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阅读了花鸟风月的《三重阴影叠加下的墙内语文教育——从语言学、文学、逻辑学三个角度下的分析》。花鸟风月对语文学科的混杂性分析很清晰，给了我许多启发。于是我从我个人视角出发，写下了这篇小短文。虽然不是什么严肃论文，没有列出citation，但除个人观点外的内容都有相应材料支撑。如果有疑问可在评论中提出。
中国语文教育真的是个非常大的话题，我想从教材说起，基于我的个人成长、教育经历，给大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观点。
1.教材究竟是什么？
在我能接触到的所有关于中国语文教材改革的论述文献中，不论作者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他们都把最早的教材追溯到清末洋务运动中官办学堂使用的教材。这些学者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的错误溯源，把教材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定义中：由统治中的政治组织批准并分发的，由学生使用，用于学习的印刷品。然而，教材最全面的，毫无偏见的定义应当是：在学校中，由学生使用，用于学习的印刷品。
任何人经过比较都能发现，在前者的定义中，学校是统治中的政治组织下属的一个机构，而教材也相应地成为了统治工具。
因此，（广义上的）中国最早的教材应该可以追溯到元、明期间某个私塾蒙学馆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本。至于为什么非得是“印刷品”不可，那就要牵涉到大众教育和帝王学哪个才能被冠予“教育”的争论了。
2.民国语文教材 民国语文教材里有四个重要的起点。一是文言文教学多为选文编排，也就是节选某位古代作家的作品，然后按照一定教学目标，安排顺序与比重。选文大多按照朝代进行编排，比如：第一册清文，第二层金元明文，第三册宋文，以此类推直至周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吴曾祺编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按年代分配选文比重，也就是说没那么多儒家经典了，给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视野。还有一类是按照文体编排，比如谢无量编的《国文教本评注》：第一编论著之属,第二编序录之属,第三编书牍之属… … 这一类编法更加侧重语用。
二是白话文和文言文在教材中的比重，成为了争论的对象。大多数人会把文白之争理解成一个黑格尔辩证法故事，老文言文遇到了年轻的对手白话文，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抖了个天昏地暗，最终在一片狼藉里走出来一个带点文言文又带点白话文的新语文。我的理解是，与其关注争论什么，不如关注争论本身。要知道，争论不是两方的活动，还有一个神秘第三人。文方和白方在报纸上吵个鸡飞狗跳不是为了让对方变成自己，而是为了让那个第三方变成自己。在教材这个小领域里，第三方就必然是学生了，也就是预备公民。如果争论缺失了，不一定是因为其中一方被捂住了嘴，更有可能的原因是，第三方不见了，或者说第三方已经没有价值了。
话题转回来，教材中白话文的部分模仿的对象是日本，内容大多为科学常识与政治常识普及文，也就是现今语文教材中格格不入的说明文的起源。我能找到的说明文进入语文教材分类系统的证据最早的有夏丏尊的《文章作法》（1920），“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小品文”五种分类法。（顺便说一下，语文作文教学改革了20多年了，到现在中小学作文教学依旧没有突破《文章作法》的范围。而高中的议论作文教学则用一种邪恶的方式达成“突破”——向新闻社论靠拢。）
在一个腐朽的系统中，要素一旦进入，时间一长，就很难被剔除。在学科细分化的当下，物理、生物、科学等学科足以传播现代科学知识，丧失了存在价值的说明文开始无边内卷。首先是理论高度结构化，即所谓的“说明文三要素”：说明对象、说明顺序、说明方法，以及其下的各类细分：时间顺序、空间顺序；举例子、列数字、打比方等等。说明文教学异化成“逻辑教学”，然后再变成一堆无价值的习题。整个说明文教学过程已经和“如何获取知识”毫无关系了。
