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鹿破釜 #188242

品葱的用户量，发帖量，浏览量，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量，都大于2047；只有一个量不如47，就是肚量。

前面几个量都是变量，假以时日2047都可以超越；而后一个是恒量，品葱拍马也赶不上。

言归正传。说句俗话，人得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2047知道自己没什么斤两，而品葱则自以为很有斤两。

虽然品葱的活跃度大于2047，但不等于它就能被共产党看在眼里，以至于下大招，放长线，钓大鱼，派出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这种卧底阴谋论，就跟其他所有阴谋论一样，从来未经证实，只满足一些人的自恋心态罢了。

对这种阴谋论过于认真，就跟文革时期抓特务一样，特务没抓到，倒是冤枉了一大堆好人，严凤英的尸体都要割开看看有没有发报机。品葱这2两年以抓五毛为名赶走的真诚用户，车载斗量。

@刺刺 #188227

以购物电视台来做传销，倒还是满新颖的方式。。。

@巨鹿破釜 #188238

不是五毛贵不贵的问题。是品葱值不值的问题。

@巨鹿破釜 #188235

晕死，这俩是一个级别嘛？杀鸡焉用牛刀。

@巨鹿破釜 #188233

哈哈。太抬举品葱了，也太小瞧共产党。共产党的卧底就干这个？

品葱自己是武大郎开店，纵容喷子，把比自己水平高的都给怼走，仅此而已。

感谢各位用户的真诚建议。尽管每个人对2047的愿景不同，2047也无法满足每个愿望（比如有的愿望是相互抵触的），但2047保证可以做到：

• 对分享知识的用户，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和人文知识、原创文章、读后感或观后感、情感分享等，欢迎之至；

• 对抱着真诚理性的态度参与探讨的用户，欢迎之至；

• 对虚心好学的用户，欢迎之至。

2047会为大家打造一个开放、理性、分享的平台，杜绝喷子和戾气。

@ZEROHOUR #188228

正解。“知识越多越反动”，因此反贼需要具有更高的知识水平。

品葱用户“天空一无所有”6月9日进驻品葱，到6月12日萌生退意，不过3天时间。

这位用户对于人权问题有深入的思考，并且指出了一些反贼们常见的逻辑问题。我认为ta的言论非常有道理，并能给人以启发。

可惜三天，品葱就把人家给怼退了。

品葱留不住的人，2047欢迎之至。

希望“天空一无所有”能看到。也请广大的跨站用户，能够帮忙通个话。

《“中国第一微商品牌”与背后的“宝妈”们》 记者手记

原文：http://www.lifeweek.com.cn/article/165577

记者｜李晓洁

去年12月底和今年4月，张庭、林瑞阳夫妇的公司TST两次引发大面积关注，一次是因为涉嫌传销被立案调查，一次是TST所属的公司——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已被认定为传销。两次热点中，都有不少文章写了TST具体的代理模式、代理制度，也有一些代理受害者站出来，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在这些讲述中，我们隐约发现，TST的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性，且大多都有家庭和孩子，并承担了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她们被统称为“宝妈代理”。身陷TST的代理模式数年，越到后期收益越少，直到最后欠贷款无法支付，才有一部分人意识到这场骗局。

跟编辑讨论后，我们把重点之一放在这群宝妈代理身上，正是想了解，为什么被击中的是这个群体？她们为什么如此投入？她们在生活或职场中有哪些困境？TST满足了她们什么需求？

进入选题后，让我有些错愕的是，TST被认定为传销后，还有相当一部分宝妈代理留在了TST。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平台上，她们依然在每天发布同样的内容，用同样的图片、话术，继续售卖TST的护肤品。我想跟她们聊聊，了解她们坚持的理由。但只要我说了采访二字，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立马警惕，坚决否认TST的传销模式，之后要么拉黑我，要么再也不理会我，似乎连“解释”一下网上传言的动机也没有。有一位代理每天下午在抖音直播，以折扣价出售TST产品，直播间通常只有一二十个人在观看，有人偶尔提问“这不是传销吗？怎么还在卖？”主播从来不回复。

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些已经离开TST的宝妈代理，结果发现她们身上有很强的相似性。首先，她们大多来自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很多都是全职妈妈，或者即使她们有本职工作，也是公司里较为边缘的岗位，常年不升职，生活中心依然围绕着孩子。其次，她们进入TST的原因极其相似——为了孩子的学习和未来，为了老人潜在的医疗成本，最后为了是自己，给自己存一些养老钱。

当然，在众多的微商品牌中，TST的黏性尤其强，吸引到的宝妈格外多，这跟张庭林瑞阳夫妇的明星光环分不开。宝妈们无条件信赖他们，认定跟着明星做生意不会有风险。像粉丝追星一样，一些达到业绩门槛的代理们会带着条形幅去上海找林瑞阳合影，之后把合影作为头像，或社交软件背景图。这样的头像是她们自己吸引下线的重要证明，毕竟用重要人物合影展示实力和信誉，在生意场上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同时，这样的头像显然也是她们自己的勋章，毕竟她们的生活中，原本并没有多少机会展示自我和成功。

宝妈代理们几乎都有相似的“梦想”，所谓梦想，并不是多么宏大的目标。几位宝妈代理告诉我，她们只是想在照顾孩子、工作之余挣点零花钱。想挣钱的理由各种各样，有的宝妈是全职在家，不好意思经常开口问丈夫要钱；有的宝妈家在山区，没有收入，会被家庭成员看不起。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全职妈妈的比例越来越高。但同时，作为全职妈妈，她们既没有从外部社会获得法律上的保障，比如更合理的家务劳动定价，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从家庭内部获得道德上的肯定——中国的很多家庭里，经济贡献仍然是话语权的一部分，而家务、养育孩子这样的贡献则并不会被计算成一个人的经济贡献。

在这种背景下，宝妈们只能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恪尽母职的同时，还要通过社会工作获得经济收入。这是一个天然带着挣扎的群体，现代社会既要求她们相夫教子，又要求她们经济自立。这显然是苛刻到几乎难以完成的要求，也正是在这种艰难境地里，微商看起来提供了一条捷径，但所谓捷径，往往是陷阱的代名词。

相比于传统的传销，TST的陷阱包装得更光鲜，也更隐秘。 这一切当然仰赖同样有家庭和孩子的明星张庭。张庭1998年跟林瑞阳恋爱，经历了漫长的“小三”风波，直到2006年才结婚，婚后以试管婴儿的方式先后生下女儿和儿子。也许正是为了照顾家庭，张庭在婚后接戏数量大大减少。

TST品牌2011年创立，但直到2014年张庭公开代言后，才开始大规模发展。我看了大量张庭这十多年参加的综艺节目，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在2014年以前，她在节目中很少主动谈林瑞阳，被主持人问到恋情时，她说自己不会撒娇，没有结婚计划，更喜欢一个人工作、生活，塑造的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女性形象。

但到了2014年以后，张庭开始经常在不同的综艺节目上透露林瑞阳对她多好，儿女多么爱她，她本人多么不为金钱发愁。她开始频繁提到“女人一定要学会撒娇”之类的观点，并改变自己的穿衣风格，比如经常穿粉色、红色连衣裙，来配合自己的形象转变。 ** 在传统的主妇形象和更前卫的女权标本之外，张庭另辟蹊径，塑造了一个家庭、事业双美满双丰收的幸福女人形象， 这显然更契合宝妈们的需求**。事实上，也确实有一些宝妈因为TST开始寻求改变。

有的宝妈开始重视化妆、打扮，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变美了点，由此获得了更多自信。有的宝妈每个月的确获得了一些收益，虽然这些收益都用来继续囤货了，但金钱的流动本身，有时也能让人满足。还有的宝妈参加了TST的海外邮轮活动，第一次出国，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通过代理TST， 这些宝妈得以从家庭生活中抽身片刻，第一次开始关注自己。

采访过程中，我原本有个疑问，她们为什么这么相信张庭夫妇？明星就不会骗人了吗？随着采访深入，我发现她们并不是不知道明星也会骗人，只是张庭这个样本，太符合她们心中的“梦想”了。在生活中，她们很难找到类似的样本。一个宝妈代理告诉我，她身边没有 “女强人”，她的女性朋友们几乎都在公司做基础的边缘工作，一做就是十几年。与这些女性相反的是，男同事会升职，不升职就跳槽。

事实上，也不止TST一家微商品牌在兜售“事业家庭双美满”的女性形象。不少微商品牌都会找女明星代言，推出一个又一个样本。一个减肥品牌的宝妈代理跟我说，最近四五年做微商代理，要求也在提高，学历、样貌、见识······越高越好。她认识的一位留学回国的女性，成为全职妈妈后，也在做微商代理。

但如果仔细辨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要求背后的基础价值观就是，照顾家庭是女性不言而喻的人生课题。在这个课题之上，如何成为一名十全十美，还能经济独立的女性，则是不少微商品牌提出的新课题。但问题是，绝大多数男性并不会接到同样的人生课题。

稿件完成后，我朋友圈里部分坚定的TST宝妈代理们还在转发相同的文案、推销TST的面膜、胶原蛋白饮品等产品，只不过她们推销的频率似乎变低了，几个代理开始偶尔推销珠宝、保健品。还有一个其他微商品牌的宝妈代理找到我，说自己也被传销模式欺骗，贷款十多万还不上，跟她一样处境的还有一两百位宝妈。她们一边在寻求方式维权，另一边，朋友圈里开始代理新品牌的产品。

@刺刺 #188214

如果有兴趣看完的话，你可以去你们当地的图书馆找找这期杂志 😄

《借种与通奸》

台北市国际青年商会会长 苏贞昌律师

《婴儿与母亲》杂志，1978年9月刊。

女性不能上龙舟这个问题，比我的龙舟你不能碰这个问题，更能get到国男的G点。

这种属于是田忌赛马，找美国最贫穷的某个角落拍一拍，以偏概全说这个是美国全景，相当于说中国所有女性都是被拐卖的铁链女。

欧美城市大部分都整洁干净。但城市的氛围还有很多其他的考量角度，如人文环境、经济、交通、现代化程度等，因此中国和欧美各有千秋。

原文地址：https://www.163.com/dy/article/H8M9MMOV05539XMR.html

文 ｜ 宋石男 2022-05-31

传说但丁有一句名言：地狱最炽热的深处，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仍然保持中立的人。

但丁其实没说过这句话，就像鲁迅也没说过很多署名他的话一样。之所以有这误传，可能因为美国作家丹·布朗在其小说《地狱》中多次引用这句话并冠以但丁之名。而丹·布朗之所以这么干，很可能又是受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影响。肯尼迪在一次演讲中，首次讲了这句话并声称来自但丁。

但丁虽然没有讲过这句话，但他的不朽名著《神曲》确实表达过相近的意思。在《神曲·地狱篇》第三章，但丁描述了一堆呆在地狱边缘受苦的人，他们不值得怜悯，不值得审判，连求死也不得。在但丁看来，这帮人连地狱最炽热的深处都不配呆，可说是鄙夷到极致了。

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罪让但丁如此鄙夷呢？他们都是些没有鲜明立场的阴魂，包括在撒旦叛变时既不加入撒旦也不保卫天堂的天使，换言之，也就是“在发生重大道德危机时，仍然保持中立的人”。

在重大道德危机发生时仍保持中立，实际上就是没有立场。但丁认为，没有立场的人的灵魂从未真正生存过，置身世上无异于行尸走肉，他们既不受上帝青睐，也不为凡人欢迎，甚至地狱都瞧不起他们。这种态度可以上溯到《启示录》：“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连地狱都瞧不上你，连死亡都不会降到你头上，这正是“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对没有立场的阴魂的这种鄙夷，在整部《神曲》中都是罕见的，甚至对一些罪大恶极的阴魂，但丁也不曾用如此重的语气。为何但丁如此痛恨没有立场的人？

但丁本人极看重道德立场，他的一生确实也在不断的善恶争斗、是非判断中渡过。因此，他极度鄙夷在重大道德危机出现时，仍然保持所谓中立从而失去立场的人。

但丁是正确的，而且并不苛刻。在寻常时刻寻常事件中保持中立，无可厚非，但在重大道德危机出现时，仍然保持中立，就不可原谅了。因为当重大道德危机出现时，意味着恶在大规模呈现并且施虐，这时候继续保持所谓中立，无异于站在恶这边。譬如说，当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你保持所谓中立，说纳粹杀人固然不好，可犹太人也有问题，所以你两不相帮，那你实际上就是站在纳粹这边；当斯大林推行集体农庄时，你保持所谓中立，说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尝试，不过弄死那么多人确实不太好，可我也没啥意见，那你实际上就是站在斯大林这边；当波尔布特搞大撤民运动的时候，同样如此。

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在其巨著《伦理学体系》中说，恶也有存在的意义，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它必须遭到反对和克服，否则它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而与恶的斗争，正是善的永恒主题。也就是说，不为恶并不等于善，阻止恶才是善，不阻止恶则是不为善。由此推之，善的反面不只是恶，还有在善恶争斗时保持所谓中立，冷漠到冷酷的中立。

要知道，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一个恨你的人可能还在以另一种方式爱你，一个完全冷漠的人，不可能对你有丝毫爱意。善恶斗争也是如此，一个站在恶这边摇旗呐喊的人，还可能使恶的样貌呈现得更加清晰从而招致更多反对，一个怯懦麻木保持所谓中立的人，某种意义上比为恶摇旗呐喊的人更可鄙，因为他的冷漠可能会传染更多人，使恶逃过被更清晰地呈现、被更激烈地反对的命运，而他也由此成为恶的不自觉却有力的帮凶。

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平权运动流行一句话：如果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大概是说，当权利被持久而大规模地剥夺侵犯时，如果你不去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问题就会延续下去甚至变本加厉，而你本人也就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在是非善恶必须决断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真正中立，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在墙与鸡蛋之间保持中立，就是站在墙那一边。而地狱最炽热的深处，正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仍然保持中立的人。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

-- 张潮《幽梦影》

从今年初1月8日thphd失联至今，已经有5个月了。种种迹象表明，他被捕了。

如同thphd在创建2047的时候所说，将2049发扬光大，让人们记得创办人小二的存在，是2047的使命之一。

2047是thphd的心血。只要管理团队还剩一个人，2047就会运营下去，不管是name还是one，会让互联网一直记住thphd的名字。

下面是品葱用户 feichen113 在“各位对近期的佛山女游客登龙舟被网暴事件有什么看法？”这个帖子下的留言：

我在26岁那年，申请一份心动的工作，被拒绝了，理由是：26岁女性，正处于生育期，公司雇佣我会有很高成本。男性不用考虑生育和带孩子问题，如果我是男性可以考虑我，但是女性不行。（以前我也遇到过大大小小的职场性别歧视，都一笑而过。可那一次，我很喜欢很想要那份工作，我却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性别，公司也不会相信我愿意在几年内不生育的承诺。）

从那天起，我决定丁克。

虽然后来我也找到了其他工作，但是我的心还停留在被拒绝的那一天。我不明白我十年磨一剑的念书，通过高考独木桥是为什么，它甚至不能让我找到当初那份普通但是我喜欢的工作，原因只是我可能组建家庭，而另一个性别的人却完全不需要为此承担职场的歧视和隐形天花板，仿佛他们永远不用花时间养育孩子和照顾家庭，这样的“家务事”只是女性的责任。而我不愿意为了生育，失去人生的可能性，更不愿意为男权社会贡献哪怕一根韭菜。只要放弃在男权社会组建家庭、养育孩子，即使身为女性，人生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自由，前路也宽广不少。

虽然只能代表自己，且我的能量不值一提，但我愿意为降低生育率贡献一己之力。歧视女性的文明，如果不能改变，那由女人来结束一切，也不错，我会笑醒。

总看大家嫌弃织女，但是织女也未必喜欢织男。祝天下的织男织女都能得偿所愿，要么找外族伴侣，要么单身到老，不用两相看厌、互相嫌弃，还能降低文明洼地的生育率，何乐而不为？而没足够的人力资源作新鲜的韭菜维持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共也折腾不起来，而他们又不可能维持基本人权，给民众自由，不可能保护产权、私人财产不被侵犯，那就无法做到创新和产业升级。破旧未必立新，但是旧循环受阻，土地财政和世界初级加工厂都会随着人口的减少而凋零，秦制的政治、经济模式，在工业文明中甚至可能无法再撑下一个几十年，大势已去，离结束还远么？

😂️跑题了，见谅。

大家有什么看法？

此外，希望 feichen113 能来2047坐坐，跟大家聊聊天。

犯罪ok，犯罪被人拍下来就不ok了。镇压六四的罪证最齐全。

六四时候正赶上大批外媒在中国，全给拍下来了，中共无从抵赖。

新疆集中营间接证据一大堆，但不就是因为没直接证据嘛，中共一直抵赖至今。

@史蒂芬 #188054

确定不是因为山里没啥油水，而回城后油水太足吗？

@史蒂芬 #188028

我是不相信水肿这个说法的。脸大不是水肿，就是胖！

@Nemo #188023

这...饮食不规律，血糖会忽高忽低呢。最好是能少食多餐.....

