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根据2020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可知，中国大陆目前有六亿人月入仅一千元左右，该报告的数据来源为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对此，有些读者可能会提出质疑，认为六亿月收入一千左右的人群当中是否包括了无收入或者低收入人群，从而拉低了劳动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这个统计数据确实包括了低收入和无收入人群，但是报告中也将这些人群单独罗列出来，收入在500元以下及无收入人群，占人口比例总数为2.2亿，因此，即便减去了2.2亿，中国大陆仍有3.8亿的劳动人口实际的月收入水平在一千元左右。
当笔者进一步考察该报告发现了更为惊人的事实，根据该报告显示，中国大陆有六亿人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如果将月收入提升到两千，则有三分之二的人不达标，如果月收入提升到五千以上，符合条件的人群总数仅为5%，根据目前中国大陆的房价和车价可知，哪怕月入五千，都难以承受，而根据小康社会的标准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典型标志是自有车房的标准，而根据收入越高的人占比越小的生活常识可知，收入靠前的5%的人群大多数都未踏入中产阶级，那么按照当前的物价水平，尤其是车房的价格，剩余的95%的人群说是贫穷丝毫不为过。更何况这是新冠疫情之前的数据，受疫情的影响，疫情以后的数据应该更差，哪怕时过境迁，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当下仍然不容乐观，就算再多过几年，按照这个发展趋势计算，整体差异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知乎有些读者用劳动部公布的实际劳动人口去换算实际收入，其实并不可靠。星火记者联盟发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中国农民没有退休一说，只要活着，就计入“就业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农民共有12,928万，77,603万总就业人数—12,928万老年农民=64,675万实际就业人口。用适龄人口83,887万—实际就业人口64,675万=失业人口19,212万，中国的真实失业率是19,212万失业人口/83,887万适龄人口=22.9%。2019年的总人口仍然是13.9亿，3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部就业人口规模是7.76亿（其中有2.86亿农民工），劳动力年龄人口仍然是9亿以上。这些数据与星火记者联盟测算失业数据时的2016年度基本数据相比，几乎没太大变化。也就是说，真实失业率仍然高达22%以上，远高于劳动部公布的4%-5%的失业率。因此用劳动部公布的劳动人口去统计实际收入水平有失偏颇。
有些读者喜欢在通过和其他国家比烂来为现状开脱寻找借口，其中最为喜欢比较的对象是印度，他们总是在印度身上为残酷的现实找到心里安慰，但其实这种比较方式并不准确。中国是一个单一主体民族（汉族人口占比高达92%以上）、单一官方语言文字（国语汉字）的国家，印度有两百多个民族，最大的民族印度斯坦占总人口的46%，但是请注意虽然都叫印度斯坦族，除了使用印地语之外，还有人使用乌尔都语和旁遮普语。这不是像中国北京和上海的口音不一样，他那是连书写系统都有区别，乌尔都语是用拉阿伯字母书写，是巴基斯坦的国语，旁遮普语也是。同一民族使用不一样的文字，这种混乱的状况在印度古代就一直存在，传到东南亚的佛经是用巴利文书写，而传到中国的大乘佛教是用梵文书写，这是两套语言。印度内部文化上的不统一，如同中国时期的战国，各国书写文字不一样，只是又远比中国的战国时代复杂。
民族、语言和风俗信仰的无比复杂，为什么不容易形成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呢? 因为这样的政府，它的首要任务是把这些缺少联结纽带的民族维持在同一个国家里，它就的主要精力就是做种种利益的平衡，让大家不至于拆伙分家，效率就受损失。
举例说，政府要投资修建一条贯穿国家的铁路，有利于拉动物流、促进贸易，于国于民肯定是大好事啦，但是议会讨论，马上就有某某族的议员出来反对，铁路线要经过我们这一族的神山，会破坏我们的信仰和风俗，不同意！不同意就改线路吧，绕着你们这座山走，但是因为工程绕道、造价也提高了，马上又有别族的议员不高兴了，凭什么维护你们的风俗信仰，我们族的纳税人要多出钱，我们也不信你那一套！最后政府的方案只好和稀泥，要不然为了修这条铁路这个国家就闹分裂了。铁路分成几段修，每修一段投入运营产生效益以后再去说服各族的议会代表，让他们看到成效以后各自都做点让步，这样一条两年能修完的铁路结果十年都没修完，你说它效率高得了吗?
