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22启蒙编译所演讲录音与答问
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殖民主义是什么东西。因为殖民主义不是一个定义，而是一个流动过程。如果你一定要下定义或者是要根据某个定义来解释殖民主义的话，你多半会得出比纯粹的描绘更加错误的东西。你得用理解进化论或者说是理解习惯法这样的方式理解殖民主义，把它看成是无数事先就已经存在的历史路径形成的积分，是一个网状的结构而不是一个根据定义展开的过程。
殖民主义是有中心有边缘的。毫无疑问，中心来自于西方，尤其是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但是不等于说是，它是欧洲人强加给世界或者是欧洲征服世界的产物。征服包含着武断权力的意思，而殖民主义的生长是一个类似于植物生长或者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它包含着大量的规则的演化和吸收。经过足够长时间的演化和吸收以后，你就很难武断的表示，哪些规则是属于欧洲的、是欧洲强加给世界的，或者说是欧洲从世界部分吸收的。就像你很难说是，英国现行的法律中间，到底哪一部分真正是英格兰的，哪一部分是撒克逊人的或者丹麦人的或者是诺曼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无法区别的。因为它可以通过因时造法的过程，通过因时因地的制宜，把原有的法律的形式和当地的法律歪曲和适应，从而像植物一样自动的产生出更加适合当时环境的新规则，而这个新的规则是用不着人为制定的。所谓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就是这样的一系列规则组成的一个巨大的丛林。它对于欧洲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比对于远东或者是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要少。可以说吧，发现他者和塑造自我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不同描绘形式，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其实你说的是同一种东西，哪怕你的措辞看上去是相互敌对的，其实敌对的背后掩盖的仍然是同样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所谓的主权概念和主权国家这种东西，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说是事先存在的东西，然后一部分主权国家侵夺了另一部分主权国家。恰好相反，它是在一系列本身没有什么主权概念，或者至少没有明确主权概念的政治实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间，逐渐发现和规范的一种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新的游戏规则跟中世纪一脉相传的旧的规则相比，主要的好处就是更加简便了，更加适合于大范围的交涉。所以主权国家不是简单的可以描绘为欧洲人发现了主权国家这个概念，然后通过殖民主义普及到全世界；或者更加夸张地说，是欧洲人破坏了非欧洲世界的主权，通过殖民主义粉碎了比如说大清和印度其他地方的主权，破坏性的征服了世界。这两种说法都是很荒谬、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后一种说法尤其是纯粹的发明。
比较真实的描绘是，主权国家在欧洲和世界都不存在，但是欧洲有一些类似于主权国家的理想，但是仅仅是理想，并不足以使理想变成现实。理想变成现实需要有一个环境演化的条件，而欧洲和全世界的接触，也就是所谓的殖民主义世界，它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演化环境，使得主权国家这种体系相对于中世纪的多元体系在成本方面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因此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主权体系逐渐有压倒多层次体系的倾向，但这个倾向实际上是从来没有完成的。为什么说是成本的简便很重要，因为国际法是习惯法，它是没有固定的执行程序的，哪一种习惯法能够压倒其他的习惯法变成主要路径，是不一定的。就像是弗罗斯特诗歌中说的那样，两条森林小路，我选择了其中的一条，就没有走向另外一条。或者像鲁迅说的那样，走的人多了就是路。如果走的人不够多，原来是路的地方也不是路了，也会长满野草。
习惯法就是这样的，它的法，或者说是规则、习惯，不是硬性废除的，而是因为大家都不引用，引用的越来越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但其实很可能从来没有废除，还放在那儿，储存在那儿不用。现在用的话，之所以在用，也无非是因为像这样的判例，大家都喜欢引用，引用得越来越多，就发生马太效应。就是因为大家都引用，而且尤其是知名人士和最强大的国家都引用，那么比较弱小的国家和不太重要的边缘人物也就跟着抢着引用，越是这样引用，人就越多，就变成了主流的惯例。而这个主流的惯例，哪怕是它好像是在日正中天、绝对不可动摇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一定的，很可能将来潮流转变的时候，它也会，引用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变成一种类似废弃小路的东西。判例法就是这样的东西，国际法也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中世纪的多层体系维持不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多层体系适用于封建欧洲的内部交涉，它非常依赖交涉各方对他们共同演化几百年的生态环境有着本能的、迅速的前理解，因此在他们这个环境内部，成本是很低的。打个比方说，假如你们两个人都是非洲人，那么你们两个人碰在一起的时候，说着你们同一种方言相互理解，有很多话你不用说的。因为，比如说是你们提到你们家乡的某些祭司或者是某些名人一样，因为这是你们都谁知道，只要一点，大家就会明白是什么东西。但是你如果跟上海人说话的话，大家：第一，听不懂你的方言；第二呢，也不知道你们家乡那些名人典故。你如果按照原来那种方向说话的话，那么，每说三句就要停下来解释一句，而解释的内容至少要花上五六句甚至十几句，你这样说话就很累。结果，你那种原有的非洲的习惯法在非洲这个小环境中是效率最高的方法，比你讲上海话，或者讲北平的国语或者讲英语都要省力得多；但是你到了上海，边界条件就改变了，成本就不一样了，你如果在上海继续实行你非洲的习惯法，那么你的交流成本不但不是最低的，反而比讲上海话或者是讲普通话或者是讲英语都还要高。
欧洲人在欧洲内部推行习惯法的时候，前提条件就是，他们有共同的历史，对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环境是有本能的理解的。因此，有些东西外人是根本理解不了、或者是理解起来成本极高的东西，在他们看来、理解起来是成本极低的。像荷尔斯泰因战争这种事情，比如说巴麦尊勋爵曾经说过一句话，地球上能够理解荷尔斯泰因遗产纠纷的人，总共就只有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为什么理解起来这么困难？因为这涉及到当地的从中世纪以来数百年纠结成的继承权。我们现在的标准说法是，荷尔斯泰因到底是属于丹麦还是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事情。当地居民大多数说德语，但是丹麦国王又兼了荷尔斯泰因公爵，这个公爵领地在日耳曼联邦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有席位，但是丹麦国王又根据若干若干若干历史权利，有权管治这些地方，当地人民跟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又有这个那个什么样的特殊条约。
其实这种描述，我想对于汉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已经是足够让人头疼的，但是实际上已经是高度简化和高度歪曲的东西。像瑞士山地那些地方，或者中欧的大部分地方，任何一块普通农民的小块土地，上面都附加了几十种甚至是上百种可以追溯到记忆无法溯及的历史起源期的特殊义务。比如说，我在这块土地上，我决定种一个葡萄，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学种葡萄的时候，家里面的长辈就会告诉我，我在收葡萄的时候酿出的第一桶葡萄酒负有某种封建义务，本来是应该跟附近的，比如说是哈布斯堡家族或者巴本堡家族派来的一个总管，送第一桶特别用橡木桶装的而不是用其他桶装的、作为礼物的葡萄酒，这一桶葡萄酒应该送给他，而且不能送给其他人。但是问题在于该家族的男性已经绝种了，而他的女儿经过若干若干若干若干原因，跟洛林的某个骑士发生了关系，因此这桶葡萄酒应该送到洛林去，给那家骑士。但是因为这家骑士在拿破仑战争或者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嫌你们路远，法国人又在跟德国人打仗，做了一个决定说是，算了，你们就不用给我送这个礼了，为了酬答你们的好意，这样吧，下一次我们家的后代到瑞士旅游的时候，你不用送葡萄酒了，你负责招待我过一个星期就行了。然后这一家的后代又在若干若干若干年以后，男性子嗣绝灭了，而女儿又嫁给了英国的某一个勋爵，英国人比较有钱，又喜欢在欧洲大陆旅游，于是他就决定，我干脆给你慷慨一点，付给你一笔津贴，买了你这个历史权利，以后我们从伦敦派家庭教师和子嗣过来的时候，你们给我充当一下阿尔卑斯山的导游就行了。诸如此类。
这只是我继承了这块葡萄田以后所必须付的几十种或几百种封建义务中间，比较简单而容易理解的一种，因为我刚才还能够把这种义务的来龙去脉和具体的内容给你说清楚。有好多义务是内容也不清楚、来源也不清楚，你只知道它存在，而且必须执行。之所以必须执行是因为法院也是中古以来一脉相传下来的，它根据古老的、写在羊皮纸上的多少多少记录，或者是仅仅根据父老相传的所谓记录，就要求当事人各方严格的奉行当初几百年以来经过无数次自然演化流传至今的种种契约和规范。请注意瑞士是一个共和国，我刚才讲到的那些人都是我们教科书上通常会称之为「共和国的自由民」的居民。
荷尔斯泰因这种封建领地所承担的各种义务和交涉，是更加复杂的。交涉的那些各方主角，就可能不是单纯的农民或某个骑士或者爵爷了，就可能是日耳曼神圣帝国的某一个公爵、伯爵或者是主教，而且公爵、伯爵、主教，又跟英国、法国、瑞典和丹麦的各个国王有这样那样的联姻关系，在这些王朝的朝廷里面，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发言权。于是，我刚才描写的这些所有的原本是私人契约或者公私不分的契约，最后都会变成外交交涉的一部分。你要把这些交涉都搞清楚，那么你的大脑必须相当于一百个律师事务所那样才行。所以巴麦尊勋爵说是，只有他老人家和另外几个人才能够理解荷尔斯泰因的遗产纠纷，那就不是吹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就是这样的遗产纠纷，导致了俾斯麦的崛起，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争，德意志的统一，阿尔萨斯-洛林从法国的割让、以及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刚才讲了这么大一通，就是让各位想象一下，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演化出来的国际交涉规则，如果推到欧洲以外的世界里面去，从来没有过欧洲中世纪那种政治环境的其他各国，比如说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他用什么办法才能够理解这样的游戏规则或者掌握这样的游戏规则呢。仅仅凭几个传教士翻译一部万国公法，这有可能吗？万国公法只是国际法的一小部分，也就是国际法当中能够整理和成文那一小部分，大部分习惯法是难以记录下来的，必须根据当时的习惯因时造法的。如果你根据这一套写下来的万国公法去做的话，基本上你是，就跟抱着一部游泳学教科书去游钱塘江的下场差不多的。如果你事先就是只看过游泳学教科书而没有实际游过钱塘江的话，多半你会淹死。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这样对双方都是不方便的。虽然可以公平的说是，对李鸿章这种外围人士、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来说是更不方便，但其实对欧洲人也是不方便的。不方便的结果，自然也就是简化。刚才讲的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它无论是谁是谁非，因为像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极其复杂、源远流长的纠葛当中，你根本不可能说是，哪一方是侵略者，哪一方是被侵略者。它很像是亲家和娘家闹家务事一样，基本上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在长达几百年的交涉中间，谁都有占便宜的时候，谁都有吃亏的时候。为了把这些吃亏和占便宜的地方一一理清楚所需要的诉讼成本，往往比引起纠纷那块葡萄田的价值还要大几百倍。像荷尔斯泰因那个地方，照大清的标准就只有几个县大的地方，你要是把那个地方积累几百年的纠纷都理清的话，这个成本大概比区区几个县出产的全部产品都还要多了。
所以解决这种问题，无论是谁理直还是理亏，但是历史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很简单的方式 — — 通过战争。通过战争权力可以洗掉过去的历史权利。因为俾斯麦打了仗了，所以丹麦王国过去的历史权利，虽然好像丹麦人有理的地方还要稍微多一点，但是根据新的条约就可以完全不算了。新的条约就不管说是，你丹麦国王的祖先还在当公爵、伯爵或者是附庸的时候，通过联姻关系或者是宾客关系或者是其他什么关系，在荷尔斯泰因取得过什么什么源远流长的权利，反正现在我也不认你们丹麦国王是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我普鲁士国王是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我们只认两点：普鲁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你们丹麦王国也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一切问题都是由两个主权国家来交涉，这块土地就算是割给我们普鲁士王国了；你们丹麦王国那些这个那个历史权利遭到损失，你们丹麦王国政府通过你们国内的司法体系和政治体系，你自己去赔偿你本国的公民，我们普鲁士，也通过我们自己国内的司法程序去把我们国内的关系搞定。我们两国之间通过一刀切的方法，把我们的历史恩怨通过条约进行理清。这一下问题就简便了，以后签订条约，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成本都显然大大降低了。如果采取这种方法的话，那么欧洲与世界的交涉成本也可以大大降低。所以，霍尔特法官(Lord John Holt,1642–1710) — — 那是英国内战(1642~1651)后不久的一位历史人物 — — 曾经说过，英国内战对于整理英国混乱的土地制度有很大的作用。因为打仗的结果是好多人打死了或者逃亡国外了，以前那些搅不清的乱七八糟的各种产权纠纷，经过这么一下就可以低成本解决了。其实，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战争升级，对简化中世纪以来复杂的条约体系起了极大的作用。
