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好久才发现是说新中国联邦，这个论坛直接说就好啦！( ^ω^ )

二舅最后不也是进了城？

民進黨有個最大的隊友就是中共，等到習包子到時候在二十大發言再去扯什麼九二共識就是兩岸共謀統一、一國兩制統一中國巴拉巴拉。馬上又能撿到槍了。說不定國民黨真的只能輸到只剩金馬了。

up主作为一个外甥来消费二舅的苦难已经很恶心了，官方来推再结合官员那层出不穷的破事，只会让我觉得官方继续想让底层接受并习惯苦难来满足他们的欲望。

@谦抑 #187859 这些人怎么会抓呢？他们就是另一种五毛，把翻墙的人恶心走，是他们的目的。至于民间真正性欲过强去翻墙放黄色内容的，是绝对会抓的，我晚间新闻报道过。

我感觉南京寺庙这个事件中共很早就想弄了，故意拖到这个时候

你说的都对

这个还不错，比以前的笑话有进步

《二舅》作为一支“鸡汤”影片，在下并没有多少感触——或许是由于在下过去所接触的更多是暴漫的那些毒鸡汤。 坦率地讲，在下并不能理解，为什么对于一篇显然的《鸡汤文》，网路上会有如此热烈的争议和讨论。以在下愚见，本身鸡汤就不应该被当真，何况在这个年头。 《二舅》之奇怪之处，在下看来，是它摹仿着《活着》，但却忘却了《活着》里很重要的一点：叙事的人称。 《二舅》中，始终不过是“我”的YY——或者文雅点讲，“我”的看法。也即，这一切都与二舅这个角色无关。但《活着》不同。记得在序言里，余华就专门提到过他用富贵的视角来写便顺畅多了这件事。何哉？因为他人并不能，实际上也不知道富贵真实的想法。在下觉得，《活着》的魅力就在于此：一个老人的回忆…它本身并不包含多少倾向性。 但鸡汤必然包含着明确的，所谓“励志”的倾向性。这也就是《二舅》引起争议的原因吧…… 鸡汤自然要以个人之“奋斗”为成功之原因，但恐怕现实里，如今，个人之努力以多少用处呢？在下觉得是很渺茫的。 不妨于此插一句题外话，例如房子，在下并不觉得在下能凭借努力买到一套。但是在拆迁政策之下，在下作为一个或许称得上的“城里人”，却可以透过它获得三套房产——这恐怕，才是生活吧。 记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作者认为贫富不均是因为财产本身不均所导致的——劳动的收入差异并不巨大。在中国如今的体制下，这点不是很明显么？ 如果体制不发生改变，那么一切都将是渺茫的。但似乎依旧有人相信，只要奋斗努力，便会有着光明的未来——各位信么？反正在下是难以接受的。 似乎写着写着就偏题了Orz 于杨毛山作。（P.S.还有人记得杨卫泽的吧？）

团体项目拉垮？女排不牛逼？

个人项目弄得好？彭帅的网球水平如何啊？

集权制。再碰到一个低能独裁者，就是这个下场

个人能力和组织能力不是一个概念

组织能力涉及组织结构，组织运行机制，组织文化等等，

漏洞百出的政策是组织的输出，与发布这个政策的个人能力无关，个人只是个喇叭而已

中国体育，个人项目弄得好，团体项目拉跨的原因，底层也是这个

@dellalove #191426 发明要有共同利益基础。

公平来说 你姨有个观点说得对，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是发明出来的，汉族 中华民族是，美利坚民族也是，民族本来就是想象中的共同体。

华盛顿 — 由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出版的英文学术期刊《科学》星期二（7月26日）刊登两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的论文，两篇论文都认为最初发现新冠病毒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就是疫情爆发的原点，而且病毒就是在这里从动物传播到人类身上。

两篇论文发表之际，武汉市江夏区因为发现四例无症状感染者，又下令实施一系列严厉的管控措施，要求将近100万居民足不出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动态清零”。

围绕着病毒的起源究竟是自然生成，然后由动物传播到人类，还是由实验室泄露而导致，不仅是新冠溯源中的一大争论，而且厘清这一事实对避免未来的疫情发生和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刊登的第一篇新冠溯源论文分析了2019年12月，也就是疫情爆发头一个月病例分布的地理特征，结果发现，最初的病例全部密集地围绕在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周边地区。

