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共产党还将存在一段较长的时间。目前绝不具备任何揽炒中国的条件。

2.中国和西方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不仅在经贸上，而且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上，中国的思想理念一直是离不开西方的，尤其是党内改革派。当然，因为经贸关系，西方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出大乱子。

3.党内改革派不会被完全击败。持续的经济改革是现阶段和未来党的生存支柱之一。

4.未来的民主改革是必然的，但我几乎可以断定是渐进式改革。中间会出现高层政治的剧烈动荡，但不会发生大规模内战。

5.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会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很可能导致政治危机。

6.危机促使改革。最有可能是首先自下而上反应，然后高层被迫顺应民意进行的改革。上述改革大约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但必定是进一步市场化。党为什么继续市场化改革？请看3。

7.市场化改革会暂时缓解危机。最初的危机过后，中国的政体是不民主+较为自由的市场，但言论管制暂时是不会完全放开的。

8.从这个状态进一步改革到宪政民主+自由市场，还需要不少于十几年的过渡时间。

9.宪政民主必然发生，因为自由市场下中国和西方的交流增加。看到全世界都是民主政体，没有人还会甘心奴役。

10.士杰所勾画的民主蓝图，在中国大陆，我到死也看不到。

11.只能说，个人的努力在历史的行程面前微不足道。

我:政论自媒体有啥可看的哦，全是骗人。因为能特别受外行欢迎的他一般不是真相——特别是言论管制严重的中文圈。

我主要就是瞅瞅猫咪主，好味小姐，黄阿玛，花花与三猫，然后是台湾大学的公开课，主要听中国古代文学。还有香港电影也是很重要的。

《习语言——从入门到精通》

《鹿奶杂病录——一本相传千年的医学奇书》

《翻墙之后两年，我变成了彻底的膜包小粉红——记一位特殊的膜乎用户》

《墙外红色网站为什么能够存在？》

《唯物辩证法的新成果——习近平xx说合集》

《膜乎江蛤繁育基地考察包告》

《揭批反动粤独分子，膜乎小将在行动》

《为什么习近平思想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指导思想？》

《从小事做起，培养对习明泽同志的热爱》

《小熊维尼为何在墙外大受好评？》

《膜乎最新正能量文章，胡锡进看了直呼内行》

0.初始状态:从0这个点开始画一条线段，终点在节点1.

节点1.VPN被破解概率x1，未被破解概率1-x1（安全）。

从节点1画两条线，未被破解的画到终点，意为“安全”。被破解的画到节点2。

节点2.VPN的访问记录被翻阅概率x2,未被翻阅概率1-x2（安全）。

不安全画到节点3。

节点3.有非TOR访问记录概率x3，无对应记录1-x3（安全）。

同上画线。

节点4.网站和你的通讯被破解（账号密码等）概率x4，未被破解概率1-x4。

发生1、2、3，意味着“喝茶概率较大”，1，2，3，4，意味着“必定喝茶”。

（我有点想销号，因为实在害怕喝茶）

国家并无什么特殊之处，也是组织的一种形式——或如张五常先生所说，是一种合约结构而已。

“信之则有，不信则无”是合约的普遍特点。如果没人相信合约有用，那合约就是一张废纸。从这个角度看，货币也可以被解释成一种合约。

为了维系国家这种特殊组织，有一系列合约，主要的有法律、政权等。与和企业缔结的合约不同，国家这个组织形式，是依赖于在人类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共同信念而维持的。摆脱共同信念本身即非易事，何况共产党手里最强大的宣传机器不断强调国家和人民是绑定的。

古代——马尔萨斯之前，国家的存在对当地的人民颇有益处。那个时代经济水平底下，且波动其实很大——当然并非现在的经济周期，而是主要受天气变化影响的粮食产量波动。因为吃不饱，所以人们必须去抢。国家这种组织形式，让人们在战争、抢掠上有了更大的优势。强调自由而不严密组织的军队绝对不是有战斗力的军队。正如斯密所说，我们支持本国的产业胜过外国，只是因为本国产业对自己的益处胜过外国而已。

国家的存在似乎也减少了人之间的阻碍。如果没有国家和法律，人的合作似乎会因为不同人对合作方式的不同理解而出现阻碍。但这似乎没有充分的论据——因为有时候秩序并不完全依赖法律维护，而是自发形成的。

国家的存在，增加了壁垒是毫无疑问的。国家之间的壁垒横亘于贸易、投资、人口流动、学术交流之间。同时，为了保持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各国都被迫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军队建设和武器研发。

如果香港独立，坏处就是增加贸易壁垒、移民难度，也许还会导致陆港之间的军事威胁。但小政府维系的成本更低，港人治港对香港民主也颇为有利。

之所以我不介意香港的主权归属，是因为在我眼里香港独立或不独立，不过是普通的合约结构的变化而已。但出于纯经济的考虑，无论是否独立我都强烈希望陆港之间尽可能取消一切壁垒。

对于使用匿名用户权限的人，只要出现了违规言论，就随机取消一位用户的匿名用户使用权。如果后面还有，再随机选另一个用户取消其使用权。

在未能对中共高层实施精准打击的情况下，这些人选择了将矛头对准中国人民，并指望饱受奴役的人民可以在生活变差之后忽然追求民主自由。

中共和西方自由世界的竞争，本质上是两种理念的竞争。

好比两家店铺卖东西，一家店卖的就是烂货，但是不断宣传自己好，不断欺骗消费者，如何让这家店破产关门？就是让消费者看到还有一家店不骗人卖好东西。

思想理念也是如此。在开放世界中，自由主义理念可以短期内处于下风，就如同有时候骗人的商店也会卖出东西一样。但是，只要开放、自由，正确的理念终究会战胜错误的理念。

今天全世界最强大的宣传机器就是中共喉舌，掌握着如此多的媒体和其他宣传机构，而西方基本没有官方宣传机构，最大的媒体全部是民间媒体，丝毫不承担“输出意识形态”的任务，试问西方被中共渗透了多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共产主义思潮相当流行，最终不仅没有赤化欧洲，反而使其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批判理论体系，从经济、政治、法学角度批驳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今天，全世界主流已经是民主自由了，社会主义焉能赤化成功？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键政，写这种文章心累，再也不写了。

喜欢瑶瑶

请各位思考这几个问题：

1.如果没有几十年的减速、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接触，也就是党所说的改革开放，各位可能接触到自由主义思想否？可以上外网键政否？

2.没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没有东西方长期的经贸、文化、科技、教育上的往来，苏联会灭亡否？中国会改革否？

加速主义认为，通过加速中国极权、中国和西方脱钩，能让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更贫穷、更不民主、更被压迫的环境下，从而激起反抗。

上述逻辑是，“为了得到民主/自由/人权，首先要失去民主/自由/人权”。然而人并不天然知晓自由和人权的重要，如果在他们接受自由主义思想之前将他们与自由世界的联系切断，毫无疑问会使专制政权江山永固。

然而苏联七十多年的历史，中国二十多年的历史，和朝鲜的现状，足以证明没有民主自由，不保障人权的情况下，一个政权也是可以长期存在的。如果民众适应了极权，那就不要指望他们会争取民主。

加速主义者所尝试的，丝毫不在于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而仅在于使中国更进一步陷入内外交困的地步，甚至激化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的矛盾和偏见，正如某些加速主义者宣称的将粉红言论翻译到外国一样。这除了使中国人对西方增加偏见和仇恨之外，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中国要民主，就不能和西方脱钩。

总喊着加速主义啥的，好，真正中国和西方彻底脱钩了，总师就能一脚油门让各位梦回满清。

什么？指望美国和中国打起来？嗯，我不相信全球最精的美国佬会傻到和一个有核国家交手。正是基于如此判断，美国不可能在武统台湾的时候物理干预。

川普上台加速，目的根本与共产党无关，纯粹是为了中美脱钩，围堵中国，这个结果就是，中国更难看到西方，误解也就越来越深。你粉红的b话，就是基于这种误解出来的。

或者有人指望中国加速到人民吃不饱饭？好的，请将你的日历翻到50年前。（这种加速主义呢，就是，为了得到民主和人权，我们首先要剥夺民主和人权。）

中国和西方不能脱钩，真脱钩了，大家就十分团结定于一尊了。而拜登，就是那个能延缓脱钩进程的人

Ⅰ.公司是一种合约安排形式

科斯的中心理论是，不同制度的运作费用(交易费用)差异导致公司出现并代替了市场。一方面，市场交易涉及产成品或商品；另一方面，“公司交易”涉及生产要素。因此，公司的产生可以看作是要素市场对产品市场的替代，这个替代因节省了交易费用而出现。这个理论不太容易理解，因为科斯没有定义什么是“公司”，同时我们也将会发现，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分界。

假定生产要素私有。那么，每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可以选择(1)、自行生产并销售产品，(2)、出售自己的生产要素，或者(3)接受一个合约安排，放弃他拥有的要素的使用权并将其委托给一个代理人，以换取一份收入。公司因第三个选择而出现：通过合约获得有限使用权的企业家或代理人，直接指挥生产活动，而避免为每一个活动出价，并在随后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售出。这里有一个不解之谜。如果私有产权不存在，因而上述选择不存在，如下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工人或生产要素的活动是被代理人指挥，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方式进行安排。但是，为什么私有资产所有者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利，让一个看得见的手来告诉他该做什么呢？

根据科斯的观点，这种选择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有人指出，这样的论点是同义反复或曰套套逻辑。其实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同样促使公司的出现，这些原因包括劳力分工，风险，生产活动协调等等。科斯考虑并全部排除了这些因素。对他来说，交易费用是其考虑的首要因素。他的观点遭受非议，是因为其他似是而非的因素可能会使人认为，总交易费用可能随着公司的出现而上升。

即使交易费用是唯一的相关因素，或者所有其他因素都强行归入交易费用的范畴，在能够分辨出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和知道它们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的前提下，科斯的观点仍然不是套套逻辑。极端的普适性会使一个理论成为套套逻辑(译注：什么都可以解释相当于什么都没有解释)，然而普适性的缺乏会使一个理论成为专门理论(译注：解释力太小因而无用)。普适性在这两者之间，可以找到可验证的含义。取决于具体的问题，交易费用如何分类只是一个选择问题。

对交易费用的强调并不否认分工导致的专业化或高效合作的生产的潜在收益。注意这样的情形，在经典的“制针工厂”例子中，每个拥有多种要素的个人，通过只负责部分工作的方式形成专业化生产。如果所有的交易费用为零，顾客购买扣针时，将会为扣针生产的诸多贡献中的每一份分别付酬。竞争优势会引导每个人去专注于自己能力的提高；如果出现雇佣一个生产协调者有利可图的情形，购买别针的人将会简单的支付额外的一笔钱给协调者。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产品”价格将会“指挥”单个扣针的生产。

在这样的世界里，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分开来显得多余。这两者将是不可分割的：购买者在为产品付款时，同时也是在向对生产产品有贡献的要素所有者付酬。要将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开来，需要一个代理来为要素付酬，并在他售卖产品时接收买者的付款。权威的处理方法假设产品的数量是给定的；然而科斯却认为，只有明确地将交易费用加入分析，这个数量才是确定的。 这个问题可以从更基本的层面进行陈述。任何资产的所有者如果有如下三种清楚界定的权利，这些资产就是私有的：(1)、排他的、完全的资产使用决定权，(2)、对资产产出的完全独占权，(3)、对资产(包括劳力)转移和交换的完全处置权。交换的权利意味着缔结合约的权利，而产权可以通过一组广泛的合约安排进行交易。这些权利的交换，当然是为了使资产所有者获得更高的收入，而合约的选择会受交易费用的约束。

在此，我们所重点关注的不是交易本身，而是合约的安排。通过这些合约安排，资产的使用权被委派给另一个参与者使用，并因此产出最终产品，然后卖给消费者。当权利没有完全转移，或当资产所有者保留某些权利时，这些合约就成为结构性的文件了7。通过如下形式，产权拥有者放弃了一系列明确界定的权利，换取一份收入：以合约的形式，将不同的资产所有者约束在一起，使其资产的使用统一在管理者的指挥下进行，而不是让各个资产的生产活动服从于这些资产可能参与的纷繁复杂的生产活动的市价指引。

资产所有者产权放弃并委托多少产权，在不同合约中是不同的，这些权利由合约界定，并通常由暗含的不成文规定、风俗和普通法例补充。通常，类似如下的情形不言自明：秘书不会被要求去做通常由看门人进行的工作。资产所有者通常根据放弃并委托的产权的某个可度量特性(如每天工作的小时数)，要求得到相应的报酬，这些特性与最终产品赖以定价的特性之间通常没有相似之处。因此，可观察的产品市价不能像每个生产活动都被度量与定价那样，直接指导资产所有者安排其资产的使用。所以，使用权的放弃通常意味着委托了使用的决定权。

在产权私有的条件下，经济分析认为存在这样一个公理：因为资产所有者有不缔结合约的选择权，当他缔结前文所说的合约(加入公司)时，他期望得到相对于其他选择更多的报酬。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出现比不缔结合约(加入公司)更多的报酬？