民族国家的建立，从技术上讲，它是一个降低交涉成本的过程。而降低交涉成本之所以变得极为迫切，有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就是，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深入全世界的过程。深入全世界意味着原有的生态环境扩大了，不理解欧洲习惯法的交涉者，像大清的李鸿章这种人物不断的增加，因此降低交涉成本的压力变得与日俱增。可以说在大清刚刚开始在太平天国时代和英国人或其他人搞条约交涉的时候，实际上是双方都没有明确的主权国家这个东西的。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或者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征服巴达维亚的时候，基本上是跟奥兰治家族和英国汉诺威家族全无关系的事情。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好，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好，它都是些法人团体，它们的地位跟马萨诸塞的公司和伦敦的公司是没什么区别的。也就是一帮商人集资办了一个公司，然后花钱向国王买了一纸特许权，以后，朕就恩准你们，给朕交了多少多少钱，或者是每年交多少多少钱以后，朕把东方某几条航线的贸易交给你们去经营，你们就好好经营去吧。他买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他拿着这个交易权就跑到东方去，跟任何能够负起实际责任的人交涉。
这个负实际责任的人，也许是马六甲的苏丹，也许是三合会的帮主，也许是印度的埃米尔或者其他乱七八糟的王公贵族，也可能是大明或者大清的地方总督或者是商人团体或者是朝廷派来的命官。这些事情交涉的时候对他是无所谓的，只要当时的时候你这个人能够负起实际责任来，签署协议以后能够履行，他根本不管你自己在自己的体系内是什么身份，也不管你有没有获得合法授权。例如有些人就说是，澳门割让条约，其实大明皇帝并不知道，但这并不影响。对于葡萄牙的那帮人来说的话，你这个地方官到底是自己私下里签了条约还是经过皇上批准，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只要你实实在在把土地租给他了，他就在那里设商栈，大家生意还做得下去的话，其他事情他都根本没必要追究，没有必要去无谓的提高交易成本。
而且中世纪，即使在欧洲本部，大多数契约的最终法源是不清楚的，至高权利也是不清楚的。你如果说是欧洲人，像加尔文的斯特拉斯堡或者是里尔这些城市，跟法国国王或者奥地利皇帝签署的条约，你要追究最高权利，那也是不得了的事情。请问这个至高权利，到底是神圣罗马皇帝有至高权利还是教皇有至高权利？神圣罗马皇帝的至高权利到底是不是合法属于哈布斯堡家族？任何一个都可以引起没完没了的法律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要说打一百年的官司不够，打三百年的官司都打不清楚。对于底下签署这些协定那些具体人员来说，他们根本不想惹这些麻烦，只要具体的内容能够得到履行的话，背后这些属于终极追求、至高权利、宪法原则的问题，都是可以暂时搁置的。
和东方签署的这些条约，其实本身并不奇怪。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征服，并不是英国政府对印度的征服。英国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来不知道这些事情。而是东印度公司和当地王公做生意，而有些王公又破了产赖债，然后东印度公司就雇佣那些当地的和欧洲的混合的雇佣兵去打他们。然后如果打赢了的话，就把那些赖债的埃米尔全家都给抄了，包括姨太太或者是其他什么人头上珠宝之类的，通通剥下来拍卖，用来还他们商人的债。然后还完了以后发现，秩序已经完全混乱，自己撤不出去，就索性硬着头皮设立一个管理机构。大多数英国的殖民地其实就是按照这种方式，由一帮讨债的商人莫名其妙的建立起来的。
1850年代，上海租界地和大多数地区的外滩，包括宁波和汉口那些地方的外滩，建立了的程序，跟这种做法是差不多的。当地官绅并不完全清楚这种做法是不是侵犯了皇上的至高权利；签署条约的英国商团或者英国侨民或者是各国商团和侨民，在这方面也没有把握，他们跟地方官绅签署的这些条约能不能得到女王和内阁的同意。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后来构成上海租界核心的英租界，在刚刚签署不到十天，就遭到威斯敏斯特外交部的严词反驳，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答应过让你们签署这样的条约，你们最后搞成什么样子我们也不负任何责任。但是，尽管如此，纳税人会议还是把租界建立起来了，在纳税人会议的基础上成立了工部局和后来一系列机构。现在的大上海市，完全就是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条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你如果按照殖民主义、反帝爱国史观那种逻辑去推理的话，啊！这又是殖民主义在欺骗和榨钱。然而不是的。实际上，绝大部分欧洲的自治市政、美洲的殖民市政，都是按照这种不清不楚的、搁置至高权利、只管目前需要的契约方式逐步建立起来的。建立起来的方式，其实也是跟马萨诸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也就是我们当地一大群商人买些地、盖房子、建商场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硬着头皮搞了一个租地章程什么什么的，也不管大清皇帝和大英女王陛下都没有批准，但我们双方都认可了，这就行了。习惯法只要经过双方认可，能够说是，行之有效一段时间的话，那么它造成的这个权利是可以得到陪审团追认的。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根据财产权建立相应的体系。
工部局是什么东西呢？它和中世纪的体系一样，它不需要通过最高主权的方式建立国家，它不要说是，我们像1848年革命以后的民族国家，现在宣布，我们这是一个排他性的主权，任何其他权利都要在我们民族国家的权利之下。中世纪的社团是不讲这些的，它容许双重和多重权利，它甚至无需追问，上海滩的至高主权到底是在女王陛下的手里面还是在大清皇帝手里面。这个至高权利属于谁，这没有关系的。这样的社团在中世纪非常常见，像卑尔根群岛这样的地方，它的最高主权是属于丹麦国王还是属于苏格兰国王？说不清楚。荷尔斯泰因的主权属于神圣罗马皇帝还是丹麦国王？不知道。洛林这块土地的主权属于法兰西国王还是奥地利皇帝？不用管它。这不妨碍当地的契约照样执行的。只要当地人是有产者，而且在这些土地上做了适当的投资，这个投资就可以作为他的产权的基础，然后他以财产权为基础，通过有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协定和联合，就足以建立起享有实际权利的政治团体。上海的纳税人会议产生的工部局，就是这样的团体。
这样的团体并不新鲜。其实不要说别人，伦敦市和阿姆斯特丹市其实就是这样的团体。他们建立起来的时候，这块地方的主权属于西班牙国王还是属于勃艮第公爵这些，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但是这些商人也不关心这些封建骑士和律师对他们主权的争论。他们只要根据他们的商业契约，确定了财产权，确立了自己的议事规则，然后就去做生意去了。那些封建的男爵、公爵和国王要求产权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些商人会凑出一点钱来，既然你说这块地方根据什么什么历史权利是你的祖先的，那很好，我们也不会驳你面子，一般来说，我们这些商人也会收几个月的房租送给你，就算是认了你了。如果下次其他哪个国王又说，他们的说法不对，其实这个继承权是归我们家族的，商人一般来说，只要不要的太过分的话，也会凑些钱给你，打发你，让我们安安静静做生意了事。所谓中世纪欧洲的自由城市，所谓近代资本主义起源，就是按这种夹缝中的生长方式产生出来的。
美洲殖民地的情况比欧洲要好一些，因为天高皇帝远，他们这些马萨诸塞的有产阶级，他就没有一大堆争夺继承权的公子王孙需要打发，他们只需要有一个确定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需要打发，而且国王还给了优惠政策，钱已经一次性的付清了，按说你以后就不能再要钱了。如果你以后再有人，不管是国王还是国会来要钱，我们可以根据原始契约，干脆把你赶出去，自己宣布独立。这就是美国独立的起源。其实美国独立是什么呢？它是重申了中世纪授予他的特许权，拒绝威斯敏斯特国会在原有的封建特许权之外另外索取最高主权和增加税收的权利。
远东这些城市，其实从习惯法的角度来看，跟欧洲这些城市和北美这些殖民地建立的方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有一点不同，它面临的环境不一样，它就没有北美殖民地这样好的条件：北美殖民地那些移民来的时候，只有极少量的很容易被赶到一边去的印第安人；而他们来的时候，上海租界地周围有着极其庞大的汉语居民或者是吴语居民，而太平天国引起的战争又使得江苏、浙江一带的大批难民像潮水式的涌入租界。本来租界之所以建立的话就是因为大清皇帝和地方官不高兴让外人进入他们的县城，他们认为县城是皇上和他的衙门设置的地方，是很高贵很尊严的地方，你们这些不知道从哪来的野路子的人，没资格跟我们住在一起，你们要住的话，我们只能给你一些荒山野岭，就是说，没人住的所谓的外滩，其实当时都是没有人住的荒野地方，你们就住在那些没人要的破地方去吧。结果没想到搞到最后，县城都被太平军占领了，原来县城里面的居民，必须滚到那些原来他们瞧不起的破地方去，求外国人保护，把原有的阶级秩序给颠倒了。
但对外国人来说，这样做也很不妙。这就意味着说是，纳税人会议如果是没有大量的外来难民的涌入的话，它变成一个以欧洲移民为主的地区的话，实际上它完全可以建立，就算是不能建立一个马萨诸塞殖民地，至少也可以建立一个新加坡城邦。就由移民来的欧洲人，就像是欧洲人排挤印第安人一样，把当地居民排挤掉，建立一个以白种人、欧洲人为主的自由共和国。而这个自由共和国完全可以建立跟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差不多的宪法体制，建立一个东亚的美利坚合众国。
之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搞成的话，其实关键因素就是在于，它建立没有多久的话，大批的本地的移民就涌入租界，而这些移民对欧洲的习惯法一无所知，也根本没有欧洲人所固有的那种自治能力，他们在大清和大明的统治下，已经习惯了、而且只习惯通过官吏来统治。因此，直截了当的说吧，你要么对他们实行专制统治直接管理，要么就让他们陷入无政府状态自相残杀，让他们建立自治团体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按照当时欧洲通行的财产权原则，财产权产生议会选举权那个原则，他们大多数都是穷人，就算原先是有钱人，经过太平军战争以后，估计当了难民，也没什么钱了。绝大多数都达不到可以参加议会选举那个标准。结果就构成这样一种情况：比较有钱的有产阶级，大多数是欧洲人，他们选举出，产生一个欧洲式市议会，就是所谓的工部局了；但是这些人下面有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土族居民，他们一方面是穷人，钱不够，另一方面他们也理解不了欧洲的政治体制，如果让他们执政的话，他们根本就建立不了任何民主政体，只能又恢复到原有的官僚政体去。
这种结果就很像是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了。南非在种族隔离时代可以是一个自由政体，前提条件是，他对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和其他土族人实行排斥政策，把他们排斥在政治之外，由只占人口少数的欧洲人后裔实行欧洲人内部的民主。你从欧洲人内部来看，旧南非、种族隔离的南非，那么毫无疑问是一个民主政权，它具有欧洲民主国家的所有特征，非常先进，完全不像是一个非洲国家，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其实就是在南非进行的，它在各方面都赶得上欧洲水平。但是在隔离线以下的非洲土族人来说，他们脱离部落没有太久，如果你把他们吸引进来，说是废除种族隔离，全面自由民主，那么这些大多数黑人的加入，因为民主是要按人头投票的，这样一来就足以破坏原有的政治体制，使得民主名存实亡，变得比津巴布韦好不了多少。
津巴布韦在白人少数派统治之下也是有一个白人内部的民主体系的，跟上海的工部局是差不多的。其实维持也很绅士，也跟英国绅士统治其他地方差不多。但是自从黑人多数派掌权以后，最后就演变成为穆加贝这样一个毛泽东思想领导的依靠阶级斗争和发行金圆券治国的可怕国家了。他发行的大量的钞票还比不上印钞票的那些纸张的价钱。唯一可以依靠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把还没有来得及逃跑的那些英国地主的土地拿来分给参加独立战争 — — 也就是参加游击战争的那些老兵，用这种方式来凝聚人心。
像在工部局所在的上海设置的那种体制，以及后来宁波、汉口，其他类似的租界的地方建立的那些城市，如果真的能够严格的执行种族隔离制度，或者在母国得到较多的支持，或者说是欧洲中世纪那种国际体系维持的时间长一点，比如说延长两百年，他们其实是完全可以形成，实际上差不多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旧南非或者津巴布韦那种内部的种族隔离式的民主制度。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大清突然解体了或者是不存在了，使他们摆脱了背后这一个巨大的腐败的专制国家和不可救药的顺民的拖累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把东亚政治体系欧洲化了。之所以做不到，这关键还是在于东亚的顺民，不是以他巨大的战斗力或者是破坏力毁了欧洲人的政治体制，而恰好相反，是因为他毫无抵抗力，仅仅以他的腐蚀作用和拖累作用，使得欧洲在东亚的殖民地不可能变成欧洲在美洲和澳洲的殖民地。
