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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标准，这位其实是混合了梁启超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西方的民主思想，以及一些西学的政治理念，最后两个可能，或者被中共统战成为党内开明派；或者被西洋人忽悠成为民主逗士。当然两者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民逗被招安成为开明派，开明派叛逃成为民逗。

所以国民党这次在苗栗就做的很好，通过开除钟东锦的方式实现了苗栗的第一次政党轮替，有进步。 至于被开除的钟东锦胜选这件事，说明苗栗的选民是认同钟东锦所说的“他只加入过一个帮派，叫中国国民党”

这一看就是标准的粉红思维···

西方的宗旨是，你要利用我，永远都不要相信我，人性是恶的，没有人是可信的。中国人就是太喜欢搞善恶那一套，一厢情愿地相信，然后就被卖了。利用西方去革命，和迷信西方帮助中国是两回事，民主只能够靠本人，谁都帮不了。本身以反共为目的就有问题，为反而反，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中国真想要民主，一定要靠真民主启蒙，不再迷信好坏。没有好坏，只有利益交易，你觉得好就是好的，你觉得坏就是坏的，好坏只能以你自己的感觉为标准。

西方的系统是这样的，西方的合作只顾着自己的利益，不管他人死活，能榨取的就尽全力榨取，直到你强烈反抗，他计算一下利益，如果他吃亏了，你又没有前景，他就不管你了。西方是精明的商人，没有任何的善恶概念，这点和东方文化不一样。正是因为东方搞善恶的这一套，所以东方更容易政治化，而西方讲究互相制衡，西方就不容易政治化，更容易民主。只有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西方才会帮你，如果你没有利用价值，西方甚至会跟着多踩一脚。换言之，西方是真小人。一般我不会涉及这个过于黑暗的领域，民主国家虽然不会亲自毒害人权，但是他会放任极权国家毒害人权，并且跟极权国家合作，某种意义上，极权政府相当于代替民主国家剥削的白手套。西方都摆明告诉你人性是恶的，和谐是需要相互制衡，你还要迷信有哪个地方的人是好的，你自己都不争气，怪谁呢？西方并没有锁死中国的情报，留学的人移居的人完全是可以将西方的文化带回自己的祖国，西方一直都有向中国带来民主的呼声。但是华人自己抛弃自己的同胞，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虽然西方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因为这点去判为威胁中国人自由，实在夸张了。本身民主也有大堆的黑幕，民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只不过在坏东西和坏东西的比较，民主要好上不少。中国文化就是大喜欢搞绑架，要把所有人都绑起来，然后指责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全世界都是他的敌人。但凡有一点要分的意图都要灭绝。欧美不理会中国，就有了威胁自由的罪名。港台连同整个地方润出去，这是不允许的事，但是大陆的人可以润出去。真的要搞留岛不留人那套？港台你们能够润，但是留岛不留人，否则就是分裂民族的汉奸。你这又双标又地图炮的，简直是寻找圣人，真要按照你的标准组队，这队肯定是人数不够组不成了。

这位可能是搞错了一点，“亡国灭种”的压力恰恰有一部分是那些搞共产主义的人带来的，差别在于，当年“亡国灭种”的压力并不是那些人找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一些人为了反共产党而去和西洋人合作，那么结果当然不是引狼入室带西洋人再殖民中国了，而是直接被西洋人当“有用的傻瓜”转手卖给中共。维吾尔人已经被沙特和土耳其卖过一次了。

当年中国甲午先后几乎是要亡国灭种了，有的人就慌忙抓住了共产主义作为明灯。如今为了反共产党，又不知道会掉到哪个坑里。中国人总在犯相同的错误。

这叫做等级制度，但是不低人权就行了嘛，总不能说西欧北美的劳动者就翻身做主人了嘛。

对头，人家不在乎中国人人权，但是这时候我和中共就有分歧了

中共：西洋人高谈民主就是为了推翻我的统治，直接奴役你们这些中国屁民，所以你们要团结在我的周围反对西方帝国主义.