是不是让别人决定资产的使用通常会更有效率？答曰：非也。我们已经注意到，资产使用决定权的委托是由于对资产进行度量和定价存在分歧。一般情况下，管理者的决策不可能比价格机制所达成的消费者决策来得高明。由价格机制引导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错误必然(比管理队伍的决策产生的错误)来得少。

是不是专业化生产、合作，以及将各种资产所有者的资产集合起来合伙经营这种规模经济效应，会为所有每个人带来更大的收入，因此人们都选择加入公司？答曰：亦非也。如前所述，如果每个经营活动都可以度量和定价，那么，即使没有要素市场，由专业化和合作产生的(额外)收益也会被清楚的识别---在产品市场，资产所有者的每一份贡献都会获得相应的报酬，因此资产所有者的资产使用和决定权是没有必要委托给代理或企业家的。

是不是因为人们会卸责、欺骗和有投机行为---就像现在某些论文所暗示的---所以公司出现了呢？8可能是。问题是，这些行为普遍存在，并且只会随着所选合约的形式和交易资产的度量与定价方式的不同，在程度和种类上有所差别。工厂工人的卸责行为---这些行为要求有监督者对其进行监督---是由于工人将其劳力的使用权委托给工厂而产生的。如果对工厂的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能得到相应的报酬，他就不会卸责，至少他的卸责方式会有所不同。

科斯的回答很大胆：“为什么成立一家公司会有利可图，其主要原因似乎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费用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最明显的费用是，发现相应的价格是多少(的费用)(强调)9”。他提供了为什么发现和商定价格存在费用的几种原因，虽然他的解释看起来不完整。这里我将提供四种一般性的原因，其中至少两种是由科斯的原因派生出来的。

为什么公司不存在时发现价格的费用更高，其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这种情况下需要大量的交易，而每个交易都需要一个单独的价格。如果消费者为生产产品有贡献的每个要素或者为产品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分别付款，而不是为一个单独的最终产品付款，这样的交易费用通常将大到交易不能进行。作为替代选择，所有为产品生产而共同协作的资产所有者，可以互相缔结合约，每一个人都同意自己为产品生产提供的服务的价格，每一个价格为最终产品而集合在一起。作为这些合约的代替，一个中枢代理人可以和每一个资产所有者分别订约，并为资产所有者使用权的放弃支付一个价格，同时将最终产品以另一个价格卖出去。就这种简化合约的形式，科斯写道：“这一系列合约被一个合约替代了，因此生产要素(或其所有者)不必与企业内与他合作生产的其他要素缔结一系列合约。当然，如果由价格机制直接引导生产时，这些合约将是必须的。” 10

7、见张五常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 ory of a Non Exclusive Resource,13J.Law&Econ.49(1970). 8特别的，参见前文注4，Williamson;及Benjamin Klein,Robert G.Crawford,Armen A. Alchian,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21J.Law&Econ.297(1978). 9科斯,前注1,390页. 10科斯,前注1,391页.

第二个原因---这个因素科斯似乎没有考虑到---是了解一个产品的信息费用。如果产品的一部分或其零件单独考虑时没有简单易识的用处，在生产者和顾客之间对每一组成部分的价格达成一致，其费用趋向于比就整件产品的价格达成一致更高。对相机里的一个弹簧的价格达成一致所需的费用，比对相机本身的价格达成一致所需要的费用分摊到单个弹簧上的部分要高。虽然顾客对评估整个产品的价值有最终决定权，却不能期望他能对产品的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都了解---他甚至可能不知道某些部件是什么或这些部件的存在。如果我们要对所购买产品的每一部分都了如指掌，其学习费用也太大了。就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一样，在件工合约里，产品的某部分或零件常常被直接度量和定价。但是，这些度量和定价过程是在专家代理人和资产所有者之间进行的。即，对于一个本身价值不易辨识的零件，在专业人员和资产所有者之间对其定价的费用，要比在资产所有者和消费者、专业代理人和消费者之间对其定价的费用低。生产产品零件的人往往比使用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对产品零件的了解更多。

第三个发现价格的费用是度量费用。在每一次交易中，一些特性或品质必须被度量，无论这个交易是在代理人和用户之间、代理人和资产所有者之间，还是在资产所有者和用户之间。如果由资产所有者进行的活动经常变动，如果这些活动种类繁多，或者其中某些活动不能方便的预先规定好，那么，放弃对这些活动的直接度量，并代之以一个替代度量，这种做法常常更经济。因而，一个代理人可能会按小时付酬雇佣一个工人，或以面积付酬租借一座建筑，而不会去度量资产投入的每一点贡献并以之作为付酬依据。各种各样的资产投入---这些投入实际上是最终产品价值的来源---根本没有被定价，因为度量这些投入的贡献，其花费实在是太大。资产所有者因其各种各样的贡献获得报酬，是依据一个与其实际贡献或卖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完全不同的某项属性的度量。代理人处理两类不同的度量：通过指挥和监管资产所有者的行为，承担生产产品的盈亏；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有特殊属性的完整产品。

当写下下面这段话时，科斯似乎认为，“替代”度量的使用，避免了度量变化繁多的活动的费用：

对于供给者来说，到底谁提供了产品或服务可能无关紧要---这些产品或服务通常由若干活动过程构成，但是对于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来说则是重要的。消费者不会知道他所购产品需要供应者进行哪些处理过程。因此，要求提供的服务或产品会用一般性的条款来表述，而具体的细节则留待以后。在合约中规定好的，是供应者将进行的活动的限定。供应者具体做什么，其细节不会在合约中声明，但随后会由购买者来决定。

当资源（在合约中限定范围内的）使用通过这种方式由产品购买者决定的时候，我称之为“公司”的关系可能就达成了。……很明显，这种关系在服务-劳动这种情况中，比在产品生产中更重要。就产品生产而言，其主要项目可以事先说明，而其随后被确定的细节，则不那么重要11。

最后，区分共同活动的各自贡献，并达成一致，也会产生费用。当资产所有者协同工作时，在某些情况下，每种贡献并不容易描绘清楚，而每个人都可能夸大其贡献。毫无疑问，资产所有者间的竞争会减少这种夸大行为，但是这种行为不会消失。雇佣协作者的代理人可能因此行使类似支配权的权力，为每一个协作者提供一个基于“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价格，而又一次这个价格只是对替代进行度量，而不是度量贡献本身12。

作为从协作中获利及描述贡献存在困难的例子，Alchian和Demsetz引用了上货与打鱼的例子。我则更喜欢共产中国前的纤夫拉船的案例，例子中一大队人拉着一艘大木船沿着岸边走。我对这个例子的特别兴趣在于，这些协作拉船的人，事实上同意雇佣一个监工来鞭打他们。这里的重点是，即使每一个纤夫都极其诚实可靠，度量每一个纤夫拉船的贡献时其费用还是太大，而另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度量方法也很困难，因此，代理人的仲裁就很有必要了。

11、科斯，前文注1，391~392，科斯认为，在此引文中描述的多变的活动导致了长期合约的使用---我认为，这在他的理论中并不重要。因为难以回收已作出的投入，对工人的培训及对建筑的重新装修，就像在农业中佃户对土地的改良一样，看起来是采用长期合约更深层次的原因。见张五常前注5及Klein,Crawford,&Alchian,supranote8.下文使用了“准地租”这一概念来解释对长期合约的选择。

12、1968年的讨论中，科斯对如下观点表示怀疑：为了较少交易费用，对资产的支配权是需要的。但在我随后关于租金管制下以房屋重建為由驅逐租客的問題的研究中，有证据表明，在确定的环境下，支配权确实减低了交易费用。见张五常：租金管制与房屋重建：香港战前房屋的战后经验。 22J.Law&Econ.27(1979),particularlyat50-52.

13、Alchian&Demsetz,supranote4.

关于这个例子，Alchian和Demsetz认为监管者(即“公司”)的出现是因为卸责14。我的观点则更进一步，认为这些行为有的原因是努力程度被替代度量代替，以度量资产的贡献；卸责的概念因此成为一个间接的角度，说明发现相对贡献的价格是有费用的。因此，在科斯所说的公司的内部，卸责以与市场上的欺骗不同的方式产生了。

让我对这段冗长的讨论做一个总结。原则上，通过直接度量与贡献相关的各种属性，资产所有者和协调者的每一份贡献可以分别定价，并卖给消费者。15在这种情况下，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不分彼此。但是，因为1、交易的次数太多，2、消费者对每一个零件作用如何、贡献多寡的细节所知不多，3、多样多变的活动难以度量，4、需要将要素对产品的贡献分开，所以厘定价格费用不菲。

一个有效减低发现价格费用的方法是，代之以一些其他方法，而不是直接、分别地度量那些活动。这个替代可以简单如件工合约的使用，也可以复杂如共产主义政制的建立。16科斯重点关注的是一种替代，这种替代使来自私产所有者使用权的委托发生了，以致要素的贡献和活动没有被直接定价。这就意味着，贡献的度量由替代方法进行。“企业家”因此出现了。

分工与合作某种程度上与涉及到的多种要素所有者相关联，且往往内含着价格发现的费用。如果没有度量和定价的费用，就不会有公司的存在，社会产出也将会最大化。但是这些费用确实存在，并且产品市场的交易因被要素市场合约部分取代而减少了。伴随价格发现费用的减少，监管者、指挥者及经理的代理费用---同样也是交易费用---上升了。17当边际上一种费用节省值等于另一种费用的增加值时，这种取代就会停止。

14、Alchian和Demsetz(前注4)也认为，公司有一个剩余索取者。然而，科斯解释，在分成合约下是不存在剩余索取者的。

15、若没有交易费用，监管与代理是不需要的---而协作依然需要。也就是说，乐团指挥与运动教练的工作对交易费用的降低有一定作用。当然，实践 中协调者某种程度上也起代理作用。

16、共产政制是一个公民无权选择不加入的“超级公司”。我已在别的地方指出，没有选择权意味着在经济运行中必然存在着更高的交易费用。见张五常《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吗》?(1982).

17、“代理费用”这个词，是从Michael C. Jensen和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3J.Financial Econ.305(1976).借用来的。在科斯的早期著作中，代理被看成承包人。

教科书通常将产品市场描述成一个由供求关系定价的产品和服务直接售卖市场。没有任何文献是针对合约安排的---在这种安排下，生产者(供给者)是根据对替代进行度量而不是对产品本身进行定价而获得收入。之后，要素市场在另一章突然出现，并通常被放在在边际生产理论内。(在这些描述中)每个资产所有者获得一个跟他的边际产出相当的收入，而丝毫没有论及对代理人的权利委托。实际上，资产所有者如何获得报酬与何人付酬看起来毫不相关。

说“公司”代替了“市场”并不十分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科斯重点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合约，在这种合约下，一个资产所有者放弃了资产的一系列界定了的使用权利，以换取一份收入。因此，是一只“看得见的手”而不是价格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他。这种合约的增加将会使产品市场的交易变少，发现这一点，需要非凡的洞察力。

Ⅱ. 件工合约之实例 件工合约安排一个吸引人的特性是，没有其他劳务合约能如此清晰的揭示工人之间工作效率的细微差别。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用以检验许多边际生产率理论含意的有用观察资料。而我们此处的兴趣是另一个重要特性：在一个工厂(“公司”)中，工人报酬的付给是依据他们对产品的贡献(“市场”)之直接度量来进行的。因此，为确定“公司”为何物---稍后我们证明，这是徒劳的---处理件工合约安排存在困难。但正是因为这种安排具有双重属性，考察从最简形态的计件工资到计时工资这些不同合约的转变，将会很好的初步解释生产组织是什么样的。什么是或不是“公司”无关紧要；有关紧要的是，在不同的合约费用局限条件下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

考虑到我在件工合约方面的研究都在香港进行，此文所列实例都是从这个城市选取的。这样的选择是为了避免工会和最低工资法例使问题复杂化。18 18、例如，尽管在计件工资下，一个极其迟钝的工人获得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但因为计件工资的工作变化多端，建立一个最低计件工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据说，当全美汽车工会在大约45年前成立的时候，废除计件工资制被看作工会的一个主要成就。一个流行的反件工制的观点认为，管理者会下调高效工人的件工工资率。这跟我在香港找到的例子正好相反。这个例子(另行详述)表明，当一个努力工作的工人产出超过某个特定水平时，常常会获得额外的奖金。

且让我们从如下这个实例开始分析：在香港，有中间人按件从生产商购买衬衫并卖给美国进口商。这个中间人货比三家，收集样品，(向生产商)开价，并给客户报价。他极少会告诉供应商生产什么，更不会告诉工厂的工人该干什么。他凭他的专业技能生存：他缔结合约，发现特定市场的偏好，并恰当的给产品定价。简而言之，他不指挥资源的使用，而仅仅传达价格信号。虽然很少人认为这个中间人是依件工合约行事，但实际上，他按件为衬衫付款。

价格信号通过合约中的专业化及价格信息传递出去，这种传递可能有好几个步骤。考察硬木地板的铺设：一个想盖大厦的地主寻找一个建筑承包商。这个承包商将铺设硬木地板的工作按地板面积计价---按件计算---分包出去。分包商买入木料，并对木料按件计价进行加工；然后提供木料并按面积计价将铺设地板的工作再分包给再分包商；最终，再分包商雇用工人铺设地板，并再次按面积计价支付报酬给工人。