所以这就引起了一个很简单的答复：如果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中国不像是美洲或者澳大利亚那样发展？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也像美洲和澳洲的土族那样，自己把自己灭绝，把地方给欧洲人民，那么我可以保证，东亚的情况会跟澳大利亚或者美国是差不多的。碍事的就是你的祖先，说老实话，如果你确实是他们的后裔的话。你的问题就是，没有在当时灭绝；而欧洲人的问题是，没有心狠手辣的把种族隔离做到底。这就是十九世纪以来东亚国际问题演变的一个真实而残酷的一个结症。如果你坚持秦晖所提倡的那种共识政治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话，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有很复杂的论证、而同时还得不出很靠谱的答案的。靠谱的答案，我相信可以用我刚才描绘的那种非常简洁而残酷的方式摆在你面前：东方人太多就是答案。
东方人处在被奴役状态、让少数的新希腊人像希腊人在亚历山大东征以后统治大量土族的情况下，远东的国际体系顺利运转是不成问题的。它可以在小圈子内，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你要说是不公平也可以，这是你的价值观的问题。如果按照某一种价值观的话，你也可以说是，你这些亚洲人本来就应该在例行的改朝换代中间像李自成张献忠时代一样定期的死光光，你们跑到租界里面来，虽然没有得到政治权利，至少脑袋有了安全保障，你们应该好好感谢一下殖民主义的恩典才行。当然左派的看法肯定就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看法是，你既然来了以后，那就应该大家一律平等，无论如何，即使是平等以后，像津巴布韦人一样饿死，我们也应该立刻平等。所以这是一个完全靠价值观来解决的问题。
如果欧洲本身的游戏规则仍然像是1850年以前，或者更好一点，像是法国大革命以前的话，那么这种体系真的很可能一直维持下去。但是关键在于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自身的自由主义体系也正在向普选制、全民兵役制，向民主的单一主权的国家方向演化。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国内的等级结构趋向于简化，另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涉结构趋向于简化，简化的过程我刚才在一开始已经描绘了，所以我就不再解释了。这两种简化是有内在联系的，可以说是托克维尔所担心过的那种民主趋势在世界范围内的体现。这样做就相应的削弱了殖民主义或自由主义体系在远东的维持。
大家要弄清楚一点，有很多人，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我敢断言，这一点不行。因为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基本上是同构的，他们都建立在排斥无产者的基础上。自由主义的体系要能够运转，核心是财产权。什么叫做「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它的意思就是说，地主资本家产生的议会负责管理国家财政和国家政务，国家宪法秩序才能得到保证。因为只有地主资本家才是真正的纳税人，增加开支就要从他们自己的口袋里面掏出来，他们一定不愿意增加开支的，他们一定会看好国家的钱袋子。在他们主管议会的情况下，就不会有查理一世或者路易十四那种横征暴敛、违法征税、搞大政府那种违法行动了。
但是，喜欢搞大政府的不只是国王和路易十四那些人，无产者一向喜欢搞大政府，因为他没有钱。政府只要多花钱的话，多用功，那么就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消费和雇佣，使他们得到利益；而增加的税收，则由有产者地主资产阶级承担。所以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就是要排斥无产者。无产者如果进入议会的话，那么就是破坏了纳税资格和代表权之间的固有联系，构成政治的腐败因素。武断的无产者多数派的统治，跟武断的国王的统治是一样危险的，也许还更加危险一些。自从普选制实施以后，福利国家就开始在欧洲产生，造成的结果基本上是应验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担忧。大家看现在所谓的哈耶克和其他人的谈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其实，归根结底，一切问题的关键就在普选制上面。
正常情况下，中古以来相传的传统就是，议会是什么，议会是出钱的机构，能够出钱的人你才能参加议会，不能出钱的人，你参加来干嘛呢？议会最初召开是为什么召开？就是因为国王要打仗或者需要干其他什么事情没有钱了，然后就向各个城市谈判借钱，或者向其他什么有能耐出钱的人谈判借钱。如果你根本就没钱的话，国王会来找你吗？他根本不会浪费时间来找你。他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一个，比如说，你有钱，我就来找你谈判，他没钱我就不找他。然后最后发现一个一个谈判借钱太麻烦，最后是，我看，你有钱，你有钱，你有钱，他没钱，他没钱，他没钱，国王就发请帖，你你你，你这几个有钱人来来来，都到威斯敏斯特来跟我谈一谈，看看大家每个人借给我多少钱吧，你们这些没钱的人，你们就滚一边去吧，可别指望到伦敦来还要我给你们倒贴路费。就这么简单。
什么叫国会？国会就是国王向你们这些有钱人借钱的会议。开始的时候借钱是临时性的，我临时打一下仗，平时不打仗，我也就这一次有急事的时候找你们借这点钱，回头我也就不借了。但是最后事情越弄越大，开支越来越多，最后国王就变成天天借钱了，最后就干脆，算了，你们也用不着这么麻烦了，大家形成定制，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就长年累月的住在威斯敏斯特，跟我天天谈钱的事情，这样对大家都方便。于是国会就这么产生了。如果这些人听到像马克思喜欢的宪章运动这些人，居然会认为无产者、不纳税的人也有同样的资格，凭借自己人头的多数就强迫这些有钱人出钱来养他们的话，他们肯定会认为这绝对是倒反天纲，违反上帝旨意和自然秩序的事情，一定会遭到上帝惩罚的。
这是欧洲内部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它是有产阶级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是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 「专政」这个词是马克思习惯的一种夸张的语言，但是毫无疑问，它是有产者团体垄断政权，对无产者的排斥。所以更正确的说一点，是纳税人团体对食税人团体的排斥，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排斥。也就是说，出钱的人掌握政权，花钱的人滚一边去。出钱的人包括地主和资本家，花钱的人包括国王、贵族和无产阶级。你们这些人，社会的最上层和社会的最下层都是应该滚一边去的。只有负责生产和创造的中产阶级 — — 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家这个阶级，资产阶级才是掌握政权的正常群体。用汤因比的话来说就叫做，他们排斥了内部的无产者 — — 就是所谓的工人阶级，当然还包括比工人阶级更穷的社会流氓和其他什么流氓无产者之类的。
在欧洲之外，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实施，只是他排斥的对象，改变了肤色：在欧洲他排斥的是白种人当中的穷人，没有钱纳税的人；在海外，无论是在津巴布韦 — — 也就是罗德斯(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建立的罗得西亚也好，还是上海工部局也好，还是巴达维亚也好，还是其他地方，欧洲人所建立的自治团体对土族人实施统治，它的关键也还是，并不是像后来左派所说的那样关键在于肤色，其实关键还是在于财产和德性。所谓德性，就是政治习惯。一方面你要有财产，要能纳税，能够支持我们的议会；另一方面呢，你还要，像是荷马史诗那样，懂得怎样选举、怎样开会、怎样通过议会中的讨论处理国事。
正如奥德修斯在荷马史诗中说的那样，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希腊人会开议事会，会通过民主的程序解决问题；而外邦人呢，则要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个武力可能是国王的、或者是僭主个人的专制统治、也可能是暴民政治或是其他方式，但是无关紧要。之所以采用武力，就是因为他不会好说好商量。使用武力的人就是不会讲道理的人，讲道理就是讲程序，通过民主程序议会开会来解决问题。只有希腊人会讲程序开会，外邦人都不会，所以他们是野蛮人。所以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经过各个岛，一上岛他就要问一下，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议事的会？如果是有议事的会，他就把你当文明人，说是，我是哪国哪国的国王，我们现在请求你怎么怎么样接待什么的，像是外交官出使一样；如果一听说，比如说到独目巨人那儿，一听说，呃，你们连议事会都没有，难道你们不敬宙斯和神明吗？然后对方就回答说，什么宙斯和神明？我们比神明更强大。然后奥德修斯就说道，我们现在碰到野蛮人了，不得了，快跑快跑，再跟他们打下交道去，他们一定会吃人的。这就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区别。
殖民主义在海外世界发挥的作用跟自由主义在欧洲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它都是要维持一个有政治能力的小团体，排斥这个没有政治能力的大多数。只不过在欧洲以外，有钱人和有议事能力的人恰好出现了一个肤色上的重叠。一般来说是欧洲移民的后代有政治能力又有钱。其实这一点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华盛顿将军说的we the people，你以为他说的是包括黑人和印第安人和本地流氓无产者在内的全体居民吗？这当然不是。他多次解释过，他说的people就是我们的绅士。一般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跟我华盛顿将军这个大地主一样，自己都有土地，哪一天在议会里面跟别人闹翻了以后，动不动就可以随时翻脸说，老子不干了，老子回Mount Vernon种地去，你们自己玩去吧，你们爱怎么玩，自己玩去吧~~~ 然后，这样做他就可以等别人赶紧改变颜色，求求华盛顿将军不要抛弃我们，多留下来陪我们玩一阵子吧。只有这种人，自己家里面有产业的人才有政治德性，因为他就是不靠政治为生的，他不需要做到总统，每年收别人的门包三千万来维持自己的家用，他自己家里面有钱有地，是瞧不上这一套的。这种人才有政治德性。 We the people就是，有产业的白种殖民者。印第安人一般来说是没有钱的，而且也不懂得怎样开议会，所以不在其中，黑人当然不在其中，白人当中的穷人和打工阶级也不在其中。如果你想取得政治权利，那么你先赚够了钱，足以购买土地变成有产阶级以后，你才能够参加议会。
北美和其他地方的差别在哪里？你也可以说得难听一点，叫做种族灭绝做的彻底。当地的土族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或者人口已经降低到了一个极少数，所以足以使当地的殖民者产生一个错觉，觉得好像我们自古以来就是这里的居民，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当然这种说法有点苛刻，因为印第安人主要不是白人杀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亚洲和非洲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很明显的，土族居民是不可能消失的，不可能让你忘记他的。因此，根据这样的理由，香港和上海就没有办法变成费城和纽约了。因为大批的三合会员或者说是三妻四妾的当地士绅在你面前出现，大多数人都在拜关二爷，而不是到基督教教堂去，在这种情况下，你确实很难像是在白人新教徒在美洲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出现自己的华盛顿将军，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权。你只能够勉强的用英国人的自治团体，通过宽容当地习惯法的方式，来羁縻当地的团体。
承认当地的习惯法，是一种节省统治成本的方法，而且对于自治团体建立政治体制来说，这实际上是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你要改变，移风易俗，就需要有强大的国家机构，而一个自治团体是只管自己的事情的，我们这个自治团体，无论来源是什么，我们根据自己的习惯法管事，那么我们的政治资源就自然而然的，不可能用来分散在其他的自治团体上面去，管其他人的事情。所以如果你黑人，祖鲁人的部落要娶七个老婆的话，那你是可以照样娶的；如果广东的士绅要继续娶姨太太的话，或者说缠小脚的话，那你可以照样去缠去。只要大家互不干涉就行了。
所谓英国人的殖民主义是什么呢？实际上，它不是英国人设计的殖民主义，而是名义上由英国女王保护下的这些殖民地，是由英国人在英国政治传统占主导的自治团体组成的，而英国的自治传统，最多的、最大量的保留了中世纪各等级共治、法人团体自治的传统。而法国人、俄国人或者是欧洲大陆的国家，这个中世纪的传统，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官僚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法国人、德国人和俄国人推行殖民主义的时候，往往是倒赔钱的，要派本国的官僚制度，派本国的军队来具体的管理这些地方。像德国在青岛就是这样，是一个倒赔钱的体制。由德国国会拨出了大笔财产，来帮助青岛搞市政建设。像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必须由法国人训练一大批警察，给每一个村里面安置一个会法语的警察，负责执行法国的法律和制度。英国搞出来的殖民统治就没有这一套麻烦事情。它只需要英国殖民者自己管理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尊重和承认当地种族的其他各式各样的习惯法就足够了。
