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验，大灾大难面前，读《自动武器原理》为最佳。楼主打算囤粮，也不差。

@Prometheus #186155

根据你的要求，推荐行为生物学。

可以解释社会科学中遇到的一切问题。

（社会科学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很多人搞不懂社会科学是怎样的恶臭，所以便于灌水。）

最近好喜欢海鲜酱啊

贴一段The Social Contract的内容 'Each of us puts his person and all his power in common under the supreme direction of the general will; and we as a body receive each member as an indivisible part of the whole'

老实说鄙人愚笨，实在是看不出武德论、十三副盔甲、金将军白头山血统用枪击落战斗机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啥。炮灰并不是粉红、灰色牲口的专利，这年头都信息时代了，还能相信这一套话术的人，其本身的战斗智商就很堪忧。

好歹共产党在墙内吹牛皮忽悠炮灰上阵，人家也会谈一谈三三制轻步兵、步坦协同什么的，虽然比较陈旧老套不合时宜，但好歹外行人一听还觉得算是不离谱。

既然不可验证的理论本质都是属于纸上谈兵。终极大蜀王诸夏教主果然是有派头，那一双拖鞋是挺标新立异的，不过您姥介不介意露两手给大家看看，不是不相信你哦，而是让我们这些凡人开开眼界。如果展示F-15鹰、M1A2艾布蘭戰車实物有困难，可以先用微缩比的木头模型替代。最低标准也要凑够十三副防弹衣，演练一下连排级战术小队教义吧。

合着说了这么多年什么都没有，你让巴图鲁们怎么跟你混。上嘴唇碰下嘴唇，所谓的“武德”就产生了？ 武德并不是什么新鲜概念，和墙内粉红叫嚷的“亮剑”，日本步兵在太平洋冲击一样，是东方人一贯的对“精神力量”过度迷信的自然继承。

打仗不是写文章讲故事，没有英雄主义的浪漫，因为打仗实在是非常辛苦、艰苦的事情，精神上敢打敢死是一回事，善于战斗能打赢却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

https://www.prepperwebsite.com/

英文看不懂可以用google翻译看

大多数人都懒得为未来可能面对的灾难时期做准备，直到为时已晚。这就像是寓言“蚂蚁和蚱蜢”中所讲述的，只需将主角换为人类。

在线“**个人备灾”网站（Primalsurvivor.com）**的主持人黛安·武科维奇（Diane Vukovic）对此表示说：“问题是，虽然恐惧是一个强有力的动机，但它并不利于做出明智的决定。”

武科维奇对《大纪元时报》（The Epoch Times）表示：“无论你对可能发生的某一事件有多么的恐惧，你仍然需要以冷静、合理的方式为之进行准备工作。

进行备灾，或被称为“末日准备”的想法，一度被认为是某种小众的“阴谋论”。但随着全球灾害事件的发展，这种想法已经成为了主流。许多在线“备灾者”专家表示，目前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在为应对潜在的食物短缺和内乱时刻做准备。

然而，在一些收入有限的备灾准备者中，他们所担心的问题是，在目前的通货膨胀环境下进行备灾，成本会很高。

武科维奇说，好消息是，即使现在开始备灾，成本也仍然相对较低。

她说：“在开始，你可能不需要昂贵的防毒面具、防弹背心或其它夸张的生存装备。实际上，你会发现，大多数备灾用品都非常便宜。”

第一条规则是：不要因恐惧或惊慌而购买。

她说：“我建议你先写一份你所在地区最可能发生的灾害的清单。对于在美国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灾害将是地震、洪水、飓风、野火和停电等等。然后，列出你需要哪些物品来应对这些灾害。”

菜单上都有什么？ **“备灾者”网站（Prepperwebsite）**的主持人托德·塞普尔维达（Todd Sepulveda）建议，有预算方面忧虑的备灾者，可以从干粮和罐头等必要物品的清单开始。这些物品在杂货店里仍然有很多。

塞普尔维达告诉《大纪元时报》：“试图准备储存食物的人，有时会去杂货店并开始随机购买食品。之后，他们不得不试图弄清楚这些食品如何搭配，并把它们放在一起做成一顿晚餐。”

“应该从制定菜单开始，这样就可以避免所有的猜想，并确保你不会在杂货店买一堆不必要的物品。”

塞普尔维达建议，根据你家人平常的饮食，做成一个为期一周的早餐、午餐和晚餐的菜单。然后据此列出一个购物清单，并保留副本为下周使用。

塞普尔维达说：“如果你想一次性囤积一个月的食物，就把你每周的购物清单翻两番。”

“如果你能够制定一个为期两周的菜单并将其翻倍，你可以为你的家庭食物储存带来更多的变化。这样，你就不会每周都吃同样的食物。”

塞普尔韦达说，储存食物并不难，也不一定很贵。“你只需要计划一下即可。”

其它一些适合各种经验水平的备灾者的网站包括：Graywolf Survival, Apartment Prepper, Bioprepper, Mom With A Prepper, The Prepared等等。

这些网站讲授了如何应对各种灾难做准备，涵盖了几乎所有备灾的主题——创建应急包和逃生包、医疗和急救用品、饮用水过滤、无电烹饪、太阳能发电和无网络生活等等。

武科维奇说：“即使你没有钱可花，你仍然应有一个预算——只是该预算为零而已。而且，是的，完全没有钱也可以做备灾。例如，一些垃圾袋和水桶是很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

她说，一旦你有了一份所需要的所有东西的清单，就要开始对这些物品进行优先度排序。

“为了确保你不会忘记任何重要的东西，最好把你的清单分类。这样，当你购买补给物资时，就能够确保每个类别中都获得补充。”

关键物资类别包括食物和水、水的净化、健康和卫生、取暖、照明、电力、灾难清理、个人安全和紧急无线电通讯等。

量力而为 即使你没有钱做备灾工作，你也需要了解野外生存的知识，以及如何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制造补给品。

武科维奇说：“例如，你可以从当地商店获得免费的水桶。在紧急情况下，这些水桶就可以用来收集雨水或制作应急用具，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很多人都忘记了。”

如果你的预算不多，可以把你的清单分成两部分。几个昂贵的项目：丙烷露营炉，丙烷加热器，个人安全物品等；以及几个便宜的项目：罐头食品，防水布，胶带和漂白剂等。

武科维奇说：“每周买一些便宜的物品，每周或每月留出一定数量的钱来购买较贵的物品。还可以考虑在旧货店、跳蚤市场和路边旧货市场购物，以获得价格较低、未过度磨损的二手物品。”

对于那些幸运地拥有大量预算的人来说，武科维奇建议备灾初学者，在一开始就抑制住购买“花哨”或“很酷”的装备和用品的冲动。

她说：“相反，你应该做一些研究，并只投资购买那些有好评的、由那些使用过该物品的人强烈推荐的物品。否则，你可能会发现，你买的东西并不适合你的需要，最后不得不买另一个。”

她说，有时，在发生改变生命轨迹的重大事故后，你会发现，提前备份所有重要文件也很重要。

武科维奇说：“对你的重要文件进行备份，可能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但它将使你在灾难过后所面对的压力大大降低。”

“例如，在你的整个家在火灾中被毁后，如果知道你的保险单号，以及有一张家里的贵重物品清单，将使你更容易获得保费退款。”

“同样，如果你的孩子在灾难发生后不得不换学校，你会感谢自己此前备份了他们的学校记录。”

她还补充说，备份你的文件可以很便宜或免费地完成。

武科维奇说：“你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加密的USB上，并把它放在银行保险箱或其他安全地点。还有一些安全的云存储平台，你也可以使用。”

“当你在做备份的时候，最好也备份一下你所有的家庭照片。万一你的家被毁掉了，至少你不会失去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以及对其它温馨时刻的记忆。

@影人 #186151 强龙不压地头蛇。

IP地址的作用是将这个IP和IP背后的人一一关联起来而已，真要顺着IP抓人的话，知道你的手机号码就好了啊，通过silent SMS可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对你进行米级定位。

个人鄙见是千万不要照着这个教程来安装Arch Linux，这个教程介绍的手动安装方式实在是太繁琐了，需要进行的步骤太多。Arch Linux的正确安装方式应该是archinstall（详细教程网上就有），至于你发的这篇文章正确使用方式应该是把它当作archinstall的参考书。

删除

@Ambulance #185843 文采不如郭，但精神相似。

斯大林是爸爸，毛主席是爷爷。没毛病。

所以本消 一直推荐大家注册红迪，红迪是大平台对tor网新用户友好的平台了。

@沉默的广场 #186144

考虑到很多新来的同学不了解姨学，先用白话介绍一下姨学是什么。

【姨学】就是刘仲敬（又名【阿姨】）的学说。阿姨出过一些书，再加上网上的博客和访谈内容，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统称【姨学】。为了便于大家快速抓住重点，【姨学】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 你认为你的人生是你【自己掌握】的，但客观来看，你的人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爷爷当年做了什么事情。比如你爷爷如果不是农民，而是资本家、军官或者族长，你今天在中国的社会地位肯定是不一样的，你赚钱的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这种现象在姨学中称为【祖父学】。

• 然后阿姨就给你举很多【官方】历史课本拒绝纳入的例子，证明上面这种现象的真实普遍存在，然后你会恍然大悟，感叹【官方】的险恶用心。

• 然后你就会问，既然祖父这么重要，那么我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是什么人呀？【姨学】会告诉你，中国人历史上一直是做【降虏】，而外族人一直是做【统治者】，这种关系在秦朝（大概）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