《科学》刊登的第二篇新冠溯源论文查验、分析了最初病例的基因数据，并以此研究病毒的早期演变。该论文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新冠病毒在2019年11月前不可能在人群中有过广泛的传播。

两篇论文都曾以“预印本”的方式传阅，后来经过并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由享誉国际的《科学》期刊正式刊登。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学者麦克∙沃罗比（Michael Worobey）是这两篇论文的共同作者。他过去曾在一封信函中呼吁科学界对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持开放的态度。

但是沃罗比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最新的研究成果触动了他，“让他也认为病毒除了源自于武汉市场野生动物交易外不大可能以其他方式出现”。

尽管此前的调查也曾聚焦野生动物市场，研究人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确定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是疫情爆发的起点，而不是疫情的扩散之地。这也要求在武汉进行社区一级的研究，以确定病毒“人畜共通”，而且的确由动物传播给人类。

不过论文的另一位共同作者、加州拉荷亚斯克里普斯研究中心免疫学及微生物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on）表示，“我们是否驳倒了实验室泄露论？不，我们没有。我们能够知道吗？没办法。”

作为新冠疫情的发源地，而且也是因为疫情而第一个被封控的城市，武汉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新冠疫情的侵扰。武汉市江夏区政府星期三宣布，由于出现四例无症状感染者，全区将实施为期三天的“临时管控措施”。

管控措施实施后，全区将近100万人口将被要求禁足在家。全区娱乐场所，包括酒吧、电影院和网吧；小型诊所和农贸市场全部关闭。餐厅堂食和大型集会也都暂停。教堂关闭，宗教活动暂停，连补习班和观光景点也停止运营。

为了鼓励民众居家避疫，包括公交车和地铁在内的所有公共交通也都停驶。

当局表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减少人员流动，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动态清零”。 https://www.voachinese.com/a/new-studies-point-to-wuhan-market-as-source-of-covid-19-pandemic-072722/6675930.html

就算有背景，但也要有一定的水平。如何解释政策漏洞百出，贻笑大方？

不值一壇，再唱好的來！

@rosamorena #191374 笑死我了，现代化之前就没有政治，人就不用吃饭是吧？

任何时候的军事政权，屠杀外族，强调森严阶级制度都是属于右派政权，孔老二和嬴大大当然也是保守右派的代表了。

@钟明 #191416 如果是我大概會把 Inner circle 翻成 「親密的小圈子」。不一定更好。我在中國出生長大，愛用繁體中文因為從小被逼練書法臨帖久了覺得繁體較好看的緣故。竊以為，中共的黨八股、大字報體、文革體、大外宣體乃至換湯不換藥的法輪功體等對繁體簡體中文圈影響極壞，在這種文章中沒有傳統中國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悲天憫人的情懷，一昧打打殺殺視人命如草芥。文字對讀者潛移默化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從小浸泡在簡體中文圈（中國和新加坡）的人更需要脫離舒適圈回歸樸實文雅的中文。

@rosamorena #191375 这位乏走狗也可以把20世纪所有的发明全砸了，回到19世纪的伦敦和曼彻斯特，那里没有共产党，只有7岁开始干活挖煤的童工。但是没有共产党的话，资本家也不会花钱养你这样的走狗，你也只能饿死街头了。

马啸，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地方化博弈除了帮助我们理解高铁的投资建设逻辑之外，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的政策，比如地铁、港口等基础交通设施，大型的工业项目、行政区划变革、经济特区的设置等等。

大家下午好，我叫马啸，是一名政治学者，我的研究关心政治是如何影响经济的。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过去几年我做的关于中国高铁的研究。

2004年初，国务院公布了中长期铁路规划，开启了中国高铁的建设。在之后的十几年内，高铁线路迅速遍及了中国除了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

到去年年底，中国高铁的通车里程已经达到了4万公里，这个数字是除了中国以外，所有国家高铁通车里程之和的两倍。可以说中国高铁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为什么有的地方更早建高铁、有更多高铁站？

但是在中国高铁发展的过程中，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空间差异。

下边这张图是各个省份每百万人拥有的高铁车站数量。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 各省每百万人高铁车站数（数据截止2020年初）这种差异在城市层面更加明显。这张图显示的是不同城市拥有的高铁车站数量，颜色越深代表数量越多。可以看到，并不是人口越多或者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更多的高铁站。

