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看来，《一席》的风格是特克尔《美国梦寻》的多媒体化。八零九零后大概不会知道特克尔是谁，不过他在八十年代曾经是风靡中国大陆的明星级作者。他的切入点就是：通过普通人自身的命运，体现美国历史的形成。用当时时髦的词汇，就是寻找美国梦。美国小姐、卡车司机、记者、妓女……人人都觉得他自己就是美国的主动塑造者，而不是消极旁观者。所以，我很容易理解他的角色设定。不过有一点不一样，中国梦其实是没有的。所谓美国梦，就是一种贯穿历史和社会的稳定共识。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普通人的主角意识，诸如此类。中国没有这样的共识，中国梦只是一句场面话。场面话就是用来敷衍的，仅此而已。美国梦是非常烂俗的东西，但它稳定而有效。演员像万花筒走马灯一样，情节却是老套的、千篇一律的。理想和追求，面目雷同。我分不清谁是谁，现在也分不清斯瓦辛格和里根。
最近三十年的中国恰好相反，符合《书经》那句古话：「人唯求旧，器唯求新」。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演员基本上还是同一批人，价值观可是折腾过好几次了。 「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在梁启超时代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标签，在今天变成了群众性的现象，具有浓厚的投机和犬儒性格。我自己就是见证人，但很难说是参与者。我不知道有什么共通的中国梦，心理上始终把自己当成局外人。八十年代我还小，但也能体会到社会上那种「我们爱科学」的土鳖进步气氛。现在有人说是正能量，其实是半通不通的装逼和势利组合。我当时的小学校长就有一句名言，我至今都没有忘记：「小孩子要多吃碳水化合物，不要多吃糖。」当时只有极少数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和民国老人才知道碳水化合物和糖是一回事，所以她也不算特别不同。
那是邓小平搞「少年大学生」、「计算机从娃娃抓起」的时代，所以「碳水化合物」这个词就显得很有逼格。我当时想象中的计算机总是跟科幻小说和外星人联系在一起，一点没有料到这玩意儿居然会变成日常用品。接下来一点预兆都没有：什么谢绝海外高薪的归国留学生不值钱了，回国投资的商人取而代之。接下来忽然又出现了公务员热和「土豪，我们做朋友」的时代。我重复一遍，人还是同一批人。张中行说：他认识一位女士，文革时声泪俱下地崇拜江青同志，文革后同样声泪俱下地控诉江青。他感到很奇怪：这人怎么做得这么自然，好像颠倒价值观像开关水龙头一样容易。我现在的感觉跟他一样，只是奇怪的对象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包括差不多所有我认识的人。干脆地说，就是包括全社会。孔子有句话叫风行草偃，就是风往那边吹，所有的草就跟着往哪边倒。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这样，记忆力只有五分钟，所以时刻都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孔子那句话还有另一半，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他的意思是：老百姓本来就是这样随风倒，价值观是士大夫给他们灌输进去的。我们要是从历史角度分析一下，就会看出他这话不完全是胡说。有自我美化的成分，但美化背后还有实质性的东西。士大夫好听一点叫君子，难听一点就叫土豪。 《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金刀驸马郭靖，在《宋史》里面就叫土豪。他老人家没有死在襄阳，而是在金兵入侵汉中的时候自杀殉国的。金庸把襄阳守将吕文德兄弟写成一个毫无用处、全靠郭靖帮忙的脓包。但《宋史》告诉我们：吕文德的出身和郭靖是一样的，他们全家都是土豪。所谓土豪，就是接受了儒家基本价值观的社会贤达。他们有钱有势，但没有做官。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吕文德最后就做了官，他的部队号称吕家军。郭靖如果不死，后半辈子可能跟吕文德差不多。土豪的要害就在一个土字，他的势力离不开乡土和乡邻。他有固定的归属，因此是社会的稳定力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就是土豪衰败灭亡的历史，这一进程其实就是传统中国的灭亡。