我以前在出卷的时候，哦忘记说了，我曾经担任过三年的教辅机构语文教师。我以前在出卷的时候，挑选说明文往往令我头疼。许多新时代的科普文章放不进说明文的结构中。比如有一篇文章害的我和同事差点起争执，它讲述作者过去的“懊悔”情感。文章看上去很像说明文，也有一些科普的元素。但是文章的说明对象既不是事物也不是事理，而是个人的“懊悔”情感体验。这该怎么放入这个知识结构中呢？结构化的知识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有一小处被揭穿了，要用十个新谎言修补，这十个新谎言又要带来百个新漏洞。除非你对漏洞视而不见，你才能继续活在谎言中。我为了能让学生更好的理解说明文的知识结构，要修改文章内容的20％，才能让文章符合说明文的知识结构。很难说这不是一个对更大结构的寓言故事。
我说要把话题转回来，却又把话题转了出去。想必读者现在已经发现了吧，其实本文的作者是个喜欢生成式写作的“骗子”。他用章节标题和序数词让你们误以为这是一篇深度剖析的好文，等你们上钩了才自我揭露，这原来不过是东拉西扯的聊家常。不管如何… …
三是出现了教材（教育）目标的讨论。当时那个舆论场，就很乱，每个人都在观点输出自己的教育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有“境外势力背景”的教育理念逐渐吞并整合小家，在舆论场上形成了多方寡头。当时有广泛影响力的蔡元培把他们缝合在一起，成就了五育并举理论。五育指的是“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最终，五育并举被选择成为，注意是被选择成为主流教育理念。被蔡元培缝合的教育理论有中国特色古典教育、劣化华德福教育、杜威进步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等。后来五育并举被邓小平偷了，堕落成更加缝合的“德智体美劳”。虽然明面上讲邓的五育要大于蔡的，但是在教育工作中，蔡的五育逐渐成为了“深层理念”。
其它科目往往就负责一个“育”，可语文偏偏要“五育并举”。也难怪语文教材如此空洞又如此臃肿，一打开才发现，教育理论的缝线都崩开了，一个劲往学生脑子里涌，再仔细一看，缝合的都是断肢断腿，断头里面还没装脑子。真是缝合怪开大招——一地稀烂。
四是编审分离，也就是教材编辑和审核不是由一个组织完成。编写教材的工作由出版社或个人完成，需要依据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拟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来进行。编写成果送至教育行政部下的教材审定机构进行审查。各地有不同的教材审定机构，审查标准也不一，但通常有初审、复审和终审三个环节，还是比较严格的。
3.红区语文教材
我既不想说匪区，也不想说解放区，那就颜色革命一把，自创一个红区。
不管新老，红区的语文教材看一套就够了，即将迎来最盛期的胡乔木在1945年负责主编的语文教材《中等国文》。话说这名字怎么那么日式？
先前也有教材，但内容大多是鼓动性的抗日故事，如《出兵了》、《大哥当步兵》、《我是小八路》、《梦做飞机》，以及有关大小组织的政治科普文《工会的号召》、《农会的工作》、《青救会》、《妇联会》。这些文章大多脱离生活实际，也缺乏学习价值。
胡乔木主编的《中等国文》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识字》、《书法》、《接近群众》、《说服群众》、《外国记者与民兵谈话》、《记录》、《句读和句调》、《查路条》、《减租会开美了》、《书信》、《三湾改编》、《大青山的突围》、《契据》、《表格》、《新闻》、《黑板报》、《六个为什么》以上摘录自三年学制的《中等国文》第一册。不知诸位读后有何感想？
我的脑子里第一个跳出的想法是：怎么没有莎士比亚？
个人有个人的解读，我的感受是1.《中等国文》或许极大地影响了某些60-70岁人的用语习惯；2.《中等国文》把天平往“帝王（干部）学”的方向倾斜了。3.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应用文”。
因为我无法接触到这套书，我的第一册目录也是从孔夫子旧书网的实拍图上抄来的，在没有阅读过原文的情况下，我不敢乱下断言。所以本章接下来的内容，都是作者的胡言乱语，请读者自行跳过。
1.60-70岁的中国红色老男人们恐怕是全世界demographically最有权势的一组人了，如果能够猜测他们的想法和愿望，将会带来各层面的极大价值。研究《中等国文》，他们青春期所用的教材，或许能帮助我们一窥红老男的内心世界。无论如何，也比听床学要更有盼头。
2.从《接近群众》、《说服群众》、《外国记者与民兵谈话》等部分教材课文侧面可知，红区中学语文教材的作用是培养预备干部。干部管群众，群众被干部管。The End.