我：西洋人高谈民主就是为了在和中共做生意的时候压中共的价，和中共共同奴役我们中国人。所以我要坚决地和西洋的一些人权组织，新闻媒体，学术机构搞一堆抹黑中国的内容，让中共和与中共合作的西洋势力们灰头土脸。

曾经做过survey，欧美大学生自己都不认为政府在乎中国人人权，只是借人权削弱中国。事实上也是，当年饿死那么多人，也没见欧美谈过人权，现在忽然在乎起中国的人权了。要把中国带到一个好的方向，既要大胆变革，也必须要小心翼翼地避坑。政治很复杂，切忌狂躁症。随便站队就等着掉坑。

程度而已。日本劳动的政治力量一直处于低层次的，日本左派力量一致很弱。日本是靠它传统的终身等级制度和相对照顾下层的分配传统维持劳动忠诚度的。

毛派和小粉红可以理解为现在中共的左右两翼，但是中共作为专制政权，并不需要这左右两翼来维护他，所以其实主要侵犯中国人人权的，有且只有中共。不管是左翼的毛派，还是右翼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粉红，他们对普通中国人的威胁都很小。其他势力的威胁就更小了。

日本模式并非低人权血汗工厂

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政客是有很清醒认知的，他们对推进中国民主化没多少兴趣，更愿意和中共做生意，和中共一起剥削压迫中国人。

理性看待台积电赴美效应

新闻来源:中国时报

作者：杜震华（财团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台积电在美国投资设厂的首批机台设备到厂典礼上，宣布了“两倍加码”：由1个厂变为两个厂，投资额从120亿美元变成400亿美元，一厂的技术层级由5奈米提升为4奈米，二厂更是最先进的3奈米，引发台湾人关切，担忧台积电无法保有制程领先、高良率诀窍很快被学走、帮美国竞争者培训人才，最后“台积电”将变成“美积电”。

这些担忧当然有其道理，但对这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直接对外投资”案，应有更全面的观察，才是合宜的心态；夸大可能的负面效果却无视其正面效果，将产生过度忧虑，对台湾不是一件好事。

首先，换个角度思考，若今天我们是美国，面对各种产业都需要的顶级晶片，9成来自一个有高度战争风险的地方，你会坐视这种现象持续吗？ 身为领导人，你如何面对选民？特别是，你的国家是一个全球首要大国，而那个生产顶级晶片的小地方，还用了不少你拥有的独门技术。因此，台积电赴美，是目前仍“身陷”美国阵营的台湾，不得不配合处理的难题。只能在这种框架下，极力增加我方利益、减少可能损失。上面那些忧虑，台积电本身比其他人都要担心，应该会做出最好、但不必说出的应对。

平衡看待此事，这可以视为台湾对美国当年（1950～1965年）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台湾的一种回馈。 当年，若没有美国的军经援助，台湾经济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甚且，在台湾的困顿年代，美国政府制定法规保障对外投资，导引台湾制订《外国人投资条例》，促成美商从1954年开始赴台直接投资，1960年代中期更大量进入“高雄加工出口区”。台积电风光赴美，协助解除美国心中大患，提高台湾在美国的地位，可以争取到更多政经利益，这些潜在效果也值得重视。

其次，依台积电的说法，美国双厂完成后将有100亿美元的年营业额，替代由台湾对美出口的产品，这将大量减少台湾对美贸易顺差。在台湾企求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此刻，美国国内又极度关切贸易逆差之下，这种发展绝对有利于台对美争取自贸协定。

第三，台积电继续在台设厂生产晶片，已带来巨大的环境成本；未来晶片厂必须陆续到海外投资，舒缓台湾的环境压力才行，否则台湾“净零碳排”不可能达成。台湾该藉此机会调整产业政策，将资源投注到环境压力较小的产业，例如人工智慧、生物科技、高科技传产、高值服务业、环保等。事实上，台积电赴美不可能无利可图，第二厂也可以用来分摊“沉没成本”，让平均获利提高。

台湾最要担心的，是在半导体业大量揽才设厂后，高科技人才不足的问题。若行政院无法统合部会调整机制，藉大量引进菁英外籍生来突破人才荒的话，外界对台积电的担忧就可能成真。而且这不仅是台积电的难题，也是台湾高科技业共同的难题。

