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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阅读了花鸟风月的《三重阴影叠加下的墙内语文教育——从语言学、文学、逻辑学三个角度下的分析》。花鸟风月对语文学科的混杂性分析很清晰,给了我许多启发。于是我从我个人视角出发,写下了这篇小短文。虽然不是什么严肃论文,没有列出citation,但除个人观点外的内容都有相应材料支撑。如果有疑问可在评论中提出。

中国语文教育真的是个非常大的话题,我想从教材说起,基于我的个人成长、教育经历,给大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观点。

1.教材究竟是什么?

在我能接触到的所有关于中国语文教材改革的论述文献中,不论作者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他们都把最早的教材追溯到清末洋务运动中官办学堂使用的教材。这些学者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的错误溯源,把教材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定义中:由统治中的政治组织批准并分发的,由学生使用,用于学习的印刷品。然而,教材最全面的,毫无偏见的定义应当是:在学校中,由学生使用,用于学习的印刷品。

任何人经过比较都能发现,在前者的定义中,学校是统治中的政治组织下属的一个机构,而教材也相应地成为了统治工具。

因此,(广义上的)中国最早的教材应该可以追溯到元、明期间某个私塾蒙学馆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本。至于为什么非得是“印刷品”不可,那就要牵涉到大众教育和帝王学哪个才能被冠予“教育”的争论了。

2.民国语文教材 民国语文教材里有四个重要的起点。一是文言文教学多为选文编排,也就是节选某位古代作家的作品,然后按照一定教学目标,安排顺序与比重。选文大多按照朝代进行编排,比如:第一册清文,第二层金元明文,第三册宋文,以此类推直至周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吴曾祺编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按年代分配选文比重,也就是说没那么多儒家经典了,给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视野。还有一类是按照文体编排,比如谢无量编的《国文教本评注》:第一编论著之属,第二编序录之属,第三编书牍之属… … 这一类编法更加侧重语用。

二是白话文和文言文在教材中的比重,成为了争论的对象。大多数人会把文白之争理解成一个黑格尔辩证法故事,老文言文遇到了年轻的对手白话文,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抖了个天昏地暗,最终在一片狼藉里走出来一个带点文言文又带点白话文的新语文。我的理解是,与其关注争论什么,不如关注争论本身。要知道,争论不是两方的活动,还有一个神秘第三人。文方和白方在报纸上吵个鸡飞狗跳不是为了让对方变成自己,而是为了让那个第三方变成自己。在教材这个小领域里,第三方就必然是学生了,也就是预备公民。如果争论缺失了,不一定是因为其中一方被捂住了嘴,更有可能的原因是,第三方不见了,或者说第三方已经没有价值了。

话题转回来,教材中白话文的部分模仿的对象是日本,内容大多为科学常识与政治常识普及文,也就是现今语文教材中格格不入的说明文的起源。我能找到的说明文进入语文教材分类系统的证据最早的有夏丏尊的《文章作法》(1920),“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小品文”五种分类法。(顺便说一下,语文作文教学改革了20多年了,到现在中小学作文教学依旧没有突破《文章作法》的范围。而高中的议论作文教学则用一种邪恶的方式达成“突破”——向新闻社论靠拢。)

在一个腐朽的系统中,要素一旦进入,时间一长,就很难被剔除。在学科细分化的当下,物理、生物、科学等学科足以传播现代科学知识,丧失了存在价值的说明文开始无边内卷。首先是理论高度结构化,即所谓的“说明文三要素”:说明对象、说明顺序、说明方法,以及其下的各类细分:时间顺序、空间顺序;举例子、列数字、打比方等等。说明文教学异化成“逻辑教学”,然后再变成一堆无价值的习题。整个说明文教学过程已经和“如何获取知识”毫无关系了。

我以前在出卷的时候,哦忘记说了,我曾经担任过三年的教辅机构语文教师。我以前在出卷的时候,挑选说明文往往令我头疼。许多新时代的科普文章放不进说明文的结构中。比如有一篇文章害的我和同事差点起争执,它讲述作者过去的“懊悔”情感。文章看上去很像说明文,也有一些科普的元素。但是文章的说明对象既不是事物也不是事理,而是个人的“懊悔”情感体验。这该怎么放入这个知识结构中呢?结构化的知识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有一小处被揭穿了,要用十个新谎言修补,这十个新谎言又要带来百个新漏洞。除非你对漏洞视而不见,你才能继续活在谎言中。我为了能让学生更好的理解说明文的知识结构,要修改文章内容的20%,才能让文章符合说明文的知识结构。很难说这不是一个对更大结构的寓言故事。

我说要把话题转回来,却又把话题转了出去。想必读者现在已经发现了吧,其实本文的作者是个喜欢生成式写作的“骗子”。他用章节标题和序数词让你们误以为这是一篇深度剖析的好文,等你们上钩了才自我揭露,这原来不过是东拉西扯的聊家常。不管如何… …

三是出现了教材(教育)目标的讨论。当时那个舆论场,就很乱,每个人都在观点输出自己的教育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有“境外势力背景”的教育理念逐渐吞并整合小家,在舆论场上形成了多方寡头。当时有广泛影响力的蔡元培把他们缝合在一起,成就了五育并举理论。五育指的是“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最终,五育并举被选择成为,注意是被选择成为主流教育理念。被蔡元培缝合的教育理论有中国特色古典教育、劣化华德福教育、杜威进步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等。后来五育并举被邓小平偷了,堕落成更加缝合的“德智体美劳”。虽然明面上讲邓的五育要大于蔡的,但是在教育工作中,蔡的五育逐渐成为了“深层理念”。

其它科目往往就负责一个“育”,可语文偏偏要“五育并举”。也难怪语文教材如此空洞又如此臃肿,一打开才发现,教育理论的缝线都崩开了,一个劲往学生脑子里涌,再仔细一看,缝合的都是断肢断腿,断头里面还没装脑子。真是缝合怪开大招——一地稀烂。

四是编审分离,也就是教材编辑和审核不是由一个组织完成。编写教材的工作由出版社或个人完成,需要依据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拟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来进行。编写成果送至教育行政部下的教材审定机构进行审查。各地有不同的教材审定机构,审查标准也不一,但通常有初审、复审和终审三个环节,还是比较严格的。

3.红区语文教材

我既不想说匪区,也不想说解放区,那就颜色革命一把,自创一个红区。

不管新老,红区的语文教材看一套就够了,即将迎来最盛期的胡乔木在1945年负责主编的语文教材《中等国文》。话说这名字怎么那么日式?

先前也有教材,但内容大多是鼓动性的抗日故事,如《出兵了》、《大哥当步兵》、《我是小八路》、《梦做飞机》,以及有关大小组织的政治科普文《工会的号召》、《农会的工作》、《青救会》、《妇联会》。这些文章大多脱离生活实际,也缺乏学习价值。

胡乔木主编的《中等国文》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识字》、《书法》、《接近群众》、《说服群众》、《外国记者与民兵谈话》、《记录》、《句读和句调》、《查路条》、《减租会开美了》、《书信》、《三湾改编》、《大青山的突围》、《契据》、《表格》、《新闻》、《黑板报》、《六个为什么》以上摘录自三年学制的《中等国文》第一册。不知诸位读后有何感想?

我的脑子里第一个跳出的想法是:怎么没有莎士比亚?

个人有个人的解读,我的感受是1.《中等国文》或许极大地影响了某些60-70岁人的用语习惯;2.《中等国文》把天平往“帝王(干部)学”的方向倾斜了。3.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应用文”。

因为我无法接触到这套书,我的第一册目录也是从孔夫子旧书网的实拍图上抄来的,在没有阅读过原文的情况下,我不敢乱下断言。所以本章接下来的内容,都是作者的胡言乱语,请读者自行跳过。

1.60-70岁的中国红色老男人们恐怕是全世界demographically最有权势的一组人了,如果能够猜测他们的想法和愿望,将会带来各层面的极大价值。研究《中等国文》,他们青春期所用的教材,或许能帮助我们一窥红老男的内心世界。无论如何,也比听床学要更有盼头。

2.从《接近群众》、《说服群众》、《外国记者与民兵谈话》等部分教材课文侧面可知,红区中学语文教材的作用是培养预备干部。干部管群众,群众被干部管。The End.

3.应用文是胡乔木在原本的五个分类中新加入的一类文体。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一项创新,让语文成为了生活的工具。但请注意,借条、契据这一类民间法律语言只是小部分,在应用文中占最大比率的还是批复、请示、报告、决议等行政应用文。它们的作用是在复杂的等级制度中,明确责任。就像你在劳动仲裁时用邮件做证据,是为了展示发信人、收信人,以及两者的责任关系。同样,需要清洗的时候,这些应用文就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了。小时候学应用文的我,可想不到还有这样一层关系。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我搜索得到的乔小华《晋察冀《初中国文》编写特色研究》2020 一文中的记载,乔木华版教材之前的一个版本中文言文的选片如下:第三册《苛政猛于虎》、《临江之麋》、《黔之驴》;第四册《邹忌讽齐王纳谏》、《晏子使楚》;第五册《覈辩篇》、《西门豹改革恶风》、《卖柑者言》、《捕蛇者说》;第六册《寓言六则》《曹刿论战》《赤壁之战》《鸿门宴》《冯谖客孟尝君》。

这几篇选文也真够有意思的。有阴阳怪气国民党的《临江之麋》、《黔之驴》;有描述无产阶级苦透苦透的《卖柑者言》、《捕蛇者说》、《苛政猛于虎》;有为革命正名的《西门豹改革恶风》、《冯谖客孟尝君》,甚至有唯物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覈辩篇》。至于三国演义怕不是某人的兴趣爱好。倒是怪在第四册的两篇上了,难道没想过自己会是那个烂橘子、丑丈夫?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除了难度过高的《覈辩篇》,以上所有选篇都保留到了今天的语文课本中。

4.新中国语文教材

新中国时期语文教材没看过,说不上来什么。我只知道没什么文学作品的叶圣陶做了语文的版本之子,凭借自己浅薄的认识,成天瞎改人家的文章收录进教材。已经死了的作家倒还好,两眼已闭不问世事。没死的作家为了保命还要寄信给他登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扬他改得多好。

更加荒唐的还有这一时期的教育理念,一会儿要求传达思想政治教育,一会儿要求恢复工具性,总结一句话就是跟着总书记一起摇摆。看不过去了的胡乔木在1951年,提出并推动过汉语与文学分科的设想,计划持续到56年,教育部正式发出通知,秋季学期起,语文分汉语与文学两科授课,并使用各自独立的教材。结果就过了三年,57-58反右又给动摇回去了。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语文教师在解析课文时使用的教学方法,来自于1953年前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对北京女六中的一堂观摩教学课《红领巾》的评议。我的猜想是,人家普希金来听你们上示范课,一篇课文上了四个小时,坐到脱肛了还没结束,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你们中国老师上课怎么就像老男人上餐桌,叨叨叨,叨叨叨,就顾着自己输出。学习的主体不应该是学生吗?怎么不给学生一点学习的机会?

语文教育的万恶之源北师大中文系听了苏联专家的建议之后,完全没抓住要点,回去瞎鼓捣重新设计了《红领巾》这节课,估计像现在的示范课一样,还和班级学生来回排练了好几遍。三天后给专家演了一场好戏。人普希金想,得了吧,我就是过来出个任务,谁都不想得罪。于是给出了国际友人常用的高度赞扬。

专家飞回去后,北师大中文系开始总结经验,搞了一个“红领巾教学法”,其步骤如下:①解题,介绍作者和时代背景;②初读(或范读)课文,讲解生字词;③分析课文,即教师串讲;④总结中心思想;⑤总结写作特点;⑥课堂练习或布置作业。请问北师大中文系你们脑子正常吗?你们耳朵正常吗?普希金好歹也是给了一个关键且前瞻性的建议,你们一周内迅速劣化成列宁的“宇宙真理公式”。专家让你们想办法让学生自己主动学习,把课堂变成共同参与的活动。你们让学生站起来读几段课文,就宣布实现了学生主体性。

那以后,红领巾教学法就在全中国传播。各地学校纷纷组织“红领巾”研讨班,学习专家精神。教学过程中的各种生搬硬套,实践中的处处碰壁,让老师怒火中烧,让学生习得性无助。一次荒诞的精神洗礼缓缓插入。时至今日,98%的语文课堂依旧沿袭红领巾教学法。

说好要讲教材的,又扯出去了。我在网上找到一篇将新中国时期教材变化的文章(李鹿,语文教材的历史更迭,文史参考,2010,第二十期),和大家分享一下。至于下篇,因为涉及文革,没找到。

5.文革时期语文教材

不知道,应该都是些革命作品,斗争作品吧。

6.78之后语文教材

不清楚,应该没比文革好到哪里去吧。

7.素质教育时期语文教材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开启了语文教材的素质教育时代。

我就是素质教育的实验品。我还依稀记得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学校的不同班级使用了两个版本的语文教材,分别是H版和S版。仅仅过了一年,教材又更迭,所有班级全部使用另一个新的版本。中学里,我又见过“苏教版”语文书,那里面的插图质量让我舍不得乱图画。多版本教材共用的现象出自1986年的一项隐秘政策,让教材的编制工作又回到了民国时期的编审分离。教材由各地区教研单位和其他组织个人编写,送至“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进行审定。上海使用的三个版本教材就是地方教育改革实验自编教材的产物。(这样的实验不符合伦理)

在全国范围内,多版本教材共用现象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初级中学语文教材为例,在我上小学三年级,也就是2005年时共有四种语文教材,最常见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991年第三次修订课本,又称必修课本,是在78年语文教材的基础上做出的最后一次修订。顺便说一下,91年的修订加入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一文。第二种是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初中语文(试用课本),是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推出的新教材,分有“五四制”和“六三制”,就是在英语科目里有韩梅梅和李雷的教材,你们80后的“美好回忆”。第三种是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教材,特点是封面及内页插图大多是国画。最后一种是2003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教材。插图很丑陋,被我狂画。

所有全国统一中学语文教材都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里面的人怪神秘的,怎么都找不到名字。我狠下心来上internet archive上翻了300多页历史页面,终于揭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王本华,女,1989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语言学硕士。顾之川,男, 1988年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毕业。温立三,男,95年硕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刘真福,男,1987年北京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熊江平,男,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至于找出负责01年教材的编辑者们到底有什么用途,我自己也暂且蒙在鼓里。各位读者,你觉得他们五人中谁最可疑?

当然每个人都很可疑。可疑程度按照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温立三,95年毕业这么快就加入党的重要工作中了,怕不是新领导安插的,查!熊江平,81年毕业,怕不是工农兵推荐的吧,查!顾之川,四川的怎么上北京来臭要饭,查!王本华,唯一一个tokenism女性,怕不是爱师安插的吧,查!刘真福,编辑室里唯一一个“凡人”,于是乎愈发可疑起来,查!有点累,我就不查了。倘若读者感兴趣,自行决定开盒与否。

后来中学语文编辑室里的重要人物都被低能儿温儒敏在接受采访时抖漏出来《温儒敏:我与人教社的三度合作》(https://www.sohu.com/a/432566659_243614)

顺便一提我比较感兴趣的人叫尤炜,是现任中语编辑室新生代政治领导(主任编辑),年龄非常之小。我稍稍背调了一下,02年硕士毕业自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论文名称叫做《诠释学视角中的早期《诗经》研究史——以《毛诗》为中心》,毕业直到08年一直在教育系统中做边缘打杂工作,之后在北京市第八人民中学任中学语文教师。2014年突然坐上升职器,直接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新教材编写工作,没过几年就成为一把手。这种新皇帝喜欢让边缘人上位的故事,想必大家也已看了不少。

编审分离不是语文教材唯一的“崇古”变化,在编写目标上,陶冶情操再一次成为五育中的最受偏爱的那一个。在教材内容上体现为美文的大量再入,以及“日式美文”、“基督美文”、“仿泰戈尔生命美文”的局部渗入。

85年起,美学研究逐渐成为显学,教育领域也顺势刮起了美育的风潮。从最初1985年313篇论文到2004年1099篇论文,美育成为了素质教育改革关注的焦点。不少地区教材,比如苏教版,在编写伊始就像美育放在编写目标中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在中国,但凡有点好东西,不到三秒就开始发烂!!发臭!!在发掘美育的“升职器”价值后江苏教育考试院迅速组织教研团队,引领全长三角地区,用一轮又一轮的教研会、学习小组、模范课堂折磨教师和学生。从此语言美、形象美、情感美、意境美、思想寓意美和结构美成为不少教师在课堂上切入课文的手段。就和红领巾教学法一样,很快美育教学就成了某种模式和套路,被固化成ABCD授课模式。就和说明文一样,美育一旦进入就再也踢不出去了,中学时代的我受了好一段时间“有人说本文很美,请你赏析一下”的痛苦。(长三角地区限定)

在教材内容上,最能代表素质教育研究成果的人教03版相比93版、87版、92版,大幅度消减了毛泽东和鲁迅作品数量。顺便一提,鲁迅的《社戏》、《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孔乙己》是跨版本的meta。杨朔在三年大吃饱里写的《蜜汁荔》、《雪浪花》等全部去除。老舍的《小麻雀》、《在烈日和暴雨下》这类劳动人民苦透苦透文全部删除,保留一篇民国岁静美文《济南的冬天》。叶圣陶苦透路透文删了,阴阳怪气可两面解读的童话删了,留了一篇新中国说明美文《苏州园林》。外国中短篇小说翻译家茅盾的作品全给删了。巍魏的全给删了,留下一篇感人美文《我的老师》。今年,没错2021年《谁是最可爱的人》又回到初中语文教材中。老农民文学家赵树理删光了,porque?怎么这么喜欢删农民?南宋文学家郭沫若删光了。乱七八糟的延安作家和找人代笔的各种将军全部删掉。朱自清美文《荷塘月色》、《春》、《背影》保留。冰心作品再加入,又一个tokenism女作家。巴金、艾青抒情美诗再加入。

老面孔在03版逐渐变少,新面孔们倒是等不及加入了。史铁生《秋天的怀念》、宗璞《紫藤萝瀑布》、席慕容《贝壳》、王家新《在山的那边》、朱长超《月亮上的足迹》、金波《盲孩子和他的影子》、林海音《爸爸的花儿落了》、端木蕻良《土地的誓言》、丰子恺《竹影》、吴冠中《桥之美》、沈从文《云南的歌会》、汪曾祺《端午的鸭蛋》… …这些选文的主旨大多围绕美育展开:自然的美、文化的美、生命的美、情感的美、建筑的美、历史的美。

文言诗词上的选篇也延续了一致的路径,减少苦透苦透文数量,减少“小朋友要好好学习”的儒家道德教化,删除个人喜好的四大名著,(顺带一提,四大名著的说法是在人民出版社1952年一同出版了这四本书之后,逐渐传播开来的)加入了 “亭记”、“台记”、“潭记”这类国内游日记,大量引入陶渊明,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还加入了不少爱“国”诗。

8.后素质教育时期语文教材 后素质教育时代究竟从何时开启的,有待考究。当然,历史事件从来都不是由一个确定的时间点开始发生。不然岂不是很滑稽?

“哎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了。”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晚上19:05发生的啊。”

后素质教育的转向时间段应该是2012-2014,或许更早,2008-2014。主要的变化的内容是狸猫换太子,素质教育的理论核心——美育,被偷换成了传统文化教育。于此同时发生的是,中文系对语文学科的话语权渐渐转移给了新闻系和马院。以前的语文最终解释依据,是文学作品。当你不知道这个词语有没有使用正确,专家会告诉你之前某位作家是如何使用这个词语的。现在,专家会告诉你人民日报上是如何使用这个词语的。

关于最新编审合一的部编版教材,后又称、又称、又称人教版教材,我在本文中就不做分析了。一是因为恶心人的内容过多,对我的身心健康有害;二是因为第三方不在场,我已经不是语文教师了。

17年左右,我拿到部编版的六年级下学期语文教师用书时,打开目录,扫到一篇我最爱的文章,是鲁迅的《好的故事》。我生气且难过。我又想到了我喜爱的学生们,在学习它的课堂上,会有多少不解与挫败,会多讨厌我最爱的文章,我就只剩下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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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翻译自网路花花大世界中最美丽的地方: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原文名称:Capital Punishment,作者:Robert Hoag,译者:DeepL Translate

我的爆论:互联网上总有些月经话题,比如言论自由,比如市场无形之手,再有就是我昨天看到的论坛里关于死刑的争论,让我想起了2018年在微博上和网友讨论同样话题的的种种过往,啊,青春!

本文介绍了两种在死刑问题上的伦理思考框架——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以及它们或反对或辩护死刑所使用的论证。除此之外,也详细介绍了一些刑罚研究领域的新理论:表达理论、谴责理论、道德教育理论等。本文还把目光投向了更加现实的死刑制度问题与死刑的政治哲学。

希望本文能为关注死刑问题的网友们提供一些新的见解。

死刑,亦称"极刑",是一种制度化的刑罚,用于有意地夺去罪有应得或蒙冤受屈之人的性命。死刑是经过授权的、受规则约束的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人应当为自己违反重大的社会准则的行为负责的结论。从历史上看,惩罚性处决由不同类型的掌权当局强制执行,操作的范围很广,有的执行于政治和宗教信仰活动中,有的是因为出现了无法控制的状况,还有些死刑根本没有采用任何重要的正当程序就执行了。惩罚性处决已经被,而且正继续被非正规地执行,例如由恐怖组织、城市帮派或暴徒执行。但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和美国,关于死刑的讨论都建立在它是现代国家及其法律体系中,管理重大犯罪行为的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的做法与程序,这一基础上。

死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古代法典里,以及柏拉图笔下的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民主雅典审判和处决的故事里都有死刑的踪影。在欧洲的主流哲学家中,具体或系统地关注死刑的并不多见。直到大约400年前,刑法改革的支持者们中,涌现许多对死刑的哲学讨论,涵盖对法律和社会实践的原则性评价与道德性评价,也常出现在现代国家和主权的理论中。二十世纪中期,国际人权制度的出台和美国宪法的争议重新引发了哲学界对惩罚和死刑理论的关注,尤其是针对美国死刑制度的随意、误判与歧视问题。

关于死刑的核心哲学问题是一种道德合理性辩护(moral justification):国家故意杀死违法者,究竟是不是对主观犯罪行为,甚至像谋杀这样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在道德上合理的应对方法?在这一问题上,通常有两种不同的进路:报应主义,是传统的做法,把死亡作为一种刑事惩罚;以及功利主义(也可以理解为后果主义),侧重于死刑的效果,也就是通过威慑潜在罪犯或使其丧失能力来防止更多犯罪。

本文的第一节介绍了一些历史语境和基本概念,方便读者抓住关于死刑的核心哲学问题:对于像谋杀这样最严重的罪行,死刑以及它的执行数量在道德上是否合理?第二节介绍了围绕"同态复仇"(lex talionis)的思辨,以及近代涉及生命权或公平概念的报应主义进路。第三节介绍了证明死刑合理性的经典功利主义进路:主要是通过威慑或丧失能力来防止犯罪,但也涉及到死刑的一些其他后果。第四节关注相对较新的理论,即把惩罚作为基本价值或规范的表达或交流,进而教育或改造罪犯。第五节探讨了美国死刑制度中的正当性问题:如果不完善的程序在决定谁将被处决时产生错误、随机性或(种族)歧视,那么死刑在道德上是否正当?如果死刑的实际执行需要医务人员或其他必要的参与者有不道德的行为时,它在道德上是否正当? 第六节考虑了国家死刑权力的道德依据(如果存在的话)。

1.语境与基本概念

a.历史实践

虽然现代哲学才开始关注死刑,但“死刑”(Capital Punishment)这个词源远流长。它的拉丁文和中世纪法文的词根表示它是一种能让人失去头颅的惩罚,也许反映了古代人处极刑时多用斩首。死刑其实比这个词语本身还要古老。古代文明中,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大约公元前1750)中记载约有25种会被处以死刑的罪名;古希伯来的摩西法典确立了许多死刑罪名,并且和其他古代法典一样,援引了“同态复仇”;公元前621年雅典的德拉科法典规定对大多数罪行处以死刑,其中包括著名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刑。公元前五世纪的罗马法律十二表包括对发布侮辱性歌曲或扰乱城市夜间安宁等罪行的死刑,后来的罗马法律还把拿撒勒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即使在这样的早期实践中,死刑也被视为属于政治统治者的权力范围,体现为一种法律制度,并被用于广泛的罪行。上

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欧洲保留了长长的死刑罪行清单,并明显增加了处决的形式,超越了古代常见的石刑、钉上十字架、水刑、殴打致死或毒死的做法。在中世纪,世俗和教会当局都参与了故意设计的折磨人的残酷处决,如斩首、活活烧死、抽签、绞刑、开膛破肚、使用绞刑架、使用拇指螺丝、用重物压迫、油中煮沸、公开解剖和阉割。 这种残暴的行为是作为奇观和仪式,公开进行的。死刑的一个重要甚至基本要素不仅是被告的死亡,还是公开展示的杀人和死亡过程。死刑的严厉程度因各种折磨人的方式而不同。政治和其他刑事当局最终通过这些酷刑使罪犯死亡。

