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姐
關於他的事 | 作者：周予寧
比起貓更加狐狸
比起2更加的7
比起水晶石英
他是更加鑽石的玻璃
他是沒有鋸齒的奶油刀
把每個人抹平
是一種比較銳利的貼心 ⠀ 他聞起來有點像
早餐打翻的柳橙果汁
稍微澀所以記得
稍微酸所以層次分明
他是白襯衫上洗不掉的一滴顏料 那麼深刻
比起橋牌更加心臟病
比起安徒生更加格林
稍微心跳稍微兒童不宜
他是________
有點甜
又讓你有點傷心
作者簡介 ： 周予寧
2001年生，北一女中畢業，目前就讀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淡水人。曾經用黃巾賊當筆名，但現在有點後悔。希望未來能擁有自稱美少女詩人的勇氣。
不太喜歡出門，但會在心情不好的時候散步到河堤邊看書，因為這樣看起來很像詩人。
非常嗜甜，但為了健康飲料都喝半糖去冰。少數維持超過一年的興趣是購物、追星和寫詩。
曾獲北一女中校內文藝獎新詩首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新詩首獎、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等。
IG：yellow_scarvess
饭姐
通过这件事，我趁机学习了不少佛教知识，并刷新了对我党下限的认知，可谓获益良多。
饭姐
俺们47也有党支部，不，党总部：饭党。饭党名字的起因也是一碗牛肉面。党徽就挂在我的头像左上角——一碗大米饭。
以前2049时期，大家谈谈吃喝谈谈电影，正常社会下，本应该如此吧！
可惜中国眼下，上个网说个话，得用tor、用vpn、用加密邮箱、用密钥，把正常人都逼得间谍一般。
累了的时候，不妨下个厨，吃点手工做的食物，从肠胃温暖到心房。
饭姐做饭，已经如入化境，没有固定食谱，一切以冰箱中现存的食材为准。今天这碗红烧牛肉面，配菜放了胡萝卜和白蘑菇。胡萝卜在牛肉临出锅前半个小时放入，成品口感甘甜，与牛肉是绝配。
饭姐
乳透社的恶搞歌词已经有几年的历史了。他们的youtube频道上还有很多精品。
饭姐
饭姐
我觉得很无语。
欢迎您的归来。
我知道2047的用户规模还很小，也许气氛上不如其他站活跃。但众人拾柴火焰高，加上我们坚持理性发言的原则，这里会越来越好的！
饭姐
我跟你没有矛盾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饭姐
饭姐
如转载请将原作者和出处写清楚。
饭姐
啊呀，这要陷入相对论里去了，100%的假是没有呢！再说，就算找出你认为最大程度的假，意义又何在？有关事实的查证也不见得就100%的真呢，你找不到真假的参照物的。
如果说其他类的半真半假的，多了去了，提一个例子的名字，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重点不应该收集真假的数量，而是对一件你认为存疑的事情仔细分析。找出谎言的例子我不是很感兴趣，抱歉。
饭姐
大小完全随人而异，没有统一标准。有完全的假，有事实正确但歪曲解读的假，各有千秋各的假法，说不出谁大谁小。
饭姐
从档案研究方法来说，这属于marginalia研究方法，专门关注书页的边缘非印刷部分，包括被划线删除的。越是这些边角料，越能体现写作者不经意间的情绪流露.....
饭姐
饭姐
这是前几天去超市的时候，买的玫瑰花，算成人民币就20块一盆吧。不贵，但是开出满盆的娇艳，令蓬荜生辉。
玫瑰花很好养活，浇水就长。但是每天都要浇。
想起一句话：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的玫瑰没有香味，花朵也比花店里的情人节玫瑰小。但它是我的玫瑰。是不是有点小王子的feel呢？
「我那朵玫瑰，別人以為她和你們一樣，但她單獨一朵就勝過你們全部。因為她是我澆灌的，因為她是我放在花罩中的，因為她是我用屏風保護起來的，因為她身上的毛毛蟲是我除掉的，因為我傾聽過她的哀怨，她的吹噓，有時甚至是她的沉默。因為她是我的玫瑰。」
饭姐
作者：方可成，2017，原文发表在端传媒
和所有关注着中国互联网舆论的人一样，从2016年初开始，我就对一个被称为“小粉红”的群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这三个字流传开来，主要是因为两次影响力很大的网络事件。第一次是以“周子瑜事件”和台湾大选为导火索的“帝吧出征”，或称“两岸表情包大战”；第二次是赵薇执导的影片《没有别的爱》因为演员戴立忍“涉嫌台独”而遭遇抵制的事件。在这两次事件中，中国涌现出许多在社交媒体上捍卫政府、痛批“台独分子”的民族主义者。其中，熟练使用互联网的年轻人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大量使用表情包、段子和其他网络语言的做法，与怒砸日本车、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的传统民族主义者形象形成了很大的差别。他们也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称呼：小粉红。
根据流行的说法，小粉红的主体是二十岁左右的“无知少女”，她们平时喜欢看耽美小说，是晋江文学城的忠实用户。有一天，她们突然成了活跃的民族主义者，将她们对耽美小说主角的感情投射到了政府身上，像爱护小说主角一样爱护党国，不容他人批评。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和我的合作者、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助理教授Maria Repnikova决定一起研究这个重要的群体，及其背后的新一代民族主义现象。我们想看看这群人的转变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她们到底在想些什么。
然而，随着研究的进行，我们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研究方向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为了研究小粉红群体，我们阅读了大众媒体和主要社交媒体上关于这一话题的几乎所有内容。其中，最显眼的一篇来自《经济学人》，标题是“东方粉（The East is pink）”。
文章对“小粉红”一词起源的描述，和我们在其他渠道读到的基本一致：网络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的讨论区背景颜色是粉色的，大家称之为“小粉红”。本来，小粉红论坛上的讨论并不政治化，但后来其中部分用户成了有影响力的网络民族主义者，“小粉红”也就成了这群民族主义者的代称。
晋江文学城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网络文学网站之一。根据站方提供的数据，晋江的日均页面浏览量超过一亿，女性用户占七成，18至34岁的用户占68.64%，用户的日平均在线时间长达94.19分钟。也就是说，晋江的用户量巨大，且以年轻女性为主，她们十分忠诚，每天花大量时间在上面阅读小说、参与讨论。晋江的小说大多是言情题材，其中又以描述男性之间感情和性爱的“耽美小说”为一大特色。
从沉迷耽美小说的少女，到用表情包捍卫党国的小粉红，这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叙事。在问答网站知乎上，一则获得七千多赞的回答，用女性代词“她们”来描绘这群参与帝吧出征、抵制赵薇和戴立忍的民族主义者。答主说，那是一群“几乎都是动漫或软妹头像”的“少女们”；“‘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乌合之众’这些名号对于一群十几岁二十岁的小姑娘来说确实太不怜香惜玉了，就叫她们小粉红吧。”
端传媒发表过的一则评论曾这样描述小粉红们：“这些女性为主的年轻人，在网络空间中阅读小说，追逐明星，混杂地展示自己的欲望与想像……有人因为过去曾点赞赵薇而被开除资格。这其实同粉丝团的‘鉴粉’过程别无二致。”文化学者王晓渔在接受搜狐访谈时也说，这群人“以年轻女性居多”，“属于‘大国崛起’的一代，认为国际社会在妖魔化中国，而中国应该表达‘不高兴’的态度。”
循着这样的描述，我们自然很希望了解这群年轻女性的具体身份，以及她们的种种想法。端传媒曾经采访过帝吧出征的三位女性参与者，除此之外，在媒体上却很难见到符合描述的“活体”小粉红。我和几位试图操作小粉红选题的记者朋友交流过，他们告诉我：太难找到采访对象了，以至于不得不放弃选题。
听上去有点不太对劲——既然参与帝吧出征的有那么多人，把蔡英文的Facebook页面爆得不成样子，为什么在生活中找到几个真实的年轻女性小粉红，会那么困难呢？
于是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去翻帝吧出征时的帖子，查查发帖的人都是些什么人，看看他们的Facebook资料；第二，去晋江文学城的论坛区，也就是“小粉红”得名的地方，看看那里作为小粉红的“老巢”，是怎么讨论帝吧出征的。
第一件事让我们发现，在我们随机抽样的100位帝吧出征者中，有64%都是男性，这并不是一场以年轻女性为主的运动。第二件事让我们发现，晋江文学城的网友根本没有讨论帝吧出征，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甚至几乎不会讨论政治。如果用一个中国网络流行语来形容晋江网友对“小粉红=新一代民族主义者”这个说法的看法，那就是：一脸懵逼。
做完这两件事，我们确信：“小粉红”这个标签的起源有问题，“读耽美小说的少女变身民族主义小将”的故事实际上并不存在。
于是，我们的研究问题，从“小粉红是怎样从耽美小说读者变成民族主义小将的”，改成了“小粉红这个称呼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再次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还原了小粉红这个称呼被张冠李戴的过程。
首先，“小粉红”的确是晋江文学城网友讨论区的暱称。至少从2008年开始，晋江用户就会使用“昨天没上小粉红”这样的句子，来指代“昨天我没有登录晋江文学城网友讨论区”。之所以叫小粉红，也的确是因为网站的背景色是粉红色。不过也有晋江用户说，小粉红还有另外一个来历，那就是在耽美小说中常有描写男男性爱的段落，其中不时会提到“粉红色的直肠内壁”。
但是，晋江的用户很少讨论政治，更少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实际上，晋江的站长iceheart是反感民族主义的。所以，当晋江论坛上的一小部分具备民族主义倾向的用户聚集在“风雨读书声”这个板块的时候，iceheart曾经将该板块的编号改为250（二百五，意为“傻子”），以羞辱他们。于是，在2011年左右，这批民族主义倾向的用户愤而从晋江出走，自建了“凤仪美食论坛”。
也就是说，如果一定要给年轻的女性民族主义者起一个名字的话，“凤仪”其实是更适合的。“小粉红”则完全是张冠李戴，因为晋江并不是一个具备民族主义倾向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最终是“小粉红”成了代称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微博大V@大咕咕咕鸡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作用。
大咕咕咕鸡的言论多属自由派，他曾发明“你国”的说法，以表示和党国之间保持距离。这种说法引发了凤仪用户的不满，她们于2015年夏天在微博上与大咕咕咕鸡展开了骂战。对骂之中，大咕咕咕鸡从部分用户的微博相册中下载了一些照片，并公开发布出来羞辱她们，讽刺她们非常丑陋，同时称她们为“小粉红”。至于大咕咕咕鸡为什么会使用这一称呼，我们的推测是：他从评论区中看到一些人说，这些攻击他的女性来自晋江小粉红，于是采用了这种说法。
就这样，自从2015年夏天开始，借由大咕咕咕鸡的张冠李戴，“小粉红”这一称呼以“年轻女性民族主义者”的含义第一次真正出现在公共讨论中，但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半年之后，帝吧出征，这一称呼的影响力被迅速放大，成为几乎尽人皆知的标签。
张冠李戴的过程弄清楚了，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小粉红”这个阴差阳错中出现的标签会迅速火起来。
我们研读了关于小粉红的种种文章和帖子，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小粉红”是一个带有性别属性的标签，它可以迅速被赋予贬义，成为自由派攻击民族主义者的武器。
在帝吧出征和赵薇事件之后的种种分析文章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小粉红是愚蠢的、无知的、幼稚的、被洗脑的、容易被煽动的、狂热的、不理智的。而这些特质，可以非常容易地和“无知的年轻少女”形象联系起来。因此，尽管帝吧出征根本不是以年轻女性为主，但通过把帝吧出征描绘成一场年轻女性小粉红主导的运动，一些自由派意见领袖就可以很方便地攻击出征者是无知而狂热的。
在对小粉红无知、愚蠢的攻击中，一个被不少人采用的说法是：她们语言能力低下、品位低俗，只能通过表情包来表达。研究表情包的国外学者应该会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普遍认为熟练使用表情包是具备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体现，但到了民族主义批评者的眼中，却具备了负面的意义。
活跃的自由派作者王五四在《粉红色的回忆》一文中说：“可以分析出，小粉红们多数出身三四线城市，或者是跟随父母进入一二线城市打工，属于社会中下层。”他还引用心理学家唐映红的说法称，强烈的爱国感情“通常见诸于社会经济中下层（“爱国”会提升他们的自尊感）、难以理解复杂社会现实的保守者（他们大脑额叶前扣带回的灰质部分偏少而颞叶的杏仁核偏大，导致他们难以理解模糊知识，却又充满强烈的憎恶感）、青少年（大脑前额叶的发育尚不完善）。”但是，根据我们对帝吧出征参与者Facebook个人资料的研究，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外留学的学生，他们的家庭背景很少属于“社会中下层”。
小粉红智力低下乃至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是反复出现的说法。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研究发表之后，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贴出了论文的链接，很快有人评论说：可惜是英文的，这群职高生看不懂。言下之意，愚蠢的小粉红们没法看懂我的英文论文，因此无法上来攻击我。
