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译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网站：我们如何知道中国将何时入侵台湾

作者：John Culver（CIA前东亚政策分析师，已退休）

2022年10月3日

如果北京计划开战，必将有可靠的迹象表明战争即将到来。

过去一年里，中国、台湾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许多分析文章和专家学者都认为，战争可能比人们预想得更快到来。这些猜测多来自美国某高级军官的一条评论，评论称：中国主席习近平已指示解放军准备好于2027年前入侵台湾岛——尽管这一说法并未给出依据。另一份新报告称，美国情报界的一些人士目前的评估是，中国最早会在2024年（可能是台湾2024年1月选举的时候）开战。

如果北京计划开展，必将有可靠的迹象表明战争即将到来。所以，现在该好好考虑中国在重大冲突全面动员前会做什么了。尽管中国上一次发动大规模战争（对越战争）早在1979年，但我们可以依次判定中国政府将如何为入侵做准备，以及我们可能会看到哪些具体的迹象。如此规模的军事冲突将反映中国领导人的四个决策假设。

首先，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都知道，直接入侵台湾将是一项艰巨的战略任务，而且一旦开始就没有退路。这场战争有可能会持续数年甚至十年，而中国将受到美国甚至多边制裁，亦有可能面临美国的全面封锁。中共在中国国内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将从1978年以来盛行的”以经济增长为重点“，转变为”以民族主义为中心“，以实现台湾与中国的“统一”。

第二，自1979年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的政治目标一直保留了在未来某个时点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北京当局也一直在通过促进与台湾的经济一体化来追求这一目标。在新冠疫情之前，海峡两岸有大规模的交流往来，每年有数百万中国游客访问台湾，还有数百万台湾人在中国工作。但2020年以来，中国和台湾的旅行禁令和检疫措施大幅削减了这种往来。此外，2019年中国对香港民主派的镇压，损毁了北京当局推出的通过“一国两制”获得和平统一的模式，使得许多台湾人对北京的动机、意图和目标产生了负面看法。这些事件使得北京当局通过民间接触和经济交流促进海峡统一的希望日趋渺茫。海峡两岸关系的迅速削弱使得和平统一变得困难。

第三，中国追求统一的政治战略除了具有军事成分，也有经济、信息、法律和外交成分。目前美国所作的多数分析，认为中国的选择非和平即战争，而忽略了这些其他成分。同时，华盛顿的许多人认为，如果北京当局诉诸武力，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入侵。这是一种危险的过度简化。中国有许多选择来增加对台湾的压力，包括非直接入侵的军事举措：例如，以小规模战役在中国沿海夺取台湾控制的岛屿，封锁台湾的港口，通过经济隔离来扼杀台湾贸易。这些举措可能无法迫使台湾投降，但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孤立台湾，增加台北政府的压力，促使其进行政治谈判并接受对北京当局有利的条件。

最后，台湾能够维持几十年和平、繁荣和民主，依靠了大量理解共识、军事因素和模糊立场。而这些因素，由于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膨胀，台湾民主制巩固并由支持独立的民进党领导，以及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决意打“台湾牌”，正在逐步被侵蚀。

如果中国真的决定在18至24个月内与台湾——或者根据拜登总统最近的口误，与美国开战，我们怎样能知道呢？首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不会是悄无声息的，至少对美国情报界来说是如此，对台湾和其他西方观察家来说可能也是如此。大国与大国（甚至不一定要是大国）之间的现代战争会消耗大量的弹药库存，尤其是用于高强度海战、空战和两栖作战的精确制导弹药。因此，在开战日至少一年前，中国必然已经开始大量生产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包括用于远程海滩轰炸的防空、空对空和大型火箭。民间分析家已经从商用图像中发现了中国新建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包括似乎是为了扩核建设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如果即将开战，国际政府和非政府观察家都会注意到中国在大量生产关键军火。

中国还将采取明显的措施，保护其经济、军事和关键产业免受干扰和制裁。固然，中国目前采取了旨在实现技术和物质自给自足的产业政策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并且对美国日益增加的出口管制、制裁、以及经济金融压力进行了一些应对，但这些措施作为开战准备还是不够。正如CSIS高级研究员Gerard DiPippo最近指出的，如果冲突临近，我们将看到某些金融指标，如实施更强力的跨境资本控制，冻结中国境内的外国金融资产，以及迅速清算和回收中国的海外资产。其他指标包括紧急储备物资的激增，如药品或关键技术元件；暂停关键物资出口，如关键矿产、精炼石油产品或食品；采取措施减少对关键物资的需求，或采取配给制，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等进口商品；将战略物资优先投入军事生产。此外，中国的精英和关键岗位的工人也将面临国际旅行限制。

可以合理认为，如果美国情报界已经观察到了以上的一些情况，他们现在就会公开发布信息，就像他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四个月前所做的那样。 他们不会仅仅向一家新闻机构透露。

解放军内部的准备工作也会提醒美国情报部门，战争何时即将开始。在入侵前的六至十二个月，中国很可能会在整个军队范围内实施超期服役（也称为“减少损失”，stop loss），停止遣散入伍人员和军官，就像它在2007年台湾大选前为了对台施压所做的那样。（如果中国官员真的计划在2024年就开战，他们现在就应该宣布这些行动了。） 开战前三至六个月前，解放军还将停止大部分常规训练，并开始维护主要军事设备；它将扩大海军和空军的战力，重新武装、补给和修理船只、潜艇和飞机。这些行动将远离美国或台湾可能会轰炸的军事设施，例如台湾海峡附近的海军基地和军用机场。解放军海军还将更换其非核潜艇上的电瓶，并加强装载导弹、鱼雷和弹药的训练。

在直面台湾的东部和南部战区司令部，解放军将采取于单纯的演习中少见的准备措施。例如，登船点和机场附近会建设战地医院。很可能会有公共献血活动。移动指挥所将离开驻扎地，转移到隐蔽地点。负责管理石油、机油和润滑油的单位将与野战车队一起行动，奔赴民用港口，为车队装船启航入侵提供支持。

解放军将把军队——包括那些远离台湾海峡的军队——置于警戒状态。北京当局一直担心作为台海战争的连锁反应，美国会在中国边境发动或鼓动其他战争。因此开战前，全军休假将被取消，服役人员将被召回，并被限定驻扎在各自的驻地或船只上。数以百计的军用飞机和包机将运载关键材料和高级官员往返于东部战区司令部，以检查备战情况。正常的客运和货运航班将被打乱。这种变化即使是业余的航空航班追踪爱好者也会注意到——他们在上个月谣传北京政变时，就曾驳斥过“进出北京航班停飞”这一说法。

中共会在计划作战前至少三四个月下令进行全国总动员——这是自1979年以来从未采取过的公开的步骤。在开战前，已经战争之中，省级军民动员委员会将征用商船、滚装汽车运输船、大型汽车渡轮、飞机、火车、卡车……所有与备战有关的东西。他们会动员大量的人，包括预备役军人，来保护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修复美国轰炸造成的损毁，并防止暴乱和破坏。在中国生产商品的西方公司将经历供应链的中断，因为主要的运输物流商和一些零部件制造商将转而备战。这些都将是公开的行动，并在中国的国家和省级媒体上报道，并迅速被西方政府和民间分析家捕捉。

最近，一份广东省4月进行战争动员演习的录音和文字记录被泄露给了西方消息源。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演习的频率，但它们可能是一年一度的活动，以应对自然灾害和潜在的军事冲突。这份记录提供了大量细节，显示一个省是如何进行大规模军民联合动员工作的：数十万人；近1000艘船只；20个机场；6个船厂和修船厂；以及大量医疗、食品储藏和能源设施。固然，广东是一个富裕、人口众多、工业化程度高的省份，且在台湾冲突中处于战略地位，但其他的每个省也可能采取类似行动，沿海省份尤甚。

如果中国真的决定对台湾发动"选择之战“（war of choice，指并不一定要发动的战争），由于这场战争将规模庞大，它便无法“奇袭”。即使习近平很想速战速决，希望台湾的斗志迅速瓦解，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灾难性入侵是前车之鉴，可能会促使北京当局更加谨慎。如果中国也采取这种“掷骰子”的赌博行为，它会面临比俄罗斯的陆上入侵更大的风险。这不仅是因为解放军必须进行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距离最远的两栖入侵，还因为战争计划者必须假设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会迅速投入战斗力来保卫台湾——这与乌克兰当初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对台湾的任何入侵计划，在北京正式开战前的几个月，就不会是秘密。假设开战，这将是一项全国性的事业，并可能会持续数年。

原文译自《纽约客》：A Teacher in China Learns the Limits of Free Expression，译者火光翻译组，译文首发于2047论坛。

作者：Peter Hessler

2022年5月9日

彼得·海斯勒（英语：Peter Hessler，1969年6月14日－），汉名何伟，生于美国匹兹堡。1992年取得普林斯顿大学英文学士学位。1996年参加和平队（Peace Corps），赴中国工作，在四川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重庆市长江师范学院）英语系教英文。1998年移居北京，担任记者与自由撰稿人，曾为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纽约客撰稿。2010年移居埃及开罗并任纽约客中东记者。2019年8月迁至四川成都，并于2019年秋季起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2021年6月，四川大学宣布不与彼得·海斯勒续约。

中国三部曲：2001年，出版《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记述他在四川涪陵的生活。2006年，出版《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 本书有译本但至今未能出版简体中文版。2010年 出版《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 HarperCollins），描绘中国社会剧变中的浮光掠影，简体中文版于201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有删节。

在中国的大学里，当一个学生向上报告一个教授的政治错误时，用来描述这种行为的动词是“举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总是可能存在，因为潜在的政治错误既没有定义，又五花八门。一个学生可能会因为老师对一个敏感历史事件的评论，或者一句似乎与共产党政策相抵触的话语，而对老师进行举报。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灰色地带的言论尤其有风险。2019年，在重庆师范大学的课堂上，一位名叫唐云的文学教授不经意地将习近平提出的一句口号描述为“粗鄙”。学生投诉后，唐云被降职到图书馆工作。

课堂材料也可能出问题。2019年秋天，我开始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大学任教，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另一个大学的法学院的老师。他制定的教学大纲中有一些敏感内容——他的课程中包括《老妈蹄花》（Disturbing the Peace），一部由艾未未制作的关于艺术家遭遇中国司法系统的纪录片。两年来，这位老师在课堂上播放这部影片，一切正常；但在另一个学期里，一些学生决定举报他。短短一周内，这位老师就被替换成了一名代课教师。但是，如果最初的举报是在社交媒体上提出的，这个过程可能会更慢，而且更难预测——我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

2019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去上课，我的妻子莱斯利（Leslie）给我打了电话。一个朋友刚给她发了一条从推特上复制的信息：

美国作家和记者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2019年8月与家人来到中国，在四川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他可能已经因其行为/言论遭到了举报。

这条推文是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所发。她在推文中附上了一张模糊的微博截图（微博是中国版的推特）。在中国，人们经常传播这样的图片，因为原始的微博帖子可能会被审查人员删除，而对截图的审查更困难。莱斯利的朋友说，我被举报的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我想在你开始上课之前提醒你。”莱斯利告诉我。

那天晚上，我正好要教授非虚构写作的课程；在其他时候，我还要教两节新生英语作文课。新生们目前正在读《动物农场》——我的系里把这本书列为必读书，而我实在想不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材料可能会引发举报。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追根究底，而是决定照常上课，希望举报我的人不是来自这个课堂。

我的办公室和教室都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的一栋新楼里，位于成都的西南郊区。从办公室走到教室只需一分钟多一点，但我沿途要经过六个监控摄像头。自从20多年前我开始在中国教书以来，这些摄像头是20年间的众多变化之一。在我教授非虚构写作的教室里，还有一个摄像头安装在我身后的墙上。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摄像头位于我右肩上方，对准学生。

在点名的时候，我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这是本学期的第十四周，全班约30名学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今晚他们似乎有些不安。终于，坐在前排附近的一位女生说："Hessler 先生，你看到这个了吗？"

她把她的手机递给我，上面已经调出了微博帖子的截图，其中有七条评论。第一条是用中文写的：

何伟在我们学院上课真是大逆不道。

我扫了一眼其他的帖子。“我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说，“它来自另一个班，与你没有关系。”

我希望改变话题，于是开始上课。学生们一直在写人物简介和专题故事，于是我请一位英文名为蒂姆（Tim）的工程专业学生朗读他的草稿。蒂姆研究了一个自称为“小气鬼联盟”的网络社区。该联盟成员力图完全依靠他们的储蓄和投资账户的利息生活，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不错的工作。他们分享省钱策略：一个人说，三毫米是刷一次牙所需的最小牙膏量；一个身价百万的人记录了他如何骑着共享单车，带着所有的行李去机场。蒂姆写道：“有一些人一直过着这种异常节俭的生活……这是他们在贫穷时养成的习惯。”

学生们的校外研究是本学期的一个亮点。我已经决定，下周我们将听一听当地一位保时捷销售员的故事，他是班里一位英文名叫安娜（Anna）的学生写作的对象。这位销售员告诉安娜，试图从他的客户身上占便宜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当一个四川人积累了够买保时捷的钱时，肯定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他说：“有能力购买豪车的人已经用过各种手段来赚取利润，也已经应付过各种各样的人。要欺骗他们是不可能的。”

在课间休息时，一些学生告诉我，他们讨厌举报的行为。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我们下周还会见面。但其实我并不确定。微博的帖子中声称我已经“西了”，这个词在中文里也可以被理解为死亡威胁。一位推特用户翻译了最后一条评论：

[何伟]仗着自己是大作家，就口无遮拦，我看他要西了（死了）。

1996年，作为和平队（Peace Corps）的志愿者，我第一次来到四川。我被派往长江边一个偏远城市涪陵的一所小型学院，在那里教英语语言和文学。我的学生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时全国的人口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村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乡村长大，他们往往是村里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当时每一百个中国年轻人中只有六个能上大学。我的学生多数害羞、安静、传统。在课堂上，当他们写下自己敬仰的公众人物时，大约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最受欢迎的是毛泽东：

虽然他要对文化大革命负责，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成就。众所周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我认为毛泽东是世界历史上当之无愧的伟人，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能与他相比。

事实上，他们这一代人与邓小平的关系最为密切。1978年，邓小平施行了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政策。从那时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超过八亿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城市人口成为主流。我在涪陵教过的学生，几乎所有都成了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时他们会写下大学时代的挣扎，那些是我在课堂上所不知道的：

在[大学]三年里，我没有吃好也没有睡好。我记得在1996年，有半年时间，我每天只吃一顿饭。当时我是一个悲伤的人。但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我搬回成都是为了与这些曾经的学生重新联系，但我也对下一代感到好奇。我在涪陵教过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较大的家庭，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出生的。1997年，也就是我在涪陵的第二年，我问了班里的二十名新生，关于他们的家庭情况，只有一个是独生子女。2019年，当我向班里的十四名新生提出同样的问题时，只有一个人有兄弟姐妹。在那年秋天我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近百分之九十是独生子女。我还了解到，在问这个问题时，我必须澄清我所说的“兄弟姐妹”是什么意思，否则学生可能把堂/表兄弟姐妹算进来。随着家庭的缩小，“兄弟姐妹”这个词的含义也扩大了——许多年轻人认为堂/表兄弟姐妹是同胞兄弟姐妹的替代。

社会如此剧变，人们也一直在关注年轻一代会是什么样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和中国的媒体都报道了被宠坏的独生子女，他们/她们被称为“小皇帝”。与美国的千禧一代一样，中国的年轻人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但他们的网络世界被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和封锁系统——“防火墙”鲜明地划出了界限。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爱国主义教育加强，而习近平也将权力巩固到了毛泽东时代以来前所未见的程度。2018年，宪法被修改，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使习近平有可能成为终身主席。一些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被称为“小粉红”，因为他们有狂热的国家主义信仰。

在我的事上了微博之后，社交媒体上的大多数评论似乎都对这种攻击持批评态度。一个微博用户写道：“这一代的年轻人太糟糕了。”另一个人用英语回应说：“真正的问题是老大哥。”一些人提到了习近平，尽管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下，他们避免直接写出主席的名字：

主要原因不是老师能不能反对学生的想法，而是没有人能反对 。

我在大二时上了一堂诗歌欣赏课。在课上，老师当着100多个学生的面讽刺***，也没出什么事。后来，每个教室的天花板上都安装了麦克风。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系主任打来电话。他听起来忧心忡忡，要求我到学校与院长见面。我当时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Pittsburgh Institute，简称SCUPI）的英语系任教。这种项目被称为混合项目：中国工科学生在成都校区学习两到三年，用英语授课，然后可以申请在匹兹堡大学或其他外国大学完成学位。我所有的新生都来自SCUPI，尽管我的非虚构写作班上也有来自其他科系的本科生。

目前在中国，这样的混合项目大约有40个，这反映了中国教育界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在九十年代，中国学生很少出国，我在涪陵教过的两百多个年轻人中，据我所知没有人去国外留学；而当我去成都时，千禧一代已占中国护照持有者的三分之二。2019年，有37.2万中国人在美国留学，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支付了全额学费。对美国方面来说，金钱已经成为了与中国合办混合项目的主要动机。

不过，SCUPI 在政治上并不“混合”——匹兹堡大学不能为成都的项目制定政治准则，所以从法律地位上看，成都的 SCUPI 项目完全在四川大学的管辖之下。最近，当我联系匹兹堡大学询问 SCUPI 时，对方的答复让我想起了中国的大学：起初，匹兹堡大学的发言人似乎很愿意帮忙，但在多次拖延之后，拒绝了我的询问请求。

SCUPI 的学生和其他本科生一样，需要学习必修的政治课程，老师们也要接受共产党的监督。微博上关于我的贴子出现后，我知道学校的党政干部会对此进行调查，所以我找到了引发这次攻击的材料——它们来自我对一名新生的议论文草稿的批改意见。我将这些材料发送给了系主任。

作为中国的教师，我对议论文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和厌恶。90年代，我的学生们发到了一本《写作手册》。这是一本政府出版的书籍，其中“议论文”部分的范文题为《三峡工程是有益的》。反驳段落列举了一些反对三峡大坝的理由：被淹没的风景、失去的文物、地震的风险。“这些担忧和警告很有道理，”文章写道，然后使用了一个过渡句，“但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

由于各种原因，我认为这篇文章很难教。首先，没有人被允许争论三峡大坝的问题。涪陵是将受到大坝影响的地区之一，在该市的低洼地区，政府画了红线，标明了未来水库的水位。而三峡大坝这个主题也被画上了红线——当时，中国的科学家不能公开撰文反对这个项目。

这个过渡句，小得不能再小，却占据了我大量的精力。中国的传统教育强调模仿范文、背诵文学短语，而我的涪陵学生们也勤勤恳恳地将这个过渡句纳入他们的议论文中。它还感染了其他的作文：个人叙事、对话、文学散文。我可能正在读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作文，突然一个比波洛涅斯（译注：《哈姆雷特》中一个说话烦人的角色）还要刺耳的声音响起：“但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这句话来自一个中国成语。我一遍又一遍地试图解释，这个短语在英语中听起来有多糟糕。

二十多年后在四川大学，我收到的新生议论文中，偶尔还会冒出这个短语。此外，很多主题依然是论证的禁区。对一个去而复回的老师来说，这是一个谜：**为什么中国经历了如此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变革，而政治却仍然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在大一的英语课上，没有人表示取消主席的任期限制是个坏主意，也没有人认为新疆的再教育营应该被废除。在敏感话题上，一个学生即使支持政府的立场，也不能对另一方的立场进行充分反驳。而老师常用的教学方法——即在批阅议论文时扮演“魔鬼代言人”（译注：即提出可能的反驳意见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观点）——也有了风险。

我教的一名大一新生——就叫他约翰吧——提交了一篇议论文的草稿，论证政府有必要限制言论自由。他写道，“在一个文明的法治国家”，公民不允许发表质疑国家主权的言论。我对此做了评论：

你说在一个文明的法治国家，人们不允许发表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这是不准确的。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国家，等等，任何人都可以发表声明，声称国家的某些地区应当独立。

