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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范围在中国大陆,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股票被称作“中概股”。不少知名的中概股被爆出财务造假,比如瑞幸、爱奇艺、跟谁学。中概股企业的IPO和年度财报的审计师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pwc,deloitte,ey,kpmg)的中国和香港成员所担任。美国PCAOB(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希望全面检视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企业的审计底稿。美已立法如果中概股企业不遵守这项规定,将强制从美国股票交易市场退市。已经有不少中概股进入了预摘牌名单。

以上是背景。

8月26日,中共国方面发布消息称中共国证监会、财政部已经与美国PCAOB达成审计合作协议。声称该协议将避免在美上市的中共国企业的退市风险。同一时间,PCAOB也在官方网站发布了消息。有趣的是中共国和PCAOB所宣称的协议内容大相径庭。

中共国方面的表述是这样的(重点摘要):

合作协议范围包括协助对方开展对相关事务所的检查和调查。其中,中方提供协助的范围也涉及部分为中概股提供审计服务、且审计底稿存放在内地的香港事务所

双方将提前就检查和调查活动计划进行沟通协调,美方须通过中方监管部门获取审计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

PCAOB为履行审计监管职责,需要与中国监管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实施跨境监管合作。同样,中国监管机构有需要对自身监管范围内的美国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审计监管的,也要通过监管合作机制进行。这是国际惯例,双方都需要这个机制。

对于中美审计监管合作而言,也是如此,无须每年检查全部在美上市公司审计项目。

PCAOB的表述是这样的(重点摘要):

  1. The PCAOB has sole discretion to select the firms, audit engagements and potential violations it inspects and investigates – without consultation with, nor input from, Chinese authorities.
  2. Procedures are in place for PCAOB inspectors and investigators to view complete audit work papers with all information included and for the PCAOB to retain information as needed.
  3. The PCAOB has direct access to interview and take testimony from all personnel associated with the audits the PCAOB inspects or investigates.
  1. PCAOB可以自由选择要检查的公司,无须咨询中共国当局或由中共国相关机构提供
  2. PCAOB可以实地检查所有相关的审计底稿以及相关所有信息,在必要情况下检查人员可以保存这些信息。
  3. PCAOB有直接接触、访谈所有被检查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员工的权利

结果又是一中各表LOL。是美国PCAOB说错了呢,还是中共国为了保住美国上市通道允许了PCAOB的要求呢?按照中共喉舌一贯撒谎的习性,不是丧事喜办,就是啥也没谈成。最后还是中概股该退市的退市,该滚蛋的滚蛋了。

引用来源:

https://pcaobus.org/news-events/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pcaob-signs-agreement-with-chinese-authorities-taking-first-step-toward-complete-access-for-pcaob-to-select-inspect-and-investigate-in-china

https://news.stcn.com/sd/202208/t20220826_48248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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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报道:上海一家大型老年护理医院暴发新冠疫情,最近几天有多名患者死亡。这似乎表明新一轮疫情对这个中国金融之都的打击比政府公开披露的情况更为严重。

据华尔街日报消息,上海东方老年护理医院有至少100例COVID19(中共病毒)感染和多例死亡病例,而这些都没有出现在上海市官方统计的病例与死亡人数中

新闻链接:

中文版:新冠疫情下一家上海老年护理医院未公布的感染与死亡

英文版:Shanghai Hospital Harbors Unreported Covid-19 Outbreak, Deaths

简评: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经过2003SARS,2020武汉李文亮事件,2021与2022的疫情,国人都盼着中共会吸取教训。殊不知靠谎言与欺骗治国,撒谎成性,漠视生命是从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刻在基因里的。只要中共存在,就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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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指称,北京方面拒绝为恒大地产的巨额负债和不良资产买单,并要求地方政府做好应对”可能的风暴“的准备。

Beijing, reluctant to bail out the country’s most heavily indebted property developer, is asking local officials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pare for a ‘possible storm’

SINGAPORE—Chinese authorities are asking local governments to prepare for the potential downfall of China Evergrande Group, according to officials familiar with the discussions, signaling a reluctance to bail out the debt-saddled property developer while bracing for any economic and social fallout from the company’s travails.

