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斥中國經濟奇跡的：強國危機：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興衰——中文版序言
中文版序言 [1]
區龍宇
作者按：這本書原為英文，2012年底由Merlin Press出版，先後出了法文版和日文版，中文版則是今年才由台灣群學出版社出版。為了方便讀者，現在這個網絡版序言略加刪節，同時補充小標題。文後附有關於此書的書評連結。
中國從一九七八到二〇〇九年，經濟平均年成長高達9.9％，國民生產總值躍升了十八倍。[2]這樣的連續高速增長，當代世界上任何一國都不能匹敵。有研究指出，這個成長率被誇大了，比較現實的評估應為7.5─8％，因此中國的表現，基本上與戰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相似。[3]我們應該認真看待這個觀點。
然而，即使中國的經濟表現不是那麼出色，它的高度成長，仍然使它從小農大國，變成一個相當都市化的社會，這種轉型及其影響不容低估。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和製造商，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方面，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它已經進入了中上收入國家之列。
中國變化之快堪稱奇蹟
中國變化之快，使層出不窮的各種理論，出爐不久，便被證明過時了。當二十世紀即將結束時，中國即將崩潰論甚囂塵上，[4]但只維持了幾年的光景，而取代它的，竟然是中國崛起的論述。最近，這套論述轉變為「中國將統治世界」論，認為中國不只崛起，而且為世界提供了「另類現代性」。無怪乎有左翼學者嘲笑這是「中國躁狂症」的表現。[5]在中國大陸，親政府支持者甚至說中國共產黨已經開闢了漢唐盛世，或者開發出所謂中國模式，保證了中國的長期繁榮。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財富高度集中，而這往往犧牲了勞工和環境。一次又一次，不同作家預測中國出現大規模的民主反抗高潮，甚至革命。二〇一一年初，當阿拉伯之春橫掃中東，小規模示威也出現在北京和上海街頭了，這時很多人預期中國也會出現大變。這沒有發生。
中國的發展撲朔迷離，也反映在一次國際機構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二〇一〇年，中東革命前六個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和蓋洛普市場調查公司（Gallop Market Research Corp），同時在中東進行民調，而結果相同──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處境很吃力，而不是寬裕。這兩個調查，也與後來的阿拉伯之春，相當吻合。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民調結果卻相左。皮尤的調查發現，「中國顯然是最自我滿足的國家。近九成（87％）的中國人滿意國家的方向，91％對當前經濟感覺良好，87％對中國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6]與此相反，蓋洛普調查發現，只有12％的受訪者認為經濟寬裕，多達71％的人認為處境吃力。[7]二〇一一年3月，皮尤研究發表文章，題目是〈樂觀的中國人不準備發動茉莉花革命〉。[8]此文似乎顯示該機構頗以其調查結果更準確為榮。無論如何，對中國的兩種矛盾的調查結果，反映研究中國之難。
中國為什麼發展這麼快？為什麼中國的發展充滿不可預測性？經濟成長會持續下去嗎？崛起的中國向何處去？它真的代表另一種更好的現代化？它是否會認真挑戰美國霸權？抑或中國面臨內爆的危險？
如何形容中國眾說紛紜
談到當今中國的社會／國家性質，概念名稱可說是琳瑯滿目。一位任教於香港的學者丁學良，說用來命名中國的體系之名稱高達十八個，從威權資本主義、商業列寧主義到儒家資本主義，不一而足。[9]這個有趣現象，再次反映，中國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紀最大謎團之一。這份名單肯定不完整。他沒有提及官方的命名，即「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中國內外，都有人同意這個命名。
《經濟學人》在其二〇一二年1月的特別報告中，則把中國歸類為國家資本主義。考慮到中國的驚人成長，相當程度是國家主導，這個說法自有一定道理。最近，世界銀行發布《2030年的中國》，再次建議，中國政府應促進更多私有化和放寬管制，理由是只有自由市場和私營部門，能帶來效率和成長。然而，此論無視中國的高速成長，已長達三十年，卻相當依靠國家之積極干預，以及國家控制經濟命脈，而非只依賴所謂自由市場。