所以用像印度这种多主体民族、多官方语言文字、多宗教和传统文化习俗的国家，属于发展条件就先天不足，和中国大陆那种单一主体民族、单一官方语言文字的国家没有可比性，中国大陆应该比较的对象应该是类似德国、日本那样同样是二战后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单一主体民族、单一官方语言文字的国家。
以同民族同文化用语言但是不同制度的台湾和上海进行比较，台湾人口是2349万，上海是2418万人，两者相对接近，可比性高。2018年上海市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7108.1亿元，台湾2018年度的财政收入折合人民币是4326亿，而台湾2018年的GDP折合人民币为39001.04亿，上海为32679.87亿，换而言之，台湾的社会财富比上海要多，而政府管理需要的财政开支却远低于上海，台湾用4326亿的财政收入不仅维持了公共事务的日常管理，还实现了成熟完善的全民社保，同时还要供养军队、购买军备，上海作为中国大陆富裕的典型，7108.1亿的财政收入，不用供养军队和购买军备，却连全民社保都无法完善，两者的差距高下立判。注意，这里说的台湾更富裕不是财富总量，因为总有些读者喜欢以国军南渡台湾带去多少多少财富为大陆发展不良推卸责任，这里说的是财富的利用率，台湾用更少的钱比上海做了更多的事，并且做得更好，这就不仅仅是靠一个财富总量为借口可以蒙混过关的。
当然，也有些读者认为台湾的土地面积比上海大五倍左右，所有上海发展比不过台湾，这个理由也是偏颇的，先不说台湾东部的土地几乎没有开发，光从土地面积论，俄罗斯的领土面积比广东省大得多了吧，如果领土越大经济越高，俄罗斯的经济应该比广东省高出多少倍都不止，但是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才和广东省相当，如果我们从广东省人口和俄罗斯人口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具有可比性，所以比较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人口而非领土面积。
有的读者认为，台湾人与大陆人不同，无法比较，对此我并不是很认同。我们可以从明清时期、抗战时期、毛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来把大陆和台湾对比。 先说明清及明清之前的时期，那时候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出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之下，但台湾就像两广地区一样，同样是远离中央权力中心，此时地方对于中央大多数是名义上的归顺，事实上主要还是以地方自治为主，以两广地区为例，明清时期的的两广人，尤其是粤语区民众基本都还不会说国语，大陆和台湾制度上并无差异。
抗战时期，大陆主要城市和台湾都是被日军统治，彼此制度上本质上也没有太大差异。
毛时代的大陆，台湾处于蒋时代，虽然开明程度有所差异，但彼此都还是出于权威集权统治的时代，制度上没有本质差异。
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陆开始引进日本动漫和港台的歌曲及电影、电视剧，而台湾直到1991年之前还处于蒋二代的集权统治，开放程度甚至不如大陆，1991年台湾行宪后，大陆已经改革开放十多年，虽然台湾随后不断开放，但对于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从小看日本动漫、听港台歌曲和港台电视剧电影长大的一代大陆人来说，和同时代台湾人的成长轨迹及文化影响并没有太大差异。尤其是两广地区的民众甚至比同时代的台湾人更早融入现代文明。
综上比较可知，认为台湾人和大陆人有区别是缺乏事实基础和逻辑认知的。更何况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是近代，特别是共和国建政后才移民去台湾的，每年清明回乡祭祖的台湾同胞都络绎不绝。
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为何陷入了困境，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历史去分析成因。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也并非一直以来都是困顿的，早些年中国大陆的经济确实也取得了不少的发展。中囯经济发展开始于七十年代末，也就是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向西方囯家学习。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开放小宗商品的买卖交易自由，允许民办企业，任何计划经济国家只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哪怕过渡不充分，都必然要比原本一潭死水的计划经济要发展得好。到九十年代之后，由于当时东南亚整体比较动荡，中国相对稳定，因此中国凭借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和破坏环境低价出售资源（比如稀土），很快又赚得了第二桶金。千禧年以后，中囯政府以作出市场经济为承诺，进入WTO享受了世贸的资源，使得中国政府又赚了第三桶金，但当初在世贸作出的承诺至今尚未兑现，这使得中外的经贸摩擦不断升温，中国大陆可以通过关税手段取得的红利越来越少。加之近年来，小宗商品的低端市场开始往南洋转移，庞大的廉价劳动力60、70后年纪增大，而适龄青年由于生活成本太高、生育压力太大，导致新生代出生率断崖式下滑，人口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人口红利瞬间变成极大的人口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无节制的长期开采，导致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治理环境的成本逐渐高于廉价出卖自然资源的利润，人口红利和自然优势的丧失甚至走向负面，必然导致经济出现严重的发展问题。