原文标题:China Makes Preparations for Evergrande’s Demise

WSJ Report Link

看来中共是顾虑一旦挽救恒大,更多的地产商会纷纷效仿伸手要钱。信贷扩张,再来一次“大水漫灌”,国内通货膨胀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也许习是要打恒大背后的敌对派系。

不管如何,恒大之Demise是否会造成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连锁反应,姑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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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这是一篇万字长文。

写作的初衷是有感于中文自由论坛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和讨论比较少,介绍和讨论奥地利学派的就更少了。提到奥地利学派,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的是哈耶克。哈耶克的政治学、社会科学作品被阅读的比较广泛,比如《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的原理》《致命的自负》。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哈耶克的洞见是深邃的,造诣也是非凡的。然而奥地利学派的政治、社会与法律等理论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哈耶克一生没有出版过系统的阐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作品,有关经济学的理论,分散在他的诸多论文和出版物中。从哈耶克入手系统的了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比较困难。

所以借着最近恒大债务危机的热点话题,撰写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我遵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统,结合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和加里森的研究,以面向本科生教科书的方式,科普性的做了介绍。我想,有一定经济学常识或本科时期修过《经济学原理》这门基础课的,读懂本文应该没什么问题。

如果掐掉本文最后一段,放在知乎上发表我想问题不大。墙内中文圈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比如张维迎),其实对中国的经济现状心知肚明。苦于互联网审查与文字狱,有些话他们不大敢实名说出来。所以,我还是想理论结合实际,分析点实事。毕竟要学以致用嘛。

最后希望大家对文章不足之处多批评指正。同时祝贺2047数据完全恢复。

商业周期与经济危机

什么是商业周期?

商业周期,又称景气循环(Business Cycle),是指以GDP/GNP的变动衡量的经济波动情况。商业周期一般包含扩张(Expansion)、繁荣(Peak)、收缩(Contract)和衰退(Trough)四个阶段。一次商业周期的长度至少包含一次繁荣和衰退阶段。商业周期的收缩衰退阶段,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经济危机(Crisis)。

自从20世纪以来,几次著名的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重创了世界经济。1929的大萧条,1970s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2009的次贷危机都是经济危机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还有局部的危机,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楼市崩溃也属于经济危机的范畴。

不管诱因是什么,以下几个现象几乎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的降临而出现:

  • 资产价格(包括股市)的大幅下跌,尤其是大宗资产、房地产行业;
  • 通货紧缩(Deflation)或滞胀(Stagflation);
  • 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包括楼市、基础建设烂尾);
  • 钱荒;
  • 几乎所有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出错。

最终许多人的资产和积蓄在危机中化为乌有。

商业周期与经济危机的各种经济学理论

什么导致了衰退和经济危机?这个问题被讨论了近二百年。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希望找到导致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从而预测和化解经济危机。但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没有给出答案。经济危机被认为是“随机原因的随机总和”。简而言之,“主流经济学”认为商业周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既无法预测也无法防止

在此之前,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凯恩斯爵士(John Maynard Keynes)曾给出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原理并开出了药方。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因此经济危机中的一个现象就是“生产过剩”,生产出的商品货物堆积无人购买。解决的方法是人为制造持续的、小规模的”通货膨胀“,刺激总需求的水平,达到总供给(AS)与总需求(AD)平衡。这就是凯恩斯的AD-AS模型,首次出现在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

下图纵轴为价格水平(P),横轴为产出水平(Y)。刺激总需求,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价格水平提高(出现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同时经济增长。

AD-AS模型

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通货膨胀。但1970年代美国的石油危机中,却出现了一种凯恩斯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称为“滞胀”的经济现象。即价格水平上升的同时产出并没有同步增长。即上图所示的总需求曲线交于总供给曲线的垂直部分,如果/再刺激总需求,结果只是价格水平(P)的增长,人们生活愈加困苦。所以凯恩斯的“总需求不足”的理论失灵了。

凯恩斯之外,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各自的经济学解释。比如基于历史事件的统计而得出的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存货和投资行为理论;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皮特(Joseph Schumpter)提出的创新与破坏理论。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经济危机的部分现象,但对商业周期的整个过程缺乏说服力。在诸多的经济学派中,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是唯一能逻辑自洽的阐述商业周期的全过程,并成功解释现实经济危机现象的经济学理论。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简介

奥地利学派(The Austrian School),又称作奥地利经济学派(下文简称“奥派”),是一个以主观价值等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派。奥派经济学家并不都是奥地利人。之所以称为“奥地利的”,是因为奥派现代意义上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以及奥派的第二代经济学家维塞尔(Friedrich Von Weiser)和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第三代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奥地利人,因此被其他经济学派称之为“奥地利学派”。奥派不仅是经济学派,它也有完整的、前后逻辑自洽的一套涉及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学的综合理论。但这些理论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是经济学理论。

奥派的经济学理论,主要由以下四方面构成:

  1. 主观价值论以及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构成的方法论;
  2. 以主观价值和边际思想为基础的市场一般理论;
  3. 货币、银行以及资本利息构成的商业周期理论;
  4. 企业家角色和主观价值论、知识理论和市场秩序理论构成的市场过程论。

