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喀索斯 #179062

我虽然没看这部电影（让我看国产电影得倒找我钱），但我能明白你吐槽的点：强行生命大和解，以及文艺在了不该文艺的地方。

文/ natasha

按：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一）丝绸之国和瓷器之国；（二）中国风和日本风

一： Serica: 丝绸之国

早在公元纪年之初，欧洲和亚洲的贸易往来已经相当频繁。公元97年，班超派遣一位使节从突厥斯坦的边境出使到大秦的边陲，很可能就是叙利亚。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一条穿越亚丁湾的海上路线。在几乎同一时期，一个匿名的罗马作家提到了这两条路线。他写道，过了Chryse (今天的缅甸和马来半岛)，就是Thin（即中国），那里就是大海的尽头。从那里，生丝和丝绸经陆路运出Bactria和Barygaza， 或者从水路经过恒河到达Limyrice。但是要到达中国很不容易，从中国来的人就更罕见了。

罗马商人利用贸易通路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丝织品。轻薄、透气又舒适丝绸服装在罗马非常流行，然而人们对它的看法却是毁誉参半，Seneca就表示：“我注意到丝质衣服-如果你们还能把它们叫做衣服的话-丝毫不能对身体或者对穿着者的端庄举止提供保护。穿上那种薄纱，没有一个女的敢说她不是裸体的。”

在罗马丝绸服装持续流行三个世纪后人们发现不仅贵族使用丝绸，甚至低很多的阶级也开始消费丝绸。在罗马消费的丝绸大多数是从中国进口的生丝，在叙利亚织成轻薄的丝绸。而叙利亚纺织工人也刻意模仿了中国丝绸的图案。

二：China: 瓷器之国

大约中世纪的时候，有少量的中国陶瓷运到了欧洲，但是并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大型贸易。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提到过一次中国瓷器，但着墨寥寥。马可波罗本人也没有带回任何确凿的中国纪念品。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博物馆里有一件据说是他带回来的瓷器，但来源很可疑。

确切的有关中国瓷器的纪录还要晚一些。15世纪的时候，埃及的统治者们把中国瓷器当作礼物送给威尼斯的总督们。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Giovanni Bellini在他的名作《众神的盛宴》中画出了青花瓷碗，这很可能是他从某个总督的收藏品里得到的灵感。

1498年，达-伽马的航行重新开启了到东方的海上路线。此后运动欧洲的陶瓷数量越来越多。在欧洲的王室中形成了收藏陶瓷制品的风潮。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收藏了不少于三千件的陶瓷。不少王室贵族还拥有自己的陶瓷厅，并请著名的建筑师来进行设计。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如此巨大，中国的陶瓷工人们开始特意为欧洲市场生产陶瓷。在开始的时候，陶瓷的图案和形状都是中国本土的，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大，欧洲客人们开始提出自己的需求和设计（比如纹章瓷，即绘有贵族家族纹饰的瓷器），由中国工人制造出成品。

在16世纪末，欧洲人也尝试自己制造瓷器。大约在1575年，美第奇大公爵Francesco成立的陶瓷工厂开始仿制中国的青花瓷。上面的图案颇有伊斯兰风味。然而美第奇陶瓷的颜色和硬度都无法和中国陶瓷媲美。

三 东印度公司

航海大发现刺激了东西贸易的发展。葡萄牙人率先来到中国，并于1557年，得到了中国官方许可，在澳门设立了贸易据点。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荷兰人还是想方设法冲破封锁线，在台湾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荷兰人还设法在日本取得了垄断性的贸易地位，在长崎边上的出岛设立了长期贸易据点。

17到18世纪销往欧洲的所有日本瓷器和漆器都是由他们运输的。例如著名的“伊万里”陶瓷。荷兰人在日本的贸易垄断地位一直到19世纪才被美国等国家打破。

在中国，从1757年开始，乾隆皇帝下令封锁全国对外口岸，今保留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就是一口通商。广州的外国公司集中在一起，包括美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丹麦、法国、瑞典、荷兰、葡萄牙等国。有十三个洋行（买办）专门办理洋务贸易。

从广州出口到欧洲和美国的商品不胜枚举，有瓷器、丝绸、家具、壁纸、象牙制品等。由于广州贸易的发达，带动了广州本地的手工业，广彩就是以出口为目的应运而生。

好啦，上文讲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原装产品，很快欧洲人就开始进行各种魔改仿制了，下篇将会讲欧洲的“中国风”和“日本风”。

下篇：西方世界的东方想象（二）：中国风chinoiserie和日本风Japonisme

胡闹，好好呆着，不许退站。

来个宗教常识问答题：这是哪位圣人？

@falsehippo #178951

说到苏联，他们有悠久的“扮演正常”的历史，帝国时代就有著名的波将金村庄呢！

沙都子对军械这么了解，隔着屏幕感受到了浓浓的反差萌...