有话说清楚？好，那咱就把话说清楚：

文中名单里面的各势力，除了毛派和共产党、小粉红以外，其他势力对中国人的威胁可以忽略不计

陈老师您好！目前链接确实只有下卷可以下载，不知您是否方便发一份至邮箱aurora_zhang98@163.com？谢谢！

这个根本不是什么中国模式，在政治学里有个专有名词叫做 “the Eas Asian Model of Development”

斗争要有方向，所以先要搞清楚斗争对象。这个列表中的优先级是会随着历史发展进行调整的。

差不多得了你麻痹，有话就说清楚，装什么大尾巴狼。

我本人是在西方长年做国际关系研究的，我觉得你们对西方，国际政治和人性想法过于天真。

差不多得了，绿教也好，港台独派也好，对中国人的威胁不如共产党的1%

简单来说，中国里面的左是不好的，中国外面的右是不好的，最好西方发动一次文革，把右的都清理完毕，让左派跑过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好了。大陆的能够润出去，但是你们港台想要整个润出去就不行。我不管你西方右翼里面具体的个人是怎么样，但是既然你们的部分人有这种倾向，那么我就应该一竹竿打死一船人，你们整个西方右翼都不是个好东西。所以我建议和中国开战，先用华人当炮灰，充公华人的财产当军备，不然真的不知道他们是真的爱国，还是假的爱国。西方都快要被左派弄沉了，还反右，真的是西方走共产主义路线才满足是吗？连自己的自由都保不住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捍卫其他国家的自由。

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压制包括劳工运动、维权抗争、女权运动在内的各种争取和维护权利的社会运动，禁止罢工、游行、组党结社等政治行为；

		 
依靠军队、警察及黑恶势力，采用武力威吓、限制人身自由（如户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区矫正、其他“强迫失踪”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劳教、收容、“双规”）、监视、恐吓、骚扰、拘禁、殴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维持社会稳定；
		
以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会保障压低劳动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础上逼迫国民参与生产建设、以高效率拼命劳作以维持生计，而将这些工人、农民、普通职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的绝大多数掠走，用以为特权阶层分肥和投入再生产。
		
此外，该模式还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并不惜代价达成关键目标、以纵容腐败和潜规则来激励官商民较高效工作、政府机构/国企/事业单位有严格的科层等级制等特征。

整个模式以“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一切”为两大基本点，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人权、压制相对弱势者对正当权利的追求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
		

维持社会不平等状态、塑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鼓励人们放弃权利维护而转向自我实力提升（且倾向于暗示不择手段），以维护特权阶层利益和刺激国民奋斗积极性；

	 
以损害中下阶层、女性、身心残障者、边缘化人群等相对弱势、异质群体的权利为代价，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和阶层固化加深，“损不足以补有余”赢取既得利益阶层的欢心；
		

放弃意识形态争论或只将意识形态作为“遮羞布”，将追求利益和实力作为第一要务，从国家政策到社会风气乃至个人价值观，皆高度社会达尔文主义化和犬儒化，官员和民众普遍道德沦丧诚信丧失；

有意营造和放任社会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为强化社会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转移国民注意力、刺激劳动积极性，作为“饥饿政治”的一部分；

透支资源、环境、人的身心潜能和忍耐力，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经济的繁荣及一部分人（包括大量尸位素餐甚至从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后以上政策不断循环下去，以维持统治存续和社会运转。

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模式”实现了“标准配置”，即政权采用“形左实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争取政治权利与自由的抗争被极大压缩，“闷声发大财”成为国民主动或被动接受的现实。该模式此后又被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名，逐步稳固和“升级”。
		

它也在吸收、借鉴西方的经济学说和发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推动国企改革和货币改革（伴随着悲惨的下岗潮、物价大涨和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而如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又得到中国既得利益阶层的青睐。而这两套西方经济学说均主张较低的社会福利、忽视劳工保障，倾向于弱肉强食的发展模式。

	 
中共摒弃这两个学派关于政治经济自由的主张，但吸收了其丛林化倾向的、低社会保障的、强调效率无视公平的经济理念。这些西方右翼经济理论在中共暴力机器下，将其野蛮残酷一面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中国模式”中保障经济发展的关键部件。
		