奥派的方法论,遵循了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开始,由马里亚纳,里查德·坎迪龙,萨伊,巴斯夏沿袭的传统。只是门格尔在前人基础上,系统的总结了经济学的一般原理。门格尔和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几乎同时独自的发现了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某种意义上,卡尔·门格尔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奥派的经济思想史,奥派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关系等问题,我将另行撰文叙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奥地利学派的货币、资本与利息理论

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与奥派的资本利息与货币理论息息相关。要理解奥派的商业周期过程,首先需要了解奥地利学派有关资本和利息的相关理论。为了方便叙述,我举个例子说明。这个例子将呈现奥派商业周期理论的若干重要概念。

资本与利息:鲁滨逊经济学

故事背景:

鲁滨逊是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他一个人漂流岛荒岛,生活了28年,最终返回文明社会。在鲁滨逊数十年的荒岛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生活,但之后他从食人族手中解救了一个土著人,并给他起名叫“星期五”,收为助手。假设现在鲁滨逊还没有认识“星期五”,独自一人在荒岛上生活。

  • 鲁滨逊靠捕鱼为生。
  • 鲁滨逊在海岸的浅滩上靠双手捉鱼,一天可以捉5条鱼。
  • 鲁滨逊可以用岛上的植物编织鱼网。用渔网在浅水捉鱼,一天可以捉10条鱼,编织鱼网需要1天时间。
  • 鲁滨逊可以用岛上的木材做船去离岸较远的地方捕鱼。磨石头和木棍做斧头需要2天时间。砍木头做一艘船需要7天时间。船造成后带上鱼网去鱼多的地方捕鱼,一天可以捉150条鱼。

鲁滨逊漂流记揭示的经济学原理

  • 资本:资本是扩大生产的必要条件。如果鲁滨逊想抓更多的鱼,需要资本品——网、船。而资本的积累(制造网、船)需要时间和投入生产要素(劳动、木头、植物)。
  • 利息:利息是对时间偏好的一种补偿。人总是希望欲望现在就被满足而不是在一段时间之后。鲁滨逊能忍耐10天做网、船,是因为之后他可以捕捞150条作为回报。如果10天之后他仍然只能每天捕捉到5条鱼,他就不会造网和船。利息就是补偿他等待了10天而多出的50条鱼(150-5x10,不考虑过程中的时间价值)。
  • “储蓄-投资”的关系:制造资本品需要耗费相应的时间,而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来捉鱼。因此制造资本品之前他需要储蓄——首先捉几天鱼,保证有足够的食物,不至于在编织鱼网和造船的过程中饿死。
  • 更长的生产结构:鲁滨逊要造船,首先要砍木头。砍木头需要先造斧头。因从从鱼-斧头-船,生产过程延长了。延长的生产结构使生产力提高了。

奥地利学派的生产过程理论——生产的阶段性

解释商业周期理论之前,首先解释奥派的独特生产过程理论。

门格尔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敏锐的发现了生产的阶段性,即“商品间的因果关系”。消费品是最低等级的商品,因为消费品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生产要素是更高等级的商品,与人的欲望的满足是间接关系。后来的奥派学者将门格尔的“商品之间的关系”理论具体化。奥派学者哈耶克(F.A. Hayek)用三角形图示表示的生产理论,被称为哈耶克三角

哈耶克三角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如下图所示。 Hayek Triangle

直接满足消费者欲望的商品被称之为低级商品/消费品/消费财货(Consumer Goods),间接生产出消费品的商品称为资本财货(Capital Goods)或高级商品。离最终消费品越远,生产阶段越高级

以iPhone为例。最终消费者买回家的包装好的手机是消费品。富士康将各部分零件组装为整机的阶段,是一级生产阶段;TSCM用硅、金属元素生产芯片,索尼用玻璃、硅和金属元素生产镜头,制造电路板等各部分手机零件是二级生产阶段;上游供应商冶炼铝,制造玻璃和硅晶圆是第三级生产阶段;矿业企业开采铝矿石、金矿,二氧化硅是第四级生产阶段。

哈耶克三角解释了:

  • 高级商品不断转化为低级商品,最终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货币沿着生产过程逆流向上,每一级别的生产要素投入者获得相应的回报。
  • 距离消费品越远的生产阶段,其变为最终消费品的时间也就越长。参考鲁滨逊的例子:更高有形生产力的形成需要更多的时间。生产力的提升就是生产结构的延长。
  • 每一级生产阶段投入多少要素,取决于两个生产阶段之间的利息差。也就是本生产阶段的企业家会计算下一生产阶段支付的货币折现后的盈亏情况。折现率就是利息率。