而在微博的帖子里，我的这条评论变了样子；

课上学生给speech（译注：演说），提到说国家的主权不容侵犯。

何伟问，怎么不容侵犯，在魁北克在德克萨斯在加州在苏格兰，人们天天侵犯自己国家主权。

帖子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发帖者利用我评论中的细节编造了其他事情，创造了这样一个场景：我在课堂上咄咄逼人，为了反对中国政府而对学生进行威吓。这个微博账号是匿名的，而且很快就被删除了——可能是被审查人员删除的。读了这个虚构的争论，我想起那个大一新生的教室是我教的几个课堂里唯一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地方。没有任何数字证据可以证明这场争论没有发生。

在课堂上，约翰很安静；他的成绩在班里处于中等水平，我们两人从来没有过不愉快的互动；我对这个班级的印象也很好。这件事是他做的吗？还是班里的其他人？或者是大学里的其他“小粉红”？或是一个安保人员？我无法断定这个微博帖子是笨拙还是狡猾——它显然不准确，但又似乎是故意为了吸引最大的注意力。

在批阅作文时，我确有一条评论对共产党有所批评。在约翰的作文中，他提到言论自由并无必要，因为政府总是能以准确和及时的方式向公民通报重要事件。在我批改论文的那天——2019年12月7日——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马上就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我的评论中提到了2003年的 SARS 疫情，当时中国政府被指控隐瞒了真实的感染人数。那年四月，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时代》杂志，仅他所在的医院就有60个病例，而官方公布的首都病例数只有12个。我提到了“吹哨人”和记者的作用，并写道：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媒体的职能之一是报道政府可能想隐藏的事情。我们在无数个国家反复看到，官方信息并不总是及时或准确。

在涪陵的课堂上，我印象最深的一些时刻，就是当我的发言触及了中国历史或政治的敏感点的时候——即使只是隐晦地触及。在这样的时刻，教室会陷入沉默，学生们会盯着他们的课桌看。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而这种反应也传染给了我——看着那些低下的头，我心跳加速，脸在发热。最初，我认为这是我感觉最像“外国人”的时刻。但我逐渐意识到，情况恰恰相反：我的身体所经历的正是中国年轻人熟悉的反应。共产党创造了一种强烈的氛围，使得政治影响了身体。

我在成都教书的头三个半月里，还没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更善于使用外交辞令说话。但中国人有许多敏感点，任何外国教师都难免会触犯。最近，一位非虚构写作课上的学生告诉我，2019年10月，当莱斯利到我的班上谈论她作为记者的经历时，随口说了“中国和台湾”这个短语。她无意中踏入了禁区：这两个专有名词可以通过历史、文化、地理、政治连起来，但绝不能用“和”这个连词连起来——即使仅仅是在语言上将它们并列，也意味着它们是分开的。

两年后，我的学生回忆说，当时有几个人互相对视，一个同学小声说要不要纠正这个短语。但学生们最终放过了它。莱斯利和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词。在我被告知此事后，我们都不记得当时是什么语境了。我相信我肯定也打破了许多其他类似的禁忌。如果是以前，我肯定能感觉到自己“犯忌”了——但不知为何，这些学生比涪陵的学生更能控制自己的外在反应。但他们还是被训练得像老鹰一样，对这类短语保持高度警惕。

在四川大学，所有本科生必须上半打的政治课。我在涪陵的学生也有类似的要求，但从那时起，共产党的历史又增加了二十年，现在的课程名称似乎越来越长：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如果你觉得这些标题很笨重，那么当你打开课本时，情况就更糟糕了：

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具有基本内在性和针对性规范的重大任务，才能在实现这些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增强人民群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这句话是我班上的一个新生引用的。他写了一篇议论文提出政治课改革。他的题目非常前卫，这使得研究非常困难。一天下午，他来到我的办公室。

“当我在百度上搜索时，我只能找到对我的论点的反驳。”他说，“我还发现有人说‘我不在乎是否被洗脑，只要它给我们带来好处’这样的话。”他认为，大多数有用的信息已经被审查员删除或被防火墙屏蔽。

在大学里，我得到了一份未被封锁的英文搜索引擎清单，并尽职地将其传递给了我的学生——尽管除了 Bing 之外，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份清单上的其他网站。它们听起来像不知名的摇滚乐队：Dogpile, Yandex, WolframAlpha, Swisscows, DuckDuckGo。但即使是这个“三流阵容”也面临裁撤：2019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周，学生仍然可以使用“鸭鸭走”（DuckDuckGo）引擎进行搜索；但到了第四周，防火墙已使其成为了“鸭鸭走了”（DuckDuckGone）。一个网站只有允许内容被审查，才能被访问，例如 Bing；或者它的流量太低，还没引起注意。

有时，新生会在我的办公时间出现，只是为了让我帮忙在谷歌上搜索一些东西。在离开美国之前，我订阅了一个VPN，许多学生请我帮他们注册同一服务，但我不知道在没有海外信用卡的情况下该如何操作。中国国内也可以在微信上找到VPN供应商，但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大一新生常觉得害怕，因为这种服务在中国是非法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了解到，对新生最好的建议是让他们与高年级学生交流。除了必修的政治课外，学习如何翻墙，也是四川大学这个中国排名前四十的大学里的必修课程之一。我教的新生中似乎很少有人翻墙，但许多大三和大四的学生显然会使用谷歌和其他被封锁的网站。许多教授有技术人员帮忙设置VPN服务，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我的一个主修文科的大三学生，把这件事描述得几乎像一个游戏。她告诉我：“每当教授们在课堂上要求我们谷歌一些东西时，一些学生就会问，‘我们没有VPN，怎么谷歌？你能告诉我们怎么用VPN吗？’教授就会说，‘对不起，我们有技术支持，但我们不允许告诉你。’”

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上，一位名叫伊迪（Yidi）的大四学生描写了她的VPN“贩子”——那是伊迪选择使用的术语，买VPN就像采购毒品。“我已经在微信上给他付钱[购买VPN]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弄清楚他是谁。”她提出这个项目时这样告诉我。 VPN 贩子同意接受采访，这时伊迪才了解到，他既不是一个老练的罪犯，也不是一个技术人员。他在欧洲读研究生并且开发了一门线上艺术史课程，在那里他习惯了自由的互联网。回到中国后，他四处寻找VPN服务，然后意识到建立这样一个业务有多容易。这个故事并不新鲜：用户变成了贩卖者。

当伊迪问及该业务的运营成本时，VPN 贩子回答说：“如果我告诉你，你可能会要求退款。”但他还是继续说：每年花三百元，也就是不到五十美元，他可以在海外租一个Vultr虚拟私人服务器（即VPS），满足多达五十个中国客户的需求，而每个客户需向他支付三百元的年费。然后他扩大规模：五十乘以三百，减去最低限度的成本开销；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扩大很多倍。

伊迪是班上最好的作者之一。她的声音轻快而有趣；她的故事并没有引起惊讶或愤怒。学生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各种矛盾的信息。大学一边要求他们必修习近平思想，一边默默鼓励他们与非法的VPN贩子做生意，他们并不惊讶；VPN 经销商竟然是搞艺术史的人，他们也不惊讶。伊迪写道。

这项业务是在微信上运作的，而微信是世界上监控最严格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我担心这种做法相当于在国际妇女节那天在公共交通系统分发反性骚扰传单。但我的VPN贩子驳斥了这种想法：“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正在绕过这堵墙，你认为国家会惩罚所有人吗？”

这位经销商夸大了翻墙的人数，但他的观点是，共产党希望防火墙存在漏洞：从事出口业务的人需要访问“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和其他有用的工具，学者和研究人员则需要全面访问互联网。伊迪认为，她在四川大学认识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使用VPN，这与我听到的其他估计相似。而在整个社会中，特别是在中老年人中，这个数字要低得多。2017年，我调查了一些我以前教过的涪陵学生，问他们是否使用VPN，三十个人中只有一个回答是肯定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麻烦和费用阻碍了翻墙。但翻墙在年轻人和上层人士中更为普遍。伊迪的VPN贩子告诉她：“这是一个好生意，中国的灰产市场。”

当我与川大匹兹堡学院院长邱民京会面时，学校的党政官员已经询问了我的一些学生。邱院长告诉我，学生们都说他们从没有见过类似微博上说的那种课堂交流。

在四川大学的混合项目中，邱院长代表匹兹堡大学。他来自台湾，现在是美国公民。他在美国起初担任工程学教授，后来成为一名行政人员。他没有直接参与任何党政调查，但官员们向他传达了调查结果。在我们的会面中，邱院长告诉我，官员们对此事原委并不像微博所述而感到满意。（邱后来声称他不知道任何调查。）

我带来了约翰的作文还有我的评论，但邱院长说这不是问题，至少现在还不是。重要的是，没有人正式启动举报程序，向政府提出投诉。因为一些中国和外国记者就此事与我联系过，我问邱院长，如果我说我没有被举报，是否准确。邱院长说是的。在我发表未被举报的声明后，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话题渐渐平息。

当月，我所在的院系就此事与四川大学的一名党政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议。我解释了发生的事情。一位美国教授提问，在我们的课堂上是否有明确禁止讨论的话题。作为回应，这位党政官员用英语宣读了一份声明：“禁止的内容包括露骨或侮辱性的性题材，可能不被普遍认同的政治观点，宣传或贬低某些教义的宗教材料，以及政治敏感的话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做法——保持模糊，以便更广泛和灵活地行使权力。这位美国教授再次发言，他说：“有时我们进行讨论，学生自己也会提出话题。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个似乎是越界的话题。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打断他们？"

“最好不要谈，”这位官员回答，这次是用中文，“因为这仍然是一个中国学生。你不知道那个学生是否会‘翻过来’。”——指把事情颠倒过来。

在这些会议中，没有人说我做错了任何事；但也没有人告诉我，教师的私人评论被扭曲、并被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是不是违规。或许官员们与约翰交谈过，或许他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一般的做法是若无其事，假装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于是在微博攻击事件发生五天后，我再次为约翰和他的同学们上课。我们的课程仍然剩下三周的时间。

当我与那位因在课堂上播放艾未未纪录片而被处分的法学院老师讨论“举报文化”时，他解释说，恐惧来自两个方向：学校管理者害怕学生会做什么，也害怕更高级的官员会做什么。由于故意不定义什么是违规，结果也难以预测。纪录片事件发生后，他的系主任迅速向上级保证，他将对该教师进行处罚。不过，处罚相对较轻。该教师被勒令停止教那门课程，但仍被允许继续教授其他课程。他告诉我，一个大丑闻会对所有人不利。他说：“他们[从轻处罚]是在保护我，也是在保护他们自己。”

这位老师提到了利用学生作为“信息员”的做法。这不是什么新闻：在我参加和平队的时候就曾被告知，几乎肯定有一些学生负责记录追踪课堂内容。1997年，一名和平队的志愿者与一名出租车司机发生争执，被带到了警察局，和平队的一名管理人员也被叫去了。在审问过程中，警方显然有该志愿者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在课堂上发表的所有敏感政治言论的记录。

但我们从不知道这种监视是怎么进行的。即使在二十多年后，我与一些涪陵学生关系很好，也从未听任何人提起监控的事。我的印象是，共产党招聘学生进行这类工作时非常精明，绝大部分学生都在这个系统之外。而且，学生们没有什么动力就此提出问题，反而有很大的风险。我的一个偏自由主义倾向的川大学生告诉我：“要想知道[监控是怎么进行的]纯属浪费时间。这就像跟着一个线头，而那个线头连接到一个巨大的挂毯——这就是我对监控摄像头的感觉。我数了数我家附近的东门大桥地铁站的监控设备，轨道层我看到15个摄像头，转门处有47个，自动扶梯上有38个，总共有一百个摄像头，更不用说每个地铁车厢里的两个摄像头了。谁在监控这些东西？”

法学院的老师则是只听说他是被好几个学生举报了，但他不知道是哪些学生。他说他不会对任何个人感到愤怒。“他[举报者]不知道他的思想正在被奴役，”这位老师说，“我只是对这个系统感到愤怒。”

在微博攻击事件后，我重新来到教室。约翰独自坐在后排的位置。当我向学生们打招呼时，他没有看我。

我们原定讨论《动物农场》，但我决定将奥威尔作品的讨论推迟一个星期，直到我更加了解这个班级的情况。那天，我们讨论了一些作文样本，然后做了一个编辑练习。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但约翰并没有参加讨论。我无法判断他是否在故意避开我的目光——他一直都很害羞。

听到下课铃声，我松了一口气。有几个学生似乎对我们没有谈论《动物农场》感到失望，下课后依然在教室徘徊。一个男生说，他发现这部小说比《1984》更让人沮丧。“温斯顿有他的幸福。”他说，“至少他在一个时刻是幸福的。而动物农场上的动物们连这个时刻都没有。”

另一个学生提到了《美丽新世界》，评论说赫胥黎的虚构社会与奥威尔的虚构社会完全不同。“但结局是相似的，”他说，“也是非常负面的。”

“老大哥，”第一个男生说，“有些学生想成为老大哥。”

约翰还在教室里收拾他的东西。现在我小心翼翼故意不往他的方向看。

“那你呢？”那个男生对我说，“你想当老大哥吗？”他语气轻松，然后笑了；我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中国封禁、封锁、审查了许多东西，但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并不在封禁名单上。去年，当我进入新华文轩——成都市中心由共产党监管的最大的书店之一时，第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二十本记录习近平的职业生涯和理论的书籍，细致到令人头皮发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扶贫故事》、《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宁德》……而在不到30英尺远的地方，另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叠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卖点的书籍：《1984》、《美丽新世界》和《我们》（这本小说由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写于1920年左右，随即在苏联被禁）。附近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摄像头；奥威尔作品的封面上写着：“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老大哥在看着你。”书店里还有《动物农场》，以及《1984》的另一个中译本。2021年，超过二十万册的《1984》和十万册的《动物农场》中文版被售出。

我的许多学生在高中时就读过奥威尔，他的作品在四川大学的各种课程中被教授。在微博攻击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另一个系的学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1984”戏剧表演。当我进入讲堂时，教授热情地招呼我；他要求我不要提及这个班级的名字。我坐在大厅的后排，靠近一个摄像头。前面还有一个摄像头。

课程任务是，给《1984》这部经典著作一个新的诠释。戏剧开始时，一些男生和女生表演了“两分钟之恨”，大喊中国式的诅咒，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时的批斗会：放屁！羊脸的猪！羊脸的骡子！之后，戏剧重点放在了朱莉娅身上，她是温斯顿-史密斯的情人。在小说中，朱莉娅是一个性感、缺乏知识的形象，她只是讨厌国家的控制；但四川大学的学生们把她变成了党的秘密特工。她被指派去诱捕温斯顿，但在执行任务时，她无法阻止地爱上了他。当她看到温斯顿在酷刑下迅速供出她时，她的感情被击碎了。此后，她再次为国家献身。戏剧的结尾，党确定了一个新的目标，那人有一个中国名字。“朱莉娅同志，祝贺你完成了这项任务，”她的上级说，“你的下一个目标是叶连科。”

我以前并不认为《1984》还能变得更加黑暗，但川大的学生们做到了。事后，其中一位编剧告诉我，她扩展了朱莉娅的角色，因为原来的角色似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她认识到小说中有厌女的痕迹。总的来说，我的学生们是奥威尔的好读者。在学习《动物农场》单元时，学生们写了自己最认同的人物。一个常见的选择是驴子本杰明（Benjamin），他对新农场持怀疑态度，但对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

正如中国的一句老话，祸从口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所有麻烦都是由他的舌头造成的。我们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只手，但只有一张嘴，这告诉我们应该多观察，多听，多做，少说。

一些学生则认同拳击手（Boxer），那匹忠实而愚钝的马，劳碌不停，至死方休。

我也是一个没有独立思考的人。我经常相信别人对我说的话，而且我总是在没有任何思考的情况下听命行事。如果我是农场里的动物，我就会相信雪球和拿破仑等领导说的话……也许我会被拿破仑洗脑，然后对拿破仑言听计从，最后则被拿破仑出卖。

学生们对自己诚实得残酷。他们写得也很好——当我联系他们，询问我是否能引用他们的作文时，一些人对文字做了编辑，但内涵还是我当初收到的那些。在他们身上我很少看到“小皇帝综合症”的迹象——这种毛病似乎主要是基于西方人对独生子女社会的想象。首先，我的大多数学生独自相处的时间少得出奇。中国的学校通常有额外的校内学习时间，而且我的许多学生高中时都住在宿舍里，这种做法在中国很普遍。

如果说我的学生被“宠坏”了，那主要是指他们拥有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补习功课。这在中国家庭中很典型：额外的资源被用于教育。在一个非虚构写作的课堂上，我问学生在中学期间花了多少时间在辅导课上，平均数字是每周六个半小时。有关童年的作文，经常描述魔鬼级别的竞争。一个男生写道，在三年级时，他参加了一个有六百个人申请的数学补习班。一场考试很快就把这批孩子减到了60人，他们被分为A组和B组。从那以后，补习班开始了一系列无休止的考试，孩子们被不断地降级和升级，就像在参加英超联赛。

一切都归结于数字，因为这就是高考的原则。当一个学生申请大学时，高考分数是最重要的——不需要老师的推荐，也不需要课外活动的清单。川大匹兹堡学院的一个吸引力是它的高考分数线比其他院系低。2019年秋季，要进入匹兹堡学院，四川省的学生需要632分（满分750分）；下一档分数线是649分，学生可以进入一些不太著名的专业，包括水资源、卫生检验和检疫、马克思主义；英语专业是660分，经济是663分，数学是667分。川大的网站上列出了这些数字，并据此衡量了各个专业的地位。校园中最高级的精英——四川大学的婆罗门——都在口腔医学院。起初我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在乎口腔医学？但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口腔医学被公认为是全国最好的，进入其临床医学专业需要696分的优异成绩。其他本科生则对口腔医学院的学生很反感；我的学生们说口腔医学生自成一体。如果被问及专业，口腔医学生可能会腼腆地回避直接回答，就像一个哈佛毕业生会说他是在“波士顿”上的大学。

我的大多数学生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高考的创伤。有几个学生描述自己曾有自杀的念头；一个男生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自我经历，他曾因压力过大导致心脏疾病而住院。2020年，我在一个新生班上问学生们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后有什么反应，18人中有17人说他们很失望。莱斯利和我有时开玩笑说，在美国，每个孩子都是赢家；在中国，每个孩子都是失败者。

然而，学生们普遍支持中国的[教育]制度。每个学期，我的新生班级都会就“高考是否应该进行重大改革”进行辩论，而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许多人在议论文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020年春天：“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应该辩证地对待高考。总的来说，它的优点远远超过了缺点。”）一个主要原因是，数字不容腐败——四川首富可以买到保时捷，但不能买到他的孩子进入川大口腔医学院的通行证。而且，尽管还年轻，许多学生都是现实主义者。在我的非虚构写作班上有位学生英文名叫萨林斯坦（Sarinstein）——他创造了这个名字，因为他敬仰萨特和爱因斯坦；他在作文中描写了一个10岁的小学男生。他观察到，在小学教室里，这个男孩和他的同班同学们根据考试的成绩从前到后就坐。萨林斯坦写道。

中国的制度无法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无法关心一个人的全面健康成长……我们的教育系统只是一台机器，帮助庞大而有些笨重的中国社会运转，为整个社会不断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这很残酷，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可能也是最公平的选择。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妥协。我还没有看到或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他们经常使用“内卷”一词，来形容激烈竞争产生的收益递减。他们认为，“内卷”在一个广阔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在一次写作任务中，一位英文名叫米洛（Milo）的工程系新生去了一家重庆汽车零部件厂，他八年前为了一个小学项目也曾访问这里。这一次，当米洛采访老板时，对方外表的衰老让他感到震惊。老板解释说，如果要生意兴隆，就必须经常出差，并与客户进行许多酒宴饭局。“我没有时间照顾我的家人，”他告诉米洛，“我的孩子不理解我，甚至不喜欢我，因为我很少回家。还有，在喝了这么多酒之后，我有时会胃疼得厉害。”

在工厂车间，一位工头对米洛说，由于自动化，劳动力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米洛将他的文章命名为《告别了，老工厂》，并总结道：

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必须尽全力跟随世界的潮流。这是一个多姿多彩的迷人世界，也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如果你不够好，就会被淘汰，没人会给你一丝怜悯。

在我的第一本书《江城》（River Town）中，我描述了我的涪陵学生们“孩子般的羞涩”。他们看起来很稚嫩，因为他们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代现当代中国人都是如此。一次又一次，年轻人们进入急剧变化的时代漩涡，无论是战争还是革命，政治还是经济。

