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ge @Surge
Be the Light
NoStepOnSnek 一个政治系统的根本特征取决于其个体成员的暴力能力
回答问题: 刘仲敬为什么不把他英文名改了,为什么还在用共匪发明创造的汉语拼音?

语言的使用是一个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不是你一个人想改就改的,不是可以强迫的,一个词的改动,需要一个语言的大多数使用者自愿的配合才可以发生。比如说gay这个词从“欢乐”被改成了“同性恋”;比如Ellen Page改名叫Eliot Page,但是很多人会一直叫她Ellen Page,比如说我,即使她自己,谷歌,维基百科都想要让人用Eliot Page;又比如人们总是用Holland指代Netherlands,搞得Netherland政府也放弃治疗了,他们政府的对境外旅游网站的网址写是www.holland.com。刘仲敬既然他的名字,从他青年时期,因为他大陆出生的环境和在那里语言的习俗,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坚持,其英文名字被翻译成Liu Zhongjing,所以现在,或者自很早以前,即使他想改自己的名字,为了在全世界自己和自己学说的曝光度,为了在所有平台能维持一个统一和有延续性的公众身份,他维持使用Liu Zhongjing是合理的选择。

回答问题: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如何评价女王的一生?

虚位元首?吉祥物?公共服务者?娱乐人物?高寿大赛参赛者?

现代国王最重要的职责是做一个道德模范。他必须足够高贵且高尚,才足以让自己成为全体臣民的榜样。想要让臣民们为他颂唱God Save You,自己就必须成为最接近God形象的人。

臣民是不会拿首相当道德模范的,无论他实权多大,那也不过是领薪水的一种职业,就像没人会要求一个服务员做模范一样。唯有真正的一国之君才堪当模范。所以总统也是道德模范,所以总统搞窃听就必须要下台,直接原因是失去了党派的保护,真正的原因是他配不上当道德模范了,无论如何辩解自己的行为是为国为民,形象的垮塌也无可挽回。总统毕竟有任期,道德出现危机还可以罢免;国王是终身制的,正向和反向的模范效果都比总统要大上许多。

模范的价值有多大?看起来好像什么权力都没有,但我认为比首相还要重要。一届届首相人来人往,其中固然英杰辈出,可即使是旷世奇才,也无法做到施政让每一方满意。社会的齿轮在运转的过程中,名为矛盾的锈迹必将不断积累,若是有道德模范作为润滑,齿轮自可继续转动,许多锈迹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脱落。而没有了润滑,就需要有人疲于奔命地到处敲敲打打,这个人也许是议院,也许是执法机构,无论如何齿轮的自我调整能力将大大弱化,停转的危险也会大大增加。

做道德模范很难,自始至终做一个道德模范更是非凡之业。女王做到了,这就足以让她比任何一代首相都要伟大。缅怀女王,一是因为我们心中仍有对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的向往,对神性的向往;二也是因为上帝接走人的时间还是早了一点,乱象四起的世间渴望的下一个榜样还不知道在何方……

发表文章: 怎么看待鸦片战争?

有件事说出来可能让一些人觉得没面子,但不吐不快。

一些自称反贼的人士,已经到了逢中必反的程度。只要是中国做的事情,不管是现在还是多久以前、什么背景,跟西方的交涉一定是中国人不对,西方人怎么做都有理,简直到了崇欧媚美的地步。

比如鸦片战争这事,大家都知道中共教科书喜欢拿鸦片战争来痛说“革命家史”,中国被英国人欺负啦,满清腐朽愚昧落后啦,割让香港啦,等等。从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的材料来看,所列举的事实并没有错。

首先,中国当时的确是被英国欺负。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一直是中国顺差,英国赔钱,因为英国人对中国茶叶的需求是刚需。自从大航海以来,中国茶经过荷兰人介绍到欧洲,引发了欧洲的饮茶风尚,其中包括英国人。当时茶叶只有中国有,英国植物猎人还没有将茶叶植株“偷走”移植到印度,因此中国靠着茶大赚其钱。你需要茶,我提供茶,这是正常的商业贸易;英国人也是试图向中国出口英国货物,他们的主要产品是羊毛呢绒制品,但中国人不喜欢穿羊毛,所以他们的货物卖不出去。后来英国向中国出口印度的棉布,算是赚回一点,但还是无法购买茶叶带来的巨大逆差。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个知识点:远洋贸易最好是以物易物,各取所需,这样不用涉及贵金属交易,也能让货船来回都装满,不至于一会儿空仓一会儿满仓,不利于航行规划。英国人想要中国茶却提供不了中国人所需的货物,就要用贵重金属,比如银元来进行交易。所以大量银元就流向了中国。

贩运鸦片由于是非法贸易,所以都是使用现金即银元来结款,导致大量银元外流(每年损失一千多万银元)。当时中国的货币是银本位,银元外流会导致“银贵钱贱”,钱不值钱,从而给中国金融带来危险。关键是,导致这种损失的是鸦片,不是正常货物而是毒品,具有高成瘾性,有百害而无一利(杠精就别说那一点点医药效果了,正常人用不着这种猛药),所以禁毒是任何正常国家都会采取的措施。

后面大家就都知道啦,中国政府下令禁毒,销毁鸦片,这都是正常的执法措施。英国人不干啦,就开始把军舰开过来打中国,中国吃败仗只好割地赔款。这件事怎么看都是英国流氓,还有什么说的呢?

我理解大家在墙内憋坏了,有情绪需要发泄,但不要用立场决定脑袋。不是说好了独立思考吗?独立思考并不是说中共说的都是错的,而是有对的地方有承认,有错的地方挑错,不要逢中必反。

至于中共教材信息正确的地方,我们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中共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些“正确”的材料其实也有值得玩味的地方不可全信等,这就是另一个帖子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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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文章: 华夏民族从哪里来?

中国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一定有源头。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关上古时代的中国历史溯源,众说纷纭,并未有一家独大的说法。曾经的几种流行假说有:

1 一源说:华夏起源于黄河流域,始祖为黄帝。

2 二源说:傅斯年主张,夷夏东西二源说。

3 多源说:徐旭东主张三到四个民族互动凝聚成华夏。

除了以上这些本土起源学说之外,还有主张华夏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来说:黄帝本来是一个巴比伦部落酋长,在西方战败后率民众跑到东方来。这后一种说法在当时颇为流行,许多中外一流学者附和。

然而,在考古学的实物证据被引入进关于华夏起源的研究之后,历史学家们逐渐对基于黄帝、神农、尧舜这些传说的假说失去信心,开始以考古发现为出发点,提出新的假说。

20世纪60-70年代流行的是黄河流域中心说,80年代流行的是多源头说。张光直提出多中心互动说,是多源头说的一种。同时,基于各种考古证据的西来说,也偶尔会被学者提出来。注意,上段提到的西来说与这里的西来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以传说和文献研究为基础,后者以考古物质发现为基础。

对华夏溯源研究的反思

溯源研究者进行华夏溯源研究的基本前提有两个,首先,他们认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的身体体质,语言和文化特征。不管他们如何迁徙繁衍,群体的特质稳定,简单来说,汉族永远为汉族。其次,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留下许多考古文物,如人类遗骸或他们制作的工具以及书写的文字,根据这些材料可发现该族群的体质、文化和语言特征,即可追溯该民族的源头。

然而,这些前提值得推敲。首先,从当今世界民族现况来看,共同的体质、语言和文化特征并不是构成一个族群的必要因素,也非充分条件。拿语言来说,很多民族并不只有一种语言,相反,说同一语言的也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因此语言上就无法确定来追溯一个民族的源头。其次,民族溯源的意义也值得推敲。目前华夏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但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也有父母和祖先,假设考古学足够发达,人类的历史还可以再倒推几百万年,甚至推到进化论早期和人类的形成,那追寻民族的起源意义又何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文献和考古文物进行研究,也不能避免我们陷入古人制造的“千古谎言”中。这种古人的谎言非常有欺骗性。比如,春秋时期的吴国,该国王室贵族仰慕汉族文明,在器物上和礼仪上模仿华夏风格。2000多年后,考古证据发现了这些与华夏类似的器物,如果我们就此认定吴国与华夏民族来自同一支祖先,就等于是配合了古人进行了一场“千古造假”,从而使民族溯源发生了歪曲。

不仅研究者会受到古人“谎言”的影响,更会受到自身族群认同的限制而导致偏见。这种偏见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受到人类情感的影响。我们都对自身从哪里来这个哲学命题有天然的好奇,自身的认知难免受到环境的影响。

华夏的边缘与游移

我们定义一个民族,除了从特性上进行定义,还可以从边缘上进行定义。华夏民族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其边缘的变化。比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期,居住在黄土农业边缘地带的人群,他们是华夏民族去其他民族的边缘。到了春秋时期,这些人已经成为了华夏民族的成员,而东南方的吴国,又处在了华夏的边缘。之后,他们也从非华夏变成了华夏。

华夏形成的过程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生态边界的游移。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变得干冷,华北和华西农业边缘的人群开始从农耕变得更加牧业化和武装化。这些变得游牧和武装化的人群与陕、晋、冀一带仍然从事农业发的人群有剧烈的资源竞争。农业人群在这种资源竞争过程中,逐渐自称华夏或诸夏,视这些游牧人群(戎、狄)为异族,从而设立了华夏边界,以维护华夏的共同资源。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牧业化人群,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全面游牧化。

第二,多民族融合。公元前1300年左右,周人崛起于渭水,东进打败商。周人的部落是农业人口和牧业化的戎人的混合。姬姓是周人的核心族群,姜姓是其主要盟友,直到春秋时期,这两大族群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支族仍被称为“戎”,姜姓与戎人的豪族之间累世通婚,以保证周王与周边部落能和平共处。有一个戎人部落首领的儿子“非子”,被周王赐予了“秦”这块土地,并赐了“嬴”这个姓氏。而赢本来是一个东方的古老姓氏,来自戎人的新赢氏就假借了东方赢氏的祖源记忆,以洗刷和遗忘他们戎人出身。从西周到战国期间,大量的边缘地带少数民族通过再造历史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华夏祖先。在春秋时期,仍有部分华夏诸国不愿承认秦人为华夏,但到了战国时期,秦自身对于华夏祖先的宣传,加上他们开始对比他们更西方的人称为“氐羌”,从而划定了新的华夏边界。从战国到汉代,华夏边界又推进到了河湟地区。

第三,传说的制造。春秋时期的吴国,利用了太伯奔吴这样的传说,建立了跟华夏的祖源联系。太伯是姬姓的王子,如果有这样一位祖先,那就可以建立吴国与华夏核心的联系。

第四,战争。周人伐商的过程,就是一个将边疆民族带入华夏范畴的过程。虽然也有边疆部落归顺华夏,但打来打去、争夺资源的事情,不断发生。比如在汉朝,南越一代的少数民族政权就与汉朝政府不断发生摩擦,最后越地被汉朝征服。汉朝政府认为越地崎岖多险阻,越人又强悍,因此将大量越人移民到江淮之间,强制将他们华夏化。

大致在东汉时期,华夏的扩张基本停止,边缘相对固定,因此华夏人群开始称自己为汉人。由于民族历史被不断再造,很多人也对本族历史失忆,经过汉朝400年的经营,过去的少数民族很多都成了“炎黄子孙”,华夏的边缘推至于今天汉族边缘大致重叠的地区。

作者 于 7月21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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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文章: 烂尾楼强制停贷:中产正在底层化

文|西坡

中国社会的博弈渐渐到了短兵相接、图穷匕见的阶段。

弱者反抗,以自己为武器。21世纪的中国人,依然在沿用哪吒的斗争手段,悲壮而无奈。烂尾楼集体停贷的业主,就是最新的一批哪吒。

近日,一份“名门翠园业主强制停贷告知书”在网上流传。这个楼盘是2018年的郑州楼市销冠。业主称该项目自开盘以来累计销售金额近百亿元,但逾期交房1000多日,目前仍全面停工。如果8月8日前项目未复工,翠园贷款买房的业主将停止偿还贷款,直至交房办妥房产证为止。

另外一份“武汉时代新城全体业主强制停贷告知书”显示:“武汉市汉南时代新城项目逾期交房数月,业主多次现场维权仍无实质进展,数千户业主(已售房源且未结清贷款)决定,若该项目在限定时间(2022年8月1日)内仍未全面复工,业主将强制停还银行月供。”

“强制停贷”已经成为一个快速蔓延的风潮。据一份网络流传的统计表显示,截至7月12日,已经有52个烂尾楼盘的业主加入其中。

这些告知书里的“强制”二字,带有一种给自己壮胆的心酸味道。法院强制老赖还钱,这叫强制,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这叫强制。发起行动的主体,只有具备不可违抗的能力,才叫强制。烂尾楼业主没想伤害任何人,他们的“强制停贷”只能强制自己,他们是以伤害自己为手段,来逼迫银行,并希望感到压力的银行能促使有关方面将烂尾楼重启。

法律专家已经普及了,根据现行法律,购房人如果未经法院判决、或没有达成停贷协议,贸然停贷自己就成了违约方,征信会受到影响,还可能被诉到法院,甚至被法院强制执行。对,这才是真强制。

业主们的底气则在于,这么多人一起停贷,还能同时被强制执行不成?大不了,到时候再闹。说白了,他们相信法不责众。

这已经不是法律框架内博弈的逻辑了,这是中国底层人被逼到无路可走时的思维模式,这是摆烂式的博弈。然而烂尾楼的业主就和村镇银行的储户一样,他们原本并不是底层,而是中产。但是房地产和金融系统的监管缺失、信息不对称,把他们从中产逼成了无产甚至负产。他们的维权方式自然向下看齐,从法律框架内转移到了法律框架外。