既然出卖廉价劳动和廉价自然资源的老路已经走不通，国际贸易的关税红利也越来越少，要继续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要另辟蹊径，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那么怎么才能发展经济呢？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有区别于像炒房、套路贷这样的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只是将大部分人的剩余资产进一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使少数人致富，但社会的整体财富并没有增加，反而让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放大。
要发展实体经济，就要提高生产力，在人口红利和自然资源优势双双丧失的前提下，要提高生产力就只能依靠科技发展，现代社会，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以韩国汽车为例子，早在二三十年前，韩国汽车在世界上根本没有多少知名度，然而十来年的时间，就让韩国汽车在国际上与众多巨头一争天下，为什么呢？因为私营企业出发点和国有企业不同，私企由于企业领导层和企业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当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冲突时，私企为了更好的取得市场竞争地位会更倾向于长远利益的发展，比如搞研发。由于私企不受行政管理拘束，在巨大的经济利润驱使下，可以专心研发、闭门造车，当私企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从而不需要单方面依赖科技输入去维持国家的产业发展，甚至还可以通过技术输出实现长足的经济增长。
那问题是科技生产力在现阶段可以提高吗？或者说可以提升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产业升级独立吗？答案是：不能！
为什么不能？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换而言之就是我们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革新意味着创新，创新意味推翻权威，换而言之就是认为我是的对的领导是错的，这在目前的体制内是大忌。
接着，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普遍过低，真的有什么科研成果最终也是被领导拿去了，他抓着你的绩效，敢不给吗？换而言之做科研的要钱没钱要名气没名气。那人图啥？对不起大多数人不是白求恩，没有这么高尚。
再次，尤其是国企，上头要求每年都必须要有产出收益，科研项目进行同时必须保持GDP增长（科研研究本来就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活，还要保增长，你在耍我吗），同期持平都属于重大经营事故。如果你是国企领导怎么办？你会拿自己的身家前途赌科研项目吗？肯定不会呀，赢了是国家的，输了都怪你决策不当，而且绝大多数的科研项目都是没有成果的，谁傻谁搞科研呀！那怎么办？拿来主义呀！拿国外的科技成果过来咱们改头换面一下组装组装，产品就哗哗的产出，收入就哗哗的进账，GDP就蹭蹭往上涨，这才是上头喜闻乐见的，他们才不会管这钱怎么来，有政绩就行了。
那么在这么一来原则上不准挑战权威，二来一旦挑战成功一没有福利二成果也被夺取，三来不管创造是否成功都必须还要保增长的体制下，谁还有革新创造的动力？ 相反，正因为实体经济发展萎靡，才使得了热钱为了不贬值被迫内流到泡沫经济房地产当中，导致房价高企，房价高导致大家更加买不起，大家买不起银行的钱政府就还不上，银行的钱还不上就可能导致破产，而很多房企背后的出资人就是国企，事实上用的是国家财政作为抵押，一旦资不抵债拍卖资产就有可能出卖国家资产，为了保护地方财政还银行的钱，国家就只能继续印钱，流通的钱多了人民币就必然贬值，然后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民众为了维持原本的生活质量，物价继续飞涨，由于社会实体财富不变，所以民众的工资依然原地踏步，而房地产为了保值和还贷，房价继续上涨，导致大家更加买不起房子，形成恶性循环。