3.应用文是胡乔木在原本的五个分类中新加入的一类文体。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一项创新，让语文成为了生活的工具。但请注意，借条、契据这一类民间法律语言只是小部分，在应用文中占最大比率的还是批复、请示、报告、决议等行政应用文。它们的作用是在复杂的等级制度中，明确责任。就像你在劳动仲裁时用邮件做证据，是为了展示发信人、收信人，以及两者的责任关系。同样，需要清洗的时候，这些应用文就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了。小时候学应用文的我，可想不到还有这样一层关系。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我搜索得到的乔小华《晋察冀《初中国文》编写特色研究》2020 一文中的记载，乔木华版教材之前的一个版本中文言文的选片如下：第三册《苛政猛于虎》、《临江之麋》、《黔之驴》；第四册《邹忌讽齐王纳谏》、《晏子使楚》；第五册《覈辩篇》、《西门豹改革恶风》、《卖柑者言》、《捕蛇者说》；第六册《寓言六则》《曹刿论战》《赤壁之战》《鸿门宴》《冯谖客孟尝君》。
这几篇选文也真够有意思的。有阴阳怪气国民党的《临江之麋》、《黔之驴》；有描述无产阶级苦透苦透的《卖柑者言》、《捕蛇者说》、《苛政猛于虎》；有为革命正名的《西门豹改革恶风》、《冯谖客孟尝君》，甚至有唯物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覈辩篇》。至于三国演义怕不是某人的兴趣爱好。倒是怪在第四册的两篇上了，难道没想过自己会是那个烂橘子、丑丈夫？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除了难度过高的《覈辩篇》，以上所有选篇都保留到了今天的语文课本中。
4.新中国语文教材
新中国时期语文教材没看过，说不上来什么。我只知道没什么文学作品的叶圣陶做了语文的版本之子，凭借自己浅薄的认识，成天瞎改人家的文章收录进教材。已经死了的作家倒还好，两眼已闭不问世事。没死的作家为了保命还要寄信给他登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扬他改得多好。
更加荒唐的还有这一时期的教育理念，一会儿要求传达思想政治教育，一会儿要求恢复工具性，总结一句话就是跟着总书记一起摇摆。看不过去了的胡乔木在1951年，提出并推动过汉语与文学分科的设想，计划持续到56年，教育部正式发出通知，秋季学期起，语文分汉语与文学两科授课，并使用各自独立的教材。结果就过了三年，57-58反右又给动摇回去了。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语文教师在解析课文时使用的教学方法，来自于1953年前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对北京女六中的一堂观摩教学课《红领巾》的评议。我的猜想是，人家普希金来听你们上示范课，一篇课文上了四个小时，坐到脱肛了还没结束，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你们中国老师上课怎么就像老男人上餐桌，叨叨叨，叨叨叨，就顾着自己输出。学习的主体不应该是学生吗？怎么不给学生一点学习的机会？
语文教育的万恶之源北师大中文系听了苏联专家的建议之后，完全没抓住要点，回去瞎鼓捣重新设计了《红领巾》这节课，估计像现在的示范课一样，还和班级学生来回排练了好几遍。三天后给专家演了一场好戏。人普希金想，得了吧，我就是过来出个任务，谁都不想得罪。于是给出了国际友人常用的高度赞扬。
专家飞回去后，北师大中文系开始总结经验，搞了一个“红领巾教学法”，其步骤如下：①解题，介绍作者和时代背景；②初读(或范读)课文，讲解生字词；③分析课文，即教师串讲；④总结中心思想；⑤总结写作特点；⑥课堂练习或布置作业。请问北师大中文系你们脑子正常吗？你们耳朵正常吗？普希金好歹也是给了一个关键且前瞻性的建议，你们一周内迅速劣化成列宁的“宇宙真理公式”。专家让你们想办法让学生自己主动学习，把课堂变成共同参与的活动。你们让学生站起来读几段课文，就宣布实现了学生主体性。
那以后，红领巾教学法就在全中国传播。各地学校纷纷组织“红领巾”研讨班，学习专家精神。教学过程中的各种生搬硬套，实践中的处处碰壁，让老师怒火中烧，让学生习得性无助。一次荒诞的精神洗礼缓缓插入。时至今日，98%的语文课堂依旧沿袭红领巾教学法。
说好要讲教材的，又扯出去了。我在网上找到一篇将新中国时期教材变化的文章（李鹿，语文教材的历史更迭，文史参考，2010，第二十期），和大家分享一下。至于下篇，因为涉及文革，没找到。
5.文革时期语文教材
不知道，应该都是些革命作品，斗争作品吧。
6.78之后语文教材