易地而处,我们很容易理解业主们的无奈之举。“现在烂尾楼的解决看不到希望,但是业主一边还房租、一边还房贷,加上疫情影响,其实生活都很艰难。”

按照现行法律,他们只有一种合法的方式不还房贷,那就是先解除购房合同,再解除贷款合同。也就是说,你只能不要房子,可是已经交的首付款能要回来吗?法律会帮他们吗?我爱法律但是法律不爱我。

中国中产思考方式与博弈手段的集体“下沉”,是一件细思恐极的事。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讲,中产都是稳定期,他们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他们是法律制度与公序良俗的天然拥护者。

我查到2004年的一篇文章说:”若从现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每年增加一个1%,那么,到2020年左右,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以占总人口的38%。38%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平衡点,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中国社会就稳定了。”作者没有想到,世界上不仅有加法,还有减法。

强制停贷风潮的蔓延,已经引起注意。

《证券时报》7月13日发表头版评论:“最无辜的就是业主,业主主动要求强制停供,也是走投无路,其本心还是希望问题得到解决,能够早日成为真正的业主。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受伤害的不仅是业主,他们可能面临征信污点,还有整个楼市,楼市在危机持续下,买房者会更加谨慎,还有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尽管有房产做抵押,但是没有交付的房产,只能成为坏账,当坏账增加,还可能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烂尾楼业主赌的就是没人敢拿系统性金融风险开玩笑。

需要补充的是,房地产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游戏,只有大家都看好未来,这个游戏才能玩得下去。而所有的游戏,不管上层建筑多么眼花缭乱,真正在创造财富、支撑大厦的,其实是兢兢业业的普通人。一个系统要想安稳,普通玩家的信任必不可少。

全国各省市停贷通知汇总

https://github.com/WeNeedHome/SummaryOfLoanSus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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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父逐日 追逐太阳之人
回复文章: 新东方双语直播出圈 带动股价涨超100%

@zjubachelor #188484 我稍微跟你谈一谈这个东西

”自怨自艾没有用,硬碰硬没有用“,请问对于什么东西没有用呢?潜台词就是对于获得一个功利最大化的结果没有用,这是非常典型的功利主义的观点了。

但是现实不是一个功利的游戏世界,就好像每个玩家生来有任务目标,人的价值或者说全部意义是为了完成任务,不对于完成任务有正向作用的行为就视为没有用或者没有意义的。其次呢,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你的主体性为中心点的,你不能说,因为别的玩家的任务目标失败了,你就可以一种“云玩家”的姿态,把其它“玩家”们的行动选择贬得一无是处。因为说白了一、世界不是功利游戏,二、就算是,你也没有参与别人的游戏,你是云玩家。

这种心态就非常像现实中云玩家指导游戏主播玩游戏的这种姿态,“主播玩的太菜”,“主播是小聋瞎吗”,“这么好的消灭boss的机会错过了,血压暴增”。用功利主义看待世界常犯这种错误。

其次就是,“香港本来有机会实现普选。偏偏要硬碰硬”。这个说法挺有意思

你这句话,首先说明你认同决定论,“如果所有条件满足,对应结果一定发生”。因为你预测的是一个“有机会”,说明了是你认为通向结果,是有许多环节的。也就是满足做选择的条件,就产生一个能孕育最终结果的下一环节作为新的结果。比如满足“不硬碰硬”,就能获得通向普选的下一环节或者条件场。而只要“硬碰硬”,就没有通往普选的下一环节了。这种比较另类的世界观,非常类似一个游戏《底特律变人》,游戏剧情走向由很多的选择决定,而要达成这个游戏的最佳结局,有些选择必须做,有一些选择不能做,做了就坏结局这种。传统决定论,是线性的时间线,你这种类似是树状的时间线,通过预设分支的存在使得人好像有得选了一样,但实际上还是没得选的。

因为,在你的这个说法中,环节或者说孕育者好结局的每一个抉择点作为结果被确定。但是做抉择的行为本身呢?它是一种自由意志,它不被决定。但是如果选择承认存在不被决定的东西,决定论本身就站不住脚,你就连这个抉择点的存在本身都不能决定了,又怎么能确定“不硬碰硬”一定能孕育通往普选的可能性呢?如果否定自由意志,就直接退回线性结构,发生的一切是注定的,既然是注定的,你再去回溯性批判香港人的选择就完全失去意义。

所以你这个世界观不自洽,因为你把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这两个矛盾的东西缝合在一起了。

作者 于 6月19日 编辑
社自
暴动喵 gay 上班族 社会自由主义者 关心中国民主化、边疆局势、宗教自由问题
回答问题: 如何看待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你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不是真的,毕竟法轮功在被镇压前和被镇压后流亡海外并没有自焚自杀求升天的案例曝出来,他们自己的教义也把自杀定义为杀生而不让信徒做类似的事情。再结合法轮功方面提出的官方报道中的诸多疑点(我看了那个纪录片,基本上除了质疑火烧起来后盘腿姿势那个有点脱离实际以外其他的都很合理,中共也从未正面回应),天安门自焚事件应该是中共为了制造镇压口实搞出来的假旗行动。

邹韬奋 虽然韬光养晦,亦当奋起而争(拜登永不为奴:h.2047.one)
回答问题: 如何看待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你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轮媒说的一点是对的,如果官府不知情,不会拍下刚自焚几分钟的事情,那时候不比现在,摄像机不普及。

回答问题: 如何看待近期中国各大高校在线上和线下发生的对封校管理的抗议活动?

清零运动之于习总,不亚于乌克兰战争之于普京。停手就意味着个人政治生涯的完蛋,甚至威胁到人身安全。

某种意义上,习总在赌局中赌上了他的前途,而全国人民就是桌上的棋子,碰上奥密克戎这个难缠的对手,不杀剩最后一个不算完。

作者 于 4月2日 编辑
回答问题: 怎么反驳“世界各国执政党一样烂,都有黑历史,所以没必要因为这些否定ccp”这类说法

中共就是邪教,不是政党。中共完全符合邪教的定义。马列主义就是不科学。中共本质上就是反科学。

有哪个正常国家的政党自认是国家的大救星,没有这个政党就没有这个国家,没有这个政党这个国家就一定更苦难?有哪个正常国家的政党自认绝对正确,自认永远先进,不允许质疑?有哪个正常国家的政党自认绝对不犯错误,而把犯错误称为艰辛探索、善意失误?有哪个国家的政党整天编造谎言,整天造谣,还禁止别人辟谣?有哪个国家的政党禁止人民寻求真相,禁止人民探索真理?

打到邪教,天经地义。

NoStepOnSnek 一个政治系统的根本特征取决于其个体成员的暴力能力
回复文章: 【大纪元新闻节选】中共严控网络舆论延伸海外 2047论坛被黑
47小管家 2047,自由人的精神角落,一个无需手机号和邮箱即可发言的社区。讨论时事、政治、文艺、IT技术等话题。
发表文章: 【大纪元新闻节选】中共严控网络舆论延伸海外 2047论坛被黑

按:大纪元新闻略长,本文节选与2047有关部分。

原文

2047论坛遭中共黑客攻击 站长失联

今年年初,墙外论坛2047BBS遭到据信由中共黑客主导的网络攻击,一度下线。站长thphd自1月7日网站下线后失联至今,据该站管理层研判很可能已遭中共当局抓捕。

2047论坛一名管理员向记者讲述了原站长失联以及网站被攻击的前后,他们认定这次攻击来自中共警方。

管理员孟先生告诉大纪元记者,2049BBS于2020年7月中旬下线,服务器被关停。2047论坛于2020年7月26日上线,部分管理员是2049BBS的老用户。“2047延续了2049BBS自由与分享的精神,包含了2049BBS的所有内容。2047的意思是2049-2,2即小二,蔡伟的网名。”

“thphd说过,如果没有2049BBS这个有生命、有温度的记忆载体,大家就无法了解,更重要的是无法同情,于是很快就会忘记,蔡(伟)同学曾经存在过。”

孟先生介绍,2021年12月底,有黑客针对2047.name进行了网络攻击。黑客利用了2047处理Youtube链接排版时的一个技术漏洞,导致几条留言被植入了网页代码。此代码会利用浏览器的网页即时通信(WebRTC)绕过代理获取浏览此留言者的真实IP。

“在发现黑客攻击目的之后,thphd意识到自己的IP地址泄露,因此向我们转交了域名,并与我们商议每日互报平安。2020年1月8日我们发现2047.name网站下线,thphd失联至今。” 孟先生强调,有七点理由认定此次攻击为中共政府主导:

一、攻击的专业程度高。黑客有很强的伪装意识,熟悉XSS攻击技巧,对攻击代码和其中嵌入的链接进行了加密和混淆,因此攻击持续一周才被发现。这些手段并非资浅的技术人员能够做到。

二、攻击消耗的人力大。黑客研读了2047.name开源的大部分代码,才得以定位此次Youtube链接排版的漏洞。

三、攻击消耗的物力大。黑客为了攻击2047BBS,提前搭建了多个攻击平台,钓鱼代码中嵌入的链接就指向这些平台。黑客会把信息发送到cnzz网站(站长统计网),cnzz是阿里巴巴的子公司,必须实名注册。这显示此次攻击很可能是为了境内利益而服务。

四、这次攻击已有前兆。2047.name在2021年10月左右即受到一波HTTP DDoS攻击,其中部分IP地址来自中国和香港腾讯。由于2047BBS在中国已被封锁,因此来自中国的IP就非常可疑。

五、攻击波及2047子站拜登论坛(h.2047.name)。此论坛也在10月遭到香港金克斯科技(Jinx Co.)下属IP地址的DDoS攻击。且攻击者的IP地址和在2047发布XSS代码用户的IP地址相同,显然来自同一人或组织。

六、有陌生IP登录2047.name的服务器。在thphd失联24小时内管理员修改了这台服务器的密码。然而,服务器登录日志显示,当天有多个来自香港腾讯云的陌生IP地址登录。这些IP地址很可能属于警方。

七、2047.name遭到了入侵尝试。有不明人士向域名商以及所绑定邮件的邮件运营商提交了身份相关信息,试图进行实名认证以获取2047.name域名的控制权。

中共控制网络舆论 延伸境外

陈闯创认为,一些年轻人海外建立了比较活跃的网站,他们自己也想认识一下真相。但是并没有站出来表达实际的政治态度或者政治行为。“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就是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让他们发泄一下,说说话。”

据他猜测,网信办这样大规模的清理行动和2047论坛受攻击应该是有关系的。“但是这种事情他们肯定是保密、不敢讲的。”

孟先生介绍,无论是已下线的2047.name与目前上线的2047.one,宗旨都是建设理性、友善、不受中共言论审核影响的高质量中文社区。论坛的话题广泛,除了政治经济话题,用户还参与文化、生活、技术等话题的讨论。作为墙外的匿名社区,用户可以在2047对国内无法正常讨论的“敏感”内容畅所欲言。

他表示,出于安全考虑,2047网站的管理员都保持匿名,互不知道身份和所在地。在这次网站被攻击之前,thphd一直称自己身在国外,然而,他的失踪和疑似被捕显示了他很可能在国内。

针对国内大规模约谈及关闭网站的情况,孟先生认为中共关闭墙内网站与2047被攻击没有直接关系。他指出,2047作为中国境外匿名注册的网站,不受中共网信系统控制,但是中共对网络舆论的控制日益严厉。他们为了控制境外的中文网站,采取非常规手段,本次黑客攻击和对网站主要成员的失联就是实例。

他最后表示,“我们认为这次攻击是中国(中共)政府舆论管控在境外的延续。但是这类攻击对网站的影响有限。从2049BBS开始,网站运营就采取‘匿名+开源+开放’模式,即成员高度匿名、代码全部开源、非敏感数据全部开放。即使有核心成员失联,其他人也能接手数据和代码,把网站继续运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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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文章: 《中共的独裁》黑皮书

感谢国务院发表2021年最伟大的搞笑喜剧作品《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为表感谢,本人特意创作煽情悲剧作品《中共的独裁黑皮书》,格式照抄该白皮书。如有雷同、纯属现实。

谨以本文向不懈抗争的香港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西藏人、蒙古族人,以及在疫情中被自费隔离、被停电、被下岗、被失踪、被寻衅滋事的人们致以崇高敬意。

目录

前言

一、中国共产党压迫人民实施全过程独裁

二、实施符合政治学经济学的独裁制度安排

  • (一)以意识形态作为专政的挡箭牌
  • (二)以橡皮图章人民代表大会掩盖党大于国
  • (三)导演多党合作和政治公关秀
  • (四)建立和维护最广泛的腐败统一战线
  • (五)培养少数民族代理人
  • (六)渗透基层群众

三、披满有名无实的民主外衣

  • (一)假选举
  • (二)假协商公关秀
  • (三)专断决策
  • (四)维稳管理
  • (五)空白监督

四、广泛严厉残酷的独裁

  • (一)人民权利被广泛剥夺
  • (二)人民对政治心灰意冷
  • (三)国家濒临崩溃
  • (四)社会动荡不安
  • (五)权力运用不受制约和监督

五、重演人类荒蛮未开化历史

  • (一)为独裁暴政提供新的借口
  • (二)用经济文化和诡辩逻辑作为遮羞布
  • (三)内政独裁外交“民主”
  • (四)诋毁收买文明国家

结束语

前言

独裁是全人类的共同历史,也是当今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正在蒙受的中国共产党犯下的暴行和罪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政72周年。72年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其在抗日战争中游而不击所保存的实力,与苏联军队在东北所提供的地缘优势,击溃了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指挥的中华民国国军;此后,中国的土地上再也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遏制其横征暴敛、草菅人命。72年来,中共滥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行列宁主义暴力统治之实,让一个已经蒙受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压迫、近代又惨遭殖民主义剥削蹂躏的、苦难深重的国家,再次沦为暴君的玩物,令中国与世界各先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的独裁是一党专政,全党从上到下勾心斗角、污蔑陷害、明杀暗害的政治斗争,是一党专政的本质和核心。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高层利益结合体,完全废除了中共党内权力交接的秩序,使全国范围内最后仅存的民主也不复存在,中共开始实施“全过程独裁”政治。全过程独裁,包括了程序独裁和内容独裁、事前独裁和事后独裁、宏观独裁和微观独裁,党首一人的意志完全支配了全国所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个人的意志,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独裁,是最严苛、最恐怖、最无情的君主专制。