但我在四川大学的学生们都是“老人”。他们知道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了解这个系统的缺陷，也了解它的好处。他们进入的就是他们的父母曾经工作过的环境：几代以来第一次，中国在一个比大学生的记忆还要长的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和繁荣。当他们写到父母那一代，写到他们有一天会继承的社会时，他们可以完全冷眼旁观。

我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我认为他们现在属于中国的中下阶层。他们的特点是坚定的爱国主义和漠然的犬儒主义。他们强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通过赞美中国政府，而是通过批评外国政府。他们拒绝使用苹果产品，拒绝去日本旅行，并认为特朗普疯狂和充满恶意。然而，他们也很少热情地崇拜中国。他们目睹了中国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社会上的不公正，他们也无法纠正这些问题。所以他们总是说：“事情就是这样。”……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互联网时代，对中国和西方观念之间的冲突感到困惑和某种程度的沮丧。关于自由和理性的宣传在互联网上盛行，而关于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则在教科书中盛行。年轻人大多被前者所吸引，但为了考试和找工作，他们应该牢记后者。在中国的实践中，更多时候，后者更加有用。

读到这样的文字，我感觉心痛，但很受鼓舞：即使是描述情况，没法提出简单的解决方案，也是一种自主权。尽管有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和压力繁重的高考制度，中国的教育系统还是培养了不少能够观察和分析、思考和写作的人。

在四川大学，我再也没有过类似约翰那次的经历。那次事件发生后一个多月，疫情使得校园关闭，我再没有见到约翰本人。最近，我联系了他，发送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和原始微博帖子的截图。几乎是即刻，约翰就回复了；几个小时后我们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了交谈。

约翰告诉我，当他得知这次攻击与他的作文有关时，他感到羞愧难当。他说，2019年秋天时，他只听说我被举报了。约翰没有在微博上发帖，他也没有看到最初的攻击帖子。“我很抱歉。”他说。他不知道那些批阅评论是怎么公开的。

这几年来，我曾与一些有政治头脑的学生和教授谈论这一事件。一位认识约翰的老师告诉我，这个男孩看起来并不像“小粉红”。这位老师和其他人想象了同样的情景：其他学生看到了这篇文章，或者听说了其中的细节，然后发了攻击贴。当我与约翰交谈时，他说他向室友提到过一些我的评论；他还曾把论文带到学院的写作中心，所以其他学生和辅导员可能看到了它。从约翰的表情和他的整体反应来看，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实际上，在你对论文提出评论后，我有点不高兴。”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评论，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的话。但我不得不考虑政治，因为我处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你的评论是反传统（主流）政治的。”

我问他现在是否会有同样的反应。

“是的，”他说，“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是错的，只是我的感觉还是这样。”

对许多学生来说，疫情中的经历似乎证实了一个普遍的想法，即中国制度的好处大大超过了它的缺陷。在作业中，一些学生对政府最初的掩饰和错误做法表示了愤怒；但他们也认为，在经历了早期错误之后，能够大幅调整方向、将死亡人数控制在最低限度，中国是世界上能做到此事的唯一大国。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不认为他们愤世嫉俗。在几个学期中，我问过一百多个学生，他们是否预期自己这一代人比父母那一代人有更好的生活，百分之八十三的人说他们有这样的预期。

“小粉红”现象似乎被社交媒体放大了。我并没有在课堂上观察到那么多“小粉红”。根据我的经验，二十五年前的中国学生比今天更加国家主义，（对现实的？）意识也比今天差得多。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李春玲对中国年轻人进行了许多大规模调查。在她的《中国青年》一书中描述了一种现象，即高收入、高学历与国家认同和入党意愿的降低相关。但李春玲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持有不同政见。她写道：“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比中国目前的制度更好。但他们认为立即建立西式民主秩序的价值不大，因为中国的现状需要目前的体制。”

李春玲还写道，对于教育程度高的中国年轻人来说，“简单的宣传式教育不会有效果”。在四个学期里，我不记得有任何学生在课堂上提到习近平。我最近审阅了五百多份学生论文，发现只有二十二次提到习主席，而且通常是顺便提到。毫无疑问，（对政治的）恐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学生们似乎也确实与这位领导人感觉疏离。与在涪陵的时候一样，我经常给新生布置一个作业，要求他们写一位他们敬佩的公众人物，在世或去世、中国或外国的都可以。在涪陵的时候，毛泽东是最受欢迎的选择，但川大的学生们更倾向于写科学家或企业家。在65名学生中，只有一人选择了习近平，与Eminem（译注：美国说唱歌手）、Jim Morrison（译注：美国摇滚歌手）和乔治华盛顿并列。选择华盛顿的学生写道：“我最敬佩他的原因是，他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力。”

2021年4月初，我的教学合同没有被续约。疫情开始以来，邱民京院长一直在美国，他通过电子邮件向我通报了这个消息。首先，他说川大匹兹堡学院找到了其他候选人，但当我向系里核实时，被告知没有进行任何招聘——因为疫情，让外国教师进入中国非常困难。在我再次写信给院长后，他补充了另一个理由，说是中国有规定不让大学延长像我这样的短期合同。我提出可以签长期合同，但他拒绝了，没有解释原因。最近，我写信给邱院长，他在电子邮件中则回复说他太忙，无法接受采访。（事实核查人员联系他的时候，邱院长声称我从未表示过有兴趣签署长期合同，并且说在疫情之前，他已经计划要另找人取代我）。

疫情期间，“小粉红”和其他人继续不时地在社交媒体上对我的文章进行攻击。四川大学的两位教授告诉我，中层管理人员不得不对此事件向上报告，据说这是我工作结束的原因之一。（邱院长和一位大学的前官员则声称，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报告。）教授们还告诉我，高层并没有人直接下令不许与我续约，但因为这个系统造成的紧张，人们宁可错杀一千不愿放过一个。“天威不可测，”一位教授解释说，表示最高当局的态度并不明确。“你必须猜测具体的指令究竟是什么。”

6月底，在我的妻子和女儿们飞离中国前不到一周，四川大学外事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要求与我会面。这位官员告诉我，如果我留下来，学校会很高兴，而且欢迎我申请另一所学院内的职位。他说，拒绝续聘的决定是邱院长一人作出的。“他并不了解这里的整个情况。”这位官员告诉我。（后来，当一位事实核查员联系他时，这位官员否认了自己曾这样说过。）在我看来，这是该系统有效运作的另一种方式：在这种混合安排下，赶走美国教师可以归咎于美国机构的决定。

当我教的最后一班新生阅读《动物农场》时，我要求他们重新想象四川大学的故事。在一个男生的版本中，一群学生占领了校园，攻占了行政部门的中央电脑室，希望改变成绩，却发现安全摄像头仍在运行。另一个英文名叫卡尔（Carl）的男孩描述了一场学生成功驱逐教授和大学工作人员的叛乱——之后，所有学生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没有老师，不守纪律的人完全放弃了学习，而自律的人则每天更加努力，尤其是华西口腔医学院的人。虽然他们说（入学）没有歧视，但在高考中，匹兹堡学院的学生比川大其他学院的学生要差15分左右。

卡尔故事的结尾，口腔科的学生们踏上了成功的职业生涯，而其他学生却没有找到工作，从而破坏了大学的声誉。

在教授奥威尔时，我经常思考为什么这样的书不被认为是对共产党的威胁。在反乌托邦三部曲小说中，未来社会都会通过各种方法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来控制个人：《1984》中持续的战争和对历史的改写，《美丽新世界》中的性和迷幻药，《我们》中对人类想象力的手术切除。但这些书都没有预见到“竞争”在维持一个长期的专制国家方面有多大的作用。在中国，国家主义宣传可能对儿童和底层的一些人很有效果，但人们默认，这种宣传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会那么有效。而这些人，只要有机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就不太可能反对当局。而且这个系统不需要像《1984》里描述的那样被密封起来。绝大多数出国的中国留学生会选择回国——对他们来说道理很简单，不应该因噎废食。如果他们真的害怕噎到，就会选择留在美国。

此外，某种程度的竞争也是转移注意力的有效手段。对我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最大的忧虑不是教室里的摄像头或其他的政府控制工具，而是他们周围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2019年10月，当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我问学生这个节假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位新生写道。

节假日意味着别人出去玩，而我在学习。这是我相对效率最高的时候，我可以比别人学得更多，我会获得更高的绩点（GPA）。节假日是我在学习上赶超同学的最好时机。

在四川大学，有一份独立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学生自营刊物，《常识》。刊物成立于2010年，刊名部分是向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致敬。不知何故，《常识》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中幸存下来，尽管它不再有纸版，文章不再署名，也不再有撰稿人名单。在我在川大最后一个学期里，最突出的报道是对校园内一名学生突然死亡事件的调查，以及一名本科生因食堂食物质量低劣而试图起诉大学的专题。该杂志的一些记者曾上过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程。

在我离开大学的前一周，我在校外与该刊物的编撰人员会面。大约有二十名学生，几乎都是女生。这是大学生活另一个非“奥威尔式”的方面。《1984》说：“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最盲目的追随者，是口号的吞食者，是义务的间谍和非正统思想的检察员。”但根据我的经验，女学生似乎没有男学生那样国家主义，我怀疑她们也更不可能去举报教授。

在会面时，《常识》的编撰人员问我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何看法。我提到了激烈的竞争；还有，我的学生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系统的理解和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不知道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我说，“也许这意味着他们会想办法改变这个系统，也许他们只是会想办法适应这个系统。你们怎么看？”

“我们会适应的。”有人说。还有几个人点头。

"愤怒很容易，但忘记也很容易。"另一个女生说。

第三个女生，也是这群人中最小的一个，说：“我们会改变它。”

China’s Xi Pushing to Beat the U.S. in GDP Growth Despite Covid Lockdowns

中国的领袖告诉官员们，要证明中国一党制的优越性，就必须在经济上压过美国。

周一，疫情封锁中的上海，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冷冷清清，路上只有一名送货员 （ALEX PLAVEVSKI/SHUTTERSTOCK 供图）

作者：Jason Douglas 2022年4月26日

（新加坡讯）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中国经历了Covid-19爆发后最严重的一波疫情，并受此影响经济开始下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告诉官员们，要确保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美国。

在过去几周的会议上，习近平告诉中国的高级经济金融官员，确保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至关重要，因为这显示了中国一党制比西方自由民主制更优越，以及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持续衰落。

为了响应习近平加速经济增长的号召，中国政府机构正在商讨措施加快大型建设项目，特别是在制造业、技术、能源和食品行业，以及向个人发放消费优惠券以刺激消费支出。

美国经济增长率在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超过了中国，同比增长5.5%，而中国为4.0%。美国总统拜登当时声称，这是2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中国，这刺激了北京的高级官员。

中国的内阁，即国务院，没有对我们的评论请求作出回应。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王一鸣（音译，Wang Yiming）说，中国应该采取“更有力的”宏观政策来对冲疫情的影响。

本周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经济论坛上，王先生告诉与会者，当局应该“确保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能够恢复到5%以上，这对于实现5.5%年增长率的预期目标尤为重要”。中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了4.8%，尽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大。

中国政府机构正在商讨措施加快建设项目 （HE JINGHUA/SIPA ASIA/ZUMA PRESS 供图）

习近平指示推动更大胆的经济刺激措施，凸显出中国官员今年面临着保持经济活力和实现北京5.5%年增长目标的重大考验。尽管各种迹象表明增长受挫，官员们依然一再重申这一数字。作为共产党几十年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习近平的指示具有很大的分量，尽管指示的细节往往很模糊。

即便如此，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对Covid-19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经济学家就会对中国是否能达到5.5%的增长目标抱有怀疑。因为零容忍的防疫政策正在损害消费者支出和工业生产，而中国经济已经在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出口需求消退的困境中挣扎。

与此同时，据知情人士称，中国官员正在提议与外国投资者和公司进行对话，以努力安抚那些因中国政府打压私营企业而感到不安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里，大规模的监管打击降临到曾经利润丰厚的行业，包括科技行业和营利性教育行业，使一些中国最大公司的市值减少了数千亿美元，并使投资者们对中国私营企业的未来感到担忧。

北京当局也在转变针对其他行业的政策，如房地产，以支撑经济。最近几周，一些地方政府放宽了对购房的限制，中国也搁置了扩大房产税试点的计划，以推动房地产行业恢复信心。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有所增长，但随着防疫措施向主要城市蔓延，3月的贸易、零售支出和工厂产出深受打击，这凸显了遏制感染和刺激增长之间的矛盾。许多经济学家已经调低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认为反复防疫的经济成本将抵消任何政府刺激措施。

快速传播的冠状病毒变种奥密克戎（Omicron）使中国今年的Covid-19病例数创下纪录，并引发了东北工业省份吉林和南方科技中心深圳等地的封锁措施。

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金融和商业中心，但它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当局正在奋力控制疫情，数百万人留在家中，工厂关闭，进出上海港的货物运输中断——而上海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现在，北京的Covid病例也正在增加。这使得中国的首都处于紧张状态。

中国人口最密集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超市里货架空空如也，反映了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的影响 （ALEX PLAVEVSKI/SHUTTERSTOCK 供图）

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和西方的制裁使商品价格飙升，推高了企业的成本，扰乱了小麦、石油、金属和其他商品的全球供应链。猛烈的通货膨胀正在挤压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也侵蚀着海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结果是，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能否实现政府定下的5.5%的目标持怀疑态度，这使全球经济的前景变得暗淡，尤其是全球经济还要消化美国迅速撤回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华盛顿智库中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 Mary Lovely 说：”这个5.5%的目标，是他们为自己设置的大困难。“她在最近一次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说：”他们真的有点进退两难了。“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其对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预测从4.8%下调至4.4%，理由是Covid-19的封锁政策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经济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

根据IMF本月发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中国下调后的预期增长率仍超过美国。IMF预计，美国将实现3.7%的增长，之前的预测是4.0%。

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仍然不清楚中国的增长会来自哪里。企业面临着价格上涨和国内外需求减弱，限制了他们的投资欲望。房地产在过去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可靠引擎，但数年繁荣后该行业陷入了困境，出现坏账。消费者则被政府对Covid-19的清零政策关在家里，无法在旅游、餐饮和其他服务上花钱。

经济学家称，到目前为止，负责振兴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定者们还没有大动作。中国人民银行释放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十亿资金，以资助新的贷款项目，但并没有像投资者预期的那样降低借贷成本。

由于有如此多的不利因素，且中国政府依然坚持对Covid-19采取清零政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官员们提出的大型财政刺激计划在增加政府债务的同时，促进增长的效果可能不如前几年。例如，因为今年以来被封锁地区的产业一直深受人力和后勤问题困扰，大型建筑项目可能会中断。

新加坡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政治学家 Alfred Wu 说，虽然习近平推动更高增长数字的经济效益有待商榷，但其政治效益是显而易见的。”‘GDP比美国更强劲’这样的愿望，无助于经济健康，但肯定有助于共产党维护其统治。“

拜登在此前结束的民主党全国委员筹款会上，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他与习近平的过往和谈话内容。以此来抒发他对专制主义抬头，独裁者荼毒世界的担忧。

消息来自https://mobile.twitter.com/koopeben/status/1518964973950898176

拜登讲话全文在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4/21/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a-democratic-national-committee-fundraiser-3/

以下内容部分基于KooPeben的翻译，有增删改动（主要聚焦于拜登提到习近平的部分）。每段下附英文原文。

因此，有一件事我每天都会提醒自己，那就是为什么选举那么重要。让我举两个宽泛的例子来说明我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我已经和媒体说过了，抱歉我又重复一遍，但我相信，我认为，从2020年到未来，我们都将处于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战争。

And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found is that I'm reminded every day why elections matter. And I just cite two generic examples of why I say that. Number one — and the press has heard me say this, so I apologize to the press for my repeating this, but I believe it — is that, Gov, I think, in the year 2020 and beyond, we're in the battle between democracies and autocracies.

我和习近平有过很长的对话，是真的谈了好久，估计我们的谈话时间都有70多个小时了。我们一起旅行了17000多英里。他的骨子里完全没有民主的基因。他是一个精明又老谋深算的人。

I've had long discussions and over many, many hours — I mean, literally, over — I think it's now up to 70-some hours with Xi Jinping. We traveled 17,000 miles. And he doesn't have a democratic — with a small “d” — bone in his body. He's a very smart and calculating guy.

他对我很坦率。他不认为民主制度能在21世纪——2025年后持续下去，因为世界发展得太快了，如此快速以至于只有专制才能够掌控这些变化——当然他没有使用“专制”这个词。因为民主制度需要共识，而要达成共识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努力。等到达成共识，事态早已超出了控制，无法解决。

And he's just very straightforward with me. He doesn't think that democracies can be sustained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century, because things are moving so rapidly, so incredibly fast that only — he doesn't say "autocracy" — only autocracies are able to handle it. Because democracies require consensus, and it takes too much time, too much effort to get it together. And by that time, the event, the circumstance has gone beyond your ability to fix it.

正如自由之家（注：这是一个美国的反对极权主义的非政府组织）告诉你的，当今世界的民主国家比15年前还要少。民主势力没有扩张，而是在撤退。看看世界各地吧。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And as Freedom House will tell you, we have fewer democracies today than we did 15 years ago. Democracies are actually receding, not expanding. Just look around the world. Things are changing.

所以在我当选后，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得停止对我们的盟友和朋友……（注：这里拜登说了半句话没有说完）习近平给我打过电话，就在我当选的当晚，还有我当选后的那天，在20……哪天啊？——我不记得了。（笑声）

And so, when I got elected, one of the things I thought was critic- — critically important was that we stopped treating our allies and friends — my first discussion, Xi Jinping called me the night I was elected and the day after my — election — the next day after my election in 20- — whatever date it was. I can't remember now. (Laughter.)

不开玩笑了。总之他给我打了电话祝贺我当选。我们在电话中谈了近三个小时。而他说的话，让随我一起听电话的中国专家都感到惊愕。他记得我对他说过的每句话。他说：“我记得你。”我说：“我知道。”他说：“你不该批评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和我们对公民的政策。”

But all kidding aside, he called me to congratulate me. We ended up spending almost three hours on the telephone. And he — and it just amazed the Chinese experts who were on the phone with me, the things that he said. He remembered everything I had said to him. He said, "I remember you — asking you." I said, "I know." He said, "You shouldn't be criticizing another country in terms of your — our human rights and our policy towards individuals."

我说：“你知道吗？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国家，不是因为我们生来如此，而是因为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基于理念而组建的国家。”

And I said,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most unique the country in the world not because we were born that way, but because we're the only country ever organized based on an idea."

我这话是真心的。想一想吧，一个理念。我们不是基于民族、种族、宗教、地理建国，而是基于一个理念。这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的女人和男人都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你知道这话。

I mean that sincerely. Think about it. An idea. We're not based on ethnicity, race, religion, geography. It's an idea. And what was the idea?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women and men are created equal,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inalienable rights." You know it.

我们还从没达到这个理想，但我们从未放弃这个理想。除了在上届政府短暂的执政期以外，我们从未放弃过这个理想（译注：这里是拜登在例行批评川普）。

We've never met it, but we never walked away from it. We've never walked away from, except for a very brief period of time in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所以我说：“对我来说，不批评你们侵犯人权，就像你决定中国不再是地球的中心一样。那相当于你抛弃了你们的国家过去和现在立国的信念。所以，我不会停止批评你们。”

And so, I said, "For me not to be critical of your abuse of human rights would be like you deciding you didn't think that China was any longer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You would be abandoning exactly what your country thinks it is and thought it was." And I said, "So, I'm not going to stop being critical."

不过，我想说的不止这些。他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做的是重建我们的联盟。”根据我这话的意思，他推断出：“那是因为你想伤害中国。”

My generic point was larger, though. If you — I said I was going to — he sai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nd I said, "What I'm going to do is reestablish our alliances." And by my implication, he said, "That's — that's because you're trying to hurt China."