文 / natasha

尽管世界上几乎每个有影响力的大国都外交抵制冬奥，但运动员们还是顺利地抵达了北京。从流出（刻意放出）的图片来看，他们高床暖枕，饮食精美，娱乐设施齐全，更可无障碍地联系外网——脸书、推特、油管一应俱全。

一个维吾尔族运动员，作为全中国运动员的代表，在开幕式上面带笑容举起了火炬。

一切都特别正常，甚至比正常还要好。

当所有的信息都在过分努力地传达一个“正常”的信号的时候，一定有什么事情不正常。

体育馆之外，一个荷兰记者在跟本国国家电视台NOS现场连线时被城管（或保安）中途打断并赶走，让电视主播以及正在收看电视节目的几百万荷兰人惊掉了下巴。事后奥委会紧急灭火，说这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别的记者的采访都很正常。

NOS电视台事后评论说：（荷兰记者被强行制止报道）正日益成为中国记者的日常现实。

网球名将彭帅至今失踪，仅在奥运会前在外网露了几次面，传达了“我的生活正常”的信号；尽管墙内仍然无法搜索到她的任何信息。

为了让病毒对冬奥影响减到最小，奥运村外北京多个地区居民一天测一次核酸，仅仅因为临近小区（甚至不是本小区）发现了一个阳性病例。

劳民伤财，效率低下。但又有什么办法？眼下冬奥是重中之重，所有的资源都聚集在这里；丰县被铁链拴住的疯妈妈，只要她不开口叫屈，就任由她的8个孩子的爹去做广告搞代言。当地警方自然会尽责地搞定前来采访的公民记者。

这股憋足了劲的“正常化”表演，让我想起2011年“毕加索进入巴勒斯坦”的故事。

2011年，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关系仍然深陷战争与和谈不断交替的深渊，战火仍旧频繁，而巴勒斯坦当局已经迫不及待地对内和对外宣布“我们已经享有和平和正常的生活”。为了达到“正常化“，巴勒斯坦国际艺术学院宣布，将举办“毕加索艺术展”。

“为什么毕加索不能去巴勒斯坦？"为什么巴勒斯坦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展览毕加索？"巴勒斯坦国际艺术学院的艺术总监哈立德-胡拉尼（Khaled Hourani）说。

意思就是，我们像其他和平国家一样“正常“。而价值710万美元的毕加索原作《Buste de Femme》的展出就可以证明。

巴勒斯坦学院选择了毕加索的这幅画，不仅因为毕加索的艺术大师地位，还因为毕加索曾经绘制了不少有政治意识的作品。他的《Guernica》传达了强烈的控诉战争暴行的信号。而《Buste de Femme》则不同，这仅仅是一副女性肖像，不具有政治意义，属于“正常”的展品。而“正常”正是胡拉尼想要的。

此时的巴勒斯坦尚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将这幅属于主权国家荷兰的Van Abbe博物馆的藏品借到巴勒斯坦的过程，就有了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敏感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意义。旅程的每一步都体现出旨在将巴勒斯坦“正常化”的决心。首先几乎没有保险公司为这件作品提供保险，保险公司这种态度已经显示了外界对于巴勒斯坦的状况的担心。他们必须要查看巴以曾经签订的奥斯陆协议，然而该协议并没有规定艺术文化领域如何运作。显然，巴勒斯坦在成为一个国家之前无法从他国借来展品。而胡拉尼说：“如果我们已经是一个国家，也许就不需要毕加索了。”

好不容易搞定了保险，旅行本身也是充满未知数。

而Van Abbe博物馆的馆长，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策展人查尔斯-埃舍（Charles Esche）表示，毕加索的作品将在这一旅程中，延续它的生命。这场旅行将成为这幅画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正在构建新的历史。

然而，由于很多设施都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巴勒斯坦人必须要依靠以色列人的帮助才能拿到这幅画。这件作品首先必须要经过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一家巴勒斯坦运输公司的负责人已经跟以色列的官员就这幅画商讨了几个月。以色列同意免除这幅画过境的一些常规费用，然而这一恩惠，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却强调了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关系。

最后这幅画终于巴勒斯坦的得以展出，巴勒斯坦人希望用此举证明巴勒斯坦“一切正常”的愿望看似实现了，除了画旁边荷枪实弹的士兵还在提醒：危险仍在。

一场旨在展示“正常化” 的表演，注定是不正常的，至少现在还不是。

@NoStepOnSnek #178679

为什么是这两种？

@Boreas_Caeruleus #178671

有时就是一个，不稳定。

@NoStepOnSnek #178670

也是一种解读方式，请问他喝哪两种饮料？

这是一年多前对习近平的两个茶杯的戏谑之作，当时媒体都当成个大事分析，俺也凑个热闹。不过之后好像两个茶杯就江湖绝响了呢。

这是我在2049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有跟小二和电子的对话，特此提到前面纪念一下。

@消极 #178651

好吧，你就代入满洲贵族的视角，身边全是健壮大妞，能跟你摔跤掰手腕那种，你还不一定能赢；突然看见一个柔弱的，是不是很新奇？满洲贵族好的就是这口儿。

@消极 #178649

好像轮得到你挑肥拣瘦似的 ：）

@消极 #178639

消极兄喜欢健壮的女性，got it.

btw，每次听你们说”健壮性“，我脑海中就浮现了一群身宽体胖的拟人化代码...