更有意思的是，在使用“小粉红”这个标签时暗含了性别歧视意味的，不仅是批评民族主义者的自由派，还包括党媒。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环球时报》在微博上发布的一篇极具“直男癌”色彩的文章：“她们不太懂网络安全，朋友圈和微博里晒满了美食和旅游照片；她们不懂网络舆论，但却是这个上甘岭上的生力军；她们垂涎着环球时报的肾6和美腿7，据说最近又盯上了共青团中央的‘华为麦芒3’。她们不关心政治，分不清‘左’右，但却有着一股天然的正义感”；“小粉红，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妹妹，我们暗恋的隔壁班女孩。让我们共同守护她们。”中共时事理论刊物《半月谈》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也直白地表达说：她们“肤白貌美三观正，爱国也要‘萌萌哒’”。
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由派大V，还是《环球时报》、《半月谈》，他们都对年轻女性群体展现出居高临下的直男癌态度。在自由派眼中，小粉红是被洗脑、被煽动的无知少女。在环球时报眼中，小粉红是忠心耿耿的蠢萌少女。大咕咕咕鸡讽刺小粉红长得丑，《半月谈》赞美她们肤白貌美，虽然评价截然相反，但都是在对女性的外貌评头论足。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端，在对待性别的态度上神奇地达成了一致，这是“小粉红”这个标签能够迅速获得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所以，研究了半天，我们的论文最后展现的是一个标签的出现、传播以及被赋予不同含义的过程，并没有真正去研究“帝吧出征”中的民族主义者。需要特别指出的两点是：
第一，虽然“小粉红”是张冠李戴的标签，但我们并不会呼吁大家停止使用这个标签，实际上，这个标签已经逐渐和最初的晋江文学城、耽美小说、无知少女等元素脱离，成为“年轻民族主义者”的同义词，每个标签都会自然生长；
第二，说“小粉红”是张冠李戴的标签，并不意味着这一批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不存在。他们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但恐怕并不是以年轻女性为主），非常值得更多的研究。我们的精力有限，只能在目前的这则研究中先把“小粉红”这个标签搞清楚。而且我们认为，这个标签的出现和流传折射出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在中国的网络舆论中，贴标签是一种最常见的论争手段。每一个标签背后，都暗含了很多意思，褒贬意味非常明确（一般都是贬损）。例如，当“公共知识分子”被缩写为“公知”，这个标签就带有了强烈的贬义，让人自然地联想到盲目崇洋媚外、搬弄和歪曲事实的形象。一个相近的标签是“美分”。与之相对，“五毛”也是一个典型的标签，被大量用来批评支持政府的声音。近来出现的标签还包括“白左”、“女权婊”等。
在网络讨论中，只要扔出标签，仿佛就宣告了胜利。例如，一些自由派在批评网络民族主义者时，只要将他们定义为“小粉红”，仿佛就将他们钉在了耻辱柱上，取消了平等对话的资格。反过来，当民族主义者批评自由派时，一个“公知”标签抛出来，也就关上了对话的大门。在论辩各方不断发明标签、使用标签的过程中，讨论极易陷入简单粗暴的境地，失去了公共理性。
尽管标签战有许多负面的后果，但它是网络论争中不可避免的重要现象。站在研究者的角度看，每一个标签的出现和产生都能反映出背后重要的社会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小粉红”这个标签的研究，也是网络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
（方可成，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本文所介绍的研究发表于《New Media & Society》学刊）
饭姐
不建议上来就对他人出言不逊（如”就你這政治歷史水平就別丟人現眼了”）。你如果不同意楼主、想反驳，应该用理性的语言。如果完全不同意对方，可以另外开贴。
饭姐
高考是做题家的场域
饭姐
只要是18~35歲的青年，對太空感興趣，都可以來投～
誠摯邀請所有領域的學生與專業人士！
在為期四天的整合式課程中，我們會讓學員迅速建立對太空各層面的基本認識，並選拔學員送往前沿的太空國際研討會。
課程有三個模組：
(1) 台灣與國際太空科技發展
(2) 國際、區域、與台灣太空法與政策推動
(3) 新太空產業發展、商機與策略
太空需要全方位人才的投入：科技、產業、國際合作、法制、能源、社會、藝術……人類在地球上需要的一切，在太空也不可或缺。學員可以把自身經驗、自身關注的議題帶入太空。
最後，課程會選拔至少四位學員，代表台灣出席今年 11 月 15 日~11 月 18 日在越南河內舉行的「亞太區域太空組織論壇」(APRSAF) ──這是亞洲太空領域的盛會。在這裡，參加者會遇見最前瞻的太空計畫、研究各種有趣主題的科學家、各國太空機構、備受關注的太空議題。
台灣太空事務青年人才選訓計畫
📍報名資格：18~35 歲的學生或社會人士，具備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對太空有興趣且有決心全程參與完成報告者
📍報名截止：2022/8/15
📍活動日期：2022年9/2(五)、9/5(一)、9/6(二)、9/8(四)
📍活動地點：國立中央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活動費用：活動免費，但需自行負擔交通食宿
📍官網：https://twyspp.carrd.co/
饭姐
思学合一，难度太高。。。
饭姐
饭姐
饭姐
饭姐
哪里来的不必知道？不必知道的意思是有答案但你用不着知道。但不可知论是not able to know.
饭姐
饭姐
不可知论（agnosticism）是一种哲学观点，认为天主、鬼神、来世等问题，人们无法知道。不可知论并不否认神的存在，只是认为人无法确认神的存在。agnosticism这个词的主干部分是由a和gnosis促成。a在希腊语中是“没有”或者“不”的意思，gnosis则是“知识”的意思。英国科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Huxley)于1869年第一次提出这个词。
赫胥黎这样解释：
“…..it is wrong for a man to say that he is certain of the objective truth of any proposition unless he can produce evidence which logically justifies that certainty. This is what agnosticism asserts.”(一个人认为他能确定任意命题的客观真相，这是不对的；除非他能拿出证据，从逻辑上证明这一确定性。这就是“不可知论”的观点。）
在宗教和哲学上，不可知论介于**有神论（theism）和无神论（atheism）**之间。但在当时属于两边不讨好。正如与赫胥黎同时代的一名诗人讽刺的那样：
“The agnostic neither denied nor affirmed God. He simply put Him on one side.”(不可知论者既不否定也不承认上帝。他只是简单地把上帝放在一边。“
英语这门语言植根于基督教传统之中。只要使用英语，出自圣经的典故就无处不在。即便在最日常的对话中，你都在跟基督教用语打交道。比如good bye, 这个词本身就是god be with you（上帝与你同在）的缩写。此外英语中还有大量的感叹词包含god。因此，即使是不信神的人，一天也要说个几十遍god，却往往忽视了它们的神学渊源。这也是用英语来表述不可知论和无神论观点的耐人寻味之处。
饭姐
饭姐
中国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一定有源头。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关上古时代的中国历史溯源，众说纷纭，并未有一家独大的说法。曾经的几种流行假说有：
1 一源说：华夏起源于黄河流域，始祖为黄帝。
2 二源说：傅斯年主张，夷夏东西二源说。
3 多源说：徐旭东主张三到四个民族互动凝聚成华夏。
除了以上这些本土起源学说之外，还有主张华夏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来说：黄帝本来是一个巴比伦部落酋长，在西方战败后率民众跑到东方来。这后一种说法在当时颇为流行，许多中外一流学者附和。
然而，在考古学的实物证据被引入进关于华夏起源的研究之后，历史学家们逐渐对基于黄帝、神农、尧舜这些传说的假说失去信心，开始以考古发现为出发点，提出新的假说。
20世纪60-70年代流行的是黄河流域中心说，80年代流行的是多源头说。张光直提出多中心互动说，是多源头说的一种。同时，基于各种考古证据的西来说，也偶尔会被学者提出来。注意，上段提到的西来说与这里的西来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以传说和文献研究为基础，后者以考古物质发现为基础。
对华夏溯源研究的反思
溯源研究者进行华夏溯源研究的基本前提有两个，首先，他们认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的身体体质，语言和文化特征。不管他们如何迁徙繁衍，群体的特质稳定，简单来说，汉族永远为汉族。其次，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留下许多考古文物，如人类遗骸或他们制作的工具以及书写的文字，根据这些材料可发现该族群的体质、文化和语言特征，即可追溯该民族的源头。
然而，这些前提值得推敲。首先，从当今世界民族现况来看，共同的体质、语言和文化特征并不是构成一个族群的必要因素，也非充分条件。拿语言来说，很多民族并不只有一种语言，相反，说同一语言的也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因此语言上就无法确定来追溯一个民族的源头。其次，民族溯源的意义也值得推敲。目前华夏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但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也有父母和祖先，假设考古学足够发达，人类的历史还可以再倒推几百万年，甚至推到进化论早期和人类的形成，那追寻民族的起源意义又何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文献和考古文物进行研究，也不能避免我们陷入古人制造的“千古谎言”中。这种古人的谎言非常有欺骗性。比如，春秋时期的吴国，该国王室贵族仰慕汉族文明，在器物上和礼仪上模仿华夏风格。2000多年后，考古证据发现了这些与华夏类似的器物，如果我们就此认定吴国与华夏民族来自同一支祖先，就等于是配合了古人进行了一场“千古造假”，从而使民族溯源发生了歪曲。
不仅研究者会受到古人“谎言”的影响，更会受到自身族群认同的限制而导致偏见。这种偏见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受到人类情感的影响。我们都对自身从哪里来这个哲学命题有天然的好奇，自身的认知难免受到环境的影响。
华夏的边缘与游移
我们定义一个民族，除了从特性上进行定义，还可以从边缘上进行定义。华夏民族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其边缘的变化。比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期，居住在黄土农业边缘地带的人群，他们是华夏民族去其他民族的边缘。到了春秋时期，这些人已经成为了华夏民族的成员，而东南方的吴国，又处在了华夏的边缘。之后，他们也从非华夏变成了华夏。
华夏形成的过程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生态边界的游移。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变得干冷，华北和华西农业边缘的人群开始从农耕变得更加牧业化和武装化。这些变得游牧和武装化的人群与陕、晋、冀一带仍然从事农业发的人群有剧烈的资源竞争。农业人群在这种资源竞争过程中，逐渐自称华夏或诸夏，视这些游牧人群（戎、狄）为异族，从而设立了华夏边界，以维护华夏的共同资源。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牧业化人群，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全面游牧化。
第二，多民族融合。公元前1300年左右，周人崛起于渭水，东进打败商。周人的部落是农业人口和牧业化的戎人的混合。姬姓是周人的核心族群，姜姓是其主要盟友，直到春秋时期，这两大族群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支族仍被称为“戎”，姜姓与戎人的豪族之间累世通婚，以保证周王与周边部落能和平共处。有一个戎人部落首领的儿子“非子”，被周王赐予了“秦”这块土地，并赐了“嬴”这个姓氏。而赢本来是一个东方的古老姓氏，来自戎人的新赢氏就假借了东方赢氏的祖源记忆，以洗刷和遗忘他们戎人出身。从西周到战国期间，大量的边缘地带少数民族通过再造历史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华夏祖先。在春秋时期，仍有部分华夏诸国不愿承认秦人为华夏，但到了战国时期，秦自身对于华夏祖先的宣传，加上他们开始对比他们更西方的人称为“氐羌”，从而划定了新的华夏边界。从战国到汉代，华夏边界又推进到了河湟地区。
第三，传说的制造。春秋时期的吴国，利用了太伯奔吴这样的传说，建立了跟华夏的祖源联系。太伯是姬姓的王子，如果有这样一位祖先，那就可以建立吴国与华夏核心的联系。
第四，战争。周人伐商的过程，就是一个将边疆民族带入华夏范畴的过程。虽然也有边疆部落归顺华夏，但打来打去、争夺资源的事情，不断发生。比如在汉朝，南越一代的少数民族政权就与汉朝政府不断发生摩擦，最后越地被汉朝征服。汉朝政府认为越地崎岖多险阻，越人又强悍，因此将大量越人移民到江淮之间，强制将他们华夏化。
大致在东汉时期，华夏的扩张基本停止，边缘相对固定，因此华夏人群开始称自己为汉人。由于民族历史被不断再造，很多人也对本族历史失忆，经过汉朝400年的经营，过去的少数民族很多都成了“炎黄子孙”，华夏的边缘推至于今天汉族边缘大致重叠的地区。
饭姐
您在这里喊口号没用，这里的人都想让习近平下台；到墙内喊才有点用。
可墙内喊口号，一秒就删帖封号，喊了等于没喊。
无用功，做他干甚？！
那什么是有用功呢？
最简单的，发有信息含量的内容，让大家能学到点东西，不是这种干巴巴的口号。
所以，给你转水了。
饭姐
当代国家疆域几乎都是战争后的产物，谁的领土大说明当初抢得狠。
既然说民族自决，假设中共不干涉，就让少数民族自决一下吧。。。。看看人家藏族维族是不是愿意跟你统一
饭姐
问题恰恰就在于，怎么证明哪些领土是少数民族“自愿”给汉族的，哪些是抢来的。既然难证明，就无法说现在中国所claim的领土都是汉族“自古以来”的领土，都该被统一。
饭姐