土豪土崩瓦解的同时，游士突然占据了舞台的中心。游士就是孟子看不顺眼的苏秦张仪一类人，没有固定的归属，依靠政治投机为生。民国是游士的时代，是杨度、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的时代。许多人怀念民国其实就是因为这一点，谢泳那些书、杨奎松那部《忍不住的关怀》都属于这种类型。作者把自己代入了这些游士的位置，只恨自己生不逢时。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游士做了什么其实不太重要。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成功的，因为游士抬头相当于蛆虫爬出尸体。蛆虫的任务是加速尸体的分解，然后毁灭自己。游士的存在是旧文明毁灭的标志，但不是原因。他们没有再造文明的能力，却一再高估自己的重要性。
春秋战国是封建制度和贵族文明毁灭的时代，百家争鸣其实是溃败的表现。游士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汉，所以才有「为天下者不顾家」的格言。这些没有归属的浪人征服了项羽、田横之流离不开共同体的旧贵族，自己也是昙花一现。经过数百年的沉淀，儒学家族共同体才填补封建贵族共同体留下的真空。新中国 — —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传统中国」 — — 慢慢产生了自己的土豪，就是司马懿、诸葛亮这样的角色。他们是新社会的凝结核，守卫可持续价值观 — — 也就是道统，从此百家争鸣不再有必要，「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时，游士退出历史。任何人离开家族共同体，就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变成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稳定的局面维持了一千多年，在二十世纪初再度崩溃。严复在1905年说：当今是商鞅变法以来未有的大变局，我没法预见故事的结局。我们看到南通壮元张季直和收租院长刘文彩穷途末路，投机策士章士钊和政治掮客南怀瑾左右逢源，心里就要有数：我们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身边都是大大小小的苏秦张仪。
土豪不是中国独有的，任何稳定社会都有类似土豪的凝结核。土豪的有机性越强，也就是说，他的共同体属性越强，社会就越是稳定。美国社会从华盛顿·欧文的时代，经过马克·吐温的时代，直到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时代，基本结构没有多大变化。他的土豪团体非常小：牧师、法官、小学校长、医生，再加上几个比较急公好义的商人。地方事务基本上就是由这些人包办的。汤姆·索耶走丢了，撒切尔法官召集家长一起找。哈克贝利·费恩无家可归，法官和牧师替他找养母。谣传强盗出没，也是这些土豪组织精壮男人巡逻守护。社区自治不是一盘散沙的群众能玩得下来的，需要高度同质化的地方精英核心才能运作。没有社区自治，美国宪法就是一纸空文。美国土豪的同质性依靠新教伦理维系，也是几百年只有细节修改。什么叫公民社会？就是说社会和土豪存在某种有机共生的关系。你可以在台湾看到柯文哲这样的人物，证明他们的公民社会已经存在了。他是医生，不是知识分子或思想家。他在台北市民当中广结善缘，积攒的社会资本足以挑战两大主要政党。李敖呼风唤雨的1960年代，台湾还是游士社会。柯文哲稳打稳扎的2010年代，台湾就是土豪社会了。游士社会是敏感的、脆弱的，一点点刺激就会改变轨迹。土豪社会是迟钝的、稳定的，能抵抗巨大的压力，顶多只会缓慢地磨损。
没有土豪的时代就是过渡时代，尘埃尚未落定。一切坚固的纽带都在烟消云散，社会变成一片流沙。这是知识浪人和思想雇佣兵的黄金时代，但好景肯定不长。大多数人忍受不了缺乏规范和方向的生活，宁愿让别人指挥，也不愿漫无目的。索尔·贝娄有一部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就是描绘这种心理。主人公本来很不愿意当兵，但是检查的时间拖得太长，悬而未决的状态非常难受。最后军队真的来找他，他反倒如释重负，觉得去了反而放心。许多逃犯就是这样，一旦被捕就轻松了。惩罚虽然可怕，但未知比惩罚更可怕。其实人类真正的恐惧是不确定性，就像小孩子害怕黑暗一样。想象中的危险最可怕，一旦落实反倒不那么可怕了。例如：没有上过战场的老百姓，总觉得军人非常勇敢。军人自己往往没有感觉。在他看来，战争只是一连串琐事。大部分就是宿营、吃饭、分装备之类杂事。开炮、挖战壕、躲轰炸之类都是技术性步骤，感觉上跟司机修理汽车差不多，死人只算是意外事故。军队是有规范的社会，危险大却不可怕，因为人人都知道：我的上级会做什么，我的下级会做什么，我的左邻右舍会做什么。流沙社会恰好相反，人人都是没有原则和方向的投机分子。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可预期性完全解体。就拿我自己来说，只要兑现时间超过半年，任何人的话我都当做耳边风。无论发生什么翻云覆雨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惊讶。只有中学生和伪君子才会大惊小怪。社会上有钱有势的人多的是，都跟刘汉和吴英差不多。说他好说他坏，都是一张嘴的事情。
