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天咱们的主题叫做“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点”。我想问老师，这样的题目是什么意思，跟您的这本新书《从华夏到中国》有关吗？
刘仲敬：有关。应该说它和历史的本质有关。什么叫做通古今之变？大家都知道这是太史公所说的。所以，通古今之变是一切历史最原始的目的，但是随着秩序的演化，有时候我们会忽略甚至遗忘这些原始的目的，这就是舍本逐末。所以无论你们对中西历史如何了解，最关键的问题是通古今之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历史？历史是一种认知结构，他是教你怎样从纷繁、外化的各种细节中间，发现结构和规律的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多半要靠你们的悟识或者说是认知能力，而不是依靠材料的堆积。因为单纯的盲目的对于材料的追求，无论材料本身如何正确，不一定能够提高人从紊乱中发现结构的能力，而一个人能不能从紊乱中发现结构，这可以说是直接反映了他聪明才智的最高天花板。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会有一个最高天花板，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也都达不到这个最高境界。但是即使你达到了最高境界，你也会发现个人的最高境界是相当有限的。像莫札特他为什么能够在5岁作曲？当然就是，在一般人看来，音符好像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他看来确实是有规律有结构的。他可以很清楚的把结构给你拈出来，然后给你拿到很高的作品中间。而别人呢，即使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以后，发现结构、组织结构的能力仍然跟不上。这就是说，我们在音乐中发现结构的能力和莫札特有天壤之别，天花板差的非常之远，所以他是天才的音乐家，而我们顶多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其实一切科学都是这样的，爱因斯坦说物理学就是这样的。物理学根本上就是做实验的东西。他出自这样一种愿望，就是说宇宙看上去是紊乱的，但是背后是有规律的。从紊乱中发现规律，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也是巨大的奖励。因为把紊乱变成一个有结构有秩序的东西，本身有一个审美上的巨大的愉悦。他自己就说是，他看一个物理学理论，首先要看它是不是符合审美，如果一个理论本身看起来是很丑的，那么他就可以直觉上断定这个理论多半是错误的。如果理论本身是和谐的，那么他会考虑这个理论也许是正确的。这种筛选方法本身是超越的，这就是一种物理学上的柏拉图式的论证。
实际上历史也是这样的。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从紊乱中寻找结构的能力。你找不出结构，那你永远超越不了技术员和学术工这个境界。可以说这样的人即使是收集了很多资料，调看了很多东西，未来也就是技术员，不客气地说，这种人也就是书记员，他搞的这些东西都是为别人准备的。
考验历史学家才华的方法，也就是我在刚才讲的认知结构，你要能够从各种事件中间，抽取事件背后的结构和规律。这个结构和规律可能有很多错误。但是有的时候，你即使是在制造规律和结构的过程中犯错误，也比完全制造纯粹理论要好得多。因为这个世界从来不是纯粹的。理论这个东西从来不是绝对正确的。你想，难道你说爱因斯坦找出这个规律，牛顿的理论就变得邪恶了，当然不是这样。他们的理论就是两把梯子，爱因斯坦这把梯子可以达到比牛顿的梯子更高的地方，所以他能够解释牛顿解释不了的地方，而且还解释的更精确，这就是他理论层次更高的地方。一切理论归根结底就是这样的，它只要有更新的更优的解释力的讨论，也就是更好的梯子的出现，那么之前的梯子就是要被抛弃的。但是制造梯子的能力就是你自己才能和修养的最终验证。
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证明，只要你把历史的格局没有理解正确的话，即使具体问题是正确的，也无济于事。格局理念正确，最重要的地方不是你在具体问题上对不对，而是你有没有能力提出正确的问题。而你的格局感错误，最主要的一个证据就是，你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是错误的。一个错误的问题得不到正确的回答。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如果你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是错误的，那么就像是谚语上说的那样：傻瓜提出的傻问题，聪明人是回答不了的，而且也没有意义。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像沈志华对于朝鲜战争做的这些工作，它实际上，可以简单粗暴的说，他实际上是在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和美国会在朝鲜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是不是能够避免的？那么他做了很多解释，认为这场战争也许是能够避免的。因为如果没有避免会对中国产生很多恶果，因此只能避免。这就是他那些工作的本意。从这些事情上你就可以看出，他要么是没有用良好的格局看，要么是故意没有用良好的格局。因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
中美两国有没有可能性在朝鲜不发生战争或者发生战争，这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朝鲜战争从本质上来讲，它根本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战争。他根本上就是日本失败以后远东格局重组过程中间，两种秩序的冲突。这场冲突中间，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主体。像毛泽东，或执政以后的中国人，他没有独立决定能不能参加朝鲜战争的自由。他不可能不参加朝鲜战争。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在东北和蒋介石争夺东北的时候，事先就已经得到了朝鲜、苏联和蒙古的协助。因为朝鲜，蒙古，苏联和中共是冷战阵营的一部分。而中国内战就是通向冷战道路的一部分。朝鲜已经协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东北，所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根本没有机会不援助朝鲜。他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位置，他在这个团体内部的位置，比他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要重要得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沉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伪问题，所以他所做的考据是不是正确，或者他引用的那些档案有什么意义就不是很重要了。我们要知道，档案不一定代表当事人真正的目的，即使代表了当事人的真正的目的，这个目的的意义也要放在当时的整个格局中间去考虑。否则单纯从档案的文字上判断，往往是会犯错误的。