@Nemo #187981

羡慕啊！我晚上吃的炸鱼薯条第二天会长在我的腮帮子上。。。

@Nemo #187955

是吼，有奖励就会多喝水，那我也给自己奖励一下，昨天喝了好多....

上海宣布6月1日全面有序复工复产复市，多个小区进行庆祝解封活动，针对这种情况，微信视频号“功不唐捐的孤岛”于6月1日发布了一首反庆功的歌，视频以黑色为底，配合着歌声展示歌词，提醒人们不要去“喝庆功的酒”。这首歌立即就遭到审查删除。

发布时间：2022年6月1日

视频来源：功不唐捐的孤岛（微信视频号）

歌词如下：

不要接近门口的狗

不要去喝庆功的酒

在勋章闪烁的今天

不要放下没报的仇

不要轻信他们的嘴

不要忘记流过的泪

在花团锦簇的今天

不要宽恕昨夜的罪

不要以为一切会回来

不要留恋曾经的热爱

在如梦初醒的今天

我们是最后一代

不要为施舍而起舞

不要再把苦难高歌

在黄钟大吕的今天

不要害怕保持沉默

不要洗去嘴角的血

不要治愈镣铐的伤

在皆大欢喜的今天

不要品尝他们给的糖

不要以为一切会回来

不要妄想曾经的热爱

在如梦初醒的今天

我们是最后一代

不要撕掉那一页日记

不要埋葬公开的秘密

在阳光灿烂的今天

不要谅解黑夜的暴戾

不要再说从来如此

不要重新陷入习惯

在风平浪静的今天

不要以为这不是暴风眼

不要以为一切会回来

不要迷信曾经的热爱

在如梦初醒的今天

我们是最后一代

不要以为一切会回来

不要迷信曾经的热爱

在如梦初醒的今天

我们是最后一代

我们是最后一代

我们是最后一代（不好意思）

谢谢！

@流浪的荒漠孤狼 #187936

看发文质量。

@差生文具多 #187932

击掌！

May the Water Liama be with you!

@楊丞琳 #187927

已经有了.....

就是这个道理。

六四烛光，悼念的是先烈，点燃的是内心不屈的灯捻，照亮的是对未来的希望。

这届政府和人民终于找到了网红的正确打开方式

我平时总忘记喝水——有时候是太懒，椅子上一坐两个小时，一想起还要走10步到厨房去倒水，就想那不如忍一下好了。等去厕所的时候顺路经过厨房再说。殊不知：no input no output——没有投入没有回报，适用于任何情境。不喝水，也尿不出啊！

Water Llama这款app，可以设置喝水定时提醒：每两个小时就提醒你一次。这点其实满重要的。中国人就是需要管的 啊呸，是“有些人就是需要提醒的”。比如我家的洗衣机，洗完衣服的时候，哔哔声不是响一下就好，而是每2分钟一次，持续不断，声音不洪亮，但穿透力极强。把人搞到最后忍无可忍，只好去把衣服拖出来晾。对付懒人，就需要婆妈一点的app。

这款app的界面是一只可爱的羊驼，喝一点水，水就从羊驼的脚底开始网上升，并告诉你已经喝了多少百分比，一直提醒你达到每天正常的2000毫升（或其他你指定的水量）为止。此外，这款app还可以帮人想戒掉咖啡因、戒掉酒精，只要选择对应的模式即可。

这款app内部有付费功能，不过一般人如果只想要提醒喝水功能，免费模式就够用了。那么多花俏功能，就如同电视机遥控器上一百多个按钮，一辈子用不到几次。

今天你喝水了吗？

士绅与皇权

费孝通

“士绅”这个词，指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发挥一定功能的一个阶层。这里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临近公元前3世纪时封建制度解体之后，由中央集权一统天下的帝国时期。士绅阶层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只有通过这一历史，我们才能了解其特征。

本书所讲的士绅阶层有时也被称为“士大夫”。实际上，虽然士绅阶层与士大夫群体紧密相连，但仍应把他们区分开来。出身于士绅家庭，并不能确保此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或官员。在封建时代，情形便不大一样。

封建时代的贵族和平民之间存在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士”和“大夫”虽然处于统治阶级等级体系的最底层，但他们仍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并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但封建制度解体后，政权不再分散，而是集中在最高统治者一人手里。为了实施管理，最高统治者需要辅佐。这种辅佐是由官吏来提供的。因此，这里的官吏不再是统治者的家族成员或亲戚，而是他的雇佣，即仆人或者统治工具。

封建制度解体后发生了另一重要的变化，皇权成为强者、权力追逐者竞相争夺的目标。在封建制度下，政权分配给统治者的亲戚和家属，出生在贵族家庭之外的人是平民，他们永远没有机会登上王位，没有机会触摸君王的神圣用具，甚至连看的机会也没有。平民要想成为皇室的成员就像女人要变成男人一样不大可能。

但是，封建制度解体后，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皇帝。这样，政治权力就成为大家争夺的目标。历史学家司马迁描述过这样一个故事：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时的项羽在观看皇家列队时对他的朋友说：“彼可取而代之。”从那以后，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政治权力在人们的眼里已成为竞相猎取的宝贝，要做大买卖的就干这个。

不幸的是，中国封建制度里解放出来的政权，固然不再专属一姓、万世一系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出一个夺取政权的和平方式。我们一说起夺取政权，就忘不了“揭竿而起”的内战手段。武力争夺的方式下，政权变成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夺宝对象。夺来夺去，以暴易暴，总是极少数人统治着其他的人民，专制的皇权并没有在政权的传承和接替中发生任何性质上的改变。

我们不像英国——杀了一个国王，王权减少了一些，民权抬了一些头；赶走一个国王，王权又减少了一些，民权再抬一些头；最后竟成了个挂名国王，取消了王权——但是，在传统中国只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宝座的却是少数幸运的“流氓”，像下层农民出身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等一派人物就是。在官方修撰的史籍上，固然有着一脉相承的正统；可事实上，大小规模的内战和肆无忌惮的冒险者恐怕是经常的现象，史不绝书，不断挑战着统治者的权威。

以武力争夺政权是危险的事。成固然可以称王，败则只有一死；非但一死，而且还会灭族。当他向当政的皇帝提出挑战时，他就成为寇匪或反贼，军队会冲他而来。况且，通过暴力得来的政权可能也会因暴力而丧失。

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依照传统，皇帝试图把政权让给他认为是更好的统治者的人。但是那些人并不想得到政权，他们宁可远离而不愿肩负责任。我们无从得知这两位皇帝让出政权的诚心有多大，也不清楚在何种程度上，这不过是一种姿态或是复杂的政治阴谋。但是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中，没有一个皇帝主动退位让出皇权；曾经有过让位的例子，但那是出于被迫。常言道：马背上得天下，亦只于马背上失天下。

想当君王实际上是拿生命去冒险。王位继承人肯定要保住其继承权。作为皇帝应该仁慈，他可以赦免其他所有罪行，而唯独不能对谋反篡权罪手软。谋反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事。

任何读过明朝初期历史的人都知道，书中描写的对谋反分子施加的酷刑仿佛是在地狱中发生的一样。我们在城隍庙里所见到的“十八层地狱”的形象，据说是写实的，是明史的标本。酷刑的威胁便是皇帝的保护伞。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在玩耍中大喊了一句：“我是皇帝！”祖母急忙阻止我说：“这是不能说的！”她并不是迷信，也非过于小心，而是意识到信口一句话会带来的实际的危险。至少依照传统来看，皇帝常会把那些据算命先生讲长大会做皇帝的孩子杀死。”

但是，武力的威胁并没有真正有效地保护皇权。正如老子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成为可能时，王权就变得异常诱人。虽然统治者的暴行可以使多数人保持沉默，但压迫永远也不会完全奏效。在予取予夺的专制皇权下，政权可以用来谋取私人的幸福，社会也可以从顺逆的界限上分出敢于冒大不韪的人和不敢冒大不韪的人。那么，有人就会问了，敢与不敢这样的事情是怎样决定的呢？

在专制政权之下，人民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皇帝的话就是法律。皇帝如果想要建造一座宏大的宫殿、巨大的陵墓，或是挖一条大运河，他不会顾及百姓，只是下令让手下人去做。如果他想开疆拓土，就会命令军队去动员，不管人民愿不愿意。赋税和兵役都是百姓难以接受的负担，并且没有任何的补偿。生活在暴虐的专制统治下的人们很容易理解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也”这句话。这种比老虎更可怕的暴政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所以我们说，这政治老虎出了栏，就会吓得人逼上梁山了。

专政统治的威胁对所有手无寸铁的人来讲，其威力都是一样的，但常常也有不同。富人可以用银子来买安全。比如，古代中国的征兵制度中有用银子来代替服兵役的做法。古诗中描写的支离破碎的家庭绝不会是富人家。因此恰恰是出自贫民阶层的人变成了政治上的冒险者。

财富的占有和匮乏是导致沉默和反抗的重要原因。“人怕出名猪怕壮。”当政治猛虎出击的时候，富有者比穷人更难以逃脱灾难，这时候财富变成了负担。富贵人家善于对“老虎”察言观色，而绝望的穷人也许会揭竿而起，或是落草为寇，甚至迟早直接向皇权发起挑战。一个有家室、有财产的人不会轻易这么做，他必须设法摆脱“老虎”的攻击。

不幸的是，正如古人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时出门可不容易，不能跑到华盛顿或巴西，也不可能在任何一个通商口岸寻求国际避难，甚至也没有香港这类地方。在地理空间上是无处可逃的。但也许并不完全如此，毕竟我们知道有些人在早年就逃到了朝鲜或日本。但是，一般人只能在现有的社会体制下寻找自我保护的途径。

不过，这种集权的专制统治有一个弱点，正如我说的那样，掌握政权的皇帝，不能独自管理国家。即使他不愿意让别人分享权力，他仍需要任命官吏做助手和代理，协助其实施统治。这些官吏与皇室没有亲戚关系，如同皇帝的雇佣，他们没有立法权，只有行政管理权。在这种效率低下的制度下，普通百姓才有机会产生私欲。

在秦朝统一国家（公元前221年）以前，确实曾有些人想要建立一个富有效率的行政机构。这是受到了法家学派的思想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讲，这一学派提出的体系是好的。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必须是一个法制的机构，所有人都要受到同样的法律的控制。作为秦国宰相的商鞅试图要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可不幸的是，这一理论有一点小小的疏忽——有一个人没有被纳入法律之内，那就是天子。这留在法律之外的一个人却把法家的整个体系废黜了。

商鞅因此自己把命丢了，尽管在法律之下，他能够对还只是王位继承人的太子加以惩罚，但是太子一当上皇帝就下令将商鞅杀掉，由商鞅自己所建立起来的高效率的体系也使他自己在劫难逃。

如果最高的权威受到了法律的约束，那么行政的权威就能够将这只老虎囚住。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结果，被统治者——包括官吏自己在内——从来就不追求行政上的效率。实际的情况正是与之相对立。一方面是无效率和寄生，另一方面是天高皇帝远以及皇帝的无为政策——这一直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然而这种政府的理想，即是说一位“好皇帝”应当统而不治，这样的皇帝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就官吏而言，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只能是保护他们自己，为他们的亲戚开后门，并且还能够利用他们的位置作为一种挡箭牌来抵御皇帝的变化无常。要保护的不仅是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亲戚以及整个宗族免遭不受限制的君主权力的侵扰，而且这样做所依靠的并非是宪法或者法律的手段，而是依靠个人的影响力——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有产阶级想要消磨掉皇帝加诸他们身上的权力，并以此来避开这只老虎的攻击，并非是靠对皇帝的权威加以挑战，而是靠亲近皇帝、为皇帝服务，从中获得的一种好处便是能够将皇帝各种要求的负担转移给比自己阶层更低者。官僚及其庇护下的亲友集团由此构成了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个不受法律影响的阶层，他们有免役免税的特权。虽然如此，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

逃避自己想要接近的权力之源的支配，需要有高超的技能。官僚的位置并不轻松。正如古语所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还有“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他不能怠工而有损皇帝的利益，否则可能性命不保。当皇帝需要钱或劳力的时候，他必须特别卖力来满足这些需要，即通过把整个的政治负担转嫁到平民身上来完成这项差事。但是，一旦这种负担过重，人民无法承受之时，他们便可能起来造反，到时就是这些官僚们首当其冲地受到攻击，由此而成了国君的替罪羊。官僚们必须有两套面目：对人民严酷而对皇帝顺从。他们必须要知道进退有节，适可而止，以免走了极端而惹恼了皇帝，或者是引起人民的激愤。

中国官僚们的生活曾被描述为是在风云变幻的海上运筹帷幄的艺术。代代相传的经验即为人师。应该注意的是，在汉语中所说的“不要打官腔”，并非与英语字面的意思一样，而实际是在说：“跟我说实话。”

“在平常的日子里，做官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上的好处。在皇帝看来，官员利用自己的职位来致富，不仅意味着腐化皇权所依赖的制度，而且是皇家财富的减缩。因此，除非某位皇帝软弱无能，否则，他是不会容许有这种官员存在的。处在太平盛世的官员不会不合法地从官位上捞到好处，而只会在离任时留下“两袖清风”。

那么，为什么人们还想要做官呢？陶渊明表达了这种感慨：

我为什么要去做官呢？

只为五斗米折腰。

我为什么不归耕田园？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陶渊明是一位典型的出世诗人。尽管他富有才气，也很有风雅，但他还是“折了腰”，身居一个官位，仅仅是为了得到那么一点俸禄。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不是呆在他所喜欢的家里呢？事实恰恰是，如果他真的表现出自己看不上官职，弃官而去，他就可能成为一位“折臂翁”了。这就是说必须在“折腰”和“折臂”之间作出选择。做官的必要性有点像打防疫针。正像打防疫针要冒打了过后有不良反应的风险一样，做官就可能要冒抄家和掉脑袋的危险。但是，一旦打了针后，人就可以有免疫力了。这样的比喻略有点不贴切，因为打了防疫针，只能够使一个人自己得到免疫，而做官所能庇护的是一整群的人。结果有时就出现了一大群人资助一个人去读书，以便使他能够获得个一官半职；一人升官，鸡犬安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和大家庭自然就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供其中一员去上学，一直到他考上了功名，得了一官半职，一族人就有靠山了。若在朝廷里没有靠山，在乡间想保持财产是困难的。顾亭林是明朝的一位官员，当改朝换代成了清朝，他拒绝再任官员，深居简出，闭门读书。但是为了安全和保障，他还是不得不派两名外甥到朝廷里去侍奉他的敌人。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之所以可能做到，是因为中国官员不是与皇帝分享政治权力，是通过淡化和弱化而非支持其权力来服务于君主。外甥做官，保障了舅舅的安全，甚至使舅舅能安心地去下革命的种子。中国传统的官吏并不认真做官，更不想终身做官：打防疫针的人绝不以打针为乐，目的在免疫和免了疫的健康。

中国的官吏在做官时庇护其亲友，做了一阵，他任务完成，就要告老还乡了，即所谓“归去来兮”那一套。退隐山林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时，上边不必再小心伺候随时可以杀他的主子，周围是感激他的亲戚街坊。此时他只需要享受他的社会声望，生活富足，心宽体胖。正如中国人所说的，“衣锦还乡是人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他绝不冒险去觊觎政权，他的孩子都不准玩“做皇帝”的游戏。他更不想改革社会制度，因为这种社会制度对他并没有害处。一旦他脱离开皇权的限制，他就可以享受地主的经济权利。