奥派经济学第一次完美的将利息扩展为了一个通用的概念——对时间偏好的补偿。不仅适用于借贷市场上,还适用于生产阶段。学过金融学的同学知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常用的一个模型:折现现金流模型(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DCF)。DCF预估投资项目未来预计产生的现金流,通过折现率将现金流折现到现在,与投资成本比较。只有在折现净现金流(折现未来现金流入减去现金流出)为正值,那么企业才会进行这项投资。否则企业会拒绝投资。这里的“折现率”与两个生产阶段的“利息率”是同一个概念,同时也是金融学概念中的企业“资本成本”。

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

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基础,在门格尔时代已经奠定了基础。奥派的资本、利息和货币理论,由门格尔的学生以及女婿,奥匈帝国财政部长庞巴维克完成了理论体系的构建。之后,米塞斯在其著作《人的行动》中,完整的叙述了商业周期的理论和过程。哈耶克用被其他学者称为“哈耶克三角(Hayek Triangle)”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商业周期的流转过程。在“哈耶克三角”的基础上,奥派经济学家罗杰·加里森(Roger Garrison)将生产过程、货币市场的均衡、消费与投资均衡三个系统综合在一张图表中表示。直观的反映了奥派商业周期的理论。

“长久”的增长

下图所示的,在奥派经济学文献中被称为“长久的增长(Secular Growth)”。

左上角图示是”哈耶克三角“,表示生产过程;右上角是消费与投资均衡的图示;右下角是储蓄-投资(借贷市场)均衡。

Secular Growth

在长久的增长中,在某一时刻由于技术的进步或资源禀赋出现了外生增加。生产性边界外移,生产结构增加(哈耶克三角底边变长)。这时,因为生产结构的增长,投资的需求增加(D移动到D’)。借贷市场上供大于求。短期内借贷市场的供给(储蓄)不能立刻增加。因此真实的利率会短暂上升(蓝点上升到白点),这时会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上升,相当于增加了借贷市场上的供给(S移动到S’)。利率的上升导致储蓄的增加,因此借贷市场上利率回落到原有的时间偏好水平(白点下降到黑点)。此时消费-投资边界外移,人民的真实财富增加了。

这种增长被奥派视为真实的增长。“长久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用GDP的增加来判断,更重要的是生产结构的延长和资本结构的改变。“长久的增长”是人民财富真实的增加。这一点和主流经济学有所不同。

通货膨胀与商业周期

商业周期始于货币政策的扩张。货币政策的扩张通常会带来通货膨胀(Inflation)。扩张的货币政策常被称为“印钞”。但扩张的货币政策不总是通过增发法币来实现,从信贷市场进入的通货膨胀称为“信用扩张”。

一个令“主流经济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同时犯错——在经济危机中绝大部分企业家因为错误的投资遭受亏损。奥派经济学家敏锐的发现,引起广泛的、几乎涵盖所有行业的投资决策失误,只能是货币市场的问题。

在某一时刻,政府降低了同业隔夜拆借利率/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制造信用扩张。信贷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增加了。如下图所示,货币的供给曲线S(Saving)向右移动到S’(Saving plus credit expansion)。此时自然利率ieq被压低到了i’。

Garrison on Triangle

一方面,生产更高等级商品的利润率(利息差)一般很低。通常情况下这些商品不会被生产,随着货币利率的下降,企业家会认为投资生产这些商品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家开始投资这些项目。从而生产结构延长,表现为“哈耶克三角”的底边向着更高级生产阶段延长。

微观金融分析:企业可以用更低的借款利率向银行借钱投资;用更低的票面利息发行债券;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的上涨引起股市的繁荣,企业可用更高的价格发行股票。因此企业的资本成本降低。按企业原来的资本成本,投资某些项目是亏损的,资本成本降低之后,再次进行项目估值,原本无利可图的投资项目产生了利润

另一方面,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让人们错误的认为自己更富有了(手上的钱变多了)。因此会让人们更多的消费,减少储蓄,消费品价格也随之上升。

综上两个方面: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施后,在一段时间之内投资和消费会同时增加,并且原来没有的新产业也会被开发出来,物价和工资都会上升。表面经济进入了“繁荣”阶段。

但是,这种“繁荣”终究是要破灭的。从鲁滨逊的例子我们看到了,投资-储蓄是一体两面的。在货币扩张政策下的投资增加,而储蓄没有同步增加。在信贷市场上,投资需求增加而储蓄在减少,迫使真实的利率上升(微观金融表现为企业的资本成本上升)。从而企业家惊慌的发现,他们所进行的投资项目是无利可图的!重新核算的企业会计账面价值出现了严重亏损。大量的工程被放弃,生产出的商品无人购买(即凯恩斯所认为的消费不足)。这就是经济危机。

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只能再次将货币市场的利率人为的压低,因此必须持续的采用信用扩张的政策。一旦信用扩张政策停止,真实的利率会立刻上升。