• 【降虏】的生活是不可能过得比【统治者】优越的，这就好比家猪虽然不像野猪那样需要到处找东西吃，但家猪通常是不敢攻击自己的主人，也不可能过得比自己的主人优越的。阿姨会告诉你，历史上的中国人是怎么互相食用的，怎么被成群屠杀的，怎么被做成家具的，怎么被当成燃料的……

• 又譬如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工程技术，都是怎么从【统治者】所在的地区，比如【伊朗】或者【印度】，随着统治者的殖民，通过【一带一路】传到中国内地的。最后这些技术在中国内地传承的过程中逐渐退化，造成包括今天在内的、世界闻名的劣质产品。这种现象，姨学称为【瓦房店学】。

• 然后你把阿姨说的话，跟今天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各种天灾人祸一对比，发现居然都是理所当然，于是你再也不想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

• 接下来你最关心的当然是，我已经是【降虏】了，从【降虏】怎么升级为【统治者】呢？阿姨就会告诉你，【降虏】的主要缺点是缺乏【武德】，如果你想升级为【统治者】，你先要学会【杀人】提高【武德】。（【杀人】听起来很极端，但是你会发现，今天那些令人羡慕的发达国家，共同特点基本上都是历史上极其善于杀人。比如瑞士，美国，英国，日本，德国。）

• 1989年在天安门示威的那些人，嘴上要求【民主和自由】，但是【武德】几乎为零，所以必然失败，就像焚书坑儒一样，不过是历史的重复。这些希望【和平演变】的中国人，姨学统称【温和派中国人】。姨学认为，你在这个社会上所能够取得的【权力】，是跟你的【武力水平】成正比的；【武德】不足的人，是不可能获得太多【权力】的，所以【温和派中国人】是没有出路的。

• 那么你要怎么提高【杀人】【取得政治权利】【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能力呢？首先你要建立组织，你和你的亲人、你的家族、你的民族……要能够组织起来，形成战斗力，而不能是一盘散沙。比如你把一支步枪送给你的弟弟，你的弟弟应该把这支枪保管好，而不是跑到派出所举报你。

• 要建立具有生命力、能够繁衍增长的组织（姨学称为提升【秩序】或【组织度】），你需要很多种方法来确保【跑到派出所举报你】的情况不会发生。比如血缘关系、宗教信仰。除此之外你还需要借助各种通讯技术来协调组织的运作。最关键的是你要在组织内部能够执法，比如谁跟派出所的警察勾结，谁就被拉到小山坡后面枪毙，诸如此类。

• 而中国政府，包括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事情，就是防止你形成战斗力（禁枪），切断你的血缘关系（搞计划生育），禁止你拥有宗教信仰（迫害基督徒、穆斯林），禁止你自由通讯（微信监控），同时大力鼓励你到派出所举报自己的家人（文革、打黑除恶）。

• 中国政府阻止人们联合起来形成组织，确保了中国集权制度的稳定。这种做法在姨学里称为【原子化】或者叫【散沙化】，而中国人就是【原子化了的人】。在原子化的散沙社会中，由于人没有组织，所以就没有信用，就互相欺骗、互相伤害，遇到麻烦的时候就跪地求饶，遇到灾难的时候就死无葬身之地……中国的一切悲剧的源头皆在于此。

• 同时因为社会已经成为了【散沙】，于是【加入共产党】【跟组织走】就显得非常具有吸引力，党就通过这种方式从中国人身上不断吸血补充自己。

• 但是【中国】的这种【原子化】玩法，近年来已经越来越难了，让人喘不过气了。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中国必然要向世界输出它的【负秩序】和【负组织度】（请搜索【蓝金黄】），最终遭到世界主流秩序的抵制（姨学统称为【排华】），后果包括【贸易战】【抓间谍】乃至【大陆人与狗不得入内】。如果原子化程度再继续增加下去，后果就是秩序的集体崩溃，中国将陷入一片混乱。姨学借用宗教概念，称这种现象为【大洪水】。

• 【大洪水】到来，中国秩序瓦解后，有枪的人崛起建国，形成各邦国，新的联邦称为【诸夏】。没有枪的人被大批屠杀（请搜索【张献忠】），人口死亡率无法想象。最终某地是【建国】还是沦为【张献忠地区】，取决于很多具体因素。

• 想要建国的【诸夏爱国者】们，要学会与共产党、中国人周旋斗争，保存提升实力，等待关键时刻进攻。

• 建国成功后，可以【抢党产】，【分党妹】，享受【七十二个女少先队员】等等，所以诸位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武德】才行。

讲到这里，有的同学听了觉得非常认同，这些同学就会自己去找刘仲敬的作品来看。

但是有的同学听了就会嗤之以鼻，因为如果真的按照刘仲敬所说，【官方】通过【删改】历史，在课本上提供阉割版本的叙事，为大家洗脑，赚大家的钱；那么你刘仲敬难道就不能通过【删改】历史，在互联网上提供另一种阉割版本的叙事，为大家洗脑，赚大家的钱吗？

这是姨学世界观的一个弱点：由于姨学世界观是基于姨学版本的历史叙事的，而历史是一个混乱模糊的东西，很多真相考证起来有很大的困难，造假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虽然姨学的方法论非常精彩（有什么比杀共产党更精彩呢，对吧）、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粉丝，但是姨学的世界观，对严谨思维者的说服能力一直比较弱。网上【姨粉】和【姨黑】同时存在，而且背景往往是同一批人，也证明了这一点。

反例是【地圆说】（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取得了相当广泛的共识，偶有争执大家也是当笑话来看。要证明地球不是平的，只需要测量一下不同纬度地区，太阳的高度变化就可以了。【姨学】和【地圆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姨学】不是科学，观众没有办法证伪，也就没有办法证实。

因此虽然我是刘仲敬的忠实读者，但相比姨学，我更加推崇的学科是【行为生物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觉得【姨学】是非常好的，只不过我认为【姨学】应该和【行为生物学】放在一起欣赏。

行为生物学讲的是： 由于生物有很多共同的特点（比如说，需要繁衍，需要进食，或者说需要抢夺资源），所以虽然地球上的生物是千奇百怪的，但是各种生物的各种行为，在逻辑上往往是一致的，比如说性行为，比如说保护自己的亲人，比如说社交的规则，诸如此类。

在行为生物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提很多问题，比如说人类近亲繁殖会增加罹患遗传病的几率，因此人类肯定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识别谁是自己的亲妹妹。是通过激素？通过人脸识别？还是通过什么呢？行为生物学就会设计相应的实验来寻找答案，比如说把亲兄妹分离之后，在不同的环境长大，互相能不能产生好感？把【不是亲兄妹】的两个孩子放在一起养育，他们长大后互相能不能产生好感？实验数据就会给出答案，然后根据实验数据，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具体这个识别机制是怎么实现的。然后类似的机制，在别的动物中也存在，但是别的动物的实现方式跟人类可能是有区别的，而这种区别的原因，也可以在行为生物学的框架下通过实验找到答案。

推广出去，对于人类社会的很多现象，比如说组织，信任，牺牲，行为生物学也能给出相应的解释。这方面和【姨学】最大的区别就是，【行为生物学】讲究实证，因此可信度更高，读起来更踏实，读者不需要怀疑一个现象的存在，究竟是真的存在，还是刘仲敬引用的那个作者撒了谎。

用行为生物学去预测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会更有把握，相比之下，【姨学】更擅长于【解释】，但用于【预测】的能力比较弱（这不是【姨学】的缺点，因为【姨学】为了吸引读者，必然会在合适的地方作艺术夸张）。

当然，正因为【行为生物学】属于【科学】，所以它更加晦涩（你高中生物多少分呀？），没有【姨学】那么平易近人，但对于那些能够坚持看下去的人，【行为生物学】是非常精彩、不容错过的。

对于行为生物学，我推荐的入门是youtube上的 斯坦福 Behavioral Biology 课程（英文）：

最后，祝各位学富五车，武运昌隆，除共灭匪，建功立业。

@陈士杰 #186143 天下不包括朝贡的外国吗？

金大大真有信心

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泉州迷雾通常规用户（或者一个外地迷雾通用户到泉州出差），应该能连上，因为域名前置是用来获取网桥的，而获取网桥之后是直连桥。但是一个在泉州白名单后的新迷雾通用户，则未必能连上迷雾通，因为金大大认为自己用的域名是白名单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确认。

注：汉译原著的译者，除了一些港台人士熟悉汉语的外国人，大部分人都没有摆脱中共的思想体系（这既包括马列等共产主义的宗师的思想，也包括毛邓江胡习等中共的掌权人的思想）的束缚

这个在kindle上面看太费劲了，繁体还是竖版。

@2047abcdabcd #186140

不行，如果选择邮箱注册，后面的步骤仍然会要求短信验证，而且没法绕过去。

有些人邮箱注册会要求短信验证，有些不会。我估计强制短信验证和推特后台风控有关，比如注册时用代理IP多半会再次要求验证手机号。

@Ambrosia #186138 这个“天下”，应该是古中国意义上的天下，也就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疆土，这和英语的world应该不是同一个意思。

@ZEROHOUR #186121 你想多了，阿篱适合当间谍么？

@PonyLam #186090 就加甘口咖哩塊和牛油吧。

我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推特注册可以只用邮箱 不需要填手机号 所以不填手机号不就完了？？？

可以申请政治迫害吗？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When on the correct/God's way (大道), the world is running in a public-oriented manner, where the decent and competent are elected, and trust and harmoney are emphasized. That's why people treat, in the way how they treat their own family, not only their own family; in the way how they treat their own children, not only their own children......