好，下面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就是研究历史是认识格局，发现格局，寻找格局演变的意义的过程。比如说像罗马这个概念，什么是罗马？罗马是怎样产生的？他是怎样演变的？他给今天留下什么遗产？这些就是真正的历史。而不是说你在奇里契亚那些废墟里面挖出一些考古学资料，配合当地留下来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材料，考证当地修了什么水利设施什么的，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你必须把这个水利设施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是如果是在戴克里先朝修了这个水利，那么你就要考证一下这些水利设施它的工艺品质，比如说比伯里克利时代或者说是比图拉真时代是不是退步了，这个退步是不是反映了罗马帝国整个社会的生命力，他的财政基础是不是市政提供的，或者是其他人提供的。如果它的财政发生枯竭，或者是出现其他的问题，是不是反映了罗马帝国从早期到晚期的宪法性质上的变化。你把这些问题搞出来，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真问题。现在的倾向就是，人们往往忽略了真问题，而去关心那些无足轻重的细节。而检视这些细节的时候又没有把正确的背景搞清楚。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本质，就是说你无论研究任何细节的问题，在研究细节问题之前，就必须把细节所在的基本环境搞清楚。就是结构和演变的问题。而结构和演变，从根本上讲是非常类似于博尔赫斯那部小说，叫做《交叉小径的花园》。因为世界就是这样一种交叉小径，它由无数错综复杂的道路组成，这些道路穿过时间与空间。在有些情况下，你正好处在一个节点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十字路口，也就是更加多维的，通向更多道路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你可以做出选择，选择可以通向许多个不同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非常微不足道的失误，做出一些很小的失误，对未来也有很大的影响。就像蝴蝶效应所说的那样，一只蝴蝶在扇动翅膀，会引起猛烈的风暴。但是你一旦越过这个节点，比如说从十字路口进入道路中央，那么你的选择余地会直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你顶多能说我在路上，我可以比别人走得快一点，或者说我故意比别人走得慢一点。但是我要越过道路，硬着头皮不按照道路的方向走，向左走、向右走、横着走，那是不太可能的。
打个比方来说，以我所认识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人在30岁以后他的人生道路已经锁定了。你看他在30岁的时候做的什么工作，你就可以合理的推断他在60岁时或者临死时是什么状态。你顶多能说，他也许升官发财比人快一点或者慢一点，但是基本路径已经确定，剧本要想突破那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他所在的大环境发生急剧的变化，那么他的路径可能会改变。但是如果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你要做预言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处在个人命运的时间节点上。他也许会学文，也许会学理，也许学完这一门以后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它的路径有巨大的开放性，这就是因为他处在节点上面。
历史总是处在一种动荡-平衡的状态中，从一个节点走向另一个节点。如果你正好处在节点之间的道路上，那么你的生活，不管你个人的才能或者志向等等，你的一生注定都是比较平淡的，也许是比较幸福的。但是如果你处于接近节点那个状态的时候，那么无论你怎样渴望安定的生活，你都注定要做出许多非常痛苦的决定。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基本格局。这个格局是超越公正或者不公正之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先在的命运。这个先在命运在你自己意识到你自己的命运以前，已经把你自己所能做的选择做完了。这些选择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先在条件，这些条件是你不大可能超越的。
历史上的行为主体也是这个样子的。你如果回顾我们所说的中国或者说是罗马，或者说是美国，或者说是其他实体的起源，你就会看到这样类似的演变过程：振荡-平衡，经过节点，在节点做出重大选择，然后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走进一个你没有办法回头的路线。如果你对目前的情况表示不满，或者说是你发现前后左右的许多人都对目前的情况表示不满，那么很可能就是你们都没有预见到不满的意义，这些不满的意义，就是说，大家正在感到，某一个节点正在接近，而且大家希望在这个节点的时候能够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重新选择的机会是非常宝贵的。对于人，或者说是任何国家，或者说是任何历史主体都是这样的，选择的机会比任何具体的意义都要重要。一次错误的选择会带出许多错误的选择，所以一步错，步步错。失去先机就会在未来的许多次选择中间紧接着失去先机。而一次抢占先机，那么你就会在以后的许多次选择中一次又一次的抢占先机。像马太效应一样：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使它不断放大。你们两个人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上是处在一起的，因为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上选择不同，一个向左一个向右，然后第二个十字路口，第三个十字路口，不同的选择会把他们拖的越来越远。最后在游戏快要接近结束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完全像是不同世界来的人，已经完全没有共同点了。这样的事情是在历史中不断的发生。