那么一直进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就可以让经济危机永不到来吗?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有两点:

  1. 因为每一次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资产价格水平的上升(不同资产价格水平的上升幅度是不同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通货膨胀。再一次“放水“所需要的“水”量增大,信用扩张的难度越来越高,操作空间也越来越小。
  2. 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是持续的扩张政策的最终结局,也是这场游戏的终极约束。当人们发现法币的购买力以日以小时计算的下滑,人们会疯狂的购买能购买到的一切实物物资。最终人们将抛弃法币,转持有外汇或贵金属。货币市场彻底崩溃,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

所以在现实中,各国政府会给通货膨胀设定红线。一旦某个神秘的通胀指标(比如CPI)接近了这条红线,就赶快给经济“降温”,避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GDP应该越高越好,为什么会害怕经济“过热”呢?)

小结

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完整的解释了商业周期中出现的现象(见本文开头)。解答了引起商业周期,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所以奥派经济学家认为,避免经济危机的方法是避免开启“繁荣”。

但是现实中很难做到。因为政府本身具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原动力。

政府的通货膨胀原动力

奥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引起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政府。政府具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和压力,寄希望于政府来防止通货膨胀无异与虎谋皮。

为什么政府需要通货膨胀呢?

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职能的扩展,政客的各种承诺,对外战争的需要,政府的支出会越来越大,扩大财政收入则是政府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

无通货膨胀的政府运作

无通货膨胀的政府的财政收入完全依赖于税收。在现代银行体系建立之前,唯扩大财政收入的唯一的办法只能加税。税收的增加是有限的,会让纳税人立刻感觉到痛苦。当纳税人的收入减少(如农业社会遇到天灾,收成锐减),税收仍旧持续增加的时候,往往导致王朝的颠覆或政权的更迭。

这种大多是现代的银行体系出现之前的政府形态,加上当时世界大多数地区使用金属货币,政府没有能力制造全国性的货币扩张。税收无以为继从而导致财政破产,是政权覆灭的原因之一。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等朝代的晚期,皆因财政拮据,最终灭亡。

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和压力

现代银行体系建立之后,特别是中央银行建立之后。将新货币投入流通的发行者通过通货膨胀产生巨大收益。政府和央行几乎是凭空创造货币,因为他们不需要出售财货或服务来开采黄金等贵金属。政府作为债务人的大量借债,也因为通货膨胀被稀释了。

通货膨胀是现代政府除了税收之外的第二个提款机,成为政府除了税收之外更便利与隐蔽的攫取公众财富,扩大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了。 相较于直接税收,通货膨胀更不容易被察觉和感受到痛苦。让现代政府避免重蹈古代政府破产的覆辙。当然通货膨胀也不是绝对无限的,一旦玩过火了,恶性通货膨胀则是灾难性的。因此政府要小心的关注“经济过热”的问题。

政府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原动力,从而开启了“繁荣”,因此商业周期(经济危机)周而复始,不能消除。

附录:中国的房地产与基建行业的回顾与展望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首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代表作Economics中给了经济学如下定义:

Economics: The study of how societies use scarce resources to produce valuable commodities and distribute them among different people.

这个定义代表了当今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按照奥派的学术观点,萨缪尔森的这个定义显然是错误的,起码是不准确的。“主流经济学”将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经济学中。抽离了“人”的因素,机械的去研究根本不存在的物理定律般的经济规律。

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社会是人类的社会,那么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的社会的学问。脱离了“人”的因素的研究毫无意义。主流经济学将“人”的因素从经济学研究中抽离了,是因为主流经济学严重依赖的数学模型无法处理人的因素。为了迎合数学处理的需要,只能将人的因素拿掉了。因此“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与现实社会有很大差距。也因此“主流经济学”对许多现实问题根本无法解释。

奥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将经济学定义为一种告诉我们特定的手段能否达成目的,或如何达目的的一种科学。经济学本身不作价值判断,但经济学指导人们如何去行动,或告诉人们给定的行动能否达成目的。

虽然经济学可以预测行动的结果,但经济学不能回答结果何时来到。米塞斯曾给出这样的精辟总结:

The economist knows that the boom must result in a depression. But he does not and cannot know when the crisis will appear. This depends on the special conditions of each case. Many political events can influence the outcome. There are no rules according to which the duration of the boom or of the following depression can be computed.