要发展科技，首先国家就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就没有人有动力去搞科研开发，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给科研人员画大饼、打鸡血，而不是切实保障和尊重科研人员的知识成果，这是违反人性的。另一方面，国家还要健全市场竞争机制，让投资人敢于投资，不用担心市场朝令夕改而蒙受损失。而要做到前者尊重知识产权和健全市场竞争机制，本质上都是要做到依法治国，做到有规可循。而要做到依法治国，就要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尽可能避免公权力滥用，以言代法、以权谋私。
如何有效的避免公权力滥用，有的读者认为应该从阶级论入手，言下之意就是，统治国家的阶级越先进，那么这个阶级的思想觉悟也就越高，也就越不会沉迷于低级趣味而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对于这种观点值得我们斟酌。 按照阶级论的立场，最先进的阶级应该是无产阶级，但在事实上，如果国家机关不采用普选产生，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是管理国家生产资料的官僚，而这些官僚由于管理着巨大的生产资料分配权，又无法通过普选遴选，那么这些官僚必然很容易滥用生产资料分配权而沦为寡头权贵，也就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阶级重合了。 好了，当国家的机关采用普选产生时，国家的统治阶级永远是更有利于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的人，因为他们更有利于通过运用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获得竞选优势，根据国家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区别，在以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统一管理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更有竞选优势，而在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或者不干预经济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商人则更有竞选优势，而由于生产资料管理权可以换取更多的利益，根据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这些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或者商人，他们也就演变为官僚资本家和社会资本家，换而言之不管是采用何种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或者是否采用普选产生国家机关，实质上无产者依然无法成为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根基自始就因为违背客观规律而不可能成立，人类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由无产阶级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比如马云就是党员，一位大资本家竟然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当中的一员，而且在社会上还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嘛？因此阶级论是一种完全正确但对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的理论。
抛开阶级论，对于如何有效监督公权力，我们就只能从公权力运行的逻辑的角度入手去分析。从逻辑分析，监督公权力的方式有且只有两种，一种是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一种是分权制衡、相互监督，前者无法从逻辑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监督最上级？另一个是少数上级如何监督成百上千的下级？如果中层监督不到位，上级又无法越级监督基层，那么这种监督就变得形同虚设，而且上级用监察机关来监督下级，下级为了自保，必然事事请示监察机关，如此一来，监察机关就沦为了事实上的下级决策机关，那么同级还有谁能监督已经事实沦为决策机关的监察机关呢？所以，从逻辑周密性的角度看，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机制比起前者得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要更符合逻辑。只要分权得足够充分，腐败需要讨好的人也就越多，需要讨好人越多，腐败成本也就越高，也更容易曝光，行为人想通过收买公权力谋取不法利益的红利也就越少，从而也就起到尽可能避免公权力滥用侵犯民众正当权益的事情发生。当然，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机制也并非万能的，世界上也不存在尽善尽美的监督机制，我们只能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从不同的监督机制中选择对民众正当权益损害更低的一种，选择治国理政的道路从来不是做一道判断题，而是做一道选择题。