远的不说了，要不要看看秦朝版图，跟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差多少？到底是谁在狮子大开口？
中间差的都是占的少数民族的，你要光复汉族，能不能先把抢少数民族的还给少数民族？
饭姐
国家统一这件事有个时效性。你是要恢复商朝的疆域呢，还是秦朝的疆域呢，还是唐朝的疆域呢，还是明朝的疆域呢？国家统一以哪个时期的国家为准？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疆域逐渐扩大是一个倾向，但这就意味着汉民族的对外扩张，侵占了少数民族的土地。你光想着光复汉族了，占人家少数民族的怎么不还给人家？凭什么只能你汉族统一，人家的少数民族政权凭啥就不能统一，恢复祖上的荣光？
饭姐
饭姐
饭姐
是的。兵器的发展与冶金的发展阶段紧密相关。
饭姐
文：natasha
人群散去，丹妮终于可以瘫在椅子上，抒一口气。肚子此时却咕噜噜响起来。
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夜深人愈静，便利店里没有几个人。是夹肉三明治呢？还是甜面包？还是买包泡面？丹妮认真地想着。
“程丹妮？“ 有人叫她。
丹妮一抬头。一个阴影挡住了头顶的日光灯管，丹妮眯眼仰头，看到一管笔挺的鼻子，小麦色的皮肤，丹凤眼，略有松弛的下颌提醒她，这个人有点年纪了——再有年纪也不过跟自己差不多——丹妮飞快地想着，他是谁————啊，是他？不可能，怎么会！
一秒钟的呆滞过后，丹妮叫出来：“邓辉！”
这人摊摊手，漾出好看的唇形和右侧的酒窝：“我现在住在这个区，今天加班完了，想先买点菜再回去，你呢，不是在X市吗？怎么会突然回来？“说罢，邓辉的目光滑到丹妮身前的吊牌上。
丹妮举起吊牌，又放下，右手在货架上胡乱抓了个面包：“我来这里出差，为了新书出版的事情。好多年没有回来了！街道都变了呢！”
邓辉：“对啊，我听说你现在做了编辑，帮着出版了好几本书，恭喜！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叙叙旧。“
丹妮点点头，道别。
邓辉突然叫住她：“你一会儿有事吗？“听到否定的答案，邓辉问：”要不要去我家吃个便饭？“
丹妮有点惊讶。
邓辉赶紧解释：“我———我爱人也在家，我还有一个女儿，8岁了。我想介绍你们认识。“
丹妮放松下来，虽说有点奇怪，但是，她还是好奇邓辉的生活。于是她点头：“好的。”
邓辉也开心地笑了。丹妮一直很喜欢他脸上那个酒窝。高中的时候，她经常用原子笔的后端去戳那个酒窝。
“我给老婆打个电话，让她知道家里一会儿来客人。”邓辉稍微转了转身去拨打电话。丹妮心里一阵翻江倒海。
高中时候，他们曾经胡乱瞎叫老公老婆的。二十年沧海桑田，再看镜中之人，已换了容颜。
走路10分钟，就到了邓辉的家的小区。
电梯关门前一秒，突然三个壮硕的大妈带着大包小包冲进来，邓辉和丹妮被逼到墙角。两人的手臂隔着秋天的薄衫紧挨着。丹妮闻到一股力士香皂的味道。
高中时候，丹妮跟邓辉同桌，嫌他踢完足球一身臭气，丹妮送给过他一块力士香皂。
“这样我就可以抱你了，对吧？“十七岁的邓辉，高高瘦瘦，坏坏地笑着。
印象里，他抱过她两次。第一次文理分科，他们从同桌变成了不同班。那天他很不开心，俩人骑自行车也从并排变成了一前一后。到了她家门口，他突然抱住她。
我们一起加油，上同一所大学，好不好？他说。
她点头。他瘦削有力的手臂，让她有点透不过气。
第二次，是高考后。她升学，他复读。去南方的前一天，她跑去看他。他喝到有点醉，抱住她，让她等着，明年他一定考上。他的嘴唇摸索过来，含糊，急迫，滚烫。
新学期，新大学，她的圈子变了，而他又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生活。他们开始隔着电话吵架。一次两次，越来越多。
到了第二年，她听说他在补习班里认识了一个姑娘。俩人一起上了本地的大学。
她研究生毕业，听说他结婚了。在岳父的帮助下，他进入了本地的事业单位。
大妈们早就散去，他们姿势未变。电梯到了13层。他先迈出去。
”到了。“他的手臂指门外左手边的公寓，一边掏出钥匙。一个粉红色的塑料心掉出来。
“我女儿给我做的。“邓辉不好意思地解释。
丹妮看着他的眉心。过去风发锐利的少年气已不再。他已经是一个爸爸了啊！
邓辉打开家门，叫了声：“我回来了！今天咱们有客人。”
丹妮提了一口气，捋了捋鬓角，笑着进去。
饭姐
谢谢您的诚恳意见。不过我不是代站长啦！只是一个比较高调的管理员而已。我只是发一些自己觉得好玩的文章而已.....限于我的水平，我的帖子可能良莠不齐，很抱歉。
如果您和其他用户能够发出高质量文章，我欢迎之至！
饭姐
先转水。
将论点描述充分，并给出论点的来源，就可申请转出。
饭姐
息怒。这种文章不过是一种调侃而已，笑笑就好。而且也有一点点信息量在里面：起码以前我不知道上海监狱里有这种手工艺技能培训。
至于艺术家，那更是开玩笑而已。艺术家不是培养出来的。没有天分你牢底坐穿也不行。
饭姐
来源：欧洲中世纪史（第十版）Judith M. Bennett
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是人类史上最庞大的国家之一。它的版图不仅囊括了整个地中海盆地，而且还包括了今天法国、英格兰的一部分地区。在帝国初期的两个世纪，即奥古斯都大帝（约公元前31年即位）至马可·奥勒留大帝（Emperor Marcus Aurelius，约公元180年离位）统治期间，罗马帝国从今天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畔扩张到大西洋海岸，从北非的撒哈拉沙漠，扩张到欧洲中部的多瑙河（Danube）和莱茵河（Rhein）以及英格兰的舍维山（Cheviot Hills）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罗马帝国的统治非常稳固，并不压迫。罗马的统治靠的是军队的强大、城市的合理管理和地方上层人士的忠诚。这些精英人士，无论他们的母语是什么，都用拉丁语作为通行于帝国的语言。这种松散的统治之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番繁杂的景象：各种语言、各个种族和各种宗教都并行不悖。
在帝国的最初时期，基督教只是众多宗教中的一个小家伙。但到了公元4世纪，基督教却获得了皇帝的支持（参看年表1.1）；依靠为数众多的皈依者和皇帝们的强力支持，基督教成为维持帝国统一的新的力量。基督教改变了罗马，罗马也投桃报李。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的传统，经耶稣及其门徒发展之后，又慢慢地吸收了罗马世界的学术与制度传统。
“罗马的皇帝们和平地统治着他们的黎民百姓，但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懂得这一行。有几位庸碌无能，少数几个——委婉地说——更是癫狂无稽。卡尼古拉（Carigula，37—41在位）让他的马在皇家酒席上与达官贵人同饮同食，他甚至计划将它升官至罗马执政官（可惜这项计划因为他被刺杀而未能成功）。另一个暴君尼禄（Nero，54—68在位）的事迹则还是少说为好。幸运的是，早期的几位皇帝却颇具远见卓识，甚至在这几位皇帝中最差者的统治下，帝国政府仍然能够正常运作。罗马帝国有约30—50万人的军队戍守边疆，条条大路将各个省区联结到罗马城；罗马的船队航遍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绝少遭到海盗和敌舰的袭击。帝国境内，罗马风格的城市星罗棋布，市区内教堂、公共建筑、澡堂、学校、剧场、圆形竞技场、拱形凯旋门等一应俱全。这些建筑的遗迹至今仍可见于地中海沿岸及更远的地方——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北非、巴尔干地区、土耳其和地中海东部。这些遗迹向人们昭示了帝国当年的广阔疆域，展示了罗马建筑的独特之美。
“帝国自东向西的跨度约为4800公里，和美国不相上下。根据学术界最准确的估计，帝国的人口大于五千万。大多数人居住在东部省份；早在罗马之前，那里的商业和文明就非常繁荣了。埃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都收归罗马统治；不过希腊却以其独特的宗教、文学、艺术和城邦制，大大影响了罗马的文化，以至于许多罗马人都怀疑到底是谁征服了谁。大多数富有的罗马人都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在辽阔的土地上共同享有希腊—罗马文化。他们居住在伊比利亚（Iberia）和小亚细亚（Asia Minor）及北非地区的城市里，这些地区正是希腊—罗马文化播撒着的地方。而普通人则大多住在农场和小村子里，说着自己古老的语言，遵循着自己的地方传统，膜拜着自己传统的神祇，对罗马只是服从命令和交纳税款而已。
在东面与罗马帝国接壤的是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在公元3世纪，好战的波斯帝国取代了帕提亚帝国的位置，还带来了边境战争。其他地方，能让罗马从地中海盆地开始的扩张被迫停止的只有地理原因：阿拉伯和撒哈拉地区的沙漠、高加索的连绵山区、中欧地区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北的茂密森林、苏格兰的萧索高地以及大西洋。简而言之，罗马的边界就是它的军队能够到达、它的土地拥有者们能够播种并获利的最远的地方。
在“罗马和平”的保护之下，罗马的制度和古典文化传遍帝国的各个角落。在边远地区也逐渐被“罗马化”之后，“罗马”这个词的意义便被拓宽了。在奥古斯都时期，这个词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和它的居民，还包括了大部分的亚平宁半岛。此后，“罗马公民”这个身份就有了更广泛的使用，直到最后，在公元212年，帝国境内的任何自由居民都获得“罗马公民”的身份。那时，有许多罗马皇帝自己都出生于各个外省。比如说，公元2世纪那两位才华出众的皇帝——图拉真（Trajan，98—117在位）和哈德良（Hadrian，117—138在位）——就不是罗马人，而是伊比利亚人。
罗马是城市的帝国。罗马城就有约100万居民，另有几十万人居住在亚历山德里亚、安提俄克（Antioch）和后来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些东部的大城市里。但罗马的大多数城市都要小得多，特别是西部的省份。在西部，大部分城市都只有不超过5000的居民，比今日的多数学院要大些，但比多数综合性大学要小些。然而，城市的大小不是关键；再小的城市也在帝国的行政管理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地方小城基本上管理着周围的村庄，因而小城里富有的居民就好像是罗马城的特派员，执行罗马的命令，仿效罗马的传统，当然还要为罗马收税。这就是小城市的精英阶层统治帝国的方式，传播着它的文化，享受着它的收益。这些精英只占到总人口的3％，但控制着帝国三分之一的物资和土地。
城市虽然是财富的聚集地，却不是它的生产地。尽管小规模的城市工业——特别是在东部——比较繁荣，但是就商业和生产而言，城市却没有中心地位。富有的市民们以地租、田地里的农产品和帝国的行政收益过活，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依靠贸易和工业。在罗马城及帝国西部的城市更是这样。这有些像华盛顿特区，其消耗要远远多于其产出。换句话说，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靠的是城市，但它的经济却植根于农村地区。只要麦子能够成熟、牧群不断繁殖、橄榄树上硕果累累，土地拥有者就会更富有，奴隶和佃农就会有更多的食物。这些只是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里发生的事情。随着2世纪末农业经济的衰落，城市也逐渐破败，帝国的行政结构也由此摇摇欲坠。
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农业生产不再以家庭农场为单位，而是以更大的地产为单位来进行。独立的小农数量很少，而且互相之间离得很远，他们在罗马只属于过去，不属于现在。相反，大部分土地都为富有的贵族们拥有，他们把这些土地划分为大块的地产，交给奴隶或半自由的农民来耕种。罗马人不是以种族来定义奴隶的；如果一个人不幸在战斗中被俘，或被遗弃，或被卖给别人以偿还债务，他就有可能沦为奴隶。绝大多数奴隶都从事农业，但也有少数成为仆人或从事别的生产。罗马的法律规定奴隶不能结婚，也不能组成家庭。
随着罗马边界的逐渐稳固，战争俘虏的流动逐渐减少，奴隶也逐渐供不应求。因此，土地拥有者们想出一个办法，把土地租给佃农耕种，他们自己从中提成。这种佃农叫作“赋役农”（Coloni）。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地位慢慢地沦落到介于奴隶和自由民之间，和后来的农奴没有什么区别。在中世纪的欧洲，农奴制是许多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制度，但是奴隶制也一直存在，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才消亡（有的地方，城市奴隶制持续到整个中世纪结束之后）。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在罗马和平时期，奴隶、穷苦的劳动者和赋役农的辛苦劳作维系着帝国的贵族和精英们的闲适生活，甚至可以说，维系着帝国经济的生存。
总的来说，罗马和平时期的基础是小型的行政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基础又是在远处农田里耕种的劳动者。这一时期虽然持续了两个世纪，却是异常不稳定的。实际上，它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平安无事。边疆的野蛮民族（barbarian）持续侵犯帝国的边境。最近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帝国内部的城镇和地产上，也充满着以前的学者们所想像不到的暴力和人身侵害。甚至在帝国的黄金年代，罗马各省区的警力和管理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对大多数人来说，罗马和平时期并不是黄金年代。如果我们戴上19世纪历史学家用过的有色眼镜，也许会觉得基督诞生之后的两个世纪是人性最为无忧无虑的世纪；但是奴隶、赋役农和穷苦人民的艰辛生活则更能让我们看清事实。罗马的文化确实成就非凡，但也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只有帝国的上层人物才能享受到。尽管每个人都从和平时期的稳定局势获益，但大多数人都生活贫困，营养不良。他们的疾苦贯穿了整个罗马和平时期并延续下去；他们遭这份罪并不是因为经济上的灾难，而是因为地产拥有者所享有的特权。一部分人在和平时期家财万贯，更多的人艰辛劳作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这种差别存在于各个家族，也存在于帝国内部。罗马人的家庭里，父亲作为家长，有权力决定新生儿的生死。如果他喜欢他们的长相，就会让他们存活；但要是婴儿身体虚弱或有残障，或者已有足够多的孩子（特别是女孩），父亲就会将其抛弃。幸运的弃儿会被奴隶贩子或者需要孩子的成人收养，其他的就这么死去。长久以来，罗马的贵族妇女被要求呆在家里，先是要服从她们的父亲，再被要求服从她们的丈夫。在帝国统治时期，许多富裕的妇女开始对自己的地产有控制权。她们可以更自由地游历四方，在结婚和离婚的事务上享有高度的独立性。一些上层阶层的妇女甚至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这些变化的影响力却很小。绝大多数罗马妇女地位都很低，受父亲或丈夫的制约；大部分妇女和她们的父亲、丈夫一样，欺压奴隶、赋役农和贫苦的劳动者。普通妇女的劳动对她们的主人或家庭来说都非常珍贵，不应该被限制在家里。