▲ 分城市高铁车站数（数据截止2020年初）在空间之外还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这里我想讲一个盐城的故事。2019年11月5号，盐城市委机关报《盐阜大众报》上刊载了徐淮盐铁路背后的故事。

「无中生有」——盐城高铁故事

2008年时，江苏省政府公布了徐州至淮安的徐淮高铁建设规划，江苏北部的人口和经济重镇盐城被排除在外。

这个消息在盐城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盐城市的主要领导立即行动起来，来到省会南京和首都北京，向有关部门争取将这条高铁延伸至盐城。根据这篇新闻报道，盐城当时用于向上级汇报的材料堆得像小山一样。

经过了三年的努力，2011年时江苏省政府原则同意将徐淮铁路延伸至盐城。但盐城人民还没有来得及庆祝就得知，这一段延伸段的设计时速只有160公里/小时，远远低于高铁的运行时速。

▲ 徐淮盐铁路示意图2011年时盐城的领导相比2008年已经换了一批，但这些新领导再次行动起来。2013年，淮安至盐城段铁路的设计时速被提升到了200公里。但是盐城没有放弃，继续争取，到了2015年徐淮盐铁路正式开工建设时，淮安至盐城段的设计时速被提升到250公里/小时。

2019年12月徐淮盐铁路正式建成通车，这时距离这条铁路规划最初提出已经过去了整整11年。而在盐城以南300公里的地方，上海到杭州的沪杭城际高铁，从规划提出到建成通车仅仅用了20个月，我们可以看到存在巨大的时间上的差异。

其实在过去18年中国高铁建设的大潮之中，盐城的故事仅仅是冰山一角，类似的故事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也有所耳闻，中国的媒体还将这种现象称为“高铁争夺战”。

分配稀缺品——政治学的铁路研究

我在研究中尝试去理解，高铁建设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很多观众可能会说，这不应该是工程师研究的问题吗，为什么一个政治学者要去研究高铁？

的确，在高铁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有很多技术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高铁沿线的地质和地形、高铁的转弯半径、铁轨的间距、建成后的预期客流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高铁的运行安全和未来的经济收益，同样也会影响高铁的走向。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在中国高铁是一个由政府投资的公共项目，政治学就是研究那些稀缺的公共资源是如何被分配的。

1930年代知名的政治学者拉斯维尔曾经对什么是政治给出过一个定义，他说政治就是一个什么人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得什么的问题。所以有很多政治学者都在研究公共品，例如道路、电力、水利是如何被分配的。

其实在世界各国，我们都能够看到政治家或者决策者利用政治影响力，扭曲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技术规划的情况。在这里我想举一个日本的例子。

这张图上是日本东北部岩手县的一条铁路，名字叫大船渡线。它经过了两个重要的人口中心，就是用蓝点表示的陆中门崎和千厩。

在1920年代这条铁路规划建设的时候，本来可以从西向东走直线，但是当时岩手县正好有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众议员，他为了在岩手县北面的老家争取更多的选票，通过施加政治影响使这条铁路硬是向北拐了一个弯，形成了这种非常罕见的倒U形走势。

这种情况在日本各地很常见，以至于在日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语叫“我田引铁”，也就是把铁路引到我的票田里来。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从政治家出于获得政治支持的角度解释基础设施分配的逻辑。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背景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区别，那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会遵循着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

中国高铁是如何被分配的？

在过去几年里，通过访谈大量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以及追踪高铁建设的案例，我发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逻辑，我把它称作“地方化博弈”。

地方化博弈指的是地方政府部门为了本地区的利益，利用体制内外的各种渠道向上级争取政策资源的行为。这里用“地方化”作为修饰有两层含义，首先争取的目标是本地区的利益，同时争取的形式也非常多样，各地各显神通，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地方政府为什么要争高铁？

很多观众可能会问，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向上争取政策资源？这里有若干个因素。

首先对于地方政府的领导来说，他们和大家在公司里工作一样，也有KPI考核的压力，一些重要的KPI包括招商引资量、地方的经济增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等。他们在这些考核中表现如何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所以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去获得这些能够提升他的KPI的大项目。

当然并不是所有领导都想晋升，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或其他原因已经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打算了，但即便如此，领导下面的地方部门也会推动着他去争取这些项目。