这套体制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时候。延续不下去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主权国家的不断兴起。主权国家的兴起是非正式的。依靠半私人契约和私人契约建立起来的这个复杂的网络结构难以维持。而法国和德国得到它的殖民地以后，就不再遵守自由贸易的原则。只有没有明确被划为殖民地的地方和名义上划入英国殖民管辖范围的地方，才能够维持原有的自由贸易体系。而自治团体的生存，跟国家官僚主义和国家官僚主义伴生的经济大区体系和贸易保护体制是难以相容的。后者割裂了世界市场，使得小的城邦式自治团体生存环境变得严重恶化了。在维也纳会议最初的几十年，皇家海军还能够垄断海洋世界的时候，这些自治团体的生存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如果能够得到几百年的生存的话，那么现在的世界就会很像是所谓的希腊化世界，而不会像是遍布着民族国家的世界了。
民族国家体系的强化，最终的结果是，在欧洲表现为自由主义、在海外表现为殖民主义这个全球体系难以维持。随着所有政治实体被比较僵化和台球化的民族国家体系吸收的话，一切交涉的刚性和破坏性都大大增加了。本来小邦和小邦之间的冲突，逐渐变成了大国和大国之间的冲突；原本是贵族和贵族之间的战争，变成了全民和全民之间的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十九世纪世界秩序的全面崩溃。在欧洲体现为自由主义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兴起，在海外世界就体现于殖民主义秩序的崩溃。欧洲是根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可以说是，在欧洲大陆，基本上是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取代传统自由主义政党的倾向；在俄国则直接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同时取代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趋势。我们的革命史观里面说的二十年代的欧洲革命和反革命，其实主要已经不是战前的自由主义势力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斗争，而是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势力和社会民主党势力的斗争。
镇压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力量，无论在瑞典、芬兰还是在德国，主要是由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部队搞成的。所谓的白卫军，其实跟赤卫军一样，他们主要是由工人和工人组成的老兵组成的。实际上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这与其说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内部斗争，是两个工会集团、两种非法武装之间的斗争。无论如何，在德国、中欧和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国旗队或者白卫军或者是其他什么准军事组织打败了布尔什维克的赤卫队和其他的准军事组织，使布尔什维克向欧洲扩张的趋势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因此在1920年代以后，布尔什维克的扩张完全指向了东亚大陆。
这个所谓的指向东亚大陆，不代表说是列宁同志有很英明和伟大的设想，要赤化东亚大陆或者其他什么的。实际上，列宁在胜利以后采取的基本政策是随机瞎走，而且他最重视的还是德国这个方面。共产国际里面的工作语言是德语，苏联早期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欧洲人和犹太人，真正的俄罗斯人没有几个。他们实际上更多的是指望欧洲革命全部爆发以后，把总部搬到德国去的。之所以搞不成，是因为尽管主要的资源是在欧洲方面的，但是向欧洲方面的攻势还是全军覆没了。而在亚洲方面，尽管花的力气和资源相对于欧洲来说其实不算是最多的，但是却结出了果实。
1924年以后，基本上是，通向欧洲的扩张已经是完全失败，于是节省下来的资源不得不完全转向亚洲。最初的时候，他们出的资源还是不太多的，二十年代后期的时候也就只有一年几百万美元。但是到三十年代，这个数目就几倍、几十倍的增长，而且，通常以后的规律基本上是，每隔十年就要增加十倍甚至几十倍。在1948年的内战中毛泽东得到的钱，比三十年代共产党领导人要多得多；在越南战争时期越共领导人得到的钱，又要比中国革命时期中国领导人得到的钱要多得多。之所以这样，还是因为东亚世界，照列宁的话来说，是一个容易突破的薄弱环节。但最后苏联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害死在这件事情上面。像越南战争这样的长期冷战，对任何一方都是一个巨大的消耗，但是苏联其实是更经受不起消耗的一方。对于它来说，在欧洲方向失败以后，绕到第三世界去包围资产阶级世界，这已经是一个失败后不得已的措施。如果在这儿又拖下去，长拖不决，消耗到本国无法承受的地步，最后它还是要比它企图推翻的对象要先死。尽管它在自己先死以前，已经严重的拖累了资产阶级世界，使资产阶级世界原有的宪法体制和社会结构都严重的扭曲了。
我们今天讨论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时候，也得考虑到，这个自由民主不是理论设计的产物，而是长期历史发展和扭曲的结果。而今天所谓自由民主体制面临的许多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主要就是因为它在二十世纪革命和反革命这个过程中间，为了应付苏联的渗透，对原有的十九世纪继承的自由主义政治结构做了许多严重的和危险的扭曲。而这些扭曲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实际上它这个政治体制发挥不了当初克伦威尔和华盛顿时代认为它会发挥的那些良好作用。其实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技术性的，实际上最根本的还是政治性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这一点上。
苏联之所以发现远东的抵抗力比较微弱，这跟远东政权的性质有关系。远东最大的政权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从性质上来讲，它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维持会。建立中华民国的各政治力量，在1912年，没有哪一个愿意看到这个国家存在的，基本上所有人都希望它解体或者完蛋的。孙中山的伟大理想就是把满蒙赶出长城，至于赶出长城以后怎么办，他并不在乎。如果把这些地方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就愿意支持他的话，他是很高兴把它卖给日本人的。而张作霖和关外的实力派人物，则很想把大清皇帝接到东北来，退回老家，以大清皇帝为幌子，实行自己的割据统治。这样可以把开发东三省的巨大利益放在自己腰包里面，避免给那些华北的穷人分享。蒙古、西藏的喇嘛和活佛，本来已经被清末新政的中央集权倾向给逼的要死，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了。华北和西北是完全没有力量自给的，而东南沿海各省自从利用革命的机会，本地士绅截留了原来可能会拨给中央的款项以后，一点也不高兴把这些钱还回去，尤其不愿意资助北方和西方的穷兄弟。
财政上的基本协议达不成，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趋势，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根据地缘和经济的相似度，分裂成为几个不同的联盟，而最中心的部分，中原地带，可能会变成一个遭到遗弃的地带。可以说是，袁世凯一方面是凭借他个人的政治天性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呢，凭借他在晚清时期担任第一届外务部尚书的时候跟列强建立起来的长期关系，说服了列强，借用列强的力量来维持大清的原有领土，把它和平转型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也就是说仅仅是大清皇帝退位，但是大清的版图和基本结构继承下来了，原来想要闹独立，各自把对方赶出去或者杀掉的各个政治势力，通过建立一种类似邦联加联邦的政治安排，得以暂时相安无事。五族共和就是各族群有权利在统一的中华民国的框架之下，建立自己的政治实体，不受其他各政治实体的干扰。这样蒙古人就不用担心，原先被他们征服的汉人会反过来骑到他们头上，汉人也不用担心胜利的满人和蒙古人再搞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苏和湖北不用担心把他们的钱拿出来支持河南和山东，也不用担心河南和山东的流民会入侵他们自己的领土来抢他们的钱。在这种情况下勉强可以达成一个差强人意的解决。
他之所以能够说服列强，主要原因还是条约体系。因为大清如果解体以后，晚晴签署的众多条约，包括辛丑条约，都得重新再签一遍，那是一件相当麻烦而成本甚高的事情。如果建立一个民国政府来顶替大清朝廷，直截了当的宣布继承所有条约体系的话，这些麻烦都可以省掉。结果在民国内部的各个政治力量没有明显动机来维持民国的时候，也只有公使团积极的愿意维持民国；在各省都不肯拿出钱来支持中央政府的时候，只有公使团可以强迫和劝诱各国的银行家出一笔钱借给袁世凯，维持中华民国。没有这笔贷款的话，那么中华民国大概像卡尔扎伊的阿富汗一样土崩瓦解了。而列强借这笔钱给袁世凯的动机，也跟现在他们筹款给卡尔扎伊的动机一样，等于这笔钱是白送给你了，明知道你还不起。要是你能还得起的话，资本家自己会去借钱给你的，也用不着我们出面。由我们牵头出面，其实就是已经知道你还不起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中间，任何外来的势力只要高兴寻找支持者，你总可以在这个体系中间，找到一部分失意者，把他变成自己的支持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种做法不大可能做大。因为中华民国是列强为了维持条约体系建立起来的维持会，所以列强还负有看守局面的义务。如果中华民国这个体系内部的某些政治强人有违规的倾向的话，那么列强是会跳出来制止他的。最明显的就是洪宪帝制。洪宪帝制实际上并不是靠小凤仙的情人把他打垮的，根本上是由于美国和日本的不支持把他打垮的。而美日不支持的理由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德国正在破坏欧洲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希望远东能够保持现状，一切问题可以拖到战后再解决，不要在欧洲国家正在火烧眉毛的时候后院起火，背后给他添乱。而袁世凯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国体，无论你中国人是实行帝制好还是实行共和好，好，反正你在战争时期搞这种添麻烦添乱的事情，就是属于陈水扁那种麻烦制造者，是不买列强面子的行动。
所以，洪宪帝制真的开始举行大典的时候，造成的结果就跟今年九月三号的阅兵式一样，袁世凯给所有列前都发了请帖，结果大家谁也不来，只来了一个人，就是大清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真正管用的列强，哪怕是平时跟袁世凯本人私交很好的朱尔典，最后都没来。袁世凯本来以为，他拍胸脯向朱尔典保证，帮助他维持东方的秩序，在英国撤出威海和香港的军队的情况下把北洋军的武器输入给他，这个交情应该是很好打的。结果朱尔典也不干。实际上朱尔典的意思也就是利用他一下，他知道东方人对个人交情抱有一种过分的期待，而他自己在东方待得太久，已经懂得怎样利用这种关系学了。但是要让他去改变威斯敏斯特的政策，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也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报告。另一方面就是说，大英帝国即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内部的宪制结构，仍然比欧洲大陆各国更多的保留了封建时代的遗产。也就是说，封建时代那种多层次的外交，外交不统一的状态，在它内部还是存在的。
例如，印度帝国本身，照我们教科书上的说法，它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实际上它在亚洲外交当中，它是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的。印度的附王，就是女王的代理人，进驻德里，他行使着一种相当于莫卧儿皇帝的政策，他这个政策跟威斯敏斯特外交部的政策往往是不一致的。像寇松勋爵在印度的政策，基本上就是以反对俄罗斯为主要目的的。假定印度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话，它的主要政策也肯定是反对俄罗斯从中亚入侵的轨迹。因为这条路线是莫卧儿人也好，或者是以前成吉思汗也好，以前的白匈奴也好，历次游牧民族入侵印度的传统路线。封闭从喀布尔山路南下的这条路线，应该是印度的主要利益所在。但是对于威斯敏斯特的外交部来说，这些利益都是非常附带的、非常边缘的利益，它为了欧洲外交的利益，经常很慷慨的把中亚方面的利益牺牲给俄国，而这些利益在印度帝国看来是绝对不可牺牲的。
这两种外交的冲突，往往引起很奇特的现象，最著名的事件就是我们现在特别熟悉的麦克马洪线的纠纷和荣赫鹏的西藏远征。荣赫鹏勋爵的西藏远征，实际上是印度帝国，为了保证印度本土安全的一项措施。但是在威斯敏斯特看来是不合时宜的。威斯敏斯特的政策是，把西藏封闭起来，避免西藏成为俄国渗透的一个焦点和大清英国纠纷的一个焦点，以息事宁人为主要原则。而印度帝国的原则是积极的，为了保证印度帝国的边界安全，采区进攻性的策略，尽可能在西藏维持亲英的缓冲国。这两种路线其实是正面冲突的。结果就是，印度总督府直接派出它的远征军，但是，把西藏本土的统治者给赶得到处乱跑了；而另一方面，慈禧太后的外交官又和伦敦的外交官，自己坐在上海和北京喝了喝茶，谈论一些跟荣赫鹏在拉萨谈出来的完全不同的条件。所谓江孜条约和梁士诒后来在西姆拉和其他地方谈出来的大清和英国的条约，内容是截然不同的。这就体现了印度帝国外交和大英帝国外交的明显冲突。
根据同样的逻辑，实际上，香港总督、上海工部局和东交民巷的英国使馆，它享有的外交自由度仍然是相当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跟当地的团体搞自己的半私人性质的外交，并不一定是完全符合威斯敏斯特的基本外交政策的。威斯敏斯特当时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主要考虑的是法国而不是考虑的是远东。英法一致担保日本继承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因为日本是唯一有力量维持远东秩序的国家。至于袁世凯、段祺瑞、梁士诒这些人，在这场游戏中间只是非常次要的角色，威斯敏斯特的外交部还根本看不到他们。但是朱尔典的位置跟威斯敏斯特不一样，就像是印度人比较看重达赖喇嘛，而威斯敏斯特眼里面根本没有达赖喇嘛一样。朱尔典眼里面有袁世凯和段祺瑞，而威斯敏斯特外交部眼里面只看到日本、德国和法国。
