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树 #189545 谢谢评论。不过我不想花时间讨论那些属于意识形态或者政策范畴的东西。因为那些都不是我这篇文章的目的。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警告人们川普的巨大破坏力。引用Liz Cheney昨天在里根图书馆讲话时的话:“川普是美国面对的最大的来自国内的威胁。”这种威胁远超出左右之争。引用另外一个共和党议员的话：“实施坏政策不会毁掉美国，但torturing宪法却一定会毁掉美国”，这是千真万确的，而torturing宪法，正是川普2016年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国会暴乱后更为变本加利在做的事情。如同我在文章中强调的“如果川普的欲望不能得逞，不把这个国家推下悬崖，他是不会罢休的。”（也请注意，Liz Cheney的保守主义立场，比任何保守势力人物都更坚定。但她知道，抗击川普，早已超出左右之争，她更多忧虑的，是这个国家的安全，从而，历史将铭记下，她是美国最终得以摆脱川普的最重要的人物。）

善意提醒你一句：请不要用“黑命贵”这几个字（我相信你在使用时并未考虑这几个字的含义），这几个字所包含的歧视黑人的心态的歹毒，实在是华人的耻辱。

他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是一个没有观念只会搬运的程序

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没什么问题啊，因为追求自由而把自己送进监狱岂不可笑

原文：馮睎乾十三維度 FB

今日是林郑月娥任特首最后一天，循例也要祝她未来人生继续“精彩”，挑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迎难而上永不言倦，直至长命百岁。昨晚偶然看到她两个英籍儿子的新闻，毫不意外两人都身在西方国家，幼子林约希在法国研究数学，长子林节思则在爱尔兰唸古典文学博士。 记得两人本科跟“林手足”爸爸一样，都是唸数学的。林节思是剑桥大学数学系毕业，老母被委任为特首之初，曾在北京任职小米营运经理，2019年传他辞职，负笈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修读古希腊哲学，之后再无消息。想不到他今天已在攻读博士，还要是跟数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古典学（Classics），令我有点意外。

西方所谓古典学，即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文学。二十世纪之前，这类古典是欧美教育核心，学生自小就得学习，甚至背诵，像从前中国人背四书五经。德国大数学家高斯年少时，数学和古典语文同样出色，曾左思右想，到底该投身鑽研数学好，抑或古典学——幸好他选择数学。不是说古典文学无用，而是以高斯的天资，唸拉丁希腊文的话，当时欧洲不过多了一位精于校订古书的博雅学者而已，成就肯定远不如他研究数学。

然而今天林节思弃数学文，又所为何事呢？在网上看他的研究范围简介，是“荷马诗颂如何融入希腊化时代诗歌（the reception of the Homeric Hymns in Hellenistic poetry）”，他最有兴趣考查的，是荷马诗颂的两大主题，即“溯源学和人神关係（aetiology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ds and humans）”，怎样被希腊化时期诗人化用到诗歌中。

对于不熟悉古典学的人来说，以上简介即使翻译成中文，恐怕也意义不大。我尝试用最简单的方法，解释一下林节思在研究什麽吧。“荷马诗颂”虽有荷马二字，但作者并非古希腊两大史诗的集大成者荷马，而是一群活在公元前七至五世纪的佚名吟游诗人。

古希腊人在吟唱短篇史诗或长篇史诗折子戏前，习惯先讚美一下神明，这就是“讚歌”，它尚有一正式名字，叫“序曲（προοίμιον）”。荷马诗颂，就是包含了三十多首献给神明（如太阳神阿波罗、爱神等）的序曲集，这些序曲长则数百行，短则数行，加起来篇幅不大，且早有英译。

林节思研究的，就是这系列创作于公元前七至五世纪的古希腊诗歌，如何被公元前四至一世纪（所谓希腊化时期）的希腊诗人（如Callimachus、Apollonius of Rhodes、Theocritus等）诠释，并化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这样的研究，打个譬喻，就像考察宋代江西诗派如何受杜甫诗影响一样，可说是书斋学者的离地玩意（但我不认为这一定是没有用或没意义的）。

顺带一提，荷马诗颂也跟古希腊一些节日和秘教仪式有关，林节思感兴趣的所谓溯源学（aetiology），大抵是研究这些仪式怎样由诗颂内容衍生出来，这主题在希腊化时期诗歌中又如何发展变化之类。解释到这里，相信已足够让大家明白林郑的长子在唸什麽吧。