当然，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存在着大量的奴隶；贫穷、营养不良、内部的暴力纷争、对妇女的压迫、弃婴等现象也比比皆是。罗马帝国的文明在这些方面不会比其他文明更糟糕。大城市拥有公共澡堂和其他生活福利（比如罗马城的免费面包），日子要好过得多，甚至普通人过得也不坏。在罗马和平时期，如果你是一位富有的男性成人，对流行病有着自然的免疫力，那你的生活就够幸福的了。不过，要说这是“人类最为欢愉的时期”，那我们只有找上帝帮忙了。
如果罗马和平时期的富饶还能使一小拨人得到财富，那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对所有人都比较不幸了。公元3世纪，外族一再攻破帝国边境，迫使那里的城市筑起防御高墙；他们还威胁说要把帝国撕得四分五裂。帝国的生存现在不得不更加依靠军事防卫。罗马的军团对此一清二楚，他们频繁地废立新帝。略微夸张地说，一个人第一天可能还是将军，第二天就能成为皇帝，而第三天则已一命呜呼。在灾难深重的235年至285年，大约有20多个人（这得看你怎么数了）当过皇帝。这20多人里，只有一位不是因谋杀、战死或被俘而亡的。军事困境和无政府状态随即导致社会和经济的崩溃。饥荒、疾病和洪水比以前更多见了。生活费用从256年到280年涨了整整10倍，军费暴涨导致苛捐重税。劳动者抛弃了土地，农田废弃，城市破败，人口减小。黄金时代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被一位3世纪的作家称作“铁和锈”的时代。
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的帝制改革多少拯救了帝国的命运。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284—305在位）和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306—337在位）力图求新，将松散的帝国建成由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支持的专制国家。对于他们重新改建的政府，历来都有不少批判。这些批判虽然公正，但是这个政府却成功地使摇摇欲坠的帝国能够继续在西方苟延残喘两个世纪，在东方则多存活1000多年。
第一，军事上的持久抗争终于战胜了蛮族和波斯人的军队，失地被夺回，边界重新确立。第二，他们试图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不过虽然花了同样大的力气，收效却不很明显。他们把工钱和物价都设定了额度，坚持不让人们更换职业，最后将各种职业都划分了等级。第三，他们重新组建了帝国政府，以补偿城市的衰退。这些城市原来都由精英人士热心地管理。现在由帝国加强了行政事务，开始更为专制地治理国家。这种新的独裁最明显地体现为皇帝被赋予神的色彩。戴克里先借用古希腊和波斯的各种宫廷礼仪，用尽当时所知的服饰、化妆品和戏剧化的仪态举止，让自己看起来威仪堂堂。在罗马和平时期，皇帝们尽量和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行政机构和谐地合作，特别是元老院和公民法官；但到了3世纪，皇帝们便被军队给魅惑了。而现在则出现了一种新的皇帝，“所示。这种新的皇帝被赋予至高的形象，他既是君主，又是神，被称为“神和主”（Dominus et Deus）。
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和其他4世纪的罗马皇帝使用华丽庄严的塑像来让罗马民众记住自己的光辉和伟大。这个巨型大理石头像高度超过2.4米，而这只是一具高度超过12米的完整雕像的一部分。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也着手将帝国分裂开来。这个过程对后来的“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分裂，一开始是行政行为。从巴尔干地区向北非划了一道直线，这条线的西边是帝国旧都罗马，以及更农业化、较不富裕、易受侵略的西部；线的东边则是君士坦丁大帝建起的新都君士坦丁堡，以及一个更城市化、更安宁、更富饶的世界。公元395年，这种划分永久成形。此后，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各行其道，虽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过去。”
在3世纪的动乱和4世纪的复苏期间，基督教只是众多神秘教派（mystery religions）之一。这些教派之所以被称为“神秘教派”，是因为它们承诺信徒和天神（divine being）最终能够神秘地结合，这样，神秘教派就把个人从罪恶中解放出来，并让人看到永生的希望。神秘教派也是人们除罗马的传统信仰之外的另一个选择；或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提供了另一些可以信仰的东西，因为只有极少的神秘教派要求信徒们放弃别的信仰。罗马传统的宗教供奉的是灶神、家神、部落之神和城市之神。与罗马人早先采用的希腊诸神相似的是，罗马传统的神明保卫的是社会和政治团体的集体利益；而新的神秘教派则旨在解决个人的疾苦、满足个人的愿望。从埃及传来了崇拜生殖女神爱希丝（Isis）的太阳神教；从波斯传来了崇拜米特拉斯神（Mithras）的宗教；从巴勒斯坦则传来了基督教。随着和平时代在2世纪的没落和无政府状态在3世纪无助的横行，一种由公众的神向救世的主、由关注现世到寄望来世的变化渐渐有了强大的动力。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占星学、魔术以及其他能把日常生活和不可抗力联系起来的学问，无论这种不可抗力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这样的想法虽然自古有之，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在民间流行。
古希腊奥林匹亚山上喧闹的诸神——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阿波罗（Apollo）、马尔斯（Mars）、密涅瓦（Minerva）等——并未被人们抛弃，只是随着时间的进程被新的神祇所替代。由于经济不稳定，三四世纪时，城市里的穷人都转信神秘教派，富人们眼见理性宇宙、理想共和国和美好生活离自己渐渐远去、古典人文主义的希望也化成泡影，于是纷纷转投神秘教派。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种缓慢而根本的转变：对现世的兴趣渐渐消失，转而关心来世生活。这种转变也成为帝国晚期和后来文明的发展基础。
罗马贵族在和平时期发展起来的优雅、现世的文化，现在越来越趋向于神秘化、来世化，越来越不可捉摸。这种变化可见于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但是在3世纪的哲学思潮——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ism） 中最为显著。之所以称为“新柏拉图主义”，是因为这种哲学大致是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为蓝本的。新柏拉图主义在3世纪的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的著作中发展得最为完整。普罗提诺宣扬一神论，这个神广大无边，除非通过神秘的体验，否则不为人知也不可接近。它是世间万物、所有精神和肉体的源泉，又被称作“太一”。以它为中心，流溢出所有的存在；这些存在位于不同的阶段。池塘里的涟漪形成同心圆，离中心越远，波纹就越小；同样的，事物离“太一”越远，就越是势弱。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人类正处在一个较弱的阶段，应该通过神秘主义（mysticism）溯回到神的完美状态。和当时的习惯一样，新柏拉图主义者并不要求人们放弃旧有的信仰，他们把异教的诸神当作新柏拉图主义的神在凡间的象征，通过这种方式给罗马的旧教注入新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对朱庇特的崇拜、较近的神秘教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抽象神学理论稳固地混为一体。
饭姐
作者：程冠培 原文：https://vocus.cc/article/5fad55acfd89780001f1c426
「活著」這件事，本來就可說是「去愛」的同義詞。（〈青春論〉，頁71。）
臺灣認識坂口安吾（Ango SAkaguchi）的人並不算多。坂口安吾是日本無賴派的作家，與同為無賴派的太宰治、織田作之助齊名。這本《墮落論》是坂口安吾的代表作，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針對日本戰後社會寫出的評論集。
《墮落論》是一本很特別的作品集，充滿了種種的「矛盾」在當中，也可以推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坂口安吾的影響——矛盾的衝突思想。到底什麼是矛盾呢？像是在〈文學的故鄉〉一文中，他寫道：
沒有道德本身才是道德。（〈文學的故鄉〉，頁32。）
坂口安吾寫道，日本傳統的文學觀念裡，道德感與遺棄之感，是構成文學的兩大要素，但是人生的道路不可能一直是充滿道德的，如果遇到無法突破的難關時，「沒有道德」就會成為新的道德。「沒有道德」這件事，意味著擺脫掉一種束縛，解除社會對人們的枷鎖。在面對社會的道德標準面前，我們都成為了「他者（Other）」，也就是說「道德」取代了自我的意識，成為了人們思考的唯一標準。因此身而為人，必須找回自我，成為真正的自己。
〈墮落論〉一文中，坂口安吾則寫道：
我仍鍾情偉大的破壞。我雖然很怕炸彈或燒夷彈，內心卻因那狂暴的破壞力湧現強烈亢奮；不僅如此，當下對於人類的眷戀甚至比任何時候都要來得強烈。（〈墮落論〉，頁158。）
在這裡，可以看到陷入矛盾焦慮的狀態：面對戰爭的破壞，人們會產生恐懼不安的心理狀態；但也因為戰爭，才發現存活的重要性。這樣的一種狀態，跟日本的「櫻花美學」可以說是相同的意義，在櫻花凋謝之時，才是綻放華美的剎那。
後來，坂口安吾又在〈續墮落論〉裡，延續的這樣的矛盾心理，寫道： * 我雖然吶喊著「日本，墮落吧」，其中的真正用意卻是完全相反的。因為現今的日本，還有日本式的思維早已嚴重墮落沉淪，我們必須從這種充斥著封建餘毒詭計的「健全的道德」墮落，赤裸裸地踏上真實的大地。我們必須從「健全的道德」墮落，才能回歸成為真正的人類。（〈續墮落論〉，頁178-179。）*
日本的傳統道德觀，成為日本戰後社會的一種自我保護。這個說法如同魯迅說的「阿Q精神」，覺得只要繼續維持現狀，遵守道德，崇尚天皇，日本的社會一樣美好，不是戰敗，而是為了再次強壯。坂口安吾可能就是因為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墮落論》才成為了他追求的烏托邦社會。
如果戰後的日本不再擁有道德，戰後的日本可以在戰爭中看健生存的意義，戰後的日本可以脫離一切思想的枷鎖，那麼「墮落」的日本就成為了理想國，沒有道德的社會才是真正的社會，墮落成為了救贖。
墮落本身是無趣的，同時也僅是一種惡，然而墮落的性格中也存在著莊嚴的部分，那就是人類偉大的真實樣貌——孤獨。（〈續墮落論〉，頁179。）
墮落對於坂口安吾而言，還有另外一個層面：道德是屬於整個社會文化的「主體」，是人們想像出來的一種共同體；如果今天脫離了這種民族意識，那麼人麼將成為孤獨的，與社會的群體將格格不入。而這樣孤獨，是任何人都難以承受，難以說明白的苦痛。於是坂口安吾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看見了「文學」的意義，他寫道：
人是孤獨的，儘管身處於無須顧慮其他任何人的生活中，也絕對不是自由。我認為，文學就是由此誕生。（〈日本文化之我見〉，頁139。）
坂口安吾的文學世界，就是建立在「孤獨」的世界上。他虛構出來的美好日本，也都是屬於孤獨的。坂口安吾看似無賴且墮落，實際上他或許比眾人都活得更扎實，更明白生命的美好，更明白孤獨的苦痛。因此他選擇創作，在文學的世界中找尋自己。這也就是為什麼筆者會說，《墮落論》是一本「矛盾」作品的原因了。
《墮落論》普遍被認為是坂口安吾對於戰後日本社會的政論，其實不然，仔細讀下來，這更是坂口安吾「孤獨」的自我投射，也顯示出了身為作家，如何以他的文學世界看戰後的日本。《墮落論》就是坂口安吾文學世界最好地說明了。
本文閱讀版本：坂口安吾（Ango SAkaguchi）著、鄭曉嵐譯：《墮落論》，臺北：麥田出版，2017年10月。
＊註：胡晴舫撰寫〈墮落是唯一的救贖〉一文作為導讀，筆者發現當中有一個錯誤的地方。胡晴舫寫道
太宰治自嘲「生而為人，我很抱歉」......（〈墮落是唯一的救贖〉，頁15。）
這裡有一個問題是，「生而為人，我很抱歉」一語並非太宰治本人說的，是寺內壽太郎在組詩《遺書》中所寫的，後被太宰治偷用至《二十世紀旗手》當作副標題而已。小小的錯誤，但卻是多數人都誤會的（甚至還很多人以為是《人間失格》裡的句子）。故於此補充說明。
饭姐
你也知道这是2013年的文章啦，你咋不转1949年的呢？全国老百姓热烈拥护共产党。拜托，睁眼看看当下的情况行不行？
铁链女咋样了？唐山的流氓在哪？瑞丽经济如何？上海最后一代现在愿意生孩子了吗？河南村镇银行的钱能还给储户吗？烂尾楼啥时候能盖好？
鼻孔都被捅出茧子了还在这洗地，您老该消停就消停会儿吧。祝愿您全家身体健康，要是出个三长两短，心肌梗塞之类，还得先做核酸再抢救。
饭姐
管吃管住，还能免费学绝活，简直是最后一代的最佳人生选择。
饭姐
作者：寒暄。 原文：公路商店公众号
上海哪个地方最有艺术气息？
新上海人说是占地9.4平方公里的上海西岸艺术中心，老上海嗤之以鼻，觉得只有开张六七十年的中华艺术宫才能登上大雅之堂。
我的老板说是长乐路上的公路商店酒便利店，同事们纷纷点头。
但全上海最懂艺术的人，其实是刚出狱的社会大哥。他们剃着寸头，满臂纹身，但是张口闭口就是海派玉雕和传统瓷刻。在他们眼里，上海最有艺术氛围的地方绝对是监狱。
社会大哥仔细地盘点起来，想学大丰瓷刻，得去吴家洼监狱，周浦监狱和白茅岭监狱里的剪纸特棒，南汇监狱里一年就能学会绒绣，青浦监狱里的松江顾绣和嘉定竹刻最有名。 上海的监狱推行艺术矫治，不少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上海的监狱里传承有序。