这种人就是我所谓的“士绅”。士绅可以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属，甚至可以是受过教育的地主。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左右政策的实际的政治权力，可能与政治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可是他们常常有势力，势力就是政治免疫性。统治者越可怕，越像猛虎一样，士绅的保护性的庇护作用就越大。在此情况下，托庇于豪门才有命。

“中国社会老年人素质低的问题”

如何证明中国社会老年人的素质低于其他年龄层？这个提问本身就值得推敲。

层层加码源于恐惧。只要上级然有褫夺下属职位、党籍、名誉、工资的权力，且这种权力无节制，就不可能杜绝层层加码。

@史蒂芬 #187868

找几个你觉得还不错的推主，再去看他们关注的账号。这样就能收获一些还不错的信息源。

发现黄推停止关注就好了。

@libgen #187690

“我心安处是吾乡”

你啥意思啊？纽约时报竟然能批评美国政府和总统？你这不是夸美国有言论自由吗？

啥？中国也有言论自由？那请找出一篇国内媒体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吧！

@奭麦郎 #187653

这个主意好，从倡议到审批到拍摄，上上下下，凡是跟这个片子有关的人员，都按上海标准关两个月，体验一下“保卫战”的伟大。

@Nemo #187678

嗯，是的，这个很有可能。但这也就是文中说的“最坏结果”。

我之前分享了李宇晖讲的有关民主的政治逻辑。但文章太长，大家可能没耐心看完。在这里我把其中有关选举的这一部分单独拿出来，选编了一下，回答下面的问题。

有关于中国能不能实行民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论调，是说中国人被极权统治太久，民智未开，如果一下子搞民主公投，会全国大乱，甚至可能选出个小鲜肉当总统。还有人说，中国共产党那么强势，资源那么多，就算搞选举也是他们最有优势。比如习近平去参选，他一定动用国家机器帮助参选，最后还是他赢。这两种论调不管口吻如何，似乎都是在说，现在中国不适合搞民主和选举。

下面就集中精力来讨论选民的认知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的问题。

先说个很好懂的例子。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看过电视里的放的那些回答问题得大奖的综艺节目。即使你像我一样不爱看电视，大概也看过刻画此类节目的奥斯卡大片《贫民区的百万富翁》。 在这种节目里，上面的选手往往会有一个求助观众的机会，就是实在答不上来了，让现场观众帮着回答，看哪个选项支持者最多。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只要求助观众，得到的答案几乎总是对的！

有个叫 James Surowiecki 的美国记者统计了一下，在《谁想当百万富翁》的节目 里，观众选对的问题高达 9 成以上(比任何一个选手正确率都高)。怎么回事?观众都作弊了吗? 观众没有作弊的动机。难道观众都是博学多才的人?显然不是。事实上，大部分观众比选手的水平要低。那他们是怎么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假设一道题有三个选项，参加投票的有 100 个观众。这些观众水平并不高，只有 10 个人知道正确的答案。你算一算最后投票的结果是什么？不用说，那 10 个牛人会选正确选项， 但是另外 90 个人呢？假设他们完全不懂，一通瞎蒙，那么他们的选票会随机分布在三个选项中， 也就是每个选项大约 30 票左右。这样，加上那 10 个人，正确选项就有了 40 票，而两个错误选项每个只有 30 票！——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简单。掌握信息的人当然会投正确选项；不掌握信息的人则未必会投错误选项，而是会在正确和错误选项中随机分布，最后的结果就是正确选项总比错误选项的支持者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换句话说，大多数人民智未开不要紧，不懂政治不要紧，只要有少数人懂就够了。假设大多人投票是乱投，那么这些乱投的票会随机地平均分布在各个选项上。最后的结果其实少数懂政治的聪明选民所决定的。

当然，要想保证那普通选民的选票能够分布得比较平均，有一个前提，就是投票的人得多。假如只有三五个人投票，很有可能运气不好，不懂的人都投给同一个错误选项。举个例子，你扔骰子的时候，如果你只扔 6 次，没法保障每个面恰好轮到一次。这时候你肯定不会立刻高喊:「这个骰子有诈!」或者「概率算错了!」因为你知道不是骰子的问题，而是你扔得次数太少造成的随机误差。

但是如果你连续扔几万次，会是什么结果？我可以保证，每个面朝上的次数会非常接近。而且你扔的次数越多，百分比就越接近，这就是概率论里面最最基本的一个理论: 大数定理。

同样，把大数定理应用到做集体决定上面，就是所谓的 “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参与投票的人越多（就好像扔骰子的次数越多一样)，随机错误造成的影响就越小，正确选项被选中的概率就越大。只要选民的数量大到一定程度，做出错误选择的可能性就可以小到忽略不计了。

但是，从前面的理论中，你大概不难看出其中有个薄弱环节，即必须满足一个假设，就是普通选民的选票会在所有选项之间随机分布。也就是说，所有的错误都是随机错误，而没有所谓 “系统性” 错误。但是， 如果有外部力量拼命的误导，导致大家都朝一个方向错怎么办?

这个问题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我来说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有误导就有反误导。真正的竞选过程，往往有一个 “评议 (deliberation)” 的阶段。如果一方憋着朝一个方向诱导你，另 一方就会跳出来向另一个方向诱导你。每个候选人都希望自己当选，所以都会开足了马力来诱导你相信他说的话。最后你相信谁？如果你有自己的主见，你当然不会接受任何一方的误导。如果 你没时间研究政策，没有自己的主见，那么你接受哪一方的诱导就会由各种偶然因素组成，最终变成一个扔骰子一样的随机选择。所以，孔多塞陪审团定理的假设仍然成立。

经常会有人说：低素质的选民就知道盲从，让他们投票，肯定被人忽悠。但是你别忘了，想忽悠你的人不止一个，他们之间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就算一个人再容易被忽悠，他还不是得首先决定被谁忽悠？左派右派都在忽悠，自由派保守派都在忽悠，鸽派鹰派都在忽悠，你说，那些 “盲从” 的人选择听谁的？当然只好随机选择一个，从而互相抵消，影响不了最终结果。比如有人担心：如果他们就选长得好看的那个（此处 @陈士杰 ），怎么办？不用担心。这世界上长得好看的人还少么？A 党找了个美女候选人，B 党就不会找么？如果误导人那么容易，每个党都用同样的策略，最终不还是互相抵消?

第二，每个党的忽悠能力不一样怎么办？会不会让误差不随机？我当然不否认：如果几个政党竞选，很可能其中有一个党更有资源，更能控制媒体，更能操纵选举规则、买通选举工作人员。但是你猜这个党会是哪个党？毫无疑问，是之前的执政党。原因很简单啦:人家垄断了使用税收的能力，垄断了雇佣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当然就可以想办法搞鬼。就说普京这伙计吧，看哪个报纸骂他，就可以让税务人员查他们的税，就算查不出来，也可以让他们几个月没法按时出版。有时候逼急了，还可以暗杀一两个记者、反对党成员。反正警察都听他的，出了事也没有人调查。然后他还可以通过 国家电视台年复一年地秀他的硬汉形象。反对党做得到这些么?当然做不到。前面我已经说了， 政府的定义就是垄断了暴力能力的组织。反对党的误导能力怎么可能赶得上执政党?

上面这一段说明了什么？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选举因为选民受误导而影响了结果，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一党长期执政。注意！这是最坏的结果哦！也就是说，即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和没有选举是一样的。那除了最坏的结果，其他的结果不就都比没有选举好么。 那你说有选举好不好呢？

有人问，希特勒在当选总理之前并不是执政党，但他还是通过选举上台了。是否说明孔多塞陪审团定理有错呢?

千万别忘了，总理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只是二把手。希特勒也参加过 1932 年的总统选举，但是输得很惨。魏玛总统选举是两轮制，第一轮先淘汰掉落后的候选人，第二轮排名前三 的再次竞选。第一轮中，希特勒比兴登堡低了 19 个百分点，第二轮低 17 个百分点。这么大比分 的落后，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可是不常见的。即使是议会选举，纳粹党也不过就是搞到了 1/3 的 席位。但是因为其它党谈不拢，没办法组成稳定的多数派，他才得以勉强组阁当了总理。但是注 意，总理的权力是远远小于总统的，而且总统不高兴可以随时解雇他。

当然，兴登堡也未必是什么好货。他不但没有解雇希特勒，反而宣布紧急状态赋予了总理更 多的临时权力。但是别忘了，两个混蛋好过一个混蛋，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之间闹翻是迟早的事 (更何况，很多史料表明兴登堡并不喜欢希特勒那一套，容忍他只是权宜之计)。摊牌的话，总 理要推翻总统未必容易。但是兴登堡的身子骨不争气，总统任期刚开始一年多一点，就病死在任上。这样，缺少了另一个权力核心，希特勒的政变就成了手到擒来：把总统和总理一合并，成了 所谓元首。

所以，你可以说希特勒唬住了很多人，但是他参加的最后几次选举，也都不过得了三成多的选票而已，可见非执政党要忽悠选民真的很难。当然，希特勒政变以后，再忽悠就容易多了，原 因如前面所说，他控制了一切媒体和暴力机器，你不支持他，第二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是这样，希特勒在政变以后也再没有举行过任何多党选举。不管他怎么包装自己，他还是没有和其它候选人一比高下的信心。如果选民真像很多公知说的那么傻，为什么希特勒不继续搞选举了呢?

所以，你要防止希特勒这样的奇葩候选人成气候，恰恰需要的是持续的选举，而不是放弃选举。另外，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例如总统突然死亡时的接班问题、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权限问题，也需要加以考虑。唯独取消选举不是答案，取消了只会让不同政治家的忽悠能力更加不平等。 即使希特勒不上台，也会有斯大林、波尔布特、阿明、艾迪德、巴希尔、阿萨德、萨达姆、XXX， 等等。这个世界什么时候缺过杀人狂？没有选举，他们上台的概率只会更大。

这一节无非是想澄清一个具体的假设，就是孔多塞陪审团定理里面的随机性假设。首先，自由的选举会让盲从的人随机分布，因为每个候选人把他们朝不同方向诱导。所以这些人不会影响 选举结果。其次，就算真有“系统性的错误”，也是执政党的不对称权力造成的，因而不会比没有选举更糟。

选民群体也许没有工夫去了解具体政策的好坏，这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人获取专业知识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家一个老百姓，每天要挣钱养家，谁有时间去研究每个具体的政策应该怎么搞？但是，他们本来也不需要自己操心。选民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判断哪个候选人说的话值得信任， 这就足够了。选民即使不懂自由贸易，不懂市场经济，他们只要经常跟踪竞选，跟踪自己最关心的政策，就已经有足够的信息量选出值得信任的候选人。这就好比你不会给自己理发，不等于你没有能力选合适的理发师。就算你再懂理发，如果你的理发师都是别人给你指定的，你能好看得了么?

随笔杂谈丨“禁止随地吐痰”的演化

作者：沈栖 原文：东方网

“禁止随地吐痰”业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自律，它是没有国界的通例。谁任性随地吐痰，都将会受到众人的呵斥、侧目、嗤鼻，甚或罚款。然而，吐痰从随意到禁止，却经过了一段演化史。

人类学家罗斯·孔伯说：“吐痰被建构为不文明行为，在西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好几百年时间的不断推进才将这一可以接受的行为演变为不能接受。”他观察到，西方人吐痰表现出一种男子气派。在欧洲不少国家，年轻男子常凑在一起吐痰，看谁吐得多、吐得远、吐得准、吐得有力量。无怪乎，电影《泰坦尼克号》有个镜头：萝丝请求杰克教她吐痰，她要“像个男人般吐痰”。虽然在中世纪吐痰依然很普遍，但有所收敛，如人们可以将痰吐到桌子底下，不能随地乱吐；站立时吐痰，旋即用鞋底搓掉。

即便如此，人们认识上也逐步转变，将吐痰目为“下流行为”。荷兰学者伊拉斯谟与意大利作家卡萨分别于1530年和1558年撰文耻笑随地吐痰行为是“龌龊的、粗野的、不文明的”，并且呼吁全社会摒弃之，但呼应者寥寥，随地吐痰之陋习并没有敛迹。

人们真正彻底认识“随地吐痰”危害性，继而厌恶、排斥之，是基于公共卫生观念的建立和普及。1882年，德国生物学家科赫发现了肺结核杆菌，并指出痰是传染的重要媒介，因为结核杆菌在痰中可以存活一整天，世人不免“谈‘痰’色变”！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国家政府重视以立法形式来禁止随地吐痰。如1886年，法国卫生部颁布了全球第一个禁止随地吐痰的法令；截止1916年，美国213个城市中有195个制定了禁止随地吐痰的法令。诸如“为了我们的健康，不要随地吐痰！”“随地吐痰传播疾病，遗祸子孙！”的警告语触目可见。

反观我国，作为不讲卫生的顽疾之一，随地吐痰更是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了“唾痰自干”之类的成语。19世纪后叶，这一恶习的危害性逐步被人们所认识。1875年，清代光绪年间，全国首部公办学堂使用的《简易识字课本》中规定：“若有痰唾，勿吐于地”；孙中山曾感慨：“随地吐痰和任意放屁乃是中国人的两大恶习”；1930年，留学归国的细菌学家高士其告诫国人：“每24小时之内，一个肺痨颇深的人，口里所放出的结核杆菌共有15亿到40亿个。真是一痰之微，不知害人多少啊！”解放后，禁止随地吐痰再度引发政府重视和众人关注，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始，它成为了现代文明生活的要素之一。1984年，上海在全国率先禁止随地吐痰，违者罚款0.20元，据说实施规定当日，竟罚款20余万元。2003年起，罚款金额提高到200元。时下，随地吐痰现象陡然消减，有痰吐入手纸然后扔进垃圾桶已成为了国民现代文明素质的一个表征。

末了，还要讲一个见仁见智的事儿：鉴于新加坡立法对随地吐痰者最高可处鞭刑，1994年，美国“搞笑诺贝尔奖”将“心理学奖”颁发给李光耀，其意是：随地吐痰可耻在西方社会已是共识，新加坡居然以鞭刑来禁止它，小题大做了。当然，禁止随地吐痰理应以道德自律为主，但辅以法律约束，何以“搞笑”？

《斐姨所思》Podcast节目，本週的【阿姨想知道】单元，邀请到前凤凰卫视驻印度记者、现为区块链金融新创公司XREX执行长办公室资深总监的“印度尤”尤芷薇，和大家聊聊加密货币中的稳定币（stablecoin）到底是什麽？前阵子UST和Luna为什麽会崩盘？以及各国政府又该如何监管加密货币呢？

• 本集TimeCode -

01:03 印度尤回台后为什麽会投入加密货币产业？

03:51 稳定币（stablecoin）是什麽？

10:29 UST崩盘是庞氏骗局吗？

13:16 加密货币为什麽会出问题？

15:39 建立加密货币的监管机制会有哪些困难？

18:48 监管机制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吗？

21:08 为什麽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加密货币？

22:53 加密货币将成为新的货币战争

24:31 美国的监管机制可以直接拿来用吗？

27:09 发展加密货币科技对台湾有什麽帮助？

29:20 台湾人要如何用加密货币做印度的生意？

跟亲朋好友是不可能谈六四的。亲友中就算有人同情学生，也出于惧怕而不愿多谈。

坦克人是运气好。运气不好的被碾平了。方政被轧断腿的照片去搜搜看？

播客收听链接：https://www.bumingbai.net/2022/06/ep-002-pei-minxin-text/

裴敏欣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专制政权与威权体制的转型。作为文革后中国最早一批到美国留学的学生，裴敏欣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教授。

裴敏欣教授出版的书籍有：1994年的《从改革到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灭亡》；2006年的《中国被困的转型：专制制度发展的限制》；2016年的《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他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如何用监控来稳固政权的书。 《不明白播客》与裴敏欣教授就中国坚持清零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进行了一场对话。（文字版全文）