在"新世界",美国殖民地对死刑的使用受英国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伊丽莎白时代的"血腥法典"包括200多项死刑罪,美国殖民地学习英国使用公开的、仪式化的绞刑作为常见的处决形式。一直到18世纪中叶,各殖民地都采用精心设计的绞刑仪式,甚至有些到了举行假处决(Mock hanging)的地步。Stuart Banner总结了这一做法:

“死刑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技术。它还是其他刑罚的基点。当国家惩罚严重犯罪时,大多数方法......都是死刑的变种。官僚们并不真正执行死刑,他们在做的是假处决......,他们会在死刑的最后一刻戏剧性地停止处决。这些都是塑造象征性死亡的方法....官僚们还执掌着一套能够让死刑判决更精彩的工具--火刑、尸体游街、肢解和解剖—各种比死亡更严重的惩罚的方式。”(Banner,54)

在早期的美国,"死刑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刑罚,"而是"在普通死刑之上和之下,有不同严重程度的一系列刑罚"(Banner,86)。

18世纪末,"刑罚思想和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范围是国际性的(班纳,89)。戏剧性的转变来自于公立的监狱以及感化院的诞生,它允许对大量的人进行长期监禁(Banner,99)。在监狱和长期监禁成为一种选择之前,"衡量严重犯罪的唯一可用单位是与普通处决的偏差程度"(Banner,70)。 在监狱发明之后,对于严重的犯罪行为,有了一种替代死刑和残酷处刑的新处理方法:监狱通过不同条件的监禁(例如,苦役、单独监禁、失去隐私)以及监禁时间的长短,来区分不同程度的惩罚,以及他们所对应的各种坏事。这是最基础的。随着1864年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的论文《论犯罪与惩罚》在意大利出版,死刑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欧洲和美国,贝卡里亚对死刑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哲学研究,对国家实施死刑的权力以及死刑是一种比长期监禁更有效的威慑手段这一观点提出挑战。而对死刑的哲学辩护,如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辩护,反对像贝卡里亚这样的主张废除死刑的改革者。在19世纪,死刑的执行方法变得不那么残酷,与之前几个世纪的做法相比,死刑罪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对死刑优点的讨论引起了对惩罚目的的不同理解,因此对死刑也有不同的理解。

到了20世纪中叶,有两起事件促使哲学界对死刑的关注进入了新的时期。在美国,最高法院的一系列案件对死刑是否属于宪法禁止的"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提出了质疑,包括对刑事司法程序在死刑案件中导致错误、随机性或种族歧视的法律和道德意义的质疑。随着二战后纽伦堡对纳粹领导人的审判,以及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和随后的人权条约明确赋予所有人以生命权并鼓励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也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大多数国家现在已经废除了死刑,值得注意的例外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索马里和美国,美国是唯一仍然保留死刑的西方"工业化"国家。

b. 哲学框架和进路

死刑在哲学中的通论,围绕在法律规则结构中作为制度或实践的"标准案例或者说核心案例"来展开。哲学家对死刑关注在一个更广的问题上,那就是惩罚的道德可允许性。任何惩罚--当然包括处决--都是故意给一个人造成重大的痛苦、折磨、不快或剥夺,而这对于像国家这样的掌权当局来说,通常是错误的。如果有的话,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或考虑下,能在道德上证明惩罚是合理的?这是H.L.A. Hart提供的一个著名的思考框架。

我们应该寻找的是以下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为普遍意义上的惩罚提供了正当性?可以对谁实施惩罚?我们的惩罚可以有多严重?("Prolegomenon", 3)

这些不同的问题分别是关于惩罚的普遍正当性,关于罪行责任的条件和惩罚责任的条件,以及为处理或真或冤的罪行时,究竟要如何决定惩罚的数量、种类或形式。在死刑问题的进路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是合理的惩罚数量、种类或形式。 几乎所有关于死刑的现代和最近的讨论都假设死刑的责任只针对最严重的罪行,如谋杀;几乎所有的讨论都假设了相对人道的处决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罪犯明显的折磨或残忍的杀戮;并且假设对谋杀犯的某种程度的惩罚是值得的。 因此,核心问题往往不是惩罚(而不是治疗或释放等)谋杀犯在道德上是否合理,而是对那些被发现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处以死刑(而不是监禁等)在道德上是否合理。对这个关于死刑的问题的回答往往建立在关于惩罚目的的通则和通论上,以及关于确定对各种罪行的适当惩罚措施或数量的标准上。

对于普遍意义上的惩罚所具有的道德优点,以及死刑是否是处理严重犯罪行为适量惩罚,在哲学家中,笼统来说,有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在观点论证中,要么向前看,提出死刑的各种未来影响或后果,要么向后看,指出要惩罚的不法行为的各方各面,做出更加精确的量刑。后一种方法如果占主导地位,自1930年代以来被称为”报应主义”;报应主义的论证是"回顾"所犯的罪行,以便将惩罚的数量、种类或形式与该罪行所应得到的刑事反应直接联系起来。这种联系通常被描述为惩罚是否"适合"所犯罪行。在报应主义者看来,死刑的任何有益效果或后果都是完全不相关的,或者说是明显次要的。自19世纪以来,向前看的惩罚论证被称为”功利主义”,20世纪中期以来,有些论证变体称自己为"后果主义"。后果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死刑方法有别于报应主义的方法,前者只依赖于评估死刑的未来效果或后果,如通过威慑和除去行为能力能来防止犯罪。

2. 报应主义的进路

报应主义者通过"回顾"所犯错误的各个方面,来证明对罪行惩罚量是合理的。报应主义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各版本都在,自愿犯下的罪行,和施加的惩罚的数量、形式或种类之间,建立起紧密、基本的联系。未来的影响或后果,都是无关的或明显次要的,不足以证明对罪行的惩罚,其中包括死刑,是合理的。关于死刑的报应主义常常突出地呼吁”同态复仇”的原则。"同态复仇",这一思想通过《圣经》的短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广为流传。根据对同态复仇的解释或对其它道德概念,如基本道德权利、公平原则等的解释,报应主义可以分成多种类型。

a. 经典报应主义:康德和同态复仇

关于死刑的报应主义的经典表述可以在18世纪末伊曼纽尔-康德的论文《法的形而上学原理》(The Metaphysical Elements of Justice 99-107;Ak. 331-337)中找到。在否定了贝卡里亚的废除死刑的立场,和对"同情与人道主义"的依赖之后,康德提出了自己对同态复仇的解释,即他所说的"报复的法权"(jus talionis)或”报应以法”,来证明死刑的正当性:

司法惩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以他犯罪的事实为基础对他实施处罚....,他必须先被证明他值得受到惩罚......关于处罚的法律是一种绝对命令。(100; Ak. 331)公共法律正义采用何种类型和程度的惩罚作为其原则和标准?没有别的,只有平等原则.... 只有报复的法权(jus talionis)才能准确地决定惩罚的种类和程度(101;Ak. 332)。

然后,康德明确地运用这些原则来确定对最严重罪行的惩罚。

如果......他犯了谋杀罪,他就必须死。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其他方法满足法律正义的要求,即使在最悲惨的前提下,死亡和活着之间也没有相同的类,因此,除非罪犯被司法判决并被处以死刑,否则犯罪和报应之间也没有平等性(102;Ak. 333)。

康德随后采用了一个假设的案例来坚持认为,死刑的任何社会效果,无论好坏,都与它的正当性完全无关。

即使文明社会解体了......监狱里的最后一个杀人犯也必须最先被处决,这样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他应有的报应,人民不应该承担死刑的罪责......[并]成为公开违反正义之人的帮凶(102;Ak. 333)。

因此,即使社会失效了,社会不再存在了,对谋杀犯处以死刑依旧是合理的。康德体现了关于死刑的纯粹的报应主义:杀人犯必须为他们的罪行而死,社会后果完全不重要,将死刑与罪行联系起来的依据是”报应法”,即扎根于”平等原则”的古代格言,“以眼还眼”。

康德为死刑辩护的关键是”平等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为犯罪确定适当的、应得的惩罚的量和种类。无论是否是对康德的最佳解释,这种常见做法背后的思路似乎是,犯罪者必须受到与受害者的痛苦相等的惩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还命。”但是,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任何关于同态复仇的字面解释都不能作为处理犯罪及其惩罚的一般原则来使用。它似乎意味着对强奸的惩罚是被强奸,对抢劫的惩罚是被偷,对欺诈的惩罚是被骗,对攻击的惩罚是被攻击,对纵火的惩罚是被”烧掉”,等等。 对于其他罪行--伪造、兜售毒品、连环杀人或屠杀、恐怖主义、种族灭绝、走私--则完全不清楚同态复仇届时会要求何种类型或形式的惩罚(例如,Nathanson 72-75)。正如C.L.Ten载简明扼要不过的话,"单一的谋杀案似乎是可以按字面意思适用同态复仇的少数情况之一"(151)。因此,不管是处于实际操作的考量,还是围绕道德准则的讨论,都为,从字面意思上解释同态复仇,并拿来为死刑辩护,提供了反对的依据。

一些报应主义者采用了一种不那么直白的方式,即运用平等原则来证明死刑作为对谋杀的惩罚是合理的。相关的等价关系是指所造成的伤害和所遭受的伤害:谋杀受害者遭受的伤害是生命的终结,那么,作为惩罚的唯一等价伤害必须是谋杀者的死亡。这是一种将罪行的种类与适当的惩罚金额、种类或形式联系起来的通用解释。这种对同态复仇的解释也面临挑战(Ten,151-154)。此外,人们还经常注意到,即使在谋杀案中,死刑犯的刑罚经历与受害者被谋杀的痛苦之间也不存在等同性。 阿尔伯特-加缪在他的《对断头台的思考》中以一种相当戏剧化的方式提出了这一观点。

但是,如果死刑不是最有预谋的谋杀,那它又是什么呢?任何犯罪行为,无论多么精心策划,都无法与死刑相比。如果要真正等同的话,那么那个接受死刑的罪犯,必须在他杀人之前预先警告受害者他会在哪个精确的时间动手,而且从那时起,他就必须把他自己关上几个月的小心翼翼的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不会遇到这样的怪兽。(199)

这种经历上不平等的说法更是一针见血,因为即使是康德也坚持认为”罪犯的死亡必须完全不受任何虐待,这些虐待会使受刑人身上的人性受到憎恶”(102;Ak.333)。

b. 作为比例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的同态复仇

大多数当代报应主义者对"同态复仇"的解释不是想表达犯罪和惩罚的平等,而是表达了一个比例原则,以确定对谋杀等罪行的应得惩罚。其思想是,应得的惩罚量与罪行的严重性成正比,更严重的罪行要比不太严重的罪行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因此,人们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对其进行排序,然后根据其严重程度对惩罚进行相应的排序。 然后,最不严重的罪行会受到最不严重的惩罚,第二不严重的罪行会受到第二不严重的惩罚,以此类推。那么,最严重的罪行就应该由最严厉的惩罚来处理,即死刑。

正如许多报应主义者自我承认,把犯罪严重性与和惩罚力度一一匹配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援引同态复仇来辩护死刑,即使犯下的罪行有多么恶劣,也仅涉及死刑的道德问题。没有理由认为目前的死刑是最严厉的惩罚。回顾一下中世纪的酷刑致死或"因他人极端偏见而死"的处刑方式;难道就没有可能出现比死刑更严厉的监禁吗?比如多年的残酷的单独监禁或过度艰苦的劳动? 这样的惩罚,现在,不太可能出现在道德上允许的刑罚之中。但是,我们需要做的的是为惩罚设定一个道德上允许的最高上限,即”允许性理论”(Finkelstein,"契约论方法...",212-213)。 但是,今天的死刑是否在道德上是可允许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报应主义的比例原则解释只是假设死刑在道德上是可允许的,而不是为它提供辩护。

在任何解释下,人们对诉诸同态复仇的关注点在于,依靠”报应以法”似乎会使死刑等同于合法复仇。但康德和其他维护死刑的报应主义者们,非常正确地区分了有原则的报应和复仇。复仇产生于某人的仇恨、愤怒或针对另一个人的欲望。除了复仇者自身认知的限制,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能限制复仇的火焰。复仇者的手段可能与犯人所犯的罪行明显不成比例,而报应主义者则坚持认为,惩罚的严重程度必须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相匹配。

复仇的目的通常是个人,是某个复仇者关心的人,他为了这个人而去复仇。然而,报应也要为了没人关心的人而执行:它的非个人性使得对没有朋友的人的伤害和对受欢迎的人的伤害一样严重。不管是否有人希望犯人收到惩罚,报应都具有合理性。复仇者通常以犯罪者的痛苦为乐,然而报应主义者常说"我们都对不得不执行惩罚深感遗憾"(Pojman, 23),或者只对”正义得到伸张感到高兴”(Nozick, 367),这是报应主义道德原则的要求。即使处决杀人犯能满足复仇的欲望,对报应主义者来说,这种效果也不能完全为死刑辩护。如果让复仇者满意是用来辩护的理由,那么这种辩护就不再是报应主义,而是功利主义或后果主义(见第3节和第4节)。对于报应主义者来说,对谋杀犯判处死刑的道德性是一个一般道德原则问题,而不是为了满足受害者或其他人的任何复仇或报复的欲望。

c. 报应主义和生命权

一些报应主义理论避开了同态复仇,而选择了其他的道德原则,它们通常背离了康德的结论,即无需考虑后果,杀人犯必须受到死刑的惩罚。其中一种进路是采用基本权利的理念,如生命权。但援引生命价值,似乎不利于为死刑辩护。例如,约翰-洛克在其《政府论》第二篇中既提出了自然的生命权,又为谋杀犯的死刑辩护。洛克呼应托马斯-阿奎那为死刑辩护的推理思路(神学大全II-II,第64问,a.2),声称谋杀者是被害人,而不是被害人。),洛克声称,杀人犯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从而"宣布自己......是一种有害的生物......因此可以像狮子或老虎那样被消灭,这些野蛮的野兽......既可以阻止其他人做出同样的伤害......也可以保护人们免受罪犯"(政府论,第10-11节)。在洛克看来,杀人犯因其自愿的错误行为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权,因此可以被视为根本不拥有任何生命权的存在,并可以被处决以实现社会的某些利益。

这种报应主义的立场明显偏离了康德的极端观点,它的结论是杀人犯可以被处死,而不是必须被处死,并且在决定死刑对丧失生命权的杀人犯是否在道德上合理时,援引功利主义思想作为次要考虑。没收人的权利,同时把死刑造成的后果纳入考虑,这种形式的报应主义,也被W.D.Ross在他1930年出版的《正当与善》一书中清晰地解释了出来。

但是,认为国家没有报复性惩罚的义务的人,并不一定采用了功利主义的惩罚观.... 任何人的生命或财产权利都因他不尊重他人的相同权利而消失。......犯罪者通过侵犯他人的生命或自由或财产,已经失去了让自己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得到尊重的权利,因此国家不像是在面对无辜者时一样,没有在表面上饶恕他的义务。国家在道义上有像他伤害别人那样伤害他的自由,或对他施加任何较小的伤害的自由,或放过他的自由,这完全是考虑到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60-61)

报应论者的论点是,谋杀者由于自愿剥夺他人的生命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权。 由于生命权和其他权利一样,在逻辑上包含了他人的相关义务(见后果主义和伦理学,第2b节),通过放弃他们的生命权,谋杀犯消除了国家不杀他们的相关义务;谋杀犯的放弃使得国家将他们处死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至少是作为实现某种善的手段。因此,死刑并没有侵犯罪犯的生命权,因为罪犯已经放弃了这一权利,而死刑作为一种道德上允许的对待杀人犯的方式是合理的,可以为社会带来一些好处。

这种对死刑的报应主义方法除了依赖于对死刑作为一种威慑或使犯罪者丧失能力的方式的经验主张外,还提出了一些哲学问题(见第3b节)。首先,尽管放弃权利的想法可能很熟悉,但它留下了”令人不安的未解答的问题。没收的是谁的权利?这种权利一旦被没收,还能恢复吗?如果可以,由谁来恢复,在什么条件下恢复”(Bedau,"死刑",162-3)? 其次,鉴于生命权是所有权利的基础,而且正如许多人所坚持的那样,只要你是人类,就能平等地拥有生命权。但也许生命权是特殊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根本不可以被剥夺:生命权实际上是一项基本的自然权利与人权。洛克和阿奎那也曾说过,一个人的行为不能也不会改变他作为人的地位;因此,生命权是不可剥夺的,不能被放弃。是杀人犯也保留了他们的生命权,国家仍然受到不杀杀人犯的相关责任的约束,因此,死刑是对人类生命权的侵犯。

往基本人权这个方向去思考,死刑的优点更多的是关于人类的道德地位,而不是关于权利的逻辑性,或是能够没收与转让的权利所具有的流动性。人的生命权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注意到人的性质和价值,即使是那些被判定犯有可怕罪行的人....,无论何种刑事犯罪,被告或被定罪的罪犯都不会丧失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Bedau,"Reflections",152,153)。这个思考方向至少反映了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生命权是普遍的,植根于每个人的尊严,并且是不可剥夺的(序言;第3条)。但是,因为这个观点暗示了,大屠杀或种族灭绝的幕后黑手(例如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连环杀手、恐怖分子、猖獗的强奸犯和性侵儿童者,这些人和我们普通人具有相同的地位,那对罪犯的道德地位的看法就会受到挑战。正如一位维护死刑的报应主义者所说:"虽然是一种流行的观点,但认为所有人都有价值的学说是毫无根据的。 这个概念(每个人享有同等权利)......也许是我们的道德词典中最被误用的词汇....,如果人没有某种内在的价值......那么为什么不把那些严重违反我们的道德和法律准则的人赶走"(Pojman,35,36)。

d. 报应主义和公平

最近复兴的报应主义的一支认为,死刑不是建立在个人权利上,而是建立在社会公平的概念上。 在一个拥有合理公正的合作规则的社会,这些规则赋予其成员以利益和负担,行为不当的人不公平地利用了他人,因此,惩罚对应了这些人获得的优势:

违反规则的人和遵守规则的人一样,享受着制度的好处,但由于违反规则的人放弃了别人所承担的自我约束的负担,他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在这种优势以某种方式被消除之前,事情是不平衡的.... 惩罚这种人可以恢复利益和负担的平衡。(Morris 478)

以此来看,对犯罪的道德上合理的惩罚数量、种类或形式是由”不公平优势原则”决定的。

他的罪行只包括通过违反有关法律而获得的不公平的利益…优势越大,惩罚就越大。不公平优势原则的重点是罪犯最终获得了什么"。 (Davis 241)

在证明惩罚数量的合理性时,不公平原则关注的是所获得的好处,而同态复仇则关注对他人造成的伤害(Davis 241)。

公平的进路反映了近来时兴的理论,把"公平原则"作为一种政治义务:那些参与互利合作体系的人有责任遵守他们能让他们获利的规则(罗尔斯,108-114)。不过,在应用于惩罚时,其根源还在于古代的正义观念,即重建平衡,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正义的诉求是要求国家采取矫正行动,纠正犯罪行为造成的不平衡(第五卷第四章),以及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声称,惩罚“就是取消犯罪......恢复权利。”(69, 331n)。今天流行的说法是,惩罚是犯罪者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的方式,也可以看作是他们为获得的不公平的利益付出代价。

作为证明罪行所应受的惩罚量的一般进路,公平方法最初似乎对小偷小摸或是合作中的“逃票”现象,如惩罚逃税,效果最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罪犯所获得的不公平优势,并将惩罚的数量与不公平获得的东西联系起来。但是对于像谋杀这样的暴力犯罪,公平的方法似乎就不那么可信了。漫长的监禁甚至处决如何能消除所获得的不公平的优势、回溯犯罪、重新建立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平衡?从惩罚造成的影响来看,它很有可能被与归还或恢复混为一谈。不公平优势原则在描述罪行的后果时,也没有把重点放在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而是侧重对第三方的影响。第三方,也就是那些自觉遵守规则的社会成员。这把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特别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放在了一个很奇怪的位置上:那个被侵犯或被杀害的人,不足以证明惩罚的合法性,而第三方的自我约束负担才是重点。此外,正如Jeffrey Reiman所探讨的那样,以不公平的优势来确定适当的惩罚金额,也会产生一些奇怪的后果。

例如,抢劫大量钱财的人对守法者的不公平优势的价值似乎大于杀人犯的不公平优势的价值,因为后者只得到了将他的世界从一个讨厌的人身上赶走的优势,而前者将能够创造新的生活......并有剩余的钱用于其他事情。 这就导致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即强盗应该受到比谋杀犯更严厉的惩罚...。 ("正义,文明,......",注10)

根据以上推论,如果惩罚定量的一般标准是不公平优势原则,那么谋杀罪的死刑显然不会在道德上是合理的。

也有人用不公平优势原则的一个变种理论,为死刑提出辩护。理论的重点在于,如何体现犯人通过谋杀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正如Reiman本着黑格尔报应主义的精神所提出的,杀害他人的行为破坏了“享有同等权力的人之间的恰当关系”;它是”对个人权利的攻击,暂时将一个人(罪犯)放置于对另一个人(受害者)而言的,非法权利的地位上”。除此之外,还有,"有一种(国家)权力,可以纠正受害者相对地位的丧失,就是实施惩罚的权利。它将罪犯的的个人权利降低,罪犯之前地位高过受害者多少,就要惩罚他下降多少。"("为什么......? ," 89-90).因此,如果发生了场谋杀案,犯人夺走了一条生命。那么,国家作为死者的代理人,要对罪犯行使霸权,程度上等同于罪犯对死者行使的霸权。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家对谋杀罪判处死刑是允许的。因此,根据对公平原则的这种解释,对谋杀罪判处死刑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尽管对其他罪行来说,可能不太可能做到"一直都可以轻松判断出罪犯施加的伤害相对应什么样的惩罚"(Reiman,"为什么...",69-90,93)。与其他形式的报应主义一样,无论是哪种解释,公平方法都受到了挑战,因为使用一项原则既能充分解决谋杀罪的死刑问题,又能产生一个"适合"或等同于各种罪行的刑罚体系,是很难达成的。

e. 报应主义面对的挑战

死刑的报应主义进路有很多, 但是,即使从上面的一小部分样本来看,明显的相似之处是对这种思考死刑的道德理由的挑战。首先,死刑的报应主义,要么援引的原则只适用于惩罚谋杀罪的死刑;要么它所依赖的原则都试图构建一个,将各种罪行与适当的刑罚相匹配的制度,这些原则都受到了合理的怀疑。

第二,报应主义者的预设是,犯人要接受惩罚,并对他们的任何犯罪行为负责,但实际上死刑制度要面临许多社会现实。这些状况对自愿的预设提出了挑战,在公平原则的进路中,这些条件又对合理公正的社会合作制度的预设提出了挑战(见第5b节)。

第三,人们常常认为,在讨论死刑的道德优点时,报应主义者无视或轻视了死刑的前因后果。如果死刑的实施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呢?如果死刑大大增加了谋杀或暴力犯罪的发生率呢?如果死刑制度在选择死刑对象时有时、经常或不可避免地具有任意性、随意性、歧视性,甚至是错误性(见第5节)呢? 死刑的这些和其他可能的后果似乎是相关的,甚至能被证明因果性。报应主义者忽视或轻视了以上问题的重要性,也许他们而支持或反对死刑,完全不受以上问题的影响,而不是因为以上问题的影响。

3. 功利主义的进路

功利主义进路为死刑辩护的方式是,只诉诸死刑的后果或影响。因此,功利主义方法是一种后果主义,通常被称为"向前看",与报应主义者的”向后看 ”形成对比。说得具体些,功利主义方法认为,只有在对谋杀的惩罚量最能促进社会的总体幸福、快乐或福祉时,死刑才是合理的。这种观点认为,死刑的内在痛苦和任何负面影响必须超过其有益的效果,例如通过丧失能力和威慑来预防犯罪;此外,死刑对罪犯和其他人的总效果,不管是好是坏,必须优于其他刑罚,如长期监禁,产生的效果。对死刑的功利主义进路在这方面具有内在的比较性:它基本上与这种做法对社会总体幸福的最优赌相关联。 因此,功利主义的进路原则上依赖于关于死刑对罪犯和其他人的总体边际影响的经验性因果主张。

a. 经典功利主义进路:Bentham, Beccaria, Mill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理论是对惩罚的一个经典的功利主义进路。 在他的长篇著作《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年首次出版)的第十三和十四章中,边沁讨论了对犯罪行为的适当惩罚量,用他的原话说,"惩罚与犯罪之间的比例"。

所有法律都有或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增加社会的总体幸福....,但所有的惩罚都是坏事:所有的惩罚本身都是恶的。根据功利原则(principle of utility),只有在惩罚能制止更大的恶的前提之下,惩罚才应该被实施。(十三,一,二)。

边沁继续指出”惩罚的目的”很重要。

惩罚的直接主要目的是控制行动....,它通过对罪犯施加影响来控制......对他的意志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被说成是改造思想;或对他的身体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被说成是消弱力量;对其他人的影响,除了通过对他们的意志的影响外,没有别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它被说成是提供前车之鉴。(XIII. ii. fn. 1)

