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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本来幻月我都已经打算要偃旗息鼓，和梦月一起回家喝茶下棋打桥牌的了。谁曾想某位自信骄傲的好先生又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熟练地勾起了烟熏小丑妆，一时之间竟扰得贵站活像个天旋地转的单人马戏团，真是好不热闹，好不快活呀。

闲话少谈，在此特意放出陈士杰先生曾经对幻月满怀善意的友好劝诫，希望能够为各位看官提供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参考。

王丹、魏京生这样的民运还是少一点好

陈士杰认为谁都不可以批评民运，谁批评民运他就用脏话骂人。在本站管理员删除他的脏话（他的正常言论都保留）之后，他就如同巨婴一般开始刷屏模式，从骂用户到骂管理员，再骂网站，展现了他人格中疯狂的一面。这种粉丝真是民运队伍的耻辱。

本站不鼓励骂人，并且多次对他劝导和警告，但此人屡教不改，特封禁三天。希望能够反省自己的行为。

傻逼。想当五毛就直接承认，玩这种拉偏架、扣帽子、谣言现行的下作手段实在是恶心。你这种披着反共外衣的反民运的五毛狗才是最恶心的。操你妈逼。

你的逻辑是：如果支持某项事业的时候自己无法直接得利，那就不应该支持。

那么我就要问了，你在这里骂民运，看来你是能得到好处呗。既然你骂民运能得到好处，说明你就是和中共勾结呗。你已经不打自招了，你就是五毛狗。

本网站不能骂五毛狗吗？还是那句话，你如果想舔共，大大方方的舔，真的别玩这种阴招，太恶心了。拉偏架死全家。

民运没什么不能骂的。但是骂人不行。

不信你去问问魏京生王丹，民运是不是不接受批评。

如果持续骂人，赶走我们的用户，那不用你要求也会封你，请自重。

五毛狗什么恶事都能做，我就不能骂五毛狗？你可恶心。

她咒骂民运你不管，我反驳它你就来管我。

你想舔共就大大方方的舔，玩这种拉偏架的阴招实在是恶心。

删除你的留言是因为你用脏话侮辱他人。

如果跟人辩论请用文明用语，体现民运人士的素质。

冒充反贼的佐藤琴子在咒骂民运。

我驳斥它的东西都被删了。

本站管理者，你如果看不上我，请把我封号，别玩这种删帖的下作手段。

中共小粉红大体分两组，A组中共小粉红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给中共唱赞歌，是拿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的。

B组则是被洗脑的，好处一分钱没有，往往唱完赞歌就被割韭菜。这部分人，我们会觉得他们活该。

民运的粉丝中，有一些铁粉，就是不管好坏我都支持，狂热程度堪比川粉郭粉，特征都是没什么文化，或者不爱学习。他们追求民运不是因为民运为了民主而奋斗，而是自己生活一团糟没有奔头，就找一个民运当精神支柱，跟信邪教差不多。

这群民主铁粉，跟B组小粉红差不多，好事轮不到他们，比如魏京生去见佩洛西啦，王丹去胡佛研究所啦，绝对不会带上这群铁粉，连推特上都不会艾特铁粉一下。但是一旦大佬们被人发现性侵性骚扰，铁粉过来给他们擦屎擦屁股的时候，他们就会给铁粉点赞，算是忠心护主的一点犒赏。所以，说是铁粉还是高看他们了，不如叫“屎粉”吧，只有在给民运大佬擦屎的时候才有点存在价值。

真心奉劝民运屎粉，提高一点自身价值，有本事让大佬去见佩洛西的时候也带上你，别只在擦屎的时候才想到你。

我反感郭文贵是因为郭文贵打击民运。郭文贵如果不打击民运，而是天天对中共的侨领进行骚扰、威胁、恐吓，我就支持郭老板。

如果真的是美国法院认定老魏是强奸犯，那么到时候再和老魏切割也不迟。

但目前美国法院没有做出这种裁决，你怎么就未审先判了？

王丹也说了，欢迎去法院告他，既然李援军已经告了，那就看台北的法院怎么判呗。

你这混账逻辑不就是三人成虎嘛。

韩国宪法明确规定：

一口一个“你怎么知道。。。” ，请问你又怎么知道魏京生和王丹无辜，给加害者站台，就这么顺理成章给受害人泼脏水二次加害？

性骚扰案由于取证困难，所以历来法官和陪审团的自由心证的权重就大。对于受害人的陈述的采纳，要看与其他证据的印证，以及陈述是否先后矛盾。此外还有被告有无其他性侵或性骚扰的记录，是否有他人投诉。有时候一次性骚扰有可能是诬告，但好几个人同时指证，诬告的可能性就大大下降，而被告实施过性骚扰或性侵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这种情况下，法官往往通过自由心证会给被告定罪。

你说你，老自己瞎摆弄宪法，一点法律知识也不学，这好几年玩网的功夫法律本科都读下来了吧？瞎浪费时间，法律民科。

魏京生和王丹都是好几个人指证他们，魏京生性侵对方连孩子都有了，有的就算没有提告，也公开发表了谴责，这种情况下，说他们无辜也只有你这种法盲会信。

如果真的是诬陷，魏京生王丹的底气还会这么不足吗？香港反送中时那个被中共诬陷嫖娼的香港小伙子事后专门接受外媒访问，讲述自己被中共诬陷嫖娼的经过。请问王丹和魏京生敢不敢让媒体就性侵性骚扰事件访问？这不是揭破中共谎言的大好机会嘛！王丹这次躲躲闪闪不敢正面面对的姿态，任何有脑子的人一看就是心虚。他们就是身上有屎才不敢自己出来正面怼，也就笼络你们这种无知铁粉给他们擦屁股，你觉得你比郭文贵粉丝强？别逗了，半斤八两。

中共当然会利用这种机会搞民运，但如果他们不性侵不性骚扰，也不会被中共抓住机会从这个角度针对。这件事上，危害民运声望的始作俑者不是中共，恰恰是他们自己。与其谴责受害人给受害人二次加害，告诉你家民运性侵性骚扰惯犯们管好自己的裤腰带才是上策。

你怎么知道魏京生当年是性侵而不是女人主动投怀送抱？

你怎么知道王丹是的确性侵而不是李援军在造谣？

所有号称自己被民运人士性骚的人，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完全就靠一张嘴，我凭什么要相信他们？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厌恶metoo。很多metoo例子，所谓的受害者都拿不出确凿证据，完全靠一张嘴，并且还搞有罪推动，本质上和文革大字报没什么区别。

永远都要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共。因此对中共官员，我们要有罪推定，比如张高丽就是强奸犯。但是对异议人士，我们要无罪推定（只要没有被民主国家的法院判定有罪的就都是无辜的），毕竟中共镇压异己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首先，是不是SB，不是看被转发，不然习近平语录被转发那么多，而且基本上年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你怎么不觉得他英明伟大呢？

其次，陈光诚自从到了美国以后都干啥了，没人听说，民运自己圈子里自嗨而已。

再者，除了陈，六四那帮人到今天一直在吃自己三十多年前的老本，好像除了自己好像别人都不为了民主奋斗一样。白纸一代冲锋在前的几乎都是女性，而且一大半现在还在监狱里，白纸的时候民运的人干啥去了？

魏京生性侵好几个女性，孩子都生了，板上钉钉，也就您这样的小喽啰装看不见。说好的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呢？被他性侵的毁了一生幸福的女性就不算人民群众了？

王丹也是，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次光是站出来说他性骚扰的就有两个人。如果说他们老一代人对性骚扰概念不清，承认做错了，反省检讨，那大家都能理解；可他先是矢口否认，转移目标说是要陷害他，可到底未经允许碰了人家没有呢？没有就说没有嘛，不说就是有喽！性骚扰了不用道歉吗？

没有人否认他曾经的贡献，但性骚扰就性骚扰，两码事，作为公众人物本来就被人审视，自己行为不检点那只能认倒霉，不然习近平说两个错别字怎么被人念到今天。不能光念习近平，不念王丹吧？

作为公众人物，自己一身骚，只要这个骚不是别人凭空泼脏水，是自己弄的，那只能是活该了。要不民主国家的政客有了丑闻就第一时间下台呢，起码给公众一个印象，就是知错能改，知错能改的将来没准还会被原谅。死不认错的那就自求多福吧。不管共产党还是民运，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当铁粉，那就真天真了，也别说郭文贵了，您跟郭粉水平差不多，年纪轻轻，一脑子的老浆糊比您的年纪都大，跟时代的车轮对着干，能不拧巴么。

你觉得我同意的是哪一层？

陈光诚先生转发了我的推特，表达对我的支持

同意的是哪一层

先生說的已經有了，早頒搞笑諾貝爾獎了。

同意。

刘淑娟女士作为卡菲勒，却债自己滴言论中弗断婊露粗对ISIS滴支持，还将八个大大称为“吉哈德滴温和派”进行公开婊扬。由于刘女士粗生债氡土鸡斯坦，口棱素塔姬娅穆斯林，笔者怀疑刘淑娟女士滴真身就素八个大大，前几年跑路厚口棱前往叻伊斯兰国进行圣战，而任十八公开宣称刘女士素塔姬娅也佐证叻笔者滴怀疑。

你追人家这么紧，哪个小姑娘都会被吓坏的。

未来中国国旗，应该剔除象征鲜血的红色。

最好以蓝色、白色、黄色等清淡的颜色设计，看着神清气爽，象征和平宽容。

设计一面好看的国旗不难，比如乌克兰的国旗🇺🇦，只有蓝黄两种颜色，很简单，但看久了也觉得很舒服。

民主中国国旗的设计，可以向全球华人、甚至全世界艺术家征集方案，中选者奖金优厚，还可以青史留名，一定能征集到最优秀的方案。

然后，像通过宪法一样，全民公投，选出最好、最能代表中国优点的国旗。

中国民主化是全球重大盛事，将来还会惠及影响全球后进的民主国家，如阿拉伯等君主专制国度，值得全世界最好的艺术家共襄盛举。

极化的世界，只有二极管才能生存

https://twitter.com/chenshijie2015/status/1667831553777455104?s=20

你去问问美国亚裔公民，他们觉得平等吗

请问美国亚裔哪里不平等了？解释一下。

收买精英太容易了吧？精英的企业都是全球化的，资产随时可以换成美元逃走，哪怕只能换一部分，说实话资产过了亿，就只是个数字而已了，30亿的资产，能拿走一半也够整个家族永保富贵了。

（请勿发送墙内链接。如果外网没有相关研究，也不能发墙内链接）之前在网上流传一个数学中的励志公式，然后有人批评过这个励志公式，那么这个励志公式有啥问题？

中国的商业精英？ 抱歉，没有这种东西。

中国的互联网大佬之所以是互联网大佬，首先在于他们是权力大佬的白手套和家丁，cosplay商业精英只是他们的副业，cosplay以外的能力为0。这种东西你收买来有什么用？

同理，中国也没有互联网巨头。中国所有的互联网龙头企业，都是准军事组织或恐怖组织，发挥着控制流民（外卖骑手困在大数据里），监控市民（钱包、关系网是软肋），搞残良民（内容低幼化逆向淘汰），欺骗外国公民的作用。

醒醒吧，美国领导人只关注美国人的利益，中国保持独裁对美国人有好处，收买独裁者比收买民主联盟要容易得多，只有独裁者才能提供更加廉价的人矿和稀有矿产。中国的贪官富豪把从中国抽走的钱都转移到美国消费，美国人偷着乐都来不及。美国不会真的推翻中共，所有的姿态都是为了施压以换取国家利益。退一万步说，如果美国真的决意推翻中共，也是为了在中国扶植第二个傀儡政权，中共是第一个。

朱就是赤，朱镕基是红二十八代

朱镕基可是朱明后人

你不能只飞中国，要有机票离开中国的。

凌晨一时二十分，一颗当量为5000万吨的核弹头在国防部八一大楼上空三千米处爆发。释放出一股毁天灭地的能量。一团耀眼到足以刺瞎人眼的光芒瞬间闪耀，将黑暗的夜空照亮。中国的华北各省如同进入了白昼，在张家口和天津，许多不幸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幕的居民因此致盲。整个爆炸的威力甚至足以让遥远的韩国和日本感受到，当地许多房屋的玻璃被震碎，碎片四散飞溅。虽然爆炸在空中，但往地球传送的震波被美国地质调查仪侦测到引起里氏地震规模5至5.25的地震。

辐射的灼热笼罩着北京城的上空，数十万夜间仍在户外工作的人的衣服被瞬间点燃，从空中望去仿佛一颗颗冒着火苗的煤球在炉盘上疯狂跳跃，发出凄厉的嚎叫声。街上的汽车纷纷爆出大小不一的漆泡。小区单元楼上的窗帘被烟雾吞噬。街道两旁的树木仿佛直立着燃烧着的火柴。玻璃软塌塌地扭曲变形。整条街道上的广告、帆布和垃圾像是一股火焰蔓延的浪潮。塑料化为水般的液体，散发出刺鼻的化学气味。靠近西单和广安门的几个加油站首当其冲地爆炸。爆炸声还未传到一条街，冲击波已从膨胀成几千米直径的火球中心咆哮而出，以每秒上千米的速度横扫四周。刚刚起火爆炸的加油站顿时被气流吞没，但只是熄灭了加油站附近的火势，而数十吨汽油却被冲击波带着一路洒落，创造了纵火速度的世界纪录。冲击波使整个市中心瞬间倒塌。人民大会堂好像纸牌搭的一样被吹散。一面高大的墙完整地被掀起，先在柏油路上碾碎一片着火的人体，自身也随之碎成万千碎块。而承受着巨大热辐射的沥青，表面的黑色开始融化，如同黑色液体一般，在高温的侵袭下迅速变为粘稠的熔浆，原本平滑的街道表面变得扭曲起来，仿佛一股股黑色的河流，北京随处可见的高架桥开始瓦解崩塌，融化的沥青与坍塌的桥体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骇人的景象。

靠近爆炸中心的人们没有承受太大的痛苦。还未理解发生了何事，他们的生命已经了结。北京西站广场上，一个流浪汉正独自躺在地上沉睡，当核爆发生时，他没有任何感觉，炽热的火球将他的身体瞬间汽化，只剩下大理石地面上的一段黑色人形。中关村和回龙观的街道上有几个零零散散的刚结束加班的程序员，他们的眼睛因疲惫而发红，目光扫过不远处的工地上正在铲沙的民工，脚步匆匆走过正在扫街的环卫大妈，心中充满对生活的抱怨和无奈，突然，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他们感到周围的一切都被瞬间变成了白色，眼睛和瞳孔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所有的疲惫和抱怨就连同身体在那一瞬间消散，只留下一股灼热的气体弥漫在空气中，仿佛是对他们平日辛劳的嘲讽。三里屯的夜店里，青年男女们尽情释放着内心的欲望，音乐与舞动交织成一片狂欢的海洋。此时核爆的光芒在远处绽放，透过窗户与五光十色的霓虹爆闪灯形成魔幻的交错，刹那间将整个舞厅包裹在灿烂的火焰中，舞动的身姿瞬间被烈焰吞噬，欢乐与激情被无情地截断，代之以火焰舞动的狂欢，整个场景显得极度鬼魅而扭曲。宾馆的房间里，恋人们刚刚完成爱的激情，他们仍沉浸在幸福的梦境中。核爆的闪光闯入了他们的梦境，房间里弥漫着强烈的光芒和炽热的气息。他们没有分清现实与幻觉的界限，到死都觉得自己正置身于睡梦之中。协和医院的病区值班室里，手臂靠在桌子上眼皮沉沉地打着瞌睡的夜间护士，因为在这一层的最中间周围没有窗户，所以是唯一能在刺眼的核爆光芒抵达前听到声音的人群，她们的浅层睡眠被剧烈的震动打断，惊恐地发现自己白色的护士服正在被火焰染成焦黑.....

