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将科学家和学者的理论知识与工匠的技术知识区分开来。前者可以形容为一个知识体系，后者经常某种经验或配方的形式展示。这种区分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带着明显的倾向性。理论知识被认为是“高级知识“，而技术知识则被认为是“低级知识”。在东西方的古代世界，都不约而同地有这种区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工匠不配成为公民：“从事劳动的人不可能拥有美德，因为他们的工作领域不存在道德空间。”在中国古代，儒家长期占据了理论知识的统治地位，孟子的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几乎每个读书人都要学习四书五经，梦想通过读书走上仕途。整个社会分为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士无疑是最高阶层，统治着农、工、商行业中凭技术和劳动吃饭的人们。
西方古代的公民可以跟随老师学习哲学和辩论术，中国的读书人可以在学堂或私塾学习儒家经典，而工匠们却没有学校可以学习技术。不管中国还是西方，古代的技术都不是写在书本上的（工匠们也看不懂）。工匠的知识主要是通过师傅的口头传授和徒弟的亲手实践而积累的。
在中国的宋朝以前，工业生产规模小，因此一个工匠通过跟随师傅学艺可以掌握全部技术。文字在这种技术传播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宋朝之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国家办的工业，如瓷窑和丝织厂。被派遣管理国家工厂的官员们则不得不放下身段，接触技术知识。大规模的工厂生产需要大量人手，工业步骤不再是一个人做整个流程，而是分工合作。这种生产模式的出现，改变了工匠们学习技术的规律。他们不太可能一个人就掌握全部技术，而规划整个流程的官员则成立最新技术的掌控者。他们在闲暇之余，将学到的知识写成书，这些书流传下来，就成了我们了解古代技术的窗口，比如宋朝的建筑书籍《营造法式》和军械书籍《武经总要》。
然而，我们必须要知道一点：文人写的技术书籍并不是给工匠看的。他们也看不懂。那这些书是写给谁看的呢？首先，可能是写给上级和皇帝看的，作为他们的业绩展示。其次，是一种社会优越性的宣示，体现了统治阶级对于知识的掌控。第三，还有可能借助对技术知识的讨论，来表达他们的哲学和宇宙观。比如明末的宋应星所写的伟大技术书籍《天工开物》，除了收录技术知识，更是试图探讨“天道”和“气”的概念，将重点放在自然界的物质性。比如在《论气》一章，宋应星认为火有“火气”，水有“水气”，在用水灭火的实验中，宋应星精确地记载了熄灭一定量燃烧的木材需要多少水。这样的实验是否考虑了所有变量尚且不论，对物质性的务实探讨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才是宋应星的重点。
在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分野一直持续到15世纪末，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了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实验主义科学理论，从而将技术实践纳入到自然科学之中。而在中国同时期，读书人们热衷于探讨“天道”和道德之间的关联，认为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国家政治，都来自于天的意志，天是人类命运的主宰，非人力所及，只能靠命。明末发达的印刷工业提供了大量这类道德主义心灵鸡汤，比如《太上感应篇》，这部描写天道轮回报应机制的著作成了当时的畅销书。这种务虚道德理论的结果是，读书人经常让事情在道德层面上裹足不前，国家和经济陷入停滞。而宋应星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很遗憾地并没有大面积地影响到他的同代人和后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