当一个地方争取到了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获得投资以后，那些与建设有关的部门能够获得更多的预算和编制，能够招更多的人，他们的收入也会有所改善，因此这些部门会非常积极地推动领导去争取项目。地方政府领导的日程永远是他的下属来安排的，他们会替领导写好各种报告，甚至帮他订好去北京的机票。

在体制内的压力之外，还有来自民意的压力。因为高铁是一种非常便捷的出行方式，民众也会期望本地能拥有高铁，他们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渠道表达这种诉求给地方政府形成一种压力。

我在访谈中和地方官员提到这三种因素后，有些官员非常不屑，说这都是你们研究人员想象出来的，觉得我们总是被某些压力推着走。有官员说，我其实就是想为地方做一些事，如果争取到高铁这样一个大项目，会让我很有成就感。我把这称为个人的使命感，这种内在的动力对博弈行为也很重要。

是什么为高铁争夺战创造了可能？

地方化博弈得以产生还有更广阔的宏观制度背景。在中国，一个地方的发展并不是自己说了算，很多时候需要获得中央政府的同意。中央掌握了很多地方发展需要的政策资源，比如像高铁这样一个横跨多个辖区的项目，地方想要建设必须要得到中央的审批。另外一些项目虽然只在一个地方境内，但是因为它的投资额特别巨大，或者影响特别大，同样需要得到中央的批准。还有一些项目，地方甚至还希望得到来自中央的财政补贴。

虽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地方却很难通过正式的渠道影响中央的具体政策。

中国很多重要的经济社会政策主要是在每周一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制定的，这些会议的参与者是国务院的各个部委，地方政府并不列席。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并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渠道，能够将政策需求传达给政策制定者，所以他们经常需要通过其他手段来向上传递自己的诉求。

另外，在参与制定基础设施政策的中央政府部门内，存在着比较分散的决策权威，这为地方政府的向上博弈提供了可能。这里我想用高铁审批的环节作为例子说明。

当一个地方想建一条高铁线路时，首先需要将这条倡议的铁路纳入到国家的中长期铁路规划中，这需要得到国家发改委 、国铁集团也就是之前的铁道部和交通部的审批同意。

在被纳入到中长期铁路规划之后，地方还需要提交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初步设计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可行性研究报告，需要得到国家发改委、交通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的一致同意，只要有一个部门表达了不同意见，这个项目就很有可能被延迟，甚至胎死腹中。

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条干线铁路京哈高铁，北京至哈尔滨的高铁。北京至沈阳的这一段在规划过程中，因为沿线居民对铁路通车后的噪音污染存有疑虑，生态环境部多次否决了由地方提出的建设规划，导致这一段的建设被延迟了整整5年之久。

还有一个例子是沪杭磁悬浮。2006年国家发改委通过了沪杭磁悬浮的项目建议书，但是不久之后，当时的铁道部放弃了磁悬浮技术，转而采用我们现在使用的轮轨高铁技术，因此沪杭磁悬浮从未被实际建设。但是和沪杭磁悬浮同时获批的上海虹桥站，至今仍然为这一条不存在的铁路预留了线位。

全国各地怎样争夺高铁？

地方化博弈其实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大部分博弈行为都发生在闭门会议中，只有极少数会偶尔见诸媒体，被我们捕捉到蛛丝马迹。

「伸入北京的手」

驻京办居间协调

我在研究中通过和大量官员的访谈发现，各地的驻京办在博弈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大家如果去过北京的话，在地图上可能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大楼，它们都是以各省的名字命名的，比如浙江大厦、内蒙古大厦、辽宁大厦、安徽大厦等等，这些大厦很可能就是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所在地。

驻京办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将地方对不同项目和政策的需求，写成文件材料报送给相关部门，同时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这些报告可不是一般的报告，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条铁路的环境评估报告，仅仅是评估一条铁路的环境影响就写了928页。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铁路只是中国众多社会经济政策中的一项政策，同时中国又有30多个省，330个地级市，2800多个县，每天不同地方围绕不同的需求会向中央报送大量的文件，而部委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都是极其有限的，大部分的材料最后都石沉大海。

当然地方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使自己的诉求得到重视，很多地方领导会亲自来到北京拜会相关的部门。前几年有新闻报道说国家发改委门口的一些餐馆特别火爆，一席难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菜做得有多好吃，而是因为承接了大量的这种会面需求。