有些读者认为，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监督方式比起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的监督方式更容易造成推诿，从而导致效率低下，不可否认，公权力机关之间相互监督制衡，难免会丧失一些决策效率，但是即便如此，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监督方式不见得就比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的方式效率要更差。 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本质上是以领导人的权威作为监督的保障，因此本质上这种监督机制属于一种权威政治。下面我们就从决定发展效率的因素的几个方面去分析权威政治的效率。
先说作出决策的速度，如果说权威政治在效率上的优势最明显就是体现在作出决策的速度，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当机立断、力排众议、抢占先机，说得不好听，就是领导人的头脑发热拍拍屁股就能拍板上马，这也是权威政治经常吐槽分权政治效率低下的理由，因为立宪政治要求权力分立，既要体现多数人的民意又要照顾少数人的权益，因此作出决策的效率自然不如权威政治领导人高瞻远瞩、当场拍板这么迅速，然而事实上，权威政治除了作出决策的速度比分权政治高以外，其余都不如分权政治。
接着，我们来说作出决策的正确性，一般而言，一项政策是否正确，也就是判断是否有利于发展，很难有准确的标准，比如降准，有的人认为有利于放贷投资发展经济，有的人却认为这笔钱难免最终回流到负债累累的房市，鼓励企业拿新债还旧债，不利于经济发展。虽然分权政治很难界定什么样的政策是有利于发展的，但是分权政治可以尽可能的避免公权力通过发布政策去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因为在立宪政治下，每一项决策往往都是各个利益派系相互妥协的产物，虽然为了达成这个妥协难免会耗费比权威政治高得多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但是这可以保障作出的决策能够尽可能的避免公权力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国家是通过公共管理行为更好的实现民众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在没有经过充分的民众或者民众代表同意而以牺牲相当部分民众权益作为发展的筹码，即便这个国家发展得再好但又有什么存续的意义呢？而且今天能够牺牲一部分的人，明天就能牺牲另一部分的人，所有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被牺牲的对象，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比如2018年8月山东寿光为了等旱季卖水给下游的居民而蓄水过高从而导致洪峰一来就不得不三坝泄洪，导致下游的居民饱受洪灾之苦，还有2019年2月24至25日，自贡容县为了开采页岩气而导致人为地震导致当地居民死伤，还比如全国各地的环保整治项目紧急关停了当地的合法企业，事后又无法给予适当的赔偿，在桂林就有已经借款斥资几百到两千多万的采石场企业还没正式投入生产就被关停，当事人一夜之间就从千万富翁变成千万负翁，势必大大打击了民众投资生产的信心。
再来说说保持决策的执行性，换而言之就是即便权威政治作出的某个决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民众利益的，是有利于发展的，但怎么避免这个决策在执行过程中不走样、不变形，从而导致政策得以和预期计算时一致。这里举明朝“一条鞭法”为例子，因为在古代的税负往往是以实物的形式上贡朝廷的，实物由于自身的属性，很容易在上贡的过程中出现损耗，比如粮食，一千旦的粮食可能由于路程上的损耗，比如破的、漏的、潮湿变质、串味等等自然因素，到了京师可能就剩下四五百旦了，而一条鞭法则是允许官吏在途中变卖掉这些贡品然后换成其他同等值钱更加轻便也更容易保质的货物上贡朝廷，从政策出发点看，这原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良政，但在执行中，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权威领导，各级掌管了货物定价权的官吏就通过低价买进不值钱的货物然后强迫民众高价收购，导致百姓叫苦连天、民不聊生，一条良政由于权威对权力的垄断，硬生生变成一条恶政。
最后说说决策的成本，权威政治的核心矛盾之处在于，如果权威本身施政不当，谁来对权威进行制约从而尽可能的避免权威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对权力进行制约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是上级或同级领导对下级或同级下属进行监督，一种是体制内各级之间相互制衡、体制外选票监督，权威政治明显不可能使用后者，否则当权威能够受到其他体制内外的力量制衡时，权威就必然受到挑战，权威也就难以树立权威。如果使用前者，那么就会陷入一个逻辑怪圈，那就是谁对最终权威进行制约？同时，上级权威事实上不可能直接了解基层的工作，他也必须通过层层下级的权威机关去保障政策的实施，如果下级权威机关有所腐化或者懈怠，或者为了应付上级而走形式主义、痕迹主义，也就必然导致上级的政策花费了大量的执行和监督成本却无法如预期执行，我举两个例子，比如精准扶贫工作，一千块钱的扶贫项目，连同各种台账、报告、心得、照片整理、日常走访、宣传政策、打印、开会等等所花费的成本就两三千，还没算驻村干部的补贴，那还不如直接把这些成本换成现金直接给到扶贫户，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如果不做上面这些工作，那么你这一千块钱的扶贫项目可能都落实不了，好了，国家做这些项目花这么多钱，钱从哪里来？