如果說中國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那麼它也很特別，所以擁有自己的名字可說當之無愧。這個名字便是「官僚資本主義」，因為此名抓住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特徵，即官僚（bureaucracy）的核心作用。是這個階層，把中國從非常敵視資本主義，轉變為徹底的資本主義，同時，它還透過壟斷國家強制力和金錢的力量，使自己致富。以此為切入點去分析，較能撥開迷霧。但如果僅止於此，那就無法解釋它迅速崛起。關鍵是官僚代替了資產階級進行現代化。早在一九七七年，後來移居西德的原東德哲學家和政治家巴洛（Rudolph Bahro），在其《東歐的前途》一書，針對蘇聯東歐經驗，就指出「官僚制在保證工業騰飛所必須的強制性積累中發揮重要歷史作用……它是那些資本主義無力完成工業化使命的社會中……的資產階級的替代階級。」[10]這種體制，也給了統治集團新的動力，促進更高速的工業化和國家投資，以及藉由壓制勞工，為中外資本打造出世界上最有利營商的地方之一。由於其牢牢把握權力，一旦進入經濟衰退週期，它也可以迅速救市，所以當二〇〇八年各國出現幾十年來最大的市場失靈的時候，中國的救市最為迅速有效。
官僚高踞一切階級之上
更為驚人的是，這個官吏集團，高踞所有階級之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它消滅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同時通過高速工業化，締造了新一代的工人階級，但又不容他們過問「社會主義建設」的決策。然後，在資本主義時期，它又召喚私人資本還魂復活，不過只能叨陪末座。同時，官吏集團一方面把「國家主人翁」（國企工人）貶逐到失業行列，另一方面，則從農村打造出一個全新的工人階級─農民工。六十多年來，它把這個階級貶逐／消滅，把那個階級提拔，然後又貶逐，好像各個階級都只是可憐的臣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全憑黨的憐憫。而在這個過程，中共又大大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成就了中國崛起。難怪有人開始把中共統治與漢唐盛世做比較了。
為什麼中國官僚能獲得這樣的權力？為什麼號稱要建設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陣營和中國，都先後變成官僚國家？它的權力基礎是什麼？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有關「charisma（超凡魅力）型」領袖的理論，及其官僚與理性化的理論，均可揭示一些秘密。然而，韋伯雖然料到，資本主義的「理性化」需要，令本是統治精英的「辦事員」，即官吏，可能有一天掌握最高權力，把社會變成「硬殼」（即舊譯之「鐵籠」）；但是，只要統治精英，通過議會選舉鍛煉出超凡領袖，就能始終反制官吏之奪權傾向。
可是，韋伯沒有料到，超凡領袖可以和官吏階層（還有街頭惡棍）結合；最好的例子就是希特勒聯合國家官僚及軍官警察（還有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衝鋒隊），共同毀滅議會民主，從而毀滅反制官吏的力量。總之，對於整個官僚問題，韋伯未能提供足夠合適的分析工具。而這個不足的思想根源，部分由於他過分以統治精英為中心，又過分看輕人民群眾在型塑歷史事件上的作用。[11]
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
與此對比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和官吏的研究，他們指出，官吏在特定條件下如何變成至高無上的仲裁人；他們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一幕幕人民群眾介入歷史的場面，看到社會各集團的互動關係的全景圖，這樣才能比較了解官僚權力的來源。這些早期理論，對於了解十九世紀拿破崙主義，以至後來的法西斯主義，都很有參考價值。後來托洛斯基依據馬克思的分析，再參照俄國革命的墮落，分析蘇聯的內外矛盾，並準確預測，蘇聯官僚，在一個集體化財產的社會，其能高踞一切階級之上，只能是暫時現象。它要麼復辟資本主義，成為新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要麽被工人革命掃除。無論哪種方式，官僚的權力，最終都會面對重大挑戰。一九九一年蘇聯的崩潰，證實了他的理論。相比之下，即使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美國政府高層情報官，仍然相信冷戰會繼續下去，因為蘇聯發展得不錯。難怪他們對於蘇聯不到十年就崩潰無比震驚。[12]
然而，中國與蘇聯相比，雖有相同一面，更有相異一面，需要我們對中國進行更精細的分析。官僚從反資本主義變為恢復資本主義，在這個歷史軌跡上，中蘇兩國是相同的。但其具體結果，卻大不相同，所以一個因走資而經濟蕭條，一個卻因此繁榮了近乎三十年，並因此變成工業化國家。
何以如此，直接而言，當然與蘇共分裂，而中共在一九八九年沒有分裂，很有關係。蘇共裡面的史達林派與走資派，互相鬥爭，最終後者勝出，並復辟資本主義，更帶來嚴重經濟倒退和非工業化。中共沒有分裂，且由鄧小平統一全黨，鎮壓民運，才有後來的成功走資。中共成功，表面上因為有鄧小平這位「超凡領袖」。但超凡領袖本身，往往也是社會在特定的經濟及政治發展水平下，特定的階級力量對比的產物。簡言之，鄧小平之「超凡」，以至中共官僚制度之特強，可以從中國經濟與文化水平，比諸當年俄國更落後，找到關鍵解釋。這便是「落後的優勢」的理論。此所以中國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也殊異於當年俄國，亦從此塑造了中共官僚集團的特殊性。這個特性既讓鄧小平當年得以統一全黨，又讓他在最有利於中共的條件下，一箭雙雕，既復辟資本主義，又推動更高速的工業化。