Now the correct/God's way has been missed, and the world is running in a private-oriented manner, where everyone treats, in the way how they treat their own family, nothing else but only their own family; in the way how they treat their own children, nothing else but their own children; and where everyone trade and work for themselves......

如果我的翻译是正确的，按照英语中口号应该使用名词（例better city better life）或者祈使句(例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传统，天下为公应该翻译为"a public-oriented world"或者"a world orienting the public"。

原来我的回答是“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ignty)。这次突然有了点新想法。

@Wolfychan #185888 https://www.amazon.in/Improvised-Explosives-How-Make-Your/dp/0873643208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接下去就看你自己了。

也許正在做牢。

@拿铁小鹿 #186073 差不多，前文薛定谔看生物大概就是这个思路。

注：“目的不是为使自身获得自由与正利，而是要將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更加牢固”更改为“目的不是使自身保持学者的独立与自由，而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理念中的现代社会”

恭喜此文被《中国数字时代》摘录！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81081.html

再转一篇2008年新周刊的年末盘点。

本刊上年度盘点用了“2007年只是酝酿和埋伏。大幕刚刚拉开，答案都在2008。”2008给地球人的好日子画了个休止符。上年度，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谢淑丽曾给中国一个书名《脆弱的超级大国》。今年，可以把这个书名回赠给美国了。

2008的底牌打完了。在期待2009的严寒中，想起英国诗人那句追问：“春天还会远吗？”以此为过冬的人们打气。

“国家还好吗？”97岁的国宝级航天科学家钱学森问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

2008年，这个国家经历了诸多挑战。国际上，“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宣告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失败，油价飞涨、粮食短缺，上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警告言犹在耳；在国内，雪灾、地震、毒奶粉等一系列天灾人祸冲淡了这个幸运年的喜庆色彩。林毅夫等主流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模式至少还能增长二十年”、“股市慢牛会到一万点”的言辞沦为某种妄谈。

表面上看，2008中国发生了5·12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两件大事；而更深层次的转变则发生于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我们“拐点之年”给了2008：好日子告一段落。

中国年：国人在西方批评浪潮中聪明起来

美国《新闻周刊》称“2008年中国将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德国之声》说“2008年应该是中国年”。

一篇题为“震撼2008”的帖子作如是概括：“故天将降大任于斯国也，必先撞其火车，抢其火炬，震其国土，涨其物价，空乏其民，行拂乱其股市！”

2008年的“中国大戏”给了西方媒体诸多题材。“3·14藏独”事件的西式报道着实给中国人上了一课。这次，是西方媒体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激怒了中国人。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自鸣得意、好为人师的文化，通常通过批评其他社会或文化来抬高自己。(相反，亚洲文化现在却表现为一种真正的学习文化。)且不论西方报道的观点，首先，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就令人难以接受。

奥运被中国视为百年扬眉吐气的盛事，火炬亦被尊为“圣火”，然而途经西方国家时却屡遭骚扰，抵制之声不绝于耳。

法国人的纵容行为终于惹翻了中国人，最终演变为“抵制法货”、“抵制家乐福”的自发浪潮。“抗法”主力均为80后白领群体，他们生于西方思潮大量涌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于消费主义兴盛的九十年代，得意于自由精神泛滥的互联网时代，然而80后们的民族主义之根与上几代人几乎一脉相承。老辈人自然会站出来教训，白岩松等人以“抵制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开导，遭致痛骂在所难免。这场争论最后上升为质问：为什么中国就出不了家乐福这样的零售巨头呢？

国际争端最终以经济实力说话。西方抵制北京奥运的破产，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购买力的强大。经济实力比外交辞令更有力量。

萨科奇在上海会见中国民营企业家代表时，这些老板说他们的妻子喜欢法国货，到巴黎把卡都刷爆了，小萨一听欣然点头，临走忘不了向大家道：“欢迎你们来法国，千万别忘了带信用卡。” 滑头的法国人的道歉方式极为巧妙，只表现为对火炬手金晶女士个人的关心。事实上法国总统的亲笔信根本未出现道歉字样。

西方误读中国与中国看清世界，是中国全球化两大主题，并将长期存在。2008年中国人弄明白一个道理：假如你是难民之国，西方会援助你；假如你是战乱之国，西方会派出维和部队；假如你是竞争之国，呵呵，对不起，西方会围堵你。西方人的优越感混杂着利益剥夺感，他们的国际主义与普世价值是有限度的，在限度之内是国际主义情怀，限度之外是扼制、敌对或冷战。

2008年中国人还弄明白一件事，“崛起的大国”并不换来别人的尊敬。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布的本年度全球民意调查报告，关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持负面看法的有32%，其中，埃及、肯尼亚和黎巴嫩的民众给予了中国最高的认可——三国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有积极影响，与此相对，在日本、德国、土耳其、美国和意大利，认为中国对世界主要呈负面影响的受访者均超过半数，分别为:59%、59%、58%、54%和50%。

中国经济巨人正消耗着全球2/3的钢铁，1/2的水泥，海量的木材、瓷砖、油漆正填进中国人的新居。难怪德国《明星周刊》的封面用了一双中国筷子夹起地球的夸张表达，美国《新闻周刊》也惊呼——中国对这个星球太大了，用不了二十年，需要再找一个地球。

西方欲停止长期以来的对华贷款援助，理由是一个能花上万亿搞出史上最壮观奥运、能在太空漫步的国家，断不需外界援助了。

中国领导人通过各种方式耐心地平抑西方的误解与不满。胡锦涛在访日期间展示了乒乓球技，并幽默地对境外记者表示，若参加奥运比赛，会选择乒乓球。温家宝在考察奥运场馆时出人意料地表演了“三步上篮”，习近平则秀了一把足球。中国领导人意图十分明显，借助奥运融入世界，并全面促进国家和谐发展、更加开放。

尽管如此，中国人的奥运金牌主义还是让西方摇头。2008年海外人士对中文印象最深刻的两个字是“Jia You”，“加油”事实上成为这一年度的主题。

自由、民主、人权是好东西，但如果以居高临下姿态说教就不能被接受。这个道理是被西方认为与他们最接近、最国际化的中国80后们用行动讲出来的。

不幸的“幸运年”：拐点不期而至

2008年有两大测不准，一个是中国汶川大地震，另一个是华尔街金融海啸。

“你无需天气预报员告诉你风往哪里吹”(鲍勃·迪伦)。当大风来临时，地球人却浑然不知。1996年成功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保罗·克鲁格曼12年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今次金融海啸的预言者却了无踪影。人们只能记起股神巴菲特那句名言：“只有潮水退却，才知道谁在祼泳”。如今整个西方金融界成了裸泳者的海滩。

“贪婪是好的。”这是奥利弗·斯通电影《华尔街》的经典台词。华尔街式的贪婪将地球出卖了67次——全球虚拟资本交易量超出实体经济GDP达67倍。巴菲特比喻：“人人都是忘记时间的灰姑娘，音乐美酒，当午夜十二点的钟声骤然敲响，灾难降临。”

《新闻周刊》的主笔扎卡利亚倒认为这是好事，美国被地狱之声警醒，不妨当福音来听，那就是：多储蓄，少消费，从大房子、大车子、大背投彩电的美国梦中醒来，回归传统清教伦理。

中国人的勤俭之道不仅给西方人上了一课，也替他们买了单。国家领导人多次向美国总统布什表示将用实际行动支持救市，“这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毕竟，中国持有美国“两房”公司高达3763亿美元债券。中国靠卖苦力充当美国的债主，是美国不劳而获循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承担了通胀转嫁、生态环境等诸多成本，是国际热钱洗劫的对象，金融海啸一来财富严重缩水。

中国百姓终于明白，除了比尔-盖茨外还有另外一个美国。那是个吃汉堡的肥胖沙发土豆的美国，他们无需努力就可以住上大房子。次贷危机的实质是全球人都在为美国人供房。

美国前安全事务助理谢淑丽(Susan Shirk)曾以《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赠予中国，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书名回赠美国了。美国传媒则自嘲：“亲爱的美国，欢迎来到第三世界！”

有良知的传媒呼吁：是时候回归传统伦理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家庭亲情融融共渡时艰、与邻居分享面包的情形令人怀念。这些传统伦理已被今天华尔街式的贪婪吞没了。

国学大师南怀瑾曾提醒说，凯恩斯的“消费刺激需求”理论是从西方引入的最坏的东西，应当回归东方质朴的生活伦理。是啊，“量入为出”一直是中国人居家过日子的原则，现在却跟着西方人跑。当贪婪超越恐惧，灾难就降临了。

2008年之前中国无不弥漫着“赌奥运”的气氛。按数字迷信，2008是个吉祥年、幸运年，连奥运开幕式选择的时间都是一串8。有讥讽者称，“1·25雪灾”、“3·14藏独”、“5·12地震”数字均相加为8，何幸运之有？