40年来，“中国模式”的确刺激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急速发展并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也同时极大的侵害和压制了人权与自由，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劳工阶层的权利受损至为严重。（而2019-2022年中国在防治新冠疫情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高强度封城与隔离，同样是“中国模式”的延续与极端式体现。只是这次防疫在强化维稳和压制自由同时，并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相反严重损害了经济民生，但本质上仍然是“中国模式”的“低人权”与专制维稳的一种表现）

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对外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中国的商品、文化乃至国家发展模式纷纷“走出去”，有意无意的向他国输出。而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的现代民主制度又存在各种不足且在发展中国家其弊端表现的更为明显，于是“中国模式”逐渐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许多专制、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对抗欧美对其人权不佳的制裁，更对“中国模式”青睐有加。

我认为需要。

因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这些东西是不能经常修改的，即使修改也要获得广泛的社会共识。

因此这么慎重的东西，应该写入宪法。如果只是由一般的法律规定，那么国会过半数议员就能修改，这不太好。

当然，在宪法上不用写具体的细节，只要用一句话大概描绘国旗和国徽的图案模样就可以了，国歌写曲名就行了。

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世界上第一个女总统就是阿根廷的裴隆夫人，她的丈夫是总统，她在当总统之前是她丈夫的副总统。在她丈夫死后继承总统的职务。

自家人代理自家人是很正常的现象。早期米国妇女无选举权的时候，能够当公职的女人多半是在职官员去世后留下的未亡人，把亡夫剩下的任期做满。

Prime Minister 就可以了。

台湾的确很多地方议会议员有黑道背景，但这其实是无法通过立法来禁止黑道涉政的。

假设我是黑道，我无法参选，但我可以让我的配偶和子女代表我去参选啊。

颜清标的儿子不也当了立法委员吗？

转型正义的一部分，本来是no double jeopardy，但是因为旧朝廷的剑，新朝廷要重新审视。所以可以retroactively prosecute political crimes.

所以这个宪法条文还应该加个日落条款。否则就违反了no double jeopardy原则了。追溯只能到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第三共和国时期内不能用。

这要看具体情况了...如果按照GHQ刺刀民主化的逻辑，只有侮辱伤害中国人才能推进中国人自由。

感觉我们接受的前提都差不多，但是得出了不同的理论。

首先，你说我是构建主义，但是我提倡的殖民主义移植的是已经在历史上施行百上千年的西方传统，跟马克思主义甚至所有后启蒙主义政治学说不同，是基于历史和经验的产物，实在是不能一概而论。

是的，“新兴国家只是简单从西方移植了制度，而没有支撑这一制度的理念和文化”，所以应该通过长时间的殖民统治和移民来给洼地输入西方的理念和文化，说白了就是民间习俗，没有成文的习惯法。三百年这个跨度显然跟麦克阿瑟的七年比长的多，事实上也跟英国对北美殖民，罗马对意大利的殖民的时间跨度差不多，足以将殖民者的文化和习俗融入当地。为什么要移植西方秩序而不是尊重地方自发秩序，因为从历史上来说民主制度没有成功地被移植在没有西方文化的地方，所以从严格的经验主义上来讲，你不能假设没有西方文化的民主制度是可能的。

你说让中国人全盘虔诚信仰基督教，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是当初你让所有罗马帝国的人信仰基督教，也无益于天方夜谭，在罗马陷落之后你让所有野蛮人信仰基督教也无异于天方夜谭，事实上也都做成了，只不过需要几百年。

西方文化的构成是什么，是基督教和德意志部落传统的组合。你在分析东方的文化和传统的时候都是从这个的角度出发，如果你从东方文化本身出发，那么你很难证明你的另类解释相比于正统解释是更正确的，你很难说服他人抛弃被接受千年的正统解释而去接受你的解释，事实上是接近不可能。你说“从汉代直至宋末，中国的政治思想一直在道、儒两家摇摆”， 我怀疑这一点。不过我一直认为道教不是那么参与政治的学说，至少它没有阻止皇帝集中诸王侯的权力。至于儒学，如果说它是“保守主义”，那它保守的是周朝的封建礼乐制度，在之后的皇帝下它继续保守皇权自然会越来越死板和负面。

