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人文

关于未来中国的制度政策设计不可拘泥教条、应以人民权利与利益为依归适当修正、国家统一强大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革命军中马前卒  ·  2022年12月13日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就我所设计的体制与制度而言,相对于倾向于中央集权、“大政府”、“整体主义”理念下的政策框架。我这样设计的原因和对影响的预计,也都在前面详细说明,且我认为这样是利大于弊的。但许多相对右倾的自由派对这些制度政策担忧和反对,也有些道理。

中国这些年来一些集权和管制性的制度政策,虽然并不是中共恶政的决定性因素,但起码加剧了各种自然和人为悲剧。如最近两年多中国高强度封城隔离政策中,从政府高官到基层社区干部的种种愚昧、野蛮、贪婪、自私行径,的确反映了中国式集权与社会管制的巨大弊害,尤其权力的滥用和对个人自由的剥夺。
虽然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其集权和管制会有根本区别,但由于社会环境尤其基层执行者品行和能力问题,的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中共专制下集权与管制的种种弊害。如果民主后的“大政府”给人民造成的损害仍然是大于益处,那经过政界学界理性研讨、以民调或公投方式获得民众授权后,大幅修改制度和政策,改为“小政府”倾向的体制、实行自由放任倾向的经济社会政策,或起码略微右倾一些,也都未尝不可。
		
而如果中央集权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均衡发展、普惠全国人民的作用,也未像大革命后的法国、1848革命后的欧洲乃至今日的欧盟那样,促进世界文明乃至缔造人类新纪元,反而又像中共中国这样成为加剧地域不平等和助长地域霸权的工具、阻遏先进地区发展的障碍,对世界文明进步、人道科学也无贡献甚至是阻挠者和破坏者,那改成联邦制乃至各地分离独立,也并不是不可接受。
		
革命先驱谭嗣同曾在他的思想集注《仁学》中,对满清政权统治的中国如此评价:“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这位参与戊戌改良变法、但实际却倾心革命并主动赴死的湖湘英杰如此评价满清政权统治的“中国”,认为其强盛反为弊害的犀利言辞,超越了狭隘的领土至上、为强大不择手段的野蛮国家史观,是基于文明进步角度和人道和平立场的醒世箴言。这样的观点过了一个多世纪仍然熠熠生辉,且在当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军国帝国崇拜盛行的今日中国,显得愈加稀有而可贵,值得国人世人用心拜读、理解、实践。
		
国家的统一与强盛,是为了维护民权、促进民生,以及为世界文明进步、全人类的解放与永续发展做出贡献。如果它的强大和缺乏约束,反而让各地区人民如生活于“大监狱”和“集中营”,乃至输出其邪恶模式、对整个人类文明起到的是负面作用(乃至让人类沉沦、世界毁灭),那还不如分离与衰亡。  
		
但是,制度的修改尤其大幅乃至根本的改动,国家各地区的离合,不可意气用事,不能因短期的困境放弃长远的考量,民众不应情绪化的选择国家制度和发展方向。而执政者和社会精英,也不能为摆脱压力和责任,顺从民粹、饮鸩止渴、为短期利益不顾民族兴衰和人民长久的幸福与不幸。
		
何况,新生事物一开始必然不是尽善尽美的,革新进步的制度政策相对陈规旧习的弱小与不足,也会成为旧势力反扑和撕咬的借口。这时既要承认进步性制度政策的不足并适当修正,也要明白革新进步的必要性和对长远的益处,尤其对缺乏话语权和关注度的弱势群体的支持保护作用,不能因为一点风吹草动或“多数暴政”式民粹主张,就对根本理念和方向产生动摇、不加细思的仓促随意改变。
		
因此,若要将已确立的进步主义导向的制度政策进行更改,各方必须从价值取向到现实利益,尤其着眼于整体、立足长远,深彻思考、充分讨论,最终决定修改的方向和具体内容,并以合适的方式,对制度和政策从形式到实践进行改易。
		
总之,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且要符合客观实际,根据实情调整修正,因地制宜、因时而变,而不能为意识形态立场、个人好恶、某些狭隘的目的,而无视现实与民情一意孤行。但同时,又要对理想和正义有强烈坚持,寻求、调整、护卫既符合实际又兼顾理想的制度和政策及其具体运行实践。这才是制度设计的初衷和历史进程的真谛。
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