由于实体经济萎靡不振，所以只能靠印，首先是前几年众所周知的四万亿救市计划，然后2018年第一季度就放水8000亿，年底又搞一个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到了2019年开年，又有一个降准，折合再放水8000亿，那么放了这么多水扶贫户是拿到钱了，但问题是这个钱是靠印出来的，印的钱多了，货币的购买力就下降，物价就飞涨，而扶贫户拿到的钱也就无法实现预期的购买目标，但是为了贯彻扶贫计划，供养和落实的政策成本却一分都不少，甚至由于物价飞涨还在不断增加，从此国家便陷入一个烧钱黑洞。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现在全国搞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从政策初衷是便民利民的，但事实上由于权威机关垄断了民众的救济途径和设定人为的援助门槛，比如要求民众必须持传票申请法援，必须在受援以后才能才能帮忙调取对方当事人具体的身份信息，但当事人由于缺乏对方当事人具体的身份信息而无法立案，所以根本无法享受法律援助，但是从国家到省市县镇村派出点七级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却一个不落，光一个县级的平台打造从设备到场地到各种文案材料就要好几百万，还要经常维护，还要长期供养一批日常的行政工作人员，无疑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是其核心的援助功能却无法发挥作用，就算有个别承接受援的案件，工作人员却要经常应付于各种例会、台账、心得总结、周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各种节日和临时性重大事件的特殊安排等等，根本无法及时处理受援人的案件。
总而言之，在权威政治下，实施一个政策虽然在拍板的过程比分权政治更高效，但是既无法保障政策的正确性，也无法保障政策的执行力，更无法保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所付出的成本远高于比通过政策发展获取收益的情况，而且由于层层的台账、痕迹、大小例会、反复调研，政策原本的核心工作反而无法及时完成，换而言之，政策由于错误反复修正和在执行过程中的繁琐痕迹审查，最终必然导致政策就会在执行层面彻底丧失效率，结果就是权威政治既无法保障政策的效率，也无法保障政策的正确性，还浪费时间、人力、物力、金钱，权威政治不仅不是发展效率最高的，反而会大大降低发展的效率，最终是完全南辕北辙、得不偿失的。
有一些读者认为，如果分权政治比权威政治有效，为什么崇尚分权政治的美国政治生态还会出现总统大选涉嫌舞弊、舆论媒体一面为民主党站台、白人歧视黑人和黑命贵零元购的事情发生呢？笔者认为，虽然上述说的现象均是事实，但这并非说明分权政治导致了美国社会的混乱，相反，正因为美国的政治生态分权制衡不足，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事件。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无论国会还是总统都是采取多数制选举产生的国家，所谓多数制，通俗来讲，就是胜者全得制或者叫赢者通吃制，多数制并非真的是字面上多数人说了算的意思，多数制事实上就是选区取得选票最多的党派可以获得这个选区所有的选票，举个例子，假设在加州，民主党只取得了20%的选票，而其他的政党获得的选票都少于民主党，哪怕只是少一票，那么由于民主党作为加州取得票数最多的党派，最后整个加州的选票都统统归民主党所有，其他各州原则上也以此类推，换而言之，一个只取得20%选民支持的政党，最后竟然可以代表整个州的选民，一个只取得国家20%选民支持的政党，只要他的票数是竞争者当中最多的，那么他就代表了全国的选民，这无疑是不合理的。
由于大党派，比如民主党和共和党比起其他小党派拥有更多的竞选资本，因此他们候选人的宣传肯定是要更广泛的，比重最高的选票大概率也是拥有更雄厚竞选资本的两党，而在多数制的选举机制下，事实上可能代表了大部分民众的一众小党派、无党派候选人根本没有发声的机会，他们的声音都因为选票比不上两党而被两党所湮没，这种情况下，就使得民主党可以利用邮寄选票舞弊成为可能，设想一下，如果小党派可以发声，拥有竞选权，邮寄选票大范围的出现都是投给民主党的选票就难以取信于民，同理，如果小党派可以发声，媒体一面倒的为民主党站台也明显缺乏中立性而难以取信于民，同时，正因为采用多数制，使得代表大多数人温和声音的小党派无法发声，而极端对立的两党的声音就被无限放大，从而也使得极端势力得以利用多数制渗透进两党，从而使得国家的立场越来越极端化，从而也就演变出白人种族主义、黑命贵零元购、白左圣母婊盛行的结果。 所以说，美国当下的问题不是因为分权而造成，恰恰相反，是两党利用多数制垄断了国家机器，导致小党派的权利给扼杀、剥夺而导致的。多数制的好处是统计简易、结果出炉快，这在美国立国之初国家意识分裂不大、通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确实是利大于弊的，但是放在当下的社会，美国的多数制已经落伍了，成为制约美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相对的，像是在欧洲，比如德国、意大利，他们采取的是相对于多数制的比例制选举法，所谓比例制，就是每个选区以每一参选组别所得选票占全部的百分比分配议席，比如同样是拿加州举例子，民主党假设在加州只取得了20%的选票，而其他党派取得了10%-19%不等的选票，那么在比例制之下，民主党只能取得加州20%的议席，其他政党的议席数量也按照他们获得的选票百分比折算，这就使得哪怕是小党也有机会进入国会和组阁，大党派顶多是有一点议席优势，但小党派可以联合起来制约大党派，避免大党派只手遮天，更避免极端思潮借渗透大党派抬头，维持国家的平稳发展。