大多数人被埋在堆积如山的废墟之下。没有任何建筑能够抵挡这股风暴。冲击波经过的地方，万物尽毁。无数辆汽车像纸球般乱滚，室内室外，或睡或醒的人们全被冲击波震飞，与满天横飞的钢筋水泥相撞，化作血水和肉渣。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半径二十公里范围内，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幸免于难。除了极少数趁停运时段在地下维护地铁的工人，大约三百万人立刻丧生。离中南海不远的地方建有地下防核掩体。但核爆炸来得如此突然，没有一个人来得及下去。总书记刚刚结束了一日的操劳正在浴室里洗澡，周围弥漫着淡淡的香气，营造出一个宁静和舒适的氛围。在这个时候，服务员都静静地等候在门外。她们穿着整齐而干练的制服，手持毛巾和浴袍，准备为总书记提供贴心的服务，每当总书记走出浴室时，她们就迅速将一条柔软的浴巾递到他面前，温柔地擦拭着他的湿发和身体。像是在呵护一个婴儿般的皇帝。此时的总书记，正闭着眼，感受温暖的水流从花洒中倾泻而下，他放松地让水流滋润着他肥胖的肚腩和腌臜的阴沟，试图将所有的疲劳随着水流冲刷而去，突然，他感觉到当时有一股热浪，感觉全身都热了，很热的那种感觉，沸腾....

凌晨一时的爆炸在北京市中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人员伤亡，但在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冲击波的威力有所减弱。位于通州的北京市政府不可思议地保留了一座骨架，仿佛是抵挡住了灾难的冲击。然而，高层建筑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一座座摩天大楼只剩下一堆倾斜向同一方向的钢筋，宛如被强风吹倒的柔弱柳条。大兴机场上停放的飞机竟自行腾空而起，随后机翼被狂风吹断，无力地坠毁在市区的废墟中。在郊区，市民直接丧生的比例相对市中心有所下降，但数量依然十分骇人，烧焦了肉体随处可见，大部分幸存者身上被热辐射和熊熊大火所伤。还有一些人被瓦片和砖块砸中，残肢断臂散落一地，鲜血狂流不止。更多的人被倒塌的建筑物所掩埋，只能奄奄一息地等待死亡的降临。

仅仅一分钟，核爆炸的直接杀伤便停止了。在一片废墟的北京上空，巨大的蘑菇云升到了五十公里高空，直径扩散到近一百公里。万物静止，只剩下无边的燃烧。该摧毁的都摧毁了。北京已经没有建筑和街道，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庞大的瓦砾场。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内的一百多家中央机关、中科院在内的一百多家科研院所、故宫博物院在内的一百二十处古迹和博物馆、占中国四分之一的30所重点大学、70所三甲医院和几乎所有的央企总部，中国古代和现代几千年所积累的绝大多数的顶尖物质财富……全都在这片寂静燃烧的瓦砾中化做青烟。而整个北中国的金融、通讯、新闻、数据交换、国际往来、交通枢纽也全在这一瞬间被抹成了空白。

然而，就在这股死寂与毁灭的阴霾还未消散时，仅仅两分钟过后，又一颗1000万当量的核弹在雄安上空爆炸.......

因为人有一个很朴素（但其实并不正确）的逻辑：你成功了你就对。

苏联领导的华约集团，经济上无论是规模还是水平，都始终没有达到欧美的水准，你不够人家成功，怎么可能说服别人觉得你的体制更优秀呢？

第一，美国一直在“自我演变”

第二，苏联不是“和平”演变，而是“核平”演变，还都搞的是自己的盟友

往华人比较多的国家润 除了欧美日韩以外 是不是问题比较不大

实践中如果你没有中国签证，航司是不会让你登机的。

144小时免签实际上不存在。

为什么苏联没能够和平演变美国？ - 马前卒的回答

因为美国统治集团对美国搞了不止一次和平演变，以至于苏联想演变也排不上队。和平演变这种事只有抢着自己干，才能避免别人来干。20世纪的美国统治集团还在上升期，很善于自我调整，撕传统资本主义的皮比共产国际还狠，抽自由主义的脸比斯大林更简单粗暴，绝不会像当前某些自由主义者那样，从大脑到末梢神经只记得“私有化”、“市场”、“自由”几个词。

俄国自己就是前面那句话的反例【和平演变这种事只有抢着自己干，才能避免别人来干】当年沙皇不肯改变旧体制，还企图靠旧体制动员超额的力量去打世界大战，临时政府也一样，结果就被国际左翼力量给和平演变了——布尔什维克党轻易地夺取冬宫，这就是十月革命。对于当天这段经过，有人曾说，日后俄国大导演爱森斯坦拍名片《十月》之时，拍摄现场的受伤人数，恐怕比真正十月革命的伤亡还要多。类似地，1922年苏联建立，如果美国始终停留在1922年，或者1929，1932年的状态，那么苏联早把美国和平演变了，或者说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早就席卷了南北美洲。

苏联宣传画不仅有军队，还有很多宣扬苏联生活方式，推行“和平演变”，图为斯大林时期杂志封面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在干什么？上万失业者到苏联大使馆排队要移民，农民拿起枪发动对银行家的阶级斗争，工人抢占工厂煤矿，左翼知识分子公开号召这些人团结起来搞苏维埃，旧统治集团的喽啰则见风使舵投机革命，媒体直言未来在共产主义。这本来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标准开端。详情可见历史名著《光荣与梦想》：最惨的一年。一会后面引几段来看：

有意思地是，当时的保守派评价罗斯福新政：“这是社会主义，它是否是共产主义尚待观察”。在关于《社会保障法》的听证会上，也有人高喊：“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十八页逐字逐句抄的！”但罗斯福反唇相讥的言辞和他们出奇的一致：“你们正在建立共产主义”、“你们骑的是一匹垂死的马”。

这说明什么？说明双方都希望保存资本主义制度，都绝对不希望共产国际把势力伸过大西洋。只是保守派们用无知和信仰来做决定，认为“纯洁”的资本主义才能保存自己，当然也可以避免自己的财产受损。罗斯福比他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懂得生物要进化才能生存的道理。他看清了一个道理——只有向敌人学习，才能避免被敌人踏到脚下。所以他果断引入了政府干预经济、政府控制金融、给无产阶级一定谈判权这几条宝贵经验，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需求不足。从而避免了美国走上一战后欧洲和俄国的道路。 我在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里讲过这个问题。尤其是中央银行脱离贵金属造币制度的建立，完全改变了资本主义对利润的定义。用今天的话说，罗斯福为首的那一代资本主义改革派把资本主义改的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改革力度相当于改掉了社会主义对劳动价值的定义，这才保证了资本主义没有绝后。

下为史实摘录。后面还有讨论

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气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 "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 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作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作，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俄国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俄国。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美国那些“纯洁”的保守派并不认为美国出了问题。他们和当前某些中国自由主义者和经济学家一样，相信完全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绝不会出错，错在居然有人把大萧条的时候不肯自己乖乖饿死，**错在有人居然会在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出问题的时候提出改变。**上面提到的《光荣与梦想》也记录了这种鸵鸟政策：

孩子们却唱起这样的歌来了： 梅隆拉响汽笛， 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 美国往地狱冲。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依然鼠目寸光，盛气凌人，脱离实际。他们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说："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据报道，有人建议杜邦家族的某成员出钱举办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星期天下午3点钟人人都在打马球，没工夫听"。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

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

如果包括罗斯福等人的美国整个统治集团都坚定的这么想，那共产国际吃掉美国的概率就很高了。接下来红色浪潮就会席卷整个世界——没有美国资本的支持，德国也会被大萧条拆掉、爆发革命。美德苏联手，试问天下谁能敌？英法两个同样被大萧条搞的半死不活的老牌帝国主义？

不过，作为最新，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美国统治集团的表现证明了自己成熟而不僵化。不等别人出手，甚至不等内部的左派和穷人出手，美国统治集团自己就把1932年的统治秩序拆了一半再重组。从而缓和了矛盾，实现了统治集团的延续。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说，这就是资产阶级还有活力，还能用自我调整的方式来保证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体现——这个解释是对的。我在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里谈过美国统治集团的“修正主义”。

以下为旧文重贴，讨论随后继续。

以公共工程署、民用工程署为主导，美国成立了一系列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机构，前后向公共工程投入200多亿美元，计划雇佣1400万失业者中的500万人进行公共工程建设。实际雇佣人数随新政的实施阶段而变动，但在二战前始终保持在200万－300万之间。同时，还有主要针对青年低技术劳动力的青年劳动总署、民间资源保护队，针对农业的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机构，各自雇佣了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劳动力。在罗斯福新政时代前期，平均每年有接近400万人靠政府提供的工作糊口，总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军队。在成百亿投资的驱动下，数百万廉价劳工作出了惊人的成就，除了胡佛水坝和田纳西流域水利工程外，他们的成就还包括850座飞机场、12.5万座公共建筑、8000座公园、100万公里的公路、7.7万座桥梁和大批水库，并在美国农村普及了电力网。

与政府投资基建项目相比，直接发放赈济更不容于传统的资本主义文化。联邦政府只在特殊情况下会发放少量的赈济款，其中95％发放给退伍军人；地方政府则严重依赖于个人慈善基金来实施赈济；1916年，亚利桑那州的老年人援助法曾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判为违宪。1933年3月21日，罗斯福要求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首期要求5亿美元。

无论从过程还是效果来看，政府投资和赈济都是不可区分的政策。一方面大量工程投资被用于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比如雇人在华盛顿用气球驱赶椋鸟，或是补贴在拉什莫尔山上雕刻总统头像的雕刻师；另一方面赈济计划也倾向于积极救助政策，如组织生产自助公社、以工代赈等。在一向奉行放任主义和平衡财政的美国，这些建设项目明显改善了基础设施，提高了教育和文化水平，提升了水利和能源行业的潜力，建立了初步的环保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不过，对于1916年就拥有40万公里铁路的美国（2008年中国铁路里程不足8万公里）来说，基础设施的建设只能说是锦上添花。积极财政政策更重要的效果是安抚了贫民，创造了有效需求。

先后共有数千万贫民因赈济而得益，度过了大萧条的艰难岁月。而政府投资的工程大部分属于劳动力密集型项目，项目投资大部分转化为底层无产阶级的工资。无论是赈济款还是政府投资项目的工资都远低于萧条前的底层工人工资，但至少足以让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养家糊口。同时，低工资意味着消费倾向接近100％，200亿的投资和赈济等于向美国市场注入了同等数量的需求。在危机前的1929年，美国个人总投资额是158亿美元，1932年只有9亿美元，1937年才回升到114亿美元。在新政的最初几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赈济为美国创造了宝贵的内部需求，缓解了经济困难。

在短期需求问题得以缓解后，罗斯福政府开始修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最容易的一步是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中，由利益刺激而产生的个人积极性被视为创造财富的根本。因此社会福利制度样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开端而遭到抨击。只是眼下的社会解体问题要比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威胁更严重，参众两院都以90％以上的支持率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该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向全国的雇主和雇员征收工薪税、养老保险税等税种，然后向已经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州返还工薪税款，并由联邦政府负责发放养老保险金。在联邦政府压力下，48个州在2年内均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持续到21世纪，成为大萧条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进步。

社会保险制度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同时也需要持续地投入政府补助。因此力求平衡财政的罗斯福在社会保险制度制订的同时也实施了加税政策。与以往的税收政策不同，这一次他专门向富有阶层开刀，推出了严厉的累进税法。继前2年的温和增税之后，1935年8月，新的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的上限分别从59%、60%增至75%、70%；企业所得税原为统一的13.75%，现在依据利润是否超过5万美元而分别为12.5%、15%。1936年税法甚至进一步向企业未分配利润收税，强迫企业分红从而增加股东的个人所得税。为了保证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源，美国政府不得不对鼓励无限制追求利润的旧政策作出修正，转而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寻求更稳定的逐利方式。