比如，海派玉雕是中国玉雕的四大流派之一，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人专门花几万块钱去上培训班，甚至去工厂给老板白当三年学徒工，才能学到一点海派玉雕的皮毛。
只有真正懂行的人才知道，要学正宗的海派玉雕，得去外青松公路 7405 号的青浦监狱。那里管理严格，技术到家，而且不交学费，食宿全免。
青浦监狱是上海很多玉雕大师的母校。 崇明岛上所有的墙绘和彩绘都是同一家公司承包的，它的老板的一件作品就要卖两万元，而他的技术就是在青浦监狱里学出来的。
青浦玉雕工作室的服刑人员创作的玉雕作品获得上海市玉雕类最高奖项玉龙奖最佳创意奖、银奖、铜奖、优秀奖，共计 11 次。
青浦监狱里有专门的玉雕课堂，是服刑人员接受的多种艺术矫治之一。 每天早上八点，青浦监狱的玉雕车间里就坐满了人，三四十个剃着寸头的服刑人员安静地摆弄着雕刻机，一坐就是八个小时。
在青浦监狱，想学不好玉雕都难。 青浦监狱不仅有上海十几年经验的老师傅手把手教学，连招的狱警都是大学专业学宝石鉴定的人才。
监狱里还有老带新的传统。" 我们工作室有个做玉雕 11 年的服刑人员 , 各方面技能都已经非常资深了 "，一位狱警说。他们都是新入狱的服刑人员的 " 师傅 "。
而且，青浦监狱里都是刑期七年以上的重刑犯。 在人们被短视频搞到电子阳痿的时代，只有蹲在高墙内的服刑人员才能沉下心来在玉上雕龙钻风，认真体悟艺术的真谛。
这里简直是玉雕界的衡水中学。六点准时起床，晚上九点半准时熄灯，没有手机电脑等一切娱乐工具，还要经常参加全监狱的玉雕考试。
就连玉雕老师都对学生很满意，他们虽然文化课不行，但是纪律可真的好啊，" 很安静，上课也很安静 "。
编辑部里正在憋稿子的小贱听到上海监狱的消息，跃跃欲试地想把自己关进墨尔本旧监狱里写稿，那里没有床也没有互联网，优先开放给写作者付费体验。
青浦监狱里的犯人，大部分是是抢劫犯、盗窃犯、诈骗犯，甚至杀人犯。在青浦监狱里边 "深造" 十几年后，他们都变成了文质彬彬的艺术大师。 十几年前，黎某组织闲杂人等聚众斗殴，捅死了人，被判无期徒刑。
在青浦监狱的雕刻机前坐了十年以后，他的玉雕作品获得了上海玉石协会主办的比赛一等奖。
记者采访他时，他自称能背诵一千首唐诗宋词，甚至当场背了《归去来兮辞》，让记者自愧不如。
回归社会的近 300 名学习玉雕的刑释人员中，无一人重新犯罪。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摇身一变，成了正儿八经的玉雕艺术家。 青浦监狱的玉雕，是海派玉雕界尽人皆知的一块招牌。不少工厂会去监狱里抢人，提前和即将出狱的人签劳动合同。
甚至不少玉雕工厂的老板就是从青浦监狱里走出来的。管你什么复旦校友还是交大校友，我们是青浦狱友。
" 他刑释之日，就是他再就业之日 "，一位狱警说。
除了管理严格，就业率出色，在国际化水平这一块，青浦监狱也超过了不少艺术院校。 它是上海唯一关押外籍服刑人员的监狱，六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外籍人士在这里汇聚一堂，而艺术是他们交流的唯一语言。
在监狱里的舞台上，非洲老哥在跳非洲本地的舞蹈，新加坡人唱完英文歌之后又有韩国人走上舞台唱 K-POP。八监区的公共区域里，挂着一幅《万马奔腾》，是泰国人刺的十字绣。
艺术不仅没有国界，甚至也没有围墙和电网。
海派玉雕只是上海监狱传授的几十种艺术之一。从顾绣到竹刻，从合唱到书法，从刺绣到雕刻，上海少管所里教的艺术门类说不定超过不少地方的少年宫。 翻开上海监狱的抖音号，你会怀疑这究竟是个监狱号，还是个艺术号？
上海监狱有一段瓷刻的视频在抖音获得了1800万的点击量和近80万的点赞。看着一群寸头拿小锤子叮叮叮地用针敲击瓷盘，你很难想象这些手之前是拿砍刀的。
纯狱风艺术已经走出了监狱，席卷了整个上海滩。
因抢劫罪和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曹光，在上海的监狱里学了两年顾绣，绣出的作品《竹鸠》被松江文化馆提出以 8 万元的价格收购珍藏。
周浦监狱里，有12名服刑人员历经两个月，耗时1200个小时，用黄小米、白小米、小赤豆、大麦、芝麻等近 50 种五谷杂粮，一共 25 万多颗豆子，创作了彩豆画《清明上河图》。
监狱里但凡有一台小霸王游戏机，这个清明上河图就画不成。
看到上海监狱的艺术水平这么高，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因为它真的发生了——为了学艺，有人翻开了刑法。
2017 年，王某在南翔医院里偷了三部手机，但他没有像别的贼一样躲躲藏藏，反而大大方方地露出了真容，还故意用身份证在浴场登记。
被捕后他交待，自己是个音乐爱好者，提篮桥监狱的新岸合唱团水平很高，能够学到真正的艺术，他想进去学艺。
上海监狱得知此事后回应，提篮桥监狱新岸艺术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我还是要奉劝想去上海监狱学艺术的人冷静下来，不要为了艺术去违法犯罪。
首先，你有上海户口吗？
饭姐
作者：斯文·贝克特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以棉花工业历史描述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用“战争资本主义”概念颠覆“自由资本主义”的神话。）
500年前，在今天被称作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十几个小村庄里，人们整日劳作，种植玉米、豆子、南瓜和辣椒。在这块北邻圣地亚哥河、南靠巴尔萨斯河的地区，他们捕鱼、采集牡蛎和蛤蜊，收集蜂蜜和蜂蜡。除了这些自给自足的农业活动和手工制作一些小工艺品——他们最有名的创作是饰有几何图案的小彩绘陶制器皿——这些男女还种植一种长着簇茸白色小铃的作物。这种作物不能吃，却是他们种植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称之为ichcatl：棉花。
棉花在玉米田里茁壮成长。每年秋天，村民们在收割完粮食作物后，会从这些齐腰高的金字塔形作物上摘下柔软的棉球，将许多棉铃放在篮子或袋子里，带回用泥土和荆条建造的小屋里。在那里，他们费力地把棉籽用手捋下来，然后把棉花放在棕榈席上拍软，再把纤维拧成几英寸长的几缕棉纱。接着，他们用带式织布机（backstrap loom）织布。这是一种简单的工具，由两根绑着经纱的木棍组成，一根木棍挂在树上，另一根挂在织工身上；织工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把经纱拉直，然后在经纱之间不停地来回编织纬纱，如同永不休止的舞蹈。成品布料牢固而柔韧。他们用靛蓝和胭脂红给布染色，染出各种色调的深蓝和深红色。一些布料他们自己穿，缝成衬衫、裙子和裤子；其他的布料作为贡品的一部分，每年都送到特诺奇提特兰进贡给遥远的阿兹特克统治者。仅1518年，这十二个沿海村庄就向蒙特祖玛二世（Motezuma II）皇帝进贡了800包原棉（每包重115磅）、3200匹染色布料、4800匹大白布料。这些都是技艺精湛的工人耗费了数千小时辛苦劳作的产物。
在此前和此后的几百年里，相似的情景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居住区中一再上演。从古吉拉特到苏拉威西岛，从上沃尔塔的岸边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格兰德河河岸，从努比亚峡谷到尤卡坦平原，三大洲的人们在自己的田地里种植棉花，然后又在不远处的家里制成棉纺织品，祖祖辈辈都如此。棉花这种作物很顽强，只要有合适的自然条件，只需农民稍加侍弄就能茁壮生长。由于它的“形态可塑性”，用植物学家的话说就是，它能够“通过缩短、延长，甚至中断其正常花期，来适应各种生长环境”，棉花能在很多种环境中生长。
种植棉花的许多民族数千年来都没有意识到，在全球其他地区的人们也与他们做着相同的工作。这些人都住在大约从南纬32度至35度到北纬37度之间的地带。这些地区的气候适宜棉花生长。作为一种亚热带植物，棉花要求生长期内温度不能低于10摄氏度，最好经常维持在15.6摄氏度以上。现在我们知道，只有在连续200天没有霜冻，年降雨量在20至25英寸之间并集中在棉花生长期中期的气候条件下，棉花才能生长。这种常见的气候带解释了棉花为什么在多个大陆上都能繁荣成长。在这些地区，种子被放在间隔约三英尺的壕沟里，然后盖上土壤。棉花需要经过160到200天才能成熟。
不论是自己发现的，还是与其他民族交往获知，每一个棉花种植者都发现，从棉铃里拉出的蓬松的白色纤维非常适合制作纱线。这种纱线又能用来织成易于清洗且手感柔软的布料，可以抵御阳光的灼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御寒。早在1000年前，亚洲、非洲和美洲都有的棉花织造业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复杂的贸易网络——大多数是地方性的，也有少数是区域性的——将棉花种植者、纺纱工、织工和消费者联系起来。
我们很难重建织物的历史，因为大多数织物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知道，自从大约十万年前现代智人从非洲稀树草原迁移到气候更冷的地区以来，他们就不得不保护自己免受风霜的侵袭。零星的考古记录表明，人类最初可能使用毛皮和兽皮当衣服穿。有证据表明三万年前，人类已开始用亚麻织布。大约一万两千年前，人们开始定居生活、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时，织物的生产得到了广泛传播。然后，男人和女人开始实验用各类不同的纤维去纺纱和织布，以御寒和防晒。4 世界各地独立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把植物转化为布匹的方法。在欧洲，大约一万两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编织不同的草和亚麻布；大约8000年后，在青铜时代，人们开始从各种动物身上搜集毛料。在中东和北非，公元前7000年时，各社群也已经开始纺织各种动物毛和亚麻。在同一个千年里，中国农民和工匠使用苎麻纤维丝绸制衣。随着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布料便成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在这个亚麻、毛料、苎麻和丝绸构成的世界里，棉花的重要性逐渐增加。据我们目前所知，大约5000年前，在印度次大陆，人们第一次发现可以用棉花纤维纺线。几乎就在同时代，生活在今天秘鲁海岸一带的人们，在完全不知道南亚发展的情况下，也做出了相同的尝试。几千年以后，东非的各个社会中也有了棉花的纺纱和织布技术。在这些地方，棉花迅速成为纺线的主要纤维，对于大部分用途而言，棉花的属性明显优于亚麻、苎麻和其他纤维。在种植棉花的最初几千年里，棉纺织品的生产很少扩大到棉花自然生长地带之外，但所有见过棉花的人一致认同，棉花是上好的布料生产原料：柔软、耐用、轻盈、易于染色且便于清洗。
我们在许多民族的创始神话和神圣文本中，都能发现棉花在人类早期社会的重要作用的证据。在印度教经典中，棉花经常出现在显著位置。印度教徒相信毗湿奴“用阳光为自己编织了一件衣服”。西非各地的人们把他们的纺纱技术归功于一位蜘蛛神阿南西（Ananse）。在北美洲，霍皮人（Hopi）相信一位蜘蛛女神能纺织棉布。纳瓦霍人（Navajo）认为阳光与白昼四子之一的比格奇第（Begochiddy）在造出山川和昆虫之后，创造并种植棉花。根据纳瓦霍人的信仰，“部落里的女婴出生后，应该去找一副蜘蛛网来……然后在女婴的手和胳膊上摩挲。这样，等女孩长大以后织布时，她的手指和胳膊就不会觉得疲倦”。在中国，根据1637年晚明的一段文字记载，衣服（包括棉衣）使人类区别于禽兽，而且在人与人之间，衣着也是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标志。此外，把命运看作编织或纺织而成的概念，在很多不同的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毫不奇怪的是，也包括棉花占据重要地位的那些文化。
现代植物学家不再将棉花当作神灵的馈赠，但同样为之赞叹。生物学家认为棉花在地球上已经生长了一千万到两千万年，在演化过程中产生了四个在基因上不同的棉花品种：中美洲的陆地棉、南美洲的海岛棉、非洲的草棉和亚洲的树棉。相应地，这四类又衍生出成百上千的变种，其中只有少数主导了商业棉花生产。今天，超过90%的世界棉花作物是陆地棉的一个品种，即美国陆地棉。人类的栽培更进一步地改变了植物。一位专家说，我们的祖先大约用了5000年的时间改造了棉花，“棉花原来只是一种杂乱的多年生灌木或矮树，有着坚硬外壳的小小的种子，上面覆盖着粗乱的很难区分开来的茸毛；他们把它改造成了一种紧凑的矮小的一年生植物，种子上长着大量的白色长纤维，很容易开花结果”。棉花种植者小心地进行实验，逐渐地把它培育成可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布料需求的作物。他们改良棉花使其适合某些生态环境，将其移栽到远方，扩展其适应范围，增加其多样性。与自然界其他许多物种一样，人类的培育加速并改造了棉花的生物史——这一能力在19世纪大大加速，对棉花帝国至关重要。
已知最早纺织棉花的人类群体是生活在印度河谷的农民。1929年，考古学家在今天巴基斯坦的摩亨朱达罗地区发现了棉纺织品的残片。这些残片的形成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250年至前2750年之间。在附近的梅赫尔格尔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前的棉花种子。文献资料进一步指出，在印度次大陆，棉花产业在古代即已存在。创作于公元前1500年到前1200年之间的吠陀经文也提及了棉花纺织。外国旅行者最早关于南亚的报告也提到了棉花，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前484—前425）熟知印度这些优质的棉纺织物。他在公元前445年评论道，在印度次大陆“有一种野生树木，果实里长出一种毛，比羊毛还要美丽，质地更好。当地人的衣服便是由这种毛织成的”。
从最早发现棉花一直到19世纪，几千年来，印度次大陆的人们始终是世界一流的棉纺织品制造者。住在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地区的农民在粮食作物的旁边种上少量棉花。他们纺纱织布，供自己使用，也在当地和本地区的市场销售。直到19世纪，南亚的绝大部分地区消费的纺织品都是自己生产的。他们用手摘取棉花，用一种辊式轧花机去掉棉籽，用弓子（一种木制工具，绑有绳索，用一块木头敲击弓身时弦会震动）去掉泥土和结，用纺纱杆（一种绑着待纺棉花的工具）和一个纺锤把纤维纺成线，然后用挂在树间的织布机把线织成布料。