我说：“并不是这样的，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必须把我们以前的盟友团结起来，在四年前我们的盟友曾被像那啥一样对待”——我该说什么呢？总之他们没有被好好对待。（笑声。）我差点说了我不该说的话。(注：这里是拜登在讥讽特朗普的国际政策，他隐藏之意是说“盟友被像屎一样对待”。)

I said, "No. It's because we have to bring together the alliances we had before that have been treated like — our alliances, four years earlier, had been treated like..." — how can I say it? Anyway. Not well. (Laughter.) I was going to say something I shouldn’t say (inaudible).

不开玩笑了。想想吧。所以我当选后，马上召开了G7会议，在伦敦。我的意思是——抱歉——在英国什么地方的郊区（注：这里似乎是拜登忘了具体地点了）。

But all kidding aside, think about it. And so, what I did was, I immediately convened a meeting and — of the G7. And it was in London. I mean, excuse me, in suburban — it was down in the (inaudible) in England.

当时大家都来了。当我进去时，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美国回来了！”既然媒体在这里，所以我不会告诉你们，当时有两位国家元首说了同样的话：“回来待多久？”

And everybody showed up. And the first thing I said, when I walked in, I said, "America is back." And I will not, with the press here, say — went — two heads of state said the same thing: "For how long? For how long?"

我还向习近平表示，我将把四个国家联合起来——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习近平说，“你这样做只是为了牵制我们。”

And I also indicated to Xi Jinping that I was going to pull together the Quad: Australia, Indi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You're just doing that to affect us."

我说：“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在试图把那些有机会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合作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I said, "No, it's because we're trying to put together those folks wh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work together in the Indo-Pacific."

我想说的是，独裁者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民主国家）可以达成共识通力合作。当然印度有自己的问题——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但这与那些本质上是独裁的国家相反。许多国家已经变成了独裁国家，不仅是中国，还有俄罗斯、菲律宾等国。

The point being tha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 autocrats fear the most — and India has its own problems; all those countries have their own problems — is the notion that some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in concert and — contrary to what are essentially dictatorships, which a lot of countries have become — particularly, not only China, but Russia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 the Philippines.

选译自 https://freakonomics.com/podcast/is-the-u-s-really-less-corrupt-than-china/，访谈日期为2021年11月。此访谈提供了关于“腐败”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部分图片来源于：https://oecd-development-matters.org/2020/06/25/unbundling-corruption-why-it-matters-and-how-to-do-it/

此系列的翻译将放在“魔鬼经济学”标签下。

简介

洪源远（Yuen Yuen Ang）是新加坡裔美国人，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她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的镀金时代：经济繁荣与巨大腐败的矛盾》的书。她试图回答关于“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腐败程度很高的经济体，为何能够发展到如此之大、发展得如此之快？**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腐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而中国的腐败是出了名的高，至少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排名是这样的。一些学者认为，腐败对中国构成了生存威胁；习近平主席似乎也这样认为，所以自他2012年上任以来，领导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超过150万名政府官员受到惩处，其中数千人被送进监狱。

洪源远认为，中国今天的腐败问题与美国一个多世纪前的“镀金时代”（1870-1900）很相似。“在资本主义‘腐败’的演变中，有一个模式。腐败并不会随着国家的富裕而完全消失的，相反，它在结构和形式上有所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仍然是一个新来者。”例如，《华尔街时报》不久前报道：“131名联邦法官违反法律，审理他们有经济利益的案件。”《纽约时报》不久前报道：“会计巨头从政府内部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税收规则。”最近的一项学术分析发现，当公司把钱花在游说（lobbying）和影响力政治（political influence）上时，他们得到的回报远远大于把钱花在研究和开发上。

对腐败的定义和分类，“松绑的腐败指数”

1989年，中国的GDP是3470亿美元，而美国的GDP是5.6万亿美元。从那时起，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9%，大约是美国增长率的四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现在达到了近15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近2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腐败在中国是如此深入人心，是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它产生了特有的词汇。例如“裸官”（即在中国国内看起来一无所有的官员，实际上在海外拥有大量的财富），例如“雅贿”（指通过送艺术品古玩等方式进行行贿）。但是，这里有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在一个有如此多腐败的国家，这种增长是如何发生的？

洪源远的答案是，这与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腐败”是什么形式有关。洪源远有自己对于“腐败”的定义和分类。

腐败的常见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而这个定义通常不包括合法的影响力政治（influence politics）。我的定义比这更广泛：只要有足够大的权力能够影响或支配游戏规则，就开始有了腐败的可能性。

我提出了四种类型的腐败，这四种类型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划分。**首先，腐败是否涉及精英。第二，腐败是“盗窃”还是“交换”。**首先，与盗窃有关的腐败，可以分为小偷小摸（petty theft）和重大盗窃（grand theft）。小偷小摸就像敲诈——例如一个警察拦住你，抢走了你的200美元。重大盗窃如贪污——尼日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数十亿美元被从国库吸走。然后，我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交易型腐败：第一种我称为“加速费”（speed money），即为了克服政策限制导致的延误和困扰，而向中低级官员行贿；另一种我称为“准入费”（access money），支付给有权有势的官员，不是为了克服繁文缛节，而是为了在他们那里进行特殊交易。

如果把这些类型的腐败比作药品……小偷小摸和重大盗窃就像有毒的药品，如果你服用这种药物，肯定会损害你的健康……“加速费”就像止痛药，它们通过克服各种政策性的限制规定帮助你缓解头痛，但它们不能帮助你快速增长肌肉，也就是不能帮助你发展你的业务。而“准入费”是资本主义的类固醇，能帮助你快速增长肌肉，帮助你完成超人的壮举，但它们有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只有在经济熔断的情况下才会爆发。

我们实际上可以在今天的中国看到所有这些副作用。它们包括极端的不平等，任人唯亲，还有政策扭曲。例如，在中国，大量资金被投入到高档房地产市场中，而经济适用房却被忽视了。中国的增长模式在2000年代从制造业转向建筑业、债务和房地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资本家贿赂政府官员，以获得便宜的土地、贷款、建筑项目……今天，当我们看到恒大危机时，这一切都很合理。它长期以来一直在酝酿之中。

恒大集团（Evergrande Group）是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中国2800多个城市拥有1000多个项目。房地产开发对中国经济繁荣的作用怎么说都不过分：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的比值高达30%；在美国，这一数字为13%。但中国约有20%的住房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恒大是这场房地产盛宴中最大的参与者，他们一直在努力偿还债务。据报道，恒大欠中国大约170家银行和全球另外120家贷款机构3000多亿美元的债务。恒大的倒闭可能会引发危机；一些小型开发商已经违约，其他开发商也可能处于违约边缘。

如果你阅读美国历史，在19世纪，美国有五次这种类型的危机。五次! 每20年就有一次……（而恒大的危机）很多人称它为“雷曼兄弟时刻”。

洪源远认为，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倒闭，以及引发大衰退的2007-2008年金融危机，部分是由她所谓的“准入费”所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论文显示，在2000-2007年的美国，政治游说行为与更多的风险贷款和更高的违约率有关。该研究还发现，曾向政府游说的公司更有可能在经济危机后收到救助款。

访谈提到，洪提出的“松绑的腐败指数”（Unbundled Corruption Index）——也即将“腐败”分为四种类型并将在某些国家合法的行为（如作为“准入费”的游说）囊括在内——还没有被主流学界接受。

我无法将它在期刊上发表。……审稿人对“松绑的腐败指数”感到非常生气。我们知道审稿人都很挑剔，这很正常，但他们不仅仅是挑剔，他们是真的很生气，试图抛出所有可以想到的理由来阻止它。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知道，哦，我正在做的事情冲击了他们个人的东西，也许他们自己一直在使用腐败的传统衡量指数，也许他们已经使用传统指数进行了论证。当然，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研究受到挑战。

中国和美国“松绑的腐败指数”

洪源远认为，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可能有误导性，因为它“掩盖了腐败有不同类型的事实”。洪源远想要的是一种能衡量四种不同类型的腐败的方法——小偷小摸、重大盗窃、加速费和准入费——她想为每一种“腐败”计算出单独的分数。她还想改进用于生成这些腐败分数的调查数据。因此，她开始自己收集数据。因为她是一个研究人员，而不是一个全球机构，所以她只关注了15个国家（【注】15国四种腐败类型的分数附在文尾，下图为中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尼日利亚和美国。

左上角：小偷小摸；右上角：重大盗窃；左下角：加速费；右下角：准入费

我采访了那些有某个国家专业知识的人，包括教授、记者、有10年以上经验的商业主管。我没有要求人们用一个过于宽泛的问题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而是为他们描述了一个情景，例如：“某某与某位政治家关系密切，因此，他能入手大量的建筑工程项目。你认为这种情况在你所评价的国家有多普遍？”

如果我们将中美两国的腐败分数与总体“清廉指数”相比，我们看到的相似之处是，**美国总体而言腐败的总量比中国低得多。**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如果把总分拆成四个类别，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微差别。首先，在中美两国，小偷小摸、重大盗窃和加速费都比中国低很多，但两国有大致相同数量的“准入费”。

（采访者：所以在中国，“准入费”可能是贿赂；在美国，它可能更可能是团体游说或寻求政治影响力，是吗？）

是的，可以这样想。在中国，没有相当于政治游说行业的东西。

（采访者：哦，给他们点时间吧！）

也许还是不会有。因为游说是一种机构活动，游说的对象是机构而非个人。我认为，游说行业在中国不会发展，因为权力是如此个人化。在中国的贿赂，对象必须是一个特定的、有很多权力的人。

（采访者：如果你要创建一个指数，比如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因素，你认为技术转移或知识产权盗窃——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可能有什么作用？）

作用不大。我知道有很多关于技术转移的讨论，且在中国确实存在知识产权盗窃。但研究发现，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的水平并不显著高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采访者：是否可以说，总的来说，“准入费”类型的腐败是值得的，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公共产品以及带来了连锁效应？例如，如果有人能为这个地区的孩子们造一所新学校，我为什么要关心建造新学校的开发商是不是向当地的党政官员支付了10%的回扣？当然也可以说，这10%的回扣钱更好的用处是提高建筑质量，这样当发生地震时——比如2008年四川的那场可怕的地震——也许数以千计的孩子就不会因为他们的校舍建筑质量低劣而死亡。）

但是人们也可以提出反驳，如果没有这种腐败，政府官员就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如此投入。所以真的很难说，这是一种好处还是一种代价。我认为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

（采访者：我们是否能假设今天在美国仍有像 Jack Abramoff 这样的事情发生？）（【注】）

我不知道，但我要推荐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Anat Admati的研究。她指出，银行业的问题特别糟糕，且因为其不透明而加剧。除了少数专家之外，没有人真正知道金融衍生品是如何运作的。公众不了解它们；甚至像我这样的教授，除非你以研究这个为生，否则你也并不真正了解它。我认为，当资本主义经济变得高度金融化、极其复杂时，就为不负责任创造了条件，因为没有人了解如此技术性的东西。

对于中国和习近平时代的看法

对于中国，洪源远发表了更多的看法。她认为，“自1949年以来，至少有三个不同的中国。”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她出版的第一本书叫《中国如何逃出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什么是“贫困陷阱”？这是说，一个贫穷的国家如果不具备一个繁荣国家的特征和制度，就很难变得繁荣起来。从个人层面上来说，如果一个人不先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怎么能得到一份好工作并进入中产阶级？虽然许多国家无法摆脱“贫困陷阱”，但中国显然已经走出了那一步。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9年以来，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已经使8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但是一些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不愿意给中国太多的荣誉。毕竟，它是一个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国家，所以认可它的经济奇迹可能被视为对其政治制度的认可。

（采访者：如果我请你描述当前的“中国模式”，但与此同时“中国模式”变化得相当快——至少在过去40年左右是这样，你会如何描述“中国模式”？我特别想知道你认为公众对这种模式有什么误解。）

我将尝试给出一个简短的答案。两件事。第一个误解是假设中国只有一种模式。如果你看看事实，就会发现有多种“中国模式”，取决于你在哪里和什么时候看这个国家。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独裁政权，权力集中在毛泽东手中，同时还有个人崇拜；经济以中央计划经济的方式运行，采用自上而下的指令。我们知道，那个时期是一场彻底的灾难。接着，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邓小平将中央政府的角色从独裁者转变为董事长；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中国的发展成就要归功于威权主义和自上而下的控制，但这不是事实。但是这里还有一个转折，就是在习近平于2012年成为主席之后，中国又转向了专制威权主义。

（采访者：我是这样解读你的数据的，希望你能告诉我对不对——高层的“准入费”腐败相比低层的“加速费”和小偷小摸，对于一个更专制的国家来说更有意义，它标志着一个成功的专制制度。原因之一是，低层的小腐败越多，高层拿到的就越少……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是一个高层官员，我不希望低层官员过于贪婪或腐败，因为这种类型的腐败相当明显，它将使国家形象受损。如果我可以减少这些低层腐败，我就可以创造一个相对不腐败的国家形象，这使得高层的人能在较少的外部审视下方便实施高层腐败。）

对，这种解读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各个城市和县城的领导人能通过遏制低层掠夺性腐败获益，因为他们想吸引企业和投资者。而掠夺性腐败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有损他们的发展目标，更有损他们的仕途。然而，这些地方领导人想遏制低层掠夺性腐败，首先必须有能力支付其下属官僚。

（采访者：在你的书中，我发现最令人吃惊的事实之一是你所说的“利润分享”。也就是说，一个中级或低级官员有大约70%的收入来自工资之外的形式——礼物、餐点之类的。你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官僚的薪酬方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即官方工资实际上非常低，在许多情况下低于生存水平。例如，我访问过一个县，那里的（公务员）入职工资每月不到80美元。经济学家把这称为“姑息工资”（capitulation wages），意味着当工资太低时，人们隐含的期望是用贿赂、敲诈或偷窃来弥补它。如果这些低级别的官僚没有足够的工资来生存，你就无法可行地阻止他们试图偷窃或敲诈。我发现，事实上，在官方工资之外，超过75%的实际报酬来自这种高度灵活的“附加值”，诸如奖金、各种实物福利、食品、免费休假等。这些“附加工资”多少，与地方政府的创收能力系统性挂钩，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利润分享”（profit-sharing）——它是对政府利润的分享。

洪源远认为，这种“利益分享”制度是中国能够摆脱贫困陷阱的原因之一。当其他发展中国家努力清除低级腐败（限制增长的毒药类型的腐败，如小偷小摸）时，中国则激励了其他形式的腐败——如“准入费”这样类固醇形式的腐败。

访谈还讲到了习近平的反腐行动。

（采访者：你描述了自2012年起，管理中国的习近平将这个国家重新纳入了专制威权主义轨道。你认为习近平知道你的研究吗？假设他不知道，你认为他对你的分析会有什么看法？）

我想他会同意我所使用的“中国的镀金时代”这个词，因为我认为这正是他面对的情况。

（采访者：有什么证据表明，习近平是真心实意的（打击腐败），而不是主要为了削弱反对派而采取的政治手段？）

有很多人问我，“（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真正的改革吗？还是只是习近平用来铲除敌人的工具？”答案是，它是两者的混合体。习近平对结构性腐败有真正的担忧，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既是拯救党，也是拯救自己。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踩下了油门，所有人突然意识到：“天哪，习近平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人们对此感到震惊。但如果你看看他上任时的标志性政策，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对“社会主义”是认真的。

(习近平将腐败视为结构性问题的一个证据是恒大债务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新法规引发的，该法规规定了一个公司可接受的债务比率。此举被一位专家描述为“政权故意引发的控制下的拆迁”。在洪的腐败四分法中，这属于对“准入费”的打击，也是失控的资本主义让习近平感到不安的一个信号。)

习近平不喜欢经济里有过多的资本主义，他在讲话中多次表达了这一点，所以这不是猜测。但在中国，他可以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这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他直接发号施令。比如说教辅？不好，禁止这个。电子游戏？不好，禁止这个。大型科技公司？太大了，阻止他们。所以我认为，如果习近平成了美国总统，他会看到类似的问题，他可能会对它们感到厌恶。但他很快就会知道的一件事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你不能只是发布命令来解决问题。

（采访者：但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可以使用行政命令。想象下，美国总统可以在短期内做很多事情来削减政治游说的影响。你认为如果习近平是美国总统，政治游说是他可能考虑针对的目标吗？）

他可能会，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知道该怎么做，因为美国的制度与中国的制度非常不同。当拜登总统想通过“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法案时，他必须说服国会中足够多的人通过他的法案来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在中国，习近平不需要这样做。

（采访者：在我们还在讨论基础设施法案的时候，他已经命令建造了100座桥梁。）

对，他只需要说：“你知道吗？有钱人应该捐款。”第二天阿里巴巴和腾讯就会捐出一大笔钱。这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而在美国，你永远不可能这样做。你能想象拜登总统告诉五大公司“现在你们应该捐款”，而它们会捐出他们财富的百分之五吗？

（采访者：对，他甚至不能命令他们交税。我不认为直接要捐款能成功。）

就是这样。我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明显的差异。（如果习近平是美国总统）我认为他会为自己的束手束脚感到非常烦闷。看看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无论一个商人多么富有，他总是政治家的下属。而在美国，这种情况实际上几乎是相反的。可以说，资本家比公职人员拥有更多权力。因此，我认为如果习近平在美国执政，他真的会被这种情况所震惊，并且无法适应。

对于腐败的制约

（采访者：你认为对美国腐败的最大制约是什么，尤其是那些在中国不突出的腐败？）

实际上我们在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就看到了这一点。开放的新闻界、揭露丑闻的记者、独立的检察官。选举肯定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选举改革挑战了政治机器，还有政治活动、劳工运动等等。而这一切都因为民主而成为可能。

（采访者：一方面，“这一切都是因为民主”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进步时代”的某些元素在中国扎根，例如内部检举和机构自我监督。你似乎在说中国也很快会有自己版本的“进步时代”，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会是什么样子？）

我认为，习近平的任务是结束“镀金时代”，把中国带入自己的“进步时代”。而他的方法与美国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喜欢采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和运动。但我认为，命令会适得其反。命令只能解决问题的表象，但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因此，如果他想成功，他必须采取一种更温和的方式。现在他的命令已经动摇了商业信心；他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挑战，即如何在保持繁荣的同时实现公平和正义？

最后，洪源远谈到了她对美国的看法。

我在美国生活得到的一个启示是，即使是在一个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问题也并没有结束。我知道，这对美国人来说，也许显而易见；但对于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启示。因为我们总是被教导说，如果我们也成为了“第一世界国家”，就成功了。你毕业了。你的任务完成了。而生活在这里让我明白，即使有高收入，即使有先进的民主，情况也可能会崩溃。这里有巨大的不平等，两极分化，民粹主义，而我并不是美国的悲观主义者。

尽管我在美国看到了所有的问题，我仍然可以自信地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我拥有在美国所拥有的机会。作为一个在学术上怪异和不合群的人，在大多数地方我很可能无法被人接受。所以我看到两方面：这个国家有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但我仍然对它为人们提供机会的开放性感到极大的信心和希望。

附录：15个国家的“松绑的腐败指数”

左上角：小偷小摸；右上角：重大盗窃；左下角：加速费；右下角：准入费

国家按照腐败总指数从高到低排列：孟加拉，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印度，中国，泰国，南非，巴西，加纳，美国，韩国，台湾，日本，新加坡

原视频来自《“奥威尔主义”的真正含义是什么？（What "Orwellian" really means?）》。

原翻译来自https://www.ted.com/talks/noah_tavlin_what_orwellian_really_means/transcript，译者Victoria Zhang。因此翻译并非“原创”，但译文有所修改和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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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新闻或者关注政治，那么你很有可能听说过“奥威尔主义”这个词，它频繁地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但是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它会被这样频繁地使用？

“奥威尔主义”这个词是基于英国作家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命名的，他的笔名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的最著名的作品《1984》中，描述了一个被极权主义政府压迫的社会。“奥威尔主义”经常被简单地指代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但是这种用法不仅并未传达奥威尔的原意，反而有可能正是奥威尔所警告的现象。

奥威尔确实是各种形式的专政的反对者。他倾其一生对抗左翼与右翼的反民主力量。但是他也非常担心反民主思想滋生扩散的方式。他最深刻的一个见解就是，语言在塑造我们的思想和观点方面作用重大。

《1984》中的大洋国的政府（Oceania）用一种明显的方式控制人们的行动和言语：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监视，如果言行“出线”就会下场悲惨，这种威胁时刻笼罩在所有人头上。