1933年6月，《工业复兴法》在议会通过。罗斯福表示：“通过消除那些不仅折磨了正当的工商业、而且导致了劳工的不幸的海盗式的方式和措施，来保证工业获得合理的利润，劳工得到合理的生活工资………….. 历史也许会把这部法律作为迄今为止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一项最重要的、意义最为深远的法律记录在案” 通过这部法律，罗斯福政府直接干预了企业的经营及利益分配。在苏维埃政权沉默的压力下，工业资本主义被迫实施了诞生以来最重要的自身修正。《工业复兴法》要求主要行业组织同业公会，联合规定产量、价格、劳动时间。这虽然不能改变生产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但能够减少由于信息交流不及时而造成的部分生产过剩，避免因企业之间互相转嫁危机而加深总体危机的问题。同时，《工业复兴法》还放松了《反托拉斯》法对大企业的限制，大企业利用自己在行业卡特尔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进行扩张，美国经济权力进一步向少数企业集中。在科研和内部管理越来越重要的大工业时代，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美国经济的外部竞争力。

无论卡特尔或托拉斯合并了多少企业，内部有多少争斗。在尽量压低人力成本这一点上，垄断企业的经理们的意见完全一致。而放纵这种倾向意味着重新走向大萧条。因此《工业复兴法》的另一部分内容要求企业界接受政府管制，向不满的无产阶级让步，承认工会的合法性，承认工会拥有代表工人和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利；1918年最高法院关于最低工资标准违宪的裁决也被推翻；童工被禁止。各同业公会被赋予协调资方与工会谈判的责任，以确定各行业萧条时代的工资政策。

由国家直接出面，支持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向资方争取利益，这是苏联之外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因此企业界对此报以激烈批评和消极抵制，法案订立一个多月后，仅有纺织行业达成了劳资妥协。为迅速解决问题，罗斯福政府对劳资双方威逼利诱。对达成妥协的卡特尔，政府给予补贴或在定价权上进行让步；对于拒绝让步的资方，则威胁将坐视企业独自承受工人的暴动；如果工人试图在组织工会基础上提出更高政治要求，默认资本家的私兵可以血腥镇压。同时，罗斯福还发动了以舆论压力、群众运动为基础的“蓝鹰行动”，以个人名义向所有企业发出要约，即一份约定了最高工时、最低工资、拒绝童工的协议，在各行业达成劳资妥协前，各企业可以此协议做为劳资妥协点。罗斯福本人已经在协议上签字。如果资方愿意接受这份协议，则可以获得蓝鹰标志。政府订货将只和具有蓝鹰标志的企业谈判，并号召整个社会抵制无标志的企业。此举大获民心，几乎全部平民都加入了经济抵制运动，还以集会、示威、怠工、破坏等方式对未签约企业施压、泄愤。在2个月内，有200万雇主获取了蓝鹰标志，其中包括前总统胡佛。由于蓝鹰标志确立了公认的谈判基点，并赋予这一基点以道德标尺的地位，大部分行业都在几个月内达成了劳资妥协。但在矛盾最尖锐的煤炭行业，资方拥有强大的准军事部队，工人则已经拥有强大而团结的工会，甚至还有民兵组织。过去的几十年双方流血冲突不断，都很乐意用武力消灭对方。资本家因此担心一旦让工会合法化、拥有集体谈判的能力，煤矿将无利可图。因此继续拖延劳资妥协谈判，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煤矿罢工和血腥的镇压，**急于解决社会危机的罗斯福愤怒的指责煤矿主不识大体，破坏大局——“你们正在建立共产主义”、“你们骑的是一匹垂死的马”。**然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资方在24小时内让步。到9月18日，全部主要行业都达成了妥协协议。随后的2年内， 几百万人因此得到了工作，更多的人因此增加了工资。在此期间，美国工业增产1/4且没有使生产过剩问题进一步恶化。

《工业复兴法》和资本主义体系传统之间存在尖锐冲突，资本家和文化界都需要时间来更新思路。在这之前，一旦整体崩溃的危机得到缓和，整体性的改良方案对旧的统治集团来说就太扎眼了。

1935年5月，《工业复兴法》被判违宪，前后只存在了2年。但它依然是一部有标志了历史转折点的法律。禁止童工、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合法工会、集体合同、行业管制等重要改良在此前的历史中也经常有人提出。但得到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的统治集团立法认同，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苏维埃政权在半个地球外的胜利，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带来了福利，而且具有永久性的效果。1933年之后，阶级妥协对美国的经济秩序来说已经是必需品，因此《工业复兴法》的废止并非意味着政策的转向。一批替代性法案，如《全国劳工关系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迅速出台，主要行业的垄断化、大型企业与国家权力的结合等进程也一直被保持到二战开场。

罗斯福的新政虽然没有让美国经济恢复活力，但至少制止了持续衰退。保证了美国经济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解体。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由美国资本支持的希特勒采取了和罗斯福基本一致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投资来促进就业，规范统治秩序以减少过剩，促进大资本联合以减少内耗、增加对外竞争力。

这种事美国后来又干了一次。就是越战前后美国的民权运动。和1929年那次一样，苏联再次占了好大先手，甚至借和平演变给了美国沉重打击。但美国还是抢在苏联前面进行了半个自我和平演变，在冷战的决胜局中顶住了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苏联的全面抢攻。反过来借苏联产业升级失败，对着苏联的致命要害——体制僵化，拒绝自我和平演变，不能给自己制造出来的几亿发达工业社会人口提供足够的物质优越感和精神支柱——下手。一举赢得冷战。

具体来说。华盛顿最大的一次游行是哪次？就是马丁路德发表“我有一个梦想”，阿甘跳水抱妹子（非史实）那次。几十万底层、少数族裔、女权运动一起涌入华盛顿，战略上要权利，战术上批越战。这导致了越南战争怎么打怎么不顺。

带着荣誉勋章的阿甘在华盛顿集会前很茫然

美国怎么应对这次内部危机的？是回头去“纯洁美国精神”吗？是提出几项不可逾越、不可讨论的基本原则吗？的确有些人是这么干的。在阿甘经历的那次小石城事件之后不久，美国某些州依然施行严酷的“美国精神”原则。有些州甚至禁止黑兔与白兔在童话书中通婚。但这无助于美国打赢越战，反而导致美国街头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到了1970年，美国已经不得不派出军队占领大学校园，向学生开枪来保证越南战场的稳定了。最终美国在内（民权反战运动）外（初步工业化中国的普通武器，苏联发达工业社会的导弹，土地革命带来的动员力）交困之下放弃越南。承认冷战中输给了莫斯科一局。

从越南飞走的最后几班直升机

这样的童话书曾经要被查封

但是，美国也在一点点的改变。1964年的平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非法，安抚了黑人。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禁止避孕药的法律，女权运动取得阶段性成果。1966年，著名的米兰达法案要求警察事先告知嫌犯权利。1973年，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中支持了女性堕胎权……

这一系列的改变，对美国的改变超过了内战。到了80年代，当年那个新英格兰精英统治的美国，那个白人民兵横行，公共机构可以随意歧视公民的美国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至少在公开场合已经成为“政治不正确”的代名词。为里根时代的美国提供了冷战决胜局的政治基础。美国在东欧撒钱，和中国亲如一家，全力策反苏联的系列政策没有受到太大的政治阻力。

当然不要以为美国冷战后期就是一帆风顺。相反，由于产业空心化，也因为美国暂时拉不下脸来吃自己的附庸，所以就在苏联油尽灯枯之时，美国也在各条战线上呈现了支持不住的迹象。比如说1987年金融崩盘，美国出现1929年以来最大的股灾，股票市值一天跌去22%，经济指数跌到戈尔巴乔夫水平，里根经济神话破灭。但靠着几次上层建筑变革制造的政治回旋余地，美国还是守住了冷战的最后一局，避免了经济波谷和政治危机重合，在1991年耗死了苏联。苏联这时反而丧失了意识形态输出的能力，骨酥肉软，眼睁睁看着对手摔倒在地却没能力上去捅一刀，眼睁睁看着美国挣扎着爬起来向自己使出决胜的招数。到了2008年，也就是黑兔子和白兔子不能结婚之后的50年，美国已经选出了黑人总统，并准备推出一个当选概率极大的女性候选人。曾经被歧视的民族和性别走上世界权力的顶峰，即便资产阶级民主的批评者——比如我——也必须承认这是伟大的进步，是人类的宝贵文化成就。

反过来看苏联。50年时间加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改变了什么？上层建筑有什么根本性改变？曾经号召性别平等，开同工同酬风气之先的苏联怎么一直没有女性走进政治局？历届领导人可曾对金字塔式政党体制动过刀？全世界第一个普选国家苏联想不想让苏维埃真的管事呢……

可以说，苏联的70年生存历史，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上一直吃1917年世界大兵变的老本钱。借助这个本钱，苏联顶住了干涉军，20年代把共产国际的支部派往全世界对抗帝国主义，在大萧条期间成为世界强国，在40年代打赢了纳粹，在50-60年代和中国一起高举民主大旗，和美国争夺整个第三世界。（在朝鲜、在越南，都是中苏支持的一方主动要搞大选决定未来，美国则以“自由”为理由拒绝）。直到越南战争，苏联都受益于当年革命带来的进步力量光环，让美国仓皇撤出西贡。当年国际左翼和布尔什维克共同发动的“和平演变”即十月革命，是苏联走上超级大国之路的发动机。

中前期的苏联一直抱有和平演变世界的雄心。图为砸烂地球资本主义锁链的宣传画

但是，70年时间足够改变许多事情。当年的人民只要面包土地与和平，布尔什维克把苏联粮食产量提高到了人均700公斤（大多数转化为肉食），给居民提供了比种地更好的工作，用核武器保证了自己的和平。把三亿多人（包含东欧部分地区）拉进了发达工业化社会。这的确做的不错。但是，但3亿工业化人口既是财富也提出了新的发展诉求，如果苏联领导层不能意识到上一代人的成就就是自己的压力，不能意识到上层建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基础而主动改变。那必然会逐步丧失“和平演变”别人的能力，最后只能等着别人来“和平演变”自己。

我在65年“扩招”史 三代百姓中国梦 这篇文章里谈过工业化人口对上层建筑提出的新要求：

做为落后国家，要想迅速赶超，有限的工业产能，必然要多生产投资品，少生产消费品。中国在65年里搞三次工业革命，虽然不是原创，但中间积累的物资是省不掉的。在大多数年份，中国们用1/3甚至超过一半的工业生产能力去造投资品，剩下的一半才是消费品。所以说，工业产能的增长和消费品的增长不一定同步。本来工业产能就跟不上受教育人口的消费欲望，现在还要把那么多的生产能力用在投资上。这显然是个矛盾。

从就业的角度说。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的生产率是不一样的。工业人口操纵更多的机器，控制更强大的生产能力，生产效率是农业人口的几十倍。为了对得起这个生产率，更为了吸引最优秀、最可靠的人去控制这些机器，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需要给工业人口更多的报酬。这个规律反映在中国，就是几十年来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就是当年人人都想进城想拿非农业户口。所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想当工人当干部，吃工资，不想回去当农民。

国家显然没法立刻做到这一点。中国从一年十几万吨的钢产量发展起来。不可能立刻给每个人配上机器，不可能给每个城市都修好高速公路。所以大多数年轻人只能继续在农村挖地插秧，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进城工作。直到21世纪，中国的钢产量已经等于世界一半了，人人都可以用工业化的方式劳动，中国这才算是基本解决了年轻人要求参与工业化生产的问题。

在这之前，城乡有巨大的差距，国家在供应消费品和提供就业机会两方面都没法满足所有人。但另一方面，国家还在拼命的搞教育，向所有人传授现代化的好处，告诉他们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科技成果，告诉他们工业化社会里有丰富多彩的人生享受。教育越发达，这个矛盾就越大。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头几批过剩的学生被送到简易师范去培训，甚至不培训就直接送到小学里当老师，很快就在缺乏教育的地方制造了教育爆炸。学生毕业四五年就再去教学生，用不了几年，最偏僻的地方也普及了教育。这也是一种指数增长，而且是比工业经济本身更快的指数增长。

从全世界来看，受教育人口的指数化增长往往带来的不是高速发展，而是动荡和倒退。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足于吃饱和饿不死，向社会提出了就业和消费两大超前需求。需求得不到满足，尤其是脱离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代年轻人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闹事，会支持任何许诺做出改变的政治力量，甚至会支持单纯搞破坏的力量。这种动荡的例子非常非常多，尤其是这几年，全世界起码有20个国家提供了典型案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拉伯之春，十几个国家像传染病一样陷入内乱。

我们看这些内乱的阿拉伯国家，从大西洋一直到亚洲腹地，谁能告诉我，这些年轻人为什么目标闹？他们反对现在的政权，要造反，要上街，要内战，但他们要什么呢？要创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说不清。其实说不清就对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70年代以后，石油价格上涨，这些国家用石油收入养了许多人口，给他们上学的机会。现在这些人长大了，毕业了，国内却没有像样的工业经济可以去打工。等到油价不继续涨了，他们只能上街闹事，要消费品，要工作。但是，从哪里弄更多的钱买消费品，工作干什么能创造更多财富呢？他们也不知道，只是一味地向社会提要求。

他们的要求合理不合理？也合理也不合理。工业社会让所有人都受教育，目的本来就是为所有人提供就业和充足的商品。可以说他们的要求很合理。说不合理，是因为工业社会提供好工作和廉价商品是长期目标。短期内要满足这些目标只能减少投资，把所有资源都用来生产消费品，进口消费品，最后吃掉整个社会的未来。等到大家的要求再上一个台阶，那就完全没办法了。迎合街头这些人的全部要求，就是一个工业社会走向慢性死亡的过程。

不过呢，有些时候，慢性死亡可能也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中国有成语叫饮鸩止渴。这些国家走向动荡的驱动力实在太强大，有的时候不把家底拿出来搞福利立刻就是内战。我们设想一个模型，比如一个国家，把一半的生产能力拿来投资，换取5%的经济增长率。这需要差不多15年才能让财富翻一番。但是如果不投资了，立刻就把用来投资的外汇、资源都分掉，用来换消费品，当年就能让大家的收入翻一番。这个诱惑实在太强大了，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平民来说很难拒绝。所以，许多国家发自己承担不起的高福利，甚至借债维持高福利也是迫不得已。