在国家层面也是这样的。像甲午战争这样的事情，其实它真正重要的，不是说要考证什么高升号事件啊，到底是谁违反了国际法呢，到底是哪个政治集团对战争应该负有最大责任呢？其实它的关键意义就是：甲午战争锁定了中日两国历史的命运，而这个历史命运又对以后的发展做出了进一步锁定。像卢沟桥事变，像朝鲜战争这些事情，它根本的意义就是这样的命运锁定问题。所以我刚才提到沈志华，就是因为沈把朝鲜战争看成是中国命运的一个节点。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命运，等于说是从1928到1949年的过程中，已经通过一个动态平衡锁定了。只要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是这样的，苏联和远东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是这样的，然后中日战争和日美战争按照我们已经知道的方式发生，这些事实确定以后，那么朝鲜战争是改变不了的一个基本格局。三八线存在不存在，朝鲜完全落到南韩手里面或者说是完全落到北韩手里面，都改变不了这个基本格局。 1952年边界战争，其实本身的具体边界是无关紧要的。比如说朝鲜战争中，中国如果取得全胜，使边界不是在三八线上划过，而是在济州海峡，在对马海峡划过，把整个南边划入苏联阵营里边，难道以后的历史会有多大的不同吗？恐怕影响很小。所以我们可以说，从格局和节点的意义上来讲，朝鲜战争其实并不算是一个节点，它的节点意义比起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1928年的北伐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1928年的北伐以后，等于说是中国的整个命运，无论国民党做出怎样的挪移，已经被锁定在一个挑战国际秩序的不可撤状态之中。这个挑战国际秩序的基本姿态，迫使他注定要在其他国际体系挑战者当中去寻找朋友。而那些朋友，如果不是苏联，那一定是德国或义大利。国民党有一种说法就是，他本来很想跟英美结盟，但英美不要他了，所以后面的事情才发生。但是实际上在那以后他已经不可能跟英美结盟了。因为英美给自己选定的这个角色已经是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而1928年后的中国，通过它的革命外交，通过它的废约，打倒帝国主义一系列措施，他已经占到了国际秩序破坏者的一边。而跟国际秩序破坏者在一起，他可以选择的余地是非常小的。
1937年之所以是一个节点，就是说，因为1937年以前，一直是站在英美一边扮演国际秩序维持者的日本，做了一个重新选择：他由比较消极地维护华盛顿条约确定的远东国际体系，打击中国和苏联这两个主要破坏者，一变而为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它由维护者变成破坏者，它想从原来国际体系垮台的废墟中间，萌发出一个新的巨大势力，通过占领满洲控制亚洲，对亚洲大陆施加更大的影响，获得一个新的权力体系，这个新的权力体系将来可以用于挑战英美，以另一种方式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那么未来的情况也就很清楚了，就是，中苏集团和日本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对原有的华盛顿条约确定的体系非常不满，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推翻这个体系。那么他们的博弈不管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远东原来的各种势力，都要经过严重的重新洗牌。对于中间状态的，比较维护原有体系的势力，像北洋势力是注定要毁灭的。而没有确定自己的位置的势力，像国民党，处境也是非常糟糕的。他搞不清楚他自己是站在哪一边的。如果他坚持要站在挑战国际秩序的一方的话，那么由国民党统治中国就显然不如由共产党统治中国，因为共产党是始终站在苏联一边的。而国民党呢，他在追求一个虚无飘渺的目的，在追求一个可以说是很类似于泛亚主义的一个目的，一个包括满蒙藏在内的一个大中华。这个大中华要推翻从鸦片战争以来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所有的条约体系，但是又不能跟苏联站在一起，又不能接受史达林主义的军事工业体制，不能接受跟苏联结盟的外交政策。这样他就把自己推进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他要追求的目的，不可能通过他实施的手段来实现。而他实施的手段终于让他自己为自己切断了退路。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以后，未来的结局可以说只能有两种了：要么是资本主义集团粉碎了中苏集团，在亚洲大陆上取得一边倒的势力，那么亚洲大陆上当然肯定会爆发日本国家和英美国家的冷战；要么是相反，日本完成彻底垮台以后，苏联在亚洲大陆独大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不但国民党本身是注定要毁灭的，寮国、越南、柬埔寨这些国家都被送进一种别无选择的历史布局中间。日本一旦倒台，退出满洲和亚洲大陆，那么那些地方一定不会是国民党的，或者是其他地方性质的势力，一定是苏联和他支持的亲共势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英美不愿意自己干涉亚洲大陆的情况下，整个亚洲大陆的赤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亚洲大陆上都要建立汪精卫的或者是溥仪式的傀儡政府，在日本的领导下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在1928年以前，亚洲大陆的玩家还是比较多的，游戏还比较复杂。这种二选一的局面还没有出现。但是通过革命外交，以及国民党和苏联、以及日本激进派在一起博弈以后，到卢沟桥事变和珍珠港事变以后，牌局上清一色的局面已经注定，将来只能是这两种结局，国民党等于说是已经处在一种费比乌斯的状态。只有极少数头脑特别清醒的人才能看出它将来的命运。
所以4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的选择，这是很自然的。整个布局也是判定形势的关键。像杨奎松写的好像是没有抓住格局的重点，他写的好像是，40年代整个知识界仍然像是20年代的知识界，或者是清朝末年的知识界那样，有很多不同流派，鹿死谁手还没有确定。其实在40年代的时候，鹿死谁手已经确定了。要么是亲苏的势力，要么顶多就是亲英美的势力。既不亲苏又要搞反英美的民族主义势力，这肯定是死路一条。你怎样搞，无论蒋介石怎样理解中国的命运，他们怎样打天下，都不会有任何价值。
就像今天，可以说是，在1972年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再去写文章也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国已经是跟苏联彻底闹翻了，而文革已经过去，因此只能是走亲美的路线。违背这样一条路线的任何势力，都会遭到毁灭，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格局不是在1978年，而是在1972年中美机会主义联合已经确定了。文革实际上是这样一种事情，就是说，毛想要用极左的路线去打击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取整个共产党的权威统治。他失败了，失败的体现就是林彪的出逃，这时他是别无选择的，继续走下去，他要冒被党内亲苏派清除出去的危险。只有美国才能克制苏联，他只有通过亲美路线才能克住党内的亲苏路线，同时使中国在挑战苏联失败以后，不至于遭到柬埔寨和斯洛伐克的命运，还能够第二次东山再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尽管粉碎四人帮不是毛泽东的决策，但是1978年的事变确实是1972年事件不可避免地后续。走到这一步以后，你往下走，再往后走下去，无论如何你也别无选择。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其他人，不愿意按规定好的路线去走，那么遭到毁灭的就是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在杨奎松的设想里，知识界如何如何了，思想流派如何如何了，都是些泡沫的东西，没有什么意思的。思想流派也许在五四以前，也许在1901年、1912年，还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在1946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时候文化界已经无法主导了。