接下来的股灾、房灾更是刺痛了中国人的心。如果2007是中国人的理财元年，那么2008则是理财教训年。

股市从十七大时的6000点掉到现在的2000点以下，缩水2/3。网民追问：请问我的“财产性收入”到哪里去了？

于是救不救市的争论从学术界弥漫到传媒和公众。张五常说，与其救市不如救企业。谢国忠则称，那些不该救的企业不如早死早超生。颇受网民欢迎的香港教授郎咸平则指出，中国独有的“二元经济”令热的垄断部门更热，冷的制造业更冷，小老板关门，制造业的钱都流向楼市股市。所以中国经济根本不是过热，而是过冷。

早就预感“冬天”的华为掌门任正非发表内部讲话，“也许2009年、2010年还会更加困难，……国家也很难，我们态度讲清楚：你乱发表言论，你上街游行，我们是要辞退的。但，你的退职金还是要发给你的”。

事实上，今年春运雪灾80万民工滞压广州站就是珠三角企业倒闭潮的先兆。通常一个地区产业升级需要三到五年才能见效，在这三五年里，新型产业未必能够这么快地填补原有空缺，港台经验表明，中国大陆产业的痛苦转型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应省委书记之邀来广东，他向汪洋指出，中国企业不得不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设计”，转向“中国想象(imagined in China)”。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弗氏岂知，中国人早已失去想象力。

中国人在反思，美国人也在反思。美国《新闻周刊》盘点“美国是否在输掉全球化”，指上一个十年美国取尽全球化的优势，而这十年美国正失去全球化的领导地位。目前有50%美国民众认为自由贸易会“伤害美国”。文章自问自答“美国剩什么？”答：还有农业、有高科、有高教及商业品牌。

那么，中国剩什么？中国经济又进入每四五年一个周期的“收-放”循环了。有经济学家挑明，本质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方向和企业界创新的匮乏。即使不发生世界经济衰退，这两大问题迟早也会导致后劲乏力。这样看拐点是必然的，金融海啸只是催化剂

解放思想：改革仍由政府推动还是还权于民

温家宝受访时引用《沉思录》里的一句话：“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都烟消云散了。”他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第一，政府当遇到灾难时不要退缩，要勇于面对，并且带领人民去克服，这需要坚定、勇气和信心。第二，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负责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

温家宝被外媒誉为中国的“首席同情官(者)”，与民工共同进餐，拥抱艾滋病患者，下煤矿与满脸黢黑的矿工合影，今年汶川地震又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赢得国际赞誉。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3月人大期间铁道部给自己在华南雪灾中的表现打了90分，引来一片嘘声，被网民评为“很傻很天真”，一位广州政协委员反思雪灾时提出要打气象局和铁道部这两只“老虎”，后被禁口。

原本期待的“大部制”改革数度难产，此前五次改革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现在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多得很。有的部委下属单位，儿子、孙子、重孙子，甚至重重孙子。三五个人，挂个牌子，就收费。”李金华临退这般炮轰发改委。

中国机构改革之难，在于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今年，陈良宇案终于出了结果。但全国大大小小的社保案远未了结。《财经》杂志报道上海社保张荣坤案时用了“打通权贵之门”六字诀。

香港传媒盘点改革开放30年用了“五大成就、五大不足”，其中五大不足包括政治改革进展缓慢、贪污腐化、贫富悬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和环境污染。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受访时提出未来三个改革方向：一是更多地把意识形态转向利益格局的调整，二是从还利于民真正转向还权于民，三是从思想层面真正转向制度创新。

还权于民首先表现为增大民众在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发言权，让公众在监督政府行使权力方面起更大的作用。

其次表现为还产于民，政府退出垄断行业，让小民有更多创业机会(经济学家陈志武)。回顾美国100年前的“进步时代”，权贵经济逐步让位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两极分化走向社会相对均富，美国中产阶级才得以诞生，民主才有了阶层基础。

“赢在中国”中，一位山东参赛者单膝跪地，“要行动！要行动！要行动！”直到泪水直流。可当一切格局既定，个人的努力是有限的。2008年，创业不再是一个轻松的词。

2008年人们看到的现实是M型社会的降临。中国上行社会正在沦为又一个M型社会。股市今年已经消灭了4万亿以上的民间财富，房市也会消灭4万亿的民间财富；而产业领域，民营企业正在被绞杀，估计蒸发的财富也大致4万亿。由此推算，中国中产阶层在一年的时间里，将蒸发12万亿以上的财富。这大致相当于他们现有家庭资产存量的30%。

最新的毕业生调查表明，41.61%大学生就业靠家庭和社会关系。社会流动板结化，社会结构固定化，这对于一个正在上行的社会是致命伤。

航天精英翟志刚等农家儿一步登天的机会太少了。网上发文《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农家女才是真实的写照。草根没有上升通道，中产何来？

“我看了网上那些代课教师给我的留言，那真是‘血淋淋’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传媒感慨。网文《致汪洋书记——来自非珠区教师的心声》说：“汪老哥：您好！国家之根在教育，教育之根在教师，教师之根在工资——工资不提高，生活上不去，叫大家如何安教乐教？全省代课教师平均三、四百元，一个月吃不上几斤猪肉，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子……”

3月人大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的手机打爆。包括胡小燕在内的区区三个代言人显然是无法满足农民工群体的民意诉求的。

每一位人大代表身后都站着一个利益群体。张茵说了几句代表本阶层的话遭到炮轰。民企老板们感叹，民企最困难的时候即将到来。每一个垄断集团周围都群集着众多民企。改革开放30年，最具创新精神的民企沦为寄生种群。

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一月份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创纪录的5.1万亿元，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全国人民可以花的钱。与这辉煌的31%增长相比，近五年来，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和6.8%。

中国政府规模到底有多大？这是个迷宫般的问题。人们读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财政增长，可在教育、医疗、社保方面，依然捉襟见肘。那么，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美国，去年此三项上的开支占到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刑普的提案石沉大海。只有东莞政府给居民象征性地发了钱，还未涉及对东莞作出主体贡献的农民工。更多的地方是赤字政府，金融海啸后中央不得不批准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政府自身难养，何谈还钱于民？

未来GDP增长押在拉动内需，内需的重头在农民。中国的内需在农民的口袋里。农民口袋不鼓，什么城市化、现代化、中产、民主都是空谈。

雷与囧：网络民主需要另类表达

胡锦涛9月20日上午与网民进行了20分钟在线交流，国家主席表示非常关注网民意见，并说网络是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这是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网络上与民众直接沟通。

此前，温家宝在人大期间也曾表示过，网民的意见、批评都是对政府的信任、支持、鼓励和鞭策。这是“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两会手机报上“我给总理留言”达五十余万条，网民作为第N个人大代表的概念名副其实。

于是诞生了一个新词“什锦八宝饭”。政治民主与粉丝文化，经互联网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造就中国特色的民主蹊径。高举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大旗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盛邀网民参政议政， 4月17日二十多名网民受邀与书记、省长当面“拍砖”。

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超美，达到2.53亿。与发达国家的网民相比，中国的网民更年轻，25岁以下网民占到51%，30岁以下的网民占到70%左右，年轻人成为网民的主力军，他们更乐于对社会、文化、经济方面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些年轻网民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到40%，较高的学历决定了他们参与网络话题的热情较高，发言的质量也较高。

当然，中国的网络民主还只是大学生民主、白领民主、中产民主。广大城市平民、农民或农民工尚被排除在外。他们表达民主的地方在别处。

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草根特色的“街头民主”。某些基层政府和民众对立，构成中国的政治困局，“街头民主”事件频仍。

瓮安事件后，网络上诞生了“俯卧撑”一词，与此前的“打酱油”、“囧”、“雷”等一起构成中国式网络表达的新潮。杨佳一人杀六警事件震惊全国，杨甘愿受死只想讨个说法，众多网民与杨父一样不信平日老实愚讷的杨佳会为一辆单车连杀六个警察。杨案的蹊跷很“雷”人，网民以更“雷”的方式表达不满。“周老虎”案则从去年一直“雷”到今年，一位山野村夫终于“功德圆满”，成为某些官员的替罪羊。类似的还有艳照门，衍生出“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这些网络语文成为本年度当之无愧的流行语。

如果说艳照门为人们上了一堂法制教育课，那么汶川地震引发的余秋雨跪求博文、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党疼国爱，纵作鬼也幸福”奇文则成为贻笑天下的话柄。网上引发的“范跑跑”事件大讨论，连外媒都热议“丑陋的Runner Fan”，但也有如《卫报》梭认为“范美忠的坦率是罕见的”。震区校舍大面积倒塌，政府大楼却屹立不倒，百姓想讨个说法再自然不过。把愤怒大多发泄到民办教师范美忠的身上，不是在转移视线吗？

Google提出网络职业伦理从“不作恶”到“少作恶”，百度在三鹿门中遭声讨。岂止是互联网，整个企业界以至社会都应“不作恶”，或至少“少作恶”。如若不发生“雷人”或“囧人”事件，百姓自然不再“打酱油”或做“俯卧撑”了。

斯文中国：城市在升级，灵魂也要升级

一袋小小的奶粉就足以抵消一场盛大奥运取得的国际声望。

奥运开幕式中，斯文中国只是中华文化元素的巧妙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北京人的奥运礼仪只能看作政治动员的结果，而非温良恭俭让传统教育使然。

