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杰 #147286 對啊對啊，沒有關係，但當有一日你也要流亡的時候就會明白。

交俾黄健翔讲下最终结果：

（视频在批站av89167066，Y站没有高清重制）

@陈士杰 #147303 所以措辞要严谨

@丁丁兄弟 #147302

这是因为natasha说中国政府如果只为中国人民负责是不好的

所以我才回答难道美国政府也要为中国人民负责吗

@陈士杰 #147300 那么民主中国只对中国人负责的说法就是笼统的。

@消极 #117536

「意图占领道德高地，同时又可以⋯⋯收买」

我以爲是「自己都不道德還 appeal to 道德」的意思。

@丁丁兄弟 #147296 当然立案啊。

@影人 #147108 但是纵观世界发展，维尼迟早要完蛋 信息管制和中国一样严格的国家，有哪个比中国在这方面更进步更开放的？我国GFW在世界排名中可能仅次于朝鲜真局域网，经济比朝鲜发达得多得多，对外交流更多，因此网上还能看见很多民主派的人吧

第一步，各地警察，辅警，特警，能动员的大约在500-1000人，配有手枪，冲锋枪，霰弹枪，防暴盾，装甲车。

第二步，民兵预备役，武警，动员人数2000人左右，配有制式步枪，手枪，机枪，迫击炮，装甲车，直升机。

第三步，正规军，连（200），营（600），团（2000），卫星，无人机，空军侦察，班排均配有机枪，火箭筒，有特种弹药，并配有重机枪，重炮，坦克，火箭炮，此外空军空降兵可以快速把住前进关口，跟进。

如今远不是民国时代钻山沟打游击的时代了，现代火力可以把井冈山夷平，空降兵，机动部队快速打扫战场，不是冷嘲热讽，只是怕一腔热血成为党卫军、狗腿子们的赏银。

如何入境，是偷渡走秘径入境？如果是从云南入境，那么担不担心佤邦把后路断了，佤邦是中共的忠实小弟。

弹药补给，水、食物补给，伤员安置又怎么妥善处理。

至少应该把全民医保、养老、住房这三类解决，才配跟国民谈义务，谈大国梦。

@陈士杰 #147292 在华经商的外国人在中国失窃了。来警局报案。请问警察立不立案?

点一千个一万个赞！

““习近平真的前所未有，不得了，了不得，激动得要流出眼泪，真的特别高兴，高兴，除了高兴还是高兴，激动，激动，除了激动，还是激动”、“真的要为他点赞一百个，一千个，一亿个，点很多赞”、“当时有一股热浪，本来我们穿得都是不多，但是我感觉全场都热了、沸腾”、“他应该当一辈子的国家主席，一辈子的。这是老百姓的心声，真的”，”

在全球化冲击的今天，各种文化着通过互联网、电视轰炸着人们的眼球，固然会对地方文化起到一种保护的想法，无论是港台的本土势力，新、藏，苏格兰，北爱尔兰，加泰罗尼亚，世界各地的地方民族主义都在迅速扩张，“姨学”更多的是缝合了这类需求。

他们对强劲的文化，乐于接受，比如欧美时尚、音乐、影视、艺术，日本ACG,韩国的女团、男团；对于差劲的，那必然是排斥，谁会接受土掉渣的426？

比如台湾本土化十分的强，在台配的机器猫中，野比大雄变为叶大雄，日本人口也变为2300万，我看的时候还一脸胡涂；南方公园的译配也是，犹太人被本土化为客家人，黑人大厨变为山东口音，当然一些段子也成功的本土化了，比如“江西简称赣，赣林老木”。

有的时候，是有这种心情的。

Let the magic-wielding god of mischief (from a 1702 print), Hermes (Mercury), teach us something:

@太陽三觀測站 #147291

是因为natasha说中国民主政府不能只对中国人负责，那我就说美国政府也是民主的， 美国政府也要对中国人民负责吗？那美国政府先给中国人发绿卡吧。

@陈士杰 #147287 我同意中國自己也是一堆爛帳，我也說了同情心要「力所能及」，我只是覺得你對何為「聖母婊」以及不當「聖母婊」做出的詮釋過於死板了，像什麼美國馬上給中國人發綠卡之類的。

@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47284 「三觀不同」大概也分段位，「香菜是美味還是狗屎」和「某些民族是不是天生下賤」的效果肯定還是不一樣的。

如果說是不爽洋人在中國狗仗人勢這件事的話，大概2047也沒幾個人會覺得應該給洋人超國民待遇，只不過是在處理方式上有分歧罷了。

@能井 #146786 我去过和阿富汗接壤的瓦罕走廊，中巴友谊公路的最近处离阿富汗只有10公里了。那个地方没有路也没有居民，常年在雪线以上，所谓走廊就是在半山腰上有一条小山谷，里头是千年积雪，另外一侧就是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气候极端恶劣，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重关叠哨，当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只要一个连队，就足以将瓦罕彻底封锁，不用担心塔利班能从瓦罕爬过来，毕竟没人能在千年积雪没有路的山谷穿行几十公里。

中国分裂论在逻辑上是不通的。

中国分裂论的意思是，如果某省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全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所以该省就可以公投独立。这个逻辑乍一听很有道理，但揣摩一下就会发现问题。

我们就拿西藏为例。中国民主化以后，西藏的主流价值观和全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不一样，西藏代表团在北京的国会里面的表决都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少数”。所以西藏人不乐意了，藏人决定独立公投。结果独立公投的结果是：99%的藏人想独立，成立西藏国；1%的藏人不想独立，想继续当中国西藏省省民。那这1%依然想做中国人的藏人，是不是也能脱离西藏国？这1%依然想做中国人的藏人能不能在西藏国境内成立一个“中国西藏省”？他们能不能继续当中国人？如果西藏省可以公投独立脱离中国。那么依然想做中国人的藏人，也应该可以公投独立脱离西藏国。

同理，金门就应该公投独立。因为金门绝大部分人民都支持蓝营，现在中华民国执政的是绿营，所以金门和台北中央政府不一样，金门就要独立。但是金门并不都是支持国民党，金门也有10％的人支持绿营。那么金门的绿营支持者是否可以从金门国独立出来？因为那些金门的绿营支持者和金门的主流民意也不一样。如果金门的10%的绿营可以从金门国独立出去，那金门的90%的蓝营也可以因为支持不同的蓝营候选人而独立成好几块。那10%的绿营也可以因为不同理念不同而独立成好几块。以此类推，台湾蓝营的支持者应该从中华民国独立（然后蓝营支持者还会因为支持不同的蓝营政治人物而分成好几个不同的国家），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应该从美国独立（然后民主党的支持者还会因为支持不同的民主党政治人物而分成好几个不同的国家）。

分裂论的逻辑如果推导下去，就是一人一国，每个人都是自己国家的国王。这种逻辑推导到极致，就是一个人只要和一个集合体有任何一点思想的不同，那就脱离这个集合体。政府的存在是同样理念的人自由结合的结果。

但问题是，世界上没有对任何事情想法绝对相同的两个人，夫妻、双胞胎都会打架。同理，但是政府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满意，只要存在不满意的老百姓，那不满的老百姓就能独立。

按照中国分裂论的逻辑，只要我的意见和多数人不同，那么我就可以脱离这个集体。那么，民主就不存在了，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存在了，少数者都脱离了，但这是违反人类的，因为人类是群居的。