发现后台给这篇文章加了精，我自己都忘了呢！自己再读一遍，重温了一下当初写这篇帖子的心情：一种探索fun fact的心情。

今天你“好奇”了吗？

@消极 #178335

现在并没有把理论和实验严格的分开成不同的学科。

Exactly。

因为在科学革命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感谢弗朗西斯培根。理科直男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不用担心自掉身价了，因为技术在16世纪就已经被融入到科学的一部分中。只不过这件事到近年才被人意识到并重新构建科技史的叙事而已。

@falsehippo #178307

您说的对，将理论与技术的确是人为构建的二元对立。

至于何时意识到这种二元对立，并予以纠正或解构，却是自近年兴起的对于“科学革命”的叙事转换才开始。也就是说，一二十年前，就算有人觉得理论与技术的关系不对劲，也没有过公开的有分量的质疑和探讨。

至于“理论”与“实践”的概念，我想用“理论”和“技术”的提法更好一些，这西方科技史上古而有之，如果非要再精确一点，可以说是“哲学知识”与“工匠知识”。

至于认知障碍，则需要社会学领域的分析，超出我的理解范围啦！

欢迎您的新文章呀！期待一起讨论！

人们经常将科学家和学者的理论知识与工匠的技术知识区分开来。前者可以形容为一个知识体系，后者经常某种经验或配方的形式展示。这种区分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带着明显的倾向性。理论知识被认为是“高级知识“，而技术知识则被认为是“低级知识”。在东西方的古代世界，都不约而同地有这种区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工匠不配成为公民：“从事劳动的人不可能拥有美德，因为他们的工作领域不存在道德空间。”在中国古代，儒家长期占据了理论知识的统治地位，孟子的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几乎每个读书人都要学习四书五经，梦想通过读书走上仕途。整个社会分为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士无疑是最高阶层，统治着农、工、商行业中凭技术和劳动吃饭的人们。

西方古代的公民可以跟随老师学习哲学和辩论术，中国的读书人可以在学堂或私塾学习儒家经典，而工匠们却没有学校可以学习技术。不管中国还是西方，古代的技术都不是写在书本上的（工匠们也看不懂）。工匠的知识主要是通过师傅的口头传授和徒弟的亲手实践而积累的。

在中国的宋朝以前，工业生产规模小，因此一个工匠通过跟随师傅学艺可以掌握全部技术。文字在这种技术传播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宋朝之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国家办的工业，如瓷窑和丝织厂。被派遣管理国家工厂的官员们则不得不放下身段，接触技术知识。大规模的工厂生产需要大量人手，工业步骤不再是一个人做整个流程，而是分工合作。这种生产模式的出现，改变了工匠们学习技术的规律。他们不太可能一个人就掌握全部技术，而规划整个流程的官员则成立最新技术的掌控者。他们在闲暇之余，将学到的知识写成书，这些书流传下来，就成了我们了解古代技术的窗口，比如宋朝的建筑书籍《营造法式》和军械书籍《武经总要》。

然而，我们必须要知道一点：文人写的技术书籍并不是给工匠看的。他们也看不懂。那这些书是写给谁看的呢？首先，可能是写给上级和皇帝看的，作为他们的业绩展示。其次，是一种社会优越性的宣示，体现了统治阶级对于知识的掌控。第三，还有可能借助对技术知识的讨论，来表达他们的哲学和宇宙观。比如明末的宋应星所写的伟大技术书籍《天工开物》，除了收录技术知识，更是试图探讨“天道”和“气”的概念，将重点放在自然界的物质性。比如在《论气》一章，宋应星认为火有“火气”，水有“水气”，在用水灭火的实验中，宋应星精确地记载了熄灭一定量燃烧的木材需要多少水。这样的实验是否考虑了所有变量尚且不论，对物质性的务实探讨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才是宋应星的重点。

在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分野一直持续到15世纪末，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了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实验主义科学理论，从而将技术实践纳入到自然科学之中。而在中国同时期，读书人们热衷于探讨“天道”和道德之间的关联，认为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国家政治，都来自于天的意志，天是人类命运的主宰，非人力所及，只能靠命。明末发达的印刷工业提供了大量这类道德主义心灵鸡汤，比如《太上感应篇》，这部描写天道轮回报应机制的著作成了当时的畅销书。这种务虚道德理论的结果是，读书人经常让事情在道德层面上裹足不前，国家和经济陷入停滞。而宋应星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很遗憾地并没有大面积地影响到他的同代人和后辈。

退一万步，就算一开始是自由恋爱，在领证结婚的时候精神正常后来才精神失常，把一个大活人用铁链拴着算怎么回事？无自主意识下生下八个孩子怎么回事？生下八个孩子满地跑村里人看不见？村干部看不见？合着现在才集体恍然大悟是吧？

如果thphd在，应该会给出一篇condescending的技术指导吧....

