的社会体制。就好像是蒙古征服中国以后，原有的部落体制被宋朝的政治体制同化掉了。因此你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蛮族征服和晚期的蛮族征服，没有产生日耳曼征服产生的类似效果，部分原因恰好就是，耶律楚材这种人发挥的作用。残存的居民还太多，尤其是儒生没有被消灭，把儒家的政治原理和政治制度重新沿袭下来，因此历史又重演了。部落组织没有变成后期中华帝国的政治组织。但在欧洲，日耳曼部落组织，毫无疑问变成了封建欧洲、整个中世纪的政治结构，尤其是在英国和德国，在西北欧国家也是这样。近代宪法就是在国王、贵族和平民的相互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在撒克逊时代，这样的体制还不太完善。撒克逊人的贵族会议通常称为贤哲会议，你查看当时古代文献，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谈到人民或者什么人民选举的时候，实际上参加选举的都是大地主呀、方丈这一类的人物。对于一般比较穷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提人民这个词。这个概念，一直到伊丽莎白时代都还是这样。当时所谓的人民，就是参加国会选举的人民，其实就是我们后来，照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所说的有产阶级。没有产业的人，你连people，你连人民的资格都不算。英格兰王国统计王国人口的时候，统计出来的人口不是他全部居民的人口，而是所谓英格兰人民的人口，就是有资格选举下议院议员的这批人的人口，其实只占王国人口的很少一部分，就是有产阶级的成年男性。撒克逊时代，普遍来说，它的平民会议制度是很不完善的，这可能部分是因为征服了罗马帝国原有疆土以后，原有的小部落分散的太远了，召集平民会议在技术上变得非常困难。而贤哲会议，也就是贵族的会议，因为他们参与的都是大贵族或者是大生意人的缘故，召集起来比较容易。所以撒克逊时代的政治，基本上是国王和贤哲会议共同主办的。民众会议没有废除，从法律上和原则上来讲，民众会议仍然是最后的决定者，但是实际上基本上变成了傀儡性的东西。

这一点你也可以从莎剧《哈姆雷特》里面就能看出来。哈姆雷特剧本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情节：哈姆雷特伤重要死的时候，他推荐福丁布拉斯为他的继承人。他对周围的人说，我给他临终的推举。你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推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丹麦王国作为一个日耳曼部落演化出来的封建王国，他的国王原则上是选举产生的，即使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上一任国王的太子基本上会没有悬念的当上国王，或者是上一任的国王绝嗣的情况下，像哈姆雷特那样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他指定的人，基本上会毫无悬念的当选。但是从形式上来讲，必须，国王还是民选的。所以哈姆雷特，不能像是康熙帝或者雍正帝一样说，我指定某某阿哥当我的继承人，他要说，我推荐某某某人做我死后的后来人，我给他临终的推选。他不是说他是指定的，他只是说他推选了福丁布拉斯。这样大家都知道，在当时王国的政治惯例基本形成的情况下，他这个推选，实际上就算是定了。他说是推选福丁布拉斯，今后，十之八九，下一任国王就是福丁布拉斯了，结果肯定就是这样的。而撒克逊王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就很像是莎剧描写的哈姆雷特时代的历史背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在正常情况下，前任国王死了以后，推举自然会落到他的儿子头上。在王朝本身绝嗣的情况下，几个强有力的大贵族会构成有效的竞争。一般的声望不够大的普通的贵族也是没什么希望的。这种情况在忏悔者爱德华以后就不再出现了。

诺曼征服，后来被19世纪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包括英国自身的历史学家渲染以后，按照后世民族主义的方式来理解，把它解释成为一种好像是异族征服，英格兰民族主义遭受屈辱的做法。其实照当时封建制度的成例，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政治纠纷。因为没有什么英格兰民族。普通民众，哪怕是普通贵族也是没有什么民族特性的。封建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征服以后，各部落自然会演化成为一种私人契约关系。国王会保护你贵族，把封地给贵族，然后贵族自然效忠于你。然后贵族再把他的封地封给下一级附庸，而下一级附庸也照样效忠于你。所以领主的领主就不是我的领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没有那种罗马式的那种公共权力的观念。政治的正确定义就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正确定义就是，这些事务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这种概念对于比较原始的日耳曼征服者来说是太难以理解了。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具体的事务。具体的事务就是，某一块地方是我国王和我封给你土地的贵族的事情，这跟其他贵族都没有关系，这跟贵族下面的附庸没有关系，跟罗马教皇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私人事务。我们私人之间有契约，我保护你，你给我尽什么什么义务，比如服役40天，这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双方中有一方背约的话，通常正确的解决方式是打一仗，决斗，看看谁胜谁负。实在不想决斗的情况下就是仲裁，仲裁就是现在所谓打官司啦~打官司，法院是什么呢，通常是同侪审判，也就是说国王和贵族之间发生纠纷之类的，不想打的情况下，就请其他的贵族来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的、大家身份相等的，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处理不了的话还得是决斗或者是战争。也就是说，战争是封建政治制度的真正起源，也是封建宪制的真正起源。封建宪制主要是围绕着战争权力的分配和军事义务的提供而来的。

我们现在提到诺曼征服，诺曼底公爵，他本人就是忏悔者爱德华的亲属，忏悔者爱德华没有子嗣，所以他的继承权就要在两个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中间展开，就是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和北方的哈罗德。国王本人的政治倾向还反而是倾向于威廉的。在当时是没有国界这个概念的。我们不要忘记，各个王国之间，整个基督教欧洲是一个整体。他们，理论上来讲，教皇和皇帝是一个整体的普世观念。而这个地方性王国只是私人性契约的安排。没有什么国家的东西。国家就是公共权力。后来人说封建国家，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事情。其实当时只有封建，没有国家。国家是在绝对主义兴起之后才有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来讲，两个候选人，在国王死后进行竞争，而且照威廉的说法来说，哈罗德曾经一度承认过他的优先权，但是最后等爱德华国王死后，哈罗德又近水楼台的抢占了王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封建成例，就是应该通过战争和决斗来解决的。战争和决斗产生的结果就等于是天意的裁决。谁死谁活那都是掌握在上帝手里面的。既然威廉在战争中打死了哈罗德，那就说明是上帝的裁决是落在了威廉这一边，当然就要承认威廉是英格兰的国王了。

诺曼征服的真正后果是什么呢，它改掉了英格兰的上层的贵族体系，把诺曼式的封建体系引进了王国本身，从封建主义本身的角度来看，它没有改变英格兰王国本身的习惯法，甚至没有改变阿尔弗雷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留下来的那些丹法区(Danelaw)和撒克逊法区留下来的这种地方法体系，它改变的是上层贵族和国王之间的义务关系。在诺曼诸王的统治之下，忏悔者爱德华时期和撒克逊王国末期那种法统不稳定的情况有所收敛，正统性、君统经过坎特伯雷大主教或者是约克大主教加冕后的神圣君主、经过罗马教皇加冕的神圣君主的观念，极大地确立了。几大家族争夺王位的现象渐渐消失。可以说，诺曼征服以后，英格兰的君统和正统就没有中断过，以后即使有争夺王位的，那也是王室本身，内部各个分支之间的争夺。所以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之间的玫瑰战争，按照东方人的观点来看，其实这就是王室内部的不同支系的斗争，其实都谈不上改朝换代。如果你按照东方的观点来看，其实，诺曼征服的英格兰是一个万世一系的国家。至今，直到现在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所有的君主，都是通过正统的方式，一脉相传继承下来的，没有秦始皇后来这种改朝换代、终断法统、重新开始的情况。这对于后世的历史学家相当重要，因为英格兰王国，从诺曼征服以后，君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动。以后的继承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合法的交易和正统的继承，没有发生过篡逆和抢夺的现象。

诺曼征服改掉了上层的封建体系，但是在这个时候，英格兰王国还谈不上是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法律体系。这时候你如果从基层居民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英格兰王国仍然是操不同语言、根据不同习俗和习惯办事的各个居民的一个综合体。东北部仍然是阿尔弗雷德大王时期抵抗的那些丹麦人的后代，他们仍然是在使用丹麦人总结出的习惯法。而西部仍然是阿尔弗雷德大王留下的韦塞克斯王国。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典和习惯，在地方上仍然在继续使用。诺曼人的封建法法典是只管他们自己人的。等于是所谓的英格兰王国，是由各种不同的私性法律体系构成的一个相互嵌套的一个杂合体。在这些体系中间，最强大和最规范的是教会法的体系。教会法吸收了古代罗马法的许多成分，比起日耳曼的封建法来说，它成文法的味道要重得多，显得规范得多，这在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假定在罗马法和教会法没有对英格兰法律体系形成强烈冲击，而教会本身又没有对英格兰王国的王权形成重大压力的情况下，那么王国是不是还有动机把他们自己原有的封建法和习惯法归拢起来，这一点是非常可疑的。

早期的封建法，不脱日耳曼部落的遗风，它大部分都是口传的，也就是所谓的父老口传。法律就是习惯。一件事情如果发生纠纷了以后，大家就会自然要回忆，古代我们部族自古以来的习惯是怎样处理的。如果发生纠纷的话自然就要去找部落里面的老人，那些记忆力最好的老人，比如说一个60岁的老人他还记得年轻人不知道的事情，他还记得两三代人以前，部落里面处理这件问题的时候习惯是怎么样。那么他说，我们部落的习惯是这样的，好，问题就这么解决了。通过口传的成文法，由部落里面年长的父老、记忆力比较好的父老，充当活动的资料库和仲裁法官，社会秩序就足以维持了。但不用等到社会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这样做就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最开始的时候，封建法记录的时候，仍然是本着这种口传的规定，从原则上来将，口传的部落习惯法是不能改的，按日耳曼人的传统观点来看，部落习惯法实际上就是神意裁决，因为它自古以来的风俗习惯，跟万有引力定律是差不多的。现代人，如果有人跟你说，我要实行改革。你说，改革很好，那改革什么呢？他说，我要改革一下万有引力定律，人类让万有引力定律束缚，上不了火星，这是极大的错误，为了社会进步，我要改革万有引力定律。大家一定会哄堂大笑，觉得这家伙是神经病，造永动机都没有这样荒谬的。

按照中世纪早期的观点来看，部落的习惯法就是相当于万有引力定律这种东西。在当时，物理定律和政治法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大家觉得，物理定律是神定的，政治法律也是神定的，神规定了要有引力，大家都会非常开明，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你不可能修改上帝的旨意，这是理所当然的。上帝也是规定了有国王有部落的，有这些传统习惯，这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你不可能去修改这些习惯。这就像是修改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既荒谬、实现不了，同时也是亵渎神灵的。那么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只能够发现原来就有的习惯，就是中世纪法律的格言：你只能够发现法律，不能够制定法律，不能够发明法律。发现法律就是，例如国王或者国会或者其他立法者到民间去采访，我们英格兰王国自古以来有很多法律和习惯，为了辅助人们记忆力的不足，为了防止大家记错了或者记不住，这样吧，我们派一些记录员到民间去，找到那些老人，相互讨论，让他们把口传的部落风俗习惯写成书面文字，写在羊皮纸上，然后保存起来，这样今后大家就不会因为哪一个老人死了或者记忆力不好了，古老的风俗就失传了，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用这样的方式，王国的法典才能够一点点的汇集起来。当然这样的法典都是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组成，它的具体来源你很难说得清楚，哪一部分是丹麦人从北欧带来的他们的习惯，哪一部分是撒克逊人从韦塞克斯传下来的习惯，哪一部分就说不定是布立吞人或者威尔士人留下来的习惯。这样，经过多次这样的记录以后，原来的各部落的可能有些不同的习惯法，就渐渐地混溶在一起了。

最后，等到亨利二世一朝的时候，国王和教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国王开始想到，他必须要有一个相当于是上层建筑的体系，足以抵抗罗马教会所代表的普世价值。教会的影响主要就是它的教会法是普世的，因为罗马的意义就是普世的，罗马帝国就是普世的帝国，相比起来，英格兰这样地方性的王国显得神圣性差的很远了。于是他只有另外去找一个可以对抗普世的东西，就是王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和习惯。虽然这个自古以来的法律和习惯是地方性的，但是因为它是自古都是这样的，在远古性和神圣性这方面还是能够和罗马的普世性相抗衡的。因此，普通法诞生和王室法庭的体制建设，关键时刻就在亨利二世时代。同时，亨利二世的时代也是议会制度初具规模的时代。这两者也是有联系的，因为，就国王的这方面来说，他们的直接作用就是强化了王室的权力，使各等级的会议变得正规化，合法性有所加强。王国各地的习惯经过收集以后变得整体和规范化了，好像是，也就不像原来那样土鳖和粗陋了。

王室法庭，经过一系列改革，比起各地方的封建法庭和领主之类的法庭有了很大的优越性。诉讼程序变得简洁和快速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很有利，节省了不少费用，执行也显得比较公正。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封建是没有国家的，没有公共权力的，所以一切都是私人关系，包括打官司这件事情也是这样的。国王有他自己的法律，各个领主也有他自己的法律，教会有他自己的法律。当时的人要打官司的时候，他不是必定的，像现代人那样，有个最高法院，所有的法院都是从属于最高法院的，必须从属于最高法院的最后解释。当时的最后解释是谁，是不明确的。我可以选择。同样的事情，具体由哪一些法庭来裁决也是不好说的。在普通法改革开始以前，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习惯上由领主法庭管辖的案件，但是当时人对领主法庭不满意，偏要去找教会法庭。到教会法庭，教会法庭做出的裁决可能比领主法庭做出的裁决对他更有利。而领主法庭不高兴，因为这样会损失他的收入。一个领主的重要收入就是打官司的诉讼费，当事双方都是要给法官交一笔钱，这笔钱就是领主的重要收入。在古代封建制度只有私权的情况下，领主通过打官司的收入在他的财政收入中占有一个重要的比例，而且也是威望的来源。

比如说圣路易（Louis IX）之所以是威望很高的封建君主，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传说，舆论普遍认为，圣路易处理法庭诉讼的时候格外的公正，不偏袒自己人，哪怕是英国人来打官司，打官司的结果是对他本人不利，他也宁愿做出对他本人不利的判决，也不愿意让英国人吃亏。因为他特别公正，所以来找他打官司的人特别的多，他的名望蒸蒸日上。尽管他理论上不是封建欧洲共主，但是他实际上的影响力超过了他自己实际上的辖区。很多本来不属于他的领主和臣民都要找他打官司，这样他就处在政治上非常有利的地位。如果一个国王或者大领主能够赢得相当于圣路易这样美好的名望，他的法庭能够赢得不是他辖区的、许多从远道而来、慕名而来打官司的，这对他是非常有利的。不仅是很有面子的事情，而且这种事情是对他非常有利的。

我们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地比喻，照中国儒家的传说，周文王就有这样的威望。他还是商纣王一个臣子的时候，他在西周就以公正和明智而著名。所以远方的，比如说是江汉地区的两个诸侯国争夺土地的时候，打官司打得不得了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的，都跑到镐京或者说是丰镐一带，找周文王裁决，来到周文王这里以后一看，周文王治下的国民如此的彬彬有礼，自己都感到惭愧，觉得，这些人有纠纷以后，都能够通过礼让的方式相互解决，而我们竟然这样子不像话，都要跑来要吵要打，让周围人看着我们，很没有面子，我们还是自己和解回家去吧。这个故事是经过后世儒家修饰过，当然不是历史事实，但是其中很可能反映出一些历史事实。因为当时周文王不是华夏的最高君主，最高君主还是商纣王，而当时的主流政治制度也是封建制度。各个领主谁都没有最高权力。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尽管周文王实行仁政是儒家夸大来的，吹牛皮的观念，但是在当时所谓的华夏万国，无数的，至少在几千个小君主中间，周文王很可能确实是通过向圣路易那样特别善于处理诉讼，判决特别公正，至少比别的领主公正，因此在各个地位本来相似的诸侯中间赢得了特殊的名望。本来大家都是诸侯，但是就是你周文王的名誉特别好。就好像我们经常，大家都是教授，但是就是某个学校的某个名教授，名气比大家大一点。在封建制度之下，权力高度分散的情况下，这种名望对国王有很大帮助。亨利二世当时推进法治改革，其中主要的动机就是为了赢取这几方面的利益：对抗罗马教皇，赢得一种比较可靠的意识形态正确性，和比较集中、可靠的财政收入，可靠的制度，以及更加美好的名望。

经过亨利二世以后，经过西蒙·德·蒙德福特(Simon de Montfort)的战争，大约到亨利三世一朝，英国现在的国会制度基本上就算确定了。以前撒克逊时代是只有固定的贤哲会议，民众会议是说不准召开不召开的，即使召开也就是纯属形式上的。诺曼征服以后的初期，只有大议事会是可以确定性召开的，大议事会和撒克逊人的贤哲会议一样，它是贵族、甚至是大贵族的会议。普通的有产阶级和小的骑士都没有什么地位。民众会议在亨利二世一朝就没有召开过。亨利三世以后，直到爱德华一世的时候，英国现代的国会制度算是正式确立了，就是，包括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大体上继承了过去亨利二世时代的大议事会，它是一个贵族的会议。而下议院就是新的产物。基本上就是西蒙·德·蒙德福特掀起内战的结果。因为双方都需要 争取各自治市和有产阶级的支持。下议院的组成，一开始就是国王和反对国王的大贵族，争取各个自治市政和普通有产阶级的工具。召集他们来的主要用处就是，请你来就是因为，知道贵城市的钱不少，尽管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国王，是依靠我们的领主 — 我们国王自己的私人领地的收入生活的，其他的公爵伯爵也是依靠他们自己的私人领地的收入生活的，你们自治市政也是依靠你们本市的收入生活的，我们彼此之间是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干涉谁。但是现在既然打起仗来了，就需要一些原来不存在的新的收入。原有的收入已经是不足以维持开支了。同时，因为打仗这件事情不光是牵涉到我们家国王的事情，也牵涉到英格兰境内全体居民。例如，地方的势力如果胜利了以后，贵城市是不是要做一下选择，或者贵郡是不是要做一下选择，如果你们不依靠我们国王善良而明智的保护，敌军打过来了会不会抢劫或者掳掠你们，如果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国王是比较正义的或者是比较善良和仁慈的，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捐一点钱给我们国王。

但是，这个捐钱，当时的情况只能是捐钱，而不是征敛。第一是因为国王和领主都没有确定的权力要向大家征钱，这是一个新的要求。第二就是，国王就是要钱，他也会给你讨价还价的自由。一般自治市政是有自己的城墙和自己的自治机构的。国王如果要钱而对方不给的话，说不定双方就要首先打一仗，打仗是很费钱的事情，说不定费了钱以后，双方还是不给钱，结果劳民伤财，反而是吃亏。所以比较明智的办法就是，说服对方自愿的捐献一笔不确定的钱。最开始的下议院是由各郡的骑士和各自治市政的有产者代表组成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像凑份子钱，说，我们城市比较有钱，算了，我这次多给你一点吧。我们城市比较穷，稳定的有产者也不多，我就要少给你一点。多给少给这件事情国王也是做不了主的。

而且，这件事情不一定能够形成定例，要看下议院怎么决定，它可能决定，以后，一般来说，下议院在决定捐钱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附带协议，就是说，本决议不能作为先例。什么意思，就是根据日耳曼法来说，习惯是神圣、不可改的，如果自古以来的习惯就是这样，那么你就不能改了，以后就要这样。但是我们可以特别做出一个决定，这一次，比如说我们城市给了国王250万，我们要说明这次是特殊的捐款，专款专用，国王现在有什么用途，我们认为国王做得好，我们捐250万给国王，让他干这件事情，但是下不为例。国王你以后下次要钱的话我们还是要专门谈判，不能说是这次给了你250万，以后你年年都要我250万，你儿子孙子曾孙每一次都找我要250万，对不起，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下次你要办事，我们可能再给你。如果你不办事的话，或者根据其他不正当的理由，我们仍然可以拒绝你。一般的国会决定中都是有这一条的。

开始的时候，最初的时候，下议院之所以没有成立，我们刚才说的亨利二世的时候没有下议院，是因为国王虽然有的时候也要向城市借钱或者是要让他们捐钱，但是这件事情不是集体的，没有英格兰王国这个整体性概念。国王觉得，比如说我缺2000磅打仗，我要过来伦敦市捐的250磅或者是借500磅，然后再要过来布里斯托尔市再捐的100磅或者是50磅，再向其他几个有钱的城市弄一点，这就够了，我没有必要把全部城市都招过来。我要做这件事情也是只此一例的，具体的事务，做完就完，这一次是我需要2000磅，凑一下凑一下，东南部几个大城市已经给我捐够了，其他城市我就懒得去找了。这谈不上规范，只是临时处置。既然是临时处置就没有必要召集全国代表来共同讨论，既然大部分代表根本不出钱，那让他们跑来那是没有必要的事情。

等到亨利三世以后，等到爱德华一世以后，英国开始日益卷入大陆的政治制度，军事费用，特别是到法国征战的军事费用，急剧上升，而且战争渐渐变成一个常规，而不是临时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不定期的临时性要求，渐渐习惯性的变成了有定期的、必然的。大家都有一个预期就是说，国王上台肯定要到法国去打仗的，打仗肯定是要花钱的。这种情况下，东欧地区比较有钱的人肯定会多多少少捐一点，既然是这样的话，原先比较零散的分别谈判是很费成本的。国王要2000万，跟伦敦谈判一次，再跟埃塞克斯谈判一次，这样来来回回跑很烦人，那我还不如把伦敦代表、埃塞克斯代表、约克郡代表，干脆全国各地各市的代表都来都来~大家一次性谈判了结。我本来要谈判十几次甚至是几百次，这一下子，大家都到威斯敏斯特来开会，几百个代表一起开，一次会议我全都解决了，这不是大家都要省时省力么？国王也便宜了，各城市和各地也便宜了。威斯敏斯特是爱德华二世时期才修起的，以前国王召集国会还没有固定的地点，修好以后就有固定的地点了。以后，大家都觉得，既然这样固定的开会比较方便，大家都省事省力，最后就形成了固定的制度。以后，到爱德华一世以后，正式的国会制度就逐渐的固定下来了。以后慢慢地积累成例，从法统的角度来看，爱德华一世以后的国会，一直到现在的联合王国的国会是一脉相传，这这种情况下是一直没有中断的。

在这个情况下，就出现了所谓的，这件事情，中国的历史学家好像没有正确的理解，他把封建制度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封建制度和东方专制主义混为一谈，把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和秦始皇以后中国那种官僚专制主义混为一谈，造成极大的混乱。你从我刚才的说法就可以看出，东方专制主义的官僚恰好就是：他没有什么等级区分，皇帝之下，绝大部分居民都是相当于西方所谓降虏，没有政治权利的、普通的顺民。皇帝、朝廷可以用征用战利品的手段，向他们爱征多少就征多少，根本不存在权力分配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东方专制主义实际上就是征服的产物，就是皇帝和朝廷对他的广大臣民行使、而且永久性行使征服者的权力。通过他自己私人的奴仆，也就是皇帝本人任命、可以随便撤换的官吏，来治理那批被征服的臣民。

而封建制度就恰好相反，封建制度是自由民的体系。国王、贵族和普通武士都是有政治权利的实体，他高兴跟国王合作就合作，不高兴跟国王合作也可以不合作的。各个阶级、各个等级都有自己的权力，必须通过各等级相互谈判确定国家的开支、确定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归属。这种制度，虽然跟现代民主制度已经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了，只有一个重大不同就是：没有钱、也没有武力的普通平民阶级，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权利。除了这一点以外，中世纪的英格兰王国和大多数北欧的封建王国，实际上已经具备现代立宪民主国家的主要条件。他们在近代革命以后发生的主要变化就是：扩大了政治参与范围，最后扩大了选民团。但是这对于它原有的政治制度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它本来就是有国会、有议院的，只是参与者的人数，可以说是参与者的门槛比较高而已，以后也就是逐渐的把门槛放下来而已。而东方专制主义是根本没有门槛这件事情的。它就没有一个可以产生立宪民主制度的一个胚胎。所以它后来即使有类似的制度，基本上没有例外，都是通过西方殖民主义引进的。西方殖民主义引进的势力比较大的地方，就像我们那位嘴巴很大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说的那样，殖民主义搞得时间长和比较好的地方，情况就比较好。殖民主义没有搞好的地方就很难建立西方式的立宪民主制度。道理就在这个地方。而中国恰好就是后一种情况，它是属于：第一，自己没有立宪民主主义的胚胎；第二，他搞殖民主义搞得很不好，基本上没有被殖民，所以它就建立不起类似的制度。其他曾经被西方国家征服过、占领过的、殖民过的国家，一般来说，都能够建立起质量不太好，但是还毕竟有点样子的立宪民主制度。而西方自身呢，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说法，它封建的宪法制度，可以直接过渡到近代立宪民主。

封建宪制在爱德华一世到爱德华三世之间大体上奠定了根基。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这时候英格兰王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各封建王国没有明确的区别。英国的政治体制，也许比其他的王国要更加完善一点，但是区别不太明显。圣路易时代的法兰西王国也是一个类似各等级分权的封建王国，日耳曼是，神圣罗马帝国是，波兰王国更是，这是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整个欧洲共同的政治体制。这就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包括阿克顿勋爵那些人所谓的：古老的自由，欧洲共同的古老自由。埃德蒙·伯克在法国大革命说的，欧洲各文明民族公用的古法：我们的古老自由，就是指的这种东西，这种封建性的自由，封建性的分权。不包括平民，但是确实限制了所有等级、所有强者的权力。