6月20日林郑月娥接受访问时，提到自己“最仰慕的人”就是两个儿子，更大讚他们“有主见、独立，在学术方面各有追求。”撇开老母不谈，看林节思研究的这些纤尘不染的冷门学问，相信他的确有独立思想，不是那种庸庸碌碌争权逐利之徒。林家的男人，跟那个声称爱看习语录的郑月娥，显然是两个世界的人。 然而这几位男儿，品味那麽高雅，学识那麽丰富，思想那麽独立，到底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或妻子呢？林氏兄弟躲在书斋和研究所神游古今之际，可有想过自己生长的城市，正被老母折腾到天翻地覆，而无数像他们年纪的年轻人，正因为林郑的存在，或失学，或坐牢，或流亡呢？

看见林节思，不禁想起同样在剑桥大学毕业的邹幸彤。昨天邹幸彤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再次要求控方披露自己是哪个“外国组识的代理人”，让她能准备辩护，“获得公平审讯和洗脱污名的机会”，但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泉却说，控方没责任披露所有资料，拒绝邹幸彤的申请（注1）。一个人连被控的详情也无权知道，这种社会，就是林郑留给大家的香港。

有这样的老母，造了这麽大的业，而仍然有閒情逸致研究古希腊文和高等数学的，若非刻意逃避现实，就是一样的麻木不仁。近日得悉有朋友将赴都柏林圣三一唸书，我忍不住恭喜他，更不忘叮咛他任重道远：“希望你到时碰上林节思，能够对他老母致以最深切的问候，拜託！”

这个锅竟然能甩到中共头上

从习主席的各种改革来看，目的是为了政治更稳定，然而有没有成功呢?到底是更安全还是更危险了呢?请说下你的看法

@ZEROHOUR #189555 建制派又不是傻子

长江流域有铜矿、铁矿，而且便于开采。此地很早就发展出稻作文明，养活了大量的工匠。所以自古时起，那里的冶金一直很强

“中国最早普遍使用铁制兵器的地区是吴楚地区”这个问题本身值得推敲。

上古铁制品主要分为两种：陨铁和人工冶炼的铁。楼主把最早和普遍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不太严谨。在这里我们暂且定义，人工冶炼就算是“普遍”了，毕竟陨铁无法“普遍”。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制兵器是在河北藁城出土的商代铁刃铜钺，是用含镍约6-8%的陨铁锻造成刀刃后，跟铜钺铸接而成。这说明在商代中原地区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锻铁和铸接技术。但这个文物中的铁是陨铁。

楼主所说的“中国最早普遍使用铁制兵器的地区是吴楚地区”应该是比较早的说法，比如在江苏六合东周墓、湖南长沙的识字岭楚墓发现的人工冶炼铁制造的铁器。

然而，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最早的人工冶炼铁考古遗址是河南三门峡的西周虢国墓，在那里出土了多个铁制兵器。此外，在陕西韩城遗址、山西天马、河南新郑、洛阳等地，还出土了多件春秋早期、中期和晚期以及战国时期的铁制兵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最早使用铁制兵器的地区是中原地区。很遗憾地说，楼主的问题的前提并不成立，也就无所谓“为什么”了。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189550 听说那些“建制派”在国安法下来以后，很多也逃离香港了，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不知道我是不是多疑了。现在没有动静应该是一种战术的变化，和缅甸类似，刚刚政变的时候市民大量上街游行，现在也慢慢平静。

表面上平静，里面却在慢慢散布反抗的种子

@Wolfychan #189230 那要看怎么定义“强占”了，大清所有的被割让土地，都是打输后签条约割出去的。在清国领土上打的仗，打输就要割让领土。是故民众始终对条约，甚至是签约的清政府表示不满，认定为“强占”。因为民众心理耿耿于怀，所以中国一直致力于收复被割让的土地。民国时期收复了一部分，共产党收复了港澳。虽然我不喜欢共产党，但还是要说“强占”二字不是共党发明的。当然，因为共党腐败，导致香港民众宁做英国子民，而不愿回归中共国，那又是另一个话题。建议港人不要在条约上抠字眼，尤其是面对共产党，否则略显迂腐。你们想自由，最好的方式是加入全球反共华人，一起齐心反中共。不要学品葱那帮人没事去“辱支”——哪怕你不想做华人，也不要去辱华。假如反共群体离心离德，中共则渔翁得利。