在每一次合约缔结中，价格信号以一定费用传递，而每一个次级承包人有不同的接触面并掌握不同的信息。当然，一个中间人或一个承包人可能因其自身利益而隐藏价格信息。但是，因为他依据其拥有的价格信息决定购买或者转包，价格信息还是传递出去了。再者，市场上在签订合约方面的竞争，也会使其隐藏价格信息的行为受到阻碍。

除了涉及到的步骤数量，在硬木地板铺设和前文的衬衫出口商这两个例子之间，没有什么差异。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硬木地板铺设是按计件工资进行，但只有少数人认为中间人购买衬衫时是按计件合约行事。其间的主要差别，看起来是中间人并不是直接按件数给制衫工人付钱，而再分包商却是直接按面积给工人付钱。然而一个自住房主更换其地板时，也可能直接按面积付给工人工钱---事实上有些人就是这么干的，虽然大部分选择全包给承包人。要将要素市场从产品市场中分离出来，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硬木地板铺设的例子清晰的展示了件工合约的优势。按面积计算是对工作量简单明了的度量，它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可供讨论的空间。事实上，香港的硬木地板通常做成一英尺平方大小的方块，而工人和承包商对估计不完整方块的面积如此擅长，以至于他们常常不需要用尺子测量，就能就不完整方块的面积大小达成一致意见。专业分包商同样可以通过几分钟的观察，就能很容易的对地板铺设的质量做出判断。

例子中，件工的另一个优点是，因为香港的潮湿气候，所有高层建筑中常常按惯例铺设某特定类型的硬木地板。铺设一平方英尺的市场价格被各方广为了解，且因为工人知道他们的替代选择(可以很容易的选择其它承包商)，工人和承包商很容易商定铺设价格。因为工人除了工作时间和地点之外，很少接受直接的指挥，他委托出去的劳动力使用权很少。他按铺设每平方英尺地板获取报酬。

在这个行业，按小时计酬---一种计时工资合约---难以商定，也难以执行。不同的工人，其工作速度相差很大，因此，统一的计时工资必然引起争吵。另一方面，评估不同工人的能力需要费用，因此测定多变的计时工资率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是武断的，同时这个评估也需要了解工人相当多的背景信息。此外，在计时工资合约中，只有在工人和承包商之间保持长期关系，才能保证工人会勤奋的工作。当工人被迫召之即来呼之即去地工作时，这样的合约会产生偷懒行为。监管这些工作费用可观；而常见的偷懒加起来，会造成极大的时间浪费。

为绶带和头束串珠子是另一种常见的计件工作。此项工作需要的设备很少，工作是在家里完成的。每串珠子都是一个完成了的产品，工资则是根据珠子串数和珠子质量支付的。珠子串得好，就会获得一小笔额外奖金，这些珠子会被作为样品，或者在打包时放在其它珠子上边。通常情况下，工人接受的唯一指挥是珠子的颜色款式---如果在市场中这将由顾客提供给工人。在传递价格信息的同时，承包商也同时传递顾客对颜色和款式的偏好信息。工人被(承包商)告知选什么样的颜色，因为工人获得的(薪酬)信息没有包含这个信息---如果由市场上的消费者直接出价的话，这个信息会被市场价格所传递。

价格所暗示的消费者偏好和产品规范越不清晰，工人收到的来自“看得见的手”的指导越多；关于这一点，没有例外情况。工作指导可能来自消费者，也可能来自代理人；在这两种情况下，给出工作指导，都意味着资产所有者必须让渡一定程度的使用权。度量工人的实际贡献，按件远比按时间度量来的直接；因此，计件工受到的指引远比计时工受到的指引来得少。

在成衣和玩具行业以及涉及到轻金属和塑料制品的各种行业，计件工资制极为普遍。其中的大部分案例显示，计件工人在任何一段时间内都只专攻于产品某个零部件的生产。其中的例子包括给玩偶的眼睛上色、玩具的组装、给手电筒某一部分抛光、成衣材料的剪切等等。实际上，一件衬衫可能全部是由计件工作完成的。计件工作实行的必要条件是：每一件工作都可以很容易的计算，有一套标准的度量体系来管理产品检验(为低速工作，采取随机抽检)。

零件和组装品所采取的定价和度量方法是不同的。不过，在计件工资制下，工人的贡献是被直接度量与定价的。计件工可以在提供了工具和场地的工厂工作，也可以在家里用自己的设备进行工作---毫无疑问，在此情况下工人会因为设备和场地租值获得补偿。因为计件工资率提供的消费者喜好信息很少(因为零件很少单独地在终端市场上售卖)，上述两种情况生产零件的工人都会得到一份产品规范。在家里生产的工人还会得到一个交货期限的指令，以便与其他零件的交货期相匹配。当工人在同一间工厂工作时，生产活动的协作提高了，只有在生产极其繁忙的时候，才会将部分工作外判，让工人在家里工作，作为工厂生产的补充。

工厂常常给计件工分派特定的机器，以防止随意调换产生的不负责任的使用。而通常情况下，高效的工人会获得更好的机器。我们可以将此纳入科斯的理论框架：在家里工作的人获得的计件工资包括了他的劳力和他的设备对产品的贡献，而在工厂工作的计件工只获得了他劳力贡献的应得收入。工厂设备的贡献根据其本身的租值来定价。因而，将设备安排给特定的工人，及工人之间偶尔的监测可以看作对设备的“指挥”，代替对这些设备的贡献的直接定价。可以预见，需要使用重型机械的计件工作趋向于在工厂里完成，这样的机械在家里难以使用、对孩子而言危险、并且在出问题时需要快速修复；同时，若没有长期使用的保证，一般家庭也不会愿意花费巨资购买这样的设备。

为使同类设备的边际产出相等，它们的租值要相等。然而相同的计件工资水平下，配备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工人，设备的租值产出会比较高。因此，除了给高效工人配备好设备之外，对使用较高价值设备的工人，当其产出效率高于一定值时，会获得一份额外的奖金(也就是如果工人每天的产出超过一个确定额度时，有额外奖金)。因而，一个产出两倍于他人的工人，其获得的报酬要比其它工人的两倍报酬高。自有设备的工人，因为他的计件工资已经反映了除提供给他的原材料之外的所有贡献(即包含了设备和劳力的贡献)，即使他使用了价值很高的设备，也不会获得奖金。

计件工资率(这也是价格)的确定例证了发现价格的费用。对市场产品的一部分或零件来说，通常没有市价作为参照系。然而，对于很多零件，却有标准的件工工资率，这个工资率在行业内被长期采用，是通过参考计时工资标准或者由其他生产类似产品的、有竞争关系的工厂的工资标准建立起来的。计件工作的小改变在经过粗略的评估后，会迅速的引导计件工资率作相应的小变化。但是，特别如塑料和轻金属制品行业，在不同的订单之间模具经常需要做很大的改动、或者每个工厂趋向于创制特有的模具，因而(计件工作)有大的改变时，就会出现一个(比工资率变更)更大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管理层必须判断，这些新组件是否能保证有足够的出货量，以表明花费费用协商新的计件工资率是必要的。

试生产不适合作为确定计件工资的基础，因为工人在开始一个不熟悉的作业时，需要花费若干天去提高其作业效率至正常水平，同时，他们往往夸大这个新作业的作业难度。因此，通常的做法是，聘请一个作业专家，有时候在外部聘请，来与工人代表进行协商。其基本的参考是，工人在一个正常工作日内手或脚动作大约8500次；这个数字随着运动大小与运动持续时间的改变而改变。首先对用以完成新作业的活动数量和类型进行评估，然后以计日工资、或者可对比职业的计件工资日均收入，作为新作业的计件工资率参照系。

这种协商的麻烦之处在于，工人代表必须获得工人的认同。更有甚者，这种协商约束力极低，且双方都有权在几天之后要求重新协商。如果要生产的零件像串珠与地板铺设一样，在最终产品市场上有一个可作参考的公认价格，这些协商的费用---也就是发现价格的费用---当然会更低，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很少有消费者会知道产品中某些组件的功能。

这就是为何当零件或贡献经常变化，或需要同一个工人进行多种活动时，计件工资不适用的缘故。这可由手电筒或汽灯的抛光来例证。工人对发动机的生产进行例行收尾工作及上蜡时，是计件付酬的；但当发动机上发现有缺陷，如一些小的刮伤与电镀烧伤时，工人对其进行修复，此时，使计时付酬的。同样的，某些工作是计时付酬的：看门人，办公室职员，会计，模具设计者，电镀车间的药剂师等。

当区分一个组件的装配中某个工人的具体贡献太费事时，件工合约就难以建立。在一种协作中，一组工人给手电筒抛光，然后将其分别放入各自的篮子内，经过计数与质检，交给另一组工人安装开关。抛光与开关安装这两组活动都按计件付酬。但是在另一种协作中，当手电筒进行电镀或阳极氧化处理时，一个工人监视药剂槽，另一个则旋转溶液中的物件，第三个则对别人用钩子送过来的手电筒进行冲洗。每个工人的贡献因相互关联而难以分开。类似的困难在新品设计时也存在：一些人调查市场以寻找创意，一个委员会对可选项目进行评估，而出口业务经理则从潜在的购买者那里收集反馈。因为工作难以描述，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动机主张自己在其中有比实际情况更多的贡献。此时，在一个代理人的公断下，通过度量一个替代来对这些人的贡献进行定价，费用会比较小。

诸如时数或天数这样的替代很容易测定；它不会随着产品组件的改变或工人贡献的改变而改变；同时，它可以分别对每一个工人进行度量；且它包含一个工人所做的一系列活动，其中有些活动太过琐碎，而不值得用合约来约束。上述这些优势，使得确定计时工资率的费用，低于按刚才描述的复杂情况来度量工人的具体贡献时的费用。但是，时间单位本身不创造任何生产性价值，它仅仅代表工人可能履行的事务。在计时工资制下，生产活动本身并没有被直接定价，因此需要更严厉的监督和管理。也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某些情况下，即使计件工资厘定的费用比计时工资厘定费用高，人们还是会选择计件工资。

计件工资传递了价格信息，虽然前文所述，这些信息可能会变化多端，并因此件工的生产规范与指引多种多样。虽然在计件工资制下，工人有赶工(从而导致产品质量不稳定)的动机，从而使得质量检验的费用较高，但其总体监督费用必然会比计时工资制要低。这是因为计件工资制下的工人工资是与工人的贡献成正比的，这使得订立使用其资产的合约之必要性下降。另一方面，通过对替代的度量来对贡献进行定价，必然需要在有益的贡献产生之前对资产有强有力的控制。这种资产所有者的权利委托是一个权利界定明确的合约，在这个合约内，企业家可以选定资产并指挥其进行生产，而不用对这些资产的贡献分别进行定价。管理是一种费用，决策失误同样是一种费用。在对替代度量进行定价时，这些费用相对更高，但同时也因降低了发现价格的费用而得益。

在这一节里，我对从中间人的简单服务，到多种多样的计件工资安排，最后到计时工资合约的转换进行了跟踪。度量手段的选择分别从整个产品到产品的零件到替代度量。价格信号传递的信息从对贡献有全面评价，到根本没有直接信号19。代理人的指挥和监督相应的变得复杂。资产使用权的委托同样相应增加，直至根据某些合约限定，资产使用权被准予完全控制。市场交易的取代，从在中间人制度下的双倍市场交易，到一个集合的计件工资报酬，再到清晰的要素市场交易对产品市场交易的取代。

从这些转变中，遵循科斯的思路，我强调了包括信息费用、度量费用、协商费用在内的价格发现费用。这些费用发生变化，会导致不同的合约出现。我并没有说，选择合约或组织时，价格厘定是唯一重要的交易费用。但是关于科斯提出的中心论点，我自己的研究支持他的观点：私有制下，任何使用权委托的增加都主要由定价费用的约束导致的。

严格说来，并不是所有的有价值的产品特性都直接的度量和定价。如橘子中的VC特性或者餐馆中的盐的使用特性不是在交易中度量的，虽然他们的存在被广泛认知并暗含于产品中。此含意和相关含义在此并不重要。

Ⅲ.公司的含义不明

大约十年前，我向科斯提出了如下问题：如果一个苹果园主与养蜂人签订一个蜜蜂给果树授粉的合约，这算是一个公司还是两个公司呢？这个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这个合约可能是一个蜂房租赁合约、一个计时工资合约、一个苹果产出分享合约、或者原则上以上合约或其他安排在不同程度上的混合。每种情况下，养蜂人都因其服务获得一个报酬。而他期望从园主得到的指令随合约形式而变化。

政府的税务代理可能会根据相关地区的税法和商业注册，将养蜂人和果园主看作一个或两个公司。但是，经济学的观点是什么？如果养蜂人与果园主签订的是计时付酬合约，大部分经济学家会选择将其看作一个公司；但是如果蜂房是租用的，则会将其看作两个公司。说公司的数量，进而公司的大小是由合约的选择来决定是否有意义？如果有的话，有什么意义？难道果园主对蜂房的使用安排不是因合约的不同而不同吗？分成合约的情况又如何？如果将果园租出，而不是果园租入蜂箱，情况又是怎样？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任何一种公司的定义都可以轻易地找出例子来反驳之。