土豪连续二三十年难产，就是社会重建已经失败的铁证。我们要是用历史的眼光看社会，就会明白「摸着石头过河」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都想离开现在的状态（就是文革的状态），但对于目标没有共同的意见。如果刚开始动身的时候就争论该去哪儿的问题，大家当时就会打起来。所以目标和方向的问题不能亮出来，先走几步再说，反正大家都想离开，最初几步路还可以「不争论」，希望拖时间能够让问题自行解决。可惜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目标是成功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做事情连目标都不敢说出口，这种奇葩在全人类的历史上都非常罕见。当然，一定要找先例，也不会找不到。美国独立时期的奴隶制问题就是这样：不能提，只能拖。只能做，不能说。分裂越拖越大，共识越来越难，最后只能大打出手。
所以前几年秦晖写了本书叫做《共同的底线》，最近有一批人马在牛津开了个「共识会议」，就是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不过他们也太自恋了，这种事情哪里是知识分子能够解决得了的？我当时编段子嘲笑他们：「底线就是用来破坏的，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从各方面一起破坏的。」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审慎的德性，喜欢高估舆论的力量；在舆论的力量当中，又喜欢高估自己的舆论影响力。直截了当地说，游士不能把自己当成土豪。土豪能够代表他所在的共同体，游士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泡沫。在中国历史上，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此消则彼长，游士兴则土豪亡。游士的谋生之道就是出售他的锦囊妙计，买主当然只有帝王。帝王需要的锦囊妙计一般就是如何从社会汲取更多资源，土豪是他们的主要障碍。所以从商鞅、李克开始，游士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土豪。打土豪成功了，社会瓦解成散沙了，要钱就方便。鲁迅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什么叫一盘散沙？那就是治理的成绩。治理成功的标志，就是社会瓦解。
商鞅变法的主要成绩是什么？废井田开阡陌，论功行赏。我们用孟德斯鸠的眼光分析「法的精神」，就能发现这是一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西周的社会细胞是宗族共同体。无论上面的政治斗争怎样变化，这个细胞不受影响。如果周朝打败了商朝，武王或周公就下命令，某某族给卫国，某某族给齐国，某某族留给宋国。宗族作为整体单位，改变了主人；但宗族的内部结构是不变的。共同体参加战争和政治、从事农业和工艺，都是集体性的。一般不会有针对个人的论功行赏，国王赏赐的青铜器之类宝物，一般是给一个宗族的、甚至是给一个诸侯国。井田、阡陌、百工都是集体行动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集体行动是危险的能力。西周和春秋时代留下了许多国人、百官、百工暴动的记录，仿佛是从西欧历史上摘录下来的。商鞅变法的目标就是解散这些有行动能力的共同体，把土地和财产分给一男一女几个小孩的核心家庭，根据个人的军功分配官爵。他这种规划有没有百分之百落实、到底落实了多少，不好说。但基本精神是明摆着的，就是要一盘散沙的社会。百代皆行秦制度，就是说土豪长不大。土豪长不大，就不会有英国那种乡绅和商人推翻国王的局面。最后天崩地裂，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家门。民国初年，土豪获得了唯一一次机会，但时间非常短暂，只开花不结果。张季直和刘文彩失败，就是民国失败。梁启超和罗隆基成功还是失败，其实没什么关系。只有在台湾，他们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最后才会有柯文哲这种人物出现。土豪来了，游士就会边缘化。