根据长沙、南京等地发现的遗址看，吴楚地区早在中国春秋时期就开始应用钢铁制造兵器，但中原地区广泛应用铁器作为兵器则是战国时期。

没有人不怕死，你把习近平领出来往死里揍，关几个月小黑屋，你看他还嘴不嘴硬！

你把三千万共产党员关进黑监狱慢慢折磨，你问他还敢不敢说共产党好？

你試試手無寸鐵吸著隨時間令你喉嚨和眼睛越來越痛的濃濃催淚煙，和隨時能打盲你雙眼的「非致命」彈頭、打爆你頭頭的警棍和拿著這些武器（甚至有AR-15）滿心男殺女姦的綠色物體只差一塊一寸厚的水馬，然後你他X的還突然想起自己沒有護目鏡只有眼鏡，自己還連殺雞都不敢看？說難聽的，你行你上啊，坐牢了記得叫我寫信給你，和幫你開個海外戶口申請津貼（但是應該輪不到你）。

實力差距就放在這，再硬碰多數人都知道只是徒然浪費自己精力而已。

不是說香港人沒錯（很多地方都錯得離譜），但是你叫一羣技能樹多數都全點到商業和（少部分）文藝上去的守法良民能在幾個月之內發展出和專業的紀律部隊相等的武力，同時知道自己是一個需要團結和付出的民族，港府任何法律都不是事，本身就是奇蹟。

至於武漢肺炎，有說是中共故意放出來的，吃準港人只要合理就會習慣性守法的性格，和2003年沙士大流行的心理陰影。當時港府還故意不採取行動阻止疫情擴散到全世界，為此，醫護罷工，一個本來已經流亡的勇武組織九十二籤還回港策劃炸彈襲擊，只可惜事敗被捕而已，記憶所及，我記得至少其中一個成員被捕當晚還被打斷了腿，要拴住拐仗上庭，視力也好像因這種暴力對待受損。

記得根據當時的報導，提堂那時，那位手足即使法官叫他可以坐下，他仍然選擇拴住拐仗站著聆聽，而警方也沒有成功從他口中取得證供。

另外，如果全都潤了不就讓中共借機殖民清洗人口嘛，中共就是想要香港沒有香港人，然後就可以把香港據為己有，而不是像現在一樣來訪也要夾著尾巴怕到不行，所以全都潤了恐怕也不是好事。不過如果實在無法阻止中共清洗人口的話，我建議反賊都搬過來，總比被小粉紅清洗好。

不是的，镇压在19年下半年已经有成效了。认为香港人因为怕肺炎而放弃了斗争显然是不符合香港实际的。事实上，勇武派只有那么多，挑头的硬茬被抓进去了，剩下的就好对付了。

香港人抗议的失败根源还有一个，就是香港人很多不满其实是和GINI有关的，这点中共同路人经常指出来。具体说来就是香港的上层虽然对中共的某些政策不满，但是他们不愿意撕破脸；而下层的人搞“鱼蛋革命”又得不到上层人的支持。

凉州人

@中华龙鸟 #189547 好顶赞

哪個省？東突厥斯坦！

@太阳能 #189526 如果反对共产党的候选人当选市人大代表，会导致民主制度全面崩溃 如果一群拿不出血汗钱的农民围在县政府大楼门口，拿着镰刀锄头下跪，就是被煽动参与暴乱 我觉得你说话倒很像朗诵诗歌梦话，从中国县公安局的通报模板里换几个名字，就可以套到美国头上。

川普是美国选举制度下产生的总统，如果对川普执政不满意，就在选举中击败他。这是任何美国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抛开执政理念、执政方针的具体讨论，盯着川普本人进行攻击，当然是自由派迁怒于川普的表现。如果自由派倡导的理念深得民心，川普又怎么会当选？

自由派的宿命是啥？自由派的主张，都是把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的：加税，环保，控枪，平权，接收难民，最低工资。。。这些问题都有一个致命的死穴：己所不欲。

假如别人不愿意加税，给你加税好不好？假如别人都喊口号要环保，钱你来出好不好？大家都想控枪，但都不缴枪，要不你缴枪做个表率吧。

既然靠民众自发的决心无法实现，自由派只有求助于政府，求助于权力。让政府规定董事会必须有女董事，富人必须多交税，农场主的土地怎么支配要大家投票。。。

请注意，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如果自由派这样玩火，最后无非是一拍两散。我回迈阿密，德克萨斯继续蓄奴，继续持枪自卫，继续当地主。联邦政府政令不出华盛顿，或者最多还有个加州。你们自由派自己玩去吧。