因此,在通过减少或预防犯罪来控制人们的行为以促进社区的整体幸福方面,有三个主要的惩罚目的:改造罪犯,使罪犯丧失能力(即无行为能力),以及威慑(即为他人提供可借鉴的教训)。在惩罚的这三个目的中,边沁说”榜样是所有目的中最重要的”。(XIII. ii. fn 1)。 既然”所有的惩罚都是祸害和邪恶的”,那么,只有当这种祸害被惩罚的良好效果所超越时,任何数量的惩罚才是合理的,而且,对边沁来说,最重要的是,只有当这种惩罚通过阻止他人的不当行为而减少犯罪,并且比不那么痛苦的惩罚做得更好时,这种惩罚才是合理的。 在其他著作中,边沁明确地将他的功利主义方法应用于死刑,他一开始论证了死刑在重大谋杀案中可能是合理的,特别是在"后果可能是许多人死亡"的情况下,然而,多年以后,处于晚年的边沁在开始呼吁完全废除死刑(Bedau,"边沁的功利主义批评......")。

在他关于法律的著作中,边沁特别赞扬并认可了切萨雷-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其对刑法改革的功利主义态度,以及对废除死刑的呼吁。贝卡里亚呼吁废除死刑,主要诉诸死刑在降低犯罪率方面的相对低效性。在其文章的第十二章中,贝卡里亚说,惩罚的一般目的是威慑,这应该制约对犯罪的惩罚量。

惩罚的目的......无非是劝阻罪犯不要对他的同胞造成新的伤害,并使其他人不做同样的事情。 因此,应该选择......能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最有效、最持久的印象,并对罪犯的身体造成最少的折磨的惩罚和实施方法。(23; Ch. XII)

然后他认为,与长期监禁的一般威慑作用相比,"死刑既无用也无必要"。

无论犯罪会带来多少利益,没有人在深思熟虑后会选择完全和永久地失去自己的自由。因此,用终身劳役的刑罚来代替死刑,就足够阻止最坚定的犯罪意图…,死刑一次只能为国家提供一个案例;有了终身劳役的刑罚,一个罪犯就能提供了大量持久的案例"(49-50,51;第二十八章)。

这里的意思是,处决是一个单一的、严重的事件,也许不会被其他人长期记住,而终身监禁则会持续提醒人们对不当行为的惩罚。一般来说,贝卡里亚说,"对人的心灵影响最大的不是惩罚的严重性,而是惩罚的持续时间,因为我们的感觉更容易被微小的重复印象所刺激,而不是被强烈但暂时的运动所刺激"(49;第XXVIII章)。

贝卡里亚在这一思想中至少补充了两个关于死刑的一些不良社会影响的说法:首先,对许多人来说,死刑成为一种景观,对一些人来说,它唤起了对罪犯的怜悯,而不是对有效威慑犯罪行为所需的恐惧(49;第二十八章)。 第二,"死刑没有用,因为它给人以残酷的榜样,....。节制人的行为的法律不应该增加残酷的榜样,这样做反而有害处,应该让人知道,司法处决是有条不紊和正式地进行的”(51;第二十八章)。 因此,贝卡里亚通过采用功利主义思想来反对死刑:通过”终身苦役"的替代性刑罚,可以更好地实现威慑;此外,死刑的残酷性对社会的影响在后来被称为"残暴化效应"。

另一位主要的功利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体现了功利主义方法的独特,但他把功利主义用在在为死刑辩护上。 在1868年作为国会议员的一次演讲中,密尔指出死刑是对涉及谋杀的"残暴案件"的犯人的合理惩罚("演讲...",268)。密尔认为,"快速死亡的短暂痛苦"实际上远没有"在最艰难和最单调的劳作中度过漫长的一生......远离一切愉快的景象和声音,断绝一切尘世的希望"来得残酷("演讲稿......",268)。正如索雷尔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密尔的立场,"终身苦役确实是一种比它看起来更严厉的惩罚,而死刑似乎比它更严厉"("严重谋杀......",204)。 由于一种刑罚的威慑力远远取决于它的外表,而不是它的本质,所以死刑是对他人更好的威慑,同时也是对罪犯更少的痛苦和折磨。 这样的组合”是一种惩罚所能拥有的最强有力的建议之一”(米尔,"演讲......",269)。因此,密尔说,"我为[死刑]辩护,当它局限于残暴的案件时......因为它是最不残酷的模式,有可能充分地阻止犯罪"("演讲......,268)。

b. 经验上的考量:丧失能力、威慑

死刑的功利主义进路主要取决于事实上的因果效应,即死刑是否能有效地使潜在的罪犯丧失能力或被威慑到。如果事实上,死刑并没有比长期监禁等其他刑罚方式更好地实现这些目的,那么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死刑是不合理的。因此,至少从原则上讲,死刑的比较效力是一个经验问题。

仅是在美国,为了寻求关于死刑效果的结论,学者们已经进行了不少社会科学研究。任何犯罪预防手段的效益都能通过再犯率反映,也就是谋杀犯再次杀人的可能性。 最近对未被处决的死囚、监狱杀人犯、假释犯和被释放的杀人犯的研究表明,再犯率相当低,但不是零:一小部分杀人犯再次杀人,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释放后(Bedau,《死刑》,162-182)。当然,如果实施死刑,这些罪行就不会发生,因此,死刑确实可以防止一些严重罪行的发生 另一方面,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通过执行死刑使人丧失能力的这些好处必须超过可能的惩罚性替代方案的好处。 数据只反映了当前做法下的再犯率,而不是其他其他条件下的。例如,如果取消对死刑罪的赦免和减刑,如果对残暴的罪行判处没有任何假释可能的无期徒刑,或者如果监禁条件使监狱中不可能发生谋杀(例如,带镣铐、终身单独监禁),那么再犯率可能接近或为零。 那么,一个问题出现了,再犯率的要高到或低到什么程度,才能回答死刑的合理性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道德上是否允许建立如此严格的监禁条件,将监狱中的谋杀案减少到几乎为零。

自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以评估死刑与终身监禁相比的威慑效果。 学者们分析了几十年的数据,以比较有死刑和无死刑的司法管辖区,以及一个司法管辖区废除或实行死刑前后的效果。 这种分析"并不支持有关死刑和杀人的威慑论点"(贝利,140)。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表的复杂的统计研究报告声称,每一次处决都能阻止七到八起谋杀案。 这项特殊的研究及其方法受到了很多批评(贝利,141-143)。另外,最近的研究和分析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死刑的边际威慑作用"(Bailey,155)。正如Jeffrey Reiman的简洁总结和大量引用的文献调查("为什么......”100-102)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的相关专家都声称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死刑比大量的监禁刑罚更能阻止谋杀。

搞清楚死刑究竟能起到多少威慑作用,确实存在重大的认识挑战。在对有无死刑的司法管辖区进行比较研究时,”有太多的变量需要控制,包括社会经济条件、基因构成"、人口因素(例如,年龄、人口密度)、执法的不同方面等。(Pojman, 139)。众多的变量可以也可能不可以解释,将不同地方或时间的犯罪率和死刑联系起来的数据(Pojman,139)。其次,正如贝卡里亚所指出的,例如,威慑效果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犯罪行为的刑事反应的确定性、速度和公共性。 这些因素在美国最近的死刑实践中并不明显,这可能解释了最近的统计研究所显示的证据不足。 第三,威慑是一个自带因果关系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指潜在的杀人犯因为死刑而不杀人。因此,如何统计没有发生的谋杀,以及如何确定死刑就是不谋杀的原因,就成了最大的挑战。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难衡量,因为大多数不杀人的人是出于习惯、性格、宗教信仰、缺乏机会等原因,也就是说,除了任何可感知的危险或对国家处决的恐惧外,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导致人们不去犯下谋杀罪。因此,威慑研究试图从经验上确立少数人与死刑辖区内遗漏的凶杀案的因果关系。最后,对于研究结论的重要性也存在分歧。例如,废除死刑的人常认为,尽管做了很多研究,但是不能提供结论性的证据,这说明死刑不能影响潜在罪犯,也就是说,死刑没有威慑力。死刑的捍卫者则倾向于将经验性研究解释为没有结论:死刑是否有足够的威慑力来证明它是合理的,这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一些研究侧重于死刑法规的影响,而另一些研究则寻找实际处决和犯罪率之间的联系,一切都十分复杂。

c. 功利主义辩护:"常识"和"最优赌"

无论统计研究的结果如何,以威慑力为由为死刑辩护可能仍有可取之处。 一些人认为,"常识"似乎同意死刑具有威慑力。死刑的威慑理由预设了潜在谋杀者能够理性地计算、审慎。人们最珍视的是生命;他们最害怕的是被杀。因此,如果在监狱生活和国家处决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人更愿意选择监狱生活,因此会避免犯下以死亡作为惩罚手段的罪行。简而言之,"常识"表明,死刑确实具有威慑力。但是,这种对"常识"的诉求忽略了,诉诸威慑在本质上,要通过比较才能证明合理:尽管死刑可能具有威慑力,但它的威慑力可能并不比长期监禁更强。我们不能把”最令人恐惧的东西 ”等同于”最有效的威慑”(Conway,435-436;Reiman,"为什么...",102-106)。

从威慑的角度看死刑的另一种方式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最优赌。鉴于目前仍没有证据能彻底否定死刑起到了威慑作用,所以,"最优赌"就是对谋杀等严重犯罪采用死刑。如果死刑事实上不是一种优越的威慑,那么一些已被定罪的杀人犯就被国家不必要地处决了;另一方面,如果死刑事实上能产生更强的威慑力,那么不执行死刑,就会导致一些原本可预防的凶杀案发生。考虑到无辜生命有更大价值,且风险更小,“最优赌”以此证明了死刑的合理性。但这一论点关键在于比较风险评估:如果有死刑,那么肯定会有一些杀人犯被杀,而如果没有死刑,只有很小的可能性,更多的无辜生命会成为谋杀的受害者(Conway,436-443)。此外,该论点公开假定,并非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无辜者的生命比杀人犯的生命更有价值。对某些人来说,这是证明死刑合理的论证中隐含的的一个基本道德问题(见第2c节;Pojman,35-36)。

d. 功利主义面临的挑战

功利主义为惩罚辩护的进路有争议的,也有问题。最常见争议就是功利主义为防止犯罪和促进社会整体幸福,甚至可以惩罚无辜者。即使不考虑这个问题,只关注对有罪的人进行惩罚,功利主义进路也令人感到担忧。反对意见是,死刑的功利主义进路依赖于一个可疑的普遍标准,也就是威慑,来确定多少的惩罚量是合适的。人们常常认为,为了通过威慑来预防犯罪,功利主义者至少在原则上致力于过度严厉的惩罚,例如在公开场合进行折磨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处决,即使是对远不如谋杀那样严重的罪行(例如,Ten,34-35,143-145)。该观点认为,对轻度犯罪进行过度严厉的公开惩罚所带来的痛苦会被犯罪率的大幅下降所抵消。还有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大幅降低犯罪率或许可以通过不成比例的轻度惩罚来实现:如果罚款、轻度监禁、甚至模拟处决都能起到震慑作用,那么功利主义者就会致力于对严重犯罪进行不成比例的轻微惩罚。功利主义者对这种质疑的回应是指出可以追加额外的考量因素,来计算与罪行不成比例的惩罚的总成本。批评者则继续创造更多精心设计的奇妙反例,目的就是为了表明功利主义方法不能一直避开上限和下限的问题,也就是针对罪行,在道德上能允许的惩罚的上限与下限究竟在哪里?正如C.L.Ten简明扼要地总结的那样,功利主义进路,"无法交代出维持住犯罪与惩罚之间的比例,需要付出多少代价,以及在纯粹的从总体后果考虑的要求下......极不愿意偏离这一比例"(146)。

对功利主义方法的另一个常见的批评指出了威慑就是死刑合理性证明本身。例如,从边沁的经典陈述中可以看出,惩罚的目的"是控制行动",主要是通过威慑(见第3a节)。惩罚通过树立案例来威慑和”控制行动”,向其他人表明,如果他们有类似的不当行为,他们也会遭受同样的痛苦。因此,死刑的目的是通过对实际杀人者施加死亡来阻止潜在杀人者的行为:只有通过威胁,通过向他人灌输恐惧,这种手段才能发挥作用。对这种进路的一个基本反对意见是,实际上,人被用作控制他人行动的手段;死刑犯只是被用作威慑他人和减少犯罪率的手段。有人认为,对人的这种使用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许的,这与伊曼纽尔-康德著名的"绝对命令”相呼应,反对将任何人仅仅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在威慑、丧失能力或其他方面的收益,都不能证明,为了达到阻止他人犯罪的目的,故意杀死一个被俘的人就是合理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观点,以威慑为由为死刑辩护是一种道德上不允许的对待人的方式。

e. 其他从后果出发的考量

在关于死刑的讨论中,威慑这个要素收到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来自于那些以功利主义进路探讨死刑的道德合理性的人。 然而,正如经典的功利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死刑的其他重要后果也与讨论密切相关。例如,贝卡里亚断言死刑对社会有残暴的影响:处决是残酷的,对其他人来说是国家残忍的例子。这种说法似乎是说,死刑增加了人们对他人痛苦的容忍度,增加了他们对人类痛苦的冷漠,增加了将痛苦强加给他人的意愿,甚至增加了暴力犯罪(例如,攻击或杀人)的比率。相反,最近一位死刑辩护人杰弗里-雷曼(Jeffrey Reiman)认为,对一些发达社会来说,废除对严重罪行的死刑显示了克制,从而通过减少我们对他人痛苦的容忍度,实际上推动了文明的发展。这种说法原则上是来自于对死刑实践中的因果效应的观察。与近些年的威慑研究一样,没有明确的经验证据表明死刑有任何残暴化或文明化的效果。

对于经典的功利主义思想来说,惩罚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它对犯罪者的影响。杰里米-边沁认为,惩罚的三个目的之一是通过 ”对罪犯意志的影响”来改造罪犯(XIII.ii. fn. 1)。以改革(或改造)作为刑罚的目的,可能意味着死刑用在任何罪行上都是不合理的。但情况不一定是这样。 例如,古罗马斯多葛主义者塞内加认为,对犯罪行为的适当惩罚取决于其 ”改善被告人生活的能力"(Nussbaum,103)。但他也为死刑辩护,认为这是一种仁慈的安乐死:执行死刑"符合被惩罚者的利益,因为较短的坏生活要比较长的好"(Nussbaum, 103, note 43)。柏拉图还通过考察死刑对罪犯的影响来为其辩护。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作为普通刑罚学理论的一部分,柏拉图坚持认为,主要的刑罚目的是改造,用他的话说就是"治愈”罪犯。对于那些显示罪犯 ”无法治愈"的罪行,柏拉图认为处决是合理的。在他的晚期作品《法律篇》中,柏拉图明确记载了应当处以死刑的各种罪行,如故意谋杀、以杀人为目的伤害家庭成员、盗窃神庙或公共财产、受贿和发动私人战争等(麦肯锡;斯塔尔利)。那么,在功利主义进路里,改造罪犯的目的与不一定与死刑的道德合理性无关。

4.死刑作为交流的手段

在惩罚的合理性问题上,有一类进路十分独特。它们一致认同,惩罚是一种表达和交流的手段。这类进路通常被称为”惩罚的表达理论”(the expressive theory of punishment),这种惩罚方法有时被归类为功利主义或后果主义,有时被归类为报应主义,有时则两者都不是。其根本思想是,惩罚不仅仅是当局对已发生的罪行"施加严厉的待遇";它也是”表达怨恨和愤慨的态度以及不赞成和责备的判断的常规手段... 简而言之,惩罚具有象征意义”(Feinberg,"表达功能......",98)。严酷的待遇、剥夺、监禁、甚至死亡,都可以是,而且可能是社会传达信息的工具。把死刑看作是一种威慑,就是把它看作是一种交流:死刑向社会--至少是向潜在的杀人者--传达了谋杀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等待杀戮者的是处决。不过,将惩罚视为交流的各种发展都关注到了所表达的其他信息,有些强调信息的发送者,有些强调信息的接收者。

这类进路其中的一个版本强调,通过死刑,社会对罪行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或谴责。有时被称为”谴责理论”(the denunciation theory),其基本论点在莱斯利-斯蒂芬斯19世纪末的作品《自由、平等、博爱》(对J.S.米尔《论自由》的回应)以及1953年皇家死刑委员会报告中经常引用的丹宁勋爵的言论中都有体现。

对严重罪行的惩罚应充分反映绝大多数公民对这些罪行的反感。如果认为惩罚的目的是威慑、改造或预防,而不是其他,那就错了....,任何惩罚的最终理由不是它是一种威慑,而是社会对犯罪的强烈谴责;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些谋杀案在......公众舆论中需要最强烈的谴责,即死刑。(引自哈特,"惩罚......",170)

在美国,最高法院对死刑案件的判决不止一次采用了这样的推论:比起人民因为集体的愤怒,而产生的"自救、私人复仇和私刑的无政府状态",死刑更能促进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斯图尔特法官,在Furman诉乔治亚州(1972年),在Gregg诉乔治亚州(1976年)中引用)。

"谴责理论"在为死刑辩护中,留下了多个待解决的问题。例如,这一进路预设了大众对严重不当行为的愤慨、愤怒、谴责、甚至复仇或报复等情绪在道德上是一种美德。表达这种情绪与公正或道德的惩罚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见第2b节)。其次,这种思维结构似乎完全是后果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死刑被证明是传达谴责的有效手段,或满足他人希望看到某人因犯罪而受苦的愿望,或作为强烈的、侵略性的情感的出口,否则就会以破坏社会的方式表达。这种功利主义的推理似乎可以证明处决恋童癖者甚至无辜者是合理的,以避免”自救、私人复仇和私刑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即使是边沁也认为,"不应该仅仅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惩罚",因为这种的满足或快乐不可能永远持续地"等同于惩罚所产生的......痛苦"(Bentham XIII. ii. fn. 1)。第三,它没有回答为什么表达社区的愤怒,即使在道德上是合理的,最好或只能通过死刑来实现。为什么严厉的终身监禁不能起到任何表达和宣泄的作用?或者说,有什么理由不以折磨人的方式进行处决,甚至公开处决,以更好地传达谴责和表达社会对罪犯不当行为的愤怒? 而且,死刑不也是在表达或传达其他相互矛盾的信息吗,例如关于生命的价值?作为死刑的合理性证明,"谴责理论"也面临重大挑战。

在一些把惩罚作为交流手段的进路中,交流不是侧重于信息的发送者,而是侧重于接收者,即从犯罪者的利益出发进行分析。惩罚的目的是家长式的:通过有效的沟通使犯罪者产生一些有益的变化。例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哲学解释》中认为,惩罚本质上是"一种交流行为",其"信息是:你的所作所为是多么错误"(370)。"做错事的人已经与正确的价值观脱节,而惩罚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和正确价值观(重新)联系起来"(374)。因此,合理的惩罚量与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有关(363)。"对于最严重的藐视最重要的价值观的行为......死刑是同等程度的反应" (377)。 但是,诺齐克认为,惩罚的目的不是对犯罪者产生影响,而是”对犯错者产生影响:帮助他承认正确的价值,将其内化为未来的行动,也就是促使他的向善”(374-5)。这种家长式的目的似乎拒绝对任何罪行判处死刑;然而,有些"真正畸形的案件"中(例如,阿道夫-希特勒,种族灭绝),罪犯犯下的是最严重的错误,与最基本的价值脱节,值得用最强烈的交流与表达行为。(也就是死刑)正如诺齐克本人所承认的,以及其他人所指出的,这种将惩罚作为交流的方法,"在死刑制度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稳定结论"(378)。

有些理论同样也把惩罚认作交流的一种手段,但在对死刑的看法上,没有那么前后矛盾。"惩罚的道德教育理论"的支持者们宣称,他们的理论中不包括"酷刑或残害等,残忍的惩罚",以及"排除了死刑中的惩罚作用"(Hampton,223)。惩罚作用在罪犯身上,目的是为了在罪犯身上创造价值,并为他带来根本利益,并通过威慑及其他各种方式,"教导广大公众不犯罪的道德理由"(Hampton,213)。惩罚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不是改造人的工具;教育的对象是自主的人,人只有在有自由做出选择的情况下,且选择向善,他才是道德良善的。那么,处决罪犯的前提是"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基本人性,他们成为野兽或社群里的捕食者,而社群为了生存,必须消灭他们"(汉普顿,223)。此外,有人认为,死刑传达了多种信息,例如,关于人的生命价值的信息;还有人认为,由于人们在永远无法准确的找出无可救药的罪犯,因此,在所有情况下,死刑在道德上都是不正当的。正如R.A. Duff在《刑罚·沟通与社群》(2001)中所说,"惩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世俗的忏悔,其目的不仅仅是传达谴责,而是劝说罪犯忏悔、自我改造与和解"(xvii-xix)。

用死刑来向向罪犯作家长式沟通的方法受到了质疑,原因有几个。首先,作为惩罚的一般理论,这种表达性理论对罪犯的看法非常乐观,认为他们对惩罚中所要传达沟通的信息持开放态度。难道就没有一些罪犯不愿意接受道德教育,拒绝接受惩罚中的信息吗?难道没有罪犯是不可救药的吗?根据这些处理死刑的方法,反对处决严重罪犯的理由基本上是经验性的,即处决对公众的传播效果,或者在识别真正不可救药的罪犯方面诊断能力的局限性。第二,关于死刑,也许对某些罪犯来说,他们在审判、判刑和等待处决中的经历,确实成功地让他们收到了信息,决定洗心革面,然后这些向善的人就会判处死刑。第三,与其他惩罚方法一样,道德教育理论使得”制定一个整齐的惩罚表”难以实现,也就说把各种罪行和适当的惩罚一一对应起来,是件不可能的事。侧重于改造罪犯,与罪犯交流,意味着非常个人化和情景化的判罚准则。这不仅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在判刑中的这种自由裁量权有可能变得任性或武断(见第5节);而且它挑战了基本的正式司法原则,即同类案件应被同等对待。最后,这些惩罚方法的含义与普遍采用的监禁制度大相径庭。正如一些教育道德理论的支持者欣然承认的那样,将惩罚作为针对犯罪者的沟通方式,需要对当前的刑罚实践进行彻底的修改。

5. 死刑的现实制度

哲学界对惩罚和死刑问题的关注,大多植根于理论问题和原则性问题,他们大多忽视了死刑制度的现实问题和道德层面。这种历史趋势在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对美国法律案例的讨论中:鉴于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死刑的做法在法律上是否被允许。学者和律师们对美国的历史和持续的死刑实践进行了调查,发现了死刑制度中在实践中存在种族歧视,特别是在南方各州。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决定确立了死刑案件应遵循的的刑事程序:分批审判(一次定罪,一次判刑)、发现至少有一个加重罪行的谋杀案是死刑罪、对所有死刑判决进行自动上诉审查、设置加入陪审团的硬性要求,等等。这种"超级正当法律程序"的目的是改善死刑案件中的司法程序,以避免美国在执行死刑方面的任意性(Rardin)。

在走完这些法院规定的死刑案件专用司法程序后,一些经验性研究表明,美国的死刑实践仍然存在问题。例如,在南方一些州进行的死刑案件研究表明,如果被定罪的杀人犯是黑人,那么被执行死刑的比例大大高出了白人杀人犯,当被定罪的杀人犯是黑人而受害者是白人时,这种比例的差异甚至更严重(Bedau,死刑,268-274)。此外,特别是随着新的、科学的证据来源的出现(例如,DNA匹配),研究表明,许多无罪的人被错误地定罪、判刑,甚至因为犯了死罪而被处决(Bedau, The Death Penalty, 344-360)。在理论上为惩罚辩护与在实践中为惩罚辩护是有区别的,因为在现有的条件下,惩罚是合理的。对某些人来说,即使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可以区分的,但它们之间可能依旧存在关系。正如Stephen Nathanson所问的,"如果死刑是任意执行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a. 程序问题:不完美的正义

在道德问题的争论中,死刑的程序指的是:"一个人从自由到电椅的过程中"漫长而复杂的结果和步骤(Black,22)。这样一个过程包括“法律系统做出的一系列决定”:是否逮捕;提出什么样的刑事指控;决定辩诉交易;刑事审判,选择陪审团,无数的法庭战略,采用像精神错乱这样的辩护;需要陪审团发现和权衡法定的加重和减轻因素的判决;定罪后的上诉和可能的补救措施决定;减刑或甚至赦免罪犯的宽恕决定(Black, 22-26)。因此,很明显,"选择死刑作为刑罚不仅仅是一个选择的结果......而是若干选择的结果,从检察官对指控的选择开始,到医务人员选择执行死刑为止"(Black,27)。有人认为,在这些决定的每一个点上,都存在着任意性、错误、甚至歧视的空间。此外,不可能也不应该取消所有的自由度,所有的自由裁量权,以便让每一个决定都能根据案件、个人、情况的特殊性来适当地做出。因此,在美国实行死刑制度,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任性和错误"(布莱克)。