用我刚才的理论就是，历史节点已经过去，现在不是你做出选择的时候。用中国古代的政治术语来说是，这叫天命已定，群雄逐鹿已经成为历史。如果你是在刘邦和项羽的时候，那就是“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你有巨大的投机机会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在汉武帝那个时候，你有再大的本事，你也没戏了，路径已经锁定了。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要知天命。知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所以，什么时候是天命，格局已定，你已经无法选择？什么时候是群雄逐鹿，天命未定的时代？要建立这两种时代的概念，你需要对历史格局有非常深刻的了解。这才是中国古人研究经学和史学要研究的真正问题。如果背离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说，你的史学不具备资治通鉴的意义，因此只是一种寻章摘句，雕虫小技，所以说是不值得重视的。
我们再回顾现代史学你就会发现，现代史学恰好就是这种雕虫小技，他们不要求你有很多的背景知识，只要求你考证具体问题。但是仅凭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你只要不了解历史具体事件当时发生的巨大背景，而只去抓住什么档案啊，考古资料啊，考证一点一滴的东西，那么你犯错误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因为任何人、或任何角色或任何事件都离不开当时的环境和背景。我们经常看到一篇文章是错别字百出，但是我们仍然能理解他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尽管错别字很多，但是你看错别字还是能够想像出错别字原先那个正确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看到上下文了。有上下文在，你中间只是缺一两个字，就像考古学家考证金文一样，仍然能够想拼图一样把它拼出来。这就是我们说的情景模拟能力。这几个字错了，或者说是缺字，没有关系。具体的考证过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只要勤勉一点，情景模拟是正确的，对整个大局的把握没有错误，那么整个文章或者整部书的意义，你是能够做出正确解读的。但是反过来就不行。如果你对上下文的理解是错误的，对格局的理解是错误的，那么你把这几个字讨论的再清楚，即使你纠正了其他一些错误，那么你的判断仍然是错误的。任何人都不能挽回你的错误。所以一切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回到对格局的了解。对格局的了解，那就不是单纯的普通史学家能搞出来的。你必须到余英时或者陈寅恪的门下，你必须有那种知人论事，老吏断狱那种能力，对人类的动机和行为，特别是他隐秘的动机是什么，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然后你才能够挖掘出他真正的动机，不会被表面上的事件，或者说是写在公文上的那些东西所欺骗。
回到沈志华的例子上，他把从史达林和毛泽东的电文中间去选择，去收集了很多材料，得出这些结论，就是说，在某年某月某日以前，双方都倾向于不干涉朝鲜，然后在某年某月某日以后，史达林改变了主意，在某年某月某日以后，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因为他们的电文上是这么说的。但这肯定是胡说八道的。电文上说的绝不是真话。我们都应该很清楚，从亚洲远东大陆的历史演变的格局上来看，早在内战时期，甚至在北伐时期，苏联的远东战略的基本逻辑都已经预定好了。日本的共产党、朝鲜的共产党、中国的共产党本身，都已经相当清楚他们之间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彼此之间有一个相互协调的配合默契。这种默契是不用写在纸上的。写在纸上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默契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点上：我们认为有必要留下一个证据，留下一个公开的决策，以便让下面的人知道具体问题应该怎么办，以便后人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理解历史。但是他们真正的决策绝对不是依靠这些电文。你们不可能想像，在毛泽东和史达林发这些电文以前，他们对金日成将要干什么事是真正毫无了解的。不是说是金日成，照他那种，根据电文判断历史所得出的结论，金日成的冒险行动是毛泽东所不知道的，甚至说可能是反对的。但是这些事情是真的么？
如果你按照赵盾的事例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古代历史学家就这样认为，赵盾作为晋国最有权势的宰相跟摄政大臣，跟国君不和以后逃到国外去，然后国君被他的同门赵穿所杀。这件事情就算不是赵盾本人的意思，也是在他的影响下进行的。因为杀国君，赵盾是总要得到好处的。赵穿没有接到他的命令，但是他肯定报有某种希望，也就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会对赵盾本人和赵家有很大的帮助，这就足够了。这就是格局问题。因为根据这个格局，我们可以说是晋国政变的罪魁祸首仍然是赵盾，即使赵盾本人他没出现。
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陈炯明和孙中山的冲突中，尽管广东的政变军人驱逐孙中山时没有经过陈炯明的批准，甚至是在陈炯明本人的极力反对下进行的，但是陈炯明仍然应当负责任，因为他的广东路线和孙中山的广东路线截然相反，两者是一定要发生冲突的。如果不以那些正面军人政变的方式发生冲突，在稍后的时间内，也一定会以其他方式冲突。而陈炯明是最后早晚要和孙中山决裂的。尽管那些政变军人过于鲁莽，没有按照陈炯明所采取的那种巧妙的、慢慢排挤的办法把孙中山挤出去，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反映了陈炯明的愿望，尽管做的鲁莽了点。也许是看陈炯明脸色行事的。