我用生命保证这个投票是安全的。

https://xoyondo.com/ap/lW0QuHa2GWfgL0Y

@钟明 #189487 我可以断言美国民主制度注定走向失败，是讲趋势。当然现在为时太早。因为美国纳税人口超过50%，是发达国家中比例最高的。然而如果任由联邦政府扩张，美国民众失去自力更生的动机和土壤，比如没有工作就领失业金度日，那么实际上是走的美元全球购买廉价劳动力产品的老路，进一步加深美国的帝国化，最终难免要步罗马帝国的后尘。

说到底，民主只是保卫自由的手段，应该追求自由而非民主。如果产权明晰，就不存在所谓公共财产，公共事务，也就没有民主的必要。专制是民主的敌人，但不是民主的二元对立物。所以杜绝川普这样的蓄意推翻民主制度的人物，而不去恢复私有产权边界，不去壮大自发秩序小团体，和大政府抗衡，是治标不治本。我更担心，比川普更极端，更有野心的人不在少数要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用拜登赶走川普，然后幕后有人用强力手腕把拜登变成傀儡，和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应外合形成独裁者联盟，那岂不是暗无天日？

美国教会极右势力，不会把这个国家引向政教合一的道路。欧洲历史可以看出，宗教是超主权政府，和各国王室政府同时存在，则平民百姓有多一个选择，一定比没有好。晚清的知识分子，怕大清可以躲到租界，怕洋人可以找军阀庇护，是最自由的。日本的和尚庙，可以抗官府税收，逐渐笼络民众，培养兵丁，成为武士的萌芽。美国教会的力量不是过大，而是过小，非但无法做到政教合一，连庇护教民免遭政府法令、税收的掠夺都做不到。当然教团成员的自由肯定比城市无产者要大得多，我理解这才是抹黑教会的真正原因。

至于你说许多人恐惧，美国教会极右势力。以一个普通的美国民众来说，每天上下班，购物，接孩子，在家生活，最恐惧的是什么呢？黑命贵暴力抢劫，非法移民暴力抢劫，警察滥权无故骚扰，街头混混惹事生非，美国教会极右势力无差别射杀？这么多威胁总可以排一个序吧。

你的观察力大家都很支持，如果你愿意，可以也观察一下2047论坛，这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圆滚滚小熊球球 #189476 不是我极端，只是你之前批评大纪元支持法西斯，要表明大纪元是个极端主义的媒体而已

@IronStar21 #189509

"一月六衝擊確實是失控，以至於川普本身都發視頻勸阻不要用暴力行爲。"

-他的视频我是看了，但这是他后来的视频了，可他之前是在twitter上面不停的要求人们一月六日去国会的啊

“郵寄選票很难查出问题”，

-如果邮寄的方式法律规定有效，那它就是有效。

“公務員永遠偏向大政府，這樣就可以喝茶看報紙掙大錢，也就是民主黨的思路”

-这句话过分了，在美国搞阶级斗争啊。

“很多時候是群體影響”

-我不同意，因为即使按原来方式，一家人也会商量好了去投票，一家子都投一个人以前也发生过。

@SuperMild #189539 没看清楚题目，改了。

吃软怕硬与欺软怕硬不知道是不是近义词。

我不太理解吃软怕硬的意思，但欺软怕硬的意思很清晰，主要是指欺负弱小，而不是不敢反抗。

香港人没有欺负别人，因此欺软怕硬用词不妥。

我在现实中不敢反抗，因此我没脸说别人吃软怕硬。

我逃跑逃得像条狗一样，我没脸嘲笑反抗过被打回来的人。

另外，把不畏强权之类的高帽往别人身上扣，是很常见的、也很恶劣的讨论方式。

其实香港人的怕硬在国安法通过之前就表现出来了：

2020年初covid-19疫情爆发后，从“反送中”一直持续到那时的抗议游行便戛然而止了，这说明在香港人看来，中共的可怕程度还不如一个死亡率不到1%的传染病。反观美国的BLM，即使在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消停。

我甚至还一直有一种感觉：共产党就是看准了香港人这一点才通过了国安法。

我认为蒋最大的问题是对共产党、共产主义为反而反，以至于把国民党自己的根基也给挖了，使其一放弃统治之后就衰落，一直衰落至今。比如说在红军过大渡河时想让川军像灭太平天国石达开一样灭之，退到台湾后更是崇拜曾国藩，但是国民党前身同盟会不少元老就有太平天国认同的，这么一来，人家就投共了。还有我上面说的支持印尼排华，关键是同盟会闹革命时也有很多东南亚华侨支持，这么一排，反而让更多人建立了中共国认同，后来改开，大陆稍稍放松，这些人就去踊跃投资了。