结合中国的历史，在中共下中国自发秩序被破坏的情况下，如果放之不管，让其本土文化重新产生自发秩序，那么其结果还是会经历一遍满地献中之后回归皇权+儒学的大一统王朝，进而如果在想在中国建立自发秩序（注意我从来没有说结束中共统治是目的），那么它必须依赖西方的秩序输入。至于西方应该怎么从现在重造自发秩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如果要我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犯得错误是它们的新文化是后启蒙运动的西方文化，而那个文化确实是建构主义的产物。与其说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我想把另外一个旧世界搬来。

至于法轮功，我对法轮功的看法基本和你一致，回复你也不是因为法轮功。

如果说一些题外话的话：

Hayek在他的《法律、立法和自由》给出的model constitution让我不是很满意（我假设你读过这个，就是老人在上议院制定习惯法那个），感觉他也是自己陷在了现代议会政治的框架里。我个人是更喜欢像封建制那样的制度，我感觉在全国范围的一个中央机构里的制衡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

Rothbard写的那个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他就在这里写过道教和儒家吧），我感觉对我帮助不是很大，如果是关于历史上实施的经济政策，和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形态，我感觉会更有用处。

按美国人把维护国家利益都算作维护自由的逻辑套路，只要是对中国人进行侮辱敌对的，都可以算作对中国人自由的伤害。

这一条法律给我的感觉就是，官员犯罪没有追诉期的限制。

PotatoPC 这个号很久不登了，12月登过一次之后再登就变成密码错误，怎么回事？

刘少奇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它在我国国家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合法的，或者是法定必须执行的，又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非法的，必须禁止的。”

如果一定要把“纳税”、“服兵役”写入宪法，那也应该这么写：

国家应立法规定公民有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

这么写的话，主旨还是规定国会必须做什么，而不是规定公民必须做什么。毕竟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必须做什么或者不得做什么，只有法律才能规定公民必须做什么或者不得做什么。

ff

如果像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那样，不用堕，自己就绝了。

胡说八道。规定公民义务的法律当然需要授权——宪法授予国会“立法权”，这就是抽象、无边界的授权。但是不难想象这一条抽象的授权必定会有一些具体的例外和限制。规定不得侵犯公民自由是一种限制，规定公民有纳税义务也是一种限制（国会不能否定公民的纳税义务）。

国会立法规定公民义务，这不需要宪法给予任何授权的。

只要这些公民义务没有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相抵触就可以了。

如果国会立法都必须要宪法的授权，那么国会的立法权就太小了。

就想我之前的帖子讲的，宪法没有提到消防员，但是国会可以制定《消防法》。

国会立法都不需要宪法给予授权的，国会的立法只要没有和宪法相抵触即可。

国会议员不可能认为公民没有必要纳税，国会议员不是弱智白痴，再怎么讨好选民也不会免除公民的纳税义务。

公众普遍能够接受的论点是：由于监禁是一个隔离在社会之外的惩罚措施，前罪犯解除监禁之后需要时间来恢复融入社会——允许他们出狱之后立刻参选是不正当的。就这个提案来说，虽然范围内的犯罪都是严重犯罪，但是不论刑期长短一律终身禁止参选可能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

公众对于“应该禁止参选多久”和“什么样的罪名应该禁止得比较长”是需要讨论的。对不同的罪名在基准禁止期上加以延长或缩短也是一个可行的、良好的做法。

另外，我觉得民进党提出这个案子只是为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告诉大家“民进党没和黑道勾结、民进党有决心打击黑道”。

在普通法系中和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宪法下，法官只能因为行为不检或者年长退休而被动失去职务——法官行使司法权表达法学观点，不论这个观点多傻逼，法官都不能被弹劾/罢免。

弹劾本质上就是高门槛的罢免。

你觉得国会里面支持弹劾川普的议员，有几个是真的在乎川普是否有罪？

议员们的想法都是，你川普和我不是一个党派的，我就收拾你。

法官也是一样，如果现在民主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参议员，现在这几个右派法官肯定都会要滚蛋。