@Prometheus #178114

还好，不少人出于安全考虑换了新的id，但人都还在呢。

@那喀索斯 #178106

将原著中男主角的各种优秀品质平均分配到了三个人身上，将男主还原成为一个19世纪的普通白人绅士。这个分析的很到位！

最近的英剧《八十天环游地球》，尽管是老IP新炒，但里面的新意还是值得关注的。

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环游地球八十天》写于1873年，是处于高峰期的欧美殖民主义政治和思想在文学上的集中体现。

书中的福格先生，冷静理性，见识广博，符合西方殖民者对自身的描述。然而在剧中，他在环球旅行之前最远只去过爱丁堡，连英国本岛都没出，一路上还各种惊慌失措上当受骗，绅士形象大打折扣；而东方诸国的人物也一反书中的野蛮民族，充满了智慧、坚毅、重情义的品格。这些变化反映出编导对原著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人物设定，给予了大力的批判和平反。此外，书中福格在印度解救并爱上的印度王妃，一个典型的柔弱异族trophy wife的形象，相信亦不符合该剧意识形态，因此遭到编剧的扬弃。

启发福格先生进行环球旅行的报纸文章，是一个女记者写的，她也与福格先生一起进行环球之旅。一个英国绅士的壮游，恰恰是在同时代女人的思想和文笔的带领之下，在壮游的实践上女性也不遑多让。这让该剧平权的气息呼之欲出。

福格先生的仆人路路通也一改书中以及以往影视中机灵且忠实的仆人形象，而是塑造成一个有着法国大革命情怀的人物。并且福格不知所措的时候提供了最大的支持和帮助。这让下层阶级不再是上流社会的工具人，而是有血有肉。

这些更改，对于一个凡尔纳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也许有些难以下咽。但编导想必已经克服了这一关。毕竟时代大势所趋，就算书中情节再精彩，也必须要去粗取精，将已经过时的腐朽观念彻底扬弃。

按：在12月底遭受攻击之后，到站长thphd失联之前，我曾经发过一篇“冰箱都懂的上网安全贴”。后来网站突然下线，这部分数据丢失，特此再发一遍。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自己的网络安全。

Q: 墙内用户注册电报（telegram）安全吗？

A: 安全。2019年之前电报隐藏手机的功能有漏洞：假如我知道某人的手机号，那么我可以导入他的手机号来看他是否注册了电报。当时这个漏洞被用来抓人。反送中之后电报修复了这个问题，现在无法批量导入手机号。现在也很少听说有人因为电报被抓。

Q: 墙内用户订阅电报频道安全吗？

A: 只订阅频道还是相当安全的。外人只能看见每个频道有多少人订阅，但是看不到具体的订阅者名单。

Q: 加入电报群会泄露手机号吗？

A: 不会泄漏。但加入公开的电报群要谨慎。因为这样理论上别人可以知道你的账号，并且记录你的发言。

Q: 用墙内手机号注册推特（twitter）账号安全吗？

A:非常不安全。网警获取推特用户手机号的原理很简单。推特有个找回密码功能，你点击忘记密码，推特就会向你的手机发送一条验证短信，同时显示你的手机的最后两位数字。网警只要拦截全国这个时候所有由推特SMS服务发出的短信，再根据手机最后两位排除，就可以找到某个推特ID背后的手机号。可以说推特这个找回密码的功能，在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国家级别的拦截短信的行为。

如下图示意图：

Q: 已经用墙内手机号注册推特（twitter）账号，不想放弃，如何保护自身安全？

A: 尽管我们不建议用墙内实名手机号注册推特，但还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自我保护。那就是在“安全”选项的下面，打开【密码重设保护】。如下图（感谢一位匿名网友供图）：

Q: Signal和Matrix软件安全吗？

A: 安全。Signal与Matrix使用的是同一算法，端到端加密，安全程度相同。但是Signal会显示手机号，因此更适合于熟人之间使用。而Matrix无需手机号，可使用临时邮箱注册，仅需用户名和密码即可登录。但需要注意，使用临时邮箱注册时请牢记密码，否则密码无法找回。

47突遭大变故，仍然盼望荣誉非国民兄能够回来重聚。

写得真好，想看续集。

@falsehippo #177732

对身份政治的分析很到位，手动点赞。

在我电脑的Tor browser上，有一个窗口已经一个星期都没有关：“如果你长时间看到这个界面，那么大概率是我们放假了……”

不关掉这个语带冒犯的静态502页面，是对thphd能够回归这一想法的坚持；尽管理智告诉我，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墙外论坛，理智通过痛苦的经验而获得，经验通过残酷的事实而积累。

我自认不是什么勇敢者，上墙外中文论坛，只是想实践公民的基本人权：言论自由——这个正常民主社会像空气一样常见的权利。而为了这个权利，在2年内，我们失去了2个网站，2个站长。每次都是不辞而别。

“不是有勇气才站出来，而是站出来才有勇气。”

香港年轻的抗争者们一拨一拨地走出来时，也是有彷徨和愤怒交杂的心情吧。从后排到前排，从运送物资到撑着雨伞抵御催泪弹，霎那间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而战。