时间轴：

01:02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上海封城乱象的看法

04:20 中国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上海封城、坚持清零的时刻

06:04 中共坚持动态清零的政治逻辑

11:10 这次清零运动运用的统治手段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15:38 如何看待“上海新疆化、全国上海化”这一说法

17:24 中国的数字极权会如何影响中国人的生活

22:25 中国能否变成一个大北韩

26:40 上海解封后会否像武汉当初那样，民众开始感恩政府

30:08 裴敏欣曾在2017年说“中国靠经济增长维持政府合法性的路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中国现有体制还有十到十五年的时间，”这一看法现在是否改变

33:40 尼克松访华是否是一个错误，中美关系在习近平任内是否还有有改善的可能

40:58 中国共产党对西方的误解

42:44 普通中国人应该如何在乱世中保持希望

嘉宾推荐：

1. 电影《东方西方》（Est - Ouest），豆瓣链接

2. BBC战争纪录片《战场》（Battlefield）

3. 《奖赏：石油、金钱与权力全球大博弈》（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 Power），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著

官网：bumingbai.net

推特：@bumingbaipod

文字版全文：

袁莉：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袁莉。

裴敏欣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专制政权与威权体制的转型。

裴敏欣是上海人，在1978年考入当时的上海外国语学院。他是文革后最早一批到美国留学的学生，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教授。

裴敏欣教授出版的书籍有：1994年的《从改革到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灭亡》；2006年的《中国被困的转型：专制制度发展的限制》；2016年的《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如何用监控来稳固政权的书我们会在节目页面写出这些书的书名。

敏欣，你好！

裴敏欣：袁莉你好！

袁莉：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一个多月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您母亲的情况怎么样了？

裴敏欣：我心情很难过，因为上海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是一个治理很有方的这么一个城市。如果说上海不能应付这一场危机，那很难想象中国其他地方会对这个危机会怎么样来处理。但上海你现在看来就一个多月来看，那明显就是处理得是十分糟糕。不管是从技术层面也好，从政策层面，然后从具体的操作、办法和得到的效果来看，那可能比以前的武汉更糟糕。因为武汉他情有可原，因为武汉是第一次碰到那种情况，那上海你是有许多经验可循的。

至于我家里情况呢，就是我母亲一个多月前住院了，就是她本来身体就不好，她九十一岁了，但是由于上海要把所谓的定点医院给腾出来，那我母亲她很不巧住的医院被定为是定点医院。，用来就是医疗新冠病人的。所以呢，九十一岁的老人放在救护车上，装到一个很远很远的一个医院去。床位又比较紧张，她本来是两个人的病房，变成了六个人，睡觉、休息都很不好。然后我姐姐又没法去，是我姐夫去照顾，所以照顾得也并不那么好。前几天她去世了。那真是很难过啊。

袁莉：啊。。。

裴敏欣：就是你他们碰到你家里人，在这么一场就是危机里面离开你，而且没有很像样的一个告别，就是个火葬场的车把她给拉回来，再很快地给烧掉，骨灰又没办法拿出来。所以整个就是从我个人心情来讲，是一个很悲伤的感觉。

我就感到应付这场危机当中，中国政府他是不可以做得更合理一点、更人性一点？对于我就这种情况就是本来就是很难想象，就是说像这种悲剧，我会我远隔中国那么一万多公里，还会很亲身的体验到。

袁莉：对啊，我真的…真的…不好意思啊，真的是……很多家庭都经经历了这样子，老年人本来身体就不是太好，然后被各种折腾。

裴敏欣：然后就对我想就是当然我母亲肯定不是一个单例啊，肯定有很多类似这类的人。所以隐形代价是很巨大的，可以说是没法计算的。当然许多人失去自由、他心灵上的创伤，他有许许多多的不愉快，那就是更没法计算的。但是你从就是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说有许多，所次生再难，许多老年人去世，都是这场危机造成的后果。

袁莉：对，就是太多人就是发出这种感慨，说，“哦，这是上海啊？这是2022年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上海，或者这样的中国，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时刻呢？

裴敏欣：绝对相似是没有，但是还是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就是说表面现象不一样，就是说这是一场灾难，这是不可否认的。这场灾难呢，而且是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灾难，因为它是可以避免的，它许多采取的措施，效果是适得其反的，代价又很大。

你看就是经济代价也好，人对健康生命、心理，许许多多，包括政府，它本身也花了很大代价。你想就是一下子，从国外看上海，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窗户，是中国可以拿出来跟西方，说“哎呀，我一点都不比你差。”但是现在就是说，一看你就是…一比就比出来了嘛！

但是你要从历史上说，当然我想起最可比的就是大跃进啊，大跃进更惨啦，大跃进是人为的。而且大跃进就是很明显，包括当初共产党里面的高层干部，像彭德怀、周恩来啊，都认为这是错的，但是没法指错。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应该值得深思的。为什么就是大跃进是五九年到现在63年，怎么同样的政治逻辑还继续在运作？

袁莉：对，您能不能说一下，就是民众怨声载道是吧，然后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济也是一塌糊涂，但是中共为什么必须要坚持动态清零呢，你能否解释一下这背后的这种政治逻辑？

裴敏欣：这里面呢，从两层来讲：一个呢，就是政权跟社会的关系，一个是政权本身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

先从第一层次来讲，就是政权的跟社会的关系。因为现在中国的政权现在跟五九年的时候，尽管说表面上看很不一样，但实际上它本质还没有改变，就是她是一个无限权力的政府、政权，社会对他没有任何制约，它可以说是个无法无天的这么一个政权，所以这个政权要做什么事情呢，唯一能够制约它的就是它政权内部的权力分配。那么以前呢，就是说在毛时代的人，就看五九年的大跃进，当初就是还有一点声音，像彭德怀那种声音会出来会试图让最高决策者改变主意。但是如果最高决策者能够听取不同意见，那么这个政府它还是有一定纠错机制。但是呢，如果最高决策者把这种不同声音看成是对他权威的挑战，那么他会采取硬来，或者变本加厉的一种办法。

其实五九年你去看大跃进的历史，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大概七月份，之后，死的人远远超过庐山会议之前的，那就是一个变本加厉的机制。这就是说现在的政权、中共的最高层，它也是缺乏权力制衡的机制。

再就是中央集权之前，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为什么这三十年前中共相对平稳呢？它当中有一个权力制衡这个机制，就是你不会犯很大很大的错误。当然呢，由于权力制衡，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你办不成。比如八十年代，陈云的反对使许多邓小平的改革步骤不能展开，江跟胡时代中共的权力基本上是共享的，那现在是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很容易犯重复大跃进以前的错误，

袁莉：对，就是觉得没有人能够说出任何话了。

裴敏欣：不敢说啊！人家说共产党的高官笨啊，我说他们一点都不笨，他们聪明得不得了，你看个个都是人精！他们知道啊，他们都看到以前说真话的人是什么下场，跟领导对撞的人是什么下场。

而且呢，这个体制里面的这种机制啊，并不仅仅是在高层，他从上到下的，在省一级、县一级、市一级，甚至到街道社区，它都一样的。

袁莉：它是非常唯上的一个体制。

裴敏欣：唯上，而且我另外一个观察呢，就我就多年的研究，中国政治的这个体制，就是说你如果上面往下要做好事呢，它是层层打折扣，为什么？它涉及利益很大。所以一件好事啊，比如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主意，比如说上面是100的主意，到下面能够实现5%，那就是很好了，但是这个体制有一个很坏地方，你如果要做一件坏事啊，层层给你放大，就是说比如说上面它有这么一个想法，到了下面，只要这个事是对下面当官有利，它宁左勿右，它有一个做坏事放大机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旦最高层他本来的政策是错误的话，那到下面呢是糟糕的不得了。

袁莉：对。您上次好像跟我说了一个孙立平老师提出来过的这个叫“作恶授权”,是吧？是这个意思吗？09:58

裴敏欣：就这个意思，因为每个政治体制它都有一个内在运作逻辑，那么中国我们我们都知道不作为没事，做坏事只要受害者是老百姓，没人管你。但是呢，你一旦违反上面的意志就不一样，因为这个体制他是个很工具化的，是很多功利主义驱动的一个体制，所以他说只要你给我把什么事办成，你别跟我去讨论代价的问题，所以“不惜一切代价”这种语言中国官方是很多的，那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这仔细去想，就是不惜社会承受代价，你看那当官让他承受什么代价？他跟就不干！所以呢，一旦有了这种“作恶授权”的这么一种体制啊，那就是当老百姓很苦的。

袁莉：就比如说计划生育政策，这个维稳的机制，然后到现在的这种清零的政策都是一个逻辑。还有就是这次清零运动运用的统治手段和以往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呢？11:10

裴敏欣：我看就是看了一些国内出来的视频啊，还有听到一些故事，他有几个不同。第一，中国社会现在变得很十分好管。为什么呢？你从建筑设计来讲，就是农村他们没法搞清零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边界、围墙、小区，就是你要农村清零，你不知要调动多少人来，不让人走，但是市区很十分好管，楼下给堵住，用铁丝网，派两三个人就可以把几百个人给关起来。这就是中国现在政府对社会控制有许多便利的地方，第一个是从建筑设计这个角度来讲。

第二就是从技术用手段，什么健康码、让你到哪里都不能动，因为它很简单，只要一个中央控制的务器上做一个什么处理，许多人就都不能动。

另外呢，我看动态清零现在警察很多，就是上海话叫大白，那就说明现在中国的专政机器的确是强大无比，人力资源丰富。

然后我看了许多视频，让我一个不解的就是那些人啊，所有执法的人，上海叫大白啊，他们怎么一点都没人性？就是做了许多事情很明显的，就是不合理的，甚至违法的。但是他们无动于衷，就是说他明明看到就是一些普通的民众，都是有很实际的问题，需要他们解决，他们都很凶，一点都没有情理，所以这些就是……

袁莉：这不是一月份的时候，西安不是最早出现这些事情嘛？我就写了一个“平庸之恶”，就用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这个概念，就说这些人他们觉得他们只是在做自己被命令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们是不管这个命令是不是对的，他们只是要为自己的升职呀这种个人的打算来做事情的。当时这个专栏出来以后，我还被中国的官方媒体批评过。

但是这次呢，因为上海这个疫情的事情，结果就有人把官方骂我的那篇文章找了出来，就说“哎呀，她说的是很对的呀。”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好像不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些人就可以做到根本不管不顾人的死活，不管不顾人的这种最基本的情感，最基本的需求就可以做到这样的。这个确实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理解，但是为什么就是那些人到了位置上就会这么做呢？13:07

裴敏欣：对啊，所以这就是这次危机过了之后，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一开始我们谈的时候，你说这次危机跟历史上有哪些相似之处？当然呢，最相似的就可能是大跃进，因为从认为灾难的角度，那另外一个你从那种人的那种，你讲的平庸之恶也好，文革当中也很像啊，许多那种人的那种无情，那种残酷，都是平民啊，你看文革里面，他做许多的这种坏事。

袁莉：对，红卫兵啊。

裴敏欣：这都是以后我们思考问题，

袁莉：就是就是这个制度到了一定程度，它实际上把人性恶的一面给激发出来了。

裴敏欣：许多坏的地方，你放大了，就是一个坏的制度，就是说使得你啊，第一不能做好事，第二呢做坏事是没有惩罚，所以这就使得“平庸之恶”是一个普遍现象，

袁莉：你知道大白吧，就是现在因为你穿上大白的服装，你好像就有了权力。所以现在我们的朋友都在买这个大白的衣服，说既然穿上就有权力，为什么不呢？就是很滑稽很滑稽。

裴敏欣：对啊，那我就跟你讲，在文革的时候你只要戴红袖章，你就可以到人家家里去抄家，去抢东西，去打人啊，没人管你啊。

袁莉：还有就说有人说这个清零是一场社会控制的试验，您同意这个说法吗？就是现在也有讨论，就是关于“上海新疆化、全国上海化“这个说法，您怎么看这种讨论呢？15:38

裴敏欣：可以讲呢就是中国从九十年代末开始维稳，那么这次其实这是维稳的实战试验，中央政府他可以发一个命令，一下子可以把上海来2500万人，一下子就可以让你两个月不出门，动用了不得了的社会维稳力量。他其实这次用的就是维稳力量嘛，武警啊、居委啊，什么都用上，还有网格化、什么健康码，都用上。甚至包括网络审查，就是有许多人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都给屏蔽了嘛？不管就是新疆化也好，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它一下就可以把2500万的人给关两个月，现现在一个半月了，现在看他还至少有关一两个星期，那是不得了的。

你就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它有能力能够在两个月内把2500万人都关在家里，叫什么“足不出户”，这是很难难想象的。当然跟新疆还是有许多具体上的差别，因为新疆用的许多技术，它还没用呢。他用了一些类似于新疆的控制办法，但是还是没有把全套用上，他毕竟是对待汉族人啊，它不是对少数民族啊。

袁莉：对对对，那肯定了。新疆人受的苦，我们真的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这次的实验成功，中国建立起一个高效运行的数据极权，中国人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就那样的话，中国和有斯塔西的东德、有克格勃的苏联和有雪亮眼睛群众的毛时代，会有很多的更多的相似之处呢，还是说会怎么样？就是现在现在大家都在想。17:24

裴敏欣：现在就是…因为我最近写书里面就讲，从毛时代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到现在，就是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就是利用技术，很明显跟以前所有的克格勃也好，斯塔西，就是东德的安全部，来比，他们是十八世纪，那中国是二十一世纪。

因为有几个很不同哦，第一呢，就是中国所谓清零中有两点。一个呢，它是的确有群众运动，他动用的人力资源不得了，光靠技术是没用的，最有效的这种监视体制，他一定是很严密的一个组织系统，加上一个高科技，缺一不可。像东德克格勃，他们基本上当初是靠人力，东德当初是1500、1600万人口，它的国家安全部有9万人，就是就是0.8%左右的比例啊，如果中国用这个比例的话，中国今天的安全部要850万人，那你想想，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没有技术，他就是靠人。但是中国从毛泽东是在用的，就是所谓叫“枫桥经验”，就是发展许多群众，群众的“雪亮眼睛”，举报啊，线人啊，中国叫特勤，叫信息员，多得不得了，就是靠这个弥补。因为中国穷啊，所以穷有穷办法。所以呢，中国就是在最近，基本上是这个世纪初开始，中国运用现代的技术的，那么在这之前呢，都是靠群众路线。

那现在有了技术之后呢，就把其他国家，就以前那种专制国家，或者集权国家的秘密警察系统，甩开十万八千里了，真的是可以这么讲。因为他现在不得了的技术啊，特别是最近出来的差不多二十年的，叫天网系统，过去七八年里面又开始建的雪亮工程。他都是用最先进的一个技术来人脸识别啊、云计算、云储存，那叫智能卡口。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才知道什么什么叫“智能卡口”。就是说现在你为什么你有了黄码之后，在这清零当中你可以寸步难行。就很简单，你如果说被警察发现了，他知道你了，他只要把你身份证号码和照片输进他的系统，你到哪里都可以把你给抓住。

还有就网格化，这个网格化差不多是1000人就有一个网格员，专门来管你，他身上带一个手机，当然是政府发的，跟街道的一个系统接在一起，有什么事情他就跟街道讲。所以这一系列，我想中国现在这个系统，肯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就历史上最先进的，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过他。现在就是这这套系统，就是说城市是最发达，但是过去五年内呢，他开始朝乡村延伸了。

袁莉：乡村也很厉害，这次就是农民下地种田是要凭证的，也抓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是说乡村现在管得也很严，只是我们可能都还看不到的。还是就是回到上海还有这种的清理政策来说，几十年来呢，中共和中国民众签订的社会契约是以经济发展获取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只要你能让我过上好日子，或者能让我的孩子过上好日子，老百姓可以容忍中共对个人权利的打压，甚至就是说你可以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都埋头挣钱过日子不说话。但是这次呢，清零运动对经济的打击非常的大，很多普通人就是交不起房贷呀，还有很多的企业都是很困难的，出口、消费全部都受到了影响，这种情况对中共的合法性构成严重威胁吗？还是他已经控制到了极限，其实也无所谓了？21:30