在此以后，从封建宪制到现在，英格兰宪法体制经过几次重大的转折，逐渐的把英格兰和欧洲大陆隔离开来，更不要说把英格兰王国和整个欧洲和欧洲以外的世界隔离开来。第一个趋势就是，在它的最初期，爱德华王朝开始，一直到兰开斯特王朝，照19世纪自由主义者或宪法史家的看法，包括斯塔布斯那本著名的《英格兰宪法史》(William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的说法就是，那段时期是英国立宪君主的黄金时期。在当时，这种封建性的立宪君主制时期，起主要制衡作用的不是下议院，而是上议院。因为当时国家开支还不是很大，负责出钱的各自治市政的市民和各地的骑士，作用还不是很大。战争的作用还要比经济更强大一些。而战争主要是贵族负责任。贵族组成的上议院对国王行使主要的约束作用。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是国王和大地主分权的时代，主要的约束、压力来自大贵族。这种政治结构并不特殊，后来我们所谓的波兰王国，有人也把它叫做波兰和立陶宛共和国，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大贵族组成的国会能够对国王实行有效的约束，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政治体制，跟现在的立宪君主制没有什么区别。国王确实是按照法律办事的，确实不能独断独行。而法律主要是国会制定出来的，在技术上应该是无懈可击的。

这种政体过渡到蔷薇战争，或者叫做红白玫瑰战争以后，演化到约克王朝时代，这时，英国法国和欧洲大陆同时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就是封建性的自由和封建性的立宪君主制面临着新式的强势新君主的挑战。这些挑战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法国的路易十一和英国的爱德华四世。他们的特点，非常像是战国时代中国的君主，或者是像路易十四采取的那种模式。他们的政策是：团结平民，打击贵族。因为在过去的封建宪制和封建自由之下，限制国王滥用权力的主要力量来自于贵族和贵族组成的上议院。一方面，通过玫瑰战争和公益同盟战争这样的封建性战争，国王打败了大贵族，大大的削弱了大贵族原有的政治经济实力，使他具备了进一步扩张权力的基础。另一方面，经济不断的发展，像伦敦市，或者是里昂市这样的城市变得比以前富裕多了。通过国际贸易和地中海贸易，整个欧洲的生活水平都在上升。这种情况下，第三等级或者说是平民、市民阶级的权力欲望有所上升。他们在过去封建等级制度中间，下议院享有的那一点权力已经不能让他满意了。同时从他们的角度看来，对他们实行主要的压迫和竞争的主要是大贵族。抢劫他们或者掠夺他们，或者是在政治上不支持他们的主要是贵族。他们可以跟国王结成联盟，这是法国很常见的那种，国王和第三等级形成的联盟，用平民阶级出身的法学家做大臣，削弱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力，最后实现绝对主义王权，就是路易十四那种「朕即国家」的新型国家。约克王朝特别有这方面的冲动。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是绝对主义在英国取得胜利的最高峰。

但在这个紧要关头，英国路径，和法国路径、欧洲大陆的整个路径整个拆散了。欧洲大陆的情况，特别是法国的情况是：国王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取得胜利，第三等级将无限征税的权力授予了法兰西国王，结果法兰西国王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召集第三等级了，他已经有权力征税了，同时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雏形的官僚机构，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行政法院和法兰西财政署，尤其是法兰西财政署。法兰西财政署是一种非封建、甚至是反封建性质的机构，因为它的成员不像是封建贵族，贵族不是皇帝或是国王能够任命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周天子他能不能够任命齐桓公或者是鲁襄公这样的诸侯，当然是不能的。齐桓公的公位是继承他的父亲的，他死后也要传给他的儿子，周天子只能象征性的承认一下。他不能够像是，任命山东省省长一样，任命齐桓公。诸侯就是诸侯，诸侯是不必听命于国王的。这就是封建制度和行政官制度的区别。而法兰西财政署，这是法兰西国王在封建制度里面打下的第一个特洛伊木马。他第一次取得了封建制度里原先所没有的权力。他有了自己可以撤换的官吏。我们都知道，三级会议当然不是法兰西国王能够策划出来的，巴黎的最高法院也不是法兰西国王可以策划出来的。但是行政法院和财政署是法兰西国王任命出来的。他们的出身往往不是贵族，而是有产阶级中学习成绩比较好，学问比较大的学者，有点像中国的科举文人。你本身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你就是有点学问而已，你凭这个学问给国王办事，国王就会给你官做，他可以给你官做也可以不给你官做。所以你必须依附于国王，没有国王，你那些学问屁也不是，你什么也不是。你的学问也就只好卖给国王，当个官做，否则的话，你什么也不是。这样的一个准士大夫阶级，他就是皇权的天然盟友。这样国王依靠第三等级给予的财政支持和他新培养出来的这一批出身平民的法学家和财政家大臣，逐步的在封建贵族的体系之外，建立了属于国王、而且仅仅属于国王的，自己的财政机构。这个财政机构随着以后战争的日益升级，不断的扩大。开始只是征收的税收，只是封建体制里面一个小小的补充，后来就变成了国家的主要收入，最后法兰西国王在绝对征税权和行政官僚制度的支持之下，形成的「朕即国家」的基本格局。

英国从爱德华四世开始，走的其实也是这样一条非常相似的道路。爱德华四世击败兰开斯特王朝，他是约克王朝的人，击败兰开斯特王朝，主要是因为伦敦市站在他的一边。双方都有大批封建贵族的支持，一度是势均力敌的。但是，伦敦市把他的大量金钱投入到爱德华这一边以后，北方的玛格丽特这一方就顶不住了。最后胜利属于约克王朝这一边，伦敦市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爱德华四世的政策也明显采取了讨好市民阶级的政策。像他娶的王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Elizabeth Woodville)，就是贵族血统极其可疑，很可能是平民阶级冒充的，但是她跟伦敦市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伦敦市非常欢迎这样出身微贱的王后、合法性很成问题的王后。而欧洲各国的君主也感到不满，因为传统的英格兰国王应该取外国公主，至少要娶一个大地主的女人，居然娶了这样的女人。所以爱德华一死，比较有野心的格洛斯特公爵，就是莎士比亚描写的驼背的理查王，就推翻了爱德华留下的两个幼子和王后伊丽莎白的家属，把几个比较重要的外戚给杀掉了。也是因为爱德华国王这种政策在当时算是离经叛道的创新，所以根基不太稳固。老牌的贵族觉得你们这些暴发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资格跟我们平起平坐，因此，老王一死，他们就站不住脚了。然后都铎王朝推翻了篡位的理查国王以后，进一步的采取强化王权的政策。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英法的路线发生了重大的分歧，法兰西国王强化王权以后就干脆永远不再召开三级会议了；而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采取了另外一种路线：他们采取了强化下议院来打击贵族的政策。他认为下议院本来就是代表平民阶级，而平民阶级天生就跟国王是一条心，是共同反对贵族的，所以为什么要解散下议院呢？下议院一直是最忠于国王的力量，约束国王的是上议院。亨利七世和八世采取的政策就是：不断召开国会，他们召开的国会不但比约克王朝多，而且甚至比兰开斯特王朝还要多。就是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国会制度才得到最后的完善，定期召开的国会制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完善。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不大像是削弱他们的权力，而是增加了平民阶级的权力。他利用增加下议院的权力，凡是有事都要与下议院磋商。而下议院就是受宠若惊啊。以前的下议院就是跟屁虫一样的机构，国王和上议院先有问题先商讨好，然后，国王平时是坐在上议院里面跟大臣做商讨的，下议院是在门外面恭恭敬敬、卑躬屈膝地等着你们商议的结果。商议出结果之后，下议院选一个代表出去，到上议院在国王和贵族的面前，听取国王和贵族对他们的指示，然后恭恭敬敬地把圣旨传到下议院，然后下议院讨论一下，我们支持还是不支持。这样子的决定权就很小了。一般的情况下，下议院，在国王和上议院都已经商量好了的情况下，一般都会支持。大人物都已经支持了，那么我们这些连爵位都没有的老百姓还敢说什么呢。支持，支持。但是亨利八世的时代就经常是，国王先通过他的议会代理人，这个议会代理人叫做Speaker，可以叫做代议长，或者叫发言人，或者叫其他什么译法也可以。他跟现在通常用的国会主席Chairman是不一样的。从他这个卑微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出来，Speaker他就是一个讲话的人，他本身不像Chairman那样能组织会议的人那么有权威。在都铎王朝时期，他是国王安排在下议院里面的代理人或者是主要沟通机制。重要的政治决定，往往通过这条沟通渠道，国王和下议院商量好，商量好的结果往往是国王和平民联合起来对付这些大贵族。下议院看到国王对自己这么重视，受宠若惊，基本上是次次，他们反对贵族的热情比国王本人更加积极。

以至于到了后来，伊丽莎白女王都对他们感到不满了。因为他们忠君爱国的程度，不是爱国，只说是忠君，他们忠君的程度超过了伊丽莎白本人愿意容忍的程度。因为伊丽莎白她还是不彻底的人物，她和她的父亲亨利八世一样，虽然希望扩大个人的权力，但是还是不想摧毁整个封建制度，她不想要贵族阶级完全去死。而下议院的议员往往走的比国王本人更远，他们直截了当地要求国王掌握全部权力，让教务会议去死，让主教们去死，让罗马教会去死，让大贵族去死，一切权力归于国王本人。他们甚至要求国王在审判大贵族的时候，都不用按照大宪章的要求，召集本阶级的贵族阶级的陪审员审案，直接由各郡地方上的陪审团就可以把这些叛国者杀掉了。照他们的想法这应当是讨好国王的手段。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是不认账的，她说，大贵族即使是再为非作歹，再不忠于国王，再该死，他们的出身毕竟是贵族。我们至少应该给他一个体面的待遇，至少只能由贵族来审判贵族。照你们的说法，一个地方上的陪审团随随便便就可以审判叛国这样的大案，你们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因此她专门传旨，把当时的下议院给骂了一顿。但是下议院还是非常崇拜她的。因为在她的统治之下，我们所谓的资产阶级各个自治市政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英法两国路径差别关键在哪儿了。英法两国实际上都走了一条：国王，和第三等级、平民阶级、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击贵族的道路。但是在法国，国王选择了从平民阶级中间产生出来的行政官吏、法学家、士大夫阶层，通过官僚机构来打击贵族，完全废掉了封建制度留下来的国会制度。而在英国，特别是都铎王朝的立宪君主，他选择了依靠下议院完善和强化国会制度，把国会变成一种反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统一力量的机构。它不采取行政官的方式，而采取强化下议院和国会权力的方式。在当时他们都达到了同样的目的。亨利八世，和路易十三、路易十四都是著名的搞中央集权的君主，伊丽莎白也是搞中央集权的君主。在当时看来他们的成就很相似，但是以后的发展就不一样了。法国从此以后不再有国会，只有行政官吏，他的税收不断的扩张。最后终于发生了一个临界点：原先支持他的资产阶级现在发现，他们在失去国会以后，在面对国王的行政官吏的情况下，完全没有保护。他们原先觉得打倒了封建贵族日子就好过了，但是现在只有国王，而国王的权力已经膨胀到他们无法控制的地步，不但增加他们的负担，他们也无法反击。最后的话，法国就演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绝对君主国。

而英国呢，英国资产阶级他们平民阶级还有下议院这个势力。下议院虽然在都铎王朝的时候跟国王是一心一德，联合起来打击封建贵族的，但是，在斯图亚特王朝的时代，国王的权力，新的斯图亚特国王也像法兰西国王一样，在贵族的威胁已经不太明显的情况下，开始进一步的向我们所谓的资产阶级要权，也要求进一步扩大权力和收入的时候，资产阶级还有一个自己的势力，这就是国会。而且他们还能够创造神话，他们说，我们的国会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英格兰王国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我们英格兰王国跟欧洲大陆各王国全都不一样，我们国会的权力自古以来是神圣的。依靠国会这股势力，他们可以进一步的，和原先的老朋友国王翻脸，甚至打败国王。这个时候，英格兰王国在都铎王朝那个时代到底算不算是绝对主义君主国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毫无疑问，当时的王权，比起兰开斯特时期的封建的立宪君主制是极大的扩张了，但是他有没有扩张到可以像法兰西或者是西班牙那样，称为绝对君主国的地步，史学界一向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即使是在英格兰王权最强大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完全摆脱封建遗产和封建宪制观念。因此，说绝对君主国，或者是新君主国的时候，是不应该把它包括进去的。另一些人就觉得，即使绝对君主国这个词不适用，但是我们总可以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例如新君主制，把英国也包括进去。因为即使英国国王没有走那么远，但是他们加强王权的这种发展趋势，这是明显可见的，这个趋势是可以看出来的，还是应该把它的特殊性体现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把约克王朝、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大体上划分为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古老的封建自由和封建式立宪君主制结束了，英国进入了一个新君主制的、一个比较前途未卜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一个十字路口。英国也许，当时没有人能够准确的判断，英国会不会变成法兰西式的绝对君主国。查理一世就很有这种想法，他派他自己的Speaker — — 议事长到国会去教训议员，他说，是的，封建自由是自古以来的，我们英格兰王国自古以来跟欧洲其他的古老王国一样，都是国会掌权，国王按照法律办事。但是，你们说的都是些老黄历啦~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兰西和西班牙在富国强兵的过程中间，加强了国王的权力，解散了古老的议会，现在欧洲大陆各国已经不要他们的议会了，只有英国还有议会，你们还能够坐在议会这个位子上，是不是应该感谢我们国王陛下的仁慈和开明呢，就是因为我们本国的国王陛下对待你们，比起法兰西的国王和西班牙的国王要仁慈多了，如果换成法兰西的国王和西班牙的国王，我们的国王陛下就根本不来跟你们商量问题，直截了当把你们解散了，你们又能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不要给脸不要脸了，我们国王陛下对你们已经是这么好了，你们难道还不好好配合？他的话如果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照他的意思来说，你们应该感恩戴德才对。

但是，英国的国会议员在这种情况下，做了当时欧洲人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他们发明了神话，依靠普通法和国会作为武器，不但不配合国王进一步的要求，反而要求把伊丽莎白时期已经成为定例的一些权力收回。例如最重要的，比如说是，伊丽莎白时期经常说的垄断公司的权力。她在国家财政不足，王室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要赏赐宠臣，经常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要犒赏埃塞克斯伯爵(Robert Devereux, 2nd Earl of Essex)，但是我没有法兰西国王那种无限征税权，我也不去费那种麻烦去征税，我直截了当地授权说，今后，葡萄酒贸易就专门包给埃塞克斯伯爵一家了。赚的多少钱都归他，别人都不准做这项生意了。这样国王不出一文钱，而埃塞克斯伯爵已经拿到赏赐了。她经常用这种赏赐方法去封赏她的宠臣，因此引起国会的不满。这样做直接损害的就是消费者。因为，没有别的私人商人做这个生意的话，埃塞克斯伯爵一家做葡萄酒生意，他为了多赚点钱，可想而知自然会提价，消费者自然会受到损失，其他想做这一行买卖的商人也要受到损失。所以国会就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命题，叫做「面包不在内吗？」就是讽刺国王的。你把葡萄酒也给包了，锡矿也给包了，染料也给包了，布匹也给包了，什么都赏给宠臣了，现在只有面包没有被包了，面包现在大家还可以随便吃随便卖，你要在下一次把卖面包的专利权封给你的宠臣，那我们大家都去挨饿算了。伊丽莎白女王在这种情况下表现的比较明智，她做了一个身段柔软的姿态性表示，她表示说，我是爱民的，不要忘记，我之所以搞这个搞那个，归根结底是因为你们国会不给我钱的缘故。我如果像西班牙和法兰西那样横征暴敛，你们其实还是更糟糕。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愿意倾听民意，照顾一下你们，取消几项最不得人心的专利权。当然她还是保留了几个专利权。在伊丽莎白王朝末期，下议院势力还不大的时候，议会得到这个局部的战果已经感恩戴德了，全体议员一致欢呼，女王陛下万岁，我们誓死效忠女王。

但是等到詹姆斯一世当权的时候，国会的势力和野心已经大大增长，这种做法不能再让他们满意。他们进一步全线进攻国王原有的特权，要求把整个专利垄断都取消掉。在这方面，伦敦市的资本家走得特别远。他们其实，到现在他们都是主要的利益相关方。自由贸易对他们是有利的，垄断贸易堵住了他们赚钱的重大机会。他们为了反对国王，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方式，包括向苏格兰人和荷兰人授权，来打击本国国王。从查理一世的角度来看，他要加强王权其实主要是富国强兵的问题。欧洲在过去几百年战争中，军事技术和财政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过去英格兰王国那种封建式军队已经不再适用了。亨利八世刚刚上台的时候，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邀请他去共同对付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他带着百年战争时期那种老牌的英国军队去，这些英国军队就是，由一批封建贵族筹措资金，再加上各郡平民组成弓箭手，这样就到了大陆。到了大陆一看，原来德国军队和法国军队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他们已经在意大利战争中产生出了高度精炼的步兵团和重炮，如何修建抵抗重炮的城堡已经变成了一种科学。英国带去的那些弓箭手在欧洲大陆那些经过意大利战争训练出来的那些军事工程建筑师，在他们的城堡、步兵团和炮队面前，基本上什么也不是。你总不可能拿弓箭手去攻击厚厚的要塞吧。过去那种城堡也许可以，过去那种骑士也许可以，但是现在的城堡、现在的新型的军事工程已经修的连重炮都打不破了，能是你那些弓箭手能够突破的么？

所以亨利八世在他第一次去弗兰德的时候，遭受了极大的震撼和屈辱。尽管日耳曼皇帝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I)其实只带了几百人过来，大部分军队是英格兰出的，但他立刻就请马克西米利安做英国军队的总司令。因为英国军队在百年战争以后长期跟欧洲大陆隔离，已经完全跟不上军事变革的新形式了。这样一支老古董的军队派到欧洲大陆，要为列强所笑的。查理一世也是看到了这个趋势，他觉得，百年战争以后，英国长期孤立在世界主流之外，今后要富国强兵了，要不然，我们要远远落后于欧洲列强了，特别是落后于法兰西和西班牙训练出来的精兵。像三十年战争(1618–1648)那种，方特鲁瓦一战中间，法国和西班牙经历过的那场决战，是当时英国人绝对打不来的。在三十年战争时期，查理一世的父亲詹姆斯一世在国际上的地位很差劲：别的国家派出真金白银，派出强大的军队参战；而英国只派出一些大使，到处去斡旋，希望你们不要这样打，不要那样打。他的外交活动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反而变成了欧洲各国漫画的题材，说，别人打仗是派兵来的，英国国王来打仗是派大使来动舌头的。只有舌头没有兵。

但是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英国国会把国王管得太死了。要打仗是要花钱的，要搞军事革新尤其是需要钱的。法兰西和西班牙之所以能够富国强兵，搞出比原有封建军队规模更大、更有战斗力、更有先进武器的军队，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的是筹款的时候能够无限征敛。国王可以用他征敛来的钱雇佣国王私人的专业化的军队。而英国呢，只有封建式的民兵，一年为国王打那么四五天，打完了，一到期就自己回家睡觉去了。仗有没有打完，那是另外一回事。而法兰西国王有他自己的常备军，他们一年四季、随时随地都听法兰西国王差遣，而法兰西国王也有钱，一年四季、随时随地给他们发军饷。英格兰国王既发不出军饷，也搞不出常备军来，这个仗是没法打的。英国如果今后想要富国强兵，称雄于世界之林的话，那么你应该跟上才对，这个就是查理一世的想法。他不是为了自己才干的，而是为了整个英国才干的。国会是不识大体，一定要不给钱，这样就太不负责任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说，如果有人按主流和非主流的关系来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法兰西和西班牙国王的模式是主流的。只有英国、西北欧一些小国、还有著名的波兰和立陶宛联合王国是坚持了过去封建自由的传统，依靠民兵来打仗，没有常备军，国王没有像样的征税权。结果，造成的结果就是，波兰的势力，从中世纪的强国不断衰退，最后被他主要的邻国瓜分。英国的情况比较好，是因为它依靠海军，在大海的保卫之下。而海军其实也很妙的，伊丽莎白时期的皇家海军，属于女王本人的舰艇还不到十分之一，皇家海军大部分舰艇是由伦敦市、布里斯托尔市和其他的市商量着自己出钱筹备的。国王只是给你一个名字。说是皇家海军，其实跟国王本人还没有什么关系。就像是皇家协会一样，参加了这个皇家协会，其实是私人自己出钱的。国王只不过赏你一个名号，你们以后可以打着国王的旗号，管自己叫皇家协会，也就是给你们一个面子，但是国王没有钱给你们，也从来没有给过你们钱。伊丽莎白时期的海军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海军司令霍华德都是自己出钱，装备自己的旗舰的，国王的船也就那么一点，其实根本打不来仗。

无敌舰队来袭的时候，海军出海抵抗了几天，伊丽莎白女王就下令说是，海军司令赶快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为什么要让他回来？因为女王没有钱了。尽管只有十分之一的舰艇是女王自己装备的，但是出海一天就要多花一天的钱，伊丽莎白女王是个小气鬼，她说打仗对她是最不划算的，巡视了这么十几天就够了，赶紧回来，要不然我没钱给你们了。海军上将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很妙的决定，他说，女王陛下，我们不回来，西班牙人还在附近，我们也不能回来。你钱不够不要紧，我替你出钱。以前的钱你出了就算了，以后我们再多巡视一段时间，额外巡视的钱，我自己掏腰包替你出。女王得到这个报告以后才放心地说，你们可以出去打了。然后在海军上将这个报告发出的第二天，无敌舰队来到了英吉利海峡。也就是说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女王陛下的命令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海军上将一接到命令大家就各自解散了，伦敦的船回伦敦，布里斯托尔的船回布里斯托尔，女王的船赶紧解散了，不要再多花钱，那么西班牙人第二天他是可以长驱直入的，一直打进英国本土的。就是因为海军上将自己还有点钱，同时各个自治市政出来组钱，自己也有点钱，而且希望能够从西班牙人那里弄到战利品。他等于是打了一场私人战争，才把西班牙人给挡住。如果完全依靠国王自己的力量去打的话，那当然可能就没有英格兰王国了。

英格兰王国在伊丽莎白女王以后，一直到查理一世的时期，其实军事制度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后来威震世界的皇家海军当时已处在极其混乱的状况下。所谓的威震世界的德雷克(Sir Francis Drake)海军上将这些人，他们也跟刚才所说的霍华德海军上将和皇家协会一样，也只是一个名字。德雷克自己，其实与其说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将领，不如说他是私人船队的船主。他的钱是怎么装备起来的，各地的资本家，希望能够打败西班牙以后，捞到战利品或者补偿，于是个人成立一个股份公司，这个股份公司出钱买船，交给德雷克，招聘了一批水手，然后女王陛下不出钱，只给名分。给了你名分以后就出去打吧，爱打成什么样就打成什么样，打赢了就自己分钱，女王只是给了你们合法性的许可而已。然后他就带着这样的舰队出去打西班牙人，而且还打赢了。英国就是依靠这样的海军准备战争的，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像查理一世这样，在西班牙留过学，在欧洲大陆游历过，他最深刻的感觉是，他的感觉肯定就是，我们英国太落后了，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已经远远把我们抛在后面了，我们要迎头赶上才对。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国会还要限制他的权力，克扣他的钱，这简直是极度不负责任、不识大体的体现。

于是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就引起了英国的内战。国会方面，借助宗教改革的力量，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财产权利的两种口号，吸收新教的力量和有产阶级的力量，最终依靠苏格兰人和荷兰人的帮助才打败的国王，但是打败国王以后，英国立刻就陷入了一个法统难以确定的、新的政治安排难以确定的局面。国王虽然下去了，但是新上台的共和国怎样解决他的财政安排呢，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在内战时期，尽管国会在一开始想限制国王的财政权力，但是为了打击国王，他还是不得不有自己的军队。而这些军队和国王想要建立的军队一样，它也是要花钱的，花的钱不比国王的花的少，而且甚至反而更多。长期国会在它最后执政期间征的税，这是很有讽刺意义的，比国王想要征而征不到的税还要多。也就是说，国会实际上就是，为了拒绝让国王征一笔比较小的税，最后为了打败国王反而征了一笔比较多的税。

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府，当时的长期国会成立的国务院，和国会本身的矛盾高度尖锐。在政治利益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了军事政变，成立了克伦威尔的护国公政府。但是克伦威尔同样解决不了这方面问题。他一连召集了几届国会，每一届国会中间，他都落入了查理一世同样的处境。以前国会不愿意给查理这笔钱，克伦威尔召集国会，同样也不愿意给克伦威尔这笔钱。他东挪西借，到他死的时候，儿子理查德继任的时候，英格兰的财政实际上已经处在完全破产的地步。财政和宪法都破产，结果导致了王政复辟。从王政复辟重新召集国会，收敛钱袋子，结果就发现国库除了债务什么也没有剩下，不得不重新再一次拨给国王200万镑。大家要注意，200万磅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以前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要钱的时候都没有给。国会尽管是不断拒绝国王或者是护国公的财政要求，它实际上只是拖延了财政扩张的速度，没有完全抗拒财政扩张。复辟王朝重新召开的国会不得不给予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比以前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更多的钱。从200万磅增加到600万磅。