再来考虑前文提出的地板铺设的例子。在建筑承包商和工人之间，有三个层次的分包。其中有几个公司？一个还是四个？香港法律将所有的参与方都当作独立的纳税个体，且除了工人，其他的参与方都有商业执照。然而经济学家有充分的理由说，因为各方都通过转移定价被合约垂直的联合在一起，因此只有一个公司存在。

更进一步，考虑这样一个情况：在百货公司里，虽然百货公司只有一个名字，但实际上是由很多单独的卖家组成的，每一个卖家在同一个商场内租一个单独的摊位，并付租给同一个中枢代理，同时由同一系列规则管理着，这些规则规定租客可以出售的商品和允许经营的时间。这看起来更像一个单独的公司。但是，相同的安排同样出现在购物中心里，所不同的是，购物中心里的商铺有单独的名字。为什么要将此特性(商铺的法律归属)作为确定公司大小的理由呢？当然，有些名字比其他名字值钱，如专卖店的存在所证明的那样，但是，以下情形也是事实：一个单独的公司也可以建立一系列附属机构，每一个附属机构以一个单独的名字命名，并开展不同的业务。

事实是：依照某些人的观点，“公司”可以小如两个资产所有者之间的合约关系，也可以大到包括整个经济体---如果合约链条可以扩展的话。我们知道，使用权的委托和价格信息的传递都有程度上的差异，那么，假设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资产所有者，除了在产品市场上买卖东西之外，每个人好像都还与其他人有合约关系。现代社会的个人很少仅仅独自生产产品并在市场上交换。

因此，论述什么是或不是“公司”显得毫无意义。如果任何个体都是一个私产---如果没有其他要素，至少有他本人的劳动力---的所有者，那么，当社会中的个体进行竞争与互动时，几乎所有的个体都是由合约联系在一起的20。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合约扮演了我们观察到的角色，不同的合约和价格安排在经济运行中意味着什么。

在价格理论领域，经济学家传统上关注的是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合约安排及其在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是被忽视了。如果所有的交易费用是零，这种轻忽是无关紧要的，在此情况下，各种不同合约安排不会出现。但是交易费用确实存在并且影响重大。因此，传统的经济理论往往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科斯关于公司的早期文章也曾间接指出这一点。

科斯试图对公司进行定义，但他也深知，划定公司的边界存在困难。他在一个脚注中写道：试图通过一条可靠的硬性规则来确定是否存在一个“公司”是不可能做到的21。他对以不同方式组织的生产和交易，比对“公司”的关注更多。特别的，他对观察由价格信息引导生产和由企业家的直接指挥生产之间的异同有极大兴趣。----此处我们不必重申他们之间的不同合约形式与不同含意。

我们知道，当产品市场省却的交易(定价)费用在边际上等于“要素市场”出现后增加的代理费用(同样是交易费用)时，(市场和公司)就达到了均衡。这与科斯的条件是一致的：公司趋向于扩展，直至公司内部组织一个额外的交易需要的费用，等于在开放市场进行同样的一个额外交换需要的费用。但此情形并不能真正确定公司范围。更恰当的说，它确定合约替代的范围。

20 在中国共产政制中，连劳动力也不是私有的：工人没有权利选择职业、签工作合约及协商他们的工资。See Cheung, supra note 16, at 33.

21 Coase, supra note 1, at 392.

22 Coase, supra note 1, at 395.

前文已经说明，在产品市场中发现价格和就价格达成一致的费用包括信息费用、度量费用、协商费用。在不同方面和数量上，这些费用同样存在于要素市场。对于要素市场，科斯列举了包括生产活动组织及决策失误在内的广泛存在的代理费用。此外，他把要素供给价格的变动也包括在内，对此我看不出其相关性何在。科斯将“供给价格上升”与“管理收益下降”等同，这个话题在那个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中似乎很是流行。但是，在我们认识了如下两点后，这一点显得多余：(1) 由替代度量进行定价，产生包括管理、决策失误可能性上升等额外费用，(2)当价格信号的传递包含的信息减少时；上述费用上升，因而需要对资产所有者委托的使用权进行更多的控制。

可能前文所陈述的分析方法，其最富成果、最有意思的确证是，因为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公司是什么，对公司的边界我们可说的不多。用一个不同的角度陈述，在科斯的分析框架下，如果满足如下条件，我们可以清楚分辨公司是什么及其边界：1)生产者或代理通过直接交易，断权售卖产品给消费者，2)代理人或企业家只与资产所有者签订计时工资合约火租借合约，3)在各个代理人之间没有合约关系。忽略掉完全拥有生产资源的生产商，这些条件需要满足如下的极端情况：1)消费者直接从代理人(产品市场)那里购买消费品，2)每一个独立的代理人与资产所有者签订计时工资合约与租借合约(公司)。假定代理人之间没有任何合约关系，公司就成为一个单独可辨认的严格意义上的“有意识的能量孤岛”24 。说其中一种合约取代了另一种合约，就等于说公司取代了产品市场。一旦合约取代关系得到确定，公司的范围也就确定了。

但是这个世界比这要复杂得多。极端的情况被中间人和再分包商的介入复杂化了；代理人之间互相缔约；而任何资产都可能维持种类繁多的合约安排。我们猜测，这种非常的复杂情况---它们使得“公司”暧昧不明---是由于试图节约在上述极端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交易费用而产生的。25 作为例子，我们已经说明，件工合约处在某种中间状态，其定价费用比在市场上直接售卖组件的定价费用更低，也比计时工资和租借合约的代理费用更低。总交易费用因件工合约的缔结而降低。科斯理论因公司的定义和范围的知识---现在我们所知更少---有不足道的牺牲而更具解释力。

23 Coase, 前注1,396-97页.

24 Coase 引用D. H. Robertson，333页: 公司就像无意识合作海洋中的意 识能量小岛---就如黄油块在黄油桶中凝结一样。

25政府管治可能会使合约的选择更复杂，此处我们不予考虑。

Ⅳ.结论

1969年，香港，我坐在路边一个空木箱上，与一个小男孩商定以2毛钱的价格给我擦鞋。就在他开始工作时，另一个男孩跑过来，二话不说就开始擦另一只鞋。“我怎么付钱？”我问。“给我们每人1毛钱。”其中一个男孩答道。不知道定价机制的我惊讶的发现，这两个男孩之间互相根本就不认识。但它使我渐渐明白，这肯定就是科斯所说的市场之实例：如果我一只脚穿着一个普通的鞋子而另一个脚穿着罕见的靴子时，由一个交易裂变为两个交易的事情就不会如此顺利。这个小插曲让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重读“公司的本质”，并随之对合约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形成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个解释的基础，并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很少人会否认，科斯在社会成本上的研究是他最重要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工作。26但是，我特别看重《公司》一文，因为它的洞见是科斯随后大部分重要文章的源头之泉。在过去十年中涌现的对《公司》一文的兴趣，是理论能否解释真实世界的重要性这一看法在经济学家之间改变的表现，科斯和其他人促成了这个改变。

自外部经济与不经济成为经济学发展的首要话题以来不久，诸如“瓶颈、”“起飞、”“恶性循环、”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之类含义不明的名词也跟着大行其道。这些概念似乎过时了。仅仅二十年前，“合约”一词仅限于在Edgeworth-Bowley 理论框架的“合约曲线”中使用；现在它已在学术领域成为一个普通名词。财产权曾是博士论文不可企及的领域，而今相应的研究中心已经出现，这一主题甚至在本科阶段已开始教授。交易费用范式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26 Coase, 社会成本问题, 3 J. Law & Econ. 1 (1960).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篇文章可能是最广受引用的经济学论文：1966-70, 88次引用; 1971-75, 286次引用; and 1976-80. 331次引用.

科斯不是唯一提倡这个范例的人。奈特、哈耶克及其他人都在早期对科斯这一论题表现出兴趣。但是，凯恩斯革命出现了，无论任何经济学家们观察到的无法理解的现象，都可以在各种“不完整性”中得到庇护。1960年科斯发表关于社会成本的论文时，时代不同了。同一时期，斯蒂格勒写了关于信息的论文，阿罗则写了收益占用可能性的文章。27曾因无解释能力的价格理论而沮丧的学生们，现在则听到了“不完整性”之外的某种东西。大概同一时期，Aaron Director在捆绑销售上的兴趣广为人知，Armen Alchian则坚持不懈的解释关于财产权的价格和竞争。UCLA的学生争相在灰市购买弗莱德曼关于价格理论的讲义复制本，挥汗于讲义末尾留下的问题中，害怕其中某些会被作为即将到来的预考试题。那些弗莱德曼的课程总体上来说与他的问题关系很小，而各式定价行为的形式则预示了将会到来的东西。

科斯是幸运的，他关于社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重要研究形成于一个潮流的转变之时。曾统治了经济学思想的政策建议要求，随着经济解释渴望的增加而减少了。转变的潮流因科斯所不得不说的话而更加汹涌。我的观点是，交易费用和合约缔结将在未来的某一天被认为是媲美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理论的经济分析基础。

偶然看见，https://books.google.co.uk/搜书找到的——

莺儿来送你叫她把话传回去不结了（非要写信也行，为什么要写这么大白话，宝钗可能会误以为，继“香菱学诗”之后，林姑娘闲不住，又来了出“紫鹃学文”）

平仄都不会还写诗，而且末位押韵得押平韵啊。看来探春是伤心过度连写诗规范都忘了。ps，“牧童短笛飞”是什么意思？（想起小时候在农村，那帮小男孩放牛的时候见天打架的场景%但是，牧童没啥事带什么笛啊）

国家和货币、鬼神、二次元类似，也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东西

新制度经济学——他们似乎觉得一切社会问题皆是合约问题——将国家看成一种契约，或者说，“组织”的一种形式。

你不知道，平常我的记性最差——（《红玫瑰与白玫瑰》）

摘要：与中国的贸易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导致了失业；导致美国民众政治光谱分化的原因为失业导致的困难和文化差异；共和党或因此失去选票

The gap between red and blue America has been expanding for decad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increasing polarization are clear to close observers of Washington

But why Americans have grown so far apart in the first place is still a complicated, unanswered question.

Part of the story appears to be the sudden rise of China as an export powerhouse, according to a paper in the October issue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uthors David Autor, David Dorn, Gordon Hanson, and Kaveh Majlesi say that trade competition from China has radicalized many Americans in declining manufacturing towns. Long-term joblessness and insecurity has pushed people in those communities to the far-right and far-left edges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But Hanson says in this episode of the Research Highlights podcast that it’s not a failure of trade policy. It’s a failure of America’s safety net to protect the workers hit hardest by Chinese imports.

Hanson recently spoke with the AEA’s Tyler Smith about h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security drive hyper-partisanship and what policymakers can do to help areas distressed by the China trade shock.

The edited highlights of that conversation are below, and the full interview can be heard using the podcast player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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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For a little bit of background, I wanted to talk about how trade with China has reshaped the US economy and its labor markets. Which communities have been hit the hardest?

Gordon Hanson: To give you an example, Martinsville, Virginia, is a town of about 110,000 people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state of Virginia. In 1990, fully 45 percent of working age adults in Martinsville were working in manufacturing. It's just simply astounding—so really highly specialized. And those 45 percent were primarily in two industries: furniture and textiles. When China had its dramatic increase in exports, it hit factories in Martinsville really, really hard, leading many of them to close and pushing many workers out of jobs.

The striking thing that we found in our research and the work I've done with David Autor and David Dorn is that the workers who lost their jobs in manufacturing didn't leave to go to other regions, and many of them did not succeed in transitioning into not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And so what happened in places like Martinsville was a long run increase in joblessness and that increase in joblessness engendered social dislocation. So it increased drug and alcohol abuse, breakdown of families, more children living in poverty and ultimately created pressures for political change.

Smith: Why would a place like Martinsville then be radicalized politically? Why was that the outlet?

Hanson: In response to the China trade shock in places like Martinsville, what we saw was this permanent decline in economic activity and a permanent loss of livelihood. In that environment, individuals are going to tend to look for more extreme solutions to their dire circumstances. And the regularity that we've observed again and again is that the extreme viewpoints that people seek out during times of hardship tend to be more of those on the right than those on the left.

Smith: The GOP has been the party of free trade since World War II. So it seems like voters should have punished them for their free trade stance. What explains this? Why would it benefit Republicans?

Hanson: The link between parties and trade is complicated. . . . Republicans were often skeptical of trade deals, no less than conservative stalwart Barry Goldwater was against the US signing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in the 1960s because he thought it compromised American sovereignty. So although there's this idea that Republicans had to be the party of free trade, I think the reality is a bit more complicated.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politics of hard times, the political responses are often not strictly about ideology, per say. They can often be about identity, and tribalism can rear its hea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when times get bad, the appeal of politicians to the group to which people see themselves as belonging becomes stronger and that group identity ends up mattering in a political context. So in response to things like the China trade shock and in response to sudden and dramatic loss of good-paying manufacturing jobs, what we saw is the equivalent of a tribalist response.

The areas that were hard hit by trade-induced manufacturing job loss have had a bad couple of decades. They haven't been served well in terms of policy response coming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or state governments.

Daniel Reck

Smith: My colleague at the AEA recently interviewed a political scientist, Yotam Margalit, about 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he makes the case that this is really more about cultural factors. So I'm wondering how much of polarization can be explained by economic factors versus cultural factors?