裴敏欣：那肯定有威胁。因为呢，我一直在想，就是中国是否能变成一个大北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北韩他没有什么合法性吧，就是靠暴力，靠残酷靠镇压，在一个14亿人的国家实现北韩这种统治办法，在毛时代是可以试过，因为他穷，当时都封闭，你可以，但是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你如果说失去了一个所谓政绩合法性，完全靠消息封锁、暴力、秘密警察、技术监控，那是否能成功，这是一个还被尝试过的试验啊。我自己想是比较困难都，因为毕竟就是那么大的国家，比较难管。再有就是因为金家是一个家庭，是一种王朝政权，但中国毕竟是个党啊，党里面他还是有一定的制约机制的。

当然这要看了，就是经济跟一个政权合法性这个问题有一个发酵时间，他有一个时间段的，并不是说今年股票跌得一塌糊涂、工作没了，我明天就得上街了，因为他有许多那种机制啊，可以把民间的怨气传到精英当中去。因为最终这种政权都改革，它肯定是精英内部发生分裂了。你要看就是毛泽东后期，明显是统治精英集团内部分裂了，就是陈云、华国锋、邓跟四人帮决裂了，然后呢，华国锋跟邓又决裂了，才会出现改革开放，那么就是民间到精英里面呢，这是一个黑箱了，我我们就不知道。因为一下现在不可能就是政权的精英，他不知道社会上发生的情况，如果说过了一两年，经济很不好，那精英它本身也受影响啊，因为现在的中国的政治精英同时又是经济经精英，他们自己家里的人赚不了钱了，他自己腰包也相对缩水啊，那他自己也感到他会感到这个政策的失败，还是有一段发酵时间。

因为我是经过文革的。我记得就是说在毛泽东死去前三年，那中国是文革十年，经济很糟糕，我觉得就是我父母、哥哥十几年没涨工资啊，就是穷得不得了。那那时候但是到了后几年，感到实在不可忍受，所以会出现1976年“四五”的天安门事件，这并不是仅仅为了纪念周恩来的，是因为怨气积了十年了，他还是有一个发酵过程。

因为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说看所谓社会契约，就是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的一个社会契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我认为还有另外一方面，就在这次上海危机、清零中给暴露出来了。就是说你可以不要有政治权利，中国老百姓把政治权利交出来，但是我要有一定的个人自由，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穿什么衣服啊，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做跟你政治无关的事情，你不要来管我。但这次动态清零，一下就让许多老百姓感到，我那点以前一直是认为是我天生就有的个人自由也没了。因为本来就是说，中国它不是一个民主，他们说政治民主无所谓吧，但是只要我有个人自由就可以了。但这次他明显看到，你如果没有民主，你个人自由也没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障你的个人自由的。所以这一次我想，这个层面恐怕就是对共产党的权威威信的负面冲击是很大的。

袁莉：是，很多年轻人以前从来都不谈政治的年轻人，不谈权利的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这次都觉得哦，怎么我干这个都不可以了？怎么大白就可以来我家里面拿着这个消杀，就把我家的所有的、我的好的名牌衣服全都给我毁掉了，把我的木地板也毁掉了，我的钢琴也毁掉了，我的书也都没了。就是说难道这个要发生到我身上嘛，他们就受不了了。

裴敏欣：对啊，使我想起托洛茨基一句名言，他说，“你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是战争对你感兴趣。”那么这次呢，可以把它就反过来讲，你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政治找上门来了啊！

袁莉：但是这个还是要再说回来。就比如说武汉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去世那天晚上的朋友圈和微薄，当时群情涌动，但是武汉封城过后，大多数民众很快就忘记了那70多天的痛，开始感恩政府，为中国的防疫模式点赞，要欧美来抄作业。那这次上海或者这个封城的城市解放以后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呢？26:40

裴敏欣：这呢要看，就是说武汉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跟西方有一个参照，但现在大环境不一样，如果说上海解封之后，因为中国他在防疫上做了许多现在看来就是错误的事，是比如说疫苗、接种人群，现在因为人家参照啦，人家躺平之后反而效果比你更好，那就说明你政策不对。

所以我想呢，今后呢，有几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就是说假设这次上海他动态清零坚持住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自己是比较怀疑啊，因为这个就是坚持…

袁莉：坚持就是胜利，这几天不停地说。

裴敏欣：就是现在就是的，就是没有到底了，坚持就是胜利，所以如果失败的话，那就没法收拾啊，因为这个没底啊。如果说是成功啊，因为他还有代价，英文有个叫“Pyrrhic 胜利”，就是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种成功，就是因为是你明显看到有许许多多经济上的损失。因为有许多损失，以后不会回来，比如说产业链，它就是搬出去一些，不可能再搬回来，他的后面发酵的时间段会很长。

所以呢，你要问说六个月之后怎么样，一年之后怎么样？所以现在还是比较难说，但毕竟我想人还是有记忆的，因为这是要比武汉啊，后果要严重多了，因为这是上海啊，这不是武汉。人家以前可以说，“哎呀，你武汉不行，还有上海派个市长去做湖北书记吧，就是把武汉疫情得管住。”那你现在上海就出现这么情况，就是我想还有许多故事会出来，因为这次就是就是故事还没有完。

袁莉：就是北京的清零和上海，还有其他很多城市好象又不太一样。他好像更加的小心翼翼，更加地精准。您也有这个感觉吗？29:00

裴敏欣：对，因为呢，第一我想他感到上海这种办法在北京是行不通的，上海那是错的。北京的官员一看上海，你们这样做效果不好，适得其反。再有就是说，毕竟呢就是北京没有到上海这种失控的地步。再有就是如果北京失控，他用上海的一个办法，那肯定会出大乱子，因为北京的人那比上海人政治觉悟更高，更会抗议，他们关系又多。而且北京他是直接涉及到精英住的地方，政界精英在那里啊，你把那么多局级干部，他们小孩，他们家庭，部级干部，三朝元老都给封起来了呢，这肯定怨言自己，所以这个北京的

袁莉：还有就是您2017年接受台湾《报道者》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国靠经济增长，维持政府合法性的路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中国现有体制还有十到十五年的时间。”现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关于这个时间段的这个问题，当时是不是过于乐观的还是现在还是一样的乐观？30:08

裴敏欣：那么现在你又看几件大事啊，这就是讨论中国十到十五年之后，那我2017年说的，还有十年啊，就是说想象中国就是二零三二年，那你就可以想象这几件事情，我们现在都能看到的，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经济增长提供的合法性的效果会越来越弱，就是共产党看是否可以找到其他的合法性的来源，这第一。

第二呢，就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会越来越升级，那么升级有两种，一种就是他到最后是全面经济脱钩、甚至发生军事冲突，那军事冲突呢就很难想象。但是最大对中国冲击还是经济层面，从美国技术啊，资金啊，包括像美国的市场，就是出口，很大的影响。那么你看就是这次俄乌战争，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又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冲击。那么就是说中国跟西方会在今后十年当中出现大规模的脱钩，我我想对共产党来讲，它最大的危机是一个经济导致社会不安定。

那么一旦经济下滑，它的后果是各种你现在想像不到的问题都会出现。我就给你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就是他现在很发达的监视系统，贵得不得了。我看前几天在武汉，他说他天网工程，他一天要两千多个人转，其他事不做就是成天给他在维修摄像机、服务器，你想想那不得了的人呐。

袁莉：这都还得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才能干的事儿。

裴敏欣：受过很好教育的，而且就是这都是地方在开支。所以那么多大白里现在雇得起啊，都给加班费，还有奖金。你如果说经济负增长了，中国毕竟现在中等收入国家，你就是比以前好，但你还不是一个富国啊，更谈不上是强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是重复那一句话，一旦出现七到十年左右的2-3%的经济增长，那是另一个世界。

那么另外一个呢，你要看就是中共，他从邓时代到习时代之前，他内部还是有一个相对可被预见的接班的过程。你如果说现在席习他三任四任也好，他再过十年，80岁的人了！这时候就会很明显地就看到一场接班危机。这个日程表表就放在的那里的，不管他怎么想，他怎么做，这个危机是可以预见到的。

所以呢，你就看到，就是说两场危机正在出现，而且都会在十年之后达到顶峰，或者比现在更更严重，那至少是一场就是中共政权的——我看是文革之后最大的一场考验啊。

袁莉：听得好吓人的。那我我您刚才谈到了中美关系，我就在问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问题，今年是尼克松访华五十周年，华盛顿有些人说当时这个决定是错误的，美国人自己给自己培养的一个对手。您怎么看这个看法，还有一个就是说中美关系在习近平任内有改善的可能吗？33:40

裴敏欣：对，第一个呢，我认为尼克松访华的决定，你必须要从当初历史的角度，从具体历史环境去看，五十年之后，不管中美关系怎么样，当初决定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对美国也有利，对中国也有利。如果只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不利，这不可能发生。所以呢，这次就是说是双方当时领导都认为是正确的。而且应该讲呢，就是对美国来说，到了2012年之前，到了2008或者2010年，就是胡的第二任的时候呢，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正确。

毕竟就是你要看，就是从1972年到2012——2012年之后关系是完全变了——就是四十年当中，双方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益。美国它根本的国家利益，就是说不能有一个很大的战略对手。那么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第一呢，美国许多战略家从来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增长这么快，你去看以前所有的国防部的评论也好，因为中国真正缩小跟美国距离啊，就是进入了世贸组织WTO之后。

因为我可以跟你讲一个简单的数字啊，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到九零年，就1989之后啊，中国的GDP一直是美国的5-6%之间，它不足为奇的。所以当初你想，如果说有一个人说“哎呀，中国再过十五年，他GDP是你的一半”，这很可能被人认为是在吸大麻，比如说是吧？

袁莉：对。

裴敏欣：为什么人家说，“哎呀，中国让美国让中国进WTO？”我说当时美国根本就不把中国当回事情。中国当时的GDP用美元折算只是美国的12-13%，到了2008就40%了，为什么这个会出现，那就是美国它在单极世界的时候，小布什政府放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去打伊拉克了，一下子把美国拖入了泥潭十年，所以这个十年是中国的一个机会窗口。

所以我跟你讲，你如果说是不从历史看的话，你得出这个结论肯定是不准确的，而且就是反过来讲，我一直对写这个文章的一个人叫Mearsheimer，我跟他很熟，我看了他的文章我赶紧给他写个电子邮件啊，我说你别忘了，就小布什政府上来，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并不是反恐啊，是中国啊，谁让他去打伊拉克啊。

袁莉：中国，然后9·11发生了。

裴敏欣：我说我说这个你第二个问题呢，我认为就美国人对习近平已经是定性了，所以我看不出在他任内中美关系有任何本质改变的可能。如果说在他任内，中美之间避免冲突升级到直接军事冲突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了，这并不是说关系改善的问题，而是如何管控冲突的问题。

袁莉： 问那那我再问您一个，这个问题就这么说，就是中美关系恶化，究竟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呢还是美国要打压中国的崛起呢？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 37:20

裴敏欣：都有，当然意识形态，就是说比如试想如果中国不是一个现在的那种一党专制的体制，用一党专制它导致许多问题，外交政策也好。对敌方的威胁判断也好，利益冲突也好，包括经济交往，都会不一样。所以意识形态肯定是一个就是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那么另外也有一个就是地缘政治利益，就是像美国，他认为他是一个全球的领袖，他要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维持全球其他地方的地域的战略平衡。就是说，不管你在亚洲是谁，我总归不会让你在亚洲称霸，因为你在那里称霸对我的利益是不利。这个跟中国在东亚的利益有根本冲突。

因为中国说你那么大老远的到我这里来，耀武扬威地干嘛？管你什么事情？这是我的后院。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根本性的一个（冲突），就是说国际观也好，地缘政治利益也好。只要美国是这么个想法，中国那种想法，其实是零和游戏，所以这是一点。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政策层面，因为你要看就是中国政府的许多作为是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的改变。我举几个例子，你在南海造岛，就是很明显，人家说我以前跟你经济交往，战略交往也好，本来是让你融入我的国际体系，就是你在那里造岛，你很明显要挑战我这个国际体系。这个一带一路也好啊，中国制造2025，就一系列的这种政策，包括中国国内的许多改革的倒退，对人权的镇压也好，美国他在过去，就是差不多是2015年的时候，就在川普上台之前，美国的国内的主流已经认为这个接触政策实际是失败的，那么大部分责任从他们眼光来看呢是中国，而并不是美国，这一点我基本上是同意的。

但是你看就是川普上来之后，一系列的这种做法、一系列打压，他这么做得有点过火，他是否没有中国最后一个机会可以改正？这你都可以以后让历史学家去评论，但是如果说是没有川普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的话，那我想美国转弯也不会这么快啊，

袁莉：哎，听到就觉得没啥希望了。

裴敏欣：很难能有希望，我想就是这个世界变了。再看俄乌战争啊，它是一个加速器，本来就中国跟西方，特别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是成了一个长期对抗的关系，但是双方还没有下更大的决心，没有采取更决的措施，但是这次俄乌冲突之后呢，双方就感到“我们以后啊，就是不可能再回到以前世界。”

袁莉：你看像欧洲，欧洲本来还是，尤其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是三心二意的，是吧？就是这次也是基本站队站过去了。40:58

裴敏欣：对啊，因为我再回过来讲，就是就是中国共产党看了这个西方，他有一个误解，他认为西方就是钱，他根本就不知道西方它有两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价值，钱是在这两个下面，他这是三个里面，经济利益、政治价值跟战略安全，这三角关系。经济利益只是当中一部分，可能1/3还不到，到了关键点上，人家都是以安全放第一位啊。

袁莉，对对。啊，这个不知道，就是他们他们好像总是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是不管吃了多大的亏，或者是出现了多少乱，就跟这个清零政策一样的，就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裴敏欣：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国家跟社会之间的关系，跟政权内部的关系，它是没有一个言论自由，没有政治平等，没有一个基本权利得到保护的体制。我跟国内学者打交道很多，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他不笨啊，他们看的一样东西，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渠道反映情况，党内的那些人，我看外交部的人他们肯定也很懂了，但他们敢说吗？普京对乌克兰战争行动，难道俄罗斯里面没有人看出这是个很愚蠢的、对俄罗斯也是危害很大的这么一个错误行为？

袁莉：嗯，真的就是太像了，这个专制体制归根到底真的是非常的像。不好意思，这一期好像这个是比较地dark, 比较地黑暗。但是确实是因为我们是要讲中国的清零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这个可能很难不觉得是很沮丧的一件事情。

我来为一个这样的问题吧，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中国人能做什么呢？是整天就坐在这儿政治抑郁吗？怎么能够保持一点点亮光呢？我不知道，这当然不是一个对政治学者应该提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您对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思考。42:44

裴敏欣：我想第一件，我想大家应该反思啊，因为这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现在发生了，你总归得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深层原因。然后呢，我还是认为抱怨是有用的。因为现在就是共产党，他不管怎么样的，就是压制也好，它毕竟还没有到北韩地步啊，所以民意还是管用的。所以民意一定要就是让你的朋友、亲戚、家人都感到就是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他们的想法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都一样有同样的想法，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

再有一个就是在反过来讲，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就是平庸的罪恶，就是说我们如何日常生活当中做善人、做好事，这就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今后能够这些小事上能够做好，那我想肯定是一个进步。因为你不能指望你个人去挑战那么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专制机器，它根本就不讲情面。但是你从个人层面来讲，做这些事情我想还是基本上是可行的。

袁莉：对对，我觉得这次上海人实际上做的是挺好的，非常好的，我就会要觉得上海就是有一次小小的文艺复兴，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的帖子，然后做了很多的音乐，做了很多的视频，然后大家就是不停地转发，不管他怎么封，不停地转发，然后不管有没有人看，都也发朋友圈发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实际上这在中国就是已经挺了不起的一种反抗了。

裴敏欣：对，我讲就是说中国的，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49年以后发生了多少悲剧，我们一直忘掉它。当然，中国政府希望我们忘掉它，把这段集体记忆给抹掉。我想今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记住这次上海，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方式也好，文学什么，让这次付出的那么多的代价不要白付了，学费不要白交了。

袁莉：这个结尾更好一些，我更喜欢一些，刚才觉得有点太丧了。那我们邀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呃，或者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您有哪些推荐呢？