在这些会面中，地方会和中央部门进行博弈，除了传达自己的需求之外，可能还会做一些利益交换，比如主动提出承担更多的开支，或者在另外一些与这个部门有关的项目中做出更大的让步。

「一句顶一万句」

发动社会关系

有些地方还会动用社会资源，在中国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就是人际关系。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国家建立了非常完善的中央和地方干部交换任职的制度，很多原先在中央部委工作的干部来到地方，成为了地方领导，这些干部对于地方来说就是争取资源的非常宝贵的财富。

没有这种条件的地方会利用一些社会名人的影响力来帮助地方发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是地方在世的老革命。我在这里想给大家举一个兰州到重庆的兰渝铁路的例子，这条铁路虽然不是高铁，但是背后的逻辑其实是相似的。

1994年时，兰渝铁路沿线的9个地级市 25个县联名向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发改委写了一封信，申请建设一条铁路。但是和大量类似的申请书一样，这封信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1998年，这些地方再次写了一份申请书，不同的是，这份申请书上有当时还在世的出身于沿线各地的105位老红军的签字，其中还有几位是开国将军。这封信被送到了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案头，很快就获得了批示，这条铁路的建设规划也被迅速提上了日程。

兰渝铁路并非孤例，在同一时间建设的京九铁路沿线也存在很多类似的情况，比如河南信阳、江西兴国等等。

从这些案例中得到启发，我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季程远教授一起收集了全国1800多个县的相关数据，进行了一个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如果一个县还有在世的老革命，那这个县相比同一个地级市内和它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县，更有可能获得高铁审批。

当然除了老革命之外，地方还会利用一些其他的社会资源。我读到过报道，湖南的有关部门曾经找到“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利用他的影响力为怀化下属的一个镇争取到了高铁站。

怎样才能赢得高铁博弈？

地方在博弈过程中经常各显神通，运用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尝试影响上级的决策，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获得了成功，而有些地方没有，是什么影响了博弈的结果？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的任务主要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尝试总结出一些简单抽象的规律，我发现那些获得成功的地方往往具有两个特点。

「官大一级压死人」

职级高配城市胜出

第一个特点是它往往在制度内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我们怎么去测量一个地方的话语权呢，我想到了中国政治中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叫作职级高配。

什么是职级高配？就像这张图显示的一样，如果一个地方的领导同时还兼任上一级政府部门的领导，我们就把它称作职级高配。

比如苏州市委书记除了是苏州市的领导之外，同时还兼任了江苏省的省委常委，是江苏省的领导。这种现象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中广泛存在。

为什么职级高配能够为地方向上博弈带来优势呢？首先的一个机制是议程设置优势。我在这里举一个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例子。

杭州湾上面有两座跨海大桥，分别是东边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和西侧的绍嘉跨海大桥。

1990年代，当浙江省讨论哪一座大桥先上马的时候，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宁波和绍兴两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由于宁波市的领导还兼任了浙江省的领导职务，最终浙江省政府在向上提交申请时决定先上马东线项目。

如果地方直接和中央打交道的话，职级高配还能给地方带来一些信息上的优势。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的运转就像是一台非常精密的仪器，两个部门打交道时一般会严格遵循职级对等的原则。

当一个普通地级市的领导来到中央拜访时，中央部门只需要派出一个和他级别相似的厅级干部接待，但是当一个市的领导同时兼任省领导时，中央部门就需要派出一个部级领导来接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后者更容易将自己的诉求转达给那些决策者。

我也对此进行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在全国范围内，假设两个地方的经济、人口、财政收入都一致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地方是职级高配的城市，那这个城市获批更多高铁站的概率也就更高。

「默许的抗争」

借助民众传达诉求

在制度内的话语权之外，另外一类能够有效地为自己争取到政策资源的是那些发挥了制度外影响力的地方。

在向上博弈的过程中，不同的地方都会说本地民众非常需要高铁，但是怎么去证明这一点呢？我发现地方政府会采取一种我所称作“默许的抗争”的策略。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2015年达渝铁路规划的案例。

达渝铁路是连接四川达州和重庆的一条铁路，在这条铁路规划方案公布之前，有两种方案被广泛地争论。一个是蓝色线所显示的西线方案，它会经过渠县和广安市，另外一个是经过大竹和邻水县的红色线方案。