袁世凯把朱尔典个人的政治分量估计的太高了，以为搞好了跟英国人的关系，英国人就会一方面支持他顶住日本，一方面又支持他搞帝制。结果这两方面都完全落空了。他在洪宪称帝以后，看到列强不再支持他以后，肯定已经知道自己事业已经失败。因为列强不支持，这一点就是对袁世凯自己的部下、各省军阀都发出了信号：今后你们如果要打击袁世凯的话，就不用畏手畏脚了，放心吧，列强会保护你们的。这样，列强实际上就不用亲自来打击，你就自己就会垮台的。在这个情况下才会出现孙中山和居正的山东革命军，才会出现梁启超和蔡锷的云南复国军，这些军队在他们主导的历史叙事中间好像是一小撮英雄志士的壮举，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大家看准了风势，算准了形势以后，才敢下来投机。当然在这种投机中间，小凤仙是根本不起什么作用的。
在这个阶段，日本是理所当然的远东秩序继承人，是因为它以前已经跳过四次龙门了（注：甲午谈判和三次英日同盟）。日本在李鸿章时代还是个完全不重要的角色，是争取跟英国结盟都不算数的，但是到朝鲜战争前夜的话，英国和日本才开始有直接谈判的倾向。之所以直接谈判是因为，等于说吧，清朝没有抓好这个机会，这跟清朝内部的结构有关系。站在李鸿章他们的立场上看，对英国的外交和东南沿海的利益，差不多就是他唯一要关心的事情。但是对于京师的满蒙贵族来说，他们的根在关外，他们跟蒙古人有联姻，他们的历史权威是依靠征服中亚的武功所建立的。所以左宗棠那一套保卫满洲必须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必须保卫新疆、汉唐必须开辟西北这种逻辑，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愿意舍弃内亚。但是资源有限，海防和塞防路线都在争夺同样有限的资源。因此清帝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的，李鸿章只是交替性的占上峰。而日本人是专注的。日本全都在海上，它在海上没有其他的威胁；它在陆地方面，只有大清才是它唯一的匹敌。它需要跟大清争夺东亚主要代理人的资格，只要争夺到这一点，把列强的恩宠全部聚在他身上，他的目的就达到了。而大清不一样，对大清来说，列强只是它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内亚俄罗斯方面、中亚穆斯林方面、内亚游牧民族仍然是它需要关注的传统方面，所以它的外交政策不断的摇摆不定。
而慈禧太后的宫廷，始终受到亲俄派的影响，它的理由是，俄罗斯不完全是一个欧洲国家，它也是一个专制国家，是半欧洲半亚洲的专制国家。它证明，大清不一定要完全欧洲化，假如像俄罗斯一样，它仍然可以在保持专制制度的情况下，保持超民族的大帝国版图，不需要做多大的改革，仍然能维持朝廷的体系。在外交上，俄罗斯能够对清朝实施保护。例如，俄罗斯可以要求清朝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这主要是为了保护清朝。因为英法联军入侵的话，主要是通过海港，俄罗斯的代表当时向大清的代表指出，也就是说，如果广州这样的地方是俄罗斯的领地的话，那么大清是不敢进攻俄罗斯的。但是因为广州或天津是大清帝国的领地的话，所以英法联军就可以直接打进天津或者广州了。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发生在满洲龙兴根本之地。所以大清皇帝要想保证满洲的安全，最干脆最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把满洲的沿海地带割让给俄罗斯。割让给俄罗斯以后，英法联军就不敢来了。这样仍然留在大清帝国手中的满洲内地就可以保证安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东北亚地图之所以会画成这个样子，为什么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这些地方会落在俄罗斯手里面？就是俄罗斯根据上述这种逻辑，对大清帝国实施保护的结果。后来俄罗斯之所以要争取大连，也是出于类似的理由，免得青岛和威海的欧洲人舰队对大清帝国造成威胁，所以俄罗斯人要就近的采取一定保护。
从我们现在的教科书看，所谓李鸿章也好，满蒙亲贵集团的活动也好，基本上是在大清帝国这个独立政治体内部展开的，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内政斗争和派系斗争。但是你如果去看英国外交官留下的那些材料，你会觉得大清帝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国际体系。李鸿章、慈禧太后、满蒙亲贵和翁同和、张荫恒这些人的斗争，本身就体现了大清帝国的宫廷内部亲英派和亲俄派之间的斗争。他们认为，慈禧太后主要是亲俄派，而李鸿章本人也是一个立场不稳定的人。有的时候他表现出有强烈的把俄国势力引入亚洲内地的企图，例如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他就是这样的。当时的李鸿章为了吓退日本人，强烈的要求卡西尼公爵派俄罗斯军队到远东来维持秩序。
对英国人来说，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因为他之所以愿意扶持李鸿章，愿意派代表来给北洋舰队，愿意提供贷款、提供军事技术给大清，愿意支持大清对朝鲜的宗主权，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他爱护大清的缘故，而是因为他认为，大清和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一样，有阻止俄罗斯帝国南下的用途。大英帝国之所以反对肢解土耳其帝国，就是因为害怕肢解了土耳其帝国以后，俄罗斯人长驱直入，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打开了通向地中海的通道。土耳其帝国再怎么坏，但是只要土耳其不解体，那它就可以守住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把俄罗斯憋在里面。大清帝国再怎么不成气候，只要它能把俄罗斯憋在亚洲之外，那么它就算是完成任务了。但是如果李鸿章居然想依附俄罗斯，把俄罗斯人引进来对付日本的话，那它这样做就完全是白费功夫了。可以说是，大体上来讲，所谓的同治中兴前十年之所以是黄金时代，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李鸿章本人搞的多么好，而是因为前十年大体上是大清和大英关系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保证了清朝内部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随着清朝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亲俄倾向逐步上升的话，英国扶持大清的动机就变得越来越动摇。
在甲午战争即将爆发前的几个月，原先被大英看不上眼的日本人，第一次得到机会，派出公使跟英国人直接谈判。当时伊藤博文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说他原先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这样的好事情，居然让他亲眼看到了。如果没有这个刺激的话，日本人敢不敢发动甲午战争，这件事情还是很成问题的。但是无论如何，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英国人还处在骑墙的态度上，从甲午战争以后，三国干涉还辽就可以看出。当时日本人要求，俄国人和法国人要把他们赶出辽东半岛，希望英国人出来平衡一下，但是英国人仍然不愿意介入。这就可以看出是，英日谈判中间，起主动作用的其实是日本人。日本人迫切的希望把英国人从清朝那边拉过来，拉到自己这方面来，搭上英国的顺风车。
但是英国人呢，是采取高贵冷艳的态度，对于要扶持谁，还说不定呢，对谁都不愿意做那个承诺，要看到底最后是谁有出息，目前还处在观望阶段这种做法。他已经十分肯定的抛弃了大清，但是还没有十分肯定的要扶持日本。如果它当时十分肯定的要扶持日本的话，三国干涉还辽这件事情估计就成不了。皇家海军在当时是处于它相对实力的最高峰，尽管它绝对实力不如后来，但是因为其他国家的绝对实力不如后来的情况还要更大，所以它当时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仍然是极大的，仍然能够奉行双强标准。实际上，如果英国当时施加强大压力的话，法德俄三国干涉还辽的联合阵线可能是无法实施的。但是因为英国不愿意积极干涉的缘故，阻止三国干涉还辽还是失败了。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奇耻大辱。
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争以后的日本外交逐步形成了三个流派。一个流派就是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组成的满韩交换派。这一派得出的结论说是，既然我们跪舔大英、搭大英的顺风车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顺利，那么我们必须现实主义的接受既成事实，就是说，未来亚洲大陆的主人仍然是俄国人。李鸿章已经通过中俄密约完全投靠了俄国，我们必须准备跟俄国打交道。打交道的必要手段就是满韩交换论，我们可以把辽东让给俄国人，只要俄国人承认我们在朝鲜的特权就行了。但实际上俄国人做的更过分一些，他的要求是，日本人必须承认他在满洲的特权，包括日本人交出的大连港，迅速的就落入了俄国人的手里面，但是俄国人不肯反过来承认日本人在朝鲜的特权，而且还要支持朝鲜王室把日本人赶出去。这对日本造成的威胁，实际上比李鸿章和袁世凯在朝鲜造成的威胁还要大。日俄亲善论主要的障碍不在日本方面，而是在俄国方面。俄国当时的外交如果稍微灵活一点的话，估计日本方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伊藤和陆奥都是当时日本政坛的核心人物，他们说话是能够算数的。
另一派是英日联盟派，它的主要代表人是山县和桂太郎。他们的看法是，因为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人，所以要跪舔大英自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第一次没有成功这很自然，并不代表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了以后的努力，以后不但不应该放弃跪舔的努力，而是应该更加加倍的跪舔，加倍的跪舔以后，一定会取得成功。 1902年的英日谈判果然给了他们这种成功，当然这一点也主要是俄罗斯作死造成的。俄罗斯人过于自负，对于大清和日本送上门来的友谊不屑一顾，把双方都给得罪了：尽管李鸿章已经签了中俄密约，把大清置于俄罗斯的保护之下，但是俄罗斯还是直截了当的占领了长城以外的所有土地，设立了东三省总督；尽管日本人苦苦哀求，愿意出卖整个满洲换取朝鲜的特权，而俄国人仍然是连朝鲜都不愿意给他。
它一面打大清，一面打日本，自然而然的造成了相应的后果，就是说，绝大部分列强都会认为，俄罗斯人干得太过分了，大清在袁世凯主持外交部那段时间内，渐渐的就倒向日本。这一点你从他在日俄战争时期的实际做法就可以看得出来。日俄战争的时候，清军名义上是没有参战，但实际上全方位的是在帮助日本人的。像张作霖和吴佩孚那种人，都是一方面拿着清政府发给的钱，一方面帮日本人做外围的特务工作的。不仅是东北的地方官，而且连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都接到朝廷的旨意，要为战死的日本士兵发抚恤金，因为日本当时财政也是很困难的。大清虽然没有一支能够打仗的部队，但是出几个抚恤金给日本朋友尽一点心意还是做得到的。他这么样尽心尽力的侍候日本人，你也可以想象他真正的心思在哪里，就是巴不得日本人赶紧把俄国人赶出去。所以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人也还是相当慷慨的把铁路区以外的大部分土地还给了大清，这也可以看出他们双方之间是有默契的。从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咬牙切齿非要报复日本人那种劲头，发展到只不过区区几年以后，双方都咬牙切齿的非要收拾俄国人那种劲头，基本上都是俄国人自己逼出来的。只要俄国人坐着不动的话，双方其实是根本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性的，更谈不上是同仇敌忾了。
第三派的道路在当时，官方影响是最小的，但是最后却引起了最大范围的影响，就是头山满、犬养毅和黑龙会所主张的泛亚主义。泛亚主义在日本国内其实是，真要按照人头计算的话，恐怕是最得人心的主义。如果当时日本实行普选制或者大众民主的话，泛亚主义者指不定会通过共和主义赢得日本绝大部分选票的。因为明治维新这件事情毕竟是少数比较通晓国际形势的上层精英搞的，要想在这样足够短暂的时间内把自己由亚洲人变成欧洲人，技术困难仍然是非常之大的。泛亚主义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说，我们在欧洲人面前还是不认输，尽管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我们非按照欧洲人的游戏规则来玩不可，而且日本人现在能够取得一点成就，能够比大清和暹罗要强一些，也就是因为日本人学欧洲人学得比较好的缘故。这个事实改不了。但是，尽管事实层面上是欧洲人强，但是在道义层面上，我们不能承认我们东洋人输人一等。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说，欧洲人尽管在功利主义层面上是占了我们上风的，但在最根本的仁政的尺度上仍然是低我们一等的。东洋文化尽管在技术层面上是不如别人的，但是在最根本的道义层面上，在王道乐土、人民协和、忠诚，这些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方面仍然是高欧洲人一等的。我们现在学欧洲人是出于不得已，但是等到将来，韬光养晦足够长的时间，等我们足够强大以后，我们还是要讲究弘扬东洋文化。日本人作为东洋文化的先头部队，理所当然的在我们获得成功以后就要提携东洋的其他小兄弟，领导他们，让他们顺着我们走过来的道路，解放整个东洋。
黑龙会的这个「黑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把俄国人赶出黑龙江的意思。这跟孙中山倡导的口号，是要把满清赶出长城，是同一个意思。他心目中的大亚洲是以黑龙江为边界的，把白种人从黑龙江以南的地方通通赶出去，在日本人的领导之下，把他们通通解放出来。这种做法在外交上，在当时是纯属自杀，没有一点可行性，但在民间的影响仍然非常大。可以说它代表了民间的感情倾向和最终目的。因为你韬光养晦总要有一个目的，富国强兵，富了以后干什么呢？如果不是为了重新弘扬东洋的价值观，那么我们现在在那儿辛辛苦苦的干什么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不是为了共同富裕么？如果把这最后目的给取消的话，当初我们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受二茬苦，那是所为何来？这个心理动机是很容易理解的。最初的时候，理想主义者差不多全是泛亚主义者，黑龙会也好，头山满这些人也好，代表的是民间的豪杰和志士。孙中山的同盟会和晚清的革命家，绝大部分都是从他们那儿培养起来的。