独裁是历史的,但也是现代的、发展的,各国独裁来源于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灭亡于本国人民的政治观念的觉醒和人权需求的增加,葬送独裁与实现民主的道路不同、方法各异。评价一个独裁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否最终走向民主、是否正在走向民主,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践行民主价值;全体人民能否了解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机制、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目标;全体及每一公民能否有效使用法律手段维护权利、有效使用政治手段表达改革意愿;社会各方面能否在政治决策中合理分享话语权;科学家及专业人士的意见与政治家的个人偏好和痴心妄想冲突时是否能得到尊重;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被录用为公务员,公务员能否忠于法律而不受上级的非法意志操控,并按其才能被赋予决策权;执政党能否被法律有效制约,公民能否自由结成在野党监督政府。中共政权背离了上述任何一条。

独裁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迫切、严重的现实危险。一个独裁国家的制度应当如何评价,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集权下的高效率、统一下的发展与繁荣。要看宏观经济的体量和增速,更要看财富与资源是否平等分配;要看人民在独裁体制中获得了什么好处,更要看人民在独裁体制中受到了什么伤害;要看独裁政策预期了什么样政治成果,更要看这些政策是不是被怠于执行、偷梁换柱、夹带私货;要看权力运行是否顺畅,更要看权力是否被不受监督地滥用和谋私。以上种种,中共政权好的几乎没有,坏的一条不漏。

独裁是一国人民的灾难,更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灾难。一个国家是不是独裁暴政,应该由这个国家中体验过其他民主国家制度的人民来评判,更应该由全世界热爱和平、谋求发展与繁荣的人民来共同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独裁暴政,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尤其应该由已经葬送独裁的民主国家来评判。历史告诉我们,民主有多种方式,但独裁到最后只有一种——就是暴政。用花言巧语来粉饰独裁暴政,用金钱美色来收买外国政要,无法掩盖其人民在暴政下所受的痛苦,哪怕是其十亿分之一。

独裁是有毒的,是会被输出到其他国家的。在世界上几个独裁最严重、人权最恶劣的国家中,遍布中共的独裁输出。遏制中共在本国与全球的暴行、揭露其粉饰行为,已经成为全球人类社会不可再拖的紧急事务。

一、中国共产党压迫人民实施全过程独裁

中华民族是忍辱负重、屡受苦难的民族,几乎从未对世界政治史作出任何贡献。在5000多年历史长河中,中国的政治一直是君主专制,中国人民承受着从朝廷到地方官再到士绅的多层级压迫,农民与体力劳动者始终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最底层。近代以后,中国被殖民主义的侵入,形成了人民、朝廷、殖民者的政治三角,人民时而在朝廷与殖民者的斗争中获得喘息,时而在朝廷与殖民者的和解中遭受加倍的压迫。嗣后,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各种革命变革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未能成功制胜清廷。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但袁世凯、张勋接连试图复辟,妄图将中国带回皇权专政之下。国民政府北伐的成功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地方政治仍然被各地军阀控制。嗣后,中国经历了国共第一次内战、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内战,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1948年,国民政府虽然宣布“行宪”,但随后彻底输掉了国共第二次内战,败退台湾。在此期间,中国有对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尝试,但从未有过和平稳定的政治局势作为这些尝试的基础,因此全部以失败告终。中国以“民主”“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成功,只标志着科学、教育、文化的进步,而从未带来政治体制的改变。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立,成为苏俄(苏联)在华代理人,开始在华兜售共产主义包装纸中的列宁式暴力革命。依靠“七二一方针”的保存实力与日本投降后在东北苏军的直接支持,中共很快赢得国共第二次内战并在北京建政。此后,中共开始大肆篡改历史、自我美化,自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并“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现实绝非如此。中共以暴力实施 “土地改革”对旧朝地主富农草菅人命,随后又以“人民公社”为由强制收归国有;以“三大改造”和“公私合营”掠夺国旗上两颗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鼓励人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不断以“三反、五反、四清、反右”为借口杀害反对派或潜在的政治异见者;出台“大跃进”等颠覆常人认知的政策,造成生产关系的毁灭性混乱;后造成饥荒,但中共高级官员却在特供体制下享受奢靡的生活。1966年,毛泽东为了确保其个人独裁凌驾于中共集体独裁,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内乱。1978年,邓小平为了挽救经济,重新实施市场经济制度;独裁下的市场经济迅速沦为寡头官倒的天堂、官商勾结的温床,实现了从“君主专制”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飞跃,而中共将后者无耻地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纵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从未忘记粉饰自己的暴政。其于1954年制定了其政权的第一部宪法,但其国家主席刘少奇却拿着这部宪法被活生生批斗致死。其确立了“申纪兰式”的橡皮图章——人民代表大会、赞歌花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少数民族党员代理人式统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其独裁提供提供法理框架。城市化之后,中共使用网格式管理操纵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实施所谓“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大肆利用警察机关对体制外的人大代表、村(居)委会候选人实施迫害,制造寒蝉效应。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总书记职务为媒介,强化中共的独裁暴政权力、架空国务院等行政机关的领导人,为其终身个人独裁铺路。大搞假选举、假协商,实施决策独裁、管理独裁,用“定于一尊”架空一切监督、扼杀一切反对声音。用“篡改字典”“发明新限定词”等意识形态手段,塑造了“人民民主”“有序参与”“爱国者治港”等新话(newspeak),攻击迫害正当行使政治权利的人民。将游行示威描述为“混乱分裂”,将奴性服从标榜为“安定团结”。历史上的中共先用暴力无情杀戮反对者取得政权,再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反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者是“反华”,强行将国家民族与党划等号,将爱国与服从党乃至于服从总书记本人划等号,绑架中国人民固有的、不可侵犯的主权。今天的中共先用橡皮图章肆意立法,再指责不服从者是违法分子,把“公民立法、公民守法”的民主秩序断章取义为“党代表公民立法、公民守法”;一边对人民施加剥削,将利益输送给中共高官、其亲属、其代理人,一边对反对者施加监禁、酷刑等残酷迫害,一边毫无廉耻地声称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时至今日,中共的自我美化已经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对高传染性的Delta变种病毒追求不切实际的清零目标,反复实施大规模“封城”,强迫人民自费在高价酒店隔离,官商勾结输送利益,却自我标榜为“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用数据造假、强制公务员捐款、强制国企购置产品等方法,违背经济学客观规律实施所谓“扶贫政策”,最终通过固化标准的方式声称“现行标准”下脱贫,却自我标榜为“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以“共同富裕”为幌子打击敌对派系的资本代理人,直接造成大量民众失业。中国人民今日所承受的独裁灾害,是1978年以来最为严重的。

全过程独裁,是中国共产党欺骗人民接受独裁、深化独裁、滥用独裁的残酷过程,是中共不断推进意识形态诳语、强化压迫制度、欺骗全球人民的最新方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杀人、抢劫、自我美化的法西斯历史。全过程独裁,是中共在“六四事件”之后更新意识形态话语、改变独裁方法、提升独裁强度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中共的压迫人民的本质属性和制造红色贵族、红色帝王的根本宗旨。 全过程独裁,充分彰显集权国家性质,充分彰显人民奴隶地位,使中共高官的剥削得到更多产值、其本人及亲属的腐败利益得到更好保障、其买办代理人资本活动进一步扩张。全过程独裁,形成和发展于“六四事件”之后,扎根在全体公务员的行政思维中,蚕食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社会财富,学习借鉴其他独裁政权的暴行经验,延续着中华民族长期被压迫为奴隶的历史,得到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同流合污,具有长期历史血债和永续压迫的卑劣企图。全过程独裁,具有完整的压迫范式和完整的爪牙网络,使假民主和真独裁结合起来,构建起覆盖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4亿多人民、56个民族的压迫体制,导致所有人民在恐惧下服从。全过程独裁,既有鲜明的中华民族奴性特色,也体现历史上所有独裁体制的共同模式,是现代君主专制暴政的中共版本。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中国发展出全过程独裁的根本原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真正让14亿多人民在恐惧下闭嘴、在痛苦中跪下并不容易,需要长期残酷地镇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压迫人民、坚持红色恐怖地位,真正骑在人民头上、利用人民续命;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央集权体制,保证党压迫人民有效剥削社会,保证独裁的理念、方针、政策贯彻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坚持一切为了高官获利,一切来自剥削群众,财富从群众中剥削来,重担到群众中摊派去的“群众路线”,密切监控评估人民群众反抗的可能性,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的恐惧和服从;党内假民主同样泛滥,实行走过场选举、拍马屁决策、法西斯管理、做样子监督,使独裁风气日益严重;实施选奴用奴制度机制,使各方面优秀人才沦为党的奴隶、国家治理体系的螺丝钉,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现任最高统治者及其指定的继承人的手中;坚持拿法律当挡箭牌,肆意立法、强力执法、干预司法、假装守法,通过暴力机关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强迫人民绝对服从。

二、实施符合政治学经济学的独裁制度安排

在中国,国家各项制度都是围绕一党专政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都是围绕实现独裁统治运转的,全过程独裁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这些制度程序,形成了全面、广泛、强力衔接的独裁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可行、低成本的假民主舞台秀,有效保证了党的主张能够成为国家意志,能够强奸人民意愿,有效保证了党的独裁统治。

(一)以意识形态作为专政的挡箭牌

中国共产党自称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宪法中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发制人,定出“工人阶级”“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等没人懂的术语。建政后反复横跳,甚至举办“真理标准大讨论”来讨论这些术语——除了“党的独裁统治”不可讨论外,其他的意识形态可以随意阉割、模糊、篡改。

中共坚持“民主”与专政“有机统一”,为独裁统治盖遮羞布。一方面,符合中共意图的政策,通过虚假的民主程序,描述为人民的意志、人民的需要,保证党对国家、经济、文化、社会的控制能披上民主的外衣;另一方面,毫不留情使用专政机关,打击其政敌、异见者、利益竞争者,维护其独裁统治和利益专享,保护其高级官员及其亲属、代理人。把党的利益与公民利益少得可怜的一点点交集冠上民主之名,而后大肆这层外衣下实施专政,压榨剥削人民。

(二)以橡皮图章人民代表大会掩盖党大于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共独裁政权党大于国的遮羞布,是绝对独裁的根本保证,是中共筛选机制漏网之鱼的民主天花板,是实现全过程独裁的重要工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假装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党的独裁统治,让党的独裁强奸人民当家作主,然后包装为“依法治国”。给广大奴隶自己是国家主人的错觉,最大限度延缓中共独裁陷入“暴政必亡”历史周期率的时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大于国”的有效实现方式,让中共的中央机关有效控制各项事业,是地方割据和少数民族自决的法理否定,有效保证独裁下的奴隶既努力生产又不会造反。

中共筛选基层人大候选人、操控上层人大选举,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中共的代理人会议,并以国家权力机关的姿态批准中共控制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使他们无需对人民负责、也不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有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供中共肆意使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使中共中央以国器号令全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事任免权,使中共闭环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重大问题、发展计划及其执行报告、预算决算行使审查批准权,使中共中央党库直通国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使中共中央能任意撤换官员、打击政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相应职权,使中共对地方官员的任免被无条件的执行,产生对全国的控制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民主外衣,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高度浓缩权力后向中共输送,保证了中共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

人大代表充分反映人民马屁。人大代表来自被筛选的体制内人员和既得利益者,横向上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各阶层,纵向上分全国、省、市、县、乡五级,实现了全国范围内马屁精的广泛覆盖。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人大代表262万名,其中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94.5%。人大代表充分发挥冒充人民的优势,走过场、睡大觉,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把中共的既定政策包装成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一年一度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乡、县、市、省、全国自下而上、逐级召开,使得中共的代理人从基层逐级向上、控制全国。改革开放以来,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共拍马屁、共吹政绩,供党的高级官员当面享受,给人民灌输国强民富的错觉。各国家机关依法认真敷衍人大代表提出的无约束力议案、建议;许多废话被吸纳进政策文件中,充实空白部分,成为中共恶劣政策得以藏身的林海雪原,削弱人民的关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制度形式: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维护党的独裁权威、维护全国臣服在党的脚下。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奴性和1949年以来中共独裁暴政实际、体现列宁主义暴力专政国家性质、冒充人民当家作主、兜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假说的好制度。中共必然长期维持橡皮图章、全面贯彻党的独裁、不断发展假民主的包装水平。

(三)导演多党合作和政治公关秀

中国共产党导演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公关秀,是中国的一部政治舞台剧。这一制度起源于大臣高呼“吾皇圣明”的封建传统,彰显独裁者请人拍自己马屁的专制智慧,又对近现代政党政治中体西用,是中共的新型公关模式。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导演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公关秀将长期上演,不断改良。