苏联显然没逃过这个陷阱。由于体制自身没有革新积极性，苏联前两代人的成功反而成了第三代领导人的负担。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越快，上层建筑受到的压力就越大。如果没有正确而及时的改革，发展和停滞都会带来动荡，体制很快就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对了，世上还有一个派别叫托（洛茨基）派。从苏联建立开始，这个派别就充当了最著名的左翼反对派。他们批评苏联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和列宁的原则，认为工人民主和继续革命可以解决苏联的问题。必须承认他们对苏联“畸形工人国家（托派用语）”的批判有一定道理。但细究托派理论，可以发现他们其实是比列宁-斯大林更“保守”的左翼。托派的设计蓝图完全基于19世纪的左翼运动传统，完全无视20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结构，相信纯洁的“无产阶级思想”可以解决20世纪整个世界的问题。他们在指出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几乎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或是企图用实际上的无政府主义消灭所有问题。所以他们也不是一个积极的力量。

体制和反对派都不给力，苏联因此缺乏对自身“和平演变”的能力和决心。只能反复对1917年革命和二战形成的动员体制修修补补过日子。而实际上，自我“和平演变”是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策——通过改造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之后再反过来推进生产关系。一劳永逸建立先进制度的说法肯定不容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所以，官僚机构那套自我神化的说辞，说来说去自己也不信了。

虽然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问题（见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停滞的体制还是把苏联推上了超级大国的位置。但等到苏联完成工业化，开始普及轿车的年代，内部的压力反而把苏联逼上了绝路。在苏联的最后日子里，所有人都意识到不改不行，但没了理论自信，自然也没有道路自信，谁也不知道怎么改。体制内部找不到依据，也找不到动力，只能向外部寻求模板。所以苏联最后几年和俄罗斯的最初十年，就在对西方言听计从和对苏联辉煌时代盲目怀念之间跳来跳去，完全没有中间状态。

其实问题也不在于找一个中间状态。世界上大多数东西不像一根棍子那么简单，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简单的找一个六四开、三七开的中间态。世界上大多数事情是多维度的，不能停留在一个直线上找平衡点。武侯祠的名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就是对“和平演变”策略很清晰的概括。里面最精准的一个词就是“宽严皆误”。一旦遇到这个问题，说明你的思想已经被桎梏在既有的一维线段上了，只有坚持以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世界，时刻准备抛弃既有的思想-物质结构，才能跳出既有维度看问题。刘慈欣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他的（思想）维度。苏联从自我和平演变到和平演变别人，再到丧失和平演变别人的能力，最后自己被别人和平演变。就是一个典型的“思想降维”过程。

当然了，思想降维不是简单的思想问题，更是利益问题。某领导有云：“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美国统治集团当年能让罗斯福给自己作大手术，现在还不是被金融世家们的利益锁住了改革可能性。各国都一样，谁也别笑谁。“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共产党宣言》说了：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共产主义者一旦因为自己的利益而缩手缩脚，还有什么理由不被开除共产主义队伍，不被开除球籍呢？

《共产党宣言》还说了：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成熟的资产阶级尚且不会对旧日统治艺术的消亡掉一滴眼泪，共产主义者也不必因为苏联的必然崩溃而丧失对共产主义的信心。人类一定会主动地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脱节问题，一定要解决少数人占有财产和全体人类参与社会化生产消费的矛盾。在这个历史大势面前，罗斯福和斯大林，20世纪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都是一样的历史参照物。我们只需以医学生解剖尸体的态度去对待这些曾经“神圣”或“邪恶”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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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本回答尽量避免过多讨论中国问题

此前的文章：65年“扩招”史 三代百姓中国梦，最后的两章算是对本回答在中国内容上的部分延伸。

另一篇：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也提到了相关内容。

相关回答：

历史上有哪些影响很大的军队哗变事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之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 马前卒的回答

相信共产主义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 马前卒的回答

文章写于2011年5月，故文中的部分信息已经过时。

本文字数约25000字。

原文链接

编者按：数日前，本站在一篇转载文章的按语中严肃且明确地表明了对民族主义的立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社会主义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就必须坚决批判改良主义和以本民族利益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左派只有把自己阵营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及资产阶级分子彻底清理，才能一步步走向成熟；其过程可能会伴随诸多痛苦，但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本文作为反民族主义系列文章第二篇，对当代左派中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做了深入剖析。为了彻底揭示左派民族主义的反动内核，作者不惜用大量笔墨在文章前半部分加以大量铺叙，并从历史角度分别阐述了“落魄贵族”的历史特征，中国现当代史的几个要点，左派运动的形势及历史任务等。文章略长，但我们希望所有追求真理的同志都能认真读完全文，尤其是文章的后半部分。

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三次是CCTV的狗血连续剧——近年左派和民族主义，乌有之乡和张宏良的变化观感

作者：马前卒

少年中国原创，独家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来先引用一段《共产党宣言》关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文字。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这是163年前的文字。在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包括英国在内，全世界没有一艘铁甲舰，世界海军的主力还是一大票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相差无几的木头船。陆地上，骑兵挥着马刀冲锋还是最重要的突击方式。中国的GDP，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是世界第一。总之，那是一个遥远的不得了的时代，遥远到大部分事情都和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但是这段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描述。让我这个已经适应了21世纪的家伙格外亲切。

1848年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和工业正式结合，在欧洲的西北角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力量中心。别看农业社会的GDP还很高，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战斗力强大、增长迅速，正在不断地吞噬农业社会的人力、土地和财富。1840年，蒸汽船拖着英国的战列舰截断了大运河漕运，清朝政府投降。1855年，法国的铁甲舰轰平了俄国的要塞，俄国认栽，割地赔款。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俄国是军力最强的农业国家，这两个国家都被工业国的远征军打服了，工业社会在旧体制面前证明了自己无可争辩的霸权。

从长期来看，工业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但是从短期来看，大部分财富都被资本家拿走了，留给无产阶级的只有勉强糊口的工资。要是工人想不干——随便，被摧毁的农业社会随时提供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所以工资咋也涨不上去，更不要说政府军拿到了工厂生产的武器，镇压能力比以前强得多。巴黎本来是个三天两头筑街垒的城市，自从法国完成工业化以后，市民的街垒从来没成功地挡住过政府军。1863年林肯征兵，让富人掏钱免役，直接用军队到穷人里抓壮丁，导致贫民暴动占领纽约，结果林肯直接派巡洋舰和炮兵轰击，三下五除二就平息了暴动。工人们左边有新劳动力竞争，右边对着政府军和警察的枪炮，唯一能做的就是认命干活。

当然了，资本家要保证能不断地从农业社会里抽取劳动力，就不能让工人的货币收入低于农民。从这个角度说，工业社会的平民并不比农业社会的平民更穷。但是，工人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贫民区，放弃的不仅仅是当佃农那点收入，还有农村社会原来的组织结构。

在19世纪的时候，农业社会已经持续了好几千年，比几十岁的工业社会要成熟的多。贵族、官僚和教会在拿走农民大部分剩余财富，让农民仅能糊口的同时，知道在某些要紧的地方要施点小恩小惠，免得矛盾在最激烈的地方变成反抗。比如说，许多寺庙在占有大批地产的同时，也会赈济饥民、提供象征性地免费医药、设置义冢等等。类似的，中世纪西欧领主也要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奴提供基本衣食，允许贫苦妇孺到收割过的土地上拾麦穗、放牧。再加上稳定的社区提供的宗教、家族文化，即便农民和工人拿到同样价值的收入，一般来说感觉是要比工人好一点的。

这样的农民，等到资本家圈了地，或是农村手工业被大工业摧毁，或者仅仅是自家土地被霸占之后进城，虽然也能卖力气换个糊口，但也因此丧失了农村的基本福利和精神安慰，甚至丧失了正常持家的能力。比如说，一个青年农民，本来在农村努力耕作，在长辈和邻居的影响下，把每年的少量盈余攒下来养老，或是应付翻盖房子这种大事。到了城市里，他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还没有形成一种能让他从长计议的文化环境。所以往往是年轻时生活尚过得去，老了就听天由命。老舍的《骆驼祥子》开头就描写了这样的生活环境：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②。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这样的生活，和没有被战乱波及的农民相比，的确是要悲剧一些。而这些工人的子女，由于自幼就缺乏传统社区的生活环境和父母照应，往往自幼健康就被童工制度损害，长大后生活的恶劣情况比父辈更甚。几代人恶性循环下来，城里的工人住宅区就和原来还过得去的农业村落形成了明显差距，但工人们已经丧失了退回农村的可能，只能一代代地沉淀在这种社区里，成为知识分子们眼中的地狱。

客观的说，农业社会的农村也不是什么天堂。无子的老汉经常是一个人默默地病死；养不活的孩子经常出生就被扔到开水桶里；为了佃到一块能糊口的土地，农民经常要把妻女送到地主家里去讨地主的欢心。解放前的少林寺和尚就公开地对自己的佃户宣布：“有好媳妇的种好地，没好媳妇的种赖地，没媳妇的别种地”。但是，这些苦难是分散在广大农村的，脚上不愿意沾泥巴的贵族知识分子一般看不到。而且农村的贫富差距再大，也大不过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当时的地主，不管是几十亩还是几百亩的家产，只要土地还没有用“顷”来衡量，一般也做不到自家人四季吃细粮，小妾穿绸缎。而城市里，完全可能一边资本家新贵一掷万金，从几千里外请乐队开音乐会祝贺生日；另一边女工和童工每天工作16小时，婴儿躺在机器边的草堆上，哭的时候就用鸦片膏安抚一下。极端的奢华和相对而言极端的绝望放在一起，可以让任何不急着赚钱的知识分子为之动容。所以，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农村生活颇有一种田园诗一般的朦胧美感，可以拿来批判工业社会的苦难。

之所以知识分子批判工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不属于这个社会。工业社会的历史只有几十年，统治集团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组成帮闲队伍，所以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沿袭了农业时代统治集团的思维。而农业时代的统治集团，比如封建贵族，比如乡下的大地主，儒家官僚，本来就是工业时代要清理的对象。一部分农业时代的精英比较识时务，主动把土地为主的资产换成工业资本，但大多数还转不过这个弯来，只能一面看着自己的财产相对缩水，一面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谓的“封建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些人主张社会改良，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抱怨资产阶级不会管理国家，管来管去造就了一个对社会不满的无产阶级。早晚有一天，这些无产阶级会造反，无差别地把旧贵族和新暴发户一起挂在路灯上。

按说这些抱怨本身也不算错，但问题在于，你既然是个政治派别，就不能光抱怨不提解决方案。封建的社会主义提出的方案无非就是两种——专制和复古，把“有良心”的贵族和官僚请回来，替换那些见利忘义的暴发户。把农业社会的君臣父子、仁义道德都拿回来。历史没有给这群废物提供实践机会，所以他们的徒子徒孙到今天还喋喋不休，抱怨这个堕落了200年的世界。

类似的事情不止在欧洲出现过。在毫无封建贵族基础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也有类似的争论。北方的资本家渴求自由劳动力和原料，而南方的黑奴不仅要为奴隶主劳动，在人身自由上也依附于奴隶主。这让北方的统治集团非常不爽，宁可发动内战也要消灭这种制度。南方的奴隶主除了组织军队对抗林肯之外，在道德上也振振有词，说你们的劳工用了就可以不管，我们的劳工是属于个人的宝贵财产，绝对不会像资本家那么过度使用——用坏了都是自己的损失。人身依附也没什么啊，我们几代人都是黑奴带大的，不少奴隶还是我们自己在女奴身上下的种，奴隶和我们都有亲情的，总比你们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好。

话说这通反驳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北方的确有不少贫民区里的体力工人过的还不如南方一些黑奴。至于刚下船的新移民，还没闹明白美国的南北方有什么不同，就被绑去当了壮丁，所以才有前面所说的纽约征兵暴动事件，是911之前纽约死伤最惨重的一次骚乱。等到南北战争北方打赢了，还真有不少黑奴发现打工比原来当奴隶过的还惨，起码当奴隶不会负资产，打工却可能越干欠钱越多。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人在渲染南方奴隶制的美好，比如说《乱世佳人》的原著《飘》，就是这种思潮的文化表现。

中国的工业化要比欧美晚的多，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个稀罕物。但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要比西方强大的多，指望复古救国的人相当不少。所以这一波复古思潮中国也没落下。康有为就写过儒家和社会主义结合的《大同书》，杨度可以劝进袁世凯，玩够了帝王术之后当共产党。甚至还有人不光写文章，还下手搞了实践。比如说那个著名的梁漱溟，年轻的时候搞革命，后来在国民政府司法部当秘书。忽而一日，他大彻大悟，发觉一切的问题来自西方的冲击：“（我）悟得了什么？并不曾悟得了多少新鲜的，只是扫除了怀疑的云翳 ，突出了坦达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于一向之有所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的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他宣布，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伦理本位丧失，固有的良好传统尽遭破坏，中国人变得“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以权利为重，义务为轻。以个人为本位，社会为本位皆不成功，陷入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

他这一番思想的确说动了不少人，包括一些军阀。他最终在山东邹平开了一个乡村自治试验区，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几年下来的确有些成效，在教育卫生和经济发展上比周边地区强了一截。不过，大部分赞颂他的文章都有意地回避了一个事实，即邹平县在搞实验期间是不向上级交税的，本级政府反而要靠上级补贴运行。政府的权威来自于军阀的支持，但又幸运地远离了军阀混战。在这种优越条件下，他要是还不能让试验区的老百姓过的比中国平均水平好一些，那就太笨了。