刑事审判以及更广泛的刑事程序是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描述的不完美程序正义的典范。在程序之外有一个独立定义的标准,我们根据这个标准来判断程序的结果;没有一个程序"肯定会产生预期的结果"(罗尔斯74-75)。对于刑事程序来说,其目的是"对而且只对所有有罪的罪犯实施剥夺,因为他们犯了错";对于死刑来说,其目的是对而且只对所有犯了严重罪行的人实施死刑,对他们的惩罚是值得的(Bedau, Reflections 173)。在死刑程序中,也"不可能将法律规则设计得总是导致正确的结果"(罗尔斯,75)。无论是由于法律语言固有的变幻莫测,判断复杂、特殊案件的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人类的易变性,还是政治压力和影响系统内决策的其他因素,如宽恕,死刑制度都不能消除错误的风险。鉴于刑事司法程序不可避免地不完善,那么问题就在于死刑制度中的任意性、个人主观性、错误或歧视的道德影响。

那些反对死刑的人经常诉诸程序不完善。他们寻求完全废除死刑,理由是死刑制度在选择谁生存和谁死亡方面具有不可容忍的任意性、主观性或歧视性。这种废除死刑的推理受到了各种质疑。因为,如果死刑制度或实践中存在不完善之处,那应该去改良程序,最大化减少问题结果的出现,而不是直接废除死刑。除了对问题结果的出现频率的争议之外,第二个质疑是容忍阈值:在死刑制度中,有多少不完美的结果是可以容忍的?废除死刑的人倾向于近乎零的容忍度,而一些为死刑辩护的人则认为可以接受一定的任意性。对于功利主义的进路来说,需要评估死刑的总后果、利益和"成本",其中的成本必须包括其制度中不可避免的任意性。任何威慑效果都与惩罚的确定性有关,死刑执行得越准确,威慑效果就越好。因此,在确定死刑制度在道德上是否合理时,任何任意性都会让一个硬核功利主义者难以接受。在报应主义进路中,问题在于该制度中的某些任意性是否违反了死刑制度在道德上合理的必要前提条件(见第2c节)。例如,Jeffrey Reiman基于报应主义的理由,认为死刑在原则上是合理的;但是,"美国的死刑在实践中是不公正的",因此他赞成废除死刑(见5b)。

诉诸程序不完善的第三个质疑从限制废除死刑的论证范围出发。由于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通过不可避免的不完善的程序来进行审判的,如果任意性证明废除谋杀罪的死刑是合理的,那么它同样证明了废除对不太严重的犯罪行为的较轻惩罚也是合理的。简而言之,只有当死刑在各种惩罚中独树一帜时,死刑的不完善程序才在道德上有意义。死刑通常被说成是与众不同的,与监禁不同,死亡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比如说,被监禁的岁月,一旦失去了,也是不能追回的。正确的思路是,如果发现监禁是错误的,可以及时停止:通过行政或司法工作,被监禁者可以被释放并得到经济补偿,哪怕这只是一种姿态。另一方面,死刑判决一旦完成执行,就不可被停止:死亡是永久性的;死刑的惩罚具有终结性。"由于死刑的终结性和极端严重性,我们在适用死刑作为惩罚时需要比其他任何惩罚都更加谨慎"(Nathanson, Eye, 67)。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区分案件中,采用死刑程序导致的各种不完美结果。例如,死刑程序中的的任意性,可能其实是一种选择策略:在所有值得判处死刑的被定罪的杀人犯中,有些人被实际判处或执行,而另一些人则没有。正如Ernest van den Haag所认为的,一些应该被判处死刑的人逃脱了惩罚,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择性地处决一些应该被判处死刑的人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Nathanson, 49)。就像是警察不需要给所有超速的驾驶员开罚单:正义让个人得到他们应得的,而不需要去考虑其他人怎么被处理。但这种说法,显得公正或合理,完全是非比较性的。而当任意性或歧视问题出现时,实质性的比较考虑往往也是必要的(Feinberg,”Noncomparative Justice,” 265-269)。正义要求以类似的方式对待类似的案件,而这种任意判处死刑的做法违反了这一要求。此外,在道德上,因为什么理由,才只选择部分被定罪的杀人犯来接受死刑,是很重要的。例如,如果选择的理由是种族,那么无论是警察开罚单还是谋杀案的死刑,这种任意性都会产生极大的道德影响。还有一种任意性是在错误中产生的,即没有犯死罪(或可能根本没有犯任何罪)的人被错误地定罪、判刑和处决。这种不完美的结果在道德上比有选择地处决一些人更有问题。正如Stephen Nathanson在谈到处决无辜者时所说的那样,"这就是任意判断论的道德力量"(Eye, 53)。

b.歧视:种与阶级

执行死刑的刑事司法系统不可能脱离社会背景运作,这个社会本身可能是公正的,也可能不是。因此,死刑程序可能不能不仅仅会因为结构本身的内部因素,而变得不完善,还有可能由于外部社会因素而不完善。各种数据来源表明,美国刑事司法程序对穷人和非裔美国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大量死刑定罪和死刑判决。简而言之,有人声称,死刑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完善的、反复无常的或任意的:它以经济阶层和种族为基础进行歧视。贫穷和种族对"一个人从自由到电椅的过程"产生了"扭曲的影响"(Black,22)。

在许多决策点上,资金短缺是被指控犯有死刑罪的穷人们,在诉讼程序的中遇到的最大障碍。辩诉交易、调查和审判的法律顾问的质量;通过犯罪现场调查、法医测试和专家证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链条所需的资金;在死刑审判的关键判决阶段进行背景调查、专业检查和专家证词所需的资金;找合适称职的律师的资金;接触那些拥有法律上无限权力的政治家和官员,以减刑或甚至赦免被定罪的资金。鉴于美国的贫困和种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任何与经济阶层有关的不相称的结果都与种族有关的结果相类似。此外,如上所述,在死刑案件中,"法律系统做出的一系列决定"为那些管理程序的人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无意识的种族偏见或公然歧视提供了许多机会。因此,反对死刑的人认为种族和贫困因素增加了死刑案件中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并认为这种歧视性的结果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特别有问题的。

这种推理方式援引了死刑制度中的歧视幽灵。基本的经验主张是,根据种族和经济阶层,美国的不完善程序产生了不相称的结果。这个问题不一定是故意的种族歧视,当然故意的种族歧视也可能发生,但更重要的是无意的种族歧视。然而这一论点不足以支持废除死刑。除了围绕法律上能体现歧视性差异的数据证据的争议,还有与上文中提到的有关死刑案件中刑事司法程序的内部结构(见第5a节)。有人认为,这些能证明存在歧视的证据,告诉我们,为了减轻这种歧视,改革迫在眉睫。如为穷人提供高质量的法律代表,增加预算指控,为死刑案件中的穷人辩护,等等。因为司法歧视的原因是程序本身以外的社会条件,歧视性的结果似乎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不可消除的自由裁量权一样。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扭曲"死刑制度的有问题的社会条件的道德意义。这种”扭曲”是如何影响死刑的合理性的?死刑制度存在于一个在经济阶层或种族问题上不够公正的社会中,这在道德上是否重要?

站在从功利主义的进路上,这个问题要从社会的总体后果来解决。死刑制度的任何歧视性结果都是总成本的一部分,应与所有其他成本和收益一起考虑。因此,要根据死刑在特定时期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来判断死刑在道德上是否合理。然而,对于报应主义者来说,当前社会条件怎么样,对于死刑是否在道德上合理,没什么关系。例如,公平地处理惩罚和死刑前提是,社会具有合理公正的合作规则,为其成员提供利益和责任。今天的美国是否满足这样的前提条件,对一些人来说是值得怀疑的;有人就因此认为,即使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死刑也是不合理的(例如,Reiman)。 另外,报应主义者通常预设了,惩罚是为了解决自由地选择了犯罪的犯人,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但是,例如马克思认为,这种对自由意志的预设根本就是错误的,是一种错觉。

用"自由意志”这一抽象概念来代替具有真实动机的个人,以及压在他身上的各种情况,这难道不是一种错觉吗...? 难道没有必要深刻反思对滋生这些罪行的制度的改变,而不是颂扬那些为了给新罪犯的供应腾出空间而处决大量罪犯的刽子手?

尽管马克思本人,对用来证明惩罚合理性的报应主义理论表示认同,但理论和实践是不能分开的。马克思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死刑,因为它不能适用于社会的实际情况,因为犯罪行为的根源在于结构性的财富不平等(墨菲)。因此,对于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进路来说,由于固有的不完善的法律程序、道德上有问题的结果或围复杂的社会条件,死刑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

c. 医学与死刑

近年来,死刑中的医学伦理问题一直是哲学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美国。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包括医生——可以主动参于对死刑犯的处决。行刑本身所需的医疗专业知识,能括提供药物或精神治疗以安抚死刑犯,判断肌肉注射或静脉注射技术是否最佳,或注射致命剂量的药物以导致死亡(Gaie,1)。即使不直接参与处决,也不管采用何种处决方法,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也可以通过提供与定罪或处罚结果有关的死刑审判证词而参与其中,如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可能开脱的精神疾病或对谋杀现场证据的法医分析。在成功执行死刑后,需要医生来证明死亡,而且他们可能在死者安排的器官捐赠中发挥作用(Gaie,2)。所有这些参与都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这对当代的死刑实践非常重要。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参与到死刑制度中,在道德上是否是允许的。

一个常见的假设是,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至少是医生,对他们所治疗或管理的人有重要的道德责任。许多人,比如盖伊,将这种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独立于死刑本身的道德问题。因为医生有义务将痛苦降到最低,所以,为了这个目的,医务人员的参与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尤其是在注射致命药物的时候。其他人则认为,这有点像为了让犯人能够继续遭受严刑拷打,而暂时减轻犯人的痛苦,所以医生不应该为了减少死刑犯的痛苦而参与处决(德沃金)。医生参与不公正的死刑,使他们成为共犯,因此,他们不应该参与。还有人认为,我们不能把医生参与死刑的伦理问题与该制度本身的道德价值分开(Litton)。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注射死刑几乎完全取代了电刑,成为美国被判犯有死罪并被判处死刑者的首选处决方式。 这种新颖的行刑方式本身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首先,与美国宪法允许的其他处决方式(即电刑、绞刑、行刑队、毒气吸入)不同,注射死刑需要医疗专家才能正确执行。因此,医护人员必须直接参与执行死刑:例如,准备致命药物的剂量,建立合适的注射地点,以及实际注射导致罪犯死亡的药物。与其他处决方式相比,这种参与更重要、更直接,而且在伦理上更成问题。第二,无论是采用典型的三药合一的”鸡尾酒",还是某种变体,获得指定的药品往往十分困难。一些外国公司在出口用于死刑的药品时面临法律限制,而一些外国和国内药品公司出于公众形象或道德考虑等原因,选择不生产死刑用药,或要求不得将其药品用于死刑。这有时会推迟执行死刑,或导致政府采用替代药物,而替代药物可能不能有效地快速致死。第三,任何注射死刑的配方是否是人道的,本身就存在争议,对所使用的药物配方和医疗协议背后的科学存在争议,对用于评估注射死刑是否人道的尸检生理数据的证据意义存在分歧,等等。最后,所谓的"失败的处决"仍然无法通过使用注射死刑而不是电击或绞刑等方式完全避免。的确曾经出过这样的事故:注射药剂后,死刑犯并没有快速死去,而是忍受着漫长的死亡过程,有证据能证明犯人仍有知觉、不舒服或痛苦。与死刑制度的其他方面一样,人们对这种实际挑战对死刑的道德理由的影响存在分歧。

d. 成本:经济问题

在哲学讨论中很少出现经济话题,但至少在日常的讨论中,成本问题经常被引用,来为死刑进行道德上的辩护。正如Stephen Nathanson正确地认识到的那样,最简单经济论证就是:国家应该处决杀人犯,因为这比终身监禁的成本要低(Eye,33)。不过,即使在死刑支持者中,成本的考虑也只是作为处决杀人犯的次要的、附属的补充:如果杀人犯应该以死亡作为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那么经济成本决定了是该处决他们,还是把他们在监狱中关过一生。

这一论点主要取决于经验上的主张,即事实上,处决谋杀犯的成本要比终身监禁他们的成本低。 但事实并不支持这一假设。死刑成本不仅是单次处决的成本,还有是死刑制度所需的正当程序和设施及人员的基础设施的成本(Nathanson, Eye 36)。这种成本可以减少,如果我们用更好的制度取代美国对死刑案件精心设计的"超级正当程序":例如,减少上诉和上诉审查(Nathanson, Eye 38)。这样的做法可能会节省一些经济成本,但可能增加错误或任意性的发生频率。此外,依靠比较经济成本来决定谁被处决,可能会引入一种新的、道德上可疑的任意性。无期徒刑的成本是由被定罪的杀人犯的健康和年龄决定的,年轻、健康的人将被选为死刑犯,而年老、或更虚弱、不健康的杀手将被判处无期徒刑,成本论点有可能将一种年龄和健康状况的歧视引入到用于确定谁该为谋杀罪判处死刑的不完善程序中。

6. 国家权力与死刑

要全面探讨死刑在道德上是否合理,就要先对现代国家、其基础、其适当的职能和其刑罚权力做一个规范性说明。现代死刑制度的前提是,国家有权制定、管理和执行刑法和程序,然后在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对严重的罪行判处死刑。国家拥有判处死刑的权力的依据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关于死刑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Simmons,311)。

契约论对国家的描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国家权力来自于或构建于那些要建设国家的个人权利渡让(见社会契约论)。那么,国家的任何死刑惩罚的权力都基于个人同意。与自然权利传统中的其他思想家一样,约翰-洛克的契约论方法将国家权力建立在个人转让其前政治权利的基础上,以惩(包括通过死亡)那些通过杀人而侵犯他人基本权利的人。正如洛克在其《政府论》中所坚持的那样,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个人则通过有效的、符合自然法,与罪行相符的惩罚措施(即同态复仇)授予国家保护权利的权力。在自然权利传统中,援引个人的自然权利,为惩罚提供合理性是很常见的,哪怕是近几年,自由主义者中也有一些人,是自然权利论证的捍卫者(例如诺齐克),但洛克本人承认,自然权利授予国家惩罚权的概念”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是非常奇怪的学说”(《政府论》第9节)。

让-雅克-卢梭和托马斯-霍布斯的经典契约论也以个人的同意为由,为国家权力的死刑惩罚提供了依据。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将前政治的自然状态描述为一种”孤独、贫穷、下流、野蛮、短暂”的生活(89;第13章)。自然状态下的这种生活是如此不安全,以至于每个人都要想办法自我保护,手段之一就是,给主权权力,也就是国家授权,允许以死亡来惩罚罪犯。"目的是使人们的意志可以更好地倾向于服从"(214;第28章)。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社会条约的目的是保护缔约各方,"每个人都希望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保全自己生命的目的。"而谁想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在必要时也应该为他人放弃生命....。 正是为了避免成为杀人犯刀下的受害者,如果有人想要成为杀人犯的话,那就说明他同意接受死亡。"(35;第二册,第五章)。因此,卢梭认为,政治社会有权将那些不能在不危及他人或社会本身的情况下,自我保存下来的人处死。在所有关于国家的经典社会契约理论中,个人对死刑做法的同意都包含在国家统治和惩罚的既定权力中。

在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的讨论中,也探讨了关于国家惩罚权力的契约主义的论述。其中有康德式的理性和人类基本权利(例如自由、自主、尊严)的概念。一般的想法是,如果一个社会合作体系是由理性的、互不相干的个人,在不了解自己和自己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的情况下同意的,那么这个体系就是公正的。这种新型契约论,既赞同报应主义的惩罚制度,也支持功利主义的惩罚制度。与经典的社会契约理论一样,罗尔斯契约论对死刑合理证明的有效性,取决于做出理性选择时个人所处的条件。例如,最近一位支持契约主义刑罚理论的人认为,只有当某项制度能使个人比没有这项制度时的情况更好时,个人才会同意这项制度。 这种”利益原则 ”被认为证明了惩罚制度的合理性,因为有惩罚性制裁比没有惩罚性制裁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至于死刑,"一个接受死刑的人......认为自己的处境......比他一开始就不同意契约的情况要好"(Finkelstein,”A Contractarian Approach...”, 216)个人同意一个他们可能会被处决的制度,给人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所以Finkelstein认为,即使死刑有威慑力,包括死刑在内的惩罚制度并不符合利益原则。根据这一当代契约论,死刑是不合理的,因为理性的个人在选择他们将生活的社会制度时不会同意死刑。

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证明国家死刑权力的正当性的进路,它诉诸社会自卫或自我保护的理念。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在一篇短文《论惩罚》中说,"社会有理由对任何人类生物施加任何痛苦的唯一权利,就是自卫权....。我们的惩罚权,是普遍的自卫权的一个分支"(79)。这种进路的一个最新理论进展认为,社会的自卫权包含了对不当行为进行威胁惩罚的权利,而实施惩罚的权利来自于社会威胁制裁的权利(Quinn)。那么,一个社会是否有权对谋杀案威胁或施加死刑,是基于其威慑和去除能力的作用,第二个稍有不同的论点更直接地呼吁将个人自卫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正如个人有权使用致命武力来解决对自己或其他无辜者的迫在眉睫、不可避免的侵犯一样,社会作为一个集体,也有权使用致命武力来解决对社会中无辜第三方的暴力侵犯。 社会有权使用的惩罚的数量受到限制,就像个人的自卫道德权利一样:反应必须与威胁的损失相称。 因此,鉴于个人有使用致命武力保卫自己或其他无辜者生命的道德权利,以此类推,社会也有权使用死刑作为对社会中无辜第三方被谋杀的惩罚。 无论是行使自我保护权还是自卫权,国家都有权对严重的犯罪行为处以死刑。

8

前言:本文的写作目的,不是为谷I0,或者任何实体开脱洗白。所有生活在被诅咒之地的人,都因为谷I0不明不白的国籍问题,而在法律与政治上再一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们有权愤怒,有权发出质疑,有权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在这里,想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谷I0现象的不同视角,这个视角可能更加接近被祝福之地的人们的视角。理解他们的视角,或许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真实境遇翻译成他们的语言(并不是指翻译成英语)。

第一部分: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

在最近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上,美国出生成长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I0代表中国队获得金牌后,她的国籍却引发了争议。外界质疑,谷I0并未放弃美国国籍就以中国国籍参赛,既违反了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法律,又可能不符合《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

站在不同立场上的各方对这一事实,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国官方(从来不主动下场进行实际的舆论工作)更加倾向于进行广泛意义上的“人才争夺战”的叙事,强化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竞争者的角色扮演(Cosplay),把谷I0描绘成主动“弃美投中”的“明星战利品”。前国家媒体主编胡锡进在他发布的第一版微博中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叙事的逻辑。

“这样好哈。漂亮、有才华的谷爱凌回来代表中国参加比赛还拿冠军,行动困难的盲人陈光诚等则去了美国‘寻找光明’。哈哈,欢迎以后有本事的多来中国,科学家运动员商人都欢迎… …”

除开胡锡进对中国近1800万视障人士的公开歧视,我们还要注意“人才争夺战”叙事背后的两个重叠的背景。

一是,在体育界中,中国向来(自改开)是一个归化运动员“输出大国”(无统计数据支撑),输出运动员的项目主要有乒乓球、羽毛球、篮球、举重、跳水、体操,输出的目的地大多是发达国家。相关研究一直在“体育人才跨国流动”的核心词语下进行,直到2013年,才开始借用日语中的“归化”一词来描述运动员国籍变更的现象。在2013-2016之间的研究中,经常对归化使用双引号,来强调该词的外来语属性。

二是,在广泛意义上,中国向来(自改开)是各界人才“输出大国”(无统计数据支撑,只能从eb1签证中国人要排队侧面证明),尤其是顶尖人才与特需人才。

结合两个重叠的背景,不难发现“人才争夺战”中的“战”字,仅是叙事的一个投影,实际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闪耀世界对边缘世界的单方面人才掠夺。在这一过程中,偶发有零星两三个闪耀世界的冒险家,禁不住未知土地上宝藏的诱惑,愿意下放身段,来丛林沼泽深处探险,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更加正常的是,探险家在出发前就要提前准备好回国的船票。

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官方一直尝试建立、扩大“人才争夺”的叙事,以此来扭转,或者说改善,人才被争夺的事实。围绕谷I0国籍问题引发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叙事中的“争夺”的故事要素——中国争夺的并不包括人才的绝对归属权,而仅是人才的使用权;但在另一方面加强了叙事中的“战”的故事要素——中国已经能够从美国手里抢下人才了,不管使用的手法是否正当。(这个“战”字的背后的逻辑就有点像瑞星咖啡或小鹏汽车,只要蹭住了星巴克和特斯拉,就已经在符号的层面上胜利了。)

在舆论场中,政府的支持者面对谷I0事件,认为国籍本身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她所展现的个人魅力与“体育不分国籍的精神。”当然,也不忘强化其背后“人才争夺战”的叙事。政府的反对者和其它持反对意见者,则偏向表达他们因谷I0实际上的双重国籍的特殊待遇,而感受到的不公平,以及随之而来的愤怒。

持有不同观点的双方完全无法就这一事件进行沟通——前者无法理解后者的愤怒,因为他们认为能力卓越者接受特殊待遇是件极其正常的事;后者没有看出“人才争夺战”的叙事,把批评的重心放在了作为事实的表象的国籍问题上,并且也无力辩驳对方软性的“人格魅力、体育精神”论点。双方各自对墙自言自语,其中还夹杂着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等众多议题,让混乱进一步深化。

让我们从混乱里抽离,转换一下视野,从美国的角度出发,来看运动员更改国籍的现象。(我知道闪耀世界并不只有美国一个成员,但从戏剧效果出发,姑且先锁定美国。)

美国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运动员主动转换国籍。根据纽约时报在2004年的一项调查,自1992年到2004年,约有50名曾代表本国参加国际赛事的运动员(包括10名中国运动员)成为美国公民和奥运选手,赢得了8枚奖牌。

美国奥委会说,它从来不主动招募外国运动员转换国籍。“我们认为这只是运动员想在哪里训练,想在哪里生活,想为谁竞争的一个侧面话题,"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吉姆·谢尔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这是一件好事。没有人为在交易运动员,或为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的运动员提供经济奖励。”

在吸收全世界的运动员的同时,美国也在不停释放运动员到海外。据世界田径联合会的不完全公开数据,自1998年至2010年,共有39名美国国籍田径运动员完成了“效忠转移”,代表美国之外的国家参赛,这个数字甚至略高于归化美国的它国选手的人数——37人。

美国运动员选择为其它国家参赛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经济上的原因,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政府不向其奥林匹克委员会提供资金。因此,美国奥残委会全权负责筹集运送运动员参加比赛、维护训练设施、拉赞助商和支付运动员与工作人员的薪酬。

《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美国奥残委会的资金使用情况中,运动员的薪酬只占了很小一部份。一名田径队成员的年平均收入为17,000美元,即使他是全国十强之一,他也只有16,553美元的平均收入。据《邮报》报道,另一方面,田径队的首席执行官每年的收入约为110万美元。因为缺少资金,不少获得里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选手,不得不在众筹网站上发起项目,来支付自己参赛的路费与食宿费。

美国运动员开枝散叶到世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部分项目竞争太过激烈,这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走出去”有着一样的逻辑。一些热门的项目,比如大球、田径、射击、体操等,如果运动员不是全美五强,根本无法获得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因此,代表其它国家参赛,反而打开了争夺金牌的机会大门。

美国的舆论场中也存在着围绕归化问题的不休的争论。美国女篮教练Anne Donovan就曾对WNBA球员于08奥运代表俄国参赛一事公开表示过:"如果你在这个国家打球,生活在这个国家,你在美国中心长大,你穿上了俄罗斯的制服,在我看来你就不是一个爱国的人。"在“以前”,这样的反对声音,存在于各层级中,在现在这个环境,恐怕只有在Fox台才能听到。评论家Will Cain从为反人权的企业代言的角度,提出了谷I0代表中国参赛的内在非道德性。有趣的是,这个的角度和普遍意义上的“左派”们是一致的。

谷I0的支持者也不在少数,他们的理由就如同中国的政府支持者们“软性观点”:体育精神不分国籍,以及“INSPIRING”(激励人心)。关于“体育不分国籍”的批评我会在其它部分完成,这里我们先着重分析“INSPIRING”.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谷I0在转变体育国籍后再INS上发表了这样一段话。"我为我的血脉感到骄傲,也同样为我的美国成长经历感到骄傲。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有机会激励鼓舞我母亲出生地的数百万年轻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帮助促进我所热爱的运动。”

谷I0找到了一个可以被中美两地年轻人共同接受的一个叙事,那就是INSPIRING。著名的英语俚语词典——市井词典是这样定义这个词语的。INSPIRING:某人某事让你感到美好的心情,并鼓动你去做一些美好的事情。如果谷I0能激励关注她的人们,那她就是在做一件正当的事。她的人格魅力带给他人美好的心情,并且鼓舞中国的孩子们参与到冬季运动中,这难道不是良善的吗?毕竟有谁会觉得鲜花与小鸟是有害的呢?