在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花瓶党派(注①)。在中共独裁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演戏、互相吹捧、利益分享、一绳蚂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导演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公关秀这一具有鲜明中共特色和戏剧效果的新型公关模式。中国共产党是导演,八个民主党派是中共的地下分支、是同中国共产党一起演戏的演员,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屁精、灭火器、工具人。在中国,反对党都在秦城监狱,在野党都被迫害监禁。中共不是一党独角戏,也没有反对党、在野党,而是“中共导演、花瓶表演,中共独裁、花瓶站台”。

各花瓶党派、无党派既得利益者以拍马屁大会、叼盘站台、专折密奏等形式,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和地方政策站台。中国共产党在分配利益时全员召集、接受监督,确保不因分赃不均发生窝里反。中国共产党和各花瓶党派、无党派既得利益者在压迫人民时合作共事,花瓶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既得利益者被安插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人大专门委员会成员中,一些花瓶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既得利益者担任国家机关领导职务。各花瓶党派和无党派既得利益者紧紧围绕中共政权工作,积极溜须拍马、硬叼死撑,为维护中共独裁发挥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行中国共产党导演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公关秀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作为公关舞台,在“协商”中促进全员参与、推进硬叼死撑、实践溜须拍马,既秉承“吾皇圣明”的历史传统,又冒充现代政党政治,充分体现了中共独裁政策压迫前试水温、反弹时稳民心、破产后强狡辩的特点,是独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有中共特色的制度安排。在人民政协制度平台上,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发挥在界别群众中的公关、代理人作用,通过任务布置会议、任务设计会议、拍马屁会议、专业人士会议、灭火会议、试水温会议等,开展公关、走秀、公费旅游、拍马屁等经常性工作,对国家大政方针、经济社会各领域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宣传造势、无耻追捧、硬叼死撑、包装欺骗,提出各种方案。中共先发稿再收回,假装采纳了、集中了他们的意见建议。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收受利益后公开宣扬自己接受党的主张,并在各界别群众中强推硬卖党的方针政策,连哄带骗,能哄骗多少人就哄骗多少人,高明地哄骗,大声地哄骗,巩固村夫愚民的暴政基础。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与全国人大会议每年同期召开,政协委员不仅要在政协表演一次,还要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参加对有关法律修改、“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等的讨论,再演一次。这样的制度安排真正实现了大家一起吹、大家一起骗,形成了具有中共特色的“双赢”(赢两次)。

中国共产党导演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公关秀,花钱少、效果好、可持续,能欺骗最广大人民、全国各族各界跟党走、被党坑,有效避免了旧式独裁制度形成主奴对立的弊端;让各个花瓶党和无党派既得利益者紧密团结起来,吹同一个牛、站同一个台,有效避免了精英阶级造反或恶性内耗的弊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分配各种利益、推动剥削政策科学化有效化,有效避免了旧式独裁制度大撒币低回报、撒币不精准、撒币比例不当导致官绅阶级撕裂社会的弊端。

(四)建立和维护最广泛的腐败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笼络人心、买凶杀人的重要法宝。在独裁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坚持能笼络的都笼络,坚持支持我的反对我的一起笼络,统筹做好花瓶党派和无党派既得利益者工作、“砖家”工作、少数民族代理人工作、宗教代理人工作、红顶商人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移民能力者)工作、港澳台建制派代言人工作、外国代言人工作和渗透至外国的华侨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制造共同利益,用钱收买人心、谈判各取所需,不断促进花瓶党不造反、少数民族不自决、宗教经典加塞党理论、富人穷人对立、境内境外居民对立,最大限度让所有中共剥削不了的人都和中共一起剥削其他中国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共腐败统一战线的组织。全国政协设34个界别,由中国共产党、各花瓶党派、无党派既得利益者、中共控制的人民团体、中共收买的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建制派、澳门特别行政区建制派、台湾中共代理人和海外中共代理人以及其他有利用价值的人组成。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共有委员2100多人,其中非中共党员占60.2%。这样的组织构成,体现了“应笼络尽笼络”的重要特征,能够在认同中共独裁、拥护中共独裁、共同致力于吹牛皮、共赚黑心人民币的政治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把可能反对中共独裁的人变成支持中共独裁的力量。

(五)培养少数民族代理人

中共治下有若干少数民族。铸牢奴隶共同体意识,始终保持少数民族不自决,实现各民族一起被剥削、一起被专政,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方针宗旨。少数民族代理人制度,是指在中共统一控制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选出一些代理人,设立“自治机关”假装在自治的制度。

中共选拔少数民族代理人,以不造反、不自决为前提和基础,是假自治真独裁、假少数民族真中共党员,是防止少数民族造反、自决的权宜之计。中国少数民族代理人,是在中共控制下的代理人,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共决不放弃的剥削对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中共控制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领导。

设立民族“自治”地方,是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假装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155个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均安插了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代理人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席、州长、县长或旗长,均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理人担任。中共根据各少数民族的觉醒程度和抗争性,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差异化剥削策略。

少数民族代理人制度,把中共在民族自治地方实施的暴政包装为少数民族 “当家作主”,对各少数民族建立了不同程度的控制和压榨。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少数民族的反共情绪被削弱,少数民族逐渐沦为中华民族奴隶共同体的一部分。

(六)渗透基层群众

中国人口多、地域广,基层治理差异大。中共设立和控制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村民、居民、职工被基层党组织直接压制,剥夺一切民主权利,实现极限管理、自生自灭、自我审查、相互批斗,有效防止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从假象变成实质。

村(居)民中选用代理人。村(居)民代理人在基层党组织的控制下,成立村(居)民委员会,直接垄断一切民主权利,将中共上级组织的意志下压到基层,渗透把控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假选举,代理人之外的村(居)民只能走过场投票,没有机会成为候选人;实行假协商,由收受中共利益的村(居)民代理人采取多种形式给中共站台、造势;实行压迫政策,由村(居)民代理人通过村(居)民会议或村(居)民代表会议将中共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的既定政策强制合法化;实行集权管理,由村(居)民代理人强行制定压迫村(居)民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用各种形式和“移风易俗”借口非法干预婚礼葬礼、消灭传统民风民俗,加塞中共党性文化;实行官官相卫,由村(居)民代理人进一步控制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包庇村(社区)事务中的腐败、防止村(居)务恶行被公开。截至2020年底,50.3万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民委员会,11.2万个社区全部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实现无死角渗透控制。

国企、事业单位职工被迫服从中共。国企、事业单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由其党委人员及其代理人把控,把中共在国企、事业单位的重大决策和剥削职工利益的事项包装为职工的意志;国企、事业单位安排党委人员和代理人担任职工董事、职工监事,防止职工利用董监事代表争取权利、接触账目,探索领导安抚日、劳资舞台剧、领导信箱等虚假协商形式,掩盖职工真正诉求,压迫劳动者、保障中共的剥削利益,使单位加强劳动力剥削和强化压迫控制,为红色资本扩张提供低人权低劳权的有利环境。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以“工会委员会”为名,彻底葬送职工建立不受中共控制的工会的可能。现阶段中国共有280.9万个基层工会组织,覆盖655.1万个企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员工生活在劳权的沙漠。

基层假民主活动纷繁扰民。从城乡社区里的村(居)民议事会、村(居)民论坛、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到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进社区,从“小院议事厅”到“板凳民主”,从线下“圆桌会”到线上“议事群”,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的基层生活中,被迫付出大量时间精力为一个又一个没有实质功能的民主舞台秀鼓掌喝彩。中共通过这些人模鬼样、晕头炫目的假把式,逃避讨论关乎人民利益的实际问题,强迫人们以意见建议的方式拍中共马屁,并向其代理人和爪牙定向输送利益,不化解任何矛盾,只解决涉及矛盾的人,使基层原子化、去组织化,丧失反抗能力。基层渗透许多经验做法被全国推行,为中共维护独裁统治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基层群众渗透制度,增强了中共对基层群众的控制和压迫,培养了基层群众的奴隶心态,充分彰显了中共独裁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基层群众渗透,使得社会细胞彼此丧失联系,使被压迫的人失去帮助、不敢反抗,为建设人人害怕、人人奴化、人人卖命的基层独裁结构体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三、披满有名无实的民主外衣

中国发展全过程独裁,既有残酷的专制压迫,也有虚伪的民主外衣。全过程独裁,把操纵选举与政治公关结合起来,把假选举、假协商公关秀、专断决策、维稳管理、空白监督贯通起来,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国家发展大事“定于一尊”、社会治理难事“暴力维稳”、百姓日常琐事“删帖禁评”,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整体性、运行上的协同性、国家机器上的广泛性和持续性,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都服从中共意志、冒充人民声音,有效防止了选举时被迫许诺、选举后被人监督的“民主难题”。

(一)假选举

中共通过操控候选人,阻止人民选出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来掌握并行使权力,是中共独裁的一条重要防线,是人民被中共僭越主权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假选举是广泛的:国家机构选举、村(居)委会选举、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无一幸免,涵盖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的选举是按剧本进行的:人民根本无法行使被选举权,党委一把手“一人”“一票”,照本宣科。中国的选举是可控的:不受体制外任何影响,中共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自己信任的人。中国的选举是停滞的:迫害独立候选人的手段越来越辣、愈演愈烈。

国家机构选举。国家机构选举是指,选举产生全国和地方各级橡皮图章人大,再绑架人大产生同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在中国,合资格人士行使选举权困难重重,行使被选举权绝无可能。从全国人大到乡级人大,五级人民代表大会反复实行经中共筛选的间接选举。按照独立候选人强行剔除、党的代理人长驱直入的原则,通过把大量选区划分到国企事业单位等中共阵地,由中共代理人占绝大多数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大间接选举,通过中共控制的名单而产生。各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均由同级人大假选举、等额选举产生,或者直接决定任命。

基层选举。基层选举是中国最虚假、最离谱的选举实践,包括村(居)民委员会选举和国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村(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村(居)民委员会选举与县乡人大选举同步进行、一同被中共控制。村(居)民定期走秀,选出中共控制的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在国企、事业单位中,职工代表大会是中共强奸职工意愿、实施独裁控制的机构,职工代表中共操纵控制的假选举产生。

中国的假民主选举是符合“选民奴化——中共独裁——选民更奴化”的中国国情死循环的,是与中共永无止境的剥削压迫相适应的,是随着人民的觉醒不断改头换面的。几十年来,中国适时添置遮羞布: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农村和城市每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1,到1995年的4∶1,再到2010年的1∶1,用冷冰冰的数字逐步掩盖中共昔日对广大农村人口血淋淋的压迫。人们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中共的残酷迫害也不断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进行12次乡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11次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独立候选人长期被拒之门外、惨遭迫害。

(二)假协商公关秀

暴政假商量,伤害群众的事情由既得利益者站台,强奸全社会意愿、冒充最大公约数,是协商公关秀的本质。人民失去选举、投票权利之后,中共在重大压迫前和压迫过程中吹风、演戏、找人站台,尽可能制造社会拥护压迫政策的假象。协商公关秀是中国独有的、奴才独有的、恬不知耻的独裁形式。

具有深厚基础。协商公关秀源自帝王专制下长期形成的“吾皇圣明”、魅君惑主、明哲保身等官场堕落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沦为集权政治的现状,源自中国共产党政治斗争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卖身投共的实践,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市场经济中的官商勾结、利益代理,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

形式广泛多样。在各领域各层级,公关秀参与者对中共的意志吹捧站台,为自身的利益与中共同流合污,通过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评估、咨询、网络、民意调查等巧立的名目,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营造社会支持的假象。侵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洗地;侵犯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洗地;侵犯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洗地;侵犯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在基层群众中广泛洗地。

体系不断健全。中国不断完善公关秀的种类,探索形成了花瓶公关、橡皮图章公关、官员公关、政协会议公关、人民团体公关、基层公关、社会组织公关等渠道,推动政治公关秀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花瓶公关,是中国共产党就各种制度性问题,邀请花瓶党派站台洗地;橡皮图章公关,是各级人大在审议中要求官员、社会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基层代理人站台洗地;官员公关,是各级政府在强推政策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花瓶党派、无党派既得利益者、受中共控制的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基层代理人等站台洗地;政协会议公关,是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参加人民政协的各花瓶团体、各族各界代理人站台洗地;人民团体公关,是中共控制的人民团体冒充特定群体为中共站台洗地;基层公关,是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性渗透组织、经济社会组织和基层代理人等为中共站台洗地;社会组织公关,是各类社会组织配合中共政策为中共站台洗地。这七种公关渠道,极大营造了民主假象、欺骗了国际社会、压迫了中国人民。

中国的政治公关,照本宣科,发稿读稿,利用各类人士为中共站台洗地,做到强奸民意、杀人诛心,既搞一言堂、又立牌坊,打感情牌、连哄带骗,形成充分协商讨论的政治假象,充分实践了独裁政治,广泛营造了虚假民意,淹没人民真实话语。

(三)专断决策

专断决策是独裁政治的重要一环。独裁决策,造福中共高官,镇压人民反抗,剥削人民劳力。在中国,辣剥削、强说谎、硬维稳,肉麻马屁、寻衅滋事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不敢发出声音,越来越多的支持意见来自中共的代理人和公关演员。

人大“为党立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党立法、党性立法,保障中共对人大的全方位控制,努力让每一项立法得到领导满意、掩盖人民哭泣。法律立项,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广泛收集马屁,在立法的最初阶段就营造人民支持的假象;法律草案起草,假装听取公众意见和专业人士建议,收买第三方谎称中共内定的法条是他们起草的,让领导的意图得到充分体现;法律草案公布,凡是有争议的(如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才公布,强行把生米煮成熟饭。基层代理人通过联系点,直接参与法律草案的吹捧、站台、洗地等多个环节。