分裂论还有一个死穴：人好分，地怎么分？有人说维族愿意就让新疆独立，难道整个新疆都是维族的？乾隆去的时候是南回北准哪。还有其他民族往哪放？再说同一民族的意见也不都一致，即使只是一个村子，也不能说它就由哪一部分人说了算。将分裂比喻成离婚很不恰当，至少也应比作重度连体切分。甚至比连体的结合更紧密，不但到处相连无法下刀，而且根本说不清连在一起的究竟是几个人。一共有五个大脑三个心一个肝，你想要哪块就切走了，不顾剩下的部分支离破碎失血而死，这是哪门子道理？

中国分裂论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通过战争，决定领土的是子弹而非选票，各省独立建国需要死人的。刘仲敬就曾经说过，完成所谓的诸夏，死三亿人都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为了完成姨粉们的理想世界，需要死三亿中国人，那还是让共产党继续统治中国吧，习近平最起码不会杀掉3亿人。

@太陽三觀測站 #147267

对不起，中国人没有兴趣当圣母婊，没有兴趣装大好人。中国人没有那么富裕，中国人自己的日子过的都不容易，亚非拉的事情我们真心不想掺和。

@Wolfychan #147260

对不起，中国人没有兴趣当圣母婊，没有兴趣装大好人。中国人没有那么富裕，中国人自己的日子过的都不容易，亚非拉的事情我们真心不想掺和。

要讲良心，也不是对中国人讲，而不是对美国人讲。美军在越南、中东的各种屠杀绝对算上反人类罪，但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因此上庭。

所以中国人没有意愿像美国一样以民主外送的理由来侵略其他国家，只要不侵略其他国家就是对维护国际秩序最大的尊重。

至于其他的难民，没有意愿了解。反正他们的苦难也和中国没关系，别碰瓷中国。苦难不是他们能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理由。

对付小粉红最有用的方法就是用他们最厌恶的帽子反扣回去。

比如小粉红说反对集权的人是境外势力美帝走狗，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官方的话术说，集权使国家落后，落后就会挨打，小粉红拥护集权，就是希望中国落后挨打，所以小粉红才是名副其实的境外势力美帝走狗。

这样一来又回避了和他们争论境外势力好坏的问题，避免被他们利用政治正确对自由派污名化模糊讨论集权的焦点，二来我们用权威的话术来反驳他们，他们也不敢否定权威，三来在道义上他们被指责成为他们最厌恶的人群，他们就不好意思去对同样被指责的人群进行批判。

@太陽三觀測站 #147280 其实有，我就和你们很多人都不一样，至于哪里不一样，请恕我无可奉告

@太陽三觀測站 #147280

同意。没有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只是在细节上需要商榷。

对于民主平等自由的宏观概念，大家都说好，但是大概念之下具体包含什么，大家的理解还是各有不同。

先说逻辑认知，要发展经济就要发展生产力，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发展科技。要发展科技就要有一个稳健的市场投资环境，而要建立一个稳健的市场投资环境，就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否则就不会有人来搞研发。而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就要做到依法治国，不能让权贵滥用权力侵犯他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而要做到避免公权力滥用侵犯民权，就要做到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而要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要做到公权力部门分权制衡相互监督。换而言之，只要公权力一天还是集权专制，经济就不可能发现，这是由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再说事实认知，科技落后美帝太多了，就拿芯片制程来说，中国大陆地区全自主制造的芯片最高为55纳米，而美帝目前的最高芯片制程为2纳米，目前市场上低端的智能机芯片制程大概为28纳米，比较高档的手机为7纳米，55纳米是美帝05-08年时的技术。不要说内循环了，离开了发达国家的科技，大陆就要退回到08年的水平。

问题不是出于赵家，而是出于专制，哪怕赵家倒台了，换了个新马甲的专制政权，结果和现在也是如出一辙。中国当下最缺乏的是合理的博弈规则，无论你舔美也好、舔俄也好、996也好、凯恩斯劳工主义也好、搞民族自决的民粹主义也好、支持宪政统一的自由派也好，只要是在宪政法治的规则下利用规则为自己的立场争取权利，那么我都可以接受。

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目前最缺乏的不是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普世价值观，这些都可以妥协，都可以磨合。中国目前最缺的是达成共识的博弈规则。现在中国人需要的是放下目前所有的争端，促成一套合乎逻辑，可以自圆其说的博弈规则，只要解决这个前提，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民族主义者、还是真左、还是自由派，都不曾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中国促成这一套博弈规则之前，我们谈什么民族主义、真左、自由派、民族自决、宪政统一，都毫无意义。

什么时候破墙，就什么时候可以促成这套博弈规则。不要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破墙，正如满清不可以预计到洋人的坚船利炮那样，未来是不可预计的。但从规律来讲，落后的生产力必然会被先进的生产力所淘汰。对于当代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移民。

合理的博弈规则就是避免成王败寇的历史周期率循环。

@natasha #147271 我有時也有這種感覺，好像自己說的話之前早就在什麼地方已經說過一次了似的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大家爭論的不是理論是否正確，而是理論該如何實施。大家多半都認為男女應該平等，但至於如何平等那可就有的吵了。那個帖子下面關於非法移民和對外國人負不負責的論點大抵也是如此罷。

這麼說來2047大概根本就沒有真正和別人「三觀不合」的人，畢竟有些真的「三觀不合」的早都被掃地出門了

很感谢您的关心。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那边网站的读者朋友。@natasha #147278

请问这篇文章是否是您的原创？

如果是同一个人，那注意隐藏身份。如果不是同一个人，请注明出处。

从经济到宪法

我并不认为自由民主宪政就必须分裂，领土小。小国也有不少独裁国家。

欧洲许多小国都很富裕，但是它们不可能像美国这种大国在人类科研等方面取得成就。

总结了小粉红喜欢抬杠的一些论点，顺便在此统一回应一下。@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47275

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普遍过低

这一点，连一些小粉红和岁静都同意。

中国大陆应该比较的对象应该是类似德国、日本那样同样是二战后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单一主体民族、单一官方语言文字的国家。

完全同意。

最近有姨粉一直批判我践踏民族自决，以前我还真的没有深思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现阶段中国大陆地区主要的问题是专制统治，而非民族自决，不过既然有人来质疑，我也思考了一下，顺便在此做个回应，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认为，建立宪政统一的实践认知，并非否定民族自决，而是要在实践共识的基础上适用民族自决。

根据长年工作原因上的实践调查可知，疆独的主要支持力量是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比如塔利班，如果疆独，那么新疆大概率会成为伊斯兰专制宗教国家，比起现在，民众的苦难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我是绝对不认同现在的专制统治，专制统治下民众依然是苦难的。而如果大陆目前开放选举，民众在没有接受宪政教育下，普选结果大概率还是会支持专制政府。哪怕是台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3年台湾同胞来大陆南方某三线城市的经历，台湾同胞对于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一家三口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就穿裤子”、“大陆人都没水喝”来大陆自己带了水，还带了锅碗瓢盆，如果是这样的认知让民众去选择，大概率选择的结果也并非符合事实，所以如果没有正确实践认知的民族自决就属于民粹而非民主。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也就是应当在民众对宪政统一的实践结果有充分认知的前提下让民众去选择，而非在民众没有建立起宪政统一的实践认知下任由民众根据道听途说作出选择，煽动仇恨拉拢民意而非通过实践认知引导民众，这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

如果民粹主义一意孤行要搞分裂，那么我只好支持国家效法林肯维护统一。对于民粹主义者说的苏格兰公投、加州公投、魁北克公投，都是建立在地区民众对英国、美国、加拿大有统一的实践认知并且不损害全国整体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和中国的情况没有对应性，对于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公投，比如加泰罗尼亚公投、克里米亚公投，在世界主流方面都是饱受负面争议的。所以一个地区是否适用民族自决，前提是要该地区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宪政统一的实践，建立起宪政统一的实践认知，并且在不损害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由宪政统一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去决定。目前中国从未有过宪政统一的实践共识，也就根本没有否定宪政统一的实践认知，自然就不适用民族自决。当然，按照目前各国的实践，宪政国家，各地民众普遍都是拥护国家统一的，因为这更有利于拥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更有利于国家为民众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权益。