市井词典第二条定义显露出了INSPIRING黑暗的另一面:名人常爱用的词语,表达自我感觉良好,使用者往往对真实世界和他人的境遇漠不关心。这种漠不关心体现在谷I0身上,就是她并不清楚(或并不关心),自己拥有的看似正常的权利,在中国,是极个别人才有的特权。她并不清楚(或并不关心),中国的数百万年轻人,一,在经济上无法接触冬季运动;二,有远比兴趣爱好更值得关注的人生问题。INSPIRING的鲜花与小鸟,掩盖了诸多丑恶的问题。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在批评谷I0个人。她作为移民二代,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国文化,而并不是有些人所想的“白皮黄心”。谷I0的问题,是整个GEN Z的问题。

回到关于美国舆论的话题上。面对美国运动员代表其它国家参赛,支持者与反对者虽然争论不断,但不同于中国,他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我们美国的体育太强大啦!反对者认为,正是美国体育制度培养出了优秀的选手,才给了他们被收买的机会。支持者认为,走出去的选手,能把优秀的体育知识与精神,最重要的是体育产业撒播向全世界。

最后,我用一个有趣的故事,结束本文的第一部分。

陈跃玲,1968年4月2日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市,前中国田径竞走运动员。1992年8月,陈跃玲在第25届奥运会女子10公里竞走比赛中以44分32秒成绩夺得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田径赛上金牌“零”的突破。之后,陈跃玲退役并移居美国。

2000年悉尼奥运会,陈跃玲获得了代表美国参赛的机会,却受到了中国奥委的阻拦。陈跃玲很不解,为什么中国不允许她参赛。她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这样说道“这是个国际化的比赛,我属于全世界,我是国际的。”

泱泱大国 君子之风--评析陈跃玲代表美国参赛奥运

(下接第二部分)

7

这篇小故事是对网路上H文的戏仿,是为了好玩儿才创作的,不是什么严肃作品。然后还有一些互文性需要阅读聊天记录才能理解。不过没有那些,小故事也能读。

(一)

人们常说春天从冬天里苏醒,那只不过是经过美化后的故事。真实的春天和冬天一样残暴,那哪叫苏醒,分明就是冷不丁突然跳起,大喝一声,把冰面砸个稀碎,把白雪扫入河道,把冬天所有的银装素裹都撕烂撕碎。为什么春天总是那么愤怒,套定理的眼睛没法从窗外挪开,屋檐被春天划拉开个大口子,哗哗往下直淌透明鲜血,衪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些个问题,为什么春天像是一场仇恨的闪电战,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强的武器,把冬天打趴下。为什么衪不懂得欣赏白色的美丽。

才过八点,太阳刚刚加入春天的暴行,屋里的温度陡然升了,暖得人手腕发痒,套定理忍住不去挠它。

砰!

屋顶上麻雀无序飞离,在窗台上丢下剪碎的杂影。

砰!砰!

玻璃上的小玉珠们抖着抖着就聚到了一处,凝成一颗琥珀,包裹住冬天的呼救,滑落。

砰!砰!砰!

套定理从被窝里抽出,赤脚奔往声音的方向,到了门厅,才觉得应当走得慢些轻些。衪于是停下来,倚着门柱。

嗵,极轻的一声,像是什么软的和硬的相互碰撞。

然后,空气被寂静填满。

套定理小心翼翼地清了下喉咙:“敲门声音那么响,还叫什么暗号?”

听门那头没有作声音,套定理赶紧接上一句:“你还来干什么?”

“放我进去。”那个熟悉的声音变低沉了许多,像野兽俯下身子,预备猛扑前的预告。

“不要。”

“放我进去。”

轰!整个楼的骨架在颤抖。这下邻居要开门看了。套定理慌张地把门拉开。

门外,楼道光亮,兰登伯还是那个熟悉的身形,头发更长更乱,脸色越难看些。衪上身只着件灰色的T恤,低低领口展露冒热气的锁骨。没等套定理拉衪进屋,兰登伯就冲进来了。

“你没带口罩。”

“新装的监控我都摸清了。”门在衪的身后合上。“你这儿倒什么都没变,还是像凶宅。”

套定理跟随着衪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自己的家,的确和去年秋天时一摸一样,时间多半在这儿停住了。“你最多在这里待一小时,等我邻居去上班,你就赶紧走吧。”

“你邻居没问题,我和衪们家聊过了。”

“什么时候?”套定理的声音突然拉高,心往下跌落,摔在恐惧的荒野上。

“你不要紧张,衪们没问题,衪们可以的。”兰登伯没有在笑,衪的脸天生来就像把温暖捏碎后揉进骨子里。这是衪最大的谎言。即使明知道是谎言,套定理依旧忍不住相信,或者说宁愿相信。“你邻居说你一整个冬天都没回来过,你去哪里了?”

“和你有关系吗?”

“你觉得和我有关系吗?”兰登伯走近一步,把影子压在套定理身上。

一股冷气流不由自主从鼻腔喷出“哼,兰登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你怕我和警察全部坦白,所以今天是过来威胁我的对吧。”

“威胁你?威胁你还有用吗?你过去的三个月人在哪里?”

“对,我在警局里,我在教管所里,我把你们都供出去了。”

“你可以沉默。”

“我扛不住严刑逼供,谢谢!”套定理感觉腹中肠胃打结,去年秋天已经结束的戏码,有必要再加演吗?“警察已经在楼下等了,再见!”衪伸手去抓兰登伯身后的门把手。

一直铁掌,死命攫住衪的手腕,骨头压住骨头,肌肉缠绕肌肉,就像从套定理的手腕上长出来一只铁手铐。疼,脑袋闪过一场大雪,身体冰窖里发颤,衪差点要叫出声来。“手铐”猛然松了一格,套定理慢慢把头抬起,那张温暖的脸已经蜕成欢愉的残暴,原本鲜亮燃烧的眼睛里,满地是仇恨的灰烬,污浊了自己的倒影。

“我从来就不是你的盟友。”套定理从牙缝里挤出来这句话,几乎带着求饶的语气。

“所以你就想当我的敌人?”

“不是你的盟友就是你的敌人?” 眼前这个人已在理智与疯狂的边界,天知道衪的下一步往哪里跨出。想到这里,套定理却又感到莫名其妙的欣喜,衪忍不住冷笑。

本以为这一笑能彻底逼狂这匹野兽,没曾想兰登伯的脸上突然写满懊悔。“你虽然不是敌人,但你做的事情,效果是一样的。”那一瞬,过去的兰登伯,那个温暖的兰登伯,浮出水面。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心意,如果你是被迫的,我就饶恕你。” 比泪水要滚烫千倍的呼吸打在套定理脖子上。差一下,可惜就差那么一点,套定理就要整个投降。紧贴铁门的后背感染金属的冰冷,多少救出一丝丝理智。

去年秋天,衪们先是做爱,然后聊蔺相如的忠诚,聊衪为追寻更高的忠诚而退让,而不是和廉颇比赛谁更加忠诚。“那你对我有多少忠诚?”兰登伯发问。套定理在床上挪近,把手掌搭在兰登伯脸上,“如果我对你不忠诚,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忠诚?”

衪们吵了一架。再然后,冬天到了。

套定理把脸凑近,瞧见兰登伯暖颊上因愤怒根根竖起的绒毛,衪把那只没被钳住的冰冷的手掌搭在兰登伯脸上,“我不想恳求你的宽恕。”

兰登伯把头低下去,再抬起来时,眼睛里充满泪光,“我不需要你的恳求就能宽恕你。”

楼道里传来邻居开关门的声响,“我们进去说。”兰登伯压低喉咙。衪带着套定理进了卧室,门关上。

(二)

为什么冬天总是那么无情,兰登伯的眼睛没法从窗外挪开,屋檐上结的冰棱还在负隅顽抗,衪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究竟要用多少爱与狠,冬天才能变成衪喜欢的模样。如果一份爱不够,十份百份;如果光爱不够,那就再加上恨,猛烈的恨。

兰登伯把套定理压在疯狂的爱意下,亲吻像二战的伞兵,连绵不绝地在套定理的胸脯上登陆,激情如坦克,碾过碎石荆棘。我爱你,我爱你气味,我爱你的肌肤,我爱你每一次呼吸,兰登伯不停呢喃,寻找着每一处还未被衪标记占领的身体。衪用炽热的双腿夹住,几乎是爬山虎一般攀附在套定理身上,亢奋地上下挪动,摩擦。我爱你,我爱你的颜色,我爱你的味道,我爱你视线扫过的每一处空间。为什么你的毛衣脱不掉,我想要更加贴近你,为什么不可以。

衪发现套定理两只手死死抓住毛衣的下摆,视线顺着手臂往上延展,那张脸,冷如坚冰。套定理毫无表情在看着衪,是看,最纯粹的看,仿佛衪的上蹿下跳都只是视网膜接收到的动态图形。兰登伯从狂爱里惊醒。

“你这个卑鄙,没有德行的小人!”兰登伯每喊一声,就把衪的身子往下压三分。

“你说的对,可以吧,我就是卑鄙无知没有德行的人。”套定理的呼吸声消失了,即使有,那也是结冰的声音。“我不懂你的忠诚。”

“你可以选择不做这样的人。”变成我吧,和我在一起吧,永远忠诚吧。兰登伯的心脏在胸腔里无声呐喊。

“但现在的我在你看来,就是这样的人。” 兰登伯的眼睛虽然死死对准了衪,但衪的视线却好像穿透了眼前压迫的身形,看向冷寂的真空。

冷,真的好冷。兰登伯有些后悔自己只穿了件T恤,裸露的毛孔打开后大口吸入寒气,瞬间结满鸡皮疙瘩。衪第一次发现,原来寒冷比死还要令人恐惧。差一点,可以就差那么一点,衪就要向这寒冷投降。

衪的下身,突然燃起比刚才还要凶狠的烈焰,一团积蓄能量的等离子体,一个狂叫杀戮的疯子,沿着脊柱冲击大脑。

衪沉默无言,一把握住套定理的两只手腕,扣在墙上。这一次,没有人再为套定理心疼。

床上,一个沉默的工匠,在敲打一副雕塑作品,一锤接一凿,下手又恨又深。比起精巧的艺术家,更像是粗猛的矿工。火热的撞击擦出火星,反射出昏暗终,赤红肌肉上恣意流淌的体液。空气凝固的坑道里,只有敲击声与号子声,在墙壁之间冲撞跳跃。

(三) 兰登伯从浴室里出来时,套定理已经睡了过去。衪这时候又把心疼捡了回来,害怕自己方才捏得太用力,把手腕染青了。

兰登伯轻轻地撩开毛衣的袖子。套定理的手腕上,紫色的凹陷像战壕,绕了一整圈,里面填着发黑的血痂,两只都是。房间里一下子,都是金属的味道。

的确,冬天和春天一样残暴,但衪们俩的残暴加起来,也不如命运的千万分之一。

6

注: @海雨天风 #177848 在他的文章:刘慈欣与他的《三体》:良知污染与宏大深邃的并存(链接)中,详细地拆解分析了《三体》的故事要素,如果你关注这个话题,就不得不阅读他的这篇文章。 我恬不知耻地蹭一下热度,把一篇2015年旧文翻新,从小说元素之外的角度,聊聊《三体》和刘慈欣。

2018年年底,GQ做了一个专题讨论,名字叫做通往未来之路,把“未来已来”中的烂俗拿捏得很到位。大标题下还有个小标题——技术如何改造人类,看得我心里惶惶的。因为一般来说,人类才应该是讨论的主体。人类如何用技术改造人类,才是恰当的说法。拔除人类的主体地位,用“技术”做句子的主语,颇有机器人摧毁人类文明后,开会商讨如何处置人类之感。

如此不平凡的专题名称,势必有更加不平凡的嘉宾。张欣老公和刘慈欣二人,西装笔挺,各坐两端,开怀畅谈我们未来的命运。人类银河帝国的画卷在两个中年男子面前徐徐展开。

刘慈欣在对话中说道:“让人宅的那些技术发展得都很快,开辟新世界的技术发展得都慢。这很危险,对人类来说这是不是一个陷阱?谁也不知道。… …现在科幻的大趋势就是这样,咱们心目中的那种科幻,我们老科幻迷心目中的那种科幻已经变得边缘化了,不太主流。像现在我的这种写法已经很边缘化了,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你看看别的作家写的东西,像我这样的已经不多了。”

(作为“开辟新世界的技术”的外行,刘慈欣为它们的没落忿忿不平;但作为“科幻小说”的内行,他却拒绝接受科幻文学的大趋势、新浪潮。看来身份认同与自我认知之间巨大矛盾,不仅只存在于老舍和鲁迅笔下的人物身上。)

不需要任何背景知识,就能理解他想表达的观点。一是开辟新世界的技术,也就是太空科技,它的缓慢发展会为人类带来危机;二是刘慈欣心目中的科幻,也就是太空科幻(太空歌剧),被整体边缘化了。这两个观点之间隐隐藏着一丝联系,顺着线头往深处找,能发掘一个未说出但已表达的观点——三是,我的科幻能帮助人类度过危机,请你多看。

和千万个想要获得绝对话语权的人一样,刘慈欣想在科幻小说的领域里建立起高高的壁垒,垄断这个市场,做一个科幻界的六小龄童。说自己的话,越说越响,让别人无话可说。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使用了一样透明的工具,叫做危机叙事。


在开始我们的主题之前,我们要确立一些前提:故事都是被构建出来的,相同的故事元素经过不同的组合可以变成完全不同的两类故事。有些故事十分接近真实,有些故事完全远离真实,而大部分的故事都存在于几乎真实和几乎虚假的中间地带。

危机大多源于自正常秩序的偏离,可能由自然灾害引发,也有可能由人为的因素造成,比如战争与经济动荡。为了度过危机,人们往往会允许一些在“正常时期”中,被认为是“出格”的行为。因为危机自带一种紧迫性,要求人在有限的时间资源中做出决定,这就意味着人们需要放弃一些东西,来度过危机。

正如故事有虚构与非虚构,危机叙事同样也反应了真实危机与被构建的危机。当地震发生后,被建构起来的危机叙事,能够帮助人们更快重拾信心,重建家园;然而如果这种危机是夸大的,甚至是虚构的,讲故事的那方就存在无法清洗的嫌疑。我没有触摸哈,举个美国的例子吧。古巴导弹危机,在当时的美国人的眼中,是一种真实的危机,威胁到了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在危机结束后,反思的声音开始浮现,有人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是一种虚构危机(the Cultures of Insecurity, Weldes, 1999),被建构出来的巨大恐慌遮蔽了其它能够更好解决古巴导弹问题的方法。 当危机叙事被制造出来后,一些出格的行为更容易被容忍,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仔细审视所有的危机叙事,是更加接近真实还是虚构。

危机叙事的建构少不了三个重要元素:危机、敌人、英雄。

青年才俊戈培尔在海德堡大学里看尼采著作时,从现代性危机中,发掘了危机叙事的密码:1.德意志文化失去了生命力(危机);2.犹太人的“堕落”正在污染德意志(敌人);3.法西斯能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英雄)。危机,敌人,还有树立英雄救星,这是用来制造完美危机叙事的原料,但是戈培尔不小心在里面加入了太多谎言,于是诞生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集权政体。

青年猴戏才俊章金莱在绍兴木板宿舍里等父亲拎着热水瓶给他洗脚时,灵感如闪电击中了他。垄断西游记文化是如此简单,只要让大家相信三点:1.优秀的西游记文化正在被胡说乱编,人妖不分,是非顛倒;2.现代影视工业让孙悟空交了好几个妖精女朋友;3. 我演吴承恩从28岁到82岁,猴王精神就是拼搏进取!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 青年国企才俊刘慈欣刚打扫完单位办公室,准备下午找借口回家拉煤,突然大庭广众之下搓手鬼笑。垄断中国科幻小说界是如此简单,只要让大家相信三点1.太空科幻被边缘化,科幻文学不行了;2.世界主流科幻只会让人深陷危机;3.只有太空(我的)科幻才能让人恢复开拓进取的精神!

我将这三者并列的用意很明显,是为了说明危机叙事建构的三要素,也是为了托出我的观点:刘慈欣通过制造一种虚构的危机叙事,来获得科幻的话语垄断权。


世界科幻文学真的不行了吗?要分析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文学类型(genre)这个概念。小说可以分成许多类型——科幻、青春、官场、穿越、宫斗等等。科幻这个类型下面还有许多子类型,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朋克三兄弟:生化朋克、赛博朋克、蒸汽朋克。再比如去年大热的电影黑豹,就是非常典型的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从非裔的视角,来描述我们的未来。还有启示录与后启示录、人工智能危机、异星入侵、近未来、乌托邦敌托邦、星球改造等等等等子类型。其中当然也有刘慈欣偏爱的太空歌剧(space opera)。

太空歌剧类型文学上世纪30年代快速成熟,并在50年代到60年代经历了非常长的一段黄金时期,诞生了大量经典作品。如今,太空歌剧类型文学死了吗?并没有。一个简单的操作就能证明我的观点,打开美国亚马逊网站,进入books专栏,点击左侧栏Science Fiction & Fantasy,点击子菜单Science Fiction,再点击子菜单space opera,一个宏大的世界在眼前展开。无论是1956年首次出版的DUNE,还是连载至今的The Expanse,都乖乖地在自己的子类型中等待与读者相遇。

结论很明显,科幻文学没有走下坡路。太空歌剧经历非常长的一段黄金时期,非常成熟,再写下去没意义了,于是就成了一种类型文学。富有创意的科幻作家们,拿起笔开拓科幻的边界,寻找下一个潜在的类型文学。目前主流科幻文学是百花齐放的,去年和前年(2013、2014)的雨果奖获奖小说中,都有太空歌剧的元素,同时也进行了类型融合,集合了各类的优点。太空歌剧被边缘化,恰恰说明如今主流科幻文学充满活力。反过来讲,如果你点开京东图书-科幻一栏,你才能体会什么叫死水一潭,什么叫垄断。(2022年,一切照旧)


世界主流科幻会让读者深陷危机吗?肯定不会。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跨越文学类型的评价,不太具有价值。正如你不能因为一本侦探小说中,没有修仙情节而给它差评。刘慈欣也不能因为主流科幻故事没有发生在他喜欢的太空里,就认为主流科幻缺乏价值,会让读者变“宅”,丧失探索未知的动力。

其次,我不觉得存在某种“主流”,刘慈欣所谓的主流不是一种稳定结构,更像是一种风尚。科幻小说界的确越来越关注现实问题。

这里要插一句,如果剥离《三体·一》的科幻成分,这本书,可以被归类在伤痕文学中。刘慈欣大概得了PTSD,他对已经远离我们的“黑暗森林世界”(76年以后)抱有执念,在自己的小说中作为母题不停重复浮现。丛林是旧世界的律法,刘慈欣的毫无意义地在其中度过了青春岁月,他不甘心这份虚无,于是悄咪咪藏了一片在衬衣口袋,放在贴近心脏的地方,带进了新世界。可没想到,嘿,这新世界又回去了,成了旧世界2.0。这可高兴坏他了,赶忙掏出碎片,正大光明贴额头上。

最后,究竟是否存在黑暗丛林的危机,关注深空地科学家们显然要比刘慈欣这个彻底地外行更加有发言权。(请问霍金地那句话通过同行评议了吗?)


原以为刘慈欣会像大熊猫保护一样,明星物种带动其它物种;没想到刘慈欣像大熊猫一样,把资源全部自己吃进。一枝葱郁旁枝枯萎。(这个叫什么效应?)。就像章金莱在互联网上造成的轰动效应,并不能让猴戏发扬广大,他太过自私,甚至无法容纳传统的师徒传承。

类型文学里,玄幻比科幻更加有活力。这就是刘慈欣通过危机叙事有意垄断话语权所造成的后果。刘慈欣有非常广大坚固的读者群体,他们本可以藉由三体了解其它科幻子类型,寻找属于自己的科幻。但刘慈欣把科幻死死固定在太空歌剧上,把读者锁死在自己的作品上。或是利欲熏心或是弱智短见,他相信旧世界的丛林,不相信新世界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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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ARBARA TOWNLEY 翻译:DEEPL 文字监修:falsehippo

本文透过福柯的权利-知识结构,重新审视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日常实践。不喜欢枯燥理论的,可从“分割的实践”这一章看起。哪里看不懂可以问我哦。

根据福柯的理论,我认为人力资源管理是一种话语,也是一系列的实践,目的是减少雇佣合同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在本文中,我从福柯的权力-知识的角度,重新解读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并认为这是为该领域当代的、历史的、以及比较的分析所做的一次重新定位。

透过人力资源管理(HRM)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出Beer, Spector, Lawrence, Mills, and Walton (1984)等人的评语的意思:人力资源管理是一系列看似不相干的活动。这一概念与Baldamus(1961:347)的早期观点相呼应,即人力资源管理的主题包括 "从监督、激励和分润到机器化生产、培训方法和选择员工的一切。" 通常,这种异质性被解释为: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它是为了应对问题而临时诞生的(Jacoby, 1985; Niven, 1967; Ozanne, 1967)。然而,人力资源管理的异质性突出了,组织原理,或焦点分析是它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使得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与它的理论一致。这与人们常识中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认识不同。人力资源管理的异质性强调了秩序的重要性,"它将一组本身意义有限的信息比特(信息的最小单位)变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Turner, 1983: 191)。

信息材料的排序必然需要一个基本理论模型做打底,这样才能区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大多数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它们的理论模型都从系统维护和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且不明说自己的视角。人力资源管理是一种组织机制,通过它可以促进对象的实现和生存,这种思想来自于古典管理理论中的效率改进。它的目的是使组织更加有序和完整。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目标导向活动、投入和产出、稳定性、适应性和系统维护等概念占主导地位。这样看来,人力资源管理就是一个负责生产的黑匣子,它的组织性输入,也就是雇员,他们被选择、评估、培训、发展,并获得报酬,以提供所需的劳动产出。在这个框架之内,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活动常常以技术为导向,把自己打扮成一种能够有效实现目标的工具或手段。这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所偏好的方法。他们的研究重点通常是如何使人力资源管理更加有效,这背后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人力资源管理这门科学,将逐渐变得更为精确。因此,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有着现代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背景传统。

人力资源管理中一系列的分类、选拔、评估、培训等等,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如此熟悉,以至于它们不再被我们当作是"人造的秩序",而是被视为"一种客观现象,里面包含了秩序"(特纳,1983:192)。在这里,我想先把这些传统上对秩序的看法放在一边,转向另一种,而且据说是更有成效的分析路线。为此,我参考了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他是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教授,于1984年去世。福柯作品的核心关注点之一是消除不正自明(self-evidences),也就是说,尽管有些事物对我们来说很常见,但它们不是"自然的"或自然存在的秩序的一部分。福柯用不同的例子证明了,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何取决于一个运行中的概念库的。在他的早期作品之一《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1970年)的开头,他引用了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一段短篇小说来说明这一观点。这段话引用了一本中国的百科全书,其中列出了动物王国中的动物分类。它们是按照以下类别分类的。(a)属于皇帝的,(b)防腐的,(c)被驯服的,(d)吸血猪。(e)海妖,(f)神话的,(g)流浪狗,(h)包括在本分类中,(i)数不胜数的,(k)细骆驼毛刷的,(1)其它等等。(m)刚刚打碎了水壶的,(n)从很远的地方看就像苍蝇(Foucault, 1970: xv)。正如Philp (1985: 70)所指出的,"当我们对物体进行分类时,我们就处于在一个可能性的系统中,这个系统既能让我们做某些事情,又将我们限制在这个系统和这些事情中。"福柯的作品提供了一个途径来说明既定的排序方式如何限制我们的理性分析,它也带给我们一个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

权力 知识 与主体

表面上,福柯的作品涵盖了广泛的主题——精神病学(1967)、人类科学(1970)、医学(1973)、刑法制度(1977)和性行为(1981、1985、1986)。然而,这些表面主题的背后有一些共通的潜在主题,那些熟悉他的作品的人可能将其解释为福柯的核心关注点。其中三个关注点也许是最明显的:权力、知识和主体性。对福柯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进行简短的阐述,能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他的作品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性。

Dreyfus和Rabinow(1983)曾说过,福柯之所以是个难以理解的天才,是因为他提出的问题和他提出的概念,都不属于通常的社会学范畴。这一特点明显体现在他拒绝在分析中使用不证自明的概念,比如个人层面的,如经理、雇员、工作小组,或机构层面的,如组织、国家。这种拒绝的原因在于福柯希望更全面地理解权力关系,即权力机制是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他的作品对那些将权力描述为一种物品(能被人持有或拥有的东西;蕴含在在一个人、机构或结构之中的东西;为了组织或个人目的而被使用的东西)的观点持批评态度。他写道:"权力不是获得、夺取或分享的东西,不是能被一个人掌握或允许溜走的东西"(Foucault, 1981: 94)。相反,权力是关系性的;当权力被行使的时候,它才会变得明显。由于这种关系性,权力并不与某一特定机构相关,而是与实践、技术和程序相关。权力运行在各个方面中,作用于不同维度里。否认权力是一种物品,深深地影响了对权力的研究。因此,诸如 "谁有权力?"或 "权力在哪里,或在什么地方?"这样的问题被改写,化成了福柯所说的“权力如何生效?”:也就是那些使其生效的实践、技术和程序。他还提供了对权力的不同理解,例如,政治层面上可见性(使某物或某人可见),"权力是通过事物被了解和人们被看到而行使的"(福柯,1980:154)。