有人引经据典地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了，数字是多少多少。某某某西方伟大学者说过什么什么话，那是不会错的。民间社会就算现在还没有发育好，至少也在不断发展。就我亲眼看到的中国，这话说反了。中国所谓「后三十年」市场经济，在精神上是商鞅变法的进一步展开，在社会上是「前三十年」的进一步展开。托克维尔如果起死回生，肯定会说：我们根本不是在塑造什么集体主义，而是在塑造没有共同体的原子化个人主义。如果要讲集体主义，美国新教徒的自治社区才是集体主义。 「前三十年」的基本精神是社会整合，把原有的所有社会组织都打散，所有成员以个人身份纳入一元化的社会组织，一切都要统一安排，连结婚都不例外。这不是一个计划经济的问题，因为经济是次要的、社会才是主要的。商鞅的社会理想就是这样，用户籍制度和二十等爵把所有人固定下来，不允许任何中间团体存在。 「后三十年」的基本精神是社会解散，把军队-公务员-文教系统以外的组织撤掉，但不允许替代性的社会组织填补真空。这是原子化和散沙化的进一步加强。美国所谓市场经济是充满了自发组织的，跟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不能分开看待。大家都知道，新教国家一向以社会自治能力强大著称。没有这个背景，讨论自由市场没有意义。中国所谓市场化有一个非常怪异的特点，它是一个去组织化的进程，需要看得见的手不断清理，像园丁铲除杂草一样。吴英这一类人之所以会跌倒，关键还是在于去组织化的基本精神。挑明了说，我们不能听任潜在的土豪产生，任何不可控制的东西都是危险的。
人总是社会动物。从客观上讲，一个人强大，不是因为他本人强大，而是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强大。拆散他的社会纽带，他自然就弱了。从主观上讲，人不是完全依靠面包生活的，符号和象征的作用之大，超过我们平常的想象。原子化社会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充满了不安全感。你孤立，自然就容易受到伤害。人人都孤立，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残暴。大家要明白：人道、文明、公正这些素质不是道德教育的产物，而是共同体培养的习惯。你为什么对人好？因为他是自己人。你为什么对人不好？因为他是陌生人。如果人人都是陌生人怎么办？那就自然会出现人人整人人的场面，也就是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现在所谓公务员热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归属感饥渴和身份焦虑的问题。当然，这样达不到目的。官僚组织跟宗族社会不一样，你没有与生俱来的地位。共同体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仍然是散沙。从中世纪到现在，西方和中国相比，有一点是一以贯之的，就是他们的组织资源始终比中国丰富得多。中国社会平铺散漫，是无数单细胞的叠加，复杂结构产生不了，就好像流沙上面建不起宝塔。现在许多人去台湾，回来就吹嘘台湾人温文尔雅、很有素质，不像我们的社会粗暴野蛮。我觉得这些务虚的说法没有多大意义，实质问题就是他们有稳定的共同体。粗暴是一种无意识的预期：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的身份角色和社会的游戏规则已经面目全非了。文明也是一种无意识的预期：我们下次还会见面，双方都会记得上次所受的待遇。无意识的预期是非常灵验的东西，很容易变成现实。
说到面目全非，我的小伙伴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小学唯一的学霸对手比我早上研究生，结果却改行开餐馆。最宠我的几位女老师都在九十年代的解体时期下了岗，学校也不存在了。当时好像坚不可摧的单位，结果都像纸糊的东西不堪一击。最重要的是，留下的空间没有人填补。我虽然一直留在体制内，但总觉得身边的真空地带越来越大，好像自己生活在孤岛上，洪水正在不断上涨，淹没的地方越来越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孤岛全部淹没。如果历史经验在将来仍然适用，那么今后的中国仍然不会有稳定的游戏规则。这个社会上最稀缺的东西不是权力、财富和知识，而是组织资源。即使按西方标准非常薄弱的组织力量，在中国都能像吸星大法一样威力无穷，源源不断地吸取散沙社会的权力、财富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