等到解放之后，梁漱溟坚持他的观点，即乡村自治，靠农民自己把经济搞起来，即全国都要像他的邹平县。共产党则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认为只有在政府主导下优先发展工业，用化肥、电泵和水利设施改造农业才能给中国农村带来希望。在参考了历史之后，共产党政府认识到，在一个农业国搞工业，让农民和工人同收入，实际上是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加入工业建设的。所以必须适当提高工业人口的收入，才能从长远来看提高农业的实际产出。于是就有了梁漱溟和毛泽东著名的那次吵架。事后梁漱溟靠边站了，闲居到1988年。事实证明，几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几乎全部的动力都是因为工业发展推动了农业技术变革。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总之，中国也没有给这批复古派在全国充分实践的机会，没有让他们演示一下怎么把中国搞砸。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搞人文的学术混子打出“儒家社会主义”的旗号，当新东西骗研究经费。

客观上说，不管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还是中国的梁漱溟，甚至拉丁美洲一些支持人身依附制度的教士。我对他们还是抱有三分敬意的。最起码他们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作出了正确的批判。至于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很荒谬，但也大多数是出于真诚。因为他们在野蛮的资本主义与貌似温柔一点的旧秩序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他们的失败不在于理论不精妙，也不在于旧秩序不能运行。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本来可以作一个很出色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但在一个崭新的工业时代，他们所提倡的制度没法激发工业的活力，所以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成碎片。他们和投湖的王国维一样，是旧制度的殉道者，算是一场还算严肃的悲喜剧的主演。所以我说这次历史逆流还算得上正剧。

新时代需要工业。但怎么搞工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家觉得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干最合适，政府只要保证农村不发生叛乱就好，当然他们干了几十年了，也没见得有什么好效果。而共产党干部认为中国必须由政府主导来搞工业，整个50年代都在批判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感情上倾向于他们的一部分技术干部。到了60年代中期，很明显共产党的工业建设已经初步显现了成果，中国开出了足以自给的石油，在苏联援助下建起了体系完整的制造业，为工业升级服务的科研、教育也走上了正轨。但是，党的干部官僚化、特权化、权力封闭化，甚至世袭化的苗头也在出现。虽然远不能和今天相比，但的确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

对此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方案是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发动干部去整资产阶级分子，从各处机关抽调干部去整基层干部。用刘少奇的原话说，是：“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讲，还是这样讲，就是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即刘少奇认为，问题出在地主富农等坏人身上，他们还拉了一批基层干部下水，这应该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钦差的身份下去抓典型，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即组织一个庞大的工作队，下去揪基层干部的问题。

毛泽东则激烈反对刘少奇的意见，毛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也好，农村的地主富农也好，被整了这么多年，早就没啥活力了。现在的问题是掌握工业化力量的干部自上而下的堕落，变成新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早晚会在这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走向资本主义——当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喜欢的那种殖民地盛行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去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希望……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最后，中央推出的解决方案还是刘少奇的四清方案，毛泽东掏出宪法来，要求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反对。对于已经实践的四清经验，毛泽东的评论是：“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光是学文件怎么学得进去？有成绩没有？那个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到农村里去学嘛，向贫下中农去学嘛。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去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之所以在四清运动的问题上扯了这么久。我的意思是，毛泽东自己对这种以干部为主导，针对基层“坏分子”下手，兼顾整一下基层干部的运动方式极不感冒。认为党蜕变成特权集团，发展成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主要问题在党的上层。必须发动群众来整党，而不是靠党的上层来净化整个社会。毛泽东的想法对不对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不想过多论述。我只是说，不管是四清、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八荣八耻，还是唱红打黑。这些运动到底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以是否捧着毛泽东的牌位为标准，是否喊着共产主义口号也无所谓，关键是要看运动的主导方向：是群众整党？还是党的高干教谕天下？ 这个选择决定了运动的性质。

四清之后不久就是文革。完全可以把文革视为对四清以及此前十七年共产党主导工业化路线的一个清算。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搞大民主，踢开党委闹革命，再从这种大民主的动荡中重组革命的政权。试图在西方那种财团资金+私营媒体的选举游戏和苏式集权政体之外，寻找一条适合工业化社会的新路。文革到底好不好，文革到底成功了没有，这都是很大的题目，但和本文无关，暂不讨论。我这里想要说的是文革初期的一个插曲，即高干子弟造反。

文革刚一发动，官僚们本能地，也是故意地把运动继续解释为整旧社会余孽，也就是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子弟。以此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由于此时的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建设，即便没有那些出身不好的技术干部帮忙，干部也有信心控制社会甚至继续发展，所以这次他们打算整的格外狠。

文革一开始，运动从学校发起，刘少奇立刻向学校派了工作组，打算继续指导运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子女也都在学校里当钦差，带着支持者整那些出身不好，平时喜欢提意见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他干部子弟见状也立刻出头，在赤裸裸的“血统论”支持下建立红卫兵组织。 “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其他地方还有沈阳的“红后代”、武汉的“三字兵”、 西安 “红色恐怖队”等干部子弟的组织。统称老红卫兵。这些组织有父母撑腰，有运动助威，到处进行毫无意义的暴力破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杀人放火。尤其是那些旧社会统治阶级子弟，现在虽然主要以技术干部面貌出现，但也客观上挡了新官僚的提升路，在这场袭击前尤其倒霉。短短几周内，全国有数千人死于他们的暴力。薄一波等高官的儿女，当年都是其中的骨干。

除了打人杀人，这批毛孩子能做的事情不多，只有大搞形式主义，以证明自己暴力的合法性，证明自己够“红”，进而证明自己继承父辈权力的合法性。现在流传下来文革期间的荒唐事，比如烧文物，比如红绿灯倒置，借抄家之名抢古董，大多来自这个短暂的时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表面上表面自己够革命，自己和旧时代割断了联系。才能掩盖实质上的倒退。

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于是，一方面毛泽东以自己的权威，强行宣布这些老部下的子弟都是反革命，认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成员要逮捕。另一方面，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都被撤回，鼓励群众自发搞组织去整党。各地的保守派组织立刻发现自己有了真正的竞争对手——新红卫兵和造反派。许多高干子弟很识时务，在台上声泪俱下地声讨自己被打倒的父母，甚至不惜动手殴打，以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从表面上看，他们被压服了。

不过，一直到文革结束，这批由高干子弟发起，支持各地原有官僚和政府的保守派组织都没有消失，往往还因为各级干部潜在的支持拥有更强大的暴力机关。当然了，不管实质上是不是保守派，这些组织都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甚至有地方部队掩护保守派组织，喊着毛泽东的口号直接冲击毛泽东本人的情况出现。（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在广西、四川，造反派组织被地方军区公开组织的准军事化部队集体屠杀。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完全是一场高干子弟串联，老干部居中指挥的政治表态。文革后，官僚集团取得全胜，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基本稳定，这些高干子弟也得到了自己的奖赏。不管过去十年干过什么事情，都有从政从商的优越机会，最终构成了今日中国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明明是复古，偏说是进步；明明要维护特权集团，偏说是毛泽东思想。搞封建世袭，却振振有词的说“革命的孩子接革命的班”。发动自上而下的暴力活动，最后硬说是文化大革命。这和当年以改良和革命的名义，向农业时代倒退的行为颇为相似。不过，当年搞封建社会主义的精英们多少还带着为旧时代殉道的真诚，1966年满街横行的高干子弟们只是为了继承权力而撒蛮。在他们长辈的指教下，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正如泼妇在亲戚面前又哭又闹，时而寻死觅活，时而要和别人一决雌雄，时而倒地打滚，为的无非是分家时多拿几份财产。一旦财产到手，泼妇也就正常了。这次历史重演，应该算是红色贵族们一场耗资巨大的闹剧。

又过了几十年，20世纪90年代到了。92年以后的共产党终于摆脱了理想主义的束缚，堂堂正正地成为一个只为自己考虑的利益集团，打天下、坐天下，还要给子女传天下。但是，此时他们拿到的这份家产看起来却颇为不妙。

80年代的改革是狂欢，农民们不用再被公社动员起来大修水利，只要往分到手的小块土地上施加越来越普及的化肥就能增产。工人们不用再搞政治学习，子弟不用下乡，企业不技改也要给工人发奖金发福利。老官僚被打倒的一律平反，补发工资还允许子弟去官倒。唯有知识分子不高兴，科学的春天原来只持续到华主席下台。于是自由主义的精英思想逐步蔓延。

这种日子过了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终于过不下去了。国企设备老化，运行成本高昂，税负沉重，一个个倒闭，上千万的工人下岗，东北小姐开始在全国闻名。没了工业，地方政府只能向农业收税，养活扩张了数倍的官僚。正所谓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结果不断地激起民变。90年代我父亲去一个山村，亲眼见过老汉在山头放哨，监视乡政府的工作队。矛盾激化的地方，烧个乡政府那是家常便饭。

国际上，苏联没了，美国步步紧逼，到后来直接掏出导弹轰了大使馆。国内那些不得志而亲美的知识分子还大肆宣扬美国是误炸，我们要体谅。台湾趁机要独立，大家一致回头看军队——军队20年没更新装备，倒是做了20年生意，人心涣散。唯一看起来有希望的消费品出口还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台海危机大受影响。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大批的失业人口在闲逛。老年人提前退休去养老，可是医疗产业化了，看不起病单位也不再报销；青年人唯一的希望在于读书，但教育也在市场化，工农子弟根本没法获得平等的起跑线。1998年我去上海读大学，那一年上海重点大学的平均学费是3400/年，比其他地区的学校大概高上1000多块。作为这1000多块钱的结果，我同班30多人，只有一个人来自农村——他的志愿表是老师代填的。

内外交困，底层平民开始回想当年毛泽东留下的革命口号，小资产阶级开始怀念历史上的汉唐雄风——当然他们只怀念汉唐王朝的荣耀，不会想到荣耀背后的百姓负担。于是民族主义和泛左翼的共运开始联姻，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反对派。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

民族主义和泛左翼之所以能够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一个重要的原掌舵的官僚集团信了自由主义的忽悠。按说这个官僚集团过去搞共产主义，现在搞国家资本主义，本来不该听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忽悠。但是呢，官僚集团缺乏创新能力，眼看苏联倒了，美国在冷战中大获全胜。本来就容易下意识地往西方的体制上靠。再加上这些年的知识分子都是听美国之音长大的，捏着几本萨缪尔森和哈耶克的扫盲读本，给官僚们画了一个美好而光荣的自由资本主义洋天堂，官僚集团自然就信了。于是能卖的国企都被卖光，外资得到了超国民待遇，一起起民变被解释为“改革阵痛”。甚至美国的步步进逼，在大使馆被轰掉之前也被解释为先进国家的提携。全盘的市场化之下，大连市委书记微笑着对记者表态：“在人脑子里，一提起国有资产，也首先想到国有企业，并往往把国资和国企等同起来。为了发展经济，过去很多城市都是一个路子，即争项目，找贷款，办工厂，通过兴办企业，出产品，上产值，拿利润，增税收，这样政府就有钱了……应该放手让企业家去做，市长首先应集中精力把城市本身的事情做好，把市民安顿好，把软硬环境搞好，城市才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我的体会是：一靠良好的环境，二靠吸引外资。环境加外资，就能发生化合反应，城市就能增值。”

这种政府受到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抨击。那个时候网上的政治帖子，不是从底层的苦难说到政府丧权辱国，就是从军备不振扯到民生凋敝。总之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是分不开的。政府被视为买办，军队被视为溃疡，毛泽东作为反对派的最大牌位，兼顾了列宁和俾斯麦的角色，既是平民的革命领袖，也是小资们眼中能振作国势的铁血元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革被重新审视，从一个被唾骂了20年的疯狂时代重新成为值得思考甚至效仿的对象。面对振振有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听着他们声称要为美国入侵带路，为教育、医疗产业化辩护的言论。不管是左翼共运还是右翼民族主义都恨的牙根痒痒。一边怀念文革，一面暗暗的琢磨：“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自我记事以来，那是政府声望的最低点。

那时互联网刚起来，政府还没有主动控制的意识。翻翻各个bbs，那时的老帖子里找不到一个现在意义上的“五毛党”，只见到泛左翼和民族主义联盟，与激进的自由主义吵架——吵架的双方都在政府的对立面。那时几乎每个省都有地域性的左翼网站，比如上海红旗、湖南红旗之类，左翼的声势非今天可比。像铁血网这样的低级民族主义网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不过，中国的运气不错。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也是转机到来的时刻。苏联解体之前，美国人的既定国策已经从工业立国转向金融立国，这样美国就能动员大半个世界的资源来和苏联一国死磕。等到冷战胜利，美国已经陷于发债印钱的金融毒品中不可自拔，甚至整个西方都在转移产业，印钱买东西的狂欢中迷失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更何况中国信仰混乱，统治集团那么好忽悠，转移点工业过去有啥大不了的？不知不觉，按照购买力体现的实际汇率折算，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虽然这个工业国的大部分红利都被西方用金融陷阱剥削走了，但形成的生产能力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的另一个运气是拥有苏联这个老朋友。苏联在1991年挂掉，让中国减少了北方沉重的军事压力，还给中国卖了一大批白菜价的军事技术。不过，死掉的苏联最宝贵的援助是休克疗法。苏联所谓的500天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原教旨市场经济学说的指导下，变成了一场寡头官僚们的抢劫盛宴。中国的官僚倒不是不羡慕这种抢劫，毕竟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划到自己名下的才算好东西。但是，再仔细一看苏联，抢劫之后，制造业已经完全垮了，剩下的只有资源产业和军工产业。中国要是这个抢法，以中国的军工和人均资源水平来看，抢劫犯们手里剩不下什么东西，只有十亿饥饿的民众。俗话说贼不走空，抢劫犯再有作案的欲望，也不会干这种亏本买卖。再一看俄罗斯国势日衰的惨样，哪个大国的统治集团也不想过那种日子。所以，尽管官僚们迷茫无知，尽管自由派的学者鼓噪游说，中国终究没有拆散自己最核心的工业，同时保持着对西方产业转移的来者不拒。