在那个时代，顶级印度棉布的品质堪称传奇。13世纪，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希罗多德近1700年前的观察又做了一段阐述，他记述道，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出产的棉布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能找到的最精细最美丽的棉纺织品”。600年后，利兹的一家报纸的所有者、棉花专家爱德华·贝恩斯报告道，最好的印度布料“几乎完美得不可思议……一些印度薄纱如此技艺高超以至于使人认为这要么是仙女的杰作，要么是昆虫的作品，但绝不可能出自人类之手”。实际上，它们是“风织之网”（webs of woven winds）。
然而，印度次大陆的织品并非绝无仅有。在欧洲人抵达新世界之前很久，棉花就在美洲繁盛生长，棉纺织品在美洲无处不在。在一条贯穿了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并延伸到南美洲的四千英里长的弧形地带之上，棉花纺织业是最重要的制造业。很有可能，最古老的棉产品制造中心位于今天的秘鲁一带。在那里，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约公元前2400年的棉织渔网以及公元前1600年至前1500年之间的纺织品残片。1532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攻打印加帝国时，他惊叹于自己看到的棉纺织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印加帝国的卡哈马卡城，西班牙征服者发现仓库里装满数量庞大的棉纺织品，“远远优于他们所见过的任何纺织品，无论是精致程度，还是将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的技艺”。
此前十年，在卡哈马卡城以北几千英里之外，当欧洲人深入阿兹特克帝国之时，他们也同样地惊诧于当地精美绝伦的棉纺织品。除了黄金以及其他财宝，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还给查理五世送去了用靛蓝和胭脂虫染色的华丽的棉布。同南美洲一样，中美洲的棉花产业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400年，棉花就广泛地种植在今天的墨西哥中部地区，而且考古发现最早的棉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至前1200年之间。据文献记载，玛雅人使用棉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32年。在今天的韦拉克鲁斯的低地地带，棉花产业可能早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300年之间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棉纺织品从精英阶层普及到普罗大众，棉纺织品的产量增加了，特别是在1350年阿兹特克军事和经济帝国崛起之后。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穿棉纺织品，棉花的加工变得更加重要。纺织和染色的技艺越来越精湛，特别是可以通过不同的衣着看出不同的社会阶层。
16世纪中美洲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后，当地的棉花产业仍在继续。17世纪末，一位西班牙殖民官员堂胡安·德·维拉古提尔·索托－马约尔（Don Juan de Villagutierre So to-Mayor）赞扬前玛雅王国地区的印第安妇女，说她们“精力充沛地纺纱织布，技艺高超，染出完美的色彩”。棉花除用于制衣之外，还能用作宗教祭品、馈赠礼品、交易媒介、悬挂装饰品、包裹木乃伊、盔甲，甚至是医疗用途。据估计，前哥伦布时期的墨西哥每年生产1.16亿磅棉花，这相当于1816年美国的棉花产量。随着特诺奇提特兰的统治者扩大势力范围，他们从棉花种植和织造地区收取贡品与贸易产品。在纳瓦特尔语中，阿兹特克帝国一些特别重要的棉花产地的名字意为“在棉花神庙之上”“在棉河之中”和“在棉山之上”。
在哥伦布到来之前，今天的墨西哥和秘鲁地区是美洲棉花产业的中心，但棉纺织品的生产也扩散到了美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在今天的巴西，人们用从野生植物搜集的棉花纤维制作布料。在今天美国的西南部地区，可能早在公元前300年，美洲原住民就很热衷于种植棉花，特别是纳瓦霍人和霍皮人。关于棉花的知识从中美洲沿着墨西哥海岸向北传播。当西班牙殖民者与格兰德河以北的印第安人接触时，他们就注意到“印第安人纺织棉花”，也注意到他们“穿着坎佩切式（Campeche-type）棉毯，因为他们有大片的棉花地”。对于一些美洲原住民来说，棉花还有重要的宗教用途：霍皮人在祈雨祭祀仪式中以棉花象征云彩，将棉花覆盖在死者的面部，“意在使精神形体轻盈，如同云朵一般”。在加勒比地区，棉花种植也很普遍。实际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认为他到达了印度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加勒比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棉花，**他形容这些岛屿“到处都是棉花“。
棉花的种植和加工在非洲地区也历史悠久。最早种植棉花的可能是位于今天苏丹东部地区的努比亚人。有些人声称，早在公元前5000年，当地就种植棉花来纺纱和织布，但考古学家通过对尼罗河东岸古城麦罗埃的考古发掘证明，棉纺织品仅出现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300年之间。棉花从苏丹向北传播到埃及。虽然棉纺织品在埃及文明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知道早在公元前2600至前2400年之间，棉籽就被用来当作动物饲料，而且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的绘画中也出现过棉花丛。然而，直到公元前395年至前332年之间，埃及才出现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制造业。公元70年，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观察到：“在上埃及地区，阿拉伯半岛附近，出产一种灌木，有人称其为棉花（gossypium）。这种灌木很小，果实像长有胡须的坚果，里面是丝一样的东西，把丝从果实里抽出后能纺织成线。不管就洁白、柔软还是穿着而言，没有哪种已知的织物能超过这种线织成的布料……”公元800年后，棉花及其相关生产活动更是在伊斯兰教的庇护下加速传播。
关于如何种植和加工棉花的知识也传播到了非洲西部。棉花究竟是怎么来的还不清楚，不过有可能是大约在公元元年左右由在各地流动的织工和商人从东非带过去的。在8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棉花产业获得极大发展。伊斯兰教教师教女孩纺纱，教男孩织布，同时还向那些人宣扬一种前所未有的端庄服饰，而当地的气候环境本来并不需要他们穿很多衣服。考古发掘发现了最早可追溯到10世纪的棉布。文献资料和考古挖掘都证明了西非地区在11世纪末已存在棉纺织业，在那时它已经向南传播到了今天的多哥地区。到16世纪初，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记述道，“梅里王国”（kingdome of Melli）的棉花“极为丰富”，“东巴托王国”（kingdome of Tombuto）棉花商人有着惊人的财富；他在这里指的是西非的伟大的马里帝国和廷巴克图帝国。
据我们所知，棉花的驯化、纺纱和织造是在世界这三个区域内独立发展的。17不过，知识从南亚、中美洲和东非沿着现有的贸易和移徙路线迅速传播——例如从中美洲到北部，从东非到西部。棉花产业的传播活动的中心是印度。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技术从印度向西、向东和向南传播，使得亚洲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全球棉花产业的中心，并且又在20世纪后期再次成为中心。印度的地理位置和棉花技术对于棉花在我们的世界上的显赫地位至关重要。两千多年前一群肯定穿着毛皮、羊毛和亚麻衣服的欧洲人，在遇见这些来自神秘“东方”的神奇的新织物时，印象最为深刻。
但是在欧洲人发现棉花之前，棉花正忙着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棉花从印度一路向西传播，经由中亚进入中东，然后进入地中海地区。有证据表明，甚至在公元前，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就已经开始种植棉花了。尼尼微（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发现了大约公元前1100年的棉布。一份公元前7世纪亚述的泥板文书提到了一种长羊毛的树。几百年后，大约公元1世纪，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开始种植棉花。和在非洲一样，伊斯兰教的传播在中东棉花种植、纺纱和织造等技术推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伊斯兰教对谦逊的要求使得棉布成为一种“通常的衣料”。在9至10世纪，伊朗出现了供应城市市场——特别是巴格达的——需求的“棉花潮”。13世纪，从亚美尼亚到波斯，马可·波罗发现棉花棉布无处不在，他的游记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就是亚洲各地棉花的“充裕”。
随着棉花种植向西传播，有关棉花的知识也从印度向东传遍亚洲，特别是传入中国。尽管中国最终会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棉花和棉纺织品生产国之一，而且今天仍然是棉花产业的中心，但棉花并不是中国的本地作物。事实上，汉字中的“棉”一词是从梵语和其他印度语言中借来的。公元前200年左右，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棉花，但在以后的1000年里，棉花并没有传播到最初引进棉花的西南边疆以外的地方。
在元朝（1271—1368）时，棉花在中国农村广为普及。在那些年里，棉花事实上取代了苎麻。苎麻曾和丝绸一样，传统上是中国人制衣的纤维原料。到1433年，中国的臣民可以用棉花抵税，使得政府可以给士兵和官员提供衣物。我们将会看到，棉花作物与赋税之间的关联，是政治当局对棉花产业产生兴趣的诸多例证之一。在开疆辟土的明朝（1368—1644），棉花生产扩散到了中国的新征服的土地上。到明朝末年，估计中国每年生产大约2000万包棉布。劳动力的地理分工已经出现了：北方农民运输原棉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的农民用这些北方运来的以及他们自己种植的原棉生产棉纺织品，其中一些纺织品还会被卖回北方。这类跨区域的贸易非常繁荣，棉布生意甚至达到帝国商业额的四分之一。到17世纪，中国的男女老幼几乎都穿着棉布衣服。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当中国人口在18世纪增加一倍达到4亿人口时，中国的棉花产业也仅次于印度排世界第二。1750年，中国的棉花产量约15亿磅，大致相当于美国内战前10年美国棉花产量的总和。
印度的棉花技术也传播到了东南亚。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棉布成为这些地区仅次于食品的最有价值的制成品。在公元3至5世纪的某个时期，佛教僧侣将棉花带到爪哇。很久之后，1525年至1550年间，棉花种植传播到日本。到17世纪，它已经成了日本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由于小农户种植棉花以获得额外收入去缴税，棉花通常与水稻轮耕。21随着棉花抵达日本，起源于印度的棉花种植已经传到亚洲大部分地区。
在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农民、纺纱工、织工和商人至少5000年的努力下，棉花世界逐渐繁荣起来并不断扩大。尽管这一巨大制造业的中心分布在三大洲，但它们有许多共同点。最重要的是，棉花种植和加工几乎一直保留着小规模的形式，以家庭生产为主。尽管一些种植者把他们的原棉卖到附近或远方的市场去，而且还有许多统治者强迫耕作者将部分作物用于进贡，但是没有任何种植者仅仅依靠种植棉花生活；相反，他们使自己的经济机会多样化，以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在非洲大片地区以及南亚和中美洲部分地区，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家庭种植棉花与其他作物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家庭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种植棉花，在自己和社区对粮食和衣物的需求与统治者对贡品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例如，在韦拉克鲁斯，粮食与棉花套种很常见，可以同时为棉花种植者和纺织者提供生活必需的粮食。在尤卡坦半岛，玛雅农民在种植玉米和大豆的田地里种植棉花。在西非，棉花“和粮食作物套种”，比如在今天的科特迪瓦，棉花与高粱套种，而在今天的多哥地区，棉花与薯类套种。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棉花］在稻垄之间种植”。在中亚棉花种植地区，农民不仅在稻子旁种棉花，还在小麦和粟米旁种植棉花。在朝鲜，农民则是在大豆旁边种植棉花。18世纪以前，没有出现任何显著的棉花单一种植，而当单一种植模式出现时，人们对更多土地和劳动力的渴望也随之而来。
与棉花种植相似，世界各地的棉花生产也始于家庭组织；除少数特例外，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例如，在阿兹特克人控制的地区，所有棉花生产在家庭组织内部进行。在非洲也是如此，“在多数情况下，棉花产品的生产纯粹是家庭产业，每一个社会单位完全自给自足”。我们在印度、中国、东南亚、中亚和奥斯曼帝国等地区有相似的例证。家庭生产可以使一个家庭生产出自己所需的布料，但也能为市场提供棉纺织品。由于大多数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随季节变化很大，而摘下的棉花能储存好几个月，农民可以在农闲时节间歇性地和季节性地集中生产纺织品。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她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家庭里，有空就在家中纺纱和织布。