其他的控制形式没有这么明显：民众被不断地宣传淹没，这些宣传来自于“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捏造的“史实”和“数据”；“和平部”（Ministry of Peace）负责军事；劳改营被叫做“欢乐营”（Joycamps）；政治犯被“友爱部”（Ministry of Love）囚禁和折磨。这种故意的讽刺就是“双重语言”（doublespeak）的一个例证：语言不为传达意义而是为了破坏意义，腐蚀每个词语的本意。

政权的语言控制还有更过分的方法。他们从英语中剔除词汇，创造出一种官方方言或者说“新话”（Newspeak）——这是一个简陋的、由各种缩写和简单具体名词组成的词语集合，其中缺乏任何能够表达细微差别和批判性观点的复杂词汇。

**这就产生了一种被奥威尔叫做“双重思想”（doublethink）的心理现象——一种催眠状态下的认知失调。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被迫放弃自己的认知，取而代之的是事件的官方叙事；个人完全依附于政府定义的“现实”。**这样的结果就是，个人独立的思维过程被侵犯，梦呓也可能被认定是思想犯罪，写日记或者发生外遇都会被认为是反叛性的颠覆活动。

这听起来是只有在极权政体下才可能发生的现象。但是奥威尔警告我们，这种现象在民主社会仍有可能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是“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并不等同于“奥威尔主义”。

在奥威尔的《政治与英语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他描述了各种（语言控制）手段，诸如使用“大词”来展示权威，使用委婉说法或复杂句式来掩盖暴行使其听上去可以接受。即使是日常的语言滥用也可以影响我们的思维。我们每天在广告中看到听到的言论都是为了吸引你并影响你的行为，就像政治竞选中的评述和论点那样，很少表达出细致的观点。而如果我们惯于使用媒体报道中、网上现成的短语或评论，就可能逃避深入思考，或者不再质疑自己观点的前提假设。

下一次你听到某人使用“奥威尔主义”这个词的时候，可要注意了。如果他们说的是对语言的欺诈性、操控性的使用，这是正确的使用方式。如果他们说的是大规模监视和干预型政府，那他们更像是在说“专制主义”而不一定是“奥威尔主义”。而如果他们只是把“奥威尔主义”当万能词汇使用，来描述他们反对的观点，那么有可能他们、而非他们批评的东西才是“奥威尔主义”。

词汇有塑造思维的力量。语言是政治的流通货币，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从日常互动到最高理想社会。奥威尔劝告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语言，因为，思考和交流的能力正是我们与一个颠倒的世界之间的屏障——在那里，战争即和平，奴役即自由。

原视频来自《怎样说服一个人？（How can you change someone's mind?）》。

原演讲来自Hugo Mercier的《我们怎样说理，为何说理（How and why we reason）》。

原翻译来自https://www.ted.com/talks/hugo_mercier_how_can_you_change_someone_s_mind/transcript，译者Yiran Wang。因此翻译并非“原创”，但译文有所修改和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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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正在参加晚宴。已婚的保罗正盯着琳达看。与此同时，琳达正盯着未婚的约翰看。问题：有没有一个已婚的人正盯着未婚的人看呢？花点时间想一想。

大多数人回答说，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够判断。但他们都错了。琳达必然是已婚或是未婚，没有其他可能。不管琳达是已婚还是未婚，晚宴上都存在一个已婚的某人在看着未婚的某人。当给出这个解释时，大多数人都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并且接受了这个正确答案，即便他们对自己第一次的回答十分自信。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例子。2005年，Brendan Nyhan 和 Jason Reifler 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了美国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否正义。研究员们展示给参与者一篇新闻报道，内容是说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许多参与人员不仅继续相信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甚至更坚定了自己原来的想法。

为何论证有时能改变人们的想法，而有时却适得其反？论证若要更具说服力，需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受众的基础上，考虑到他们相信什么，他们信任谁，以及他们的价值观。

像晚宴问题这样的脑筋急转弯，数理逻辑的论证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即便人们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也是基于相同的出发点进行思考。1931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证明了一个逻辑上完备的数学体系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个结论颠覆了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等杰出数学家数十年的努力，这一证明还是被接受了，因为它建立在该领域中所有人都同意的公理上。

当然，许多意见分歧事实上涉及到不同的信念，而这些不同信念无法简单地通过逻辑来调和。当这些信念涉及到外部信息时，问题经常归结到人们信任哪些信息来源和权威人士。有一项研究要求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范围做出数字预测。参加者需要回答一些问题，例如“1995年至2006年这12年间，有多少年是1850年来最炎热的年份？”在参与者提供答案之后，他们会看到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数据，答案是12年中的11年。当看到这些来自官方来源的统计数据时，人们更倾向于接受全球变暖的事实。

最后，对于完全不能靠数据或证据解决的分歧来说，想要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可能在于联结受众的价值观。例如，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些研究，他们询问了不同政治背景的人们，让他们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排序。平均来看，在这项研究中自由派人士认为“公平”——意思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比“忠诚”更重要。在之后的研究中，研究者们试图用各种论证方法说服自由派人士支持军事开支。基于“公平”的观点——例如军队可以为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人们提供就业和教育机会——比基于忠诚的观点——比如军队使国家团结——更有说服力。

以下三要素——信念、令对方信任的信息来源以及价值观——似乎是取得共识的简单公式。问题在于，我们的本能倾向就是基于自己的信念、自己信任的消息来源和自己的价值观来构思论证方式。即便我们不这样做，正确识别出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们看重什么，也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想发现他人的想法，最好的办法是和他们聊天。在讨论的过程中，你会接触到反面观点和驳斥。这些可以帮助你完善自己的论证和推理；甚至有时候，最终改变你想法的人可能就是你自己。

原视频来自《政治是否让我们不理性？（Do politics make us irrational）》。

原演讲来自Jay Van Bavel的《党性大脑的危险（The dangers of the partisan brain）》。

原翻译来自https://www.ted.com/talks/jay_van_bavel_do_politics_make_us_irrational/transcript，译者Carol Wang。因此翻译并非“原创”，但译文有所修改和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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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一组研究人员组织了一次数学测试，测试对象是1100多名美国成年人，测试的部分目的是考察人们评估数据的能力。在这些数学题中，隐藏着两道几乎相同的问题。这两道题使用了难度相同的数据，且都有一个客观正确的答案。第一道题问的是皮疹和一种新护肤霜之间的相关性，第二道题则是犯罪率和枪支管制立法间的相关性。

数学能力强的参与者更有可能答对第一道题。而第二道题，尽管在数学上与第一道题没什么差别，但结果却看起来完全不同。对第二道题来说，数学能力并不能最有效地预测哪些参与者能回答正确；相反，研究人员追踪的另一个变量发挥了作用——政治认同。如果参与者的政治信仰符合对数据的正确解释，则他们更有可能答对问题。即使是研究参与者中数学最好的人，当正确答案挑战了他们的政治信仰时，他们在第二题上出错的可能性也要比常例高出45%。

政治到底是怎么导致这种不合逻辑的错误的呢? 一个人的政治认知真会影响其处理信息的能力吗？答案就藏在一种公共生活中越来越明显的认知现象里——“党派偏见”（partisanship）。

虽然“党派偏见”是政治环境中常提到的词，但它也被更广泛地定义为对任何特定群体或观点的强烈偏好或偏见。我们的政治、种族、宗教和国家认同，都是党派偏见的不同形式。当然，社会群体认同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而又健康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自我意识不仅由我们作为个体的身份定义，也由我们所属的群体定义。因此，我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捍卫我们的群体身份，保护我们的自我意识和我们所属的社会群体。

但当群体的信念与现实不符时，问题就产生了。试想一下，你看到自己最喜欢的球队严重犯规了，你知道这违反比赛规则，但你的同伴、球队的粉丝则认为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两种矛盾思想之间的紧张关系，被称为认知失调，它会驱使多数人去解决这种不舒服的悬空状态。你可能会开始责怪裁判，抱怨是对方先犯规的，甚至说服自己其实根本就没犯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更愿选择与团体维持积极的关系，而非准确地感知世界。

这种行为在政治上尤其危险。从个人层面来看，效忠某一政党使人们能创造自己的政治身份，并支持他们赞同的政策。但是，基于党派立场的认知失调，会导致人们拒绝接受与政党路线相左、或使政党领导人名誉扫地的证据。当整个群体为了自己的党派信仰去篡改事实的时候，就会导致政策不再基于事实或理性。

这个问题并不新鲜——政治身份认同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党派分化程度急速加剧。解释这种现象的一个理论是，志同道合的社区有在地理上聚集的趋势；另一种解释理论是，人们越来越依赖党派新闻或社交媒体创造的“泡泡”（【注】指人在一个看似透明却实际与外界隔绝的环境里）。新闻和社交媒体的作用就像回音室，只传递观点相似的人的消息和主张。

幸运的是，认知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些策略，来抵制这种“扭曲过滤器”。一是要记住，你很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有偏见。因此，当遇到新信息时，要刻意努力推开你最初的直觉，对其进行分析性评估。

在你自己的群体中，努力将事实核查（fact-checking）和质疑假设变成团队文化的重要部分。警告人们他们可能看到了错误信息，也会有所帮助。当你试图说服别人时，先肯定他们的价值观，并用他们的语言来阐述问题，会更有助于他们接受你的观点。

我们离解决党派偏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这些工具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情况、并针对你我的共同现实做出基于证据的决策。

原视频来自《“马基雅维利主义”究竟是什么？（What "Machiavellian" really means）》。

原翻译来自https://www.ted.com/talks/pazit_cahlon_and_alex_gendler_what_machiavellian_really_means/transcript，译者Lipeng Chen。因此翻译并非“原创”，但译文有所修改和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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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代电视剧，那些总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耻阴谋家，已经成为了让我们既爱又恨的熟悉角色。事实上，我们对其如此熟悉，以至于几世纪以来我们都用一个词来描述这样的人物：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我们有没有可能一直在错误地使用这个词？

16世纪初的政治家尼科尔·马基雅维利（Niccoló Machiavelli）写过许多历史、哲学和戏剧作品。但他持久的“恶名”来自一篇被称为《君主论》（The Prince）的简短政治文章，这篇文章包含对当前和未来君主的建议。马基雅维利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事实上，早在古代就有一整个写作传统，被称为“君主（王子）的镜子”。但与他的前辈不同，马基雅维利没有试图描述一个理想的政府，也没有劝诫他的听众进行公正而有道德的统治。相反，他专注于权力问题——如何获得权力，如何维持权力。

在《君主论》出版后的几十年里，这本书恶名远扬。在欧洲宗教战争期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指责马基雅维利激发了他们对手的暴力和暴政。世纪末，莎士比亚用“马基雅维尔”来表示一个不讲道德的机会主义者，直接导致我们流行使用“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来形容操纵他人的恶行。

乍看之下，《君主论》作为“暴政指南”的名声似乎罪有应得。自始至终，马基雅维利似乎完全不关心道德，除非道德对维持权力有益或有害。例如，君主们被告知，为了夺取权力需要考虑所有必要的暴行，然后一次性实施以确保未来的稳定。攻击邻国领土和压迫宗教少数派被认为是让公众转移注意力的有效途径。对于君主的个人行为，马基雅维利建议君主要保持美德的外表，比如诚实或慷慨，但一旦利益受到威胁，就要准备放弃这些美德。最著名的是，他指出，作为一个统治者，“让人害怕比让人爱戴更安全。”这篇小册子甚至在结尾处向佛罗伦萨新上任的统治者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发出呼吁，敦促他把支离破碎的意大利城邦联合在自己的统治下。

许多人认为，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时带着不感情用事的现实主义，但动机是为一个被内外冲突所撕裂的意大利寻求和平。根据这种观点，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了解艰难的真相的人：政治稳定这一“更大的利益”值得采取任何不光彩的策略来实现它。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认为，《君主论》与其说是无道德，不如说是贯穿了古希腊的道德观，把城邦的荣耀放在基督教个人救赎的理想之上。

但我们对马基雅维利的了解可能与这种观点相左。作者在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当了14年外交官（1498-1512），其间坚定捍卫其民选共和政府，反对潜在的专制君主。当美第奇家族夺取政权时，他不仅失去了职位，还遭到了折磨和流放。考虑到这一点，有可能这本他在流亡国外期间写的小册子，并不是为了捍卫君主统治，而是对其运作方式的尖锐描述。事实上，像斯宾诺莎（Spinoza）这样的启蒙主义人物认为《君主论》是在警告自由公民，告诉他们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被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收服”。

这两种解读都可能是真的。马基雅维利可能为暴君写了一本手册，但通过分享这些知识，他也向那些将被统治的人揭开暴君的底牌。通过这样做，他彻底改变了政治哲学，为霍布斯和未来的思想家们奠定了基础——即怎样从人类的具体现实、而非先入为主的理想出发，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事务。通过他残酷而令人震惊的诚实，马基雅维利试图粉碎大众对“权力是什么”的幻想。正如他死前不久给一个朋友写信说，他希望人们能“了解通往地狱的方法，以便逃离地狱”。

原视频来自《How to understand power》。

材料来自Eric Liu的TED演讲：为什么普通人需要理解权力

原翻译来自https://www.ted.com/talks/eric_liu_how_to_understand_power/transcript，译者Stella Lin。因此翻译并非“原创”，但译文有所修改和修饰。

在生命的每一天，你都生活辗转于他人创造的权力系统中。你感觉到过它们吗？你理解权力吗？你知道为什么它很重要吗？

我们常常不愿意讨论权力，尤其在它涉及到公民生活、涉及到我们如何在一个团体中共存时。在民主社会中，权力应该属于人民，讨论结束。任何关于权力的深入讨论，或者讨论谁真正拥有权力，似乎都显得有点肮脏甚至邪恶。但权力和火或者其他物理现象一样，并不存在天生的好坏。权力仅仅就是权力而已。权力规定了任何政府的运作方式，它决定了谁来制定游戏规则。因此，学习权力如何运作，是变得高效、被重视、不被人利用的关键。在这一课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权力从何而来，如何行使权力，以及如何让自己在公共生活中变得更有权力。

让我们先从基本定义开始。**权力是一种让他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的能力。**当然，权力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到工作场所，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关注的是公共领域。此时权力指的是让公众按照你的意愿，做出选择并且采取行动。

公共权力主要来源于六个方面。

权力首先是身体力量和实施暴力的能力。无论是警察还是民兵组织，最原始的权力体现在对武力手段的控制。

权力的第二个核心来源是财富。钱能够买到某种成果，也能买到几乎所有其它的权力。

权力的第三种形式是国家行为，即政府。它利用法律和官僚来规定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例如，在民主国家里，人民在理论上通过选举把权力委托给政府。在专制国家，国家权力则来自武力威胁 而不是被统治者的许可。

权力的第四种形式是社会规范，也就是人们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社会规范并不像政府那样，有中央集权的运作机构。它们有一套更温和的、“点对点”的运作方式。它们确实能使人们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法律。想想当今关于婚姻平等的社会规范是如何演变的。

权力的第五种形式是思想。一个思想，例如个人自由，或种族平等，如果能够驱动足够的人去改变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便能创造出无穷的权力。

**因此，权力的第六种来源是数量，是大量的人。**一群勇于发声的民众，通过传达集体对某种权益的强烈关注和主张自己的合法性，来创造权力。想一想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和美国茶党（Tea Party）的兴起，便能看出群众的力量。

这就是权力的六种来源，也解释了什么是权力。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有三个权力定律值得我们探讨。

定律一，权力从来不会静止不动。在公共领域，权力总是处于积累或衰弱的过程中。所以如果你不采取行动，别人就要对你采取行动。

定律二：权力就像水一样。它像水流，流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政治就是把这股水流往你希望的方向引导，政策制定就是努力把“权力水流”冻结并保持在一个特定的流向。政策是冻住的权力。

定律三：权力会累积，权力产生更多权力，反之亦然。想要阻止定律三最终导致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就只能看我们如何运用定律一和定律二了。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规则，避免少数人积累起过多的权力，并使他们将自己的特权载入政策？这就是民主的问题。

在每一条新闻中，你都能看到这三条定律在起着作用。低收入的工人组织起来要求更高的工资。石油公司争取大型输油管道的批准。同性恋伴侣寻求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城区的父家长要求得到择校代金劵（vouchers，注：指政府把原本直接划拨给学校的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发放给学生，由家长为子女自由选择学校）。你可能支持或反对这些运动，但你是否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取决于你有多擅长运用你的权力。这使我们最终谈到了这个问题：你可以做什么使自己在公共领域中更加有权力？

对这个问题，可以从类似怎么学习“识字”的角度来思考。**你的挑战是学习如何阅读权力和书写权力。**阅读权力意味着你应该尽可能地多看有关权力的文本。我指的不仅仅是书籍，我的意思是把社会当做是一组文本。

你不喜欢发生在你所在的学校、城市或国家的事情？标出什么人拥有什么权力，他们在什么权力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想想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是谁让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又是谁想让事情保持现状？学习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策略：是直接进击还是采取迂回战术？是组织联盟还是建立魅力型权威？

通过阅读权力，你可以书写权力。书写权力首先要求你相信自己有书写的权利，去成为改变的“作者”。你确实有。在任何一种写作中，你都要学会去表达自己，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组织好你的观点，再组织起其他人。练习如何建立共识。练习如何面对冲突。就像写作一样，练习是不二法则。

每天你都有机会练习，在你居住的社区之内或是之外。设立一些目标，再设立更大的目标。看看反馈模式，什么策略有效。适应调整，重复这个过程。这就是公民意识。

在这堂短课中，我们学习了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作方式和我们可以怎么行使权力。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要有权力？你想用权力来谋取大众的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你的目的是有利于社会的还是反社会的？这个问题无关策略，而只与人的品格有关。这就是另一堂课了。但记住，权力加上品格等于伟大的公民，而你有能力成为一个伟大的公民。

https://twitter.com/UkrainianMath/status/1505598974895472646

2022年3月20日，乌克兰籍数学系研究生 Konstantin Olmezov （1995年生）在俄罗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Konstantin 热爱可加组合学（additive combinatorics）。他也是一位诗人，在电报频道中发布了很多诗歌。

2月26日，Konstantin 在第一次试图逃离俄罗斯时被抓并被拘留了15天。之后他被邀请到奥地利继续读研究生，并再次尝试逃离俄罗斯。他购买了前往土耳其的飞机票，但第二次逃跑也没有成功。然后他自杀了。

Konstantin 在自杀前，将遗书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几个人。他希望自己的遗书能被分享和阅读：

你好！如果你收到这封信，那么这意味着我信任你——至少信任到能给你发我的遗言。这封信不是写给你个人的，而是向几个人发送的。我发送它是为了确保它不会消失，以防它被所有社交网络删除。如果是这样，请帮助我把这封信发给任何可能有兴趣阅读它的人，包括我的家人和我社交网络上的联系人（VK、Facebook、Instagram）。

自由永不死。（Libertas numquam catenas.）

你好。我的名字是 Konstantin Olmezov。我是在头脑清醒、记忆明晰的状态下写下这篇文字的。如果你正在阅读它，那么这很可能意味着我永远不会再写任何东西了。

前段时间，当我认真考虑自杀的时候，我开始在网上寻找一些自我帮助的视频。在其中一个视频中，一位心理学家说，几乎所有想自杀的人的主要想法都是：“世界欠我的，世界没有达到我的期望。”我对这种说法印象深刻；我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并不适用于我当时的情况。于是问题解决了，我很快恢复了日常生活。

但这正是我现在的想法：“世界欠我的，世界没有达到我的期望。”

这个世界应该努力纠正错误，但它没有这样做。这个世界应该由有思想、有同情心、有责任感的人组成，但它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应该允许创造和选择的自由，但它却不断地夺走这些自由。这个世界应该认为这些要求是正常的，但它并不这样认为。

2月24日开始的事情改变了我生存的一些立场。非常可怕的是，我在书中读到的所有糟糕的事情都开始发生，而且还发生在昨天似乎还过着正常生活的人身上。

2018年，我来到了俄罗斯，为了追求科学。我来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在乌克兰没有足够存在感的数学领域——可加组合学（additive combinatorics）。我是真正地、疯狂地爱上了她——就像爱上了一个人。我和她一起度过了很多夜晚和白天。