这就催生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中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这个工业体系缺乏资本和升级的技术——西方正好在拼命地把这些东西塞给中国，不要都不行，好像唯恐中国不强大一样。如此看来，当年那句著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冷战中彻底沉溺于金融游戏这个毒品，瘾头越来越大，所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早晚会和俄罗斯一样乖，假装看不到中国潜在的实力，为了眼前的利润和廉价消费品，眼睁睁看着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中国自己也是半梦半醒，看着苏联的榜样，觉得的确不能自己拆自己的核心产业；但眼下还的确是那些外资和民企主导的加工业赚钱。犹豫不决之下，两边都得到了发展空间。这种态度更是让西方国家转移产业、开放市场玩的更放心。

所以，尽管中国自己发展思路不清，但熬过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客观上中国的经济和统治集团的自信心是已经到底了。2001年-2002年左右，中国已经触底反弹，就业、技术积累都明显开始好转，老企业那些缺医保的下岗工人该死的也死差不多了，不再给政府添麻烦。帝国主义的配合和苏联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了中国一个神奇的机会。

谷底的时候，可以说是希望最大的时候，但也可以说是最危险的时候。美国毕竟还是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家伙，觉得中国变成第一工业国可能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所以想趁这个谷底扼杀这种趋势。宁可少用点廉价消费品，也要打击一下中国。1999年大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飞机，都是美国一步步紧逼，拉架势要动手的表现。那时的中国，第一批歼11（国产su27）服役才几个月，国产神盾舰还要两年才能下水，解放军的主力装甲部队以59坦克为主，导弹核潜艇还是80年代初下水的老货色。最要命的是军队涣散了20年，还没从开妓院、走私柴油的美梦中缓过来。要是美国那时候就全面进逼的话，后果还真的很难说。至少中国会丧失接下来10年的黄金发展机遇。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另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911事件。阿拉伯恐怖分子从侧面杀出来，一家伙撞了美国的世贸大楼。其实呢，世贸大楼被撞，美国的实际损失不算大，要是考虑到上千金融蛀虫提前见上帝，美国人实际上可能还省了不少钱。但从心理角度来说，这让安定了几十年，还沉浸在冷战胜利中的美国中产阶级人人自危。曼哈顿岛上的滚滚浓烟让美国人弄错了战略方向，本来已经伸向中国的拳头拐了个弯，去中东了。美国人先打阿富汗，再打伊拉克，对着伊朗挥舞一阵拳头后发现阿富汗还没有搞定，这一折腾就花了10年时间，上万亿美元。打仗要花钱，要养兵，美国人就自然更需要从中国购买工业品，更需要中国产品来支持摇摇欲坠的美元。于是中国工业继续指数化膨胀，甚至还有了资源重新搞产业升级。美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着中东用兵，抬高原油价格。至于当年美国提携的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和中国并称“金砖四国”。原因是中国工业大跃进，让另外三个国家出口资源发了点财，其他的一切照旧。等到美国人打了10年，意识到自己的的拳头打到了空气上，真正的对手已经成长成超级大国，在反卫星，反导弹，试飞自己的四代机了。

当然，你可以不认同俺为中国经济奇迹而总结的原因，这也不影响俺接下来想说的。前面这一堆文字，就是说明一个观点，即不管因为什么原因，2002年的中国算是一个发展谷底，已经用最残酷的方式在底层甩掉了包袱，挖到了吊命的资源，之后进入了快速上行道。到了2005年，甚至连内地中小城市都从90年代的暮气中开始露出亮色。取消农业税、提高转移支付的举措则安抚了农村。只有一些后知后觉的人还在描述前一个时代的失误——他们描述的没有错，只是实际上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比如那本抨击买办的《刷盘子还是读书》，指出的问题其实已经正在解决，只是因为一些社会现象滞后于经济发展才有了些销路。

这种局面给左派和民族主义的联盟出了个大难题。本来这个联盟存在的基础就是90年代底层的苦难和国势的相对衰落。现在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在这场肮脏的比烂游戏中，胜利者居然是掌握中国政权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这个技术官僚和红色贵族的杂交体。底层的矛盾已经从最激化的时期开始缓和，国力开始相对上升。倒是一直被描绘成超级恶霸，强大无比，处心积虑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西方帝国主义，这10年却是王小二过年，越过越凄惶。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存在感，为了同时兼顾思想中的左翼倾向和民族主义，这个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拒绝接受这种现实。根本不承认中国的相对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不承认中国底层的矛盾在相对缓和，甚至连一些工业化的进步也完全指认为恶魔的工具。比如转基因。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但至少能维持这个群体的政治自信心，等待外部环境的改变。

这个时期也是官僚集团重建软力量的尝试时期。在官僚集团看来，不管是赌来的家产还是自己卖力赚来的家产，都是自己的。反正干活的不是自己，赌博赌来的，还显得自己有天命在身呢。所以自信心逐渐增强，自由派的忽悠逐渐也就听不入耳了。但客观来说，官僚集团还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该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共产主义？貌似这事儿不好说太细。议会民主？这个转弯有点大，更何况还没有准备好相应的宣传机构和政治献金方式。所以，最靠谱的精神号召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问政体，不问统治集团凭什么统治。只要这个统治集团能在国际竞争中占上风，在给小资产阶级带来越来越多的准白领岗位之余，还能给他们一个虚幻的人上人的优越感，民族主义者就会拥护政府。支持政府的每一个举措——不管是对反对派开枪还是吹嘘红色贵族固化阶层的合理性。于是，收编那个泛左翼和民族主义的反对派联盟就成了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当然了，泛左翼之所以是左翼，和其他政治派别最大的区别是强调阶级斗争。而在90年代对文革重新认识的思潮影响下，这个泛左翼带上了许多文革的色彩。文革除了头几十天的闹剧外，最重要的主线是批判官僚资产阶级，预言他们将来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这个文革预言中的官僚集团（或者说它的后代）要收编这个带着文革色彩的集团，最重要的是要克服这个貌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个成语叫：“吴越同舟”，吴国和越国人是世仇，但在一条船上，遇到风浪的时候也必须同舟共济。即最好的团结方式是寻找共同的敌人。只要能把外敌的威胁放到无穷大，那么再大的分歧也可以抹杀甚至歪曲。正好，泛左翼因为90年代的政府无能，认定西方帝国主义是重要敌人，自由主义是他们强大的代理人。要是能把这两个敌人无限制地夸大，再用资金支持和政治秀来表示善意，打着文革旗帜的泛左翼也未必不能和红色贵族站在同一战线上。

客观来说，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声势大，但无论如何谈不上对中国政治有什么主导作用。的确，官僚中有许多人还热衷于自由主义的面子，经常谈谈天赋人权和民主政治。但这不过是潜意识里对贵族寡头政体的一种不自信而已。我认识许多这样的官僚，酒桌上大谈自由主义的好处，在实践中他们都是斯大林铁血作风的崇拜者，经常因为某个新来的上级“没魄力”（比如拆迁时不肯派出武警方阵）而抱怨。从高层来看，赵紫阳固然一度大谈自由主义，但一旦自由主义的游行队伍打出横幅，反腐败、反官倒，把赵紫阳那个倒彩电的公子赵大军也列入批判行列，赵紫阳的反应绝不是“我爱儿子，更爱自由民主”，然后大义灭亲。而是悄悄谈判，让自由主义从官倒名单里拿掉赵大军，然后才出来搞政治秀。俄国的叶利钦，苏联没解体的时候和自由主义一起欢呼，跳到坦克上演讲。轮到别人对他玩议会政治的时候，叶利钦立刻叫了忠于自己的装甲部队，炮轰议会大楼。所以说，官僚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就是个玩票的水平。有苏联解体的先例在前，千万别指望他们能真诚地玩一把自由主义理想。

在政府之外，我得说自由主义还是很有市场的。一批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工业化大潮中相对失落的文史科知识分子保住了80年代的自由主义传承。但在扩招之后迅速增加的知识分子大潮中，他们的声音还是相对越来越微弱了。而且，为了解决理论神圣性的问题，他们往往要在宗教（默认为基督教）中寻找终极价值来源。这基本上判了他们的政治死刑。这样的自由主义，谁要说能在中国建立一个买办政权，我第一个不信。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中也有大量的自由主义思想。这和80年代末的时候正好相反。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职员干部喜欢谈自由民主，普通城市居民则只是简单的抱怨腐败。现在，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越来越多地转向民族主义，老百姓的抱怨却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语言。最简单的例子，我坐出租车，健谈的司机最喜欢谈的话题之一的就是中国不民主，不自由，不如西方国家。听工厂门口无聊的保安对话，往往会把社会问题归结到缺乏选举上。这可能是目前的左翼最担心的一种倾向。但实际上，普通人之所以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抱怨，并不是他们真需要自由主义，而仅仅是他们没有其他的政治语言体系来描述自己的不满。80年代以来，普通人看着官僚一天天堕落，看到基层政权口是心非地重复空洞的口号，已经本能地对贴有共产主义符号的那些政治语言体系有本能的不信任和反感。所以，80年代的老百姓看到社会丑恶现象和基层官僚的腐败，会说：“中央知道这事不？”；到了21世纪，新一代年轻人只会说：“真tmd烂透了，不民主就是这个结果！”。这种趋势，扫一眼网易、新浪的新闻评论就能看得到。

此外，虽然普通人对中国的官僚集团和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没什么好感，但很明显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这个官僚集团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切身利益影响更大。所以，他们更愿意描述一个圆圆的外国月亮，用来表达对眼前那个月牙的不满。至于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更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从帝国主义那一面来说，要说看着中国崛起而不着急，那当然是扯谈。他们绝不会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善意。但是，西方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处心积虑要和你作对的怨妇，而是一个要首先保证自己生存的利益集团。现在的英法，打个利比亚尚且筋疲力尽，造个空壳航母都得中国机械上。显然不具备搞中国的能力。日本折腾自己的老龄化和核电站自顾不暇。德国的装甲部队只剩下几个营。数来数去只剩下一个美国——万万离不开中国廉价商品的国家，仗着冷战遗产还是很威风。但刚刚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本集团就算因为美国的印钞权而出让了一部分利润，依然有能力不断扩张。过去的10年，他们已经错过了压制中国帝国主义的最佳机会，局部战争和和平演变是没法压制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倒是他们自己，在金融毒药的压力下日趋空心化。除非发动同归于尽的战争，否则西方帝国主义基本上没有什么阻挡中国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好办法。

当然，西方帝国主义相对衰落了，中国正在大步地往工业霸主的位置上迈进。这并不是说世界从此就太平无事，相反，中国这个超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本身就是问题。对世界的资源、市场、后发国家的前途，乃至中国人民的长久幸福都作出了巨大的威胁。帝国主义的崛起，从来是要对内压迫，对外扩张并行。引用一个网友的话来说：“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祖国，但只有帝国的统治者才能说我的帝国”。泛左翼如果承认共产主义是长远的目标，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觉得自己有必要为中国人民的权利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做点事，就应该正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设定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策略。但事实正好相反。

近年来左派第一个变化是仪式化。

10年前的左派，无论网上讨论还是网下聚会，大部分言论都是讨论具体问题的。至于讨论模式，倒不必太拘泥。现在有了网聊软件，聚会更方便了，我也经常参与一些左派网上聚会。内容暂且不论，我最受不了的是那种类似基督教会唱诗班的气氛。大部分聚会本身只有一个主题——赞颂毛泽东，花样翻新的赞颂，唱红歌、念诗篇、讲故事。好不容易抽点时间讨论现实问题，结果大家只需要两种表态——咒骂和赞颂，从来不需要辩证的思考，也没人去给出解决方案。我这个人死脑筋，总喜欢问具体问题，建议大家讨论一下刚刚咒骂过的那个问题到底该咋办，得到的答案往往是：“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基督教有个话叫“因信称义”，即你要当“义人”，充分和必要条件都是信上帝。信了你就不用考虑别的细节了，唱赞美诗就行。现在的左派也喜欢这样。

必须承认，仪式化的东西好操作。中国古代总强调“以德治国”，实际下来都是“以礼治国”。就是因为“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必须搞一套既能让人有参与感，实际上又足够简单的东西来保证一个底线规则。但是呢，现在是21世纪，你谈政治，谈的是这个复杂的现实社会，总唱赞美诗算什么政治讨论？毛泽东的路线或许不错，但是具体操作方式呢？政治如果永远停留在原则性讨论，不涉及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政治讨论永远是空头政治，不可能。空头政治当然也有好处，比如说很容易就让参与者获得激情的刺激，也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毫无威胁。如果那些自称的共产主义者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我也只好说，随便吧，采取什么样的娱乐方式是他们的自由。但不要告诉别人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个变化是民族主义化。

当然，90年代末的时候，民族主义和左翼运动几乎完全不可区分。但现在的左翼运动，除了挂一个马列毛主义的壳，把文革和阶级二字习惯性地放在文章标题里之外，实质内容几乎全都是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最明显的例子，目前的左翼运动如果要攻击一个人，首先挂上的称号是“汉奸”，而不是“阶级敌人”。而左翼活动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声讨这些汉奸，以及背后的帝国主义老板。只要你骂汉奸——骂一个你都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人当然很容易，也没有心理负担——你就算是参与革命活动了。

一般来说，这个汉奸、买办主要指那些私营老板和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再加上一些“潜伏”在政府内部的“资产阶级官僚”。除去这些人，剩下的就都是伟大的群众、可敬的领导核心。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集团，即不打算当西方代理人的那些官僚，那些占有最多的中国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的集团，就这样被悄悄地划为了同志，至少也是同盟。

在许多左翼网站和左翼活动中，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宣扬中国人相对外国人优越性的文章，即否认中国人和外国人是一种生物，拥有同样的权利。再进一步，宣扬汉民族主义的文章也能堂而皇之地在左翼内部得到一致叫好。这样一群人宣称自己在“推进共产主义”，实在很难让人理解极端民族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第三个变化是最重要的：去理论化。