不清楚，应该没比文革好到哪里去吧。
7.素质教育时期语文教材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开启了语文教材的素质教育时代。
我就是素质教育的实验品。我还依稀记得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学校的不同班级使用了两个版本的语文教材，分别是H版和S版。仅仅过了一年，教材又更迭，所有班级全部使用另一个新的版本。中学里，我又见过“苏教版”语文书，那里面的插图质量让我舍不得乱图画。多版本教材共用的现象出自1986年的一项隐秘政策，让教材的编制工作又回到了民国时期的编审分离。教材由各地区教研单位和其他组织个人编写，送至“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进行审定。上海使用的三个版本教材就是地方教育改革实验自编教材的产物。（这样的实验不符合伦理）
在全国范围内，多版本教材共用现象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初级中学语文教材为例，在我上小学三年级，也就是2005年时共有四种语文教材，最常见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991年第三次修订课本，又称必修课本，是在78年语文教材的基础上做出的最后一次修订。顺便说一下，91年的修订加入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一文。第二种是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初中语文(试用课本)，是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推出的新教材，分有“五四制”和“六三制”，就是在英语科目里有韩梅梅和李雷的教材，你们80后的“美好回忆”。第三种是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教材，特点是封面及内页插图大多是国画。最后一种是2003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教材。插图很丑陋，被我狂画。
所有全国统一中学语文教材都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里面的人怪神秘的，怎么都找不到名字。我狠下心来上internet archive上翻了300多页历史页面，终于揭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王本华，女，1989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语言学硕士。顾之川，男， 1988年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毕业。温立三，男，95年硕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刘真福，男，1987年北京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熊江平，男，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至于找出负责01年教材的编辑者们到底有什么用途，我自己也暂且蒙在鼓里。各位读者，你觉得他们五人中谁最可疑？
当然每个人都很可疑。可疑程度按照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温立三，95年毕业这么快就加入党的重要工作中了，怕不是新领导安插的，查！熊江平，81年毕业，怕不是工农兵推荐的吧，查！顾之川，四川的怎么上北京来臭要饭，查！王本华，唯一一个tokenism女性，怕不是爱师安插的吧，查！刘真福，编辑室里唯一一个“凡人”，于是乎愈发可疑起来，查！有点累，我就不查了。倘若读者感兴趣，自行决定开盒与否。
后来中学语文编辑室里的重要人物都被低能儿温儒敏在接受采访时抖漏出来《温儒敏：我与人教社的三度合作》（https://www.sohu.com/a/432566659_243614）
顺便一提我比较感兴趣的人叫尤炜，是现任中语编辑室新生代政治领导（主任编辑），年龄非常之小。我稍稍背调了一下，02年硕士毕业自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论文名称叫做《诠释学视角中的早期《诗经》研究史——以《毛诗》为中心》，毕业直到08年一直在教育系统中做边缘打杂工作，之后在北京市第八人民中学任中学语文教师。2014年突然坐上升职器，直接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新教材编写工作，没过几年就成为一把手。这种新皇帝喜欢让边缘人上位的故事，想必大家也已看了不少。