在这场爱情中，我并没有那么积极，我的科学研究进展有限。但这并不矛盾，因为在与人的爱情中，我往往处理得更加糟糕。

我一直对俄罗斯政治持批评态度，一直认为俄罗斯文化比它的政治优越，且文化能够主宰政治。我脑子里的这种幻觉是牢固的，但现在它一下子崩溃了。维索茨基（Vysotsky）、菲拉托夫（Filatov）、什帕里科夫（Shpalikov）、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塔尔科夫斯基（Tarkovsky）、米哈尔科夫（Mikhalkov）（除了他的恶魔式演绎）、维诺格拉多夫（Vinogradov）、林尼克（Linnik）、什克里多夫（Shkredov）、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拉赫曼尼诺夫（Rachmaninov）、斯克里亚宾（Scriabin）。恐怕现在支持俄罗斯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和其他许多名字。

最有趣的是，每个人仍然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武力实现。通过残酷地毁掉生命，你可以让人们忘记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情。通过封住所有人的嘴，你可以让思想窒息。这似乎是政治学或心理学领域的东西，但不，它就在那里，在文化中。

2月26日，我试图离开俄罗斯。这有些愚蠢，因为当时我没有（把计划）考虑清楚。我不后悔离开，我后悔的是我没有在23日做这件事，当时已经有各种理由让我离开。

我想去保卫我的国家，从想夺走它的人手中保卫它。为了保护我的总统，我现在选择（认可）了他，感觉就像一个老板应该保护一个下属一样。顺便说一句，在2019年的竞选中，我没有投票给泽伦斯基。如果2023年再次竞选，我也不会投票给他。但是，不管这对我来说有多不愉快，选择的自由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自由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很难向许多俄罗斯人和亲俄的乌克兰人解释，从外部强加的旨在改善福祉的变革，会仅仅因为是外部强加的而令人无法接受。

在登上巴士时，我被逮捕了。究其原因，我认为是我多嘴了，在激动时向一个人透露了我的逃离计划。

当我被逮捕时，我认为我的自由会被永远剥夺。我直接告诉了联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FSB）我对战争的所有想法。这很愚蠢，但我不能不这么做。这是我能做的打击他们的最后一件事，所以我全力以赴。

我感到好笑的是，联邦安全局的人是如何无助地试图回答我，如何以无辜的面孔重复那些最粗陋的、陈词滥调的宣传。

一进牢房，我就开始寻找一个东西——死亡。我以七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至少十次尝试。其中一些，现在想起来很荒唐，其失败也无可避免，但这些都是我真诚的尝试。我当时唯一的梦想是被释放，以便能够实施最后一次成功的自杀尝试（顺便说一下，我仍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又把我放走了）。

对我来说，不自由比死亡更可怕。我一生都在努力争取在一切方面的选择自由——食物、职业、居住地、用什么肥皂洗手以及投票给哪个政党。我总是只吃我自己觉得可口的食物，如果没有，我宁愿挨饿。对付失去自由只有两种方式——挤压和拒绝。“挤压”是指你自由选择如何生活，然后你被关起来，然后你开始自由选择在牢里读哪本书。而我，只能通过不接受、拒绝不自由来对抗缺乏自由——如果他们不让我选择如何生活和在哪里生活，我就干脆不生活。

我真的爱着——尽管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爱着顿涅茨克（Donetsk）。尽管我在那里度过了糟糕的童年，那里仍然是我写第一个程序、第一首诗、第一次上台表演、赚取第一笔钱的城市。

这座城市，在她的中心，每家商店和每个公园里的小路转角，对我来说都充满了诗的韵律，或者是我思考问题的地方。还有名字、面孔、各种愉快和可怕的事件。

我也非常爱基辅。在这个城市里，我第一次找到了独立的生活，我第一次经历了饥饿和孤独，我第一次真正爱上了一个人，写了我最好的诗。在那里，在某些时候，我每三天写两首诗，数量空前。Rusaniv 运河上的每一座桥，Lisovaya 后森林里的每一棵树，胜利公园里的每一张长椅，对我来说都充满了痛苦和爱恋。

我也非常爱莫斯科。在这里我第一次获得了经济独立，在这里我证明了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定理，在这里我第一次真正相信了自己的力量——当然还有，Tsaritsyno 公园！

我为这场战争中的每一方感到痛苦。但我亲眼看到谁在保卫自己的土地，谁在夺取别人的土地。我亲眼看到谁在捍卫自己的生命权，谁在为自己的堕落辩解。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生存还是死亡。我一直在尝试不时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不经常问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人的生命延续就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

这个问题太著名了，但（哈姆莱特的）作者紧接着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是否值得冷静地承受耻辱的命运？

承受荒谬命运的风刀霜剑 是否意味着更加高贵的心灵 （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对我来说，答案是毫不含糊的：沉默，撒谎，假装周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或你的灵魂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是不值得的；退而求其次，呆在监狱里无能为力，是可耻的；躲避所有人，给其他人带来麻烦，不断寻求帮助，害怕所有人，是可耻的；开始“游击战”，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伤害它，是加倍可耻的。我是一个乌克兰人，一个不同文化的人（我明白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弱点，这也没关系）。

我看不到有任何办法，可以尊严地生活下去。

之前某些时候，我希望能再次尝试逃离。我无比感谢帮助我的人，我为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而道歉。我太害怕他们会把我第二次送进监狱，这次再也不让我出来。

更不用说我已经对整个人类失望。在21世纪，一支军队在半夜袭击一个没有威胁的邻国……每个士兵都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但假装自己不明白。当这个国家的部长说“我们没有攻击谁”，记者们就会播出这句话。每个记者都明白这是一个谎言，但假装不明白。数以百万计的人看到了这个转播，他们明白他们的良知会受此谴责，此事将留在史册中，但他们假装自己与此无关。

当黑的被称为白的，软的被称为苦的——这些谎言不是在阴谋家的耳语中，说话的人也不会眨一下眼睛，仿佛这些话是从他们的心里发出的。当扎多诺夫（Zadornov）笑话美国人说“俄罗斯人是残酷的，因为他们在波尔塔瓦附近袭击了瑞典人”不再是一个笑话，也不再关于美国或是瑞典。当世界开始认真讨论它75年来一直在试图避免的事情要不要发生，而不是讨论预防它发生的方式。当暴力再次声称自己是真理的主要来源，而背叛和虚伪宣称自己是和平的主要来源。

当这一切在周围发生时，我完全失去了人类还能走上不同道路的希望。我完全失去了为这些人或与这些人做任何事情的希望。我意识到这样的倒退迟早会发生，这头野兽已经不可救药。但我没有想到，它可以发生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就像拨动一个开关一样。

我并不为自己的生活感到羞耻，但它本可以更好。我以前没有时间去做很多别人不会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会改善人们的生活。然而，现在还有必要吗？

我想做一个帮助人们清醒选择的应用程序，让一个人通过连续许多天回答同一个问题，在自己内心“投票”。我之前一直有这个想法，但现在谁还需要选举和公投呢？谁还会对自己的意见真的感兴趣呢？

我想把塞梅雷迪定理（Szemeredi's theorem）色彩化，把一个数学证明变成一种艺术形式，变成一部电影那样的规模。我相信这是数学应得的。

我想帮助人们走出认知上的扭曲和逻辑上的矛盾，寻求和制定他们自己的世界模型。我以为我尝试的时候，做得很好。

现在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我写这些不是为了表达遗憾，而是为了坚持意义。

我之前不可原谅地懒惰了，认为我有很多时间。这是个大错误。

在我的乌克兰朋友面前，我多少有些惭愧。相信我，我从未希望或做过对乌克兰不利的事情，我一直计划如果战争突然开始，我就准备离开。

不幸的是，我没有成功，我没有足够的技巧处理好这件事……拘留我的联邦安全局官员说我是叛徒，但在2月24日上午，我感到自己被背叛了。荒唐的是，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理性告诉我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但当它真的发生时，情感上我依然非常震惊。我有一种天真的自信，就是在关键时刻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我把我的头伸进老虎的嘴里太深了。这是我的第二个大错误，我要为此付出代价。

每一枚落在基辅街头的炮弹都让我很受伤。读着报道，我想象着这些街道被炮击的情景。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到现在，我一直全心全意地与你们在一起，尽管我无法拯救任何人。

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我不相信地狱，我无处可去。但这个“无处可去”对我来说比现实更亲切。在现实中，一部分人重新陷入野蛮，而另一部分人则纵容了这种野蛮——他们疯癫地振臂疾呼。我不想和他们在一起。

最后，当然是一首诗（【注】此诗原文为俄语，用翻译软件翻译，有不准确之处请指正）：

Хотят ли русские плакатов "нет войне"? 俄罗斯人想要“不要战争”的海报吗

Спроси об этом у омоновца в броне, 问问穿着盔甲的防暴警察吧

Спроси об этом у ныряющих в метро, 问问地铁司机

Спроси об этом у вцепившегося в трон. 问问那个黏在自己宝座上的人

Хотят ли русские разбитых городов? 俄罗斯人想要破碎的城市吗

Спроси об этом у забитых поездов. 问问那些堵塞的火车

Хотят ли русские разрушенных больниц? 俄罗斯人想要毁掉的医院吗

Спроси у высохших младенческих глазниц. 问问干涸的婴儿眼窝

Хотят ли русские хоть что-то изменить? 俄罗斯人想要改变什么吗

Спроси об этом у оставшегося СМИ. 问问其余的媒体

Хотят ли русские искоренить нацизм? 俄罗斯人想要铲除纳粹吗

Спроси об этом у студентов с буквой "цыц". 问问有“小鸡”的学生

Твоей визиткой станет этот жуткий год 这个可怕的年份将成为你的名片

Воистину непоколебленный народ, 一个真正不可动摇的民族

Готовый хоть в крови купаться, хоть в говне 准备浴血或是其他污秽

Но лишь бы не было плакатов "нет войне". 只要没有“不要战争”的海报

新闻报道：https://www.voachinese.com/a/us-feds-charged-five-for-spying-for-china-20220316/6488525.html

美国司法部案件地址：https://www.justice.gov/usao-edny/pr/five-individuals-charged-variously-stalking-harassing-and-spying-us-residents-behalf。以下是对此文件的部分翻译。

2022年3月16日

五人被指控代表中国秘密警察跟踪、骚扰和监视美国居民，罪名不一

被告参与了跨国镇压计划，以压制居住在美国和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评者。

今天，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公开了两份起诉书，并授权了一份修正起诉书，指控五名被告犯有跟踪、骚扰和监视居住在纽约皇后区（Queens）和美国其他地方的中国公民的各种罪行，这些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秘密警察有关。据称，所有被告都参与了跨国镇压计划，针对那些政治观点和行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喜的美国居民，例如倡导中国民主。在其中一个计划中，同谋者试图干扰联邦选举，据称他们策划了一场行动，以破坏一位美国退伍军人的国会候选人资格。这位退伍军人曾是1989年中国北京民主示威活动的领导人。在另一个计划中，三名被告策划销毁一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中国公民批评中国政府的艺术作品，并在该艺术家的工作场所和汽车中安放监视设备，以便从中国监视他。

刘藩（又名“弗兰克”）和马修-齐布里斯（Matthew Ziburis）昨天被捕，而王书君今天上午被捕。 这些逮捕都发生在纽约东区。被告的首次出庭定于今天下午在布鲁克林进行，由美国地方法官 James R. Cho 主持。另外两名被告仍然在逃。

美国诉林启明案（Qiming Lin，音译）

林被指控密谋实施州际骚扰，以及密谋和企图使用与州际骚扰有关的身份识别手段。

据称，林是中国公民和居民，代表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国安部是一个负责反间谍和政治安全的文官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机构。

从2021年9月开始，林在纽约雇佣了一名私家侦探，来破坏正在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某位布鲁克林居民（受害者）的竞选活动，包括对受害者进行身体攻击。受害人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活动的学生领袖，后来出逃美国，在美国军队服役，并入籍美国公民。2021年9月，受害者（当时住在长岛）宣布，他打算在2022年11月的选举中竞选美国长岛国会议员的席位。

**在雇用私家侦探时，林解释说，如果受害者在2022年6月的初选中入选，他可能会“当选为立法者。现在我们不希望他当选。”林强调说：“什么价格都行，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他还承诺：“我们将来有更多——更多这类[工作]……包括现在某位纽约州立法者的相关委托。”**林向私家侦探解释说，他正与中国其他身份不明的人合作，以阻止受害者当选美国国会议员。

据称，林首先要求私家侦探提供有关受害者的信息，包括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私家侦探后来提供了这些信息。**林还要求私家侦探挖掘关于受害者的负面信息，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信息，则“制造一些东西，就像发生在[一位著名的钢琴家]身上的那样的。”**该请求提到了在北京发生的事件，据称某钢琴家被发现与一名妓女在一起后被拘留。林后来重申，如果私家侦探找不到丑闻，那么“他们能不能制造一些丑闻？”林还鼓励私家侦探“去找一个女孩……或者看看他是不是会被妓女引诱，拍一些照片，这种性质的东西。”

2021年12月，林提议私家侦探考虑对受害人进行身体攻击，以阻止其参选。在给私家侦探的语音信息中，林表示：

你现在可以开始考虑，除了暴力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嗯？但其实，暴力也是可以的，嗯？揍他[笑]，揍到他不能参选。呵，那是——那是最后的手段。你考虑一下吧。或者，车祸，[他]会被彻底毁掉[笑]，对吗？我不知道，嗯，总之不管什么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下手。或者，在选举当天，让他不能到场，对吧？

美国诉王书君

王被指控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理人行事，犯罪性地使用身份识别手段，并作出实质性虚假陈述，这些都与他参与的由中国国家安全部策划的跨国镇压计划有关。

据称，住在皇后区法拉盛的王某曾是一名访问学者和作家。他帮助在皇后区成立了一个民主组织，纪念在中国共产党内推动政治和经济改革并最终被迫下台的两位前领导人。然而，至少从2015年开始，王就在几个中国国安官员的指导和控制下秘密活动。

在国安部的指示下，王某利用其在纽约市中国侨民社区的地位和身份，收集有关知名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领袖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中国政府。在表面上给予同情的同时，他报告了活动人士与他私下的交流，包括他们对中国民主的看法，以及他们计划中反对中共的演讲、写作和示威活动。王的受害者包括位于纽约市和其他地方被中共认为是颠覆性的个人和团体，如美国境内外香港民主活动家、台湾独立的倡导者以及维吾尔族和藏族活动家。王向中国国安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日记”，其中包括他与知名异见人士的谈话细节、民主人士的活动情况，以及中国政府目标人物的电话号码和其他联系信息。

例如，在2016年11月22日的一系列通信中，王在国安的上级指示他在皇后区的民主活动中与某位与会者会面，并“完成老板指派的任务”。国安联系人强调，该与会者与“西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有联系。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2016年11月16日，王告诉另一位国安联系人，他“刚刚完成了与一位知名人权活动家的聊天”，并提出了“必要的问题”，得到了“坦诚”的回答。该国安官员回应说“很好”，并附上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表情符号，指示王将该信息记录在“日记”中。

2020年4月，王报告中的一名受害者——起诉书中被称为“香港异见人士1号”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在香港被捕，并以政治罪名入狱。此外，2019年4月，王从中国飞往皇后区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随身携带一份手写文件，上面有几十名知名异见人士的姓名和非公开联系方式，包括后来在2019年和2020年被中共逮捕的其他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诉状还称，2017年8月2日在皇后区接受采访时，王向联邦执法部门撒谎，否认他与中共官员或国安部门有接触，而事实上他一直在向国安部秘密报告美国居民的情况。后来，王先向一名卧底执法人员、后来向一名特工承认了他的大部分犯罪行为。

美国诉刘藩（“Frank”）、马修-齐布里斯（Matthew Ziburis）和孙强（Qiang “Jason” Sun，音译）案

刘和齐布里斯被指控密谋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刘、齐布里斯和孙被指控密谋实施州际骚扰和犯罪性使用身份识别手段。刘和孙被指控密谋贿赂联邦官员，以获取一名居住在美国的民主运动人士的纳税申报单。

根据起诉书，居住在长岛杰里科（Jericho）的刘是一家位于纽约市的所谓媒体公司的总裁，而居住在长岛牡蛎湾（Oyster Bay）的齐布里斯（Ziburis）是佛罗里达州的前狱警，后任保镖。孙是一家国际技术公司在中国的雇员。

根据投诉，刘和齐布里斯一直在孙的指示和操控下，通过监视和传播负面信息来诋毁居住在美国——包括纽约市、加利福尼亚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支持民主的中国异见人士。**例如，在孙的指示下，刘在皇后区雇佣了一名私人侦探，让他贿赂税务局的雇员，以获得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联邦纳税报表。该私人侦探与执法部门合作，没有贿赂任何税务局雇员。被告计划公开披露该持不同政见者的潜在纳税额，以破坏他的声誉。同谋者还制定计划销毁一位批评中国政府的异见艺术家的作品，该艺术家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描绘成冠状病毒的雕塑在2021年春季被拆除。**孙为跟踪、骚扰和监视居住在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向刘和齐布里斯都支付了费用。

作为他们努力的一部分，被告对民主运动人士进行了电子监控。**例如，齐布里斯装成有意购买异见艺术家的艺术品的经销商，在此艺术家的工作场所和他的汽车上秘密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和GPS设备。**在中国的孙观看了这些设备的实时视频画面和位置数据。被告还制定了类似计划打算在另外两名持不同政见者的住所和车辆上安装监控设备。刘和齐布里斯还计划冒充国际体育委员会的成员进入其中一位异见者的住所。

被告还计划以刘的所谓媒体公司为掩护，在伪装的媒体会议上采访持不同政见者。孙为这些假采访提供了大纲，并设计了一些问题，旨在引出能羞辱或诋毁异见者的答案。被告打算将这些采访的音频或视频剪辑用于中国批判持不同政见者的宣传材料。

联邦调查局建立了一个网站，供受害者举报外国政府在美国跟踪、恐吓或攻击人的行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或曾经是跨国压迫的受害者，请访问https://www.fbi.gov/investigate/counterintelligence/transnational-repression。

被告

林启明（QIMING LIN，音译），年龄：59，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

王书君（SHUJUN WANG），年龄：73，纽约皇后区居民

刘藩（Fan “Frank” Liu），年龄：62，纽约杰里科居民

马修-齐布里斯（MATTHEW ZIBURIS），年龄：49，纽约牡蛎湾居民

孙强（QIANG “JASON” SUN，音译），年龄：40，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

附录

对刘的起诉

对林的起诉

对王的起诉

官方的中文译稿

随后会补充起诉书有意思的细节

原文

存档

Bradley J. Birzer，2020年9月17日

二十世纪最敏锐的社会观察家之一、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罗伯特-尼斯贝特教授（Robert Nisbet，1913-1996）提出了革命的十个条件。他说的“革命”，不是我们随意贴的标签（这很廉价），而是真正构成革命的东西。他观察、体验并思考了1964-1970年的学生反叛运动多年，然后写下了这些；他宣布学生反叛运动并不是一场革命，而只是中产在闹脾气。他认为，那些反叛的学生太软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美国黑人在1960年代有合理的不满和诉求，他们很可能处于一场真正革命的边缘，但在60年代玩革命的白人中产孩子却没有。无论他们在短期和长期内可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损害，他们都只是被宠坏的孩子，而不是革命者。

那么，根据尼斯贝特的说法，货真价实的革命有哪些条件呢？他以他惯用的简洁方式阐述了这些条件。而且，他相当明目张胆地参照了伟大的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语言和思想。

**首先，一场真正的革命必须在经济或社会秩序发生巨大变化之后发生。**必须有一些大事发生，尽管它可能是在现有社会框架中逐渐发生的，以至于人们可能不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被单独定义和理解的“事件”。

第二，权威——或者说对权威的理解——必须崩溃，以至于“权威即使不是崩溃，至少发生了混乱”。尼斯贝特所说的权威，不是指权力（权力始终假设存在），而是指通过各方的共识，被给予和赢得的尊重。一个例子是，一个教授通过良好的教学、渊博的学科知识、以及尊重学生，赢得了他的学生的尊重，从而建立了他的权威。与此相对，“权力”的例子则是教授用分数作为武器控制他的学生。