左翼阵营从来是一个理论争吵不断的地方。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左翼一般来说会宣布自己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要把建设一个新社会作为大目标。既然要建设新社会，一切方案在没有落实之前，充分的讨论、辩论和争论都是必要的。天底下没有不需要修正的方案。但是，现在的左翼主流中，这种争论正在渐渐减少。因为大家渐渐的不去谈如何建设新社会了，剩下的只有怀旧与一致的攻击——对自由派。甚至有人开始怀疑马克思列宁理论的正确性——这其实是个好现象，不唯权威只唯真理，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理由非常不可理喻——马克思和列宁是外国人，所以理论的可靠性不如本土的领袖。毛泽东的神性光环可以结束一切争论，同时也把一个政治运动变成一个安抚人的宗教。

去理论化不仅仅限于基本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观点。在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泛左翼的的思路也是一团糟。比如说现在左派阵营中最风行的“反转”，即对转基因的批判，大部分人根本不去讨论技术问题，直接声讨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我曾经认真地向几位左派同志请教，问他们到底转基因的害处如何详细论证。他们不是为我认真解答，而是立刻翻脸：“你问这是什么意思？你处于什么目的问这个问题？”。也有几位同志要热情一些，会让我去读某某人的书，但当我问他自己读没读过，关键点在何处，是否对书里的数据有自己归纳的的时候，人家还是拂袖而去，到别的QQ群里说刚刚碰到一个居心叵测的家伙。

总之，现在的左翼运动认为立场比事实和逻辑更重要。反转基因可以煽动反美的狂热性，在国内又没有真正树敌，所以只要指出转基因的技术来自美国，就足以证明这东西的邪恶性。因为方舟子支持转基因，所以方舟子就成了敌人。而方舟子的敌人就是盟友——肖传国也值得为之辩护。话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盟友。主动捉头猪来当同盟，这种事还真少见。

当然了，去理论化背后颇有深意。左翼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要求社会改革，矛头直指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所以任何深入的理论探讨，哪怕仅仅是对“共产主义”字面意思的探讨，也可能把运动的方向指向当政的官僚集团。所以，理论必须简化再简化，简化到像一根棍子那样，只有两头。足够简单的逻辑，可以把肖传国和一些中医骗子拉到自己一边，同样也可以把美国（西方）之外的社会集团描绘成同一个阵营。所以说，逻辑简单倒不一定意味着没有聪明人，或许有人聪明过头了。

第四个变化是体制化，完全可以说这其实是前三个变化的目的，同时也是原因。

迄今为止，左翼天生站在批判社会的一面。因为少数人占据社会大部分稀缺资源，少数人统治社会是几千年来的社会通例。左翼自称站在人民一边，自称要为大多数人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自然有必要批判已有的一切社会制度。尤其是当前最主流的剥削制度。现在，全世界的工业国都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按说左翼的批判矛头应该及时修正才是。但实际上，中国左翼现在还是集中火力批判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那些“买办+代理人”。同时，在现政权越来越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同时，左翼却开始逐渐对现政权产生认同，声称这是一个能带领共产主义者反对内外敌人（重点是“外”，内部的敌人都被解释为外部的代理），走向共产主义的先进集团。这不仅仅是认识不清的问题，完全是一种倒退。

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随着文革被重新审视，以及苏联解体提供的教训，本来左翼内部已经逐渐对国家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认识，对中国官僚集团的行事方式和阶级地位有了明确的界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左翼越活越回去了，开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国进民退”而欢呼，说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当年的左翼已经认识到现在的中共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今天却越来越多地看见左翼给这个统治集团写血书、诚心诚意地进谏。要求“党内健康力量”，带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全国7000万党员，如果真有百分之一的“健康力量”，全国2000多个县区，每个县区也应该分到几百。我不知道那些逐渐转向拥护体制的左派到底见过几个党员兼共产主义者，以至于对这个党如此有信心。反正我是没见过。但无论如何，对现有执政集团的全面批判已经开始在左翼内部边缘化，甚至被指责为“偏执”、“妄想”。不过，要是连这一点偏执都没有，左翼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公平的说，现在的主流左翼，并不是对整个官僚集团一味赞美的。对于党内一部分缺乏红色贵族背景的技术官僚，他们敢于大胆地影射、讽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罪名则毫无例外地是：“买办”“汉奸”“走狗”。同时忘不了对另一派官僚集团的称颂。尤其是对“红二代”执政的赞美，用肉麻来形容已经有点不够了。这种夸一派骂一派的做法，本质上是政治投机。即认定中国的统治集团将越来越民族主义化、贵族化，希望使用西方化政治外壳的官僚将日趋衰微。因此，提前选择赢面大的一方下注会有较大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政治投机本身连“投机”都算不上，完全就是当局宣传部门的一个外包项目。到此，官僚集团应该很满意，因为90年代在城市中下层人口中很有影响力的泛左翼阵营，大部分已经成为了政权的维稳工具。最近，重庆公布了36首红歌的名单，第一首是《走向复兴》。号称要鼓舞共产主义理想的歌曲中，没有《国际歌》。这正是今天主流左翼的写照。

我上面说的这些事情，熟悉这个圈子的人可能会说我造谣，不熟悉这个圈子的人觉得我说的太空泛。好在有一个网站为我这些叙述提供了足够的注解——乌有之乡。这个网站是十年来会员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左翼网站。另外，这个网站没有附带的bbs，所有文章都必须通过编辑审核后才能上传，因此倾向性特别明显，可以直接认为这里的文章反映了乌有之乡的政治态度。下面我分类列了几篇文章的网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直接看看

1 关于左翼运动仪式化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1101/206873.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12/203720.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3/218474.html

2 民族主义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884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7644.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30841.html

3 去理论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5/23105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102/214886.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3/222210.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4/22548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4/224612.html

4 体制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5/23131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647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809/5079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1103/224444.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4/14679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7/16931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12/202730.html

更多的文章，读者可以自己到相关的网站搜索。如果读者有心的话，还可以搜索一下过去几年的文章风格和现在的文章风格，看看变化趋势也很有趣。比如说，看看过去的五六年，谈阶级的文字，占同期文章的比例有什么变化，谈民族主义的又增加了多少。针对红二代的文章多了多少，对国际共运和国内工运的报导数量有什么增减，和红歌会的消息哪个多？近十年来泛左翼和乌有之乡的变化，在这些对比上有明确的体现。看了之后，不由得让人感慨现代社会的节奏真快，短短几年时间一个以理想主义为号召的群体就能发生如此之大的蜕变。

这个群体的变化，不仅我感受到了，那些“正牌”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从一开始就不谈什么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也感受到了。我的朋友里就颇有不少这样的人，眼里从来只有中华民族（汉族）帝国的伟大与光荣，从来不在乎这个帝国是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只要能让中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照搬美国制度也好，纳粹也罢，都无所谓。在政治光谱上，这显然是极右派。前几年，这批人谈起乌有之乡的时候，满嘴都是不屑，说那里都是一群喜欢造谣的疯子。但在那些民族主义者朋友看来，乌有之乡这几年是越来越“进步”了。评价从“满是疯话”变成了“脑袋开始清楚起来”。其实，客观来说，不论是前几年还是现在，乌有之乡的确都有喜欢耸人听闻的毛病，对文章的可靠度审查不严。但是呢，这个毛病最近几年是愈演愈烈的。前几年最多是传点花边新闻，近几年就干脆赤裸裸的使用谣言。这样一个网站之所以被极右翼认为“疯话”少了，少的显然不是真正的不靠谱文章，而是少了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理想这些“疯”话。

在乌有之乡常开讲座的，还有杨帆这一类纯粹的技术流民族主义，他们和我的那几个民族主义朋友差不多，也是只说国家不说阶级，只说民族主义不提共产主义的。前几年，他们常在乌有之乡演讲，被冠以“左派”的名头。对于这个名头，这个群体不约而同地表示了拒绝，杨帆曾经公开表态：“我不是左派”。原因是当时的泛左翼和请他们开讲座的乌有之乡还经常谈阶级斗争，谈革命。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决不能挂上这个名头。

最近几年，我再次听到“我不是左派！”这句话。不过发言者不再是那些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些坚持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权保持距离的人。他们觉得“左派”这个词在中国变了味道，从共产主义者的代名词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文化打手，所以宁愿把这个头衔留给民族主义者。

说到近年的乌有之乡，绕不过一个人——张宏良。我在左翼圈子里朋友很多，不过，2005年之前网上从未听说有这样一个人。他据说是中央民院的一位教授兼研究所主任，不过这个身份并不重要，他在最近五六年之所以名声大噪，完全是因为一系列网文和演讲，其中至少有一半依托于乌有之乡这个平台发出。他很善于在演讲时调动听众气氛，善用惊人的数据，但缺点是激情压倒逻辑。听他的演讲几个小时，往往出门时忘了他都说过什么。上网翻翻他的文章，长短凑到一起几百篇，文风浮夸，形容词比一般文章要多一个数量级。抛开这些修饰的东西，他的观点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总结如下：

1 转基因是美国的基因武器，中国人即将失去生育能力

“美国孟山都等种子公司为了让农民年年购买转基因种子，向种子里面转入了绝育基因，世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发现，这种含有绝育基因的粮食，用做饲料会造成动物的断子绝孙…………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民族劫难，将成天谴。30多年来，中国对科学与民主亵渎得太过严重，所有罪恶都打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号泛滥于世，甚至把数百万妇女逼良为娼，都歌颂为是科学与民主的文明进步。所以，上苍便借助科学和民主这两把利剑来惩罚中国，让科学家和民主派联手把转基因主粮强加于中国人头上，让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把眼睛盯在中国人身上，等待和观察中国人做出何种反应以后，再决定被称为生物学世纪的21世纪人类的发展方向。”

2 中国现在濒临亡国。

“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又像20世纪初那样肩负起了民族救亡任务。20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最终完成，我们依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现在21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仍然只能依靠毛泽东思想。”

3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其他的都可以放一放

“当前中国人民的阶级利益融于民族利益之中，首先是民族利益，其次才是阶级利益，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只有保住民族利益，才能谈得上阶级利益和人民利益。所以现在重要的任务是重建中国的爱国统一战线，把进步力量都调动起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逻辑链倒很完整，即美国对中国有阴谋，中国要亡国，所以我们必须放下内部矛盾，团结起来对付美国。

团结到谁的周围呢？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共产党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重庆的民生政策正在全部展开，建设“五大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战略已经进入实施阶段，重庆把全市最好的地段拿出来建设廉租房，开始着手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等老百姓背负的“新三座大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庆还在下一盘事关国家经济安全，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未来大棋。重庆趁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将外资企业大规模引进重庆，仅惠普一家就带给重庆8千万台电脑的生产能力，美元将会如潮水般涌入重庆；为了避免外汇占款导致通货膨胀，避免用资源和商品换取美元废纸的财富流失，薄熙来指示每年至少要花掉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八十的外汇怎么花，花在哪里？重庆把目光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餐桌上，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健康上，盯在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上，盯在了避免转基因主粮的危害上。由于种植转基因主粮是国务院的决定，重庆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改变，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到国外去买地，到国外去种植非转基因农作物，到国外去生产非转基因食用油，然后再返销国内，因为外国不需要执行国务院政策。在此，薄熙来让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岳飞、邓世昌等诸般爱国将领的悲壮，更加理解了重庆人民为什么那么爱戴他们的薄书记。

在此，我们也想到了乌有之乡。从2009年底国务院农业部决定全国种植转基因主粮开始，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为捍卫13亿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乌有之乡就以十分微弱的单薄之力，与当今最强大的美国生物资本和国内沉船派共同组成的转基因主粮大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抗争。当时除了新华社《瞭望》周刊之外，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媒体，几乎全都站在了美国生物资本一边，那些著名的基因专家在利益推动下，更是齐刷刷地站到了美国生物资本的立场上，双方在沉船派统一指挥下，把转基因主粮美化到了极端，同时也把转基因主粮的反对者妖魔化到了极端。在如此强大力量面前进行殊死抗争的乌有之乡，甚至比大战风车的唐?吉可德还要更加悲壮，那些年轻人只有一个信念：宁可网站被关，也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转基因主粮危害的真相！正是乌有之乡坚持不懈的殊死抗争，才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到了转基因主粮。可以说，目前薄熙来对转基因食品的战略布局，应该说是对乌有之乡杜鹃啼血般呼吁的最好回报。

只是一个重庆太小了，根本阻挡不了转基因主粮覆盖全国的汹涌大潮，况且重庆也没有阻挡，只是希望通过在国外买地种植非转基因食品的方法，来减少转基因主粮危害的人群，是一种能救多少算多少的无奈之举。重庆在转基因主粮问题上的被动突围，证明了单独一个省市地区难以单独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如同当初马克思认为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建成社会主义一样。重庆难以单独复兴社会主义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同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所言：“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政治上的驾驭权在谁手里？在普世价值派手里，在沉船派手里；如何夺回这个政治驾驭权？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重庆的唱红打黑、改善民生就是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党群一体化的第一步，人民群众唱红，共产党打黑；群众唱红从心里唱，共产党打黑往死里打，于是重庆人民才会齐声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又和人民群众融为了一体。

即按照他和乌有之乡的号召，向重庆的薄书记致敬。这就是张宏良的答案。

张宏良是推崇毛泽东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泛左翼里获得了广泛认同。同时期也有秋石客等自称左翼的知识分子，同样推崇红二代的红色新政，但风头都被张宏良盖过去了。但是，张宏良到底对对毛泽东了解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段发言：

“所以，我的大会发言题目就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只要想回头，就完全能够回头！”“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吐故纳新的新生能力，而国民党则没有这种能力，苏联东欧共产党也没有这种能力。这就是重庆模式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高度关注和激烈交锋的主要原因。”

这段话和前面毛泽东评四清的话放在一起看。张宏良和他推崇的重庆模式到底离毛泽东有多远，也就不言自明了。

张宏良还喜谈文革。按他的说法，文革是中国历史的伟大创举。这也为他获取左翼的认同大大加分。不过说到张宏良和文革，我倒有一段故事要说来听听。

2007年的时候，在龙的天空这个网站，有人发帖讨论文革问题。有人说到张春桥在文革结束后的审判中一言不发，我饶有兴味地回了个贴，说如果张春桥当时知道审判的确在向全国直播，估计还是会说几句的。于是我就动手在回帖里写了个“张春桥演讲”，内容如下：