毛泽东和金日成的关系也是这样的。自从毛泽东把参加中国内战的朝鲜部队派给金日成以后，他其实是肯定是早就知道金日成早晚要把这些力量派到韩国的，正如史达林把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大批军火交给毛泽东以后，他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早晚要用这些军火去对付蒋介石。但是如果再看史达林和蒋介石的函件来往，你会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就是说史达林其实一直是想要遵守条约压制中共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那些军火到了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正在破坏协定，他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中共自己搞的一套。如果你用沈志华那种史观，让一个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去考证中国内战的历史，你会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就是说苏联对中国内战一点责任都没有，他是仅仅出于天真和武断，才把日本留在东北的巨大资源交给中共手里边，这些巨大资源比蒋介石在内地18省所拥有的全部军事资源至少要多出3倍，而且品质要高出不止一个等级。他们能够在东北一年造出一千架飞机，而蒋介石在南方，整个南方，造不出一两台汽车，不要说完整的汽车，连完整的卡车轮子都造不出来。得到这些资源以后，基本上毛泽东处在一个可以对南方摧枯拉朽的地位上。史达林做了这些事情，但是你从他留下的档案里面，根本看不出来他有暗示毛要动手的意向，但是他肯定是想到了这一点。
正如赵盾在出亡的时候，陈炯明在流亡的时候，他肯定知道，他留在国内和留在广东的其他势力不会坐视不管，非让孙中山难看不可。史达林在做出移交军火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肯定也知道，他做的这个决定就是要蒋介石难看。毛泽东在移交那些朝鲜军队的时候，他肯定也知道，这些朝鲜军队一定会派上用场。但是他不留下记录，不承担责任。如果干成了那是你自己的事，倒楣了我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大人物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稍微有一点官场经验就会知道，领导有的时候，要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不能向你说明的。你必须主动去推测领导的意图，推测领导说不出口的隐秘的欲望，然后主动的迎合领导，在他自己不用说明的情况下，替领导办到领导自己想做而不肯做的事情。做到这些事情以后，你才能够真正把自己变成领导的心腹死党，然后变成可以突然起身，可以绝对信任，可以在他洗澡的时候能够随时闯进去，说私房话的人。如果你变不成这种人，一切都按照公文程式上的办，那你一辈子也没啥做大官，或者是做大事的机会了。
到某些时候，比如说亨利二世在想杀掉汤玛斯·贝克特的时候，他只要在偶然时喊出来：这个声音太讨厌了，难道没有忠臣义士替我干掉他吗。他不用下这种具体的命令，保证就有一帮忠臣义士在没有接到国王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就要把贝克特杀掉，杀掉之后还要向罗马教会、向全世界宣布：国王从来没有向我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而且他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国王就是没有向他下达过这样的命令。但是国王通过其他间接的方式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谁是他的敌人，也清楚地表明了，除掉谁是他的最大的愿望。这种情况下，你敢说亨利二世对贝克特的死是没有责任的么？根据同样的逻辑来说，你敢说是中国内战不是苏联造成的，或者说是朝鲜内战不是中国造成的么？当然你不能。如果你足够承认这些，而且对历史格局有足够的了解的话，你不会为那些推脱责任的小花招所迷惑的。那你只能像中国古代的史家一样，大胆地写下，“赵盾弑其君”这几个字。你要大胆的承认，1928年以后的远东国际，是在苏联的操纵下，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战争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你承认这一点以后，你才能够理解后面的事情。正因为中国对朝鲜战争负有巨大的政治责任，政治责任跟法律责任不同，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亨利二世在法律上对大主教贝克特的死没有任何责任。责任完全在刺杀者本人，因为他没有下达任何书面命令。任何一个陪审团都会宣判国王是无罪的。但是历史学家一定会判断，国王是对以后的政教冲突有责任的。他有政治责任但是没有法律责任。在法律上有责任，在政治上可能是无责任的；在政治上有责任，在法律上可能是无责任的。这两者是完全不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朝鲜战争的历史责任，也就注定了它在今年后20年的历史中被锁定了。这种历史路径是，周恩来不可能跟杜勒斯握手，越南战争一定按照他实际发生的那样。中国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中国的国内政治也必须跟着它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地位而基本确定。 50年代的各种运动是什么呢？你不能抽象地说是极左运动或者说是毛泽东个人错误什么的。要看清它真正的意义，就是说，中国既然通过共产党在冷战阵营中间已经绑定在苏联这一边，那么他就有责任，哪怕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对国内社会进行格式化，对国民党、对右派做出必要的清洗，把社会改造到，符合他是作为苏联藩属国和卫星国角色这样的地步。一直到1957年，他发表了一些所谓的极左言论，根本上是为了这一点。
但是1957年的分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史达林死后，毛认为，今后的共产主义阵营应该按照比较平等的方式来安排，也许是要他来做主，也许至少要由中苏协商来做主。所以尽管赫鲁雪夫对他做的许多事情是史达林绝对不会做的，但是毛肯定对苏联反而更加不满意。这个不满意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不是说赫鲁雪夫对他比史达林还要坏，实际上史达林对他更苛刻，而是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恰好在史达林那个时候，毛自己的安全都没有保证，他能不能打赢蒋介石，能不能打赢高岗，能不能在党内斗争中取胜，这都全靠史达林决定，他完全没有资本去违逆史达林。在50年代后期，他感到这些人都已经不足以成为他的威胁，他希望双方能够按照新的力量对比，重新安排势力范围。苏联不能接受这一点，导致中苏分裂，而文革是中苏分裂的下一站。中苏分裂既然分裂那就要有一个路线问题，你既然说苏联是修正主义，就要我们就要提出一条不同于修正主义的路线，因此要做出理论上的对位，这个理论上的对位就是文革的极左路线。这个极左路线跟50年代的极左路线不一样，它代表的是反苏，反亲苏观念的，跟原来的所谓的极左路线恰好是相反的。在国际上出现了所谓“三个世界”理论，这表明中国要联合第三世界，跟非洲或者是亚非拉一些国家，同时反对苏美两国，这两种路线的尖锐矛盾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根本问题。