裴敏欣：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恐怕许多人都没看过。那是法国拍的，叫《东方西方》很棒，我很感动的，讲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

另外呢我英国他拍的一系列战争的纪录片叫《战场》，YouTube上大家都能看到，特别是二战的一些，我认为他拍得特别好，历史也比较真实。

书呢，就是我不想推荐我的专业的书，但有一本书就是因为现在谈到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尤有一本讲就是能源石油如何改变全球战略格局的,中文叫《石油风云》The Prize。

袁莉：谢谢敏欣。刚才是与政治学者裴敏欣教授的对话，节目中提到的书和文章在本期内容介绍里会有链接。这是不明白博客第二期节目，大家可以在所有播客平台订阅，下期再见，谢谢。

甄嬛传整体借鉴了香港的《金枝欲孽》。宫斗戏可大可小往大了说，本来可以借古讽今，以小见大，但大陆影视环境不好，创作人员不敢农大。往小了说，宫斗戏可以做成三寸牙雕，像简奥斯丁的小说那样精致，但大陆影视剧从业人员水平又达不到。所以弄的不伦不类。

甄嬛传的台词，比起以前《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等清宫戏都差了几个段位。《刘罗锅》和《康熙》的编剧是邹静之，邹本人是个诗人，字字都是讲究，相比之下甄嬛传差远了。“贱人就是矫情”这种市井泼妇的骂街俗语，居然从一个贵妃嘴里说出来，斯文扫地，笑掉大牙。

陈凯歌90年代拍出了《霸王别姬》，张艺谋拍出了《红高粱》《大红灯等高高挂》，后来两人全走下坡了。按说一个人对文学和艺术的领悟只能越来越高，不可能越来越倒退。他们拍不出好片，不是他们本身的原因，是环境不允许他们拍出深度。

@陈士杰 #187550

我反对公民直选行政首长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公民直选的时候容易选出非常出格的人，如果14亿人直选总统，可能有一些网红小鲜肉就当总统了。 但如果是议会制，总理必须是党主席，网红小鲜肉最多当国会议员，是没有机会拿到过半数的国会议员的支持的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一厢情愿的和多余的。这篇文章就是在破除这种迷思。

恰恰因为中国有14亿人，人数足够多，做正确选择的可能性就更大。这篇文章用了“大数定理”来解释。大数定理在集体决策上的应用，叫“孔多塞陪审团定理”。

美国也有很多网红，卡戴珊一家子人均几千万粉丝，这么说他们要竞选是不是从白宫到参议院都包圆了？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就算他们再招人喜欢，再sexy，大部分人也很清醒，卡戴珊一家子当下就是真人秀明星而已，娱乐的归娱乐，政治归政治。

也许网红小鲜肉很受欢迎，但大部分人也不会认为光凭这张脸蛋能治国理政。迷恋到失去理智、情愿让他们当总统搞政治的人，不到全民的0.001%。再说那么多网红小鲜肉，他们的粉丝票源也分散，某个小鲜肉的粉丝拼命拉票，自然会有其他小鲜肉的粉丝反向拉票，造个谣说另一个小鲜肉已经结婚还有8个私生子之类，他们的相互对冲就已经够搞的溃不成军了，很容易被大部分更关心粮食和蔬菜的选民的选票稀释到忽略不计。

文：李宇晖

在前面一章里，我啰里啰嗦了半天，无非是想告诉你，政府可以干很多好事，也可以干很多坏事。我们没办法生活在一个没有政府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但是我们也许有办法让 政府这个具有暴力能力的庞然大物少干坏事，多干好事。

当然，「好」，「坏」这样的词显然是过于简单化的，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用这样的词。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件对你来说「好」的事，很可能对另一个人是坏事。反之，你不希望发生的事，别人可能迫不及待。一个巨大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很少有一个政策能让所有人都高兴。 比如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对消费者和进出又企业有好处，但是对于在境内生产境内销售的企业就 会造成冲击。比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对同性恋群体是好事，但是对于持传统价值观的人士就可 能是个坏消息。再比如政府发放福利，那么领不到福利的高收入群体就需要付出更多税收。正因 为如此，关于「公平」、「正义」的话题永远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

但是这一章里面，我们暂时别为正义的主观性的问题费太多脑筋。在这一章里，我就带大家去这样一个长方形一样简单的假想世界。它只有两个利益群体：委托人和代理人。至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好的？我们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代理人能够为委托人带来利益的政治制度就是好的制度。等到下一章，我们再来啃委托人内部的利益冲突 这个更艰难的问题。

1. 什么是委托人代理人关系?

先从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起。假如几个人合伙办一个企业，每个人出一笔钱，然后按出钱比例 分成——很简单的一个场景。但是这些人不可能每个人都当 CEO，对吧?那么多 CEO，企业没 办法运转。所以，他们只好雇一个人来干这个活。这个人当然可以是股东之一，也可以是从外面 聘来的职业经理人，但不管是谁，他是为了作为经理人的各种好处(比如工资)来选择这个职业的。那么一开始出钱的这些人就是委托人，而那个拿人钱财，帮人盈利的经理人就是他们的委托人。

不过这种简单化的设定可能会给人一种误解:委托人都是好的，代理人不为委托人服务就 是坏的。其实在现实中，如果一个委托人垄断了一个地方的工作机会，也有可能对代理人(比如 工厂工人)不公平，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会有时候必不可少。但是，这一章里大家暂时不用去考虑 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只讨论一种特殊的代理人，就是掌握很多人命运的被群体委托人 (collective principal) 雇佣的精英代理人。这样的代理人通常相对于委托人来说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你几乎不需要担心他们被不公正对待。他们往往是接受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有充分的工作机会，他们 选择充当某个群体的代理人，无非是因为这个职业比其他的职业报酬更高。从道义上，我们不需 要考虑他们是否工作太辛苦，或者被委托人剥削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有充分的机会选择其他的 工作。所以这一章里面，我们为了让思路清晰，就只操心委托人的利益，不操心代理人的利益。

先回到刚才的合资办企业的例子。很多的股东，雇佣一个经理人来帮他们打理生意是唯一的选择。股东们当然希望经理人和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但是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大家 想一想代理人都会做哪些委托人不喜欢的事?

首先，最常见的当然是做假账，贪污。委托人每天不参与运营，当然没办法知道企业卖了多 少东西，进了多少货。那代理人贪污也就是非常常见的了。有时候委托人会找第三方机构来审计 一下账目，但也不是什么问题都发现得了。更何况雇佣审计机构本身也得花钱。我不相信世界上 有哪个企业可以完全杜绝贪污，因为委托人获取信息的成本实在太高。

第二，紧跟着贪污的当然就是受贿。比如你是个经理人，需要给你的企业采购原材料。甲工 厂的原材料更便宜，但是乙工厂给你个人账上打了几万块钱好处费，你当然很可能会选择乙工厂。 还有一种类似的行为叫关联交易，也就是我这个经理人同时还是另外一个公司的股东，那么我为 了那个公司的利益，就让我管理的企业不停地从另外那个公司买东西。这当然也可以看成是受贿 的一种。怎么避免?办法是有的，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完全杜绝。

第三，经理人还可以偷懒。这个不用说了。除非你在他办公室里安上摄像头，在他电脑里安上监视软件，否则还真是没啥好办法。

第四，经理人还有个毛病，就是在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倾向于过度地冒险。这个需要好好解释一下。假如一个经理人发现公司严重亏损，如果不做什么马上要倒闭了。怎么办呢? 从股东的利益角度看，也许倒闭是最好的选择，总比继续经营欠一屁股债要好。但是经理人不这 么想啊:如果倒闭，我直接失业回家。但是如果我冒险以公司的名义贷款增加投资(比如加杠杆 炒股票期货)，万一赚了呢，我的职位保住了;万一赔了，债务也不是由我来承担，我也不会比 现在宣布倒闭更倒霉。这和贪污受贿是不一样的逻辑。即使一个人完全不贪污不受贿，他拿别人 的钱投资也会比拿自己的钱投资时，更倾向于冒险。(要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你需要一些概率 和预期受益的概念，我在这一章暂时不讨论)。

最后，还有一个吹牛的问题。一个经理人可能会很努力，很自觉，不干上面说的任何一件事，但是他能力有限，再努力也没办法让公司赢利。但是他为了得到这份职位，可能会跟股东夸大自 己的能力，吹牛说自己比其它竞争者都更有才华(我相信世界上每一份求职简历都有吹牛的成 分!)。而且，越是能力差的人往往越急于得到这份工作，这个现象叫「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 也是股东很头疼的问题。

所以，股东(委托人)和经理(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让企业盈利，这样股东可以多分红，经理可以多拿奖金、职业也更稳定。但是他们也有 非常尖锐的利益冲突:经理有贪污、受贿、偷懒、冒险、吹牛的动机，而股东则希望千方百计避 免这些现象。股东如何监督经理人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学中常说的「委托人代理人问题(Principal- agent problem)。因为代理人的种种不当行为而给股东造成的损失，我们把它叫做「代理人损耗 (Agency costs)」 不用说你也可以猜到，一个企业要避免代理人损耗，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就 在于代理人每天接触企业的日常，他们拥有委托人所没有的信息。企业越大越复杂，股东越多， 信息不对称就越严重，经理人要欺骗股东就越容易。那怎么办呢?

不要担心，大部分现代企业还有一道最后的防线，就是股东有随时解聘经理人的权力。我作 为委托人，没办法判断我的代理人有没有贪污受贿，有没有偷懒，但是我可以知道每年有多少分 红进我的又袋。如果这个经理人没有为我获取利润，甚至让我亏损，那我完全可以不管他干了什 么，直接通过股东投票把他解聘。这样，就省去了获取复杂信息的成本，普通的股东也可以得到 最低限度的保障。如果股东太多，不可能随时开会怎么办?没关系，他们可以选择一个代表不同 股东的小群体，也就是所谓董事会，让这个董事会去监督经理人的表现。

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股东失去了解聘经理人的能力，这个企业会变成什么怪物？如果有一个经理人宣布:「从今以后，股东不可以决定我的去留，我将终身统治这个企业。 如果我老了准备退休，我会自己选择一个接班人，你们就不用操心了。这个人可能是我儿子，也可能是我的亲信，反正你们不用管了。」这样做，就等于直接撕毁了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把代理人变成了统治者，你觉得股东会怎么想？可能直接上去把他撕了吧。

但是很不幸，世界上有的「经理人」恰恰是这样的。

下一节讨论政府这种代理人和一般的代理人有什么区别。

2. 政府作为一种特殊的「代理人」

What? 前面你刚说了政府是黑社会，现在怎么又变成代理人了?仔细想一想，这其实也不矛盾。的确，政府在最开始形成时确实是暴力竞争的结果，所以多少有黑社会的成分。但是前面也说了，你要有暴力能力，得先有组织能力。而组织能力从哪来？有的靠宗教，有的靠经济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有的靠道德感召等等。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人类还发明了另一种组织武装力量的方法，也就是依靠某种政治契约。比如美国的国父们，在革命之前跟他们的支持者说好 了，只要你们支持我们上台，我们承诺作你们的代理人，让你们有通过选举罢免我的权力。结果， 就成了近代第一个民主国家。当然，这种承诺并不一定都值钱，也有很多事先承诺了要选举的， 上台以后变卦了。但是，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政府仍然是黑社会，但是这个黑社会是一个全民的代理人，如果大家不满意，可以通过选票换一个黑社会上台。 ** 怎么判断一个群体是不是另一个群体的代理人？很简单，看后者有没有罢免前者的权力**。 就像我前面说的股份公司一样，如果股东没有权力罢免经理人，那就不能叫股东了，只能叫资产 掠夺的受害者。股东成其为股东，有且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能否投票罢免经理人。其他的什 么透明度、什么企业文化、什么经理人精神、什么分红，都是次要因素。再重复一下我前面说的: 因为经理人接触日常的经营，你作为股东不可能了解所有的猫腻，你想知道他受贿没有?那你只 能每天跟着他，自己的日子别过了。所以，真正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标志只有一个，就是前者对后者的人事权，尤其是基于「绩效」的罢免权。如果有人说: “我是为你服务的，是你的仆 人。” 那你首先要问他: “我能罢免你么?”

更何况，政府这种代理人和企业经理人相比，人事权归谁格外重要。企业比政府好办的一大原因在于，它不是黑社会，(通常情况下)没有暴力能力；就算有，也没有「垄断的暴力能力」。 所以呢，股东对经理人不满的话，至少还有一条最后的救济途径，就是去找政府或法院帮忙。政 府有暴力能力，如果它觉得你占理，可以帮你惩罚你的贪污受贿的经理人。但是如果欺负你的是 政府，你去找谁呢?政府的定义，就是暴力能力最强的那个组织，谁能帮你惩罚它?所以，除了 直接掌握政府的人事权(也就是所谓「政治问责」)，人类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

当然，「掌握人事权」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恰恰是因为政府有无与伦比的暴力能力，一般人要掌握它的人事权还真不容易。有一个问题，到今天政治学界都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就算有 了选举，被选下去的政府不肯下台怎么办? 别忘了，人家是暴力机器的掌握者，人家就不管你的选举结果，你能奈何?这种事情在全世界发生的例子太多了。越是年轻的民主国家，越容易出 现这种认赌不服输的无赖政府。缅甸应该算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昂山素季明明赢了 1990年的选 举，但是军方不承认，你怎么办?再比如希特勒。很多人以为他是选举上台，其实不是。选举只 帮希特勒获得了二把手的总理职位，但是一把手突然病逝以后，他直接宣布合并总统和总理，取消选举。你说怎么办?谁有能力赶他走？当然，更多的例子是那种选举还没开始，原先承诺选举 的武装力量忽然变卦了。现实的例子我不举了，但是大家可以看看《饥饿游戏》电影的最后一集， 差点就成悲剧了(我就不剧透了，你看完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尽管如此，也别对政治问责完全失去信心，我再告诉你一些好消息。政治学者们发现了一个 规律：一个国家只要连续保持公平选举 20 年以上，就基本上再没有出现过政变或者输了不肯下台这种狗血剧情。

所以说，选举这个东西只要连续搞上几次，就会起到稳定全社会的预期、也稳定政府内部的预期的作用，再搞政变就变得几乎不可能了。大家都清楚，选上来的那个人肯定支持者最多，管你喜欢不喜欢，反正就是他了。这大概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所有非世袭的政治制度里，有选举的 政府的平均寿命远远长于没有选举的政府。当然，关于政府寿命的问题，和本章的话题有点扯远 了(而且也比较敏感)，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上面这些只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枪的普通民众和有枪的政府之间是完全有可能 建立起像股份公司一样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政府的黑社会性质仍然存在(比如垄断性的税收 能力)，但是它有可能变成一个可问责的黑社会。只要条件允许，民众是有可能用他们的选票来 决定哪个黑帮(政党)以及哪个黑帮老大(总统或总理)，能用更少的税收提供更多的服务。当 然，这个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最初 20 年是比较脆弱的。因为社会预期还没建立起来，哪个特别 有手腕的强人，如果又恰好能找到大量的物质资源(比如伊拉克 IS 的石油)，是完全有可能颠覆 民选政权的。但是只要运气好，挺过了最初的 20 年，选举这种常态就算建立起来了。

更何况，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国际因素需要考虑。早几十年，一个新出现的民主政权几乎完全是自生自灭。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个民选政府刚成立，就会有一帮子国际组织拥进去帮它处理 各种问题，美欧日这些老大哥也会提供大量的物质资助。你如果发动政变，马上就会被制裁。这 时候，要颠覆一个民选政府就比以前更困难了。就拿缅甸来说，当年他们可以不承认选举结果， 这次就说什么也不敢了。就好像你周围的家庭都打孩子，你可能也跟着打。但是周围都变文明了， 见你打孩子就孤立你，你当然也就不好意思了。

当然，美国也不一定一直做好人。比如埃及的军政府在革命以后复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怕选上来一个极端伊斯兰政权，所以没有对新的军政府加以制裁。这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必 要的，因为所有民主化的伊斯兰国家，基本上都有对抗极端主义的自我清洁能力。但这又是个更 大的话题，我们也先打住不说。 总之记住一点就好，政府这头怪兽，并不是不可能驯服的。