瘋狂工業化走向反面
然而，饒有興味的是，中共一箭雙雕，卻帶來非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那就是大大改變了中國原有的經濟水平和階級關係。一九八〇年代，中國仍然是一個小農佔八成人口的國家，而今天，中國城市人口已經超越農村，成為相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大國。俄國中間階級發展遲緩，但中國的中間階級卻發展得很快。至於勞動人口，城鎮勞動者現在佔勞動人口超過五分之二，而產業工人佔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一，服務業從業員佔世界總量的五分之一。這一切，反過來必將改變中共的權力基礎。因為工業化及都市化，雖非直接帶來民主，無疑也為民主化提供了雖非充分、卻是必要的條件。有人斷言，中國人天然不支持民主。此話昧於幾百年民主革命史及民主理論。近代世界民主運動，之所以浩浩蕩蕩，波瀾壯闊，實得益於現代化，它締造了民主的必要物質條件，包括都市化、工業化，而這又催生了傾向民主的新階級；再加上通訊技術、普及教育等等，又促進了公民意識、個體性覺醒等等。而這是分散的小農經濟難以提供的。[13]所以，中共非常成功的工業化，其實最終孕育了自己的潛在反對者。
事實上，中國中下階層日漸不滿。工人日益難以忍受軍營式資本主義。即使是中間階級，也由於財富日益集中於官吏集團，越來越難向上流動。由於官吏集團同時壟斷了國家強制力量和經濟命脈，從中又化公為私，同樣令到中小資本充滿怨憤。官吏日益成為所有階層的箭靶。官民之間的較量，只是剛開始。隨著中國經濟成長開始走下坡，社會矛盾難免偏向增強而非減弱。中國官僚資本主義今天已經進入瓶頸。
但城市工人和中產階級的增加，不會自動帶來民主覺醒或階級意識。雖然我們看到很多自發罷工，以及普通公民反污染的運動，但是它們局限於單一工廠／議題，也沒有超越眼前的需求。究竟什麼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力量，在抑制他們朝更進階的社會運動發展呢？
那個死而復生的私人資產階級，既然在數量和經濟實力上也大有增長，那麼，他們能否有一天，挺身而出向中共要求民主呢？中共自己，在一個已經都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面對著日益提高了社會期望的各個階級，又會如何回應呢？它的前現代的官僚政治文化，能解決現代化的任務和矛盾嗎？還是兩者日益衝突？
這本書希望能夠對上述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答案。但中國有太多謎團，觀察家必須準備好，來年將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意料之外的事。這本書希望做到的，是以中國革命歷史為經，以社會各集團的相互關係、及其如何隨經濟／文化發展而改變為緯，來探討中共威權統治的未來，以及中國的民主前途。
附錄：關於本書的書評/訪問：
台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萬毓澤短評：
本書中文版的出版，對理解當代中國或「中國模式」有重要意義。區龍宇指出，要理解中國崛起的動力與矛盾，不可套用「國家」與「市場」的二分法，而是必須掌握中國革命史，掌握官僚集團、國家機器與各階級的相互關係，才能解釋中國當前既具普遍性也具特殊性的「官僚資本主義」。在思想戰線上，本書也對中國的自由派、民族主義左派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並在記錄「底層的反抗」（中國工人的民主抗爭）和「邊陲的覺醒」（香港的雨傘運動）等過程中，探索中國社會與政治變革的前景。全書結構完整、論據嚴謹，是必讀之作。
朝日新聞訪問：談中國官僚資本主義
Christopher Connery: Revolutionary China and Its Late-Capitalist Fate A Review of Au Loong Yu, China’s Rise: Strength and Fragility, and Other Recent Writings on China
[1] 這篇序文，是在英文版序言的基礎上，略作增補而成。
[2] 《中國統計年鑑2010》，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3] 參考《龍的經濟─首席經濟學家的中國思路》，喬納森．安德森，御書房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7，第五章（”How to Think about China”）。