2015年5月，四川省政府公布的规划路线选择了蓝色的西线方案，迅速地在东线的大竹和邻水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应。两地的民众举办了一场“保路运动”，走上街头表达对这一方案的不满。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非常多，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个活动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是经过精心组织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人穿着统一的服装，还制作了横幅，但是当地政府却对此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对中国政治有了解的观众应该知道，这是相当不寻常的事。

甚至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就有人在当地的论坛和贴吧里宣传和组织，但是当地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为什么当地政府会对这些事件给予罕见的容忍呢？我认为，这些活动其实是向上级的政策制定者，释放出了当地需要铁路的非常真实而且昂贵的信号。相比连篇累牍地写报告，这种情绪的展示其实是地方铁路需求的最真实的体现。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四川省政府就宣布会暂缓这条铁路的建设，重新考虑铁路的走向，两地人民的诉求表达看来是获得了一点效果。

在过去的10多年里，类似的群众围绕高铁的诉求表达活动在各地都有发生，比如左边的这张图上是河南新野的类似事件，右边是湖北荆州。

在这些案例之外，我为了证明这种策略的确能够对官员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我利用我工作的单位的一些便利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经常会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来到北京大学，进行短期或者长期的培训，我趁他们培训的时候发放了一些问卷。

在问卷中，我模拟了他们在受到下级要求，希望能够分配到更多资源的情境。我发现当下级的争取同时还伴随着较强的民众呼声的时候，被随机分入这一组的官员会更容易做出让步，给他们这些政策资源。

这就像我在大学里上课，一门课会有两三百名学生，到学期末我最多能记住大概20个同学的名字。他们大概包括两类，一类是课代表或者班委，他们因为职务的关系经常需要和老师交流。

另外一类是那些学习成绩不突出也并没有担任任何特殊职位，但是做出了特别的事或者在课上有一些奇怪发言的学生，他们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起博弈，一起受益

地方化博弈除了帮助我们理解高铁的投资建设逻辑之外，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政策资源的分配，比如地铁、港口等基础交通设施，以及大型的工业项目、行政区划变革、经济特区的设置等等。

在地方化的博弈中，地方政府虽然只是为本地争取利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幅员非常辽阔，各地发展差异非常巨大的国家，中央政府要想制定出合理合适、贴近实际的政策，需要对地方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而收集这些信息并不容易。

地方政府在博弈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向中央输送了很多信息，包括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于不同类型政策的需求以及需求的强度等。我认为，这也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稳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

谢谢大家。

习习弗斯：

习习弗斯生前是赵国的国王。当他的任期即将来临之时，他将宪法之神绑架，然后继续进行无限连任的统治。后来宪法之神被德先生解救出来，习习弗斯被打入毛泽东大厦。

在进入毛泽东大厦前，习习弗斯对妻子说不要给冥王蛤德斯送红衣男孩献祭。在毛泽东大厦里，蛤德斯迟迟等不来祭祀的红衣男孩，便叫习习弗斯回人间敦促妻子进行献祭。结果习习弗斯回到赵国便一去不复返，随后被毛泽东大厦的哨兵抓了回来。

习习弗斯被流放到梁家河旁边，每天扛着两百斤的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一到山顶，麦子便滚回山脚下。习习弗斯只能如此重复着这种一次又一次的“内循环”。

坦塔洛斯：

坦塔洛斯本是众神之一，但他为了考验众神的态度，将长安街的年轻人用坦克碾成肉饼分享给众神吃，以此考验他们是否会“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坦塔洛斯同样被打入毛泽东大厦，他被泡在大海里，头上长着稻谷。当他肚子饿了想吃稻谷时，就会飞到稻子上而吃不得；当他口渴想喝水时，水就会褪去，让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总结：

习习弗斯和坦塔洛斯的故事告诉我们：头上三尺有神明，不要干独裁这种事情，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啊今后拉清单。