(《人的行动》路德维希·米塞斯 Human Action, Ludwig Von Mises)

谈到中国房地产和基建行业,分析历史数据,中国房地产与基建行业的起飞始于2007-2009年,也就是全世界的次贷危机期间。在此之前,中国的房地产平均价格虽有上涨,但总体来说算得上平稳。2008年之后,房地产的平均价格如火箭冲天,一发不可收拾。中国的基建行业也如火如荼,全国开始大量兴建高速铁路。起因就是饱受争议的胡温政府“四万亿”刺激计划。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成功回答了为什么信用扩张之后,首先是资产价格的飙升和基建行业的繁荣,而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却不是特别显著。

“四万亿”计划之后,中共政府一直在制造通货膨胀,以维持经济“繁荣”的局面。从购房者角度看,只要房价的上涨停滞,就意味着亏损。因为购房者需要偿付给银行贷款利息。所以中共必须维持房价的持续上涨,那么就必须持续向信贷市场输入通货膨胀。另外,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共国的土地是国有的,政府向企业、民众出让的只是土地使用权而已。出让土地使用权所获的的土地出让金,已经成为了中共国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了。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获得财政收入-房地产公司通过宽松的信贷政策借钱拿地建设-民众向银行贷款买房让资产保值增值,这三者的利益,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成为了共同体。泡沫越来越大,谁也不敢去捅破,这样一直到拖了现在。

有的学者认为,中共国的经济都是泡沫。这样的说法过于偏激了。中共国的经济的确存在很大的泡沫,尤其在房地产和基建行业,但也有真实增长的成分。正因为泡沫和真实的增长混在一起,外界更不易推测中共国的经济发展趋势与走向。

中共国的真实情况比较复杂。首先,中共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完全自由市场。各地对房地产的交易有不同的限制规则。有的要求持有5年之后才能卖出,有的对二套房有限制政策。这种非完全自由市场干扰了价格信号的传递,延缓了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的过程。其次,因为习俗的不同,中国人的储蓄率一直高于西方国家。按照奥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分析,经济危机的到来是因为真实利率的回升。中国人的高储蓄也一定程度上拖延了这一过程。最后,中共国的地产集团一直是红色权贵的家族产业,白手套。地产基建企业的兴衰还掺杂了中共内政治斗争的因素。所以一直都有学者拿日本、美国的例子比照,预测中国房地产于某某年崩溃,结果没有实现,反倒被人耻笑。

这段时间发生了按收入排名,曾经是中国第一房地产商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事件。被媒体炒作为“爆雷”“黑天鹅”“灰犀牛”,这种形容是不正确的。按照奥派商业周期的理论分析,“恒大事件”必然出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坍塌是注定的。”恒大事件”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奥派商业周期理论说明了,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通货膨胀的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中共政权也意识到了持续放“水”政策不可持续,越来越谨慎的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因而房地产企业的资本成本上升,恒大挺不住了。

摆在中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1. 让恒大破产,让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破灭;
  2. 挽救恒大,再度开启扩张性货币政策,再来多少万亿,维持房价高企。

恐怕无论选哪个,中共国的经济甚至中共政权都有覆灭之忧。既然是覆灭是经济规律注定的,剩下的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延伸阅读(供经济专业,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1. 10 Questions to Professor Roger Garrison in London
  2. Chapter 9: The Austrian School: Capital-Based Macroeconomics
  3. Mathematical Version of Garrison’s Model
9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South Africa’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municable Diseases)于2021年8月26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预印本)披露了最新的研究结果。这个被命名为C.1.2的变种病毒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变异程度最高的SARS-Cov-2病毒(CCP病毒)。研究人员发现,C.1.2或具有逃避免疫系统攻击、对现有疫苗的抵抗以及更强的传播能力。

有关C.1.2变种,报告提及了以下几个特征:

  • C.1.2具有迄今为止最高的变异程度,这里的变异程度,是指相比武汉1.0原始毒株的基因距离(Furthest Genetic Distance) 。
  • C.1.2变异速度极快。C.1.2的变异速度大约是目前已知的所有变种病毒平均变异速度的2倍,一年内平均可以产生41.8个变种。
  • C.1.2的主要变异部位在病毒的刺突(Spike Region)。此位置与病毒逃离免疫系统攻击的机制有关。
  • C.1.2的某些变异部位,曾在过去的变种病毒中发现。而这些已经发现的变种病毒一半(52%)被列在WHO的受关切(VOCs)/受关注(VOIs)名单中。换句话说,C.1.2综合了多种已知变种病毒的某些优势特征,甚至可以再次感染已经感染Alpha、Beta变种病毒的人。
  • 因缺乏足够的数据,C.1.2在人群中的传染性、致命性尚未明确。
  • 除了南非之外,C.1.2变种已经在英国、瑞士、葡萄牙、新西兰、中国发现。

Sources:

  1.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SARS-CoV-2 in South Africa: a new lineage with rapid accumulation of mutations of concern and global detection | medRxiv
  2. New COVID variant detected in South Africa, most mutated variant so far - The Jerusalem Post
  3. New Covid Variant May Have ‘Increased Transmissibility’: South Africa Scientists - Bloomberg