至少，当我们老了，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为了理想，我们奋斗过。

2047.one，欢迎大家，再次相聚。

让我们好聚不散。

@月鸥 #177146 按要求报道得更详细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对于欧美人士（使用以字母表为基础的语言者），对拼音有天然的好感，因为拼音和他们自己的字母发音差别不大（尽管有些许区别），但是注音就好像是一种不带表音的文字去注释另一种不表音的文字，凭空加大了学习困难。请问这种姿势是否正确？

欲改一字而不能，手动点赞！

@libgen #177142

要是他们早想到这一步，培训所有员工学会区块链，发工资就用加密货币了。

加密自由 Crypto Freedom，这个口号给了宣传匿名技术以正当性，是个好口号。

@libgen #177135

嗯嗯，这么说也很有道理，加密艺术的渠道和社区，是光晕的组成部分（也许是最重要的部分），即渠道/媒介重于图像。

这种媒介给人以“潮流”“尖端”“酷”的符号感，因此来自这些媒介的图片就传递了这些气息，从而有助于塑造商品的形象。

加密艺术，与其说其本身在传统意义上具有艺术价值，不如说反映了流行文化对这种媒介所代表的意义--“潮流”“尖端”“酷”--的需求，以及“潮流”“尖端”“酷”在当下的最新定义和面貌。

--又想了一下--

加密艺术的传播，我觉得有点像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传播过程。在17-18世纪输出到欧洲的中国瓷器基本上都是以外销为目的的瓷器，高质量的不多，但却被当作潮流和品味的象征，只有王室和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甚至还会专门设计一个瓷器墙来陈列中国瓷器。这个时候瓷器本身的质量是不重要的，而是瓷器所代表的欧洲最时尚品味才matters。

@消极 #177129

如果“加密自由”真的成了一个趋势，我是认为任何在这个趋势增砖添瓦的人都是值得赞颂的，不管是从人文上，还是技术上。

@消极 #177127

NFT民主:保证政权唯一性的民主

加密自由：大家都匿名发言

@消极 #177125

那怎么样呢？不说话了吗？

这时候不是更应该一个立场倒下去，千万个立场站起来么，只不过要更加懂得规避风险，跟极权斗命长。

@falsehippo #177055

我也同意加密艺术现在站在泡沫之中，随时有崩坏的危险。就像产品的长期价格稳定依赖于其质量上的保证，尚未显示出过人的艺术价值的加密艺术，只靠加密技术的光环，还能流行走多久？

@kksk1234 #177116

你好，如果不按照要求进行自我介绍，很有可能得不到管理员肯定，进而无法回复他人帖子，但自主发帖不受影响。

惊闻今天香港时间凌晨6时，6名“立场新闻”高层与前高层被捕，包括前董事吴霭仪和何韵诗。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香港，离昔日国际都市的辉煌越来越远。

@花鸟风月 #177097

改后好理解多了，谢谢你采纳我的意见！

再提一个小白的建议：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是注音(在下列段落之前）？

而这里，注音和拼音是不同的，这里注音输入法是区分的，拼音输入法是不作区分的。这些微小的差别，构成了学习注音的障碍，有好多人看着茫茫多的看不懂的注音符号，就萌生了退意。但是，只要知道了原理，注音真的是超~好学！

哇！写得超棒！知识含量好高！

只是到了这里就看不懂了，请再解释一下好吗：

然后，想一下汉语拼音的声母表和韵母表。（大陆人应该都会背吧？！）键盘左半部分的声母，注音和拼音区别不大，是可以按顺序直接一一对应上的。对应关系如下,每一列都是数字开头，眼睛盯着键盘上1234567890那一行，然后从上往下来看，就可以对应上。这十个数字就是下文我说的列数！

@libgen #177088

中国其实有所谓“忠诚反对派”，但对于忠诚和反对的理解，就跟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差不多模糊和灵活。在一个开明君主的治下，忠诚和反对勉强可以做到一半对一半；而在不那么开明的时候，坐标就无限向左游移，正如我们在香港看到的那样。

NEIL GENZLINGER

转载自纽约时报

研究中国及其广博历史的杰出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1996)和《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990)等书中挖掘中国的过去，也阐释中国的现在，他于周六在康涅狄格州西黑文家中去世，享年85岁。

他的妻子金安平说，死因是帕金森病的并发症。

史景迁教授在耶鲁大学任教40多年，他的讲座一直很受欢迎。他擅长从微小细节中发现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他的书深入考察了代表着更大文化力量的个人生活和奇异时刻，并以生动的故事将它们包裹在一起。

“这本书如同一张精致的蛛网，像中国书法一样灵巧、迷人、精准，”戴安娜·普雷斯顿在《洛杉矶时报》上为他的《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Treason by the Book，又译《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2001）撰写的书评中写道，这本书讲述了一位学者在18世纪早期挑战第三位满清皇帝的故事。“它也同样令人不安，因为它让人联想到许多仍然引起共鸣的东西。”

史景迁最为雄心勃勃的作品之一是《追寻现代中国》，它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现在已成为标准文本。这本876页的书回顾了中国从17世纪明朝的衰落到1989年民主运动的历史。