嗨 w 我喜歡打競程(acm icpc)跟開發東西 願中國早日民主化\n

删除

删除

身為台灣人...我們並不想被中國統治 除非中國的人民們都恢復正常 許多中國人翻牆出去後還在群內另外建一個牆 (自己辦言論審查 中國人大部分對言論自由非常陌生 他們大部分甚至沒有跳脫框架思考的能力 我難以想像若台灣人要跟中國人工作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的思維不自由 被茶毒太深了 台灣也不想打中國 我們只想和平的生存著 我們只喜歡發展我們重視的東西 自由就像空氣，你只會在窒息時，才會察覺到他的存在。

@dellalove #189531 憲法適用性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政治宣言式的憲法序言，序言部分自 1954 年憲法首創，歷次修改後變得越來越長。而序言部分和正文部分是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甚至憲法序言與正文是否互相矛盾，更是爭議極大。

國家法論文，論憲法序言。

憲法序言的功能與效力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12 卷，第 6 期。

@楊丞琳 #189405 序言和正文有啥区别？

Open border

支那生育率世界最低，但美国也挺低的。 [NPR 文章] [Elon Musk 援引 WSJ]

守法的、能为美国贡献的来美国。罪犯、平庸者反正不生育，自生自灭吧。

货出得去，人进得来，美国发大财。

Before planned parenthood and ‘abortion rights’, government-endorsed sterilis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

66,000 reproductive surgeries were performed nationwide in 33 states that enacted sterilization laws in the 20th century, 1907–1983.

20 世紀，1907–1983，美國 33 個實行絕育法的州進行了 66,000 生育手術。

As late as 1981, Oregon approved one final sterilization. [6] The boards of eugenics we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ugenics movement, which sought to ‘better’ humanity by preventing supposedly inferior people from reproducing. [8]

Between 1930s and 1970s, approximately one-third of the female population of Puerto Rico were sterilized, making it the highest rate of sterilization in the world. Despite the high rate of sterilizations, the dark history of these operations remains understudied and hidden in the shadows of history. Some argue that the pressure to increase sterilization procedures was a targeted practice to decrease the high level of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The government blamed these issues on overpopulation on the island. [5]

The legalization of contraception in Puerto Rico and the Puerto Rican government’s passage of a law allowing sterilization to be conducted at the discretion of a eugenics board both occurred in 1937. Soon after the legal change, a program endorsed by the U.S. government began sending health department officials to rural parts of the island advocating for sterilization. By 1946, postpartum sterilizations happened frequently in various Puerto Rican hospitals. However, a year later, a report found that a quarter of women who had been sterilized regretted the decision. [4] Catholics and nationalists fought against the sterilizations in the 1950s, eventually resulting in the law being repealed in 1960. [5]

In the 1930s, doctors in Puerto Rico falsely pushed women into sterilizations as the only means of contracept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between 1947 and 1948, 7% of Puerto Rican women were sterilized, and by 1956, one out of three women suffered the same fate. [2] The women of the Young Lords, th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that fought for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Puerto Ricans, argued that in many cases Puerto Ricans were told their tubes were being tied, but never told it was an irreversible procedure. The documentary La Operacion explores these abuses in further detail. [8]

​

Carrie Buck, the first person impacted by Virginia’s sterilization statute, was the plaintiff in Buck v. Bell, the infamous 1927 U.S. Supreme Court case, in which the justices overwhelmingly upheld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Virginia’s sterilization law. [1]

​

In 1970, a whistleblower exposed evidence of rampant abuses at the Los Angeles County–USC Medical Center, where mostly Mexican women were coerced into agreeing to be sterilized. Evidence showed that Spanish-speaking women were repeatedly approached during childbirth and pressured to sign consent forms written in English.

In a subsequent lawsuit led by co-counsel Antonia Hernandez, who went on to head MALDEF, that became known as the Madrigal Ten, the women sued to end the practice of sterilization without informed consent. The judge that blamed it all on a communication breakdown. He went on to argue that he believed Mexican women draw their worth from ‘rearing’ a large family, so their pain came not from being sterilized against their will, but because they could not fulfill their Mexican duties. He ruled in favor of the USC-Los Angeles County Medical Center. [8]

When the suit came to trial in 1978, Judge Jesse W. Curtis ruled that neither of these charges was true. ‘This case is essentially the result of a breakdown in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patients and the doctors’, Curtis wrote. ‘Misunderstandings’ occurred because the women were, primarily, Spanish-speakers. Some of them, including Dolores Madrigal and Consuelo Hermosillo, had even signed consent forms for their procedures. Their emotional distress at being sterilized, Curtis wrote, was caused by their ‘cultural background’ as immigrants from rural Mexico who believed that a woman’s worth is tied to her ability to raise a large family — not by their sterilizations. Dr. E. J. Quilligan, the head of County Hospital’s obstetrics unit, and a pioneer in lifesaving fetal-monitoring technology, told a reporter, ‘We were practicing good medicine.’