**第三，社会必须在近期变得富裕或比以前富裕。**观察家们——无论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还是社会评论家——所犯的最悲剧的错误之一，就是声称革命是在民众处于贫困的时候发生的。事实上，革命是在民众摆脱贫穷不久、看到了富裕的可能性时发生的。尼斯贝特认为，“（人们）必须先感到有足够的私产、足够的富裕，才能对尚未实现的财富感到痛心。"

第四（与第三点密切相关），社会必须在最近有了自由，从而使那些最近获得自由的人能够看到有可能获得的其他东西。尼斯贝特解释说：”正是由于旧制度的自由化，才能使人在感到被剥夺部分自由的时候同时感到有可能改变现状。“

**第五，社会必须变得高度政治化，政治领域淹没和支配其他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在善与恶、正义与不义的划分上，变得黑白分明。

第六，知识精英们在接受了社会的政治化之后——甚至可能促成了社会的政治化——必须看到一个政治化和集中化的权力结构给他们带来的机会，并且必须想努力抓住它。

**第七，必须有一些催化剂，点燃知识分子、政治家和相当数量的革命者的激情。**尼斯贝特称：”必须有一些触发性的事件或事故，此事不一定与内部条件有关，但却能成功地将激情推向更高的沸点，并由此动员更多人。“

第八，虽然革命永远不会吸引大众，但它们必须能够在道德上动员一小批战士来挑战社会的现有规范。”必须形成理想主义的气氛，即使它完全不符合现实，会遮掩革命行为中无法避免的严酷、无法摆脱的暴力、以及偶尔发生的暴行。“

**第九，用道德武装起来——即使是虚假和虚伪的道德。**革命者必须为革命的未来描绘出一幅田园牧歌般的画面，将革命描述成一种通向某种乌托邦的进步。革命者越是能显示目前生存状态的腐败，他们的前景就越光明。毕竟，尼斯贝特明白，”人们很难——事实上是不可能否认某件事上、某种程度的腐败和虚伪的存在；这本来就是人类现状。“

最后，**第十，在统治阶级的内部和成员之间必须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罪恶感。**这是那些将反叛的人至少是切切实实的可加以利用的东西。

（后略）

标准：有信息含量且有趣；可以有观点偏向但需要能经得起fact check。

补充：各领域科普Youtuber

Russia or Ukraine: Hacking groups take sides

Emma Vail 发表于2022年2月25日，更新于2022年3月2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同时发生在线上和线下，结合了物质破坏与日渐激烈的数字战争。勒索软件团队和其他黑客组织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它们效忠的对象。

The Record 将追踪这些团体的站队，以及他们发起的与乌克兰战争相关的网络攻击。

这些团体的许多声明包括对政府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一些团队是政府支持的，另一些则是分散的——但它们都有能力破坏计算机系统和入侵组织。

“当今军事行动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网络爱国者’们将积极对付他们眼中敌人，无论是自愿或在政府的指示下。其中一些活动——如匿名者（Anonymous）发起的DDoS攻击，只是让敌人头疼一下；但另一些活动则可能会产生真正的后果。”Recorded Future 的勒索软件专家 Allan Liska 说。“例如，勒索软件团体有足够多的目标，他们可能决定集中攻击他们国家的敌人，以造成真正的破坏。团队技术越高，越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Liska 警告说，就能力和活动记录而言，“沙虫”（Sandworm）和 UNC1151 是最令人担忧的，应该被密切监视。

站队乌克兰

**匿名者（Anonymous）**支持乌克兰，并且已经“正式对俄罗斯政府进行网络战争”。该组织后来在推特上说，他们的目标是俄罗斯政府控制的国际电视网 RT。他们“已经攻下了俄罗斯宣传网站‘RT新闻’”。据悉，匿名者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黑客活动家组织，针对不同的政府机构、政府机关、公司，以及山达基教派（Church of Scientology）。隶属于“匿名者”的黑客组织 GNG 已经进入了 SberBANK 数据库，并泄露了数百个数据文件。SberBANK 是俄罗斯最大的贷款机构，因此面临破产危机。NB65 是“匿名者”的另一个附属组织，他们在推特上表示支持乌克兰：“匿名者并不孤单。NB65 也正式向俄罗斯宣布网络战争。你想入侵乌克兰？很好。面对来自整个世界的抵抗。我们所有人都在关注乌克兰战争。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战斗。”

截至2月28日，匿名者旗下另一个名为 DeepNetAnon 的组织也加入了针对俄罗斯的行动，攻击和拦截俄罗斯的无线电接收器。“俄罗斯人现在已经关闭了第二个用来托管软件无线电接收器（SDR，用来与无线电频率互动）的网络服务器。可惜还有很多网站供我们使用。”该组织发推特说。该组织还宣布，他们已经成功入侵了俄罗斯经济发展部。1LevelCrew 也表示支持乌克兰，并在推特上说：“跳舞吧！俄罗斯的养老基金网站下线了。”另一个被称为 HydraUG 的团队则在推特上发表声明：“我不是来诋毁/破坏你的网站，我是来解放乌克兰的。”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crets 组织在周五通过匿名者发表了声明，该组织泄露了超过200GB的数据，包括从白俄罗斯国防承包商 Tetraedr 那里取得的电子邮件通信记录和近期地对空导弹的原理图。“他们拥有整个世界上最安全的网络，我们无法入侵他们。哈哈哈，开玩笑！”声明中写道，“我们宣布开始 OpCyberBullyPutin（【注：网暴普京行动】）。我们将向你展示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对网络战争准备得怎么样了。”

Ghostsec今天宣布了对乌克兰的支持：“支持乌克兰人民，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该组织也被称为 Ghost Security，它认为自己是一个“义军”组织，最初是为了针对宣扬伊斯兰极端主义的ISIS网站而成立的。Ghostsec 组织通常也被称为匿名者的一个分支。

乌克兰的IT军队。在乌克兰副总理兼数字化转型部长米哈伊洛 费多罗夫（Mykhailo Fedorov）颁布了志愿者任务后，已有超过17.5万人申请任务。许多人的任务是对俄罗斯网站进行DDos攻击，包括政府网站、银行和能源公司。2月27日起，官员们还让志愿者攻击在白俄罗斯注册的网站。费多罗夫公布了目标名单。

**AgainstTheWest（ATW）**与乌克兰站在一起。该组织的推特账户说：“我们又开始行动了。站起来反对俄罗斯。行动，直到俄罗斯退却。”该组织正积极致力于破坏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铁路和俄罗斯政府承包商 promen48[.]ru。

SHDWsec加入支持乌克兰的运动。该组织正在与 ATW 和匿名者合作，开展针对俄罗斯的行动。“SHDWSec 与 AgainstTheWest 联手，第一阶段正在进行中。不用多等。准备好迎接冲击。还有更多的。”

**白俄罗斯网络党人（Belarusian Cyber Partisans）**支持乌克兰。这个活跃的黑客组织成功入侵了控制白俄罗斯火车系统的电脑，停止了明斯克和奥尔沙以及奥西波维奇的火车。该行动旨在“减缓”驻白俄罗斯的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的转移。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个黑客组织一直针对白俄罗斯政府，泄露了秘密警察的档案数据、警察线人名单、政府高官和间谍的个人信息等等。

KelvinSecurity宣布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他们的声明中说：“我想发布这个，以支持对俄罗斯的数字战争。我有一份从俄罗斯弹道研究所取得的武器开发文件清单，我还有RT和俄罗斯核研究所的内部视频。”该组织一直在推特上发布他们参与网络行动的证据。

Raidforums Admins站在乌克兰一边。该组织宣布：“Raidforums2 支持乌克兰。成员们正在积极 DDos 俄罗斯网站并攻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人正在入侵乌克兰的网络。”这一组织原本被称为 Raidforum，在出现网络中断和访问问题后，现在以 Raidforum2 的名字运作。目前还不清楚原来的 Raidforum 出了什么问题。

站队俄罗斯

Conti全力支持俄罗斯。“如果有人决定组织针对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或任何战争活动，我们将利用我们所有可能的资源对敌人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反击。”Emsisoft 的勒索软件专家 Brett Callow 在推特上分享道。Conti 勒索软件组织非常复杂，曾因为第一个用 Log4Shell 漏洞作为武器并运作了一个完整的攻击链而闻名。在Conti 勒索软件组织宣布支持俄罗斯的几天后，一位据称是乌克兰人的内部人士泄露了该组织成员之间的400份内部通信文件，泄露的信息可以追溯到2021年1月。这些数据被分享给恶意软件研究小组 VX-Underground。泄露 Conti 信息的黑客组织现在被称为 ContiLeaks。

总部设在明斯克的团体 UNC1151 支持俄罗斯。该黑客组织通常被认为是由白俄罗斯政府支持的，并且他们已经在努力入侵乌克兰军事人员的电子邮件账户。乌克兰官员称，该组织的成员是白俄罗斯国防部的官员。正如 The Record 所报道的，脸书已经封锁了 UNC1151 操纵的宣传账户。这些账户在脸书上发布视频，将乌克兰士兵描述得虚弱不堪，以此攻击乌克兰官员。脸书还封锁了大量被用来入侵乌克兰账户的钓鱼网站域名。

Zatoichi 通过在推特账户传播虚假信息来支持俄罗斯。例如，该组织在诸多虚假声明中声称：“Killnet 已经关闭了宣布与俄罗斯政府进行网络战争的匿名者网站、右翼部门网站和乌克兰总统的网站。”

Stormous Ransomeware 站队俄罗斯。他们公开宣布：“STORMOUS 团队已正式宣布支持俄罗斯政府。如果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人决定组织针对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我们将针锋相对，作出一切努力让西方的设备——特别是基础设施——报废。或许我们对乌克兰政府和乌克兰航空公司进行的黑客行动很简单，但大的要来了！！”该组织建立于2022年初，被认为是一个盈利组织。他们的信息是用阿拉伯语写的。

**数字眼镜蛇帮（Cyber Cobra Gang，DCG）**支持俄罗斯。他们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表明了对俄罗斯的效忠，声明中写道：“为了维护正义，DCG 已经正式向攻击俄罗斯的黑客宣布网络战争。你想入侵俄罗斯吗？让你尝尝这是什么滋味。我们为善而战，1000万死亡和50场战争的俄罗斯？不！”该组织于2月27日通过推特进入网络战争。在最近的更新里，他们宣称使用了一种“秘密武器”：“我们设置了许多陷阱，所以我们已经从攻击俄罗斯的家伙那里连线了27918台电脑，我们准备投放我们的秘密武器。”

Freecivilian支持俄罗斯。据报道，该组织从2月23日的攻击中窃取了50个不同的乌克兰政府网站的数据。对网站的攻击包括在网站涂上污损信息，这些信息与1月15日 UNC1151 攻击中显示的信息几乎一摸一样。虽然这个组织声称自己是独立的网络罪犯，许多人怀疑它与政府行为有关。

SandWorm由俄罗斯支持。该组织由俄罗斯政府的御用黑客组成，因其最近的恶意软件“独眼巨人眨眼（Cyclops Blinks）”而闻名。该恶意软件于2019年6月首次部署。在Catalin Cimpanu于The Record报道中称：“已检测到主要针对 WatchGuard Firebox 防火墙，但不排除也有感染其他类型网络设备的能力。”

**赤匪（The Red Bandits）**支持俄罗斯。2月22日，该组织在推特上说："我们劫持了乌克兰警察的警车摄像头，并一直在观察它们。如果乌克兰不按俄罗斯的要求做，我们将升级我们对乌克兰的攻击，包括恐慌和惊吓。我们还将考虑传播勒索软件。”该团体自称是来自俄罗斯的网络犯罪集团，然而，人们一直猜测它实际上是俄罗斯情报部门。

从最初的声明以来，该组织似乎在对乌克兰的威胁上有所动摇。该组织在3月1日发推文说：“我们希望来自乌克兰的每个人都能读到这个。我们坚决支持乌克兰的公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攻击除了乌克兰政府以外的任何东西。我们也没有给出我们所掌握的不利于乌克兰的情报。”该推文继续说：“我们不尊重作为俄罗斯领导人的普京，但我们尊重作为俄罗斯公民的普京，因为我们支持每一个公民。我们不同意他对乌克兰的非和平行动。”该声明在后来的帖子中继续：“请理解，我们不会停止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不会投降，但我们不会率先攻击，我们会防守攻击，这意味着你们黑了俄罗斯几次，我们就黑回去。很简单，请理解我们视乌克兰公民为家人。”

Coomingproject站在俄罗斯一边。这个国际黑客组织今天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大家好，如果有人对俄罗斯进行网络攻击，我们将帮助俄罗斯政府。”该组织与南非国家航天局2021年的数据泄露有关。

黑客公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乌克兰国防部向乌克兰地下黑客社区发出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是一个行动呼吁，鼓励乌克兰黑客集合起来执行任务，保护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并在网络行动中对俄罗斯采取攻击。虽然是国防部的要求，但消息是由 Cyber Unit Technologies 的创始人 Yegor Aushev 发布的，并为黑客社区的人提供了申请任务的途径。

Dima Vorobiev 是一位自称曾在苏联宣传部门工作过、后转行销售的俄国人，被俄国主义者称为“亲西方”人士。他在Quora上关于俄罗斯的回答简明扼要，语言戏谑幽默，值得一看。

问题：对俄罗斯在22年2月24日入侵乌克兰的行为有何看法？

（回答更新于2022年2月24日）

1. 这是我们敬爱的总统目前为止挑战自己极限的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我认为他成功的机会远小于50%，但谁知道呢？

2. 主要的决定因素是送回俄罗斯的尸袋数量。计划当然是尽快将“去军事化”的乌克兰的治安工作移交给基辅的当地合作者，以尽量减少尸袋数量。

3. 这是对2014年“Maloróssiya计划”的第二次尝试。七年前，它是作为一个特别行动进行的，但由于缺乏当地支持而流产。这一次它是一项军事行动。行动的目的显然是要将基辅的政权改变为对俄罗斯友好的政权。然后，这个新的乌克兰政府将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政府平行存在，或者与这些政府建立一种“联邦”或“联盟”。

4. 如果情况太艰难，乌克兰西部地区可能会被允许作为一个残存国家自行发展。但如果他们能加入新的、“去纳粹化”的乌克兰当然更好。

5. 这场战争似乎标志着向“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长期权力过渡的开始。普京总统希望100%控制他退出后的局势。即将到来的对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孤立则有“双重绝缘”作用，可以防止普京寡头圈子以外的任何俄罗斯团体阻挠这一进程并接管克里姆林宫。

6. 在幕后，中国显然鼓励俄罗斯跳入这场战争。乌克兰的战争将帮助中国缓解压力，应付美国正在建立的反中国的联盟。但只要了解中国人就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会在一旁看着我们流血。被削弱的俄罗斯必须倚赖中国的支持才能对抗敌对的西方，这是中国梦寐以求的情景。历史上第一次，东亚人将有机会成为两个敌对的“白人”大国之间的调解人。

问题：为什么俄罗斯不怕西方的制裁？

（回答更新于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有充足的理由不怕西方的制裁。以下是主要的原因。

1. 俄国式的嘴硬。在俄罗斯的权力游戏中，“害怕”与“软弱”是同义词。你玩这个游戏，永远不能承认弱点。哪一天普京总统公开示弱，他就会被自己身边的寡头和silovikí（“穿制服的人”【注：指俄罗斯政府中由国安和情报机构背景的政客所组成的政治利益集团】）的团伙野蛮地撕成碎片。因为“如果他不能保护自己，他怎么能保护我们”？

2. 充实的国库。普京总统在1990年代初目睹了苏联破产的壮观场面，因此他尽最大的努力使俄罗斯不至破产，不管是水深火热还是一帆风顺。我们几乎没有外债，储备超过5万亿，而且目前的石油价格远远高于神奇的亨德里克斯数字（Hendrix Number）。如果俄罗斯某天输掉了这场比赛，它也不会摆脱贫困。

3. 无力的制裁。西方国家实施的制裁并不在痛点上。对石油部门和国防相关产业的技术转让正式停止，但还是有偷窃技术机密这样的好事。它很便宜，而且我们的间谍自苏联时代以来就以其技能而闻名。当然，可能失去藏匿在离岸地和西方国家的财产，是一种困扰，但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并不多。西方不断地推迟有用的制裁措施，直到俄罗斯可能从“烦人”升级到“有威胁”的那一天。而普京在不逾越底线方面非常谨慎。

4. 中国的帮助。成为中国的小弟和后备矿场，肯定会伤害我们的民族自尊，但这样至少能让我们在与美国人玩“胆小鬼博弈”（【注】又称“小鸡游戏”，Game of chicken，即博弈论中谁先让步谁输的游戏）时感到安心。如果真的捅出了大篓子，他们会帮我们一把，不是吗？此外，全球经济越来越多地从西方国家转移。因此，当情况艰难时，我们可以直接关闭向西方的门窗，只向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出售香料，就像我们曾经向欧洲出售香料一样。

5. 分裂的反对派。如今的俄罗斯就像苏联统治时期一样，史诗般地团结一致。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充斥着不同意见者、怀疑论者、普京同情者，以及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而热衷于与克里姆林宫暗通款曲的人。此外，与我们的终身制总统相比，西方国家两次选举之间的政治周期短得离谱。迟早有一天，某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可能会有人最终打破阵型上位。特朗普可能会回来。或者哪天来个更小心的施罗德（【注】德国前总理、社民党前领袖，任期内与俄罗斯快速达成天然气交易，卸任后出任俄罗斯石油公司监事会主席），为我们带来一笔意外之财。

6. 精英们的国有化。拨云总能见日，制裁就像乌云。我们的政治阶层私下非常自由化和亲西方。如果风向转变，那些把钱财、财产和家庭放在西方的人会发生海啸式的叛逃。这也是普京的担忧之一。而制裁越是将我们的寡头们从他们的西方财产和企业中挤出来，他们的命运就越是与普京的生存联系在一起。他把这称为“精英的国有化”。如果“来自地狱的制裁”真的发生，它将严重侵蚀把我们最上层的10万个家庭与欧洲和美国联系在一起的秘密纽带。启动我们自己的粮食生产以替代进口也是一件好事。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输在战场上，而是输在食物不足。这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问题：普京在乌克兰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普京可能争取的行动方针是什么？

（回答于2018年9月5日）

作为一个思维和工具都被他过去的秘密特工生涯塑造的人，普京总统没有“最终目标”，就算有也很少。

对他来说，世界是一个由强大的、往往是隐藏的力量组成的战场。这些力量出现、冲突和消失，然后被新的、更强大的和危险的参与者所取代。这场游戏在克格勃/联邦安全局出现前的几个世纪就开始了，在普京离开后还会继续下去。这场游戏需要监视周边环境，渗透敌人领土，并逐步积累大大小小的战术胜利。

在这个框架内，普京和俄罗斯统治阶层的目标是：

• 把乌克兰留在俄罗斯文明中——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和文化上，都尽可能地紧密。

•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促使乌克兰沿着古库曼大草原（old Cumanian prairies）的边界进行分裂。这一界限两边：

  • 一边是乌克兰北部和西部，这些领土在波兰/德国的影响和马格德堡法的传统下度过了很多时间。

  • 另一边是乌克兰南部和东部（Novoróssiya），是长期被突厥部落和王国统治的古老草原地区，在俄罗斯帝国时代首先成为殖民地。这确保了此地讲俄语、认同俄罗斯的人口比认同乌克兰的人口更多。

•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要削弱乌克兰，使其无法成为与北约和欧盟结盟的力量。

从2014年开始，我们对乌克兰的一个基本政治方向，就是使克里米亚作为俄罗斯不可分割的、国际公认的一部分的地位永久化。乌克兰越弱，我们的地位就越强。

下面这张二战时期的苏联海报说："战士，乌克兰在等你！" 被邪恶的欧洲人苦苦折磨的乌克兰的形象，如今经常被俄罗斯的爱国者使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普京总统认为俄罗斯在道德上有权参与乌克兰事务。

问题：乌克兰是否能够击退俄罗斯的入侵？

问题：普通俄罗斯人对与乌克兰的战争有什么看法？他们会支持普京目前的行动吗？如果是，为什么？

问题：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正在“解放”乌克兰吗？

问题：普京希望美国和欧洲接受的“新雅尔塔”协议是什么？

问题：为什么普京一直暗示乌克兰人是纳粹？这只是宣传，还是这些指控多少有真实性？

问题：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俄罗斯人对美国或欧盟的经济制裁担心吗？

问题：俄罗斯人什么时候才能起来推翻普京？

问题：普京想对乌克兰干什么？

问题：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是否错得离谱？

问题：考虑到普京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亲俄？

问题：普京会在入侵乌克兰时使用核弹吗？

问题：谁对克里米亚有合法主权，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问题：既然你谴责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如果你是普京，你会有什么办法摆脱北约的威胁？