如果你仅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或者看到毛泽东对国内的事情，就不会理解格局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1960年以后，选择他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阵营中间的位置，类似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选择。因为这条新路线，必须要求他在外交上和国内政治上，都发生重大的改变。而1972年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努力失败了。他尽管做了这些工作，尽管拉拢柬埔寨或其他许多小国，但他还是既没有揍倒苏联也没有揍倒美国，而且自己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处境，党内的亲苏派很可能会把他做掉，发生捷克斯洛伐克类似的事件，他已经很清楚意识到捷克事件对自己可能产生的危险。这时候必须做出马基雅维利式的选择，因为只有美国才能平衡苏联。 1972年的戏剧性的一系列事件，使以后的党内斗争不再有史达林式人物的机会，因为现在要依靠美国反对苏联，那么只有你在国内政治上采用比较实用而不顾矛盾的权宜之计。 1978年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是确定的。就好像说是，你把河水放出了水阀，那么你肯定要遇见到，河水冲出水阀之后，就会冲出一条河道。 1972年的大转向就是把水放出了水阀，然后放出水阀以后，无论如何在都要地上冲出一条水道的。这就是1978年的事情。
通过这样的格局判断，你就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处在一种怎样的形势当中。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是怎样联系起来的。通过刚才的例子你们也可以看出，国际环境对中国的约束是怎样的。而中国国内的政局变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这是由双方的实力对比或国际格局决定的。因为国际格局也存在问题，任何时候它都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在唐代时，毫无疑问，长安是中心地区，日本韩国就是边缘地区。在古代罗马，毫无疑问，罗马是中心地区，叙利亚埃及是边缘地区。在近代世界，毫无疑问，西方是中心地区，西方只要打个喷嚏，你们这边就要洪水滔天；美国打一个哈欠，中国就要受影响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处在边缘地区，所以只要中枢地区出了事情，最先被淹没的就是边缘地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的损失总比其他人要大，反正你只要处在下游，你肯定是要倒楣的。就像拉封丹寓言上所说的那样，两头牛打架，踩死了一只青蛙。大人物争斗，倒楣的总是老百姓。中心国家发生重大的路线斗争，倒楣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边缘地区。中国就处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格局，或者是出于虚荣心或其他的什么理由，像现在的所谓革命史观，还是其他什么史观，给中国安排了一个不适合中国角色的地位，所谓叫做五千年光荣历史啦，伟大历史复兴啦，那么你就会处在一个荒谬的地位。你像1945年的蒋介石一样，你没有一点正确理解，然后给自己带来毁灭性的命运。
我们要说蒋介石为什么失败，他怎么失败的，就是因为他没有理解到格局和节点。他没有意识到1928年他已经跨越了节点。以前北洋政府的安全是依靠北洋政府扮演了国际秩序维持者的角色才得以维持。就好像说你为什么是现在非常安全，别人不会去偷你东西也不用去抢你东西？这是因为你扮演了一个秩序维持者的角色，员警可以自动保卫你的安全。如果你背离了这样一个条件，你自己变成一个通缉犯，那么员警不但不会维护你，还要抓你坐牢，那你发现你处在黑帮的那种意义上。以前我之所以不偷你不抢你不打你，我不是因为害怕你这个人，我害怕的是员警的力量，我害怕的是法官，但是现在既然你自己变成一个通缉犯，很好，我黑吃黑太容易了，我黑了你钱，谅你也不敢去报告警官，你自己是通缉犯，打死了你我也不用负法律责任啊。因为没有人会保护你了。
1928年以后的国民党就处在地位上。为什么日本人不敢打北洋政府？不是因为日本没有这个实力，也不是因为北洋政府怎么样卖国。关键在于北洋政府是一个国际体系中的良民，而日本也是一个要做良民的国家，你们双方都是良民，那么当然不能打架了。有纠纷，到派出所去解决啊，到法院去打官司啊。你自己打起来那你自己不变成犯罪分子了吗。所以日本不能打。日本为什么可以打国民政府？因为国民政府通过革命外交把自己变成了通缉犯，你既然是通缉犯，那我随便打你都行啊！所以日本就去打你了。日本为什么失败？因为他在打人的过程中间，违反战争规则，被当时的法官以及英美一些势力叫停了，叫你停还不停，就算你是员警，法官叫你不能再打犯人了你继续打犯人，那么你也是一个违纪违法的人了，法官下一步就要制裁你。日本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一方面是抓住这个机会反对国民党，另一方面他又有私利，想把整个远东吞下在他自己手里。这就是他耍花样的地方。这样他自己就变成罪犯了。
但是中国人又做出了错误结论。他看到日本人被美国人打垮，本来是美国人打的，他就以为是他自己的胜利，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格局我们用最通俗的语言去讲，就是说，中国首先做了一个小偷，然后被日本这个不守纪律的员警暴打了一顿，然后美国这个执行法律的法官，说，日本人不该这样随便打人，然后把日本关进了监狱。然后中国这个小偷马上得出结论说，既然日本这个员警坐了监狱，那就是说我这个小偷原来做的破坏条约体系全是正确的。以后我要变成世界强国了，变成世界四强之一了，我要像世界强国一样行事了。这种错误的想法跟随着他，根据这个错误的想法，他一再做出错误的决定。 1944年魏德奈将军就已经看出，日本一旦出满洲，那么苏联肯定要会进入满洲。而国民党绝对不是苏联的对手，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美国率领一支国际干预力量，把中苏两国隔开，这样对国民党是最有利的。但是蒋介石有没有感谢呢？他做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姿态。他声称：我们之所以抗战就是为了收复东三省，如果收复了东三省以后，美国这样的话现在拿去，那么我们抗战还有什么意义呢？美国既然是正义的国家和我们的盟国，就不能那么不够意思，要不然我跟你没完。于是美国撤回来，让你自己去玩儿去吧。你自己玩你自己看你有没有能力打得过苏联~不出所料他玩儿不过苏联。
但是玩儿不过苏联也是一时的，因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直都同心同德的。苏联史达林开始并不是想要整个中国，他只是要在长城以北维持苏联的特殊势力范围，如果国民党让给他，说不定史达林干脆把共产党做了都是有可能的。就像在希腊做的那样，既然邱吉尔和史达林已经谈成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归苏联，希腊归英国，那就没有办法了。虽然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顶多只有几百号人，但是苏联人把这几百号人统统弄到罗马尼亚去，把国王和政府赶走，罗马尼亚全部赤化。希腊尽管有几万大军，把全国几乎90%的土地和人口都占领了，没有办法，史达林要镇压你就一定要镇压你。他让英国人把他们杀光，而且还要做出英国人没有要求做的事情，把逃到苏联的所有共产党统统杀光，为什么，他要履行对英国的承诺。三区革命，就是新疆和东突独立运动就是这样的。东突独立运动一开始就是苏联挑起来的，不仅是国民党政府，但是如果国民党一旦同意把外蒙古让出来，苏联马上决定把东突的这些势力做掉，然后东突这些人统统在飞机失事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死去了。