After Judge Curtis’s ruling, Hermosillo’s silence cemented. She never built friendships with the other plaintiffs. Some of them, she’d learned, were being beaten and castigated by their husbands for being sterilized. Her husband didn’t do that. But Hermosillo had no one to confide in either. Once, she told me, she accompanied her son to a funeral for his friend’s mother and was surprised by the photographs at the wake: Until that moment, she had no idea that the deceased was also one of the ‘Madrigal ten’. [3]

​

The sterilization apologies also conflate eugenics and sterilization, implying either that the two were synonymous or that the ineluctable outcom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as associated with eugenics, above all racial hygiene and selective breeding, was forced sterilization. For example, in his January 2003 apology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of South Carolina’, Governor Jim Hodges lamented the ‘decades of suffering and pain caused by eugenics’, which he then described as the more than 250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s performed in his state. So closely tying eugenics to sterilization can also make it hard to extract American eugenics from the shadow of Nazism. Without doubt, familiarity with German race hygiene is imperative to grasp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in which eugenics aros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to understand how medical abuse can converge with dictatorial politics to produce genocide. All too often, however, the Holocaust, which solidified in collective memory as a distinct event in the 1970s, provides the compelling time-scape on which to plot American eugenics. This has significant temporal and thematic ramifications.

On one hand, it suggests a rise-and-fall chronology of American eugenics, peaking in the 1930s and falling into disfavor if not ridicule by the mid-1940s. Yet programs guided by the tenets of better breeding and biological determinism continued into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were often not challenged in legislatures and courts until the 1970s and even the 1980s. For example, the national origins quotas of the Johnson-Reed Immigration Act, which were based on simplistic theories of racial stocks and Mendelian traits, were not replaced by the family origins system until 1965. Even more telling, most states did not repeal their sterilization laws until the final quar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in several states, such as North Carolina, the rate of sterilization markedly increased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lthough the rationale for sterilization shifted over this time period, from one based on the transmission of faulty genes down the family line to one centered more and more on the purported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unfit parenthood, dysfunctional families, and overpopulation, sterilizations in North Carolina were still authorized by state laws and adjudicated by the state's eugenics board.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enshrined by the apologies also impedes the insertion of complicated actors into the storyline. When Kitzhaber issued his words of regret in Oregon and swore that such abuses would never be repeated, he also pronounced that the day observed worldwide a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8 Human Rights Declaration would now be a “day on which Oregonians will hereafter celebrate our state's commitment to human decency and personal freedom.” But where, in this reclamation of human rights over darkness, would the originator of Oregon's sterilization law fit? Oregon's law was passed largely due to the relentless agitation of one of the first female physicians in the Northwest, Bethenia Owens-Adair, a suffragette and outspoken feminist who few critics and scholars would associate with Nazi racial hygienists. Like many early eugenicists, Owens-Adair made the leap from better plant and animal breeding to human improvement. Tout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enlightened principles of objectivity and medical science, Owens-Adair pushed for Oregon's sterilization statute, which remained on the books from 1917 until 1983. More broadly, as research has shown, eugenics in America (and across the world) was wide-ranging, encompassing and straddling many social and scientific domains, such as juvenile welfare, mental testing,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just to name a few. And in some cases, the eugenically motivated expansion of these domains, such as maternal and infant care programs that sought to produce better babies and sounder families, offered many parents access to health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that hitherto had been unavailable or unknown. [1]

​

2020 fall, headlines of forced sterilizations at the for-profit Irwin County ICE detention center in Georgia, dominated the news cycle. A formal complaint filed by an ICE nurse with Homeland Security’s Inspector General alleged that detainees were denied medical care and were possibly forced into unnecessary hysterectomies. [7][8]

​

1. Stern, Alexandra Minna. 2005-12-21. Eugenic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America. History compass, volume 3, issue 1, 2005-01.

2. Presser, Harriet B. 1969-11. The role of sterilization in controlling Puerto Rican fertility. Population studies, vol. 23, no. 3, pp. 343–61. JSTOR.