Hanson: The rise of populism is a global phenomenon, because we see i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se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quite different national contexts. It's unlikely that there's a single causal factor that can account for it everywhere. What we do see, though, is that countries that have seen larger manufacturing contractions, much of which is due to globalization—and in other contexts it may be due to technological change—have shifted their political support towards farther right-wing voices than we've seen in the past.

Now there is a group of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sociologists who see this as grounded quite strongly in culture. What that perspective doesn't explain, however, is why the change? What shifted in the environment to make identifying with culture stronger today than in the past. I think our own take on this is that these two things are interconnected. There are normal economic times when appeals to culture and group identity might not play that well, and there are dire economic times where that sort of tribalism and cultural appeals may play more strongly.

Smith: The period that you study ends with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I'm wondering, have you seen any new developments since then?

Hanson: We're, right now in fact, 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have been for local employment in areas that were earlier hit by the China shock. I'm sorry that we don't have those results ready quite yet, but they'll be available soon.

Other work we've been doing has been going back to our origin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creased import competition from China and examined how long those shocks lasted. That is, did we ultimately see recovery in manufacturing or employment in areas that had substantial job loss in the late 1990s and during the first part of the 2000s? And the unfortunat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that we don't see much adjustment. That manufacturing job loss extends all the way out to the present day.

原文链接：https://www.aeaweb.org/research/importing-political-polarization-us-china

相关资料：《美国经济评论》：https://pubs.aeaweb.org/doi/pdfplus/10.1257/aer.20170011

原问题：YouTube上看到一些精彩的广告，很想收藏起来，问，如何找到这个广告的网址？

看到一个某游戏的广告，界面是太平洋海战，4分35秒我看下来，唯一的遗憾就是YouTube广告不能往回拉进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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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s://youtu.be/X5dBdlZTv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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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赞评论：

1.Japanese pilot, American sailor, Russian poem..... Well done.

2.People: "Blizzard makes the best trailers" WG: "Wait for me."

3.This is honestly one of the best game ads I've ever seen, almost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the Japanese portrayed as human.（可见西方对日本人歧视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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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The Making of Wait for Me https://youtu.be/LUdkbgOeLTc

真是党和人民的敌人，我感到非常气愤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兼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它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中国民主化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共产党自身迫于压力，接受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开放自由市场之后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即使在今天，这条道路也是最可行的道路。第二条道路是国内金融系统崩溃，党内矛盾激增，既得利益者之间发生政变，民主派上台发动改革。前两条道路都可以在造成不太大的损失的情况下实现民主化。

第三条道路——如某些“加速主义者”所说，就是共产党继续集权，以至于民众无法生存，被迫抗议甚至武装暴乱，进而用战争方式推翻共产党，创立民主政权的道路。三条道路中，最后一条不仅不具备可行性，而且对国家和人民创伤巨大，时间也久。

（我想想接着怎么说）

这是八九年前的事了，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有时候隔些时就在信上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么样了？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是这情形─ 一种疯狂。

那几年我刚巧有机会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柏克莱的加大图书馆借书，看到脂本红楼梦。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至于自己做，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但是没写过理论文字，当然笑话一五一十。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培根的散文最记得这一句： 简短是隽语的灵魂，不过认为不限隽语，所以一个字看得有巴斗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因为怕唠叨，说理已经不够清楚，又把全抄本─即所谓红楼梦稿─ 简称抄本。其实这些本子都是抄本。难怪初详红楼梦刊出后，有个朋友告诉我看不懂─当然说得较婉转。

连带想起来，仿佛有书评说不懂张看这题目，乘机在这里解释一下。张看不过是套用常见的我看XX，填入题材或人名。张看就是张的见解或管窥─往里面张望─最浅薄的双关语。以前流言是引一句英文─诗？Writen on water(水上写的字)，是说它不持久，而又希望它像谣言传得一样快。我自己常疑心不知道人懂不懂，也从来没问过人。

红楼梦的一个特点是改写时间之长─何止十年间增删五次？直到去世为止，大概占作者成年时代的全部。曹雪芹的天才不是像女神雅典娜一样，从她父王天神修斯的眉宇间跳出来的，一下地就是全副武装。从改写的过程上可以看出他的成长，有时候我觉得是天才的横剖面。

改写二十多年之久，为了省抄工，不见得每次大改几处就从头重抄一份。当然是尽量利用手头现有的抄本。而不同时期的早本已经传了出去，书主跟着改，也不见得每次又都从头重抄一份。所以各本内容新旧不一，不能因某回某处年代早晚判断各本的早晚。这不过是常识，但是我认为是我这本书的一个要点。此外也有些地方看似荒唐，令人难以置信，例如改写常在回首或回末，因为一回本的线装书，一头一尾换一页较便。写作态度这样轻率？但是缝钉稿本该是麝月名下的工作─袭人麝月都实有其人，后来作者身边只剩下一个麝月─也可见他体恤人。

在现在这大众传播的时代，很难想像从前那闭塞的社会。第二十三回有宝玉四首即事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荣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录出来各处称颂。 看了使人不由得想到反面，著书人贫居西郊，满人明义说作者出示红楼梦，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可见传抄只限戚友圈内。而且从前小说在文艺上没有地位，不过是好玩，不像现代苏俄传抄地下小说与诗，作者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曹雪芹在这苦闷的环境里就靠家里的二三知己给他打气，他似乎是个温暖的情感丰富的人，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唱红了的那支歌中所谓人─需要人的人，在心理上倚靠脂砚畸笏，也情有可原。近人竟有认为此书是集体创作的。

他完全孤立。即使当时与海外有接触，也没有书可供参考。旧俄的小说还没写出来。中国长篇小说这样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是刚巧发展到顶巅的时候一受挫，就给拦了回去。潮流趋势往往如此。清末民初的骂世小说还是继承红楼梦之前的儒林外史。红楼梦未完还不要紧，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请原谅我这混杂的比喻。

红楼梦被庸俗化了，而家喻户晓，与圣经在西方一样普及，因此影响了小说的主流与阅读趣味。一百年后的海上花系列有三分神似，就两次都见弃于读者，包括本世纪三０年间的亚东版。一方面读者已经在变，但那是受外来的影响，对于旧小说已经有了成见了，而旧小说也多数就是这样。

在国外，对人说中国古典小说跟中国画─应当说诗、画，但是能懂中国诗的人太少─与磁器一样好，这话实在说不出口。如果知道你本人也是写小说的，更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之嫌。我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大学城待过些时，知道红楼梦的学生倒不少，都以为跟巴金的家相仿，都是旧家庭里表兄妹的恋爱悲剧。男生就只关心宝玉这样女性化，是否同性恋者。他们虽然程度不齐，也不是没有鉴别力。有个女生长得不错，个子不高，深褐色的头发做得很高，像个富农或是商家的农妆少妇，告诉我说她看了秧歌，照例赞了两句，然后迟疑了一下，有点困惑的说：怎么这些人都跟我们一样？我听了一怔。秧歌里的人物的确跟美国人或任何人都没什么不同，不过是王龙阿兰洗衣作老板或是哲学家。我觉得被她一语道破了我用英文写作的症结，很有知己之感。

程本红楼梦一出，就有许多人说是拙劣的续书，但是到本世纪胡适等才开始找证据，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五六十年了，近来杂志上介绍一本《红楼梦研究集》： 本书是一群青年人的精心力作，一反前人注重考据的研究方式，拙作 红楼梦未完赫然在内，看了叫声惭愧。也可见一般套闻考据。里面大部分的文章仍旧视程本为原著，我在报刊上也看到这一类的论文，可能是中文系大学生或研究生的课卷，那也反映教授的态度。─也许是因为研究一个未完的著作，教学上有困难。─有一篇骂袭人诱惑宝玉，显然还是看了程本窜改的第六回，原文宝玉强袭人同领警幻所授云雨之事，程甲本改强为与，程乙本又改为强拉 另加袭人扭捏了半日等两句。我们自己这样，就也不能怪人家─首次译出全文的霍克斯英译本也还是用程本。但是才出了第一册，二十六回，后四十回的狐狸尾巴还没露出来。弥罗岛出土的断臂维纳斯装了义肢，在国际艺坛上还有地位？

我本来一直想着，至少金瓶梅是完整的。也是八九年前才听见专研究中国小说的汉学家派屈克·韩南(Hanan)说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写的。我非常震动。回想起来，也立刻记起当时看书的时候有那么一块灰色的一截，枯燥乏味而不大清楚─其实那就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使人疑惑。游东京，送歌童，送五十岁的歌女楚云，结果都没有戏，使人毫无印象，心里想怎么回事？这书怎么了？正纳闷，另一回开始了，忽然眼前一亮，像钻出了隧道。

我看见我捧着厚厚一大册的小字石印本坐在那熟悉的房间里。喂，是假的。 我伸手去碰碰那十来岁人的肩膀。

这两本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红楼梦遗稿有五六稿被借阅者遗失，我一直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了去，到那家人家去找出来抢回来。现在心平了些，因为多少满足了一部分的好奇心。

收在集子里的，除了三详通篇改写过，此外一路写下去，有些今是昨非的地方也没去改正前文，因为视作长途探险，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头起同走一遭。我不过是用最基本的逻辑，但是一层套一层，有时候也会把人绕糊涂了。我自己是头昏为度，可以一搁一两年之久。像迷宫，像拼图游戏，又像推理侦探小说。早本各各不同的结局又有罗生门的情趣。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

我这人乏善足述，着重在乏字上，但是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也幸而我的兴趣范围不广。在已经去日苦多的时候，十年的工夫就这样掼了下去，不能不说是豪举。正是：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

七年冬，十二月。帝与西戎盟。

汉口有游医曰：“盛极而乐，乐极而忧，忧极而病。”巷里歌焉。诏武昌知府拿办。癸卯，收游医八人，坐惑乱、大不敬，斩于螃蟹岬。当是时，汉口西市拥两湖商贩，连九省通衢，野禽走兽货易之地，逢雨则恶水肆流。或曰：不洁，恐疫将发。官府乃重税利，竟任其滋蔓。

或有肺痨者，求问官医。服药少解，而竟卒。有河北巨贾阴市草药，炼大补丸，并书“千金方”埋于乡陌。

月中，肺痨者益多而药益少。疑瘟病。湖北巡抚以其元旦将至，盛世之时，留中不发。上闻之，内阁学士徐立邦曰：“四季交替，人困兽乏，阴阳失和，乃自然之理。”徐遂卜之，卦曰：“艮初九，无害也。”

或曰武昌汉口两地病者无算，死者枕籍，上怒。诏大学士高富再查。旋归，曰：不传人，疫将轻。阖门六日，作《四时疾病通考》，君子称之。有诗赞曰：

高楼阁上居名士，富甲海内振九州。 当为黎民直笔力，诸生莫为前途愁。

会新年，两湖总督、巡抚、各州郡知府，大宴乡绅富贾学子于武昌府。管弦绕梁，间杂门外饥民号啼之声，众以为乐。有抱恙咳痰者，客始怪之。

时病者遍布汉口、武昌，道死者不绝。上始察之，诏内阁首辅赴武昌督办救济事。有于道路鬻画者，鸡鸭牛马聚拢成圈。或问：其何意？答曰：禽兽围观耳。

乙丑，武昌城东、西、南门闭，百姓乱，走北门。逃出者十万余。亥时，北门闭，缒城而出者数千。邻省震恐。河南将军捕流民三千坑之。

八年春，正月，大疫。丁卯，帝观鱼于棠。户部主事上疏曰：疫病四起于中国，恐将变，宜困百姓于室，绝邪魔之道，以俟转机。上曰：善。然民不事生产，田荒畜散。

河北郭生，家中困顿。其幼子啼咳不已，郭生疑其染病将害母，谓其妻曰：盍埋此儿。及决坑而得千金方，云：

疫者，聚瘴气，发于林木。木者，金石斫之，此五行相克之道。故取金银花、连翘、黄芩等属金之物，煮沸攒得双黄连大补丸，可悬济苍生。

遂进千金方。上大喜，以其方昭榜天下。民以入山寻药，相争而死者数十百。此方虽少解瘟毒，然性至寒，民饮而泄死者多矣。有诗赞云：

郭生思救親，埋兒為母存。天赐千金方，悬济千万人。

是时湖北染病者十之四五，而周省道绝，无有去处。或相拥死于山林，或绝户于室。困室不敢出饥馁者甚多。都察院御史李芳深忧之，奏曰：今有宫内御医数百，会诸省府官医数千，当遣赴湖北，开湖广官仓，振民以明圣德。上许之。又有进西洋药者，礼部侍郎曰：唯此中国之病，非蛮夷之理。斥之不用。

甲戍，湖广官仓灾，积年粟米金帛尽焚。

假设你是非洲某部落的酋长，你的部落发行蛤壳作为钱币。为了保持蛤壳的稳定，你决定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其他货币对蛤壳的比率全部由中央银行制定。

如果你们开放资本市场，那么投资人的选择将遵循如下规则：

1+Ra=(1+Rb)*E/E1

E/E1的意思是预期汇率的变化。这个规则的意思是，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情况下，当下A国国内利率=当下B国国内利率*B国货币预期的贬值程度。