政府“强行执政”。各级人民政府就即将实施的重大决策和各方提出的重大决策建议,提前找人站台洗地,营造人民参与决策的假象。在决策启动环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中共代理人通过建议、提案等方式吹捧站台;在决策研究制定环节,通过座谈会、公开征求意见、听证会、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广泛哄骗洗地、特别是向直接关系人哄骗洗地;在决策草案公示环节,通过政府网站和各类媒体,用虚假的社论吹捧决策草案;在决策最终确定环节,“一把手”利用党内独裁,绑架其他党委成员的意见作出决定;在决策后评估阶段,禁评删帖封号、防民之口,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专家等中共代理人事后叼盘。

基层代理人提供渗透策略。基层代理人通过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村(居)民小组会议等形式,就如何利用本地区人民特点强硬推进中共政策提出意见建议。

(四)维稳管理

中国的事中共管,人民的事中共更要管。在中国,中共的渗透控制无孔不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干预国家事务、干预经济和文化事业、干预社会事务。

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共阻碍人民行使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把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人民无法有效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干预城乡社区民主管理。基层中共代理人制定村(居)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向村(居)民施加超越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在经济管理、社会治安、消防安全、环境卫生、婚姻家庭、邻里关系、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打着“文明”的旗号干预一般民众最日常的生活方式、行为细节,对村(居)民实施蛮横管理、隔绝上访(“矛盾不上交”)、自我审查、互相检举揭发。

压迫企事业单位职工。全国超过1.5亿市场主体蒙受工商、税务、城管、卫生、消防等机构的随意执法,经商环境恶劣; 7亿多人就业,大量劳动者的待遇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最低限度规定相差甚远,员工行权难、维权难,完全无法组织工会。中共操控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利用“厂务公开”搞舆论宣传却从不公开核心信息,操纵职工董监事选举、阻断职工代表进入管理层。中共不断扩大其在私营经济中的控制力:目前,全国已建工会企业中,建立职工代表大会的企业有314.4万家,其中非公有制企业293.8万家、占93.4%。

介入一切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凡国家设立的均被中共控制,凡民间设立的都受到民政机关的控制。中共控制组织成员,限制其开展活动,禁止其组织成员或服务对象发出反对声音,插手干预社会公共事务。以“行业自律”为借口操纵律师会打压律师、以“社会服务”为名目实施官商勾结和定向利益输送、操纵红十字会滥用善款截留口罩等物资,将独裁统治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截至2021年11月,各级民政部门共登记社会组织超过90万家,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2284家。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成为中共操纵社会的抓手。

(五)空白监督

中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切断人民的维权渠道,保证权力运用不受制约。解决权力滥用、以权谋私的问题,靠所谓的“中纪委”和“监察委”搞自我监督是完全无效的,要靠三权分立和多党执政。中共大搞“伟大光荣正确”,屏蔽一切监督体系,对权力的监督沦为中共当权者打击政敌的工具。

人大无法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常年闭会,其常委会全由中共党员或代理人控制,反受制于当地党政一把手。 人大走过场式通过“一府一委两院”工作报告,从不行使质询权。人大代表座谈会、基层群众座谈会、问卷调查、网络调研等活动沦为中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舞台。

花瓶无法监督。花瓶党派和无党派既得利益者由中共挑选,与中共沆瀣一气。政治协商沦为马屁大会、调研考察沦为公费旅游,名为监督检查、实则溜须拍马。偶尔受党委委托,对中共已经在党内打倒的政治派系实施二次清算。在政协组织的各种活动中,中共代理人的主要职能是为党的政策站台、吹捧、拍马屁,协助党和政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行政无法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的升迁规则与腐败直接挂钩,上级只有指令下级实施腐败、滥权、徇私枉法等行为,绝无可能“监督”下级。

监察无法监督。监察机关与中共纪检委一个机关两块牌子,是打击政敌的工具。政治品行恶劣、违反道德操守、滥用公权力等常见的处分理由,都是打击敌对派系人马的借口。

司法无法监督。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均设立党组,受制于其所在行政区的党委,法官均有中共任命,并受制于由中共党组控制的“审判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不享有独立决定权,反要替领导背黑锅。其只能扮演司法演员,处置已经被中纪委开除党籍并“将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司法机关”的已落马人员,按剧本起诉、审判、定罪,没有任何自主权。

审计无法监督。审计机关是其所属政府的下级机关,人事任命、资金预算均受制于上级机关和党委,其不敢审、不能审、不想审。

财会无法监督。财政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是利益共同体,后者为大量上市公司签署审计报告,利用股市债市为中共代理人提供经济利益,绝无可能采取主动措施遏制财会造假行为。

统计无法监督。统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配合中央机关造假数据,确保统计资料符合宣传口径、互相不发生矛盾。真实的数据从不公开至中共党外。

群众无法监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的,轻则不予受理,重则遭受寻衅滋事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司法迫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不是调解撤回,就是机械适用法律予以驳回,纵有成功案例,当事公务员几乎不会受到严厉处分。监察机关收到控告,就向被控告人通风报信,致使控告人遭受打击报复。

舆论无法监督。媒体全部为中共或政府所设立,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揭露曝光公职人员行为都是“蜻蜓点水”“打苍蝇”。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共加紧建设境外网络屏蔽网关“防火长城”(Great Firewll, GFW),并以网信办向社交境内媒体服务提供商不时发送审查指示,审查清除不利舆论。

四、广泛严厉残酷的独裁

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使全过程独裁从政治方案变为横行神州大地的毒瘤、灾难和人民的苟活方式。人民被中共骑在头上,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中共几乎全部的政策措施上,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国家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机构中,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实现一切行政程序和手续上。独裁的暴风雨蹂躏中华大地,中国人民遭受广泛恶劣、真实恐怖、残酷血腥的独裁。

(一)人民权利被广泛剥夺

中国有一部浪漫的宪法,但完全没有违宪审查制度,司法机关也不能直接适用宪法作为审判依据。宪法成为中共中央机关肆意蹂躏的废纸和反驳人权指控的挡箭牌,人民完全无法行使宪法中的政治权利。中国的政治权力是无法通过提高社会地位和财富来取得的,而是被中共垄断的特权。国家权力不是为公民服务的,而是为中共服务的。

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收割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被割、向中共分配为主向其他人分配为辅、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等经济制度,国民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中共及其代理人手中,中共独裁统治和镇压人民具有坚实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在中国,人民行使选举权异常困难,行使被选举权几无可能。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将会触犯寻衅滋事罪,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极有可能招致打击报复。几乎完全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民无法参与国家、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也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行使民主权利。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角色——奴隶,除了配合中共演戏外,无法实质性行使任何民主权利。

在中国,人权状况极端恶劣。中共控制的资本从住房、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方面大肆剥削民众财富。社会保障体系不堪描述:医疗保险颠覆了医患关系,提供进口药品将导致医院亏损,患者因而“买不到药”;医疗保险对严重疾病的覆盖非常有限,因病致贫成为常态;基本养老保险濒临破产,部分省份已经需要依靠其他富裕省份调剂资金。为了塑造领导人的“光辉形象”,中共实施劳民、伤财、无效的脱贫政策;大搞“一带一路”对外撒币;以“共同富裕”为口号打压民营资本,导致人民失业。

中共长期以意识形态话术混淆经济成果与人权的关系,否认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等权利是应有的人权。在中国,司法机关沦为打压政治犯的工具,媒体与出版社沦为中共的宣传机器、民间媒体和自媒体被严厉审查取缔,游行示威被视为最严重的扰乱社会治安行为。法轮功修炼者、家庭教会牧师、政治异见者长期遭受迫害,甚至蒙受酷刑和活摘器官,连基本的生命健康权都被残酷侵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的空虚感、困顿感、绝望感不断增加,生存权、发展权、健康权无法得到保障,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一败涂地。

中国人民享有的权利不断被限缩。“六四事件后”,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停止。习近平成为总书记之后,强化个人崇拜,制造了“脱贫攻坚”“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等各式各样的谎言,中国人民被迫唱赞歌、拍马屁;互联网审查全面加强,说真话的人会被起诉“造谣传谣”;以疫情为借口停发护照、限制跨境旅游;抵制澳大利亚动力煤,煤价应声上涨,导致电厂亏本生产、拉闸限电;强制实施清零政策,强迫人民自费隔离。人民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力、旅行权利、政治权利都受到严重的限缩

(二)人民对政治心灰意冷

人民连票都没有,政策连口号都假到骗不了村夫,长期被打压、维权就被更残酷的打压,这样的独裁是最无情的统治。在中国,被迫害的恐惧深入人心、人民习惯于忍受和沉默,奴颜婢膝成为人们的日常状态,中共吆五喝六,社会死气沉沉。

人民对改革的希望不断灭失。人民无法参与国家、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管理,事前提不出意见、事后搞不了抗议;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全由中共一手遮天;人大、政协沦为中共代理人,社会组织、网络平台被严密监控,表达诉求立刻招致打压、甚至是迫害。从迫害“白专典型”到迫害武汉的医生,从进不了门到办不了事,独裁的本质从不改变、手法日新月异。党和国家要做什么、如何做、做得怎么样,人民无权置喙、只能默默承受。

人民利益要求不仅无法实现,甚至无法表达。独裁,起始于强迫人民服从,堕落于颠倒因果黑白。人民意愿只能表达、不能实现,只是浅层次的独裁。在中国,人民的期盼、希望和诉求,从国家大政方针,到社会治理,再到百姓衣食住行,没有地方说、说了是造谣、做了是煽颠。人民的意愿和呼声,在中共的压迫下,成为“谣言”和“煽动”,并通过中央、省、市、县、乡镇各个层级的警察机关联手作恶、层层打压,通过各个职能部门之间主管、主办、协管、协办的比拼竞赛,通过决策、执行、检查、监督、问责等各个环节的环环紧扣,转化为迫害人民生命、自由、良心、信仰的酷刑和迫害。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人们通过信访平台、领导信箱、政务热线、网络“留言板”等提出意见和诉求,不是“涉法涉诉不予受理”“没有法律依据”,就是招来更残酷的迫害和镇压。

(三)国家濒临崩溃

独裁严重危害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二者相伴相生、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绝无独裁暴政大行其道,却是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人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荒谬现象。独裁制度一定是残酷无情反人道的,一定是把国家推下深渊的。

中国独裁的高强度,导致了国家机关的高腐败,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困厄在人治、官治的中世纪水平。中国的独裁,充分彰显了中共的残暴无情,极大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人民既是独裁的受害者,也是中共的印钞机,前途一片黑暗失落,为了生存只能为中共做牛做马、为奴为娼。中国的独裁,粉碎了国家和公民、国家和政党、民族与民族、宗教与无神论、富裕与贫穷、国人与侨胞的关系,扼杀民族主体性独立性,最大限度制造了牵扯,切实利用了相互掣肘、内耗令中共渔翁得利,形成了一党暴政的政治局面和滥杀无辜的悲惨历史。中国的独裁,把党的主张凌驾于国家意志,用党的意识强奸人民意愿,使得党绑架国家、绑架人民为其统治服务,产生极大压迫,形成极少数剥夺极大多数的恐怖制度,控制了全社会的生产力,拖累了各项事业现代化,只有中共高官及其在海外的亲属,生活令人咂舌地日趋腐败奢靡。中国的独裁,始终把中国人民利益当作提款机,以国家独立自主抗拒先进文明,强势维护党大于国、党凌驾一切、党劣化扩张,毁灭性破坏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

中共建政70多年来,不断犯错犯浑,不断造成在其他正常国家里不会出现的灾难。中国人民经过水深火热的忍耐,终于在1978年后开始发展经济、回归民生。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后起直追。而中共恬不知耻地声称这是其独裁领导下“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无民主、无自由、剥削压迫严重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忍辱负重,没有亿万人民的舍己求全,实现这样的自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独裁,真正把草菅人民、迫害人民、剥削人民实施到极致,逼得中国人民在骷髅堆、饿殍堆中死里逃生。这是中共犯下的罪孽,是举世罕见的暴行。

(四)社会动荡不安

独裁是人类的一段历史。终结独裁,要推动社会向着自由、平等、公正、文明、团结、和谐的方向前行。良好的社会,应百家争鸣,而不是搞一言堂;应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是制造红色贵族皇帝;应保持社会稳定有序,而不是带来缺电和失业;应让社会充满美好善良温情的人性,而不是充斥假大空残厚黑的党性。

中国人软弱顺从,中共却变本加厉、赶尽杀绝。中共的独裁,实现中共意志和利益的绝对凌驾,造就颠倒黑白、贪赃枉法、永续暴政的国家机器,人民苦不堪言、绝望无助,社会动荡不安、“献忠”频出。中国人民用几十年时间填起了中共建政三十年来的毁灭性灾害,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中共再次趁机夺利,造成官倒、下岗潮、学潮、民工潮,社会动荡不安。中共谎言成性,自称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全然不顾人民血泪纵横、泣不成声。中国人民从清雍正朝皇权专制以来,在辛亥革命之前从没有经历过思想可以自由地表达、人员可以自由地流动的时代;中共建政后,因言入罪、户籍造墙,一夜回到辛亥前。今天的中国,人们被迫高价自费隔离于旅馆之中;每月有12.26万户企业注销;10亿网民无法使用Google、Facebook/Twitter、Whatapp/Telegram……中国社会封闭高压,只剩下官媒口中“团结和谐、稳定有序”的弥天大谎。中共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五)权力运用不受制约和监督

权力是金钱和美色的制造机。当权者恣意妄为,无节制地滥用权力,是独裁的必然状态。中共中央不断加强对基层权力制约和监督,始终坚持中央先贪、始终坚持党内三六九等,形成滥用权力和贪污腐败的央地矛盾,必然导致当权者“趁着权力没过期”竭尽所能剥削人民。