“其他书籍也试图涵盖中国从帝国时代到共产主义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史，”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书评中写道。“但它们都不具备这部作品的叙事技巧、丰富例证和主题重点。”

史景迁共有十几本著作，最早的是1966年的《曹寅与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这本书基于他一篇有关17世纪中后期至18世纪初的一个历史小人物的论文撰写而成。

他在前言中写道：“不必过度渲染曹寅个人的重要性。他既不是清朝的封疆大吏，甚至也不是康熙朝的要角。他的重要性在于其生平可以告诉我们他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以及他所运作的那个制度结构。”

这种方法也指导了史景迁后来的许多著作。达特茅斯学院的中国历史学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曹寅与康熙》改变了这个领域，它推动了一场新的历史叙事运动，并在其他许多专业领域产生了影响。” 在《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1974)中，史景迁用一种不寻常的手法将康熙描绘得栩栩如生。

“史景迁用他自己的话向我们介绍这位君主，”东亚研究学者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在2004年史景迁成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发表的演讲中说（2010年被《人文》杂志转载）。“康熙直接对读者说话——或者看似如此。这本书是有争议的，因为皇帝的话是在不同背景下大量素材的拼贴。但康熙的声音是生动的，令人信服的，这本书打破了中国专家传统受众的局限，接触到更广泛的公众。”

项美丽(Emily Hahn)在时报上评论该书时说，“史景迁戳破了译者的气球，把所有的气都放出来了。”

史景迁的其他一些书也面向普通读者。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几乎以一己之力，使普通读者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强烈而直接的兴趣，”柯娇燕说。“一个具有这种大众影响力的作家，还能站在学术影响力和可信度的前沿，这是很不寻常的，但史景迁就是这样。”

史景迁于1936年8月11日出生在英国萨里郡，父母是德莫特和穆里尔·斯彭斯（母亲原姓克雷尔斯海姆）。父亲在出版社和艺术画廊工作，母亲是一个热爱法国文化的学生。

1954年，他从温彻斯特男子学院毕业后，在军队服役两年，驻扎在德国，然后进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在那里，他编辑校报，并担任文学杂志《格兰塔》的联合主编。

1959年获得学士学位后，他在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在那里，他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得到了汉学家芮玛丽(Mary Wright)的鼓励，并最终发展成为他的职业。他于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于次年开始在耶鲁任教。

“对于整整一代耶鲁本科生来说，‘史景迁’既是一个传奇人物，也是一门传奇课程，”耶鲁毕业生、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教授陈怡君在电子邮件中说。“他只需一张手写笔记，就可以让四五百人讲堂里的学生全神贯注。他仿佛从空气中变出了金子。我认为他从来没有讲过两次同样的课。”

他的耶鲁讲座成为《追寻现代中国》的核心。这本书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后不久出版，这增加了人们对这本书的兴趣。史景迁教授的长远见解为这些事件提供了宝贵的背景。

“在美国对中国的兴趣仍然浓厚的时候，《追寻现代中国》说服我们，理解天安门的关键是理解中国的过去，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政治神话中寻找答案。”阿诺德·艾萨克斯在《费城询问报》的书评中写道。

W·W·诺顿出版公司的史蒂夫·福尔曼是他那本书的编辑，他说，一个与史景迁教授关系亲密的人对他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已经写好了出色的开篇章节的草稿，但还没有决定投身于这个庞大的项目，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福曼通过电子邮件说。“最终是他的母亲对这些章节的热情说服了他继续前进。”

“他最终在那不勒斯比萨店的一张桌子上撰写了这本书的大部分稿子，”福尔曼还说，并提到了那家现已停业的纽黑文餐馆，“后来他们在那家店的墙上挂了一幅他的镶框照片。”

史景迁教授与第一位妻子海伦·亚历山大的婚姻以离婚告终。除了他于1993年再婚的妻子外，他在世的亲人还有一个兄弟尼古拉斯、他第一段婚姻的两个儿子——科林和伊恩；继女美琴（音）；继子亚宇（音）；孙子；和两个继孙。 史景迁另一本既受欢迎又具有学术吸引力的书是《太平天国》，这本书讲的是自认为耶稣兄弟的洪秀全，他在19世纪的中国领导了一场灾难性的伪基督教运动，造成一场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内战。

这个故事的似曾相识之处显而易见——中国已经吸收了无数其他外部影响，包括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并经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正如夏伟(Orville Schell)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中指出的那样，史景迁教授并没有给他的读者们灌输这一观点。正如他的大多数其他著作，他让事件自己说话。

“毛泽东曾经颂扬‘一张白纸好做文章’，”夏伟写道。“史景迁传授知识的大量作品引起了同样的反应。他在《太平天国》中讲述的残暴行径迫使我们自己思考，去寻找结论。”