个人感想:

  • C.1.2可能会像Delta(B.1.617.2)变种,掀起又一波感染浪潮。面对Delta变种,欧美等国已经提议在疫苗第二针后注射第三针加强针(Boost shot)。而C.1.2可能天生具有抵抗现有疫苗的属性。如果大范围传染,若无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后果会很严重。
  • 中国是世界除南非之外少数几个发现了C.1.2毒株的国家。中共目前仍以封堵为主的防疫措施,糟糕的疫苗效力,导致封堵结束后无免疫能力的人群大量流动。面对C.1.2这种可能感染性、致病性更强的毒株,恐怕结果会很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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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t/13470

这篇访谈文字将当今中国根本问题的焦点模糊并转移——从中共转移到习近平身上,让不了解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人又产生了一种幻觉——现在的问题都是习近平搞出来的,要是李克强或王克强、马远平当政,情况就不一样了。

中共就像神话故事里的魔鬼,它有许多张面孔。毛泽东是它,邓小平也是它,胡耀邦是它,江泽民与朱镕基是它,胡与温是它,习近平也是它。还有许许多多的面孔都是它的表现。中共的存亡是第一位的,其他都可以让位。为了确保生存,中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表现出不同的脸孔,具有极强的欺骗性。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接连不断的搞运动,把人搞穷搞怕了,胆战心惊。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当时人认为中共真的要“改革”了,变好了。那十年的政治环境可能是自文革结束迄今为止最宽松的十年。如果找本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政治刊物,拿到此后的任何一段时期可能都不会被出版。十年时间也培育与积蓄了中国民主化的新生力量。1989年的学生运动要求中共民主化改革,触动了中共的底线,中共再次变换面孔,露出獠牙。同样是那个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举起了屠刀,屠杀学生,造成六·四惨案,赵紫阳也因此下台。中国走和平民主化道路的希望自此彻底破灭。

之后是江泽民执政时代。江时代不再提政治改革,转而改经济领域。在朱镕基的主持下,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又认为中共这一次是真的“改革”了,好日子来了。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气功“法轮功”的练习者越来越多,再一次触碰到了中共敏感的神经。有一个人数庞大的,不信仰中共主义的团体在社会上出现,“势必要威胁中共的统治”。因此1999年7月开始了新一轮政治运动——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对那个时期有印象。电视里不分日夜的播着批斗法轮功的节目,新闻联播延长到三四个小时,报纸连片累牍连篇的都是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其实那个时期的法轮功与政治毫无瓜葛,不参与政治活动。即使被迫害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指责江泽民,没有把问题的矛头对准中共。

后来就是胡温时代,方舟子怀念的时代。胡温时代的情况比较复杂。胡温执政的十年,江泽民虽然名义上退下去了,可它的势力依旧盘根错节。胡锦涛在党内没有取得绝对权威,是弱势总书记。温家宝虽然不是江派,但与胡锦涛也不是一条船上的人。政治局常委各管各的,各自有盘算。决策层的不统一给外界造成舆论管控力度下降的假象。对比现在,回忆起来好像胡温时代挺开明的。

试问方舟子:

  • GFW是在什么时期建设壮大的?
  • 刘晓波在谁的任期因为什么被捕的?
  • 陈光诚律师又是在什么时期被投入监狱?被谁的命令软禁在家?
  • 关于六·四事件的定论,胡温时期松口了么?
  • 关于法轮功事件,胡温时代有平反了么?
  • 等等等等

温家宝口惠而实不至,他在位的时候为中国的民主化做了什么?为中国的言论自由解决了什么呢?难道中国还需要这样一个影帝吗? 也是在这个时代,法轮功的练习者们发现不是中共哪一个领导人的问题。不解体中共,解体中共带来的坏秩序,这些问题就无解。自此之后劝中国人“三退”成了他们的新目标。

再后来是习近平执政。习近平接手的是胡温时代遗留下来,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除非抛弃中共,现有的中共秩序框架内再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了。我在别的回答里说过:习可能认为,毛时代就没这些问题。面对那么多问题,毛时代的办法是现成的经验,搞了一波全面左转。习试图用毛泽东的那套办法去解决中共面临的存亡问题,顺便树立个人的权威,扩大个人的权力。所以现在的情况依旧是中共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在垂死挣扎。是给中共加速催命还是续命,有待时间证明。

自始至终,中共也没有真正想为中国人谋什么福利,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自由而民主的国家。中共的所谓改革,只是续命的权宜之计。无论中共表现出狠戾,或是开放。中共可以为了保证统治地位整死国家主席、逼迫党总书记下台、将党总书记软禁到死,相比之下封禁前总理的文章更是小事一件。