把权力放在画出来的假笼子里。利用制度的迷惑性、复杂性、形式性和欺骗性,做足制约监督权力的表面文章。持续使用党纪打击敌对派系,持续滥用司法打击敌对派系,法律即造即用、行政任意裁量,创造权力、分享权力、滥用权力、转租权力,让权力在恐怖下肆虐。织密党内法规网络,创造纪律借口,使敌对派系和政治敌人都被纪律处分扼杀。除总书记外,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实现总书记掌握人事权控制整个党。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拉拢,大开滥权之门、大搞奢靡享受,用特供特权制造忠诚的爪牙。架空党和国家监督制度,运动员自己当裁判;保守腐败秘密,只公开套话、废话、舆论宣传,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坏事不被揭露、丑事不被张扬、蠢事不被关注,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爆发、人民造反。

态度上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反腐是骗取民心的大戏。中共以“杀掉千百人、稳住十四亿”的丢卒保车策略,坚定不移上演反腐表演。坚持暗箱操作、离岸交割,看不见、查不到、追不回三位一体,嘴上一套、心里一套、澳门一套合体发力。坚持反腐败天天演、大小演、案案演,坚持集体学习、电视认罪、作秀公审,坚持反腐反贿“赢两次”,坚持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以政治安全、统治地位的高度,以过河拆桥、打击政敌的宗旨,“打虎”“拍蝇”“猎狐”三声部大合唱,以官媒报道、拍电视剧宣传反腐,持续形成廉洁错觉,消灭异己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在假装解决腐败这个政治大戏中,中共不仅吹牛皮,更上演苦肉计。

评判一种独裁可不可怕,现实最有说服力,被迫害过的人最有发言权,归根结底要看独裁者是否自我收敛。中共的独裁是否残暴、是否无情,归根结底要看中国人民害怕不害怕、中国人民下跪不下跪。有视频显示,近年来,上访群众在政府门前不再是抗议,而是在下跪,这是中国独裁榨干中国人民最后一滴血最真实的反映。中共的独裁道路杀过人、放过火,而中共仍将沿着这条道路变本加厉地走下去。

五、重演人类荒蛮未开化历史

独裁是人类社会共同历经的荒蛮、未开化历史,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无可避免。但是,自20世纪后期以来,在波涛汹涌的民主化大潮中,英属香港自由繁荣,台澎金马转型正义,中国大陆惨绝人寰。当今世界,既面临民主尖峰、自由辉煌,也面临独裁回归、暴政逆施。文明世界怎么了?文明世界还能继续下去吗?回答“独裁之问”,廓清“文明迷思”,关乎世界和平发展,关乎人类文明未来。一些国家迅速陷入了极端暴政,并非文明本身之错,而是文明社会出现了偏差。

中共的独裁经历了杀戮、恐吓、剥削的三阶段。中共维持专政暴政发展全过程独裁,既有着鲜明的中共特色,也反映了人类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既将中国沦为奴隶场、韭菜园,也威胁了整个文明世界。

(一)为独裁暴政提供新的借口

一个国家在独裁状态中,尽快实现民主自由体制、保护社会发展成果,极其重要,也极为不易。

中共的独裁,没有走苏联和纳粹德国的老路,而是创造了中国式独裁道路;没有照搬照抄法西斯模式,而是创造了中国式独裁。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14亿多中国人民彻底沦为中共奴隶,被夺去了权利和自由,给潜在和现任的其他独裁者、宗教恐怖分子打了鸡血,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制造了新的障碍。这是中共对人类政治文明巨大破坏,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威胁。

冒充民主,是中共独裁的一贯套路。中共在独裁统治的进程中,也被揭露过,也被围剿过,但侥幸未遭灭亡,流氓战术、死灰复燃、变本加厉。今天的中国,人民没有公民政治权利、没有文化社会权利、经济权力少到可怜,中国不断向深渊跌落。

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并一以贯之地坚持,是发展民主的首要,是实现民主的“总钥匙”和“总开关”。真民主、好民主,要做到多党执政、普遍选举、军队国家化、警察中立化、司法独立化,人民不仅有选举、投票的权利,也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不仅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也能将其转变为法案、政策;不仅实现国家繁荣,也实现自己独特的人生价值。

(二)用经济文化和诡辩逻辑作为遮羞布

民主就是民主,但独裁伪装成民主的方法并非只有一种。各国的历史文化不同、现实国情不同,独裁政权选择的假民主外衣、画皮必然不同。片面肯定外衣、画皮的假象,必然导致实质误判、放任独裁壮大,甚至陷入其政治反噬、动乱输出、威胁本国社会。

对中共这样一个极端独裁政党来说,选择什么样的民主画皮至关重要。中共吃拿卡要外国经济、科技一切有益成果,但绝不改变自己的独裁统治;奉迎一切虚假的吹捧和亮点的夸大,但绝不接受任何切中要害的指责。中共声称权贵垄断资本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劣迹犹在,如今又声称“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经济发展成果就是民主”等荒唐的谬论,妄图混淆文明世界视听、延续其残暴独裁专政。

中共滥用诡辩逻辑,将建政三十年的灾难称为“基本国情”,用经济上的落后作为“暂缓民主”“暂不自由”的借口,妄称“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离开发展空谈民主”,却倒行逆施,用残酷的剥削使中国人民永远无法走向富裕,而中共高官及其在海外的亲属却奢靡称风。中共用“5000年中华文明”掩盖其“建政只有72年”,一度破坏孔庙等历史古迹,如今又自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肆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糟粕、兜售奴性文化、奴才思想。“战狼”与“卖惨”相结合,一边宣扬“伟大复兴”、一边宣扬“初级阶段”。始终坚持诛心导向,从不解决问题,专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主建设永远无法进步,中共暴政永远无法结束。

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实施民主制度、保障人权自由,不是偶然。历史告诉我们,各国民主只有快慢之分,而无形态之别。假民主永远真不了,独裁冒充的民主永远好不了。只有坚定真正的民主制度、维护人权自由,才能造就国家富强,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纵容独裁政权存续,贻害无穷。中共为了输出独裁不惜参与朝鲜战争,更将不惜一切阻挡文明世界终结中共的独裁统治。中共只许自己放火,容不得别人点灯。

(三)内政独裁外交“民主”

民主在一国内体现为人民自决,在国家间则体现为人民之间的平等友好关系。中国人民的尊严应该得到尊重,但中共作为独裁政权不享有这种资格。政治玻璃心、拒绝人民主张、悍然朝学生开枪的政权,是任何文明国家得而诛之的。

中共是独裁的践行者,更是输出者,不但在本国迫害人民权力,而且在国际上大力支持朝鲜、阿富汗塔利班等极端独裁国家和宗教恐怖分子压迫当地人。嗣后恬不知耻,高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求文明国家的政府漠视其暴行,甚至要求这些政府打压本国反对中共独裁的议员、学者。面对全球范围内经济、科技等领域竞争,中共不是与对方公平竞赛,而是暗偷明抢、以市场准入强制技术转让;不是互相交流文化,而是建防火墙、单向输出虚假信息。

中国将审查输出到全球,意图成为下一个霸权国家;在湄公河修水坝、向泰国缅甸输出人群镇压技术,渗透介入周边国家。大搞“一贷一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条款苛刻的贷款,令其陷入债务陷阱,在中国为这些国家的高官子女提供奖学金甚至是女“学伴”,量中华之物力、结酋长之欢心。

民主自由的大同世界远未实现,但中共却陷入精神错乱。本应以民主惠及本国人民,却大搞独裁压迫;本该是“葱”林法则的国际社会,却强力主张国际“公理”“准则”甚至是“民意”,颠倒黑白。明明自己也在走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路线,却指控更强大的国家对自己侵犯主权、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大搞外交流氓主义、双重标准。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首先让自己的人民站起来、富起来,然后再谈“世界和平”“人类发展”,而不是对外唯唯诺诺,对内重拳出击,欺软怕硬;一边教育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等传统发达国家,一边用人民的血汗钱送子女去这些国家享受民主、自由、奢靡、腐败、颓废的资产阶级生活。

(四)诋毁收买文明国家

独裁到最后终究千篇一律。人类民主事业的真正阻碍,不是实现民主的道路不同,而是冒充民主的独裁政治,是颠倒黑白的奥威尔式“大洋国”。人类政治文明的百花园之所以绚烂多彩,正是由于民主制度包容不同的声音、展现不同的色彩。各民族应坚持主权在民,相互揭露其他国家的独裁暴政和谎言,既警示本国人民勿忘历史,又觉醒其他民族的人民走向民主;而不是见财眼开、见利忘义,收了中共的订单、投资就闷声发大财。

“一人一票”是民主最普遍的形式,也是最能保障民主不变质的形式。长期以来,中共炒作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对北欧国家、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成功的民主实践闭口不谈。中共把人民血汗作为封口费,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土匪思维,以十四亿人的市场要挟别国就范、侵犯别国主权、维护自身独裁统治,打着“合作共赢”旗号在世界上大打糖衣炮弹,泯灭良心正义,成为世界毒瘤。人类文明要继续向前迈进,各国要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必须消灭一切独裁,终结一切暴政。

民主国家式人类文明种的重要主体,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各民主国家应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担当起引领推动人类民主事业发展的责任,高举旗帜,猛烈批判,抵制独裁,拒绝腐败,既造福独裁国家人民,又保护本国利益。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停下独裁专政、绝不会停止糖衣炮弹;各国应携手共进,解体中共政权,解放中国人民,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结束语

独裁没有最惨,只有更惨。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

民主的中国能造福中国人民、造福整个世界。与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渴望相比,中国的民主之路还需要不断艰难前行。在中共变本加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中国人民必将在迫害中不断觉醒,始终坚持人权、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坚定不移反对中共全过程独裁,让中国人民早日加入文明世界、先进国家的大家庭。

当今中国,正处于最动荡的时期。维吾尔人被关进集中营、蒙古族人失去了他们的母语、西藏人失去了他们的宗教、香港人失去了他们的立法会和普通法;全国人民在强制高价自费隔离和停工停产停电失业的大潮中痛苦挣扎。这固然是磨难,但也是转机。随着世界各文明国家开始关注中国、关注中共独裁暴政,中共再也无法上演骗局。坚持民主制度,维护普世价值,拓展文明世界,提升人民幸福,才能汇聚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弘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互帮互助、分工合作,推翻一切压迫人民的独裁制度,共建人性之上的蓝色星球。

其他人 于 2021年12月11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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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文章: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1945

当我们尝试建立一个理性的经济秩序时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在承认某些假设的前提下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们拥有所有有关的信息,如果我们能从一个已知的偏好系统出发并且我们拥有关于可用资源的所有信息,剩下的问题只是纯粹逻辑上的。这就是说,什么是可用资源的最佳用途问题的答案本身已经隐含在我们的假设之中。这个最佳化问题的答案必须符合的条件已经被运算出来并且可以最佳用数学语言来表达:最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两种商品和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都必须在它们所有的不同的用途上相等。

这个,却非常重要地不是社会所面对的经济问题。我们所发展的用来解答这个逻辑问题的经济数学,虽然是达到社会的经济问题的答案的很重要的一步,却还没有(不能)得到一个答案。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经济数学所出发的对于整个社会的“信息”从来都没有给与给一个单一的可以运算出含其义思想,并且也不可能被给与。

关于理性经济秩序的问题的特殊性质正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即我们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情况的知识永远不会以集中或总结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作为不完整且经常相互矛盾的由分开的个人所拥有的知识的分散碎片存在。因此,社会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分配“给定”资源的问题——如果“给定”的意义是(把这些信息)给与一个可以解决由这些信息所设置的问题的单一思想,而是如何确保每个社会成员所知晓的对于各种用途的相对重要性只有他们知道的资源的最佳利用。或者,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如何完全地利用没有给予任何个人的信息的问题。

我担心,关于基本问题的这一特点被最近经济理论的许多改进,特别是对数学的许多运用所掩盖,而不是揭示。尽管我在本文中主要想讨论的问题是理性的经济组织的问题,但在其过程中,我将一再指出它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我想提出的许多观点确实是不同的推理路径出人意料地汇合在一起所得到的结论。但是,我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目前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许多争论,其共同根源在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性质的误解。这种误解根源又是由于我们错误地将在处理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转移到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上。

在通常语言中,我们用 "计划 "一词来描述关于分配我们可用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复杂决定。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任何有许多人合作的社会中,这种计划,无论谁来做,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以知识为基础,而这些知识首先不是由计划者拥有的,而是在其他人手上,必须以某种方式传达给计划者。人们计划所依据的知识以何种方式传递给他们,是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的关键问题,而什么是利用最初分散在所有人中的知识的最佳方式,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设计高效经济系统的主要问题之一。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这里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 谁来做规划。这个问题,所有关于 "经济规划 "的争议的中心。这不是一个关于是否要进行规划的争议,是个关于整个经济系统的规划是由的一个权威集中地完成,还是分散给许多个人分担的争议。规划一词的具体含义,在当代争论中,必然意味着中央规划--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对整个经济系统进行指导。另一方面,竞争意味着由许多单独的人进行分散的规划。这两者的中间,也就是很多人喜欢讨论的但是很少有人喜欢的,就是将规划委托给有组织的行业,或者换句话说,垄断。

这些系统中哪一个可能更有效,主要取决于在哪一个系统中我们可以期望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这又取决于我们是能更有可能成功地将所有需要使用但最初分散在许多不同个人手中的知识交给一个中央机构处理,还是能向个人们提供以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计划与他人的计划相结合的某些额外的信息。