写到这里我们倒叙一下过去的事。你可能会问:既然民主选举只要撑上 20 年就可以稳定， 为什么一直到最近几十年搞选举的国家才多起来?你说的这些什么委托人代理人关系，也不难 理解啊，古人为什么不搞?其实，古人并不是没有搞过，但是有很多客观条件限制他们搞不了太 大。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看一下罗伯特.达尔的《论民主》一书的开头部分，他已经说得很明白 了。不过为了省你找原著的时间，我还是大概转述一下。

古人当然也搞民主。早期狩猎社会的时候，每个部落只有很少的人，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的，实际上很难产生所谓的独裁者。当然，拳头硬的那个(比如前面说的猴群里的猴王)还是会 以「拳」谋私。但是你得有个限度，欺压别人太过分了，别人可以联合起来赶你走。其实《猴子 王国》里面的那个猴王，后来还真的被罢免了，因为一只新来的猴子展现出了更高的领导才能。 而且，整个权力更迭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自相残杀，比人类好像还文明一些。关于原始人的证据很 难找了，但是应该跟这些小规模的猴群很接近。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共同体只要足够小，你想神 秘兮兮地高高在上，当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伟大领袖，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即使没有正规的投票 过程，你要保住领袖地位，也得有一定的共识。

那后来民主怎么就衰退了呢?因为人类发明农业、商业、交通工具以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忽然成倍的增长，从以前的几十人几百人，一下子变成几万人几十万人。社会分工、生产效 率增加，都自然地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这时候，一个共同体里最有权力的人，可能一般人一辈子都见不到，他的统治变成了一层套一层的国家机器的间接统治。这个时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之间暴力能力、组织能力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一个拿刀的领袖要统治十个人是很困难的。但是一 万个拿刀的国家机器要统治十万人就容易得多。只要你回顾一下我前面写的关于「协同」的问题， 就应该很容易理解。

大共同体的民主，古人也不是没搞过。最早的应该是古希腊的城邦雅典。但是这个地方的民主跟我们现在观测到的差别太大。比如他们那里的大官不是投票选上来的，是完全靠抽签抽上来的。就好比一个企业的经理不是股东会、董事会投票任命的，而是每个股东抽签抽上来的。你就 是个二愣子，也有机会身居要职。他们也有投票，但不是选领袖，而是投票决定某个具体的政策。 这种所谓的「直接民主」有很大的问题，但话题太大我们先放下不说，反正你只需要知道雅典和 当代的民主国家完全是两个概念。当然，即使这个很幼稚的民主政体，也比没有好。一个二三十 万的城市国家，居然创造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给整个人类奠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你不服行么?

达尔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是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的前身)。罗马的民主比雅典还更像样子， 普通公民不仅可以投票参与立法，还能选举「执政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诺大的罗马共和国，只有一个投票点！你如果没有时间和盘缠赶到首都的公民大会去投票，你就等于放弃了政治权利。罗马可不是城邦，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中间还有个地中海，以当时的交通状况，谁会有 闲心去投票？你可能会说，多设几个投票点不就行了?问题是，你如果弄几百个投票点，怎么汇总投票结果？电子邮件是肯定没有的了。那时候信息传递的速度之慢可以想象，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岔子，作弊就太容易了。此外，当时没有电视、报纸，你怎么让一千公里以外的人了解不同候 选人的区别？选举不是光选举就行了，还得有个「竞选」的过程。没汽车、没电视、没电话，你 说候选人怎么竞选?

现在就不同了。即使是最穷的非洲国家，财政收入要支撑一场像样的选举也不成问题。就算 你没钱，国际组织里有的是愿意为选举捐赠资金、出人出力的。至少一个村子配一台电视，配一 个投票站是不成问题的。印度到前几年还有工作人员骑着大象，到交通不便的地方运送选票的情 况。但是至少纯信息的传播是不成问题的。

也就是说，民主、选举、投票、政治平等这些概念，是很早就有的。但是民主作为一种可操作的政治制度，绝对是近代以后的事。这是因为汇集几百万人的意见，必须要有很高效的信息传输手段——先是候选人、候选政党把他们的主张传给选民，然后选民再把他们的评判结果汇总给一个中央选举机构，这两个过程在今天容易，对于古人实在是 mission impossible。 网上的著名公知们看到上面这些，一定会仰天大笑:「哈哈!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即使是现在，国民素质那么低，投票有什么用?一群蠢货选上来的人能好到哪去?......」其实，蠢的不是选民，而是他们。后面几节我就来给大家讲讲这辈子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理论，它告诉你为什么 不懂政策的选民也能选出相当靠谱的候选人，为什么「素质」再低的选民也不会容忍他们的领袖搞大跃进、大炼钢铁、破四旧等等。这个理论就叫做「孔多塞陪审团定理」。

3. 委托人 （选民）太蠢怎么办?

关于选民和政府之间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也就是人事问责的关系)，很多人并不买帐。 我听到的最常见的批评有两种。第一种是说选民的脑子不好使，不知道什么样的代理人能给自己带来利益，选也是瞎选。第二种是说选民的良心大大地坏，其中的多数人会利用他们的权力来欺 压少数人。只要你经常上网乱看，这两种说法你一定都见过。

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上面这两种说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论点。很多人为了偷懒，把两个观点 合在一起讨论，这样永远说不清楚。前一个观点强调的是选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选民有 没有能力，有没有智力来投票选择代理人的问题。后一个观点强调的是选民和选民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多数派的选民会不会利用他们掌握的代理人来欺负少数派的问题。很多人把这两个问题 揉巴在一起，统称为」国民素质」问题，其实非常误导。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想清楚，千万不要把 两个概念上不一样的东西揉合成一个模糊的大概念。你如果讨论选民蠢或不蠢，就集中讨论蠢不蠢的问题;你如果讨论选民欺负不欺负少数派，就集中讨论欺负不欺负的问题。有时候，这两个 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相反的。比如一个人想欺负另一个人，但是因为太蠢，反而不知道怎么欺负。 所以泛泛把多数人愚蠢和多数人欺负少数人当成一回事，用一套理由来论证或者反驳，那是绝对 不会有结果的，只会把自己脑子搞晕。

所以呢，我会把这两个问题分开讨论，看完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两种担心都是多余的。在这一 章，我们先忽略选民之间没有多数人欺负少数人的问题，而是集中精力来讨论选民傻不傻这个简 单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选民的认知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的问题。

先说个很好懂的例子。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看过电视里的放的那些回答问题得大奖的综艺节目。即使你像我一样不爱看电视，大概也看过刻画此类节目的奥斯卡大片《贫民区的百万富翁》。 在这种节目里，上面的选手往往会有一个求助观众的机会，就是实在答不上来了，让现场观众帮 着回答，看哪个选项支持者最多。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只要求助观众，得到的答案 几乎总是对的!有个叫 James Surowiecki 的美国记者统计了一下，在《谁想当百万富翁》的节目 里，观众选对的问题高达 9 成以上(比任何一个选手正确率都高)。怎么回事?观众都作弊了吗? 观众没有作弊的动机。难道观众都是博学多才的人?显然不是。事实上，大部分观众比选手的水平要低。那他们是怎么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假设一道题有三个比较靠谱的选项，参加投票的有 100 个观众。这些观众水平并不高，只有 10 个人知道正确的答案。你算一算最后投票的结果是什么?不用说，那 10 个牛人会选正确选项， 但是另外 90 个人呢?假设他们完全不懂，一通瞎蒙，那么他们的选票会随机分布在三个选项中， 也就是每个选项大约 30 票左右。这样，加上那 10 个人，正确选项就有了 40 票，而两个错误选 项每个只有 30 票!——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简单。掌握信息的人当然会投正确选项;不掌握信息 的人则未必会投错误选项，而是会在正确和错误选项中随机分布，最后的结果就是正确选项总比 错误选项的支持者稍微多那么一点点。按照前面这个例子，虽然投票人中只有 10%掌握所需的信 息，但结果恰恰就是这 10%的人决定的!实际上，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喜欢对答案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一道题几个人得出的答案一样(哪怕这几个人学习并不好)，也能给他们十足的把握。

当然，要想保证那些不懂的人的选票能够分布得比较平均，有一个前提，就是投票的人得多。假如只有三五个人投票，很有可能运气不好，不懂的人都投给同一个错误选项。举个例子，你扔骰子的时候，6 个面朝上的机率是一样的。现在拿到一个骰子，如果你只扔 6 次，当然没法 保障每个面恰好轮到一次。可能有很多随机因素导致某一面朝上的次数比其它面要多。但是想一 想，如果你连续扔几万次，会是什么结果?我可以保证，每个面朝上的次数会非常接近。而且你 扔的次数越多，百分比就越接近，这就是概率论里面最最基本的一个理论:大数定理。

也就是说，如果你扔骰子的时候发现有的面出现的次数多，你肯定不会立刻高喊:「这个骰子有诈!」或者「概率算错了!」因为你知道概率只是个大概预测，不可能精确。只要你懂得大数 定理，你就知道不是骰子的问题，而是你扔得次数太少造成的随机误差。

同样，把大数定理应用到做集体决定上面，就是所谓的」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参与投票的人越多(就好像扔骰子的次数越多一样)，随机错误造成的影响就越小，正确选项被选中的概率 就越大。只要选民的数量大到一定程度，做出错误选择的可能性就可以小到忽略不计了。

对数学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动忽略下面这个例子，并不会影响你的理解。但是感兴趣的人不妨再强化一下:

假设有三个非常普通的人，面临两个政策选项。每个人做正确决定的概率只有 60%。请你 计算一下这三个普通人投票决定时做出正确决定的概率是多少?

三个人都选对的概率当然是 60%的三次方。其中两个人 A 和 B 选对的概率是 0.60.60.4。 同理 B 和 C、A 和 C 选对的概率也都是这么大。所以正确选项获得 2 或 3 张选票的概率就是这 几种情况的概率加起来，也就是 0.648!怎么样，比一个人要强吧?

然后，如果你排列组合学得足够好，可以尝试变成 5 个人 7 个人，甚至更多。你会发现，加 进来的人越多，做正确决定的概率就越大。

怎么样?是不是很惊讶?原来老祖宗说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居然是真的!

你在现实中还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一大堆人猜一个瓶子里有多少硬币，最后你 会发现虽然大部分人都错得离谱，但是所有人的平均值离真实数字差得并不太远。再比如你上网看电影的时候先看观众评分，虽然你并不信任别人的品味，但是一般情况下你还是会选评分高的 那个。评分高的未必好看，但是评分低的几乎一定难看。

上面说的这些，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孔多塞陪审团定理要想成立，还得满足很多不同的假设，而很多人对这些假设未必赞同。那么下一小节，我就会仔细给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些假设 是成立的。但是光假设成立还不行，我们还得看看这个理论能不能通过实证方法的检验，换句话 说，现实世界中的选举到底能不能让政策变得更有效，政府变得更听话。这些都是我马上要讨论 的问题。

不出所料，上一段发出去以后，马上就有网友不满。他们的大意是:民主的好处并不是做正确决定，而是 XX、XX、和 XX。这个指责其实不太讲理。我说民主有这个好处，并不是说它没有别的好处。就像我说锻炼能让人长寿，并不等于我不承认锻炼有让你好看的作用。你选择哪个理由作为你锻炼身体的动力并不是我需要操心的，我只是帮你把这些理由列出来。

但是，从前面的理论中，你大概不难看出其中有个薄弱环节。要保证投票的时候选正确选项 的人总是略多于选错误选项的人，必须满足一个假设，就是缺乏信息的人的选票会在正确和错误 选项之间随机分布。也就是说，所有的错误都是随机错误，而没有所谓 “系统性” 错误。但是， 如果有外部力量拼命的误导，导致大家都朝一个方向错怎么办?

举个例子:你跟同学对答案的时候，当然会发现选的人多的选项往往是对的。但是也有例外。老师时不时会给你一道很狡猾的选择题，其中一个选项搞得特别像正确选项，以至于你们班 上大部分学生都选了那个错误选项。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竞选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选民都被 同一个错误选项所误导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我来说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有误导就有反误导。你在学校做选择题的时候，唯一的信息来源是这道题和下面的几个选项，而这些都是老师一个人写的，他要想误导大多数人也许不难。但是想象一下，如果做对的学生和做错的学生分别站到台上去竞选，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你觉得最后是什么后果?真正 的竞选过程，往往有一个 “评议 (deliberation)” 的阶段。如果一方憋着朝一个方向诱导你，另 一方就会跳出来向另一个方向诱导你。每个候选人都希望自己当选，所以都会开足了马力来诱导 你相信他说的话。最后你相信谁?如果你有自己的主见，你当然不会接受任何一方的误导。如果 你没时间研究政策，没有自己的主见，那么你接受哪一方的诱导就会由各种偶然因素组成，最终 变成一个扔骰子一样的随机选择。所以，孔多塞陪审团定理的假设仍然成立。

经常会有人说:低素质的选民就知道盲从，让他们投票，肯定被人忽悠。但是你别忘了，想忽悠你的人不止一个，他们之间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就算一个人再容易被忽悠，他还不是得首 先决定被谁忽悠?左派右派都在忽悠，自由派保守派都在忽悠，鸽派鹰派都在忽悠，你说，那些 “盲从” 的人选择听谁的?当然只好随机选择一个，从而互相抵消，影响不了最终结果。比如有人担心：如果他们就选长得好看的那个，怎么办？不用担心。这世界上长得好看的人还少么？A 党 找了个美女候选人，B 党就不会找么？如果误导人那么容易，每个党都用同样的策略，最终不还是互相抵消?

第二，每个党的忽悠能力不一样怎么办？会不会让误差不随机?我当然不否认：如果几个政党竞选，很可能其中有一个党更有资源，更能控制媒体，更能操纵选举规则、买通选举工作人员。但是你猜这个党会是哪个党？毫无疑问，是之前的执政党。执政党就像那个出题的老师，是 唯一掌握了不平等的误导能力的政党。原因很简单啦:人家垄断了使用税收的能力，垄断了雇佣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当然就可以想办法搞鬼。就说普京这伙计吧，看哪个报纸骂他，就可以让税务人员查他们的税，就算查不出来，也可以让他们几个月没法按时出版。有时候逼急了，还可 以暗杀一两个记者、反对党成员。反正警察都听他的，出了事也没有人调查。然后他还可以通过 国家电视台年复一年地秀他的硬汉形象。反对党做得到这些么?当然做不到。前面我已经说了， 政府的定义就是垄断了暴力能力的组织。反对党的误导能力怎么可能赶得上执政党?

上面这一段说明了什么?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选举因为选民受误导而影响了结果，最 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一党长期执政。注意！这是最坏的结果哦！也就是说，即使最坏的结果，也 不过就是和没有选举是一样的。那最好的结果呢?如果制度 A 的最坏结果，也不过就是和制度 B 的一贯结果一样，那你说哪种制度好呢?

我知道还是会有人提希特勒。希特勒在当选总理之前并不是执政党，是否说明我的理论有错呢?这个问题我在各种微博、专栏，以及这本书的前面章节里已经婆婆妈妈很多次了。但是重要的问题要说很多遍。关于希特勒当选的史实误解实在太普遍，说多少遍都不过分!

千万别忘了，总理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只是二把手。希特勒也参加过 1932 年的总统 选举，但是输得很惨。魏玛总统选举是两轮制，第一轮先淘汰掉落后的候选人，第二轮排名前三 的再次竞选。第一轮中，希特勒比兴登堡低了 19 个百分点，第二轮低 17 个百分点。这么大比分 的落后，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可是不常见的。即使是议会选举，纳粹党也不过就是搞到了 1/3 的 席位。但是因为其它党谈不拢，没办法组成稳定的多数派，他才得以勉强组阁当了总理。但是注 意，总理的权力是远远小于总统的，而且总统不高兴可以随时解雇他。

当然，兴登堡也未必是什么好货。他不但没有解雇希特勒，反而宣布紧急状态赋予了总理更 多的临时权力。但是别忘了，两个混蛋好过一个混蛋，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之间闹翻是迟早的事 (更何况，很多史料表明兴登堡并不喜欢希特勒那一套，容忍他只是权宜之计)。摊牌的话，总 理要推翻总统未必容易。但是兴登堡的身子骨不争气，总统任期刚开始一年多一点，就病死在任上。这样，缺少了另一个权力核心，希特勒的政变就成了手到擒来：把总统和总理一合并，成了 所谓元首。

所以，你可以说希特勒唬住了很多人，但是他参加的最后几次选举，也都不过得了三成多的选票而已，可见非执政党要忽悠选民真的很难。当然，希特勒政变以后，再忽悠就容易多了，原 因如前面所说，他控制了一切媒体和暴力机器，你不支持他，第二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是这样，希特勒在政变以后也再没有举行过任何多党选举。不管他怎么包装自己，他还是没有和其 它候选人一比高下的信心。如果选民真像很多公知说的那么傻，为什么他不接着搞选举呢?