但是你需要注意，尽管他们，按照我刚才的描绘，你们可能会理解为就是，国会完全做了无用功。但其实也不是。它这样抵抗的结果，等于是发挥了藏富于民的作用，使英国的财政开支的增长速度远远慢于法兰西和西班牙。英国，论国库来说，其实普通居民反而还要富一些，但他的财政收入和财政开支，常年不如法兰西国王的十分之一。这个多余的钱、省下的钱到哪儿去了呢？蛋糕，既然国王取走的那部分和政府取走的那部分比较少，剩下的给了谁呢？就是给了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农村的就是乡绅；城市，特别是伦敦市，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这块蛋糕在法国和西班牙落到了国王手里面，变成了军队和官员；在英国，就没有落到民众的手里面，没有落到最穷的穷人手里面，而是落到了伦敦的资本家和各地乡绅手里面。这些资本家和乡绅后来构成了英国的政治主力。他们的势力增大以后，通过发展国际贸易和工业革命把英国变成了世界的中心。而法国呢，因为没有克制住财政增长，这些本来可以用来做资本主义积累的这块蛋糕，被法国国王花掉了，用来打仗了。因此法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间，就明显地落后于英国。而且这个区别一直影响到最近400年的历史。

最近400年整个世界的历史，用一句简单粗暴的话就是说，凡是接近于英国模式的，王权扩张财政失败，因此蛋糕留在资本家手里面的国家，包括英国、荷兰，和北欧那些新教小国，最后在发展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的过程中都比较顺利。像法兰西和西班牙这样，国王成功的吃掉了蛋糕，压住了资产阶级，走了一条国家主义的路线，这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都不太成功，政治局势也不太稳定，不断发生像拿破仑这样的军事政变，不容易建立稳定的议会民主制度。这个区别大概就是起于爱德华四世，终于威廉奥兰治亲王这段时间；对法国来说就是起于路易十一，终于拿破仑这段时间。英美两国的国民以及通向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制的这两条道路大致上就在那段时期完全发展了。

国会对国王的财政约束，在复辟时期以后，又产生了另一些新的结果。因为国会的拨款是不太积极和管得很严的，所以国王和政府对金融界的依附性要比大陆强得多。他有的时候经常要向伦敦市金匠或者是银行家借钱。金匠就是银行家的雏形，因为金匠是经营金器的，黄金是很值钱的，所以他的信用比较好，一般的人容易把他的钱寄放在金匠的手里面。因为他，反正有皇帝在那儿保着，保证不会亏，于是这些金匠就变成了第一批银行家的雏形。伦敦的金融业发展的最早，受英国内战刺激和受英格兰王国国王政府财政匮乏刺激非常大，既然财政匮乏，那就经常需要银行家来周转、借钱，借新债还旧债，借了钱以后用未来的海关税收作担保，然后整理海关税收，然后再用后来实现的海关税收再担保原来的税收，利滚利，债滚债。这样下来，英格兰王国的国王陛下的政府变成了一个永远欠债的政府。他的命根子，随时随地就捏在伦敦的银行家手里面，伦敦的银行家愿意让谁上台，谁就能上台。

从内战以后，等于是，伦敦的银行家支持的政府，没有一次失败过。查理一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伦敦的银行家把钱给了苏格兰人，而奥兰治亲王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伦敦的银行家不愿意把钱给詹姆斯国王，却更愿意给荷兰的军队。威廉亲王带着荷兰的军队来带英国，他不是白来的，他的那些军队是由英格兰国会付钱，具体说来，其实也就是伦敦资本家凑钱，请外国干涉军，请外国人带着外国的军队来打败英国本国的军队，把英国本国的国王赶走了，迎立外国君主当自己的国王。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说得更刻薄一点，我们可以说是，国会和伦敦的资本家下定决心，有钱，宁可给外国人的干涉军，绝不给本国的国王。光荣革命实际上就是这样一次侵略。威廉带来的军队比詹姆斯本人带来的军队还要多，他带的荷兰船队，就是经过拿骚的莫里斯亲王(Maurice of Nassau)按新方法训练出来的船队，至少有一万多人，舰队核心的，在当时，重量级军舰有几十艘。比英格兰王国本身的海军的力量还要强大得多。没有这支强大的力量，国会的政变很可能就会落到以前的蒙莫斯叛乱和苏格兰叛乱同样的局面，很可能会被亲国王的军队一举击败。这一点，其实英国自己的正统历史学家也是不大愿意强调的。英国革命的成功，实际上，即使不是主要是外国力量干涉的结果，也是少不了外国干涉的。

本国的资本家，为了本国资本主义的长远发展，废掉了本国的政府，迎来了外国的干涉军。外国君主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不仅是因为他带来的军队能够打败詹姆斯国王原来的军队，而且因为这样的君主不大容易有强烈的胃口干预英国本国的事务。威廉愿意来到英格兰，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英格兰国会给了他钱，另一方面呢，他也希望借用英格兰王国的力量去对抗法国的路易十四。他始终是一个欧洲人，他要做英格兰国王，但他对英格兰王国本身的事务本身不是很感兴趣，他只是希望在外交上，把英格兰和荷兰结成联盟，能够有效的对抗法兰西。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就不再管英国本国的事情了。而以前的詹姆斯国王对英国本国的事情是事必躬亲、样样都管的。而英国本国的地主、绅士和资本家，他要的就是这样的国王。英国和荷兰的联盟很好，海上国家进行联盟反对大陆霸权，这样也符合英国的利益。这一点我们让你满意，但是英国国内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多管了。这等于是双方各取所需的一场交易。

威廉和玛丽去世以后，安妮女王继位。然后安妮女王去世以后，英国国会又宁愿从德国引进汉诺威王朝的乔治当他们自己的国王，而坚定地拒绝让安妮的弟弟查理爱德华即位。这个原因很简单，安妮是女人，照当时大贵族的判断，她这人没有政治头脑，她虽然是詹姆斯的女儿和玛丽的妹妹，但是她什么也不管。英国的绅士和资产阶级仍然能够像在威廉王朝时期一样，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安妮死了以后，如果让她的弟弟查理爱德华即位的话，查理爱德华既然是王子和男人，他很可能会自己管事的，他又是詹姆斯的儿子，让他回来是不安全的。他很可能像是老国王詹姆斯一样事必躬亲的管起来，这样就不好了，还不如让安妮的德国亲戚 — — 布伦瑞克家族(Brunswick)从汉诺威入主大宝。因为乔治国王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人，他坐在威斯敏斯特，实际上就是处在一个摆样子的地位。国会给了他一大笔钱，然后他就用这一大笔钱养了一批艺术家和音乐家，包括著名的亨德尔，让他在这里写《弥赛亚》，搞沙龙，搞文艺活动。政治上的事务，他跟英国民情太隔膜，跟他们的大臣都没有办法有效的交流，只有一切都交给他们大臣。于是像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这样的大臣，自然就大权独揽了。

首相制度是在汉诺威王朝时期形成的，其实不是正式决定形成的，而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威廉国王至少还能够听得懂英语，而乔治国王连英语都听不懂，他根本不可能再主持任何会议了，那么大事总得有个领头人，于是，第一财政大臣沃尔波尔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诸大臣之首，因为财政是政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以前的宪法斗争都是为了财政展开的，沃尔波尔既然是财政大臣，那么每一次内阁形成决议以后都向国王报告，而国王什么也不懂，首相的报告他是很难反驳的。于是，第一财政大臣就变成了首相 — — 就是第一大臣(prime minister)，这个称呼在开始的时候是非正式的，因为从法律上来讲，他这个大臣不一定比其他大臣高明，但是既然每一次都是他向国王报告，在国王批准之后又向国会去说，结果他变成了一个主要的联络人，那么他在新闻界，习惯上就把他叫做第一大臣，第一大臣自然就变成简称首相。以后习惯变成自然，一切权力都归在首相手里面了。

等到乔治三世国王出生在英国，跟他的祖父、父亲不一样，他总算是会说英语了，开始有点管事的欲望的时候，首相制度已经建立的很坚固了，没有办法再削弱首相的权力了。而这时候乔治三世国王又犯了一个错误，在美洲殖民地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结果打了一场败仗，促使美洲殖民地独立。经过这一次失败以后，因为乔治国王对美洲战争的意见跟他们大臣不同，格兰维尔(George Grenville)本人是打算，首相本人，格兰维尔本人是有妥协意识的，而乔治国王准备积极地搞一点帝国主义，结果他失败了。这次失败相当丢人，严重地损害了他的政治根基，以后他更难管事了。再往后，他据说是患有精神病，更加不能管事了，于是王子摄政。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就是所谓，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形，就变得无法改掉了。以后的国王，等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Albert, Prince Consort)当权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局面，觉得国王本人就是不应该当权的。君主立宪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习惯的积累，逐渐变成就是，不可动摇。

这是英国宪政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时期，英国度过了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加强王权的危险尝试，由于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因素，实现了金融家、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一切权力归于威斯敏斯特。这第三个时期就是通常所谓的立宪君主制的黄金时期，19世纪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这个黄金时期在1830年左右达到顶峰，然后，它实现了混合体质的最佳局面：各阶级各等级分割权力。

在此以后，它面临着相反方向的冲击。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时代，威胁议会权力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国王，但是在1830年以后，新的力量崛起，威胁议会权力的主要因素开始从下层阶级、劳动人民这个方向传过来。我们所说的宪章运动(The Chartist Movement)，它要求什么呢，它要求全体男性的普选权。照现在看来好像就是习惯的、大家认为都是这样的，不但是全体男性，而且全体女性，全体成年人都应该享有选举权。但是这绝对不是英格兰宪法的正统。英格兰宪法的正统理论，它不是民主政治，而是混合政体。混合政体就是中世纪所谓的各等级共治的一个变形。各等级主要就是国王、贵族和长老、和市民阶级。这三个等级，再加上在中世纪存在的其他什么利益团体之类的，加在一起共议国是，各个等级都是必不可少的。什么叫宪政呢，宪政就是不容许任何一个等级掌握全部权力，以致危害了其他等级的利益。所以，国王如果掌握了全部权力，这是错误的；但是平民阶级如果掌握了全部权力，完全推翻国王和贵族的势力，这也是错误的。甚至在英国内战时期，英国国会都要特别发表声明说是，他们反对的是查理一世国王个人的不法举动，他们既不反对国王，也不反对贵族。国会虽然打击的是查理国王本人，他们挂的牌子还是皇家军队，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是，反对的是国王的越权举动，并不是反对混合政体本身。然后克伦威尔的政变破坏了英国的法统，公开成立共和国，这也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事情，他们必须通过复辟来恢复英格兰王国的法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光荣革命不是一次革命，而是复辟，是恢复了英格兰王国古老的各等级共治的传统，恢复了詹姆斯、克伦威尔和查理一世都企图从各种方面侵犯的宪政基础。

以后的英格兰王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有良好的宪政状态：它有国王，但是国王的权力非常有限；他有贵族，有主教，贵族和主教在上议院能够发挥有效的制衡作用，上议院经常否决下议院提出的议案，例如是，爱尔兰自治的法案啊，或者是扩大选举权的法案啊，都被上议院否决过几次，能够有效的发挥制衡作用；下议院代表平民，但是这个平民也还是有产阶级的平民，不是全体居民，如果你的财产资格达不到一定的限度，你是没有选举权的。普通的工人阶级，绝大部分，都没有选举权。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有权选举下议院议员的英国居民只占英国居民的极小一部分，最多的时候也不到四分之一，正常的情况下是六分之一左右。

这种情况，同时，还有一个选区制度的问题，因为18和19世纪，光荣革命以后采取的政治措施，为了针对詹姆斯国王企图用人为手段干扰选举模式的不法举动，他们完全维护了伊丽莎白时期的选区制度。这个选区制度跟工业革命以后的人口分布不一致，也就是说它包含了许多古老的自治市政。这些自治市政，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在中世纪，曾经是人口众多，在国会里面有两个议员，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已经完全衰败了，有些老的选区现在已经只剩下十几个人甚至只剩下几个人。但是这十几个选民和几个选民仍然能够按照伊丽莎白以前发给他们的古老特许状，选出两名国会议员到威斯敏斯特去议事。同时，新兴的某些城市，像格拉斯哥(Glasgow)这样的大城市，它已经有了几十万人口，但是因为在伊丽莎白时期，这个地方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城市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从白地上建立起来的，以前没有这个城市。既然没有这个城市也就没有这个选区。所以格拉斯哥的几十万人，一个国会议员都没有。当然他们看到那些古老的衰败的选区十几个人、几个人都能选两名议员，而他们几十万人一个议员也选不出来，自然是心理不平衡的。他们要去改革。这个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分享古老地主阶级权力的企图。古老的绅士跟工业革命的关系不是太直接，而新兴的工业革命产生的工业家往往都居住在格拉斯哥这样的新型城市，因为选举制度的缘故，他们没有办法到国会去找他们的议员。于是各方面的合力形成了议会改革的要求、压力。威灵顿公爵(Arthur Wellesley, first Duke of Wellington)的政府一开始是极力抗拒的，但是由于英国的贵族本身并不是很同意，很多开明派贵族本身也支持改革，同时也害怕英国发生法国大革命那种戏剧性变化，最后在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的领导之下，发生了1832年的议会改革。

1832年的议会改革降低了选举权的门槛，重新调整了选区，使新兴的工业城市产生了自己的议员，同时把一些人口太少的、已经没有资格称为城市的老的选区给裁撤了。根据人口的重新部署，调整了整个区划，同时新的国会通过了英格兰王国的地方自治法，把普遍的自主权授予了所有各地区的新兴城市，完成了英国的国家体系。开了这个头以后，以后整个19世纪政治的核心就是，不断扩大选举权，一步一步的扩大。到1878年的选举改革，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时代的选举改革，英国大多数男性基本上都有了选举权。到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的时代，英国大多数的成年男性已经取得了选举权。 1922年以后，所有的英国居民都取得了选举权。这样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其实这个后果在19世纪中叶，阿克顿勋爵和麦考莱当时就讨论过的。后来有很多中国人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者对选举权的扩大采取非常谨慎的、保留的、往往是反对的态度。照中国人一厢情愿的理解，这应该是民主和进步的措施。

但是，大家要注意，自由是自由，民主是民主，这是不同的两码事。议会选举权扩大，最后实现普选，这件事情毫无疑问是民主的进步，但是不一定是自由的进步。照英国和中世纪以来，天经地义的经典政治理论，最有利于保存自由的制度是混合制度，是各阶级、各机构进行分权，谁都不能绝对占上风。如果选举权过度的扩张，那就很可能导致平民阶级势力严重的压倒了贵族和国王的势力。把英国的政治体制，由各等级分权的混合宪制，变成单一主权的民主政体。单一主权的政体无论是权力来自于君主还是来自于人民都是不好的。因为，不是说是君主权力不好，等到人民掌握了权力就一切都好，而是权力本身就是坏的。任何人掌握权力都是坏的。君主掌握权力就会变成暴君，人民掌握权力也会变成暴民。所以，不能天真的认为，人民天生下来就有道德上的正义性。

人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够合理的使用权力：就是说，在人民的权力和君主的权力一样，受到，比如说，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节制的情况下，他的权力才能够表现出最佳的状态 — — 19世纪的最佳状态。他们预见到：人民掌握全部权力以后可能产生许多危险的副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关于财政这方面的。我们刚才提到，18、19世纪是有产阶级时代，是地主和资产阶级掌握核心权力的时代，下议院基本上是有产阶级选举出来的，因此，他们天然的主张财政保守主义，道理很简单，每一个钱都是从他自己口袋里面掏出来的。以前他们反对国王，就是因为国王想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更多的钱，让他们无法监督。现在他们掌握了议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力，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了，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避免法国那种财政扩张，同时把英格兰银行变成英国宪法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英镑的稳定性作为英国宪法的内在组成部分。所以光荣革命以后，英镑和黄金挂钩，它的稳定性维持了整整200年，创造了人类货币史上的奇迹。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地主资产阶级控制政权，绝对不愿意多花钱，能省就省，绝对不愿意搞通货膨胀，无论是多花钱、多征钱还是搞通货膨胀，直接受害者都是有产阶级。

而无产阶级不一定。因为无产阶级是没有钱的，他是不纳税的。不纳税的结果，政府增加税收，主要是增加在资本家和地主的头上，无产阶级没有损失，而政府增加的钱，如果用来搞公共工程建设，比如说用来修一座桥、修一座广场、修一座博物馆，或者什么炫耀性工程，那这些炫耀性工程是不是要增加就业机会呢，这些工作肯定需要工人来做。结果工人如果有了投票权，他肯定会支持增加税收、增加开支的政策。增加税收，这个钱由资本家出，增加的开支会转变成为就业机会，就业机会转变为工资，迅速进入无产阶级的口袋。一旦实行全民普选，那么不可避免的情况就是，有钱人人数相对较少，而无产者人数相对较多。对于无产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不是像长期国会时代的老英国革命家，不是像汉普顿那样。老英国革命家最怕的是国王多花钱多要钱，他们怕横征暴敛。资本家是害怕横征暴敛的，但是工人和无产阶级他怕的不是横征暴敛，他怕的是就业机会不足。就业机会不足，工人就要失业，所以他的损失就会很大。横征暴敛是资本家吃亏，对他们没有直接的损害。

所以，无产者一旦掌握了权力，有了选票，那么各大政党，无论是保守党、自由党还是工党，都要面临极大的选举压力，他们要争取劳工阶级的选票。争取劳工阶级的选票最简洁的方式是什么？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比如说，政府增加资本家的税收，然后在普利茅斯那个地方开一个造船厂，修一个船坞，兵工厂，驻一支海军舰队，这都是有利于穷人的。海军舰队一增加，他们当兵的机会就增多了，可以去领军饷。工厂一有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就增加了。政府办一个公立学校就更好了，私立学校是自己出钱办的，那当然是有钱人自己的孩子才上得起，公立学校那是政府赔本经营的，那就是给无产阶级子弟准备的。无产阶级一旦获得选票的话，第一件重要的变化就是：公立教育制度极大的扩张了。自由党政府在1906年赢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它的教育改革议案。教育改革议案的骨子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增加财政税收，广泛地办公立学校，让所有穷人的子弟都能够上得起学，这句话如果按照现在和中国古代人的观点，绝对是进步大好的。

但是如果按照19世纪阿克顿勋爵那个时代的宪法观点来看，这是赤裸裸的抢劫。所有的人都应该用自己的钱去办自己的事情。你想要办学校那么你自己捐去，到社会上去吸引募捐的那群人，怎么能把手放在别人的口袋里拿别人的钱来办自己的事情？还要征收所得税？所得税是什么？那不是抢劫么？那是对财产权的粗暴侵犯。什么是英国革命？革命的实质就是，不给代表权不纳税，纳税人决定一切。我们不要像现在有些新闻记者说的那样，纳税就是以后人民当家做主。那完全不是。他的意思是说，纳税人掌握一切权力就是地主资产阶级掌握一切权力。税是谁纳的呢，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纳的，不是你们无产阶级纳的税。既然资产阶级纳税，由他们负责管钱袋子，这样，钱才能够得到合理的使用。应为这样用出去的钱，对他们自己有切肤之痛，所以他们会谨慎地使用钱。无产阶级，就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对于政府用钱是没有切肤之痛的，不但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从财政扩张中能够得到巨大的利益，所以他们肯定会支持政府大规模的用钱。

我们回顾19世纪晚期英国宪法变革，就会发现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的大预算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预算，实际上是，采取的原则，在现在来看无足轻重。现在的英美，和基本上所有西方的民主国家，都采取这种做法。它采取的实际上的做法就是，通过预算来达到政治后果，把全民的财政开支看成一个整体，尽可能把国家预算用到能够促使国家均衡发展的路线上去。从我们现在的看法，这样太英明、太正确了，一个好的政治不应该是这样吗？一个民族领袖不应该是这样的吗？收税嘛，收税不就是为了全民利益，整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吗？就是应该均衡使用，促进最落后、最弱势的阶层发展才对。但是我们要注意，按照19世纪中叶以前的宪法观念，这就是危险的滥权行动。它打破了纳税人决定财政开支的一个基本看法，将来就是后患无穷的。它等于说是，政府可以用富人的钱为穷人办事。这件事情按照正统的、古老的、老派的老辉格党的观点来看，绝对是不正确的。

财产权是一切权利的核心。文明基本上建立在财产的基础上。什么叫暴政？就是国王或者其他力量侵犯别人的财产。由侵犯财产开始，一切暴政都会从此开始。侵犯财产权不是只有直截了当那样的一种形式，直接去发动革命去抢，那只是侵犯财产权的一种形式。巧妙的税收安排和巧妙的货币制度，都可以变成侵犯财产权的形式。因为通货膨胀，实际上就是财产再分配，实际上就是针对有产阶级的一种抢劫。英镑之所以稳定，英格兰银行的地位之所以崇高，就是因为英国宪法严格地维护英国有产阶级的利益，严格维护财政保守主义。真正正统的老资本主义，必须维护自己的基本原则。格莱斯顿的大预算，改变了这种原则，他使新自由主义取代老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我们现在通常熟称的自由民主观念，这个自由民主观念当中，民主占的地位比自由要重要得多。它等于是说，为了全民的福利，可以牺牲有产阶级的财产权，可以用富人的钱，来培植和帮助穷人。 19世纪晚期以后的英国政治发展，至少从目前看来，是不可逆性质的，如果走上了这条道路。最开始，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上议院曾经几度行使否决权，来否决下议院、主要是自由党主导的财政扩张主义措施。从英格兰宪法的旧案来看，他们这样做就是，有效地发挥了宪政平衡的作用，防止了人民滥用自己的权力而损害其他阶级的利益。

但是上议院的权力很快就没有了。在劳合·乔治的组织下，下议院通过新的决议，就是，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件事情，在一个重大问题上，下议院和上议院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下议院就要连续通过三次法案，上议院的否决权就不生效了。这项法案是英国宪法史上一个里程碑。我们可以用粗线条的图解化的方式说，从这个法案通过以后，英国的实质政治制度，就由混合均衡政体，演变成为以大众民主为主。上议院的否决权，遭到严重的阉割，变成一种搁置权力，它只能够拖延时间，不再能够有效制衡，宪政制衡的作用大大缩减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普选全面推行以后，有产阶级的地位迅速的溃败了。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的局面转变为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同时，即使是保守党，在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建立的工党和保守党联合政府以后，在1926年以后，也渐渐的转向了社会福利主义的路线，鲍德温首相(Sir Stanley Baldwin)在这方面是起了一个转型性的作用。但是保守党最著名的英雄人物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可能更大。当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后来我们说英国对希特勒采取了绥靖政策，或者说在远东对日本的政策，都是有一些后面的原因的。因为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实行普选制的情况下，由下层阶级占压倒多数的选民，更倾向于把有限的财政开支用于国内建设，建立幼儿园啊，建立学校啊，建立各种各样的卫生设施啊，搞全民医疗保健啊，这些都是。也就是说，下层阶级天然倾向于民生工程，民生工程是不向老百姓收费的。

当时有两次著名的事件：第一件事情就是，英国国民政府在20年代给英国的每一个小学生都发了维生素药丸，现在的维生素药丸是很不值钱的东西，几毛钱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20年代，当时科技水平，维生素药丸就是最先进的科技水平，比现在的抗癌药物还要先进。你要说当时，给每一个学童都让他们吃维生素药丸，这个意义就等于是，大清皇帝给每一个家庭的老百姓都发一棵老山参一样。本来老山参是只有达官贵人才吃得起的，老百姓根本别想，现在变成普通工人阶级的孩子都能够吃得起的东西。 1945年以后的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政府又采取了另外一种象征性举动，给每一个英国家庭发两根香蕉。香蕉现在也是不值钱的东西，在当时还是属于海外的奇珍异果，也是有好奇心的上层人才吃的东西，现在英国政府要把它变成人人都能吃得起的东西。这种做法就说明什么问题？英国变成一个大众民主的国家，它采取了切切实实劫富济贫，为普通老百姓办实事的政策。

但是正因为如此，钱都用到民生工程上面来了，那么帝国主义就没有钱了。英国福利制度拿走了钱，那么皇家海军就得不到钱。皇家海军得不到钱，英国就不得不对日本妥协，对德国妥协，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最后酿成世界大战。由于世界大战造成了严重的财政收入问题，国家，丘吉尔的保守党就不得不进一步增加税收，而主要的税收又落到了原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头上，所得税在最高的时候甚至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几，这就跟没收差不多了。你赚了一万块钱出来，9900块钱要交给政府去打仗，实际上是，你只赚了100块钱。地主和资本家都落到这个地步了，结果就导致了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初期，英国旧的世家普遍的没落了。现在英国古代的贵族宅地之类的，基本上都变成了博物馆，为什么呢，因为税太贵了，养护这些宅地的成本太高，贵族的继承人觉得这笔钱还不如捐出去搞公益事业、改变成博物馆来得好，自己也放弃了原有的、他对乡里的责任。结果，尽管英国战后仍然是保守党和工党执政的局面，但是即使是保守党政府，直到30年代为止，走的也都是和工党差不多的路线。