笔者根据2020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可知，中国大陆目前有六亿人月入仅一千元左右，该报告的数据来源为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对此，有些读者可能会提出质疑，认为六亿月收入一千左右的人群当中是否包括了无收入或者低收入人群，从而拉低了劳动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这个统计数据确实包括了低收入和无收入人群，但是报告中也将这些人群单独罗列出来，收入在500元以下及无收入人群，占人口比例总数为2.2亿，因此，即便减去了2.2亿，中国大陆仍有3.8亿的劳动人口实际的月收入水平在一千元左右。

当笔者进一步考察该报告发现了更为惊人的事实，根据该报告显示，中国大陆有六亿人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如果将月收入提升到两千，则有三分之二的人不达标，如果月收入提升到五千以上，符合条件的人群总数仅为5%，根据目前中国大陆的房价和车价可知，哪怕月入五千，都难以承受，而根据小康社会的标准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典型标志是自有车房的标准，而根据收入越高的人占比越小的生活常识可知，收入靠前的5%的人群大多数都未踏入中产阶级，那么按照当前的物价水平，尤其是车房的价格，剩余的95%的人群说是贫穷丝毫不为过。更何况这是新冠疫情之前的数据，受疫情的影响，疫情以后的数据应该更差，哪怕时过境迁，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当下仍然不容乐观，就算再多过几年，按照这个发展趋势计算，整体差异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知乎有些读者用劳动部公布的实际劳动人口去换算实际收入，其实并不可靠。星火记者联盟发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中国农民没有退休一说，只要活着，就计入“就业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农民共有12,928万，77,603万总就业人数—12,928万老年农民=64,675万实际就业人口。用适龄人口83,887万—实际就业人口64,675万=失业人口19,212万，中国的真实失业率是19,212万失业人口/83,887万适龄人口=22.9%。2019年的总人口仍然是13.9亿，3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部就业人口规模是7.76亿（其中有2.86亿农民工），劳动力年龄人口仍然是9亿以上。这些数据与星火记者联盟测算失业数据时的2016年度基本数据相比，几乎没太大变化。也就是说，真实失业率仍然高达22%以上，远高于劳动部公布的4%-5%的失业率。因此用劳动部公布的劳动人口去统计实际收入水平有失偏颇。

有些读者喜欢在通过和其他国家比烂来为现状开脱寻找借口，其中最为喜欢比较的对象是印度，他们总是在印度身上为残酷的现实找到心里安慰，但其实这种比较方式并不准确。中国是一个单一主体民族（汉族人口占比高达92%以上）、单一官方语言文字（国语汉字）的国家，印度有两百多个民族，最大的民族印度斯坦占总人口的46%，但是请注意虽然都叫印度斯坦族，除了使用印地语之外，还有人使用乌尔都语和旁遮普语。这不是像中国北京和上海的口音不一样，他那是连书写系统都有区别，乌尔都语是用拉阿伯字母书写，是巴基斯坦的国语，旁遮普语也是。同一民族使用不一样的文字，这种混乱的状况在印度古代就一直存在，传到东南亚的佛经是用巴利文书写，而传到中国的大乘佛教是用梵文书写，这是两套语言。印度内部文化上的不统一，如同中国时期的战国，各国书写文字不一样，只是又远比中国的战国时代复杂。

民族、语言和风俗信仰的无比复杂，为什么不容易形成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呢? 因为这样的政府，它的首要任务是把这些缺少联结纽带的民族维持在同一个国家里，它就的主要精力就是做种种利益的平衡，让大家不至于拆伙分家，效率就受损失。

举例说，政府要投资修建一条贯穿国家的铁路，有利于拉动物流、促进贸易，于国于民肯定是大好事啦，但是议会讨论，马上就有某某族的议员出来反对，铁路线要经过我们这一族的神山，会破坏我们的信仰和风俗，不同意！不同意就改线路吧，绕着你们这座山走，但是因为工程绕道、造价也提高了，马上又有别族的议员不高兴了，凭什么维护你们的风俗信仰，我们族的纳税人要多出钱，我们也不信你那一套！最后政府的方案只好和稀泥，要不然为了修这条铁路这个国家就闹分裂了。铁路分成几段修，每修一段投入运营产生效益以后再去说服各族的议会代表，让他们看到成效以后各自都做点让步，这样一条两年能修完的铁路结果十年都没修完，你说它效率高得了吗?

所以用像印度这种多主体民族、多官方语言文字、多宗教和传统文化习俗的国家，属于发展条件就先天不足，和中国大陆那种单一主体民族、单一官方语言文字的国家没有可比性，中国大陆应该比较的对象应该是类似德国、日本那样同样是二战后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单一主体民族、单一官方语言文字的国家。

以同民族同文化用语言但是不同制度的台湾和上海进行比较，台湾人口是2349万，上海是2418万人，两者相对接近，可比性高。2018年上海市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7108.1亿元，台湾2018年度的财政收入折合人民币是4326亿，而台湾2018年的GDP折合人民币为39001.04亿，上海为32679.87亿，换而言之，台湾的社会财富比上海要多，而政府管理需要的财政开支却远低于上海，台湾用4326亿的财政收入不仅维持了公共事务的日常管理，还实现了成熟完善的全民社保，同时还要供养军队、购买军备，上海作为中国大陆富裕的典型，7108.1亿的财政收入，不用供养军队和购买军备，却连全民社保都无法完善，两者的差距高下立判。注意，这里说的台湾更富裕不是财富总量，因为总有些读者喜欢以国军南渡台湾带去多少多少财富为大陆发展不良推卸责任，这里说的是财富的利用率，台湾用更少的钱比上海做了更多的事，并且做得更好，这就不仅仅是靠一个财富总量为借口可以蒙混过关的。

当然，也有些读者认为台湾的土地面积比上海大五倍左右，所有上海发展比不过台湾，这个理由也是偏颇的，先不说台湾东部的土地几乎没有开发，光从土地面积论，俄罗斯的领土面积比广东省大得多了吧，如果领土越大经济越高，俄罗斯的经济应该比广东省高出多少倍都不止，但是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才和广东省相当，如果我们从广东省人口和俄罗斯人口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具有可比性，所以比较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人口而非领土面积。

有的读者认为，台湾人与大陆人不同，无法比较，对此我并不是很认同。我们可以从明清时期、抗战时期、毛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来把大陆和台湾对比。 先说明清及明清之前的时期，那时候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出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之下，但台湾就像两广地区一样，同样是远离中央权力中心，此时地方对于中央大多数是名义上的归顺，事实上主要还是以地方自治为主，以两广地区为例，明清时期的的两广人，尤其是粤语区民众基本都还不会说国语，大陆和台湾制度上并无差异。

抗战时期，大陆主要城市和台湾都是被日军统治，彼此制度上本质上也没有太大差异。

毛时代的大陆，台湾处于蒋时代，虽然开明程度有所差异，但彼此都还是出于权威集权统治的时代，制度上没有本质差异。

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陆开始引进日本动漫和港台的歌曲及电影、电视剧，而台湾直到1991年之前还处于蒋二代的集权统治，开放程度甚至不如大陆，1991年台湾行宪后，大陆已经改革开放十多年，虽然台湾随后不断开放，但对于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从小看日本动漫、听港台歌曲和港台电视剧电影长大的一代大陆人来说，和同时代台湾人的成长轨迹及文化影响并没有太大差异。尤其是两广地区的民众甚至比同时代的台湾人更早融入现代文明。