这种权力观为福柯的权力-知识提供了依据。权力-知识,"这是福柯赋予其作品的统一性的锚定"(Eribon, 1991: 127)。在福柯研究政府性的人口管理技术的文章中,权力-知识最为鲜明(Burchell, Gordon, & Miller, 1991; Foucault, 1991c)。政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常被翻译成治理术)是一个新名词,结合了政府和理性两个单词。政府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机构,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的,"对行为的管理:旨在塑造、指导或影响某些人的行为"(Gordon, 1991: 2)。理性是指在可以治理或管理某物之前,必须首先了解它。理性是认识到政府在本质上必须依赖于某种特定的认识方式。例如,政府在开展活动之前,需要能描述和解释的词汇,需要能代表被治理的人的方式,需要命令人口的方式(即监督和管理个人和团体的机制)。理性用具体的知识和技术,使某些东西变得可知,变得可治理。因此,"政治理性 "指的是通过以特定的概念,来定制对象,从而使之,方便被政府干预和监管的过程。政治理性的核心是监管系统、监管过程和思考感知的方法,尤其是那些声称自己呈现了真实情况,被铭写下来的方法。这些那些的方法,包括铭写、记录和计算的方法:观察的方式;编码的方式(例如:在资产负债表、审计、人口表、人口普查中)。一旦一个领域被捕捉到或被记录下来,关于它的知识就可以转化为一类对应的决策机构。

因此,福柯不承认知识的形成是中性的,从他喜欢玩弄的规训/学科(discipline)这个词中就能看出。discipline这个词语既指学科,广袤知识的一个分支,又指规训,一个纠正和控制的系统。

权力的行使本身,创造并导致新的知识对象的出现,积累起新的信息体......权力的行使永远在创造知识,反之,知识也不断诱发权力的效果......权力的行使不可能没有知识,知识不可能不产生权力。(福柯. 1980: 52)

知识不是脱离的和独立的,不是启明的一盏灯,它是权力运作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知识的形成和积累的整套方法程序(包括科学方法),因此不是呈现真实的中性工具(Steffy & Grimes, 1992)。事实上,科学话语和产生科学话语的机构是应该被质疑的,它们是我们对知识的一种臆测(Knights, 1992)。调查和研究的工作流程(例如,使用分类表格),可以是寻求知识的流程,但同样也可以成为一种权力的技术。知识是规训的作业。它划定了一个分析空间,在构成一个知识领域的同时,也为行动和干预提供了基础——权力运作。

权力-知识这个概念有两个含义。首先,福柯展示了学科权力机制是如何同时成为知识形成和积累的工具,这挑战了实证主义对学科的描述——它是中立独立的。(Knights, 1992)。他消除了权力和知识之间的传统区别,即知识可能导致权力,或者权力可能通过获得知识而得到加强。两者没有被描述为独立存在。它们是共通的。第二,根据福柯的观点,权力不是外在的,也不是对某物或某人起作用的东西,而是整体的或生产性的,因为它创造了对象。权力是对知识的渴望。权力不是消极的;相反,它是创造性的。正如福柯(1977:194)所写的。

我们必须彻底地停止用负面的语言来描述权力:它 "排斥"、它 "压制"、它 "审查"、它 "抽象"、它 "掩盖"、它 "隐瞒"。事实上,权力“生产”。它产生现实;它产生物体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和可能获得的关于他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

具有创造力的权力,给我们带来了福柯作品的第三个重点:个人的概念。社会科学的传统方法将个人看作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基本单位,在此基础之上,对人进行分析。人就因此成为了一个可观察的现实对象,一个在时间上连续的单位,承载着根本的个人身份。个人是支撑许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基本分析单位,也就是说,一个基本的人类主体,他的本质能被发现或揭示,通过正确的招聘、选拔、评估、培训、发展和补偿程序,人能被激励起来。因此,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研究都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从而让实践更加精确,减少主观性,助力理性决策。

从福柯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的主体不是 "给定"的,而是在历史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通过权力和知识的相关要素构成的,而不是把个体看成是可还原的一个意义核心。"某些身体、某些姿态、某些话语、某些欲望会被构成为个体。个体......我相信是[权力的]主要结果之一"(福柯,1980:98)。当个体失去了他或她在认识论中的特权地位时,才能够把个体看作是权力社会的技术的产物,这个观点强调了个体身份和为了维护身份所采取的策略在权力关系再生产中的重要性(Knights & Willmott, 1985)。分析的重点变成了个体的 "可知性"——个体被赋予可知性的过程,或个体被构建或生产的过程。这种理解身份的方法经常出现在后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中,在这些理论里,个体性不被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表达(Alvesson & Willmott, 1992; Henriques, Hollway, Urwin, Venn, & Walkerdine, 1984)。身份是偶然的、临时的、实现中的、总是在过程中的;不是一个既定的或主体的基本组成部分。"身份不是绝对的,而总是关系性的;一个人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才能被认识"(Clegg, 1989: 159)。这种对自我的关系性和构成性的强调,虽然在女权主义文本中一直很凸显(Gilligan,1982;Keller,1986),但直到最近才被纳入心理学(Rose,1990)和职业心理学(Henriques等人,1984;Hollway,1991),用这种观点来指导普遍的管理学研究,则非常罕见(Calas & Smircich,1990;Roberts,1984,1991)。

福柯的著作,被认为是对“知识体制”的分析,它们追踪了知识的形成过程和由此产生的权力结构。通过分析知识建构的过程)分类、编码、归类、精确校准、表格化和分类,也就是命名以及命名的流程——他告诉我们心智、健康、知识和惩罚的话语是如何生成的,以及这对成为被化作知识的对象的个体(也就是罪犯、疯子)的影响。例如,他对疯癫的分析中,揭露了疯癫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实体,而是通过话语在历史上构成的东西,既是知识的对象,又是制度实践的目标。换句话说,疯癫不存在清晰的发展历史,等待我们去追寻,它是话语的产物。精神病学知识,发明、塑造并刻画了它的知识对象——精神病。

因此。在福柯理论中,知识体制的问题,无关知识的真实性或虚假性,也与知识是客观的还是主观无关,这些都不是福柯想要问的问题。重点在于。是什么使一个领域或一个个体变得“可知”?“可知化”的流程有哪些?这些流程是如何建立和使用的?它们的效果是什么?人类究竟用了什么技术手段,理解自己理解他人。它详细研究的对象是将领域和个体变得“可解释”和“可见”的实践,也就是铭写、记录和计算机制,它们使领域和个体的知识成为可能。因此,重点是学科实践如何运作以创造秩序、知识,以及最终的权力效应。尽管福柯从未直接讨论过生产问题,但权力在知识层面上的运作和物化的观点说明了权力逻辑或权力理性如何在不同领域中转移。这一观点为重新解读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基础。

福柯理论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为了说明福柯的理论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性,我们必须回到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活动所必须的基本组件——雇佣关系。对雇佣关系的分析历史悠久,主要有两个学科在这个话题上产生争论:劳动法和经济学。在新制度主义(二战后兴起的,通过研究个人和政策来研究政治问题,与旧制度主义研究国会、法院相对)的经济学领域,威廉姆森(1975)对交易费用(/成本)的分析引发了激烈辩论,它沿着康姆斯(1934)的思想路径前进,认为交易是 "经济研究的终极单位"(威廉姆森,1975:254)。威廉姆森的工作集中在交易各方,在有限理性、不确定性、知识特异性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如何利用调解机制的特性,以确保达成协议。他的理论工作主要围绕价格机制或行政规则的相对优势与劣势展开。

雇佣关系是交易费用的典型案例,正如威廉姆森(1975:59)所指出的,"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交换关系是经济问题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这]在涉及雇佣关系时具有特殊的意义。" 雇佣关系只是笼统地描述了将提供的服务,允许以后再详细说明细节。巴尔达摩斯对其进行了如下描述。

虽然它[雇佣合同]为雇主规定了要支付的精确工资数额,但从来没有说明这笔工资要换来多少员工的努力或效率;也没有说过员工付出的努力的组成、可接受的损伤强度、不可容忍的乏味或疲惫程度。相反,它只是提到了工作时间、工作类型、职业地位和类似的外部条件。最多只是模糊和隐蔽地提到隐含的努力程度......因此,在非常普遍的意义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正式合同上是不完整的。(Baldamus, 1961: 2)

交易费用分析已经被纳入到组织研究学中(见Hesterly, Liebeskind, & Zenger, 1990)。最值得关注的是Ouchi(1980)对市场、官僚和氏族的区分,以及他提出的,市场和行政可以被解释为组织系统在细节和重点方面的不同表现,而不是两种对立或冲突的机制(Ouchi, 1980: 132)。辩论集中在威廉姆森的问题上,也就是效率问题上。有人批评说,用新古典主义的术语将雇佣关系描述为自由和平等各方之间的交易。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的有关劳动过程的文本认为这种观点是虚构的,并从有权势或无权势的角度描述了交换,从而强调了管理控制或支配的问题,而不是效率(Burawoy.1979;Edwards,1979)。

经济范式和制度化的主导地位模糊了威廉姆森框架所强调的基本分析单位。即在交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差距,或空间,在雇佣合同中,体现为承诺及其实现。在雇佣关系中,这种差距是承诺和履行之间的对比,或劳动能力和实现之间的对比。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由合同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信息差距上,特别是要求阐明存在于期望和交付绩效之间的空间。

占主导地位的新制度主义进路的一个基本预设是,决定交易费用的信息是,已发现的或未被发现的。价格必须被发现(Williamson, 1975: 4),而发现价格效率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相关知识。威廉姆森承认语言和计算的限制。然而,问题是沟通的问题。个人可能是 "语言有限"(Williamson, 1975: 255);可能存在 "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对信息处理能力有限"(Williamson, 1975: 63)。他说:"在整个市场上撰写和执行复杂合同的成本,一方面随着参与交易的人类决策者的特征而变化,另一方面也随着市场的客观属性而变化"(Williamson, 1975: 8)。相关的细节可能无法被识别或准确描述。信息有时可能会受到影响。"有时,确实,必要的语言甚至不会存在"(Williamson, 1975: 63)。同样,知识所构成的技能、表现、能力、行为等等,也是预先存在的实体。技能是外在的、给定的、可替换的或特异性的。在这一切中,有一种将知识视为客观的观点。其背后的假设是,概念代表了一个可观察的现实。知识被解释为提供了对世界的无中介访问,反映了一种外部的事实性。因此,它呈现出中立的形式,为揭开自然存在的秩序而运作。

威廉姆森的分析是建立在权力-知识的实证主义区分上的。他试图在他的框架中引入权力这一概念,虽然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式,但也假定了两者之间的分离,并以权力的概念为依据,将其描绘成一种商品。采用福柯的观点引入了对就业交换的另一种分析。按照福柯对不证自明之物的摒弃,既把重点从机构(市场、行政)和个人(代理人、委托人)转移出去。同样,按照福柯的观点,分析不是去考虑什么(市场、行政)或为什么(效率、推卸责任、信任问题等),而是如何。此外,如果我们注意到摩根(1980)的建议,即在组织理论中关注组织的行动,而不是组织,那么分析的重点就变成了如何组织一种关系活动:交换、交易或合同的关系性以及社会关系的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是如何安排的?

我认为,知识的供给对组织这一行为最为重要,我这么说不是单纯地提供一个对现状的反思,而是从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知识出发去理解。合同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需要被治理的分析空间。雇佣关系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性的空间,它有地理(工作)和时间(工作的时间)的维度。它还涉及一个主体--工人。所有这些维度或空间在被管理之前都必须被了解和阐明。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佣关系中存在两个主要的未知数。

(a) 工作要求的内容细节;(b)工作的基本性质,说得具体些,就是开展工作需要的条件。就此,我们需要以下两大维度的知识:工作本身的性质,和工作者的性质。

人力资源管理在本文中被解释为知识的构建和生产。它试图减少因合同的不明确性而产生的空间。它构成了一门学科和一种话语,它组织了分析空间--承诺和绩效之间的不确定性。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是使组织和组织参与者变得可计算,通过各种技术,提供了使活动和个人成为可知和可管理的手段。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的内部进行约束,组织时间、空间和内部的运动。通过各种技术,任务、行为和互动被归类和测量。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对劳动的物理和主观方面的测量,提供了一种使个人和他们的行为可预测和可计算的技术。这样一来,人力资源管理就有助于弥合承诺和业绩之间的差距,弥合劳动能力和劳动之间的差距,并将劳动组织成一种生产力。

分隔的实践

人力资源管理是用人单位的必须之一。其本质是协调大量的人,并把他们区别开来,换句话说,就是合理有效地部署人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发明一种,能使人们能够被大规模地管理的技术。管理员工需要一个术语,这个术语指向了一个方法,一个认识人(员工),描述人和排序人的方法。规训带来了那个神奇的术语,就是"活物表"(把人放进表格的一个个格子中),它能把"混乱的、无用的或危险的群氓转变成有秩序的群众"(福柯,1977:148)。福柯(1977:143)写道。

我们必须消除不精准的分布,不受控的个体缺席,(经济)循环中的损耗......[规训的]目的是监控个体的存在和不存在,知道在个体哪里以及如何定位个体,......能够在每个时刻监督每个人的行为,评估它,判断它,计量其品质或优点。因此,这整个程序的目的在于了解、掌握和使用(个体)。

规训始于空间中的个体分布,也就是在概念上定位或固定个体。分配使用了一系列的技术。福柯(1977)确定了三种主要技术、(a) 封闭(创造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b) 分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位置上只有一个人,以及(c) 排序(个体的等级排序)。说到本质上,福柯指出的其实是一个认识群体和个人的操作过程。规训组织起了分类和制表这两种技术手段,并将个体导入表格中。

封闭是指地理或空间上隔离,它出现在福柯的庇护所(1967)、医院(1973)和监狱(1977)研究中。在生产过程中,早期的工作组织往往有一个物理上的封闭空间,通常由高墙和栅栏包围;它们经常有一个在开工后锁上大门的规则(以避免迟到者)。虽然物理上的空间封闭现在已经较少见,但在概念领域中,仍然能观察到封闭的现象。规训依旧把控着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界限。封闭性话语的影响可以在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之间的分离中最为显著,也就是,女权主义话语急于反对的公共和私人划分。例如,工作被认为是 "为获得报酬而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作业"(Rubin,转引自Pahl,1988:13)。人们根据他们在界限两边的位置进行分类:在家、退休、失业、兼职工作,等等。工作的封闭性对技能的定义有特别的影响,并反映在性别化的劳动分工中。某些类型的劳动,特别是情感劳动、养育、支持和照顾,在工作描述和工作分析中被省略了,它们得到的报酬也很低(Hochschild, 1983; Pringle, 1988)。然而,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严格界限经常被打破,正如Kanter(1977)关于 "办公室妻子"的论述,Pringle(1988)关于秘书的工作的论述,以及Finch(1983)关于男性管理人在公司中的地位,如何被他们妻子的社交娱乐技能所抬高的论述。

在封闭的工作范围内,个人通过叫做分割的技术被进一步分配到表格中。分隔以一种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在空间上运作,在工作组织的内部产生出各种划分。分隔在个人之间产生横向和纵向的划分。它可能发生在地理上或空间上,例如,在公司总部和其它地点之间的划分;技术的形式各有不同发生,但是,从本质上讲,分隔构建出一个对生命体的符合理性的分类,来强加一种秩序。这种分类(例如,手工/非手工,蓝领/白领,生产性/非生产性,核心/外围)不仅涉及空间和分析,还涉及人在政治中的排序,它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内部操作、强制关闭的规定或工会商店的规定以及工会管辖权等来强制执行。

排序是分隔的加强手段。排序是在员工之间建立序列或等级秩序的一个过程。它本质上是一个评估工具,负责解决,与人或物之间的关系相关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各单位之间建立起有秩序的指令传递机制。要做到有秩序,就需要一个比较的参照系,也就是说,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分母。一般来说,有两种比较系统(a)通过分类学(taxinomia)建立起一套秩序或(b)通过测量(mathesis)建立一套秩序。这两种程序都定义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什么东西应该与什么东西相联系。它们都允许事物被置于彼此的关系中,建立平等和差异的关系。两者也都意味着事物之间的连续性。它们促进了对多元事物的排序,但也允许对个人的排序。这些程序构成了记录、分类和测量的系统——政治理性的工作方式。

有些人力资源管理术是为了确保个人被分类,并按照一定的等级排序。工种分类和等级阶梯是等级制度最常见的例子,排序制造了一个在名义上基于技能、责任或经验的等级制度。资历制度(薪水与资历挂钩)和"顶替权"(顶替其他员工的岗位,或占据岗位空缺的权力)是实现等级制度的另外方式。薪酬管理和工作评估方案也是如此。后者根据教育、技能、经验和责任来确定工作的相对价值,这些方案明确地包括了等级制度。非分析性的工作评估方案,或排序,将整个工作与其他工作在某种价值评估或工作内容上进行比较,以此产生出一个等级制度。分析评估方案是用来细分,或进一步划分工作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要素分析和评分法,根据独立的、可测量的构成要素或报酬要素对工作进行排序。为了追求更客观的排序,一些工作评估方案是基于可补偿因素内的排名矩阵,例如,技术技巧被分为管理技能、人力资源技能和实用程序性机能,每个大分类下都有进一步的分级(Hollway, 1984)。工作的等级划分基本上确保了员工的排序。有一种假设是,不同的工作角色有某种最低限度的相似性,使它们能够在一个等级连续体上得到体现。通过将活动简化为工作因素的分类,并随后将其转化为数字表示或矩阵,工作群体变得有序,任何空缺都有合适的人员填补。

其他我们熟悉的人事管理工具——技能清单、绩效评估系统、评估和评价方法、态度测量,都是用来划分等级的,它们有利于对个体进行连续排序。例如,选拔测试,就是一个观察个人行为的系统化程序,它借助于序列号化的数学工具对个体的行为进行描述。大多数测试是通过分类法或网格的方式,识别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使个人变得可观察、可测量和可量化。以程序化或法典化的方式列举属性的行为能让管理者测量某一特定属性或品质的数量,然后与其他人进行比较。选拔测试提供了 "个人属性的可编码性网格"(Rose,1988:181),它们通过将个人置于一个比较性的标度上,增强了个人的可计算性。例如,李克特量表使人们的态度变得可记录和可量化,这样一来,一个群体和个人在这个群体中的位置就能被了解。

分类法通常被认为是用来分析劳动的一种技术,能够反映出员工自然发生的能力划分,技能、才干等的排序。然而,这些技术实际上是规训技术。它们产生的结果是提高个体的"可计算性",因为每个分类或排名系统都将每个人放置在他自己的空间里,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使确定他或她的存在和不存在成为可能。这样的分类方案将个体放在与整体的关系之中,这样做是为了减少个人的独特性。例如,绩效评估系统通常试图将个体锚定在某种行为上或数字上的测量系统里。举例来说,一张绩效量表可能是用来测量"领导"能力,它被分为五级,从"远远高于"到"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再例如,"员工掌握的工作知识"可以从"对工作的所有方面都非常了解"到"对重要的工作内容不了解或缺乏知识"不等,而语言的锚定可以使其更加明确。然而,分等的行为产生了等级,一个决定某人与某人之间关系的规训矩阵。它促进了员工的等级划分,因为依靠全球通用的评级方法或各种个人评级方法的堆砌,有助于与让一个人去其他人进行比较。事实上,如果采取成对比较或强制分布的形式,个人在人群中的分布可以通过等级划分明确实现。

从福柯理还非常关切这些问题,秩序的边界是如何、为什么以及有什么影响而被强加、维持和打破的。福柯理论从不深入研究秩序边界是否准确或有效,或者它们是否反映现实。例如,根据比较、标度模型对个人进行评判,不仅是一种惩戒过程,也是一种规范化的过程。例如,排名将个人放置在两个极点周围——一个是消极的,另一个是积极的。"根据级别或等级进行的分配具有双重作用;它标志着差距,对品质、技能和能力进行分级,但它也负责惩罚和奖励"(福柯。 1977:181)。例如,这可以在通过率和分数线中看到。通过在一个比较的领域中把个人行为与一个整体相提并论,排名使个人通过彼此的区别而被了解。它根据个人的价值、能力、水平和性质来衡量和划分等级。正如福柯(1977年:223)所说。"学科的特点、分类、专门化;它们沿着一个尺度,围绕着一个规范进行分配,将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分出等级,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取消资格,使之无效。"

拆解合同

以上一些个例子,说明了规训的具体实践如何作用于空间中的个人分配。接着上面的论述继续展开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时间和物理层面的划分和衔接。"劳动过程一方面根据其阶段和基本操作被拆解,另一方面根据进行劳动的个人、特定的身体被拆解"(Foucault, 1977: 145)。通过对人员的分类和制表,规训变得更加集中地作用于身体、时间和日常姿态和活动。规训试图尽可能紧密地编码和列举时间、空间和运动。

时间表搭建了一个普遍的活动框架。时间表是宗教教团的一项发明,可被视作,"管理时间的专家"(Foucault, 1977: 151),藉此,规训完善了对时间的监管。随着工业化的开始,时间变成了可计量的和可支付的。它被划分为刻钟和分钟。工作日本身被分割开来,工作被分配在不连续的时间段内,白班、夜班、分班、加班,等等,并通过考勤卡和考勤钟进行管理。在弹性工时制度中,有可存储的时间,在会计和法律专业中,有可计费的时间,一小时,被分为四分之一小时或十分之一的小时,变成为一种控制的机制。

身体的动作也必须根据时间上的要求进行调整,以提升动作的效率。这就是动作的时间性细化。"动作被分解成更小的元素;身体、四肢、关节的位置被语言定义;每个动作都有一个方向、一个能力、一个持续时间;它们的连续性被规定住了"(Foucault, 1977: 152)。这种时间性的细化包括了,对身体应该如何行动的描述,应该使用何种身体姿势,如何协调身体部位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身体应该如何与物理对象接触的详细说明。它的作用可以从下方对剥鱼的分析中看出,其中详细说明了一些相关的动作。"用刀抵住手指的第一和第三关节。拇指的上半部分,即第一关节,抵住刀的下钝边,拇指的下半部分抵住刀柄的上边缘。不要紧紧握住刀。不要用指尖触碰手掌中心"(Kenney, Donnelly, & Reid, 1981: 80)。通过细微和详细的规定,纪律使得对身体的细致控制成为可能。个体成为习惯、规则和命令的对象;他或她按照 "单一意志,以单一的技术、速度和效率"进行工作(Foucault, 1977: 138)

在这方面,规训按照以泰勒制的科学管理法来运作,事实上,科学管理法的许多建议,同样出现了在许多其他机构组织中,它们都是规训的生产。例如,在学校、医院和监狱中(Clegg,1989)。然而,如果仅仅将规训与科学管理等同起来,就会低估规训的普遍性,进而忽视规训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管理法已经落伍的时代里的重大作用。比如说,规训实际存在于我们当今的人事专家的日常工作中。

例如,在岗位分析和述职报告、任务和技能明确、使用行为观察量表的评估系统以及一些培训规范中,都可以看到对动作的拆解。在所有这些中,绩效的性质被非常精确地描述出来。例如,岗位分析,即对工作性质的非个人化的非个人定义,把动作拆解了。它首先建立了一套分类法。例如,根据职能工作来分类,把所有的工作分类成与数据相关、与人相关和与事物相关,这些关系还可以根据起复杂程度来排序。因此,工作中的动作被定义下来,并在一个尺度上分层排列。例如,与人相关的活动包括(从高到低排序)指导;谈判;监督(咨询、指导和治疗);辅导和说服;交换信息;和接受指示(帮助和服务)。与数据相关的被编排成综合、协调、创新、分析、计算、汇编、复制和比较等方面。这些技术工具用工作技能的概念拆解了 "工作 "的概念。工作动作被创建并按顺序排列。其他系统,例如,职位分析问卷,则更为详尽,包括对每项活动所花时间的衡量,每项职责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在其分工和层次中的学习时间。对管理能力的关注让岗位分析在延申到了管理岗位上——打着引入更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管理活动的幌子,对管理动作中的动作进行拆解并使其为人所知。这背后隐含着一种认知:详细说明人所具有的管理能力,是在揭示大自然的秘密,而不是戴着“已经被编码”的有色眼镜,去认识管理能力(福柯,1970:XX)。

动作和运动的编码和枚举可以在培训和绩效评估系统中稀松平常。例如,人际交往技能培训就个人应该如何与作为"对象"的人打交道提出了建议。例如,下面的内容取自一份处理客户投诉的技能培训文件。受训者被建议"微笑着进行最初的欢迎接触......热情地微笑,并有直接的眼神接触......观察顾客的反应......注意顾客因缺乏眼神接触而感到的尴尬......与顾客保持眼神接触,当顾客提出有效的观点时点头......给予顾客充分的关注......微笑......[在处理完投诉后]避免过多的眼神接触,让顾客放松](Kenney et al. 1981: 82)。这种活动的衔接可以在包括行为观察或行为锚定的评估量表的绩效评估系统中得到进一步加强。绩效评估及其对工作因素、评估标准和绩效描述的系统的构建,是最明显的知识的生产。动作的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具体。例如,餐厅服务生的"服务"内容可以扩展到包括"了解菜单,并能告知顾客每样菜品,原材料从哪里来的,是如何被料理的",或者"询问顾客他们想要厨师怎么料理他们的肉和鸡蛋,并及时地把面包卷送到桌子上"。