从外务省的角度来看，日本既然已经承认了条约体系，那就是说，等于是承认了大清是唯一合法政府，大清通缉的那些民族分裂分子，像孙中山之流，我们日本人不抓你已经很客气了，怎么可能再支持你。这些人之所以没有饿死东京，而且还在一天到晚嫖宿幼女，经常过着奢侈的生活，关键就在还有人养他，养他的就是黑龙会这批人，这些民间的志士。在他们看来，大清已经沦为西方列强的朋友了，日本本国的统治者也有很大的嫌疑是里通西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诸如此类的反动势力。真正代表东洋文化纯洁性的只有他们还有亚洲那些国家的愿意响应他们号召的革命志士。
对于他们来说，资助孙文的革命，其实同时也含有对日本本国的宪法秩序和政治规矩不满的动机在里面。因为本国的政治统治力量是追随西洋，采取维护条约体系的态度。这在泛亚主义者看来就是，不完全是不明智的，也许是明智的，但是肯定是不光彩的。因为日本它毕竟也是亚洲人，大清也好，朝鲜也好，还是其他地方也好，他们都是黄种人，日本人理所当然的应该在自己混出点成就以后，就应该是对那些落难的小兄弟有所扶持，即使不是正式的公开的扶持，力量不足，但是我们至少要加以保护，至少要精神上加以鼓励，不要让他们的种子绝灭，这样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外务省的当权派连这样一点都不做，只是一天到晚去争论著到底是应该跟英国人走还是跟俄国人走的问题，好像是我们黄种人就是注定要做白种人的小兄弟一样，实在是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了，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方面在支持孙中山去推翻清朝的同时，另一方面对本国的统治阶级，也觉得是，其实你们也是早晚该推翻的对象，只不过现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认了，总有一天敌弱我强的时候，我们会跟你们算总账的。后来三十年代以后，日本国内宪法制度的改变和国际秩序的改变同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从明治、辛亥以来长期积累的结果。
1902年的英日协定签署的时候，英国大体上还是远东地区的直接主人，它的舰队是经常游弋在上海和香港之间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改变了游戏规则。英国驻远东的舰队基本上全部撤回去了，不仅完全撤到了太平洋，甚至已经撤出了地中海。这里面关键的仍然是欧洲因素，主要是德国军备竞赛的结果。德国制造军备竞赛，直接挑战英国，对德国人本身没有任何好处，只是便宜了英国在地中海和远东地区的其他竞争者。英国人为了对付德国，不得不通过海军协定来解决问题，把皇家海军的主力集中在北海，把地中海划给了法国人，把远东的海域划给了日本人，让他们代替英国人，等于是充当分公司经理，维持远东地区的秩序。
当时一艘巨舰是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选择的。德国在地中海的巨舰戈本号如果当时被法国海军歼灭了的话，土耳其人参战到底是参加哪一边都还说不定。因为土耳其在传统上面是亲英和反俄的国家，对于土耳其这样处于世界秩序比较边缘的地方的国家来说，它其实也是机会主义者，就是说，它反正知道亚洲人是斗不过欧洲人的，但是欧洲人谁强谁弱呢？那就看当时的表现了。如果英国舰队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像在1878年柏林会议的时候一样，英国舰队开进了马尔马拉海，出现在君士坦丁堡门前，那么土耳其人肯定会认为英国人强，然后就会站在英国人一边。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反而是德国的戈本号出现在君士坦丁堡门口，这样做立刻就改变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对比。亲英的势力下去了，亲德的势力上去了，土耳其人加入了德国人一方。其实这一点就是法国地中海舰队不称职的表现。如果法国地中海舰队能够在意大利和突尼斯之间把德国的分遣队歼灭了，德国舰队到不了君士坦丁堡，那么土耳其人不是一定会倒向德国的。而土耳其人不倒向德国，达达尼尔海峡通道就会畅通，而俄国人可以通过黑海航线出口它的粮食，进口协约国的军火的话，那么二月革命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所以戈本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牵动了整个二十世纪历史局面的。
在远东的情况就是，英国人跟地中海的情况一样，一点也没有可以使用的海军力量，甚至连陆军都要反过来向袁世凯要军火。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的表现其实比法国人还要稍微好一点，尽管当时注意这一点的人还不多，当时人的观点主要是集中在欧洲方面。法国人轻而易举的放跑了德国的两艘巨舰，但德国的太平洋舰队实际上比德国的地中海舰队要强大得多，它的舰队游弋在复活节岛和瓦尔帕莱索和青岛之间，几乎切断了智利硝石的出口。如果日本人围歼这支舰队的努力像法国人那样拖泥带水的话，那么这支舰队很可能越过太平洋、中国，一直开到圣地亚哥。开到圣地亚哥，那么就一切都完蛋了。因为当时协约国大部分军火原料是从智利进口的。太平洋航线一旦放松，而德国人开进了圣地亚哥，在智利扶植一个土耳其式的亲德政府，把智利硝石出口完全切断，那么协约国大部分军火生产，至少是暂时会陷入停顿状态。
如果这支舰队干脆反过来向西开，从青岛直接打进大沽口的话，那么基本上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进北京。因为北洋政府的海军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过不了几个小时，大沽口的防线就会被摧毁，德国人只要派出几千名训练有素的部队下船的话，过不了两天就能从天津直接进入北京，然后在北京随便扶植哪一个派系，建立一个亲德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是意料中的事。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主要还是因为日本舰队比较给力。按说日本人当时比法国人穷得多，但是他全力追歼德国的结果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青岛占领了，把德国太平洋舰队打到全军覆没的地步。这件事情，实际上对于世界历史是关系非常之大的，可以说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它的关系就像戈本号和达达尼尔海峡封闭，对十月革命的影响那样关键而致命。但是我们教科书上也从来不提的，提起来等于是长了日本人的威风。
在这场战役结束以后，在1915年前后，英法两国内阁都向日本人许诺，把德国在太平洋和远东的所有殖民地，包括青岛在内，通通转交给日本。实际上按照十九世纪的外交规则，日本外务省只要稍微大胆一点，它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制造既成事实，变成远东的主人了。后来日本国内的激进派和泛亚主义者对外务省和国际协调主义者极端不满意，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这以后的几年，日本外务省的表现一直是坐失良机。如果它在战争结束以前，甚至在战争结束最初几个月，美国人还没有积极干涉远东事务的时候，直截了当就造成既成事实，如果有任何一届中国政府跟它作对的话，它可以直接推翻这届政府，基本上是不会遇到任何阻力的。这时候即使它把满洲从中国割出去，也没有多少阻力。但它始终是无所作为，一味的谈判谈判谈判，没有充分的使用它的实力容许它行使的巨大权力，而谈判的主要效果就是拖。拖过了时间就不行了，拖到华盛顿会议的时候，美国已经开始积极的干涉远东了，而沙皇俄国崩溃所造成的政治真空已经填补上，沙皇俄国被侵略性更强、渗透能力更强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取代，于是日本人在远东的扩张变得更加困难了。最后，真到1922年签署条约的时候，日本人连青岛都没有保住。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日本人失败了。失败其实是日本人经常遇到的，而是日本人失败和他拥有的大好机会和巨大实力优势，根本不成比例。遭到失败是任何人都有的事情，但是遭到不成比例的失败，那就说明是，负责办事的人员很不给力了。从日本国内的角度来看，就证明他们一向的偏见，就是说，毕竟买办资产阶级还是靠不住的，只有日本的穷苦人民才是真心尽忠于天皇热爱祖国的，那些依靠跟西方人做生意发了大财的人，由于他们的既得利益缘故，他们是根本不敢大胆的破坏国际体系，因此白白的牺牲了日本下层百姓用他们的巨大牺牲换来的大好机会，辜负了天皇陛下的圣恩。这种理论不完全是虚构，即使有夸张的成分，它可靠的程度，比起后来东亚流行的许多种理论，包括什么反帝爱国理论和革命理论，靠谱的程度要大得多，它离实际发生的事实是非常近的。
但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其实他每一次都走到背运上面：在它采取武断行动能够成功的这个二十年代机会窗口，在台上的是优柔寡断的国际协调论者，台下的那批人尽管看到了这个机会，激进派尽管看到了这个机会，但却在台下一味地嚷嚷，没有发生实际作用；等到三十年代激进派终于通过政变和暗杀的手段赶跑了这些买办资产阶级，建立了符合人民利益的革命政权的时候，其实机会窗口已经关闭了。这时候，东亚的局势已经大变了，最重要的就是，北伐已经成功了，国民政府已经建立了，等于说是整个亚洲大陆都已经掌握在敌视日本的势力手里面。这时候你再要回头，无论是青岛也好、满洲也好，还是任何地方也好，都必须要结结实实的打一场硬仗才能够得到利益了。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基本上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现在必须打硬仗才能够得到。这就是机会窗口的问题。如果1912年的时候，日本人有一支小队出现在北京或者沈阳的话，像张作霖这种人会感激涕零的跪在日本人面前，恳求他赶紧派兵来拯救皇上；但是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同样的日本兵出现的时候，那就变成一场战争的种子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中华民国的政治结构来说，就是说，撤掉了维持这个政治结构的主要动力。因为民国之所以存在，主要不是出于内部的动力的缘故，而是维持国际体系的需要。既然国际体系在欧洲已经瓦解，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维持远东体系的决心已经基本上烟消云散了。相应的，各省军阀维持北京中央政府的动机也就急剧衰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华民国政治结构的影响，主要就可以通过外交交涉的方式变化产生。在袁世凯时代，无论如何，列强搞交涉的话，主要还是跟外交部搞交涉；一战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你跟外交部搞交涉，差不多只能够达成一些原则性的协议，真到执行的时候，那就出现执行难的问题。一方面是北京政府，基本上没有力量强制各省执行它的协议；另一方面北京政府自己也没有多少执行协议的诚意。因为它已经学到了一种国民外交的绝技，说白了就是签了条约不加执行，然后耍赖皮说这是群众运动的缘故。这两种因素相互刺激的结果就是，要么你根本就不办事，要么你办事的话，你就得回过头去找那些真正能够具有责任能力、说了话能够算话的人，比如说你去找张作霖。你跟北京政府的顾维钧或者王正廷签一个条约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这个条约只能表现一个抽象的意向；但是跟张作霖签一个奉俄协定或者什么新五路协定，那么该怎么修铁路或者该怎么分红，具体问题就解决了。诸如此类。
孙中山也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向英国人控制的海关要求海关分红。尽管这一次他失败了，但是最终，他和他类似的人、地方强人提出的类似要求还是得到了胜利。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格于中国事实上已经走向了分裂的事实，就觉得把全部海关收入交给北京政府，让北京政府去镇压那些反对北京政府的各省独立势力，对于那些各省来说是不公平的。例如对于广东来说，广东人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通过海关交的税，送到北京去，让北京人拿这些税款武装军队来打我们，这不是说英国人已经跟北京结成联盟向我们广东宣战了么？所以这样做造成的结果就是，英国人不得不改变，尽管最初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最后还是采取了一种等于是分裂中国前兆的做法，就是，根据各省交纳关税的比例，把关税分开来。比如说，有20%的关税是广东交的，有50%的关税是上海交的，那么这个关税就不再在北京计算总账了，也分出20%来返还给广东，50%返还给上海。然后天津交了15%，所以就还15%给天津；山东交了5%，就还5%给山东。诸如此类。这样一来实际上的结果就等于说是，广东变成广东国了，上海变成上海国了，青岛也变成青岛国了，诸如此类。海关原来是为大清服务的一个代理人机构，现在变成了大清解体后各个独立和半独立势力的代理服务机构。孙中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按照他设计的这个公平分配的方法，广东政府才会有足够的财源搞它的北伐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演变二十年或者三十年，那么中华民国像一个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差不多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最初的时候也是由于当地的土豪因为在分割税收和支付退伍军人养老金的问题上谈不出结果来，首先也是让外国代理人来统一负责他们的征税工作，然后听他们分割税收，最后就干脆就直接分裂了。之所以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归根结底是因为更加强有力的、更加不守规矩的外国人介入了这场游戏，那就是苏联。苏联通过我们众所周知的过程，因为这个众所周知的过程我在前几次演讲中已经讲过，所以现在我就懒得重复了。我只说结论部分就行了。就是说，苏联通过每十年递增十倍或者几十倍的金钱和经济援助，扶持了广东政权，通过国民党的北伐，颠覆了北洋政权和远东条约体系，然后在国民党内部安插共产党，就破坏了国民党统一中国的企图。大致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国民政府的产生，最初根本上就是西伯利亚局、远东共和国和远东局利用国民党安插本地共产党，破坏帝国主义对远东统治这种手段。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它基本上是达到目的了。在二十年代末期，通过分割北洋和大清剩余遗产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独立和半独立政权，在国民党的北伐过程中间基本上被扫荡干净。