综上比较可知，认为台湾人和大陆人有区别是缺乏事实基础和逻辑认知的。更何况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是近代，特别是共和国建政后才移民去台湾的，每年清明回乡祭祖的台湾同胞都络绎不绝。

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为何陷入了困境，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历史去分析成因。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也并非一直以来都是困顿的，早些年中国大陆的经济确实也取得了不少的发展。中囯经济发展开始于七十年代末，也就是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向西方囯家学习。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开放小宗商品的买卖交易自由，允许民办企业，任何计划经济国家只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哪怕过渡不充分，都必然要比原本一潭死水的计划经济要发展得好。到九十年代之后，由于当时东南亚整体比较动荡，中国相对稳定，因此中国凭借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和破坏环境低价出售资源（比如稀土），很快又赚得了第二桶金。千禧年以后，中囯政府以作出市场经济为承诺，进入WTO享受了世贸的资源，使得中国政府又赚了第三桶金，但当初在世贸作出的承诺至今尚未兑现，这使得中外的经贸摩擦不断升温，中国大陆可以通过关税手段取得的红利越来越少。加之近年来，小宗商品的低端市场开始往南洋转移，庞大的廉价劳动力60、70后年纪增大，而适龄青年由于生活成本太高、生育压力太大，导致新生代出生率断崖式下滑，人口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人口红利瞬间变成极大的人口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无节制的长期开采，导致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治理环境的成本逐渐高于廉价出卖自然资源的利润，人口红利和自然优势的丧失甚至走向负面，必然导致经济出现严重的发展问题。

既然出卖廉价劳动和廉价自然资源的老路已经走不通，国际贸易的关税红利也越来越少，要继续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要另辟蹊径，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那么怎么才能发展经济呢？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有区别于像炒房、套路贷这样的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只是将大部分人的剩余资产进一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使少数人致富，但社会的整体财富并没有增加，反而让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放大。

要发展实体经济，就要提高生产力，在人口红利和自然资源优势双双丧失的前提下，要提高生产力就只能依靠科技发展，现代社会，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以韩国汽车为例子，早在二三十年前，韩国汽车在世界上根本没有多少知名度，然而十来年的时间，就让韩国汽车在国际上与众多巨头一争天下，为什么呢？因为私营企业出发点和国有企业不同，私企由于企业领导层和企业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当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冲突时，私企为了更好的取得市场竞争地位会更倾向于长远利益的发展，比如搞研发。由于私企不受行政管理拘束，在巨大的经济利润驱使下，可以专心研发、闭门造车，当私企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从而不需要单方面依赖科技输入去维持国家的产业发展，甚至还可以通过技术输出实现长足的经济增长。

那问题是科技生产力在现阶段可以提高吗？或者说可以提升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产业升级独立吗？答案是：不能！

为什么不能？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换而言之就是我们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革新意味着创新，创新意味推翻权威，换而言之就是认为我是的对的领导是错的，这在目前的体制内是大忌。

接着，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普遍过低，真的有什么科研成果最终也是被领导拿去了，他抓着你的绩效，敢不给吗？换而言之做科研的要钱没钱要名气没名气。那人图啥？对不起大多数人不是白求恩，没有这么高尚。

再次，尤其是国企，上头要求每年都必须要有产出收益，科研项目进行同时必须保持GDP增长（科研研究本来就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活，还要保增长，你在耍我吗），同期持平都属于重大经营事故。如果你是国企领导怎么办？你会拿自己的身家前途赌科研项目吗？肯定不会呀，赢了是国家的，输了都怪你决策不当，而且绝大多数的科研项目都是没有成果的，谁傻谁搞科研呀！那怎么办？拿来主义呀！拿国外的科技成果过来咱们改头换面一下组装组装，产品就哗哗的产出，收入就哗哗的进账，GDP就蹭蹭往上涨，这才是上头喜闻乐见的，他们才不会管这钱怎么来，有政绩就行了。

那么在这么一来原则上不准挑战权威，二来一旦挑战成功一没有福利二成果也被夺取，三来不管创造是否成功都必须还要保增长的体制下，谁还有革新创造的动力？ 相反，正因为实体经济发展萎靡，才使得了热钱为了不贬值被迫内流到泡沫经济房地产当中，导致房价高企，房价高导致大家更加买不起，大家买不起银行的钱政府就还不上，银行的钱还不上就可能导致破产，而很多房企背后的出资人就是国企，事实上用的是国家财政作为抵押，一旦资不抵债拍卖资产就有可能出卖国家资产，为了保护地方财政还银行的钱，国家就只能继续印钱，流通的钱多了人民币就必然贬值，然后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民众为了维持原本的生活质量，物价继续飞涨，由于社会实体财富不变，所以民众的工资依然原地踏步，而房地产为了保值和还贷，房价继续上涨，导致大家更加买不起房子，形成恶性循环。

要发展科技，首先国家就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就没有人有动力去搞科研开发，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给科研人员画大饼、打鸡血，而不是切实保障和尊重科研人员的知识成果，这是违反人性的。另一方面，国家还要健全市场竞争机制，让投资人敢于投资，不用担心市场朝令夕改而蒙受损失。而要做到前者尊重知识产权和健全市场竞争机制，本质上都是要做到依法治国，做到有规可循。而要做到依法治国，就要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尽可能避免公权力滥用，以言代法、以权谋私。

如何有效的避免公权力滥用，有的读者认为应该从阶级论入手，言下之意就是，统治国家的阶级越先进，那么这个阶级的思想觉悟也就越高，也就越不会沉迷于低级趣味而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对于这种观点值得我们斟酌。 按照阶级论的立场，最先进的阶级应该是无产阶级，但在事实上，如果国家机关不采用普选产生，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是管理国家生产资料的官僚，而这些官僚由于管理着巨大的生产资料分配权，又无法通过普选遴选，那么这些官僚必然很容易滥用生产资料分配权而沦为寡头权贵，也就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阶级重合了。 好了，当国家的机关采用普选产生时，国家的统治阶级永远是更有利于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的人，因为他们更有利于通过运用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获得竞选优势，根据国家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区别，在以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统一管理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更有竞选优势，而在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或者不干预经济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商人则更有竞选优势，而由于生产资料管理权可以换取更多的利益，根据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这些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或者商人，他们也就演变为官僚资本家和社会资本家，换而言之不管是采用何种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或者是否采用普选产生国家机关，实质上无产者依然无法成为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根基自始就因为违背客观规律而不可能成立，人类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由无产阶级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比如马云就是党员，一位大资本家竟然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当中的一员，而且在社会上还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嘛？因此阶级论是一种完全正确但对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的理论。

抛开阶级论，对于如何有效监督公权力，我们就只能从公权力运行的逻辑的角度入手去分析。从逻辑分析，监督公权力的方式有且只有两种，一种是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一种是分权制衡、相互监督，前者无法从逻辑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监督最上级？另一个是少数上级如何监督成百上千的下级？如果中层监督不到位，上级又无法越级监督基层，那么这种监督就变得形同虚设，而且上级用监察机关来监督下级，下级为了自保，必然事事请示监察机关，如此一来，监察机关就沦为了事实上的下级决策机关，那么同级还有谁能监督已经事实沦为决策机关的监察机关呢？所以，从逻辑周密性的角度看，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机制比起前者得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要更符合逻辑。只要分权得足够充分，腐败需要讨好的人也就越多，需要讨好人越多，腐败成本也就越高，也更容易曝光，行为人想通过收买公权力谋取不法利益的红利也就越少，从而也就起到尽可能避免公权力滥用侵犯民众正当权益的事情发生。当然，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机制也并非万能的，世界上也不存在尽善尽美的监督机制，我们只能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从不同的监督机制中选择对民众正当权益损害更低的一种，选择治国理政的道路从来不是做一道判断题，而是做一道选择题。