所以，你要防止希特勒这样的奇葩候选人成气候，恰恰需要的是持续的选举，而不是放弃选 举。另外，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例如总统突然死亡时的接班问题、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权限问 题，也需要加以考虑。唯独取消选举不是答案，取消了只会让不同政治家的忽悠能力更加不平等。 即使希特勒不上台，也会有斯大林、波尔布特、阿明、艾迪德、巴希尔、阿萨德、萨达姆、XXX， 等等。这个世界什么时候缺过杀人狂？没有选举，他们上台的概率只会更大。

这一节无非是想澄清一个具体的假设，就是孔多塞陪审团定理里面的随机性假设。首先，自 由的选举会让盲从的人随机分布，因为每个候选人把他们朝不同方向诱导。所以这些人不会影响 选举结果。其次，就算真有」系统性的错误」，也是执政党的不对称权力造成的，因而不会比没 有选举更糟。

如果你经常上微博，对这两点你都会有体会。微博上的异议人士里，你觉得有哪一个有本事 忽悠全国选民？绝对不可能！每一个名人背后，都有 100 个恨他的名人在拆他的台。有些可能平 时一团和气，但要是真竞选个职位，绝不会互相客气。唯一有可能忽悠几百万上千万读者的，必 然是有政府背景，有国家财政支持的超级网络评论员。所以，你担心一个国家的反对派通过忽悠 搞到多数人的选票?那是杞人忧天。所以，以后再有人跟你说「:选举的时候选民被误导怎么办?」 你就反问他:「被误导了，大不了执政党连任呗，难道你还怕执政党连任不成?」

另外还有一种很时髦的反例，我知道的最早提出来的是一位叫 Bryan Caplan 的学者。他通 过一些民调数据发现选民大都比较讨厌自由贸易(大概是担心失业)，并且对其他政策也有偏左 的倾向。他的这个说法在学术界是早已被批驳得很彻底了，但是在国内好像还很流行。很多人觉 得让穷人拿了选票，他们就会反对自由贸易，支持国有化，支持大政府等等。

致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为什么不好，我前面讲外部性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各种经济学的读物上也说得很多，我就没必要重复了。总的来讲，只要买卖的商品不干涉别人利益，政府应 该尽量少管。这个大方向是没错的。但问题是 Caplan 这些人都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民主国家 和非民主国家，到底谁的自由贸易程度高?有很多选民不学经济学，不了解自由贸易的好处，这 是很肯定的，但是也得看跟谁比啊?搞文化产品壁垒、防火墙、外汇管制、金融管制、大量国有 企业垄断的，都是民选政府还是非民选政府?一目了然。

这是很多讨论政治制度的人的通病:你说一种制度好或不好的时候，要看参照系是谁。选民 是有犯傻的时候，但是，难道比独裁者还傻?记住这条，所有价值判断都是相对的!只要有人跟 你说，选民经常犯错误，你就别忘了反问他:「跟谁比?」

也就是说，选民群体也许没有工夫去了解具体政策的好坏，这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人获取专业知识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家一个老百姓，每天要挣钱养家，谁有时间去研究每个具体的政策应该怎么搞？但是，他们本来也不需要自己操心。选民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判断哪个候选人值得信任， 这就足够了。选民即使不懂自由贸易，不懂市场经济，他们只要经常跟踪竞选，跟踪自己最关心的政策，就已经有足够的信息量选出懂这些理论的代理人来替他们考虑问题。这就好比你不会给自己理发，不等于你没有能力选合适的理发师，对吧？相比之下，在没有选举的国家产生的非代 理人政府，则连这些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还在琢磨着怎么跟搞代购的留学生收税呢。就算你再懂理发，如果你的理发师都是别人给你指定的，你能好看得了么?

4. 选举汇集智慧的实证依据

说这个问题之前，得先介绍一个科学方法的问题:什么叫 “实证”？所谓实证，就是你用现实中观测到的数据来检验一个理论对不对。如果有一种理论:药物 A 的分子结构可以让你分泌 某种物质 B，这种物质 B 可以进而帮你清除某种病原体 C。这个理论有用么?如果你光是给出这 么个逻辑推理的过程，那可以说这个理论基本没有用。因为现实中太多中间因素可能让打破这个逻辑线条。比如你体内的其他物质抵消了药物的作用，再比如药物有某个副作用，杀死了你需要 的细胞，病还没好人已经挂了。所以，任何一个学者在提出这样一种理论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人 问他:数据呢?这个学者就必须做大量的临床试验，证明这种药确实起到了他的理论所预期的效 果。

所以记住，你要说服别人 A 导致 B 这样一个论断是正确的，你必须要干两件事。第一，你 得在 A 和 B 之间建立一个逻辑线条，说明为什么 A 会导致 B;第二，你得拿出数据，向对方展 示 A 出现的时候，B 出现的概率会更大。前者叫理论，后者叫实证，二者在说服别人的过程中缺 一不可。

我前面说了半天，为什么全民普选比少数人专断更容易做出正确的人事决定(忘了的朋友 可以参考之前的两次连载)，也列举了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在竞猜节目中观众投票的正确率奇 高等等。但是这些都远远不够，因为你没办法预测这些机理运用到真刀真枪的选举中还能不能管 用。我已经把可能出差错的地方都尽量回应过了，但是我肯定你还是能找到上百条理由来质疑孔 多塞陪审团定理。所以呢?还得找点实证依据。

什么样的数据能用来比较民选政府和非民选政府之间的绩效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 GDP 增速，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增长的速度。但是学者拿这个变量比较以后，没有得出什么结 论，民选政府管理的国家里有增速快的，也有增速慢的，非民选政府也是一样。把所有国家综合 起来比较，你会发现两种方式产生的政府在 GDP 增速没有「显著差异」。所谓显著差异，是一个 统计学概念，就是说两组数据的差别大到了一定程度，从而你可以有信心这种差异不是随机因素造成的。民选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绩效稍稍领先，但是不同政体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每一种 政体内部的差异，所以你没有办法光靠 GDP 增速论证民主的好处。

但是 GDP 这个衡量标准其实很不靠谱。首先，要计算这个数据，你必须依靠很多其他数据， 比如各行业产量的数据，商品价格的数据，等等。而这些数据都是很容易伪造的。如果一种政府比另一种政府更倾向于伪造数据，那你在比较两种政府的数据的时候，就会有「系统性误差」， 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还只是测量问题，比较 GDP 其实还掩盖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所谓」风险」。我举个 例子:假如两个人的平均消费都是一天三顿饭，但是其中一个人每天吃三顿，另一个人有时候吃 五六顿，有时候吃一两顿，有时候一顿都吃不上。你觉得哪个人生活更好呢?当然是前面那个。 人类的天性就是希望消费能力能相对平稳，不要大起大落。

所以一个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人在计算两种金融资产的价值的时候，不仅会比较它们的平均 收益率，还会比较二者的收益率是不是大起大落。平均收益率一样的两种资产，起伏低的那种在 市场上一定是更值钱的。你去看任何一本启蒙的金融学教材，都会讲到这一点。人类为了降低风 险、避免大起大落所愿意付出的金钱数额是非常巨大的(你看保险公司每年赚多少钱就知道了)。 社会制度也是一样，如果两种制度的平均收益率一样，但是其中一种一会疯长一会萎缩，另一种 则不慌不忙慢慢增长，你会选择哪一种?

那么怎么测量一种政治制度的经济风险呢?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变量，就是饥荒。饥荒这个东西，并不是因为粮食少造成的。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产量自古以来就很低，那人又也自然不会太 多，生育率也不可能太高。饥荒的出现，必然是食物和之前相比出现了一个急剧地下跌，也就是 所谓 “经济衰退” 的一个最极端情况。饥荒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简直太常见了，数都数不过来。 但是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饥荒这个东西，在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这样的判断总有争议的空间，你可以争论饥荒的定义、民主的定义，等等，但是 不管使用什么定义，统计规律是很明显的。

民主国家里有穷的没有?当然有。有发展极其缓慢的没有?当然有。但是一个不容争议的 事实就是“不管人家多穷，多停滞，没有出现过饥荒！森教授作为印度人对此体会格外深。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几乎是隔几年一次饥荒。但是有了选票以后，虽然贫穷远没有解决(一直到今天)，但是大片饿死人的历史一去不返。 这里插一个小话题。很多人因为对历史课本上的反殖民教育产生的逆反心理，于是矫枉过正，总觉得当先进国家的殖民地比独立要好。这其实是一种很不切实际的幻想。英国殖民者确实 在很多地区干得不错，但是坏事也没少干。除了印度之外，爱尔兰也是英国统治时期饥荒极其严重的一个国家，从 1845 到 1852 年，爱尔兰损失了将近 1/4 的人又(比中国的大跃进还有过之 而无不及)。这段历史成了爱尔兰人永久的心理阴影，彻底让英国丧失了继续统治的合法性。美、 加、澳这些殖民地确实发展得不错，但是政府对原著民的很多作为也让人不敢恭维(建议看看休. 杰克曼演的大片《澳大利亚》)。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用有无饥荒来衡量一个政府的有效性，民选政府是当之无愧的赢家，既优于本地独裁者，也优于外来殖民者。如果你觉得你所处的政治共同体有任何一点饥荒的风险 (比如土地大面积污染)，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搞一个民选政府出来。

至于为什么民选政府可以避免饥荒发生，你可以找出很多直接的政策因素。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民选政府是你的雇员，虽然你不一定懂政策，但是和其他选民一起(借助孔多塞陪审团定理的帮助)，你们完全有能力选出一个不让自己饿死的政府。有的民主国家未必农业搞得多好， 只不过是更善于获取国际援助而已。但是你能说获取国际援助不是个本事么?有能力拉来援助， 并且有能力把这些援助用在你身上，不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么?不是比某些要靠出去撒币才能保 住面子的政府要强很多么?

前面说的这些只是经济政策的比较，下一次我要再讨论两个对外政策方面的统计规律，先透露一下:

1.民主国家之间几乎从未发生过战争(我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俄罗斯不能算民主国家)

2.民主国家在它们参与的战争中，几乎永远站在胜利的一方。

且听下回分解。

文/六神磊磊

人是很容易产生幻觉的。一个人，最不容易搞清楚的就是 “我是谁”。

古龙的武侠，有一个终极之问，叫：天涯远不远？

他的回答是，不远。人在天涯，天涯又怎么会远。

金庸的小说也有一个终极之问，叫：我是谁？

这是一个更难的问题，金庸也没有答案。

西毒欧阳锋，就是因为想不明白这个问题而发疯了。

2022 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

我觉得就是一个所有人都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年份。

是每个人都把自己打回原形，真正搞清楚 “我是谁” 的一个年份。

在前些年，我觉得社会上是产生了一样副产品的，就是个人的优越感过剩。每个人。

这不是社会的问题，社会是没问题的，是每个人个人的问题，有一样叫 “优越感” 的东西泡沫化了，不妨称之为优越感 M2 膨胀。

钱包里有点钱了，事儿貌似有奔头了，人们就容易太把自己当回事。

“大佬”、投资人、企业高管、互联网从业者、网红、中产阶级、普罗大众…… 都自觉不自觉参与到了这一场优越感 M2 膨胀中。

那种优越，从每个个人的毛孔里溢出。

比如 “大佬”。

在独角兽出来还比较多的时候，那些头头脑脑都被叫做 “大佬”。各个行业都有了 “大佬”。

大佬不满足自己做大佬，还要扎堆；大佬之中还要分大大佬、中大佬、小大佬，论体量大小享受香火。

大佬们当时还爱谈理想，觉得自己能改变时代、改变世界；还爱鼓吹一个新的时代会扑面而来，他们是接生婆。

现在看来，都是优越感过剩。接生婆？只想找孟婆。

又比如投资人。

当时社会上歪点子多，热情多，莽撞人多，找投资人要钱的也多。

投资人都优越得不能好好吃饭了，坐下来必定先褒贬人家项目。

“我认为你这个 steak 不适合互联网化……”

搞得对方只好说对不起先生我是服务员……

还比如网红，写小说的也 “大神” 了，老板们当时有闲钱，追着买 IP。

听说有的老板狂买女频 IP，只是因为年轻时当屌丝时喜欢言情小说。

粉丝们膨胀到纷纷发帖：“呵呵金庸敢来现在一定写不过我们大神”。

带货的也 “大神”，你说五个亿我说十个亿，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

最恶心的就是写公号的。

写东西居然也敢用 “时代浪潮”“未来展望” 这种标题了。

也不想想这些大神有没有上级给的神位、神格。

从取名就看出来多傻叉了，有的人一神二神都不够，还取四神五神。

前些年，优越感膨胀比较严重的还有那些高管、互联网从业者。

五 A 级写字楼里，搓澡要搓四面。

在高增长和低利率的环境下，他们每个人都在高估自己的栋梁程度。

他们用花钱能买到的东西，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却不知道但凡是用钱就能买的敞开供应的东西，都拱卫不了你，都是裘千丈。

“大几千万的房子……”，保安咔咔敬礼，好有安全感，只有我和我的宠物狗能进。

开房只去四季，喝水只喝斐济。一个月，总要吃几次人均两千的 omakase。

在外滩聚餐完，必定等朋友叫完了代驾和网约车，然后云淡风轻地说：

哦那我就先走了，我家近，走两步就到了……

还真心以为自己只要一开心，就能下午去巴黎喂鸽子。后来才知道，呵呵，巴黎？

能去巴比馒头算你本事。

中产阶级那些年也开始渐渐优越膨胀了。

伴随着房产的增值，自我感觉钱包鼓起来了，要体面，拒绝苦日子。

品酒、看展也成生活必须了。

每年的出国旅行也引以为常了。

孩子弹琴至少必须弹柴一钢、拉二钢了，一钢又一钢，绝不能弹《童年的回忆》。

中产们还看了些舶来的律政剧，凡事爱谈规则、谈法律了。

和人有了点冲突，也张口闭口：我请律师把你如何如何……

呵呵，律师，律师在等着去巴比馒头呢。

身处优越感觉 M2 膨胀的浪潮里，普通人也跟着优越。

普通人优越什么呢？很多。

比如普通人并不曾去买什么贵东西，却觉得天下四大部洲、妖魔鬼怪全靠我们买买买。

没有我们买买买，乌鸡国会垮掉；没有我们买买买，狮驼岭会垮掉；没有我们买买买，莲花洞会垮掉。

现在倒是不能去买买买了，这些妖魔鬼怪却居然似乎并没有垮掉。

有句话说得好，不属于你个人的，终究会随你而去。每个人膨胀过头的优越，到头来就会坍缩。被高估的体面，也会回到它的本来面貌。

说什么 the big six？定眼一看，原来就是江南六怪而已！

这一年，就是一个优越感泡沫被戳破的年份。

哪里有什么大佬？哪里有什么高管？哪里有什么 P9P10？

仿佛听见一声苦笑，我就是屁九屁十。

苦笑得好。

你的体面，是假的；你的社会关系，是假的；你所谓享受的资格、受到的尊重，也是假的。

每个人都认清自己，人人都搞清楚自己是谁，都踏踏实实的做老百姓。什么四季，你就是个全季。

踏实好，踏实了才能重新上路，和时代共振，奏响新的乐章。

做个广告吧。此时就想到我自己书上一句话，是说《天龙八部》的：

一切虚荣的脖颈，都被摁下尘埃；所有倔强的头颅，都埋首泥淖。

命运通吃，从没有和棋。尔等凡人，都不可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