前面的IS-LM和IS-LM-PC模型已经得出结论，利率是调控产出、就业、通胀的重要手段（宏观经济学开篇之作就叫《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现在，在调节利率的时候，必须考虑其对国际投资和汇率的影响。

开放的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显然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如果汇率既定、资本市场自由开放的情况下，你的国内利率就会被锁定。为什么？前述公式：

当下A国国内利率=当下B国国内利率*B国货币预期的贬值程度。

B汇率既定，那么根据A国的利率就可以推出B国在自由资本市场下的利率。因此，这时候B国利率是被锁定的。也就意味着，B国将不能利用货币手段调控国内的短期经济。同时，如果既定汇率同时又要保留用货币手段调控短期经济的能力，那么资本市场一定不能自由进出。

如果既想让资本市场自由进出又要保有短期调控的能力，那么只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就是“蒙代尔三角”，固定汇率、自由进出的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只能三选二。

是否可以强行三个都要呢？想和市场作对的结果就是——（下次再填）

网站的服务器可以理解为一台比较特殊（音chu）的电脑。网站服务器有一个固定的IP地址接入互联网。

上网的时候你输入的是网站的domain，你的浏览器将去这个地址的请求发给域名服务器（domain name server，即DNS服务器）。DNS服务器可以根据你的浏览器请求的域名找到你需要访问的IP地址。获得IP之后，服务器将该网页对应的文件获取并传输给你。

为了完成该步骤，DNS服务器至少要知道你的IP地址和网站的IP地址。VPN可以为你的IP提供一层掩护，但DNS记录到你的VPN所用的IP地址经常访问也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对于国内VPN，可以直接要求VPN提供对应的代理记录，对于国外VPN，可以通过交易记录判断是谁在访问。

DNS服务器如果存储或者泄露服务器日志文件，你的信息很容易暴露。

除了TOR之外，还有一种加强保密的办法就是为你的浏览器指定一个DNS服务器的IP地址。据我所知Windows系统的DNS默认选项是随机分配，那么很可能掉进不保密的DNS里。

不同企业提供了很多安全的DNS服务器地址和使用方案，这里仅仅搬运一个Cloud flare提供的，其他方案的可以自行搜索，据我能查到的有十几种，但可信程度请自行判断。

CF提供的地址如下：

MacOS：

Open System Preferences.

Search for DNS Servers and select it from the dropdown.

Click the + button to add a DNS Server and enter 1.1.1.1

Click + again and enter 1.0.0.1 (This is for redundancy.)

Click + again and enter 2606:4700:4700::1111 (This is for redundancy.)

Click + again and enter 2606:4700:4700::1001 (This is for redundancy.)

Click Ok, then click Apply.

Windows：

Click on the Start menu, then click on Control Panel.

Click on Network and Internet.

Click on Change Adapter Settings.

Right click on the Wi-Fi network you are connected to, then click Properties.

Select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or Version 6 if desired).

Click Properties.

Write down any existing DNS server entries for future reference.

Click 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Replace those addresses with the 1.1.1.1 DNS addresses:

For IPv4: 1.1.1.1 and 1.0.0.1
For IPv6: 2606:4700:4700::1111 and 2606:4700:4700::1001

Click OK, then Close.

Restart your browser.

Linux：

Click the Applications icon on the left menu bar.

Click Settings, then Network.

Find your internet connection on the right pane, then click the gear icon.

Click the IPv4 or IPv6 tab to view your DNS settings.

Set the “Automatic” toggle on the DNS entry to Off.

Provide the 1.1.1.1 DNS addresses in the DNS entries field:

For IPv4: 1.1.1.1 and 1.0.0.1
For IPv6: 2606:4700:4700::1111,2606:4700:4700::1001

Click Apply, then restart your browser.

近期，我国修改了法律，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在其日常工作中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此，部分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污蔑这是“坐实人大是橡皮图章”，这是十分荒谬的无稽之谈。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个特征是不容任何动摇的。正是因为我国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取得了社会各个方面的伟大成就。谁企图动摇对党的忠诚，企图动摇“四个意识”，他就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能够正确行使权力的根本保证和必要前提。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带来了民主，并且一直坚持民主自由，不断深化依法治国，保障公民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代表大会丝毫不会动摇中国政体的民主特性，只会加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一点与党的领导没有任何矛盾。事实是，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保持自身的权力和人民的信任，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的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正是因为有这个制度，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独创性地融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无可动摇的最高权力地位和党领导的最本质特征。这种制度优势，相比欧美所谓的一人一票和多党制，更能保证中国的民主。少数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走狗，以宣称这不民主为名，欲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全国人民决不答应！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如张五常所说，市场行为都是局限条件的结果。今天各位看到的中国企业，各种依附官僚、效率低下、无德无能，都是局限条件的结果。

中国的绝大多数行业受到强大公权力的干预，干什么要审批，拿项目要送钱，还要面对国企的不公平竞争，在这个情况下企业仍能生存并且做到了一定规模，正说明了中国企业顽强的生命力。

民主化之后，只要自由市场不被压制，中国企业必定会迎来新一轮的繁荣。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不仅不会阻碍发展反而会及其有效地促进发展——Y=AF(K,L)，索洛模型，人口越多，技术、制度的改善对总产出的影响就越显著。

中国今天的体制，压制了一大批拥有企业家和学者才能的人，或者将他们推到了国外。民主化之后，这些约束解除，想必英雄迭起。

这是市场的总体状况。

至于具体企业的情况，取决于这个企业自身有没有在关于他的若干重大问题中出现决策错误。而这里是否出错没有人可以预测，因为没有人比市场更高明！企图通过计量的方法推算出这些企业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的变量太多，以至于穷尽人类所有的算力也不可能得出定解。

认为未来中国企业将在世界竞争中落败显然是无稽之谈。即使今天，稍稍放开一点的行业，如家电，中国企业已经站在世界之巅。中国企业今天总体来说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的原因，根本不是中国人自身的问题，而是中国没有放开市场化。

欧美今天很流行“中国威胁论”，但真正对他们构成威胁的应该是民主中国。

abstract：抗议局势紧张程度不断升级，泰国国王花了很多钱在德国度假，民众抗议的诉求是民主&反对皇室过高的权威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in Thailand have confronted a motorcade carrying King Maha Vajiralongkorn as it passed through a rally in Bangkok.

The protesters, who were pushed back by ranks of police, raised the three-finger salute that has become a symbol of the protest movement.

They have called for curbs on the king's powers and for the resignation of Prime Minister Prayuth Chan-ocha.

The protests on Wednesday follow months of escalating tension in the country.

The king, who spends most of his time abroad but has returned from Germany for several weeks, travelled in a car alongside Queen Suthida through the crowds of protesters, who chanted and raised their hands in the three-finger salute. The gesture is thought to have been inspired by the Hunger Games films, where it is used as a symbol of unity and defiance.

The royal couple were on their way to a Buddhist ceremony on Ratchadamnoen Avenue, where the demonstrations took place. The protesters had vowed not to block the motorcade's passage and they did not.

Supporters of the monarchy, dressed in t-shirts in royal yellow colour, staged rival protests in the capital, with some filmed violently attacking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Some witnesses accused the government of disguising police as royalist demonstrators.

The two sides gathered separately along Ratchadamnoen Avenue on Wednesday afternoon and were kept largely apart by police. The anti-government protesters linked arms and marched chanting "Prayuth, get out!" - referring to the prime minister - and "Long live the people!"

The protesters were prevented from reaching Government House by what appeared to be ranks of royalist supporters wearing yellow t-shirts. who linked arms and shouted insults at the protesters.

"We want to show that we love the king," 47-year-old Sirilak Kasemsawat told AFP news agency, accusing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of wanting to "overthrow" the monarchy - a charge the movement has always denied.

"We're not asking them to be toppled, forgotten, or not to be respected," said Dear Thatcha, a pro-democracy protester. "We're just asking them to change with us. Our country needs to adapt to many things, and the monarchy 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needs to be adapted as well," she said.

The growing student-led protest movement, which began in July, has become the greatest challenge in years to Thailand's ruling establishment. Protests over the weekend in the capital were some of the largest in years, with thousands defying authorities to gather and demand change.

Authorities say 18,000 people joined Saturday's demonstration, although others gave higher figures. Many stayed to continue the protest into Sunday before dispersing.

The protesters' calls for royal reform are particularly sensitive in Thailand, where criticism of the monarchy is punishable by long prison sentences.

Ratchadamnoen Avenue - literally the King's Walk - has been the scene of many of Thailand's political battles. This afternoon, the student-led anti-government movement managed to occupy Democracy Monument, the Art Deco sculpture which symbolises the end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88 years ago.

But this time large numbers of royalist demonstrators in yellow t-shirts lined the boulevard, with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forces conspicuous among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se protests began in July, King Vajiralongkorn is in Bangkok at the same time, and his motorcade was due to travel down Ratchadamnoen.

The potential for violence was real; police sources said they were at their highest threat level. A few flowerpots were thrown in some brief skirmishes around the monument, but for the most part both sides showed great restraint, and the anti-government side was allowed to march unchallenged.

They chanted reformist mantras and revolutionary slogans on their way to 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 by now thoroughly barricaded by concrete and razor wire - and the risk of a clash and a royal embarrassment was averted.

But the demands of younger protesters in particular, that the monarchy be made accountable to elected institutions, are undiluted, and expressed with breath-taking frankness when you consider the price paid by royal critics in the past. This constitution, like all its predecessors, states at the top that the king must be held in a position of revered worship.

These protesters are adamant this must change, that such a wealthy, powerful and expensive institution must be accountable. The government is equally adamant that the monarchy cannot be discussed. At some point, something will have to crack.

Thailand has a long history of political unrest and protest, but a new wave began in February after a court ordered a fledgling pro-democracy opposition party to dissolve.

The Future Forward Party (FFP) had proved particularly popular with young, first-time voters and garnered the third-largest share of parliamentary seats in the March 2019 election, which was won by the incumbent military leadership.

Protests were re-energised in June when prominent pro-democracy activist Wanchalearm Satsaksit went missing in Cambodia, where he had been in exile since the 2014 military coup.

His whereabouts remain unknown and protesters accuse the Thai state of orchestrating his kidnapping - something the police and government have denied. Since July there have been regular student-led street protests.

Demonstrators have dema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headed by Prime Minister Prayuth, a former army chief who seized power in the coup, be dissolved; that the constitution be rewritten; that the authorities stop harassing critics.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看到诗社改革的帖子，我就想到他们在雪天围着暖炉联诗。

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以后，对先进国家有着非常复杂的情感，其中就包括怨恨。这种怨恨在落后国家那里很常见，可是随着中国国力总体增强，这种情绪并没有完全消散。事实上，不单中国人如此，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人，他们都有过怨恨情结。

现实的不平等滋生怨恨

怨恨，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羡慕、嫉妒、恨交织的情绪。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告诉我们，怨恨（resentment）这个术语是由尼采创造的，其后又由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界定和发展，它是指由受压抑的、无法消弭的嫉妒和憎恶（生存的嫉妒）所导致的一种心理状态。格林菲尔德指出，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落后国家总归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后者。在模仿过程中，一方面，即使在模仿者看来，被模仿者也更为优越（否则，就没有必要模仿了），另一方面，相互接触本身往往也凸显出模仿者的低劣，所以通常的反应是怨恨。

具体讲，怨恨的产生，有两个社会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模仿者相信他们与被模仿者在根本上是可比的，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因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即赶超的可能）。第二个条件是，模仿者又感到二者之间实际上并不平等。不管群体成员的个体性情与心理构造如何，这两个条件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群体怨恨倾向。

格林菲尔德进一步指出，怨恨产生了一种抗拒外来价值的创造性冲动，最终可能导致“价值重估”，即价值标准的转变。原来至高无上的价值被贬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外在的，甚至是原先标准中带有负面色彩的观念。

出于自尊心，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不可能对外来的价值观念来者不拒、全盘照收。怨恨常常导致本土传统中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相对立的元素被挑选出来并被刻意栽培，或者与外来的价值观念抗衡，或者在形式上将其打扮成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类似但本土“早已有之”的东西，以求得心理平衡。怨恨滋生出民族特殊主义的骄傲和仇外，给新生的民族情绪提供感情养分。

民族国家是个现代概念

在人类历史上，族裔认同古而有之，但“民族国家”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们普遍认同的是王室或宗教，而非民族国家。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君王同时兼任两个甚至多个王国的国王，就如同现在一个人可能同时兼任几个公司的董事长一样，并不罕见。

根据格林菲尔德的研究，英格兰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到17世纪初已经形成，它的核心理念是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权。这样的民族观念后来被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叶形成的美利坚合众国所继承。相对于英格兰，其他国家如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的民族国家认同形成较晚：法兰西在18世纪，俄罗斯在18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相对于英国和美国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俄罗斯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可以称为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法国介于二者之间。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群体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的关键群体是贵族，德意志的关键群体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精英的观念变成了大众民族概念的基因。

法国人的怨恨情结

法兰西是第一个有怨恨情结的民族。在18世纪开始之前的数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的霸主，甚至是天主教的保护者。但在路易十四死后，法国已明显丧失了它在欧洲的优势地位。英格兰突然崛起，跃居中心地位。当18世纪上半叶民族观念从英格兰引进的时候，法国人发现，英格兰人在各方面都超越自己，尽管法国仍然有值得自豪的杰出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法国的民族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强烈要求恢复被英格兰夺走的优势地位，重新赢得法国的荣耀。