最后的一击来自于1999年布莱尔的工党政府，他采取了最后的，废除上议院的法案，得到了女王陛下的批准。这个法案的实质内容大概就是这几条：废除世袭贵族，代之以政府推荐和女王提名的功勋贵族。世袭贵族，他的权力像齐桓公、宋襄公一样，他是来自于历史继承的，国王是管不了的。功勋贵族是一个个人的荣誉，我个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女王陛下封我为贵族，但是我不能传给子孙。这样，贵族独立于政府的势力大大减少了。同时，他要分阶段地解散、取消上议院，然后根据民主的原则，组成另外一个不同于下议院的第二院。这样做以后，1999年以后，上议院最后的权力消失了。原先上议院不仅有否决权、搁置否决权，他还是英国各个法系的汇集点，它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中世纪自古以来，国会就行使最高法院的职权，一般来说，最高法院的实际权力由上议院来行使。英格兰王国各地的法律体系不同，上议院是唯一的交汇点。上议院权力废除的结果就是：英国也像美国一样，必须另外设立自己的最高法院了。这次重大的一场宪政革命，意味着1999年以后的英国，变得更像美国了，它渐渐的变成一个，由各等级分权的混合政体的国家变成大众民主的国家。

甚至女王本人的存废都成了疑问。因为根据传统的观念，国王只是贵族的领袖，一个没有贵族的国王、王室显得是非常奇特的。是不是会引起将来人的进一步要求：既然贵族都已经废除了，贵族组成的上议院也已经不存在了，孤零零的王室住在那里还有什么用？尽管伊丽莎白女王本人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推崇，她的地位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但是我们确实不能排除，将来有一天，女王陛下的某一位子孙，自己本人没有什么威望，或者是什至做出了什么丑闻什么的、不大受大家欢迎，在这种种情况下，甚至君主制本身都会受到严重的挑战。

从宪政演变的过程来看，19世纪晚期一直到一战以后，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是大众民主制节节胜利的时代，它现在已经推进到，英国传统的宪政已经受到严重威胁的地步了。这样的英格兰，因为我们通常所谓的英国特性，其实就是英国混合政体和立宪君主的特性，这样以后，未来的英格兰，它到底还是不是英格兰，是不是我们传统想象中的英格兰，是不是19世界欧洲那种疯狂崇拜的英格兰，是不是民国以来中国觉得和公众舆论认为是立宪典范的英格兰，这些事情都要面临着严重的疑问了。

这件事情不仅会影响英格兰本身，而且会影响全世界，因为毕竟威斯敏斯特是宪政制度，而别的不说，至少中国在宪政发展史上走的是一条跟风的路线。清末明初在欧洲立宪主义和自由主义占主导的时代，大清皇帝和北洋各届政府都倾向于走立宪君主的道路。而二、三十年代，由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欧洲横行的时候，中国国内也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应横行，强调专家治国和强人治国的思路，像胡适和丁文江那种人，其实就是欧洲进步思想的一个回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就是跟着欧洲和西方的屁股后面走的，如果混合政体的原则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节节败退，导致作为宪政之母的英格兰的宪政政治发生质变的话，未来中国的宪政结构的发展，按照以往民国以来的历史惯例，很可能也会发生相应的波动。就好像说太阳的光辉如果熄灭，月亮也不再会有光辉了。

所以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21世纪以后，欧洲、中国，乃至于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核心关键点，西方的宪政传统，特别是英国的宪政传统，能不能继续发扬光大，或者是，在大众民主制的侵蚀之下逐步失去自己的力量，这是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危险而重大的问题。乐观的估计，也许，在将来的技术条件和更好的制度安排下，最高法院不比上议院差，第二院，像美国参议院那种第二院，同样能够发挥宪政分权的作用，在大众民主的条件下我们仍然能够维持自由和立宪制度，那么接下来当然一切都好。

也许，会不会真的应验19世纪自由主义最恶劣的预言，会不会是，西方国家本身也像晚期的罗马共和国那样，由于人民群众摧毁了贵族的权力，导致了宪政平衡的破坏，以至于像凯撒和卡提林那样的人民领袖，从人民领袖开始，以独裁者为结束，通过争取人民支持他的政策，像希特勒那样，以给人民发福利开始，最后攫取了全部权力，破坏了宪政体制，将共和转变为帝国，将宪政的民主政体转换为新的专政主义，使整个世界文明重新步入黑暗之中。如果你按照托克维尔那个时代的思路来考虑的话，这种危险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我想，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中国方面研究英国宪政史的学者谁也不重视这一点，包括中国的舆论界和知识界，谁也不重视这一点。大家好像一直都觉得自由和民主是天然相互支持，而且民主的促进一定是有利于自由的。但是这个观点得不到历史的支持，而且也绝对不是西方19世纪以来宪政理论的正统。在这一点上来讲，我确实希望公众要有足够的警惕，虽然这种警惕有没有用处，或有多少用处我也说不清楚。好，到此为止。

问答部分：（问题已简化）

提问人A：第一个问题，当初在18世纪，英国藏富于民，发展资本主义，而国家主义是反作用，当下的中国是不是也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这段政治演变史对咱们的启示除了民主和自由的区别，还有哪些？第二个问题，东印度公司历史上对中国采取用鸦片掠夺白银、用鸦片亡国灭种的行为，那它为什么在印度和南亚其他的殖民地没有采取同样的措施、形成同样的效果？

刘仲敬：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历史有资治通鉴的作用，但是历史的结论不是绝对的。历史是经验性的结论，一般来说，历史区别不了因果性和相关性。你说什么因素导致了什么结果，实际上你无法证明这种因素像化学反应一定会导致那种结果，你只能说，迄今为止的人类经验当中，这两个现象有着强烈的相关性，而其他两个现象则只有很弱的相关性。因此它们这种相关性很可能是因果性，但也可能只是相关而已，这是没法证实的。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可以说，通过国家主义，吏治国家通过官僚机构汲取民间财富的方式确实是极其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是，凡是采取走这种路线的国家，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失败了。在资本主义以后，在19世纪、20世纪以后的国家建设中，都导致了一种比较矛盾的结果。在汲取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汲取的资源比较丰富，显示出一种头重脚轻的强大局面，就像是纳粹德国在30年代修的那些漂亮的高速公路，或者是斯大林在五年计划搞出的那些重工业建设一样，中国也搞过这样的东西。但是很快就会支持不住，因为它过度地汲取了民间的财富，把财富集中到政府管制的那个小范围，政府看不到也不可能有效控制经济和社会的绝大部分，那么就像是被抽走了血一样变成退化。结果，等于是，用一个古老的比喻说，政府抽取民间的财富，就像在沙漠里面运冰激凌一样。你运了一桶冰激凌进去，99%都在融化，最后你吃到的只是1%。因为1%放在了最显眼的地方，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你的建设很有成就。其实中途浪费的99%你都看不到。实际上从总体上讲是起了反效果。政府主导实行强制国家干涉，在路径的开头阶段好像能够过跑得快一点，但在结束阶段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落后。而不强调政府干涉，更多的走民间自由发展道路，在开始阶段好像显得不那么迅速，不那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走得越远，它的优越性就越明显。英国和法国就是在这方面很经典的例子，其实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基本上，最近400年以来，好像还没有找到反例。但是，没有反例不能代表这种相关性是绝对正确的。只能说明这样的事情具有强相关性。强相关性和因果性之间仍然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但是第一个问题又附带着，就是说，不是说你认为这种路线好就一定能够好，法国那种以强力的国家干涉为特点的经济发展路线，确实是历代法王和科尔贝尔这样的强势大臣刻意推行的结果，苏联人的计划经济也是苏联当局刻意推行的结果。但是反过来，英国式的发展模式不是英国政府刻意推行的结果，不仅不是查理一世或者是詹姆斯二世刻意推行的结果，甚至也不是奥兰治亲王和汉诺威列王推行的结果，而是一系列阴差阳错的结果。换句话说，英国那种发展模式恰好不在于他政府的成功，而在于政府的失败。它找不出路易十四和科尔贝尔这样的有统帅全局观念的人，它的政府，有统帅全局观念的人，查理一世这样的人，全都失败了。能够混的下去的领导，像沃尔波尔或者像格兰维尔这样的人，基本上是采取模糊应付过去，能过大家协调过去就算，没有什么高瞻远瞩，没有什么长远计划。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在阴差阳错之中，保留了国家和社会的元气。

关于东印度公司，你的第二个问题，我想你是受教科书的影响太大了。所谓鸦片亡国灭种这是一件毫无依据的事情。后来，国民政府为了搞国耻教育，捏造了一些谎话，然后，再加上日本人为了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在战争时期捏造了另外一批谎话，然后共产党来了以后捏造和采取了他们的全部谎话，自己又加了一些东西进去。构成一种毒害青少年头脑的东西。我们如果复原到当时的原始材料，你可以看出，大清皇帝、林则徐和当时的所有儒生，没有谁认为鸦片是真正亡国灭种的。他们虽然采取慷慨激昂的做法，啊，十年之后大清没有可用之兵什么什么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儒家的修辞术一样是这样的，从南宋以来，儒家学者要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首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抢占道德制高点，我要说某件事情是正确的、是好的，我不说这件事情本身是好的、这个政策本身是好的、拿出技术性因素来，我一定要说，先王之道如何如何，皇帝是道德的化身，我们从道德的正义角度上只能是这样，我就是道德，你不同意我，不是因为你是个傻瓜，而是因为你是一个不道德的人，陷皇帝于不义，陷国家于不义，哇啦哇啦哇啦，诸如此类。林则徐采取的是一种夸大的做法，其实他自己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

当时的情况，你要从清政府的内政来考虑。清政府，自从乾隆死后，嘉庆执政以后，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照现在的话来说，他要采取财政保守主义的措施，要削减乾隆王朝穷兵黩武造成的巨大的财政赤字，希望能够使国库恢复成为一个比较良性循环的局面。这个良性循环的局面，包括两方面的政策，第一，要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不像乾隆皇帝那样穷兵黩武，到四面八方去打仗，这样可以节省很多钱。第二个就是反贪，打倒我们《宰相刘罗锅》电视剧描绘过的那位伟大的和大人，尽可能的肃清贪官，减少政府开支。在这个基本环境、基本背景下，我们要注意，道光皇帝是个什么人，他是个极为吝啬、极为简朴的人，他做梦都想削减政府开支，包括把皇家的戏园子都给克扣了，连服装都不给配备，自己的龙袍破了以后，他都要立刻打补丁，都不能换新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讨论鸦片和白银外流，实际上是当时的财政家犯的一个低级错误，他觉得，皇室的财政紧张是由于白银外流造成的结果，王室的财政宽裕是因为皇帝白银多一点，其实这个错误跟欧洲的重商主义的错误有点相似，重商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国家的富裕就体现为黄金白银，黄金白银多了，国家就富裕了，少了，国家就穷了。亚当斯密写《国富论》重点驳斥的就是这些观点。清政府当时考虑的也就是这一点，他们觉得如果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那么政府就变穷了，但是实际上，财政紧张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方面。

我们从后见之明考虑到，原因应该是很简单的。原因就是，第一，清政府的财政是以农业税为基础的。农业税是一个定值。全国的土地，在经过战乱以后有大批荒地，在荒地开采完毕以后，那么土地就大致上变成一个定额了。在土地变成定额，康熙皇帝又下旨行仁政，支持农民，不加税的情况下，你大清国只有这么多土地，只能征那么多税。多征税是没有可能的。像现代资本主义那样，随着商业的发展，征商业税，需要技术手段，可以说大清没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广东的海关是王室内库的收入，征收的非常混乱，不能作为有效的财政收入。大清王朝的收入是一定的，但是开支却要膨胀，因为王朝这种官僚机构肯定要不断的膨胀，食税者越来越多，自然而然的，在这个基本格局之下，无论你有鸦片还是没有鸦片，财政都非常紧张。大明朝的财政到万历以前都是非常紧张，张居正为什么要清查土地，就是他希望能够整理出一部分瞒报的土地，增加土地收入。这样的手段其实后来也被大清国提过，但是因为在土地范围既定的情况下，能够增加的收入是不多的。可以说吧，你只要不换换脑筋，坚决按照农业社会那种经济方法，这个财政问题注定是打不破的。无论如何，越到王朝晚期，财政就越来越紧张，有没有鸦片是不重要的。

林则徐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因为他生长在福建，他在福建做官的时候，曾经治理过走私贸易，以治理海盗的名义。其实当时的走私方式和海盗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反正都是犯罪的事情。大清国是实行海禁的，不准你搞私人贸易，你偷偷出海去跟外国人做生意赚钱，这种事情是非常糟糕的。当然这些走私贩子其实也不是老实人，既然反正我是犯法的，就跟内地私盐贩子一样，官兵要来抓我，我当然不能让他随便抓我了，我也要养自己的一帮打手，官兵来抓我的时候我跟官兵打，官兵不来抓我的时候，我有一帮打手能抢，我为什么不抢。古代的张士诚啊，近代的时候，汪直、徐海都是这样。一方面，他的正业是走私贩子，靠走私贸易来赚钱，违禁赚钱，另一方面，有机会的时候，你说他不做海盗也没人相信，他顺便抢劫有什么不可以的。反正，即使我不抢，朝廷也要说我是海盗，我不抢也得抢。林则徐是在，福建海盗蔡牵，以至于广东活动的所谓的安南海盗，跟明朝所谓的倭寇和郑成功是差不多的。他们都是那种以走私贸易为正业，以海盗为副业的人。林则徐就处理过这些人，处理得相当成功。他以自己的行政经验，觉得鸦片贸易，英国人搞的鸦片走私活动，可以用类似方法处理。

处理方式是什么呢，雷声大雨点小。先吓唬吓唬你们，抓几个有重点案底的，后台关系人不硬的，拒绝招安的走私贸易头子，就杀了，吓唬吓唬他们。其他人一看，这样是不是不划算。如果投降朝廷再给他有优惠条件，既往不咎，以前是以前，都不算，我们广东水师提督以后的位置就是你们的了，在政府部门里面给你很好的安排。这样做，胡萝卜也有了，大棒也有了。比较听话的走私贸易头子就带着他们的人马过来招安，从此就变成大清官兵的一部分。实在不听话的人是极少数，杀掉，给别人做一个警告。因为走私贸易肯定是有内应的，福建的地方官和地方上的绅士肯定是那些走私贸易的货主，否则他们走私来了货物有谁买？这些与走私贸易有联系的士绅，要给与适当的警告，也可以杀一儆百，整一下。他们基本上还是自己人，吓唬吓唬就行了。通过这样软硬兼施的手段，就可以把福建的走私贸易控制住。

但是用这样的手段，凭什么福建的海盗可以控制住，广东的走私商能控制住，英国人也是，我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对付英国人。然后他在广州用的就是这种手段。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他包围广州的英国商人馆，英国人惨叫着说这是绝对的侵犯人权，林则徐林大人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饿死，或者要用中国衙门那种野蛮审判的方法，把我们抓过去审判，活活打死。这其实是为了污蔑他。林大人的想法就是吓唬吓唬他们。从林则徐自己的角度来看，他是相当仁慈的。因为他觉得，我要杀你们也就杀了，但我不杀你们，我是要招安你们的，只是给你们一个警告，让你们保证一下以后不搞走私贸易了。而英国人那种逻辑他根本听不懂啊，英国人那种逻辑怎么说呢，我们大英国的法律是讲人权的，从来没有说是集体承担责任这种事情，你要么签一个文件，如果张三卖了鸦片，李四也要连带牵扯进去，这怎么能行呢。张三的事情，由张三负责任就行了，我李四做贸易，我是花自家的钱，我又不是张三的雇员，如果张三违了大清国的禁卖了鸦片，你抓不住张三却来抓我，把我给杀了，那我岂不是很冤枉。我们大英帝国的法律是文明的，我们要有公正审判，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待遇。

林则徐的看法就是，这肯定是无理取闹啊，我们大清国，不要说大清国，大明朝、大唐朝、大宋朝，历朝都是那么干的，有问题不都是连坐的吗？一个村出了反叛，肯定株你九族啊，不把你全村人都杀掉已经显得我很大仁大义了。凭良心说，我搞的是孔老夫子告诉我的怀柔远人的做法，如果是中国人做了强盗，我直接肯定杀了他，你们英国人搞走私，按大清国法，我杀你们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给你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我是不是把孔老夫子的教诲体现的很好了？我对你是非常讲仁义的，哎~你还跟我讲什么莫名其妙的~人权？什么叫做人权？什么叫做个人责任？什么叫做公正审判？你难道是在暗示我们大清国的衙门对你们够不公正吗？这不是诽谤我们吗？ OK，这就是所谓的两种文明的冲突。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不是在维护鸦片，而是在维护英国商人的基本人权。以前，1820年以后的时候，这些冲突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威斯敏斯特议会早就说过，我们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走私贸易，如果英国商人在大清国犯了大清国的王法，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大清国侵犯人权呢，侵犯英国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呢，不管有没有卖鸦片都要统统追究、一概制裁，这是不是野蛮国家公然向文明国家挑战呢？

义律(Charles Elliot)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大家要知道，义律虽然是鸦片战争的主要挑起者，但他自己确是反对鸦片最有力的人。用现在的话说，他像后来新教某些传教士一样，他基本上占据一个道德的立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肯定就是美帝国主义保护下的人权斗士。他认为，贩卖鸦片是不讲人权的体现，应该坚决禁止。这样他在中英双方之间都很不讨人喜欢。他想把英国人拉进来，一方面是，克制广州衙门的腐败和勒索现象，这些勒索现象已经蔓延多年，另一方面也希望威斯敏斯特能够通过正式的法律来禁止广东英国商人的走私贩卖活动。但是广东的英国商人的立场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在大清国，生命财产得不到保证，但是能够赚钱啊，能够跟广东水师衙门和地方绅士合作，搞走私贸易，就像现在的缅甸坤沙那样，搞毒品贸易那是一本万利的事情，能够赚钱，冒这点风险也值了，我们不希望英国国会对我们实行直接干涉。于是，义律实际上是把双方都给整到了。他把英国商人实际上送进了林则徐手里面，然后以英国商人的人权受到威胁为理由，迫使威斯敏斯特非要干涉不可。把走私贸易的问题政治化了，照现在的话来说，他故意把涉及走私贸易的技术问题变成了保护大英帝国臣民的人权这样一个基本上的政治问题。英国议会承担不起这样的政治责任。他不能让别人以后说是，皇家海军以后不负责保护海外英国臣民的人权了，这个罪名是两党谁都承担不起的。只要战争打起来了，那以后就没有问题了。鸦片战争实际上在这种阴差阳错的情况下…【时间过长，被主持人打断】

提问人B：您文章里说过，人类文明只有两棵参天大树，就是两希文明，其他都是杂草。请您论述一下教会在整个欧洲和英国的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刘仲敬：罗马教会在欧洲的势力太大了，在英国的作用，可以简单的说，他是一个模式刺激的提供者。英国原来在罗马时代也就是罗马传统最弱的地方。在日耳曼人征服以后，他又是日耳曼传统最强盛的地方，如果教会没有用一种国中之国的方式，给他形成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和政治体制中间实行有效的刺激的话，后世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普通法体系就很可能不会出现。这件事情你要从逆向竞争性刺激角度来理解。你可以从英国和德国的对比来看，中世纪早期，英国和德国是差别不大的，都是日耳曼人入侵建立的封建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习惯法体系，而且从孟德斯鸠那种《论法的精神》的角度来看，习惯法基本是非常相似的，像《撒克逊法鉴》这样的著作，跟英国的普通法，在早期比起来也并不是更加逊色。但是最后，普通法成长为跟罗马法平起平坐的参天大树，而欧洲大陆的日耳曼系的国家则没有产生类似的现象，这就跟英国的特殊性有关系。正因为在这方面，教会扮演了一个适当的刺激作用。适当的刺激是这个意思，它的刺激必须是足够给普通法学家、普通法系中的法系足够的压力，要他感到，教会所使用的罗马法和教会法，既然已经是如此的完善和有效，如果我们再搞不出一套足以跟他们竞争的东西，我们几乎都要喝西北风了。这个有效刺激，是普通法在12世纪以后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来封建法的习惯特点是：凌乱的、无秩序的。要它变成一种法系，就需要有一个统合的观念在里面。毫无疑问，这个统合的观念是教会给他们带来的。你去看布拉克顿(Henry De Bracton)这些人的著作，他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是辩护性的，翻译成现在的白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和很多很聪明、很博学的人都认为，教会法比我们英格兰王国的古老法律要好得多，它能这样能那样，能这样能那样，列举了很多很多罗马法的优越性，这些优越性都是我们普通法、日耳曼法、封建法不具备的。但是我要反驳他们的观点，根据我的经验和我的工作，我认为，只要我们普通法学家能够足够努力的话，我们仍然能够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总之的意思就是，罗马法能够做到的我们普通法都能够做到，罗马法做不到的我们普通法仍然能做到。他们没有的我们全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仍然能有。关键是事在人为，只要我们做好了，在罗马法面前我们不要自卑。他说的话翻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是12世纪以后，一直到16世纪之间，普通法大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始终有一个罗马法的影子。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自己整理的不好，如果不能做得比罗马法更好的话，他们有遭到淘汰的实际危险。这个刺激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这个刺激又不能太强。如果真的太强，能够像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那样，罗马法在罗马法学家的经营之下，和追求中央集权的国王结合在一起，形成足够强的压力，结果把原先的日耳曼习惯法全都压到地面下去了，把它们变成罗马法的附庸，那么没有以后了。在这方面又出现了一系列阴差阳错，在英国的政治斗争中，罗马法是教会的武器，而普通法是国王的武器。于是国王和普通法结成了联盟，到16世纪的时候，形势已经基本稳定。而随着宗教改革和天主教势力在英国的衰退，他们再也没有获得第二次机会。而在欧洲大陆是恰好相反的。欧洲大陆出现了王权、中央集权的国王和皇帝。法兰西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企图利用罗马法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于是罗马法变成了王权和行政官吏的工具，变成了封建贵族的敌人。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产生，日耳曼法遭到一败涂地的命运。大陆的中央集权体制产生有一个侧面的因素，就是所谓的高卢主义，就是，法兰西国王麾下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名义上是罗马教皇授权，但实际上的任命权掌握在法兰西国王手里面。法兰西国王推荐了人选，教皇很难拒绝。虽然法兰西国王号称天主教会的长女，但是，在高卢主义之下，法国的教会实际上变成了国教会。这样的情况没有在英国出现。也就是说出于阴差阳错，至少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必然性的因素在里面，普通法和罗马法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各自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而普通法幸而在英国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历史时期，在很多对它实行挑战的力量出现以前，它已经根深蒂固，力不可拔了。 16世纪以后，应该说无论任何发展都不可能打败普通法的进一步发展了。但在16世纪以前，这件事情还不见得是确凿无疑的。对于它来说是一个襁褓之中的敏感期，在这个敏感期中间，王室和教会的相对的这种生态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好，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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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人A：当今时代，获得资讯的管道很多。我们如何区分资讯的真假，找到我们真正想要的资讯？

刘仲敬：我想，区分具体事情的真假，不是很重要，因为假资讯可以给你带来对分析真正有效的结论，真资讯也可以分析出完全不可靠的结论。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沈志华和杨奎松尽管掌握了很多真资讯却没有分析出真的结论。有很多假资讯能够说明我们分析出真的结论。比如说田中奏折，现在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份伪造的档。他说日本军方正在和内阁策划分割满洲分割中国。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完全捏造的。但是捏造的东西也可以告诉你一些真实的东西。它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当时的中东路事件的关系是多么的微妙，而且有很多人对日本人国内各政治集团的博弈非常关注，有很多人都在怀疑这种博弈最终的结果会使日本把内部的宪法斗争释放出来的能量外向化，把国内的政治斗争带到亚洲大陆上。这是在霸权国家中是非常常见的。罗马的党内战争，往往就会以在海外发生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美国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所有霸权国家都是这个样子的。日本国内宪法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会通过拓展满洲解决它的国内危机。这种可能性已经是迫在眉睫的，而且由于相互猜忌的缘故，即使是原来没有这样的打算，就因为中国方面开了一枪，双方就不得不做战争准备，双方的战争准备越多，那么战争就越有可能爆发。这就是预言的自我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田中奏折尽管是假资讯，但是它传达了很多真实的内容。你完全可以从假资讯中间判断出真实的格局来。所以资讯真假本身不是关键，本身其实是比较次要的东西。关键在于你能够在各种纷繁混乱的资讯中间，你能够从中提炼出格局，让格局自动显现。这种做法就好像你在做色盲的视力测验的时候，医生会给你一张纸，在纸上写着一个比如说是阿拉伯数字88，阿拉伯数字是用红色笔写出来的，但是纸的背景颜色是绿色蓝色或其他杂乱的颜色。你如果不是色盲的话，你一定能够看出，从各种杂色中间，显现出88这个数字出来。如果你是色盲的话，那么你只看到一片杂乱的颜色，你看不出88这个数字来。所以判断格局就是这样的。