编审分离不是语文教材唯一的“崇古”变化，在编写目标上，陶冶情操再一次成为五育中的最受偏爱的那一个。在教材内容上体现为美文的大量再入，以及“日式美文”、“基督美文”、“仿泰戈尔生命美文”的局部渗入。
85年起，美学研究逐渐成为显学，教育领域也顺势刮起了美育的风潮。从最初1985年313篇论文到2004年1099篇论文，美育成为了素质教育改革关注的焦点。不少地区教材，比如苏教版，在编写伊始就像美育放在编写目标中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在中国，但凡有点好东西，不到三秒就开始发烂！！发臭！！在发掘美育的“升职器”价值后江苏教育考试院迅速组织教研团队，引领全长三角地区，用一轮又一轮的教研会、学习小组、模范课堂折磨教师和学生。从此语言美、形象美、情感美、意境美、思想寓意美和结构美成为不少教师在课堂上切入课文的手段。就和红领巾教学法一样，很快美育教学就成了某种模式和套路，被固化成ABCD授课模式。就和说明文一样，美育一旦进入就再也踢不出去了，中学时代的我受了好一段时间“有人说本文很美，请你赏析一下”的痛苦。（长三角地区限定）
在教材内容上，最能代表素质教育研究成果的人教03版相比93版、87版、92版，大幅度消减了毛泽东和鲁迅作品数量。顺便一提，鲁迅的《社戏》、《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孔乙己》是跨版本的meta。杨朔在三年大吃饱里写的《蜜汁荔》、《雪浪花》等全部去除。老舍的《小麻雀》、《在烈日和暴雨下》这类劳动人民苦透苦透文全部删除，保留一篇民国岁静美文《济南的冬天》。叶圣陶苦透路透文删了，阴阳怪气可两面解读的童话删了，留了一篇新中国说明美文《苏州园林》。外国中短篇小说翻译家茅盾的作品全给删了。巍魏的全给删了，留下一篇感人美文《我的老师》。今年，没错2021年《谁是最可爱的人》又回到初中语文教材中。老农民文学家赵树理删光了，porque？怎么这么喜欢删农民？南宋文学家郭沫若删光了。乱七八糟的延安作家和找人代笔的各种将军全部删掉。朱自清美文《荷塘月色》、《春》、《背影》保留。冰心作品再加入，又一个tokenism女作家。巴金、艾青抒情美诗再加入。
老面孔在03版逐渐变少，新面孔们倒是等不及加入了。史铁生《秋天的怀念》、宗璞《紫藤萝瀑布》、席慕容《贝壳》、王家新《在山的那边》、朱长超《月亮上的足迹》、金波《盲孩子和他的影子》、林海音《爸爸的花儿落了》、端木蕻良《土地的誓言》、丰子恺《竹影》、吴冠中《桥之美》、沈从文《云南的歌会》、汪曾祺《端午的鸭蛋》… …这些选文的主旨大多围绕美育展开：自然的美、文化的美、生命的美、情感的美、建筑的美、历史的美。
文言诗词上的选篇也延续了一致的路径，减少苦透苦透文数量，减少“小朋友要好好学习”的儒家道德教化，删除个人喜好的四大名著，（顺带一提，四大名著的说法是在人民出版社1952年一同出版了这四本书之后，逐渐传播开来的）加入了 “亭记”、“台记”、“潭记”这类国内游日记，大量引入陶渊明，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还加入了不少爱“国”诗。
8.后素质教育时期语文教材 后素质教育时代究竟从何时开启的，有待考究。当然，历史事件从来都不是由一个确定的时间点开始发生。不然岂不是很滑稽？
“哎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了。”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晚上19：05发生的啊。”
后素质教育的转向时间段应该是2012-2014，或许更早，2008-2014。主要的变化的内容是狸猫换太子，素质教育的理论核心——美育，被偷换成了传统文化教育。于此同时发生的是，中文系对语文学科的话语权渐渐转移给了新闻系和马院。以前的语文最终解释依据，是文学作品。当你不知道这个词语有没有使用正确，专家会告诉你之前某位作家是如何使用这个词语的。现在，专家会告诉你人民日报上是如何使用这个词语的。
关于最新编审合一的部编版教材，后又称、又称、又称人教版教材，我在本文中就不做分析了。一是因为恶心人的内容过多，对我的身心健康有害；二是因为第三方不在场，我已经不是语文教师了。
17年左右，我拿到部编版的六年级下学期语文教师用书时，打开目录，扫到一篇我最爱的文章，是鲁迅的《好的故事》。我生气且难过。我又想到了我喜爱的学生们，在学习它的课堂上，会有多少不解与挫败，会多讨厌我最爱的文章，我就只剩下难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