当然，一说起欧洲，有些读者又会对欧美的福利政策进行吐槽，认为欧美社会的福利政策豢养懒汉，浪费社会资源。从表面上看，福利政策豢养懒汉确实如此，但这正如有些人看到牛奶倒掉也不给穷人喝就义愤填膺的对商人咬牙切齿，或者看到大胃王博主视频就联想到浪费可耻的简单头脑一样。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都是误读。
先说商人宁愿把牛奶倒掉也不给穷人，牛奶作为一种新鲜品，如果商人把卖不出去的牛奶给穷人喝，一来牛奶的储存所耗费的成本谁去支付？二来牛奶假如喝出问题了，请问谁来负责？三来都知道牛奶卖不出去就要送给穷人喝，请问以后谁还会去买牛奶？大家都等着牛奶卖不出去然后喝免费的不好吗？从此以后还有谁去生产牛奶，没有人生产牛奶反而导致所有人都喝不上牛奶。同理，还有卖不出去的蔬菜瓜果宁愿烂在地里也不会拿去送人，否则大家都不会再来帮顾蔬菜瓜果，都等着卖不出去然后来捡便宜，这样以后还有谁愿意种植呢，没人种植反而导致谁都吃不上。 大胃王视频也是同理，确实，大胃王胡吃海塞确实从个体消费的程度上“浪费”了不少粮食，但是经过大胃王这么一表演、一宣传，品牌的知名度也就上去了，这省下来的宣传费广告费足够大胃王365天，天天胡吃海塞还绰绰有余，企业通过大胃王的宣传推广，获得了更多的订单，企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每年为国家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比大胃王所浪费的粮食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企业家再拿这些利润的百分之几去做做慈善，一来挣了名声地位，也给自己的品牌进一步做了推广，二来不知帮助了多少贫困人家，从这个角度看大胃王这样的“浪费”岂不是利国利民、利人利己。
最后说回欧美豢养懒人的福利政策，按照二八定律，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社会80%的财富，而掌握百分之八十财富的20%人群当中，他们80%的财富又集中在20%的20%的人群中，换而言之，欧美社会实际上2%人的社会财富就足够养活100%的人，由于分权政治社会可以通过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监督机制来避免公权力滥用，使得政府有廉洁的途径通过税收政策，从2%的人手中收取税收去补贴给80%的人，这80%的人确实不排除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好吃懒做、无所事事，但只要民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他们就会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里面就会有少数人可能发明创造出新的科技产物，而新的科技产物又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就比豢养懒汉的成本要多得多。假如一个国家的民众天天都是996上下班，每天单位宿舍两点一线，回家狼吞虎咽一顿以后就匆忙洗漱睡觉，明天一大早爬起来社畜，请问谁还有闲情逸致去搞发明创造？996机械性的重复劳动是不会提升生产力的，发明犁耙的人对人类的贡献比同时代之前全人类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还要多，要培养一个鼓励发明创造的社会环境，就必须容忍绝大多数的懒汉存在。
连古人都懂得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但有些读者，总有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或者自负，具体表现在盲目的排斥西方的一切，甚至不区分某个事物是西方特有的还是人类逻辑共有的，反正只要西方采用过的就要否定，这种自负本质上是一种自卑，心理上不能接受西方国家更早发现某种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现实。
东拉西扯这么多，其实就是要说明，中国大陆要证明比西方国家更发达，首先就是要发展经济、提升民生，而想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科技兴国，要实现科技兴国就必须实现依法治国，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而要实现有效的监督就要对公权力分权制衡、相互监督，而对于拒绝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理由在笔者看来，无论逻辑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靠不住的。反之，凡是拒绝分权制衡、相互监督却说要比西方发展得更发达，都是虚伪的而不符合逻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