显而易见,在这一点上,不同种类的知识的地位是不同的;因此,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也会主要取决于不同种类的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有些知识更有可能由特定个人掌握,有些知识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期望在由适当选择的专家组成的权威机构中找到。如果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后者会处于更好的地位,这是因为有一种知识,即科学知识,现在在公众的想象中占据了如此突出的位置,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忘记它不是唯一有意义的知识。可以承认的是,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过适当选择的专家可能最能掌握所有可用的最佳知识--当然,这只是把困难转移到选择专家的问题上。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设这个问题可以被轻易解决,它也只是更广泛问题的一小部分。

今天,提出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异端邪说。但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毫无疑问,有一套非常重要但未经整理的知识,不可能被称为一般规则知识意义上的科学:即关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知识。正是在这方面,实际上每个人都比其他人有一些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拥有只有他拥有的可以进行有益利用的独特的信息,但只有当取决于这些信息的决定留给他或在他的积极合作下作出时,这些信息才能被利用。我们只需想起,在完成理论培训后,我们在任何职业中都要学习多少东西,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有多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学习特定的任务,在各行各业中,对人、对当地条件和特殊情况的了解是多么宝贵的财富。了解并使用一台未被充分使用的机器,或某人的技能可以得到的更好的利用,或了解在供应中断时可以利用的剩余库存,在社会上与了解更好的替代技术一样有用。通过使用本来是空的或半满的货运火车旅程来谋生的托运人,或其全部知识几乎都是关于临时机会的房地产经纪人,或从商品价格的局部差异中获利的套利者,都是基于对别人不知道的转瞬即逝的情况的特殊知识而发挥着非常有用的功能。

一个令人发奇的事实是,这种知识在今天被普遍蔑视对待,任何通过这种知识比拥有更好的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获得优势的人都被认为是几乎不光彩的行为。从更好的关于通信或运输设施的知识中获得优势,有时被认为是不诚实的,尽管社会利用这方面的最佳机会与利用最新的科学发现一样重要。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对于对生产,人们对商业的态度。即使是那些自认为对过去粗暴的唯物主义谬论绝对免疫的经济学家,在涉及到旨在获得这种实践知识的活动时,也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所有这些知识都被认为是 "给予 "的。现在的普遍想法似乎是,所有这些知识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而对现有经济秩序的非理性的指责往往是基于这些知识并不那么容易被获取。这种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何使这些知识尽可能广泛地被获取,正是我们必须找到答案的问题所在。

如果说今天流行的是把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知识的重要性降到最低,这与现在对变化本身的重视程度的降低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除了在会使很大的对生产计划的变化成为必要的变化的重要性和频率上,在没有什么别的地方“规划者”和他们的“反对者”所做的假设(通常只是隐含的)不同的地方更多了。当然,如果详细的长时间的经济计划可以提前制定,然后严格遵守,使得不需要进一步地做重要的经济决定,那么制定一个管理所有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的任务就会容易得多。

也许值得强调的是,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而且只是变化的后果。只要事情继续像以前一样,或者至少像预期的那样,就不会出现需要作出决定的新问题,也不需要制定新的计划。认为变化,或者至少是每天的调整,在现代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暗示着着经济问题也已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样的一个论点。由于这个原因,这种认为变化的重要性下降的信念,通常也是由那些认为经济考虑的重要性已经被日益重要的技术知识驱赶到后台的人所持有。

在现代生产的精密设备下,经济决定只需要为长期决定,例如在建立一个新的工厂或引进一个新的流程时,这是真的吗?一旦工厂建成,剩下的事情或多或少都是机械性的,由工厂的特性决定的,没有什么变化需要为适应随时不断变化的情况而做出,这是真的吗?

据我所知,这种相当普遍的肯定的信念并没有被商人的实际经验所证实。在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一个这样的行业就可以当作一个测试--保持成本不上升的任务需要不断斗争,吸收经理人的大部分精力。一个没有效率的经理人是多么容易消散利润率所依赖的不同的价格差异,以及在相同的技术设施下,有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成本进行生产,这些都是商业经验中的常识,但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似乎并不那么熟悉。生产者和工程师们不断表示希望不受货币成本考虑的束缚而进行生产,这种愿望的强烈程度雄辩地证明了这些因素在他们日常工作中的影响程度。

经济学家越来越容易忘记构成整个经济图景的不断的小变化,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越来越关注综合统计数据,而综合数据比细节的变化展示出更大的稳定性。然而,综合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由统计学家们有时似乎倾向于运用的 "大数法则 "或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我们必须处理的元素的数量不足以让这种偶然的力量产生稳定性。商品和服务的连续流动是通过不断的有意调整来维持的,通过每天根据前一天不知道的情况作出的新的处置来维持的,由乙在甲不能交付时介于来维持的。即使是大型和高度机械化的工厂也能保持运转,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可以满足它各种意外需求的环境;屋顶的瓦片,表格的文具,以及所有千奇百怪的设备,工厂不能自成一体,而它的运作计划需要这些设备在市场上被随时提供。

也许这里是我应该简单声明一下的地方,即我所关注的那类知识,就其性质而言,是不能进入统计的,因此不能以统计的形式传达给任何中央机关。这样一个中央机构必须使用的统计资料,必须准确地从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别中抽象出来,把在位置、质量和其他细节方面有差别的项目作为一种资源混在一起,但是这些细微差别本身或许对特定的决策的做出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基于统计信息的中央计划从本质上讲不能直接考虑到这些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中央计划者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把需要取决于这些具体信息的决定留给“在现场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同意,社会的经济问题主要是迅速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变化产生反应,那么,最终的决定似乎必须留给熟悉这些情况,并直接了解其相关的变化和立即可以用来满足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我们不能指望通过首先将所有这些知识传达给一个中央委员会,等它在整合所有知识后,发布命令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分散化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只回答了我们问题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分散化,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知识可以被迅速使用。但是,"现场的人 "不能仅仅根据他对他周围环境事实的有限但直接的了解来决定。还存在的问题是,他还需要被传送给更进一步的信息,使他的决定符合更大的经济体系的整个变化的模式。

他需要多少知识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在他眼前的知识范围之外发生的事件中,哪些与他眼前的决定有关,对于这些事件他需要知道多少?

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不会对他应该作出的决定产生影响。但他不需要知道这些事件的本身,也不需要知道它们的所有影响。对他来说,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一种尺寸的螺丝钉比另一种尺寸的螺丝钉要多。为什么纸袋比帆布袋更容易得到,或为什么技术工人或特定的机器工具目前变得更难获得,这些都并不重要。对他来说,所有重要的是:与他所关心的其他东西相比,这些东西的采购难度增加或减少了多少,或者他生产或使用的其他东西的需求增加或减少了多少。这始终是一个与他所关心的特定事物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而关于改变其相对重要性的原因,除了这些原因对他自己环境中的具体事物的影响之外,他对它们并不感兴趣。

正是在这个联系下,我所称呼的主流 "经济微积分 "帮助我们,至少通过类比,看到这个问题是如何,而且事实上正在被价格体系所解决。即使是拥有某个小型、独立的经济体系的所有数据的单一控制者,也不会在每次对资源分配进行一些小的调整时,明确审查可能受到影响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所有关系。纯粹的选择逻辑的巨大贡献在于,它确凿地表明,即使是这样一个单一的头脑,也只能通过构建和不断使用等价物率(或 "价值",或 "边际替代率")来解决这种问题。也就是说,通过给每一种稀缺资源附加一个数字指数,这个指数不能从该特定事物所拥有的任何属性中得出,但会反映或浓缩了它从整个手段-目的结构来看的重要性。在任何微小的变化中,他将不得不只考虑这些将所有的相关信息都集中在其中的这些量化指数(或 "价值");而且,通过逐一调整数量,他可以适当地重新安排他的处置,而不必从头开始解决整个难题,也不必在计算的任何阶段立即调查它的所有后果。

从根本上说,在一个所有对相关事实的知识都分散在许多个人身上的系统中,价格可以起到协调不同人的不同行动的作用,就像主观价值帮助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个部分一样。我们或许值得花一点时间思考一个关于价格体系的行动的非常简单和普通的例子,看看它到底能完成什么:假设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出现了使用某种原材料的新机会,例如锡,或者锡的一个供应来源已经被消除。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并很重要的是,这两个原因中的哪一个使锡变得更加稀缺并不重要。锡的使用者所需要知道的全部是,他们过去消费的一些锡现在在其他地方得到了更有利的利用,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需要知道哪里出现了更迫切的需求,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应该为哪些其他需求提供供应。如果他们中只有一部分人直接知道新的需求,并把资源转给它,并且如果意识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反过来从其他来源填补它,这种影响将迅速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不仅影响到锡的所有用途,而且还影响到它的替代品和这些替代品的替代品,影响到所有锡制品的供应和它们的替代品,等等;而所有这些,都会在促成生产这些替代品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变化的原始原因的情况下发生。这个整体以一个市场来运作,不是因为它的任何成员调查了整个领域,而是因为成员们有限的个人视野充分重叠,进而通过许多中间人,相关信息被传达给了所有人。任何商品都有一个价格,或者说,所有地方的价格是以运输成本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就给出了或许可以由一个拥有所有信息(而这些信息实际上是分散在所有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中的)的单一大脑得出的答案(只是在概念上有可能)。

如果我们想了解它的真正功能,就必须把价格体系看作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当然,随着价格越来越僵化,它所履行的功能就不那么完美(但是即使当价格变得相对僵化的时候,本来应该随价格的变化而行动的种种力量还会从合同的其他方面来发挥影响)。这个系统最重要的事实是它所依赖的知识的经济体,或者说,各个参与者只需要知道的很少东西就能采取正确的行动。以简略的形式,通过一种符号,只有最基本重要的信息被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的人。这不仅仅是一个比喻,价格系统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记录变化的机器,或者一个电信系统,能使单一的生产者观察仅仅几个指针(就像工程师可能只看着几个表盘上的指针一样),就可以对他们除了对价格的活动以外没有任何了解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活动。

当然,这些调整可能从来都不是经济学家在其均衡分析中所设想的那种 "完美"。但我担心,在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假设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完美知识的理论习惯,使我们对价格机制的真正功能有些盲目,并导致我们在判断其效率时采用相当误导的标准。令人惊叹的是,在一种原材料稀缺的情况下,在没有发出命令,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原因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身份通过几个月的调查也无法确定)被迫更少地使用这种材料或其产品。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的方向是正确的。这足以让人惊叹,即使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人们的配合不会都是如此地完美,使他们的利润率始终保持在相同的恒定或 "正常 "水平。

我特意用了 "惊叹 "这个词,以使读者从我们经常认为这一机制的运作是理所当然的自满情绪中惊醒过来。我相信,如果它是人类刻意设计的结果,如果受价格变化指导的人明白他们的决定的意义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的直接目的,这个机制就会被誉为人类思想的最大胜利之一。它的不幸是双重的,一是它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二是受它指导的人通常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他们所做的事。但是,那些为 "有意识的指导 "叫嚣的人--那些不能相信任何未经设计(甚至在我们不了解它的情况下)而进化的东西可以解决我们不能有意识地解决的问题--应该记住这一点:问题恰恰在于如何将资源的利用范围扩大到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控制范围之外;因此,在于如何免除有意识的控制的需要,在于如何提供诱因,让个人在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们做什么的情况下去做理想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问题绝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而是与几乎所有真正的社会现象、语言和我们的大部分文化传承有关,并构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理论问题。正如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在另一个方面所说:"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常识,所有的教科书和知名人士在发表演讲时都会重复这一点,即我们应该培养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的习惯。情况恰恰相反。文明的进步在于扩大了我们可以不用思考就能完成的重要行动的数量"。这在社会领域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不断地使用公式、符号和规则,而这些东西的含义我们并不了解,通过使用这些东西,我们利用了我们个人不具备的知识的帮助。我们通过建立在已被证明在其自身领域成功的习惯和制度上发展了这些做法和制度,这些习惯和制度已经成为我们所建立的文明的基础。

价格系统只是人类在不了解它的情况下偶然发现它之后学会使用的机制之一(尽管他还远远没有学会如何最好地利用它)。通过它,不仅是劳动分工,基于平等分散的知识对资源的协调利用也成为可能。那些喜欢嘲笑任何可能是这样的建议的人,通常会歪曲这个论点,暗示它断言,由于某种奇迹,仅仅这种最适合当代文明的系统自发地成长了起来。事实恰恰相反: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我们的文明所基于的劳动分工,正是因为他偶然发现了一种使其成为可能的方法。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他可能还会发展出一些其他的、完全不同的文明类型,像白蚁的 "状态",或其他完全无法想象的类型。我们只能说,还没有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可以保留现有制度的某些特征的替代制度,这些特征甚至对那些最猛烈抨击它的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例如,特别是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追求,从而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的程度。

在许多方面,幸运的是,关于价格体系对于复杂社会中任何理性计算的不可或缺性的争议,现在已不再完全在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阵营之间进行。 冯-米塞斯在25年前首次提出,如果没有价格体系,我们就无法维持一个以我们这样的广泛分工为基础的社会,这一论点在当时遭到了嘲笑。今天,一些人在接受它时仍然发现的困难不再主要是政治性的,这使得气氛更有利于合理的讨论。当我们发现托洛茨基认为 "没有市场关系的经济核算是不可想象的";当奥斯卡-兰格教授承诺在未来的中央计划委员会的大理石大厅里为冯-米塞斯教授塑像;当阿巴-P-莱纳教授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并强调价格体系的基本效用在于促使个人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做符合整体利益的事情,这些分歧确实不能再归咎于政治偏见。剩下的分歧似乎显然是由于纯粹的智慧上的,特别是方法上的分歧。