中共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个别,真正想为推进中国文明做点事的人,但是很快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落得凄惨的下场。赵紫阳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不要再幻想有个什么中共英明领导人出现,带领中共改革;不要再怀念中共治下的某个时代。解体中共及其带来的坏秩序,重建现代文明的新秩序,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5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基于美国宪政体制结合中国古代官制的产物。

孙中山考察后认为美国宪政体系中至少存在两点不足:

  1. 猪肉筒政治(Pork Barrel),也叫政治分赃。一个美国总统上任后会提名任命自己亲信,罢免与自己政治立场不同但确实有能力的官员。
  2. 立法机构掌握弹劾权。立法机构被总统的反对派掌握可能会滥用弹劾权。

政治分赃在美国联邦政府形成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普遍现象,以第7任总统Andrew Jackson的行为最突出。在美国历史上,国会对弹劾权的应用非常谨慎。近年由于政治极化,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两次弹劾川普,甚至第二次是在川普卸任后发起弹劾,引发了美国社会对弹劾权滥用的争议。

孙中山设想利用中国古代的科举与铨叙制度,确定公务员的升迁秩序,减少政治分赃。借鉴中国古代“御史台”“都察院”等制度,剥离国会的弹劾权,设立独立的监察机构,消除立法机构滥用弹劾权力的可能。因此“五权宪法”中创设了两个新机构:考试院与监察院。

美国联邦宪法对美国联邦政府的三个权力分支的设计,采用的是分权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原则。《联邦党人文集》等美国制宪相关史料也阐述的很清楚。提起美国联邦政府,许多人着重三权“分立”而忽视了权力的“制衡”。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不仅分立了,而且三个政府分支相互制衡。美国的制宪者们试图分解决策的过程,并让权力与权力之间互相制衡,最大程度限制政治权力对自由的侵蚀。所以美国制宪者没有沿用英国的议会制而创造了一套新的制度。比如征税和拨款的权力由国会掌握,募兵的权力也由国会掌握。这一举措避免了军队成为总统的私人武装。又比如总统可否决国会的立法,国会推翻总统的否决则需要两院各2/3议员同意的绝对多数门槛。避免了国会的多数派(美国制宪时还没有政党的概念。议会制下在国会中占有绝对优势的政党会削弱使反对党的制衡功能)强行推动有害的立法,使立法的过程更加审慎。再比如最高法院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即便国会通过的议案被总统签署成法,司法分支也有废除不符合宪法的法律的权力。维护了宪法的最高地位。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采纳了美国宪法的分权原则,但没有领会到制衡的精神。按照孙中山的想法,由一个类似能提案、修宪的选举人团的草根国民大会掌握根本权力,五权(五院)只是国民大会的“职能部门”(掌握治权)。五院之间没有权力的制衡。好比现代公司制企业,国民大会好比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五院好比于研发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等职能部门。立法院、行政院有问题由监察院纠察,那么监察院出了问题不能自己纠察自己,只能由国民大会纠察。 如果按照孙中山的设计,”五权宪法“体系最终恐怕也会演变为类似中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议行合一体制。国大变为人大,法理上具有立法、监督、解释法律等最高权力的终极权力源泉。 因为“五权宪法”的诸多问题,台湾现行的宪政体制经过多番调整,更接近于美国。考试院和监察院因此也达不到宪法设计之初的成效,主张修宪彻底废除两院的呼吁也一直存在。

权力会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国会代表人民但不等同于人民。议员不是机器,也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美国制宪者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只有让权力相互制衡。寄希望于一个机构一类人群能全心全意无私无我代表民意,是不现实的。

西方的民主制度依赖于有效的选举体系,选举体系又植根于资本主义。如果候选人想获得选票,那么必须让尽可能多的选民了解候选人并赞同候选人的观点。所以宣传与自我推介是选举活动的核心。

宣传需要钱,大范围多形式的宣传需要更多的钱,组织竞选班底规划竞选更需要钱,政党组织也因此而出现。候选人依靠自己的财力,小范围内参选尚可。选区、州、联邦一级的选举不依靠政治捐款胜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募集资金又是候选人竞选活动的重点。资本主义发达的商业社会则为相对公平的民主选举提供了物质基础。虽然钱多不一定能赢,但是没有钱肯定赢不了。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高的社会选举易流于形式,或把持在少数集团手里,或造成独裁局面(比如南美、非洲)。有能力的人也可能无法募集到充足的资金,得不到支持而抱憾。

孙中山当时可能考虑到了这些因素,期望取长补短,设计一套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宪政体制。虽然他的“五权宪法”没有达到预期,但他为民主制度本土化的探索精神仍然值得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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