美国为贪婪付出代价，中国为诚信付出代价，“中国制造”声誉一落千丈。网上愤言：蒙牛蒙人，伊利不义，光明失明，呼吁全民拒购。毒牛奶事件让人愤慨和难以理解的是，蒙牛、三鹿、伊利、光明等，都已经是一等一的中国大企业，它们的领导人已经成为中国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不管你树立了什么样的民族大旗，不管你投入了怎样巨大的资金和资源，不管你在消费者中建立了多么响亮的品牌，只要你一旦成了没有良心的“不良企业”，你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蒙牛领军人物牛根生事后表现被指“口水多过泪水”。你是明星企业家、慈善家、青年导师，一旦你的产品有毒，就什么都不是了。

内部人揭露，中国人吃三聚氰胺已经好多年了，以三聚氰胺废料等为原料的蛋白精早已添入鱼猪饲料而被消费者“享用”了。而良心是质监不出来的，良心只会受到惩罚。

2008是中国企业家形象大崩溃的一年。不少“时代榜样”如王石、牛根生、李彥宏、黄光裕纷纷“栽了”，身未败，名已裂。又一次证明中国这个青涩阶层的不成熟与尴尬。

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就时髦词语“升级”有妙论：电脑在升级，病毒也升级，游戏在升级，上学读书学费在升级，大学教学质量却在降级，总之，都是消费主义在升级，而精神却在降级。

相比土地的沙漠化，精神世界的“沙漠化”更可怕。只有“灵肉同时升级”我们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2007年在20英镑新钞上印上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肖像。这位市场经济的奠基人、《国富论》的作者，晚年却致力于《伦理学》，面对钱潮滚滚“礼崩乐坏”的时代，很多人都不快乐，斯密的药方是：第一，人的幸福感与外在的东西关系很小，钱多钱少无关乎快乐和幸福，内心的宁静平和才是幸福之源；第二，每个人都要唤起自己“同情共感”的天然能力，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公正旁观者”，努力做到推己及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虚荣、狂妄的心态。

经济学家认为，毒奶粉事件第一责任人在不良企业，但终极责任在政府，因为国家对百姓有信托责任。社会学家则以为，社会控制不只在于作为权力机器的国家，而更在于宗教、民风、乡规等软约束。

地震催生了新中国，80后长大成人，志愿者行善灾区，公仆更像公仆，公民更像公民。强烈的地震和巨大的灾难，就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无数人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5·12大地震得出一个启示：“多难兴邦”。2月，贵阳大雪中的“绿丝带”行动也表现为某种“战时共产主义”，行人可以免费搭任何一辆系绿丝带的车。可惜，大灾之后又恢复如故。

中国政法大学成了今年高校的“明星”，前有杨帆教授与女学生发生的肢体冲突事件，后有法学院的程春明教授被学生砍死事件。新教育无用论是学校只教授成功学，不教做人。重阳节有小学老师暗示小同学们她的生日，于是有家长拎着大闸蟹上礼。这样的学校有救吗？于丹有感于台湾人的祭孔节，八十岁老校长给孔子下跪，学子们宣示“不抽烟，不作坏事，不说谎”。而我们连简单的信条都做不到却空喊假大空口号。

兴邦不在经济强国，而在精神强国。恶化的贫富鸿沟、荒漠化的心灵，才是一个断裂社会最可怕的事。这比金融问题、经济停滞危险得多、也漫长得多。

美国专栏作家Paul moony赞叹，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学生、农夫、职员、CEO、学者、科学家甚至性工作者，都有着难以置信的强烈的进取心。2008我们看到这样感人而辛酸的场面，中国父母们牺牲节假日给子女培读、上英语训练班等各类补习班，公众图书馆里满是渴求知识的老少身影。中国人将西方家庭玩乐的时光用于学习，那份执着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好好活下去！”这句话诞生于汶川灾区，并将伴随中国人今后最困难的两年。

当然，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尝试加入重新翻译英语世界各方面的词汇与著作的工作，因为要确立一些东西需要更多的人，就像这篇將“right”的重新翻译并选词的小论文一样，英语中还有更多的词汇与著作需要更好的翻译。

另外，你如果对于这个“正利”这个译法比较纠结的话，不妨去尝试用一下，也许在你尝试之后，它可以很清晰的表达出原文的意思，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也许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些著作与相关的法律。

注：人个更改为个人

@影人 #186124 你不妨可以学习好自身的外语，尝试熟读关于涉及这些“正利”的外语原著，因为据我多年的读书经验而言，汉译原著的译者，除了一些港台人士熟悉汉语的外国人，大部分人都没有摆脱中共的思想体系的束缚（这既包括马列等共产主义的宗师，也包括毛邓江胡习等中共的掌权人），从他们所作的译者说明与序言就可以看出来，就拿中国商务印书馆的汉译来说，他们的出版说明是这么写的：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这是他们的态度）

从20世纪50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这是他们选择翻译的对象）

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他们的想法与翻译并学习的目的）

可以看出他们还没有脱离中共体系的条条框框，目的不是为使自身获得自由与正利，而是要將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更加牢固，使任何人都无法脱离他们，无法保持自身的独立与自由，这就是大多数中国译者在翻译外国著作的态度，之所以要保持独立与自由是为了使自身对于流变的社会保持清醒的认识，那样才利于我们作判断与选择时不被时代的浪潮裹挟成为某种代价，使自身可以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逐级而上，成为独一无二的人个，而不必如风吹之草，风如何吹就往哪倒，当然，保持这样的清醒也不排除是自身的良心与信仰的问题。

因為獨立了就算失去財富，至少還能慢慢累積，說不定因為再沒有金融業惡性競爭而活得更加輕鬆；不獨立的話，就是個立場錯誤，和平理性大中華膠辦報都得無限期坐牢，親政府就斬人撞人無罪或者輕罪的地方。

TLDR;你看上海變成甚麼鳥樣。

实在没办法了 人在墙内没有美元 买不到 翻遍各大电子书论坛也找不到 书名是 钟闻写的 “百年较量，美国能否击败共产主义？”以及“审判毛泽东” 两本书都是钟闻写的 我实在找不到下载地址 没有境外银行卡和手机号也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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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510004677-260409?ctrack=pc_chinese_headl_p01&chdtv

據軍事分析家指出，最近在一幅罕見的衛星圖像中發現中國正在建造一艘疑似全新型式的核動力潛艇，它可能是去年11月美國五角大廈報告所稱，配備有巡航導彈垂直發射器的新型或是升級後的攻擊核潛艇。

《路透》報導說，目前尚不清楚這艘潛艇是新型號、現有船隻的升級版還是其他型號。不過，五角大廈去年11月的一份報告中表示，中共海軍很可能在未來幾年建造一艘帶有巡航導彈垂直發射器的新型攻擊潛艇，這項新的軍事動態受到西方外交官和分析人士的密切關注

報導指出，這幀圖像是由商業衛星行星實驗室（Planet Labs）所提供，於社交媒體上流傳，照片中的潛艇位於遼寧省葫蘆島港的一個乾船塢內。

分析人士說，該潛艇上層與尾部護罩有綠色物件覆蓋，這2個位置分別是導彈發射器與更安靜的新型推進系統路，而如此清晰的乾船塢內潛艇圖像非常罕見。

報導稱，該潛艇在4月24日至5月4日期間進入乾船塢，乾船塢注水後也一直維持在原來的位置。

目前任職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S. Rajaratnam）國際研究院的許瑞麟表示，外界對中國新型093攻擊核潛艇極感興趣，該潛艇可能配備巡航導彈垂直發射器，不過近日流傳的衛星圖像分辨度有限，無法明確識別這艘船的配備，這些圖像「非常有趣，但仍然很難確定它是用來做測試的改良款或是全新的潛艇。」

他說，他和其他專家正在密切關注中國新建潛艇是否配備了向更安靜的泵噴發動機來替代傳統的螺旋槳推進器。由於衛星圖像內船尾被罩住，因此無法分辨該潛艇使用哪種推進器。

報導表示，配備垂直發射管將可以大幅提升攻擊潛艇的獵殺能力與作戰靈活性。中共國防部沒有立即回應《路透》的置評請求。

由於中國陸續有大型航空母艦服役，對於攻擊潛艇的需求快速擴增，它除了可以做為航母護衛、追蹤敵艦之外，也能護衛體型更大的彈道導彈核潛艇。

位於蒙特利爾的米德爾伯里國際研究所（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軍控教授傑弗瑞．路易斯（Jeffrey Lewis）說，最新的圖像提出的問題多於答案，是否為新型核潛艇還很難判斷，從五角大廈的報告來看，它非常值得關注。

放屁，无非就是铁拳修炼没有出散弹式打法罢了。

08年，史称奶粉代购元年。

三鹿事件被当局压了半年，为的就是在奥运之前没有负面新闻。这期间又有多少婴儿因为毒奶粉致死致残。质监部领导下了个台转头就成全国扫黄打非组组长了。

08年，汶川大地震。

大家惊觉垮塌的都是学校建筑。“范跑跑”、“楼脆脆”、“猪坚强”，这些词语很有年代感，和如今又有什么差别？……红十字会当时又是怎么侵吞捐款的。

08年奥运，火炬传递的路上西方批评人权，于是你的民族主义自尊心就又起来了，去抵制家乐福了。

08年3月，西藏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

08年金融危机大放水，替全世界买单，虚假繁荣始于此。

08年，刘晓波发了零八宪章，从此黑狱至死。

08年始雪灾，铁道部自己给自己打满分。

08年初的艳照门事件，导致了网络审查进一步严格。很多博客类小网站苦苦支撑到全军覆没。个人体验08年之后网络审查就特别多了。09-10年谷歌离开中国。随后的流氓百度。。。。。。