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我早就想好了有这么一天。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然后呢？然后那个帖子讨论了几个回复就结束了，我忘了这事。

过了两年，我忽然在张宏良的博客里发现了这段话，他老人家还郑重其事地给我随手写的这段文字加了一个按语：

“最初看到张春桥这个讲话感到十分疑惑，因为30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始终一言未发，不过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的确很像张春桥的讲话。张春桥讲话的历史基点和凝练风格是很难模仿的。或许有人会说，邓小平的讲话更加简练。对！邓小平讲话是简练，张春桥讲话是凝练，简练的讲话容易模仿，凝练的讲话很难模仿。从这个讲话题目和内容看，张春桥事先已经预料到了政敌的胜利和自己的悲剧结局，他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见风转舵，及时投靠对方，而是坐等灭亡的最后降临。在此张春桥的“弱智”和邓小平的“睿智”形成了强烈反差。附件中是邓小平分别给毛主席和华国锋的两封信，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导致了邓小平1975年复出，并且不是一般复出，而是党政军大权在握；给华国锋的那封信不仅导致了邓小平再次复出，而且最终还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特别是邓小平给华国锋的那封信，如同致幻剂般让华国锋迅速迷失了自我，洋洋自得地对陈永贵等人说：“我给了邓小平第二次政治生命，邓小平肯定会感激我一辈子”。张春桥一直被指责为是老谋深算的“军师”，既然是老谋深算的军师，就不可能不懂得诸如“屋檐低头”“蝼蚁贪生”这类连低等动物都知道的活命哲学，导致张春桥明知是地狱而仍然前行的，其实是所有历史变革者都难以克服的手段和目的之间二律背反的内在悖论。正是这个历史悖论推动耶稣走上了十字架，推动释迦牟尼苦苦冥想于菩提树下，推动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推动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有人感觉政治话语太复杂，不好理解，就看一下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吧，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学者还是市民，那些竞争的胜出者凭借的是什么？是更有道德更有才能？还是更加阴险更加卑鄙？懂得了日常生活中这个现象，也就懂得了历史变革者总是悲剧命运的深刻道理。下面是张春桥的讲话和邓小平的信”

然后，由于张宏良先生的广泛影响，我的这段无心伪作就在网上传开了。不止一个人推荐我去读这段“张春桥讲话”。我自己辟谣也毫无用处。现在用这段话的第一句当关键词一搜，还是无数的人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文件。我想，不管张宏良先生是故意弄错还是无意弄错，这个例子都可以用来说明张宏良对文革、对历史的看法，说明他的学术水平和可信度。目前的左翼主流群体由张宏良这样的人当旗手，一方面打着毛泽东和文革的旗号，一方面为红二代贵族的统治论证合法性，主动地为毛泽东文革要打倒的那个官僚集团的的长治久安而鼓吹。这种怪异的现象如果搁到10年之前，怕是最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家也想象不出来。

当然，历史从来比小说要出人意料。因为小说的作者要让读者觉得情节有合理性，就不能太放纵自己的想象力。历史没有编剧，反而无所顾忌，可以把各种貌似毫无逻辑关系的政治符号在现实中捏到一起。前面说过的封建社会主义和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造反的闹剧，都是在最保守的政治逆流上贴了最激进，最时髦的政治标签，这种矛盾的结合体居然也风行一时。可见历史总能给我们惊喜。

马克思曾说，历史经常重演，只不过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就是闹剧。第三次呢？马克思没说，看来马克思的想象力也有限，没料到已经被证明是闹剧的东西还会被人重演一次。最近这几年，中国泛左翼的转变明显地超越了马克思的想象力。在反思文革、寻求新社会主义的标签底下，是红色贵族的合法性论证，是抹杀阶级斗争的和谐颂歌，是极右翼民族主义呼唤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宣言。当年文革时为官僚资产阶级而战的“红二代”，在文革后的复辟中步步高升，现在居然再一次被贴上了共产主义领路人的标签，被左翼视为文革精神的传承。这算什么剧？

当年的封建社会主义和乡村建设运动，这是正剧。传统知识分子对工业社会缺乏了解，所以只能用复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笑，但不乏严肃和真诚。

1966年，高干子弟以革命的名义捍卫特权，提出“血统论”，这是闹剧。缺乏真诚和严肃，唯有狂热的仪式、野蛮的手段和瞬间变脸的无耻。

不管是正剧还是闹剧，演员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封建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在为农业社会送葬，“血统论”的捍卫者要为自己和家族夺权。今天的“左翼”在做什么呢？一群被统治阶级的成员，一群下层小资和底层的劳动者，在几个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鼓动下，以革命的名义为红色贵族欢呼。这如果是一部戏剧的话，台词显然和角色的身份极端不符。在正常的舞台上找不到这种荒诞剧，一定要找的话，只有今天CCTV上的神奇电视剧能与之一比：

CCTV的古装剧里，奴隶和主子同呼吸共命运，为了主子的一笑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

CCTV的感情剧里，丫鬟小厮们来来往往，拿自己的一生来给才子佳人做陪衬，临死还要说活的值；

CCTV的现代剧里，领导们满口是人民和正义，就算偶尔遇到阻力也必然有更大的领导来解围。

CCTV的史诗剧里，革命者穿着笔挺的军装，在鲜花美女簇拥下潇洒地开枪，意气昂扬地演讲，然后革命就胜利了。红一代和红二代获得了合法性，这个合法性里没有人民的喜怒哀乐。

这些奇妙的电视剧拼命宣扬激情和热血，我却觉得这种热血说来就来，廉价到不像人的血，倒像狗血。在刚刚过去的10年，泛左翼充满矛盾的转变，在历史中已是同一个情节演到第三场，在任何剧院拿不出手，唯有到CCTV和狗血剧为伍，或许还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后记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开始习惯说自由主义的名词。这在民族主义看来是一种威胁，我却觉得这是社会进步的机遇。随着教育和媒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不满足于简单的政治牢骚，已经在“后革命时代”重新意识到谈论政治、推动政治变革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解决大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案，这本是大时代的先声。面对这种机遇，左翼主流不是积极应对，向人民普及正确的政治思考方式，反而回头抱住红色贵族的大腿，为最保守、最反动的权力世袭制度奔走鼓吹。用一句很古老的话：“自绝于人民”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这年头是个“后革命时代”，共产主义者早就不时髦了，中国谈共产主义的也不止我一个。但是，谈共产主义，必然要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至少要知道贵族集团、官僚专政和共产主义绝不相容。很多人看着共产主义是个笑话，我不怕被人笑，但我们搞共产主义，绝不能被共产主义的敌人利用了还笑我们傻逼。这是我个人划定的一条底线。

2011年5月

原本想说的是斯里兰卡，不知为何打成了东巴基斯坦。

已改。

美国要想收买中国的商业精英，难度要远远低于收买中国的军政人员。

美国在中国已经精密布局了几十年，几年前捅出的习近平私生子褚阳事件，说明美国的情报能力在中国无孔不入，渗透到中共最核心阶层，这只是冰山一角。

前段时间看路德社节目，说中央电视台采购的播放器材，国内生产不了，还得向美国采购，有可能已经被美国渗透，将来有一天也许中国人民能在中央电视台看到“打倒共产党”的反共节目。

川普上台后，同中国摊牌，通过贸易战打垮中国经济，可能是由于美国已经掌握了阻止核战争的科技能力，才敢放心地执行灭共计划。这一点习近平想不到，共产党想不到，中国的那帮商业大佬们也同样想不到。

当初美国对中兴公司禁运芯片，震撼了多少中国人，连腾讯老总马化腾都出来发表意见：“这一棒算是把我们打醒了。”还闹出了董明珠要砸一百亿元研制芯片这种笑话。

这说明中国的商业大佬们也不懂宏观经济和美国的战略，也被共产党超英赶美的口号忽悠了，不然就不会有百度、腾讯之流紧跟共产党为其效命的丑态了。

现在既然美国已经对中国摊牌，美国在外网上铺天盖地地发动宣传战，一定要结束中国共产党政权，比普通人要精明得多的商界人士当然会知道，他们选边站的时候到了。

以前，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充当了共产党洗脑中国人民的帮凶，这在枪杆子下也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但是，既然美国已经决定消灭中共，他们应该很快就会醒悟过来，知道共产党的不堪一击和美国的强大，从而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找一个好的出口。

美国可以和中国的互联网大佬们进行利益交换，如果他们反共的话，将来共产党灭亡后，可以保住它们的一部分利益。百度、腾讯这类有过拥共前科的互联网巨头，为了将来他们的生存，一定不敢不从。

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应该知道和美国对抗以及支持像纳粹般共产党的下场。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功赎罪，配合美国的消灭共产党政策。

我认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很早就和李彦宏、马化腾之类的中国互联网大佬们接触过了，而且已经成功地策反了他们。只等万事俱备，揭竿而起。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等中国的经济跌入了谷底，大量民众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六四重现。中国的互联网一夜变天，微信、百度、各个门户网站突然铺天盖地的出现“打倒共产党” “打倒习近平”的口号标语信息，中共各个维稳机构一瞬间瘫痪，共产党在一瞬间灭亡。

上面只是我的一点肤浅想法，欢迎高人补充。

11

不用看大清。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都不是红色家族出身。都是自己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

说实话现在还不如大清，大清科举当上大官的实实在在有不少例子，现在靠高考上来进入权力中枢的根本不存在，更像是九品中正制

作者：码头青年

一个自媒体博主在街头随机拦住路人，问他们是否相信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受访的人中，年轻人基本都认同高考可以改变命运，而上了点年纪的则多持相反观点。

皮糙肉厚的老家伙们行走江湖多年，知道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刚出或未出校门的年轻人因为还没被社会吊打，所以满眼光芒。

高考当然可以改变命运，几十年来，无数人的命运因此改变。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高考越来越难以改变命运。

刚看过一张截图，印象很深。北漂骑手钱灏奋斗20年，供养儿子钱坤大学毕业，但工作难找，最后父子二人成了同事，一起做骑手送外卖。

截图上配有这样的文字——好日子都是奋斗出的，奋斗可以致富。

钱灏这个名字，大概率是七零后。这代人，是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一代人。只要上过大学的，混的基本都比父辈强。不是这代人比现在的年轻人强，而是他们赶上了无数年不遇的好时机。1999年扩招之后，上大学才没那么难，整个90年代，大学生还可以算是“天之骄子”。

50岁左右还在当骑手的钱灏，应该没读过大学。他儿子应该出生在大学扩招前后，没读过大学的钱灏攒着劲儿要把儿子培养成大学生，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做法。无数中国家庭也都在走这条路，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标准金线。

本世纪前十几年，上大学找工作，不是件赔本的事。2001年底，中国入世，正式进入世界分工体系，开启了狂飙的步伐。之后十几年，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并进行了千年未有的大规模城镇化建设，这些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因为有需求，上大学掌握知识和技能才是划算的事。今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外部世界的需求转移到东南亚、印度、墨西哥了，所以无数年轻人中年人，只好卷在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这种给本国人民提供服务的行业。

时也，命也。

钱灏钱坤们，如果投胎投得好，可能就不是“两代快递人”，而会是“三代烟草人”、“三代电力人”……

去年，河南媒体宣传河南濮阳一家三代都是烟草人的感人事迹。但是新闻出来之后，却翻了车，网友们说，你们吃肉可以，但能不能不要在肉汤都喝不到的人面前吧唧嘴？

烟草公司是干啥的，谁不知道？烟草公司收入多高，又有谁不知道？一家三代人在高收入行业，这实在和情怀无关。

另外，电三代、铁三代、油三代的宣传也屡见不鲜。烟草、电力、铁路、石油，这些高垄断高收入的行业，别人想进去进不去，而你们的子弟一代一代都能进去，这真是奇了怪了。

有些国企如此，有些地方也是如此。

2010年，《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北京大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2008年，冯军旗在中部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深入调研后，他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家族网络中，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更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

这种现象是孤立的，还是普遍存在的？十几年过去后，这种现象是受到遏制还是逐渐扩大？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值得认真思考。门阀阶层一旦形成，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将不再可能，寒门上升通道也会被堵死，也没有人会再相信奋斗改变人生、读书改变命运。

父母为子女铺路，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好的社会，有一系列制度来限制阶层固化。

中国古代，尤其隋唐以来，农家子弟可借科举考试实现阶层跃升。“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原来是人下人，科举成功之后就能成为人上人。人生刺激，莫过于此。

改开之后，高考也起到了类似古代科举考试的作用，它用“分数论”打破了之前的“成分论”。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最后能不能上大学，凭分数说话。个人的前途命运，不再取决于父母和家庭背景。恢复高考，恢复公平，给无数穷苦人家带来了莫大希望，也让全社会迸发出强大活力。

这种对高考的相信甚至迷信，其惯性一直延续到钱灏这一代。但是，很可能到此为止了，因为到他儿子这一代，也许就是最后一代了。

这两天高考，之后很快也要填志愿了。选学校专业之前，应该认清一些现实，就是时代变了，我们填自愿的逻辑也应该随之变化。

简单说几句。如果你是普通人家孩子，也实在没有天赋异禀，专业可选一些实用技能型的，学校则要选大城市的大学。以前是为了生活，以后是为了生存，生活可以很美好，但是生存一定很骨感。白领服务类岗位会越来越少，而为衣食住行提供基本服务的技能还是刚需。谁能未雨绸缪，谁就可能在未来占得先机。以后资源会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能在大城市上学，你的见识、人脉和机会都可能超过无数同龄人。

不过，不管如何努力，以后的大学生，大概率在职业成就上不会超过他们的父母，这不是悲观，而是来源于时代走向越发笃定的残酷事实。农民的孩子，即便读了大学，很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能保持父辈的阶层，不发生阶层降级，那就很值得庆幸了。

即便是上流阶层的孩子，很多人同样也很焦虑。只不过他们焦虑的点，跟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太一样。和领导手牵手逛街被拍的中石油董小姐朋友圈的这段话，就能让人反复回味。