@花鸟风月 #177078

当盯着readymade艺术品看的时候，我觉得一头雾水的我自己站在那就是一种行为艺术。

哈哈，绝对的。“这玩意儿也能是艺术？”----这种想法需要模特的展示。

Readymade大多是概念艺术啦，凭借概念而不是艺术技巧取胜。艺术家甚至都不需要经过艺术技巧训练，只要有想法、有胆子脸皮厚就够了。

文/natasha

1980年，美国艺术家 Sherrie Levine展示了她的摄影作品：一组男孩裸体艺术照片。这套作品被剪裁得只剩下躯干部分，因此并非是诉诸淫秽。然而，这组照片显然是翻拍自艺术家Edward Weston 于1925年拍摄的摄影作品。照片中的男童是Edward Weston的儿子。

按照常理，Edward Weston是当仁不让的原作者，Levine的作品是复制品。

然而，Levine用这套作品，提出了一个问题：结合艺术史的传统，到底谁才是真正创作者？Weston的原作无疑是借鉴了从古希腊沿袭至今的古典人体美学传统，文艺复兴又将这一传统延续下来，这在无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残片以及近代的复制品中都可以看得到。对于遗留下的古代雕塑，它们从最初的完整人体形象到如今的残片，无数人在他们身上动过手脚，有古罗马的复制者，有探险考古队，有博物馆工作人员等。切割的躯干部分（torso）形成了西方人体美学的经典，是上述无数人士共同参与操作的结果，Weston的作品并没有原创出这一美学，仅仅是借用。如果说到原创者，是否上述人士都可以分一杯羹？

此外，摄影艺术本身的技术性也为这类艺术原作魅力打上了问号。Walter Benjamin在他1936年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提出，艺术的原作本身具有“光晕”的魅力，复制品因无法复制“光晕”而丧失魅力，然而摄影技术让大量完美复制成为可能，那么原作的“光晕”就受到了挑战。在大规模的复制时代，当一张底片可以被复制出千千万万照片的时候，原作的重要性是否还是那么重要？

在如今，NFT技术的出现，可以为摄影和数码艺术加密，从著作权上解决了这类艺术品的保真性问题。但美学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一副原创照片，和后来冲洗出来的照片，质量上可以达到完全一致；就算有NFT的加持，原创作品的艺术性也无法比复制品的更高——这完全不是油画或雕塑等媒介复制品可以比拟的。那么摄影艺术以及数码艺术，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可被大规模复制的艺术品，其原作的艺术价值究竟比复制品高在哪里？光晕理论是否就此失效？

@pk138135 #17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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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ehippo #176987

至于你所说的德棍黄纳，除了有作为中国人底色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外，也就多了一项美学爱好。也就是说不比一般通过中国人更危险，但比他们更懂得审美

哈哈，这点倒是分析得很独到。把政治、民族、社会等元素都剥离，纯粹欣赏个人魅力、演讲水平、军事水平、管理才能，是纯美学的粉丝无疑了。但怎么看怎么有股子草根功利的气息，成王败寇，只要有钱有名有地位就都值得崇拜，管他是好名还是臭名。

2007年，艾未未为德国Kassel文献展提交了一件名为“童话”的作品。有1001名中国人参与了这个项目。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在艾未未团队成员的帮助下，作为游客从中国前往Kassel。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出国，就像经历一个童话一样，他们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童话：艾未未在博客上发出邀请，三天之内就有3000多人响应，艾未未不得不提前关闭了邀请。这些人分成5批进行旅行，艾未未为他们设计了身份标识：带有特殊标志的临时住所，还有体恤衫、行李等，模拟了发达国家大众旅游中的常见元素。然而，就像格林兄弟的黑色童话一样 –-格林兄弟就是Kassel人，也是Kassel文献展的灵感来源--艾未未的童话也暗示了全球流动的阴暗面。

虽然在发达国家里，富人们认为旅行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在金钱和财富的流动性面前并非人人平等。艾未未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童话”的目的就是呼吁人们关注从中国到外国旅行中存在的行政障碍。“这个过程让人们意识到，个人的身份以及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身份意味着什么：你必须要通过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参与者必须要获得签证，而签证是一个外交事务问题。“矛盾的是，享有国际旅行权利的前提条件是拥有一个安全国家的国民身份，这个身份必须获得政治上的授权和广泛的认可。国民身份并不是一种自然身份，也不是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就能获得的（比如非法移民），种种限制条件体现在了艾未未邀请的旅客在取得签证的过程之中—其中一些人实际上被拒签了。在这些中国人到达Kassel之前，“童话”就在轻松自由流动的全球化表面之下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缩影。事实上，在“童话”的过程中，艾未未的旅行者被以集体管理的方式沿途招待。此外，他们的规模（1001人）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大众旅游，这也暗示着劳工和移民的全球流动。在这些游客住宿的地方，尽管有欢庆的设计，但仍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是一个“营地“的感觉。艾未未暗示，这场旅游并不是一个为了开心快乐而进行的旅行，而是出于经济或政治需要而进行的旅行。