听说过饭否吗？中国最早的微博，因为没有能力帮助审查，从07年开始至09年关掉的短命鬼。美团王兴的第一个创业项目。而作为乖巧听话的红顶商人渣浪微博登场。

可是这么一想，那时候的那么多新闻人，还怀揣着理想主义。社会还有这些讨论空间。那时是博客当道网络真的作为公共空间存在的时代。当时觉得不爽，现在想想只是那时候的黄金时代短暂且不够24K吧。

点赞后看，实在是有点长

@消极 #185999 你还别说，看他之前的发言记录，无论是批评pincong的，还是共产党的，还是习近平的，都和这里人差别不大。没人想到他实际上是个间谍。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注： 1，170年更正为近160年

2，关于出现在“万国公法”出现之前而含有“权利”的古文我重新翻阅了一下，它的来源有：

①《荀子．劝学》：「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

②《史记．卷四二．郑世家》：「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

这两者中的“权利”之意都指代“权力（或权势）与利益”

而指代“权衡利益”之意的“权利”的古文，我重新翻阅了一下，并没有发现有与此有关的古文，抱歉，这是我的错误，请各位读者见谅。

实时保供、及时保供、“统筹”保供……虽然这种事在意料之中，不过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对不公正麻木。

感谢你的分享。

“都在可破之列”：“文革”中的私产与公物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原文载于《悦读》杂志第38期。

“文革”中的私人财产

对私人财产的“打砸抢”，“文革”初起时的“破四旧”，是一次集中的展演。所谓“四旧”，见诸“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该文件中，“四旧”被表述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林彪当日的讲话中就有“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云云。此前已“抄家”成风，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甚至无需理由。凡此，均被宣称为“革命行动”。[有所谓“经租房”，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的原属私人的房产。“经租房”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未获解决。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新安江水电开发等大型项目中对私人财产的处置，或将永远湮没在历史岁月中。由此而被改写的家庭与个人的命运，是否还有回溯的可能？]1950年代农村土地改革中的分田地、分“浮财”与集体化，城市个体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尚有政策（也即规则）可循，“破四旧”则犹如战胜方放任军队肆行抄掠，是不设限、无约束的。被侵占、抄没的，大如房产，小如私人物品（由手表、现金、存折到书籍文物）。“私有财产制度”既为革命的对象，红卫兵的上述行动，即有了正当性。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艰难出台，所应对的，既有近几十年来愈演愈烈的强征土地、暴力拆迁，更有长期意识形态宣传中与“私有财产”有关的观念。此法的出台，本可成为解决诸种“历史遗留问题”的契机，却并未提上议事日程，很可能不在当局的考虑范围之内。

梁漱溟在“文革”后的回溯中，说到所经历的1966年8月24日的抄家，说中学的红卫兵“来势汹汹”，在其家“翻箱倒柜”，把除毛与马列著作外所有的书籍，“撕的撕，烧的烧”，将其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字画，梁本人保存的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统统付之一炬。把《辞源》、《辞海》扔进火堆时，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梁漱溟自述》页156—15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夏鼐日记》1966年8月26日，记考古所红卫兵查封其家图书、文件、存折、存单等（卷七，页23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陈白尘1966年9月的日记，说张光年被抄家时，“宋、元版书籍和宋瓷都有损失。”（《牛棚日记》页7，三联书店，1995）。

顾颉刚在1966年8月24日日记中，记红卫兵在其居住区抄家，“东邻金荷清（溥仪之姑母）抄出不少金条，吴瑞燕家扫地出门，西邻某家被抄后，其夫于夜中杀死其妻，而后自缢”（《顾颉刚日记（1964—1967）》第十卷，页516，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顾氏当年的日记，一再记所闻因抄没财产（尤其房产）、断绝生计导致的自杀（参看同书页548、553）。10月22日，记侯外庐家为“学部”历史研究所红卫兵所封，侯“住入门房，而电影学院之学生竟撕封条，毁坏其古物，复搜括其钱财，至于无吃饭之资”（同书，页549）。顾氏本人似较幸运，其所在研究所的红卫兵，闻街道居委会将抄其家，急来封房（按即加封条。同书，页519）；这种好意，顾氏后来才领会。由日记看，顾颉刚虽于1971年就被委以主持标点二十四史的重任，却直至1975年，单位才送还抄去的书画古物，且于送还前曾送至故宫，未为接受（《顾颉刚日记（1968—1980）》第十一卷，页350—351）。

吴宓日记则记有其“目睹心爱之书物不得取回，不胜伤心愤恨”（《吴宓日记续编》第八册，页124，三联书店，2006）。陈凯歌以为“抄家的用意，不仅使被难者在经济上无立身之地，也因旧物的毁灭在精神上失了寄寓。许多老人在抄家之后故去，就是精神被摧毁的明证”（《少年凯歌》页8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陈家也在被抄之列。当年的北京四中学生陈凯歌，一些年后回想那个日子，说自己眼看着被同学抄家，烧书，“没有想到说理或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他问自己：“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同书，页79）

“文革”过去几十年后，一些故事渐次浮出水面。苏州“过云楼”主人的故事，因2012年此藏书楼流出的书籍在拍卖市场上拍出了高价，才进入了媒体与公众的视野。由此人们知晓了此楼主人顾公硕1959年、1960年对珍藏文物古籍的无偿捐献，1966年“破四旧”中藏品的被洗劫，顾的被当街批斗与自沉。也是在此前不久，人们记起了无偿捐献其无价藏品的张伯驹，张1957年与“文革”中的厄难。较之文物古籍的命运，更令人动心的，是人的命运，一代人文的命运。这种毁灭性的洗劫与1990年代商业大潮中猖狂至极的盗掘、走私，使张伯驹、顾公硕一流人物终于成为古人。

文物古籍之劫，四五十年代之交即一度发生。吴宓1952年作旧体诗，有“旧文荡灭难藏壁”句，自注曰：“此间旧书，车载担挑，售与造纸厂作浆，每斤一二千元。”（《吴宓书信集》页312、313，三联书店，2011。按其时币值，“千元”即一角钱）时吴宓在重庆。1951年2月吴宓出于文化信念与职业操守，写信给其高弟、爱徒李赋宁，殷殷叮嘱以耐心地“守护其所学”，珍视、保存书籍，说“中国旧书，今方以废纸出售，大事销毁”（同书，页370—371）。1949年后的“载籍之厄”，岂不值得以一部大书记述？

“文革”爆发未久，就有关于损毁文物、抄家中没收私人财物（包括现金、存款、公债、黄金、金银饰品、银元、图书、字画、文物等）以至“没收私房”、没收其他财产，“打死”、“赶走”人数的统计。因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战果”，或较为可信（参看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181—182所引材料，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据何立波《“文革”初期的破“四旧”风潮》一文，“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十一点四万多户被抄家，粗略统计，仅抄走古旧图书就达二百三十五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三项近四百万件”，大批字画、古籍被焚烧；“北京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文物竟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被毁”（《思想者》杂志2006年第3期，页109）。当然是对“部分地区或部门”、“部分成果”的“不完全统计”、“粗略统计”。“据不完全统计”是一种留有余地的说法，却未必意味着会有较为“完全”的统计。

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演变为国营，数十年后部分国营又演变回私营，此“私人”已非彼“私人”。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受益者，正无需知晓谁是那一企业曾经的主人。而“破四旧”的红卫兵小将不但仇富，仇商，而且仇及小商贩及其他个体经营者。顾颉刚1966年9月5日日记：“凡私人营业，如磨刀、补鞋之微亦在制止之中”，“房租、定息、金银珠宝，皆不许私人有所沾濡”（《顾颉刚日记（1964—1967）》第十卷，页526），以此“杜绝资本主义及修正主义”。顾氏记某牙医私人营业，因技术高，曾门庭若市，“文革”中，“家产全部被抄，亦不给以医院位置，其生活遂困顿若乞丐，向人借数元以自存”，顾氏说“此单干者之下场也”（同上，页546）。

仇富所激发的既有破坏欲，又有占有欲——“革命行动”由此而变质。196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就针对了红卫兵抄家物资不上交，抄家物资原物遗失或损坏，贪污、盗窃查抄财物、私自查抄财物等现象，大可相信有关现象的普遍性。将“抄家物资”据为己有（即私有），无疑是对革命纯洁性的败坏。其实假借大义遂其私欲，亦古往今来“群众运动”中的常态，“文革”不过提供了近例而已。