有两种办法可能确保法国的卓越地位和荣耀：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将法国变成一个类似英格兰的国家；或者削弱英格兰这个对手的力量。像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拥护第一种办法，他们心中没有怨恨，认为法国有能力实行从英格兰学到的东西，并因此可以轻松地超越它的榜样兼竞争者。但这项任务比预期的更加困难，花费的时间也更长，于是亲英情绪逐渐让位给仇英情绪。法国贵族知识精英们深信，法国同英格兰基本上可以相媲美，但现实中前者确实次于后者。英格兰的优越地位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在他们心中滋生了对西方（英格兰）的怨恨。

在怨恨情绪的支配下，法国贵族知识精英一方面盗用英格兰人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对这些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估。比如，对于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他们给出了与在英格兰全然不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思。他们用“一致性”取代了平等，用“主权”和“公意” 取代了自由，用“集体”取代了个人，为专制主义和平均主义铺平了道路。

对英格兰人的怨恨导致法国人对金钱、商业活动和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本能的仇视。在法国人看来，英格兰是一个贪婪的民族，一个“只对金属有感情”的国家，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不正义、贪婪、腐化、堕落，由商业利益主宰的民族，是不适合法国效仿的。

在对外关系中，怨恨使得法国人常常不是以法国变得强大为目的，而是以不惜一切代价削弱英格兰为目的。对法国人来说，英国人的坏消息就是自己的好消息。法国精英和大众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部分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美国人民的好感，但更多地是出于对英国人的憎恶。美国脱离英国统治，是最让法国人解恨的事。但路易十五没有想到的是，战争导致的财政困难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最终让自己死在断头台。

德国人的怨恨情结

怨恨情结在德意志民族中造成的影响更甚。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在18世纪晚期出现，拿破仑战争之后，已经扎下了根。所以说，法兰西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出现的最终原因。

但这个时候，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已称雄世界，德意志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不仅比不上英国，甚至比法国也自愧不如。这让德意志人难以释怀。尽管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先进的”西方民族（英格兰和法兰西）学习了理性、政治自由和个人平等的启蒙思想，一些改革者甚至视法兰西为效仿的榜样，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还是受到了伤害。

到19世纪初，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德意志人的怨恨情结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西方世界”（英国和法国）成了邪恶的化身，反面榜样。“可憎的法兰西民族”被认为是德意志人“自然而传统的”敌人，是“肮脏、无耻、没有纪律的种族”；英格兰人总体上并不比法兰西人更好，他们的诸项自由没有什么价值。

按照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李斯特的说法，英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为整个世界生产，垄断所有的生产能力和通过政治操纵以及资本、技术和海军优势使世界处于幼稚和依附状态。” 因此，德国不应该被英国人所宣传的自由化道路所蒙蔽，而必须让国家主导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样，德意志民族主义变成了国家主导的“族裔民族主义”。

随着西方日益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德国人对西方（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怨恨就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怨恨。当把目光转向自己国家内部时，德意志知识分子发现，德意志生活中同样存在着那些体现了西方价值观的东西：资产阶级、贸易与工业、城市、科学。但他们也明白，德意志如果想有朝一日超过西方，这些因素又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对所有这些东西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但代表这些非德意志价值观的犹太人就成了替罪羊。

正是贪婪的犹太民族的阴谋诡计，使得德意志没有办法表现得像它本可以的那样优秀。拿破仑解放犹太人的行为进一步刺激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他们把犹太人和法国人放在一起，反犹便成了反法爱国行动。这就滋生了德国人的反犹主义，直到发生希特勒杀害600万犹太人的暴行。不过，犹太家庭出生的卡尔·马克思还是把怨恨集中在资本主义本身，私有制成了万恶之源。怨恨情结，或许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比在英国，在落后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俄国人的怨恨情结

俄罗斯这个民族也是伴随着对西方的怨恨形成的。俄罗斯的西方化是彼得大帝发起和推动的。最初，俄罗斯人对西方羡慕不已，把它们当作绝对的、无可置疑的榜样，并且乐观地认为，模仿西方国家，就可以与它们处于平等地位，然后就可以超过它们。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确实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给俄罗斯人带来了自豪感。

但彼得大帝的改革并没有让俄罗斯与西方达到真正平等的地位，俄罗斯人被俄国和西方榜样之间的差异深深困惑，西方的优越地位让他们感到不愉快，把西方作为榜样不可避免地导致自我鄙视和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就让他们心中的怨恨之火熊熊燃烧。

怨恨催生了文化相对主义，俄罗斯人开始寻找自己民族的特殊性，重新评估西方价值。因为俄罗斯是独特的，与西方不可比，因此西方不适合作为俄罗斯模仿的榜样，俄罗斯要走自己的、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西方变成了嘲笑的对象，赞美西方的俄罗斯人被讥讽为妄自菲薄，甚至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被认为是自轻自贱，是对俄罗斯人的羞辱。

但完全拒绝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俄罗斯并没有与西方对抗的资本，西方的认可也是俄罗斯人所期望获得的民族自尊的必要条件。既然无法超越西方，俄罗斯民族主义精英就把俄罗斯定义成与西方相反的榜样。他们仍然用西方同样的标准衡量自己，但是通过对这些标准进行重新解释，俄罗斯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好得多。对应西方的每一个缺点，它有自己的优点；西方表现出来的优点，它在现实中也有。

“理性”的价值被保留下来，但变得近似于黑格尔讲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拒绝了其隐含的个体的创造性和自主性。他们承认“自由”和“平等”是美德，但拒绝承认西方制度是其真实的体现，因为西方的自由和平等不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真正的自由是内心的自由，而非法律上的自由。西方人有自由的权利，但却生活在真正的奴役之中；俄罗斯人没有法律上的自由，但生活在真正的自由中。

俄罗斯精英们发明了“人民”，将“人民”界定为一个种族集合体，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存在于“人民”中，但只有有教养的精英才能揭示出来。精英作为“特殊之人”（先锋队），知道“人民”想要什么，而大众自己不知道，所以前者自然有权命令后者。

因此，在怨恨情结支配下形成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种族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权威主义的。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怨恨情结诱使俄国人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一次又一次或主动或被动地发起与西方的对抗，但每次都被屈辱地打回原形。同样的戏剧至今仍然在上演。

日本人对美国的怨恨

日本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少有的既模仿西方，又没有太多怨恨的非殖民地国家。这是因为，日本一直是一个模仿者，“脱亚入欧”只是换了一个老师，并不会伤害日本人的自尊心。超过它原来的老师，反倒让它感到自豪。只是到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才成为日本人怨恨的对象，结果是导致了日本的惨败。

中国人的怨恨情结

中华文明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则是非常近代的事情。可以说，是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催生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使“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出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进入20世纪之前，中国人效忠的对象是相继统治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民众的各个皇帝和朝廷，而不是主权国家；朝代的更换，领土的分合，是统治者的事情，与普通大众没有什么关系，就像现代商业公司领导层的更迭、业务的并拆与普通员工没有关系一样。

对普通大众而言，谁坐上皇帝的宝座，我就是谁的臣民；无论是汉人当皇帝，还是契丹人当皇帝、女真人当皇帝、蒙古人当皇帝、满族人当皇帝，对我都一样。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中国人”的概念。

但伴随着西方人的到来，特别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逐渐把效忠的对象由朝廷和皇帝，转向了民族和国家（但这个转变没有彻底完成）。在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成过程中，主导力量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并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但如同法国和俄国的贵族精英、德国的知识精英一样，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对西方的怨恨情结。

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并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国家的人民来说，突然发现有一个比自己先进的外来文明，产生怨恨是自然的。中国的精英们对西方世界的感情是羡慕、嫉妒、恨的交织。一方面，他们将诸如共和、民主、自由、个体权利、理性、科学等这样一些西方价值观引入中国；另一方面，他们又根据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价值观进行选择性吸收或摒弃。民族自尊心和怨恨情结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西方价值观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不可能将其全盘照收。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总是试图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或其他不优于自己的国家寻找它的替代品。

中国人对俄罗斯有着因为领土问题导致的怨恨，但较少因发展阶段差异导致的怨恨，这或许是中国人最后选择“走俄国人的路”的原因之一。当然，俄国人的道路看上去也更符合中国国情。俄国是落后的，走的路是独特的。如果它的路行得通，沿着这条路很快能富强起来，中国人就可以洗刷掉民族的屈辱，恢复国家的荣耀。因此，走俄国人的路对中国人的自尊心伤害小，但预期的收益大。

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重要，它让中国人有了一个具体的奋斗目标。但中国人民族概念形成中的怨恨情结也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其中包括：

第一， 中国人的民族概念至今仍然是族裔性的，而非公民性的。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共同的祖先，而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主权国家内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这样的民族概念给现在的国家治理带来了一些难题，因为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这样的民族观念也使得中国很难吸引外国移民，因为一个外国人不论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少年，永远不可能被承认是中国人。

第二， 主权大于人权，权力优先于权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在国家“图强”和“救亡”中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是国家功利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它强调国家至上、集体至上，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名义下对个人权利的任何侵害都具有正当性。至今，“有国才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满”仍然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尽管这些说法根本不合逻辑。进一步，国家等同于政府，政府等同于政府官员，所以官员的权力总是优先于个人的权利，法治难以形成。

第三， 强调特殊性，否定普遍性。特殊主义是怨恨情结的解药。特殊主义否定了相互比较的可能性，否定了优劣之分，可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因而所有有怨恨情结的民族都喜欢特殊主义，中国也不例外。特殊主义也使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接受普适性价值，不按国际规则行事。

第四， 模仿技术，但拒绝模仿制度。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中国人就开始承认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需要向西方学习，因而搞起了洋务运动，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今仍然是中国变革的主导思想。因为，只要“体”是自己的，我们就用不着自卑，正像科学家不会在工程师面前自卑一样。因此，我们总是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与西方抗衡的价值观念，认为西方的治国理念并不比我们老祖宗早就提出的治国理念好到哪里去。

第五， 反资本主义，反民主和自由。中国人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等同于西方世界，承认这些东西，就等于承认西方各方面都优于中国，让中国人太没有尊严。因此，中国既不能搞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民主，何况民主和自由也不能当饭吃。中国不像德国人那样有犹太人群体可以怨恨，那就怨恨那些经商赚钱的人吧！即使中国需要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第六， 自力更生，万事不求人。中国必须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西方人有的我们必须有，粮食必须自给自足，一切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自己生产，因为西方世界是靠不住的，它们亡我之心不死，随时准备卡我们的脖子。“中兴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第七， “阴谋论”在中国非常有市场。中国一直是西方阴谋的受害者。中国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我们不聪明，而是因为西方人太狡诈；不是因为我们的体制和文化不优越，而是因为西方人总是搞阴谋诡计，不让我们发达起来。外国人帮助中国，一定是另外图谋。

第八， 只能表扬，不能批评。中国人对批评特别敏感，不仅中国人自己不能批评中国，外国人更不能批评中国。中国人不能批评，因为“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批评自己的国家就是“不爱国”，就是抹黑自己。外国人不能批评，因为那会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批评中国的外国人一定是反华势力，奉承中国的外国人一定是友好人士。殊不知，奉承者常常是别有用心。

第九， 国际关系中，只讲利害不讲是非，有时甚至连利害也不讲，只讲好恶。西方的坏消息就是中国的好消息。凡是西方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西方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如果一个西方国家与一个非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大部分中国人希望前者输后者赢，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后者，而是因为我们痛恨前者。所以，“911”事件有中国人叫好，伊拉克战争中有不少中国人给萨达姆加油。当然，如果美国与日本发生冲突，我们会站在美国一边，因为我们怨恨日本人更甚于怨恨美国人。

第十， 未富先骄，稍强即狂。怨恨情结使得中国人心中总是憋着一口气，一有机会就想出人头地，所以很容易从自卑走向傲慢，国家稍富强了一点，就表现出一种暴发户心态，到处炫耀，不再谦卑，要做到“韬光养晦”谈何容易！

鸦片战争过去已经快180年了。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其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但中国人对西方的怨恨情结似乎没有因此而减少，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的怨恨情结似乎更甚。近几年“中国模式”、“新四大发明”之类的说法甚嚣尘上，不能不说是怨恨情结的体现。如果“中国模式”能推广到全世界，中国不仅可以夺回失去已久的优越地位，而且可以洗刷掉不堪回首的百年耻辱。这是何等惬意的事！