如果国民党肯把东三省，甚至是把华北交给苏联的话，史达林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中国共产党也是可能的。但是蒋仍然是一个不能认清格局的人，他绝对不能忍受，在八年抗战做出了如此之大的牺牲以后，难道我们的处境还不如抗战以前吗？那是绝对不行的。我们是世界四强，以前日本在东北搞特权我们忍了，现在抗战好不容易胜利，苏联再想搞特权，我一定要跟他决裂，哪怕跟苏联决裂也没关系。跟苏联决裂苏联就会把共产党放出来。但是我们从格局上来讲，你不得不承认，抗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处境比抗战以前更加糟糕而不是更加好了。因为抗战以前，苏联和日本相互平衡，而英法美这些国家在亚洲大陆都有势力，等于说是有七八个人在同一个场地上，就算是一两个人有野心，碍于其他人的面子他也不敢有什么动作。所以蒋介石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你既然把日本赶出去了，又把英美国家的租界都收回了，把整个帝国主义赶出了亚洲，那么这场游戏上面就只剩下两个玩家了，不是你就是苏联，而苏联比你强大得多，没有别的牵动力量，你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满足苏联的欲望，要么苏联来打你。
法国也是这样的。法国在普法战争以后总是忘了这一点。他觉得只要是打跑了德国，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他的处境就好了，所以它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处境已经严重恶化了，为什么，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虽然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但是德国西面有法国，东面有俄国，两个强国把德国卡的死死的。德国如果敢侵略法国，俄国就会打他。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德国战败了，交出了阿尔萨斯-洛林，但是俄国也变弱了，东欧出现了波兰等一系列小国。现在法国不安全了，因为一战以后，德国如果再次进攻法国的话，他已经没有一个俄罗斯帝国可以保护他了。他只有依靠波兰和捷克支持着。但是波兰和捷克这些小国在德国面前是自身难保。可以说，一战以后，法国和波兰和捷克结盟，相比一战以前，法国和俄罗斯结盟，你觉得法国是更安全呢还是更不安全呢？任何现实的人都会讲，法国跟俄国结合，虽然没有阿尔萨斯-洛林，但是他的处境比较好，比一战以后，法国尽管得到了阿尔萨斯-洛林，但是把俄罗斯换成了波兰，反而让处境恶化。 1945年的败局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的处境也是这个样子的。蒋处于跟法国是差不多的命运。他拒绝承认1945年的四强比1928年那个不平等条约下那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是更加糟糕的。因此他注定要遭到一场类似1940年法国遭受的那场变故。
这就是从格局分析判断历史。我相信你们如果你们去从官方的教科书看这些历史，甚至所谓英美费正清学派写的那些书啊，沈志华写出来的书啊，杨奎松写出来的书啊，现在所有搞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写出来的书上，你都绝对得不出我刚才谁给你们描绘的那些结论。但是我可以的说，尽管那些人学问比我大的多，但是我是正确的，而他们是错误的。我做到了司马迁和古代大历史学家做到的事情，通古今之变，我抓住了历史的结构和节点，给你们提供了正确的解释。蒋介石如果能够掌握这些正确的解释可以救他的命，毛泽东如果没有正确理解，那么他也是无法成功的。根据这个格局，你也可以看出，我们现在对历史学家和官方教科书所做的这个格局和1945年蒋介石的想像的那个格局，是一样不正确的。按照这种格局的说法，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国力快速增长，现在已经到了恢复鸦片战争以前的黄金时代，重建中华民族中兴地位的伟大时代。你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从格局的角度来讲，你错了。
1978年的中国，尽管经过文革的动乱，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现在的中国尽管变得富裕多了强大多了，但是1978年的中国比起今天的中国要安全得多。这是从格局的意义上来说的。 1978年的中国为什么能够得到美国给的待遇和机会，因为他扮演着背叛者的角色，他在苏联背后插了一刀，使得苏联处在两线作战的危险局面，最后间接促使了苏联1989年的倒台。苏联倒台以后，世界罗马化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世界，不再像19世纪的世界那样，有英法俄德各大国一起争霸，彼此之间不相上下，像春秋时代列国一样。但是现在像是秦朝以前的中国，和罗马那个世界，除了美国以外再没有其他超级大国。无论是俄国、中国、伊朗和其他那些二级国家，它们的实力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美国。这跟以前的苏联不一样，以前俄国可以和英国势均力敌，法国可以和德国势均力敌，以前苏联可以和美国势均力敌。但是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和伊朗或和其他任何国家加在一起，要斗美国是斗不过的。就像是迦太基战争以后的地中海事件一样，罗马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国家当时全都结成联盟，都被罗马打得落花流水。 1989年以后的世界已经整个罗马化了。
中国的安全环境，可以说，左右逢源的时代，已经永远消失了，而且不会再来。经过1989年以后，每隔十年，世界罗马化就要进一步。波兰在1999年和整个东欧国家被纳入他的阵营。现在，轮到乌克兰。 02年03年是伊拉克，现在是轮到叙利亚，过程一步一步走过来。每隔十年，罗马化的进程都要向前推动一步。过去作为绊脚石的国家，今后都要变成罗马的前哨。现在只有三个国家孤独的被罗马排斥：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它们都是古代多民族帝国的残余，因为过去历史的光荣，所以没有办法接受在罗马世界中间扮演一个小兄弟的角色。因此，他会自己编造一个古代的光荣史。这个光荣史就像蒋介石在1945年编造的民族复兴史、或者是世界史上的地位一样，严重地妨碍了他正确的认识。他那些思想都是错误的。
因此，我也可以做出古代史官曾经做出的判断。当你对历史格局判断错误的时候，灾难马上就要会降临。你做出那些细节的考证，不管是朝鲜战争那些外交档案的考证呢，还是40年代知识份子心态的考证，还是其他那些考证，考证再清楚也不能说明你认识格局。如果你对格局的前景还不够清楚，你甚至可以用那些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史料，得出非常错误的结论。就像沈志华、杨奎松，已经得出了非常错误的结论。