每个社会都出现了明确的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女性和纺织生产之间存在着特别紧密的联系。事实上，中国有句谚语叫“男耕女织”。除了纳瓦霍人、霍皮人和东南亚的一些民族，世界范围内，女性事实上垄断着纺纱工作。由于纺纱工作可以间歇性地完成，并能同时从事其他活动，例如照看孩子和烹饪，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往往也使得她们主要负责纺纱。女性与棉布生产的关系非常紧密，有些文化中女性的陪葬品就是她们的纺织工具。另一方面，织布工作则没有出现如此明显的性别分工。在印度和非洲东南部，织布主要由男人负责，也有很多文化中由女人从事织布工作，比方在东南亚、中国、非洲北部和西部。然而，即使在女人和男人都织布的社会中，通常他们各自擅长不同的样式，生产不同品质的产品，并使用不同类型的织布机。这种劳动力上的性别分工在工厂制出现时重现，这使得家庭中的性别关系成为工厂生产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前现代的棉花产业根植于家庭组织内部，有着特殊的生存策略，其特点是轧花、纺纱和织造的技术发展缓慢。例如，直到18世纪，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妇女纺一磅的棉纱要一个月时间，织一匹十码长的布料又要一个月时间。时间耗费如此巨大，部分是因为花在纺纱和织布上的劳动属于经济学家所说的“低机会成本”劳动，部分是因为统治者向其臣民征收了最大程度的税收。而且，由于许多家庭生产的纺织品都能自给自足，所以市场的规模有限，再次降低了改进生产技术的积极性。
然而，缓慢的技术发展也与原材料供应的限制有关。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原棉不能有效运输到很远的地区去。人力和役畜有时可以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运输原棉。在阿兹特克帝国，原棉运输到高原地区进行加工，运输距离大约100英里。用水力运输棉花更为高效和普遍。例如，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据观察者称，数以千计的船只沿着长江将棉花运输到江南地区。古吉拉特和印度中部的棉花同样用船沿着恒河和海岸运输到印度南部和孟加拉。尽管如此，直到19世纪，绝大多数原棉的纺织都是在离种植地几英里之内的地方完成。
在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有如此多的人从事棉花种植、纺纱和织布工作，棉花纺织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尽管直到19世纪，自产自用的家庭生产模式一直是棉花产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18世纪80年代的工业革命之前，棉花产业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革。最为重要的是，棉纺织品——部分由于它们是高度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了重要的保值产品和交换媒介。世界各地的统治者以棉布作为征收贡品和实物赋税，而且事实上可以说，棉花在政治经济学诞生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在场。例如，在阿兹特克人中，棉花是最重要的纳贡媒介。在中国，从15世纪初起，每个家庭都要用棉布缴纳部分税款。在整个非洲，布匹用于纳贡也是司空见惯。在中国、整个非洲、东南亚和中美洲，棉布不仅在实际生活中被作为一种纳税方式，也被当作货币来使用。棉布是一种理想的交换媒介，因为不像原棉，它很容易长途运输，不易腐败，并且价值含量高。在前现代世界的几乎所有地方，一匹棉布能买到所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制成品，甚至是庇护。
棉花被用作原始货币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棉纺织品单位重量的价值很高，它们并不都是在紧邻其生产地的地方使用的。实际上，分别出现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棉花中心都发展了越来越复杂的贸易网络，将种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连接起来，甚至有时还跨越大陆。在伊朗，9至10世纪的棉花产业引发了显著的城市化，城市从附近农村吸收原棉，进行纺纱、织造、裁剪，然后卖到远方的市场，特别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市场。在前殖民时期的布基纳法索，一位作者发现：“棉花处在贸易活动的中心位置。”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吉拉特棉布就已经在印度洋周边各地区间贸易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量的棉布被销往东非海岸，并从那里贩运到更远的非洲腹地。在所有的这些交换中，贸易商，特别是那些远离了母国的贸易商，必须得迎合当地的口味，并且提供对当地消费者有价格吸引力的商品。
在中美洲，布料会卖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有时还会卖到邻国去。例如商人们把布料从特奥提兰（在今天的瓦哈卡）贩卖到危地马拉。在今天的美国的西南部，纱线和布料也都是重要的贸易品。考古挖掘发现，在与棉花的种植地相距很远的地方也能找到棉产品。自从13世纪起，中国商人从远至越南、吕宋、爪哇的地方进口纱线和布料以补充国内生产。非洲商人以相似的方式，把棉纺织品贩卖到距离遥远的地区。例如，他们用马里布料交换沙漠地区游牧民的盐。奥斯曼帝国棉纺织品已经到达了遥远的西欧，而在13世纪，日本也已经开始进口棉产品。
印度处在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贸易的中心区域，与罗马帝国、东南亚、中国、阿拉伯世界、北非、东非地区都有贸易往来。印度棉纺织品借助人背和牛运穿梭于南亚地区，它们乘着阿拉伯三角帆船越过重洋，驮载在骆驼背上穿越阿拉伯大沙漠抵达阿勒颇，沿着尼罗河顺流而下来到开罗棉纺织品市场，填满戎克船的底舱来到爪哇。早在公元前6世纪，印度棉纺织品已经卖到了埃及，商人把印度棉纺织品带到红海和波斯湾沿岸的各个港口。希腊商人随后将这些印度纺织品从埃及和波斯贩运到欧洲。最后，罗马商人也参与了进来，使得棉纺织品成为一种令帝国精英垂涎的奢侈品。在整个非洲东部，印度棉纺织品也十分重要。直到19世纪，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印度一直都是主要的棉纺织品供应地，古吉拉特商人和其他商人运输了大批量的布料。1647年，一位奥斯曼官员抱怨道：“有太多的财富用来购买印度商品……世界的财富聚集在印度。”
“印度布料也向东销售到亚洲其他地区。在古代，商人就已经在中国的市场上出售印度棉纺织品。大量印度棉布也运往东南亚地区，供当地上层人士着装使用。据估计，在16世纪初，马六甲每年要从古吉拉特邦、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等地进口满满15艘货船的棉纺织品。印度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1503年左右，意大利商人卢多维可‧德‧瓦特玛（Lodovico de Varthema）对古吉拉特的港口城镇坎贝这样评论道：“这个城市为波斯、鞑靼、土耳其、叙利亚、巴巴利海岸、福地阿拉伯、非洲、埃塞俄比亚、印度以及诸多有人居住的岛屿提供丝绸及棉产品。”梵文中关于棉纺织品的词汇karpasi进入了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马来语、维吾尔语、蒙古语和汉语。甚至某些特定织物的名称变成了全球通用的名称，例如轧光印花布和细白布（jackonet）就是印度语言中一些术语的变体，最后在世界范围内用来形容某种特定的风格。实际上，17世纪初，印度棉纺织品就已经成为了历史学家贝弗利·勒米尔（Beverly Lemire）所说的“第一种全球性消费品”。
随着需求的增加，棉花试探地迈出了走出家庭的第一步。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作坊生产棉花产品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亚洲。印度出现了职业织工，他们专门为远距离贸易供货，给国内外的统治者和富商提供棉布。在达卡，织工在严格监督下为莫卧儿宫廷编织细平布，“被迫为政府工作，报酬却很差，过着几乎是囚禁式的生活”。据报道，早在15世纪，在位于今天的安德拉邦的阿莱姆孔达，已经有了装有一台以上织布机的作坊。与自给自足的织工不同，从事远距离贸易者在地理上相当集中：孟加拉因优质的细平布而闻名，科罗曼德尔海岸以轧光印花布和纯色棉布而著称，而苏拉特则以其结实而廉价的布料著称。尽管织工在印度种姓制度中占据着非常不同的地位，但是在印度次大陆某些地区，他们已经进入社会上层，足够富有，可以跻身当地寺庙的主要捐献者之列。全职棉纺织品制造者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例如，在14世纪的明代中国，“织造局”出产质地更好的纺织品，那里集中地雇用了几千名工匠。在奥斯曼帝国的托卡特城，技艺高超的织工生产出大批量的棉纺织品。巴格达、摩苏尔和巴士拉以及伊斯兰世界其他大城市里，都有大型的棉花作坊。事实上，用于指代优良棉纺织品的muslin来源于 Musil 一词，这是库尔德人对摩苏尔的称呼。在巴马科，今天的马里首都，将近600名织布者从事纺织生产。与此同时，在被称为“西非的曼彻斯特”的卡诺有着庞大的棉花产业，给撒哈拉地区的人们提供布料。16世纪90年代，廷巴克图已有26家棉花生产作坊，每个作坊都有50名或者更多的工人。大阪也有成千上万的工匠织造棉纺织品；到18世纪初，整个地区的作坊雇用了三到四万工人。
“随着作坊越来越普遍，一种新型织工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个专门为市场销售而生产的个体，通常是男性。但是即便作坊在兴起，这种为满足市场进行的生产也通常发生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发生在家庭而不是作坊中。使这些农村市场供应者有别于那些为了生计从事生产的人的是，他们依赖全球商业中一种新兴力量：由商业资本组织起来的外包网络（putting-out networks）。在这些将构成19世纪机械化棉花生产核心的网络中，纺纱工和织工为城市商人制作纱线和布匹，而商人将这些纱线和布匹收走，在远方的市场上贩卖。商人资本家和生产者相互联系的特定方式差别很大。例如，在印度次大陆，虽然农村织工依靠商人为他们提供资本，以购买织布时所用的棉纱和维持生计的食物，但他们大体上自己拥有织布工具，工作时不受监督，而且对产品享有一定的处置权。相比之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农村织工享受的权力相当少。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商人将棉花和纱线预先提供给农民，由农民来纺纱和织布，再把产品卖回给商人，赚取一点利润。他们与印度织工不同，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任何处置权。在中国，商人也对产品拥有很大的生产控制权，“他们购买原棉，在当地市场上将其外包给农妇去纺织，在市镇的作坊里染轧，随后贩卖到全中国”。实际上，商人控制着生产的每一个阶段，预示了他们在19世纪缔造横跨全球的棉花帝国过程中的中心作用。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棉纺织技术也跟着革新。尽管世界各地处理棉花的基本原理非常相似，且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型轧花机、纺纱机、织布机出现之前，生产力也都非常低，但是这一时期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创造发明。例如，在中美洲，一种“特制陶制纱锭”的出现改进了纺纱技术。公元1200年后，中美洲人也使用了特别设计的纺纱钵，提高了纺纱工的生产效率，使他们能满足统治者对贡品的贪婪需求。不过，技术发明的中心是亚洲：去除棉籽的辊式轧花机、清理和理顺轧过的棉的弓、纺车及各种新型织布机，包括垂直型整经机（upright warper），都源自亚洲。11世纪发明的纺车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创新，因为它使农民纺纱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在同一地区，织工还发明了一种新式的脚踏式织布机。虽然它的确切起源还不确定，但它是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750年间传入印度，在公元3世纪时传入中国的，在中国最初用于丝织品的织造。
最大的革新是棉花作物本身的驯化，其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19世纪被奴隶采摘的棉花对两千年前的印度农民来说几乎无法辨认。人工选择使棉花适应了各种非常不同的环境条件，也使其纤维更加适合于编织布料。中国、日本、东南亚、南北美洲、西非和安纳托利亚等地区的农村种植者从毗邻的地区引进棉籽，把棉花加入耕种的作物行列。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这种驯化栽培过程极大地改变了棉花的物理特性，使其长出更长、更白的纤维（后来的棉花专家将纤维的长度称为“staple”），也使棉铃里的棉纤维更饱满，更容易地从荚中脱出。此外，灌溉技术和农艺学的进步使棉花种植扩展到新的地区。通过选种和改进技术，棉花能够种植在非洲、亚洲、美洲更干燥和更寒冷的地区，包括中东非常干燥的地区。例如，在伊朗，早在9世纪，灌溉系统的投资就使得棉花种植得到显著发展。尽管如此，与18至19世纪的变化相比，工业革命前两千年的总体生产力增长很少。在这两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世界棉花产业的扩张主要在于越来越多的人花更多的时间种植、纺织棉花。