有些读者认为，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监督方式比起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的监督方式更容易造成推诿，从而导致效率低下，不可否认，公权力机关之间相互监督制衡，难免会丧失一些决策效率，但是即便如此，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监督方式不见得就比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的方式效率要更差。 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本质上是以领导人的权威作为监督的保障，因此本质上这种监督机制属于一种权威政治。下面我们就从决定发展效率的因素的几个方面去分析权威政治的效率。

先说作出决策的速度，如果说权威政治在效率上的优势最明显就是体现在作出决策的速度，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当机立断、力排众议、抢占先机，说得不好听，就是领导人的头脑发热拍拍屁股就能拍板上马，这也是权威政治经常吐槽分权政治效率低下的理由，因为立宪政治要求权力分立，既要体现多数人的民意又要照顾少数人的权益，因此作出决策的效率自然不如权威政治领导人高瞻远瞩、当场拍板这么迅速，然而事实上，权威政治除了作出决策的速度比分权政治高以外，其余都不如分权政治。

接着，我们来说作出决策的正确性，一般而言，一项政策是否正确，也就是判断是否有利于发展，很难有准确的标准，比如降准，有的人认为有利于放贷投资发展经济，有的人却认为这笔钱难免最终回流到负债累累的房市，鼓励企业拿新债还旧债，不利于经济发展。虽然分权政治很难界定什么样的政策是有利于发展的，但是分权政治可以尽可能的避免公权力通过发布政策去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因为在立宪政治下，每一项决策往往都是各个利益派系相互妥协的产物，虽然为了达成这个妥协难免会耗费比权威政治高得多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但是这可以保障作出的决策能够尽可能的避免公权力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国家是通过公共管理行为更好的实现民众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在没有经过充分的民众或者民众代表同意而以牺牲相当部分民众权益作为发展的筹码，即便这个国家发展得再好但又有什么存续的意义呢？而且今天能够牺牲一部分的人，明天就能牺牲另一部分的人，所有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被牺牲的对象，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比如2018年8月山东寿光为了等旱季卖水给下游的居民而蓄水过高从而导致洪峰一来就不得不三坝泄洪，导致下游的居民饱受洪灾之苦，还有2019年2月24至25日，自贡容县为了开采页岩气而导致人为地震导致当地居民死伤，还比如全国各地的环保整治项目紧急关停了当地的合法企业，事后又无法给予适当的赔偿，在桂林就有已经借款斥资几百到两千多万的采石场企业还没正式投入生产就被关停，当事人一夜之间就从千万富翁变成千万负翁，势必大大打击了民众投资生产的信心。

再来说说保持决策的执行性，换而言之就是即便权威政治作出的某个决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民众利益的，是有利于发展的，但怎么避免这个决策在执行过程中不走样、不变形，从而导致政策得以和预期计算时一致。这里举明朝“一条鞭法”为例子，因为在古代的税负往往是以实物的形式上贡朝廷的，实物由于自身的属性，很容易在上贡的过程中出现损耗，比如粮食，一千旦的粮食可能由于路程上的损耗，比如破的、漏的、潮湿变质、串味等等自然因素，到了京师可能就剩下四五百旦了，而一条鞭法则是允许官吏在途中变卖掉这些贡品然后换成其他同等值钱更加轻便也更容易保质的货物上贡朝廷，从政策出发点看，这原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良政，但在执行中，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权威领导，各级掌管了货物定价权的官吏就通过低价买进不值钱的货物然后强迫民众高价收购，导致百姓叫苦连天、民不聊生，一条良政由于权威对权力的垄断，硬生生变成一条恶政。

最后说说决策的成本，权威政治的核心矛盾之处在于，如果权威本身施政不当，谁来对权威进行制约从而尽可能的避免权威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对权力进行制约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是上级或同级领导对下级或同级下属进行监督，一种是体制内各级之间相互制衡、体制外选票监督，权威政治明显不可能使用后者，否则当权威能够受到其他体制内外的力量制衡时，权威就必然受到挑战，权威也就难以树立权威。如果使用前者，那么就会陷入一个逻辑怪圈，那就是谁对最终权威进行制约？同时，上级权威事实上不可能直接了解基层的工作，他也必须通过层层下级的权威机关去保障政策的实施，如果下级权威机关有所腐化或者懈怠，或者为了应付上级而走形式主义、痕迹主义，也就必然导致上级的政策花费了大量的执行和监督成本却无法如预期执行，我举两个例子，比如精准扶贫工作，一千块钱的扶贫项目，连同各种台账、报告、心得、照片整理、日常走访、宣传政策、打印、开会等等所花费的成本就两三千，还没算驻村干部的补贴，那还不如直接把这些成本换成现金直接给到扶贫户，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如果不做上面这些工作，那么你这一千块钱的扶贫项目可能都落实不了，好了，国家做这些项目花这么多钱，钱从哪里来？由于实体经济萎靡不振，所以只能靠印，首先是前几年众所周知的四万亿救市计划，然后2018年第一季度就放水8000亿，年底又搞一个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到了2019年开年，又有一个降准，折合再放水8000亿，那么放了这么多水扶贫户是拿到钱了，但问题是这个钱是靠印出来的，印的钱多了，货币的购买力就下降，物价就飞涨，而扶贫户拿到的钱也就无法实现预期的购买目标，但是为了贯彻扶贫计划，供养和落实的政策成本却一分都不少，甚至由于物价飞涨还在不断增加，从此国家便陷入一个烧钱黑洞。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现在全国搞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从政策初衷是便民利民的，但事实上由于权威机关垄断了民众的救济途径和设定人为的援助门槛，比如要求民众必须持传票申请法援，必须在受援以后才能才能帮忙调取对方当事人具体的身份信息，但当事人由于缺乏对方当事人具体的身份信息而无法立案，所以根本无法享受法律援助，但是从国家到省市县镇村派出点七级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却一个不落，光一个县级的平台打造从设备到场地到各种文案材料就要好几百万，还要经常维护，还要长期供养一批日常的行政工作人员，无疑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是其核心的援助功能却无法发挥作用，就算有个别承接受援的案件，工作人员却要经常应付于各种例会、台账、心得总结、周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各种节日和临时性重大事件的特殊安排等等，根本无法及时处理受援人的案件。

总而言之，在权威政治下，实施一个政策虽然在拍板的过程比分权政治更高效，但是既无法保障政策的正确性，也无法保障政策的执行力，更无法保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所付出的成本远高于比通过政策发展获取收益的情况，而且由于层层的台账、痕迹、大小例会、反复调研，政策原本的核心工作反而无法及时完成，换而言之，政策由于错误反复修正和在执行过程中的繁琐痕迹审查，最终必然导致政策就会在执行层面彻底丧失效率，结果就是权威政治既无法保障政策的效率，也无法保障政策的正确性，还浪费时间、人力、物力、金钱，权威政治不仅不是发展效率最高的，反而会大大降低发展的效率，最终是完全南辕北辙、得不偿失的。