再打比方来说，如果你是一位学过围棋的人，你肯定知道围棋都是有布局的，每一个棋手下棋，从来不是盲目的。这个棋子是跟其他的棋子相互配合，要达到一个整体上的效果。一个熟练的棋手，一看到一个残局或者是任何一个棋局，立刻就会看出，这个棋手布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局，对面的棋手布了什么什么局。一个围棋新手可能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围棋高手可以看出很多很多来，超高水准的棋手能看出更多的东西。实际上围棋属于更高的艺术，不是凭你具体的下棋一步一步来看的，而是凭你判断格局的能力。如果你能够在别人看不出格局的情况下正确地看出格局来，而且通过格局能分析出正确的对手的进攻方向，用你自己格局去控制他的格局，那么你就是围棋高手。如果你看不出格局，那么，你看不出别人的格局，别人却能看出你的格局，而且别人的格局能够拖着你的格局走，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一个低手。如果你看不出别人的格局或者看错了别人的格局，你就是一个低手，你下棋是一定会失败的。低手和高手的区别就在这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刚开始下棋的时候肯定都是低手，在老手面前，你就变成像是傻子一样，他走的每一步都是有动机有效果的，你走的每一步都是盲目武断的，他一眼就能看到四五十步以后，你连两三步都看不出来，你被他牵着鼻子走。经过多少次失败以后，你慢慢地锻炼出了判断格局的能力。但是这个锻炼是有先在限制的，像莫札特这样的人，经过一定的音乐锻炼，达到极高的境界，一个普通的音乐学院学生，虽然也经过同样多的锻炼，但是他达不到天花板足够高时所能达到的境界。如果你不锻炼，那么你永远是一个生手，看不出任何格局来。如果你经过锻炼，你的格局感、层次感一定会提高。你判断格局，从无意义中抽取意义的能力一定会极大地提高。但是你能够提高到什么样的境界，这要看你自己的天分。有些人的天分就是能够提高到很高的地步的，有些人的天分就是怎么也提高不出来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和人之间，所有当过老师的人心里面都清楚，如果你教了一个学生成绩很好，那么可能有一多半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比较好教；如果一些学生成绩很差，那也可能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这个人本来就不好教，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提问人A又问：我们如何提升我们判断格局的能力？

刘仲敬：天分是你的天花板。我想我们大多数人终身都达不到我们的天花板。也就是说你的潜能很大，但是你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所以不管你自己有多牛，你现在开始，你一定可以通过练习提高。尽管你的天花板不是无限的，哪怕你是爱因斯坦，你也越不过天花板，只不过你的天花板可能比别人高一点。你自己不知道天花板是多高，你只能自己通过探索去发现。所以不要太急于确定自己已经达到天花板，这是最好的办法。什么是最好的判断格局的方法？我想就是自古以来绅士或士大夫所做的博雅教育。为什么要让你学历史？他可不是让你背下来拿破仑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或者让你考证史达林在哪一通电报中改变决定，决定允许毛泽东参加朝鲜战争。这些东西你学了以后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一点也不能提高你的理解能力，提高不了你的水准，提高不了你在达尔文世界中的生存机会。所以他不是真正有教育意义的。除了对于专注在历史这个领域当技术员混饭吃，这种教育是没有帮助的。对你有帮助的就是古人所谓的博雅教育。它要求你博览群书，了解古今中外的历史，这种古今中外历史是什么东西？它就是无数的子集，体现了无数的格局，无数历史人物在各种历史格局下做出的博弈。就好像说你在学习围棋的时候，师傅要教你一大堆棋谱，就是古代和今天的名家下过的各种棋局。你首先要理解这些棋谱。书中要有几百种甚至更多种各种不同的棋谱，放在眼里，然后才可以看出下一步你自己该怎样做。因为棋谱，表面上看有几百种，但是基本的那部分只有几十种。所有几百种棋谱，就是说，我有自然棋路 — — 这个词是我发明的不是真有的 — — 比如说有自然棋路，你只要掌握了这种棋路以后，你就可以推陈出新，以棋路这种为基础，去发明出以自然棋路为基础发展出比如说是十种二十种其他新的棋路。这就好像是你能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发明出许多不同于马克西理论但本质上还属于马克思理论一样的，但是根源还是马克思主义。棋谱就是这样的。人类可以掌握和应用的格局在数目上不是无限的，只要你掌握到了足够多的格局，你自动的就会掌握推陈出新的能力。

实际上就像红楼梦上面，林黛玉教史湘云作诗就是这样的。她教她一定要读遍古今中外的诗作，读会了以后，你不知道史湘云是怎样写诗的，但是如果你阅读量不够高，不掌握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你只会背诵平仄，按照平仄去做，像填空题一样的做，那就没有什么意思。相反的，如果你掌握了格局，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那么你就可以不按平仄去做。因为古今的大诗人只要有感觉的话，即使打破规也是可以的。打破规则不按规则去走。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掌握格局。这就是你掌握格局的根本用处。就像古人说的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书本你掌握古代你不能接触的那部分，通过行万里路你掌握你今天能接触到的东西。英国文艺复兴以后的英国绅士就是这样的，一方面要读古希腊文化的古典著作和当今法国和德国的名家著作，一方面要游历全世界。等你游历回来，书读完了，你自然就胸中有丘壑。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要知道学习历史不是让你寻章摘句而是让你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你学了以后你居然能做出比别人更错误的判断，那你是白学了或者说是学了以后忘了初衷。真正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博雅教育，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是懂得这种方法的。英国绅士和古代罗马人也是懂得这种方法的。而且如果懂了这种方法以后，我想，其他任何方法都不如这个方法更有效。

提问人B：我理解您所说的格局是指国际强权的力量对比及其互动态势。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您断定中国没有再造世界格局的能力，不能成为这个世界大的玩家，成为影响这个格局的一个主要力量？第二个问题：面对这种罗马化的趋势，中国明智的做法是怎样的？

刘仲敬：格局上我们可以抽出具体的模型来。就好像说是棋谱一样，不一定在某一个棋盘上，你稍微变一变，也可以把它变成别的棋局，在别的棋盘上。所以它的主体不一定是世界政治，也不一定是历史。我可以说格局这个东西是可以抽象化的，你可以把它用在人际关系上面，也可以把它用在生物学方面，用在其他许多方面，不一定是用在历史方面。因为组织和结构本身，都有他内在的规律。这个规律，在不同的层面进行博弈，只要存在着相应的博弈局面，就会产生非常类似的结构。就好像鲸鱼和鲨鱼，只要到了海里面，都会长出流线型的身体一样。所以格局是可以抽象化，脱离具体情况而存在的。中国的现实政治，很简单，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你是来得太晚的人，你就改变不了游戏规则。如果是你自己白手起家创造公司的话，你可以修改公司的规章制度。别人已经造好了公司，你去给别人打工，你不要指望公司的规章制度会按照你的意思去改变。这是肯定的，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时间是历史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你想一想，在当今之世如果再重新有一种类似于非洲猿人或者是北京猿人的灵长类动物，他还有没有当年的那种能耐。当年他们出非洲的时候，或者说是当年中国古代的先民进入华夏的时候，远东基本上是只有动物，没有高等生物。他们来了以后，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建国兴邦。但是如果你现在，我别说猿人了，就说智力很高的人，你现在像周人的祖先太王一样，也到了岐山脚下，你抱着一堆周易和儒家的学说，你准备按照周礼和周朝的制度在陕西省重新建立一个中国，你觉得有可能吗？你在建立一个中国以后会不会被当地人直接打死或者直接抓起来就不错了。为什么是这样的，难道是说你读的古代经典会比太王读的少？我肯定你读的更多。你的能力甚至会比太王那些原始人更强。你只犯了一个错误：你不该来的太晚。这个错误是致命的。世界上有些错误格外糟糕。可能有些差错是有药可救的，但是你犯了有些错误是无药可救的。来得太晚就是你犯下的最危险的错误。至于在你犯了来得太晚这个危险的错误之后，什么叫做明智还是不明智完全取决于你的价值观。你有可能觉得现在太不公平，然后像以前德国人或者日本人做过的一样，与其悔恨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大闹一场。也有可能像是许多中国的乡下人或者是很多家庭妇女一样，觉得好死不如赖着活，觉得谁当领导关我什么事情。能鬼混还是要鬼混，不要去想那些事情。你说哪种选择更英明？这是没有答案的。这是取决于你自己的价值观的。

提问人C：您能否对未来二十年做出更具体的预测？

刘仲敬：这个不能具体。因为你只能够预测格局和趋势。下棋的时候只有两个玩家，但是你仍然只能从布局中间看出下一步要怎么样，而不能看出它的某一个具体步骤，因为他也是有灵魂的，他可以改变他的某一个具体步骤。但是趋势一旦建立以后，具体的步骤不大能够影响基本的格局。所以如果你研究抗战的历史，那么你去研究一下到底是国民党贡献大还是共产党贡献大，这有意义吗？研究半天冷战中间到底死了多少人，晋西北战役中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少将被俘，这些事情有意义么？没有意义。在整个国际格局上面，你已经可以看出，蒋介石只要采取了拖死日本的政策，也就会拖死他自己。而日本人只要采取了深入亚洲大陆的政策，自己也要处在被拖垮的境地。至于历史上具体是怎么被拖垮，哪一场战役上多杀了他几个人，哪一场战役上少杀了他几个人，某一个将领是大笨蛋，另一个将领则是聪明绝顶，对于他们本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你可以去讨论，如果你想给他们做家谱的话。但是如果你想要理解世界历史，这些其实都是不必要的，这是多余的，你根本不需要搞清楚这些东西。在迦太基战争结束以后，你很难预测，在埃及、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当中，到底谁的命运会比较好，谁会首先倒下，谁会最后倒下，谁会在对抗罗马的时候首先被消灭，谁会投降罗马，或者有一种比较好的结局，但是这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格局发展到这一步以后，将来一定会是这样的。你知道汤因比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对远东格局做了一个预测，他说，日本人在这种局面下一定会忍受不住白人对于远东的统治而发动挑战。它的挑战一定是失败的。失败的结果一定会是美国的军事基地进入日本。这个预言是不是完全应验了。但是如果你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问他，请问，横须贺会不会变成美军基地，或者美国基地会设在长崎，是设在冲绳岛呢，还是在北海道呢？他一定会说，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而且你根本就不应该问。

提问人D：在中国现在这样复杂的情形下，知识界如果有共识的话，在您看来应当是什么样的？知识界的出路何在？

刘仲敬：我认为知识界不应该有共识。别人什么人都可以有共识，唯独知识界不应该有共识。知识界对公众有什么用处呢？就是百家争鸣，这样做可以深化各方的理论体系，把尽可能多的意见提供给公众，这样的话公众才能有足够多的选择。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你有不同的意见，你代替公众思考，替公众想到他们原来想不到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点子，所以你才有存在价值。如果一个面包师不想着推陈出新，把我的面包做的跟其他人的面包做的不一样，而想着跟别的面包师达成共识，今后大家都做一模一样的面包，让公众都吃一模一样的面包，你觉得这个面包师会不会是很好？我觉得他是很糟的。任何人都可以达成共识，唯独知识界不要有什么共识。知识界就是应该意见分歧，尽可能的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哪怕这些不同的意见中间绝大部分是荒谬的。一百万个荒谬的意见中有一个新奇的不荒谬的意见，那就已经达到目的了。因为这就是你的使命。背弃这种使命，去搞什么共识，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共识是什么人可以搞的？是希拉克这种人搞的，是保守党和工党搞的，是拥有巨大实力的党派政治家所应当做的事。

提问人E：人在您所描述的世界中，命运是否是注定的，人是否只能随波逐流？

刘仲敬：历史事件不是固定的。但是你在越过历史选择的节点以后，趋势是你无法挽回的。就像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只能放慢脚步，不能随便改变方向一样。也就像是你在60岁以后，我也可以精确地预言，你的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差，但是我不能精确预言，你到底是心脏先垮台，还是肺脏先垮台，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如果你的处境相当于是在四面合围之中，我可以合理预测子弹会击中你，但是哪一颗子弹会击中你，这一点是无法预测的。所以你即使是在一个具有某种必然性的历史趋势当中，你个人的命运仍然不是必然的。打个比方，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尽管非常相信我自己处在一种我无法影响，而且对我自己非常不利的趋势中间，但是我的命运不是注定的。另一个人处在和我相同的位置上，他肯定有不同的命运。所以我所遭遇到的世界，第一，不是注定的；第二，跟我自己做出的选择和应对有极大的关系；第三，这种选择和应对一点都影响不了整体的趋势。

提问人F：我就奇怪蒋介石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看错形势？你的评论是不是事后诸葛亮？你不能说自己全对或全不对，你这只是一种方案而已，为什么你敢肯定你说的一定是对的？

刘仲敬：首先，蒋介石并不聪明，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蒋介石这个人一生，给我们留下的资料非常的多。很显然，他就是一个风纪干部，对大格局没有什么判断能力。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快、谨慎、肯负责。在别人不负责任的时候，他肯负责任。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韧性强，无论遭受多大的失败，他都会继续坚持到底。他是当总理干部的好材料，但是当领袖不够，因为他从来不能理解格局，他的格局观跟现在的民族主义愤青差不多。你从他自己做的事就能看出来，你看他一辈子都在想，打倒英美，打倒日本，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打倒帝国主义，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根本不知道废除条约体系能带来什么东西。这些事情是，有很多人，没有等到事态恶化就跟他提出过了，这些人包括：章太炎、顾维钧、蒋廷黻、汪兆铭、胡适之，每一个人都是生龙活虎的重要人物，每一个人都对蒋介石本人做过各种劝言，他全都没有听。最后，他即使到了台湾也没有认清格局。他始终是在，谈判的时候仍然在说，我现在是在广州革命政府时期，以前我们国民党曾经打到南京，后来被北洋政府打回了广州，但是我们在广州励精图治。现在我们再一次打回到南京，再一次被共产党赶回到台湾，我们要重现历史。他一再号召大家，要重新唤醒广州政府革命精神，再来第二次。请问如果他是一个聪明人，是一个认得清国际格局的人，他会在冷战时期说出这样的话么？在美国一再告诫他，不能发展核武器，不能反攻大陆，在这一切事情发生以后，他居然还是觉得他还是在广州革命政府，还希望部下跟着他学习广州革命政府精神。难道一个聪明人或者是一个有格局感的人会做出这种事么？毛跟他相反。毛是有格局感的人。他不仅在40年代判断格局正确，在60年代以及1972年的时候判断事件的格局都判断得很准，但是他完全是一个文人的性格，要他当风纪干部，做一个任劳任怨，负责任的人，他是做不到的，他是文人的性格，只要稍微厌倦，他就翻脸，不干了。如果别人宠着他，他的文人性格就会发作。像他这样的人，从事具体事务是非常危险的，但他确实很适于充当智囊团的顾问和政治分析家。而蒋介石呢，他最适合的任务就是在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当风纪干部，但是不要超过这个限度。

（底下有两个人先后小声）：周恩来呢？

刘仲敬：周恩来？其实我们对于周恩来的印象是后来包装出来的，他甚至不是行政上的人才。他之所以被包装出来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敏锐的，属于情报人员和特工人员所特有的天赋。他能够做到有眼色，他能够精确的判断出人的性格，然后根据性格判断他们的发展和后面的事情，这使他成为一个非常有才干的投机家。但是也因此，所有人都不信任他，包括毛泽东。毛是在，他们两个人都在生命接近最后的时候，最不放心的就是周恩来。而周恩来通过文革早期攫取了太多的权力，而毛对他的猜忌要比对刘少奇的猜忌要多得多。恐怕毛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就是总算他死在自己的前面。

提问人G：我觉得您的观点如果习大大能够听懂的话，那固然是一件令大家惊喜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能接受您的观点的更多的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而我们这些普通人又是无能为力。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究竟是历史的悲哀，还是历史研究者的悲哀？

刘仲敬：历史研究者是一帮混饭吃的技术员，跟其他各行各业的技术员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他们无所谓悲哀不悲哀，而且当代史跟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有跟我这样的人有关系。而我不是真正的历史技术员。历史对于我来说只是我关心个人命运的一件事情。所以跟技术员恰好相反。你问技术员他也会说，这件事情是别人的事情，是蒋介石的事情，或者是奥兰治亲王威廉的事情，而不是我老人家的事情，这样做我才能研究历史。但是，真正的历史是司马迁那种意义上的历史，是跟你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你研究历史是可以决定你是不是会死于非命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这完全不是研究者的事情。至于说是历史大局能不能够改变，或者说是通过领导人来改变历史，那一般来说都是不容易的。领导人做什么不做什么，他也是有他内在的一个约束，基本上没有什么行动或者选择的自由。你如果要理解历史的格局，真正的历史的话，那就是说你最好不要把它局限在历史思路或政治思路上，你要把这种格局感用到对自己一生的规划上，这样对你自己才能有真正的好处。

还是提问人G：如果历史格局研究仅仅落到个人的意义层面上，我个人认为，偏低。

刘仲敬：格局偏低不偏低是不大有用处的事情，这关键就在于你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做好自己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自己不做好只去追求格局的话，一般来说走这条路的人个人生活总是不幸的。哪怕在格局上很高明，写出很重要的著作，名气很大，但是十之八九，他已经注定要是一个不幸的人了。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有很多人包括说是我自己都是那种虚荣心太强的那种人，觉得自己有一点发现就要到处吹嘘，向全世界宣布我比你们要聪明得多。这种人一般人都受不了。 （大家笑）所以我建议你们不要做这种人，虚荣心不要太强。特别是我再说一句话，《罪与罚》那位主人公，他觉得他可以像拿破仑一样不择手段，但是很可惜，他虽然像拿破仑一样不择手段，却不像拿破仑一样的有才智。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可以像别人一样有虚荣心，但是他又不一定像别人那样有才能。这才是真正最糟糕的事情。所以首先要搞好基本盘，不要太相信个人的聪明。做到这一点以后我们才可以去讨论什么事关格局的问题。而且我再补充一点，真正了解格局最深的人是那种闷声大发财，连说都不说的人。 （大家笑）张开嘴说出来的人，就已经属于虚荣心太重，因此一定是不够聪明的。 （大家笑）

提问人H：您的解释模型跟哈耶克的心智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他现在在中国一直很火，但是他的那本《感觉的秩序》，就是提出整个心智模型和道德哲学基础的这本书，却不太受重视，到现在都没有翻译。您有考虑过翻译他的东西吗？

刘仲敬：这个，我的学说其实跟他关系不太大，而跟休谟的关系倒比较大一些，但是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你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就是，模式、自发秩序，通过博弈来自发演变，这种演化论的模式跟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且它可以抽离具体学科，也就是说，它不一定要用在经济学，或者是社会学或者是历史的具体专案有关，实际上他可以跨学科用到很多不同的专案上。而如果说这种东西要有一个思想根源的话，那么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他们共同的思想根源。哈耶克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都是从这个思想根源里面搞出来的，萌发出来的。就像是同一个民族，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后裔。或者说是像你和你的表兄弟，长相都有点像你的祖爷爷，因为你们是同根生的，这叫做家族遗传。至于那本书的话，我想应该是排在前几名的。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顺序中间，他怎么说也是前四名。

还是提问人H：应该是两年前，大概跟讨论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有关吧。在经济学方面您一直没有专论。

刘仲敬：我觉得没有纯粹的经济学这个东西。经济学在我看来就是历史演化模型的一个侧面。基本上所有的经济学，嗯，我不大喜欢那种原子一样的理性人的假设，因为理性人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记忆的概念。而真正的经济学，实际上他们都是有历史记忆的。受到历史博弈和历史路径的约束。所以这样的模式应该是靠不住的，我希望有朝一日有人能够提出一种更类似于演化论的模型，所有的行为主体都能够携带自己的记忆，在这一点做到之前，我对现在所有的经济学的理论模式都是持高度怀疑的。

此文根据刘仲敬2014年10月18日长沙“熬吧读书会”讲座的录音整理，提问均经过简化。

史观系列（一）读史早知今日事

史观系列（二）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点（上）

史观系列（三）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点（下）

主持人：今天咱们的主题叫做“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点”。我想问老师，这样的题目是什么意思，跟您的这本新书《从华夏到中国》有关吗？

刘仲敬：有关。应该说它和历史的本质有关。什么叫做通古今之变？大家都知道这是太史公所说的。所以，通古今之变是一切历史最原始的目的，但是随着秩序的演化，有时候我们会忽略甚至遗忘这些原始的目的，这就是舍本逐末。所以无论你们对中西历史如何了解，最关键的问题是通古今之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历史？历史是一种认知结构，他是教你怎样从纷繁、外化的各种细节中间，发现结构和规律的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多半要靠你们的悟识或者说是认知能力，而不是依靠材料的堆积。因为单纯的盲目的对于材料的追求，无论材料本身如何正确，不一定能够提高人从紊乱中发现结构的能力，而一个人能不能从紊乱中发现结构，这可以说是直接反映了他聪明才智的最高天花板。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会有一个最高天花板，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也都达不到这个最高境界。但是即使你达到了最高境界，你也会发现个人的最高境界是相当有限的。像莫札特他为什么能够在5岁作曲？当然就是，在一般人看来，音符好像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他看来确实是有规律有结构的。他可以很清楚的把结构给你拈出来，然后给你拿到很高的作品中间。而别人呢，即使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以后，发现结构、组织结构的能力仍然跟不上。这就是说，我们在音乐中发现结构的能力和莫札特有天壤之别，天花板差的非常之远，所以他是天才的音乐家，而我们顶多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其实一切科学都是这样的，爱因斯坦说物理学就是这样的。物理学根本上就是做实验的东西。他出自这样一种愿望，就是说宇宙看上去是紊乱的，但是背后是有规律的。从紊乱中发现规律，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也是巨大的奖励。因为把紊乱变成一个有结构有秩序的东西，本身有一个审美上的巨大的愉悦。他自己就说是，他看一个物理学理论，首先要看它是不是符合审美，如果一个理论本身看起来是很丑的，那么他就可以直觉上断定这个理论多半是错误的。如果理论本身是和谐的，那么他会考虑这个理论也许是正确的。这种筛选方法本身是超越的，这就是一种物理学上的柏拉图式的论证。

实际上历史也是这样的。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从紊乱中寻找结构的能力。你找不出结构，那你永远超越不了技术员和学术工这个境界。可以说这样的人即使是收集了很多资料，调看了很多东西，未来也就是技术员，不客气地说，这种人也就是书记员，他搞的这些东西都是为别人准备的。

考验历史学家才华的方法，也就是我在刚才讲的认知结构，你要能够从各种事件中间，抽取事件背后的结构和规律。这个结构和规律可能有很多错误。但是有的时候，你即使是在制造规律和结构的过程中犯错误，也比完全制造纯粹理论要好得多。因为这个世界从来不是纯粹的。理论这个东西从来不是绝对正确的。你想，难道你说爱因斯坦找出这个规律，牛顿的理论就变得邪恶了，当然不是这样。他们的理论就是两把梯子，爱因斯坦这把梯子可以达到比牛顿的梯子更高的地方，所以他能够解释牛顿解释不了的地方，而且还解释的更精确，这就是他理论层次更高的地方。一切理论归根结底就是这样的，它只要有更新的更优的解释力的讨论，也就是更好的梯子的出现，那么之前的梯子就是要被抛弃的。但是制造梯子的能力就是你自己才能和修养的最终验证。

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证明，只要你把历史的格局没有理解正确的话，即使具体问题是正确的，也无济于事。格局理念正确，最重要的地方不是你在具体问题上对不对，而是你有没有能力提出正确的问题。而你的格局感错误，最主要的一个证据就是，你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是错误的。一个错误的问题得不到正确的回答。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如果你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是错误的，那么就像是谚语上说的那样：傻瓜提出的傻问题，聪明人是回答不了的，而且也没有意义。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像沈志华对于朝鲜战争做的这些工作，它实际上，可以简单粗暴的说，他实际上是在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和美国会在朝鲜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是不是能够避免的？那么他做了很多解释，认为这场战争也许是能够避免的。因为如果没有避免会对中国产生很多恶果，因此只能避免。这就是他那些工作的本意。从这些事情上你就可以看出，他要么是没有用良好的格局看，要么是故意没有用良好的格局。因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

中美两国有没有可能性在朝鲜不发生战争或者发生战争，这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朝鲜战争从本质上来讲，它根本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战争。他根本上就是日本失败以后远东格局重组过程中间，两种秩序的冲突。这场冲突中间，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主体。像毛泽东，或执政以后的中国人，他没有独立决定能不能参加朝鲜战争的自由。他不可能不参加朝鲜战争。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在东北和蒋介石争夺东北的时候，事先就已经得到了朝鲜、苏联和蒙古的协助。因为朝鲜，蒙古，苏联和中共是冷战阵营的一部分。而中国内战就是通向冷战道路的一部分。朝鲜已经协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东北，所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根本没有机会不援助朝鲜。他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位置，他在这个团体内部的位置，比他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要重要得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沉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伪问题，所以他所做的考据是不是正确，或者他引用的那些档案有什么意义就不是很重要了。我们要知道，档案不一定代表当事人真正的目的，即使代表了当事人的真正的目的，这个目的的意义也要放在当时的整个格局中间去考虑。否则单纯从档案的文字上判断，往往是会犯错误的。