受到诱惑并沉溺其中的人类在几代人之后自然消失。

或者也可以说是被快感选择淘汰了。

元宇宙不就是嘛？

集权制加独裁，一个人的意志决定一切。况且考公难是对没有背景的人而言，有背景的想进体制并不难

姐 看起来真香 适合健身后吃

你們不會過來的 相信我😂 大概率會在這週末通話時解決

@Nemo #191403 目光锐利，赞一个！

我在选择“跳”这个字时，意识到这是中共专用词。但考虑到大陆出来的人，多数写作中仍然习惯于党文风格，在需要表达强烈意识时，有些中共特定词语，会对这类读者造成最有效的感染力。如果我预期的读者对象不是大陆华人，我是会主动避免这些党文用语的。

“核心团伙”的说法，考虑有些不同，我说的实际上是英文报道中的“inner circle”，我当时想不出更好的翻译。

另一个例子。我此前在2047发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重提邓小平改革开放，打倒习近平反动集团”。我当时反复斟酌了是不是用"打倒“，”反动集团“这种纯文革词语。后来决定，鉴于我文章的主题，是阐述一个观念，即中国未来变化，首先必然来自于中国党内拥邓的改革人士，用打倒xxx反动集团这种词语，会最形象地把习近平等人，与四人帮联想在一起。

關於他的事 | 作者：周予寧

比起貓更加狐狸

比起2更加的7

比起水晶石英

他是更加鑽石的玻璃

他是沒有鋸齒的奶油刀

把每個人抹平

是一種比較銳利的貼心 ⠀ 他聞起來有點像

早餐打翻的柳橙果汁

稍微澀所以記得

稍微酸所以層次分明

他是白襯衫上洗不掉的一滴顏料  那麼深刻

比起橋牌更加心臟病

比起安徒生更加格林

稍微心跳稍微兒童不宜

他是________

有點甜

又讓你有點傷心

作者簡介 ： 周予寧

2001年生，北一女中畢業，目前就讀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淡水人。曾經用黃巾賊當筆名，但現在有點後悔。希望未來能擁有自稱美少女詩人的勇氣。

不太喜歡出門，但會在心情不好的時候散步到河堤邊看書，因為這樣看起來很像詩人。

非常嗜甜，但為了健康飲料都喝半糖去冰。少數維持超過一年的興趣是購物、追星和寫詩。

曾獲北一女中校內文藝獎新詩首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新詩首獎、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等。

IG：yellow_scarv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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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刚翻墙，这些东西还有点用。进一步观察，发现也是垃圾居多。踏实学习吧。

@读经济学人自然 #191269 同意你的说法。键政不进展到学术研究、线下行动，只能是互喷居多 这些互喷的反共人士对现实也没半点改变 还是老老实实学习

考过两次事业编，也接近公务员，我来说吧公务员看似招聘苛刻，实际上某些岗位也是萝卜招聘的，第一次考试我因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与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二字之差失去报名机会，但是关键我的专业招生多，而所需专业少有学校开设。第二次倒是考了，考卷与答案在考完后也没公开。所以我认为与过去的科举一样，天天说这些做题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看似做弊要杀头，实则真田舍郎连字都不认识是文盲，也与做官无关了。现在的公务员试题和批阅中也可能存在内订现象。第三是有些公务员也无能为力，只能装疯卖傻，比如说法制是笑话的那位法制办主任，如果记者问他宪法中那些保护人权、言论自由、私有财产等条目他如何回答。

测试

解构中共意识形态的行为

我觉得应该写一部轻松、愉快、欢笑的中国近代史，至少能改善人的心情，远比摧残民族自信、摧残心理健康的历史书强百倍。 教科书和老师就教育和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是多么多么罪恶，怎么怎么剥削工人，结果，踏入社会，发现当初在教科书上描述的那些黑暗的东西，不就反映了现在中国社会。 教科书讲孙中山：国父推翻二千年帝制。推翻帝制，就是「功绩」？那麽遍地的皇府山帝皇宫殿又是什麽？