有一些读者认为，如果分权政治比权威政治有效，为什么崇尚分权政治的美国政治生态还会出现总统大选涉嫌舞弊、舆论媒体一面为民主党站台、白人歧视黑人和黑命贵零元购的事情发生呢？笔者认为，虽然上述说的现象均是事实，但这并非说明分权政治导致了美国社会的混乱，相反，正因为美国的政治生态分权制衡不足，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事件。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无论国会还是总统都是采取多数制选举产生的国家，所谓多数制，通俗来讲，就是胜者全得制或者叫赢者通吃制，多数制并非真的是字面上多数人说了算的意思，多数制事实上就是选区取得选票最多的党派可以获得这个选区所有的选票，举个例子，假设在加州，民主党只取得了20%的选票，而其他的政党获得的选票都少于民主党，哪怕只是少一票，那么由于民主党作为加州取得票数最多的党派，最后整个加州的选票都统统归民主党所有，其他各州原则上也以此类推，换而言之，一个只取得20%选民支持的政党，最后竟然可以代表整个州的选民，一个只取得国家20%选民支持的政党，只要他的票数是竞争者当中最多的，那么他就代表了全国的选民，这无疑是不合理的。

由于大党派，比如民主党和共和党比起其他小党派拥有更多的竞选资本，因此他们候选人的宣传肯定是要更广泛的，比重最高的选票大概率也是拥有更雄厚竞选资本的两党，而在多数制的选举机制下，事实上可能代表了大部分民众的一众小党派、无党派候选人根本没有发声的机会，他们的声音都因为选票比不上两党而被两党所湮没，这种情况下，就使得民主党可以利用邮寄选票舞弊成为可能，设想一下，如果小党派可以发声，拥有竞选权，邮寄选票大范围的出现都是投给民主党的选票就难以取信于民，同理，如果小党派可以发声，媒体一面倒的为民主党站台也明显缺乏中立性而难以取信于民，同时，正因为采用多数制，使得代表大多数人温和声音的小党派无法发声，而极端对立的两党的声音就被无限放大，从而也使得极端势力得以利用多数制渗透进两党，从而使得国家的立场越来越极端化，从而也就演变出白人种族主义、黑命贵零元购、白左圣母婊盛行的结果。 所以说，美国当下的问题不是因为分权而造成，恰恰相反，是两党利用多数制垄断了国家机器，导致小党派的权利给扼杀、剥夺而导致的。多数制的好处是统计简易、结果出炉快，这在美国立国之初国家意识分裂不大、通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确实是利大于弊的，但是放在当下的社会，美国的多数制已经落伍了，成为制约美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相对的，像是在欧洲，比如德国、意大利，他们采取的是相对于多数制的比例制选举法，所谓比例制，就是每个选区以每一参选组别所得选票占全部的百分比分配议席，比如同样是拿加州举例子，民主党假设在加州只取得了20%的选票，而其他党派取得了10%-19%不等的选票，那么在比例制之下，民主党只能取得加州20%的议席，其他政党的议席数量也按照他们获得的选票百分比折算，这就使得哪怕是小党也有机会进入国会和组阁，大党派顶多是有一点议席优势，但小党派可以联合起来制约大党派，避免大党派只手遮天，更避免极端思潮借渗透大党派抬头，维持国家的平稳发展。

当然，一说起欧洲，有些读者又会对欧美的福利政策进行吐槽，认为欧美社会的福利政策豢养懒汉，浪费社会资源。从表面上看，福利政策豢养懒汉确实如此，但这正如有些人看到牛奶倒掉也不给穷人喝就义愤填膺的对商人咬牙切齿，或者看到大胃王博主视频就联想到浪费可耻的简单头脑一样。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都是误读。

先说商人宁愿把牛奶倒掉也不给穷人，牛奶作为一种新鲜品，如果商人把卖不出去的牛奶给穷人喝，一来牛奶的储存所耗费的成本谁去支付？二来牛奶假如喝出问题了，请问谁来负责？三来都知道牛奶卖不出去就要送给穷人喝，请问以后谁还会去买牛奶？大家都等着牛奶卖不出去然后喝免费的不好吗？从此以后还有谁去生产牛奶，没有人生产牛奶反而导致所有人都喝不上牛奶。同理，还有卖不出去的蔬菜瓜果宁愿烂在地里也不会拿去送人，否则大家都不会再来帮顾蔬菜瓜果，都等着卖不出去然后来捡便宜，这样以后还有谁愿意种植呢，没人种植反而导致谁都吃不上。 大胃王视频也是同理，确实，大胃王胡吃海塞确实从个体消费的程度上“浪费”了不少粮食，但是经过大胃王这么一表演、一宣传，品牌的知名度也就上去了，这省下来的宣传费广告费足够大胃王365天，天天胡吃海塞还绰绰有余，企业通过大胃王的宣传推广，获得了更多的订单，企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每年为国家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比大胃王所浪费的粮食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企业家再拿这些利润的百分之几去做做慈善，一来挣了名声地位，也给自己的品牌进一步做了推广，二来不知帮助了多少贫困人家，从这个角度看大胃王这样的“浪费”岂不是利国利民、利人利己。

最后说回欧美豢养懒人的福利政策，按照二八定律，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社会80%的财富，而掌握百分之八十财富的20%人群当中，他们80%的财富又集中在20%的20%的人群中，换而言之，欧美社会实际上2%人的社会财富就足够养活100%的人，由于分权政治社会可以通过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监督机制来避免公权力滥用，使得政府有廉洁的途径通过税收政策，从2%的人手中收取税收去补贴给80%的人，这80%的人确实不排除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好吃懒做、无所事事，但只要民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他们就会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里面就会有少数人可能发明创造出新的科技产物，而新的科技产物又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就比豢养懒汉的成本要多得多。假如一个国家的民众天天都是996上下班，每天单位宿舍两点一线，回家狼吞虎咽一顿以后就匆忙洗漱睡觉，明天一大早爬起来社畜，请问谁还有闲情逸致去搞发明创造？996机械性的重复劳动是不会提升生产力的，发明犁耙的人对人类的贡献比同时代之前全人类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还要多，要培养一个鼓励发明创造的社会环境，就必须容忍绝大多数的懒汉存在。

连古人都懂得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但有些读者，总有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或者自负，具体表现在盲目的排斥西方的一切，甚至不区分某个事物是西方特有的还是人类逻辑共有的，反正只要西方采用过的就要否定，这种自负本质上是一种自卑，心理上不能接受西方国家更早发现某种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现实。

东拉西扯这么多，其实就是要说明，中国大陆要证明比西方国家更发达，首先就是要发展经济、提升民生，而想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科技兴国，要实现科技兴国就必须实现依法治国，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而要实现有效的监督就要对公权力分权制衡、相互监督，而对于拒绝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理由在笔者看来，无论逻辑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靠不住的。反之，凡是拒绝分权制衡、相互监督却说要比西方发展得更发达，都是虚伪的而不符合逻辑的。

是啊，很久不上来了，很高兴又看到大家。@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47272

@守法刁民 #147270 好久不见啊

@太陽三觀測站 #147269

其实应该用不了这么多。很多观点，都是以前大家讨论过不知多少遍的。我以为已经是常识了，现实告诉你，不是的....