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一战以前的政治逻辑还能生效的话，那么在南京事件当时，大英帝国就应该进行干涉，即使英国不进行干涉的话，日本至少应该进行干涉。因为在南京事件发生以前的话，日本情报机构是掌握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内部执行苏联计划的全部文件的，文件具体到，支部是谁，谁负责干什么事情，都已经搞清楚了。整个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内部挑起反对帝国主义的势力。如果按照以前的政治逻辑的话，在北伐军已经火烧到美国驻南京领事馆，杀死大批外国侨民的情况下，联军舰队毫无疑问应该出兵占领南京。即使是英国人不来，日本人距离最近，利害关系最大的，应该赶紧采取行动。但是，由于币原的优柔寡断，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可以说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在北伐军挑衅性最强而且立足未稳、还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合法政权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直截了当的掐死这个危险势力，坐等着，经过中国内地几年的混战以后，蒋介石在南京把政权稳定下来，结果稳定下来以后，大多数在远东利害关系不大的欧洲国家，开始采取妥协态度，放弃了他们在远东的利益，拍屁股走人。汉口的英租界和九江的英租界就是这个阶段收回的，海关的权力也是在这个阶段收回的，上海资本家的金融自由是在这个时间取消的，资源委员会是在这个阶段成立的，宋子文的中央银行是在这个时期取得对私人银行的监督权的。可以说是，中国国内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条约体系的殖民主义是同时倒台的。在这一切发生的当时，币原始终没有明确的反应。
从日本的国家利益考虑，这样做应该是很愚蠢的。因为日本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如果法国人、意大利人可以说是，大英帝国不管了，我们也撂挑子不管，他们的利益是很少的，把关税增加5%，对他们也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把海关从英国人手里面夺走，对他们的利益影响也不大。但这对日本人的利益影响就大了。国民政府按照这种方式发展下去的话，不可避免的，要像是对付汉口英租界一样对付日本人，那么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是早晚保不住的。日本人面临的选择是这样的：如果你打算你好我好大家好，顺着走的话，你一定要承认国民政府的话，那你干脆就像是英美和欧洲国家那样，索性放弃自己的利益，自己带着自己人回国算了；如果你下定决心不肯放弃满洲的利益的话，那你还不如提前准备打一仗。要想打一仗就要在敌人立足未稳，尤其是合法性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具体的说，就是一定要在宋子文为蒋介石制定的那套财政税收体系建立以前，蒋介石还处在游兵散勇、到处抢劫的革命军的那种情况下，一刀做掉蒋介石，那是成本最低而效率最好的。但他偏偏错过了这个机会窗口，等到蒋介石打来打去，政权机构基本稳定，基本上把各路军阀快要打平了，中央政府快要建立起来的时候，他最后忍无可忍的打过来了。这等于是选择了一个最糟的打击机会。要么你一开始在蒋介石最脆弱的时候一下就把他打掉，保住你的权利；要么呢，你现在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机会窗口，那你干脆就不要打算了。
所以日本人在这二战以前的二十年，基本上是每一次都在最糟糕的时机选择做最糟糕的事情。外交上的事情其实是没有绝对的好事和绝对的坏事，同一件事情，提前二十年做就是好事，拖二十年做就是坏事。在正确的时间做，那就是好事；在错误的时间做，那就是坏事。塔列朗亲王有一句名言说是，当时是拿破仑杀了甘当公爵，他说，这件事情比罪行更加糟糕，因为它是一个错误。罪行对国家利益不一定是有害的，但是错误肯定是有害的。而日本人所做的那些事情，毫无疑问就是错误。但是按照他自己的政治逻辑来看，那不叫做罪行，那只是纠正他以往的错误。日本过去太冤枉了，出力的是他，却得不到报酬，老是被那些没有出力的人忽悠，所以我们现在要报复一下。从他们的心理上来讲，这不但不是一种侵略，而是一种伸张正义的过程，是为了黄种人争取平等权利，是为了打击出卖黄种人共同利益的白人帝国主义走狗采取的必要措施，尤其是为了打击国民党这个包藏共产国际间谍的白手套，那是完全正当而且证据确凿的事情。
从他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日本人在这一方面提出的证据，说明他们实际上是相当老实的人，他们说是，在抗战前提出的那些条约，像广田三原则交涉的时候提出的条约，其实要求是相当有诚意的，他们基本上没有提出什么领土要求和经济上的特权要求，只要保住他们在九一八事变中建立的满洲国就满意了。他们在关内对蒋介石是毫无要求的。真正实质上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求蒋介石清共，要求把国民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剔出去，要求国民党跟苏联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大家联合起来剿共，那么一切都可以商量。其实你如果比较一下，这些做法跟以色列的外交是差不多的。以色列并不希望得到阿拉伯人的土地，他只要是，阿拉法特愿意清洗政权内部的恐怖分子，愿意停止跟伊朗打交道，其实以色列人多让一些土地都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阿拉伯人在这方面是绝对不肯让步的，因为恐怖主义是他们唯一的武器，他们只有在搞恐怖主义的时候才能赢，打仗的时候是肯定要输的，所以他们绝不肯放弃恐怖主义的。蒋介石出于同样的逻辑，他也是不肯放弃他的军统和超限战的。
日本人给他提出的要求，其实跟布什总统和联合国2005年的时候给阿萨德提出的要求差不多，他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主要不是撤军队，而是主要撤出地下情报组织。因为叙利亚的地下情报组织在那儿不断的暗杀黎巴嫩的总统和总理，使黎巴嫩的政治生活没法进行了。蒋介石在华北玩了一次同样的把戏，无论表面上的条约是怎么样的，但他实际上始终是要派军统的特工部署在地下区的，不断的搞国民党最喜欢的那种暗杀活动。只要你得罪了国民党就肯定要遭到暗杀，那么国民党党部是不是在名义上撤出河北，那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日本人再三要求他把这些人撤出去，但实际上效果是等于零的。国民党从来没有遵守过协议，如果他们真的遵守协议的话，那么淞沪抗战就不可能爆发了。因为1932年的淞沪冲突，已经把上海自由市划进非军事区了，日本人是真的遵守这个条件的，在1937年战争爆发前夜，它在上海没有几千人，所以国民党才敢打他。但国民党一开战，就刹那间冒出几十万人来，而且全部是在上海自由非军事区内部。他们以前是在干什么呢？当然很简单，他们以前没有穿军装，然后蒋委员长一声令下，他们现在突然把军装穿起来了。
远东的国际体系就按照这种方式一直演变到抗日战争前夜。除了日本人自己觉得自己是冤大头以外，苏联和国民政府都认为自己是赢家。从苏联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干掉了张作霖、吴佩孚这样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换上了蒋介石这样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容共分子。这个成就很大，就像是如果你能够在西班牙把弗朗哥将军做掉，让西班牙共和政府掌握权力一样。西班牙共和政府虽然也是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其中包含了大批共产党的间谍。整个共和党内部，被匪谍渗透的如此严重，以至于只要共和政府多维持几十年，等到二战结束的时候，它肯定会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的。如果弗朗哥将军胜的话，那么共和派要完蛋，共产党也肯定要完蛋。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蒋介石能够赢张作霖，这就等于是他已经赢得了亚洲的西班牙战争。因为在欧洲的西班牙战争中，弗朗哥将军是把共和派、共产党都给打败了。
而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他已经通过无赖手段拆散了条约体系，让日本人的优势力量完全落空了，而且他还成功的实现了，尽管只实现了中苏反对日本的事实上的包围圈。有这个包围圈在，他才敢大胆的发动抗日战争；没有这个包围圈在的话，即使他在内部已经做了一些金融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准备的话，这场战争仍然是没法打的。从他的角度来看，即使在情报部门和党务部门中间，因此留下了大批的匪谍，而且必须在西北对亲苏势力留下一个避难所，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小的牺牲。双方都认为自己赢了。
而日本人，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已经被逼到毫无办法的地步，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给列强和国际社会提供了足够充分的证据，如果他们现在再不在最后的机会窗口消失之前进行干涉的话，那么整个亚洲早晚会落到苏联人手里面。但基本上，欧洲和美国都不接受他们的逻辑。他们只能选择，要么是按照国际社会的要求，整个退出亚洲。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将越南战争时期亚洲即将出现的局面提前几十年出现，但是实际上是对日本自己是有好处的，日本人可以不受战争损失，而且一旦日本退出亚洲以后，苏联和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活动也肯定要提前展开，而蒋介石肯定也是顶不住的。蒋介石在失败以后，共产主义势力会提前三十年进入东南亚，很可能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都会变成赤色政权。
但这种情况非常有利于日本，在整个亚洲大陆赤化的情况下，无论日本国内是民主还是不民主，它都是西方国家和美国反对苏联的唯一同盟候选人，这时候它就变成亚洲的弗朗哥政权了。美国人尽管讲究民主，要求推翻一切独裁政权，但是最后仍然不得不扶持弗朗哥和萨拉查，为什么呢，因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如果让弗朗哥和萨拉查倒台了，那就肯定是共产党上台。所以尽管他们独裁，仍然是非扶持不可的。日本如果肯采取这种政策的话，实际上它在战前的明治宪法体制是不一定要改的，实际上它完全可以维持一种弗朗哥政权式的存在，在冷战全面爆发以后，充当北约的代理人。但它没有走这条路。从它自己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它是牺牲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替西方国家做出牺牲，而且还要被西方国家打。
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等于是在一个错误的认知图景上理解问题。北伐以后的国民党已经不是辛亥时期的国民党，不再是黑龙会的代理人，而变成苏维埃的代理人了。他从他加入北伐开始，被苏联人安排的任务就是，作为一个白手套，赶走真正反苏的反动势力，像张作霖之类的，然后，再让苏联安插共产党人从内部取代。蒋介石认为他自己是足够聪明，能够识破苏联人的阴谋，能够利用苏联的力量，首先赶走帝国主义，然后赶走日本人，最后还能像土耳其的凯末尔一样，在实现民族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目的达成以后，再清算掉内部的共产党人。当然他最后失败了。功亏一篑。在他自己以为快要成功的地方，落到了满盘皆输的下场。
苏联人以为他的算法比国民党要高明得多，成功的把自以为聪明的蒋介石和日本人都算进去了，把日本人在亚洲大陆的遗产和蒋介石的苦心经营全部纳入到自己手里面。但实际上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放弃了欧洲的正面战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亚洲的侧面战场，把从满洲、中国、越南直到东南亚一线，全部拿下来了。表面上看成功非常大，但实际上这就等于是放弃了先进的、能够带来利益的地区，继承了、征服了那些落后的、需要自己倒找钱的地区。征服落后地区实际上是一件赔钱的交易，这就是美国在1948年和以后的很长时间不愿意干涉亚洲大陆的根本原因。
这个做法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的情况跟中古时代的情况不一样。苏联如果是有一个软弱的中国，无论是北洋军阀的中国还是蒋介石的中国作为自己的敌人，它花钱是不太多的。但它如果控制了整个中国，一个友好的、共产主义的中国，它为了把这个中国扶起来，需要花的钱，实际上是比对中国为敌要大得多。越南的赤化，表面上看是美国的失败，实际上是把这个巨大的包袱移到了苏联的头上。苏联因为它的成功，而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对它来说，表面上的胜利，实际上反而是失败。它如果当初的话，肯勉强维护远东秩序的话，听任远东处在破碎状态，存在一系列独立和半独立的软弱政权的话，实际上它可能会负担更轻一些，说不定还能够以某种方式转型为一种半共产党的威权政权而不至于完全垮台也未可知。