TVBS于25日公布新竹市长最新民调，调查结果显示，国民党籍林耕仁支持度为27%，险胜民众党参选人高虹安1%，民进党参选人沈慧虹3%，三方支持度均在误差范围内。

根据民调数字交叉分析发现，49岁以下民众，对高虹安支持度最高，其次为沈慧虹，其中20-29岁有46%表态支持高虹安，38%支持沈慧虹，只有12%支持林耕仁。

30-39岁则有34%支持高虹安，25%支持沈慧虹，林耕仁支持度为18%。

而林耕仁则在50岁以上民众中较具优势，其中60岁以上有36%支持林耕仁，明显高于19%支持沈慧虹，9%支持高虹安。

地区方面，高虹安在东区支持度较高（30%）；林耕仁则在原议员选区香山区占据优势，支持度为33%，领先另外两位人选10%以上。

前新竹市长林智坚虽已于7月8日辞职，投入桃园市长选战，但他担任新竹市长期间的施政表现也可能会影响沈慧虹的选情，风评也将关乎他的桃园市长选战。

调查结果显示，新竹市民对林智坚满意度为55%，较去年1月，连任两年时的63%减少了8个百分点，不满意的比例则增加14个百分点至30%。

林智坚的施政满意度，可能受辞职转战桃园市长、论文抄袭争议等事件影响，虽仍维持五成以上，但较去年下滑，同时不满意的比例也提高10%以上，而这两日爆发的棒球场工程争议，也可能再冲击市民对林智坚的评价，值得观察。

本次调查是TVBS民意调查中心于2022年7月15日至22日晚间18：30 - 22：00进行的调查，共接触1,195位20岁以上新竹市民众，其中拒访为155位，拒访率为13.0%，最后成功访问有效样本1,040位，在95%的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3.0个百分点以内。抽样方法采用电话号码后四码随机抽样，人员电话访问，所有资料并依母体性别、年龄、地区、教育程度等变项进行统计加权处理。调查经费来源为TVBS。

TMD目前只有柯文哲当首长，年底一卸任或将陷入无平台无资源的困境（黄珊珊选上的可能性很小），但如果高虹安能在竹市当选则TMD至少可避免台湾政坛上常见的第三党短期内泡沫化危机。

啊啊啊啊，半夜饞死我了…

公务员考试比GRE难多了，你能在中国考上公务员，你就有能力来美国留学读博士。

姑勿论正国级官员，连十八县府职员都要经过层层考核才获得一官半职。整个官僚系统本科起步，硕士博士兜底，发号施令者更非等闲之辈。 为何政策漏洞百出，贻笑大方，莫非领导人正在下一盘大棋？

綠瘦紅肥，垂涎三尺

基本贊同您的觀點。閱讀感受有點怪，和前一篇討論是否應起訴川普一文一樣，行文略有文革味，「核心」「團伙」「跳多久」等

2月份就被发现了，现在才又被翻出来炒作，肯定是有推手的

共匪國建立後的研究一個都不要信，尤其是各種古怪的中華民族定義，全都是以執政當局維穩為第一要務。華夏民族是否指漢族？

漢族就是炎黃部落後裔，族源北炎南黃，大戰蚩尤（苗族為首）傲據九州。文明遷徙順河流而走，因此圖騰為龍（鰐首魚身鷹爪）。

至於炎黃如何，屬於玄學領域，女媧補天，巴比倫西來，神創星河民族（星漢）難以考證。

通过这件事，我趁机学习了不少佛教知识，并刷新了对我党下限的认知，可谓获益良多。

三个要素，都是切中目标。

俺们47也有党支部，不，党总部：饭党。饭党名字的起因也是一碗牛肉面。党徽就挂在我的头像左上角——一碗大米饭。

以前2049时期，大家谈谈吃喝谈谈电影，正常社会下，本应该如此吧！

可惜中国眼下，上个网说个话，得用tor、用vpn、用加密邮箱、用密钥，把正常人都逼得间谍一般。

累了的时候，不妨下个厨，吃点手工做的食物，从肠胃温暖到心房。

饭姐做饭，已经如入化境，没有固定食谱，一切以冰箱中现存的食材为准。今天这碗红烧牛肉面，配菜放了胡萝卜和白蘑菇。胡萝卜在牛肉临出锅前半个小时放入，成品口感甘甜，与牛肉是绝配。

有人喜欢讲道理，本身没什么，问题是道理（说理）的标准（基本的原则）是什么以及验证方法；学知识的目的是建立标准和验证方法，分析对与错 好与恶，以应对独裁者及说谎成性的人近乎荒诞地操弄（gaslight）；键政圈有政治学知识（一本英文政治学）的几乎没有，都在搜索中速成，为了更好地犯罪，犯罪分子（独裁者）是真的不断在学知识提升自己，证明是真的care，政治需要的是真的care，不是表面关注，而是深入理解政治原则 目的 方式 具体细节那样地关注。

愈來愈指名導姓了，不像以前那樣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