How to impeach a Supreme Court justice

①公民不可能被追究违宪责任，公民不可能因为没有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而被宪法惩罚。

是的。宪法本身就不是用来规范公民行为的。

②国会可以制定若干法律来规定若干种公民义务。规定公民义务的法律并不需要宪法作为依据，也不需要宪法的授权。

胡说八道。规定公民义务的法律当然需要授权——宪法授予国会“立法权”，这就是抽象、无边界的授权。但是不难想象这一条抽象的授权必定会有一些具体的例外和限制。规定不得侵犯公民自由是一种限制，规定公民有纳税义务也是一种限制（国会不能否定公民的纳税义务）。

③Ambrosia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义务，是为了防止宪法法院把《税法》和《兵役法》判定为违反宪法。讲白了，就是认定宪法法院的法官是白痴。但我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出现这么白痴的宪法法院法官吧。即使出现这么白痴的法官，他肯定会被弹劾滚蛋的。

请你不要给我加戏。宪法的宗旨就是建立一个白纸黑字、可靠可理解的社会契约。既然独裁皇帝可以变成傻逼，法官为什么不能是傻逼：宪法的立法原意是防止任何人傻逼/滥权，而不是认定他们都是傻逼/滥权者。另外请注意在普通法系中和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宪法下，法官只能因为行为不检或者年长退休而被动失去职务——法官行使司法权表达法学观点，不论这个观点多傻逼，法官都不能被弹劾/罢免。

另外，你拿中共国土匪法院的文件来做论据就算了；但是既然你已经拿来了，你要不要认真读一下上面的话：

刘少奇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它在我国国家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合法的，或者是法定必须执行的，又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非法的，必须禁止的。”

希望这句话能够解答你“宪法为什么要规定公民义务”的问题。

就我所设计的体制与制度而言，相对于倾向于中央集权、“大政府”、“整体主义”理念下的政策框架。我这样设计的原因和对影响的预计，也都在前面详细说明，且我认为这样是利大于弊的。但许多相对右倾的自由派对这些制度政策担忧和反对，也有些道理。

中国这些年来一些集权和管制性的制度政策，虽然并不是中共恶政的决定性因素，但起码加剧了各种自然和人为悲剧。如最近两年多中国高强度封城隔离政策中，从政府高官到基层社区干部的种种愚昧、野蛮、贪婪、自私行径，的确反映了中国式集权与社会管制的巨大弊害，尤其权力的滥用和对个人自由的剥夺。
虽然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其集权和管制会有根本区别，但由于社会环境尤其基层执行者品行和能力问题，的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中共专制下集权与管制的种种弊害。如果民主后的“大政府”给人民造成的损害仍然是大于益处，那经过政界学界理性研讨、以民调或公投方式获得民众授权后，大幅修改制度和政策，改为“小政府”倾向的体制、实行自由放任倾向的经济社会政策，或起码略微右倾一些，也都未尝不可。
		
而如果中央集权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均衡发展、普惠全国人民的作用，也未像大革命后的法国、1848革命后的欧洲乃至今日的欧盟那样，促进世界文明乃至缔造人类新纪元，反而又像中共中国这样成为加剧地域不平等和助长地域霸权的工具、阻遏先进地区发展的障碍，对世界文明进步、人道科学也无贡献甚至是阻挠者和破坏者，那改成联邦制乃至各地分离独立，也并不是不可接受。
		
革命先驱谭嗣同曾在他的思想集注《仁学》中，对满清政权统治的中国如此评价：“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这位参与戊戌改良变法、但实际却倾心革命并主动赴死的湖湘英杰如此评价满清政权统治的“中国”，认为其强盛反为弊害的犀利言辞，超越了狭隘的领土至上、为强大不择手段的野蛮国家史观，是基于文明进步角度和人道和平立场的醒世箴言。这样的观点过了一个多世纪仍然熠熠生辉，且在当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军国帝国崇拜盛行的今日中国，显得愈加稀有而可贵，值得国人世人用心拜读、理解、实践。
		