为了确保时间和动作都具有生产力,动作被组织成一个系列,或一个时间序列,每个环节都与其他环节相扣,连起来就是一套似合乎逻辑的累进流程。福柯将此称为时间的资本化。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以在目标管理(MBO)系统中看到。MBO系统的重点是,指定要实现的目标的行动计划的同时,还要规定好特定动作/活动的时间限制。个体在这些特定动作/活动的每个阶段结束时,都要接受被评估。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可能会在阶段仍未结束时,就接受审查,看看他取得的进展。动作与时间密切关联的,如果系统要求定期的进度报告,那就更是如此了。MBO系统的模改中还加入一个生产力评级,由一个基于时间的指数和一个用于评估目标实现程度的质量指数(Bordman & Melnick, 1990)组成。同样的,MBO系统作用对象是工人动作的过程,从而创造了可见性,最终成为一种建构的常态,以及一种潮流。时间的资本化也许在人力资产会计中达到了顶峰,正如Flamholtz(1985年:244)所指出的,"它代表了人们在特定时间可以提供的潜在服务的一种资产负债表"。举例来说,衡量岗位替换成本时,不仅要参考与费用相关的成本,还考虑到在岗位替换过程中,所有阶段所花费的时间和参与人员的工资的详细成本分析,包括申请职位、选择挑选员工的方法、设置面试地点。审查申请人、决定向申请人提供职位(或不提供职位),等等。因此,时间的资本化是动作在时间中经过所产生的细节,时间、空间和动作的划分对接了金融等价物,也就是成本。

创建工业化的主体

必须要让作业中的个体可见。在组织中,必要要有一个检查工人的系统,负责观察工人的存在和作用,检查工作质量,将工人相互比较,并根据技能和速度将工人分类。正如福柯(1980:125)所承认的,为了从个人那里获得生产性服务,"权力必须能够获得个人的身体,获得他们的行为、态度和日常行为模式"。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让劳动过程的各个方面凸显,对个人的构建有直接影响。对动作或活动的精确编码几乎自动产生了对个体的编码——动作的编码生产出个体的知识。进行完整的岗位分析时,会根据工作所需的智力或能力来规定个体的维度。让活动更加可见,必然使个体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 "认识"。正如福柯(1977:138)所指出的,"规训创造了力量,规训转化成一种资质和能力,并试图增长它们。"结果是行为逐渐取代了 "运动的简单物理学"。同样地,分类、划分和排名的系统也有助于详细列举组织成员的能力。

尽管个体的参数是以这种方式建构而成的,但个体仍旧需要被"了解"。正如Garland(1987: 853)所确定的,"成功地控制一个物体......需要对它的力量、它的反应、它的优势和劣势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它的了解越多,它就越容易被控制"。个人的组成部分,无论它们是什么,个性、态度、技能等等,都必须被计算、评估和判断。因此,一个人是如何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对福柯来说,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a) 个人可以通过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成为调查的对象,或者(b)个人通过被称为自我技术的实践,可以通过良心或自我知识与身份挂钩来定位和定义自己,同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和被看待(Foucault, 1983)。他区分了两种提供个人知识的主要做法或技术:测试和忏悔,前者将个人作为知识的对象,后者将个人与自我知识联系在一起并建立起主体性的概念。通过这两种活动,个人变得更容易被干预或管理。

测试,是在学校和医院里常见的做法,它本质上是一种观察的方法。它是一个规训/学科过程,在这个过程实施了多个不同的操作。测试被用来对个人的能力、水平和性质进行定量测量,并在价值方面进行分级。它是一种使个人差异和能力可见的技术,它允许这些差异被铭写下来或被做记录。"它[测试]在个体身上建立了一种可见性,通过这种可见性,可以对人进行区分和判断"(Foucault, 1977: 184)。通过这样的过程,个体被变得更容易计算和管理。个体被分割开来,被测量,被报告,以达到行政决策的目的。因此,测试作为一种治理技术,同时起到了个人化和标准化的作用。这样一来,它的使用就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在 "精神病学、教育学、疾病诊断和劳动雇佣"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Foucault, 1977: 185)。

在早期的工厂里,劳动力之间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工厂不了解,也没兴趣了解个体。随着分类系统的建立,区分现象开始出现,一般是基于可观察的因素,如技能、年龄、表现、行为等等。后来,思想,或心理,被确定为获得性能知识的关键。"个人受到态度或情绪的影响......内部状态决定了个人对事件的理解和评价方式"(Rose, 1990: 27)。主观性的新维度被引入,有助于沟通行为的外部世界和个人的内部世界(Hollway, 1991; Rose, 1990)。这些新的主观性维度被纳入到选拔程序中,在这些程序中,个人的各个方面被识别、测量并做出相对应的行动。人格测试(例如。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量表)为人格引入了一种标准化,而测量技术则进一步将个人的主观维度引入了知识和调节的范畴。这种影响在特质和功能心理测试中得到了延伸(Rust & Golombok, 1989)。正如Rose(1990: 85)所指出的,"工厂的内部世界正在成为心理学上的映射,工人的内心感受正在被传送到可以进行计算的测量中。" 个体的自我导向——获取的需要、权力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都被纳入了生产过程。因此,个体在进一步的分类系统和更多的分门别类中得到了细化。人的本性越来越被客观化,而行为也被重构了。人的类型被创造出来。某人做事或被做事是因为某人是一个X型人,或者X型人能做这样的事,不能做那样的事。某些工作安排适合具有高 "成就需求 "的人和 "A型 "人。人事话语与行为科学、职业心理学和工业心理学的专业和分支学科相结合,进一步将个人引入更多的客观化和更微妙的人类行为划分,甚至将个人定位在"早晨型-夜晚性"的尺度上(Smith, Reilly, & Midkiff, 1989)。这些标签可能被纳入个人的自我评估中,个人通过这种方式向自己和他人确认他们的感受和行为。也许正是以这种方式,福柯(1977:170)关于 "规训/学科'制造'个人"的说法才最有意义。

这种测试背后存在许多假设:人有一种基本的个性,既不随情况而改变,也不能只在关系中被定义;属性是可区分的、可隔离的,并与工作直接相关;岗位是存在的,而不是组织和个人的建构。从本质上讲,这些测试作为一种测量和评估个人的手段,通过 "以标准的形式表现人类的心理能力和行为特征,而这些能力和特征,在以前必须以复杂和特异的语言来描述"(Rose, 1988: 195),使他们变得可计算和可管理。正如泰勒(1986年:76)所评论的,"试图把它(个人)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就是把本应是一个活生生的统一体分割开来。"

测试有两个效果:个性化和独立化。第一个效果指的是使个人相对于其他个人更容易被识别。也就是说,识别或区分个人的过程。第二种效应指的是对个人内部的划分。也就是说独立化能让个体内部的组成部分更容易被识别。通过检查,个体越来越成为一个客体对象,雇员被简化为一个最终的分数,例如,在图形评分表或评估中心的总分数(Bray. Campbell. & Grant, 1974)。将个人转化为数字等价物也许是商品生产的不可避免的延伸。De Michiel (1983)在她对职业健康和安全政策的研究中描述了这种生产的缩影,她认为这些政策的作用是将身体物化和商品化,否认其整体性并 "监督其销售。" 根据De Michiel的说法,通过方案运作和医学检测后,左手小指相当于6723.78美元,一条腿相当于22000美元(澳大利亚货币)。

正如这里所介绍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理是将个人 "作为一个可分析、可描述的主体"(Burrell, 1988: 202),被评估、判断、衡量,并与他人进行比较。然而,正如McGregor (1972: 136)所指出的,有个问题,管理层无法解决——

个体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能力、需求、优势和劣势以及目标......没有任何现有的方法可以为上级提供做出这种决定所需的知识......评级、能力和性格测试以及上级对该人的表现的必然有限的了解,最多只能产生一个不完美的结果。

福柯确立的另一样获取个体知识的技术是忏悔,它获取的是个体内部的知识(Foucault, 1981, 1985, 1986, 1988a, 1988b)。虽然忏悔最容易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但福柯注意到了,忏悔要起到作用,少不了宣誓。例如,机构可以发一张申请表要求个体如实填写,要求个体主动宣誓他的主要弱点或优势、坦白他应对成功或失望的方式、对过去所作决定感到满足还是遗憾。再例如,预选清单,要求个人尽可能开放和准确地宣誓,"大部分时间"、"经常 "或 "基本上不像你",这些词语中哪个能更好地描述自己。。个人被要求承认他们的基本反应,例如,骄傲、自给自足、体贴、鼓励他人、关注地位、诚实和直接的感受、关注他人的想法,等等。甄选面试也是在宣誓的过程中进行的,例如,为了挖掘候选人的领导力,而提出的行为描述性的面试问题,这些问题要求个人回忆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影响或反驳别人的情景,以及他们如何处理遇到的沟通障碍。团队成员可能会被要求举例说明他们在为一个团体项目工作时如何解决与他人的分歧。然而,在所有这些背后隐藏着一个观点前提,那就是个体始终隐藏着秘密的真相;因此,面试官往往会推荐候选人开诚布公地大胆说。

也许,在发展评估中,忏悔的技术可能是最容易被识别的;在这些评估中,个体可能被要求对以下内容做出评论,例如,工作满意度。(你的这个工作领域令人满意吗?你的技能是否被过度开发或使用不足?最近的任何变化是否影响了你的工作满意度?)忏悔的部分价值在于,它产生的信息成为个人自我理解的一部分。我们更要注意到,忏悔和其他方式叠加在一起,共同作用与个体身上。它们不仅仅是对个人内部的侵探,还是允许、训练个人侵探自己内部。训练使个人能够识别自己内心正在发生的事情,让忏悔更加有效。正如Rose(1990: 240)所指出的,"在强迫、说服和煽动主体披露自己的过程中,个人和人际生活的更精细和更私密的区域受到监视,并被开放给人事专员,让他进行判断、规范性评价、分类和纠正。"

忏悔的程序通过两种方式运作。忏悔不仅要求个体打破自我的边界,消除个体的保密与遗忘,而且忏悔还是一个个体确认身份的过程。这些程序充分证明了,所谓"认识"个体,就是让个体自我“认识”,并且建构起个体的身份。其他人力资源管理的做法是通过将个人与改变了的自我意识或身份联系起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构成个人。例如,在上级对下级的指导中, "管理者可以利用指导来帮助他们(员工)的组织中培养理想的规范和价值......通过担任导师,高级管理者作为榜样,他的身上体现出最能促进理想的组织文化的核心价值"(White, 1990: 46, 强调是后加)。构成主体的过程可以在定位、社会化和入职计划中确定。在人际关系和社会技能、沟通和倾听技能方面的培训和发展也以特定的方式构成个人,将他们与 "适当的 "身份联系起来。评估系统的运作是为了灌输正确的行为规范(Townley, 1989)。健康和安全以及雇员援助计划是其他手段,通过这些手段可以鼓励个人采取某些类型的行为或姿势,以适应工作环境(De Michiel,1983)。某些机会均等计划中,妇女被 像男人一样对待",以理性的、欧洲/北美男性的主导模式、理性人和经纪人的形象建构个体(Henriques等人,1984:130)。

同样地,个体也可以通过身份规定的来建构。规则纪律最明显地界定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因此,它们有助于个人能够识别有效和无效的。其他机制则更为微妙。例如,Hochschild(1983)在分析空姐的培训项目时,揭露了其强调管理负面情绪和召唤无处不在的微笑。这些人的身份是成为情绪的管理者。无论背后有多少理由,教导他们压制愤怒,压制任何放肆,就是在教导压制他们自己的自我感受。

以上都是构成主体的程序的例子,有不同程度的个体介入和参与。有必要的习惯、规则和行为的灌输,以及社会上对规范的定义。然而,个体的地位,也就是个体与众不同的权利,以及使个体真正成为个体的一切,往往会在这些过程中被丢失。

#对研究工作的影响

在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新解读中,福柯的观点重新调配了人力资源领域研究的重点,对当代研究和历史及比较分析都有影响。通过把人力资源管理看作一个权力-知识的过程,我将关注重心从话语的真实性或虚假性转向其功能。研究中所提示的问题类型与知识的生产及其影响有关。特别是,研究远离了作为技术主义构造的实践概念。

福柯主义的观点在研究中得到了一些支持。例如,在对劳动力市场安排的研究中,Baron、Davis-Blake和Beilby(1986年)发现,将内部劳动力市场(ILMs)与组织或部门的需要联系起来的假设只有微弱的支持。他们的结论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组织内外的政治和制度力量的影响,并建议研究应针对内部劳动力市场如何制度化,以及如果是这样,它们如何被修改。同样,Baron和他的同事们(1986年)对通过工作阶梯进行排名的分析表明,这些排名不能轻易归因于公司特定技能的需要。Baron和Beilby(1986)也不能将效率因素确定为一个组织以不同于另一个组织的方式来构建一套特定的任务的原因。他们建议,未来的研究应该研究工作如何被定义的政治问题,以及这些定义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制度化。这个建议与福柯的研究相差不大。

在传统上与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特定领域,已经有一些明确的尝试:管理教育和发展(Fox,1989)、绩效评估(Townley,1993)、健康和安全(De Michie!,1983)和管理能力(Pye,1988)。Fox(1989)描述了管理教育和发展项目是如何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建构管理者,并给充满抱负的管理者灌输自我认知。Townley (1993)展示了通过绩效评估计划对个人进行规定的行为是如何细化和发展管理角色的,并使之成为制度化的结构。De Michiel(1983)说明了身体如何通过职业健康和安全计划的权力-知识作用而被分割、物化和商品化。Pye(1988)在管理能力方面的工作,将试图隔离、列举和测量这些维度的传统方法与能力的构成性和关系性概念进行了对比,后者是在社会背景下构建的,并通过社会关系发展。在这样做的时候,她拒绝了传统的解释,即认为个人是开始分析的不证自明的单位,以及面对个体应该用科学调查法进行客观化对象化。

福柯理论对人力资源管理和人事的传统历史解释也有影响。传统上,人事的概念被认为是强调劳工的权利和组织中人的方面的重要性。但是,福利和人际关系学派的论述掩盖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即提供一个使雇员的行为和表现可预测和可计算的纪律性实践的枢纽,换句话说,使之可管理。在某些方面,人事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官僚主义网络",它演变出 "无穷无尽的方法来计算和分类人"(Hacking, 1986: 34)。它的历史反映了知识领域的逐渐累积(Jacoby, 1985; Niven, 1967; Ozanne, 1967),例如,它与行为科学的结合,试图获得作为组织诊断师的合法性(Lupton, 1971. 1974; Rose, 1975)。军队对行为研究的支持在扩展权力知识领域方面特别有影响力,例如,在工作分析、选拔和人员分类方面(Gael,1988)。在政府参与的支持下,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越来越多地试图阐明劳动和劳动过程的各个层面,并增加了人事的官僚化(Baron, Dobbin, & Devereaux Jennings, 1986; Jacoby, 1985; Niven, 1967)。有组织的劳工在扩大权力知识的实践中的作用也不应被忽视。同样,专业知识的话语也发挥了作用,因为测量、分类、记录和计算系统被定义为合法的知识,并通过出版物、专业杂志、会议和专业协会的运作得到传播和加强。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意义和话语实践是斗争不断的场所。鉴于试图把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的东西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种欲望永远无法平息,为了有形化而怎舍得定义、条款、代码,并没有取代文本,反而让文本变得更多。正如Clegg(1989: 193)所指出的,"意义的关系和生产的关系一样,抵制完全的控制"。最终,试图通过强加明确无误的意义来阐明雇佣关系中的分析空间,可能反而会导致混乱,例如,谈判单位的分裂(Brown,1973),申诉系统的积压(Hyman,1972),工作分类的扩散与工作重新分级的要求,通过对绩效支付的上诉来实现支付系统的官僚化,等等,即管理的一般规则(Kochan, Katz, & McKersie, 1986)。

这些学科引入的合理化程度的失调,特别是在北美人力资源管理和工业关系(IR)中,刺激了国外,特别是日本对替代系统的寻找。然而,比较往往充满了对诸如文化等模糊术语的参考。基于福柯作品的详细比较分析,将追踪组织内的模式化系统,或不同国家的主导模式,例如,人口是如何被分割的,封闭的策略是如何被维持的,活动和时间是如何被衔接的,以及个人是如何被认识的。例如,日本的工作组织和个人工作角色缺乏西方组织的典型特征和定义。Lincoln、Hanada和McBride(1986)在对美国和日本的制造工厂进行调查时发现,在分区的模式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在日本的组织中相对缺乏职业或职能上的区分,但却存在着高度的纵向地位区分。团体(即集体单位的网络)是日本的基本功能单位。员工个人的职位和角色很少被规定,因为员工被期望执行一系列的工作职能。个人的相对缺乏可见性反映在日本的选拔程序中,它更多地是依赖于学校的成绩和荣誉制度,而不是详细的选拔测试。

这里描绘了福柯理论分析作为启发者的价值。这种分析可能有利于引入一种不同的观察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为重新确定研究问题的方向提供一个框架;这种分析也可以为更系统的比较和历史分析提供基础。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范围内,以及长期研究战略的基础上,需要进行谱系学(Knights,1992),或者一种 "能够说明知识、话语和对象领域的构成的历史形式"(Foucault,1980: 117)。从历史上看,所需要的是对人力资源管理话语形成规则的分析,对过去的调查使现在的 "自然 "或 "客观 "性质变得可理解,包括其毋庸置疑的理由(例如,见Hollway, 1984, 1991)。一个话语分析将涉及对引发人力资源管理话语的情况的分析,它所产生的后果,它被部署的实践领域,谁被赋予了说话的权利,话语获得其合法性的机构场所,它将其主体置于何种地位,什么被认为是有效的,以及谁可以接触到话语(福柯,1972,1991a,1991b)。然而,并没有假设话语是一种经济状况的表达,也就是说,它可以从经济标准或制度发展中 "读出"。后者对话语的出现条件及其运作有影响,但不是话语本身。其他因素相互影响着人力资源管理的话语,例如,教育和科学话语以及会计和法律话语。

后者也引入了人力资源管理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领域。例如,通过法律案件的司法参与对人力资源管理话语的发展方式有影响。例如,在北美,这种参与导致了雇佣关系的司法化(Simitis. 1986)。法律决定影响了选择测试和评估系统的类型(Rust&: Golombok, 1989)。在IR中,工会认证程序排除了管理雇员,因此需要对管理的定义进行司法澄清(对其活动的阐述);工会对适当的谈判单位的独家代表权加强了工作队伍中的纵向划分。会计实践也可以被解释为阐明组织的分析空间的学科(Roberts &: Scapens, 1985)。使用Miller和O'Leary(1987: 239)对会计的广泛定义,即 "发展一系列的计算程序和技术,来规范个人的工作生活",并将人力资源管理理解为提供数学的基础,说明了会计和人力资源管理之间可能的相互联系(Townley, In press)。

#结论

回顾一下我们的论点,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最小分析单位是雇佣关系中所体现的交换性质。因为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所以问题就变成了交换活动是如何组织的。福柯的权力-知识的概念被引入问题的解答中,用来阐述人力资源管理是如何将秩序强加给固有的不确定的。试图澄清合同的不确定性需要 "形成和积累知识的有效工具——观察的方法、登记的技术、调查和研究的程序、控制的装置"(福柯,1980:102)。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知识的构建是通过分类、排序和分配的规则;活动的定义;尺度的确定;以及程序的规则来运作的,这导致了一种独特的人力资源管理话语的逐渐出现。与这些做法相关的是合理性、科学性、测量、分级的概念——人力资源管理专家的语言和知识。通过登记、评估和分类的机制——这些研究领域经常被忽视或被视为技术或行政程序——可以说明一个知识体系是如何将其应用对象客观化的。也正是在这种论述中,个人被定位为知识的对象。作为简化和澄清的技术,分类方案被用来分析作为努力和对象的劳动,并与它的学科运作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福柯理论的观点为材料感知和排序提供了另一种方式。这一视角的重点在于人力资源管理如何运用学科实践来创造知识和权力,而不是从招聘、评估、薪酬等功能方面来思考。这些做法将个人固定在概念和地理空间中,并对劳动过程进行排序或阐述。个人化和个体化的过程创造了一个可分析和可描述的工业化主体。作为一种方法,它允许人力资源管理被分析为 "知识的意志",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权力模式。它是一种足够详细的方法,允许权力的 "微观政治 "得到解决,并通过提供例子说明对 "了解 "劳动力作为一个 "群体 "的关注如何渗透到它对个人的影响,允许高度个性化的做法与一个可理解的整体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它也为重新定位人力资源管理的当代、历史和比较分析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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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过去三个礼拜呕心沥血写就的电影评论的中文转译,如果你没有看过《新世纪福音战士》、《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THE END OF EVANGELION》、《福音战士新剧场版四部曲》中的任何一部作品,你可能会有极大的阅读障碍。建议对全系列有一定的理解后,再来阅读本评论。

自《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终》完成其长达15年的四部曲马拉松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五个月。我的评论显然来得有些晚了,但我却觉得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最合适为福音战士做些解读工作。

在我的解读中,不会有任何世界观的解释,因为新剧场版中的世界观已然失控。世界观只是一个讲故事的工具。在福音战士中,大量的世界观都是围绕着仪式和祭祀而展开的,再用视觉假象把它装扮成科学。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名福音战士?答案是一个都不需要。你只需举行一个仪式,将尽可能多的青凌波丽扔进一个坑里作为祭品。不知怎的,上帝曾经坐过的马桶盖会变成埃隆-马斯克之枪和巴拉克-奥巴马之枪。他们双双穿透时空连续体,带领我们进入反宇宙,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一个格鲁格路电线杆。最后,来了一个无头无肘的白化病三次元女神,她可以让你改变灯泡的愿望成真。

世界观是导演用来让故事酷炫流畅的工具。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世界观的解释。我推荐亚历克斯-琼斯的YouTube频道,真的是非常有用。

一张新的角色关系图

为方便起见,我将在本文中电视剧加The end of evangelion称为旧系列。旧系列的人物关系相对简单。真嗣的朋友,他的四个妈,他的好感对象,一个爹和一个坏爹。真嗣的所有问题,那些负面情绪都来自他周围的人。 在电视剧剧的前半部分,我们看着真嗣一集一集地克服社交上的障碍,成为一个心理成熟的人。他接受了美里的作为一家之主的爱。他通过一场硬仗获得了同学的尊重,并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他深深地关心凌波丽的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打开她的插入栓,并与她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羁绊。他给明日香留下了一个尴尬的第一印象,但在并肩生活与战斗中,他们的关系变得复杂,但稳定。

一切岁月静好,直到真嗣被迫面对一个他无法交朋友、无法形成羁绊、无法爱、甚至无法逃避的人。是的,那是他的父亲,碇源堂,一个狡猾的人,总把他的手粘在上嘴唇上。真嗣试图逃离他的父亲,但失败了。不仅是因为他们被血缘关系所束缚,而且还因为真嗣与他所关心的人引进建立了联系。在第 18 集,源堂从身体和精神上虐待了真嗣,粉碎了他的控制感,并让他谋杀了他的朋友。这可一点也不酷!