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谁的财富累积更多，而是宪政社会和专制社会的财富利用率差异太大。在没有完善制度建立起有效的财富分配和管理的前提下，谈财富累积就是耍流氓。

拿台湾和上海作比较，台湾人口是2349万，上海是2418万人，两者相对接近，可比性高。2018年上海市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7108.1亿元，台湾2018年度的财政收入折合人民币是4326亿，而台湾2018年的GDP折合人民币为39001.04亿，上海为32679.87亿，换而言之，台湾的社会财富比上海要多，而政府管理需要的财政开支却远低于上海，台湾用4326亿的财政开支不仅维持了公共事务的日常管理，还实现了成熟完善的全民社保，同时还要供养军队、购买军备，上海7108.1亿的财政收入，不用供养军队和购买军备，却连全民社保都无法完善，所以现在真的是因为财富累积差异导致的吗？不，是体制差异导致财富利用率差异所导致的。小粉红都是想当然的看待世界，不会去深究背后的真相。

有人称，2020年是中国女权意识崛起元年。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准确。自1995年第五届世界妇女大会后，中国本土的女权力量便蓬勃生长，期间取得过成绩（如《反家暴法》），也遭受过挫折（如“女权五姐妹”事件）。

但如果说，2020年是“中国粉红女权崛起的元年”，以梁钰为代表的的粉红女权[1]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几乎成为了被体制认可的唯一一种女权力量。

1、女权运动对体制的冲击

2012年自习近平上台后，公民社会遭到了严厉打压。在此情景下，女权议题几乎成为了可以了公开谈论的唯一的议题——尽管仍然面临限制。

女权行动者们通过媒体舆论、线下支援、社群联结等多种方式，来推动性别议题的进步。[2] 在媒体舆论方面，2018年开始的中国metoo运动颇具代表性。2018年初，罗茜茜在微博上发表长文，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导师陈小武曾经对自己的性骚扰。一天之内获得了300万阅读量[3]，拉开了中国metoo运动的帷幕，随后这场运动迅速在中国学术界扩展到公益界[4]、媒体界[5]、宗教界[6]，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7]，和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涉嫌强奸案[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metoo运动只有少数几桩进入了法律诉讼程序，大部分仍集中在线上社交媒体平台，但即便如此，仍然产生了极大影响力。关注这一运动的人们不仅将矛头指向涉嫌施害者，更提出了在高校推动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进行反性骚扰立法等诉求。这些声音尽管并未真的推动体制的转变——在现时的中国社会环境，这一点也更加困难——但的确给体制带来了一定冲击，也为权利的抗争撕开了一条口子。

在线下支援方面，2020年底，弦子诉朱军案在北京开庭，这场不公开审理的庭审，却吸引了上百位弦子的支持者前来支援[9]，人们聚集在法庭外的街道上，手持不同的标语，如“我们一起向历史要答案”，“禁止性骚扰”等，在寒冬的北京一直留守到午夜十二点，弦子从法院出来后才逐渐散去。当局显然没有料到这一案件会引来这么多的关注，对于当局来说，这么多人为了一个目的走上街头的事实就足以让他们警惕。第二天，相关文章、报道就被删除，显然，当局已经感受到了威胁，在竭力控制事件的影响力。

女权主义者的社群也随着女权议题的推进而得到巩固。从推动反家暴立法的老一辈女权主义者，到发起就业性别歧视的行动派女权，再到metoo运动中新兴的女权力量，和由此影响到的追随者（如“弦子的朋友”），大家有着相同的理念，在行动、支援、网络表达中相识，逐渐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女权社群。令当局头痛的是，这个社群往往随着打压而更加稳固。

可以看到，近年来，无论是人们对女权议题的关注程度，还是女权主义者试图从体制内外推动女性权益的做法，或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女权社群，都已经成为争取女性权益和公民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力量，也因此被政权视为是不稳定的因素，对当前的体制产生了一定压力与冲击。笔者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体制开始收编一些女权主义者，造就了“粉红女权”。

2、粉红女权的崛起

2020年出，梁钰在疫情期间关注到女性医护人员卫生用品短缺的情况，由此在微博上发起了“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筹集卫生用品，并因此获得了关注。在这个项目结束后，梁钰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团队“予她同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分别关注到月经贫困、性教育等议题，发起了“月经安心行动”，卫生巾互助盒和女性艺术展览等活动。[10]

2021年3月，梁钰发布微博宣布自己入党的消息（现已转为仅粉丝可见），引发广泛讨论。实际上，梁钰的微博已经多次展现出国家主义的倾向，比如在香港风波之后，梁钰的微博给林郑月娥加上“看见女性劳动者“的标签（现已删除），具有不言自明的立场倾向；再比如转发赞美中美高层对话中态度强硬的女翻译官的微博[11]，看似在赞美女性力量，但背后的政治含义亦非常明显。此外，梁钰的微博中也时常可见”建党100周年“，“‘十四五’规划”、“劳动光荣”等用词[12]，可以说，与中国共产党希望看到的主流叙述完全一致。

梁钰发起的卫生巾互助盒行动，在梁钰之外也有多个高校的学生自发发起，然而，大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来自校方的压力。[13]梁钰的项目非但没有受到这些来自官方的压力，反而获得了央企与国企的捐赠支持[14]，而梁钰团队也积极与高校团委合作，甚至几所学校的项目具体运作交由团委[15]。

和之前的女权行动者与国家力量抗争、对体制保持警惕的态度完全不同，梁钰不仅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体制一员，更对体制抱持信任、顺从的态度，将体制与项目合作视为机会，将体制介入项目视为行动的成功。在中国越来越紧缩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心态自有其道理，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家力量对民间行动的掌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将梁钰完全收编，只允许其在红线范围内声张女性权益，并利用梁钰的形象在关键政治议题上站队、发声，希望借她影响到更新一代关注女性权益的人；而梁钰也十分懂得利用这份来自体制的礼物，在确保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梁钰的项目得到了来自国企央企的支持，而梁钰本人也得到了国际大牌的青睐——对这些品牌来说，获得政府背书的女权主义者自然更加安全，以免未来出现意外，殃及品牌本身。

而梁钰的顺从与体制主动收编的互动，又在不知不觉中壮大了粉红女权的声量，“让那些坚持独立与抗辩的女权者被异议化，被推入政治的不安全地带”。[16]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女权主义者都要“自证清白”。2021年3月女权主义者肖美丽在微博上上传了一段劝阻男子吸引反被泼油的视频，随后被扒出2014年她支持香港的照片，被骂是“港独”，随后被炸号。Metoo运动中的弦子也被指政治立场有问题。肖美丽和弦子不得不站出来澄清自己的政治立场，却并未平息舆论。举报者们继续举报女权账号，一大批女权账号被封禁，多个高校性别小组微信公众号也在近期一夜间被封禁。[17]这场猎巫运动已经表明，声张女性权益必须在爱国的框架下进行。除了粉红女权，国家不会留给任何女权一席之地。

3、“粉红”了，真的还可以“女权”吗？——粉红女权的特点

以梁钰为代表的粉红女权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她们都刚开始关注、参与女权议题，与上一辈女权主义者和青年女权行动派没有太多交集，甚至因为过去的新闻被删禁而不了解那段历史。换句话说，她们还未进入女权行动者的社群网络中，给体制力量填补这一空白留下了可能。也因为她们与之前的女权主义者没有私下的联系，在体制需要的时候，她们可以立刻调转枪口对向“不爱国”的女权主义者。梁钰爆料吕频对性骚扰坐视不理的风波[18]，就是一例。

第二，她们的行动更多是服务类型，而不是权益争取的类型。梁钰发起的行动，无论是抗疫时期的“姐妹安心战疫”还是卫生巾互助盒，都倾向于向女性提供特定帮助、服务，有别于此前的女权行动，要求体制给予、落实女性的合法权益，如教育公平、就业平等、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等。而对政权而言，前者显然比后者温和许多。

第三，粉红女权不吝与体制合作，甚至，将自己的项目交由体制运作。即便粉红女权的行动以服务型为主，但国家仍然希望介入、管控每一个民间活动，不愿留下任何缝隙。所以梁钰的卫生巾互助盒在多个高校由团委接手维持后续运作，而梁钰对此表示欢迎和赞美。对于粉红女权来说，国家是最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力量，也是在这种情绪中，粉红女权张开怀抱等待国家的收编，完全放下了对体制的警惕、批评和监督。