[4] 較為著名的，是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中文版由台灣的雅言文化出版（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Gordon G. Chang, 2001, Random House）。此外，還有China on the Brink – 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 Callum Henderson, 1999, McGraw-Hill. 後書作者，在估計中國當時快將崩潰上，不像前者那麼大膽，但他認為，中國經濟也許難以熬過199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他估計錯了，但這並非關鍵，關鍵是他作出估計所依賴的理據。他自認是「市場的虔誠信仰者」，因此他認為，只有自由市場才能支持持續的經濟增長。參看其〈結論〉一章。
[5] 《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馬丁．雅克，中信出版社，北京，2010（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Martin Jacques）。關於此書的批評，可參看：”Sinomania”, Perry Anderso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6] http://www2.lse.ac.uk/IDEAS/programmes/transatlanticProgramme/pdf/pewGlobal.pdf
[7] http://www.gallup.com/poll/147167/High-Wellbeing-Eludes-Masses-Countries-Worldwide.aspx#1
[8] http://pewresearch.org/pubs/1945/chinese-may-not-be-ready-for-revolution
[9] 《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丁學良，香港牛津出版社，2011，頁70。
[10]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1978, NLB. 中文譯文引自：
《官僚制》，戴維．畢瑟姆（David Beetham）著，吉林人民出版社，長春，2005，頁85。
華人學者而研究過這個議題的，可參考：
〈中國的改革─沒有資產階級主體的資本主義革命〉，王曉瑩，載於《政治理論在中國》，陳祖為、梁文韜編，牛津出版社，香港，2001。
[11] 對韋伯的扼要批判，參看簡守邦翻譯的《社會理論思想史導論》第五章，韋伯文化，台北，2004（Social Theor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Alex Callinicos, 1999, Polity Press）。較詳細的批判有Max Weber: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Kieran Allen, 2004, Pluto Press.
[12] Age of Extremes –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Eric Hobsbawm, 1994, Abacus, p. 249.
[13] 關於現代化與民主的關係的辯論，當然不可不提Seymour Martin Lipset （1959）的”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但具體哪個現代階級能夠實現民主，又有很大爭論。Lipset傾向把「中等階級」視為民主旗手。Barrington Moore的《獨裁與民主的根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則常被解讀或誤解為主張「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三位學者1992年所著的Capitalist Development & Democracy（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則認同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才是民主旗手。
https://borderless-hk.com/2017/05/24/%e5%bc%b7%e5%9c%8b%e5%8d%b1%e6%a9%9f%ef%bc%9a%e4%b8%ad%e5%9c%8b%e5%ae%98%e5%83%9a%e8%b3%87%e6%9c%ac%e4%b8%bb%e7%be%a9%e7%9a%84%e8%88%88%e8%a1%b0-%e4%b8%ad%e6%96%87%e7%89%88%e5%ba%8f/
還有這個，反共左派發布的：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24685
這個外網一大堆網站也在駁斥這個所謂的“獨一無二”的“奇跡”，世界上沒有奇跡的，也沒有烏托邦，那些都是謀財害命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