所以这里面与其说是要讨论外交策略的高明问题，倒不如说是讨论你自己资源和策略的恰当配比问题。而资源和策略的恰当配比问题，回溯到最后，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意识形态就是你对使用资源和人力的方式问题。好，我现在就讲这些吧。
问答环节
提问人A：为何歧视链中墨家的位置比儒家低？
刘仲敬：墨家凭什么要求比儒家更高的地位呢？它产生的要晚得多，出身又要差得多。难道工匠阶级能够跻身贵族骑士之上吗？像孔子那种出身，他就等于是欧洲的贵族阶级了。最初的儒生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失去固定封地的日本武士。而墨家全都是工人阶级的手艺人。单凭阶级出身这一点就不能把它列在儒家之上。再从时间演变的程度来看，墨家的产生明显要晚得多。它吸收儒家的东西很多，而儒家吸收它的东西很少。一直到汉代，基本上的情况就是：墨家有的，儒家差不多都有；而儒家有的，墨家就不一定要有了。儒家可以以周礼为依据，也就是说它有历史传统的依据；而墨家必须自己创立一个平民色彩很强的教会性组织，产生自己的教主和秘密团体。这样的秘密团体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它跟平民和宗教相结合的情况下。而墨子本人又有强烈的尚同倾向，这些东西都是很明显的危险因素。
提问人B：假如在珍宝岛事件以后，尼克松默许了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您觉得中国将会怎样？
刘仲敬：这样做显然对中国要有利得多。拔掉了核武器的中国就像是没有核武器的朝鲜一样，只对统治者不利，而对广大人民是非常有利的。而且尽管苏联的水平比西方国家要低得多，但是还是比中国的任何政权都要高得多。所以即使被苏联征服，仍然比中国独立自主要强得多。毫无疑问苏联征服了中国以后，会被迫不得不拿出很多钱来支持中国。所以吃亏的肯定是苏联，占便宜的肯定是中国。更不要说是苏联在解体的时候肯定会带着中国一起解体的，这样子，问题在1989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解决了，和后面发生的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包括核平西安以东和安拉胡阿克巴之类的事情，现在就可以根本不必考虑。
提问人C：三个问题。第一，您之前说新疆是一个绝地，四处都会布满胡志明小道，现在纳扎尔巴耶夫政权好像已经不太行了，您觉得大洪水预表还有多久。第二，现在美国处在小加图之后，凯撒之前，您觉得美国现在离凯撒时代还有多远。第三，您之前说随着科技进步，机器人技术有可能复活骑士团制度，您能不能再详细解释一下。
刘仲敬：纳扎尔巴耶夫等于是一个小型的中国，他那种经济体制是非常惟妙惟肖的预示了后苏联、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就是以寡头为主，名义上搞市场经济，实际上搞权威经济这个国家基本社会结构。它的脆弱性基本上是适用于苏联时代以后的所有半共产主义国家的。所以如果纳扎尔巴耶夫垮台的话，那他垮台的方式很可能就预示着从白俄罗斯一直到越南的整个后共产主义世界的未来的命运。它的问题是在于，它处在一条危险的、重要的交通要道上面，而哈萨克斯坦是一个非常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家。在二、三十年代发明民族的时候，俄国人始终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哈萨克人应该叫吉尔吉斯人呢，还是吉尔吉斯人应该叫吉尔吉斯人。如果让他们自己发表意见的话，他们大概也是要打一仗的，或者是打N多仗的。但是他们由于自己当时是没有明确民族意识的，所以俄国人愿意怎么叫他们，他们最后也就认了。你如果去看十九世纪的文学著作，或者中亚的历史著作，你就会发现，现在叫做哈萨克人的那些部落，当时俄国人把他们叫做吉尔吉斯人。就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哈萨克民族建构的脆弱性和虚弱性。
在哈萨克内部真正起作用的与其说是它人为建造起来、还没有根深蒂固的这个国族概念，不如说是它根深蒂固、而且确有认同基础的各帐和各宗族的概念。大帐，小帐，中帐，以及起更大作用的各族族长和族民之间的关系。而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就是一个部族主义者，他对他自己的家族和部族是非常照顾的。因此他死以后，大概率现象就是，由于部族和家族的分化，导致国家的解体，然后在解体的过程中间，苏联遗留下来、依靠石油收入和贸易收入和腐败交易维持的这个上层政权，会严重的空壳化，在它的国土上将会遍布许多事实上的半独立的政治团体。而这些半独立的政治团体跟它们危险的地缘政治形势结合起来，很容易把这个国家变成高加索人、中亚人来回网络的一条通道。
像美国在什么情况下会演变成凯撒主义，这是要看边界条件的。边界条件必须足够封闭，然后才能够形成罗马帝国。如果边界条件变得开放的话，也么罗马帝国就可以永远形不成了。小加图之所以是小加图的话，就是因为在他当时，他还觉得帝国不是一定不可战胜的，他还可以做最后的努力的缘故。你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是不可能准确的预见得到边界条件会演变到什么程度。你只有在越过某个十分明显的节点以后，才会看出事态已经发展到不可逆的状态。小加图那个时代，格拉古那个时代，肯定都还不是节点所在的时代，还不能说是发展方式是已经定局了。
你要说机器人会形成骑士团，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要操作灵活的机器人的话，那你必须有：第一，相当多的财产和产业的投资；第二，你本人必须有很好的技术水平和长期的训练。没有这两项条件，你不可能有效操纵机器人的。操纵机器人所需要的技术，比起操纵一匹阿拉伯战马和精致的宝剑是要复杂得多的。不是训练三个月就上场那种义务兵役制的士兵所能胜任的。能够操纵机器人作战那个团体，必须是经过长期训练的精英集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而且这个精英集团，即使本人没有财产，他自己所在团体也必须是相当富裕的才行。
提问人D：第一，在大洪水时代，西方有什么理由会派兵保护东南沿海呢？第二，如何说服自己的亲友离开。
刘仲敬：这个完全看你自己呀。你要有能力引起注意，然后别人才会觉得值得保护你。所谓能够引起注意，那就是说你必须有很明确的方向和很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才行。如果仅仅是有经济利益那是不够的，因为在现代条件下，物资和资本的转移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是没有政治上特殊关注的话，那么避险的最简单方式就是，迅速的把资产转移走，把侨民撤走，然后就什么也不管了。他如果要管的话，那肯定是事先已经有过长时期而且足够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经营。这些史前史，像以色列建国以前那些犹太协会的历史，或者像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那些流亡团体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史前史的种子存在，后面的东西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可以说这种东西，事先就决定了某个假想的团体能不能存在。你想，立窝尼亚或者库尔兰公国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肯定比爱沙尼亚要长得多了，它们为什么消失了，为什么在它们的土地上存在爱沙尼亚？在中世纪的时候，摩拉维亚和波西米亚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吧，恐怕任何人也没法看出：为什么波西米亚会装逼，把自己装逼成捷克以后就变成民族了；而摩拉维亚就降成一个地区了。其实关键就在于这些因素。你能不能够事先抢占生态位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当然，跟抢占生态位比起来，忽悠一批小白，应该是一个技术难度很低的事情。如果你连小白都忽悠不了的话，我很难想象你能够忽悠的了帝国主义。
提问人E：第一，现在科学发现人类血统是同源的，那么人类文明到底是不是也是同源的？第二，对于中国农民，到底是像秦晖所说的税收很重，还是像您所说的相对的轻徭薄赋？
刘仲敬：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一点小小的发现就可以改变你的理论，就像古生物学一样，哪一天挖出一些头骨来，你就要把你自己历次的缺环理论全部改写了。所谓两河流域，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肥沃新月地带文明起源论，是根据现有的考古学证据所得出的主流理论。可以说在除中国以外，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仅仅是单凭时间来说的话，最早的小麦驯化地、最早的城邦和文明遗迹，毫无疑问都是在耶利哥、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一带，然后在两河一带，然后才在埃及出现。这时候印度、希腊和中国这些地方还是没有丝毫痕迹的。而且中国可以考证的最早朝代 — — 殷商，像战车、青铜器这些技术，它的两河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而时间比两河地区晚了一千多年。这里面引出的推理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是由两河方面的最先创始，然后渐次扩张到印度河流域，再进一步扩张到远东的。这是目前的主流看法。中国方面好像是，搞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是为了推翻这种说法，但是并没有找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证据。所以，应该说来，像刚才那种说法：第一，它不见得是正确的，只是主流的；第二，能够推翻它的证据目前还不存在；第三，中国人不承认它，但是没有找出任何值得一提的反面证据。
关于农民问题，其实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涉及的时间和地域太广了。什么时代农民的负担重、什么时代农民的负担轻，包含着大量的记录缺环，而且，各个朝代起始期和中间期也不一样。所谓费外费这件事情，你要说是明清时代常见现象，那是可以的；但是，是不是秦代的常见情况，那就很难说了。军国主义的聚敛可能在战国或者秦和西汉是常见的，但是很难说在东汉家族主义盛行以后负担仍然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侧面的证据表明，东汉以及以后的各朝代，发生的事情是朝廷财政和税收的严重收缩。收缩的部分到底是被大家族截留了，还是出现其他什么情况，只能说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问题。
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来说，非常不适合。首先就不要说中国地方太大，就是南朝内部，也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南朝和北朝之间的税收制度是相差很远的。即使是在唐朝，在理论上北朝吞并南朝以后，但它自己内部的税制仍然是南北不同。中唐以后，两税法实行通过征收消费税和垄断贸易的方式为中央敛钱，用大量的运输，通过扬州到宣武之间的大运河转输，这本身就造成了经济区的分割。河北三镇以及宣武的中央地区，以及淮南节度使管辖的江南西道经济区的税收制度是差别很远的。而且帝国的统一只是礼仪上和人事上的统一，在它最大一统的时代，实际上也只是礼仪上和人事上的统一。说到税收制度，它从来没有统一过，而且不统一的程度，恐怕比西方那些小面积的民族国家不统一的程度还要大得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讨论统一的农民负担，基本上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事。这个无意义的程度就像是，你提一个问题，要求测量一下，刚果河地区，大象、蚊子和河马的平均体重一样。涉及的都是跨物种的东西，而且测出来的结果本身也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
提问人F：现在天朝的财产和家属基本都质押在罗马世界里，如果起冲突的话，他们就不考虑那些家属和财产吗？
刘仲敬：蒋介石都把蒋经国送到苏联了，但是他最后还是干出来了。你也不能太高估了政治家控制局势的能力。
提问人G：许多人不想跑路，也无法说服他们，他们应该如何在大洪水中生存下来？
刘仲敬：可以组织黑社会吧。如果没有办法说服，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忽悠这件事情是政治家必须从事的基本功，你就把它当成是一种练习好了，就像苏格拉底用他的老婆来练习哲学一样。
提问人H：国保的人可能也听不懂您说的东西吧。
刘仲敬：他们如果能够听懂的话也不能承认吧。任何人如果承认，你听懂了这些，那就是你已经承认，你自己不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了。因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不能听懂这些的。
提问人I：有人认为清教是犹太教的嫡系。但是改革宗当中，有很多人往往仇视拉比犹太教，认为这是变质的以色列宗教，而自己才是以色列宗教的正统。您如何看待抗议宗对拉比犹太教的观点？
刘仲敬：这个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呀。一般来说，仇恨越深，就是越接近的一种表现。如果是距离比较远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关心你是真是假。我想他们就不会关心某一个佛教教派有没有衷心的维护释迦牟尼的原始教义吧，那是因为他们关系太远了。如果他们居然会关心犹太教的拉比有没有符合他们的古老传统，那就是实际上是暗示，他们自己是属于广义的希伯来传统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才会关心这些。
提问人J：王沪宁在江泽民时代开始就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影响。现在习的外交政策转变，对他本人的地位有何影响？
刘仲敬：那谁知道。谈论这种人的影响是没有意义的。我对共产党的印象就是，凡是比较知名的人，其实都是没什么影响的。有影响的一定不会有名气，真正掌握权力的人一定不会有名气，你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