问题：你如何看待西方国家没收俄罗斯普通公民的私有财产？

问题：普京声称控制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究竟是谁？

问题：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未来有什么作用？

问题：你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有什么不受欢迎的看法？

Punishment and Proportionality

本文节选自《自由的伦理》第13章。

作者：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自然法理论家，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

自由意志主义政治理论中很少有比惩罚理论更令人不满的地方。通常，自由意志主义者满足于主张或发展这样一个公理，即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人身或财产；但对侵犯者可以采取什么制裁措施，几乎没有任何论述。我们提出这样的观点：罪犯失去权利的程度取决于他剥夺另一个人权利的程度，也即“相称性”（proportionality）理论。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阐述这种相称性惩罚理论可能意味着什么。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比例原则是对罪犯的最高惩罚，而不是强制性惩罚。在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中，正如我们所说，争端或诉讼只有两个当事方：受害者（或原告），和被指控的罪犯（或被告）。原告在法庭上对被告提出指控。在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世界里，不会有针对定义不清的“社会”的犯罪，因此也不会由“地区检察官”来决定一项指控，然后对被指控者提出这些指控。相称性规则告诉我们，原告可以从被定罪的施害者那里最多获得多少惩罚；它规定了在惩罚者本人成为侵害者之前可以施加的最大限度的惩罚。

因此，应该很清楚，根据自由意志主义法律，死刑必须严格限制在谋杀罪上。因为只有当一个罪犯首先剥夺了受害者的生命权时，他才会失去生命权。而对于一个泡泡糖被盗的商人来说，处决被定罪的泡泡糖盗贼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他——这个泡泡糖商人——将成为一个杀人犯，他可以被泡泡糖盗贼的继承人或委托人带到法庭上来。

但是，在自由意志主义法律中，不会强迫原告或其继承人执行这一最高刑罚。例如，如果原告或其继承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赞成死刑，他可以自愿免除施害者的部分或全部惩罚。如果他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完全反对惩罚，他可以直接原谅罪犯，这样就可以了。

或者——这在古老的西方法律中有着悠久而光荣的传统——受害者或其继承人可以允许罪犯赎买他的部分或全部惩罚。因此，如果基于相称性，受害人可以将罪犯送入监狱十年，那么如果受害人愿意，罪犯可以向受害人付款以减轻或消除这一刑罚。比例理论只提供了惩罚的上限，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受害者可以合理地施加多少惩罚。

在谋杀案中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受害者的继承人可能在追捕凶手方面不够尽责，或者不适当地倾向于让凶手通过赎买的方式抵消惩罚。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遗嘱解决：人们在遗嘱中说明他们希望对可能的谋杀者施加何种惩罚。信奉严格报应的人和反对一切惩罚的托尔斯泰的人都可以准确地实现他们的愿望。甚至，死者可以于生前在遗嘱中规定，他加入的一家犯罪保险公司将成为对其可能的凶手的起诉人。

那么，如果相称性规定了惩罚的上限，我们如何确定相称性本身？第一点是，惩罚的重点不应是偿还对“社会”的债务，不管那意味着什么，而是偿还对受害者的“债务”。当然，偿还债务的第一步是试图追获损失。这一点在盗窃案中很明显。如果A从B那里偷了15000美元，那么A的第一个，或者说最初的一部分惩罚必须是将这15000美元归还到B的手中（加上相关损失赔偿、司法和警察费用，以及损失的利息）。

假设盗贼已经花掉了这笔钱（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自由意志主义惩罚的第一步是强迫小偷工作，并将随后的收入分配给受害者，直到受害者得到赔偿。那么，理想的情况是将罪犯置于被受害者奴役的状态，罪犯将处于这种合理的奴役状态，直到他赔偿了他所伤害的人的损失。

我们必须注意到，强调追偿损失的惩罚与目前的惩罚截然相反。现在发生的情况是以下的荒唐事：A从B那里偷了15000美元；政府追查、审判并给A定罪，所有这些都需要B付出代价，因为B是这个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众多纳税人之一。然后，政府没有强迫A补偿B，也没有强迫B工作直到还清债务，而是强迫B——也就是受害者——交税来支付罪犯在监狱中度过十年或二十年的费用。这种惩罚的正义究竟在哪里？受害者不仅失去了他的钱，而且还为抓捕、定罪、支持罪犯的监狱生活付出了更多的钱，只为了某种可疑的刺激感；罪犯仍然被奴役，但不是为了补偿受害者这个良好目的。

以赔偿受害者为优先的原则在法律上有很多先例；事实上，这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原则，随着国家对司法机构的扩张和垄断，这项原则也逐渐消失。例如，在中世纪的爱尔兰，国王不是国家元首，而是“犯罪保险人”：如果有人犯罪，首先是国王向受害人支付“保险 金”，然后再迫使罪犯向国王支付赔偿金（向受害人的保险公司赔偿完全来自向受害人赔偿的理念）。

在美国殖民时代，许多地方由于太穷，负担不起监狱这种作用可疑的奢侈品，小偷被法院“租借”给他的受害者，并被迫为受害者工作，直到他的“债务”得到偿还。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监狱会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中消失，但它们无疑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它们的主要目标是迫使罪犯向其受害者提供赔偿。

事实上，在中世纪，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是惩罚的主要概念；只有当国家越来越强大时，政府当局才会越来越多地介入赔偿过程，越来越多地将罪犯的大部分财产没收为己有，而留给不幸的受害者的则越来越少。事实上，随着重点从赔偿受害者（也即罪犯对受害者的补偿）转移到惩罚“反对国家”的所谓罪行，国家施加的惩罚变得越来越严厉。正如二十世纪初的犯罪学家威廉姆-塔拉克（William Tallack）所写的那样：

主要由于封建男爵和中世纪教会势力的暴力贪婪，受害方的权利逐渐受到侵犯，并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权威占有。他们对犯罪者进行双重报复，将其财产收归己有而不是赔偿给受害者，然后用地牢、酷刑、火刑或绞刑惩罚犯罪者。但原始受害者实际上被忽略了。

或者，正如舍费尔教授（Professor Schafer）所总结的那样，“随着国家对惩罚制度的垄断，受害者的权利也慢慢从刑法中分离了出来。”

但是，赔偿虽然是惩罚的首要考虑因素，却很难作为完整和充分的标准。首先，如果一个人袭击了另一个人，而没有偷窃财产，那么罪犯显然没有办法进行赔偿。在古代的法律形式中，往往有罪犯必须向受害者支付金钱赔偿的表格：攻击需要付这么多钱，致残需要付这么多钱，等等。但这样的表格显然是任意的，与犯罪本身的性质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回到这样的观点，即标准必须是：罪犯所丧失的权利与他所剥夺的权利相同。

但是，我们如何衡量权利的程度多少呢？让我们回到15000美元的盗窃案上。即使在这里，简单地归还15000美元也几乎不足以弥补犯罪（即使我们加上损失费、法律费用、利息等）。首先，仅仅损失被盗的钱财显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起到对未来此类犯罪的威慑作用（尽管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威慑本身是衡量惩罚程度的一个错误标准）。

那么，如果我们说，罪犯失去的权利需要达到他剥夺受害者权利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必须说，罪犯不仅要归还15000美元，而且必须被迫向受害者再支付15000美元，这样他就反过来失去了他从受害者那里夺取的那些权利（价值15000美元的财产）。因此在盗窃案中，我们可以说，罪犯必须支付双倍的盗窃金额：一次是归还被盗金额，另一次是赔偿他剥夺他人的损失。

但我们仍未完成对犯罪所涉及的权利被剥夺程度的阐述。因为A不仅仅是偷了B的15000美元——这15000美元是可以归还的，并且可以施加同等的惩罚——他还让B陷入了恐惧和不确定的状态，这种不确定性与B被剥夺权利的程度相称。但对A的惩罚是事先固定的、确定的，从而使A的处境远远好于他原来的受害者。因此，为了使惩罚与罪行相称，我们还必须增加一倍以上的惩罚，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受害者由此罪行遭遇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性。这种额外的补偿应该是什么，我们不可能确切地说出来，这需要任何合理的惩罚制度——包括适用于自由意志主义社会的制度——尽可能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身体攻击的问题上，使受害者恢复原状不适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再次采用我们的相称惩罚标准；如果A以某种方式殴打了B，那么B就有权以更高程度殴打A（或让他被司法雇员殴打）。

在这里，可以加入允许罪犯赎买惩罚的方式，但只能作为与原告的自愿契约。例如，假设A严重殴打了B；B现在有权对A进行同样或更严重的殴打，或者雇用某人或某个组织为他进行殴打（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中，他们可能是由互相竞争的私人法院雇用的法警）。但是，A也可以试图用钱赎罪，向B付钱让他自愿放弃殴打侵犯者的权利。

因此，受害者有权根据犯罪的程度按比例进行惩罚，但他也可以自由地允许侵犯者赎买惩罚，也可以部分或完全地宽恕侵犯者。惩罚的比例水平规定了受害者的权利，即可允许的惩罚上限；但受害者决定行使多少或是否行使这一权利则取决于他自己。正如阿姆斯特朗教授（Professor Armstrong）所说：

在犯罪的严重程度和惩罚的严重程度之间应该有一个比例。它为惩罚设定了一个上限，提出了应得的东西……正义赋予适当的对象（在我们看来，就是受害者）在某种限度内惩罚罪犯的权利，但人们不一定非要惩罚到正义的限度不可。同样，如果我借给一个人钱，我有权要求他归还，但如果我选择他不用归还，我也没有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情。我不能要求对方归还超过欠款的钱，但我可以自由地少要一点，甚至什么都不要。

或者，正如McCloskey教授所说：“如果在仁慈的驱使下，我们施加的惩罚少于正义的要求，我们的行为也依然公正；但如果超过了应有的惩罚，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公正。”

许多人在面对自由意志主义的法律制度时，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是否会允许有人“自行执法”？会不会允许受害者或受害者的朋友亲自对罪犯施加惩罚伸张正义？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所有惩罚的权利都来自于受害者的自卫权。然而，在自由意志主义的、纯粹的自由市场社会中，受害者通常会发现把任务委托给警察和法院机构更为方便。

例如，假设哈特菲尔德1代谋杀了麦考伊1代。麦考伊2代决定自己寻找并处决哈特菲尔德1代。这很好，只是就像上一节讨论的警察胁迫的情况一样，麦考伊2代可能不得不面对被哈特菲尔德2代在私人法庭上指控为谋杀的前景。关键是，如果法院认定哈特菲尔德1代确实是凶手，那么在我们的设计中，除了公众对执行正义的认可之外，麦考伊2代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对哈特菲尔德1代的原始谋杀进行定罪，或者确实是哈特菲尔德家的其他人或某个陌生人犯下的罪行，那么麦考伊2代就像之前提到的“警察入侵者”的情况一样，不能恳求任何形式的豁免；他会成为一个谋杀犯，可以在愤怒的哈特菲尔德继承人的要求下被法院处决。

因此，正如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中，警察会非常小心地避免侵犯任何嫌疑人的权利——除非他们绝对相信他有罪，并愿意为这一信念拿自己的身体冒险——也很少有人会“自行执法”，除非他们也同样相信对方绝对有罪并愿意为误判付出代价。此外，如果哈特菲尔德1代只是打了麦考伊1代，然后麦考伊杀了他作为回报，这也会让麦考伊作为一个谋杀犯受到惩罚。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将倾向于让法院来执行正义，而法院会根据类似现在适用的证据规则、审判程序等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将被社会接受为诚实的、并且是可以实现的最好结果。

很明显，我们的比例惩罚理论——也即人们可以根据侵犯了他人权利的程度而受到相应惩罚——坦率地说是一种报应惩罚理论，一种 “以牙还牙（或两颗牙）”的理论。“报应理论”在哲学家中的声誉很差，他们通常很快就把这个概念斥为“原始”或“野蛮”的，然后竞相讨论其他两种主要的惩罚理论：威慑和改造。但是，仅仅以“野蛮”来否定一个概念是不够的；毕竟，在这种情况下，“野蛮人”有可能找到了一个比更现代的信条更优越的概念。

H.L.A. Hart教授将我们在这里提倡的“最粗糙的形式”的相称性（“赎罪法则”，lex talionis）描述为：

罪犯做了什么就应该对他做什么的概念。只要对惩罚的思考是原始的——事实上往往是原始的——这种粗糙的想法就会再次出现：杀人者应该被杀，暴力袭击者应该被鞭打。

但“原始”几乎不是一个有效的批评。哈特自己也承认，这种“粗糙”的形式比“比例-再分配理论”（proportionality-retributivist）这一更“精致”的版本带来的困难更少。他唯一有理有据的批评是引用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的一句话：

有许多罪行，如果应用比例惩罚原则，就会带来明显的荒谬和邪恶。盗窃不能以盗窃来惩罚，诽谤不能以诽谤来惩罚，造假不能以造假来惩罚，通奸不能以通奸来惩罚。

但这些批评几乎没有说服力。盗窃和伪造构成了抢劫，当然可以让抢劫者向受害者提供赔偿和相应的损失；在这方面不存在概念上的问题。而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通奸根本就不是一种犯罪，而且，正如下文所示，“诽谤”也不是犯罪。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主要的现代理论，看它们是否像“报应理论”那样提供了一个真正符合我们正义概念的惩罚标准。“威慑”是功利主义提出的原则，是其积极否定正义和自然法原则的一部分，并以严格的实用性取代了这些所谓的形而上学原则。在威慑理论看来，惩罚的实际目标应该是阻止进一步的犯罪，无论是罪犯本人还是社会其他成员。但是，威慑理论会带来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严重不公正的惩罚模式。例如，如果根本没有对犯罪的惩罚，大量的人就会进行小偷小摸，比如从水果摊上偷窃水果。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对谋杀的内在反对远远大于对在商店里小偷小摸的反对，因此犯更严重的罪行的可能性会小得多。因此，如果惩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犯罪，那么防止入店行窃所需的惩罚要远远大于防止谋杀，这种制度违背了大多数人的道德标准。因此，在以威慑为标准的情况下，对于小偷小摸——例如盗窃泡泡糖——必须要有严格的死刑，而谋杀犯可能只需要在监狱里待上几个月。

同样，对威慑原则的一个经典批评是，如果威慑是我们的唯一标准，那么警察或法院公开处决一个他们知道是无辜的、但他们让公众相信是有罪的人，是完全合适的。在知情的情况下处决一个无辜的人——当然，前提是这一情况可以保密——将和处决有罪的人一样，充分发挥威慑作用。然而，这样的政策也当然与几乎所有人的正义标准背道而驰。

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这种惩罚方案是怪诞的，尽管它们满足了威慑标准，这表明人们对比威慑更重要的东西感兴趣。人们会压倒性地提出反对，表示这些为了威慑而决定的惩罚尺度，或可以为威慑杀死无辜之人的结果，颠覆了我们通常的正义观。在这种设计下，惩罚不是“与罪行相称”，而是与罪行的严重程度成反比；对无辜者而不是对罪犯也可以进行惩罚。简而言之，威慑原则意味着严重违反了人们的直觉，即正义意味着对且只对有罪的一方进行某种形式的适当和相称的惩罚。

最新的、据称高度“人道主义”的惩罚标准是“改造”罪犯。这种理论认为，老式的正义观集中于惩罚罪犯，无论是为了报应还是为了阻止未来的犯罪；新的标准则人性化地试图改造罪犯，使其改过自新。但进一步考虑，“人道主义”的改造原则不仅会导致任意的和严重的不公正，它还将决定人的命运的巨大和任意的权力放在了惩罚者的手中。因此，假设史密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而琼斯从一个摊位上偷了一些水果。他们的刑期将不是按照他们的罪行比例来判的，而是不定期的，在他们所谓的成功“改造”之后，监禁就会结束。

但是，这就把决定囚犯命运的权力交给了一个所谓“改造者”的团体。这将意味着，原则不再是法律下的平等——这是正义的基本标准——也即同等的罪行得到同等的惩罚，而是一个人如果很快“改过自新”就可以只去监狱呆几个星期，而另一个人则可以无限期地留在监狱里。因此，在我们的史密斯和琼斯的案例中，假设根据“专家委员会”的意见，大屠杀者史密斯可以迅速改过自新；他在三周后被释放，得到了所谓成功的改造者的赞许。与此同时，偷果子的琼斯仍然不可救药，至少在专家委员会看来他显然没有被改造。根据改造原则的逻辑，他必须无限期地被监禁，也许要一生被监禁，因为虽然他的罪行可以忽略不计，但他始终不受“人道主义”导师的影响。

因此，K.G. Armstrong教授在谈到改造原则时写道。

合乎逻辑的惩罚模式是对每个罪犯进行改造，直到他有足够的改变，让专家认证他已经改过自新。根据这一理论，每一个判决都应该是不确定的——也许要“根据心理学家的意愿来决定”，因为对惩罚范围明确限定的原则已经没有任何依据了。“你偷了一条面包？好吧，我们必须改造你，即使这需要你的余生。”从犯罪的那一刻起，罪犯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这不是我所关心的人道主义。

从未有人像刘易斯（C.S.Lewis）那样，清晰地揭示出惩罚即改造的“人道主义”理论隐藏的暴政和严重的不公正。注意到“改造者”将他们提议的行动称为“治愈”或“治疗”，而不是“惩罚”，刘易斯说：

但是不要让我们被一个名字所欺骗。未经同意被带离我的家和朋友；失去自由；接受现代心理疗法所知道的对我的人格的所有攻击……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除非我被成功“改造”，或者我足够聪明可以欺骗他们我已经被成功改造——谁在乎这是被称为惩罚还是其他？它显然已经包括了惩罚令人恐惧的大部分因素——羞耻、流放、束缚和流失的岁月。这是极大的冤屈，但冤屈是人道主义理论所不齿的概念。

刘易斯继续展示了“人道主义者”可能会对民众实施特别严酷的暴政，因为他们要对民众进行“改造”和“治疗”。

在所有的暴政中，为了受害者的利益而实施的暴政可能是最具有压迫性的暴政。生活在强盗男爵的统治下可能都比生活在无所不能的卫道士的统治下更好。强盗男爵虽然残忍但有时还会打个盹儿，他的贪欲还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得到满足；但那些“为了我们好”而折磨我们的人，会无休止地折磨我们，因为他们这样做是得到了“良心的认可”。他们更有可能上天堂，但同时也更有可能把地球变成地狱。这种善意带来的是难以忍受的侮辱。违背自己的意愿被“治疗”某种我们可能不认为是疾病的状态，就是把我们视为那些尚未达到理智年龄或永远不会达到理智的人——我们被归为婴儿、低能儿和家畜。但是因为罪有应得受到惩罚，无论多么严重，因为我们“应该知道不该这样做”，就是被当作按照上帝形象制造的人那样对待。

此外，刘易斯指出，统治者可以利用“疾病”概念作为一种手段，将任何他们不喜欢的行为称为“犯罪”，然后以治疗的名义实施极权主义统治。

因为如果犯罪和疾病被视为同一件事，那么统治者选择称之为“疾病”的任何精神状态都可以被视为犯罪，并且被强制治疗。申辩说，令国家不满的精神状态不一定总是涉及道德败坏，因此也不一定总是应被剥夺自由，将是徒劳的。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使用的不是罪与罚的概念，而是疾病和治疗的概念……这都不算是迫害。即使治疗是痛苦的，终身的，甚至是致命的，那也只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意外；其目的只是纯粹的治疗。即使在普通医学中，也有痛苦的手术和致命的手术；在此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它们是“治疗”，而不是惩罚，所以只能由同行专家以技术为由进行批评，而不能由人作为人以正义为由进行批评。

因此，我们看到，以时髦的改造原则进行惩罚至少可以和威慑原则一样怪异，而且远比威慑原则更不确定和武断。报应原则仍然是我们唯一公正和可行的惩罚理论，而同罪同罚是这种报应式惩罚的根本。在此，“野蛮”才是正义，而“现代”和“人道主义”则变成了对正义的怪异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