好，下面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就是研究历史是认识格局，发现格局，寻找格局演变的意义的过程。比如说像罗马这个概念，什么是罗马？罗马是怎样产生的？他是怎样演变的？他给今天留下什么遗产？这些就是真正的历史。而不是说你在奇里契亚那些废墟里面挖出一些考古学资料，配合当地留下来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材料，考证当地修了什么水利设施什么的，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你必须把这个水利设施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是如果是在戴克里先朝修了这个水利，那么你就要考证一下这些水利设施它的工艺品质，比如说比伯里克利时代或者说是比图拉真时代是不是退步了，这个退步是不是反映了罗马帝国整个社会的生命力，他的财政基础是不是市政提供的，或者是其他人提供的。如果它的财政发生枯竭，或者是出现其他的问题，是不是反映了罗马帝国从早期到晚期的宪法性质上的变化。你把这些问题搞出来，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真问题。现在的倾向就是，人们往往忽略了真问题，而去关心那些无足轻重的细节。而检视这些细节的时候又没有把正确的背景搞清楚。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本质，就是说你无论研究任何细节的问题，在研究细节问题之前，就必须把细节所在的基本环境搞清楚。就是结构和演变的问题。而结构和演变，从根本上讲是非常类似于博尔赫斯那部小说，叫做《交叉小径的花园》。因为世界就是这样一种交叉小径，它由无数错综复杂的道路组成，这些道路穿过时间与空间。在有些情况下，你正好处在一个节点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十字路口，也就是更加多维的，通向更多道路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你可以做出选择，选择可以通向许多个不同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非常微不足道的失误，做出一些很小的失误，对未来也有很大的影响。就像蝴蝶效应所说的那样，一只蝴蝶在扇动翅膀，会引起猛烈的风暴。但是你一旦越过这个节点，比如说从十字路口进入道路中央，那么你的选择余地会直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你顶多能说我在路上，我可以比别人走得快一点，或者说我故意比别人走得慢一点。但是我要越过道路，硬着头皮不按照道路的方向走，向左走、向右走、横着走，那是不太可能的。

打个比方来说，以我所认识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人在30岁以后他的人生道路已经锁定了。你看他在30岁的时候做的什么工作，你就可以合理的推断他在60岁时或者临死时是什么状态。你顶多能说，他也许升官发财比人快一点或者慢一点，但是基本路径已经确定，剧本要想突破那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他所在的大环境发生急剧的变化，那么他的路径可能会改变。但是如果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你要做预言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处在个人命运的时间节点上。他也许会学文，也许会学理，也许学完这一门以后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它的路径有巨大的开放性，这就是因为他处在节点上面。

历史总是处在一种动荡-平衡的状态中，从一个节点走向另一个节点。如果你正好处在节点之间的道路上，那么你的生活，不管你个人的才能或者志向等等，你的一生注定都是比较平淡的，也许是比较幸福的。但是如果你处于接近节点那个状态的时候，那么无论你怎样渴望安定的生活，你都注定要做出许多非常痛苦的决定。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基本格局。这个格局是超越公正或者不公正之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先在的命运。这个先在命运在你自己意识到你自己的命运以前，已经把你自己所能做的选择做完了。这些选择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先在条件，这些条件是你不大可能超越的。

历史上的行为主体也是这个样子的。你如果回顾我们所说的中国或者说是罗马，或者说是美国，或者说是其他实体的起源，你就会看到这样类似的演变过程：振荡-平衡，经过节点，在节点做出重大选择，然后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走进一个你没有办法回头的路线。如果你对目前的情况表示不满，或者说是你发现前后左右的许多人都对目前的情况表示不满，那么很可能就是你们都没有预见到不满的意义，这些不满的意义，就是说，大家正在感到，某一个节点正在接近，而且大家希望在这个节点的时候能够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重新选择的机会是非常宝贵的。对于人，或者说是任何国家，或者说是任何历史主体都是这样的，选择的机会比任何具体的意义都要重要。一次错误的选择会带出许多错误的选择，所以一步错，步步错。失去先机就会在未来的许多次选择中间紧接着失去先机。而一次抢占先机，那么你就会在以后的许多次选择中一次又一次的抢占先机。像马太效应一样：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使它不断放大。你们两个人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上是处在一起的，因为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上选择不同，一个向左一个向右，然后第二个十字路口，第三个十字路口，不同的选择会把他们拖的越来越远。最后在游戏快要接近结束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完全像是不同世界来的人，已经完全没有共同点了。这样的事情是在历史中不断的发生。

在国家层面也是这样的。像甲午战争这样的事情，其实它真正重要的，不是说要考证什么高升号事件啊，到底是谁违反了国际法呢，到底是哪个政治集团对战争应该负有最大责任呢？其实它的关键意义就是：甲午战争锁定了中日两国历史的命运，而这个历史命运又对以后的发展做出了进一步锁定。像卢沟桥事变，像朝鲜战争这些事情，它根本的意义就是这样的命运锁定问题。所以我刚才提到沈志华，就是因为沈把朝鲜战争看成是中国命运的一个节点。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命运，等于说是从1928到1949年的过程中，已经通过一个动态平衡锁定了。只要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是这样的，苏联和远东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是这样的，然后中日战争和日美战争按照我们已经知道的方式发生，这些事实确定以后，那么朝鲜战争是改变不了的一个基本格局。三八线存在不存在，朝鲜完全落到南韩手里面或者说是完全落到北韩手里面，都改变不了这个基本格局。 1952年边界战争，其实本身的具体边界是无关紧要的。比如说朝鲜战争中，中国如果取得全胜，使边界不是在三八线上划过，而是在济州海峡，在对马海峡划过，把整个南边划入苏联阵营里边，难道以后的历史会有多大的不同吗？恐怕影响很小。所以我们可以说，从格局和节点的意义上来讲，朝鲜战争其实并不算是一个节点，它的节点意义比起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1928年的北伐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1928年的北伐以后，等于说是中国的整个命运，无论国民党做出怎样的挪移，已经被锁定在一个挑战国际秩序的不可撤状态之中。这个挑战国际秩序的基本姿态，迫使他注定要在其他国际体系挑战者当中去寻找朋友。而那些朋友，如果不是苏联，那一定是德国或义大利。国民党有一种说法就是，他本来很想跟英美结盟，但英美不要他了，所以后面的事情才发生。但是实际上在那以后他已经不可能跟英美结盟了。因为英美给自己选定的这个角色已经是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而1928年后的中国，通过它的革命外交，通过它的废约，打倒帝国主义一系列措施，他已经占到了国际秩序破坏者的一边。而跟国际秩序破坏者在一起，他可以选择的余地是非常小的。

1937年之所以是一个节点，就是说，因为1937年以前，一直是站在英美一边扮演国际秩序维持者的日本，做了一个重新选择：他由比较消极地维护华盛顿条约确定的远东国际体系，打击中国和苏联这两个主要破坏者，一变而为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它由维护者变成破坏者，它想从原来国际体系垮台的废墟中间，萌发出一个新的巨大势力，通过占领满洲控制亚洲，对亚洲大陆施加更大的影响，获得一个新的权力体系，这个新的权力体系将来可以用于挑战英美，以另一种方式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那么未来的情况也就很清楚了，就是，中苏集团和日本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对原有的华盛顿条约确定的体系非常不满，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推翻这个体系。那么他们的博弈不管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远东原来的各种势力，都要经过严重的重新洗牌。对于中间状态的，比较维护原有体系的势力，像北洋势力是注定要毁灭的。而没有确定自己的位置的势力，像国民党，处境也是非常糟糕的。他搞不清楚他自己是站在哪一边的。如果他坚持要站在挑战国际秩序的一方的话，那么由国民党统治中国就显然不如由共产党统治中国，因为共产党是始终站在苏联一边的。而国民党呢，他在追求一个虚无飘渺的目的，在追求一个可以说是很类似于泛亚主义的一个目的，一个包括满蒙藏在内的一个大中华。这个大中华要推翻从鸦片战争以来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所有的条约体系，但是又不能跟苏联站在一起，又不能接受史达林主义的军事工业体制，不能接受跟苏联结盟的外交政策。这样他就把自己推进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他要追求的目的，不可能通过他实施的手段来实现。而他实施的手段终于让他自己为自己切断了退路。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以后，未来的结局可以说只能有两种了：要么是资本主义集团粉碎了中苏集团，在亚洲大陆上取得一边倒的势力，那么亚洲大陆上当然肯定会爆发日本国家和英美国家的冷战；要么是相反，日本完成彻底垮台以后，苏联在亚洲大陆独大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不但国民党本身是注定要毁灭的，寮国、越南、柬埔寨这些国家都被送进一种别无选择的历史布局中间。日本一旦倒台，退出满洲和亚洲大陆，那么那些地方一定不会是国民党的，或者是其他地方性质的势力，一定是苏联和他支持的亲共势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英美不愿意自己干涉亚洲大陆的情况下，整个亚洲大陆的赤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亚洲大陆上都要建立汪精卫的或者是溥仪式的傀儡政府，在日本的领导下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在1928年以前，亚洲大陆的玩家还是比较多的，游戏还比较复杂。这种二选一的局面还没有出现。但是通过革命外交，以及国民党和苏联、以及日本激进派在一起博弈以后，到卢沟桥事变和珍珠港事变以后，牌局上清一色的局面已经注定，将来只能是这两种结局，国民党等于说是已经处在一种费比乌斯的状态。只有极少数头脑特别清醒的人才能看出它将来的命运。

所以4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的选择，这是很自然的。整个布局也是判定形势的关键。像杨奎松写的好像是没有抓住格局的重点，他写的好像是，40年代整个知识界仍然像是20年代的知识界，或者是清朝末年的知识界那样，有很多不同流派，鹿死谁手还没有确定。其实在40年代的时候，鹿死谁手已经确定了。要么是亲苏的势力，要么顶多就是亲英美的势力。既不亲苏又要搞反英美的民族主义势力，这肯定是死路一条。你怎样搞，无论蒋介石怎样理解中国的命运，他们怎样打天下，都不会有任何价值。

就像今天，可以说是，在1972年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再去写文章也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国已经是跟苏联彻底闹翻了，而文革已经过去，因此只能是走亲美的路线。违背这样一条路线的任何势力，都会遭到毁灭，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格局不是在1978年，而是在1972年中美机会主义联合已经确定了。文革实际上是这样一种事情，就是说，毛想要用极左的路线去打击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取整个共产党的权威统治。他失败了，失败的体现就是林彪的出逃，这时他是别无选择的，继续走下去，他要冒被党内亲苏派清除出去的危险。只有美国才能克制苏联，他只有通过亲美路线才能克住党内的亲苏路线，同时使中国在挑战苏联失败以后，不至于遭到柬埔寨和斯洛伐克的命运，还能够第二次东山再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尽管粉碎四人帮不是毛泽东的决策，但是1978年的事变确实是1972年事件不可避免地后续。走到这一步以后，你往下走，再往后走下去，无论如何你也别无选择。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其他人，不愿意按规定好的路线去走，那么遭到毁灭的就是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在杨奎松的设想里，知识界如何如何了，思想流派如何如何了，都是些泡沫的东西，没有什么意思的。思想流派也许在五四以前，也许在1901年、1912年，还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在1946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时候文化界已经无法主导了。

用我刚才的理论就是，历史节点已经过去，现在不是你做出选择的时候。用中国古代的政治术语来说是，这叫天命已定，群雄逐鹿已经成为历史。如果你是在刘邦和项羽的时候，那就是“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你有巨大的投机机会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在汉武帝那个时候，你有再大的本事，你也没戏了，路径已经锁定了。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要知天命。知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所以，什么时候是天命，格局已定，你已经无法选择？什么时候是群雄逐鹿，天命未定的时代？要建立这两种时代的概念，你需要对历史格局有非常深刻的了解。这才是中国古人研究经学和史学要研究的真正问题。如果背离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说，你的史学不具备资治通鉴的意义，因此只是一种寻章摘句，雕虫小技，所以说是不值得重视的。

我们再回顾现代史学你就会发现，现代史学恰好就是这种雕虫小技，他们不要求你有很多的背景知识，只要求你考证具体问题。但是仅凭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你只要不了解历史具体事件当时发生的巨大背景，而只去抓住什么档案啊，考古资料啊，考证一点一滴的东西，那么你犯错误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因为任何人、或任何角色或任何事件都离不开当时的环境和背景。我们经常看到一篇文章是错别字百出，但是我们仍然能理解他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尽管错别字很多，但是你看错别字还是能够想像出错别字原先那个正确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看到上下文了。有上下文在，你中间只是缺一两个字，就像考古学家考证金文一样，仍然能够想拼图一样把它拼出来。这就是我们说的情景模拟能力。这几个字错了，或者说是缺字，没有关系。具体的考证过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只要勤勉一点，情景模拟是正确的，对整个大局的把握没有错误，那么整个文章或者整部书的意义，你是能够做出正确解读的。但是反过来就不行。如果你对上下文的理解是错误的，对格局的理解是错误的，那么你把这几个字讨论的再清楚，即使你纠正了其他一些错误，那么你的判断仍然是错误的。任何人都不能挽回你的错误。所以一切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回到对格局的了解。对格局的了解，那就不是单纯的普通史学家能搞出来的。你必须到余英时或者陈寅恪的门下，你必须有那种知人论事，老吏断狱那种能力，对人类的动机和行为，特别是他隐秘的动机是什么，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然后你才能够挖掘出他真正的动机，不会被表面上的事件，或者说是写在公文上的那些东西所欺骗。

回到沈志华的例子上，他把从史达林和毛泽东的电文中间去选择，去收集了很多材料，得出这些结论，就是说，在某年某月某日以前，双方都倾向于不干涉朝鲜，然后在某年某月某日以后，史达林改变了主意，在某年某月某日以后，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因为他们的电文上是这么说的。但这肯定是胡说八道的。电文上说的绝不是真话。我们都应该很清楚，从亚洲远东大陆的历史演变的格局上来看，早在内战时期，甚至在北伐时期，苏联的远东战略的基本逻辑都已经预定好了。日本的共产党、朝鲜的共产党、中国的共产党本身，都已经相当清楚他们之间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彼此之间有一个相互协调的配合默契。这种默契是不用写在纸上的。写在纸上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默契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点上：我们认为有必要留下一个证据，留下一个公开的决策，以便让下面的人知道具体问题应该怎么办，以便后人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理解历史。但是他们真正的决策绝对不是依靠这些电文。你们不可能想像，在毛泽东和史达林发这些电文以前，他们对金日成将要干什么事是真正毫无了解的。不是说是金日成，照他那种，根据电文判断历史所得出的结论，金日成的冒险行动是毛泽东所不知道的，甚至说可能是反对的。但是这些事情是真的么？

如果你按照赵盾的事例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古代历史学家就这样认为，赵盾作为晋国最有权势的宰相跟摄政大臣，跟国君不和以后逃到国外去，然后国君被他的同门赵穿所杀。这件事情就算不是赵盾本人的意思，也是在他的影响下进行的。因为杀国君，赵盾是总要得到好处的。赵穿没有接到他的命令，但是他肯定报有某种希望，也就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会对赵盾本人和赵家有很大的帮助，这就足够了。这就是格局问题。因为根据这个格局，我们可以说是晋国政变的罪魁祸首仍然是赵盾，即使赵盾本人他没出现。

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陈炯明和孙中山的冲突中，尽管广东的政变军人驱逐孙中山时没有经过陈炯明的批准，甚至是在陈炯明本人的极力反对下进行的，但是陈炯明仍然应当负责任，因为他的广东路线和孙中山的广东路线截然相反，两者是一定要发生冲突的。如果不以那些正面军人政变的方式发生冲突，在稍后的时间内，也一定会以其他方式冲突。而陈炯明是最后早晚要和孙中山决裂的。尽管那些政变军人过于鲁莽，没有按照陈炯明所采取的那种巧妙的、慢慢排挤的办法把孙中山挤出去，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反映了陈炯明的愿望，尽管做的鲁莽了点。也许是看陈炯明脸色行事的。

毛泽东和金日成的关系也是这样的。自从毛泽东把参加中国内战的朝鲜部队派给金日成以后，他其实是肯定是早就知道金日成早晚要把这些力量派到韩国的，正如史达林把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大批军火交给毛泽东以后，他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早晚要用这些军火去对付蒋介石。但是如果再看史达林和蒋介石的函件来往，你会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就是说史达林其实一直是想要遵守条约压制中共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那些军火到了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正在破坏协定，他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中共自己搞的一套。如果你用沈志华那种史观，让一个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去考证中国内战的历史，你会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就是说苏联对中国内战一点责任都没有，他是仅仅出于天真和武断，才把日本留在东北的巨大资源交给中共手里边，这些巨大资源比蒋介石在内地18省所拥有的全部军事资源至少要多出3倍，而且品质要高出不止一个等级。他们能够在东北一年造出一千架飞机，而蒋介石在南方，整个南方，造不出一两台汽车，不要说完整的汽车，连完整的卡车轮子都造不出来。得到这些资源以后，基本上毛泽东处在一个可以对南方摧枯拉朽的地位上。史达林做了这些事情，但是你从他留下的档案里面，根本看不出来他有暗示毛要动手的意向，但是他肯定是想到了这一点。

正如赵盾在出亡的时候，陈炯明在流亡的时候，他肯定知道，他留在国内和留在广东的其他势力不会坐视不管，非让孙中山难看不可。史达林在做出移交军火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肯定也知道，他做的这个决定就是要蒋介石难看。毛泽东在移交那些朝鲜军队的时候，他肯定也知道，这些朝鲜军队一定会派上用场。但是他不留下记录，不承担责任。如果干成了那是你自己的事，倒楣了我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大人物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稍微有一点官场经验就会知道，领导有的时候，要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不能向你说明的。你必须主动去推测领导的意图，推测领导说不出口的隐秘的欲望，然后主动的迎合领导，在他自己不用说明的情况下，替领导办到领导自己想做而不肯做的事情。做到这些事情以后，你才能够真正把自己变成领导的心腹死党，然后变成可以突然起身，可以绝对信任，可以在他洗澡的时候能够随时闯进去，说私房话的人。如果你变不成这种人，一切都按照公文程式上的办，那你一辈子也没啥做大官，或者是做大事的机会了。

到某些时候，比如说亨利二世在想杀掉汤玛斯·贝克特的时候，他只要在偶然时喊出来：这个声音太讨厌了，难道没有忠臣义士替我干掉他吗。他不用下这种具体的命令，保证就有一帮忠臣义士在没有接到国王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就要把贝克特杀掉，杀掉之后还要向罗马教会、向全世界宣布：国王从来没有向我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而且他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国王就是没有向他下达过这样的命令。但是国王通过其他间接的方式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谁是他的敌人，也清楚地表明了，除掉谁是他的最大的愿望。这种情况下，你敢说亨利二世对贝克特的死是没有责任的么？根据同样的逻辑来说，你敢说是中国内战不是苏联造成的，或者说是朝鲜内战不是中国造成的么？当然你不能。如果你足够承认这些，而且对历史格局有足够的了解的话，你不会为那些推脱责任的小花招所迷惑的。那你只能像中国古代的史家一样，大胆地写下，“赵盾弑其君”这几个字。你要大胆的承认，1928年以后的远东国际，是在苏联的操纵下，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战争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你承认这一点以后，你才能够理解后面的事情。正因为中国对朝鲜战争负有巨大的政治责任，政治责任跟法律责任不同，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亨利二世在法律上对大主教贝克特的死没有任何责任。责任完全在刺杀者本人，因为他没有下达任何书面命令。任何一个陪审团都会宣判国王是无罪的。但是历史学家一定会判断，国王是对以后的政教冲突有责任的。他有政治责任但是没有法律责任。在法律上有责任，在政治上可能是无责任的；在政治上有责任，在法律上可能是无责任的。这两者是完全不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朝鲜战争的历史责任，也就注定了它在今年后20年的历史中被锁定了。这种历史路径是，周恩来不可能跟杜勒斯握手，越南战争一定按照他实际发生的那样。中国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中国的国内政治也必须跟着它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地位而基本确定。 50年代的各种运动是什么呢？你不能抽象地说是极左运动或者说是毛泽东个人错误什么的。要看清它真正的意义，就是说，中国既然通过共产党在冷战阵营中间已经绑定在苏联这一边，那么他就有责任，哪怕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对国内社会进行格式化，对国民党、对右派做出必要的清洗，把社会改造到，符合他是作为苏联藩属国和卫星国角色这样的地步。一直到1957年，他发表了一些所谓的极左言论，根本上是为了这一点。

但是1957年的分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史达林死后，毛认为，今后的共产主义阵营应该按照比较平等的方式来安排，也许是要他来做主，也许至少要由中苏协商来做主。所以尽管赫鲁雪夫对他做的许多事情是史达林绝对不会做的，但是毛肯定对苏联反而更加不满意。这个不满意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不是说赫鲁雪夫对他比史达林还要坏，实际上史达林对他更苛刻，而是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恰好在史达林那个时候，毛自己的安全都没有保证，他能不能打赢蒋介石，能不能打赢高岗，能不能在党内斗争中取胜，这都全靠史达林决定，他完全没有资本去违逆史达林。在50年代后期，他感到这些人都已经不足以成为他的威胁，他希望双方能够按照新的力量对比，重新安排势力范围。苏联不能接受这一点，导致中苏分裂，而文革是中苏分裂的下一站。中苏分裂既然分裂那就要有一个路线问题，你既然说苏联是修正主义，就要我们就要提出一条不同于修正主义的路线，因此要做出理论上的对位，这个理论上的对位就是文革的极左路线。这个极左路线跟50年代的极左路线不一样，它代表的是反苏，反亲苏观念的，跟原来的所谓的极左路线恰好是相反的。在国际上出现了所谓“三个世界”理论，这表明中国要联合第三世界，跟非洲或者是亚非拉一些国家，同时反对苏美两国，这两种路线的尖锐矛盾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根本问题。如果你仅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或者看到毛泽东对国内的事情，就不会理解格局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1960年以后，选择他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阵营中间的位置，类似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选择。因为这条新路线，必须要求他在外交上和国内政治上，都发生重大的改变。而1972年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努力失败了。他尽管做了这些工作，尽管拉拢柬埔寨或其他许多小国，但他还是既没有揍倒苏联也没有揍倒美国，而且自己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处境，党内的亲苏派很可能会把他做掉，发生捷克斯洛伐克类似的事件，他已经很清楚意识到捷克事件对自己可能产生的危险。这时候必须做出马基雅维利式的选择，因为只有美国才能平衡苏联。 1972年的戏剧性的一系列事件，使以后的党内斗争不再有史达林式人物的机会，因为现在要依靠美国反对苏联，那么只有你在国内政治上采用比较实用而不顾矛盾的权宜之计。 1978年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是确定的。就好像说是，你把河水放出了水阀，那么你肯定要遇见到，河水冲出水阀之后，就会冲出一条河道。 1972年的大转向就是把水放出了水阀，然后放出水阀以后，无论如何在都要地上冲出一条水道的。这就是1978年的事情。

通过这样的格局判断，你就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处在一种怎样的形势当中。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是怎样联系起来的。通过刚才的例子你们也可以看出，国际环境对中国的约束是怎样的。而中国国内的政局变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这是由双方的实力对比或国际格局决定的。因为国际格局也存在问题，任何时候它都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在唐代时，毫无疑问，长安是中心地区，日本韩国就是边缘地区。在古代罗马，毫无疑问，罗马是中心地区，叙利亚埃及是边缘地区。在近代世界，毫无疑问，西方是中心地区，西方只要打个喷嚏，你们这边就要洪水滔天；美国打一个哈欠，中国就要受影响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处在边缘地区，所以只要中枢地区出了事情，最先被淹没的就是边缘地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的损失总比其他人要大，反正你只要处在下游，你肯定是要倒楣的。就像拉封丹寓言上所说的那样，两头牛打架，踩死了一只青蛙。大人物争斗，倒楣的总是老百姓。中心国家发生重大的路线斗争，倒楣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边缘地区。中国就处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格局，或者是出于虚荣心或其他的什么理由，像现在的所谓革命史观，还是其他什么史观，给中国安排了一个不适合中国角色的地位，所谓叫做五千年光荣历史啦，伟大历史复兴啦，那么你就会处在一个荒谬的地位。你像1945年的蒋介石一样，你没有一点正确理解，然后给自己带来毁灭性的命运。

我们要说蒋介石为什么失败，他怎么失败的，就是因为他没有理解到格局和节点。他没有意识到1928年他已经跨越了节点。以前北洋政府的安全是依靠北洋政府扮演了国际秩序维持者的角色才得以维持。就好像说你为什么是现在非常安全，别人不会去偷你东西也不用去抢你东西？这是因为你扮演了一个秩序维持者的角色，员警可以自动保卫你的安全。如果你背离了这样一个条件，你自己变成一个通缉犯，那么员警不但不会维护你，还要抓你坐牢，那你发现你处在黑帮的那种意义上。以前我之所以不偷你不抢你不打你，我不是因为害怕你这个人，我害怕的是员警的力量，我害怕的是法官，但是现在既然你自己变成一个通缉犯，很好，我黑吃黑太容易了，我黑了你钱，谅你也不敢去报告警官，你自己是通缉犯，打死了你我也不用负法律责任啊。因为没有人会保护你了。

1928年以后的国民党就处在地位上。为什么日本人不敢打北洋政府？不是因为日本没有这个实力，也不是因为北洋政府怎么样卖国。关键在于北洋政府是一个国际体系中的良民，而日本也是一个要做良民的国家，你们双方都是良民，那么当然不能打架了。有纠纷，到派出所去解决啊，到法院去打官司啊。你自己打起来那你自己不变成犯罪分子了吗。所以日本不能打。日本为什么可以打国民政府？因为国民政府通过革命外交把自己变成了通缉犯，你既然是通缉犯，那我随便打你都行啊！所以日本就去打你了。日本为什么失败？因为他在打人的过程中间，违反战争规则，被当时的法官以及英美一些势力叫停了，叫你停还不停，就算你是员警，法官叫你不能再打犯人了你继续打犯人，那么你也是一个违纪违法的人了，法官下一步就要制裁你。日本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一方面是抓住这个机会反对国民党，另一方面他又有私利，想把整个远东吞下在他自己手里。这就是他耍花样的地方。这样他自己就变成罪犯了。