第四，粉红如梁钰，在女权议题被污名化的今天，她也不得不面对一些抹黑和指责，比如她要解释“卫生巾互助盒是获得境外势力资助”的传言[19]。和肖美丽遭受的铺天盖地网络暴力相比，这些声音或许并不算什么。但它们也提醒着粉红女权们要时刻记住有一条政治红线，超过这条红线会有来自体制的严厉惩罚。也就是说，粉红女权获得的政治保障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需要不断证明的。在这一现实情形下，粉红女权一面怀着对国家的信任和骄傲，一面又有跨过红线的恐惧，可以预见，她们的立场会越来越偏向国家主义。

第五，3、4两个特点决定了粉红女权在“粉红”和“女权”遇到冲突时，一定会选择前者而非后者。而这些冲突无法回避，比如国家一直以来对女性生育的强行干预，比如自建国以来政治局常委中清一色的男性，比如体制性的、具有权力关系的性骚扰，笔者不禁想问，选择对这些议题漠视的女权主义者，真的还是女权主义者吗？被国家主义收编的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放下对女权主义真正的坚持，只愿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为女性争取一些“好处”，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却不愿走出国家主义的框架，真正为女性争取真正的“权利”。

粉红女权这一群体的出现，意味着留给非粉红的女权主义的空间越来越小，国家将拥有定义真假女权的权力，从而将体制外的女权声音完全消灭。然而，本文并不想批判梁钰等人，或是将女权的溃败责任推到粉红女权的身上。笔者认为，这是习时代持续打压公民社会，鼓吹、放纵民族主义情绪的必然结果。粉红女权的出现，一方面是国家的主动出击，一边收编新兴力量，一边打击非粉红女权；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的溃不成军，无论粉红与否都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时刻活在被举报的恐惧中，争取权益、冲击体制的行动几乎被封死，温和的行动也要接受体制的检视与介入。

这就是当下中国女权主义的现状，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这不仅是个人品质好坏/投机与否造成的结果，更是掌权者在没有权力制约下，利用国家机器拉拢、打压、恐吓的结果。

[1] 小粉红被视为是一群拥护体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轻人。过去一两年产生的一个有趣现象便是，小粉红和女权主义者身份的融合，这个群体在中文网络世界中被称为“粉红女权”，即同时拥有小粉红和女权主义者两个身份，是一种“国家主义女权”

[2] “中国女权简史：三十年来女权主义者们做了哪些事”，澎湃新闻，2017年2月23日，http://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623923&from=kuaibao

[3] 何桂蓝，“实名举报导师的北航女博士罗茜茜：我必须站出来”，BBC，2018年1月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2539003

[4] “中國公益圈連爆性侵性騷擾，善與惡已經無法清楚區分？”，端传媒，2018年7月24日，https://theinitium.com/roundtable/20180724-roundtable-zh-metoo-in-charitable-organization/

[5] “中国#metoo蔓延 揭权力规则下隐蔽性侵”，BBC，2018年7月2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4982540

[6] “中國#MeToo蔓延至佛界 名寺方丈被指性侵弟子”，BBC，2018年8月3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048734

[7]赫海威，“弦子的“我也是”使命：在审查和诉讼中不断战斗”，纽约时报，2019年1月7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107/china-zhou-xiaoxuan-metoo/

[8] 袁莉，“她指控刘强东强奸，然后成了中国互联网的靶子”，纽约时报，2019年12月13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1213/liu-jingyao-interview-richard-liu/

[9] 時卡戎，阿唐，門悅悅，“法庭外的12小時，弦子訴朱軍案開庭首日”，端传媒，2020年12月3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203-notes-xianzi-zhujun-trial-1st-day/

[10] 程依伦，““姐妹”梁钰：为女性发声，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广州日报，2021年1月7日，https://huacheng.gz-cmc.com/pages/2021/01/07/79e1ab000b1948129eaeb1242b75fedc.html

[11] 梁钰微博，2021年3月20日，https://weibo.com/1306934677/K73IQbR7y?from=page_100505130693467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12] 梁钰微博，2021年5月4日，https://weibo.com/1306934677/KdToMwgtX?from=page_100505130693467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20298535190

[13] “调查 | 卫生巾互助，为什么这么难？”，澎湃，2020年12月26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494789

[14] 梁钰微博，2021年4月 21日，https://weibo.com/1306934677/KbY5lDDUD?from=page_100505130693467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

[15] 予她同行微博，2021年4月16日，https://weibo.com/5627318598/Kb8qi6NRp?type=comment#_rnd1620299032992

[16] 吕频，“经血染红旗？——评梁钰入党事件”，matters，2021年3月15日，https://matters.news/@Nikko/吕频-经血染红旗-评梁钰入党事件-bafyreieyihb5p3wwrzi644vfsmcmxpdtcfhgrwuiv6jxa4xseerbxh3cxe

[17] 来福，“肖美麗事件：「港獨」圍獵與「性別恐怖主義」”，端传媒，2021年4月9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409-mainland-xiaomeili/

[18] 事件原委可见大兔的梳理：“关于“吕频被指包庇性骚扰犯”，我理了一下我看到的信息”，https://matters.news/@solidkillian/关于-吕频被指包庇性骚扰犯-我理了一下我看到的信息-bafyreigrzhy2p6fn5pa4cfiwggqdjzeiqd3kigvwn2yv5zly5a6iplymai

[19] 梁钰微博，2021年4月16日，https://weibo.com/1306934677/Kb4TEFi1p?from=page_100505130693467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20299666794

转载自 “粉红女权”的崛起：国家力量如何收编性别议题

200+個回覆，你們真是創紀錄了...

其實只要有基本秩序+不將人氣走，多拗幾個回合倒也沒什麼不好

畢竟不鬧架還算鍵政論壇嗎

碩葉，是若是的，說唔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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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人 #147168 美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被告有权得到陪审团审理，民事案件如果任意一方提出，也有权得到，但是都可以主动放弃，比如刑事案件被告接受认罪协商，认罪换轻判，就等于放弃陪审直接由法官裁决。从数量比例来看过陪审团的案子现在5%都很勉强了

@陈士杰 #147250人並不一定要「欠別人什麼」才能去對別人負責， 「負責」也不代表就一定要把吃喝拉撒全包了。我發現你真的很喜歡用一個很僵硬的行為準則把道德標準劃到一個讓人難以接受的水平，換句話說就是有點非黑即白。

這就好比在聖誕夜的街頭碰到賣火柴的小女孩。不少人固然不會因為她可憐，就乾脆把她帶回家領養了。但這不代表大家就不能去買一兩根火柴，送一兩件衣物，幫點小忙。這是人最基本的同情心，和「我是不是欠了你什麼」無關。事實上倘若大家都能基於同情心盡一點力所能及的「負責」，這個世界也能好不少，即便放到國際關係的尺度也未必不是如此。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147265 也是，但是愿意支持右翼威权主义的还确实是共和党人居多，倒霉的吴廷琰遇上了天主教教胞肯尼迪，悲剧了。

@消极 #146936 当然。其实右翼保守派也可以是全球化精英。中共走到今天，美国最大的两口锅应该分给尼克松和老布什，都是共和党总统。毛泽东当年就说过”美国左派逼事多右派好对付“之类的话，16年知乎上的爱国主义者有一些就据此支持川普。

@丁丁兄弟 #147263 過譽啦，嘗試達成共識兼顧兩方觀點是應該的。

@Wolfychan #147260 沃夫陈说得太好了。我心悦成服。如果中国内地城市也能像香港一样，那么中国真的有救了。

中國民主了還是要武統台灣那個嘴臉，想不黑化也有點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