国家的统一与强盛，是为了维护民权、促进民生，以及为世界文明进步、全人类的解放与永续发展做出贡献。如果它的强大和缺乏约束，反而让各地区人民如生活于“大监狱”和“集中营”，乃至输出其邪恶模式、对整个人类文明起到的是负面作用（乃至让人类沉沦、世界毁灭），那还不如分离与衰亡。  
		
但是，制度的修改尤其大幅乃至根本的改动，国家各地区的离合，不可意气用事，不能因短期的困境放弃长远的考量，民众不应情绪化的选择国家制度和发展方向。而执政者和社会精英，也不能为摆脱压力和责任，顺从民粹、饮鸩止渴、为短期利益不顾民族兴衰和人民长久的幸福与不幸。
		
何况，新生事物一开始必然不是尽善尽美的，革新进步的制度政策相对陈规旧习的弱小与不足，也会成为旧势力反扑和撕咬的借口。这时既要承认进步性制度政策的不足并适当修正，也要明白革新进步的必要性和对长远的益处，尤其对缺乏话语权和关注度的弱势群体的支持保护作用，不能因为一点风吹草动或“多数暴政”式民粹主张，就对根本理念和方向产生动摇、不加细思的仓促随意改变。
		
因此，若要将已确立的进步主义导向的制度政策进行更改，各方必须从价值取向到现实利益，尤其着眼于整体、立足长远，深彻思考、充分讨论，最终决定修改的方向和具体内容，并以合适的方式，对制度和政策从形式到实践进行改易。
		
总之，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且要符合客观实际，根据实情调整修正，因地制宜、因时而变，而不能为意识形态立场、个人好恶、某些狭隘的目的，而无视现实与民情一意孤行。但同时，又要对理想和正义有强烈坚持，寻求、调整、护卫既符合实际又兼顾理想的制度和政策及其具体运行实践。这才是制度设计的初衷和历史进程的真谛。

如果是冰岛、图瓦卢这种小国，或者美国某个人口不多的州，其实宪法是可以写的很长很详细的，毕竟这种小国修改宪法很容易，甚至发动全民公投成本也不高。

但如果是中国、美国、巴西这种大国，宪法写这么详细是不合适的，这种大国不能经常修改宪法。

自由来自勇气，勇气来自信仰。自由需要不断斗争，只要停止斗争，就会逐渐失去自由。

下载下来只有下卷， 能否发一份到 autm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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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不一定能被任何现有的政治派别或思想所代表的情况下，不认为随便站队有助于形成发展更好的政治。作为学者，应当独立于意识形态站队，以中国人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回归点，博采众长，形成独立的更具创新的政治发展。以下说说个人的认为的国内外势力对中国人自由威胁综合指数排名。

毛派。既蠢又坏且疯，释放本民族文化中，乃至人性中，最黑暗的成分。恐怖主义要么红要么绿，但是中国主要是红的多，所以将之排在第一。

共产党。除去毛派的共产党虽然要对千万条人命以及用暴力和物质摧毁人伦道德负责，但较之于毛派，还有一些应变力。

绿教。和毛派不相上下，尽情释放人的恶性，但如前所述，从中国的立场出发，不及毛派影响力。

日本右翼。既坏又疯但不蠢。和欧美的右翼比肩，但相较之下对中国更具威胁。

粉红。粉红愚蠢，令人厌恶，但他们只是口嗨，并不具有实际破坏力。被他们provoked的图纸派大概比粉红更无能。图纸派更口嗨，所以不入列。

港独台独。维护自由的心态已经扭曲成为通过谩骂仇视贬低本民族企图分裂中华以博取殖民者保护，连韩国人日本人都干不出来，体现了汉人出汉奸的优秀传统。

西方右翼。无论中国是否民主，除非跪如日本，对西方而言依然是基于种族或power的威胁，打压遏制不会结束。

并不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是对的，这句话让人成魔。

越南也禁止华为，但是越南也是比较独裁的国家，所以要不要加入{VN}？

嗯嗯，不用点标题党就炸不出你们来留言呢！

看来以后还得多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