但是中国人又做出了错误结论。他看到日本人被美国人打垮，本来是美国人打的，他就以为是他自己的胜利，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格局我们用最通俗的语言去讲，就是说，中国首先做了一个小偷，然后被日本这个不守纪律的员警暴打了一顿，然后美国这个执行法律的法官，说，日本人不该这样随便打人，然后把日本关进了监狱。然后中国这个小偷马上得出结论说，既然日本这个员警坐了监狱，那就是说我这个小偷原来做的破坏条约体系全是正确的。以后我要变成世界强国了，变成世界四强之一了，我要像世界强国一样行事了。这种错误的想法跟随着他，根据这个错误的想法，他一再做出错误的决定。 1944年魏德奈将军就已经看出，日本一旦出满洲，那么苏联肯定要会进入满洲。而国民党绝对不是苏联的对手，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美国率领一支国际干预力量，把中苏两国隔开，这样对国民党是最有利的。但是蒋介石有没有感谢呢？他做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姿态。他声称：我们之所以抗战就是为了收复东三省，如果收复了东三省以后，美国这样的话现在拿去，那么我们抗战还有什么意义呢？美国既然是正义的国家和我们的盟国，就不能那么不够意思，要不然我跟你没完。于是美国撤回来，让你自己去玩儿去吧。你自己玩你自己看你有没有能力打得过苏联~不出所料他玩儿不过苏联。

但是玩儿不过苏联也是一时的，因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直都同心同德的。苏联史达林开始并不是想要整个中国，他只是要在长城以北维持苏联的特殊势力范围，如果国民党让给他，说不定史达林干脆把共产党做了都是有可能的。就像在希腊做的那样，既然邱吉尔和史达林已经谈成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归苏联，希腊归英国，那就没有办法了。虽然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顶多只有几百号人，但是苏联人把这几百号人统统弄到罗马尼亚去，把国王和政府赶走，罗马尼亚全部赤化。希腊尽管有几万大军，把全国几乎90%的土地和人口都占领了，没有办法，史达林要镇压你就一定要镇压你。他让英国人把他们杀光，而且还要做出英国人没有要求做的事情，把逃到苏联的所有共产党统统杀光，为什么，他要履行对英国的承诺。三区革命，就是新疆和东突独立运动就是这样的。东突独立运动一开始就是苏联挑起来的，不仅是国民党政府，但是如果国民党一旦同意把外蒙古让出来，苏联马上决定把东突的这些势力做掉，然后东突这些人统统在飞机失事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死去了。

如果国民党肯把东三省，甚至是把华北交给苏联的话，史达林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中国共产党也是可能的。但是蒋仍然是一个不能认清格局的人，他绝对不能忍受，在八年抗战做出了如此之大的牺牲以后，难道我们的处境还不如抗战以前吗？那是绝对不行的。我们是世界四强，以前日本在东北搞特权我们忍了，现在抗战好不容易胜利，苏联再想搞特权，我一定要跟他决裂，哪怕跟苏联决裂也没关系。跟苏联决裂苏联就会把共产党放出来。但是我们从格局上来讲，你不得不承认，抗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处境比抗战以前更加糟糕而不是更加好了。因为抗战以前，苏联和日本相互平衡，而英法美这些国家在亚洲大陆都有势力，等于说是有七八个人在同一个场地上，就算是一两个人有野心，碍于其他人的面子他也不敢有什么动作。所以蒋介石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你既然把日本赶出去了，又把英美国家的租界都收回了，把整个帝国主义赶出了亚洲，那么这场游戏上面就只剩下两个玩家了，不是你就是苏联，而苏联比你强大得多，没有别的牵动力量，你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满足苏联的欲望，要么苏联来打你。

法国也是这样的。法国在普法战争以后总是忘了这一点。他觉得只要是打跑了德国，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他的处境就好了，所以它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处境已经严重恶化了，为什么，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虽然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但是德国西面有法国，东面有俄国，两个强国把德国卡的死死的。德国如果敢侵略法国，俄国就会打他。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德国战败了，交出了阿尔萨斯-洛林，但是俄国也变弱了，东欧出现了波兰等一系列小国。现在法国不安全了，因为一战以后，德国如果再次进攻法国的话，他已经没有一个俄罗斯帝国可以保护他了。他只有依靠波兰和捷克支持着。但是波兰和捷克这些小国在德国面前是自身难保。可以说，一战以后，法国和波兰和捷克结盟，相比一战以前，法国和俄罗斯结盟，你觉得法国是更安全呢还是更不安全呢？任何现实的人都会讲，法国跟俄国结合，虽然没有阿尔萨斯-洛林，但是他的处境比较好，比一战以后，法国尽管得到了阿尔萨斯-洛林，但是把俄罗斯换成了波兰，反而让处境恶化。 1945年的败局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的处境也是这个样子的。蒋处于跟法国是差不多的命运。他拒绝承认1945年的四强比1928年那个不平等条约下那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是更加糟糕的。因此他注定要遭到一场类似1940年法国遭受的那场变故。

这就是从格局分析判断历史。我相信你们如果你们去从官方的教科书看这些历史，甚至所谓英美费正清学派写的那些书啊，沈志华写出来的书啊，杨奎松写出来的书啊，现在所有搞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写出来的书上，你都绝对得不出我刚才谁给你们描绘的那些结论。但是我可以的说，尽管那些人学问比我大的多，但是我是正确的，而他们是错误的。我做到了司马迁和古代大历史学家做到的事情，通古今之变，我抓住了历史的结构和节点，给你们提供了正确的解释。蒋介石如果能够掌握这些正确的解释可以救他的命，毛泽东如果没有正确理解，那么他也是无法成功的。根据这个格局，你也可以看出，我们现在对历史学家和官方教科书所做的这个格局和1945年蒋介石的想像的那个格局，是一样不正确的。按照这种格局的说法，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国力快速增长，现在已经到了恢复鸦片战争以前的黄金时代，重建中华民族中兴地位的伟大时代。你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从格局的角度来讲，你错了。

1978年的中国，尽管经过文革的动乱，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现在的中国尽管变得富裕多了强大多了，但是1978年的中国比起今天的中国要安全得多。这是从格局的意义上来说的。 1978年的中国为什么能够得到美国给的待遇和机会，因为他扮演着背叛者的角色，他在苏联背后插了一刀，使得苏联处在两线作战的危险局面，最后间接促使了苏联1989年的倒台。苏联倒台以后，世界罗马化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世界，不再像19世纪的世界那样，有英法俄德各大国一起争霸，彼此之间不相上下，像春秋时代列国一样。但是现在像是秦朝以前的中国，和罗马那个世界，除了美国以外再没有其他超级大国。无论是俄国、中国、伊朗和其他那些二级国家，它们的实力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美国。这跟以前的苏联不一样，以前俄国可以和英国势均力敌，法国可以和德国势均力敌，以前苏联可以和美国势均力敌。但是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和伊朗或和其他任何国家加在一起，要斗美国是斗不过的。就像是迦太基战争以后的地中海事件一样，罗马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国家当时全都结成联盟，都被罗马打得落花流水。 1989年以后的世界已经整个罗马化了。

中国的安全环境，可以说，左右逢源的时代，已经永远消失了，而且不会再来。经过1989年以后，每隔十年，世界罗马化就要进一步。波兰在1999年和整个东欧国家被纳入他的阵营。现在，轮到乌克兰。 02年03年是伊拉克，现在是轮到叙利亚，过程一步一步走过来。每隔十年，罗马化的进程都要向前推动一步。过去作为绊脚石的国家，今后都要变成罗马的前哨。现在只有三个国家孤独的被罗马排斥：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它们都是古代多民族帝国的残余，因为过去历史的光荣，所以没有办法接受在罗马世界中间扮演一个小兄弟的角色。因此，他会自己编造一个古代的光荣史。这个光荣史就像蒋介石在1945年编造的民族复兴史、或者是世界史上的地位一样，严重地妨碍了他正确的认识。他那些思想都是错误的。

因此，我也可以做出古代史官曾经做出的判断。当你对历史格局判断错误的时候，灾难马上就要会降临。你做出那些细节的考证，不管是朝鲜战争那些外交档案的考证呢，还是40年代知识份子心态的考证，还是其他那些考证，考证再清楚也不能说明你认识格局。如果你对格局的前景还不够清楚，你甚至可以用那些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史料，得出非常错误的结论。就像沈志华、杨奎松，已经得出了非常错误的结论。

我之所以今天敢在这里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我预感，有把握预见到，今后这20年，现实历史的发展，将会印证我的预言。过去的十年，从2007年到现在这7年的历史发展基本上没有超出我个人的判断。我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过去这几年的预见非常准确，所以才胆大妄为的，不顾历史学界权威的意见，也不顾大多数人的意见，在我个人的思考下得出一系列结论。这就是所谓的格局。通过对格局和节点的选择，你能够对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你能够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的命运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在什么情况下你的命运是有选择余地的。

在1999年的时候，我不认为我自己的命运有选择余地的，因为那时我还像90年代后期那些大学生那样，以为工作是包分配的，你毕业以后包分配。包分配以后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一辈子是什么专业。历史啊什么的跟科幻小说一样，就是我的业余爱好。你一辈子都会做你在大学里所做的专业，做国家规定的事情。国家是永恒的，制度是永恒的，永远都是这样。然后科索沃发生了一些事情，渐渐地，我就开始明白格局的重要性。也开始明白我们现在所谓的历史学为什么不能给国家也不能给你个人提供指导，为什么是这些东西是死掉的，不能够奉为圭臬。而你必须自己去寻找一条路，自己寻找格局，去通古今之变，然后你才能发现，重新发现历史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得出结论，就是我在新疆所处的公务员的位置上，不但不是能保我一辈子的平平安安甚至飞黄腾达的位子，而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它把我推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相当于日本在大陆的侨民在1945年以后的处境。那时候他们仍然是耀武扬威的，他们的生活品质比在日本本土还要高，而且美国轰炸的时候也炸不到那边，好像他们的处境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他们马上就要落到苏联和中国的手上，丧失他们在满洲国时代辛苦积攒的家财，光着屁股被赶出去。大多数日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历史在1945年的时候，很多日本人仍然为了贪图高升，或者是为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本土混不下去了，可以到大陆来。

我在乌鲁木齐的处境，恰好就是这样一种处境。我如果这样做下去，多做10年20年，等于我人已经老了以后，再也没办法，再也没有办法逃走，会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这个判断是我根据格局做出的。我绝大多数亲戚朋友和绝大多数人，我相信老一代知识份子，大多数人处在我同样的位置上，都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但是就是因为我对我刚才所说的格局判断有足够的信心，以至于愿意把我个人的命运在上面做一个赌注，押在上面做一个赌注。这个赌注的实质内容就是，不要待在1945年以后的大陆，也不要待在1989年以后的新疆和西藏。因为这些地方早晚会是战火纷飞的地方，变成非常类似于塞拉耶佛，或者是像现在的突尼斯，或者是克里米亚这样的地方。因为中国已经在国际体系下选择了这样一种极其不利的道路，而且它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真实一面，它的意识形态妨碍它认识到真实的问题所在。这将为他自己带来灾难，而我不幸处在他所引导的这条船上，所以如果我不为自己做出适当的选择的话，我自己会死的很难看。这条船上的所有人都会遭到巨大损失，但是待在新疆和西藏的损失，会比待在内地的损失更加严重；待在内地的损失会比那些离开大陆跑到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损失更加严重。

我说出这句话来就不是要大家相信。因为相信不相信，是没有意义的。公正不公正，也是没有意义的。格局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种类似异教诸神的裁决。诸神在玩游戏的时候，像拉封丹寓言说牛在打架的时候，根本不关心青蛙的命运。青蛙只能够自己认清形势，认清你在什么时候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如果认不清形势，你不能说什么叫做公正不公正。我跟着蒋介石到台湾就变成伟大学者，跟着毛泽东到大陆就变成反动分子，不公平不公平~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这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认清格局的结果。路径决定命运，格局决定路径。这两件事情做到以后，然后其他的一些因素是轻如鸿毛的。你考虑作的正确不正确，论文发的够不够多，书写的好不好，相对都是非常次要的。

你可以这样反驳别人的书，这写的不合格，那写的不好，但是如果你自己的格局判断是错误的，那么我也可以说你学历史是白学了。别人即使是考据能力非常差，哪怕是根本没有学过一天历史，只凭健全的常识，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建立起来的，像毛泽东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他在皖南事变的时候，对未来的形势就已经得出了结论，你把他的话翻译成白话文，撇清意识形态以后，就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就因为他对形势有着这样的正确判断，而蒋介石还在做着世界四强梦，他肯定战胜。这就是格局对你的重要意义。这也就是我学历史的根本原因。我学历史的根本原因可不是为了去写几篇论文，搞一点课题，或者说跟着杨奎松或者沈志华他们屁股后面，在他们百年以后或者二三十年以后也许能够分享成为权威的位置。我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命运，学不学历史都是次要的。在既然救自己的命运已经成功的情况下，我就要稍稍发挥一下我的虚荣心，向大家证明，其实，真正的历史，不是雕虫小技所想像的那样，有比这些更重大的，更符合历史原本意义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人全都忘光了，而且还觉得是非常不重要的。

好的我说完了。每个人的命运都要靠自己选择，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知识是没有用处的。谢谢。

此文根据刘仲敬2014年10月18日长沙“熬吧读书会”讲座的录音整理。

史观系列（一）读史早知今日事

史观系列（二）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点（上）

史观系列（三）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点（下）

世界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虽然漫长，关键性的节点却寥寥无几。四分之三的人生剧本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定了，以后的内容根本不值一看。文明和邦国的兴废都有其不可逆的节点，拥有无限可能性的青春期总是非常短促。刘邦和项羽的斗争很重要，因为涉及大一统和多国体系的路径选择。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斗争不太重要，因为除了极少数攀龙附凤的大臣、将军，谁会在乎皇帝姓张姓李？王朝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增加细节根本不会改进人类的理解力。凯撒和庞培的斗争很重要，因为当时仍然能够在共和国和帝国之间做出选择。加尔巴和维斯巴芗的斗争就不太重要了，因为谁上台都是皇帝。哪一位将军做皇帝，对帝国体制关系甚微。如果不考虑事实在格局当中的地位，任何事实都没有丝毫意义。拜占庭式的辑录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理解力死亡的标志。

材料只是背景，意义是在格局当中自然浮现的。一张地图要画得清晰，并不是画面越挤越好，而是格局越正确越好。认知的主要功能不是记忆，而是选择和删除。人类的祖先必须能够在静态的森林中分辨出动态的猛兽和猎物，否则他们早就死了。线索之所以会从事实的丛林中呈现，因为人脑就是用这种方式运作的。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中辨认路径选择点，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任务。如果认知能力不足，就不是知识所能弥补的。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用不着别人教你。如果你没有，别人教也没有用。认知结构的层次高低相差极大，不亚于初学者和围棋高手对布局的判断能力。历史分析和布局分析都是必需的智力训练，通过摸索培养格局感。格局感确定后，材料就会变得毫无关系。

等待、依赖史料的历史学是最不可靠的。打个比方，你的钥匙丢在阴沟里了，阴沟里一点亮光也没有，而旁边有一个路灯，照得很亮，你是到路灯下找，还是到阴沟里去找？灯光很像有些材料，看见了，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那里。阴沟下面黑漆漆的，但就在下面某一点，钥匙在那。好的历史学者必须拥有原始人在森林里的那种直觉，那种判断力――听力、视力、嗅觉、第六感，还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能够让一个好猎人判断附近有没有野兽，安全，还是不安全。直觉来自经验。一个小孩被放到原始森林里，多半会被吃掉。你常在森林里过，便有了经验，同时部落里面的老人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传给你，所以你即使没有亲眼看到猛兽出没，也能够大致判断八九分。

如果你抬杠说，我非要见到史料才能下判断，那你就输了，多半被吃掉了。按照学院派的观点，什么都要实证，没物证不采信，孤证也不信，那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这里所谓的靠不住，是达尔文意义上的靠不住。顶多几百个蛋头学者的支持或反对，对增加或减少达尔文意义上的利益没什么影响。绅士的博雅教育就是为了让你构成比例正确的格局，其中大部分都是灯光不亮的模糊区域，还包括大片阴沟。麦考莱这样的党棍就说书记官（这是他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蔑称）只能当仆人、为绅士服务。如果你出身很差，个人经历很狭窄，又缺乏多半属于天赋的情景理解力，那么你对史料的解读多半就是错的。相反，修昔底德或曾国藩这种人有天分和丰富经验的外行更有可能正确解读。专业史学是绅士传统衰亡的副产品，主要效果是降低了自身和公众的理解能力。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理解力不是天然就有和一直存在的，而是文明成熟期的智力烟花。拜占庭化 — 书记官化 — 四库全书化是文明衰亡前夜的最后挣扎，这时的作者已经只能依靠知识量了。佐西莫斯的材料肯定比波利比阿多，但他的可信度和解释力连阿里安和色诺芬都不如。近代欧洲的兴起将历史理解力推到了希腊人和中国人从未达到的高度，但这未必是永恒的状态。

判断和追求真相主要不靠知识或材料，而是靠你对整个格局的把握和判断，就像好猎人的那种直觉，就像坚持在阴沟里而不是路灯下找钥匙。你必须心里有了七八分，再用史料来充实它。学术圈用的材料，有点像是古代的有一种叫肿骨鹿的动物，它头上长了很大的角，在需要交配的时候，雄鹿就用角互斗。学术圈应用史料就像是肿骨鹿的角，彼此之间掐架的时候用，可以增加声势。这样往往给外行留下错误的印象，仿佛史料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实冲突都是因为理解和解释框架的缘故，优点和弱点也是框架的优点和弱点。

你从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纠纷就可以看出，清代经学一开始就是史为经用的。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学门派之见，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经得住对立经学观的逆向诠释。惠栋和戴震的孟子观不同，同样不是所谓实证能够调和的。如果沈志华错了，那不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档案，而是因为他根据错误的先入之见使用材料。简单粗暴地说，他预先一口咬定，苏联、中共、朝共是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实体，如果自己高兴就能单独跟美国人妥协；美国外交家是一群现实主义者，如果高兴就能承认东亚各共产主义集团。任何了解相关历史背景的人都心里明白，这些前提纯属扯淡。毛泽东没有苏联的帮助，可能没有多少机会在东北、更不用说在全国战胜蒋介石；他跟美国单独妥协的可能性相当于饶漱石跟苏联单独结盟的可能性；他有强烈的利益动机，通过证明自己有培养价值，赢得更加稳固的国内地位，这种希望没有落空。美国外交家不是现实主义者；朝鲜战争不是国与国的战争，而是建构战后东亚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对日战争善后问题而单独处理；美国跟北京、平壤单独议和的可能性相当于美国跟汪精卫、溥仪单独议和的可能性。沈志华的书主要就是证明：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禁得起明知故犯的诱导性诠释。诱导的目标不是增加外行读者的理解力，而是为了说服他们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

事实在历史当中，犹如物自体在哲学当中。没有适当诠释，你不可能接触到物自体。真实史料可以支援伪造的历史，例如司马昭解释高贵乡公死因的文告。虚假史料可以反映真实历史，例如奥斯丁小说暴露的英国乡绅习俗。可信度的估计主要还是要依靠个别史料在整体背景当中的协调程度，也就是说还是取决于情景模拟。史料正确而结论基本错误，史料错误而结论基本正确，都是有可能的。提高认知层次比具体的正误重要的多，高层次的高细节错误率比低层次的低细节错误率更有利于达尔文意义上的格局判断力。例如：一种理论说血型决定性格，层次就比较高，因为性格类型确实有区别，读者的理解力因此提高，原因的错误解释可以在发展中修正。另一种理论说，温柔的男人和刚强的女人属于同一性别，不同于男人和女人。这种理论层次就很低，因为降低了读者的理解力，随着发展不断制造更多的错误。孟德斯鸠的种族 — 气候决定论、马克思的殖民主义 — 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四人帮的儒法斗争论属于前者。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论、美国韦伯学派的现代化理论、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多元文化论和非西方中心论属于后者。

如果我有足够的人力和资金，不难根据现行学术规范，证明任何一个女人是“男女人”、而非女人或男人，从而建构一套革命性的性别理论，可以反驳的余地小于乾嘉学派或加州学派。任何考据家都会不得不承认：她每一次喝酒、骂脏话、打架、拥抱女生……的材料都比迄今绝大部分历史论文的材料证据充实。即使她通过生孩子证明自己是女性，我也能通过双向操作，至少保证问题处在无法定论的状态。我只要系统地收集医生护士赖债、吵架、伪造学历……认错人、路盲、记错时间、冒充自己知道其实一无所知的情况……的材料，同时举出其他众多证人，在上述时间看见跟她无法区别的人经过地铁、超市、图书馆……除非她有同样或更多的人力和资金，她的论证就会明显不如我的论证充实。一位元理性客观中立、严守学术规范、习惯无性生殖的天狼星学者更有可能把我的学派收入宇宙百科全书。这种假设并不完全是玩笑，许多组织都具备创造历史真相的力量和动机。可怜的詹姆斯二世面对全民的合理怀疑，一度无法证明他的王子确实是他的王后亲生。乾嘉学派证明古文尚书为伪的论据，大部分不如上述的“男女人”学派有力，只能算历史侦探小说家和文学风格比较学家的敏锐嗅觉。古文尚书案是乾嘉学派的王冠宝石，他们的大多数论证更不规范。

所以，历史训练的真正价值不在材料本身。无论怎样芜杂的材料，其中都有草蛇灰线。智力训练必需首先掌握，然后才能问为什么。事先就问为什么，你就永远进不了布局。任何经验知识体系，无论是游泳还是写诗还是外交，都必须经过这样的程序。如果你不去理解格局，执着于具体事实，那是不会提高认知层次的。如前所述，人类的认知结构有连贯性和整体性。如果你能记住某些部分，却忘记了其他部分，或是对某些部分敏感，对其他部分淡漠，原因肯定不在技术性因素，而是认知地图的GPS在暗中帮助你定位，正如植物性神经调节你的心脏。所以，随感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以为是随感，就是说你没有弄清自己的认知地图。路径节点标记完毕以后，地图的轮廓已经相当明显了。如果有人难以辨认，要么就是认知能力低下，要么就是价值观有冲突，因为价值观和认知结构是共生演化的产物。

人类可以选择的博弈策略子系统在数量上非常有限，大概不比围棋高手掌握的基本布局多，绝大多数策略只能对既有布局做细节调整。这种上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人脑的神经认知结构本来就有上限，而且大多数人从来达不到上限。其二是单独的策略发挥不了最佳效果，除非让多重策略构成相互锁定的子系统。配合良好的子系统远远少于单独的策略，一旦拆散就会丧失效力。例如：有效的胃十二指肠切除术就这么几种，百年来没有增加。你不能将第一种的胃切除方式和第二种的十二指肠切除方式配在一起，那样会出人命的。锁定的子系统只能完全接受、或者不接受，所以真正创新的手术方法少的可怜，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细枝末节上回圈调整。

在已知文明的历史上，某些异常成功的子系统会不断重复出现。例如征服者的军事采邑制度，从黎明时代的近东开始，遍及所有文明体系，产生、灭亡和重生的次数多到难以计算。从苏美尔、印度到希腊罗马，以男性家长制为基础的城邦共和国出现过多少次？从叙拉古、罗马到魏玛共和国，群众煽动家的凯撒主义颠覆出现过多少次？历史的剧本是非常单调的，变化只在花絮上；因为人类的演化行为模式当中，可持续的子系统本来就不多。如果你把生活和文学中的爱情故事加在一起，能够总结出的基本模式怎么也超不过两位数吧。人类的博弈活动当中，爱情已经算比较复杂多变的类型。如果范围缩小到外交策略或军事制度之类子系统，可以选择的余地就更加狭小。

如前所述，子系统停止运作，只能在启动前的节点，或者穷尽其内在可能性以后。在手术当中突然中断操作，跟立刻自杀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你只要看到这样的子系统运作已经越过不可回归点，就能大致预测当事人的下场和故事的结局。 “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事人即使明知自己的下场，也只能饮鸩止渴，像定罪的死囚一样一步一步走完注定的路线。许多重要人物，像小加图和西塞罗、史可法和汪兆铭，早在决断之前就深知自己和国家在决断以后的结局，然而仍然别无选择。 1848年，教会庇护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罗马群众感激淋漓，清流名士高呼咸与维新，唯有一位老妇人叹道：我看过路易十六宣布立宪时欢呼。果然，群众的爱戴是脆弱的。激进派迅速摧毁了清流自由派和朝廷改革派的共识，而保守派的反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教皇很快就像路易十六一样化装逃亡，带领外国军队消灭罗马共和国。剧本是一模一样的剧本，只有两点细节差异：教皇的运气较好，没有在半路上遭到拦截；小小的罗马共和国没有产生一个拿破仑式的名将，挣扎的时间比较短。从策略判断的角度看，细节差异不是很重要。