违反“一切缴获要归公”的“革命纪律”，侵吞抄家物资，上下皆然。康生囤积大量文物即一例。“文革”中随处可见阿Q式的“革命”，以证阿Q的子孙绵绵不绝，鲁迅作品持久的生命力。当年的红卫兵徐友渔，看到那些有资格去抄家的同学，“一般左右手腕上各戴一只手表，甚至戴上一排”，“女同学身上有许多别致的绣花手帕”（《我在一九六六年》，徐友渔主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34，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较之康生之类文物大鳄，实属小巫。“牛鬼蛇神”的财物、私人物品自然更不受保护。当时的北京四中学生刘东，事后写被该校关押的“牛鬼蛇神”，“手中仅剩的财物，成为红卫兵巧取豪夺的对象，有的‘借’手表，有的‘借’自行车”（《亲历者的见证》，北岛、曹一凡、维一主编《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页15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陈白尘在日记中记“×××之流在抄家时，首先索取的书则是《金瓶梅》，在好多人家亦都如此”（《牛棚日记》页7）。想必觊觎已久，至此收入了囊中。

1984年7月6日，中共中央落实政策小组召开扩大会议，要求清退“文革”中查抄的物资，开放存有查抄物资的仓库（包括文物仓库），物归原主；退还“文革”中挤占的房产。此前的6月14日，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就起草制订了《关于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遗留问题的意见》。此后落实政策，退还了抄家中被没收的部分私人财物——确也往往是“部分”。也如历次政治运动，仍然有“遗留问题”。直至2012年，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之孙申请公开“文革”被查抄文物清单，被有关部门挡在门外（参看《南方周末》2012年4月12日A8版《“为什么我家的财产我不能知道”》）。有力的后人尚难讨得公道，何况不拥有特殊身分地位者。但也较少听说有追索不已者（“多么好的人民！”）。劫后余生，多半都没有了脾气，何况又有“身外之物”之类古训。劫夺据有他人财物，也如施暴致死致伤，事后均难以追究，也不鼓励追究，有些甚至无从追究。

1950年代合作化中对农民“地权”的处置，是近年来“土地流转”必须面对的难题。城市土地的国有化，有其演变过程。1982年宪法第十条第一款“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此种表述不见于1954年宪法。法学界人士认为，这种增改源于“文革”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参看程雪阳《重新理解“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一文，刊2013年7月18日《南方周末》E31版。杨俊锋《现行城市土地制度的来龙去脉》一文说，“最早主张一次将城镇土地全部国有的，是‘文革’开始后1967年11月4日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亲历者回忆，当时‘革命群众’高呼‘不交出土地证，砸烂你的狗头’！并将收缴的地契上缴甚至直接付之一炬。不少人主动将土地证上交。”刊2012年7月12日《南方周末》E31版。]上述涉及产权的政策、条款，在近几十年的征地拆迁中，一再成为“群体事件”的诱因。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视“恒产”、“恒心”的古训，以出诸“权宜”的考量为大经大法，对公民权益造成了无可补偿的损害。近年来关涉“土地流转”的政策讨论，隐含了有关“合作化”的反思。凡此，均证明了有关话题在“脱敏”中。这真的是好消息。

“文革”中的公物破坏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的“造反行动”，首当其冲的，就有中小学的教学设施，与城市的市政设施。事后看来不免令人诧异的，是在持续十几年的“爱护国家财产”、“爱护公物”的宣传教育之后，青少年竟如此轻松地越过了这条底线。

有人写到所见“破四旧”冲击下的国营商店，“丝绸被扔在地上，踏在脚下；各种化妆品，被丢在大街上，甚至连痱子粉都成了资产阶级的奢侈品”（穆静《坐“革命车”所见》，者永平等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页382，远方出版社，1998）。在当年，这更是道德的清洁运动。将奢侈品倾倒在马路上恣意践踏，所践踏的，是被认为“不正当”（即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抄家者据为己有的，却正有高档消费品。

“文革”初期曾一度在“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王广宇说，外地红卫兵发给“中央文革”的电报，有“长达几米的电报纸”（《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办事机构》，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页5，红旗出版社，2009）。所谓“慷国家之慨”，此之谓也。超常的电文或被认为足以彰显“小将”的气概。

“慷国家之慨”的，更是最高当局。到1966年11月底，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全国各地师生与红卫兵，人数累计达1100多万人次，财政支出之大，仅凭常识也不难想象。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据上海市关于“大串联”期间钱、粮出入的清理情况认为，“借东西要还”的正常的道德判断和社会情感还存在，而“迟还”、“不还”也证实了“社会集体心理已发生的蜕变和扭曲”（上册，页154，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与“大串联”有关的账单，免费交通、提供食宿、发放衣被，不过是大项，其他杂项支出尚多。据金大陆同书，大串联期间，上海方面向外省市接待单位所借“预计粮食一千万斤以上，现款也有几百万元”；同时，上海市向外省市师生借出粮食二千万斤，现款五百万元。一向务实高效的上海，于1967年7月曾由市革委会启动“清理大串联钱粮物往来工作”。“据当时的统计数据，上海已收到各地转来的单据‘计有粮五百万斤，款三百余万元’。后现金单据又增至‘四百万元’”（上册，页150—151）。至于由“革命串联”演变为免费旅游，或旅游并购物，由该书所引上海一地的有关文献，不难推知其他（参看同书，页68）。]对“大串联”由物质方面考察，金大陆该书提供了一个样本。陈徒手依据档案，考察当时北京的市政机构应对此种非常情势的诸项举措，也涉及了丰富的物质细节（《红卫兵大串联北京接待记》，刊《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12期）。当年的工人陈益南在其回忆文字中，写到了京城邮电招待所“文革接待站”的慷慨：借钱手续“非常简单”，无需证件，“你要借多少，他们就发你多少”，而与他同行的工人则尚能诚信，即如不填假名字，过后还款（《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页7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由此亦可觇世风。这类物质层面的事实，或将被继续披露，以还原这段历史的样貌。

至于“大批判”的物资消耗，至今尚被忽略不计。金光耀说，仅1966年6月份，复旦大学仅贴大字报即用糨糊七千斤、白报纸五百令，墨汁则是成桶成桶购买的（《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书城》杂志2014年3月号，页84）。顾颉刚在1967年5月18日的日记中提到，由儿辈处得知，有人统计，由运动开始到当时，仅北京一地，“所用于大字报之浆糊纸张，已达十二亿（元）”（《顾颉刚日记（1964—1967）》第十卷，页673）。其时尚没有“公共财政”的概念，只知有“国家财政”，而“国家”略等于党和政府。如若想到“文革”时期农村地区的贫穷，那种一掷千金的气概，不能不令人慨叹。“文革”随处可见的对“公共财物”的挥霍，也是一种“教育”，足以抵销此前“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而有余。

至于派仗中工矿企业停工停产，大规模武斗中军工企业为“群众组织”提供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包括“援越”物资）被哄抢、“征用”，损失尚未见统计数字。“文革”的“经济账”也如“政治账”，迄今未得到充分的清理。

私人收藏既如上文所说，“国家文物”也在劫难逃。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北京师范大学群众组织对孔府的“造反行动”。由此开启的盗掘、走私，“文革”后愈演愈烈。文物的破坏与流失，损失之钜，较“破四旧”更有过之。

横遭洗劫的，尚有各地各级图书馆。“文革”中在成都的解全，说武斗逐渐升级时，该城的某处竟出现了一个“自由旧书籍市场”，其中出售的，就有红卫兵抄家抄来的书，从各种图书馆偷来的书（《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154）。张戎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关于这个“书籍黑市”及其间进行的交易，有更细致的描写（参看该书中译本页298—299，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顾颉刚1967年3月19日，见北京图书馆、中国书店、故宫博物院、科学院图书馆、历史博物馆诸文化机关造反派共同署名之大字报，“劝人们保护古书及字画，勿事毁坏，俾得留存精华，批判糟粕”（《顾颉刚日记（1964—1967）》第十卷，页640）。可惜的是，这种清醒、理性的声音，在“革命”狂潮中总显得过于微弱。

有趣的是“文革”回忆者叙述当年偷书经历时的轻松坦然，似乎一致如孔乙己似的以为“窃书不能算偷”，至多不过“雅贼”的行径。“文革”中北京四中的学生曹一凡回忆说，当时自己所拥有的书，有些是同学由图书馆“顺”来的；“到别人家看到如意的，顺手牵羊，没有偷与被偷的概念”（《留在北京》，《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页352）。当时武汉的大学生鲁礼安，也说自己“文革”中不止一次扮演过“梁上君子”的角色；除因买不到、借不到书外，也因认可了孔乙己的那套“歪理”（《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页228）。这应当是鲁迅写作《孔乙己》时始料未及的。

游戏态度不止在偷书之时。上文提到的曹一凡的回忆，还写到为进北京图书馆而涂改介绍信，为“逃避上山下乡”制造疾病对付体检，画假月票乘公交车等，均如顽童的恶作剧。插队期间我也曾跟了几个知青无票乘火车，还记得被检票员抓获时的狼狈。“文革”中的上述“青少年亚文化”中的破坏性，“后文革”时期继续发酵，也值得作为考察的题目。对规则的蔑视、对界限的逾越，多少出于玩世心态：以乱世为不值得郑重对待、不妨和光同尘的那种态度。

有当年的红卫兵说，“我们砸毁了除思想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东西”（《流在心中的眼泪》，《那个年代中的我们》页443）。另一位也说，“那会儿好像除了思想，其余都在可破之列”（《剃过光头》，同书页440）。“其余”，就包括了公德。说“砸毁了除思想以外……”也并不准确。对于“文革”这一运动而言，最要“砸毁”、破除的，不正是除某种思想外的“思想”？