约瑟夫-熊彼特教授最近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我所想到的方法论差异之一。该书作者是那些根据实证主义的某个分支来处理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在他看来,这些(经济)现象就像客观存在的一定数量的商品直接作用于其他商品,似乎几乎不需要人类思维的任何干预。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才能解释以下(对我来说令人吃惊的)宣称。熊彼特教授认为,在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理性计算的可能性对理论家来说是 "来自这样一个基本命题:消费者在评估('要求')消费品时,事实上也在评价参与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资料"。

从字面上看,这种说法根本就是错的。消费者没有在做任何这样的事。熊彼特教授的 "事实上 "的意思是,生产要素的估价隐含在消费品的估价中,或必然来自消费者商品的估价。但这也是不正确的。隐含是一种逻辑关系,只有当所涉及 的命题们同时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这样说才是有意义的。然而,很明显,生产要素的价值并不仅仅取决于消费品的价值,而且还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应条件。只有对一个同时了解所有这些事实的头脑来说,答案才会是给与它的事实的直接结果。然而,实际问题的出现恰恰是因为这些事实从来没有这样被提供给一个人的头脑,而且因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必要使用分散在许多人中的知识。

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所有的事实,如果它们被一个人知道(就像我们假设它们被交给观察的经济学家),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被解决。相反,我们必须证明解决方案是如何通过每个都只拥有部分知识人们的互动产生的。假设所有的知识都被赋予了一个单一的头脑,就像我们假设它被赋予了作为解释的经济学家的我们一样,就是假设问题不存在,并且无视现实世界中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一切。

像熊彼特教授这样地位的经济学家,竟然落入了 "数据 "一词的模糊性给不谨慎者设置的陷阱,这很难解释为一个简单的错误。这反而表明,我们处理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在根本上错误的,因为它习惯性地忽略一个我们必须要应对的现象:即人类的知识不可避免地不完善,因此需要一个不断交流和获取知识的过程。任何方法,例如许多数学经济学的同步方程,实际上都是从假设人们的知识与客观情况的事实是相对应的而开始的,这系统性地忽略了我们要解释的主要任务。我远不否认,在我们的系统中,均衡分析有一个有用的功能要执行。但是,当它误导我们的一些主要思想家相信它所描述的情况与解决实际问题有直接关系时,我们就应该记住,它根本不涉及社会过程,它只不过是研究主要问题的一个有用的初步探索。

J.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2), p. 175。我认为,熊彼特教授也是帕累托和巴龙 “解决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问题这一神话的原创者。他们和其他许多人所做的,只是陈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满足的条件,并指出这些条件与竞争性市场的均衡条件基本相同。这与知道如何在实践中找到满足这些条件的资源分配是完全不同的。帕累托本人(巴龙几乎从他那里得到了他要说的一切),远远没有声称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实际问题,事实上,他明确否认没有市场的帮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见他的Manuel d’économie pure (2d ed., 1927),第233-34页。我在《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的‘解决方案'》(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VIII, No. 26 (May, 1940), p. 125.)一文的开头引用了相关段落的英译。

前言

英文原文: https://www.econlib.org/library/Essays/hykKnw.html

此文由DeepL辅助翻译: https://www.deepl.com/translator

尽管利用了DeepL来辅助翻译,减少了一定的工作量,我在翻译此文的过程中还是感到了不小的困难,因此,翻译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错误和不恰的地方。我欢迎,并且希望读者可以对我翻译上的不妥指出纠正,如果我决定采用建议,我会在这下面列出被采用者的名字。当然此文中任何时刻所存在的错误的责任都由我一人承担。

后记

这篇文章中所论述的理论,我认为是哈耶克对学术界所作的最大的贡献,甚至是整个奥地利学派对学术界最大的贡献。奥地利学派所产出的所有理论,几乎都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的推论,即使这些理论在很多时候都是由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论证首先提出的。简而言之,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就是:“信息是分散化的,而市场是最大化利用这些分散的信息的机制,单一的个人或组织永远不可能获得跟市场所能利用的同样数量级的信息”。在我看来,一个很显然易见的推论可以由这个核心论点做出,而我也把这个作为我个人整个政治哲学的基础,那就是:任何对市场的干扰都是不可取的。对所有社会问题的最优解就是把它们留给市场处理。

这篇文章还有两个次要论点,在我看来也相当重要,那就是:1. 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不适用于社会科学; 2. 市场秩序是自发生成的,而非设计; 这两个次要论点哈耶克在其他地方有更仔细地论述: 次要论点1在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次要论点2在The Fatal Conceit。另外,Thomas Sowell以本文为基础写了一本书名为Knowledge and Decisions,里面运用了更多的实际世界中的例子,哈耶克自己称他写得很好。

延伸阅读:

  1. Knowledge and Decisions by Thomas Sowell;https://en.wikipedia.org/wiki/Knowledge_and_Decisionshttp://libgen.li/ads.php?md5=3bc9b03773992d3967e471862c0e29b7

  2.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by F.A. Haye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Counter-Revolution_of_Sciencehttp://libgen.li/ads.php?md5=81d51137b07ca66d34035a7b5f29b3df

  3. The Fatal Conceit by F.A. Haye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Fatal_Conceithttp://libgen.li/ads.php?md5=5410a41b085c381c0683bfafbb126e94

作者 于 2021年11月6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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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tepOnSnek 一个政治系统的根本特征取决于其个体成员的暴力能力
回复文章: 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简介:兼谈中国的房地产与基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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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直接用于预测具体的社会现实

这句话其实就是奥派的观点,楼主是肯定同意的,楼主引用的那句Mises的原话就是说得这个意思,可能自己有点没注意。奥派所能下的结论是,中共国经济吃枣药丸,恒大这样的例子肯定会出现,不管中共现在怎么救都不能完美解决;但是说不出中共经济怎么药丸,恒大崩之前预测不出来是恒大要崩,也预测不出来中共会采取什么策略,和其直接的市场反应会是什么。这都是因为没有经济学家可以有能力收集市场里每个个人所掌握的信息,宏观经济数据不可以做为价格信号的替代。

参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NbYdbf3EEc

楼主这篇文写得很好,很详细,很学术,我估计写不出来这样的,但是如果让我来一句话总结得话,那就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干扰了市场的价格信号,而不受干扰的价格信号给出的结果总是最优的,因为只有价格信号才是由所有人所拥有的完整的信息决定的,所以这是不妥的,其结果就是商业周期”。

回复文章: 专门举报翻墙梯子的“黑鹰团队”马汉南将2047当成法轮功

最近没空,生活生活还是生活。而且在墙内写写东西也占用时间(作为翻墙大陆人,在墙内写写日常生活随笔、骗骗赞是常事,总不能墙外自爆)。不过本人已经构思好新的法轮功洗地文了,过阵子就来污染一下站长的小站~本站真善忍浓度太低,需要upup~

NoStepOnSnek 一个政治系统的根本特征取决于其个体成员的暴力能力
发表文章: 人权作为私有财产权 - 穆瑞·羅斯巴德

"Human Rights" as Property Rights by Murray N. Rothbard (节选)[1]

某些自由主义者们希望保护像“言论自由”这样的权利的概念,并在此同时拒绝承认私有财产的概念。但是,与此相否的是,所有“权利”的概念只有被当成“私有财产权”时才是有意义的。因为不仅没有任何“人权”不是“私有财产权”,而且当前者不用私有财产权作为标准时,会失去其绝对性和清晰性,变得模糊和脆弱。

首先,从两种意义上来讲“财产权”跟“人权”是相等的: 财产权只能为人所有,所有拥有财产的权利是只是人类拥有的权利; 其次:一个人对他自身的权利,他个人的自由,是他对他自己身体的拥有权,也是一个“人权”。但是对我们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人权”,当不以私有财产权来定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和充满矛盾,使某些自由主义者们得以“公共政策”或“公共服务”为由来削弱那些权利。正如我在另外一个著作中写道[2]:

拿言论自由这样的“人权”来举例来说。言论自由的意思是,所有人可以说任何他想说的话。但是没有被问得问题是:在哪里?在哪里一个人有这样的权利?在一个他未经允许侵入的财产之内他肯定没有这个权利。简单来说,他只有在他自己的财产内,或者在另外一个同意(作为一个礼品或者租用契约)让他使用的人的财产之内,有这个权利。事实上,那么,“言论自由的权利“作为一个单独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对他自己财产的自由支配的权利和与其他所有者做自愿协议的权利。

简单来说,一个人没有“言论自由权”;但是他的确有租借一个大厅并对进入其边界的人们做演讲的权利。他没有“媒体自由权”;但是他的确有写并发表一个传单,并卖给愿意买的人(或送给愿意接受的人)。所以,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我们有的都是私有财产权,包括做自由的契约的权利和做财产转移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构成私有财产权的一部分。除了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固有的私有财产权,这里没有一个另外多出的“言论自由权”,或者媒体自由。

此外,不用私有财产权,而用“言论自由权”来作为分析的基础,会导致困惑和对权利这个概念本身的削弱。对于这一点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霍姆斯大法官所提出的“没有人可以虚假地在一个有很多人的影院里大喊‘着火了’,所以言论自由当然权利不能是绝对的,而且必须被“公共政策”的考虑所虚弱和调整。然而,如果我们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这里没有必要的对权利的绝对性的削弱。

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大喊的人或者是一个顾客或者是剧院的所有者。如果他是剧场的所有者,那么他就是在侵犯他正在安静地欣赏表演的顾客的私有财产权,对此他已经提前收钱。如果他是一个顾客,那么他就是侵犯其他正在欣赏表演的顾客的私有财产权剧场的所有者的私有财产权,因为他违反了他进入剧场的条件。因为那些条件一定会包括不以打扰表演这种方式来侵犯剧场所有者的私有财产权。在两种情况中,他都可以被起诉为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者。所以,当我们专注于涉及到的私有财产权时,我们会发现霍姆斯大法官的例子并不导致任何对权利的绝对性的削弱的需要。

的确,布莱克大法官,一个很著名的言论自由“绝对者”,在一个对霍姆斯大法官的“在影院里大喊着火”的论点很精准的批评中,说得很明确:他对言论自由的倡导是基于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布莱克这样说:

我昨天跟你去了一个剧院。我想如果你和我当时站起来并在影院里乱撞得话,不管我们说或者没说什么,我们都会被拘捕。没有任何人说宪法给了人们一个权利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去说任何他们想说的事情。买门票并没有买去那里做演讲的权利。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也被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的系统。我们有一个基于私有财产的系统,这意味着一个人没有权利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比方说,我会感到一些不悦如果有人来我的家来告诉我他有一个宪法上的权力来这里因为他想做一个批评最高法院的演讲。我承认人们做批评最高法院的演讲的权利,但是我不想让他在我的家里这样做。

“在剧院里大喊着火”,那真是个精彩的格言。但是你不需要大喊着火才会被逮捕。如果一个人在剧院里制造混乱,他不会是因为他喊了什么而被逮捕,而是因为他的喊叫这个行为本身。他会被赶出剧院,不是因为他所表达的任何观点,而是因为没有人想在那里听他的观点。这就是为何我会回应“不是因为他喊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喊了”

[1]https://mises.org/library/human-rights-property-rights

[2]https://mises.org/library/man-economy-and-state-power-and-market/html/c/434

作者 于 2021年9月2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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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phd 2047前站长
回复文章: 【豆瓣】我爸爸因为打科兴快要没了我该怎么办(原帖已404)
天将灭韭菜 翻墙保平安 诚念美帝好 健康活到老
作者 于 2021年8月18日 编辑
自由主义者
史蒂芬 喜欢近代历史,有时间上传一些好的书籍,大家交流分享
回复文章: 政治学入门启蒙目录

@Hehehehe #150812 多年前我傻傻的读完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写的很有人文关怀啊(比党编的教科书要好的多)。。。

里面讲到了万历给他的老师申时行送了几尾鲤鱼,印像深刻。。

钱穆先生也很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为当年的新亚书院和港中大感到骄傲,启蒙了整整一代人),哎

回复文章: 新手向提问:有关大纪元报道国内新闻的真实性问题

中國的新聞永遠不可能有人知道準確的訊息的。然而錯的不是主流媒體不去報道,而是中國不讓媒體報道。

主权在民
kill_ccp 何辨邪正,何谓荣枯
发表文章: 再谈谈南京疫情

此次南京疫情,似乎关注度很低?

先被河南洪水掩盖,后被奥运抢了风头。

但事实上,这次南京疫情问题相当严重。根据官方数据,昨天南京单日新增47确诊,这个数据是瘟疫爆发以来从未有过的最大数值!即使在爆发初期(2020年2月),南京也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数据。

而且,从禄口起源的这波疫情,已经扩散到南京以外的多个城市,中共官媒也都有报道,可以自行了解。

机场的责任人已经查明。据我个人了解,有些南京人出于对政府防控政策的不满,开始期盼季建业和杨卫泽(南京前市长和前市委书记)能出狱重新执政,然而另一些人很快意识到这不过是在比烂。

当年南京人对季建业市长的印象就是「季挖挖」,喜欢大兴土木搞基建,趁机捞油水(贪污)。由于很多基建工程是样子工程,实际效用不大且扰民,那时季建业的好评并不多。现在,为什么风评变好了?四个字,同行衬托。这跟习近平上台以后,江泽民、胡锦涛风评变好是完全一样的道理。不是江、胡太好,是习太烂。

话说回来,前几天我爆料的3条内部消息都被证实了。可惜,依然不受关注。https://2047.name/t/13711

或许,只要不到第二个武汉的程度,就永远不会被关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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