所谓“读史早知今日事”，就是指这种掌握模式和格局的能力。这种事并不像想像中那么难，陈寅恪明显就有这种能力。 “唐（国府）亡于黄巢（内战），祸基于桂林（满蒙危机和中日战争）”，就是讲这种格局的相似性。 “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需要注释吗？宋徽宗联金灭辽的布局和蒋介石联俄抗日的布局有区别吗？章太炎、蒋廷黼、胡适和汪兆铭早在开战前就已经知道下场是什么，后三人都警告过蒋介石，但蒋介石有多少替代策略呢？即使有，数量也是屈指可数吧。

以前“牛津会议”的时候，我嘲笑过：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一起破坏的底线。这种演化模式也是古已有之，日光之下并无新奇。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就是英国人在二战以后所谓的共识政治，左右双方的中道温和派都会排斥和吸收自己的极端派。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共同体高度成熟以后才会出现。共同体边界的划定是极其残酷的过程，以致于人们宁愿忘记它的存在。在边界划定以前，左与右、温和与激进的差别没有意义。认同政治的逻辑完全不同于共同体内部的共识政治，胜利属于边界最清晰（也就是认同最强）的一方。态度温和还是激烈，不是看你的内容，而是看你的身份。

历史遗留了大量的认同分裂，比利益和观念分歧更有潜在的破坏性。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撕裂，健全的共同体根本不会存在，历史上的共同体都是通过撕裂或消灭建立的。热爱蝴蝶、厌恶毛虫是人之常情，欧盟时代的英格兰确实比克伦威尔时代更舒适，问题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有一种预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认同政治的历史影响将会凌驾于共识政治之上。我之所以要给读者提供认知训练，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即将来临的决断时刻正确判断形势。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要分析历史上的转捩点，是在为将来的转捩点做准备，而非任何考据的目的。骰子落地以前，机会千金难买；骰子一旦落地，坐失良机者必定后悔莫及。古老的史学在博雅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主要就是为绅士和士大夫阶级提供这样的认知训练。至于平民百姓，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现代史学的无产化就是因为丧失了这种核心训练，才会沦为堆砌散乱材料的无用之学。没有经过博雅教育的学术无产阶级和国家计委合作产生的成果有多方面的效果，唯独不能增进公众的理解力。公众如果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经验，反倒是较为明智的选择。用最极端的例子说：如果二十世纪的德国人像他们十六世纪的祖先一样缺乏知识，主要依靠经验办事，他们反倒不会追随希特勒。

— — 2014–10–31 刘仲敬 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

史观系列（一）读史早知今日事

史观系列（二）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点（上）

史观系列（三）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点（下）

照我看来，《一席》的风格是特克尔《美国梦寻》的多媒体化。八零九零后大概不会知道特克尔是谁，不过他在八十年代曾经是风靡中国大陆的明星级作者。他的切入点就是：通过普通人自身的命运，体现美国历史的形成。用当时时髦的词汇，就是寻找美国梦。美国小姐、卡车司机、记者、妓女……人人都觉得他自己就是美国的主动塑造者，而不是消极旁观者。所以，我很容易理解他的角色设定。不过有一点不一样，中国梦其实是没有的。所谓美国梦，就是一种贯穿历史和社会的稳定共识。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普通人的主角意识，诸如此类。中国没有这样的共识，中国梦只是一句场面话。场面话就是用来敷衍的，仅此而已。美国梦是非常烂俗的东西，但它稳定而有效。演员像万花筒走马灯一样，情节却是老套的、千篇一律的。理想和追求，面目雷同。我分不清谁是谁，现在也分不清斯瓦辛格和里根。

最近三十年的中国恰好相反，符合《书经》那句古话：「人唯求旧，器唯求新」。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演员基本上还是同一批人，价值观可是折腾过好几次了。 「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在梁启超时代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标签，在今天变成了群众性的现象，具有浓厚的投机和犬儒性格。我自己就是见证人，但很难说是参与者。我不知道有什么共通的中国梦，心理上始终把自己当成局外人。八十年代我还小，但也能体会到社会上那种「我们爱科学」的土鳖进步气氛。现在有人说是正能量，其实是半通不通的装逼和势利组合。我当时的小学校长就有一句名言，我至今都没有忘记：「小孩子要多吃碳水化合物，不要多吃糖。」当时只有极少数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和民国老人才知道碳水化合物和糖是一回事，所以她也不算特别不同。

那是邓小平搞「少年大学生」、「计算机从娃娃抓起」的时代，所以「碳水化合物」这个词就显得很有逼格。我当时想象中的计算机总是跟科幻小说和外星人联系在一起，一点没有料到这玩意儿居然会变成日常用品。接下来一点预兆都没有：什么谢绝海外高薪的归国留学生不值钱了，回国投资的商人取而代之。接下来忽然又出现了公务员热和「土豪，我们做朋友」的时代。我重复一遍，人还是同一批人。张中行说：他认识一位女士，文革时声泪俱下地崇拜江青同志，文革后同样声泪俱下地控诉江青。他感到很奇怪：这人怎么做得这么自然，好像颠倒价值观像开关水龙头一样容易。我现在的感觉跟他一样，只是奇怪的对象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包括差不多所有我认识的人。干脆地说，就是包括全社会。孔子有句话叫风行草偃，就是风往那边吹，所有的草就跟着往哪边倒。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这样，记忆力只有五分钟，所以时刻都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孔子那句话还有另一半，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他的意思是：老百姓本来就是这样随风倒，价值观是士大夫给他们灌输进去的。我们要是从历史角度分析一下，就会看出他这话不完全是胡说。有自我美化的成分，但美化背后还有实质性的东西。士大夫好听一点叫君子，难听一点就叫土豪。 《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金刀驸马郭靖，在《宋史》里面就叫土豪。他老人家没有死在襄阳，而是在金兵入侵汉中的时候自杀殉国的。金庸把襄阳守将吕文德兄弟写成一个毫无用处、全靠郭靖帮忙的脓包。但《宋史》告诉我们：吕文德的出身和郭靖是一样的，他们全家都是土豪。所谓土豪，就是接受了儒家基本价值观的社会贤达。他们有钱有势，但没有做官。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吕文德最后就做了官，他的部队号称吕家军。郭靖如果不死，后半辈子可能跟吕文德差不多。土豪的要害就在一个土字，他的势力离不开乡土和乡邻。他有固定的归属，因此是社会的稳定力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就是土豪衰败灭亡的历史，这一进程其实就是传统中国的灭亡。

土豪土崩瓦解的同时，游士突然占据了舞台的中心。游士就是孟子看不顺眼的苏秦张仪一类人，没有固定的归属，依靠政治投机为生。民国是游士的时代，是杨度、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的时代。许多人怀念民国其实就是因为这一点，谢泳那些书、杨奎松那部《忍不住的关怀》都属于这种类型。作者把自己代入了这些游士的位置，只恨自己生不逢时。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游士做了什么其实不太重要。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成功的，因为游士抬头相当于蛆虫爬出尸体。蛆虫的任务是加速尸体的分解，然后毁灭自己。游士的存在是旧文明毁灭的标志，但不是原因。他们没有再造文明的能力，却一再高估自己的重要性。

春秋战国是封建制度和贵族文明毁灭的时代，百家争鸣其实是溃败的表现。游士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汉，所以才有「为天下者不顾家」的格言。这些没有归属的浪人征服了项羽、田横之流离不开共同体的旧贵族，自己也是昙花一现。经过数百年的沉淀，儒学家族共同体才填补封建贵族共同体留下的真空。新中国 — —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传统中国」 — — 慢慢产生了自己的土豪，就是司马懿、诸葛亮这样的角色。他们是新社会的凝结核，守卫可持续价值观 — — 也就是道统，从此百家争鸣不再有必要，「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时，游士退出历史。任何人离开家族共同体，就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变成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稳定的局面维持了一千多年，在二十世纪初再度崩溃。严复在1905年说：当今是商鞅变法以来未有的大变局，我没法预见故事的结局。我们看到南通壮元张季直和收租院长刘文彩穷途末路，投机策士章士钊和政治掮客南怀瑾左右逢源，心里就要有数：我们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身边都是大大小小的苏秦张仪。

土豪不是中国独有的，任何稳定社会都有类似土豪的凝结核。土豪的有机性越强，也就是说，他的共同体属性越强，社会就越是稳定。美国社会从华盛顿·欧文的时代，经过马克·吐温的时代，直到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时代，基本结构没有多大变化。他的土豪团体非常小：牧师、法官、小学校长、医生，再加上几个比较急公好义的商人。地方事务基本上就是由这些人包办的。汤姆·索耶走丢了，撒切尔法官召集家长一起找。哈克贝利·费恩无家可归，法官和牧师替他找养母。谣传强盗出没，也是这些土豪组织精壮男人巡逻守护。社区自治不是一盘散沙的群众能玩得下来的，需要高度同质化的地方精英核心才能运作。没有社区自治，美国宪法就是一纸空文。美国土豪的同质性依靠新教伦理维系，也是几百年只有细节修改。什么叫公民社会？就是说社会和土豪存在某种有机共生的关系。你可以在台湾看到柯文哲这样的人物，证明他们的公民社会已经存在了。他是医生，不是知识分子或思想家。他在台北市民当中广结善缘，积攒的社会资本足以挑战两大主要政党。李敖呼风唤雨的1960年代，台湾还是游士社会。柯文哲稳打稳扎的2010年代，台湾就是土豪社会了。游士社会是敏感的、脆弱的，一点点刺激就会改变轨迹。土豪社会是迟钝的、稳定的，能抵抗巨大的压力，顶多只会缓慢地磨损。

没有土豪的时代就是过渡时代，尘埃尚未落定。一切坚固的纽带都在烟消云散，社会变成一片流沙。这是知识浪人和思想雇佣兵的黄金时代，但好景肯定不长。大多数人忍受不了缺乏规范和方向的生活，宁愿让别人指挥，也不愿漫无目的。索尔·贝娄有一部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就是描绘这种心理。主人公本来很不愿意当兵，但是检查的时间拖得太长，悬而未决的状态非常难受。最后军队真的来找他，他反倒如释重负，觉得去了反而放心。许多逃犯就是这样，一旦被捕就轻松了。惩罚虽然可怕，但未知比惩罚更可怕。其实人类真正的恐惧是不确定性，就像小孩子害怕黑暗一样。想象中的危险最可怕，一旦落实反倒不那么可怕了。例如：没有上过战场的老百姓，总觉得军人非常勇敢。军人自己往往没有感觉。在他看来，战争只是一连串琐事。大部分就是宿营、吃饭、分装备之类杂事。开炮、挖战壕、躲轰炸之类都是技术性步骤，感觉上跟司机修理汽车差不多，死人只算是意外事故。军队是有规范的社会，危险大却不可怕，因为人人都知道：我的上级会做什么，我的下级会做什么，我的左邻右舍会做什么。流沙社会恰好相反，人人都是没有原则和方向的投机分子。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可预期性完全解体。就拿我自己来说，只要兑现时间超过半年，任何人的话我都当做耳边风。无论发生什么翻云覆雨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惊讶。只有中学生和伪君子才会大惊小怪。社会上有钱有势的人多的是，都跟刘汉和吴英差不多。说他好说他坏，都是一张嘴的事情。

土豪连续二三十年难产，就是社会重建已经失败的铁证。我们要是用历史的眼光看社会，就会明白「摸着石头过河」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都想离开现在的状态（就是文革的状态），但对于目标没有共同的意见。如果刚开始动身的时候就争论该去哪儿的问题，大家当时就会打起来。所以目标和方向的问题不能亮出来，先走几步再说，反正大家都想离开，最初几步路还可以「不争论」，希望拖时间能够让问题自行解决。可惜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目标是成功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做事情连目标都不敢说出口，这种奇葩在全人类的历史上都非常罕见。当然，一定要找先例，也不会找不到。美国独立时期的奴隶制问题就是这样：不能提，只能拖。只能做，不能说。分裂越拖越大，共识越来越难，最后只能大打出手。

所以前几年秦晖写了本书叫做《共同的底线》，最近有一批人马在牛津开了个「共识会议」，就是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不过他们也太自恋了，这种事情哪里是知识分子能够解决得了的？我当时编段子嘲笑他们：「底线就是用来破坏的，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从各方面一起破坏的。」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审慎的德性，喜欢高估舆论的力量；在舆论的力量当中，又喜欢高估自己的舆论影响力。直截了当地说，游士不能把自己当成土豪。土豪能够代表他所在的共同体，游士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泡沫。在中国历史上，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此消则彼长，游士兴则土豪亡。游士的谋生之道就是出售他的锦囊妙计，买主当然只有帝王。帝王需要的锦囊妙计一般就是如何从社会汲取更多资源，土豪是他们的主要障碍。所以从商鞅、李克开始，游士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土豪。打土豪成功了，社会瓦解成散沙了，要钱就方便。鲁迅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什么叫一盘散沙？那就是治理的成绩。治理成功的标志，就是社会瓦解。

商鞅变法的主要成绩是什么？废井田开阡陌，论功行赏。我们用孟德斯鸠的眼光分析「法的精神」，就能发现这是一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西周的社会细胞是宗族共同体。无论上面的政治斗争怎样变化，这个细胞不受影响。如果周朝打败了商朝，武王或周公就下命令，某某族给卫国，某某族给齐国，某某族留给宋国。宗族作为整体单位，改变了主人；但宗族的内部结构是不变的。共同体参加战争和政治、从事农业和工艺，都是集体性的。一般不会有针对个人的论功行赏，国王赏赐的青铜器之类宝物，一般是给一个宗族的、甚至是给一个诸侯国。井田、阡陌、百工都是集体行动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集体行动是危险的能力。西周和春秋时代留下了许多国人、百官、百工暴动的记录，仿佛是从西欧历史上摘录下来的。商鞅变法的目标就是解散这些有行动能力的共同体，把土地和财产分给一男一女几个小孩的核心家庭，根据个人的军功分配官爵。他这种规划有没有百分之百落实、到底落实了多少，不好说。但基本精神是明摆着的，就是要一盘散沙的社会。百代皆行秦制度，就是说土豪长不大。土豪长不大，就不会有英国那种乡绅和商人推翻国王的局面。最后天崩地裂，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家门。民国初年，土豪获得了唯一一次机会，但时间非常短暂，只开花不结果。张季直和刘文彩失败，就是民国失败。梁启超和罗隆基成功还是失败，其实没什么关系。只有在台湾，他们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最后才会有柯文哲这种人物出现。土豪来了，游士就会边缘化。

有人引经据典地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了，数字是多少多少。某某某西方伟大学者说过什么什么话，那是不会错的。民间社会就算现在还没有发育好，至少也在不断发展。就我亲眼看到的中国，这话说反了。中国所谓「后三十年」市场经济，在精神上是商鞅变法的进一步展开，在社会上是「前三十年」的进一步展开。托克维尔如果起死回生，肯定会说：我们根本不是在塑造什么集体主义，而是在塑造没有共同体的原子化个人主义。如果要讲集体主义，美国新教徒的自治社区才是集体主义。 「前三十年」的基本精神是社会整合，把原有的所有社会组织都打散，所有成员以个人身份纳入一元化的社会组织，一切都要统一安排，连结婚都不例外。这不是一个计划经济的问题，因为经济是次要的、社会才是主要的。商鞅的社会理想就是这样，用户籍制度和二十等爵把所有人固定下来，不允许任何中间团体存在。 「后三十年」的基本精神是社会解散，把军队-公务员-文教系统以外的组织撤掉，但不允许替代性的社会组织填补真空。这是原子化和散沙化的进一步加强。美国所谓市场经济是充满了自发组织的，跟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不能分开看待。大家都知道，新教国家一向以社会自治能力强大著称。没有这个背景，讨论自由市场没有意义。中国所谓市场化有一个非常怪异的特点，它是一个去组织化的进程，需要看得见的手不断清理，像园丁铲除杂草一样。吴英这一类人之所以会跌倒，关键还是在于去组织化的基本精神。挑明了说，我们不能听任潜在的土豪产生，任何不可控制的东西都是危险的。

人总是社会动物。从客观上讲，一个人强大，不是因为他本人强大，而是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强大。拆散他的社会纽带，他自然就弱了。从主观上讲，人不是完全依靠面包生活的，符号和象征的作用之大，超过我们平常的想象。原子化社会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充满了不安全感。你孤立，自然就容易受到伤害。人人都孤立，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残暴。大家要明白：人道、文明、公正这些素质不是道德教育的产物，而是共同体培养的习惯。你为什么对人好？因为他是自己人。你为什么对人不好？因为他是陌生人。如果人人都是陌生人怎么办？那就自然会出现人人整人人的场面，也就是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现在所谓公务员热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归属感饥渴和身份焦虑的问题。当然，这样达不到目的。官僚组织跟宗族社会不一样，你没有与生俱来的地位。共同体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仍然是散沙。从中世纪到现在，西方和中国相比，有一点是一以贯之的，就是他们的组织资源始终比中国丰富得多。中国社会平铺散漫，是无数单细胞的叠加，复杂结构产生不了，就好像流沙上面建不起宝塔。现在许多人去台湾，回来就吹嘘台湾人温文尔雅、很有素质，不像我们的社会粗暴野蛮。我觉得这些务虚的说法没有多大意义，实质问题就是他们有稳定的共同体。粗暴是一种无意识的预期：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的身份角色和社会的游戏规则已经面目全非了。文明也是一种无意识的预期：我们下次还会见面，双方都会记得上次所受的待遇。无意识的预期是非常灵验的东西，很容易变成现实。

说到面目全非，我的小伙伴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小学唯一的学霸对手比我早上研究生，结果却改行开餐馆。最宠我的几位女老师都在九十年代的解体时期下了岗，学校也不存在了。当时好像坚不可摧的单位，结果都像纸糊的东西不堪一击。最重要的是，留下的空间没有人填补。我虽然一直留在体制内，但总觉得身边的真空地带越来越大，好像自己生活在孤岛上，洪水正在不断上涨，淹没的地方越来越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孤岛全部淹没。如果历史经验在将来仍然适用，那么今后的中国仍然不会有稳定的游戏规则。这个社会上最稀缺的东西不是权力、财富和知识，而是组织资源。即使按西方标准非常薄弱的组织力量，在中国都能像吸星大法一样威力无穷，源源不断地吸取散沙社会的权力、财富和知识。

这个反要求有点过分了，2047的代码又没开源，你让用户设计一个框架，怎么和2047代码对接呢？

永遠不要對所謂反賊論壇的功能提更多要求。由於對安全性的忽視。這些網站的倒閉多半是他們應得的。 還有一點，就是碼農界的一個潛規則：對於開發者而言，白嫖用戶提出的需求改進應該由他們自己完成。說粗俗一點就是你的欲望幹我屁事。 所以你的想法我也覺得很不錯，但你能先獨自完成你想要的前端框架再說。完成之後再來和這裏的站長商量。看對方是否願意接納你的方案。

芦笛简介：

芦笛，40后，英籍华人。此人常年（20+年）与各路民运人士论战，暴论频发，其经典著作是批判马列主义和提出“民主恩赐论”（在中国暴力革命不能产生民主），其对民运的悲观主义是我一直以来奉为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之一。口头禅：“疗愚”，正和我杨永信电疗法异曲同工，今将芦笛文集开放内容列举如下：

芦笛文集

1）《丑陋的大陆人》（从原来的《丑恶国情》中分出，有较多增补，加封面，25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NmYxNWRjMzYtNDE2MS00N2U4LTgxODUtZjhhN2Y1MTYzNjRh

2）《传统文化批判》（原收《史学管窥》篇删除，其余部分有较多增补，换封面，35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ODlmNzAyZGUtNTNhNS00MmQ4LWJjZmQtNDM0MDkwYTM4YzI3

3）《盛世危言》（有增补，重排版，加封面，62万字）

合集（尺寸太大，只能下载，不能预览）

https://docs.google.com/leaf?id=0B4-LZKkC3a5HZDllZGNlNTQtYzk0MC00YmFmLTkyMWUtMDBiOWNjZTMxZmQ4

上册（可以预览）：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MjVmZjk1ZTgtZDNjYS00MjZmLWI0OTgtMjljZjI0M2JjZDE4

下册（可以预览）：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ZmVjOGRkZWYtYmQ5NS00YTNkLTg5OTctMTFiZWFkMDIwMjEy

4）《社会百态》（从原来的《丑恶国情》中分出，有较多增补，加封面，25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ZWViZWI2M2QtMDQwYi00MTAyLWEwMzEtZTk1MWQ3ZjNkYTJi

5）《统独之争》（有增补，重排版，加封面，33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MWQ0Y2MzYWEtMzY1MS00YTViLWE4M2YtMmIzNWYxMmFjM2Uy

6）《反革命书》（有较多增补，将《我的“哥白尼革命“》、《中国缘何倒退百年》等文收入，共32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Y2VmYmY3YzYtOTdjNy00ZGI2LWJhZjYtZDEzY2Q0MzA3MWZj

7）《环球经纬》（有较多增补，39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MjY5YjMyZjgtYmNhNS00MjQyLWJlZjQtNDkzZmJhNWRiY2Ew

8）《六四功罪》（从原来的《反革命书》中分出，无增删，重排版加封面，25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ZDJmNWZiOWYtZDI3Yi00ZmQxLTlkNjMtM2M1Yzc3ZDJlNGFh

9）《汉奸国贼》（较前版无增删，只是改了封面，31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NTExOGUwYTktN2ZiNS00YThlLTg3YzAtMGRjNjkxYjczMmFk

10）《马克思主义批判》（仅增一篇《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真理吗》，换封面，34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ZmEzZjVkMDYtZmE4OC00M2M2LTk1NTQtNWU4M2IzNGExY2Uz

11）《民主刍议》（有增补，重排版，加封面，35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OGE0MDQ0NWItNjY5Zi00ZDc2LWI3ZjItYzMyMmJiN2I0ODA5

12）《扫荡伪民运》（无增补，未重排版，加封面，36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MzJiNzY3ZTctMmU4Mi00MGM0LTk0MDYtNTlkYWI5YjNlYzYy

13）《人生五味》（有增补，重排版，加封面，39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ZGY5NzAwYmItMzM3NC00MzczLWE4YjktOTA5Mzg5YmRlMzU3

14）《往事杂忆》（有增补，重排版，加封面，28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NTIxZWMzM2MtN2YxZC00ZjE1LWFjZjEtYmMyYzU1OTFmYTlj

15）《读书与思考》（略有增补，换封面，21万字）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NWU2NjVmZjQtZGFmYS00NTdiLWJjY2ItZGEzNzA4MDhlZWUx

另有收费书三本在google商店

https://play.google.com/store/books/details/%E8%8A%A6%E7%AC%9B%E6%95%A3%E6%96%87%E9%9B%86?id=ZlbuDwAAQBAJ

芦笛散文集，扪虱谈史，史学管窥

请各位批判性学习。

找你喝茶是一定要确认你的。你用手机注册推特，你的资料是设置成不公开的，要确认你必须用你的手机号码。怎么确认你？就是用短信认证你。你的手机号是隐私。发确认短信一定是推特内部发出，但是外面人怎么能知道？一定是内部泄露。至于后来如何改进就不知道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老外普遍都天真，觉得偷用户隐私不太可能，防范也松懈，所以就有很多人被喝茶喽。其实喝茶数量这么大，一定不是高精尖技术，一定是很容易得手的方法。推特只是一个公司，收买一个两个也很容易，用来恐吓成本低效果好。教训是别太相信老外，因为倒霉的终究不是他们。

我们有些同志啊，读书读了很多，但是不会举一反三，比如上面说的恶意js，我不用js一样可以帮助流量分析。比编程随想方案更好的是高延迟转发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就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高延迟转发的服务，没有tor这样的现成低延迟网络，自己要搭建，那特征就会多很多。

所以啊，看我的头像，脑子要2000伏脉冲刺激一下。

有些人首次翻墙又没人帮助只能靠百度(他们可能甚至都不知道bing)

禁用js的做法已经过时了

尽管我们是否需要做到这种程度有待商榷, 但禁用JS在需要高度安全的环境(比如自由世界中的各种非法暗网, 合法的securedrop)从未过时而且是标配.

根本解决方法是双虚拟机+Tor，有了这个随便js都无所谓。

就算用双虚拟机也不应随便JS, 能禁用JS的时候也应该尽可能禁用, 比如说恶意JS收集用户按键鼠标习惯特征, 以特定模式发送数据包帮助锁定等.
参考: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4183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3650

一个月前还在twitter网上冲浪的人就这样走了，实在难以接受。鲍老先生千古。

顺求《鲍彤文集》下载地址

攻击者锁定2047用户IP的方式只有Cloudflare失陷/2047服务器失陷+ tor三层节点都是蜜罐+ 前置代理失陷

甚至不需要同时三个条件, 只需要一个关键性的0day就足够了.

表示哀悼，但他的主张是无法在中国实现的，温和的改革派无法改变什么。

如果奥运会改成以个人身份参加，运动员领奖牌的时候不奏国歌、不升国旗，您觉得还有人看奥运吗？

我觉得奥运会的收视率估计都不到今天的百分之一。

奥运今天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塑造民族主义的东西，都是一个塑造国民团结的东西。

因此，背弃自己的国家，代表外国比赛，就属于叛国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