在第 19 集发生了一个改变剧情的事件。这一事件改变了一切。所有的角色都走上了一条下坡路。真嗣变成了一套校服。丽得到了她的硬件和软件更新。明日香沉浸在她可悲的失败中。在几个起源故事和一个重要的同性恋场景之后。The end of evangelion。

哦,我有没有提到过还有支线任务?你懂的,巨大的机器人,时髦的使徒,暴走模式。这些都不重要。

这张角色关系地图也适用于新剧场版1.0和2.0,因为故事是很相同的。然而,在3.0中,由于没有使徒可以给他们打了,故事情节的重点转移了。主要角色之一的真嗣仍然有最长的出镜时间,但他不是主角。他 14 岁时与他人建立的羁绊已经消失。没有任何纽羁绊,真嗣是自由的。作为代价,他在这个地狱般的深红色世界中不再重要。那么,现在是谁在推进剧情,谁是角色关系图的中心。谁坐在角色动态变化的光荣宝座上?会不会是渚薰,这个只关心真嗣幸福的不朽天使?也许是凌波丽,这个喜欢在她的个人游泳舱里产生幻觉的命令接收人。或者是这个香肠嘴辣妹和牛星际牛仔里的JET BLACK。

叠加态中的碇源堂

答案是碇源堂,这个字面意思上脑袋空空的男人。彼は今回の补完の中心、円环の元。他是这次人类补完计划的中心,是整个循环的根本原因。

这是新的角色关系图,凌波丽、碇真嗣、渚薰是三个角,对应着中间的核心碇源堂。 三个人分别代表了源堂的三个不同方面,每个人又有对应的象征物,我喜欢把他们称作“碎片物”。

凌波丽的碎片物是一本书。书是知识的媒介。好书赐予知识以满足内心的饥渴。坏书是危险的,它们包含了对人类来说非常危险的的强大知识。或你希望你从来都不知道的令人绝望的事实。

真嗣的碎片物是一副耳机。好的耳机把你和其他人连接起来。它是一个人与人拉近距离的的借口。坏的耳机将你与外界隔绝,帮助你假装漠不关心。

渚薰的碎片物是一架钢琴。钢琴是机械主义的生命观的体现。精心调校的钢丝会准确地回应被触动的琴键。没有欺骗,没有背叛,没有失望。坏钢琴是坏的。它永远不会给出你想要的音符。你怎么也搞不清里面的机械原理。你忍不住想出这个令人作呕的想法,其实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机械装置。

事实是,没有好书或坏书,没有好知识或坏知识。知识是无限的。知识是一个光谱。知识是矛盾模糊的。我们只获得了它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却有足够的信心给它起名字。我们不能把矛盾的感觉放在心里,所以我们把知识分成好的和坏的。

你知道,有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喜欢这么做。那就是婴儿。想象一下,作为一个婴儿,你的大脑很小,毫无用处。你无法理解这个播放着熟悉的心跳节奏的皮肤颜色的温暖的东西是什么。她想要什么?她心里在想什么?你甚至都不去想这些问题。你唯一能理解的是她的乳房,因为它对你有用。即使是乳房,你仍然只能部分地认识它。好的乳房在这里;婴儿的所有需求都得到满足。而坏的乳房来了,所有需求都无法被满足。

碇源堂就是一个穿着成年人衣服的婴儿。他的不成熟性外化为人类补完计划。他想要好的乳房,而他不在乎人间是否会变成地狱。

在电视剧中,碇源堂没有出现在最终的人类补完中,他的脸甚至没有出现在真嗣的幻象中。报纸的背后是谁?也有可能是伊吹玛雅。他没过多久短暂地出现在最后的场景中,与碇唯一起祝贺真嗣。然后字幕打出 "谢谢你,父亲。再见,母亲"。碇源堂的缺席使真嗣的启蒙毫无意义。这几乎就像真嗣加入了黑暗面。他并没有击败对手。

在《福音战士:The end of evangelion》的结尾,碇源堂在人类补完计划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出场。他承认自己害怕被爱。他拒绝了其他人,这样他就不会受到伤害。他被人们形成的的无形羁绊吓坏了。这听起来几乎就像是真嗣说的话。这是一个经典的英雄故事。主人公真嗣打败了代表他最大弱点的反面人物,然后主人公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弱点就是逃避现实。这也是旧系列的主要观点之一。

在新剧场版中,特别是3.0和终中,源堂没有被打败或不被打败。暴力和恐惧并不是解决我们冲突的标准。他在最后一战中的话语证明,战斗的想法是无用的。这不是一个关于英雄和反派的故事。

处于人物地图中心的源堂,主动地推动了故事的发展。他是剧情发展最重要的人物,换句话说是一个主角。 同时,他是人类幸存者的无法被言说的的敌人。因此,他既是主角又是反面人物。他的独特身份不是像格斗俱乐部那样的内心恶魔的套路,也不是像美丽心灵那样的好莱坞精神分裂症。它是一个轮回。

差异的循环

你现在和过去的生活,你将不得不再过一次,而且是无数次。这里面不会有什么新东西。 然而,你生命中的每一个痛苦和喜悦,每一个想法和叹息,以及一切难以言喻的小事或大事, 都必须回到你的身边,都以同样的顺序进行。

这是尼采对永恒回归的解释,简单地来说,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可怕的思想实验,永无止境、无法逃脱的痛苦。但这似乎并不符合福音战士的故事。在新剧场版中欧给中,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循环回来了。 有足够的例子给你。大家在故事早期就知道Lilith从来不跳过锻炼腿的日子。Nerv 和 Seele 跟随其他科技公司的脚步有了新的的标志。你妈妈来了个大姨妈,把比基尼海底的公民都抹杀掉了。双人舞者在一次内部的竟舞比赛后退役了。婴儿熔岩灯、长腿爸爸、covid2015、西瓜、Asuka跟踪狂者和老电话线从未出现过。新剧场版里的使徒们更新颖,更强壮,更有骨感,死后立即分解,所以更环保。

也许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真嗣本人。与旧系列中的沉默寡言的孩子相比,他是一个更有社交能力的孩子。我将用两个集体晚餐的场景来证明我的观点。它们发生在同一时间,就在大眼睛使徒抚摸地球之前。virgin真嗣很安静,很胆小,把身体蜷缩在美里身下。我打赌他想插上耳机,在聚会的其余时间里循环播放林肯公园。然而,chad真嗣是一个能吸住二次元老婆的磁铁。他做饭,他说话,但最重要的是,他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他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在一次集体冲突后提供汤来安慰凌波丽。他的chad化对其他角色产生了积极的连锁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驾驶eva-03号机之前,明日香在没接受补完的情况下就解决了她角色的深层内心冲突。在旧系列中, 这是直到结局才发生的事情。

作为一个chad,你可以前进。你不能前进。因为源堂再次出手,就像以前一样,源堂在身体和精神上虐待真嗣,打碎了他的控制感,并让他谋杀了他的朋友。但这次的目的不同, 是为了延续这个循环。

一位父亲希望他的孩子能理解他的痛苦,他想出的最好办法是让他的孩子经历同样的失落痛苦。然后,孩子想为他的损失报仇,所以他让他的父亲承受同样的损失的痛苦。一来一回不停延续。痛苦的循环上升到两代人的循环,然后是世界的循环。在新剧场版2.0的结尾,真嗣执行了源堂的意志。他把凌波丽从虚无中拯救出来,而他不在乎这个人间是否会变成地狱。

循环理论在粉丝中非常流行,有人说新剧场版是旧系列的续集,设定在《福音战士:The end of evangelion》结束后,但人物是完全不同的人。有些人认为这些人物是过去的他们的转世。我不知道其他角色的情况,但我相信源堂曾经是真嗣,现在是真嗣,将来也是真嗣。

又逃跑了?你的梦想是你必须为之牺牲一切,为自己实现的东西。没有人会为你做这件事。长大吧,真嗣。

源堂对对成熟的看法听起来像是The end of evangelion给出的结论。不要再沉溺于逃避现实了。不要依靠别人来实现你的梦想。这是旧系列的真嗣在补完中中得出的结论。再说一遍,这与世界观无关。也源堂新增加的台词证明他是最后一个循环的产物。新剧场版的源堂很可能代表了旧系列真嗣在结局后的情况。根据2.0 电影的结尾所发生的事情,我非常肯定如果循环继续下去,真嗣会执行人类补完计划来拯救凌波丽,使自己成为源堂。

旧系列的真嗣,新剧场版的真嗣,旧系列的源堂,新剧场版的源堂。它们相互纠缠,相互叠加。你无法知道什么时候一个结束,另一个开始。时间是如此暧昧,它们同时存在,却又没有时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循环?

尼采对永恒回归的解释并不是唯一的。吉勒斯-德勒兹对它有不同的看法。

现在必须与作为过去和尚未到来的自身共存(尼采和哲学第 48 页)

循环中的一个点并不只是一个点。它是过去成千上万个点的组合,位于同一个地方。而它又承载着未来成千上万个点的可能性。这个点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叠加。通过过去-现在和父亲-儿子的循环。新剧场版的源堂作为新剧场版的真嗣与自己共存。这就是他既是主角又是反派的原因。

永恒的回归是一种肯定的力量,但它肯定了多元的一切,不同的一切,偶然的一切。《( 差异与重复》第 115 页)

德勒兹的循环有另一个属性。所有返回的东西都是不同的。在一个循环中唯一保持不变的是差异。这是一个差异的循环。在再次被斩首之前,渚薰向真嗣传达了导演的信息。即使一个灵魂失去了,它的愿望和诅咒仍然留在世界上。人类的意志作为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传达,并改变了它。最终,我们将改写我们自身。

渚薰的话完美地解释了差异的循环。英雄的死亡并不是他旅程的结束,他的话语,他的英雄事迹,会被酒馆里的吟游诗人传唱,并一点点改变世界。但别忘了。差异也是一个矛盾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在下一个循环中会有什么不同。但只要有变化和改变,希望就会存在。

渚薰与虚假希望

渚薰作为使徒不会撒谎,但他对真相是有选择的。例如,渚薰给真嗣展示了一个如世界末日的第三新东京市,并告诉,他是一切的导火索。但渚薰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不是真嗣的错。是他阻止了真嗣和丽这场行星层面的结合。如果有一个导火索,那可能是碇源堂。导演安野秀明使用了同样的选择性讲真话的技巧。他没有用叙事或虚幻的诡计来欺骗观众。但他选择不拍关键部分,这让观众不了解故事背后的信息。我不是在谈论失去的14年里发生的事情。我说的是渚薰的两个身份。第一位天使和第十三位天使。开始和结束。希望和绝望。

"我们是人们有朝一日能够相互理解,并说我爱你的希望。"

在《福音战士:The end of evangelion》的结尾,渚薰和凌波丽一起,扮演了真嗣内心向导的角色,帮助 他做出最后的决定。真嗣回答说,他知道希望不会永远存在,但他愿意去尝试。渚薰,为什么你是唯一没有穿衣服的人。在原始汤中不允许穿衣服。

这是一个相对乐观的结局。信息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怎样,都不要放弃。继续保持希望。但根据我们不久前从乳房中了解到的情况,希望也是矛盾的。

在线性时间下,希望是正邪大决战的必要条件。在最黑暗的时刻之后,人类终于会有最好的结局。但在一个循环的时间下,如果没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希望就会沦为虚假的希望。

在希腊人的眼中,时间是一个循环。因此,没有什么能比古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盒子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希望。当潘多拉做她的开箱视频时,每一种邪恶都逃了出来,并蔓延到世界各地;只有希望留在盒子里。这很奇怪。如果希望是可怕的,为什么它没有离开盒子?如果希望是好的,为什么它没有出来?为什么它从一开始就在盒子里?那是因为希望是一种特殊的邪恶。外面闪亮的外表给了人类一幅更好的画面。然而,里面却是残酷的现实,循环会把你所有的挣扎一次又一次地带回来。这种特殊的邪恶不是无望,不是缺乏希望。而是希望的反面,绝望。

让我们倒退到新剧场版中。在渚薰和真嗣二重驾驶Eva-13号机并碰触他们的插入栓的尖端之前。有一个钢琴二重奏的场景,k渚薰给了真嗣一个想法:如果你不擅长某件事情,不要担心。通过重复练习,跟着你的内心走,继续练习。那是唯一的方法。

好吧,如果这个话题是关于演奏一种音乐乐器。我认为 Kaworu 可能是对的。但如果是关于成长或与人交往的话题,那就是虚假希望。

我的意思是,你是如何练习长大的?缩小自己,一次又一次,过一百八十次的少年时代? 你如何练习与人相处,娶了二十个老婆,养了一大群孩子?

这些搭讪者。他们每天都在练习。他们一定是结交的老师。让我们谦虚地欣赏他们的秘密技术。难以置信,向真正的大师鞠躬。我将在我的余生中一直练习它。

渚薰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男人和女人都不是乐器。我们不按照机械规律工作。不仅是人类,世界也不是真实的,不是晶莹剔透的,当然也不是有序的。作为对他的天真想法的惩罚,Kaworu 再次被他的父亲愚弄了。因此,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绝望的天使。

你可以重做,因为在差异的循环中,我们重写我们是谁。你不能重做,因为在差异的循环中,希望只不过是绝望而已。

被称为希望的光线永恒地照耀着人类。但人类也淹没了自己,紧紧抓住被称为希望的疾病不放手。

凌波丽同志

那么,什么是结交朋友、寻找爱情和过上有意义生活的最佳方式。事实很简单。不要放弃。生活是一个苛刻的旅程。无论多么困难... ...对不起,我不能这样对你。明知故犯地给人以虚假的希望是很残忍的。我不知道是否根本就有答案。

如果你是一个阿米什人,生活就会轻松很多。你社区里的每个人都是你的朋友,因为你们有相同的价值观。你会在游历或集体歌唱活动中找到你的初恋,接受洗礼,结婚,生一堆孩子。一切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发生。

但是,大多数人生活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假设你即将在一家当地商店做出选择。你选择购买耳机。你的钱的一半将捐给一个帮助改善发展中国家儿童生活条件的慈善机构。你的耳机是由发展中国家劳改营中的少数民族工人制作的。工人每月获得 10 美元的工资。这仍然比没有好。耳机厂污染了附近的河流,给下游的数千人带来了疾病,而这个国家正在用你们国家提供的武器对一个不发达国家发动战争。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你甚至无法用文字和句子将其固定下来。

当你做出这个选择时,你怎么可能知道矛盾的耳机背后的故事?

真嗣的情况在更大的范围内与我们相似。他做出的任何重大决定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起初,他选择不做选择,让别人决定明日香的命运。因此,沉浸在无尽的遗憾和怨恨中。当命运再次要求他做决定时,他无畏地选择拯救凌波丽,然后发现世界的毁灭都是他的错。循环往复,强化了绝望,最终导致了习得性无助。即使有逃跑的机会,这种习得性无助感也会阻止任何行动。

鉴于真嗣生活在一个阴谋的网络中,你真的不能责怪他。但即使在极端情况下,仍然需要做出选择。无论你造成多大的伤害,你仍然可以进行救赎。这就是为什么最糟糕的选择是不做任何选择。你是在逃避你的责任。

教导真嗣承担责任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黑色凌波丽。当我们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时,就很有意思了。对这个三位一体的解释是无限的。一个母亲,一个父亲,和一个孩子。出生,死亡,和之间。蜉蝣的生命,不朽,和死亡。象征界,想象界,和真实界。我即将做出的解释是本我、自我和超我。

最后两个很容易理解。作为超我的渚薰是被过度保护的,对秩序很着迷。作为自我的真嗣 是一个受折磨的人。但凌波丽,她与本我完全不同。本我的角色通常是幼稚的、冲动的、头脑发热的、混乱的。实际上,本我不仅仅是指攻击性和性欲,它也是人格的本能成分,是身体需求、情感冲动和欲望的来源。

与她的前辈不同,3.0 版的丽是一个空洞的角色。她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接受命令。在她在 3 号村的短暂时间里,丽就像一个婴儿在学习认识世界和成为人类。在懒惰的蒙太奇的帮助下,我们能够捕捉到两个关键因素。农业劳动和社会关系。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内在本质首先是把一切当作工具,积极改变生活环境。第二,要社交。在电影中,这一理论与日本独特的自然观充分结合。

在共产主义的光辉下,我们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重新获得了她作为 2.0 rei 的身份。

但 3.0 版本的凌波丽不是完全不同的人吗?并非如此。虽然肉体和记忆被交换了,但凌波丽们是通过集体无意识连接的。这就解释了长发凌波丽拿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燕子娃娃。

凌波丽找到了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本我。她获得了对世俗生活的渴望。她的牺牲只有在她拥有人类的名字后才有效。因此,对真嗣的改造仪式是成功的。与此相反,源堂的仪式不可避免地失败了。高级凌波系列系列是用纯洁的灵魂制造的,但始终不是人类。

福音战士的诅咒

什么是福音战士的诅咒?这是一个发展受阻的案例。福音战士阻止其驾驶员的发展。不仅在年龄上,还是心智上。它发生在 3.0 中,是近第三次冲击的结果。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旧系列的区别。在紧要关头,真嗣听到了他母亲的心跳声。然后他在余下的剧情中没有出镜,表示真嗣被eva初号机吸收了。谁在进行战斗?碇唯。她想保护她的儿子。

在新剧场版中,在同样的危机下,观众发现一双红色发光的眼睛在一片漆黑中盯着他们,仿佛有一股潜伏的不祥之气找到了出路。这一次,初号机是在真嗣的控制之下。它把at力场的用法从防守变成了攻击,一举击倒了敌人,实现了少年漫画的反击。

这样的情节对动漫爱好者来说并不陌生。当英雄们伤痕累累时,反派举起武器,准备给予最后一击,通常是对英雄的爱人。然后,不知从哪里来的英雄突然用他新获得的力量改变了战局的趋势。这被称为 "英雄的决心"。根据力量的来源,它可以分为三个子类型。

内在力量亚型,力量来自于英雄本人,当他 "不留余地 "时。除了力量之外,它也可以是精神力量,如在紧急情况下的快速思考。这是最常见的亚类型,龙珠系列和乔乔的奇异冒险中的所有主角都在使用。

秘密武器亚型,顾名思义,英雄的力量来自于比反派的工具更好的工具。它在老式机械人动画、间谍电影和电影中非常流行。

最后,魔鬼的交易亚型,力量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也许是变异,或有害的药物,任何东西在反派被打败后都会变成英雄的终极噩梦。铁堡的卡巴内里和东京食尸鬼就是我想到的例子。

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所有亚型。老实说,我不是一个超级动漫迷,所以如果我错过了什么或犯了一个错误,请在下面的评论区纠正我。问题来了。这个场景符合哪个亚型?

真嗣的红眼睛证明了这是他内在的力量。也许由碇唯与这种力量有关,即使她没有控制福音战士。但这股力量仍然来自于真嗣的身体内部。checked 初号机是秘密武器,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同步率表明飞行员能实现多少工具的潜力。所以checked 驾驶 eva 的后果很严重,成为了真嗣的恶梦。checked

在新一代的机甲动画中,这样的组合是罕见的。著名的类eva动画 darling in the franxx,虽然有许多相似的套路,但有很大的不同。巨大的机器人由两个人驾驶,力量来自他们神奇的友谊/爱情,同步率表明他们对彼此的友谊/爱情有多少。有一些后果,如寿命短,但这些都是飞行员能生育的结果。

我能想到的有两部动画片,可能有相同的特质组合。star driver:Kagayaki no Takuto 是这两个中的一个。主角拥有的巨型机器人处于第三阶段。它可以同步他的行动,正因为如此, 他可以轻易地击败其他第二阶段的机械人。然而,由于如果机器人被摧毁,里面的驾驶员很可能会被杀死。驾驶员的超能力也有副作用。但是,它在魔鬼的讨价还价亚型特质上很弱。

另一部动画片是革命少女乌特纳。迪奥斯之剑是这里的秘密武器,如果想获得革命的力量,就必须被无数把剑刺穿。

对不起,我走了点弯路,但重要的是要理解为什么新剧场版中的福音战士如此特别。它从驾驶员的体内汲取能量。它的力量取决于同步率和飞行员潜入它的深度。使用这种能力会有严重的后果。

新剧场版中的福音战士究竟是什什么?我的理论,它是一个幻想机器,被困在一个人造的盔甲里,这是一个象征性秩序的隐喻。在暴走的场景中,真嗣的内在力量是他的欲望。让凌波丽回到他的生活中的愿望。他通过深入他的幻想来引导他的欲望,使他能够突破不可能的领域,从而使凌波丽的存在物化。用更简单的术语来说,真嗣渴望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幻想着它 并把它变成现实。

但这个幻想是真嗣自己的,而不是凌波丽想要的。他让自己的幻想成真,同时粉碎了别人的欲望。他已经成为他父亲的真正继承者。在他实现幻想的那一刻,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为什么幻想成真会是一件坏事。幻想不就是这样,希望有一天成为现实吗?我将告诉你为什么你不应该让你的幻想成真。

A 幻想的对象只是碎片物。14 年后,真嗣亲眼目睹了他幻想的对象--凌波丽站在他面前。但他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他所期望的那样。他幻想中的雷伊是一个碎片。后来,冬月告诉真嗣,凌波丽只是他母亲的一个仿制品。当真相浮出水面时,真嗣触动了自己内心深处不被认可的东西,拯救凌波丽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他身份的核心被暴露出来,那就是永远为他失去的母亲而哀悼。

B 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现实世界太复杂了,复杂到几乎总是会扭曲我们的幻想。真嗣的幻想似乎从未如愿以偿。他想拯救凌波丽,却造成了近第三次冲击。他想拔出长矛却发生了另一次冲击。幻想的实现只显示了他对抗世界的无助。

C 幻想也是对现实的一种保护。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有一次我被大孩子们打了。于是,我开始想象他们被大人打的情景。如果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创伤性的事情,我们往往会幻想一些边缘的细节来减轻我们的痛苦。但如果我的幻想成真了,大人们出现了,并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那该怎么办?那是一件好事吗?绝对不是。如果那些大孩子仍然打我,我还怎么能活下去?他们得多么看不起我,即使知道打了我之后会受到惩罚,也要来打我。这比幻想成真前要糟糕得多。当真嗣的幻想实现后,他便没有选择,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失去了控制福音战士的意志,直到真嗣给了他一个重建幻想的虚假希望。

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福音战士的诅咒是一个可以实现你的幻想的机器的诅咒。我们经常称这种机器为电影,在这里,它被称为动漫。所以福音战士的诅咒就是动漫的诅咒。 幻想机器创造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即你不敢实现的幻想离你只有一步之遥。简单地说:由于有了动漫,我们可以在屏幕前实现幻想。 在现代异世界动画中,"建设 "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主题。它可能是建立一支军队、一个王国、一个后宫。我转世为史莱姆的主人公 Rimuru 为人类和所有幻想中的种族建立了一个和平共处的乌托邦。从最弱小的怪物到恶魔领主,Rimuru 爬上了 RPG 的阶梯,最后加入了最终的内部圈子。

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你知道传世史莱姆是幻想吗?任何脑细胞未受损伤的人都会说: 我知道它是幻想。它不是真实的。我喜欢看它,因为我想从现实中逃到幻想中的乌托邦。但我不打算在现实中建立一个乌托邦,我知道它不会成功的。

这种说法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如果一个人真的想逃到幻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要选择异世界?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部在现实世界背景下的乌托邦动画,为什么有人会更加喜欢异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建立的乌托邦岂不是一个更令人兴奋的幻想?

也许人们害怕幻想成真。人们不希望被剥去保护,被迫面对现实。动漫,不仅仅是异世界动漫,发生在幻想的世界里,使我们无法看到人的模糊性和矛盾性,无法理解生活世界的复杂性,无法戒掉名为希望的瘾。

所以,电影的中的信息是什么?

首先,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其次,如果信息是由导演发出的信,我认为信的收件人也是导演。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新剧场版信息是这样的。

真正的成熟是接受他人的矛盾,认识到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勇敢地做出选择,即使你的选择会导致意想不到的伤害,也要更勇敢地做出救赎。如果你觉得负担太重,你可以随时撤退到一个更简单的世界。但不要长时间沉浸在过去,因为有一个新的循环在等着你。最重要的是,要去看真人特摄,而不是动画片。

在大结局中,真嗣决定抹去所有的福音战士,摧毁动漫本身。平滑的动画变成了静止的动作,然后是线条和颜色。动漫幻觉的秘密最终暴露在观众面前。而它仍然有效果。

其它

哦,对不起,我忘了一个人。新剧场版里的明日香是真嗣的女性版本,这一点从她新增加的碎片物,游戏机就可以证明。但是她的成长条件更差,所以她必须快速成长,更快面对现实。在现实的感染下,明日香别无选择,只能放弃人类最伟大的幻想--初恋,并逐渐意识到这种情感只是对她所缺乏的东西的羡慕而已。

不要忘了玛丽,她是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大概吧。她是最终的机械降神,当剧送往是父亲和儿子的身边。

既然我已经谈到了碇唯,你应该知道在旧系列中她是人类遗产的守护者。她以前的工作被加持和Wille抢走了,她在新剧场版中担任大写的神。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解释,这是关于日本人对母爱的迷恋和对不在消失的母亲的渴望,而且越来越多地把母亲描绘成救世主的形象。这与对母性的幻想有关。源堂的弑神最终将母亲从这种权力/责任/诅咒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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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不行,是因为被定义为属于男性的气质不行;女人行,是因为被定义为属于女性的气质行。

我的描述,很显然,没有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视做天然的、根本的、内置于性别的东西来看待,而是认为它们不过是被定义成属于男性或者属于女性。举个例子,母爱并非是女性天然拥有的特质,它只不过是被定义成属于女性的性质。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讲,文化女性主义是最不女性的女性主义(后结构视角),它把一切都与性别剥离开来。

文化女性主义希望人们能够更加重视那些被视作女性的气质,比如热爱生命、和谐、不嫉妒等。而在历史中,这些气质会因为被归类进女性气质中,而被人们轻视、无视,甚至遗忘。

在文化女性主义的理解中,战争的根本原因是,男人的善妒性。“男人”(请不要理解成性别上的男人)总是嫉妒他人,因为他人身上总有自己没有的东西。于是,男人永远不知满足,始终发散着侵略性。男人靠着毁灭与抢夺消除自己的嫉妒心,并在实现目标后陷入更深的虚无,因而愈发嫉妒。

那个100倍GDP的问题,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GDP是一个统计指数,战争是能使GDP增长最快的途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导弹更加优秀的商品,它价格昂贵,维护费用不菲,竟然还是一次性使用,并且需求不会减少。发动一次战争,GDP就能成倍增长。

文化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不是GDP,而是玄玄乎乎的幸福,一个无法被估量,甚至无法达至的目标。“女人”(again不要理解成性别上的女性)掌权之后GDP估计不会增长,但是幸福程度我想应该总比善妒的男人要好上个100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