3. The New York times. 2016-02-01. Valdes, Marcela. When doctors took ‘family planning’ into their own hands.

4. Bauza, Vanessa. 1994 09–10. Puerto Rico: The covert campaign to sterilize women. Ms., vol. 5, issue 14.

5. Panoramas. 2017-10-30. Andrews, Katherine. The dark history of forced sterilization of Latina women.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6. Embryo project encyclopedia. 2013-04-22. Lawrence, Cera R. Oregon State Board of Eugenics, link. Embryo projec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7. The guardian. 2020-12-22. Bekiempis, Victoria. More immigrant women say they were abused by Ice gynecologist.

8. Unidos US. 2021-12-16. Arce, Julissa. The long history of forced sterilization of Latinas.

@爱狗却养猫 #114124 仿佛看到了红色高棉尼禄屠杀基督徒的场景。。。。。。。。。。🤢🤮🤮 另附整活笑话一个
天天强国去学党，党就给你加倍苦
跟主走 不信党，主能给你赐祝福
可见

“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 恐怕它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

多么重要

其实当年已经放弃了，即支持印尼排华，结果后来支持共党政权的华侨更多了。

我的推论假设合情合理，反观你的反驳毫无意义

@孙先树 #189472 这段文字是典型的姨学之作，满篇论点，无一论据。洋洋洒洒，像是摇头晃脑故作高深的和尚念经一样。离开“张献忠”“原子化”“瓦房店”“核平”就不会说话了。

自由派为啥无能狂怒？又为啥只能于迁怒于川普？迁怒川普为啥就证明了自由派作茧自缚的宿命？话说自由派的宿命是啥？为啥会作茧自缚？大师你能指点一下吗？为啥自由派本身就是问题？我想问问这群无神论者，大政府包办主义者是怎么瓦解了教会、家族、社区等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组织，把人变成了无根的原子人的？

姨粉讲话就像朗诵诗歌梦话，全程输出观点，从来没有论证。云里雾里，还一副高深莫测的装逼姿态，让人恶心！

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推翻罗诉韦德案之后， "how to immigrate to Canada" Google 搜索关键词流量暴涨至少 500%

https://trends.google.com/trends/explore?geo=US&q=how to immigrate to Canada

这是宣传 "the will of people wins" 的国家的人们的做法。

这是世界第一民主国家的人们的做法：润。当被决定的人没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民主国家的人们也不例外。

"Do the people of Korea want the division to continue?" As if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simply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ould happen. 你不能假设民主国家的人们都很满意自己的生活，这是人们不满意的情况下人们怎么做（尤其是民主国家的人们，更爱润 —— 如果人们不爱润，能有殖民吗，能有“探险和探索”吗，能有美国吗）

@IronStar21 #189509 紅區因爲大多地廣人稀，密集人群多集中於藍區（比如城市），潛在共和黨會被民主黨大多數帶偏。--------------

投个票都能被带偏，川粉眼中的自己人还真是一帮废柴呢呵呵。

@IronStar21 #189509 至於計票爲什麽有問題難以查出，一個是郵寄選票難以查詢，----------

难以查询？那只是你难以查询，对于邮寄选票历史悠久的专业选举机构，不难查询。请不要以自己那点能力去臆测揣度人家专业机构的能力

另外一個是計票人員（政府工作人員）本身就大幅度偏向拜登——你可以從華盛頓特區（公務員爲主）對驢/象黨的支持率管中窺豹。------------

你想暗示什么？全美国各州政府工作人员集体串通作假帮助拜登胜选？呵呵川粉的脑洞幻想能力如果能匀一点给他们欠缺的逻辑能力，那天下就太平多了。 华盛顿本来就偏蓝，那里的公务员群体自然偏向民主党。你咋不去调查下阿肯色肯塔基州公务员的对两党的支持率呢？

公务员偏向民主党所以就会帮助选票作弊让拜登胜选？以这种幼稚且阴暗的心态来揣测人家公务员的职业操守，你觉得合适吗？按你所说，计票公务人员都帮民主党，那共和党应该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怎么还会在过去半个世纪跟民主党平分秋色轮流执政呢？就在2020国会偏选举，参议院共和党还拿下了半壁江山。公务员们这会儿咋不偏向民主党了呢？

@IronStar21 #189509 CNN的"mostly peaceful protest"已經成了搞笑梗--------cnn成笑梗那你就去笑呗，跟我说这个干嘛，我又不是cnn的工作人员，跟他们又不是一伙。倒是你的“對民間經濟的破壞程度幾乎為0”鸿论也不遑多让，估计也很快就是下一个笑梗了。