我之所以今天敢在这里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我预感，有把握预见到，今后这20年，现实历史的发展，将会印证我的预言。过去的十年，从2007年到现在这7年的历史发展基本上没有超出我个人的判断。我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过去这几年的预见非常准确，所以才胆大妄为的，不顾历史学界权威的意见，也不顾大多数人的意见，在我个人的思考下得出一系列结论。这就是所谓的格局。通过对格局和节点的选择，你能够对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你能够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的命运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在什么情况下你的命运是有选择余地的。
在1999年的时候，我不认为我自己的命运有选择余地的，因为那时我还像90年代后期那些大学生那样，以为工作是包分配的，你毕业以后包分配。包分配以后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一辈子是什么专业。历史啊什么的跟科幻小说一样，就是我的业余爱好。你一辈子都会做你在大学里所做的专业，做国家规定的事情。国家是永恒的，制度是永恒的，永远都是这样。然后科索沃发生了一些事情，渐渐地，我就开始明白格局的重要性。也开始明白我们现在所谓的历史学为什么不能给国家也不能给你个人提供指导，为什么是这些东西是死掉的，不能够奉为圭臬。而你必须自己去寻找一条路，自己寻找格局，去通古今之变，然后你才能发现，重新发现历史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得出结论，就是我在新疆所处的公务员的位置上，不但不是能保我一辈子的平平安安甚至飞黄腾达的位子，而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它把我推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相当于日本在大陆的侨民在1945年以后的处境。那时候他们仍然是耀武扬威的，他们的生活品质比在日本本土还要高，而且美国轰炸的时候也炸不到那边，好像他们的处境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他们马上就要落到苏联和中国的手上，丧失他们在满洲国时代辛苦积攒的家财，光着屁股被赶出去。大多数日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历史在1945年的时候，很多日本人仍然为了贪图高升，或者是为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本土混不下去了，可以到大陆来。
我在乌鲁木齐的处境，恰好就是这样一种处境。我如果这样做下去，多做10年20年，等于我人已经老了以后，再也没办法，再也没有办法逃走，会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这个判断是我根据格局做出的。我绝大多数亲戚朋友和绝大多数人，我相信老一代知识份子，大多数人处在我同样的位置上，都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但是就是因为我对我刚才所说的格局判断有足够的信心，以至于愿意把我个人的命运在上面做一个赌注，押在上面做一个赌注。这个赌注的实质内容就是，不要待在1945年以后的大陆，也不要待在1989年以后的新疆和西藏。因为这些地方早晚会是战火纷飞的地方，变成非常类似于塞拉耶佛，或者是像现在的突尼斯，或者是克里米亚这样的地方。因为中国已经在国际体系下选择了这样一种极其不利的道路，而且它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真实一面，它的意识形态妨碍它认识到真实的问题所在。这将为他自己带来灾难，而我不幸处在他所引导的这条船上，所以如果我不为自己做出适当的选择的话，我自己会死的很难看。这条船上的所有人都会遭到巨大损失，但是待在新疆和西藏的损失，会比待在内地的损失更加严重；待在内地的损失会比那些离开大陆跑到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损失更加严重。
我说出这句话来就不是要大家相信。因为相信不相信，是没有意义的。公正不公正，也是没有意义的。格局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种类似异教诸神的裁决。诸神在玩游戏的时候，像拉封丹寓言说牛在打架的时候，根本不关心青蛙的命运。青蛙只能够自己认清形势，认清你在什么时候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如果认不清形势，你不能说什么叫做公正不公正。我跟着蒋介石到台湾就变成伟大学者，跟着毛泽东到大陆就变成反动分子，不公平不公平~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这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认清格局的结果。路径决定命运，格局决定路径。这两件事情做到以后，然后其他的一些因素是轻如鸿毛的。你考虑作的正确不正确，论文发的够不够多，书写的好不好，相对都是非常次要的。
你可以这样反驳别人的书，这写的不合格，那写的不好，但是如果你自己的格局判断是错误的，那么我也可以说你学历史是白学了。别人即使是考据能力非常差，哪怕是根本没有学过一天历史，只凭健全的常识，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建立起来的，像毛泽东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他在皖南事变的时候，对未来的形势就已经得出了结论，你把他的话翻译成白话文，撇清意识形态以后，就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就因为他对形势有着这样的正确判断，而蒋介石还在做着世界四强梦，他肯定战胜。这就是格局对你的重要意义。这也就是我学历史的根本原因。我学历史的根本原因可不是为了去写几篇论文，搞一点课题，或者说跟着杨奎松或者沈志华他们屁股后面，在他们百年以后或者二三十年以后也许能够分享成为权威的位置。我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命运，学不学历史都是次要的。在既然救自己的命运已经成功的情况下，我就要稍稍发挥一下我的虚荣心，向大家证明，其实，真正的历史，不是雕虫小技所想像的那样，有比这些更重大的，更符合历史原本意义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人全都忘光了，而且还觉得是非常不重要的。
好的我说完了。每个人的命运都要靠自己选择，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知识是没有用处的。谢谢。
此文根据刘仲敬2014年10月18日长沙“熬吧读书会”讲座的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