这一时期演成风气的公物私用、私有，远不止此。有人说他所知“文革”中的逍遥派，“养鱼的从工厂偷回角铁、玻璃、腻子等物做鱼缸；养鸟的从单位偷回铜丝铜条制作精美的鸟笼子；养花的花盆不是从单位拿回来的，就是直接去公园看哪盆花好就将它搬回家中。”（关圣力《屠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页20）。另有人写自己所见本厂工人盗窃“国家财产”，“开始时还仅仅是小打小闹地偷着干，比如，把车间的墩布的木把卸掉，把布拿回家扎个墩布自家用；比如当时车间里报失的工具基本上是钳子、改锥和钢锯。工人们一上班便开始忙乎，有人用有机玻璃做香烟盒，有人用不锈钢做勾针讨好女人，有人做各种样式的带小孩用的自行车座，有人则为安乐小屋做台灯。”“后来，工人们的胆子更大了，开始做菜刀、宝剑，做木工工具，做大型鱼缸，做自行车，做家具，做门窗，做沙发，更有甚者，连厂里的暖气片和钢板、盘条大宗大宗地往外搬。开始还偷偷摸摸地掖着藏着，后来就顺着围墙往外扔，再后来就公开地搬运。有的单位，司机、库房管理员、门卫、搬运工串通一气，明目张胆地从工厂大门向外运货，成吨成包的钢板、木材、水泥流到黑市上，流到了地上，流到了自己的钱包里。”（方继红《公物还家》，同书页462—463）“文革”前严于公私之辨的风气中，上述“公共财物”即使不能说“神圣”，亦绝非普通百姓所敢觊觎。“工人是工厂的主人”的宣传，“文革”中竟以此种方式落到了实处。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说，“所谓‘全体人民的财产’在本质上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说法而已，它根本没有说明经典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的实际产权关系”（《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译本，页69，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说穿这一点，在中国至今仍然需要勇气。

农民对于“集体财产”的态度与此相似。杨绛《干校六记》写到干校所种粮、菜及其他物品为当地农民劫夺。我所在村子里的村民，收甘蔗吃甘蔗，收芝麻则连吃带拿，大把大把的芝麻粒儿往嘴里填往衣袋里塞；甚至生吃茄子，凡能“入口”的无不吃，公然坦然，集体/个体界限几不存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自古已然。想到当权的大奸大恶，眼见得乡村的贫穷，这类损公肥私的行为，确也只能算是小小不言。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盗窃、破坏“国家财产”已滔滔者天下皆是，无从遏制。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援引其他人的研究，说“中国型的个体与公共的特点”，在“被认做‘公’的这个‘关系’的基础，在于各个人的‘私’的实利、实益，而在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个个竞相表现著很强的自我意识”（沟口雄三《公私》，《重新思考中国革命》页60，台湾社会研究杂志出版，2010）。“文革”中的上述现象，是否可以为这一种论述提供注脚——尽管是太过极端的注脚？

舆论稍稍放开，尘封已久的某些往事开始浮出水面。有人写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参看2011年第11期《文史博览》钱钢所撰文），是那种惯将丧事当喜事办的官方“舆论”刻意规避的。由该文看，抢劫者公私通吃，无所不敢抢。该文还引用了有关的统计材料：关于地震期间唐山民兵查获的被哄抢的物资，包括粮食、衣服、布匹、手表、干贝、现金等等。

“文革”期间的上述乱局，“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里仍在延续：由盗窃城市街道的窨井盖、护栏、电缆电线，到铁路、公路沿线对运输物资有组织的哄抢，到输油、输气管道上的油耗子、气耗子，到国企“改制”中对国有资产的鲸吞。至于公然当街兜售可供报销的“发票”及其他单据，商场为购买私人物品者开具“办公用品”报销凭证，更是司空见惯，人们也恬不为怪。城市居民的偷水偷电，则防不胜防。由此看上去，发生在“文革”中工厂农村的公物私用、化公为私，其意义之严重，更在某种价值观、普遍道德规范的崩解；而那种价值观、道德规范，是1949年之后辛辛苦苦营建起来的。应当说，“文革”中一再批判“经济主义”、“物质刺激”，不涨工资，取消奖金，“顺”一点“公物”，不失为自我补偿、救济。用了“文革”中流行的“大批判”话语，此之谓“反其道而行之”。但这种逆行是破坏性的，破坏的种子就埋藏在“无私”、“灭私”的极端道德化的水土中。一旦遭遇另一种空气、湿度，顿时萌生以至疯长，溃败到不可收拾。由“灭私”，到直截了当地将“公物”、“国有财产”据为己有，其间几无过渡。回头想起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儿歌，“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路边有个螺丝帽……”，你不能不惊叹短时间内世风之转移。当着盗卖窨井盖成风，一分钱和螺丝帽的故事不能不令人失笑。

极端的道德化引发的反弹，对于社会伦理的破坏，是“文革”后尤其1990年代后“社会溃败”、“道德失守”的远缘——倘若将无序的“市场化”视为近缘的话。公私界域的损毁，成为“文革”后的社会治理的难题，亦属“‘文革’遗留问题”，至今并未得到解决。

公权、私权互为依存。抹杀私权，公权亦将失据。侵犯私域、劫掠私人财产，与破坏、占有公物，看起来更像是一体两面。有必要追问，一个不尊重私域、任意侵夺私人财物的社会，有没有可能培养“爱护公共财物”的“公民道德”？

我在其他处写到了“文革”后对珍视个体生命的意识的重建（或更是“新建”）。重建或曰新建的，也有关于个人权利的观念，包括个人的隐私权，财产权，等等。重建（或曰新建）之艰难，由一些年来围绕“物权法”、“刑诉法”有关条款的激烈争论、持续博弈，即可约略知道。仅由此一端，不也可证“文革”尾声之漫长，走出“文革”之艰难？

4月份时，我所在城市出现病例，随后社区发布通告招收志愿者。

当时封闭情况很严厉，全市的物流和客运停止运营，而且店铺强制关闭，转瞬出现了物资缺口。

我看到社区通告中的志愿者招收信息中的待遇还不错，为了一口吃的选择报名。

而即便是这类“志愿者”，也是家里打了招呼之后才进去的。

社区给我分配到了一线，具体工作内容就是体力劳动，敲门行动，社区记录上报。

一天倒半班，刚开始是早上6：00到晚上5：00，后期是晚上5：00到早上6：00。

我所在小组里的小组长是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女性，46岁，丈夫在公检法司工作，具体职务不详。

按照保供物资安排，她在保供顺序的第5个，保供内容包括：时令蔬菜，猪牛羊鸡，水产海鲜，调味品，米面粮油，干货。属于实时保供（缺什么就说，说了第一时间送到）

在她之上的是街道党工委书记/副书记及家庭成员，街道办事处主任/副主任及其家庭成员。和住在社区辖区内的官员家属和退休干部人员及家属。

在这一档之上，都是实时保供，24全天候服务的，没有任何收费。

实时保供之后就是及时保供，也就是急需物资保供，这类保供多是在社区内的事业编制人员和关系户，他们和普通家庭一样也是需要购买蔬菜包，但部分水产和个别冷门物资是买不到的，购买价格也非常便宜（青椒6.99一斤）

及时保供之后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统筹保供，除了基本的米面粮油之外，蔬菜包价格是很贵的，且没有选择权利，蔬菜包的组成是随机的，以耐贮蔬菜为主，包含少部份时令蔬菜、水果，价格非常高（128到498）之间。蔬菜包里没有肉。

我在社区多数时间的体力劳动都是搬运这些保供物资，除非人手确实不够的情况下我会接触到高级物资的配送。

组织居民核酸的场地布置，一米间隔规划，场所码摆放和发放检测证明卡都是我们来做。但实际上还是特别密集的聚集做核酸。

社区领导组织也组织我们开会，喊口号，摆拍照片，这些都是作为宣传材料准备的。

敲门行动就是挨家挨户实际检查，看看到底住了多少人，都叫什么名字，身份信息是否能对应。这个是只针对普通人的，当官的不会被敲门。

疫情防空指挥部发放的通行证也是我们去取，然后我们给送，领导们开车出去玩的必须证明。

志愿者每天是管一顿饭的，盒饭也是我们自己取，在班的领导们吃的是饭店做的，我们吃的是机关食堂做的。

按照授权，志愿者有权力做紧急事件上报（报警抓人）因为有执勤条子在社区。期间发生了一次冲突，起因是白耗子要求老头回家取身份证，因为老头拿的是健康码截图（不会操作手机），白耗子说我来帮你弄被老头拒绝，老头说我有码就扫这个就行，然后白耗子就生气了，勒令要求老头回家取身份证（伸手推搡，想把老头拽出队伍），老头就跟白耗子打了起来。白耗子叫了巡警给老头抓走。但是没过两天老头又来闹了，因为他要买菜没人搭理他（白耗子报复），最后领导出面解决了顺便拍了照片（宣传材料）。

就写这些吧，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民间流传江在位时，农村遍地癞蛤蟆，江泽民外号江蛤蟆，退位后癞蛤蟆绝迹，认为江是蛤蟆转世（我觉得是胡扯）

我个人更认为江时代后期大搞经济捞钱，导致土地河流已经一定程度的污染，加之农民外出打工潮，土地荒芜，导致癞蛤蟆的生存环境的恶化，所以癞蛤蟆才会绝迹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