谷歌是個好東西，就不知道你會不會用-------回答你，我会用。谷歌高管、谷歌网站乃至整个硅谷科技群体都对川普深恶痛绝，你个川粉居然说出“谷歌是个好东西”，真是大逆不道呢呵呵。

威斯康辛計票自行查閲，這種事情不要太多-------你自己主张选举有作弊，却一不列证据，二不逻辑推理，反倒直接大咧咧的让别人“自行查阅”。那我也可以说川普就是个罪犯，相关证据请各位川粉自行查阅。谷歌是个好东西就是不知道川粉会不会用？当然除了谷歌，川粉们还得学会用鼠标和键盘，而且还得会电脑开机，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个不小的挑战呢哈哈哈。

从选举结束到现在，我听到了太多太多这种屁话连篇的指控。川粉最经典的就是一句话“一觉起来发现选票结果一夜反转”，搞得好像选举机构趁着他们睡着的时候做手脚。川粉们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人家做手脚还需要趁着你们睡着的时候？太高看自己了吧哈哈哈。要怪就怪你们那晚为什么要睡觉，开票关键时刻为啥不能挺一挺，熬个通宵全程盯控。连网吧包夜的小学生精力都不如。还有哦，下次选举开票夜，可千万别再睡着了，一定要强打精神熬几个通宵哈哈哈。

比起你的“自行查阅”，网上流传的“作弊证据”可谓百花齐放群魔乱舞，一个推着小车把纸片倒入河里的小视频都能成为他们眼中的作弊铁证，最后却尴尬发现那是好几年前的视频，发生在巴西的。我就问问川粉们，一个小视频，你们不考察下它最初发布时间吗？不考察下它是否发生在美国吗？不检查下它倒掉的是否是选票吗？不核实下纸片真的是支持川普的选票吗？一点求证考究的追求都没有，哪来的大脸让人“自行查阅”？不怕别人认真查阅出来的东西扇了你的脸吗？

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跑路的，留下来也不代表他们甘于现状

@楊丞琳 #189519 独裁国家的所谓民意从一开始就是给独裁者背书用的

我们通常称赞民主人士的一个词叫“不畏强权”，可强权真的来了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就不想反抗了？我们称赞革命者们“前仆后继”，可前面的香港民主领袖在反送中运动后倒下了，离开了，为什么就看不到后继者了？

我印象里国安法通过后，被港人普遍成为“恶法”。然而这样一种“恶法”,却着实把香港的民主人士吓到了。过去在尊重民意的港府治理下，香港人每到七一就有大游行。如今盛况不再。面对来香港仅走一个过场的习近平，港人出奇地沉默。国安法真的实现了它的震慑效果了吗？

有人说香港人不想反抗了，是因为他们都在跑路，那咱们用数据说话：

自从2020年7月至今，估计已有最少32万名香港人移民外国，仅在香港疫情大爆发的2022年2月一个月内就有超过6万香港人经赤鱲角国际机场离港移居外国生活，而2022年首三个月经机场净流出人数已达约14万，而这个数字尚未计算前往中国大陆生活的香港人，目前香港人口已开始下跌。现时香港人口估计只剩约720万人口。

也就是说，香港人近两年跑路的，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而这其中又有很多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多数人貌似还是甘愿安于现状，既不愿意反抗，也不想跑路，选择做天朝顺民。

港人真的是吃软怕硬，只敢怼过去的港府，而在中共的强权面前丧失了反抗的斗志了吗？还是没有敢出头的那几个学生领袖来领导，广大香港人民很难再抱成一团了？

看到下面很多人都在把香港人和大陆人对比，说香港人再怎么样也比大陆人强，说没资格怒其不争云云。我承认大陆人民89年之后，早已在中共统治下躺平，在民主素养方面远不如港人（说到这，我倒想说，被坦克和子弹驯服的大陆人还是要比被防爆装甲车和催泪瓦斯驯服的香港人受的罪更多一点）。但我也认为香港人与大陆人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再这样下去，有一天彻底驯服，一国一制，在香港搭起防火长城也不是不可能。

很多人认为没有必要在街头的暴力上牺牲自己，然而抗争有很多种形式，比如罢工罢市，比如海外的港人在七一去海外的中国使领馆抗议。还有很多所谓“不合作”的非暴力抗议方式。

在努力抗争这一点上，我们可能都不如在民主运动中愈挫愈勇的韩国人。

俄羅斯2/3的人支持打烏克蘭。中國75% 認為支持俄羅斯有利於中國國家利益。這就是民意。中國有大專以上學歷的才2億人。這就是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