怨恨程度是国家发达水平和民族成熟程度的一个反向度量。中国人的怨恨情结消退之日，或许才是中国的真正崛起之时！

9月按城市房产简报：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成交面积同比降幅23%

重要城市（武汉、南京、苏州、成都）成交面积普遍下降，南京市成交面积下降55%

三四线城市成交面积普遍扩大跌幅，广东惠州跌幅达到50%

中华人民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房价数据显示：

二手房市场：70个重要城市中，二手房下跌近20城，包括天津、南京、石家庄、济南、深圳等。深圳环比下跌15.6%，成交均价下降。

房产库存继续上升，广州库存最大且同比增加、环比增加。

二三线城市，无论库存面积还是住房套数都在增长。以南京为例，库存接近6万套住房。

贝壳研究院数据给出了重要城市二手房实际8月成交量环比增幅，摘录部分数据：

深圳：-48% 东莞：-42% 大连：-33% 廊坊：-25% 南京：-25% 济南：-19% 西安、武汉、广州保持增长。

2020年前9个月，TOP100房地产企业销售额增长7.2%。地产市场总体呈现南方坚挺，北方萧条的形势。

我不是法律专业的，但我觉得这个中华国宪法在关于公民权利自由、政府权力界限上面似乎过简。所以我提一点微小的意见，但是当然很不专业：

一、个人自由高于一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华国任何法律法规、行政命令，若侵犯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即为无效。

二、个人自由是指个人完全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活动，其界限仅能由法律决定之。除非法律命令禁止之行为，否则完全不受任何公权力的限制。

三、财产权利是指公民对任何未经法律禁止的手段获得的财产，有完全的占有、使用、消费、出售、出租、借贷、储存、丢弃、毁灭之权利。该权利受到限制，当且仅当行使权利的过程或结果造成了对他人权利的损害。在个人私有土地或隐私空间范围之内，含有特殊意义的物品（国旗，国徽等）亦属上述私有财产之列。

四、除非因为执法过程之必要且经过司法部门核准，未经当事人同意，任何公权力部门没有进入私有土地或动用私有财产，或要求他人动用其私有财产，或以直接或者间接方式变更财产所有权。

五、除非法律另有规定的行业，政府及政府官员，包括海陆空军当局不得参与市场经营，亦不得对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做任何法律明确要求之外的限制。

我听说英国人在二战之后的香港实施了严格的房租管制，似乎有限制新房子的出租、限制租金、限制新建房子之类。

政府有政策市场有对策，限制租金之后就有了一种叫做“鞋金”的东西。我还听说当时香港的房顶都被租出去，房子分成很小的房间分别出租，甚至有夜间床位按照小时为单位出租的。

想问一下关于这些政策和市场对此的反应应该在哪里查？

欢迎收看豆沙馅聊经济学。

如果整个市场只有一家供应商，此时就是垄断市场。但现实中这种事情不太常见，更常见的是市场上仅有两家或者几家大企业供应产品。这时候就是寡头垄断。市场中仅有两家企业供应产品是寡头垄断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即双头垄断。

假设双头垄断的两家企业分别为A、B，A企业制定价格和产量的时候完全可能不管B想怎么办，直接指定价格和产量。这时候，A企业就是价格领导者和产量领导者，B企业根据A企业的情况，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价格和产量，B此时就是价格追随者和产量追随者。此时，A、B制定策略的过程称为序贯博弈。

如果A、B两个企业同时制定价格和产量，这时候A、B就是联合定产和联合定价。上述过程为同时博弈。

当然，A、B两个企业可能进行串谋，而不是竞争。这时候A、B企业就是合作博弈。

需求定律表明，产品的市场需求随着价格上升而减少。对每一个确定的价格，有一个确定的需求量。假设企业完全了解需求量，因此在既定价格之下，产量等于需求量。假设价格和需求量的关系为p=p(Y)，A的产量为Ya，B的产量为Yb。因为领导者A的产量首先确定，所以假设A的产量已经设为既定的，这时候，B的产量应该满足p(Ya+Yb)=MC（MC是指生产最后一单位产品的成本）。

在需求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确定的情况下，Yb的决定唯一取决于Ya，即：

Yb=f(Ya)

此时，B企业的利润为：

Q=p(Ya+Yb)*Yb，即

Q=p(Ya+f(Ya))*f(Ya)

假设一个简单的情况，p=a-b*(Ya+Yb)

可求出：

Q=a*Yb-b*Ya*Yb-b*Yb^2

对Yb求导，可得：

dQ/dYb=a-bYa-2bYb

导数等于零的点就是追随者的利润Q取得最大值的点。 此时，Yb与Ya的关系如下：

Yb=(a-b*Ya)/2b。

无论A企业采取何种策略，B企业确定上述Yb都是最合算的。在此基础上，如果能确定最优的Ya选择，就达到了纳什均衡。

对于领导者而言，利润为：

Q=(a-b*(Ya+Yb))*Ya

B企业的既定策略为：

Yb=(a-b*Ya)/2b

所以A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Q=(a-b*(Ya+(a-b*Ya)/2b))*Ya

化简得到：

Q=a*Ya-b*Ya^2-b*Ya*(a-b*Ya)/(2*b)

同样求驻点，计算极值，可以算出，Ya和Yb的最佳选择分别是：

Ya=0.5*a/b

Yb=0.25*a/b

但是领导者也可以不确定价格而确定产量。假设领导者确定的价格为P，追随者必须也定价为P。如果追随者定更高的价格，那么他将卖不出去产品。如果追随者要定低价，他必须拥有足够的产能来支撑扩大的需求——此时他就成为了价格领导者。

追随者的价格为P的情况下，领导者需要考虑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假设领导者在价格为P情况下可以出售的产量为Ya，则有：p=p(Ya+Yb)。

已知总需求曲线的情况下，如果清楚价格追随者的成本曲线，就可以计算出Ya和Yb。

上述均衡就是斯塔柯尔伯格均衡，适用于双头垄断中一个领导者一个追随者的情况。

中国民主化之后没有人愿意将权柄交给台北当局。台湾地区当然也不愿意自己降格，从国家贬到行政区。所以，除非真的武统了，否则不可能统一。

写完经济学这几个坑之后我就彻底退网。xsden账号会申请注销，废太子孙政才我也不登陆也不膜乳了，就让豆沙馅这个主题永远沉没吧。再见了。

在匿名论坛上见证了太多斗来斗去的破事，今天xsden上的新大字报让我决定永久退网，因为一点都不想管这种破事。在我退网之前这段时间里，不会进入工会，也不参与任何站务。

鴛鴦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著他。黛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座引朝儀。」鴛鴦道：「湊成『籃子』好采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

广告：金融市场那篇已经填好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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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IS-LM模型中，我们首先从GDP构成公式推出IS曲线：

Y=I+C+G

取边际消费倾向c0，最低消费为c1,C=c0*Y+c1，再考虑政府收税T，有：

Y=I+C+c0*(Y-G)+c1+G

考虑金融市场之后的拓展IS曲线为：

Y=C(Y-T)+I(Y,r+x)+G

金融市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的预期在这里发挥主要作用的市场。因此，在考虑金融市场之后对IS曲线进行修正，必须研究人的预期对经济的作用。人的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主要有消费和投资。首先看预期对消费的影响。

一个人在计算自己当天应该消费的量和规划未来的消费之时，必须考虑自己当下和未来的收入流和财富。因为工作能力而获得的税后收入为人力财富，而债券、房产、支票、储蓄等价值的加总是非人力财富。人在t时刻的消费量为：

C=C(W,Y-T)

因为人很可能难以保证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规划未来的生活（即储蓄）也是消费行为的重点。这里介绍一点微观经济学的内容：

假设你有1、2两个时期，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收入分别为Y1、Y2，消费分别为C1、C2。那么将你的消费和收入贴现到现在，即有：

Y1+Y2/(1+r)=C1+C2/(1+r)

你可以选择第一期储蓄，即Y1>C1，也可以选择收支相抵，Y1=C1，当然也可以选择第一期收不抵支，需要借贷满足消费：Y1<C1。具体如何选择将决定于你的偏好函数。

如果你选择第一期储蓄，那么利率提高对你有利。相反，如果选择第一期借贷，利率下降则是有利的。

**理性预期和收入共同决定了消费者当下的消费量。**如果消费者认为未来收入会提高，那么，即使当下收入没有上升，他也倾向于增加当下的消费，具体证明可见微观经济学的相关内容，但是我想也很容易理解。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忽然增加，他也很可能会增加消费，但消费的增加往往没有收入增长的那么多。如果消费者认为当下的收入增加是暂时的，那么即便当下收入增加，消费也可能不会增加。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财产安全不能得到保障，那么他会选择减少储蓄。

对于企业而言，预期对投资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企业而言，任何资本都会折旧，假设第一年的折旧为x，则一年之后原价值为1的资本只值（1-x），两年之后只值(1-x)^2。企业的预期利润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有很大的作用。

假设企业在t年购买机器，并在第t+1年产生利润。假设企业对t+1年的利润预期为Pet1。则该机器在第t年的现值是：

Pet1/(1+r)

t+2年的收入，由于考虑了机器的折旧，折算的现值为：

(1-x)*Pet1/(1+r1)(1+re2)

从第一年累加到第n年，就得出企业购买这台机器的全部预期利润。企业总投资与当下利润和预期利润都有关系：

I=I(Pet,Pt)

————修正的IS-LM曲线————

短期中的总产出，不仅决定于前述的Y，T，r，即总收入、税负和利率，同时——根据刚刚补充的结论，也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Ye、对未来税负的预期Te、对未来利率的预期re。如果预期未来收入增加，当下的消费将会增加。如果预期未来收入减少，或者未来利率下降，都会导致消费需求的增加。

由此可见如果中央银行仅仅改变了利率而不改变预期，那对于短期经济的刺激效果，毫无疑问是十分有限的。在IS-LM曲线图上，我们可以见到修正之后的IS曲线比原来的曲线陡峭的多。修正之后的IS-LM曲线方程为：

IS：Y=A(Y,T,r,Ye,Te,re)

LM：r=r

利息/债券/股票/金融泡沫

————利息————

关于金融，我认为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利息。关于利息，请记住两句话，第一句是《利息理论》的作者费雪先生所说的：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第二句是《企业的合约本质》作者张五常先生所说的，利息是收入的川流。

何谓利息？譬如你在你家的后院种了一棵苹果树，那么你买树苗的钱，加上后院的地租，再加上给果树浇水施肥的成本就是你的投资。苹果树就是你的资产，而每年结的苹果就是该资产的利息。可以想象苹果树带来的利息是以川流形式体现的。

利率的原因，如费雪先生所说，是人的时间偏好导致的，对同样价值的财货，人更偏好现在获取而不是将来获取。将来一定量的财货只相当于今天较少的财货，两个财货的差值，除以折算到今天的财货量，就是利率。

————债券和股票————

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两种商品是，债券和股票。首先分析债券。假设有未来（今后n年）的P美元，相当于当今的P1，那么，P和P1以及利率的关系即为：

P=P1*(1+r)^n

假设债券的期限为n年，其中每年都能带来收入。从第t年开始计算，假设当年之后第x年，债券带来的当年收入为Ztx，则有：

Vt=Zt+Zt1/(1+r)+Zt2/(1+r)^2+……

但是，也有可能第二年的利率与第一年不同：

Vt=Zt+Zt1/(1+r1)+Zt2/(1+r1)(1+r2)+……

已经简述了债券的收益，接下来看看债券的价格。首先分析一年期债券，即当年出售，第二年回购的债券。假设该债券第二年回购价格为100美元，则第一年出售价格P1满足：

P1=100/(1+r1)

再看两年期债券，即当年出售，时隔两年之后，即第三年年初回购的债券，仍然假设价格100美元：

P2=100/(1+r1)(1+re2)

re2是预期的第二年的利率。是re2而非r2，因为真正决定行动的是预期利率而非实际利率，实际上实际利率永远无从得知。

二年期债券相比于一年期债券，有风险。因此，在贴现值相同的情况下，二年期债券的价格也比一年期债券低。这个低价格被称为风险溢价。即因为高风险引起的债券价格下降。根据风险溢价p对上述公式进行修正：

P2=100/(1+r1)(1+re2+p)

注意，仅仅在第二年的项里有风险溢价，第一年没有，因为当年的利率是确定的。可以推导出，二年期债券的利率i2与市场利率r1、预期理论re2、风险溢价x关系为：

i2=0.5*(r1+re2+x)

可以推出，随着时间的延长，风险越来越大，因此收益率会越来越高。

接下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另一个问题：股票。股票的收益有两个，第一是股票带来的分红，即股息，第二个是，如果未来某个时期要出售股票，将会获得收入。假设两年之后，股票被卖回去。由于股票没有承诺固定的利率，因此股票必须有风险溢价。假设两年时间的分红为D1和D2，两年之后预期的股票价格为Qt2，当年的股票价格为Qt。因此得出关系：

Qt=D1/(1+r1+x)+D2/(1+r1+x)(1+re2+x)+Qt2/(1+r1+x)(1+re2+x)

————金融泡沫————

如果经济刚刚经历一轮衰退，那么风险溢价将会变得很高。而如果投资者认为未来经济将会平稳发展，风险溢价就会降低。

之前式子中给出的股票价格，是股价的基础价格计算公式。但股票价格并不完全等于基础价格，绝大多数时候是不相等的。

设想这样的一只股票，基础价值为0，但可以预期的是未来股票出售的价格对现在的折现会高于现在买进的价格，理性的投资人就会购买。因为投资人购买，股票价格就会持续上涨，这就形成了“理性投机泡沫”。

如果股票基础价格并没有上涨，而交易价格却在毫无理由地上涨，那么可以判断，其上涨只是因为过去价格的上涨给投资者带来了自信。这种现象被称为金融市场中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