所有的旅行者，不管是企业高管还是难民，都必须要经过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对个人群体的管理。个人文件如护照将会被追踪，另一方面旅行和移民的统计数据将会被汇编。在“童话”中，艾未未从他的“游客”那里收集了两种数据，从而在微观和宏观上建立了公民身份和信息之间的密切联系：首先，在出发前，游客们回答了一份包含99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其次，在旅行之前、期间和之后都进行了广泛的记录。他的信息收集既将这些游客作为一个整体，又注重为每个参与者提供独特的旅游经验。正如艾未未在2007年的采访中表示：“我们真正想强调的不是1001，每个参与者都是一个人，1001不是由一个项目来代表，而是由1001个项目来代表，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体验。”自2000年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出版《帝国》一书后，"众人 multitude "这一概念在全球化讨论中变得越来越突出。事实上，艾未未将 "大众 mass"（1001人）与 "个人individual"（1人）并列，正呼应了上述趋势。正如Hardt和Negri所说，"商品的流动，也就是劳动能力这种特殊商品的流动，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被作为积累的基本条件。我们今天发现的个人、群体和人口的各种运动......不能完全屈从于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众人的运动指定了新的空间，它的旅行建立了新的住所"。 从《帝国》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观点。首先，Hardt和Negri区分了运动中的人群的创造能力，以及他们作为工人或商品化的劳动单位的地位。众人（multitude）拥有一种残留的自由，可能导致 "新的空间 "或 "新的住所"（例如1001名中国人被运到Kassel的经历）。全球化的基本国际分工，即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建立工厂，以降低西方跨国公司的生产成本；在另一方面，致力于作者所说的 "积累"--即对利润的粗暴提取。第二，Hardt和Negri希望利用众人（multitude）的概念来颠覆难民或移民劳工（不受其所属国家保护的旅行者）的负面形象，坚持这些人口所拥有的创造性解放潜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艾未未不仅代表而且实际上构成了这样一个群体。他把他的旅行者聚集在一起，希望这次的项目将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体验。

“众人multitude "及其在 "一 "和 "多 "之间的规模跳跃，是任何全球化讨论的基础，在艾未未的《葵花籽》中以劳动的方式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该作品由大约1亿颗实际大小的瓷质葵花籽组成，像沙子或砾石一样铺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巨大的Turbine Hall大厅的地板上（事实上，公众还被邀请在这块嘎吱作响的种子的地毯上行走，但在发现细小瓷粉的健康风险之后作罢）。每个瓜子都是由景德镇的工人手工制作而成。一亿这个难以想象的数字，由漫山遍野的微型手工制品的海洋所呈现，反映了背后操作的大量劳动力，这是推动中国的经济繁荣的最重要元素。

正如21世纪初的许多其他重要项目一样，《童话》以及《葵花籽》用原始的方式体现了人类关系的 "构成"。从中国到德国的1001名游客只是“童话”作品的一部分，在文献展的展览场地中，艾未未安排了1001把明末清初的椅子，参观者们可以在此休息片刻，也许还可以相互交流。艾未未经常以惊人的方式重新利用中国古董，使人们注意到中国的传统物质文化在快速发展的压力下终结。这种策略最具争议的例子是他在1995年将一个汉代的陶罐从手中掉落，任由它在地上碎裂--这是一出损失和破坏的小把戏，被记录在一连串的三张照片中。艾晓明还为古董陶瓷重新上色，在一个罐子上印上可口可乐的标志，并将一个唐代宫女的形象包裹在一个伏特加酒的空瓶子里。他还用木制古董作为新雕塑的构件，其复杂的结构和连接充满了整个房间。在重新利用古代物品的过程中，艾未未不仅呼吁人们关注充斥在中国市场上的大量来源可疑的古董，而且他还对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城市结构的消失进行了高度直观的展示。

换句话说，艾未未对古董的使用--甚至可以说是对古董的破坏--唤起了人们对全球文化财产经济的关注，而此时此刻，中国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正使中国成为一个面向世界的巨大制造车间。因此，在艾的支持下，访问卡塞尔的1001人和1001把椅子解释了一个与全球化有关的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物品（包括古老的文化财产和全新的商品）的流动是如何与人的流动（包括人类劳动）相联系。这当然不是巧合，尽管把1001个人运到卡塞尔比把1001把椅子运到卡塞尔要复杂得多，但普通的文献展参观者很可能与《童话》中的中国游客没有任何接触，而每个参观者都会注意到1001把椅子的存在，这意味着传统的 "中国身份"。艾的童话故事的一部分是关于物体如何作为个人或国家的使者与游客进行交流--还有什么比空椅子更适合作为这种替身的形象？那么，《童话》并列了两个不同的公众，他们有可能完全错过彼此：一个由第一次发现欧洲城市的中国公民组成的公众，以及一个主要由欧洲和美国艺术爱好者组成的公众。毫无疑问，每个群体都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先入为主和期望，因此不可避免地带走了与他们自己有关的意义，也与他们与外国的遭遇有关的意义。换句话说，《童话》提供了一个高度微妙和统一的小世界，而是一个由人和物组成的世界，他们以不同的速度旅行，在这个世界上，联系在建立同时也往往被错过。

选编自《Art Since 1900》 2010a

@Kks #17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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