这些制造网络将农村的纺纱工、织工与城市的商业资本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亚洲，使得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逐步而显著地增长。但是，它们这么做并没有突破现有的社会结构，也没有改变几个世纪以来的生产组织形式。它们的中心仍然是家庭生产及与其相关的技术。这个前现代世界安全地置于两大壁垒的保护下：第一是制成品市场，尽管也在增长，但与1780年后的世界相比，增长还很缓慢；第二是从远方采购原棉的阻碍极大。需要一股巨大的力量来打破这些古老的束缚和限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且经济上举足轻重的棉花世界里，欧洲没有立锥之地。在棉花种植、生产和消费的网络中，欧洲人一直处在边缘地位。即便在希腊罗马时期，欧洲人开始进口少量的棉布料后，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对全球棉花产业来说依然无足轻重。人们依旧穿着亚麻和羊毛制成的衣物，自青铜时代以来一直如此。正如圣雄甘地所说，当印度给欧洲供应棉花时，欧洲人自己“还沉浸在野蛮、无知和粗野之中。
简单来说，棉花对于欧洲人是一种异国事物。棉花生长在遥远的地方，据说许多欧洲人想象棉花是植物和动物的混合——一种“植物绵羊”。中世纪的欧洲还流传故事说，小绵羊长在树上，夜里弯腰喝水；此外，还有关于绵羊通过低茎长在地上的传说。37
棉花最初传入欧洲，就像在西非一样，是伊斯兰教扩张的结果。到公元950年，伊斯兰城市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巴塞罗那和西西里诸城有了棉纺织业；其中一部分纺织品出口到欧洲其他地区。在12世纪，塞维利亚植物学家阿布·撒迦利亚·伊本·阿瓦姆（Abu Zacaria Ebn el Awam）出版了一部关于农业的专著，详尽叙述了如何种植棉花。伊斯兰文化与棉花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大多数西欧语言中的“棉花”一词都借用了阿拉伯语qutun。法语中为coton，英语则是cotton，西班牙语则是algodón，葡萄牙语则是algodão，荷兰语则是katoen，意大利语则是cotone，这些词都来自阿拉伯语词根。（德语中为Baumwolle，捷克语中为bavlna，意思大略为“树羊毛”，这些是例外，但正如我们所知，例外证明了规则。）公元1000年后的几百年里，伊比利亚的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使这一地区的棉花生产急剧萎缩；但几百年来，在阿拉伯技术和文化的影响下，欧洲大部分地区都熟悉并开始欣赏棉纺织品。
“植物绵羊”，欧洲对棉花作物的想象。
到12世纪，欧洲的一小部分——特别是意大利北部——回归到棉花生产的世界，从此留了下来。由于欧洲气候总体不适宜棉花生长，而十字军把欧洲的势力延伸到阿拉伯世界，由此深入到棉花自然生长带。最初的棉花生产的尝试规模不大，却开始了改变欧洲大陆历史和世界经济走向的一个趋势。
欧洲最早的非伊斯兰的棉花产业中心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在诸如米兰、阿雷佐、博洛尼亚、威尼斯、维罗纳等城市中。棉花产业从12世纪末开始迅猛成长，在这些城市的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以米兰为例，1450年纺织业雇用了整整6000名工人生产粗斜纹布（fustian），这种织物既用棉也用麻。意大利北部人成为欧洲主要的棉花生产者，而且占据这个地位达3个世纪之久。
棉产品制造业之所以在意大利北部繁荣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城市有历史悠久而且依旧繁荣兴盛的羊毛生产史，因此拥有技术高超的工匠和资金充裕的商人，也有从事远距离贸易的专门知识。一旦企业家决定从事棉花生产，他们就能利用这些资源。他们把原棉预付给周围农村的妇女，让她们纺纱，然后与城市里组织成行会的工匠签订合同，让他们织造棉布；接着他们给货物打上自己的标记，使其标准化，并利用其长途贸易网络将商品出口到地中海地区、中东地区、德意志地区、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等海外市场。
其次，意大利北部能容易地获得原棉。实际上，意大利北部棉花产业从一开始就完全依赖安纳托利亚西部和今天叙利亚等地的东地中海地区的棉花。早在11世纪，棉纱和棉布就已经进口到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港口中，使得人们开始了解棉花。原棉进口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开始，有记载最早的这种贸易发生在1125年。
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大宗商品运输更为廉价，威尼斯成为欧洲第一个棉花集散中心，可谓12世纪的利物浦。一些贸易商专门从事棉花贸易，他们从安纳托利亚购买低等级的棉花，又从叙利亚购买优质的棉花。除此之外，热那亚人还从安纳托利亚、西西里和埃及进口棉花。尽管进口量大，但欧洲商人对黎凡特原棉具体种植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从当地商人手中购买棉花，装上货船，跨海航行运输这些棉花。不过，威尼斯有能力参与并最终支配了地中海贸易，这对于意大利北部棉花产业的成功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后来欧洲国家和资本家打入古代棉花产业中心的心脏地区的预兆。
地中海的贸易网络不仅为意大利棉花产业提供了相对方便的原棉来源，还使他们可以接触到“东方”技术。意大利北部的企业主从伊斯兰世界引进了技术，其中一些来自印度或者中国。12世纪见证了“域外技术大批量地融入欧洲纺织业的历史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纺车。在13世纪中期纺车传入欧洲之前，欧洲人像美洲人和非洲人一样用手工纱锭纺纱。在这样的条件下，纺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位熟练的纺纱工每小时大约生产120米的线。以这样的速度，需要11个小时才能完成一件罩衫所需的纱线。纺车大幅度地提高了欧洲纺纱工的产量，生产率提高了三倍。因此，一种新材料棉花的出现，促使人们接受了新的制造技术，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中世纪时期纺车也被称作“棉车”（cotton wheel）。尽管不像纺车那样引起了巨大变化，卧式脚踏织布机也带来了织布技术的提高。卧式脚踏织布机于11世纪首次出现在欧洲，它使织工可以用脚调整梭口（一种分开经线让梭子穿过去的装置），从而可以腾出双手来穿纬线，也就能生产出更高品质的纺织品了。这项技术从印度或中国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欧洲。
意大利北部的棉花产业发展主要取决于它能从伊斯兰世界获得原棉和制造技术。然而这些联系和依赖也正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弱点：纺织业仍然远离原料产地，而且缺乏对棉花种植的控制。意大利北部的棉花产业最终受到了严重打击，既受到伊斯兰棉花产业加强的影响，也受到其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网络边缘化的影响。
甚至在这些重要的网络中断之前，意大利棉花产业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来自阿尔卑斯以北的德意志南部城市中的机敏竞争者的崛起。他们与意大利同行一样，也从黎凡特进口棉花。然而，意大利棉花产业要面对高税负、高工资、有组织的城市织工和行会的限制，而德意志制造商却享受着农村地区更容易驾驭的优势，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到15世纪初，德意志制造商利用这种成本差异，不但占据了许多意大利出口市场，包括欧洲东部和北部、西班牙、波罗的海地区、尼德兰和英格兰，甚至还侵入意大利本土市场。
1367年，这样的一位富有创业精神的制造商来到德意志南部城镇奥格斯堡。起初，这位年轻的织工汉斯·富格（Hans Fugger）尽力地出售他父亲的棉布，过了一段时间，他本人也成为一名织布师傅。在接下来几十年里，他扩大投资，最终在奥格斯堡雇用了一百名织工来为长途贸易供应棉纺织品。当他死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奥格斯堡最富有的五十位市民之一了，而且为中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和银行家族之一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汉斯·富格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在德意志南部快速建立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棉花产业。1363年至1383年间，德意志织工的产品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伦巴底的粗斜纹布在欧洲的地位。富格和像他这样的人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熟练的纺织工人、资本和贸易网络。德意志南部地区不仅拥有悠久的亚麻生产历史，还拥有强大的长途贸易商，这些人有足够的资本为新产业提供资金。而且这些贸易商还能得到廉价劳动力，能够打开欧洲北部市场，并有能力执行保证其产品质量的法规。因此，乌尔姆、奥格斯堡、梅明根和纽伦堡等城市成为主要的粗斜纹布生产中心。最终棉织产业沿多瑙河向东传播，并且向南传播到了瑞士。
对农村劳动力的控制至关重要。例如，在最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乌尔姆，城市自身仅有大约2000人从事棉纺织品生产，而有18,000名工人在农村从事相关工作。事实上，大多数纺织是在农村完成的，而不是在城市；商人给纺纱工和织工提供钱、原料甚至工具——这是另一种类似印度农村那样的外包制网络。这类生产组织方式远比城市生产方式灵活，因为没有行会的约束，而且农村织工仍旧拥有自己的土地，种植自己的粮食。
随着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棉花产业的出现，欧洲的一些区域第一次成为全球棉花经济的一小部分。但在欧洲范围内，棉花产业还不是特别重要。大部分欧洲人仍穿着麻制和毛制衣服，而不是棉制衣服。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欧洲棉花商品销售到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另外，在16世纪早期之后，由于三十年战争破坏了产业发展，以及贸易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欧洲这一依赖威尼斯的产业就衰落了。事实上，16世纪，在新兴的奥斯曼帝国面前，威尼斯就失去了对地中海贸易的控制，奥斯曼帝国鼓励国内工业发展，并限制原棉出口。当16世纪60年代奥斯曼军队巩固其领土控制时，遥远的德意志棉纺织城镇也感受到了其影响。作为一个能控制原棉和棉纺织品流转的强大的国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摧毁了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的棉花产业。对于曾占主导地位的威尼斯人来说，雪上加霜的是，16世纪末，英国商船已经频繁停靠伊兹密尔（奥斯曼帝国的士麦那）等港口了。1589年，苏丹授予英国商人影响深远的贸易特权。
精明的观察家肯定注意到，欧洲第一批棉纺织品生产者，无论意大利北部人还是德意志南部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征服供应他们棉花原材料的人。这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教训。随着16世纪接近尾声，一个全新的棉花产业崛起，其重点将是大西洋，而不是地中海。欧洲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国家权力的介入才能保证在这些新贸易区中获得成功。
饭姐
没关系，慢慢来：）
饭姐
你好，那你为什么要封禁天下无贼（和？）阿钱？为什么现在群里面又说要买毒品给他？为什么要网络上揭漏别人的个人信息？
天下无贼和钱某人都不是我封的。我跟钱没什么沟通，不知道ta的情况，至于天下无贼，我当初是希望他留下来的。我所以你别激动：）
群里的事情我没有每条都看，所以具体你说的这些我不太清楚。不管怎么样，大家各自保护个人隐私就好了。
至于关于五毛，那是我的个人见解。毕竟，每个id头上没有挂着牌子，是不是五毛我们只能猜测，以往的经验看，猜对的可能性极低，大部分都是无厘头的抓鬼。品葱就是乱抓五毛，逼走大量高质量用户，我在品葱的时候还有人说我是五毛呢！所以尽量不要给人扣帽子，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理解你的心情，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一些疑似五毛的帖子也愤愤不平，质疑为什么不封禁这种帖子，我也跟其他管理员有过探讨，最后决定还是不封。理由如下：
第一，不要因人废言。有些疑似五毛的用户，也不总是发拥共贴，他们说的话有时也能给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提供启发。
第二，如果你看了五毛贴很生气，但是又驳不倒他，说明反贼的理论水平还不如五毛，有待提高。
第三，过于直球的五毛，用大量无信息含量的帖子洗版，当然会被封。所以不用担心网站被五毛占领。
饭姐
每天都有好多新帐户被注册，但很多账户从来不发帖，有些新账户发的帖子的意思也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支持民主还是独裁的；
注册用户未必一定要发帖；有的发帖的确莫名其妙，也不乏有的帖子是替中共洗地的。我个人的见解是，只要他们理性发言，大家可以跟他们探讨嘛，真理越辩越明。
之前首页很多帖子都能获得LIKE，现在除了吧务帖子，其他的草民帖子完全没获得LIKE的权利；
获得like不是什么特权。写得好自然会获得大家的like，乏味的自然没人like。当然不排除有的帖子有知识含量但无奈主题过于小众，因此无人like。这种情况下，无人like并不说明帖子不好，只是适合的读者尚未出现而已。那发帖者应提前有这种认知，并且接受这个结果。
饭姐
我蛮欣赏余秀华的诗歌的。她没受什么教育，对诗歌的领悟，完全是靠天分，靠生活带给她的痛感。
余秀华再名之前，并没有顽强抵抗的资本。她接受了生活给她安排的一切：早早嫁给一个俗人，劳作，生子，被家暴，被嘲笑，被利用。如果没有出名，她也不过就是庸庸碌碌地过一生。。。。
饭姐
同意。何必将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